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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东力:应该怎样理解日本?--文化、民族性与战略问题

左岸文化
下一个历史阶段,中国的发展能否再上一个台阶,怎样面对和解决日本问题,是一个重要的考验。

近代以来,在列强当中,日本对中国的残害最重。创剧痛深的历史记忆,至今没有平复,时机一到便会爆发,转为激烈的言论和行动。但是,另一方面,对于日本,我们又缺少真正深入的理解。这个古代的藩属、近代的强敌、当前的对手兼伙伴,未来的角色将如何确定?下一个历史阶段,中国的发展能否再上一个台阶,怎样面对和解决日本问题,是一个重要的考验。下面,略谈几点不成熟的看法。

 

戴季陶曾说过,关于日本文明,日本学者有许多附会和粉饰之词,但是,如果把日本所接受的中国、印度、欧美的文化通通拿掉,只留下一个赤裸裸的所谓"日本固有的本质",那么会和"南洋土番"差不多(《日本论》第6章)。古代日本学者向称中国为"中华",称日本为"东夷"。幕府末期,日本国学家开始纠正这种观点,鼓吹"清除汉意,坚固和魂",即否定、摆脱、蔑视中国文化,振兴日本固有之精神,这成为后来日本至上主义、乃至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根源。本居宣长是日本国学的集大成者,他说:"世界有许多国,但由祖神直接生出的,只有我日本。"戴季陶说得不错,这种所谓"日本固有本质",所谓"和魂",所谓"万世一系,天壤无穷",其实质是一种原始、偏狭的部族信仰的内容和对象。另一方面,与中国晚清的"中体西用"论相类似,近代日本也宣扬"和魂洋才",原始偏狭的部族信仰与西方科技文明相结合,迸发出蓬勃、野蛮的力量,席卷东亚大陆和西太平洋。顺便说明,尽管"国学"一词出自《礼记》,但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国学"概念出现于19世纪末,借用自日本学界,不必讳言,也同样包含了狭隘盲目的成分。

另外,需要指出,早在周秦时期,中国就已形成了普世的天下伦理,而幕府时代的日本盛行武士伦理,明治维新后转为战国伦理:仅效忠于一国一姓,不顾及更普泛的正义和是非。这种伦理的形成,第一,是由于岛国环境相对封闭,日本缺少像中国那样在广袤大陆上、在漫长岁月中,应对、管理、消化、融合多民族群体的丰富历史经验。第二,中国自秦汉以后,便一直采取"君主制+郡县制",各阶层频繁流动,身份从不固定;而日本则长期实行封建制,各阶层身份世袭,各安其份,各司其守,身份伦理超越、压抑了社会伦理,例如武士道,作为一种典型的主奴伦理,正像戴季陶所说,"是封建制度下面的食禄报恩主义。"(《日本论》第3章)因此,儒家的大同理想、佛教的平等观念、欧美的启蒙精神,在古代和近代日本,都不能成为主流价值。而战国伦理的深层,仍是部族信仰。

作为一种广阔、持久、厚重的大陆文明,中国传统的基本精神,的确如80年代的理论界所说,是一种"实用理性",它既不像超自然的一神教信仰那样强劲、高亢,也不像彻底的虚无主义那样绝望和颓唐。中国人总是倾向于在情与理、刚与柔、进与退等一系列对立范畴之间,保持一种大体的平衡,所谓中庸、中道,所谓"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相反,作为孤悬海外、环境脆弱的岛国文明,日本则往往趋于两个极端,或怨而怒,或哀而伤,菊与刀、细腻精致与刚烈粗犷,以分裂的方式集于一身。哀而伤,因"物哀"而沉浸在凄绝、哀艳的情感中,一悲到底;怨而怒,则表现为不加节制的血气之勇。这后一方面,在近代日本有突出的表现。

 

近代日本主要的对外战争,都带有不加节制的盲动主义性质,从甲午战争(1894-05年)到日俄战争(1905-06年),到九一八事变(1931年)、七七事变(1937年),直到太平洋战争(1941-45年),均如此。例如在甲午战争中,日本罄其所有海陆军力量孤注一掷。所以,当时的日本外相陆奥宗光说:"国内军备殆已空虚"。假如中国的统治集团有决心、意志打一场持久战,日本以当时薄弱的国力,是无法取得最后胜利的。但由于种种机缘,日本的盲动屡屡得手,直到陷入中国的战争泥沼,最后被钢产量超过日本10倍的美国彻底打败。

