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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秀芹:戴老师,您好。您在电影,性别研究和文化研究等方面,都走在学术研究的最前沿,尤其是近年来对大众文化和文化研究等前沿领域有深入的研究。得知您目前对以《暮光之城》为主的吸血鬼流行文化较为关注,那么,这种文化现象在全球的流行状况又是怎么样的?您能介绍一下《暮光之城》的情况吗? 戴锦华:《暮光之城》(Twilight)于2005年在美国出版,至今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流行现象。而2008年,女导演凯瑟琳•哈德威克执导影片《暮光之城》(暮光系列1)上映,引发或曰显影的一轮全球性的流行狂潮,将“暮光现象”推向一个新的峰值。用美国媒体多少有些耸动的说法,便是“2008年,如果你不是住在南极的话,你很难忽略吸血鬼流行的升温。”到2009年,另换做男导演克里斯•韦茨(Chris Seitz)执导的《暮光系列2•新月》上映时,一个有趣而怪诞的现象出现了,一边是素来对美国电影市场颇具影响力的影评人恶评如潮,一边是观者如云,其狂热令美国媒体不约而同地使用了“疯狂”、“歇斯底里”的字样。 当然,《暮光之城》或曰吸血鬼流行并非空穴来风,这只是一个美国大众文化源远流长的一道伏线再度凸现前景。但《暮光之城》的持续升温,仍堪称奇观。2005年,斯蒂芬妮•梅尔(Stephanie Meyer)出版了《暮光之城》第一卷,几周后即登上《纽约时报》排行榜。此后几年间,每一卷的出版都标识一个新的热度,到了2008年,《暮光之城》已经开始成为某种流行标识。截至目前,《暮光之城》英文版,已经累计销售5000万册。《暮光之城》电影拿下了3亿以上的票房。一时间,《暮光之城》的男女主演、尤其是男主人公爱德华•卡伦的扮演者罗伯特•帕丁森反复成了世界各种文字的电影、娱乐、时尚期刊的封面人物。2008年5月,斯蒂芬妮•梅尔被《时代周刊》评选为“新世纪全球百名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此时,《暮光之城》的热销,以超出了一般意义的流行,相反作为一个现象,进入了美国、也是全球的社会文化的场域。 然而,如果《暮光之城》只是一个孤证,那么或许仍不值得做深究或探讨,但稍作细查,便会发现暮光系列的小说、电影的流行不过这轮流行狂潮中炫目的一浪而已。用美国《娱乐周刊》的说法,斯蒂芬妮•梅尔在这轮流行中成了“吸血鬼女巫团的当朝女王”。这固然是指斯蒂芬妮•梅尔在美国大众文化脉络:安妮•莱斯以《吸血鬼编年史》开启的、女作家撰写吸血鬼系列小说的传统之后,成了其中最新且红得匪夷所思的一位,而且是指这轮“吸血鬼流行的升温”,远不仅只一个暮光现象而已。事实上,与暮光系列电影同时,平行出现的是HBO 推出了电视连续剧《真爱如血》(True Blood)。好莱坞著名编剧、电视剧编导艾伦•鲍尔(Alan Ball)改编自女作家莎莲•哈里斯的吸血鬼系列小说《南方吸血鬼》(同样不时登临、有时是多部同时登临《纽约时报》排行榜),开播不久,便创下收视及有偿网络下载奇观,一改HBO自热播剧《欲望城市》之后的颓势。到了2009年,《真爱如血》的第二季推出之时,该剧在通常举行好莱坞大片特权仪式的洛杉矶派拉蒙影院举行了首映式。被国内媒体称为成人版《暮光之城》的“真血”系列,事实上在世界范围内成了此轮吸血鬼流行的双峰。 高秀芹:《暮光之城》在全球形成这样的流行状态,最直接的文化因素有哪些?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我们是否可以进一步地来分析它畅销的内在和外在原因? 戴锦华:由于语言相当不考究、矫情,一种story-telling的风格,加之四卷本的“长河系列”(其叙事动力和情节要素完全可以浓缩为一卷本),小说《暮光之城》招来了网络恶评如潮。于是,思考《暮光之城》如此畅销的原因就显得尤为重要。《暮光之城》显然受惠于由罗琳的《哈利.波特》系列所造就的青少年对纸媒的阅读习惯;同时,《纽约时报》书评盛赞该小说的吸引力之处在于“抵抗诱惑是一个长久的斗争,男主人公爱德华的选择是高度道德自律的表述”,“为恋爱、约会场景提供了一种别样的情景,没有吸烟,没有酗酒,始终只有亲吻而已”,“其情欲的节奏,犹如《圣经》中超人级别的自制力。”《暮光之城》以一个吸血、玄幻的励志故事和完美的大团圆结局,用“有情人终成眷属”和创造“完美的核心家庭”建构起所谓的新的美国保守主义的道德价值观。《暮光之城》书写了关于“完美”的神话,首先是完美的三角恋爱,《新月》中更换了男主人公,小说让男主人公以狼人特有的宿命的方式爱上了贝拉和爱德华的女儿,契合了新保守主义的核心价值——“You are my family.”(你是我的家人),故事设置了玄幻故事亚类型所具有的永恒对立:吸血鬼和狼人的对立。以贝拉为纽带,吸血鬼和狼人实现了大和解,这不仅是三角恋爱的完美结局,也是故事当中对立双方的完美结局。如果引入种族和阶级分析维度,狼人的种族是居住在留居地中的印第安人,吸血鬼则是代表来自欧洲的白种人。 其次,故事刻画了吸血鬼王子的完美而具有颠覆意义的形象,突出地表现在对男主人公相貌的完美刻画。完美的相貌总在暗示完美的身体,也总在遮盖完美的身体。这是一部没有身体的小说,但又充满着对于身体惊人的美丽的叙述。再者,故事塑造了永生的、青春不老的、有着超人力量和速度的吸血鬼的完美形象。在安妮•赖斯创造的吸血鬼系列中,吸血鬼都是富甲天下的大亨,而出生于美国内陆小镇的家庭主妇斯蒂芬妮•梅尔笔下的吸血鬼形象则折射出中产阶级最为保守的想象和价值观念。故事中的吸血鬼具有典型的中产阶级特征。小说从头到尾都在讲述爱德华拥有一辆车,那辆在《007》中出现过的名为“马丁战神”的车,暗示着无穷的财富。吸血鬼和印第安人的和解不仅是种族和解也是阶级和解。因此,《暮光之城》是美国社会中保守主义的新主流的有效的大众文化实践,表明新主流叙述如何重新成为可能,一种最保守主义的价值观如何找到一个有效的实践,在突破了所有的经过60年代的洗礼、后60年代所可能有的心理抗拒之后,使人们重新接受和由衷拥戴一套新的合法性话语。 高秀芹:您谈到了《暮光之城》用“完美的核心家庭”建构起新的美国保守主义的价值观,是美国社会中保守主义的大众文化实践,尤其是里面的完美的吸血鬼形象,为什么对女性读者会有吸引力?《暮光之城》小说的吸引力究竟是怎样形成的? 戴锦华:可以提供一个非常形而下的解释:在经历了身体、性、性行为、欲望甚嚣尘上的几十年之后,人们对一个纯净的、禁欲的、没有身体的版本,有一个换口味式的新鲜。另外一个解释是,不可能的爱,才是可以被不断讲述的爱,因为不可能的爱是白日梦的最佳素材,这是第二个解释。第三个解释是美国罗曼司小说以及女性对罗曼司阅读的专家的说法,他认为这部小说之所以具有这样巨大的吸引力,在罗曼司小说中变成了一个“奇迹”(该学者的原话),原因在于《暮光之城》以男主人公的吸血鬼身份,达成了一个女性白日梦当中永远难以企及的梦想:永远在场。当女主人公遇到危险的时候,男主人公永远可以在最后一分钟出现,其实他无时无刻不守候在你身边。这联系着在小说当中对吸血鬼故事最重要的改变,联系着设定吸血鬼不用睡觉,可以24小时全天候“执勤”,而原本吸血鬼是要睡觉的,是因为吸血鬼害怕阳光,他需要躲入棺材,躲进家乡的泥土里面去,躲避阳光。在所有杀死吸血鬼的故事中,阳光是最有效的武器。在这个故事中,吸血鬼根本不怕阳光,吸血鬼不敢在白天出现是因为他们在阳光下如钻石一般闪耀,会对人类构成惊吓,在这里,作者延续了一个吸血鬼写作的若干原则,其中第一条原则是避世,所以他们仅仅是遵守避世原则,而不在阳光灿烂的日子出现,但是并非他们不可以出现在白昼之中。所以这两个对吸血鬼亚类型的改写,造成了对女性永恒白日梦的实现,即永远的在场。坦白地说,我不满足于如下的解释。我认为它对女性读者构成的最大的吸引在于,那些男性的影评人以极恶毒的、极刻薄的口吻揭示的一个事实,他说:你还记得高中的时候,情欲在你体内的动荡吗?你还记得有人在背后撞了你,你就感到心旌摇荡、一度混乱的那种感觉吗?你还记得高中时代欲望的悬崖和深渊吗?你不记得了,但是斯蒂芬妮•梅尔记得。高中情景不是一个偶然的选择而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作者在这样一个情境写出来,这部电影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导演深谙作者的“肮脏的小秘密”(dirty small secret):在这部小说中,除了性,还是性。也就是说,禁欲构成了饱满的情欲张力。事实上,我们看到正面的书写者说了完全一样的话。但是,这种解释,将在女性主义的一个基本表述的地方触礁。女性主义者对于主流媒体的女性读物、女性电影发现,在所有的女性读物当中,其实都要一个重要而潜在的单元存在着这个单元就是身体和性。但是这种女性书写当中,身体和性是作为一个被压抑、被否定的力量出现的。于是,所谓的女性读物,尤其以罗曼司这种读物为主要代表,它其实是一种关于禁欲和因禁欲而高扬的情欲的表述。整个这种高扬的情欲表述,饱满的、无处不在的性和身体,是以受虐的形态浮现出来的。但是刚才说过,这种表述会在女性主义那里触礁,因为女性主义者对于这样一个女性主义的研究的视角表示批判和抗议。她们说:这样的一个结论假定女性的情欲是被动的和受虐的;第二,这样的建构和书写是在呼唤女性的被虐性,把女性放在一个永恒的受虐位置上。那么进而女性主义者指出,这样的一种描述仅仅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成立,只要在道德主义对女性的管束和压力如此强大的时候,它才使得女性的性想象和性方式甚至是性快感只能通过一种受虐的想象及其行为来获得。那么这个解释不能回答为什么这部小说在世界范围之内它首先吸引的是青少女读者。而一个青少女读者所面临的是一个后60年代的世界。《暮光之城》切合流行文化的点不是青春偶像故事,而是吸血鬼故事。在大众文本中,它也并不独特,其叙事情节与《血色月光》和《真爱如血》等十分相似。 高秀芹:您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对所谓的“肮脏的小秘密”给予了批判和澄清,正如您所说,在后60年代的非禁欲时代,《暮光之城》切合流行文化的点不是青春偶像剧,而是吸血鬼故事,于是,对吸血鬼文化进行学术追溯就显得颇有意义。