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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新疆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沿，龟兹是佛教最盛的地区之一（即今库车、拜城、新和、沙雅一带），西承印度、犍陀罗佛教的絮脉，东启新疆以东内地佛教的发展，是北传佛教的重要纽带和阶梯。拜城县的克孜尔石窟则是龟兹古国现存规模最大、时代最早的石窟寺。

下一个历史阶段，中国的发展能否再上一个台阶，怎样面对和解决日本问题，是一个重要的考验。

近年来有一种观点提出，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没有担任负总责这个职务，因而否认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种观点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分析这个历史问题的关键在于看问题的角度和方法，究竟是从形式上看问题，还是从实质上看问题。据目前披露的大量史料，在当时党内高层是有不少领导同志推荐和拥护毛泽东来接替博古担任最高领导职务的，但毛泽东从维护党的团结这个大局出发，主张由张闻天先干一个时期比较合适。毛泽东虽然不是名义上的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人，但他实际上在遵义会议后形成的中央领导集体中起到了领导核心的作用。

"争夺下一代"的隐喻贯穿全剧。这场对下一代的争夺战，并不像传统戏剧《灰阑记》中的争夺战那样以大团圆而告终，也不像贝尔托特·布莱希特的《高加索灰阑记》版本的争夺战那样凭借明智的法官让善恶有报。

感谢黑夜让我们相遇，梦境和现实让人分不清身在何处。我们的谈话，不知什么时候也会戛然而止。

本文是对"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与文化转型：多种思潮的互动与对话"学术研讨会的立体文本--包括提交论文、会场发言与场外相关文本，而并不局限于参会的书面论文--的评述。作者以以评带述的方式，通过对会议主题·基调、思潮互动、乡土社会·城市空间·殖民现代性、历史视野与关系思维、我的言说立场五个部分的讨论，试图以一个区别于一般单维静态的会议综述的创造性文本以在新的综合的基础上传达会议的有效信息。作者有意选择媒体研究者的言说立场，希望能对新闻传播学界有所启发。