这种盲动主义的一个特殊表现,是战争过程中的"下克上"现象。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到进攻南京,包括战争末期的一号作战,日军一再发生下级或前线部队无视上级或军部的权威及军纪的现象,机断专行,先斩后奏,迫使上级甚至军部接受既成事实并被迫投入更多资源支持其行动。例如,上海沦陷后,日本参谋本部原来向前线的上海派遣军和第10军规定的追击范围,是苏州、嘉兴线以东。但志在必得的两支部队,却擅自向南京进击,参谋本部的中下层少壮派军官也一同鼓噪,使得大本营最后不得不批准占领南京的计划。这是军史爱好者都应熟悉的一段史实。

这种"下克上"现象,是由于高涨而盲目的士气,究其根源在于日本近代社会的动员。幕末时代,日本内忧外患,一方面,日本分别同美、荷、俄、英、法签订不平等条约,总称"安政五国条约",沦为半殖民地。另一方面,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接连发生,社会秩序动荡,幕府统治动摇。作为近代危机的反应,日本的社会动员,以中下层武士为主体,各阶层广泛参与,形成所谓"草莽志士"。日本历史学家依田熹家说过,日本的近代化并非像通常理解的那样,是由明治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很大程度上,"应当说是民众更多地推进了近代化。"他说,在日本,人材并不为政府所垄断,而更多地散布在民间,甚至在乡村也有许多有识之士。而中国的近代化,"几乎完全是自上而下的或者是仅有少数杰出人物推进的"(《日本的近代化--与中国的比较》前言)。缺少民众的广泛动员与参与,这是中国的洋务运动、戌戊变法、辛亥革命归于失败的主要原因。反过来,则是日本近代化成功的关键。

 

日本的社会动员采取了特殊的方向。由于国土狭小、资源匮乏,日本无法独立自主地完成近代工业化,因此,只能一方面"脱亚入欧",从欧美国家引进技术、制度、文明,另一方面"征台"、"征韩",向亚洲国家寻求原料、劳力和市场。国际形势、地缘环境和封建制的岛国传统,从各方面决定了日本社会的整体右翼化。日本右翼的基本立场,是在拥戴天皇制的前提下,在内安分止争,对外索取资源。日本右翼涵盖朝野,动员相当广泛,形成所谓"举国一致"的黩武精神。例如九一八事变,民情激涌,有日本青年因未能从军而激愤自杀。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本右翼的全国性组织有47个,各支部2633个,地方独立团体430个(步平、王希亮:《日本右翼问题研究》上编之三)。之所以能实现这样的动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日本右翼吸收、整合了左翼的某些立场,例如关注民众、经济平等、反对财阀等。这种吸收整合,也表现在日常情感层面,例如,著名的皇道派军官大岸赖好说过:"不要光听军人们自己说对革新的态度,要看他们在与农民的粪车相遇时的表情"(同上书,上编之三)。

高昂的士气、细腻的感知,形成了日本军队精湛的战术。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比较著名的是抗日战争中1940年10月的关家垴战斗。在百团大战第三段的战斗中,八路军129师约一万人围攻冈崎大队500余人,之所以久攻不下,被迫撤围,除了地形和援军等因素以外,主要是由于日军士兵高超的战技术水平。中下层的动员程度,与士兵普遍的战技术水平成正比。

但是,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日本战略上的低能,与其战术上的高超反差之强烈,也被世人所公认。中日战争中,日本的战略基本是打乱仗,初期更是如此,无论是华北方向还是在淞沪方向。毛泽东当年在战争过程中,就对日本的战略失误有透彻的分析,比如逐渐增加兵力、没有主攻方向、没有战略协同、失去战略时机等,并且,还指出了其根源在于"对中国估计不足",以为可以"速决"(《论持久战·乘敌之隙的可能性》)。这些分析被日本学者后来的研究所印证。实际上,日本当年对中共这个重要敌手的力量估计,也极为离谱。例如陆军省当年认为:"共产军组成内容虽有诸多变化,但直至今日,其大部分仍是从国民党军队叛离而来......不论好坏当然也与一般支那军队无大变化。......共产军还不是能够完全控制并有彻底的信念的军队,莫如倒也可以看作是利用共产主义的一种军阀。"(引自江口奎一:《日本帝国主义史研究》第九章)这些战略误判,是战争初期日本朝野流行的所谓"一击论"的前提。

