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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哈维:社会正义,后现代主义和城市

爲二十一世纪的生活和工作怎样创建基础设施和城市环境,对於关乎此的所有争论,定位的问题都是一个基础性问题。
编者按 这篇选文出自牛津大学地理学家哈维•戴维(David Harvey)之手,它借由纽约一座公园内所发生的城市冲突的一幕,获得了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描述“洛杉矶堡垒”(Fortress L.A.)时的神秘洞见。但哈维超越了戴维斯的描述与批评,而努力去攻克关於如何解决现代城市中的社会和空间冲突的哲学难题。在这篇文章中,哈维巧妙地在城市地理学的两股主要力量——马克思主义方法与后现代文化研究的方法——之间搭建起了桥梁,而文章的标题则是哈维前后相距近20年的两部著作——《社会正义与城市》(1973)和《后现代性的状况》(1990)——标题的拼贴。这篇文章阐明了哈维和其他地理学家都曾走过的知识旅程:在最近的20年间,地理学在1970年代信奉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是到了1990年代,则日渐转向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的方法。

像皮特•霍尔(Peter Hall)所指出的,1970年代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统治”城市理论的时期。美国各城市的种族冲突和海外的越南战争使哈维和其他城市地理学家、政治科学家、社会学家和规划师变得颇爲激进。在这些以及其他学科和专业领域,理论家们重新在马克思那里找到了批判的理论基础,这种批判针对的是20世纪后期的资本主义和他们所看到的环绕著他们的国内压迫和殖民暴力。

哈维写於1970年代中期的《社会正义和城市》分析了城市冲突,并探究了解决冲突所需的一致的哲学和道德基础。哈维研究了在巴尔的摩、马里兰(靠近他随后将执教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不同团体相互冲突的主张——这些主张证明了他们立场的正当性,试图爲他们相互冲突的信念系统提供解释,并寻求城市社会正义具有包容性的原则。

是否要在巴尔的摩地区修建一条高速公路?如果是,又在哪儿修建?围绕著这些问题,哈维所看到的是诸多相互竞争、彼此冲突的利益群体。交通设计师爲效率展开争论——从A地到B的流动人口必须尽可能地迅速,城市官员爲潜在的经济增长大费口舌——良好的高速公路可以刺激巴尔的摩衰落的商业区的发展,少数族裔和穷人的支持者、环境主义者、地区的激进主义分子、历史保护主义者和其他这条高速公路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则基於他们自己的分配、环境、共産主义和文物保护的价值观而选择看法。哈维得出结论:没有普遍不变的正义,正义随时间、空间以及个体的变化而变化。

像他的诸多同道一样,在写了《社会正义和城市》之后的若干年里,哈维离开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转而信奉后现代理论。在这篇文章里,他运用了后现代主义的批评方法来分析纽约汤普金斯广场公园(Tompkins Square Park)的斗争。通过“解构”摩托驾驶夹克、三片式的套装、紫色的莫霍克(Mohawks)和高度时尚的发型这一形象,哈维爲我们理解这一小片被争夺的城市区域提供了帮助。哈维和其他后现代主义的批评家都指出,不仅仅是不同群体间彼此无法达成一致,就在每一个群体内部,不同的主张也都有其不同的世界观。他们都致力於自身的“话语”,而理解这些多样性的“话语”是后现代主义批判理论的目标。

纽约当局就面对存在於同一城市空间而广爲不同的文化要采取怎样的态度,産生了分化,而这些文化是指这些人的文化:无家可归的人、溜滑板者、玩篮球者、抚养小孩的女人、光头仔、塔法里教徒(Rastarians)、下象棋者、遛狗者、重金属乐队、雅皮士、快克经销商、摩托车帮。最后纽约警察局关闭了汤普金斯广场公园,这场戏剧才彻底落幕。

在文章中,哈维重读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关於十九世纪曼彻斯特阶级关系的马克思主义的论述,重新思考了迈克•戴维斯在“洛杉矶堡垒”中描述的圆形监狱似的购物大街、禁闭惩罚意味的社区和纪念碑式具有建筑学意义的洛杉矶旅馆斜堤,他把它们作爲压迫的表现来思考,从而呼唤社会正义的到来。但戴维提供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吗?关於这一点,可以参看地理学家爱德华•索加(Edward Soja)和社会学家沙龙•祖金(Sharon Zukin)对於其他采用后现代主义文化分析方法进行城市研究的著作所作的评论。