作者认为，要探索中国宪政的道路必须关心更大的理论问题，包括思考历史是否终结，普适价值如何中国化以及中国应当如何学习西方的历史经验等，从而走出中国自己的宪政道路。

1. 分断下的断不了六、七０年代的台湾，有几部好莱坞片子以「违反善良风俗」之类的理由被当局禁了，其中有一部叫做《午夜牛郎》（Midnight Cowboy）。电影说的是一个从美国南方乡下跑到纽约来闯荡的牛仔，遭受重重打击的故事。这个乡巴佬青年在经历了对大都会天际线的短暂的目眩神迷之后，就开始遭遇大都会的异己与野蛮，一再受到挫辱。穷困潦倒之际，做了「牛郎」，但挫败更为巨大。最后，这个「午夜牛郎」搀扶着一个贫病之交，坐着大巴士逃离冰冷的都市，结伴南行寻求阳光.....。由强?渥特所饰演的「午夜牛郎」，乐观、憨直、强韧，但也有血泪交淌的男儿伤心处。尤其让我印象深刻的一幕，是当他在进行那被生活所迫的、经常令他屈辱的、没有一丝感情含量的「性工作」时，他故乡情人的那深情低唤着他名字的缠绵情爱景象，就会倏然地、幽忽地从他记忆深处浮跳出来。这大概是午夜牛郎最催折心肝的时刻罢。这里有一个今与昔、假与真、异己与亲密、都会与家乡、死与生的鸿沟分断。强迫性回忆里的那贲张生命与亲密的性，不但无法安慰牛郎，反而是冷酷地向主人公提示他今日的真实：疏离与死亡。对「午夜牛郎」而言，今日，虽生犹死。读发表于1979年，但实际上「约为1967年之作」的〈累累〉，让我想起电影《午夜牛郎》里异乡人的死生爱欲，特别是小说里说到，当看起来轻佻寡情、嗜说荤腥的钱通讯官，在独白般地忆及那参商不见生死未卜的二表姊与当时年少的他的一段情欲纠缠时：「......那时伊只是说，大弟，大弟！但却一恁我死死地抱着......」（3：71）把这个二表姊的「故事」当作钱某的众多猥谈之一听耍的其它军官，起先「尚有人猥琐地笑起来，但后来都沉默了」。这是因为听者立即察觉到这个「善于猥谈」的钱，在说着这一段话的时候，「眉宇之际浮现着一种很是辽远的疼苦」（3：71）。〈累累〉描写的是1960年代初的某一个上午，在某一个僻静的小军营里，三个行伍出身的低阶青年军官的芜杂的生活片段，以及其中所展现的浮躁悸动，与交织今昔的伤痛忆往。我们知道，1960年代初陈映真入伍服役，在部队里，他首度接触到众多原先出身农民的外省低阶官士兵。他同情甚至共感他们在对日抗战，紧接而来的内战，以及之后的两岸长期分断中，被这个大时代所播弄的转蓬人生；他们的家破人亡、生离死别、流离无告、举目无亲的巨大伤痛。青年陈映真鼻酸地凝视着在这些如草离了土、枝离了树般的荒凉的肉体，以及挂在这个身躯上的枯槁扭曲甚至变态的，但却完全可以理解值得同情的，道德与精神状态。2. 活在死上头这三个军官「都是走出了三十若干年的行伍军官」（3：67）。这么算来，当初他们被国民党军队拿枪抵着，蒙、拐、坑、骗给拉夫入伍，加入国共内战之时，也不过是十六七岁的农村小伙子。鲁排长蓦然想起了那一年在上海的一张募兵招贴，上面说：「......结训后一律中尉任用。」如果真的是那样，如果十数年前结训时自己便是个中尉，到现在早已掮上星星了。（3：69）懵懵懂懂地来到台湾，却还不知从此与家乡亲人阴阳两断；明明是此世的亲人爱侣，一下子变成了永诀的前世。将「互相扎根的」（3：72）生命与生命，硬是斩断的后果，是一种永远难以从一种宛如隔世的恍惚与不真实感中康复的慢性痛苦。鲁排长总是「又想起了他的妻」──那个年长于他四五岁，对还是少年的新婚的他，有着如姊如母如妻的深情眷顾，对他的少年的决堤的需索有着「古风的从顺中的仓惶和痛苦的表情」（3：72）的女子。新婚不到一个月，他就「因战火和少年的不更事」离开了故乡。到今天，鲁排长虽然连「那个女子」的名字都记不得了，但漂泊半生，这个苦苦记不起来名字的女子，却成了唯一爱过他的女性，那么仓惶而痛苦地爱过他。从来再也没有一只女人的手曾那么悲楚而驯顺地探进他的寂寞的男子的心了。（3：72）虽然已是步入青春的尾巴，但无论如何还是有着年轻紧实的躯体的小军官们，一直是处在一种恍惚的、逆光的、不安的生命状态中。在一种逆光的不真实感中，他们的身体渴求着异性，但对异性的渴求又哪里只是性欲而已，后头其实更是一种对抚慰的渴求。性欲的命令与回忆的驱使更相作主，让「鲁排长总是拂不去那种荒芜的心悸的感觉」（3：69）。陈映真想要捕捉的是两岸分断下，底层外省官士兵「活着」的真实状态。他们的言语总是往下流，流到猥谈亵语；他们没有志向，没有未来，甚至没有什么主义领袖责任荣誉之类。这些体面的正经话语还是留给那一心往上攀的人──好比「胖子连长」──好好使罢。「胖子连长」想必拿着一种做派，不愿加入他们的猥谈，更不可能和他们结伙嫖妓，只因他有前程──「为升上一个梅花的事，奔跑了将近半年」。因为有这个「前程」寄托，胖子连长和他们不是一类人，他能靠这个体制的游戏（逢迎、运作、关系、竞争、升迁）压抑并转化性欲的躁动，以及回忆的浮起。陈映真应该无意歧视胖人，但「胖子」的确传达了一种安定滑腻之感。发福的连长应已届中年，对于体制已经有了因年资、权力与利益而来的认同感。发福的身体意味了对生命的、性的悸动，以及对分离的创伤感受，已趋平静和缓，甚至麻木。那个曾经不安定的起伏，已经随着日益安定的生活与可期待的未来，而拉成了一条平滑的直线。这种肉体与心灵的如脂如韦，和那正在一种性的节日欢愉心情中揽镜剃须的钱通讯官的「壮年的男体」──「每一线轮廓每一块肉板都发散着某一种力量。他们都一样地强壮，一样地像刚刚充过电的蓄电池那样的不安定」(3:67-68)，形成一种意味深长的对照。他们活得像「虫豸」，没事打个百分牌戏，赌注则是次日关饷同去嫖妓的花费。没错，他们在这种与故乡、与亲人切断，在异乡中一吋吋衰老，却没有前途、没有意义的人生中，唯一能抓住的就是短暂的性的刺激，让他们忘却生命的荒芜，并聊胜于无地感觉到他们竟还被接受、被需要──虽然不辨真假，让他们知道他们还「活着」。他们唯有把自己降低到一种生物性的存在，才能把生命活下去。他们甚至有些怔怔然地陶醉在野狗交配的大自然欢愉中。在一种逆光的、超现实的「一幕生之喜剧」中，「听得见一种生命和情热的声音，使得人、兽、阳光和草木都凑合为一了」（3：69）。这样一种动物性的「活着」，也是难得的罢，因为还是活着，毕竟又有什么比活着还重要呢？鲁排长在部队澡堂中尖锐地感受到这样的一种「活着」的况味：忽然间，鲁排长对于满澡堂裸露的男体感到一种不可思议的稀奇。他从来没有注意到这种毫无顾忌的裸露的意义。不论是年轻的充员兵，年壮的甚至于近乎衰老的老兵，不论是硕大的北方人或者嶙嶙的瘦子，都活生生地蠕动着，甚至因为在澡室里都显出孩提戏水时那样的单纯的欢悦。这种欢悦是令人酸鼻的，然而也令人赞美，因为他们都活着，我也活着，鲁排长想。而对于这些人，活着的证据，莫大于他们那累累然的男性的象征、感觉和存在。（3：74-75）这其实和陈映真在小说创作中经常似有似无地显现的一种「女性可畏，男性可怜」的信念有关。男性对是否活着向来是焦虑的，而用以证明的也常是性，那可笑复可悯的「累累」。但隐藏在这个荒诞的、没有意义可追寻的「生之喜剧」之后，却是一种深层的、拂之不去的悲哀，因为他们欲成为草木畜类而不可得，因为他们，幸或不幸，有记忆。他们老是不由自主地陷入回忆，忆起相处不到一个月的多情愁苦的新婚妻子，忆起慌乱哀怜任他求爱的二表姊，忆起扶着幼童的他站上木櫈远眺「一线淡青色的，不安定的起伏」的山脉的那个着「暗花棉袄的初初发育的身影」的姊姊（3：66）。幸，是因为，如此他们的「活着」就不仅仅如草木野狗般了，他们记得他们曾爱过也被爱过。不幸，而且是深刻的不幸，是因为这些永远地只是记忆罢了。他们和这一切，都如树叶离了树、花草离了土般地永别了。他们的生命只是一种在无尽的黑上头的「漂浮」、「漂流」、「浮沈」（3：73）；前头是黑的，后头也是黑的，黑得像黑夜中的台湾海峡一般。他们在一片寂灭上活着，活在死上头。这种完全缺乏真实感的「活着」，是很多很多底层外省官士兵的一种真实人生状态。但我想也是所有底层的、流离的男性──不分省籍──的共同经验罢。这些飘零如转蓬的底层官士兵，于是常常白日颠倒，神游故里或是亲亲如晤。杂揉今昔的结果就是老会产生一种似曾相识的恍惚感。好比，这天一大早，鲁排长就觉得，而且是许多日以来都如此觉得，兵营的操场还有清晨的雾霭，「竟很像那已然极其朦胧了的北中国的故乡」(3:65)。到了日头近中时，鲁排长「注视着那散落着兵士的草地，很稀奇地又复觉得它何以能给他一种熟悉的感觉」(3:73)。这个前世今生之间的草蛇灰线，终于在几个军官于午睡时分坐上吉普车，出营寻欢的路上，得到了印契。鲁排长记起了「一个空旷的野地」，那是在「兵乱的大浊流中」，在一个仍然带着春寒，但阳光已然美丽的暮春时节中，在山区跋涉数日之后，所蓦然惊遇的「一小片圆圆的旷地」，其上死尸横陈。这并不稀奇──在那个年代。稀奇的是，这些死尸都裸露着。更稀奇的是：那些腐朽的死尸，那些累累然的男性的标志，却都依旧很愤立着。（3：75）这当然不是「事实」，死尸的那个不会勃起，或愤立。这仅仅只能说是鲁排长不辨今昔、觉梦不分的「回忆」。但是，与其说是回忆，还不如说是一种因巨大创痛而生的超现实幻想。但问题是，鲁排长为什么会如此「破解」了那萦绕于他的对营区操场风景的似曾相识感？为何那个「愤立着」的「累累然的男性」的超现实空间场景，让他觉得找到了他的似曾相识感的对应符契？六０年代初台湾的国民党军营的风景，和愤立着阳具的腐尸能有何关连，让鲁排长「正确地想起了和兵营的操场相关的风景」（3：75）？我的回答是：如果说，这些底层外省官士兵在这个岛屿上、在这个政权下的「活着」，是活在死上头、活在一片寂灭上头，那么要直指这个巨大悲剧以及提问「孰令致之」的文学书写，又有什么方式比创造出一群死尸，尸身上插着一根根愤怒的阳具的意象，来得更惊耸地「合理」呢？