那么,吸血鬼的历史血脉在西方文化史上是怎么样的?为什么在欧洲会产生吸血鬼文化呢? 戴锦华:如果对吸血鬼作一个理论追溯,发现其出乎于人们的预期——它不同于女巫、精灵、僵尸、狼人等欧洲中世纪“特产”,吸血鬼纯粹是一个现代的创造。人们对于吸血鬼的源起有着各种各样的解释:(1)追溯到中世纪的黑死病和狂犬病;(2)欧洲殖民者从非洲带回来的僵尸文化和木乃伊情节;(3)还有一种尴尬的解释:吸血鬼完全脱胎于基督教的内部,一个原型是杀死基督的该隐,一个原型是出卖耶稣的犹大。以上种种溯源都不太合理。 从语言学角度考察,主要的欧洲语言都是在18世纪才出现“吸血鬼”一词,有几个欧洲文本中明显出现过吸血鬼,比如研究吸血鬼电影的严肃学术著作就有四部。综合考察,一般认为吸血鬼至少有以下几个来源:其一,当时教会出版了大量的专著和学术论文来证明吸血鬼是不存在的,这实际上充当了传播吸血鬼的途径;其二,启蒙运动的思想家站出来否认吸血鬼的存在,如伏尔泰在《哲学辞典》中就明显表示过否定;其三,再回到叙事文学自身,斯托克的《德拉库拉》(又译《吸血伯爵》等),这本著作实际上在后来的民间言说中成了“吸血鬼”的代名词。18世纪末19世纪初还有一个流行文本——《罗斯文爵士》,今天的《暮光之城》实际上是该文本的“后代”。《罗斯文爵士》一书颇为有趣,并且曾多次被书写,第一部是由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的前女友书写,据说是拜伦的画像。随后,拜伦的密友也写了一部小说,名叫《吸血鬼》,主人公就是罗斯文爵士,书写了一个迷人的、潇洒的、极具魅力的、冷血的吸血鬼形象。因此,“罗斯文爵士”成为吸血鬼的文学代名词,也成为后来吸血鬼故事的前身。还有一个十分有趣的传说,文学史上有一个美谈,拜伦和雪莱等聚集在雪莱家的别墅,大家开始讲述恐怖故事,玛丽.雪莱将这个夜晚写成了《弗兰根斯坦》,成为女性主义研究的重要文本,据说,《吸血鬼》这部小说也诞生于这个夜晚。 我下面提出自己的几个假说。首先,吸血鬼并不是来自于蒙昧和黑暗的中世纪,它完全是一个现代的产物,具有现代性。其次,吸血鬼之所以成为一个公众文化、社会知识和文学谱系中的内在组成的一部分,是因为那个时代精英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参与到了其讨论和发言中。与其说吸血鬼来自于一种蒙昧、迷信,一种科学和理性不能到达的、不可解释之物,不如说它是科学时代的造物。我尝试对我的假说作出一种论述,罗斯文爵士的故事其实没有溢出浪漫主义书写的基本范式,它只不过将罗斯文爵士的迷人和邪恶书写成一种“内在的恶魔”,是现代人的内在之物,人性的必然组成部分。可以称之为“浪漫的恶魔”、“浪漫主义的噩梦”。如果考虑到浪漫主义、尤其是德国浪漫主义与德国古典主义和法西斯之间的联系,作出上述解释就并不困难。德拉库拉的故事十分有趣,自始至终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每个不同人物都采用第一人称,而且是书信与日记等相当私隐的第一人称。这种叙述本身都是关于一个叫德拉库拉的恶魔的叙述,而唯一没有进行叙述的是德拉库拉。换句话说,所有的叙事都在围绕着他,试图到达、识别和触摸他,但却又无法到达和触摸。故事的结局——所有的人彼此交换日记,互相阅读,共同占有极其个人化的叙述,从而赢得了一个杀死吸血鬼的机会。第三,吸血鬼的叙述是在文化潜意识、社会潜意识或者大众文化层面尝试去处理关于大众社会的浮现和大众社会理论的困境。创造大众社会理论的理论家们完全站在没落的贵族阶级一边,面对着没有区隔的“乌合之众”,面对着工业社会的兴起,他们表现出巨大的伤痛和震惊。吸血鬼的原型都是欧洲的贵族,是血缘的“高贵者”,但成为故事中必须被杀死、被放逐的对象。这也反映出欧洲大众社会初起和资产阶级文明的困境,吸血鬼的形象表现出他们对于过去的迷恋和怀旧。吸血鬼是 “吸血”鬼,吸血鬼之间的联系是“血”的联系,这正表现了现代文明对于“血脉”贵族天然优越性的妒恨。 高秀芹:您提出吸血鬼是现代的产物,对应了欧洲大众社会初期对资产阶级文明的困境,在文化潜意识里是对现代社会的警惕和回应,我是否可以理解为,现在以《暮光之城》为主的吸血鬼故事应和着新世纪、全球化,又间接地应和着金融海啸冲击下的美国社会,现代值得讨论的是,这部剧作为流行的通俗大众文化文本的功能究竟是抚慰还是祛魅? 戴锦华:关于大众文化功能的通常说法是,它可以给人提供想象性的抚慰,以及现实当中能够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的想象性解决。一个美国研究吸血鬼文化的大学教授指出,所有现在的这些吸血鬼的故事和以往的吸血鬼故事不同,它们都有着一个大团圆的结局,甚至到不近情理的地步。这既是这批流行的吸血鬼故事的特征,也同时是大众文化文本的基本特征。 曾看到一则吸血鬼材料提到美国的最新统计表明,今年和明年将推向美国及全球大众文化市场当中以吸血鬼为题材的文化产品近百万,这个流行之巨大甚至有些恐怖。以至于美国的一个最资深好莱坞制片人说,吸血鬼沉睡了15年之后(就是好莱坞15年没拍过吸血鬼的大片了),现在它们从棺材里出来了,大概是时候让它们睡回棺材里去了,这次它们睡回去最好能睡5到25 年。这个小小的表述说明这一轮流行的来势汹汹,而《真爱如血》和《暮光之城》被看做这次流行的始作俑者。有人认为《真》是《暮》的成人版,这大概是因为它对于电视剧这样一个有着严格的道德尺度、深入家庭的文本媒介形态来说过于暴力和色情了。《暮》中的男女主人公都如同没有身体或至少没有性器官的存在,其重要的卖点之一就是异常清洁优雅的叙事特征,似乎要宣扬一种超越弗洛伊德或者回到前弗洛伊德的利他真爱。而相较之下,《真》不仅提供了一个性混乱的大背景,而且主人公之间的相互吸引首先就建立在性行为和性心理上,故此被视作成人版的《暮》。然而,从另一个意义上,我认为仅从文本来说,《真》与《暮》有着相当不同的价值取向。《暮》几乎没有给我们留下另类解读或创造性使用这个文本的空间和可能,而《真》当中甚至在文本脉络内部,都到处浮现着、出没着一种帝国魅影。这次流行由这两个文本共同构成恰好向我们揭示,大众文化流行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的,从来都不是整一的,都是以种种方式试图来对严酷的社会现实做出某种回应。 造成这轮流行的第三个文本,刚好和前两个文本形成了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脉络。《血色入侵》(Let The Right One In)是一部瑞典的吸血鬼电影,得了很多艺术电影奖,被国际权威影评人称为电影史有史以来最好的吸血鬼电影。它非常的冷酷、严峻、痛苦、缓慢,几乎没有救赎或者拯救,没有抚慰。当这三个文本并列地陈列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吸血鬼这样一个特定的欧洲内在构造出来的魔鬼,或是叫做怪物,其实在每一个历史阶段扮演的角色或被赋予的社会功能是十分斑驳、多元和复杂的。这部影片中的惊悚柔情——因为这部片子中的唯一亮点就是一个父母离异的无助的成为同性恋的在学校受尽人们屈辱的小男孩,和一个残暴嗜血的(但她的嗜血仅仅为了生存)小女孩吸血鬼之间的友情和温情,一种相互依偎的、抱团取暖的一点点温情——使它比《真》更贴近于在金融海啸在后冷战的全球重组格局当中风雨飘摇的欧美人的内心某种真实状态。《暮》之所以会构成久已不再流行的罗曼司再度流行,刚好是因为它组合或者说是嫁接了吸血鬼的元素。吸血鬼的元素使得罗曼司式的叙述成为可能,使得一个罗曼司承担起新主流叙述再度获得讲述可能性的切口,所以对我来说关节点在吸血鬼而不在罗曼司。 如果把吸血鬼的形象视为思想史的暗箱的话,那么它其实是十足现代的造物——它是18世纪诞生于启蒙运动的恶魔,是在科学证伪中获得命名和传播的形象。吸血鬼的出现是大众对大众社会理论的一个回应,它要处理的就是世袭贵族的高贵之血。今生的资产者,今生的大众社会,今生的大众社会主体们,他们始终在“君权神授”的生而高贵的自然合法性的皇权和贵族面前的自卑,张皇,而同时,作为对大众社会的回应,完全站在皇权或贵族的立场上出现了这样一个以攻击、诽谤、妖魔化,但也是相当绝望的大众社会理论,这是我们今天所说的mass/masses——乌合之众,如果说现在的社会是乌合之众的社会,那么我说这是乌合之众对大众社会理论的回应。吸血鬼是在大众社会中萦回不去的天然合法的皇族或是贵族的幽灵。所以每一个吸血鬼的故事,尤其早期吸血鬼的故事当中的核心就是杀死吸血鬼。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携带着他们的天然合法性威胁着我们的生存,但是一次又一次我们使用越来越现代的武器,来把他们消灭。另外一个就是“欧洲的欧洲想象”,Transylvania,今天罗马尼亚的这个区域,是Dracula的故乡,所以也成了吸血鬼的故乡。每一次吸血鬼(Dracula)的故事,我们都要重回Transylvania,每次看影片都会看到人们驾着小马车去了那里,结尾的时候又赶着小马车杀死了吸血鬼从那里出来。 吸血鬼成为美国大众文化的核心,而美国大众文化使用此形象的功能之一是处理美国的欧洲想象。这个准原型形象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个有效的切入口,带出来一个19到20世纪的重要大众谱系。我们通常会认为吸血鬼是哥特小说的分支,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吸血鬼是哥特小说之源。好莱坞预告的明年大投资的影片之一,叫做《Dracula元年》。所以德拉库拉仍旧没死。有一个说法称《夜访吸血鬼》之后的电影叫做后德拉库拉时代,但是德拉库拉仍然会还魂,是被无穷复制的。用瓦尔特•本雅明的说法,工业复制是大众文化最基本的特征。当然被不断复制的形象绝不止是德拉库拉,比如还有佐罗,但是德拉库拉作为在那样一个特定的年代,被创造出来和无穷复制的形象,在不同的时期要经历自身的演变史,这本身就是非常有趣的。