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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宗颐:敦煌舞谱与后周之整理乐章兼论柳永《永章集》之来历——《古丝路音乐暨敦煌舞谱研究》代序

饶宗颐:敦煌舞谱与后周之整理乐章兼论柳永《永章集》之来历——《古丝路音乐暨敦煌舞谱研究》代序

《古丝路音乐暨敦煌舞谱研究》代序
传世敦煌舞谱重要者以英法二谱较为完整。英京之物,为余五十年代初次介绍于世(见掘作《敦煌琵琶谱读记》)。其他零星涉及舞容者,如《别仙子》只记段拍之数,《南歌子》记明"上酒……开平己已岁"(梁祖三年──西元909),可略知其时代与性质。法京之谱其背为周世宗显德五年戊年(958)四月押衙安员进牒。可暂定,为后周写本。这些舞谱之年代,约当五代时期。这个时期,正是曲子词歌与舞结合表现于饮筵侑酒最盛行的时代。

后周进行有不止一次整理乐章的工作。《通鉴》二九四《后周纪》,显德六年下胡三省注引张昭议云:

广顺中,太常卿边蔚奏:"敕定前件祠祭、朝会。舞名、乐曲、歌词,寺司合 有簿籍,伏恐所令与新法曲调声韵不叶,请太常寺检详校试,若或乖舛,请本寺依 新法声调,别撰乐章、舞曲,令歌者诵习。"从之。(标点本,页9594)这是向来不为人注意的整理乐章的历史重要史实。广顺是周太祖郭威的年号,只有三年(951─953)。从上面引张昭议这一记载,有几点值得指出者:

一、乐曲与歌词二者分开。则"诗词"也者,可能只是指讴唱的文字部分。

二、太常寺对于舞名、乐曲、歌词三者,都有簿籍加以记录,由该寺保管,宋时修内司所刊行百余帙的《乐府混成集》一类殆即取材于此。

三、当时"乐章、舞曲"可由太常寺人们依照"新法曲声调"而别撰之。

关于"乐章"二字,唐.协律郎徐景安撰有《历代乐仪》三十卷, 王应麟《玉海》卷一○五称,其中第十卷题曰"乐章文谱。"徐氏说:"乐章者,声诗也"。任二北著《唐声诗》一书。追寻声诗一名的来由,即溯源于徐氏此语。他未注意到后周整理乐章的史实。我们从边蔚所奏言:"请本寺依新法声调别撰乐章舞曲"一语细加考察,则乐章舞曲不是似以诗的式样合乐便算数,还要配合声调音律的各种条件。《通鉴》二九四记唐昭宗赐(原作进,非)朱全忠杨柳枝辞五首,胡三省注云:

杨柳枝辞即今之令曲也。今之曲如清平乐、水调歌头、柘枝、菩萨蛮、八声甘州,皆唐季之余响。又唐人多赋杨柳枝,皆是七言四绝,相传以为出于开元梨园乐章。(标点本,页8605)胡氏生当宋季,其时的令曲,即唐宋的曲子词,他说《杨柳枝》出于梨园乐章。和张昭所言由新法声调所产生的乐章舞曲,都由太常寺来管理。

《册府元龟》卷五七○亦载边蔚上书,言及改祖孝孙所定文武二舞的名称,和梁室"十二雅"之乐,唐改雅为和,前朝改和为成,今改成为顺,为《十二顺》乐曲,这里舞与雅的名称,只是文字的改动,这是朝廷对于雅乐定名的事情。至于"依新法曲声调,别撰乐章舞曲",则可能是非雅乐方面,如梨园乐章一类。

周世宗时,又令窦俨编《大周正乐》一书。显德六年(959),世宗患雅乐陵替,诏窦俨兼太常,俨与枢密王朴作律。俨论古今乐事,为(大周)正乐,成一百二十卷。事在俨传。《玉海》引中兴书目:"中书舍人窦俨承诏订论历代乐名、乐仪、乐议、乐音、乐图、乐章、乐器、乐曲,及夷乐之名甚备。"是书久亡,《太平御览》征引多条,可另辑录。原分八十四卷象八十四调,益以新曲谱三十六卷。南渡后曲谱惟有黄钟、大吕四卷,余皆佚去。此书把乐章和乐曲分开,则乐章是辞,乐曲是谱,甚为明显。

从上面的记载,我们对于"声诗"、"歌词"二者的涵义可以得到较明确的认识:

声诗即是乐章,它必须合乐,有的渊源于唐代梨园,得称为梨园乐章。后周时,有依新法声调而别撰乐章舞曲的,这处乐章可能包括教坊曲与法曲。至于"歌辞",含义稍有不同,主要是指文学不必合乐,故张昭把它和"乐章"分开,所以我们如果把合乐的乐章看作一般的"歌辞",是不符合五代人的实际情形的!