这不是那六０年代初千千万万青壮年的离乡无告的底层外省官士兵的真实生存状态的超现实写照吗？除了阳具的愤立，他们的人生几乎已经全倒下来了。当然也不是不可以这么说，那个「愤立」是指向国民党──「我日你祖宗八代」。但那个愤立，更是一种对于异性慰藉的执拗的、可怜见的需索。吉普车上，暮春的风拂着面的鲁排长，于是把自己从这个荒山死尸的浮想抽离开来，拉回到对于故乡的山、「小姊姊的山」的回忆，回到那个留在故乡的女人的回忆。这么想着，他突然寂寞起来，把烟丢到车外，「满满地感觉到需要被安慰的情绪」。于是他有些开心起来：「活着总是好的」（3：76）。于是他们一行人在一种节日的漂浮中、在一种性的兴奋中、在「秽下的笑声中」，驶向他们短暂欢乐的目的地。3. 关于娼妓或性产业鲁排长等三名军官嫖妓去了。「恶心的男人！」──某些都会中产卫道者在看完这篇小说之后，也许会皱着眉头丢下这么一句话。「男人」，当然；「恶心」？也许罢──如果我们只看到他们的青壮身影、听到他们的秽下言语、看到他们的嫖妓行止，就把他们想当然尔地视为有钱有权有闲的男性嫖客。而掷石者谴责之余，也许还会「为他们」提出一个出路：尔等应成立家庭，以解决性或感情之需。这个建议，虽然真诚地符合他们自己的阶级立场，但听者当不免顿生「何不食肉糜？」之感。此外，卫道者从左翼「拿来」的商品拜物教批判，其实也是建立在一个被抽空历史的主体的前提上。「性交易」，对这些流离的底层外省官士兵而言，远远不是用「将性商品化」、「不尊重女性」，或是「男性的淫乱」这些便宜的指责，就可以定性的。这些底层民众在永远地失去所爱与慰藉的世界里，也只有飞蛾般地奔赴这令人鼻酸的，短暂、虚空的慰藉。理解了他们的背景，我们就会知道他们对「性」的需求，不是「出自纯粹邪淫的需要」（1：75）──如陈映真在早期的另一篇小说〈死者〉所检讨的，而是铭刻着大时代的印记的。他们作为内战/冷战双重结构下的落叶转蓬，对女体的需求，骨子里是一种对自己还活着的证实，对慰藉的渴望；「娼妓」是在一个没有人真正需要他们、爱他们的世界中的一双暂时的温暖臂膀。诚然，这种慰藉有其片刻性与交易性，但这又哪待乎不需要这种证实与慰藉的卫道者来提醒呢？或许人们更应该追问与理解的是，这种悲剧的情色是建立在一种什么样的悲剧的主体上？而这个主体又是镶嵌在一个什么样的大历史中？但陈映真也并没有因此而歌颂性产业，因为在小说的结尾，在兴奋的路上的军官们之间，有一个「关于近来的雏妓们的年龄越来越小的事」的笑话在讲着，而且笑声很是秽下（3：76）。这个突兀的交代，表现了陈映真对于性产业的两难，一方面他绝不会如中产卫道者那般的伪善冷酷，但另一方面他也无法敞开地歌颂性产业，因为对他而言，性工作原则上预设了一个不义的阶级社会。陈映真在小说〈上班族的一日〉里，藉由某学者对电影《单车失窃记》的评论，认为该电影精准地展现出一个道理：「穷人为了生存，就必须相互偷窃」（3：198）。因此，他大概也会认为，绝大多数的性工作者是在一种苦难的人压迫苦难的人的世界中工作。娼妓的苦难不被理解，就像是这些嫖客军官的苦难不被理解一般，反而被后者拿来衬垫他们的苦难。我想起陈映真的另一篇小说〈凄惨的无言的嘴〉里的那被一刀刀捅死，每一个伤口都是一张嘴的雏妓尸身。对这个如电影《午夜牛郎》般的「午日牛郎」的飘零主体，我们有理解的道德义务。对于那被分断的故乡的亲密女性的爱与性的那无法分断的身体回忆，以及现实上对一种替代慰藉的渺茫的追寻的历史悲剧，我们不应只是站在一个简单的道德高点上俯瞰，更遑论鄙视，反而是要在一个更大的结构与更长的历史中思考：孰令致之。4. 抵抗「遗忘的历史」〈累累〉之后二十年，像鲁排长、钱通讯官这般的底层外省官士兵虽然鬓毛已衰，但仍乡音未改地在台湾各个角落的底层活着，孤独地拾荒孤独地门房孤独地烟酒，被富裕的、寡情的台湾社会谑称「老芋仔」。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港台之间的航班还经常看到他们的寂寞的身影、怔忡的面容，以及和整个文明机场格格不入的装扮行囊；再注意看，他们劳动者的手臂上，有着极粗劣的外科手术所留下的一团红黑新肉，硬是剜磨掉臂上「杀朱拔毛」之类的刺青。再三十年后的今日，他们已经凋零殆尽，就算是在石牌荣总也难得听到他们粗粗咧咧大声嚷嚷的异客乡音了。那是真正的绝响。他们行将被本来就什么也不想记得的台湾社会更为彻底地遗忘。或许，还是有人会记得他们的罢。有人会怨恨地记得他们是「国民党的死忠」、「国民党的投票部队」。有人会童騃地记得他们是「宝岛某村」的「伯伯」（音「悲悲」）们。有人会考古地记得那个轰动一时的李师科案的主角就是一个老芋仔。当然，也有高级文化人会记得他们是「失败者」，而如此记得的女士先生，则是要挺起胸膛表彰自己是失败者的「光荣的后代」──因为1949年被共党击溃的大逃亡一代在台湾所建立的政权，在后来的历史中被证明是更合乎「现代化」的文明准则，以及更继承着优秀的中国传统；论者状似怡然「让历史说话」，但其实是呕着气地、刺猬般地护卫着自己的认同。但这些「记得」其实都是建立在一个巨大扭曲或偏见上。人们常常拿都会的、家业有成的外省中高级军官的体面形象，遮盖住外省低阶官士兵的佝偻身影，只因为他们都是1949年左右来台的「外省人」；这里有一个明显的阶级盲与城乡盲。在这种社会的与历史的盲目下，人们常把国民党当个大盖子把外省低阶官士兵和上等外省人一并扣住，好像「他们」是一体的，都是「共犯结构」的部分。而这样做，恰恰是让李师科与李焕比翼，让王迎先与王升齐飞。把殉葬者当成体制的一部份，这，不荒唐吗？这里有一个「阶级」的分疏：有进入到这个党国体制从而与党国利害荣辱紧紧地绑在一起的国民党中上层外省军公教，以及那些从来被党国欺骗绑架、为历史遗忘、为机场的绅士淑女礼貌地视而不见的「老芋仔」。四十余年后，我们读〈累累〉，应该可以得到这么一种理解：这个「愤立」的「累累」，是青年陈映真对底层外省官士兵的生命状态的最深切的同情，以及对国民党政权最严厉的控诉、谴责与抗议。这篇小说不是孤例。在1966-67年之际，陈映真写了包括了〈最后的夏日〉、〈唐倩的喜剧〉、〈第一件差事〉、〈六月里的玫瑰花〉、〈永恒的大地〉、〈某一个日午〉以及〈累累〉等多篇小说。根据作者自称，这些小说脱落了过去的「感伤主义和悲观主义色彩」，「增添了嘲弄、讽刺和批判的颜色」。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小说中，有三篇当时没有发表，而是入狱之后由友人代发的，它们是〈永恒的大地〉、〈某一个日午〉与〈累累〉。我认为，这三篇小说有一共同特点：都指向国民党，对它作了不得不形式隐晦但内容异常严厉的批判。〈永恒的大地〉指出了国民党统治阶级的虚妄、胆怯与买办特质；〈某一个日午〉指出国民党完全抛弃了它五四时期曾有的理想，为青年所唾弃是理所当然；而〈累累〉则是继〈将军族〉之后，讨论了一两百万之众的底层外省官士兵的离散生涯，并直接指向现役军人。直到上个世纪末，已经步入老境的陈映真，对于这些底层外省官士兵的身世，仍然是揪着心地关心着。小说〈归乡〉就写了一个卖早点的老兵老朱对着台籍国民党老兵杨斌说着当年的痛：「......民国四十五年以后，我们才知道『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全是骗人的，」老朱说，「就那年，天天夜里蒙着被头哭。许多人，一下子白了头。」[......]「那年以后，逢年过节，我们老兵就想家，部队里加菜，劝酒，老兵哭，骂娘......」老朱说，「有些人因骂娘、发牢骚，抓去坐政治牢。一坐就是七年十年。」(6:45-6)这个当年的痛当然还是今天的痛──假如能痛的身体还在的话，因为这个痛并没有被真正地面对过，遑论好好处理过。老兵的痛无处可告，他们没有「二二八」，也没有「白色恐怖」，这些名义来称谓他们的痛。有一阵子，正义的学者纷纷地谈「转型正义」，但没有人曾经一念飘过脑际，想到这些老兵也是任何「转型正义」的思考也必须面对的。我们文明的、可敬的「台湾人」、「中华民国人」，不分蓝绿，在「老芋仔」还年轻时，对他们的苦痛无从理解，在部队里随人叫他们「米虫」，在他们老时，则管他们「老芋仔」。不少学者研究他们或拍他们的纪录片，目的只是要解释他们何以这么难以被「融合」、何以如此反台独，于是就方便地指出他们有「大中国情结」，或是他们有蒋介石「图腾崇拜」，或峰回路转地证明他们「见山又是山」的最终认同还是「台湾」，等等......。只有极少数人，如陈映真，从兵燓的、丧乱的大时代中，看到这些无告之民的踉跄之影与离乱之悲，并为这些荒芜的生命一掬同情之泪。陈映真为已经永远逝去的那个六０年代的底层外省官士兵的青春，做了一个伟大的补白。没有陈映真这篇小说，作为苦难中国现当代史一章的这些人，他们的青春、他们的梦呓、他们的失落、他们的荒纵，与他们的空无，将永远从这个人世间消失。这是一篇救赎性写作，所救赎的是被历来的文人或史家的历史书写中的遗忘。能不说，「还好，有陈映真，为这些人留下一个侧影，为不久之前的当代历史留下一个见证」吗？当然，也许会有严肃的学者问：这个以小说为形式的救赎性写作，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我有资格回答的话，我只能这么说，陈映真至少是如鲁迅一样「路见不平，挥了两拳」吧！其次，它至少让我们看到1949年来台，作为历史的殉葬者的底层外省官士兵，的一个精神面貌吧！再其次，它至少也让我们知道那个「光荣的失败」也并不见得那么光荣罢！