德拉库拉的故事,似乎是从现代人眼中看到的一个中世纪城堡当中浮现的魅影或恶魔,但是我们稍加思索就会发现在斯托克的原形那里,德拉库拉确实是一个古堡魅影,然而它作祟的空间却是大都市(当然,这也是《暮光之城》的创新之处——重回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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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败退台湾以后,一直念念不忘反攻大陆。其间,美国人曾三次考虑用原子弹袭击中国大陆,但蒋介石三次都反对。 志愿军入朝作战,杜鲁门考虑使用原子弹 蒋介石1950年12月1日日记云:杜鲁门与美国朝野主张对中共使用原子弹,应设法打破之。 1950年入朝的志愿军先后在西线和东线发起攻击,美军受到沉重打击。美军统帅麦克阿瑟惊呼:“投入北朝鲜的中国军队是大量的,其数量还在不断增加”,“我们所面临的是一场全新的战争”。 11月3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联合国部队不打算放弃他们在朝鲜的使命”,“将采取任何必要的步骤应付军事局势”。记者问他, “任何必要的步骤”是否包括使用原子弹,杜鲁门说:“我们一直在积极地考虑使用它。” 显然,蒋介石12月1日的日记即针对前一天杜鲁门的讲话而发。“应设法打破之”,表明蒋介石不仅反对美国对中共使用原子弹,而且要采取某种行动。 蒋介石完全支持当时位于朝鲜半岛南部的韩国政府。6月26日,即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二天,蒋介石就立即召集会议,讨论出兵援韩问题。29日,他决定出兵 3个师,并派顾维钧向美国政府交涉。后来,又曾多次向美国表示,坚决支持韩战。12月1日,他曾托人转告麦克阿瑟:“韩战挫折甚念,如需中国尽力之处,无不竭诚效劳,愿共成败。”但是,他一听到杜鲁门有用原子弹对付中共的“考虑”,还是坚决反对。其原因,据蒋日记自述,是因为觉得此法“不能生效,因其总祸根乃在俄国也”。 北越奠边府大捷,美国军方考虑使用原子弹 1954年4月17日,蒋介石拟定《本星期预定工作课目》中,其中第3项写道: 美国氢弹、原子弹不令用于越南与中国大陆 。 根据这一则日记可知,美国曾再次准备用原子弹,以至氢弹攻击越南和中国大陆,而蒋介石再次反对。蒋介石既然将之列入《本星期预定工作课目》,可见是几天之内就要做的工作 ,有其紧迫性。 次天,蒋介石日记云:“约见美太平洋总部霍华德参谋长。”显然,“‘不令’美国使用原子弹”,是蒋介石确定的对霍华德的谈话内容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胡志明领导的越盟在越南北方的河内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简称“北越”)。法国为争夺对越南全境的控制权,于1945年9月对北越发动战争。1950年,中国政府应越共要求,派西南军区副司令员陈赓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前往越南,并派以罗贵波为团长的政治顾问团和以韦国清为团长的军事顾问团到越南工作。同年12月,法国和美国签订《共同防御协定》,美国军方向法军提供大批武器装备。1954年3月,在中国的军事援助下,越南人民军以优势兵力进攻奠边府,全歼法军1.6万人,俘虏法国步军司令德卡特莱少将,法军败局已定,准备撤出越南北部,而美国则准备介入。 为了反攻大陆,支援法军,蒋介石于当年2月命其副总参谋长彭孟缉制订一项“雷州半岛方案”,其内容是,在广东的雷州半岛登陆,以之为“第一滩头阵地”。向北,进攻广东、广西,威胁南宁;向南,进攻海南岛,阻断中共接济越南的通道。蒋介石觉得,这一方案“或易为美国所接受乎?” 从蒋介石日记可知,为了挽救法军在越南的败局,这时美国曾准备以氢弹、原子弹袭击越南和中国大陆。霍华德的台湾之行,旨在征询蒋介石的意见,而蒋介石的态度仍然是反对。 反攻大陆,蒋介石拒借原子弹 1954年10月20日,蒋介石日记云: 召见叔明,详询其美空军部计划处长提议,可向美国借给原子武器之申请事,此或为其空军部之授意,而其政府尚无此意乎?对反攻在国内战场,如非万不得已,亦不能使用此物。对于民心将有不利之影响,应特别注意研究。 叔明,指王叔铭(1905-1998),山东诸城人,中国空军创始人之一。1950年4月任台湾防空司令部司令。1952年升任空军总司令部总司令。由于他和美国空军之间长期而深厚的关系,因此美国有关方面选择他作为向蒋介石的传言人。 蒋介石深知,自己初退台湾,立足未稳,完全不具备反攻大陆的条件。因此,他在 1951年《大事预定表》中强调,准备未完,切勿反攻;无充分把握,决不反攻;时机未成熟,亦不反攻。 蒋介石要反攻大陆,首先必须解除美国的所谓“台湾中立化”的束缚。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曾宣布,命令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以阻止从中国大陆对台湾和从台湾对中国大陆的一切海空活动,将台湾海峡“中立化”。美国的这一决定既反对大陆解放军跨海进军台湾,也反对台湾蒋军跨海进攻大陆,对海峡两岸都有限制。1953年2月2日,新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下令第7舰队不再干涉蒋军袭击中国大陆,“放蒋出笼”,蒋介石很高兴,认为“正合吾意”。 蒋介石要反攻大陆,还必须争取美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1954年初,他制订“开计划”(K计划),争取美国援助的武器有:海军驱逐舰6艘,喷射式 F86式战机2大队,F84式战机2大队,新式雷达若干。 该计划同时要求:1.以苏联接济中国的武器数量为准;2.币制基金现款5亿美元;3.每年作战经费3亿美元;4.经济援助1亿2千万美元。 美国人在很长时期内对蒋介石的反攻大陆计划不感兴趣,认为这只是蒋的梦想,因此,对蒋的军事援助也不很积极。蒋介石曾在1951年10月20日的日记中抱怨,美国应允的1951年军援计划7千万美元,至今“一物未到”。12月31日日记称,美国运到台湾的军援武器只占其应允总数的32%不到。对于蒋介石所要求的新式喷气战机,美国人担心会给自己带来麻烦,要求蒋介石保证,不得采取对大陆的攻击性行动,以免将美国拖入战争,在此之前,停止或暂缓向台湾交付飞机。1953年7月12日,蒋介石甚至咬牙切齿地在日记中表示:“再不要幻想美国援助我反攻复国。该国之政策与诺言绝不能信赖,其幼稚、冲动、反复无常之教训,如果自无主张与实力,若与之合作,只有被其陷害与牺牲而已。” 到了1954年,美国人对蒋介石反攻大陆计划的冷漠逐渐出现转变迹象。当年2月,台湾与美方召开“共同防卫台湾作战会议”。4月,蒋军与美军在台湾南部共同举行“联合大演习”,14日,蒋介石邀请美国军方高级将领普尔少将等人聚餐,参加者一致表示,愿随蒋介石“并肩反攻大陆”。9月3日,海峡两岸发生炮战。解放军自厦门向金门发炮6千余发,击毙美军在金门的顾问2人。7日,台湾蒋军出动海空军攻击解放军炮兵阵地。10月11日,蒋介石致函艾森豪威尔,认为如果苏联首先使用氢弹,先发制人,则“氢弹一落,全世界人心震惊,其必同时萎缩、昏迷,不知所至,更不知如何能图报复。”因此,他建议美国,“不如助我反攻大陆,使敌人专致力于此,而无暇顾及其他,是为长期消耗敌力,陷入泥淖,不能自拔之一法。”美国空军部计划处向蒋介石提议,只要蒋申请,即可出借原子弹供反攻大陆之用,显然与这一背景有关。 蒋介石当然知道原子弹的厉害,也知道此物对他反攻大陆会很有用,但他更清楚,此物“使用”不得,一旦使用,“对于民心将有不利之影响”。后来的历史表明,蒋介石终其一生,没有向美方提出有关“申请”。 蒋介石虽然是个反共的政治家,但是,他懂得争取“民心”的重要。一旦他向美国人借用原子弹,那么,不仅反攻大陆不会成功,而且,他就将永远成为民族的罪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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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蕾:父亲的信仰 原载:作者博客http://xionglei.blshe.com/ 9月9日,也是毛泽东主席逝世30周年。父亲走在2005年9月9日23时25分,真是遂了他老人家的愿。 1991年,父亲应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之约,为纪念周恩来总理逝世15周年撰写的《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发表后,一位老同志问他:为什么那时候在那样的环境下,父亲能做到出污泥而不染,保持着“白皮红心”,而现在许多人却一到深圳、香港那样的环境就变了质? 父亲当时好像没有正面回答。一方面,因为还在和另一位老同志说别的事情,另一方面,父亲不是一个特别喜欢标榜自己、喜欢讲大话的人。 但这个问题并不是没有答案。那答案也很简单。 那就是,父亲的信仰和追求,始终没有改变。 2001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组来采访父亲。访谈中,父亲回忆起他1936年12月在清华大学读书时,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情景。那是“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的时候。 时年82岁的父亲对65年前入党的一幕,记忆得极为清晰——这毫不奇怪,他的记忆力始终超好,对许多历史事件的回忆,可以精确到几点几分。但是,令我难忘的是,父亲流利地背诵当年的入党誓词时,那铿锵有力的声音:“……,牺牲自我,永不叛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还有他说,宣誓之后,三个秘密党员心里默唱《国际歌》时,念出了那句歌词:“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这时,父亲的眼睛闪闪发亮。 