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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物陈列所的成立历时一年有余，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长期陈列与对外开放，是民初学界的重大事件之一，对方方面面都产生了较为重要的影响，尤其 对绘画更是如此。因为古物陈列所的开放，令一些以前"秘不示人"的古代绘画作品能够被呈现于公众眼前，使民初绘画资源的信息传播相对前代更为快捷而丰富。

作者强调国家认证能力是国家基础能力的基础，国家的强制、汲取、监管、再分配等功能都离不开认证。他用充分的历史事实和国家制度的逻辑发展来说明这一点。

编者按：程绪珂，出生于1922年，1945年毕业于金陵大学，上海市建委科技委名誉顾问、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曾任上海市园林管理局局长、上海市绿化委员会副主任，离休后着重研究园林绿化走生态化途径这一重大课题，曾两次获得建设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和三等奖，并获得全国绿化奖章，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日前，记者就生态园林这一主题登门采访了她。 　　她，博闻强识，子承父业，投身园林奋斗64载，至今不辍。她，在特殊年代，虽身陷囹圄，仍苦苦求索事业困境的破解之路。她，高举生态园林的旗帜，坦荡荡地接受异议和质疑，凭着坚韧与魄力，为上海今天的绿化格局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然而，在与笔者交谈过程中，88岁高龄的她强调最多的一句话却是：“我只是沧海一粟，我只是集体中的一员。”她，就是原上海市园林管理局首任局长、我国著名园林专家程绪珂。 　　记　者：从20世纪70年代起，您就致力于生态园林的研究。这一研究的源起是什么？ 　　程绪珂：其实我并不是第一个提出生态园林理论的人。我父亲解放初期在课上就曾提出过城市园林建设要以生态学理论为指导，但当时并没有引起重视。文革期间，园林事业跌到了谷底，我也被迫离开了园林岗位。那时我脑子里就琢磨一个问题：“为什么每当开展政治运动时，园林老是挨批？明明是业务上的事为什么偏偏扯到政治？”我把父亲的言传身教与自己20多年的实践仔仔细细地梳理总结，终于找出了一个答案：以往园林绿化有一个重要误区就是单纯为了好看好玩，属于装饰性的，因此被贴上了“城市美容师”的标签，而没有认识到园林的生态功能，所以事业越做越小。后来，我重新回到岗位，阅读了大量的国内外资料，看到园林绿化已列为环境建设之一，并有了较大发展，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和加快研究的紧迫感。 　　与程绪珂一样经历过那段特殊的岁月的园林人都在深刻思索着园林的过去与未来，“生态园林”理念的萌发，如石入湖心，激起了层层涟漪。1986年5月，中国园林学会城市园林与园林植物两个学术委员会在温州市联合举行“城市绿化系统、植物造景与城市生态问题”学术研讨会，会上正式提出了生态园林概念。此后，《生态园林论文集》（1990）和《生态园林论文续集》（1993）陆续出版。程绪珂在两本论文集中都发表了对生态园林建设任务、目标、标准等内容的专论，并提出生态园林建设的6种类型：观赏型、环保型、保健型、知识型、生产型和文化环境型。 　　记　者：那时上海是一种什么反应？ 　　程绪珂：我的一篇关于生态园林的讲稿被《中国日报》刊登，当时上海副市长倪天增看到这篇文章，叫我在上海区、县长绿化会议上讲生态园林，并且当即决定在普陀区和黄浦区的一些居住区率先开展试点。 　　1989年，在倪副市长的支持下，上海市绿化委员会和上海市园林管理局将“生态园林研究与实施”列为科研课题，在居住区、庭院、工厂、绿地等地搞了26处试点，并设立了11个巡查点，注重景观与功能结合，强调环境的使用性、活动性、观赏性和保健性。1990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上海分所主办了全国生态园林研讨班。此后，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加入到生态园林的研究队伍中来，像天津、石家庄、宁波、中山等一些城市也进行了实践探索。 　　记　者：生态园林的核心要解决什么问题？ 　　程绪珂：生态园林建设的核心就是保护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尽管生态园林到现在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但我个人认为生态园林是继承和发展传统园林的经验，遵循生态学的原理，建设多层次、多结构、多功能、科学的植物群落，建立人类、动物、植物相联系的新秩序，达到生态美、科学美、文化美和艺术美。以经济学为指导，强调直接经济效益、间接经济效益并重，应用系统工程发展园林，使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同步发展，实现良性循环，为人类创造清洁、优美、文明的生态环境。 　　记　者：这对园林人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您的解决途径有哪些？ 　　程绪珂：生态园林建设必须要把环境保护事业和园林绿化事业同党和国家的利益紧密联系起来。我们的园林工作者一定要打破旧的思想框框。第一，要打破唯观赏论。园林是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有生命的基础设施。园林工作者要以生态观念来规划园林，大力开展低碳、碳汇植物群落的研究，为后代留下清洁的环境；第二，要打破“城市围墙”，坚定地走城乡绿化一体化的道路。城市经济是强势，生态是弱势，农村经济是弱势，生态是强势。在加强城区绿化建设同时，必须依托农村高质量的生态环境，通过城乡之间的绿色廊道，缓解城区的热岛效应和污染压力；第三，要打破狭隘的园林植物观。凡是植物，不论是蔬菜、果树、药材还是粮食都可以为我们园林所用，尤其是木本油料类的能源植物和其它具有生产功能的植物，更要引起我们园林工作者的重视；第四，要打破以往园林光有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没有经济效益的形象。 　　绿地属于特殊的社会公共商品，会产生直接和间接经济效益。科学地进行绿化效益计算，比如像绿色GDP这类衡量城市生态水平的指标，能为城市管理者提供更有力的价值分析和决策支持。只有把生态、社会和经济紧紧结合起来，我们的园林事业才会越走越开阔，越干越光明。 　　1992年，国家园林城市创建活动在全国铺开。2004年，建设部在创建国家园林城市的基础上提出了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的目标，并印发了《关于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实施意见的通知》，而且只有获得“国家园林城市”称号的城市才能申报“国家生态园林城市”。“两个创建”得到了全国各省市政府的积极响应，深圳引人瞩目地成为首个示范城市。 　　记　者：您觉得可不可以跳过“园林城市”直接进入“生态园林城市”的创建？两个创建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 　　程绪珂：人均公共绿化面积、绿地率、绿化覆盖率是“园林城市”的硬指标，强调城市的绿量，为绿化基础薄弱的城市提供了一个明确的量化目标，为以后打好底子。“生态园林城市”是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的城市。建筑要向绿色建筑发展、城市经济要向循环经济发展、基础设施要向整体综合发展、城市环境要向生态景观发展、城市社会要向生态文化发展。“生态园林城市”的评估更注重城市生态环境质量，与“园林城市”的评比标准相比，增加了衡量一个地区生态保护、生态建设与生态恢复水平的综合物种指数、本地植物指数、城市热岛效应程度、公众对城市生态环境的满意度等评估指标。 　　我认为，两个创建是递进累积的关系，他们的共同目标是建设生态城市。生态城市是社会和谐、经济高效、环境良好，三者循环促进的人类居住形式的高级阶段。它的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时间上需要分解成逐步逼近的不同阶段，在空间上需要重视示范效应，不能一哄而起。城市可以带着生态园林城市的目标来创建园林城市，高标准地要求自己，将园林与农林大环境结合起来，制定广义的绿化系统规划。城市的管理者要有这种预见性。 　　记　者：通过不懈努力，2004年，寸土寸金的上海获得了“国家园林城市”的称号，尤其在中心区绿化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为特大型都市的可持续发展找到了一个突破口。有人说那是因为上海市“家底厚”，您怎么看？您觉得上海最有价值的经验是什么？ 　　程绪珂：这个跟家底厚不厚没多大关系，重要的是上海改善城市环境的决心，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典型的代表是2001年开放的上海延中绿地，目前是市中心面积最大的公共绿地，总面积达23hm2。