这篇文章应用了哈维197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方法和199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分析的方法,这两种方法在他的《社会正义和城市》(Oxford:Basil Blackwell,1973)和《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研究》(Malden,MA: Blackwell,1990)。

戴维•哈维的其他著作包括:《正义,自然和差异的地理学》(Oxford:Blackwell,1996),《城市经验》(Oxford:Blackwell,1989),《资本的城市化:资本主义城市化的历史和理论研究》(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5),《意识和城市经验:资本主义城市化的历史和理论研究》(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5),《限制资本》(Oxford:Blackwell,1982)和《地理学的解释》(Lodon:Edward Arnold,1969)。

关於城市地理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参看法国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亨利•列菲弗尔(Henry Lefebvre)的《空间的生産》(Oxford:Blackwell,1991)。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正义论》(Cambri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是关於正义的自由主义理论的经典著作。哈维在文章中讨论的压迫的五副面孔(The five faces of oppression)来自于伊利斯•马里昂•扬的《正义和差异的政治》(Priceton: Priceton,NJ University Press,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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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正义,后现代主义和城市

戴维•哈维 著;朱康 译


这篇随笔的标题是我两本书《社会正义和城市》和《后现代的状况》标题的拼贴。这两本书前后相距近20年,而我在这里意欲考虑的是二者之间的关联,究其原因,部分是将此作爲一种方式去反映最近20年间许多人在努力去解决城市公共议题中所走过的知识与政治历程,同时也以此去检查我们现在可以怎样思考城市问题,以及根据这样的思考,我们在解决问题中可以怎样更好地给自己定位。我将要说明的是,爲二十一世纪的生活和工作怎样创建基础设施和城市环境,对於关乎此的所有争论,定位的问题都是一个基础性问题。


正义和后现代状况

我想从约翰•基夫纳(John Kifner)在《国际先驱论坛》(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1 August 1989)的一篇报道开始,这篇报道讲述的是纽约汤普金斯广场公园(Tompkins Square Park)这个被激烈争夺的空间,——自从1988年8月“警察暴乱”以来,这个空间反复发生通常是暴力的斗争。混居在这个公园周围的人们是基夫纳关注的首要焦点,那里不仅有近300无家可归者,也有:



溜滑板者,玩篮球者,和小孩一起生活的母亲,看起来像从1960年代重生的激进分子,穿黑衣梳羊角辫的朋克摇滚乐手,声称要痛殴激进分子和朋克的穿著沈重工靴的光头仔,被恐惧围困的塔法里教徒(Rastarians),重金属乐队,下象棋者,遛狗者——所有的人都在公园占据空间,在专门携带干洗套装的仆从的跟随下奔向那些被刷新的“贵族化”了的建筑,而这些建筑正在改变这些近邻们的特徵。



基夫纳注意到,到了晚上,公园中的这些大不相同的人物甚至变得更爲奇异:



新移民摩托俱乐部(The Newcomers Motorcycle Club)正在它位於第12大街和B大道交接处的会所举行一年一度的街区晚会,作爲车手的健男壮女们身著黑色皮衣,第12大街排列著车把升高的镀铬哈里• 戴维森摩托。在北边的街区,一场摇滚音乐会越出了他们的“老巢”——一座由叛逆者主要是年轻的艺术家所占据的废弃公有建筑,街上挤满了梳著高高羊角辫的紫发青年。在邻近C大道紧傍哈斯顿大街的世界俱乐部,黑人青年开著那些手握重金的少年权要才偏爱的吉普型汽车,鸣著高音喇叭呼啸而过。在B大道和第3大街拐角——那里被认爲是纽约海洛因吸食最严重的街区之一,另一场音乐会正在一个被称爲“修车厂”的艺术家的空间里举行。这个空间设置在一座以前的加油站内,加油站的墙则由塑胶瓶和别的取自自然的物品垒成,而这堵墙围出了一个可以仰看被烧毁的废弃建筑的园地:这和贝鲁特可怕地相似。挤在这里的都是打扮入时的白人,一个被派往检查噪音的巡警大惑不解,摇著脑袋说:“都是雅痞。”