一些年轻朋友评价说,父亲“是一位伟大的有着真正信仰的人”,是“把信仰保持了终生的共产党人”。我非常赞同这个评价。他们尊重我父亲,不是因为他有过怎样的传奇经历,有过怎样的地位,而是因为他始终忠于自己的信仰。 在信仰好像不再时髦,特别是你所信仰的似乎在为许多人——包括你曾经的同志——不以为然或干脆抛弃的时候,你如果仍然信守自己的信仰而不动摇,那确实值得尊重。 我因此为父亲而自豪。 父亲的信仰之所以坚定,在于他并不是为了个人讨出路而参加共产党,而是经过了认真的学习和思考,有了足够的理论准备。 虽然从清末民初以来,父亲家族的命运跌宕起伏,但是从来没有到活不下去的地步。作为官宦之家,若为讨个人的出身或前程,父亲并不需要参加共产党。即使在抗日救国的大时代,共产革命也并非他这样人家子弟的唯一选择。可是父亲选择了和被压迫阶级为伍。父亲的选择,决不是盲目的。从同辈人当年的记述中,或许可以看到父亲年轻时思想发展的脉络。父亲1936年从江苏省立南京中学毕业时,同级学友出了一本纪念册。纪念册中,有同学之间相互的评价和同学们的代表作。一位名叫杨承栋的同学,为父亲写下这样的评语: 永远没有退避,永远只有向前,这表示着他具有如何正确而进取的人生观,倘使缺少这,只不过是一个俯拾即是的,脑中装满五车书的所谓“好学生”而已!由于这进取的人生观,才能取得把握现实的钥匙,打破了纯个人主义狭隘的天地,不迟疑地成为时代斗士的后继者。 这位杨承栋,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担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许立群。不过,在写下这个评语的时候,他和我父亲还都没有加入共产党。 在这个纪念册中,父亲有两首诗,也颇值得玩味: 其一 哀辽宁 吁嗟伟哉长白山,山高千丈插云间,上有皑皑之白雪,长松古木欲撑天;下有苍苍之绝谷,泉飞石突河蜿蜒。河边沃野延千里,宝藏无尽少人烟。 岂意神州日陆沉,强邻遽乎动刀兵,辽宁一夕惊事变,倭奴夜占沈阳城。沈阳官吏疎防守,羽檄星驰报将军,将军青年肩钜任,不爱边功爱美人。神消粉黛蛾眉色,魂醉梨园丝竹声,灯红酒绿歌舞里,烽烟直逼古长城。 长城北风吼,胡马鸣啾啾,倭奴塞外逞凶残,将军闲里享温柔。温柔享尽酒初醒,已失燕云十六州。嗟彼辽吉之民一何苦,弱妇被奸掠,壮丁做马牛,少者从军老者死,空余白骨对荒邱。呜呼!哀辽宁,哀辽宁!安得虎贲百万兵,慷慨杀向东京城!但能救得塞外灾民千百万,马革裹尸战死沙场吾无怨! 其二 忆三年 三年梦也似地掠过, 只一些珍贵的回忆,遗剩在我的脑膜。 “别了,我亲爱的全体同学”! 但,在别前,我还想把往事细数。 * * * 就在这梦也似的三年, 我们一道儿读书,一道儿生活; 相砥砺,相切磋,相琢磨, 我深深地认识了你,你深深地认识了我。 伟大的友情永把我们维系着, 即使我跑到天涯,你跑到地角。 * * * 就在这梦也似的三年, 勤息轩的紫藤,已攀过了屋角, 校园里的青桑,也结着鲜红的多花果。 拆去了的生物楼,是那样残破; 刚建成的新运村,却是那样的巍峨! 这儿啊,曾住过你和我, 你和我啊,又怎能把这儿忘却?! * * * 就在这梦也似的三年, 敌人冲过了榆关,占据了黄河。 浪人偷运着他们的私货, 汉奸惨杀着我们的同学! 无限的野心,不停的侵略, 受不了的侮辱,按不住的无名火, 终有一天,拼个你死,拼个我活! * * * 就在这梦也似的三年, 德侵奥,意并阿。 漫天的飞机,遍地的炸药。 帝国主义的凶焰,虽则一天天的旺盛, 和平劳力的拥护者,也正一日日的增多! 眼毛竖起了直角,看结果: 最后胜利的, 是德?是日?还是苏俄? * * * 别了!我亲爱的全体同学! “暂别?永诀?”我不能武断地说! 但是,无论如何, 伟大的友情,会把我们永远维系着! * * * 别了!我亲爱的全体同学! 勿留恋,勿伤心,勿蹉跎! 请用热血代替热泪, 请用战歌代替骊歌! 在保障和平的阵线里, 莫少了你,莫少了我! 且不论一个17岁小青年的文思才情,那字里行间所流露的忧国忧民之心和慷慨赴义的决断,应该说是奠定父亲信仰选择的思想基础。 当然,无论信仰多么美丽,达到理想境界的道路都充满曲折和荆棘。彷佛对这一点早有预见,杨承栋—许立群在当年给父亲的临别赠言中,写下这样的词句: 我想起爱伦堡底话来了:“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着,另一方面却荒淫无耻”,这两句话道破了现实社会真与伪;善与恶;美与丑;光明与黑暗的两面,你将踏上充满真善美的光明的路呢?抑是踏上充满伪恶丑的黑暗的路呢?倘使你选取了前者,那么一切恶意的攻讦,无耻的袭击都是免不了的,你底一切思想行为都能得到市侩们的喜爱与眷顾,更是必然的事了。但是朋友,我知道你能,你也愿意作到这样的啊! 有这样的人生观,有这样的思想基础,父亲选择为共产主义而献身,应该是很自然的事。也正是因为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经历过这样光明与黑暗的较量,父亲才能坦然面对后来很多的风风雨雨。他不像很多同辈人,对社会和党内的丑恶,要么痛心疾首,牢骚满腹;要么垂头丧气,万念俱灰。他说,他相信历史,相信人民。所以,他从不悲观。 我因此佩服父亲。 父亲是一个有大历史观的人。 这历史观,表现在他对待许多历史事件的求真务实——从他在《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对许多历史事件的回顾,都可以看出这一点。 父亲的历史观,更典型地表现在他对待自己历史作用的冷静客观。 毛主席说过,父亲当年在国民党胡宗南部所起的作用,“一个人顶几个师”。这评价,令父亲很欣慰。 但是,父亲不赞同夸大他个人的作用,更反对有人以他的作用来贬抑乃至否定毛泽东、周恩来指挥那场决战的英明。 首先,没有远见卓识,没有对国民党、蒋介石、胡宗南入木三分的了解,就不可能在全面抗战开始之初,国共第二次合作方兴未艾之际,布下父亲等一批“闲棋冷子”到国民党军队中。 其次,没有令人折服的思想理论,没有令人倾倒的人格魅力,毛泽东、周恩来和共产党不可能吸引父亲这样的青年才俊投身效命,致死不渝。父亲在胡宗南部十年,与胡宗南朝夕相处,见周恩来只有两面,其中一次不足15分钟,一次是“危机处理”。胡宗南是蒋介石麾下军事将领中的佼佼者,对父亲宠爱有加。可是他始终未能彻底“感化”父亲。我只能说,在思想理论和人格魅力上,胡与毛、周相比,还是差了一截。 第三,没有睿智的分析能力,没有高超的战略眼光,即使掌握了情报,也未必能够做出准确的判断和正确的反应。事后看棋局,后人往往很难体会当局者迷的复杂。缺乏信息,不了解对手,当然难于决断;而陷在各种真真假假的信息迷魂阵中,有时也会让人对真实的情报产生疑惑甚至无所措手足。但这样的失误,在毛、周那里绝少发生。这当然是很了不起的。 《孙子兵法》云:“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用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父亲的亲身经历,便是佐证。 至于对共产党在国共两党合作时,派人打入国民党卧底的非议,我想,有1927年共产党惨遭蒋介石清洗在先,这样血的教训对谁都是刻骨铭心的,任何一个有正常思维能力的政党,都不可能不有所警惕,防止再次受到加害。而就在抗战期间的国共合作中,新四军也曾几乎遭到灭顶之灾。作为保护自己的措施,先布几颗闲棋冷子防人一手,无可厚非;更何况共产党是希望这些棋子闲着冷着的。是蒋先生的作为让他们不闲不冷甚而热了起来,须怪他人不得。 父亲不只一次说过:用他打入胡宗南部,是历史的偶然;但是中国革命的胜利,则是历史的必然。我同意父亲的看法。假如没有他,我相信仍然会有类似他那样的共产党员张向晖李向晖,去做同样的事情。 值得庆幸的是,历史选择了父亲,而父亲也没有辜负历史的选择。 但是,父亲是否辜负了胡宗南? 我曾经问过父亲。父亲很坦然。他问心无愧。 胡宗南的确对父亲和父亲的一家都非常好。作为熊家的晚辈,我虽未有机缘见过胡先生,但是也要感谢他曾经对我爷爷奶奶伯伯姑姑们的照顾,更感谢他对父亲的青睐和培养。 父亲的表现,应该说,也是值得胡先生对他另眼相看的。 可是,用父亲在胡宗南部的袍泽、前国民党将军、台湾名流张佛千老伯的话说,父亲“入共产党在前,到胡长官身边在后,并非受到胡的重用后再投共。要怪只怪蒋老先生非要打内战。如果不打内战,大家不是相安无事吗?” 毁了胡先生的,是内战,而不是父亲。 那么,胡宗南为什么要在众多的莘莘学子中,挑中父亲来栽培? 有人简单地以为,胡先生瞎了眼,挑了个共产党做他的机要秘书。更有人荒唐地以为,胡宗南本人就是共产党。 胡先生当然不是共产党。可胡先生也绝没有瞎了眼。他挑中父亲,正说明胡先生不是等闲之辈。 1936年9月1日,周恩来亲笔写信给胡宗南,其中说到,“兄在黄埔为先进”,却以剿共成名,相信他“绝非勇于内战怯于对外之人”,对他以“尚未成为民族英雄为憾”。这些都不是客套话。胡宗南一直保留着这封信,五、六年之后父亲当了他的机要秘书,他还给父亲看过这封信,说明这些话都说到了他心里。 这些话说明了什么?说明胡宗南与那些一味反动,只知捞钱的国民党要员完全不同。他也曾经有理想有追求。他为几个儿女取名:唯真、唯善、唯美……他对真善美的喜爱,可见一斑。 张佛老说,父亲当年“最突出之处,是他的气质之纯,为我平生所仅见……胡之选其为随从人员,是非常应该的决定,如我是胡,也会作同样的选择”。 作为“在黄埔为先进”的胡先生,他看上父亲,理当是看上了父亲身上他所喜爱的那些气质,看上了父亲身上有他所追求过的那些东西的影子。所以父亲回答他“为什么到本军来”的问题,说“来参加革命”时,他为之一震,但心里应该是欢喜的。他选择父亲,是“慧眼识英才”。我相信,胡先生真心希望国民党里,像父亲这样的青年越多越好。 可惜,历史不是按胡先生个人的意志来发展。这是胡先生的无奈,也是历史的无奈。 历史无情人有情。 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当海峡两岸可以有了人员交往之后,父亲和彼岸一些多年不见的故旧,再度重逢。 起初,我对此感到惊异。他们和父亲分属两个营垒,立场和意识形态截然不同。从他们的立场看,父亲是“对不起”他们的胡长官的。为什么他们不是怒目相向,而是相逢甚欢呢? 随着和那些老国民党交往的增多,我逐渐理解了不同政见的父辈们超越党派的友情。那是当年在抗击外侮的血雨腥风中,凝练出来的有如血浓于水的兄弟之情。