它的建设就是为了缓解市中心越来越严重的热岛效应，可以说是“形势所迫”。为了跟踪绿地的降温降噪效果，园林部门设置了监测仪进行长期观察，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数据，为工作的顺利推进奠定了基础。 　　记　者：上海有没有走过弯路？ 　　程绪珂：大家都常说上海是个“海纳百川”的地方。的确如此。上海人欢迎新的理念、新的做法，吸收起来也快，但不是简单的照抄。在几十年的发展中，当然也走过一些弯路。刚刚改革开放那时，大家都出国去学习而且想搞些新东西，那时刮起了“巴洛克风”和“草坪风”，后来又是“大树进城风”、“彩叶树风”等等。但上海园林界很注意反省、总结这些实践的对错。一些不好的做法自己慢慢修正或者改掉了，因此总体上是健康有序的。 　　我想重点谈谈“大树进城”。我同意种大树，但我不赞成挖别人的山头滥用野生植物资源、破坏别人的生态来满足自己环境的做法。这既违背了城乡绿化一体化的方向，而且胸径在十几厘米的树苗几年后比外地搬来的“砍头树”实际表现也更好。在工厂、道路改造过程中有许多能够再利用的大树，我们可以通过专门部门储备起来，还有就是从正规的集约化生产苗木基地定购大树，这些都是可取的做法。在上海的市政工程中还是比较注意这点。而一些开发商为了尽快把楼盘卖出去，搞速成景观，廉价从外地挖大树，又缺乏科学的养护手段，使得大树的成活率就更低了。这种为了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牺牲生态和社会效益的做法十分令人心痛！好在，大家现在对这一点都有重新认识。 　　记　者：上海下一步的目标放在哪里？ 　　程绪珂：按照联合国对于生态城市的要求绿化覆盖率要在50%，人均绿化90m2。上海要达到这些指标需要经过相当长期的努力奋斗。因此，在上海城市总体规划修编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建立“生态型城市”的目标，作为向生态城市努力的阶段性目标，而没有盲目地提出要建立“生态城市”。所谓“型”，就是式样、类型、模子的意思。 　　这一战略目标的实施时限为5 0 年， 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01-2010年，5年建框架，5年创国内领先，基本达到清洁、优美、舒适的目标，其中绿化前5年达到国家园林城市，后5年构建创建生态园林城市的框架；第二阶段是2011-2030年，求质变、上台阶，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其中2020年绿化基本达到生态园林城市标准；第三阶段从2031-2050年，资源高置换化，产业高效益化，流通高节能化，环保高质量化，绿化高功能化，社会高祥和化，管理高现代化。 　　记　者：20多年前，您曾预言过园林发展的方向，一是生态学原理和实践的引入与结合；二是包括生物工程、计算机等新技术在园林上的应用。现在这些已经成为普遍的共识。您能否再谈谈对未来园林发展的判断？ 　　程绪珂：思想还要再解放。世界那么大，考虑问题要广，不要狭隘。北京最近在提“广义的绿地系统”，很科学，符合生态观念。它把农林、江河湖海山等自然资源都包括在内，同时避免了与农争地、与林争地的情况。因此说，思想观念要改变，总是老一套不行。 　　此外，植物群落功能要在定性的基础上做更多的量化分析，例如哪些植物在一起能最大地发挥汇碳功能，哪些植物配在一起能最好地发挥降温作用，哪些可以对人体的心、肝、目等部位有好处。这些我们跟华东师范大学和复旦大学合作对100多种植物开展过研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还远远不够。植物材料是建设生态园林持续发展的主体，如何更合理、科学地做好植物造景，还有许多工作。这也是科学发展观在园林行业的反映。 　　我们要有自然资本储备概念。自然资本由资源、生命系统和生态系统构成，而且目前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不断衰退。生态园林建设在城市中承担着创造人工“第二自然”的重任，它所创造的生态效益是自然资本的储备。 　　未来园林还应该在传承文化方面下更大功夫。现在很多城市都开始有意识地强化自己的地域文化，园林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但目前有的设计手法比较生硬，符号多，底蕴浅。台北植物园潘国俊博士将《诗经》中提到的植物收集起来，在“诗经植物区”中展览，自然科学与古典文学能融为一体。游人既能品味诗句，又能了解植物的形态和历史，一举多得，寓教于乐。这种动脑子的做法，值得借鉴。 　　程绪珂一生主编、撰写的书稿众多。1984年陈俊愉院士与她共同主编的《中国花经》，历时8年完成，有“中国花卉百科全书”之美誉，至今仍是国内花卉专著方面不可逾越的一座高峰。随后又用8年时间主编了《中国野生花卉图谱》。2006年她的再一本8年之作，与胡运骅共同编写的《生态园林的理论与实践》出版。该书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基金，并获2006首届全国“三个一百”原创科技图书奖。鲜为人知的是，程绪珂在这本书的编写过程中一度陷入左眼失明的病情。为了能完成这本书，八十多岁的她“豁出去”接受了激光治疗。 　　记　者：您是“三个8年三本书”。现在您的健康状况如何？能否再跟我们的读者聊聊《生态园林的理论与实践》这本书的情况？ 　　程绪珂：身体不太好，但上海有好的展览之类的活动，我还会跟老朋友一起去看看。对于《生态园林的理论与实践》这本编了8年的书，我想说，它是在动态实践中摸索着写出来的，能够顺利出版完全是依靠了全国几十位业内同行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专长和才能，也使我进一步认识到集体力量的伟大。在编写这本书之前，我去了三四十个城市参观学习，跟同行们探讨生态园林；编写过程中，又得到了许多鼓励和支持，因此说，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尽管这本书获得了一些荣誉，但与现在的形势仍然有距离，不是十全十美的，仅仅是生态园林理论与实践的开头。现在我们都年纪大了，但事业的发展不能因人的轮换而更换，理论与实践总是在不断发展，希望我们的中青年一辈园林人能与时俱进，继续事业，沿着这条“自然之道”走下去。 　　记　者：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也祝愿您身体健康！

就在我为辛亥百年第三个“乡建十年”做反思之际，传来刘老石遭遇车祸的噩耗！痛心疾首。夜不成寐。遂有挽联： 　　他是一块铺路石，无论生前死后，得道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你是一个志愿者，历尽蹉跎坎坷，惟留一甑一钵庇荫后人。 　　刘老石不仅是我招收的2010级博士研究生，也是从2000年起就与我一起历经了新世纪乡村建设风风雨雨的同事。因此，我们不仅是师生，也是同仁。所谓相知甚深，相交甚笃；十年生死是可以相托的。 　　老石本名刘湘波，2000年在天津某大学开展学生社团活动的时候曾经请我去做演讲。2002年中国改革杂志社成立《农村版》则是我请他做兼职编辑，他便成了如今成千上万青年学生都熟悉的“刘老石”；无数不齿于跟着各个画地为牢的小俱乐部玩家“掉洋书袋”的有志青年冲出樊篱就教于这个不在其位却因“学高为师德高为范”而自成一体的中国乡土大百科教师…… 　　海内外很多高校学生都会记得这个充满活力的老师，因为无论在支农活动中遭遇什么困难都会得到他的指引和鼓舞！各地基层的农民骨干会怀念这个充满亲和力的志愿者，因为他是那种心中装着农民而能够自然地融入乡土社会的真正知识分子！各界的支农志愿者会永远在内心深处保留他的音容笑貌，因为从事乡建工作从来负重潜行但他脸上却没有过愁容…… 　　诚然，百年乡建人至今不悔无解，都只为救救孩子而做了一块块的铺路石。 　　2004年农村版被关闭的时候，我写了“农村版祭”。现在则写“老石祭”。 　　对于他这个如此年轻却先我而去的同志，号呼无以宣泄悲愤，歌哭无以表达祭奠……惟以寻常话语、屏息静气地劝告刘老石的所有相知，与其蜂拥其陵前献泪，莫如静心回忆他的所作所为，以便我们作为乡建志愿者的各界人士都能得到他一甑一钵的精神遗产。 　　我们这一代在贪欲横流之际只要还有平常之心的便都是铺路石。无论面对世间一切艰难困苦，还是体验人生蹉跎坎坷，皆若修为而砺心智。于是，我们便高尚于能够低首下心地微笑面对一切，不伤于宵小们的非难与自私们的不解。或于泥泞，或于瓦砾，匍匐下如佛陀般忘却小我的身子、深怀着如甘地般感天动地之仁德，随时随地幻化成大大小小铺在路上的石头，不论在风狂雨骤或在骄阳沙暴的淫威之下……惟担忧着过往之人踩踏得稳妥与否。 　　我们这一代只要在贵贱浸淫之中还愿做平常之事的就都是志愿者。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地、成千上万地、前赴后继地走向乡村民宅。倘能秉持先贤五千年之“民本”理念，去实实在在地做出力所能及的、点点滴滴的努力，也就锻炼了使自己成为大写的“人”而必须区别于虽高冠而行尸走肉之徒、虽博带却蝇营狗苟之辈的心智和能力。这些志愿者之所以历尽坎坷而不悔，在于大家已经是惟一甑一钵而南海得道之“脊梁”！越来越多的志愿者潜心平常之事而细密修成和合大同之道，才可在光大中华传统多样化文明之中为子孙后代谋得一片生存庇荫。 　　老石就是这样的铺路石，这样的志愿者。与他共事的人们记下他的言行就是最好的祭奠。 　　刘老石的心路，永远畅行在我们的热血之中。 　　2011年3月25日星期五，于香港虎地 刘老石，本名刘湘波，1968年3月1日出生于黑龙江黑河。刘老石硕士研究生就读于湖南师范大学哲学系。 毕业后，老石一度执教于天津科技大学（原天津轻工业学院）基础科学部。世纪之交，“三农”问题突显，刘老石开始组织学生下乡支农调研。2001年，兼职加入由温铁军教授主编的《中国改革•农村版》杂志。 2004年底，刘老师和几位下乡支农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青年骨干学生注册成立了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继续从事乡村建设工作。 十年如一日地，刘老石带领并影响了成千上万的青年，从城市回到农村，帮助农民成立专业合作社、夜校、文艺队、农民协会。 2011年3月24日，刘老石逝于天津。