陈寅恪给答案时，胡适已在台湾逝世三年。依胡适的聪明，当时即应知道陈寅恪要考生对的答案就是他，但无论如何都不方便自行「对号入座」。唯考生当时对出「胡适之」的却大有其人，后来在学界皆属名家。例如曾任北大数学系主任的段学复、北大中文系教授周祖谟、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张政烺等

在任何现代政治场域中，过度关注、强调、放大人民的抽象形象都是不明智的，只有具体的人民才是正当性的真正源泉。本文据此着力于共和国六十多年来对人民的想象、界定与分类，勾勒了不同时期并存的三个人民形象，指出必须发现具体的人民，满足绝大多数人民的需要，才能实现良性的政治互动、良好的治理状态。人民必得发现，必须发现人民，理想政治大厦才能有坚实的支点。

所谓东亚秩序, 指的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东亚国际问题所适用的, 或维持国际关系的某种特定范式。如果回顾一下影响东亚国际关系的特定范式的演变轨迹, 就会发现东亚国际关系是伴随着中国、日本、美国等中心国家的交替变化而不断被重新规定的。所以, 本文拟通过考察中华帝国、日本帝国及美利坚帝国所主导的东亚秩序的形成、膨胀与消亡的过程, 来分析各时期东亚秩序的历史特点。

中央美院首届油画研修班(1982-1984)部分同学公开信称2010年6月，以7280 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拍出名为《人体蒋碧薇女士》之画非"徐悲鸿油画”