这正是“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更何况他们本无个人恩怨。 而且,对于他们而言,还有一种大义比党派之争更重要,那就是中华民族的统一。 这也让我从另一个侧面,看到父亲的为人。假如父亲不是可交的朋友,再大的民族大义,也不会驱使这些耄耋老人在隔绝了几十年之后,来和父亲重叙旧谊。 这改变了我对共产党人的刻板印象。共产主义既然要吸纳一切文化的精华,共产党人当然要有博大的胸襟。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为了标榜自己的政治正确而整天挂着一幅“阶级斗争”脸,对不同观点不同意见不同派别完全不能相容的,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坚定的信仰和浓浓的人情,并不矛盾。 这正是父亲的可爱之处。 父亲是一本读不完的书。 仅以此文纪念父亲辞世一周年。 宋晓军 发表于 2006-09-08 01:53:02 IP:61.149.44.*熊大姐,看了你今天的文字,想起了2004年8月与电视台的同志去你家采访熊老时,我特意带了两本书。一本是我1999年买的熊老的《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一本是好友姜鸣听说熊老夸奖他在《文汇报》上批评《走向共和》电视剧史实严重失实的文章写的好后,托我带给熊老的一本自己的著作。我至今记得熊老为我保存的《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题字时的情景,现在这本书在我的藏书中也是最珍贵的。每当有朋友看到我这本书上写着“宋晓军同志留念 熊向晖 2004年8月23日”时,都羡慕的不得了。 熊老离开已经整整一年了,我最近正在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纪念准备杂志文章和电视节目。我浏览了一些我收藏的在长征时期的都市出版物,当看到那时中国大都市浮华奢靡的生活时,我更深地理解了熊老那一代革命者的理想和信仰。他们的青春、激情与当时他们身后都市里的跑马赛狗、文艺沙龙、最新款式的巴黎夏装、目迷五色的橱窗和最新的美国大片反差是那么大。 今天的都市生活几乎就是1934~1935年大上海的复制版,而今天的信仰和理想继承者呢?为此,我一再鼓励杂志负责人和节目制片人,要在纪念长征胜利七十周年的作品中,呈现出1934~1935年同时期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状态和价值选择,我认为这才是对熊老这一代革命者的理想、信念和勇气最好的纪念。 附:《情报英雄熊向晖--在胡宗南身边的十二年》http://xionglei.blshe.com/post/267/118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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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曾经以不同的进路(理论的和诗意的)强调自由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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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日前刊文称,重庆近来重视民生,推出惠及弱势群体的新医改方案,将住房视作公共品,把“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携手并进”;大力弘扬红色文化,唱红歌;打黑获老百姓称赞及网民支持。今天,重庆“打黑举红”,是要重拾共产党的理念和对人民的承诺,倡导富民、公平、公正旗号下的“红色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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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已经看到,苏联的溃败与军事力量几乎无关。美国的霸权也不在其军事能力。尽管美国军工联合体极力渲染其军事技术的高超,但自二战后迄今六十多年里,美军从没打赢过任何一场真正的战争。朝鲜、越南、阿富汗、伊拉克,哪一场战争以美国的胜利告终?南斯拉夫没有被美军打败,那里的人民急于加入欧盟,自我分裂,并向西欧缴械投降。科索沃之战是在意识形态战场上决出胜负的。“自由民主”话语系统崛起、称霸才是美国获胜的主因。世界霸权是靠政治话语霸权来确立和维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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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思想
2010/02/04
| 阅读: 2415
侯旭东在《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一文中,一说关于中国秦代以来是专制主义的“论断”是19世纪末年中经日本传人的;二说该论断是18世纪“个别”的“西方人对中国的歪曲”;三是侯本人开始时已经强调了只对专制主义作词汇传播史的考察,对中国秦代以来的体制本身不做研究,但又在其文章中五次以上指称该论断是西方人对中国历史的“歪曲”与对中国的“偏见”。这些。一是与相关的历史事实严重不符,二是文章在观点上自相矛盾。关于中国秦代以来是君主专制统治的认识,一是中国本土从秦汉时期就有,并且到清代中期一直有传承;二是严复、谭嗣同、夏曾佑等人未经日本直接与西学接触而早于侯文中所说的梁启超等人,就对中国秦代以来的君主专制统治进行过详细阐述。这两方面的大量史实表明,侯文的观点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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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间道》(Infernal Affairs)在亚洲金融风暴后的香港取得空前的成功,不但有人视之为走向没落低迷的香港电影新希望所在,甚至罕有地受到特区首长公开赞誉。然而,具讽剌意义的是,《无间道》却可能是香港电影历史上最强烈的政治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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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书评
音乐
2009/11/18
| 阅读: 2413
《古丝路音乐暨敦煌舞谱研究》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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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部沉思录中,既折射了明清之际那一段血与火的历史之光,又积淀了一个当时心境极为痛苦与矛盾的思想家的深邃反思,因此它不比一部单纯的历史著作那样,让人能一下就看懂它的内容,一眼便看穿了它的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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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
思想
2011/11/17
| 阅读: 2411
"表里"、"并用"或"互补"的说法只承认两者一体或同在,但没有指出为什么两者可能一体或同在。由于放弃了探讨儒表法里现象的理论逻辑,隐含地也就否认了儒家(或法家)本身作为一个有解说力之理论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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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外交官是代表一个政府,因此应该要有一定的政治水平。中国的外交官,在中国一言堂,坚持口径一致的情况下,只能够念熟一套固定的语言,即使是当大使的人也不能改变,因此水平不够。但印度大使就不是,他们甚至水平会比总理还要好,因为他们是像中国过去那样的拔尖的"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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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效果,我们或许还是应该坚持这样一个观点,即更多地发掘和分析其作为学术制度内部所存在的紧张性乃至矛盾性,而不要把目光仅仅盯在其貌似同一,实则不然的 “批判的理论命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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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勒尼(Ivan Szelenyi)认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之间,没有第三道路的另类可能;这是他根据自己1980年代以来,探索诸种第三道路的经验而得出的结论。本文是对他的两个主要论点的简短点评:一是"房地产泡沫"以及重庆"第三财政"之不可持续,二是鉴于第三道路在东欧和俄国的失败,第三道路的尝试在重庆和中国亦将同样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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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影视