八十多年来，鲁迅的《狂人日记》一直在吴虞设定的框架下解读，被誉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猛烈抨击 '吃人'封建礼教的小说"，其神圣地位不可动摇。几代读者不仅同情狂人的不幸，而且还为他的呓语与结论叫好。在中国文学传统中，"狂"历来享受特殊待遇，狂才、狂士、狂生、狂客都是放浪不羁者的美称，他们不受礼俗的约束，因"狂"而贵。因此，现代读者无条件地认可乃至推崇《狂人日记》中的"我"，并相信只有他才配得上命运的折磨，还真有一些难以说清的历史与文化上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成全狂人的声名、使他免遭强制性检查与治疗之辱的恰恰是被他全然否定的中国"狂"文化。比如李白就有"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之句，辛弃疾甚至以"狂"傲视古今："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  《狂人日记》被理解为刺向所谓封建社会黑幕的匕首，但是小说的短序却说，日记"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作者当时的病状，为"迫害狂"之类，编者把它们撮录成篇，目的是"供医家研究"。这段文字出自整理者的手笔，以文言写成，也是小说的组成部分。整理者纯属虚构，绝不能与鲁迅本人混淆起来。同时，他也未必就是鲁迅暗中取笑的对象（因戴了写有"正常"两字的高帽子），在他和纳博科夫小说《洛丽塔》的序言作者"小约翰·雷博士"之间，不能画上等号。假如研究者仅因短序的文体就断定日记整理者暗含的立场必为鲁迅所恶，未免过于草率。鲁迅对文言，并不是一贯憎恨，他自己不少题记、序跋就是用文言写的。至于旧体诗，更不必多说。不少读者从短序得知病人痊愈后"赴某地候补"，马上联想到传统势力难以抗衡，因而哀其不幸。解读《狂人日记》，是不是非得因袭这种套路？鲁迅没有高士、隐者愤世嫉俗的"狂"病，不然他就不会在北京政府部门担任公职，或赴国立大学执教。他曾经学医，对种种心理学和精神病学上自欺欺人的奇妙现象，观察细腻，这种本领在中国作家中并不多见。笔者以为，狂人并不一定是鲁迅的传声筒，或他创作时所希望读者认同的英雄。狂人也可以是阿Q 的难兄难弟。  不过狂人自己讲述的受迫害的故事丝毫不像汉勃特·汉勃特（《洛丽塔》）的经历那样丰富饱满，他是所谓的"扁平人物"，其日记更像是由精神病学里的概念演绎出来的典型案例，无非夹杂了一点绝无保留的激愤语。  迫害狂也称偏执狂，患者以为人人都在图谋害他，自我牵连意识极重，会从任何人的言语举动中读出针对他的邪恶意图，即使证据不足，他也会找出阴谋的蛛丝马迹，用以支持偏执的信念。  可是，大半个世纪以来愤怒声讨式的批评语言遮盖了《狂人日记》在中国精神病学发展史上的地位。狼子村的佃户，送鱼来的陈老五，打儿子的女人，哪个不是对狂人心怀恶意？赵贵翁和他家的狗，还有大哥和看病的何医生，更是不必说了。简言之，整个社会与可怜的"我"为敌。人们面目狰狞，话中带毒，笑里藏刀，他们的牙齿"白厉厉地排着"，正准备扑上来呢。狂人梦中所见也与现实一致，处处布满罗网，只为一笔旧账：二十年前，他曾经踹过"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这簿子想必就是后来提到的"没有年代的历史"，在狂人的眼里，上面写满了"吃人"二字。  据说这是重大的发现。如果骂倒一切意味着片面的深刻，那么天才和疯子都是容易做的。以往我们读到"吃人"这两个字，兴奋异常，大呼过瘾，于是就遗忘了狂人的种种病态，把他作为先知先觉者供奉起来。那是一位"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众人皆醉他独醒。以一人单薄的力量对抗周围的一切乃至整个社会，那是何等惬意啊！自己是何等勇敢、高贵啊！进入这种愤愤不平的、自我欣赏的神迷状态，一己的是非好恶就提升为绝对的标准，不容他人匡正。狂人自诩有"义勇和正气"，这何必麻烦别人来评说、验证呢？他和自己粘合得太紧，绝无"跳出自己的凡躯俗骨来批判自己"（钱锺书语）的能力。然而狂人太可爱了，他是极大的诱惑。读者一旦与他认同，就变得十二分的自信和自恋，骄傲大增，对自己的任何警觉烟消云散，一切过错，与己无关。于是乎自以为耿介的高士容不得异见，而公允、平正（或曰"费厄泼赖"）则是罪恶的温床，这真是大可感慨的。  篇末，狂人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但是这里所说的孩子是空泛抽象的。他在街上遇见的孩子个个是帮凶，"睁着怪眼睛"，似乎也要害他。狂人不由冒出一句："他们娘老子教的！"语气里还有点市井之徒的恶毒。    一部部的文学史和教科书都断言，禁锢狂人的无形铁屋就是几千年积累而成的社会。但是英国智者罗素可能会说，社会未必承担得了这个责任，狂人自己的心态才是铁屋；他的痛苦源于自身，源于对世界的错误认识，源于不良生活习惯，与假想的敌人无干。罗素在《通向幸福》（1930）一书中写道，迫害狂假定一切人都会放弃自己的爱好兴趣，一门心思地要陷害他，这实际上表明他把自己想象得太重要了，臆想出来的诸多受迫害的场景满足了他的虚荣心，其实他哪里值得人们关注和惦念！  罗素的观点往往不合时俗，但是他超然无私，绝无发达的敌我意识，故而不会在公共论坛上动肝火，发脾气。他坦坦荡荡，长于说理，从容的智慧表现为常识之言。罗素让我们认识到，狂人为保护自己不受假想中的侵犯，行为激烈，他的惊人之论或许是文字暴力的一种形式，因而我们不应将自我膨胀、自我恭维之心理解为救时之心。假如狂人执意带着墨镜观察世界，使所有人事染上一层黑色，那么这颜色以及由此而生的痛苦是他自己的心理障碍造成的。要疗救自己，他必须从自我中心的铁屋里走出来。  原来每个社会都有迫害狂，都有他们臆想出来的、专与自己为敌的恶势力。有趣的是罗素还提醒读者，很多人都带有一点迫害狂的特点，比如好抱怨别人如何忘恩负义，自己如何得不到赏识（孟郊："出门如有碍，谁谓天地宽"）。罗素颇有信心地写道，阅世较深者不会轻易相信这类牢骚（在中国文学史上，自叹"怀才不遇"也能得到褒奖）。他还对或轻或重的迫害狂患者提出四条忠告：首先你的动机并不如你想象的那样始终利他；其次，不要高估自己的优点；再次，不能指望别人像你关心自己那样来关心你。最末一条忠告更切合《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不要以为绝大多数人会非常重视你，以至于生出想迫害你的愿望来。    鲁迅写《狂人日记》，多少受了果戈理短篇小说《狂人日记》（1834）日文译本的启发，连"救救孩子"的呼声也见于后者。在这位"俄国写实派的开山祖师"的同名作品中，主角波普里金是一位小官员，他的胆怯与狂妄互为表里，读者看到他病情如何渐至严重，鲁迅笔下的狂人却有点停滞固定。鲁迅后来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1935）回顾自己早期的小说创作时也提及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并袭用了吴虞"吃人与礼教"的思路来评价中国版本的狂人："但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此后虽然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稍为圆熟，刻划也稍加深切，如《肥皂》、《离婚》等，但一面也减少了热情，不为读者们所注意了。"这说明鲁迅自己意识到《狂人日记》热情充足，"忧愤深广"（？），而在技巧、刻画上不够圆熟深切。"五四"时期流行口号，喊得有热情的口号更好，人们还以为"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马克思语）就是文学的最高使命，只是狂人比十六世纪德国骑士济金根略微简单了一点。  托·斯·艾略特在一篇有名的文章（《莎士比亚和塞内加的斯多葛派哲学》，1927年）引了奥赛罗临死前一段台词（"且慢，在你们未走以前，再听我说一两句话。我对于国家曾经立过相当的功劳......"），然后他说的一些话对中国读者来讲就比较陌生：奥赛罗是在安慰、振作自己，这种非常时刻，他想到的不是苔丝狄蒙娜，而是他自己，而是如何戏剧化地表现他自己。艾略特进而指出："谦卑是一切美德中最难获得的；没有任何东西比自我的高度评价的愿望（the desire to think well of oneself）更难克服。......他欺骗观众，但是人性的动机首先是欺骗自己。