当然,正是这种景象使纽约成爲充满诱惑之地,使任何一座大城市都进入了刺激而令人兴奋的文化冲突和文化转变的漩涡。许多城市亚文化的学生酷爱这种景象,他们甚至如同喜欢Iain Chambers 的人一样,在这种景象中寻找我们现在称之爲“后现代”的那种独特景观的根源:



无论后现代主义在知识化过程中可以采取怎样的形式,它根本上是在近二十年的大都市文化中被预先发现的:在电影、电视和影像的电子版中,在录音工作室和答录机中,在时尚的年轻人的各种流行风格中,在当代城市这块巨大萤幕上每日混合、再回圈和“刻划”在一起的所有那些声音、图像和多样的历史中。



怀有这样的见识,我们才能够把握后现代观念和技术的整体构成,尝试去“解构”在城市这块巨大萤幕上看似相互分离的图像,我们能够剖析和欢庆破碎的呈现、多种话语的共存——那关於音乐、街道、身体语言、服装和技术装备(如哈里•戴维森摩托)的话语,或许我们也才能够在多种相互矛盾的编码间进行复杂的转换理解,由此,具有高度差异性的社会存在(人)能够将自身呈现於彼此、展示于世界并超越他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才能够肯定或者甚至是欢庆文化道路中的分歧,先前事物的留存,以及在一个某些方面均质化的世界(homogenizing world)里对崭新而独特的“他者性”(othernesses)的创造。



而在那样一个美好的日子,我们才能够欢庆汤普金斯广场公园内的这种冲突景象,而这个公园自身则是城市包容差异的绝佳例证……



由於城市生活的自由已经“导致群体内在的分化,导致群体间连带关系的形成”(扬,1990:238),——这种连带关系的群体正是基夫纳在汤普金斯广场所认出的群体,因此,我们关於社会正义的概念就“要求的不是消除差异,而是确立种种制度,否定压迫而推进体差异的再生産和对群体差异的尊重”(同上,47)……



那麽,城市的政策制定者应该怎样做来面对这苛刻的要求呢?最好的路径是取出已被翻出指痕的简•雅柯布斯的书(1961),强调在我们的政策与规划中,我们应该尊重“城市人口中的自发的自我多样化(spontaneous self-diversification)”并爲其作出准备。这样做我们能够避免她指向城市设计者的愤怒批评,在她看来,他们“似乎既没有认识到自我多样化的支援力量,也没有被吸引到关於自我多样化表达的美学问题之中”……简而言之,我们不应该将目标设定爲在汤普金斯广场公园内消灭差异,根据某种观念 ——譬如说资产阶级趣味或社会秩序的观念——使其均质化,相反,我们应该投身於一种信奉或激励雅各布斯所言的“自发的自我多样化”的美学。然而这个提议即刻就産生了这样的疑问:例如,以怎样的方式,无家可归能被理解爲“自发的自我多样化”?这是否意味著我们应该这样来回应无家可归的问题:以城市设计者的风格爲无家可归者建造纸板箱一样的越来越好笑也越来越脆弱的遮蔽所?虽然简•雅各布斯的提议颇爲中肯,许多城市规划专家在最近这几年也吸收了这一提议,然而很明显,无家可归的问题包含著比雅各布斯的论述更多的内容。



问题中所包含的困难在汤普金斯广场公园的一个邪恶的日子被凸显了出来。所谓法律和秩序的力量以武力驱逐了无家可归者,在相互冲突的派别之间设置了屏障。随后公园成爲了剥削和压迫之地,成爲一道没有包扎的伤口,从中绽露出扬所界定的“压迫的五副面孔”,即剥削、排斥、无能、文化帝国主义和暴力……



[……]



