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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万尼·阿瑞吉:资本的蜿蜒之路

国外理论动态2009.9
英刊《新左翼评论》第56期(2009年3-4月号)刊登了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对著名经济学家乔万尼·阿瑞吉(Giovanni Arfighi)的访谈录,当时癌症晚期的阿瑞吉对自己的一生进行了回顾,也阐述了他对资本主义发展和资本主义危机的看法。谨以此文纪念2009年6月18日刚刚去世的阿瑞吉先生。

哈维:您能为我们讲讲您的家庭情况和教育背景吗? 

阿瑞吉:我于1937年出生于米兰,按我母亲那边情况算,我家应该属于资产阶级。我外祖父是生活在意大利的瑞士移民后裔,开始是工人贵族,后来在20世纪早期,建立了自己的工厂,主要生产纺织机器,也生产采暖和空调设备。我父亲是铁路工人的儿子,出生在托斯卡纳区(Tuscany)。他来到米兰,在我外祖父的工厂谋了一份差事--换句话说,他最后娶了老板的女儿。当时他们之间的关系很紧张,以至于父亲开办了自己的工厂和他的岳父竞争。我的外祖父和父亲都有反法西斯主义情结,这对我影响很大,我的童年笼罩在战争的阴霾下:1943年罗马投降,纳粹占领了意大利北部,然后是抵抗纳粹的斗争和盟军的登陆。 

我18岁时,父亲在一次突如其来的车祸中去世了。我不顾外祖父的建议,决定继续经营父亲的公司,于是进入意大利博科尼大学学习经济学,希望能有助于我管理和经营公司。在当时的经济系中,新古典经济学占主导地位,不涉及任何凯恩斯理论,所以对父亲公司的业务没有任何帮助,最后我不得不关闭公司。接下来的两年,我在外祖父名下的一个公司的生产车间收集关于生产过程管理的资料。通过研究,我认识到,新古典经济学那考究的普遍均衡模型对于理解生产与收入分配毫无用处。这些研究为我的博士论文打下了基础。接着,我被任命为志愿助教,即给我的教授做助手,但没有薪酬--当时,这是在意大利的大学里任职的第一道门槛。为了谋生,我在联合利华找了一份做培训部经理的工作。 

哈维:那您在1963年怎么去了非洲,在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Rhodesia and Nyasa-land)大学学院工作呢? 

阿瑞吉:我去那里的原因很简单。我了解到英国的大学与意大利的情况不同,他们事实上是付报酬给教学和研究人员的。在意大利,在有希望得到一份付酬的工作之前,必须要做4-5年的志愿助教工作。在20世纪60年代初,英国人在他们以前的殖民地设立了很多大学,作为英国国内大学的下属学院。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大学学院隶属伦敦大学。我当时申请了两个职位,一个在罗得西亚,一个在新加坡。他们在伦敦对我进行了面试,因为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大学学院对我比较感兴趣,为我提供了一个经济学讲师的职位,所以我就去了那里。 

那真是对我已有知识的一次彻底颠覆。我一直以来所学习和应用的新古典经济学中的那些数学模型完全不能解释我在罗得西亚所观察到的情况或者说是非洲的现实。我在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大学学院和社会人类学家一起工作,特别是克莱德·米切尔(Clyde Mitchell),他已经在做网络分析研究。还有亚普·范·韦尔森(Jaap Van Velsen),他那时在介绍境遇分析,后来扩展到个案研究分析。我经常去参加他们的研讨会,受他们两人的影响很大。逐渐地,我摒弃了抽象的模型,转向了具体的、实证性的、以历史为基础的社会人类学理论。我开始了从新古典经济学向历史比较社会学的漫长转变征途。 

哈维:这是您1966年的文章《罗得西亚的政治经济》的写作背景吧,在这篇文章中,您分析了那里的资产阶级发展的形式和他们所特有的矛盾--解释了导致代表殖民者的罗得西亚阵线党在1962年获胜和导致1965年史密斯的《单方面独立宣言》出现的内在机制。您写这篇文章的最初动因是什么?回顾这篇文章,它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 