我相信没有任何作家比莎士比亚更明显地揭示出这种包法利（指爱玛·包法利）主义，也就是人的无视现实的意志和决心。"狂人没有自省的能力，受制于单一视角，"无视现实的意志和决心"坚不可摧，必然滑向"自我的高度评价"，这是他心理上自我防卫的法宝。  钱锺书先生很可能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的清华大学读过艾略特这篇文章。他在1933年3月1日出版的《新月》杂志上发表过一篇书评，当时他还是清华外文系四年级的学生，不到二十三足岁。钱先生对"自我"的看法，要比那些年资远在他之上的人成熟、深刻得多，这正是他敢于怀疑摩罗诗派宗主拜伦的资本。他在曹葆华的诗集《落日颂》里挑出了二十世纪头几十年中国文学的通病，即"拜伦式的怨天尤人"，那种"英雄失路，才人怨命，Satan [撒旦，或曰摩罗] 被罚，Prometheus [普罗米修斯] 被絷的情调"。这种情调，"说文雅一些，是拜伦式（Byronic）的态度；说粗俗一些，是薛仁贵月下叹功劳的态度，充满了牢骚，侘傺，愤恨和不肯低头的傲兀。可怜的宇宙不知为什么把我们的诗人开罪了，要受到这许多诅咒"。薛仁贵月下叹功劳，与奥赛罗表功的自白，隐约形成呼应，只是更俗一些。在这些文字的背后，我们也读得出一点艾略特的痕迹。"牢骚，侘傺，愤恨和不肯低头的傲兀"，这不正是自我欣赏的撒旦吗？    可怜的数千年文明不知为什么把我们的狂人开罪了，要受到这许多"吃人"的诅咒。1918年早春，在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的小世界里，也有几分无序中的优雅，那位搜求金石拓本的教育部佥事应请写起白话小说来。他创作《狂人日记》的本意究竟是什么？日记中政治立场正确的"我"是他的传声筒吗？英国小说家劳伦斯说过，相信故事，不要相信讲故事的人（大意）。

日前，"非诚勿扰事件"、"张悟本事件"、"电影《八天八夜》事件"等不断出现的媒体事件引起了各界的关注，媒体伦理的讨论如火如荼，多种世态万象背后折射出媒体行业的诸多现实问题及其面临的道德困境。对此，本报（《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特约请新闻学、伦理学及法学专家进行了讨论。困境之一：社会公益个人隐私难兼顾大众传媒在报道一件事实时，如何才能做到既满足社会公益，又保护当事人的隐私？当二者存在矛盾时又该如何调节？这一度成为社会各界争论的焦点。以纪录片《麦收》为例，该片描写一名女子从农村到北京从事性服务工作的遭遇。该影片虽然没有任何裸露及限制级画面，但由于影片对当事人毫无遮掩的拍摄，引发了道德争议。反对者指出，除女主角签署同意书外，导演未征询其他出镜者同意，侵犯了他人隐私。另外一种观点认为，观众有权拒绝、抵制侵犯隐私的作品，当导演未处理性工作者的个人信息时，观看影片的行为将令被拍摄者承受更大风险。"媒体报道与科学研究的目标固然都是求真务实，但正如科学研究有禁区一样，媒体报道也不是没有任何限度的。这个限度就是以人为本原则，就是必须尊重与维护人的心灵和肉体的完整性原则。"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伦理学研究室主任甘绍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中国传媒大学陈卫星教授在其《新闻伦理的可能性》一文中表达了相似观点。他指出，无论记者、编辑怎样大公无私，都不能保证做到客观中立，特别是在涉及自身观点和职业利益时，话筒和摄像机的强行介入在什么情况下才会是可接受的，不仅涉及对当事人的尊重和保护，有时还源于媒体的自我期许和受众压力。网络和信息化时代，一方面，有人害怕自己的隐私被泄露；另一方面，有人通过暴露自己的隐私而出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陈力丹教授分析，绝大多数人想保护个人隐私，然而个体有不同，有人更喜欢抖搂隐私扬名，这跟实行市场经济有关。市场经济有一条要求--货物要有品牌。而名气背后意味着利益能够带来价值。对于媒体而言，社会公益与个人隐私都代表着不容漠视的重要价值，两者之间能否找到平衡点是问题的关键。甘绍平认为，今天人们的价值观已日益多元，开始从重视社会公益的维护向保护个人隐私转变。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林来梵告诉记者，今年7月1日生效的《侵权行为责任法》第二条，明确将隐私权列入保护范围，规定对它的侵害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这只是民法的保护，隐私权同样是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而且是所有基本权利中较为重要的一项权利，因为它是宪法中人格权的主要内容之一，是"人格尊严"这一重要原理的直接反映。困境之二：权利与权力的话语权之争被称为"无冕之王"的记者，在社会上担当扬善抑恶、维护正义的角色，它向社会提供的不是一种普通产品，而是拥有高度社会影响力的特殊产品。然而，现实中媒体常常面临尴尬处境：新闻报道时成为强势部门的"传话筒"；在教育、民生等报道领域，为有钱者代言，为有权者造势。最终导致越是强势部门，越在媒体上拥有话语权，越是弱势部门，越失去话语权的现象。"无冕之王"们在纠结中纷纷笑谈新闻理想如灰飞烟灭。陈力丹指出，目前我国传媒界往往有权力意识没有职业意识，没意识到自己是一个行业，而这个行业是有职业道德和职业规范的。其实，作为一个新闻记者应该明晰自己的社会责任，明确自己其实谁也不代表。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张传有教授也认为，新闻媒体的权力主要是一种话语权，它来自于民众本身所具有的知情权、政治参与权、发表言论的自由权以及对政府权力的监督权。从终极意义上说，新闻媒体应当为之负责的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本报记者在采访时，专家公认目前我国新闻媒体普遍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自主性不够，许多新闻从业人员很难在权利和权力面前抉择；二是自律不够，媒体从业人员职业道德缺乏，由此引发许多新闻媒体失范事件。信息化时代，传媒界众多乱象是否说明媒体产出的全是负价值呢？当然不是。西南政法大学李光辉教授对此作了说明：虽然大众传媒的社会角色在现代社会中被不断修改，逐渐成为一种诸如意识形态的工具、文化的霸权、媚俗的艺术而招致许多批判，但它的内在规定性并未改变，依然是满足人类沟通交流的天性以及信息传递的需要。在不断的信息传递和沟通交流中，人类获得了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在更大程度上实现着自身的自由。这也正是大众传媒得以存在于世的根本理由。困境之三：资本至上还是责任至上近日，浙江卫视《为爱向前冲》停播，江苏卫视《非诚勿扰》全面整改。7月3日，在京举行的"2010年应用伦理学之传媒伦理夏季论坛"上，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宣传管理司副司长李宗达坦言，近年来对外舆论监督比较多，对本行业监督不多，出现了许多问题。当前一些电视台文化娱乐类节目、情感故事类节目、医药卫生类节目出现了格调品位低俗，价值取向偏差等苗头。一位从事一线工作逾20年的业内人士向记者"诉苦"，谁也不想走低俗路线，但央视索福瑞定期要统计各大卫视排行榜，每次几乎都是湖南卫视、江苏卫视、浙江卫视、安徽卫视占据前四强。事实证明，越低俗，收视率越高，观众越喜欢看。他认为，尽快推行电影电视分级制度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谈及媒体与伦理的关系，除了总要关涉媒体从业者的职业道德之外，有两个核心话题是人们很难回避的：第一个话题是媒体的社会良心。第二个话题是，尽管媒体企业化是全球性趋势，但正如企业伦理所要求的那样，媒体企业并不仅仅是一部赚钱的机器，它还承载着应有的社会责任。"甘绍平研究员如是说。那么，媒体的社会责任是什么，媒体伦理的核心价值怎样理解，有学者认为，媒体"真正的伦理精神"作为一种具有超越性、引领性的应然与实然相共生的道德品质或德行，应当具有求是精神、正义精神、仁爱精神、勇敢精神、自由精神。也有学者提出，媒体应是公民利益与意愿的服务者。它提供一个信息流通与观念交锋的客观平台，让公民在对这一平台的审视过程中塑造自己的价值判断，从而实现自主的道德选择。反映到实践中，这就是以人为本，在灾难中不以别人的悲痛作为吸引读者的卖点；在拍摄特殊群体或弱势群体时，自觉使用马赛克技术，尊重别人的隐私权；不作低俗和虚假宣传，维护新闻媒体的严肃性和神圣感。专家最后指出，近年来传媒业的发展固然十分迅速，媒体伦理及媒体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却亟须建立，如何健全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使一些人免于钻法律的空子，恐怕还需要政府、学者和有识之士共同努力。

The philosopher, professor and author talks about gender, the dehumanization of Gazans, and how Jewish values drove her to criticize the actions of the State of Israel.