1991年6月8日,问题被解决了:所有的人都被驱逐出公园,它以“恢复旧貌”的名义被彻底关闭,至少有20个警察持久把守……



然而面对这些状况,城市政策的制定者和规划者应该做什麽?放弃规划,参与到那些著迷于汤普金斯广场那种混乱景象而正在发展的文化研究专案之中,同时不做任何关於对混乱采取措施的承诺?调动所有解构和符号学的批判力量,寻求对说著“去死吧,雅痞垃圾”之类的涂鸦做出新的迷人解释?我们是否应该加入到革命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团体,爲穷人和文化上被排斥的人的权利展开斗争,表达他们对权利的吁求,如果必要爲他们在公园中建造一个家?还是我们应该抛弃简•雅各布斯那已经被翻破了角的书,同法律和秩序的力量合作,帮助它们强制推行专制主义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必须做出某种决定,也必须采取某种行动,对别的任何城市基础设施都同样如此。而虽然我们都会同意城市公园原则上是一件好事,但我们要怎样才能解释这样的事实:对公园的不同利用産生了如此对抗性的结果,甚至关於这个空间爲什麽存在以及它要怎样被管理都在相互竞争的派别间引发激烈的分歧?在某个逻辑一致的框架内将这些相互背离的需求与欲望的政治结合起来也许是一个值得称贺的目标,但实际上有太多的利益它们相互排斥而不允许彼此间的相互接纳。甚至经过了绝佳设计的妥协方案(更不用说那被野蛮推行的专制主义的解决方法)也偏袒这一个或那一个派别的利益。这引出了所有问题中最大的一个问题——体现在公共空间的建筑中的这个“公共”的概念到底指什麽?



[……]



社会正义和现代性



现在我暂时放下有关当下情形及其相关难题的话题,转向一个年代稍久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在我从一堆文件中发现一部泛黄的手稿时被想起的,而这部手稿写於1970年代早期的某个时候,在我刚刚完成《社会正义和城市》后不久。在手稿中我研究了这个关於一个提议的事件,这个提议是要在正好穿过巴尔的摩中心的一条东西轨道上架设一节跨州高速公路系统,而它在1940代早期被提出至今还没有被完全解决。我现在重提这件旧事,部分缘由是想表明,现在常常被我们作爲典范的现代主义问题来描述的问题甚至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被讨论了,它被讨论的方式中包含著如果不是某种事物的本质,至少也是其种子的东西,而这种事物被许多人视爲属於后现代主义特有的讨论形式。



那时,在看过了大量争论,听过了各种传闻,又阅读了许多的文件之后,我对这个事件的兴趣首先在於那些高度分化的主张,这些主张由各种不同的群体明确表达而关系的是整个建设方案的得与失。我发现,有七种主张被提出:



(1)追求效率的主张。这种主张属意於缓解交通拥堵,促进整个城市以及遍及这个地区物流和人流更快捷的流动。

(2)追求经济增长的主张。这种主张期望的是,在交通系统改善之后,随之而来,整个城市的投资和就业机会有一个预计的增长(或者能防止亏损)。

(3)保护审美和历史遗産的主张。这种主张反对这条拟建高速公路的路段选择,认爲这将摧毁或损坏那断定具有吸引力和历史价值的城市环境。

(4)维护社会和道德秩序的主张。这种主张强调,优先考虑高速公路的投资、资助汽车一族而不是投资於例如住房和卫生保健之类,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5)环境保护主义/生态学的主张。这种主张考虑的是,这条拟建高速公路将影响空气质量,加重噪音污染,破坏某些宝贵的环境(例如一座河谷公园)。

(6)分配的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的主张。这种主张关注的是,这条路有利於商业事务和在城郊之间经常往返的人——他们主要是住在郊外的白人中产阶级,而不利於低收入者和主要是非裔美国人(African-American)的市内居民。

(7)邻居情谊和社群主义(neighborhood and communitarian)的主张。这种主张认爲,高速公路建设可能摧毁、分裂或扰乱了紧密相连但是在其他方面脆弱、敏感的社区。



当然,这些主张并不相互排斥,其中几种主张还被这条高速公路的支持者合并入共同的思想脉络——例如,交通系统的效率提升将刺激经济增长,减少交通拥堵中的污染,从而有利於弱势的市内居民。而也可能打破每一种主张成爲完全各异的部分——对於独自抚养小孩的母亲与对於女性工人,分配的影响将非常不同。