阿瑞吉:写《罗得西亚的政治经济》这篇文章是因为范·韦尔森的激励,他总是批评我使用数学模型。那时我在为科林·利斯(Colin Leys)的《南罗得西亚的欧洲政治》一书写书评,范·韦尔森建议我把它写成一篇长一点的文章,所以就有了《历史视野中的劳动力供给》这篇文章。我分析了罗得西亚农民的彻底的无产阶级化给资本原始积累带来的阻碍--事实上,彻底的无产阶级化为资产阶级带来了更多的麻烦而不是好处。只要无产阶级化的过程是局部的,它就会为非洲农民资助资本积累创造条件,因为非洲农民生产了他们自己所需的部分资料;而农民越是无产阶级化,这种动态机制就越容易被打破。彻底无产阶级化的劳动力只有在拿到谋生的工资的条件下才可以被剥削。因此,无产阶级化不是使劳动力易于被剥削,而是相反,使对劳动力的剥削越来越困难,而且它通常要求政权更强硬。例如,马丁·莱格斯克和哈罗德·沃尔普认为,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基础是:政权不得不压制非洲劳动力,因为后者彻底无产阶级化了,不能像过去那样对资本积累作出贡献了。 

整个的南部非洲--从南非和博茨瓦纳,经以前的罗得西亚、莫桑比克,当时还是尼亚萨兰的马拉维,直到东北部的肯尼亚--这一地区的特点是矿产资源丰富、移民农业发达以及对农民的极度掠夺。这一地区和非洲的其他地区包括北部非洲非常不同。西非经济主要是以农民为基础的。但是南部非洲--也就是萨米尔·阿明(Samlr Amin)所说的"非洲的劳动力储备库"--在很多方面是农民被极端掠夺和无产阶级化的典范。我们有几位学者已经指出了这个极度掠夺的过程是自食其果的。最初,它为农民服务于资本主义农业、采矿业、制造业等创造了条件,但是逐渐地,它也增加了利用、动员和控制这些无产阶级的难度。我们那时所做的工作--即我的文章《历史视野中的劳动力供给》,还有莱格斯克和沃尔普的相关著作--建立了后来关于无产阶级化和掠夺的局限性的南非模式理论。 

和那些还认为资本主义发展总是要伴随无产阶级化的学者相反--如罗伯特·布伦纳,我认为南部非洲的经历表明无产阶级化本身对资本主义发展并无益处--资本主义发展依靠其他很多因素。我认为,在罗得西亚,无产阶级化存在三个阶段,只有一个阶段对资本积累有利。在第一阶段,作为对农村地区资本主义发展的响应,农民会提供农产品,只有在工资很高的情况下,农民才会提供劳动力。于是整个地区出现了劳动力的缺乏,因为不论资本主义农业或采矿业何时开始发展,它们都会产生对当地农产品的需求,非洲农民很快就能满足这种需求;他们更愿意通过出卖农产品来参与货币经济,而不是通过出卖劳动力。国家支持移民农业的一个目的就是在非洲农民之间制造竞争,迫使他们去出卖劳动力而不是提供农产品。这就开始了漫长的、从部分无产阶级化向彻底的无产阶级化发展的过程;但是就像刚刚提到的那样,这是个充满矛盾的过程。把无产阶级化视作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过程的这种简单模式,不仅忽视了南部非洲殖民资本主义的现实,而且也忽视了许多其他情况,例如美国就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模式--是奴隶制、对土著居民的屠杀和来自欧洲的剩余劳动力的结合。 

哈维:在1966年7月史密斯政府的镇压行动中,您也因为政治活动而成为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大学学院9名被捕教师中的一员,对吗? 