立宪政治未能成为五四运动的关键词，几乎是时代的必然。因为五四运动为自己所提出的任务，早已超出那个时代的立宪政治的容量。……尽管五四不乏"全盘西化"的言论，但相对于五四所提出的目标，并没有一个现成的西方模式"化"得了中国。 毋宁说，五四在向中国提出问题的同时，也是向整个世界提出问题。

从危旧房改造看“重庆模式”崔之元 近来，海内外对“重庆模式”越来越关注，也有不少争议。“重庆模式”究竟是什么？本文认为，从薄熙来同志主政重庆后干的第一件大事-----主城区危旧房改造-----可以清晰地看出“重庆模式”的基本内容。2008年04月 8日，薄熙来到渝中区、南岸区调研，先后考察了化龙桥片区拆迁建设情况、十八梯危旧房改造，解放碑CBD规划、南岸茶园新区及南坪城市中心规划建设。薄熙来说，“市内有的地方一边是高楼大厦，一边是危旧险房，反差很大，当领导的不能无动于衷，这有个对老百姓的感情问题”。因此，要用3年时间，打一场危旧房改造的攻坚战，“危旧房改造一定要让利于民，保证迁建房的面积比原来大，质量比原来好，户型设计要方便、适用”。他还说，“危旧房改造不仅是民生工程，也是环境工程、经济发展工程，是“一箭三雕”，一举多得，运作好了，能扩大城市发展空间，提升城市形象，吸引更多高素质人才和生产要素的进入，对重庆未来的良性发展大有益处”。三年后的今天，重庆主城区已经拆迁危旧房1218万平方米，原住民户均居住面积增长50%以上，共涉及约14.95万户，44.85万人。考察危旧房后的三个月后，在2008年7月20日召开的重庆市委三届三次全委会上，薄熙来首次提出建设“五个重庆”的战略目标，其中“宜居重庆”名列第一。可以说，2008年开始的危旧房改造和2010年开始的公租房建设，是“宜居重庆”建设的两大关键工程。为什么薄熙来以危旧房改造为“重庆新政”的突破口？这可能不是偶然的。据2001年5月14日“人民日报”报道，薄熙来在担任大连市长时率先在全国提出了“经营城市”的理念。他说，“国企是国有资产，城市本身也是国有资产。政府挣钱，不仅可以通过征收企业的税收，也可以通过经营城市使财政增收”，“ 大连市区有200多万人，而在过去的七八年间，其中100万人住进了新房，有45万人自己没有花钱，完全靠政府运作乔迁新居，住房面积还平均增加了40%。这45万人的房子，投资成本就是120多亿元，如果以90年代初期我市的财力来比量，是根本不可能的，只是因为近年来大连城市整体增值了，才有可能组织开发公司来盖房，政府把土地效益让利给百姓去盖房，开发公司也少赚点，好事就做成了”。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不是通过政府一般意义上的财政支出，而是通过“经营城市”，“把土地效益让利给百姓”，才使大连的城市更新得以完成。重庆的危旧房改造在“经营城市”的机制上更进了一步。在一般意义上的财政不宽裕的情况下，重庆巧妙运用“信托”这个最灵活的金融工具来“把土地效益让利给百姓”。具体做法是，重庆信托联手三峡银行，以银行理财产品与信托相结合的方式，为重庆市主城区危旧房改造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由三峡银行发行年预期收益率为7.2%的18个月理财计划，所募集的60亿资金交付给重庆信托设立单一资金信托，用于对重庆市投融资平台地产集团和园林集团增资，完成拆迁改造后的土地增值收益中的一部分，由财政局拨给渝富公司用于溢价回购信托股权。这样一来，不仅完成了危旧房改造，而且老百姓从“银信结合”的理财计划中得到了远高于银行存款的收益。从危旧房改造的案例，我们不难归纳出“重庆模式”的基本内容：以改革创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手段（信托将财产所有权和收益权分离，突破了罗马法“一物一权”原则，中国在“大陆法系”内引入信托本身是一大创新），来实现民生导向的社会主义价值观。

【编者按】这篇作于2008年的文章**鲜明的指出：全球化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制度性过程。随着国际金融秩序与国际贸易秩序的变动，各国的政府范式将向限制自由贸易的方向发展，全球经济将进入"后全球化时代"。在后全球化，中国应该看清楚趋势，加快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只有当和谐社会的建立直接培育了足以支持中国经济良性循环的内需时，中国才能在后全球化时代继续发展。文章的最后部分，是作者专为此文所撰写的后记。在后记中，作者对当前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状况，以及中美汇率之争及其所可能导致的贸易争端，也进行了分析并发表了见解。--当我们回顾过去的2007年，并展望刚刚开始的2008年时，国际政治经济的地平线上正在出现的趋势中，有哪些会在新的一年里对中国产生重大的影响？我认为其中最重大的趋势，莫过于2008年美国大选过程中，可能显示出的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限制自由贸易？什么是后全球化时代？为了理解后全球化时代，我们必须从什么事全球化时代开始。全球化一般指的是商品、资本、技术和劳动的跨国界自由流动。全球化时代意味着，无论是国际经济秩序还是各国政府的政策范式，都几级的促进这些流动。反过来说，后全球化时代则意味着，以促进自由贸易为特征的国际经济秩序，以及各国政府的政策范式，都向限制这些这些流动的方向转变。英国《金融时报》2007年12月3日发表了一篇对美国民主党总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专访。在这篇专访中，希拉里明确指出，她完全同意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2004年发表的一篇重要文章中提出的观点（2004年夏，萨缪尔森在《经济学展望》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在李嘉图、密尔立顿视野下，辨析当今主流经济学家所支持的全球化主张》的文章--编者注），即比较优势--作为支撑自大卫·李嘉图以来西方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感念--已经无法再帮我们解读21实际的世界经济了。希拉里进一步指出，如果她当选总统，美国政府要全面审查迄今为止签订的所有自由贸易协定，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正在酝酿过程中的世贸组织多哈回合会谈。希拉里还指出，如果他当选，他将命令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道制定有关于主权财富基金在世界上运作的透明规则，因为这些资金对美国主权构成了潜在威胁。另外，最近一年来欧洲国家的对华贸易政策也出现了重大的转变。几年前，当美国开始要求中国大幅度减少贸易顺差以及人民币升值时，欧洲国家的对华立场相对来说比较温和。在很多场合下，他们觉得与中国有一定的贸易逆差并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随着2007年中国成为欧洲国家进口的最大来源国，以及欧洲对华贸易逆差的迅速上升，欧洲各国对华立场也发生了迅速的转变。最近，欧洲国家不仅仅在人民币升值，产品安全和食品安全方面向中国施加了强大的政治压力，而且在英、法、德等国都出现了所谓的中国间谍案。今年西方国家与中国，在国际贸易和国际政治领域出现的一系列紧张关系，反映出西方社会对全球化，特别是中国在国际化过程中的崛起，感到的焦虑与恐惧。有人可能认为，西方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只不过是政客为了竞选说说而已。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我们已经见过太多的关于最惠国待遇和知识产权的争论，还有无数次贸易报复的威胁，最后还不都是不了了之？中美两国的经济互补性这么高，美国人离开中国制造将获得十分艰难。因此，政客与媒体再炒作，到头来也还是雷声大雨点小。很多人还习惯于相信，中国的出口大半是由跨国公司主导，假如要搞贸易保护，限制中国产品，那不是在打击这些跨国公司吗？这些跨国公司自然会去本国政府和国会进行游说，所以中国用不着担心。但这种观点只看到了迄今为止国际政治经济中的一些表面现象。而忽视了一个正在进行中的深刻历史进程。从一个动态的观点看，美国2008年总统大选将可能成为这一轮全球化浪潮的分水岭。1996年世贸组织年会在美国西雅图召开期间，非政府组织公开喊出了反对全球化的政治口号。尽管当时引起了媒体的关注，但这些口号在西方社会并未造成多大的反响。8年以后，萨缪尔森发表的文章，为这些政治诉求提供了经济学理论的依据。2004年11月，美国《商业周刊》杂志围绕萨氏的文章刊登了一组名为《中国价格》的文章。文章指出，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如今在国际分工中，不仅大规模地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也开始生产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发达国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根据西方经济学的国际贸易理论，基于自然禀赋的比较优势是各国在参与国际分工时的基础。自李嘉图提出这一概念以来的两百年中，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中依赖的比较优势是资本与技术，而发展中国家依赖的比较优势是廉价劳动力。现行的以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只需将这种分工关系固定下来。这种国际经济秩序为发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利益，这是他们支持自由贸易的国内政治基础。但是，随着全球生产方式的兴起，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参与全球生产方式，不仅带动了本国经济的发展，而且还实现了迅速的产业升级换代。全球化的一个后果是发达国家在技术和资本方面的比较优势持续减弱，他们在国际分工中面临着来自发展中国家日益增长的挑战，自由贸易可能不再对发达国家有利，《商业周刊》的这组文章表明，萨氏文章引起的学术辩论，已经迅速变成了关于美国政府贸易政策的大辩论。在过去的两、三年里，萨氏的观点在美国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政治支持。时至今日，许多西方国家内部支持自由贸易政策的政治联盟正在崩溃，萨氏的观点已经变成了美国主要政客2008年请选总统的政治纲领。我们可以预期，如果民主党入主白宫（现在看来这是极有可能的），美国政府的国际贸易政策可能出现重大变化，在发达国家的民主政体中，当保护社会成为选民们普遍的政治诉求时，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特殊利益集团对症可压力的有效性将大为降低。尽管西方国家的危机感目前还没有导致全球化进程的全面逆转，但是全球化已经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调整期，则是不争的事实。这个对调整我对未来的国际经济秩序意味着什么，仍然有待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双方的战略互动。有一点十分清楚，在过去二、三十年里一直支撑全球化发展的动力正在减弱，这个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后全球化时代。从释放市场到保护社会也许有人会说，从各种统计数字上来看，以跨国界的商品、资本、技术以及到动力的流动为标志的全球化，不是仍然在发展吗？从结构的观点看，这也许是对的。但是从制度的观点来看，如果各国政府的政策范式从全球化时代释放市场力量，向后全球化时代制约市场力量的方向转变，那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在不远的将来必然会出现重大的变化，而这种制度层面的变化将导致重大的经济结构性后果。西方学者们在讨论全球化程度的时候，经常用全球GDP总额和全球贸易总量的比值来衡量全球化程度的高低。笔者在《日本经济的悖论》一书中曾经指出，全球化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制度性过程。商品、资本、技术以及劳动力跨国间的自由流动，总是伴随着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动而发生的。国际金融秩序与国际贸易秩序是导致结构性变化的重要变量。