在这令人眼花缭乱的后现代时代,我们将倾向於把这些相互区别的主张描述爲“话语”,每一种都有其自己的逻辑和规则。然而我们在看待那些特殊的“利益共同体 ”时不必太严格,它们阐述一种特殊话语就仿佛它具有唯一的重要性。由这些群体提出的特殊主义主张在改变这条高速公路的局部设计方面被证明是有效的,但它们不能从整体上阻止这条高速公路的架设。有一个群体试图在这些完全不同的力量之外形成一个联盟(反对破坏运动[Movement Against Destruction],也以MAD爲人所知),爲从整体上反对这条高速公路的力量提供一个综合的立场,但是结果证明它在动员民衆、争取支持者方面最缺少效力,虽然它提出了非常系统的主张。



我详细探究的目的是要看支援和反对这条高速公路的主张(或话语)如何産生影响,能否在看似完全不同和相互对立的利益群体之间,通过阐明更高等级的主张(话语)来建立一个大体上的联盟,而这些主张能够爲达成共识提供基础。多种多样的观点和力量都必须以高速公路建造与否的事实爲背景予以考察,虽然在巴尔的摩,凭藉出色的处事方式,我们停止了被称作林荫大道的一节高速公路(这使我们明白,穿越居住著低收入者和多数非裔美国人的西巴尔的摩中心地带的这个怪物,其六车道、两英里长的这一段与其事实不符)和另一条在完全不同的位置上的公路,——这条公路环绕著巴尔的摩的核心地带,意欲以此消除对有影响力的社区的某种严重政治恐惧。



然而,会有一种较高等级的话语将每一个人都吸引进来,解答建造高速公路是否有意义这样的问题吗?1960年代的文学一个突出的主题,就是认爲认同一些这样的较高等级主张是可能的。而用於描述这种话语的最经常的短语就是社会合理性(social ranationality)。这种观念似乎并不令人难以置信,因爲上述七种表面上相互区别的主张每一种都提出了一个合理性的立场,偶尔诉诸较高等级的基本原理来支撑自己的论述。那些以效率和经济增长爲根据的争论常常援引功利主义的主张、“公共的善”(public good)的观念,他们要给最大多数人最大利益,而同时认识到(在他们最好的状态)个人的牺牲不可避免,给将要被迫迁居的人提供适当的补偿是正确和恰当的做法。生态学家或社群主义者以另外的方式诉诸较高等级主张——前者诉诸自然的内在价值,后者诉诸某些较高意义的社区价值。因此,在社会合理性的范围内考虑较高等级主张似乎并没有超出合理的限度。



[哈维讨论了“社会合理性”理论]



[……]



社会正义



社会正义不过是我试图予以影响的上述七种判断准则中的一种,我显然希望,对社会正义的仔细研究可以把这种主张从杂乱的相对主义、无穷变化的话语和利益组合的深渊中拯救出来。但是,在这一点上,研究的结果实在是令人沮丧的:有多少种相互竞争的社会合理性的理想,就有多少种相互竞争的社会正义的理论,而每一种社会合理性的理想都既有优点又有缺陷……



……爲社会正义展开争论意味著要设置某种初始的判断准则,以此界定哪一种社会正义理论是适当的或者比另一种更爲公正。向更高次序判断准则的无限复归即刻就出现了,同样,在另一个方向,对正义观念的全盘解构也相对失去约束,并已到了这样的程度:正义观念根本不具有任何意义,除非在某个特定时刻,谁来决定他们所需要的意义。而关於正义的竞争性话语不可能不与关於社会定位的竞争性话语相关联。



看起来理解社会正义的主张有两条道路。第一种道路是看正义概念怎样被定置於语言之中,而这引导我走向维特根斯坦所提出的那种意义理论……



由这种观点出发,正义概念必须被定置於一个特定的语言游戏来理解。每一种语言游戏都附属於说话者特定的社会、经验和感知世界。正义没有普遍的意义,仅仅有一个由诸多意义构成作爲整体的“家族”。当然,这个发现与人类学的研究完全一致,人类学研究证实,在比如努埃尔人(the Nuer)中正义意味著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正义概念的东西。这样,我们回到了文化、语言或话语的相对主义观点。