阿瑞吉:是的,我们被关了一个星期,然后被驱逐出境了。 

哈维:您去了达累斯萨拉姆,在当时,那里可以说是知识分子交流的天堂。您可以谈谈那个阶段吗?还有您在那里和约翰·索尔(John Saul)的合作。 

阿瑞吉:不论是在学术上还是在政治上,那都是一段美好的时光。1966年我去达累斯萨拉姆时,坦桑尼亚刚刚独立没几年。当时,尼雷尔(Nyerere)正在提倡他所说的非洲社会主义。在中苏论战时,他设法与双方保持同等的距离,并且和斯堪的纳维亚保持了友好关系。达累斯萨拉姆成了南非民族解放运动中被驱逐者的根据地--这些被驱逐者来自葡萄牙殖民地、罗得西亚和南非。我在那里的大学呆了三年,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美国黑人权利运动激进分子,还有很多学者和知识分子,例如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戴维·阿普特(David Apter)、沃尔特·罗德尼(Walter Rodney)、罗杰-穆雷(Roger Mur,ray)、索尔·皮乔托(Sol Picciotto)、凯瑟琳·霍金斯(Catherine Hoskins)、吉姆·迈隆(Jim Mellon)(他后来成为"气象学派"的创始人之一)、路易莎·帕瑟林尼(Luisa Passefi,ni)(她那时正在做莫桑比克解放阵线研究),还有很多其他学者,当然包括约翰·索尔。 

在达累斯萨拉姆和约翰一起工作,我的研究兴趣从劳动力供给问题转向了民族解放运动和殖民地解体后出现的新政权。我们对这些新政权是否有能力从后来所说的新殖民主义中解放出来并实现独立发展经济的承诺表示怀疑。但是我跟约翰之间也有分歧,这种分歧,在我看来,直至今天依然存在,主要在于我没有约翰那么悲观。我认为,这些运动就是民族解放运动,算不上社会主义运动,尽管它们有时会借用社会主义的口号。它们是民粹主义政权,所以除了民族解放,我对它们没有太多的期望,在这一点上,约翰和我都认为民族解放运动本身就很重要。然而,在这一点之外它们是否有其他政治发展的可能,直到今天我和约翰一直在争论这一问题,心情愉快时,一见面就争论。但是,我们一起写的文章是我们一致意见的表达。 

哈维:当您回到欧洲时,您发现了一个与您六年前离开时完全不一样的世界,是吗? 

阿瑞吉:是的,我1969年回到了意大利,马上就投入到了两个工作中。一个是在特伦托大学做讲师,特伦托大学是学生运动中心,也是当时意大利惟一可以授予社会学博士学位的大学。我的任命是由大学组织委员会作出的,成员包括基督教民主党人尼诺·安德烈亚塔(Nino Andreatta)、自由社会主义者诺韦尔托·博维奥(Norberto Bobbio)和弗朗西斯科·阿尔贝罗尼(Franeeseo Alberoni);他们试图通过聘用一个激进分子来驯服学生运动。在我上的第一节研讨课上,只来了4、5个学生。但是到了秋季学期,在我关于非洲的著作在1969年夏天出版后,大约有1000多名学生想要挤进我的课堂。我的课程成了特伦托的大事件,它甚至分裂了"不懈斗争党"(Lotta Continua);波特派(Boato)想让学生走进课堂,去听听对发展理论的激进批判;而罗斯坦格诺派(Rostagno)则试图扰乱课堂,他们向教室里扔石块。 

第二份工作在都灵,是路易莎·帕瑟林尼帮我介绍的,她当时是境遇主义(Situation-ism)理论的著名宣传者,她对"不懈斗争党"中的许多干部影响很大,因为当时这个组织信奉境遇主义。我从特伦托经米兰来到了都灵--从学生运动中心来到了工人运动中心。这些运动的某些方面很吸引我,同时也给我带来了很多困扰--尤其是它们对"政治"的拒绝。在某些集会上,一些非常好战的工人会站出来喊道:"我们受够了政治!政治把我们带到了错误的方向,我们需要团结。"这对刚从非洲回来的我来说是非常令人震惊的,我发现共产主义工会被斗争中的工人认为是反动的、压迫性的--这部分是真实的。对意大利共产主义工会的抵制发展成了对所有工会的抵制。像"工人力量"(Potere Operaio)和"不懈斗争党"这样的组织把自己看作是工会和群众**的替代选择。我和罗马诺·马德拉(Romano Madera)--当时他还是学生,但也是政治干部和当时的议会外左翼葛兰西派的成员--开始寻找并发展与运动相关的葛兰西策略。 