2012/09/16
| 阅读: 2409
两条主线索,一是关于历史、时代大背景的风云变幻;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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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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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
书评
2014/10/01
| 阅读: 2407
评伊恩•布鲁马《伏尔泰的椰子--欧洲的英国文化热》(1999)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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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鈞凱:對台灣而言的中國道路The Chinese Path for Taiwan by Chun-Kai CHANG 一、中國之於台灣:從「內部的他者」到「外部的他者」 台灣對於中國的認知相當程度上取決於島內政治權力的更迭而有所流動,以2014年發生的「太陽花」運動而言,它並非偶發、孤立的事件,往前追溯2008年的「野草莓」與2012年的「反旺中/反媒體壟斷」等事件都是在類似的結構與脈絡之下產生的。2008年國民黨馬英九執政後改行兩岸和解與和平發展政策,卻激起幾次以「中國」(及被認為是其在台代理人的中國國民黨)為主要抗爭對象的群眾運動;與此同時,台灣社會科學界的中青世代學者則致力於在傳統的中國大陸與兩岸關係研究之外開拓「中國效應」與「中國因素」研究。 無論稱之為「效應」或是「因素」,中國被視之為晚近伴隨政治力量而自外部移植進來、過去未曾在台灣內部發揮過的新作用力。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吳介民(2012)進一步強調「中國因素」對台灣的作用,他「具體地」指稱兩岸之間存在著「跨海峽政商聯盟」,正在挑戰、侵蝕著台灣這個「民主國家」及其公民社會的「普世價值」基礎,勾勒出一幅台灣以「自由開放的民主」對抗中國的「官富民弱而兵強專制」的圖景。[1] 「中國效應」或是「中國因素」指稱的內涵具有一定的對抗性、侵略性與負面性,台灣與中國成為相互對立的絕對主體,在知識上切斷台灣與中國之間歷史與思想的連續性、關聯性,中國之於台灣成為「外在的他者」。中國不斷「他者化」的過程,在戰後台灣有其一定的線索可循,並不因執政者的顏色、立場或「民主化」與否而有所差異。 在切斷台灣與中國歷史思想連續性的過程中,國民黨被形塑為「外來政權」,而社會中與中國有關元素則被解讀為黨國威權遺緒,例如吳介民(2012)就認為「國民黨在台灣長期執行過『內部殖民』或『類殖民』的文化政策,並稱之為「中國民族主義的霸權論述」(或「大中華霸權」)(頁123),同時將「中華民族」理解為具有高度外來性、排他性、壓迫性且是國共共有的「強權者的權力工具」(頁60)。但是這樣的論述往往忽略了在國共內戰、東西冷戰「雙戰結構」的本質性制約之下,國民黨所建構出來中華民族主義論述與史觀所存在的虛假性、偏頗性與片面性,同時更隱沒了國民黨反共.中華民族主義與其後台獨、獨台(以及新興「台派」)論述之間的連貫性。誠如趙剛(2014b)所言: 那民族主義的、提倡「復興中華文化」的蔣介石政權,恰恰是今天台獨反中勢力的不知情奠基者。因為在零和反共的前提下,在不敢反省國民黨何以失去大陸民心的前提下,在不敢面對五四以來複雜萬端的近現代史的前提下,那個中華文化的故事也說不全整,左支右絀,遁古走空......在國民黨有意推行的正面,它失敗了,但在它所反對的負面,它成功了:國民黨的仇匪恨匪的教育,只要稍加轉換,就能夠變成仇中恐中(頁271)。 若看不到國民黨民族主義及其史觀的本質性缺陷,而將台灣社會面對的內外矛盾全部凝結、歸咎到國民黨身上,那麼無疑只是空想出一具稻草人來,並且時不時對它揮以重拳。 在「反共─國安」體制之下,戰後島內看待中國的視角同樣帶有高度政治取向。以1949年之後台灣學界的中國大陸研究為例,2000年之前大致可以區分為「匪情研究」、「中共研究」與「中國大陸研究」等三個階段,[2]一方面對「敵情」(「共匪」)研究、加強「反共」宣傳,另一方面則是為政府或政黨的大陸/中國政策背書。海峽彼端的「非國民黨中國」始終做為外在於台灣的存在,也可以說在國民黨「法統」的認知下,共產黨治下的中國只能做為「內在的他者」。 受到西方學界「中國研究」(China studies)的影響,台灣學者開始將西方的「中國研究」移植進島內,大量借助西方學界(尤其是以美國為主)的問題意識、研究方法、途徑、主題與文獻,不只是失去台灣的視角,同時更是戴著西方的眼鏡來看待中國,依附於西方學術主體之下。[3]與此相應的,則是當局在兩岸政策上改推「兩國論」,憲法意義上的「大陸地區」轉變為另一個國家,中國之於台灣遂從「內部的他者」走向「外部的他者」,影響了台灣社會對於中國的認知與視角。[4]當然台灣學界還是存在著批判性的中國研究,反思、反省西方中心主義,注重歐美以外地區的知識脈絡與問題意識,但是類似的作法仍然是站在中國的外面來看中國,將中國(或「中國學」)視為一種方法、媒介,以「曲線」的方式來認識中國。 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之後,台灣雖然回歸到憲政意義的「中國」範圍之內,但由於台灣隨即捲入內戰與冷戰之中的特殊性,戰後台灣看待中國的角度始終處於不斷「他者化」的過程,將自己直接或間接地置於中國的脈絡之外,此過程往深處發展就是自覺地主動切割與中國之間的歷史連續性,逐漸消磨自發於內屬於知識與哲學層面的「中國」意涵。[5]在「沒有中國的中國」視野下的現代化道路,台灣將中國不斷「他者化」,到最後只能做為歷史終結論的一個註腳。 二、兩岸分殊的現代化道路 戰後台灣將中國不斷「他者化」的過程,與1949年兩岸因內戰分治而走上兩條不同的現代化道路有關。台灣所迴避(或言無法理解)的中國社會主義革命,起源於19世紀以來西方強權挾著船堅砲利的入侵,面臨文明與種族的雙重危機,按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強世功(2007)的說法,中國人開啟了從孫中山到毛澤東追求「國家要獨立,人民要解放」的內部革命;包括五四運動同時標舉的「啟蒙」與「救亡」,也是由於中國人體認到「國家獨立是個人自由的保證,個人自由是國家獨立的動力」(頁367)。 台灣問題的發軔與近代中國歷史息息相關,先有列強對中國的入侵而有台灣的被迫割讓,台灣被編入殖民地經濟服務於殖民母國的資本主義發展,與鴉片戰爭之後的中國大陸「同時淪為歐美帝國主義國家的次殖民地,整個社會生產被迫與資本主義世界市場體系掛勾,轉而服務於帝國主義國家的資本積累(特別是表現在鴉片貿易上)」(陳福裕 2001)。殖民地下台灣人民受到經濟剝削、政治壓迫與民族差別待遇,從而開啟了內部的人民反帝運動,追求民族與階級的雙重解放,這一條路線在台灣光復之後仍未中斷。在歷史的視野之下,「台灣問題的存留,因此,可以說民族屈辱的烙印,尚有一處殘留下來」(林書揚 2012:166),生命跨越日據與光復的台灣人民左翼運動前輩林書揚(2011b)進一步分析:「大陸和台灣社會雖然具有一定範圍內的差異性格,但在強勢的資本主義主宰的世界裡,是同樣的政治的、經濟的,甚至是文化的重災區。這一點客觀地規定了兩岸社會共同以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做為社會發展的最高原理」(頁77)。就此意義而言,思索台灣問題更不可能脫離中國的脈絡。 但是台灣與中國大陸互相內化於其中的歷史相關性與連續性,在台灣光復初期則遭逢了嚴重的內部危機。首先是台灣光復之後,台灣社會至今從未清理與批判日本殖民,過去日本為了戰爭動員並發展母國資本主義工業化而榨取台灣的殖民主義,卻被顛倒轉化為台灣「現代化」的起源(許介鱗 2007:71-78)。這種「日本殖民有功論/肯定論/讚美論」站在文明對比的高度,將中國(包括當年來台的國民黨軍隊、官員,以及隨國民黨來台的大陸人民)定位為「外來」、「野蠻」、「落後」、「不文明」,而日本殖民統治則相對成為「文明」、「進步」與「現代性」的象徵。「日本殖民現代性」被趙剛(2014b)稱為「文明主義的神話源頭」,「一向是台獨/民進黨的一個核心意識型態武器」(頁269-270)。簡言之,「日本殖民現代性」至今仍是台灣分離主義的理論環節,是台灣將中國「外部化」過程中不可或缺的論述想像。 1949年內戰失利的國民黨敗逃台灣,兩岸分治;隔(1950)年韓戰爆發,美國第七艦隊以「協防」之名「進駐」台灣海峽。此後,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進入「雙戰結構」的格局,同時受到內戰因素與美國外力介入的制約,存在於兩岸之間的連續性面臨另一次重大的危機。特別是在歷史、思想與意識形態立場上產生至關重要的挫折,台灣按著美國以其面貌所規制出的現代化道路闊步向前。 兩個「冷戰」交會出1950年以後台灣的基本面貌,一個是東西兩大陣營的「冷戰」,另一個則是國共內戰從大規模的「熱戰」轉為無聲無煙硝味的「冷戰」,並且延續至今。兩岸之間的內戰格局到今天尚未終結,一方面說明兩岸無論在政治軍事上,或是在思想意識形態上仍在互相競逐,另一方面則更加說明台灣問題不可能自外於中國脈絡(張鈞凱 2014:30-34)。 