理解社会正义的第二种道路是承认关於正义的话语的相对性,但坚持话语是社会权力的表达。在此情形中,正义的观念就必定是某种霸权话语(hegemonic discourses)的构造物,而这种话语来自於统治阶级所操控的权力。这种观念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他让色拉旭马霍斯争辩道:



每一种统治者都制定对自己有利的法律,平民政府制定民主法律,独裁政府制定独裁法律,依此类推。他们制定了法律明告大家:凡是对政府有利的对百姓就是正义(right)的;谁不遵守,他就有违法之罪,又有不正义之名。因此,我的意思是,在任何国家里,所谓正义(right)就是当时政府的利益……(柏拉图,1965)(商务,1986年8月第1版,19页,郭斌和,张竹明。色拉旭马霍斯:政府是每一城邦的统治者)



对这两条道路的思考引导我去接受恩格斯的一个立场,这一立场在下面的文字中有著最爲清晰而明确的表达:



用来量度正当与不正当的尺规并不是关於正当自身的极爲抽象的表达,亦即正义……正义不过是现有经济关系意识形态化的美妙措辞,它时而来自於它们保守的观点,时而産生於它们革命的倾向。在古希腊和古罗马人的正义观里,奴隶制是公正的;1789年的资产阶级要求废除封建制度,因爲根据他们的正义观,这是不公正的。因此,永恒公正的概念不仅随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变化,而且也随相关的人的变化而变化……(马克思和恩格斯,1951:562-4)



……采用资本主义的社会合理性或社会正义的观念,将它们作爲普遍的价值施用於社会主义体制之下,将仅仅意味著借由社会主义的方案,资本主义价值得到被进一步证明。



从现代主义话语到后现代主义话语的转变



到目前爲止,我希望从社会正义的主张中抽离出两个大致的观点。第一,对社会合理性和诸如作爲政策工具的社会正义之类的概念的批判,是“左”派(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在1960年代的发明,他们进行了如此无情的批判以至於整个市民社会都开始激烈质疑所有普遍的权利要求的真实性。尽管如同我即刻要说明的,从这种批判到像现在许多后现代主义者那样得出结论——所有形式的元理论要麽是用错了地方要麽就是不合理的——是简便但却毫无根据的一步,但是这一步中的两个环节还是在所谓“新”社会运动的出现中被进一步加强:和平和妇女运动,生态保护运动,反对殖民和反对种族主义运动——每一个都要明确阐述它关於社会正义和社会合理性定义。这样看来,如同恩格斯已经指出的,将不会有一个哲学、语言学或逻辑学的途径来解决在合理性和正义的诸多概念中所産生的分歧,因此要找到一种方式调解相互竞争的权利要求或者在根本不同的话语间作出公断。但如此所産生的效用不过是破坏国家政策的合法性,抨击官僚政治合理性的所有概念,至多将社会政策的系统阐述置於进退两难之境,在最坏的情形下不过致使这种阐述除了表达其权力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规则外软弱无能。一些参与了1970和1980年代的革命运动的人认爲,对於被假定爲具有普遍性的权利要求,透视其显而易见的权力和阶级基础是大衆革命运动的必要前奏。



但还有第二点,我认爲这一点也是更微妙的一点。如果恩格斯的主张——正义的概念“不仅随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变化,而且也随相关的人的变化而变化”——是正确的,那麽思考一个特定社会産生这样的概念变化的方式就似乎是重要的了。而在这种思考中,重要的似乎是,跟随像维特根斯坦和马克思这样不同的作家,察看産生差异的物质基础,特别是察看那些具有根本差异的经验世界的産生,在这些世界之中能够形成关於社会合理性和社会正义的不同语言游戏。这就必须运用历史—地理学的唯物主义方法和原则来理解权力差异的産生,这些权力差异转而産生了关於正义的不同概念,并把它们置於关於意识形态霸权而发生於性别、阶级、种族、族群和政治团体等之间的斗争之中。