阎学通，王缉思，衣俊卿，黄宗智，张旭东，郑永年，傅高义，季塔连科，房宁，胡鞍钢

*張鈞凱：對台灣而言的中國道路The Chinese Path for Taiwan by Chun-Kai CHANG 一、中國之於台灣：從「內部的他者」到「外部的他者」 台灣對於中國的認知相當程度上取決於島內政治權力的更迭而有所流動，以2014年發生的「太陽花」運動而言，它並非偶發、孤立的事件，往前追溯2008年的「野草莓」與2012年的「反旺中／反媒體壟斷」等事件都是在類似的結構與脈絡之下產生的。2008年國民黨馬英九執政後改行兩岸和解與和平發展政策，卻激起幾次以「中國」（及被認為是其在台代理人的中國國民黨）為主要抗爭對象的群眾運動；與此同時，台灣社會科學界的中青世代學者則致力於在傳統的中國大陸與兩岸關係研究之外開拓「中國效應」與「中國因素」研究。 無論稱之為「效應」或是「因素」，中國被視之為晚近伴隨政治力量而自外部移植進來、過去未曾在台灣內部發揮過的新作用力。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吳介民（2012）進一步強調「中國因素」對台灣的作用，他「具體地」指稱兩岸之間存在著「跨海峽政商聯盟」，正在挑戰、侵蝕著台灣這個「民主國家」及其公民社會的「普世價值」基礎，勾勒出一幅台灣以「自由開放的民主」對抗中國的「官富民弱而兵強專制」的圖景。[1] 「中國效應」或是「中國因素」指稱的內涵具有一定的對抗性、侵略性與負面性，台灣與中國成為相互對立的絕對主體，在知識上切斷台灣與中國之間歷史與思想的連續性、關聯性，中國之於台灣成為「外在的他者」。中國不斷「他者化」的過程，在戰後台灣有其一定的線索可循，並不因執政者的顏色、立場或「民主化」與否而有所差異。 在切斷台灣與中國歷史思想連續性的過程中，國民黨被形塑為「外來政權」，而社會中與中國有關元素則被解讀為黨國威權遺緒，例如吳介民（2012）就認為「國民黨在台灣長期執行過『內部殖民』或『類殖民』的文化政策，並稱之為「中國民族主義的霸權論述」（或「大中華霸權」）（頁123），同時將「中華民族」理解為具有高度外來性、排他性、壓迫性且是國共共有的「強權者的權力工具」（頁60）。但是這樣的論述往往忽略了在國共內戰、東西冷戰「雙戰結構」的本質性制約之下，國民黨所建構出來中華民族主義論述與史觀所存在的虛假性、偏頗性與片面性，同時更隱沒了國民黨反共．中華民族主義與其後台獨、獨台（以及新興「台派」）論述之間的連貫性。誠如趙剛（2014b）所言： 那民族主義的、提倡「復興中華文化」的蔣介石政權，恰恰是今天台獨反中勢力的不知情奠基者。因為在零和反共的前提下，在不敢反省國民黨何以失去大陸民心的前提下，在不敢面對五四以來複雜萬端的近現代史的前提下，那個中華文化的故事也說不全整，左支右絀，遁古走空......在國民黨有意推行的正面，它失敗了，但在它所反對的負面，它成功了：國民黨的仇匪恨匪的教育，只要稍加轉換，就能夠變成仇中恐中（頁271）。 若看不到國民黨民族主義及其史觀的本質性缺陷，而將台灣社會面對的內外矛盾全部凝結、歸咎到國民黨身上，那麼無疑只是空想出一具稻草人來，並且時不時對它揮以重拳。 在「反共─國安」體制之下，戰後島內看待中國的視角同樣帶有高度政治取向。以1949年之後台灣學界的中國大陸研究為例，2000年之前大致可以區分為「匪情研究」、「中共研究」與「中國大陸研究」等三個階段，[2]一方面對「敵情」（「共匪」）研究、加強「反共」宣傳，另一方面則是為政府或政黨的大陸／中國政策背書。海峽彼端的「非國民黨中國」始終做為外在於台灣的存在，也可以說在國民黨「法統」的認知下，共產黨治下的中國只能做為「內在的他者」。 受到西方學界「中國研究」（China studies）的影響，台灣學者開始將西方的「中國研究」移植進島內，大量借助西方學界（尤其是以美國為主）的問題意識、研究方法、途徑、主題與文獻，不只是失去台灣的視角，同時更是戴著西方的眼鏡來看待中國，依附於西方學術主體之下。[3]與此相應的，則是當局在兩岸政策上改推「兩國論」，憲法意義上的「大陸地區」轉變為另一個國家，中國之於台灣遂從「內部的他者」走向「外部的他者」，影響了台灣社會對於中國的認知與視角。[4]當然台灣學界還是存在著批判性的中國研究，反思、反省西方中心主義，注重歐美以外地區的知識脈絡與問題意識，但是類似的作法仍然是站在中國的外面來看中國，將中國（或「中國學」）視為一種方法、媒介，以「曲線」的方式來認識中國。 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之後，台灣雖然回歸到憲政意義的「中國」範圍之內，但由於台灣隨即捲入內戰與冷戰之中的特殊性，戰後台灣看待中國的角度始終處於不斷「他者化」的過程，將自己直接或間接地置於中國的脈絡之外，此過程往深處發展就是自覺地主動切割與中國之間的歷史連續性，逐漸消磨自發於內屬於知識與哲學層面的「中國」意涵。[5]在「沒有中國的中國」視野下的現代化道路，台灣將中國不斷「他者化」，到最後只能做為歷史終結論的一個註腳。 二、兩岸分殊的現代化道路 戰後台灣將中國不斷「他者化」的過程，與1949年兩岸因內戰分治而走上兩條不同的現代化道路有關。台灣所迴避（或言無法理解）的中國社會主義革命，起源於19世紀以來西方強權挾著船堅砲利的入侵，面臨文明與種族的雙重危機，按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強世功（2007）的說法，中國人開啟了從孫中山到毛澤東追求「國家要獨立，人民要解放」的內部革命；包括五四運動同時標舉的「啟蒙」與「救亡」，也是由於中國人體認到「國家獨立是個人自由的保證，個人自由是國家獨立的動力」（頁367）。 台灣問題的發軔與近代中國歷史息息相關，先有列強對中國的入侵而有台灣的被迫割讓，台灣被編入殖民地經濟服務於殖民母國的資本主義發展，與鴉片戰爭之後的中國大陸「同時淪為歐美帝國主義國家的次殖民地，整個社會生產被迫與資本主義世界市場體系掛勾，轉而服務於帝國主義國家的資本積累（特別是表現在鴉片貿易上）」（陳福裕　2001）。殖民地下台灣人民受到經濟剝削、政治壓迫與民族差別待遇，從而開啟了內部的人民反帝運動，追求民族與階級的雙重解放，這一條路線在台灣光復之後仍未中斷。在歷史的視野之下，「台灣問題的存留，因此，可以說民族屈辱的烙印，尚有一處殘留下來」（林書揚　2012：166），生命跨越日據與光復的台灣人民左翼運動前輩林書揚（2011b）進一步分析：「大陸和台灣社會雖然具有一定範圍內的差異性格，但在強勢的資本主義主宰的世界裡，是同樣的政治的、經濟的，甚至是文化的重災區。這一點客觀地規定了兩岸社會共同以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做為社會發展的最高原理」（頁77）。就此意義而言，思索台灣問題更不可能脫離中國的脈絡。 但是台灣與中國大陸互相內化於其中的歷史相關性與連續性，在台灣光復初期則遭逢了嚴重的內部危機。首先是台灣光復之後，台灣社會至今從未清理與批判日本殖民，過去日本為了戰爭動員並發展母國資本主義工業化而榨取台灣的殖民主義，卻被顛倒轉化為台灣「現代化」的起源（許介鱗　2007：71-78）。這種「日本殖民有功論／肯定論／讚美論」站在文明對比的高度，將中國（包括當年來台的國民黨軍隊、官員，以及隨國民黨來台的大陸人民）定位為「外來」、「野蠻」、「落後」、「不文明」，而日本殖民統治則相對成為「文明」、「進步」與「現代性」的象徵。「日本殖民現代性」被趙剛（2014b）稱為「文明主義的神話源頭」，「一向是台獨／民進黨的一個核心意識型態武器」（頁269-270）。簡言之，「日本殖民現代性」至今仍是台灣分離主義的理論環節，是台灣將中國「外部化」過程中不可或缺的論述想像。 1949年內戰失利的國民黨敗逃台灣，兩岸分治；隔（1950）年韓戰爆發，美國第七艦隊以「協防」之名「進駐」台灣海峽。此後，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進入「雙戰結構」的格局，同時受到內戰因素與美國外力介入的制約，存在於兩岸之間的連續性面臨另一次重大的危機。特別是在歷史、思想與意識形態立場上產生至關重要的挫折，台灣按著美國以其面貌所規制出的現代化道路闊步向前。 兩個「冷戰」交會出1950年以後台灣的基本面貌，一個是東西兩大陣營的「冷戰」，另一個則是國共內戰從大規模的「熱戰」轉為無聲無煙硝味的「冷戰」，並且延續至今。兩岸之間的內戰格局到今天尚未終結，一方面說明兩岸無論在政治軍事上，或是在思想意識形態上仍在互相競逐，另一方面則更加說明台灣問題不可能自外於中國脈絡（張鈞凱　2014：30-34）。 