这促使了自治权(autonomia)概念--工人阶级思想自主观念--的首次出现。现在大体上把这一概念的原创者说成是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 Negri)。但事实上,这一概念源于我们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对葛兰西思想的阐释。当时,马德拉、帕瑟林尼和我一起成立了葛兰西小组。我们认为我们对运动作出的贡献不是为工会或党派提供了替代品,而是通过对他们的斗争所涉及的更广泛的国际国内的形势的理解,使学生和知识分子参加运动,帮助工人先锋发展他们的自治权--工人自治运动。用葛兰西的话来说,这是斗争中的工人阶级有机知识分子的形成。为此,我们成立了工人自治团体(the Collectili Politici Operai),后来发展为著名的组织"区域自治"(the Areadell's Autonomia)。当这些团体发展它们的自主实践时,葛兰西小组就不再发挥作用可以解散了。事实上,它在1973年秋天解散了。内格里走上了历史舞台,接管了上述两个组织,并带领着它们向冒险的方向前进,这个方向与我们最初的设想相差很远。 

哈维:在您看来,非洲民族解放斗争与意大利工人阶级斗争之间有什么相通的经验教训吗? 

阿瑞吉:事实上,这两种经历的共通之处是我都与广泛的运动建立起了非常好的*。他们想知道我是基于什么样的立场参加这些斗争的。我的立场是:"我不会告诉你们应该怎么做,因为你们对自己的情形知道得比我要清楚,但是我对事态发展的大环境知道得要多一些。所以我们合作的基础是,你们告诉我你们的实际情况,我告诉你们它与你们所看不到的或只部分看到的大环境是如何*起来的。"不管是在南非的民族解放运动中,还是在意大利的工人运动中,这种做法通常是建立良好关系的基础。

1972年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文章也是在这一合作的基础上写的。工人们被告知:"现在有经济危机,我们必须保持安静,不要闹事。如果我们继续斗争,工厂的工作机会就会被转移到其他地方去。"所以,工人就问我们:"真的出现危机了吗?如果危机真的出现了,那它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应该因此而停止斗争、保持安静吗?"《朝向一种资本主义的危机理论》一文就是为了回答工人们的问题而写的:"告诉我们危机是什么样的?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所以,文章的出发点是:"看,不管你们斗争与否,危机都会来--不是你们的斗争在起作用,也不是经济管理中的'失误',而是资本主义积累本身的基本运作方式。"这是写作这篇文章的最初动机。我在危机刚开始时就写了这篇文章,当时危机还没有被广泛认识到。这成了多年来我一直使用的写作模式,即追踪当下的状况,这个方法很奏效。 

哈维:我们等一会再谈资本主义的危机理论,我想先请您谈谈您在卡拉布里亚的工作。1973年,当运动开始平息时,您选择了在科森察任教,对吗? 

阿瑞吉:对我来说,去卡拉布里亚的*之一是能够在一个新的地方继续我对劳动力供给的研究。我在罗得西亚已经看到,当非洲人被彻底无产阶级化时--或者更确切地说,当他们意识到他们被彻底无产阶级化时--这导致了城市中为争取生存工资而进行的一系列斗争。换句话说,一旦农民不得不在城里生活,那种认为"我们是单身汉,我们的家人还可以在乡下继续过农村生活"的幻想是行不通的。在《历史视野中的劳动力供给》那篇文章中,我已经指出了这一点。这个问题在意大利也成了关注的焦点,因为在意大利存在这样的困惑: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南部的移民来到北部工业区来替代那些罢工的工人。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特别是到了60年代末,他们成了阶级斗争中的先锋,这是移民的典型经历。我在卡拉布里亚成立了研究工作小组,我让他们阅读关于非洲的社会人类学著作,尤其是关于移民的,然后我们对卡拉布里亚的劳动力供给进行了分析。我们研究的问题包括:导致南部移民产生的条件是什么?其局限性是什么?考虑到,从某一方面来讲,南部移民并没有变成会削弱北方工人阶级讨价还价能力的、温顺的、听话的劳动力,相反,他们本身成了斗争中的先锋。 