从制度的角度来看，第一次全球化大潮开始于十九世纪70年代并在1913年达到高峰，其逆转以1914年金本位的崩溃为标志。在其后三十几年的逆转期中，世界经理了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国际金融秩序与国际贸易秩序不复存在。在上世纪30年代初，发达国家普遍信奉生命线理论，生命线理论实际上和列宁讲的帝国主义论基本上一致，即当国际贸易秩序和国际金融秩序全部出现问题后，为保证一国经济的运转与生存，必须依靠武力去保证过去以来贸易手段获取的原料来源和产品市场。这就是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根本原因。二战以后，在美国的领导下，发达国家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关税贸易总协定。这两个国际金融秩序和贸易秩序，是支撑我们现在仍身在其中的第二轮全球化浪潮发展的制度性保证。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垮台直接导致了金融自由化，金融自由化进一步消解了原来那些限制资本跨国界流动的因素。从那时起，全球化浪潮的发展态势进一步加快。换而言之，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总会最终影响国际经济本身。在过去的二十年间，很多人相信，全球化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止的世界性趋势，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人类更多的交往和经济的发展，没有人会在封闭中发展经济。贸易保护主义只是螳臂当车，他只能恶化所有人的情况。难道要像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前后那样，各国都高树关税壁垒，最后同归于尽吗？说到底，这种看法存在的原因在于，人们已经习惯于用一种直线式的历史观来看待全球化的现状，并预测其未来了。然而，西方现存学术文献中却存在着有别于直线式历史观的理论体系。其中有两个观点为我们分析全球化的"长程运动"提供了新的视角。按照这两个观点，全球化的历史不是一个简单的从落后到进步，从传统到现代的直线性发展，而是呈现出钟摆式的，或者是循环似发展过程。根据吉万尼·阿里奇的观点，资本主义"长程运动"的每一个轮回都始于生产和贸易的夸张。当生产和贸易的扩张达到一定阶段，各国对跨国界流动资本的争夺必然导致金融和财政的扩张。一旦出现世界性的金融扩张，资本主义早晚要面临一个全球规模的危机。在这种危机中，旧的经济秩序被新的所取代。他和他领导的一个研究团队证明，国际秩序从荷兰的霸权，到英国的霸权，再到美国在20世纪的霸权，每一次更替都走过了相似的历史过程。卡尔·波兰尼指出，资本主义经济的"长程运动"是受着两个方向完全相反的力量作用的，一个要释放市场力量，另一个要保护社会。十九世纪末西方各国积极释放市场力量的努力，到了二十世纪初制造利资本主义的一场重大危机，而西方各国在大萧条前后保护社会的努力则直接导致了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和罗斯福新政的出现。如果我们把阿里奇和波兰尼的分析框架进一步延伸，来理解当今一轮全球化的历史过程，我们就可以看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和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出现，使得各国大萧条以来为了保护社会而建立的很多制度，在新的环境里显得没有效率，而追求效率的努力促使各国的政策范式在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由保护社会向释放市场力量转变。这种释放市场力量的努力在90年代导致了全球化过程的全面发展。与此同时，战后开始的生产与贸易的扩张到了70年代，开始向金融与财政领域扩张。第一次石油危机后形成的美元本位制，三十多年来刺激了全球性的流动过剩。前边提到的西方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与世界性金融危机的阴影出现，意味着这一轮全球化正在向着其周期的转折点迈进。当布雷顿森林体系在70年代初崩溃，特别是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出现后，资本主义经济面临着一个空前的危机。当长达二十年的战后黄金时代结束后，发达国家企业的效率问题成了一个极大的挑战。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一个后果是发达国家纷纷从固定汇率转为浮动汇率。浮动汇率的实现直接导致了发达国家企业强烈要求金融自由化的政治要求。跨国公司希望将他们的海外资产在汇率发生变动时由一种货币迅速转换为另外一种货币以求避险。而对银行来讲，浮动汇率为他们创造了直接赚取利润的大好机会。在这两股政治实力的要求下，发达国家纷纷实行金融自由化。石油危机的另外一个结果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增长。这种以追求效率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导致了全球生产体制的出现。发展中国家为了度过石油危机，在70年代纷纷向外借债，这在80年代初导致了债务危机。在拉美债务危机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烈要求这些国家实行一系列释放市场力量的举措。到了90年代初，这些举措被总结成著名的"华盛顿共识"，成为各发展中国家遵守的准则。"华盛顿共识"简言之就是要释放市场力量，促进资本和商品的跨国界自由流动。真是由于这些历史背景，很多人认为，中国通过贱卖自己的资源和劳动力以及污染环境，为发达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廉价产品，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水平。没有中国，他们必然将花更多的钱来维持同等水平的消费。他们有什么理由来反对自由贸易，反对全球化呢？问题在于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驱动下，全球化浪潮到了20世纪90年代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时期。通过十多年的发展，全球化在21世纪初已经在世界政治经济的格局中带来了重要的结构性变化。全球生产体制的出现是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利益分配方面出现了深刻的变化，这是现在把世界推向后全球化时代的重要政治驱动力。随着跨国公司在90年代纷纷实行大规模的离岸生产和外包，发达国家的就业开始受到加大的冲击。当发达国家的人们有就业机会的保障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商品增加了发达国家人们在既定收入水平上的实际购买力，他们当然支持自由贸易。但是，对廉价商品的追逐必然导致生产不断向拥有廉价劳动力的发展中国家转移，而生产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结果必然是发达国家工作机会的流失。当发达国家的人们在工作机会与廉价商品之间做选择时，他们必然要选择工作机会，以为一旦失去了工作，商品再廉价，他们也买不起。这正是进来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原因。发达国家制造业工作机会流失所产生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中产阶级的崩溃与经济不平等的加剧。以美国为例，一方面，服务业中的金融与医疗等产业的收入迅速增加，另一方面，一般性服务业的收入则长期停滞。中产阶级中以制造业较高收入的蓝领工人为代表的阶层日益缩小。希拉里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提到，美国收入的不平等目前已经达到了1929年大萧条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在这方面并不是唯一的特例。日本在小泉任首相期间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在这个长期以来90%以上的人口曾经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的国度，催生了下层社会的出现。在许多西方国家，这种经济不平等还与移民问题交织在一起，使得关于全球化的辩论变得更为复杂。与此同时，"金砖四国"（巴西、俄国、印度、中国）的崛起开始对国际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一方面表现在对能源资源市场形成的巨大压力。由于金砖四国全是人口大国，仅是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加在一起，就要占世界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几，俄罗斯和巴西也是世界上人口大国的前十名。当如此众多的人同时进入经济起飞阶段时，其人均资源能源消费的快速增长必然形成巨大的压力，这导致近年来国际能源资源市场上的价格迅速上涨。这种影响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表现在贸易上。这里有两个不同的类型，中国主要依靠制造业参与全球生产积累了大量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印度则靠发展服务业在国际分工中争得了一席之地。而巴西和俄罗斯主要依靠卖能源资源同样积累了大量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而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则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储蓄率跌至1929年以来的最低点。一个高度象征国际贸易利益分配变化的例子是在近来美国次贷危机中，来自中国、新加坡以及中东石油出口国的主权财富基金，成为了美国数个面临危机的金融机构的主要融资者。从这种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萨缪尔森指出，比较优势对西方人理解21世纪的经济已经不再具有指导意义。这种世界经济严重失衡的局面，加上美元本位制造成的全球性流动性过剩，很有可能触发美元危机或者其他形式的金融危机。一旦美元危机爆发，将对国际金融秩序和国际贸易秩序构成致命打击。综上所述，阿里奇重视的金融扩张，目前正在通过全球性的流动性过剩孕育着一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波兰尼解释的以释放市场力量为标志的全球化，目前也正在向保护社会的方向转变。当代表全球化的两大标志性过程均走向转折点时，我们有理由认为一个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转型很多人可能认为，中国现在面临的头等问题是国内的贫富差距、通货膨胀以及资产泡沫等，而不是贸易保护主义。这恰恰正是危险所在。人们可以为中国吸引了巨额外资而自豪，却从未想到既然外资把工厂搬到中国，就必然在其他国家把工厂关掉，把工人解雇。人们可以高兴的看到又有多少跨国公司把研发部门搬到中国，却从未想到那意味着其他国家高新工作的流失。人们可以对中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攻城略地津津乐道，却从未想到那意味着对这些国家本国产业的威胁。人们可以对外资兼并中国企业感到恐惧，却对国外对中国兼并感到的相似恐惧无法理解。更要命的是，人们相信中国取得的这一切成绩无非是中国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发展的结果，却从未想到民主国家已经或担心即将失业的人们，没有闲心听任何人关于比较优势的说教，他们的恐惧与愤怒将转化成反对自由贸易的强大政治压力。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与中国绝不是毫不相干的。恰恰相反2003-2004年开始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向和谐社会与自主创新的转型，以及目前面临的许多问题与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都有着十分直接的关系。