美國主導的西方「自由陣營」在1950年代以「反共」之名開啟了對於各地區內部人民的大規模陣壓，而扮演美國扈從者角色的國民黨政府在台灣則有「白色恐怖」（林書揚　2010：45-48）。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不只是對人民生命的恣意殘害，也不只是造成人民思想上的禁錮牢籠，更大的意義在於國民黨當局（及其背後的美國霸權）透過「反共─國安」體制與白色恐怖機制，完全扼殺、肅清了日據時代以來台灣人民自發的反殖民主義、反帝國主義以及愛國主義、社會主義的思想傳統。[6] 左翼傳統被禁扼，白色恐怖籠罩下的台灣知識界盛行的是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主要的刊物包括了《自由中國》、《文星》與《大學雜誌》等，代表人物則有胡適與殷海光。當時如殷海光等較為較步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與當局之間最大的歧異在於反國民黨與反蔣，而本質性的思想立場諸如反共、親美則與國民黨是極為一致的，同樣收納在整個西方反共自由陣營的框架之下（郭紀舟　2014：427-428）。 台灣盛行的自由主義主流價值，雖然仍能看到五四運動的影子，[7]但與大陸思想界相較起來，借用強世功（2007）的話來說，基本上缺乏了「有一個更大的源於『五四』的啟蒙話語背景：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頁379）。台灣自由主義的話語最終流於「自由」與「專制」的二元對立，基本上與美國在戰後透過物質條件壟斷台灣知識菁英的意識形態有密切相關，其中的機制包括在台灣設立「美國新聞處」，鎖定台灣青年知識份子，發行書刊，舉辦展覽講演，將美國價值深植台灣各個部門（趙綺娜　2001）。影響更為深遠的是美台之間所建立的留學管道，在台灣培植一批至今不斷注入新血的親美人士，作家陳映真（1998）對此機制有如下的評估： 美國對台政策的主要精神，在於塑造和保證一個「非（反）共、親美、與中國分立的台灣」。這個一直持續有效於今日的政策，從今日台灣廣大精英層一般地親美、反共，感情上和政治上必欲脫離中國的這麼一個政治局面看來，顯然績效卓著。而政策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五十年來通過人員培訓、人員交換和留學政策十分「成功」地在台灣培育了大批滿腦子美國價值的留美精英，由他們廣泛、深入地佔據了台灣政界、官僚系統、產業界和文教學術界的結果。美國意識形態和價值體系成為台灣朝野精英共同的思想和意志。普天之下，估計沒有其他的社會像台灣者那樣，向美國廣泛地一面倒，一至於斯（頁4）。 在此脈絡之下，台灣戰後知識份子的世界觀與價值觀被成功改造。國民黨排他對立式的民族主義、自由主義的話語與親美意識形態的立場，同時形構了台灣知識份子對於中國的認知，中國共產黨治理下的中國大陸與人民顯然逐步被排斥在台灣這個「自由中國」之外，這一點從1970年代台大校園內對於《一個小市民的心聲》的辯論與兩次「民族主義論戰」即可窺見（張鈞凱　2012：216-245）。在此思想狀態之下，加深了台灣社會崇尚美式現代化道路的想像，並且同時作用於台灣的黨外反抗運動與國民黨內的革新派，國民黨威權統治下的台灣此後走上「革新保台」的方向則是必然的結果。 三、兩岸在知識上共同面臨的困境 1980年代新自由主義浪潮襲捲世界，同時興起的「全球化」概念，對於兩岸的知識界都造成了衝擊。強世功（2010）認為，「全球化」的首要特徵就是政治權力高度集中於華盛頓，透過取消市場經濟、自由人權、民主憲政等概念的特定政治意涵，抽象為一套去政治化的「普適價值」，但全球化在本質上則「不僅標誌著『美國時代』的來臨，而且成為美國在全球推廣的政治意識形態」（頁2-3）。 台灣對於這套支配性的意識形態體系幾乎臣服，從而有陳師孟等（1992）所力主的「解構黨國資本主義」。1990年代之後，台灣過去黨外反抗運動的成果，最終被民進黨與分離主義勢力所收割。此時在「台灣國族」的建構工程之中，極需要一套建立「台灣主體性」的知識體系，也就是強世功（2007）所敏銳觀察到的：「進入1990年代，台灣知識界掀起了一場哲學革命，市民社會與本土化成為思想界的支配話語......1990年代末期以來，台灣的哲學革命向更極端的方向發展......成為『台獨』運動的哲學辯護」（頁379）。 北京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汪暉（2014）則認為：「如果台灣的自我定位是從冷戰地緣政治格局中的『中國的他者』衍生而來，那麼，用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將日本殖民統治和美國主導的霸權性區域體制合理化，就是這一新的自我定位的必要步驟」（頁13）。在此必須進一步指出的是，強世功與汪暉的觀察一方面說明了台灣人民國家與民族認同的變遷，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突顯了台灣在體制道路上的選擇：為了切割與中國在歷史與思想上的連續性，從而更加往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價值體系靠攏，表現在台灣的政治體制、文化思想、市場經濟等各方面，以此宣稱有別於中國的「台灣主體性」。 在建立排斥中國在外的「台灣主體性」過程中，由於切割了與中國之間的歷史聯繫，特別是拒絕、迴避新中國成立後的歷史進程，另一方面則繼承了戰後台灣一路盛行的「日本殖民有功論」、「自由與專制」二元對立的自由主義話語，以及以美國為首所散布的「普世價值」，形成了從「野百合」世代到「野草莓」與「太陽花」世代基本思想脈絡與立場。與此同時，「台灣主體性」與戰後國民黨在台灣推動的民族主義便有了異曲同功的工具性作用，一來與大陸的政權人民辨別「敵我」，二來則充斥著西方世界慣有的反共思維（進一步升華為反中反華情緒），並且共享著西方現代性價值。[8] 強世功（2010）指出政治集中化與非政治化的政治必然造成如此效應：「真正的政治隱沒了，彷彿沒有歷史，也沒有倫理，更沒有了政治」（頁3），可以說在當代台灣得到印證。台灣愈宣稱「主體性」，事實上反而愈空洞、愈虛無，甚至相應而來的是高漲的「附庸性」──對西方現代性價值的高度附庸。「台灣主體性」的內涵就是以拒絕中國、割裂中國的方式來擁抱西方，因此「主體」與「附庸」只能是一體的兩面。趙剛（2014a）指出當代台灣「主體想像的虛空化與被動化」，從而造成「思想的貧困」（頁2），在此脈絡之下便不難被理解。 建構台灣國族「想像共同體」而導致的思想失語，事實上同樣也發生在中國大陸知識界。強世功（2007）指出，由於「知識的學科化」以及現代性的話語被自由派壟斷，因此完全無法回應分離主義運動高漲之後所帶來的哲學挑戰，如他所言：大陸知識界「無法在理論上反思整個現代性話語，中國文明的主體性地位就難以確立，中國人的生存意義就難以獲得正當性，台灣統一問題就難以給予哲學上的最高辯護」（頁378-380）。在對於台灣問題的失語狀態下，大陸知識界出現的「國粉」（民國粉／國民黨粉）、「蔣粉」與新興的「民國熱」，當然也包括強世功（2007：380）所指稱「在骨子裡對台灣『獨立』抱著無所謂的態度」的部分知識分子，便不足以為奇。 知識與思想上因為斷裂而產生的困境，其癥結追根究柢來自於歷史。歷史不只是見諸於史書上的文字材料，歷史的主體是人，人推動著歷史在前進。強世功（2007）進一步指明歷史是文明、哲學、倫理與正當性的根本來源，因此「捍衛歷史，就是捍衛人的存在，這是一場關係到成為主人還是淪為奴隸的生死之戰，是一場來自本能的為生存而戰，哲學的目的就是為這場戰爭進行最高的辯護」。大陸知識界由於失去歷史與文明的視野，再加上思想格局「對現代性問題的片面理解」與「對自由問題的單向度認識」，並且過度的「神化」西方歷史與倫理生活，從而在面對台灣問題的挑戰時完全失去辯護的能力，最終的結果就是動搖、衝擊了中國人的存在意義與生存哲學（頁378-383）。 強世功對大陸知識界的強烈批判，同樣適用於台灣。台灣拒中國於外的「本土化」趨向以及標榜的「普世價值」話語，構築出了「想像共同體」的基本內涵。在將中國「他者化」的過程中，不斷掏空原有的中國歷史與思想根基，切斷過去與現實的連結，而往西方的價值體系不斷靠攏。台灣人因為「失根」而「失語」，進而在思想與倫理價值上茫然、蒼白，同樣的失去生存的意義，不知安身立命之所在。