研究告诉我们两点。首先,资本主义发展并不一定要依靠彻底的无产阶级化。一方面,远距离劳动力移民出现在那些没有发生掠夺的地方;在那些地方,甚至还有从地主手里买地的可能性。这和当地的长子继承权制度有关,根据该制度,只有家中的长子才能继承土地。按传统,小儿子最后只能进教堂或参军,大规模远距离的移民运动给他们带来了一条越来越重要的新出路,他们可以赚钱回家买地,建立自己的农场。另一方面,在真正极端贫困的地区,当劳动力彻底无产阶级化后,他们通常根本没有能力进行迁移。所以,他们能够移民的惟一途径就是,例如,当巴西在1888年废除农奴制时,需要大量廉价的替代劳动力,他们从意大利南部极端贫困的地区雇用工人,给他们旅费,使他们在巴西定居下来,以替代那些解放了的农奴。这是非常特殊的移民方式。但总体上说,能够移民的就不是最穷的人,如果要移民就必须有本钱和途径。 

其次,对卡拉布里亚的研究与对非洲的研究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在卡拉布里亚,移民在当地工人阶级斗争中的立场,取决于当时的条件是否会永久性地决定他们的生活机会。简单地说迁入地区的情况决定着移民工人的工资和条件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指出在哪一点上移民认为他可以从雇佣工资中得到生活必需资料中的绝大部分--这个转换点是可以找到从而加以控制的。但主要的发现是在另一个层面批判了把无产阶级化视作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过程的观点。

哈维:这篇文章的初稿在罗马的一辆车上被偷了,所以最后成文是在美国,是1979年您搬到宾厄姆顿(Binghamton)多年以后的事了,当时世界体系理论正在宾厄姆顿蓬勃发展。那是您第一次清晰地表达在无产阶级化与资本主义发展关系问题上与沃勒斯坦和布伦纳不同的观点吗? 

阿瑞吉:是的,尽管我没有完全解释清楚,而且只是顺便提到了沃勒斯坦和布伦纳,但是整篇文章实际上是对他们两人观点的批判。沃勒斯坦坚持认为,生产关系是由其在中心一边缘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决定的。根据他的观点,处于边缘地带的经济体更倾向于具有强制性的生产关系;它的无产阶级化还不彻底,因为彻底的无产阶级化是在中心国家中才发生的状况。在某些方面,布伦纳的观点与沃勒斯坦的正好相反,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他们的观点又很相似,都认为生产关系取决于其在中心一边缘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他们两人都认为在中心一边缘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与生产关系之间有着特定的*。然而,对卡拉布里亚的研究表明事实并非如此。那里,在同样的边缘地带,我们发现了同时存在的三条不同发展道路,它们相辅相成。而且,这三条发展道路与历史上三个不同的核心地区的发展道路十分相似。一条与列宁所说的"容克"路线很相似,是彻底无产阶级化的大庄园;另一条与列宁所说的"美国"路线相似,是依赖市场的中、小型农场。列宁没有指出我们所发现的第三条路线,我们称之为瑞士路线:远距离移民,然后回到家乡去投资和保留财产。在瑞士,没有对农民的掠夺,有的是一种移民传统,(移民回来投资买农场)从而导致小农场的持续存在。在卡拉布里亚,有趣的是,在其他地方可能与中心地区*在一起的三条路线都处于边缘地带--这既是对布伦纳的无产阶级化的单一过程的批判,也是对沃勒斯坦关于生产关系与其在中心一边缘结构中所处位置之间的关系的理论的批判。 