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正义和合理性的诸多概念并没有从我们最近这麽多年的社会和政治世界中消失,但是它们的定义和运用已经发生了改变。1960年代阶级和解的失败,社会主义者、共産主义者和激进左派运动的出现,同时伴随著资本过多积累的严重危机,严重威胁到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系统的稳定性。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出现了正义和合理性的另类定义,这是向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系统进攻的一部分,而我早年的那本《社会正义和城市》要处理的就是这个问题。但是1973年5月的经济衰退/经济萧条所标明的不仅是股本(capital stock)的野蛮贬值,也是工会劳工的力量遭受打击的开始,而打击的手段则是广泛失业、紧缩方案、资本重组,最后,在某些情形下(如英国)是制度变革。



……市场是实现最爲公正和最爲合理的社会组织形式的最佳方式,这一理念已成爲最近20年美国和英国强有力的霸权话语。世界上部分地区中央计划经济的崩溃进一步推动了市场凯旋论(a market triumphalism),它假定,在这种崩溃带来的转变中,由市场施行的自然状态的公正,不仅具有社会的公正性,而且具有深度的合理性。当然,这种解决方案的优势在於,不需要对什麽是什麽不是社会的公正合理予以明确的理论的、政治的和社会的论证,因爲可以假设,倘若市场正常运行,结果就几乎总是公正的合理的。关於合理性和正义的普遍要求决没有减少,它们在爲私有化和市场行爲进行的辩护中被一再坚持,就像它们在维护福利国家资本主义的时候曾被坚持那样。



信奉市场所包含的内在困境已衆所周知,没有一个人在没有某种限定的情况下坚持这种立场。市场衰退的问题,外部性财産的问题,公共设备和公共设施的提供,对不同投资决定予以某种协调的明确需要,所有这些都要求某种程度的政府干涉主义。因此,虽然玛格丽特•柴契尔可以取消大伦敦政府(Greater London government),但是商业团体要求某种替代组织(虽然最好是不经选举),因爲没有它,城市公益设施就会崩溃,伦敦就会失去它的竞争优势。但有许多种声音超越了那种最低限度的要求,因爲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已经産生了广泛的失业,激进的资本重组和资本贬值,缓慢的增长,环境的恶化以及成堆的经济丑闻和竞争麻烦,并且对许多国家日益扩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压力没有提供任何的说法。正是在此情形下,那些永不会休止的声音将会再次得到表达,它们要求国家管制和福利国家资本主义,要求工业发展的国家管理,要求环境质量、土地使用、交通系统和自然与社会基础设施的国家规划,要求国家的收入和税收政策通过实物转移(住房供给、卫生保健、教育服务,诸如此类)或收入转移完成少量的再分配。在由市场施行的公正之外,社会正义和社会合理性的政治问题将摆脱其次要地位,进入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议程……



[……]



从我自己的观点看,恩格斯的论述是正确的。正义和合理性在不同的空间、时间和个人那里呈现出不同的意义,然而人们所倚重并且不加疑问的日常意义的存在,给这两个词语提供了永不会被忽略的政治的动员力量。正当和不正当都是给革命性变化提供动力的词语,对这些词语的消极解构无论如何也不能否认这一点。那麽,一般而言,新的社会运动和激进左派从哪里才能开始获得他们自己的概念,这些概念又怎样才能挑战市场和全民福利的资本主义?



扬最近在《正义和差异的政治》(1990)一书中对此提供了最好的陈述之一。她重新解释了正义的问题,使其摆脱福利国家资本主义纯粹的再分配模式,而集中於她所谓的压迫的“五副面孔”。我认爲,在思考爲二十一世纪创造适於居住的城市和适於工作的环境而进行的斗争时,这“五副面孔”中的每一副都值得思考。



[哈维在此讨论了扬的压迫的“五副面孔”,从中引出下面五个建议:



公正的规划和政策的实行必须直接面对这样的问题:创造关於生産和消费的社会政治组织系统的形式,无论在工作场所,还是在居住地,将对劳工力量的剥削减少到最低限度。



公正的规划和政策的实行必须面对非家长式统治模式(a non-paternalistic mode)中的边缘化现象,寻求对边缘化政治予以组织并在其中发生影响的方式,将被奴役群体从这种独特的压迫形式中解放出来。