作为全球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受到整个后全球化时代到来的推动。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经济的发展模以式世界工厂为标志。中国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参加全球生产分工，通过大力吸收效率驱动型的外国直接投资，以及跨国公司的企业间贸易，来扩大出口。在能源、资源以及产品方面大进大出，以出口带动国内经济增长。中国目前的GDP里70%以上与贸易有关，跨国公司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率，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都将近60%。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与经典的东亚模式完全不一样。以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的东亚模式，基本上依靠本国内生的创新体制来发展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自主品牌产品。并以高质量与售后服务来提高他们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中国经济的发展一直依靠加工贸易，靠位于全球生产链中的低端这样一种劳动分工，来参与整个全球化过程。世界工厂模式的发展结果是面临来自其他国家日益增长的政治压力。这种压力是推动中故宫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国际驱动力。换言之，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内容与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结构性后果有着直接的关系。西方国家对中国施加的政治压力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人民币升值。因为中国过去参与的国际分工主要基于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比较优势，一旦人民币升值，中国的产业结构只能向高附加值产业和同一产业附加值高的一端移动。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政府提出从今以后中国要强调自主创新的原因。第二，西方国家要求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由出口驱动型向内需驱动型转变，以减少对其他国家在就业方面的压力。内需驱动型经济的前提基础是什么？是老百姓有钱用于消费。而和谐社会正是内需驱动型经济的前提。虽然国际驱动力不是和谐社会政策范式提出的唯一驱动力，但它仍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道理何在？我们在上世纪90年代的改革过程中，即在释放市场力量的过程中，政府向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不足。政府把提供住房、教育、医疗以及到养老等方面的压力更多的推给了个人，这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中国社会的高储蓄与低消费。这就是为什么从亚洲金融危机开始，一直到2003年中国经济开始出现过热为止，中国政府在连续的几年里最大的担心是通货紧缩，而不是现在我们面临的通货膨胀。如果不建立和谐社会，如果政府不重新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如果不在全球化时代为个人面临的日益增加的风险提供一种制度上的防护，那么无论中国社会有多么高的储蓄率，也不可能出现较高水平的消费。其结果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将无法由出口驱动型转为内需驱动。从国际大环境来说，中国过去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在全球化时代，为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外部环境。现在，这个外部环境可能要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在可以预见到的未来将对中国政治经济有很大的冲击。从今算起，到2008年美国大选尘埃落定还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对中国而言，这是所剩下不多的进行重大调整以应对后全球化挑战的机会窗口。错过这个机会，等待中国的将可能是一个急剧恶化的国际环境和日益狭窄的政策空间。中国面临的已经不是做不做调整的问题，而是做调整的速度与力度，外界变化是否匹配的问题了。要调整，我们必须认清什么是中国的根本利益。任何一种调整必然会伴随着社会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中国有两种选择：一是回避政治风险，继续平衡国内现有的利益格局，继续执行"闷声发大财"，少说话，多赚钱，抓住有利时机发展经济的策略。在这种策略下，中国将继续把在国际贸易领域面临的冲突，解释成是发达国家利用贸易保护主义打压中国的表现，并对此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而不去担心天会塌下来。笔者认为，这样做的短期后果可能是出口可以进一步发展，但中期后果则可能是，加速中国自身在过去三十年里赖以生存的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崩溃。这种短期内为了稳定不做大调整的结果是当外部环境急剧恶化后，中国不得不在国内更大的利益冲突中进行调整。更坏的一个可能则是到那时，任何一种调整都无法在有效的阻止中国陷入一个大的困境。另一种是看清后全球化时代正在到来这一趋势，拿出魄力在较短的时间内做大调整，为自身争取时间。这种调整可能会在短期内引起比前一种选择大一些的国内利益冲突。但是，把这种调整与在国际环境全面恶化后被迫进行的调整相比，这种调整的政治成本与风险要小得多。日本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日元急剧升值时烦的一个错误，就是没有利用当时由于日元升值带来的国富资源进行结构性改革。等到90年代泡沫破灭后，这些国富资源大幅缩水，想用它来改个也是不可能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对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最大挑战在与贸易。调整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有出口驱动向内需驱动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前提是和谐社会政策的成功。尽管中国政府在过去的几年里已经为建立和谐社会采取了许多积极的措施，但是在分配方面，特别在解决收入不平等方面，施政的力度还远远赶不上形势变化提出的新要求。如果国企利润一年一万亿，政府税收每年以一万亿的速度增长时，中国还在结局不平等方面缩手缩脚；那么，等外部环境的变化使中国经济减速，可利用政策资源大幅度缩小时，在想加大力度解决这些问题，估计届时可利用的国富资源也会成为一个问题。从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的经验来看，中国目前面临的一个现实危险是，当社会财富的积累主要通过股票市场与房地产市场来实现时，其经济不平等的程度将大大加快。从这层意义上说，加入对流动性过剩的遏制失败，那么这将有可能是政府近年来为建立和谐社会所做的努力功亏一篑。尽管当政府面临着人民币升值与宏观调控等诸多方面的挑战，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但是这些都是"标"，而不是"本"。人民币升值可以提高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减少他们的出口，为减轻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做出贡献，但却无法为中国从国际市场撤出来的资本与劳动找到出路。宏观调控可以减轻流动性过剩对中国经济的冲突，却无法解决造成流动性过剩的根源，即世界工厂模式带来的大量贸易顺差与外汇储备。只有当和谐社会的建立直接培育了足以支持中国经济良性循环的内需时，中国才能在后全球化时代继续发展。后记这篇文章最初发表在2008年1月7日版的《21世纪经济报道》上。我最初用的题目是《美国大选与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发表时被编辑改成《2008全球化选择：释放市场还是保护社会》。写作的冲动来自于2007年12月3日我由美国去上海讲学时在飞机上读到的一篇文章，其中提及的英国金融时报对希拉里·克林顿的采访。当时读后的第一个直觉是我从理论上预测了很久的一件事情终于要变成现实了。早在1998-1999年我在为《日本经济的悖论》一书进行研究时就已经从理论上推出，全球化总是沿着生产贸易扩张，金融财政扩张和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方向循环，并在释放市场力量和保护社会之间进行钟摆运动。根据这个原理，这一轮全球花早晚也会发生逆转。该书的英文版于2001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当商务印书馆2004年将此书译成中文出版时，我在中文版序言中预言中国在2008年左右也会出现像日本80年代一样的经济泡沫。此后，我又于2006年2月28日在《21世纪经济报道》发表了一篇近3万字的，题为"危险的关系：美元本位制与金融风险"的长文，通过日本的经验系统的论述为什么现行的国际金融秩序会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风险。我当时完全无法想象在上面这篇短文发表后的两年里，中国与世界经历了多少不平凡的事件。对许多中国人而言，2008年将会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从1月份雪灾，到春夏之际围绕着奥运火炬产生的一系列冲突，到5月的汶川大地震，再到8月份的奥运盛会，中国人感到的是任何艰难困苦和敌意破坏都不能组织中国前进的脚步。到了2009年，在全球金融危机中世界各国经济一片狼藉，唯独中国经济一枝独秀。这期间，不仅中国模式或者北京共识引来众多的国际评论，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大为增强，而且美国学者政客关于以G2治理全球事务的提议，奥巴马访华的低姿态，和由此引起的一些列国际连锁反映使中国国内也开始弥漫着一种飘飘然的气氛。然而，刚刚进入2010年，中美关系就风云突变，剑拔弩张。这次围绕着中美汇率之争以及可能后续发生的贸易战，人们对中国外部经济环境的急剧恶化和严峻的程度开始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对于目前中美之间的紧张局面，国际国内舆论有3种不同的解读：第一种观点从中美关系论着眼，认为目前的冲突无非是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一个周期性的反复。这次唯一与以往历届政府不同的是奥巴马一上台是采取一个低姿态，然后再转为强硬。既然美国在国际事务上离开了中国的合作什么也干不成，他早晚还得转回来。在美国有一种说法，高失业率加选举等于贸易保护主义。等到年的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过去，一切恢复正常。就目前而言，为了避免冲击过大，先排上几个采购团，花点钱摆平。实在逼到无路可走，把人民币汇率暂时上调3%到5%足矣。美国如果最后通过医疗改革的法案，必然还要严重依赖外债。到头来必然还要指望向中国借钱。所以中美关系坏不到哪里去。第二种观点从国际经济的在均衡入手，认为现在美国经济已经开始由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转型。解决巨大的贸易逆差问题是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环。