后周时候,乐章都归太常寺所掌,我们联想到柳永的词集,何以命名曰乐章?很值得玩味。

柳永集之中,长调特别多,词体的丰富、宫调记录的详细,非他家所能及,单看《倾杯乐》一曲便有许多不同的词体。我推想柳永手头必掌握一些旧乐章的宝贵资料来作为写作的凭藉。柳永死葬于镇江。据南宋乾道水军统制羊滋所得柳氏墓志说:

叔父讳永,博学善文,尤精于音律。为泗州判官,改著作郎。既至阙下,召见仁庙。宠进于庭,授西京灵堂令,后为太常博士。(据《镇江府志》卷三二·墓)他尝官"太常博士"一职,非常重要,此条他处所不载(全宋词小传不及此)。他敢名其集曰《乐章集》,当与他在太常署供职有密切关系,后周的"新法曲声调"的乐章舞曲,他在太常署必曾经看过的。皇祐中,柳永应制呈仁宗而获罪的《醉蓬莱慢》,据说即出自教坊所进的新曲(见《渑水燕谈录》),柳集中词调很多是新声,这正是一例。

柳永的同乡黄裳有《书乐章集后》一文云:"太平气象,柳能一写于乐章,所谓词人盛世之黼藻。"(《演山集》卷三十四)这里所称的乐章,当然即指他填的词,和后周整理的乐章舞曲性质是相同,而为"歌者所诵习"的。

赵宋学术,实多承接后周,周人有复古倾向,遂开宋学的局面,书学亦然,郭忠恕的汗简,引出宋代的古文字学,后周的整理乐章,到了柳永的《乐章集》,又别开生面。周时歌者诵习的舞曲,自来没有确实的资料,今敦煌石窟所出赤德间抄写的舞谱,正提供可靠例证,其可宝贵为何如耶!

敦煌谱所显示歌舞的场合,就谱中曲子词调观之,必为歌筵上酒之用。孙光宪谓"半为花间酒"(《生查子》),欧阳炯云:"拍按香檀""用助娇娆之态"(《花间集序》),殆即指此。宋雍熙间,有集诸家词命名"家宴",又有《尊前集》,皆为其"可以侑觞也"(毛晋《尊前集.跋》)。《家宴集》已亡, 《尊前集》赖顾梧芳之传录流传至今。集中所录,如皇甫松《抛球乐》、欧阳烱《春光好》,所谓胸销雪、脸分莲、想夫怜……都是《云谣集》中习见的语汇,我故谓《云谣》与《花间》本来还是一脉相承,不能强分畛域。云谣杂曲子诸作仍是属于乐章舞曲一类。往年昌鹤亭翁证《云谣集》,取柳永词互校,柳词之为乐章舞曲与云谣之同为乐章舞曲,性质原无二致。从这一点看来,冒说还有可取的。至于笼统地以"歌辞"概括一切乐章舞曲,其不恰当处具见上述,不必多赘。由于后周之整理乐章,为宋词开一新局,柳永在这方面所以取得高度成就,事实上以其尝任职于太常寺得到旧乐章,吸收养料,有密切关系。近贤谈柳永者大有其人,而皆未见及此!

席臻贯先生殚精乐舞之学,又尝亲莅法京检读原卷,著述宏富。年前余论敦煌舞、乐与唱三者不可分之说,君颇韪之。于拙论"揖"字,更力排众议,以求甚是,深佩君之笃学精思。君于"慢二急三"之义,辨析入微,而于舞谱之序列原型及谱字阴阳之拟议,所论尤度越时辈,足为斯学奠定稳固之基,沾溉来彦,探骊得珠,无待外求。君书刊成在即,远道折简,嘱弁其端,爰不辞固陋,聊抒所见,以当喤引。


一九九○年十一月
饶宗颐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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