美國主導的西方「自由陣營」在1950年代以「反共」之名開啟了對於各地區內部人民的大規模陣壓,而扮演美國扈從者角色的國民黨政府在台灣則有「白色恐怖」(林書揚 2010:45-48)。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不只是對人民生命的恣意殘害,也不只是造成人民思想上的禁錮牢籠,更大的意義在於國民黨當局(及其背後的美國霸權)透過「反共─國安」體制與白色恐怖機制,完全扼殺、肅清了日據時代以來台灣人民自發的反殖民主義、反帝國主義以及愛國主義、社會主義的思想傳統。[6] 左翼傳統被禁扼,白色恐怖籠罩下的台灣知識界盛行的是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主要的刊物包括了《自由中國》、《文星》與《大學雜誌》等,代表人物則有胡適與殷海光。當時如殷海光等較為較步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與當局之間最大的歧異在於反國民黨與反蔣,而本質性的思想立場諸如反共、親美則與國民黨是極為一致的,同樣收納在整個西方反共自由陣營的框架之下(郭紀舟 2014:427-428)。 台灣盛行的自由主義主流價值,雖然仍能看到五四運動的影子,[7]但與大陸思想界相較起來,借用強世功(2007)的話來說,基本上缺乏了「有一個更大的源於『五四』的啟蒙話語背景: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頁379)。台灣自由主義的話語最終流於「自由」與「專制」的二元對立,基本上與美國在戰後透過物質條件壟斷台灣知識菁英的意識形態有密切相關,其中的機制包括在台灣設立「美國新聞處」,鎖定台灣青年知識份子,發行書刊,舉辦展覽講演,將美國價值深植台灣各個部門(趙綺娜 2001)。影響更為深遠的是美台之間所建立的留學管道,在台灣培植一批至今不斷注入新血的親美人士,作家陳映真(1998)對此機制有如下的評估: 美國對台政策的主要精神,在於塑造和保證一個「非(反)共、親美、與中國分立的台灣」。這個一直持續有效於今日的政策,從今日台灣廣大精英層一般地親美、反共,感情上和政治上必欲脫離中國的這麼一個政治局面看來,顯然績效卓著。而政策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五十年來通過人員培訓、人員交換和留學政策十分「成功」地在台灣培育了大批滿腦子美國價值的留美精英,由他們廣泛、深入地佔據了台灣政界、官僚系統、產業界和文教學術界的結果。美國意識形態和價值體系成為台灣朝野精英共同的思想和意志。普天之下,估計沒有其他的社會像台灣者那樣,向美國廣泛地一面倒,一至於斯(頁4)。 在此脈絡之下,台灣戰後知識份子的世界觀與價值觀被成功改造。國民黨排他對立式的民族主義、自由主義的話語與親美意識形態的立場,同時形構了台灣知識份子對於中國的認知,中國共產黨治理下的中國大陸與人民顯然逐步被排斥在台灣這個「自由中國」之外,這一點從1970年代台大校園內對於《一個小市民的心聲》的辯論與兩次「民族主義論戰」即可窺見(張鈞凱 2012:216-245)。在此思想狀態之下,加深了台灣社會崇尚美式現代化道路的想像,並且同時作用於台灣的黨外反抗運動與國民黨內的革新派,國民黨威權統治下的台灣此後走上「革新保台」的方向則是必然的結果。 三、兩岸在知識上共同面臨的困境 1980年代新自由主義浪潮襲捲世界,同時興起的「全球化」概念,對於兩岸的知識界都造成了衝擊。強世功(2010)認為,「全球化」的首要特徵就是政治權力高度集中於華盛頓,透過取消市場經濟、自由人權、民主憲政等概念的特定政治意涵,抽象為一套去政治化的「普適價值」,但全球化在本質上則「不僅標誌著『美國時代』的來臨,而且成為美國在全球推廣的政治意識形態」(頁2-3)。 台灣對於這套支配性的意識形態體系幾乎臣服,從而有陳師孟等(1992)所力主的「解構黨國資本主義」。1990年代之後,台灣過去黨外反抗運動的成果,最終被民進黨與分離主義勢力所收割。此時在「台灣國族」的建構工程之中,極需要一套建立「台灣主體性」的知識體系,也就是強世功(2007)所敏銳觀察到的:「進入1990年代,台灣知識界掀起了一場哲學革命,市民社會與本土化成為思想界的支配話語......1990年代末期以來,台灣的哲學革命向更極端的方向發展......成為『台獨』運動的哲學辯護」(頁379)。 北京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汪暉(2014)則認為:「如果台灣的自我定位是從冷戰地緣政治格局中的『中國的他者』衍生而來,那麼,用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將日本殖民統治和美國主導的霸權性區域體制合理化,就是這一新的自我定位的必要步驟」(頁13)。在此必須進一步指出的是,強世功與汪暉的觀察一方面說明了台灣人民國家與民族認同的變遷,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突顯了台灣在體制道路上的選擇:為了切割與中國在歷史與思想上的連續性,從而更加往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價值體系靠攏,表現在台灣的政治體制、文化思想、市場經濟等各方面,以此宣稱有別於中國的「台灣主體性」。 在建立排斥中國在外的「台灣主體性」過程中,由於切割了與中國之間的歷史聯繫,特別是拒絕、迴避新中國成立後的歷史進程,另一方面則繼承了戰後台灣一路盛行的「日本殖民有功論」、「自由與專制」二元對立的自由主義話語,以及以美國為首所散布的「普世價值」,形成了從「野百合」世代到「野草莓」與「太陽花」世代基本思想脈絡與立場。與此同時,「台灣主體性」與戰後國民黨在台灣推動的民族主義便有了異曲同功的工具性作用,一來與大陸的政權人民辨別「敵我」,二來則充斥著西方世界慣有的反共思維(進一步升華為反中反華情緒),並且共享著西方現代性價值。[8] 強世功(2010)指出政治集中化與非政治化的政治必然造成如此效應:「真正的政治隱沒了,彷彿沒有歷史,也沒有倫理,更沒有了政治」(頁3),可以說在當代台灣得到印證。台灣愈宣稱「主體性」,事實上反而愈空洞、愈虛無,甚至相應而來的是高漲的「附庸性」──對西方現代性價值的高度附庸。「台灣主體性」的內涵就是以拒絕中國、割裂中國的方式來擁抱西方,因此「主體」與「附庸」只能是一體的兩面。趙剛(2014a)指出當代台灣「主體想像的虛空化與被動化」,從而造成「思想的貧困」(頁2),在此脈絡之下便不難被理解。 建構台灣國族「想像共同體」而導致的思想失語,事實上同樣也發生在中國大陸知識界。強世功(2007)指出,由於「知識的學科化」以及現代性的話語被自由派壟斷,因此完全無法回應分離主義運動高漲之後所帶來的哲學挑戰,如他所言:大陸知識界「無法在理論上反思整個現代性話語,中國文明的主體性地位就難以確立,中國人的生存意義就難以獲得正當性,台灣統一問題就難以給予哲學上的最高辯護」(頁378-380)。在對於台灣問題的失語狀態下,大陸知識界出現的「國粉」(民國粉/國民黨粉)、「蔣粉」與新興的「民國熱」,當然也包括強世功(2007:380)所指稱「在骨子裡對台灣『獨立』抱著無所謂的態度」的部分知識分子,便不足以為奇。 知識與思想上因為斷裂而產生的困境,其癥結追根究柢來自於歷史。歷史不只是見諸於史書上的文字材料,歷史的主體是人,人推動著歷史在前進。強世功(2007)進一步指明歷史是文明、哲學、倫理與正當性的根本來源,因此「捍衛歷史,就是捍衛人的存在,這是一場關係到成為主人還是淪為奴隸的生死之戰,是一場來自本能的為生存而戰,哲學的目的就是為這場戰爭進行最高的辯護」。大陸知識界由於失去歷史與文明的視野,再加上思想格局「對現代性問題的片面理解」與「對自由問題的單向度認識」,並且過度的「神化」西方歷史與倫理生活,從而在面對台灣問題的挑戰時完全失去辯護的能力,最終的結果就是動搖、衝擊了中國人的存在意義與生存哲學(頁378-383)。 強世功對大陸知識界的強烈批判,同樣適用於台灣。台灣拒中國於外的「本土化」趨向以及標榜的「普世價值」話語,構築出了「想像共同體」的基本內涵。在將中國「他者化」的過程中,不斷掏空原有的中國歷史與思想根基,切斷過去與現實的連結,而往西方的價值體系不斷靠攏。台灣人因為「失根」而「失語」,進而在思想與倫理價值上茫然、蒼白,同樣的失去生存的意義,不知安身立命之所在。就知識上的意義而言,兩岸思想界面臨著共同的挑戰,台灣與中國大陸的問題與困境是相互內化其中的,脫離不了相互的脈絡,一旦割裂或迴避,便無法直面問題的核心。 四、國際秩序下的中國道路與台灣問題 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的問題,不只是台灣海峽兩端的問題,更是太平洋兩岸的問題。因此,對內表現在由於內戰冷戰化之後分殊的兩條現代化道路,對外則是更高層次的文明競逐。從歷史的角度來看,19世紀西方強權入侵中國,不只是土地的割讓佔劇,也不只是人民的壓迫欺凌,同時更是資源的掠奪、資本的累積與文明的強擴。帝國主義國家在透過中國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發展自身資本主義的過程中,奠下了遺留至今台灣問題。 19世紀敲開日本門戶的美國東方艦隊司令培里(Matthew C. Perry),曾於1854年登陸基隆對台灣進行考察,事後他向美國政府提交的報告特別提到:「在占全球四分之一的東方地區,亟應建立一個美國的基地」,「台灣恰好位於中國沿海主要商港的前面,在海陸軍事上處於有利的地位。只要配置一支實力充足的海軍,不但足可掩護並控制那些商港,而且可以控制中國東北海面的入口」(轉引自:王曉波 1997:2-3)。由此可知美國利用台灣進入並控制中國的戰略用心。 1894年甲午戰爭中國敗於日本,台灣淪為在明治維新之後積極「脫亞入歐」的日本殖民地,決定了台灣透過日本接受西方現代文明的歷程。1945年日本戰敗,日本在美國的扶植下復甦經濟、走上「民主化」道路,美日結為「軍事同盟」,但日本在實質上是服從於美國的支配,因此配合美國拉攏台灣以牽制中國(許介鱗 2009,2013)。在國共內戰進入決戰階段,1949年美國政府做出決策:「通過政治的和經濟的手段不讓共產黨取得台灣」,並且決定「美國應該設法加強一個非共產黨的地方政府並給予支持。該政府至少應提供起碼的、像樣的治理」(轉引自:資中筠 2014:32-33)。