就知識上的意義而言，兩岸思想界面臨著共同的挑戰，台灣與中國大陸的問題與困境是相互內化其中的，脫離不了相互的脈絡，一旦割裂或迴避，便無法直面問題的核心。 四、國際秩序下的中國道路與台灣問題 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的問題，不只是台灣海峽兩端的問題，更是太平洋兩岸的問題。因此，對內表現在由於內戰冷戰化之後分殊的兩條現代化道路，對外則是更高層次的文明競逐。從歷史的角度來看，19世紀西方強權入侵中國，不只是土地的割讓佔劇，也不只是人民的壓迫欺凌，同時更是資源的掠奪、資本的累積與文明的強擴。帝國主義國家在透過中國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發展自身資本主義的過程中，奠下了遺留至今台灣問題。 19世紀敲開日本門戶的美國東方艦隊司令培里（Matthew C. Perry），曾於1854年登陸基隆對台灣進行考察，事後他向美國政府提交的報告特別提到：「在占全球四分之一的東方地區，亟應建立一個美國的基地」，「台灣恰好位於中國沿海主要商港的前面，在海陸軍事上處於有利的地位。只要配置一支實力充足的海軍，不但足可掩護並控制那些商港，而且可以控制中國東北海面的入口」（轉引自：王曉波　1997：2-3）。由此可知美國利用台灣進入並控制中國的戰略用心。 1894年甲午戰爭中國敗於日本，台灣淪為在明治維新之後積極「脫亞入歐」的日本殖民地，決定了台灣透過日本接受西方現代文明的歷程。1945年日本戰敗，日本在美國的扶植下復甦經濟、走上「民主化」道路，美日結為「軍事同盟」，但日本在實質上是服從於美國的支配，因此配合美國拉攏台灣以牽制中國（許介鱗　2009，2013）。在國共內戰進入決戰階段，1949年美國政府做出決策：「通過政治的和經濟的手段不讓共產黨取得台灣」，並且決定「美國應該設法加強一個非共產黨的地方政府並給予支持。該政府至少應提供起碼的、像樣的治理」（轉引自：資中筠　2014：32-33）。在此決策之下，美國破壞二戰後依照《開羅宣言》與《波茨坦宣言》等國際法文件所形成的國際區域秩序，開始製造「台灣地位未定論」，甚至在1979年與北京建交之後又以《與台灣關係法》的國內法形式介入台灣問題，企圖使兩岸的分裂分治永久化。 在上述的國際背景與戰略之下，台灣從中國分離出來，並且走上美日所主導的現代化道路，因此台灣問題所反映出來的，同時也是「兩種文明在亞洲的較量」（強世功　2007：370）。台灣必須理解的是，長年以來跟隨的美日文明價值，它暴露出來的是霸權、戰爭、擴張、強欺弱，這些本質在台灣被代換、包裝為「普世價值」，並且在內部逐漸形成選舉至上、唯市場主義的「制度迷信」。[9]台灣基於西方現代性價值與制度迷信所形成社會內部的種種矛盾，到後來只能不斷外部化、轉移到西方文明圈之外的地區，而海峽之遙的中國大陸就成為眾矢之的。[10]因此，重新尋找有別於西方現代性價值的思想資源，尋找被棄絕的原有文明體系與價值，對台灣而言就顯得刻不容緩。 中國崛起已經威脅到美國稱霸的世界一元格局，因此美國自2009年之後宣示「重返亞洲」（「亞洲再平衡」）政策，將戰略重心由伊斯蘭地區拉回東亞，東亞內部則有日本、韓國等傳統美國盟邦扮演其側翼角色，並通過TPP等帶有高度政治侵略意涵的經濟協議來拉攏台灣，[11]目的在於維護美國在亞洲（甚至是全世界）的霸權地位。[12] 相應於美國的崛起過程及其戰略布局，新中國成立60多年來為了實現內外轉型所提出的理論與實踐，雖然引起了普遍的論辯與爭議，例如在外交上尋求建立的「新型大國關係」（金燦榮等　2012：123-128）、對外投資以及與第三世界國家的關係，或是內部基礎建設重心比例的調整（王紹光　2012：94-109），又或是政治上的國家治理現代化（王紹光、樊鵬　2013；胡鞍鋼　2014；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胡鞍鋼等　2014），以及在更高層次促進世界文明多樣性等課題，恰恰提供了值得面對並藉此反思的機會。 台灣社會習以為常地以貼標籤的方式來拒絕對話，例如替試圖討論中國問題的人頭上戴上「天朝主義」之類的帽子。這種作法背後隱藏著將中國共產黨、國家、民族、社會與人民完全切割開來，甚至是相互對立的邏輯，往往只看到黨與國家的力量，而抽離歷史累積出來厚實的複雜性與縱深，把民族歷史單純理解為國家貫徹意志的宣傳武器。如果姑且不論「中國夢」之類的口號，近代中國的道路不管正面或負面，其實都是在回應歷史與人民的需求，國家、社會與人民構成相互影響的有機體。 五、結語：讓「歷史終結論」終結於兩岸 台灣長年以來習慣於沒有中國或是中國做為他者的存在，因此往往不願意直面中國的發展道路，或是站在西方的現代性價值加以評價，以居高臨下的心態過度放大兩岸之間因長期分離所造成的文化制度差異，以及大陸內部因發展與轉型而造成的種種負面現象，從而忽略中國道路正面意義。[13] 台灣人所極欲找尋的「主體性」，事實上存在於歷史與文明的根基中。當西代現代性價值在台灣面臨無解的瓶頸之時，無論對於當代中國的評價為何，中國的道路確實提供了一個得以反省的契機，指出了一條有別於西方唯一支配與壟斷的可能途徑。 回顧台灣歷史，日據時代以降幾次具有進步意義的變革運動，例如1970年代保釣運動及其後《夏潮》系統的路線，都根據不同階段的現實而重新認識中國。 當台灣試著不再站在外部看待中國，結束兩岸以冷戰形式所延續的內戰狀態，跳脫單一的意識形態立場與價值取向，重新認識中國，在整個中國的脈絡之下直面中國道路、重新評估中國道路的意義，台灣內部的種種矛盾便有了另一條全新的解決思路。 借用甘陽（2007）的話做為結語：「我們需要有一種新的眼光來看今天的世界」（頁19）。如果能讓「歷史終結論」終結於兩岸，那麼兩岸的知識分子與人民就有可能為世界帶來新的貢獻與普遍意義。 參考書目 王紹光。2012。《波蘭尼《大轉型》與中國的大轉型》。北京：三聯書店。 王紹光、樊鵬。2013。《中國式共識型決策：「開門」與「磨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王曉波。1997[1989]。〈美國對台政策與海峽兩岸關係之演變〉。《兩岸關係論集》，頁1-25。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 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2014。〈「不反服貿的反服貿運動」──試論三一八學運的性質及其可能的啟示〉。《勞動者！我們可以這樣看「服貿」》，勞動人權協會編，頁33-47。台北：勞動人權協會。 甘陽。2007。《通三統》。北京：三聯書店。 石佳音。2005。〈於無聲處聽驚雷：試論何謂「好的本土社會科學研究」〉。《從臨摹到反思──我國社會科學博士對歐美知識與體制的回應》，石之瑜編，頁117-149。台北：翰蘆圖書。 吳介民。2012。《第三種中國想像》。台北：左岸文化。 汪暉。2014。〈兩岸歷史中的失蹤者──《台共黨人的悲歌》與台灣的歷史記憶〉。《台共黨人的悲歌》，藍博洲，頁1-31。北京：中信出版社。 林書揚。2010[1990]。〈析論台灣50年代白色恐怖──意義與實態〉。《林書揚文集（二）史觀與批判：如何讓過去的成為真正的過去》，頁：43-59。台北：人間出版社。 林書揚。2011a[1990]。〈台灣民間統運中的民族倫理和經濟主義〉。《林書揚文集（三）統一與自決：有了統一才能自決》，頁：55-66。台北：人間出版社。 林書揚。2011b[1992]。〈台灣民間統運與大陸經建〉。《林書揚文集（三）統一與自決：有了統一才能自決》，頁：73-88。台北：人間出版社。 林書揚。2011c[1988]。〈如果獨立的台灣只是一夕的夢──對〈如果中國是一個永遠的夢〉的回應〉。《林書揚文集（三）統一與自決：有了統一才能自決》，頁：47-54。台北：人間出版社。 林書揚。2012[1997]。〈勞動黨關於統獨爭議的看法和展望〉。《林書揚文集（四）勞動與團結：勞動者，團結起來！》，頁：156-166。台北：人間出版社。 金燦榮等。2012。《中國的未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胡鞍鋼。2014。《民主決策：中國集體領導體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唐曙。2014。〈巨大貪婪的貿易怪獸：「泛太平洋經濟戰略夥伴協定」（TPP）〉。