公正的规划和政策的实行必须赋予而不是剥夺被压迫者进入政治权力的机会及进行自我表达的能力。



公正的规划和政策的实行必须对文化帝国主义的问题保持特殊的敏感,无论对於城市工程的设计,还是大衆磋商的模式,都要通过种种方法,寻求对帝国主义倾向的摈弃。



公正的规划和政策的实行必须找到社会控制的非排他性和非军事化的形式,抑制日渐增强的个人和体制化的暴力,但并不毁坏对被压迫者的赋权(empowerment)和被压迫者自我表达的能力。]



最后,我想在扬所提出的五项原则之外增加第六项原则。这来自於这样一个事实:所有的社会工程同时也是生态工程,反之亦然。虽然我抵制“自然有其权利”和自然可能在承受“压迫”之类的论调,但是,指向子孙后代和地球上其他居民的正义要求对所有社会工程可能造成的生态后果进行深刻而详尽的研究。在打造他们自身历史的过程中,人类必然要占用和改变环绕著他们的世界,但是在这麽做时他们不能不计后果地放纵自己,以致危害分居在不同空间或不同时间的人们的命运。因而,这最后一个建议是:公正的规划和政策的实行要清楚地认识所有社会工程必然的生态后果,这些既影响远处的人们,又影响未来的子孙,因此要采取措施来确保合理地减轻这些负面效应。



我并不认爲这六项原则能够甚至应该形成一个整体,更不用说将它们转化爲某种适当而系统的综合性策略。事实上,这里所勾勒的正义的六个维度就在个人身上的应用而言,经常是彼此冲突的——被剥削的男性工人或许在种族和女性的问题上是一个文化帝国主义者,而完全处於被压迫地位的人或许会主张作爲暴力的社会正义。另一方面,我也不认爲这些原则能够彼此不相关联而独自应用。如利奥塔(Lyotard,1984)之类的人,将会仅仅停留在正义的“非共识”(non-consensual)概念的层面上讨论问题,而这样做,没有面对关於社会进程的一些中心问题,而原本正是由社会进程産生了正义的分化概念。这表明社会政策和社会规划必须在两个层面发挥作用。因此,必须就其之所是和在日常生活中所显现的形态来面对压迫的五副面孔,但与此同时,并就其长远来看,也必须面对不同形式的压迫的起源,其内在於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本质部分。这并非说这一本质部分是所有罪恶的渊薮,而是就其作爲资本主义的革命动力而论,它改变、破坏、解构并重构了人们生活、工作、人与人之间及人与环境之间发生关联的方式。从这样的观点出发,问题决不是是否将会发生改变,而是我们能够期待何种改变,爲其做出规划,并在其到来预先打造出它的形态。

我希望对正义多样性及对上文所述的这种深层问题的考虑,可以爲当代的思考定下基调。借助於这种考虑,我们可以寻求打破政治、想象和体制的局限性的方式,而长久以来,这些局限性限制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对正义和合理性的普遍概念的批判仍然在继续——无论这些概念是被定置在市场还是定置在国家福利资本主义之中,而当正义和合理性的另类概念在近二十年的新的社会运动中已经出现,对这些概念的接受,不仅是具有理论的意义,而且具有解放的潜能。马克思和柏拉图曾经看到,“在平等的权利之间由权力作出决断”,尽管这一情形到最后将仍然是真实的,权威主义(authoritarian)对解决近几年许多城市病症的方案的强制推行,以及倾听正义和合理性的另类概念能力的匮乏,无疑还是问题的一部分。我粗略描述的那些概念所针对的是这个时间、这个空间内爲数衆多的被排斥者、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而就我们和他们中的多数人而言,这些说法或许看起来都是显而易见的、毫无疑义的、公正而朴素的常识。然而恰恰就是因爲这些被广泛秉持的概念,那麽多福利国家资本主义和市场的花言巧语失败了。同样的理由,恰恰就是从这些概念之中,一个真正具有解放和变革能力的政治才能够形成。“抓住时间,夺取空间”(Seize the time and the space),他们将围绕汤普金斯广场公园如此言说,而这也的确显示出适当的时间和空间供我们这样去做。如果完全包围东欧的某种墙壁即将倒塌,那麽确实,我们也能够开始著手去推倒我们自己城市中的墙。


原载《城市和地区研究国际杂志》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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