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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阅读方法、理论学习、读书报告、研究写作4个方面谈如何阅读学术著作和做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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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身体和空间理论为基础提炼的“人物—空间—事件”的分析框架,有助于观察特殊群体在特定场域中的特别故事,在方法论上具有一般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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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20日,中国当代艺术家黄永砯因病在法国巴黎逝世,享年65岁。2015年9月26日,蛇杖Ⅱ黄永砯国际巡回展于北京红砖美术馆开幕,此次展览由罗马21世纪当代艺术国立博物馆(MAXXI)艺术总监侯瀚如策划,清华大学教授汪晖、古根海姆博物馆东亚艺术策展人孟璐等参与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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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越战,一个从三代养女身份"上升"到吧女的艾密,与那从黑奴子孙"上升"到合众国士兵的巴尼,萍水相逢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下半台北的某个地窖般的酒吧。依立着那盛开的、令人为之目眩的玫瑰锦簇背景,陈映真嘲讽了一个时代的满满的残忍荒诞黑暗,特别是帝国主义战争以及种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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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经济
2012/12/18
| 阅读: 3062
2005年6月,罗伯特·布伦纳在北京举行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坛上提交了题为《美国经济向何处去?》的论文,文中分析美国20世纪90年代后年期的经济过热、2000-2001年的股市泡沫、股价崩盘和随后的经济衰退,以及后来的房地产泡沫和步履蹒跚的经济复苏背后的大趋势:美国经济并非真的一枝独秀,而是危机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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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的中国面临着西方一个多世纪前的问题:即艺术的资本化、产业化和产品化。它给中国当代艺术带来诸多弊端——价值观上的资本化,美学上的平面化、时尚化、媚俗化,运作上的江湖化,而且危害甚深,凡是有责任感的人都在为此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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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探索女工生命中无法逃避的这些社会暴力,在中国逐渐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背景之下,我踏上了寻找中国打工者主体的漫漫长路,并尝试在当代中国--它正迅速成为一个为全球生产,提供大量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世界工厂"--提出一种社会抗争的次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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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刊《新左翼评论》第56期(2009年3-4月号)刊登了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对著名经济学家乔万尼·阿瑞吉(Giovanni Arfighi)的访谈录,当时癌症晚期的阿瑞吉对自己的一生进行了回顾,也阐述了他对资本主义发展和资本主义危机的看法。谨以此文纪念2009年6月18日刚刚去世的阿瑞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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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
书评
2007/03/14
| 阅读: 3050
提起琉球音乐,难免想起那种三线伴奏的特殊的悠扬舒缓的曲调,虽然喜悦从容,但却蕴含着深重的哀伤。这篇书评不涉及琉球的民乐,而是介绍琉球王府接待明代官员演奏的乐曲,并没有谈及当地民乐的发展,但可籍此看到一些琉球文化历史的特点。御座乐的消失,就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Humanitie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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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夜书》的叙事结构承续《马桥词典》的形式实验,创造性地改造了列传体,并尝试以这一准列传体为框架,将“知青一代”的代际史作为整体来把握和叙述。同时,这个新的整体尚未以总体的形式存在,从而需要在碎片和潮流的变迁中探索。《日夜书》呈现了知青时期与“九十年代”之间的断裂,而对前后两个时期的整体性叙述也面临着不同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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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文景对王西麟批评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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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二部分缕叙迄至清末变法为止国人对于西方狱制的研介和引进,理出其间的线索;第三部分着力分析在此过程中国人对待异域文物的一些值得注意的特点和心态;最后,引申出“迁责杀父情结”这一论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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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0月26日—30日在北京召开的“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化与政治——以五四为场域的反思”国际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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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纯粹的"好古"没有兴趣。我相信,当年王国维研究殷周制度也不是为了纯粹的"好古",而是为了现代中国面临的改制问题而"好古"。如今好些研究中国古代政制史的学人其实也是为了"今"而"好古",与王国维不同的是,他们用现代西方的启蒙观念来重写中国古代史,以便符合一个结论:凡没有自由民主的古代政制都是坏的。可是,当他们面对古希腊的雅典民主政制时,就非常尴尬,因为,雅典民主政制晚期的经典作家几乎无不尖锐批判自由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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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赵刚教授《风雨台湾的未来:对太阳花运动的观察与反思》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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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民主在中产阶级衰落后还能维持吗?历史的未来在于左翼是否提供建设性新方案。(1月6日更新,感谢观察者网提供中译文,译者:朱新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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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在毛主席一百二十年诞辰时前夕发表于共识网,因为时间较紧,未及仔细核对……韩钢教授还根据档案,纠正了原文中几处时间、地点的误记,此次发表,均按韩钢教授的指正改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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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建筑
2009/02/28
| 阅读: 3016
爲二十一世纪的生活和工作怎样创建基础设施和城市环境,对於关乎此的所有争论,定位的问题都是一个基础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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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人文
2009/01/25
| 阅读: 3009
在乡村中国,十九世纪末以来现代教育的发展创造出一个全新的教育者群体,他们是公共学校的教师,他们的人数众多而且在不断增长,他们接受的主要是现代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而不是儒家经典的训练。绝大多数乡村教师是二十来岁的男性,他们多来自家境贫寒的农家,他们的年龄和背景使他们精力充沛并不满现状,而他们所受的教育训练和他们从事的职业,使他们成为乡村中拥有并传播现代知识的先锋阶层。但这些并不必然使他们成为激进的革命者,使他们变得激进和革命的其它重要因素是他们的穷困恶劣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以及他们周遭闭塞落后的环境。这些与他们所接受的现代科学教育和他们对自己的期望形成极为强烈的对比。在很多地方是乡村教师建立了当地第一个党组织,最早在农民中宣传了革命的思想,并在乡村开展了最早的革命活动。根据笔者在广泛阅读相关史料时所做的估计,中共早期乡村党组织有70-80%是由乡村教师创建的,乡村教师充当了中国革命中这个普罗米修斯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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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据2011年10月26日下午温铁军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通识教育大讲堂上课记录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