《勞動者！我們可以這樣看「服貿」》，勞動人權協會編，頁26-31。台北：勞動人權協會。 張方遠。2014。〈台獨歷史教科書是怎樣煉成的〉。《觀察者網》。http://www.guancha.cn/ZhangFangYuan/2014_02_12_205199.shtml（瀏覽日期：2015.1.14）。 張鈞凱。2012。《世代與時代：1970年代台大保釣與學生運動》。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張鈞凱。2014。〈從歷史面對現實：解讀兩岸政治關係「合情合理安排」〉。《台灣研究》129：29-37。 強世功。2007[2005]。〈大國崛起與文明復興──「文明持久戰」下的台灣問題〉。《立法者的法理學》，頁363-385。北京：三聯書店。 強世功。2010。〈全球化時代的政治與法律〉。《政治與法律評論（2010年卷）》，強世功編，頁1-7。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胡鞍鋼等。2014。《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許介鱗。2007。〈為什麼要對日本殖民統治讚美論總批判？〉。《夏潮通訊》7：71-78。 許介鱗。2009。《「對日外交」I：盲點在哪裡？──蔣介石、蔣經國時代》。台北：文英堂出版社。 許介鱗。2013。《魔鬼藏在細節裡I：微妙的美日關係──保護與霸凌》。台北：文英堂出版社。 許育嘉。2014。〈「反服貿，反自由貿易」？別再混淆不清了！〉。《勞動者！我們可以這樣看「服貿」》，勞動人權協會編，頁54-56。台北：勞動人權協會。 郭紀舟。2014[1994]。〈訪陳映真〉。《七○年代台灣左翼運動》，頁423-462。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 陳映真。1998。〈台灣的美國化改造〉。《回歸的旅途──給文琪的十五封信》，丹陽，頁1-14。台北：人間出版社。 陳師孟等。1992。《解構黨國資本主義：論台灣官營事業之民營化》。台北：自立晚報。 陳福裕。2001。〈從反帝人民運動到右傾機會主義（二）：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學生運動〉。《夏潮聯合會網站》。http://chinatide.net/xiachao/page_6.htm（瀏覽日期：2015.1.15）。 陳曉宜。2013。〈吳叡人︰高歌「美麗島」　台灣民主開始輸出〉。《自由時報》，1月9日。 楊開煌。2000。〈台灣「中國大陸研究」之回顧與前瞻〉。《東吳政治學報》11：71-105。 資中筠。2014[1991]。〈中美關係中台灣問題之由來〉。《美台關係四十年（1949-1989）》，資中筠、何迪編，頁22-68。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 趙剛。2014a。〈自尊無畏　超克斷碎：《傳習錄》和我們的當代〉。「重新認識中國」研討會，11月2日。桃園：中央大學、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趙剛。2014b。〈風雨台灣的未來：對太陽花運動的觀察與反思〉。《台灣社會研究季刊》95：263-284。 趙綺娜。2001。〈美國政府在台灣的教育與文化交流活動（一九五一至一九七○）〉。《歐美研究》31（1）：79-127。 潘維。2014。《比較政治學理論與方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鄭鴻生。2007。〈台灣的文藝復興年代：七十年代初期的思想狀況〉。《思想》4：80-102。 * 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 [1] 吳介民在書中也主張「假如台灣無法擺脫中國，那麼反守為攻，對中國說三道四，現在正是時候」；類似的論述同樣見諸於中研院另外一位學者吳叡人，他認為當「中國因素」這隻「黑手」正在介入台灣之時，象徵「自由民主人權」的「台灣因素」也同時開始輸出中國，影響中國人民（陳曉宜，2013）。 [2] 此劃分參考自：楊開煌（2000：71-105）。 [3] 台灣學術「自我殖民」同時表現在大量使用西方立場觀點的「漢學」一詞，例如石佳音（2005：143）曾經批評國家圖書館設立「漢學研究中心」來服務「漢學家」。 [4] 例如因應近年來兩岸關係大幅度改善後的緊密接觸，部分大學增設「國際與兩岸（大陸）事務學系」，將大陸與兩岸的研究置於國際關係的知識脈絡之下。另一個例子是，大量陸生來台就學，他們在校內的主管單位是「國際事務處（組）」，在身分上被視為與其他國際學生一致，但問題在於陸生的權益卻未比照國際學生的待遇。 [5] 戰後台灣將中國「他者化」的過程，還可以在歷史教科書的變革得到印證。當前部分學界人士與輿論批評國民黨政府對歷史教科書的調整是「威權復辟」或「大中華民族主義作祟」，但就史觀而言，李登輝與陳水扁政府所推行的「本土化」或「去中國化」歷史教育，與過去戒嚴時期國民黨的「反共」史觀是一脈相承，「反共」與「反中」有相互轉化與發酵作用。參見：張方遠（2014）。 [6] 可以參考汪暉（2014：3-8）對台灣白色恐怖的解讀。 [7] 五四運動對戰後台灣知識份子的影響，可參見：鄭鴻生（2007：84-87）。 [8] 林書揚（2011a：65-66）曾經指出國民黨的愛國民族主義具有雙重本質：「原屬於國民黨傳統精神勢力的中華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卻因其長年執政期間所暴露的道德弱點──對內的專制性格和對外的附庸性格，而早已經失去了多數人民的信心。因為專制性格蹂躪了同胞愛，附庸性格自棄主體性」。 [9] 按潘維（2014：5-6）的定義，「制度迷信」是指：「是某種政治制度為人類所有重大政治結果唯一重要的原因，拒絕探究制度的社會起源和存在條件，用關於制度的價值偏好取代因果關係的探索」。 [10] 2014年的反服貿運動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參與運動的台灣青年事實上並不反對服貿本身，甚至並不反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下的自由貿易，而是以「黑箱」（程序民主）、「國安」的議題來模糊社會矛盾，並且包裝其強烈的反中情緒。相關的分析參見：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2014）、許育嘉（2014）。 [11] 關於TPP本質的分析，參見：唐曙（2014）。 [12] 在「中國因素」的威脅渲染下，「美國因素」卻被隱沒在近年來台灣風起雲湧的公民運動與社會運動論述之中。事實上，「美國因素」的消失、退位，是台灣60餘年來歷史與社會結構所造成的結果。 [13] 如同林書揚（2011c：51）駁斥陳芳明對台灣統一運動的質疑時所言：「運動當然是起伏不定的；歷史上那[哪]有直線上昇的運動軌跡。路線是迂迴曲折的；轉換期的大陸動態，有正面積極的、和負面墮落的現象併生，不足為奇。」

中国式媚俗的另一个表现形式是其"前卫艺术"的媚俗性。中国至今其实还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前卫艺术"。中国的所谓"前卫"艺术的制造者还是更多的把它们的作品看成是针对标榜前卫艺术消费者的商品而投其所好。

五族共和说的提出，并非某位政治人物民族观的突然转变，而是整个清末民初政治世界中宪政变迁的产物。

短文集。先发数篇，慢慢补齐。30篇已发11.

有清一代，朝廷旌表的节妇、烈妇、贞女人数竟高达百万以上，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但是，如果说上述情况反映的就是清代妇女在婚姻和贞节行为中的全貌，那也不是事实。有的学者就认为：这从另一方面反映了传统贞节观正受到严重的挑战。

比利时艺术家: 法朗士·麦绥莱勒 (Franz Masereel, 1889-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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