在此決策之下,美國破壞二戰後依照《開羅宣言》與《波茨坦宣言》等國際法文件所形成的國際區域秩序,開始製造「台灣地位未定論」,甚至在1979年與北京建交之後又以《與台灣關係法》的國內法形式介入台灣問題,企圖使兩岸的分裂分治永久化。 在上述的國際背景與戰略之下,台灣從中國分離出來,並且走上美日所主導的現代化道路,因此台灣問題所反映出來的,同時也是「兩種文明在亞洲的較量」(強世功 2007:370)。台灣必須理解的是,長年以來跟隨的美日文明價值,它暴露出來的是霸權、戰爭、擴張、強欺弱,這些本質在台灣被代換、包裝為「普世價值」,並且在內部逐漸形成選舉至上、唯市場主義的「制度迷信」。[9]台灣基於西方現代性價值與制度迷信所形成社會內部的種種矛盾,到後來只能不斷外部化、轉移到西方文明圈之外的地區,而海峽之遙的中國大陸就成為眾矢之的。[10]因此,重新尋找有別於西方現代性價值的思想資源,尋找被棄絕的原有文明體系與價值,對台灣而言就顯得刻不容緩。 中國崛起已經威脅到美國稱霸的世界一元格局,因此美國自2009年之後宣示「重返亞洲」(「亞洲再平衡」)政策,將戰略重心由伊斯蘭地區拉回東亞,東亞內部則有日本、韓國等傳統美國盟邦扮演其側翼角色,並通過TPP等帶有高度政治侵略意涵的經濟協議來拉攏台灣,[11]目的在於維護美國在亞洲(甚至是全世界)的霸權地位。[12] 相應於美國的崛起過程及其戰略布局,新中國成立60多年來為了實現內外轉型所提出的理論與實踐,雖然引起了普遍的論辯與爭議,例如在外交上尋求建立的「新型大國關係」(金燦榮等 2012:123-128)、對外投資以及與第三世界國家的關係,或是內部基礎建設重心比例的調整(王紹光 2012:94-109),又或是政治上的國家治理現代化(王紹光、樊鵬 2013;胡鞍鋼 2014;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胡鞍鋼等 2014),以及在更高層次促進世界文明多樣性等課題,恰恰提供了值得面對並藉此反思的機會。 台灣社會習以為常地以貼標籤的方式來拒絕對話,例如替試圖討論中國問題的人頭上戴上「天朝主義」之類的帽子。這種作法背後隱藏著將中國共產黨、國家、民族、社會與人民完全切割開來,甚至是相互對立的邏輯,往往只看到黨與國家的力量,而抽離歷史累積出來厚實的複雜性與縱深,把民族歷史單純理解為國家貫徹意志的宣傳武器。如果姑且不論「中國夢」之類的口號,近代中國的道路不管正面或負面,其實都是在回應歷史與人民的需求,國家、社會與人民構成相互影響的有機體。 五、結語:讓「歷史終結論」終結於兩岸 台灣長年以來習慣於沒有中國或是中國做為他者的存在,因此往往不願意直面中國的發展道路,或是站在西方的現代性價值加以評價,以居高臨下的心態過度放大兩岸之間因長期分離所造成的文化制度差異,以及大陸內部因發展與轉型而造成的種種負面現象,從而忽略中國道路正面意義。[13] 台灣人所極欲找尋的「主體性」,事實上存在於歷史與文明的根基中。當西代現代性價值在台灣面臨無解的瓶頸之時,無論對於當代中國的評價為何,中國的道路確實提供了一個得以反省的契機,指出了一條有別於西方唯一支配與壟斷的可能途徑。 回顧台灣歷史,日據時代以降幾次具有進步意義的變革運動,例如1970年代保釣運動及其後《夏潮》系統的路線,都根據不同階段的現實而重新認識中國。 當台灣試著不再站在外部看待中國,結束兩岸以冷戰形式所延續的內戰狀態,跳脫單一的意識形態立場與價值取向,重新認識中國,在整個中國的脈絡之下直面中國道路、重新評估中國道路的意義,台灣內部的種種矛盾便有了另一條全新的解決思路。 借用甘陽(2007)的話做為結語:「我們需要有一種新的眼光來看今天的世界」(頁19)。如果能讓「歷史終結論」終結於兩岸,那麼兩岸的知識分子與人民就有可能為世界帶來新的貢獻與普遍意義。 參考書目 王紹光。2012。《波蘭尼《大轉型》與中國的大轉型》。北京:三聯書店。 王紹光、樊鵬。2013。《中國式共識型決策:「開門」與「磨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王曉波。1997[1989]。〈美國對台政策與海峽兩岸關係之演變〉。《兩岸關係論集》,頁1-25。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 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2014。〈「不反服貿的反服貿運動」──試論三一八學運的性質及其可能的啟示〉。《勞動者!我們可以這樣看「服貿」》,勞動人權協會編,頁33-47。台北:勞動人權協會。 甘陽。2007。《通三統》。北京:三聯書店。 石佳音。2005。〈於無聲處聽驚雷:試論何謂「好的本土社會科學研究」〉。《從臨摹到反思──我國社會科學博士對歐美知識與體制的回應》,石之瑜編,頁117-149。台北:翰蘆圖書。 吳介民。2012。《第三種中國想像》。台北:左岸文化。 汪暉。2014。〈兩岸歷史中的失蹤者──《台共黨人的悲歌》與台灣的歷史記憶〉。《台共黨人的悲歌》,藍博洲,頁1-31。北京:中信出版社。 林書揚。2010[1990]。〈析論台灣50年代白色恐怖──意義與實態〉。《林書揚文集(二)史觀與批判:如何讓過去的成為真正的過去》,頁:43-59。台北:人間出版社。 林書揚。2011a[1990]。〈台灣民間統運中的民族倫理和經濟主義〉。《林書揚文集(三)統一與自決:有了統一才能自決》,頁:55-66。台北:人間出版社。 林書揚。2011b[1992]。〈台灣民間統運與大陸經建〉。《林書揚文集(三)統一與自決:有了統一才能自決》,頁:73-88。台北:人間出版社。 林書揚。2011c[1988]。〈如果獨立的台灣只是一夕的夢──對〈如果中國是一個永遠的夢〉的回應〉。《林書揚文集(三)統一與自決:有了統一才能自決》,頁:47-54。台北:人間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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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台灣將中國「他者化」的過程,還可以在歷史教科書的變革得到印證。當前部分學界人士與輿論批評國民黨政府對歷史教科書的調整是「威權復辟」或「大中華民族主義作祟」,但就史觀而言,李登輝與陳水扁政府所推行的「本土化」或「去中國化」歷史教育,與過去戒嚴時期國民黨的「反共」史觀是一脈相承,「反共」與「反中」有相互轉化與發酵作用。參見:張方遠(2014)。 [6] 可以參考汪暉(2014:3-8)對台灣白色恐怖的解讀。 [7] 五四運動對戰後台灣知識份子的影響,可參見:鄭鴻生(2007:84-87)。 [8] 林書揚(2011a:65-66)曾經指出國民黨的愛國民族主義具有雙重本質:「原屬於國民黨傳統精神勢力的中華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卻因其長年執政期間所暴露的道德弱點──對內的專制性格和對外的附庸性格,而早已經失去了多數人民的信心。因為專制性格蹂躪了同胞愛,附庸性格自棄主體性」。 [9] 按潘維(2014:5-6)的定義,「制度迷信」是指:「是某種政治制度為人類所有重大政治結果唯一重要的原因,拒絕探究制度的社會起源和存在條件,用關於制度的價值偏好取代因果關係的探索」。 [10] 2014年的反服貿運動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參與運動的台灣青年事實上並不反對服貿本身,甚至並不反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下的自由貿易,而是以「黑箱」(程序民主)、「國安」的議題來模糊社會矛盾,並且包裝其強烈的反中情緒。相關的分析參見: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2014)、許育嘉(2014)。 [11] 關於TPP本質的分析,參見:唐曙(2014)。 [12] 在「中國因素」的威脅渲染下,「美國因素」卻被隱沒在近年來台灣風起雲湧的公民運動與社會運動論述之中。事實上,「美國因素」的消失、退位,是台灣60餘年來歷史與社會結構所造成的結果。 [13] 如同林書揚(2011c:51)駁斥陳芳明對台灣統一運動的質疑時所言:「運動當然是起伏不定的;歷史上那[哪]有直線上昇的運動軌跡。路線是迂迴曲折的;轉換期的大陸動態,有正面積極的、和負面墮落的現象併生,不足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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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黑夜让我们相遇,梦境和现实让人分不清身在何处。我们的谈话,不知什么时候也会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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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
社会
2008/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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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文献中, “现代性”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现代”、“现代主义”、“现代化”等词都是一些歧义颇多的概念,这些词在词义上有时不仅互不相同甚至还完全相反,常常令人困惑不已,不知所从。本文以西方有关文献中的资料为基础,对这些概念的涵义进行了仔细的梳理和辨析,试图厘清人们的分歧所在,为读者更好地阅读和理解这些文献提供某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