哈维:您的《帝国主义几何学》是在1978年出版的,那是在您去美国之前。现在重读它,我还是被几何学这个数学隐喻所吸引,您用它来建构您对霍布森(Hobson)的帝国主义论的理解,这个比喻很奏效。但是书中也出现了非常有趣的地理问题:当您把霍布森和资本主义*在一起时,霸权概念突然出现了,几何学转换成了地理学。您写作《帝国主义几何学》最初的动机是什么?对您来说它的重要性是什么? 

阿瑞吉:当时,"帝国主义"这个术语的使用中的混乱状况使我很困扰。我的目标是把彼此不同的、经常都被含混地说成是"帝国主义"的概念区分开来,建立起一个分类空间,从而消除一些困扰。但是对帝国主义的讨论也促使我转向对霸权概念的研究。我在1983年《帝国主义几何学》第二版的后记中提到了这一点,我还提出,葛兰西的霸权概念在分析当代国家之间的动态系统时比"帝国主义"概念更有效。从这一点来看,我和其他人所做的只是简单地把葛兰西的霸权概念应用到了国际关系的层面,而在此之前,葛兰西一直用它来分析一个国家政治司法体系内的阶级关系。当然,葛兰西在很多方面丰富了这一概念。我们把这一概念重新输出到国际关系领域也是得益于葛兰西对这一概念的发展。 

哈维:您1994年出版的《漫长的20世纪》一书受布罗代尔影响很大,在吸收了他的观点之外,您对他有哪些主要的批评呢? 

阿瑞吉:批评很简单。布罗代尔对市场和资本主义有非常丰富的知识,但是他没有理论框架。或者,更确切地说,就像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所指出的那样,布罗代尔是如此的兼容并包以致于他有数不清的不完整的理论,那么总结起来就是没有理论。你不能单单依赖布罗代尔;当你阅读布罗代尔时,你一定要清楚地知道你想要什么,想从他那里选取什么。我关注的一个问题,同时也是把他和沃勒斯坦以及其他世界体系论学者--更不用提传统的经济史学家,像马克思或其他人--区分开来的观点,就是布罗代尔认为,在16世纪和17世纪民族国家系统出现之前,存在的是城市国家系统,人们应当到那里去寻找资本主义的起源。这是西方或欧洲与世界其他地方相比最突出的特点。但如果你只是跟着布罗代尔的思路走,你很容易就会迷失方向,因为他会把你带到很多不同的方向。举例来说,我必须把这一观点提炼出来,然后把它与我在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Yeill)的《权力的追求》中学到的知识结合在一起,因为威廉·麦克尼尔从一个不同的视角也指出了城市国家系统出现在地区国家系统之前,并为后者作好了准备。 

哈维:还有一个观点也源于布罗代尔,但您为其提供了深刻的理论基础,那就是说金融扩张宣告了一个特定的霸权系统的"秋天"的到来,预示了向一个新霸权中心的转换。这似乎是《漫长的20世纪》的核心观点吧? 

阿瑞吉:是的,这就是说在一个特定时期,处于领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组织同时也是金融扩张的领导者,当生产力的物质扩张达到一定限度时,金融扩张就出现了。尽管布罗代尔没有提到这一过程的逻辑是:当竞争加剧时,投资实体经济的风险日益加大,资本积累的流动性偏好就变强了,这就为金融扩张创造了供给条件。接下来的问题当然是金融扩张的需求是如何制造出来的。关于这一点,我倾向于韦伯的观点,那就是国家之间对流动资金的竞争构成了现代世界历史的特性。我认为,这种竞争为金融扩张创造了需求。布罗代尔提出的"秋天"观点--在从物质积累到金融积累的过程中领导地位的终结,以及最终由另一个领导者所取代--是极其重要的。马克思认为,一个国家经历的金融扩张秋天也是另一个国家经历的春天,这个观点也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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