日本作为东亚文明的边缘国家,很早便觊觎大陆,公元4世纪末就曾登陆朝鲜。以后在初唐、晚明,又两次入侵朝鲜,均被中朝联军击败。20世纪上半期,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为衰落的谷底,因而也是日本唯一一次有希望成功登陆东亚大陆,但是,由于各方面的致命缺陷,特别是战略上的低能,被彻底打回原形,使其永远失去了机会。

 

战后,日本被美国纳入其冷战结构,成为仆从国。日本以经贸立国,一路赶超,1968年经济总量超过西德,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后,日本经济增长减速;80年代,由于大量货币供给的刺激,房地产和证券市场价格猛涨,形成"平成景气";到90年代,经济泡沫破碎,陷入20多年的低迷、停滞。日本经济低迷停滞的一般原因在于,日本已经完成了以工业化、城市化、基础设施建设和国土整治等为内容的现代化任务,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已经不存在能够形成经济增量的大规模建设项目。特殊原因在于,日本战后60多年仍未摆脱美国的军事占领,作为一个半主权国家,政治不独立,其综合国力,包括基础性的经济实力,归根结底受美国的控制。

就美国对日本的管理而言,日本对华关系是其重要的方面。美国的基本原则,正如处理大陆与台湾的关系那样--既不能让中日两国结盟联手,也不能让中日两国大打出手。两个东亚大国联手,美国将失去在日韩驻军的正当理由。另一方面,如果中日发生战争,由于《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共同防卫"条款的规定,美国将面临或者参战、或者违约的两难选择。因此,美国总是把中日冲突控制在一定程度内。例如,2010年9月8日凌晨,日本海上保安厅在钓鱼岛海域扣押了中国船长詹其雄。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一直保持强硬立场,但在24日下午,却在毫无先兆的情况下,释放了詹其雄。据日本《产经新闻》当时报道,23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曾在纽约会见日本外相前原诚司,向日本施压。报道引述希拉里身边人士的话说,美方希望日方在24日前解决问题。国际政治中的某些操作,短期内很难证实。但是,日本释放中国船长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克劳里对此表示欢迎,称"这是正确的决定",有助于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反过来印证了美国政府的立场。顺便提及,由于日本的大政方针由美国掌控,是否与别国发生大规模冲突,更需服从美国的意志。这样,《日美安保条约》纯粹是美国单方面利用日本的工具。

实际上,由于极为有限的战略纵深和孤悬海上的岛国环境,在核导弹时代,日本已经不具备与中国这样的核大国进行大规模战争的资格和条件;同时,日本经济自1990年以来低迷停滞,同期中国则持续高增长,到2010年经济总量赶超日本,位居世界第二;2011年3月,日本地震引发海啸及核危机,经济负增长,该年经济总量与中国相差近一万亿美元(日本6.53万亿,中国7.49万亿),两国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近代以来的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未来,中国必将经历重大的社会结构的调整。尽管如此,1949年以后整体国力扩张的总趋势,仍不可改变。新世纪以来,大陆经济持续增长,已使台湾明显边缘化;未来几年,中国经济与朝韩、东盟、中亚的整合及发展,将使日本边缘化;设想更远的未来,亚欧大陆的整合及协调,则将产生更为重大深远的全球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美国的边缘化。美国的衰落无疑将是一个长期的趋势,最终将被迫实行战略收缩,退出东亚。因此,就日本而言,是怎样和平地回归亚洲的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日本以其严重缩水的实力回归亚洲,成为未来东亚共同体的一名和平成员,这就是日本问题的最终解决。也只有这样,日本残害中国的民族记忆也可能平复。解决日本问题,需要两个前提,第一,美国完全退出东亚,退至第二岛链;第二,中日两国实力对比持续变化,达到一个临界点。

当然,这将是一个持续几十年的漫长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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