正因为如此，人民币汇率的调整是必不可少的。这种观点认为奥巴马关于在5年中让美国出口翻番的承诺以及关于中国不应该再指望美国作她的主要出口市场的呼吁绝不是嘴上说说而已。美国的许多学者，政治家，以及政府官员已经认识到过去几十年来美国所依赖的美元本位制早晚可能要被其他国际金融秩序取代。美国式的以消费者支出为主要动力的经济是建立在美元本位制带来的海外融资能力的基础之上的。一旦美元的关键贮备货币的统治地位不复存在，这种经济模式将难以为继。为了未雨绸缪，美国从现在起就必须从贸易入手开始经济转型。等到美元完全失去目前的地位时再谈转型就一切为时过晚了。对这些人士来说，中国政府正式主张在未来用国际货币基金的特别提款权作为国际储备中取代美元的手段绝不是说完就忘了的，中国政府从长期的观点来看肯定要向这个方向努力。既然近年来国际经济严重失衡中储蓄过剩一端靠的就是人民币的低估，重新建立国际经济的均衡只能从人民币升值开始。一般而言，解决全球贸易不平衡有数种方法。第一种反方法是贸易逆差国采取紧缩政策，减少进口，量入为出。由于这必将导致逆差国失业进一步扩大，这种方法在美国的国内政治层面不可能被接受。第二种方法是贸易顺差国扩大国内开支，增加国内消费。中国的确在2009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大国内投资，但由此引发的房价暴涨和通货膨胀却使居民可用于消费的储蓄大幅缩水。因此中国无法继续实行这种政策。第三种方法是通过调整汇率来减少不平衡。由于这种必然导致失业，中国至少到现在为止坚决不同意。第四种方法是通过提高贸易顺差国的工资以减少该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从而减少出口。这种办法在中国面临着很大的阻力，但是正在成为一个政策趋势。第五种方法是贸易逆差国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强制性的减少来自顺差国的进口。这五种方法中，美国只有采用紧缩政策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主动权。另外三种的主动权都在中国的手里。既然无法紧缩，美国就只剩下贸易保护主义一个选择。从上面的文章中可以得知，自由贸易在今天的西方世界已经变成一个十分值得怀疑的概念。贸易保护主义已经不再是一个过街老鼠，而是一个已经获得许多经济学家背书的政策选项。第三种观点从国际政治的角度出发，认为目前的局面与1971年前后很相似。这种观点颇有些阴谋论的成分。它认为美国政府正在以进为退，以求在乱局中杀出一条维系霸权之路。1971念得美国深陷越战的泥沼，经常账户开始出现逆差，国际收支存在大量的赤字，战后初期的黄金保有量已经逝去近五分之三，由约翰逊政权开始的伟大社会项目导致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然而，就是在许多人看来美国必然要走向没落的这样一种困局中，尼克松政权为维护美国政策的独立性，不惜让代表以美国为主导的战后国际金融秩序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大刀阔斧地迫使其他主要货币升值，不仅把美国本来很快就要大幅增长的经常账户的逆差在整个70年代控制在较低的程度，而且还通过美元贬值削弱了在60年代利用贸易顺差大举购买美国政府债券的欧洲各国的实力。更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在第一次石油危机后通过沙特实现了石油继续以没有黄金支持的美元标价和中东石油美元返还美国这两大措施从而建立起美元本位制，继而通过星球大战拖垮苏联，又通过广岛协议挫败日本，从而继续称霸全球。从这层意义上而言，美国从1971年开始的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重新洗牌在冷战结束的时候可以说获得极大的成功。今天美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财政赤字，巨额的经常账户赤字，五大投行消失了三个，三大汽车公司中两个濒临破产，失业率超过了百分之十的困境。但是，即使是在这样一种困局下，奥巴马仍然明言美国决不当第二。在遭受如此严重的经济打击后，美国继续称霸的策略无非是借希腊、西班牙和意大利已经或正在出现的财政危机打击欧元以防止它趁机取代美元的关键货币地位，借丰田汽车事件压住日本并开始调查德国奔驰的行贿事件以防止外国公司趁机在全球汽车业称霸，以压人民币升值防止中国国力趁机超过美国。即使这场争端可以引爆世界性的贸易战甚至国际经济秩序的危机，它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冲击要远远大于对美国的冲击。在笔者看来，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实际上代表的是一个更为深刻的历史过程，即全球化的长程运动由金融扩张向全球经济危机的方向发展，公共政策范式的钟摆运动由释放市场力量转向保护社会。以上三种解读提到的因素在这个过程中可能都会出现，但是他们即使出现，也只是作为这个历史过程中的组成部分，而不代表这个历史过程的实质本身。美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医疗保险改革是迈向保护社会政策范式的关键一步。正在讨论中的金融改革也正向同一方向发展。然而，保护社会的最大主题在于对一国就业机会的保护，尤其是在大的经济危机显示出如果放任市场力量横行将导致一个什么样的经济、社会，甚至是政治的危机。从这层意义上而言，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根本原因是要保护本国社会不再受全球化过程中释放出来的市场力量的冲击。中国现在大力支持自由贸易是因为作为世界工厂自由贸易符合中国的利益。然而，符合中国利益并不等于符合他国的利益。那些认为本身受到损害的利益团体必然会在所在国的政治中大力反对自由贸易。当他们聚集了足够的政治能量，就可以改变该国的公共政策方向。当美国正在出现的局面成为一个国际性趋势，这个世界就无法避免的进入后全球化时代。两年前在写这篇文章时，曾经与责任编辑古重庆先生进行过数次深入的讨论。据他判断，当时在国内关心的优先顺序上，贸易保护主义最多也只能排第7或第8。我之所以在文中采取一种预设反论的写法，就是想通过直接反驳当时国内流行的想法来引起读者对这些问题的关注。我在文中特别指出，如果不从当时就加紧调整，等待中国的将是一个急剧恶化的国际环境和日益狭窄的政策空间。中国面临的已经不是做不做调整的问题，而是做调整的速度与力度能否跟得上外界变化的问题。读者今天在读这篇文章时，可能要比两年前都市更容易地建立起它与现实之间的联系。两年前，贸易保护主义还是一个苗头或可能性，现在已经变成咄咄逼人的现实。从这层意义上而言，中美之间关于汇率的冲突如果导致世界性的贸易战，这极有可能成为后全球化时代到来的一个具体路径。中国在应对这个新国际环境变化时最大的障碍何在？在这里有必要重新讨论一下日本。至今为止国内的讨论仍然把中日比较的注意力放在中国目前的处境与80年代的日本的情形如何相似上。然而，最近形势的发展已经要求中国必须从两个新的角度重新汲取日本当年的教训：为什么日本没有能够利用泡沫经济带来的财富为未来打下坚实的基础？为什么日本在泡沫经济破灭后的20年里一蹶不振？日本之所以没有能利用泡沫经济带来的国富为未来打好基础的部分原因在于80年代的日本弥漫着一种与今天中国很相似的乐观情绪，盲目的相信本国经济的突出表现是由于本国模式的优越性使然，而根本忽视了导致本国经济突出表现的外部因素和偶然因素。当时日本成功的标志是股市、房市的泡沫现象，日本作为世界上第一大债权国的身份，以及日本在全世界到处砸钱买资产的形象。在这样一种氛围中，日本人以为他们的财富在未来仍然会像现在一样滚滚而来。然而，事后人民认识到，日本在80年代贸易顺差与外汇储备迅速增长的原因既不是由于日本的产业政策，也不是由于日本产品的竞争力（尽管他们与这二者都有关系）。真正的原因是沃克尔领导下的美联储为了控制严重的通货膨胀而下的高利率的这味重药。由于高利率的吸引，各国流动资本涌向美国导致美元坚挺。美元坚挺的后果是日元的疲软。日元的疲软导致日本产品在美国市场的价格上的竞争力。换言之，日本的竞争力不全部来自日本，在80年代上半期在很大程度上来自美国的金融政策。美国在80年代上半期积累了巨额的正常账户赤字，一个广岛协议就使得美国在80年代末实现了经常账户的基本平衡。当人们相信自身的财富在未来还会和今天一样滚滚而来时，他们不可能记者准备应对危机。同样道理，中国近几年贸易逆差与外汇储备固然有加入WTO，以及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等国内因素，但是如果离开在格林斯潘领导下的美联储为了应对互联网泡沫破灭后而采取的宽松的金融政策带来的流动性过剩而导致的大量进口，离开美国在财政贸易双赤字的压力下从国际上大量融资过程中中国贸易顺差美元返还带来的对美国消费的刺激，以及离开在2000至2006年间美元一路贬值带来的人民币兑其他货币的贬值，这期间的中国贸易顺差与外汇储备的数量就要大打折扣。即使是抛开这些方面的影响，中国的出口依赖还是外部因素。由于跨国公司主导的外资在邓小平南巡后大量涌入，特别是在中国加入WTO后又掀起一个新的高潮，中国变成了一个深度参与全球生产体系的世界工厂。跨国公司带来的订单（包括企业内贸易中的零部件）与提供的销售渠道使得它们占中国对外贸易的近60%。今天被当成是中国模式的重要支柱的国有企业在十年前还是被抓大放小的对象，还被广泛地认为是没有效率的负担。只是由于这些国有企业占据了基础设施产业，在中国的出口在上述外部与偶然因素的带动下出现高速增长时他们才凭借自身在行业中地垄断地位而获得巨额的红利，成为中央政府税收的坚实基础。只要我们在讨论中国模式时认识到中国近几年来导致国势兴隆的偶然和外部因素，就不难认识到当这些偶然和外部因素消失时国势兴隆的推动力也会减弱。假如美国这次真的因为汇率之争从贸易上制裁中国，上面描述的这个中国模式异常表现的因果链条就很有可能在最关键的一节被切断。到那时，中国模式的真正构成要件到底是什么，其根基是否坚固，换言之，国有企业的年利润是否还能达到一万亿，中央政府财政收入是否还能以每年一万亿的速度持续增长，才会面临一次真正的检验。仔细研究日本经济为什么陷入长期的停滞对今日中国而言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日本长期停滞的最重要原因不在于经济政策，而在于日本缺少一个形成领导整个社会实现根本性转变的政治意志以及贯彻这种政治意志的政治结构。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外国人和日本人都已经认识到日本模式出了大问题。然而，日本在90年代末先是在自民党内走马灯似的换首相，最后，好不容易出了个小泉，以民粹主义的方式赢得了政权来推动这个转变。然而他和他的追随者却误入新自由主义的歧途，盲目地向美国模式靠拢。其结果，日本不仅在经济增长上收获不大，而且把其经济体制原有的注重平的的强项丧失殆尽，在短短的几年里应是造出一个下层社会来。国际上一般认为这次民主党上台终于使日本有可能实现两党之间轮流执政的可能。民主党也提出了回归亚洲的新思路。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日本的想法并没有引起周边各国的强烈共鸣。日本能否走出困境仍然有待观望。同样道理，在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急速变化之际，能否建立一种政治结构不仅是中国能够形成实现整个社会经济及时转型的政治意志而且使之得到有效的贯彻将是决定下一个30你案例中国国运的根本问题。[*] 杜克大学社会学教授** 原文标题为：《2008全球化选择：释放市场还是保护社会》，发表于《21世纪经济报道》2008年1月7日

本文结合有关马克思主义学者、主要机构和日本共产党的学术活动和学术出版，对2011年度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状况进行归纳和分析。同时对日本社会经济包括贫困化现象等有一定介绍。

去年夏天，某事务所策划并组织的11名国际青年建筑师，在贵阳市的“花溪CBD城市中心设计”中，展开一次“高密度城市自然的造城实验”，其设计图发布后引起巨大争议。

自国民党政府退踞台湾以来，由于岛内外环境不断变化，台当局的南海政策也随之发生转变，时而积极、时而低调。但总体而言，台当局在维护南海"主权"时，通常不愿采取强硬态度，反而步步退让，甚至转为奉行"非军事化"路线，维持"低调看守、明哲保身"的状态。

无论胡志明市还是河内，大街上到处是卖吃食的小摊子,或推一辆自行车,或肩一付竹筐，街沿、墙根、狭弄口、大树下，小火炉、热水瓶、一张塑料矮几、几个塑料小方凳：这就是茶馆，就是米粉店，就是汽水、鲜果和果汁排挡...... 有的位置固定的摊主，在旁边的大树上订一块硬纸牌，写上"Café"，俨然就是咖啡馆了!有意思的是，许多这样的摊子，就摆在豪华餐厅和咖啡馆的门左和窗下，同样一碗牛肉米粉，一杯浓咖啡，门外的价格起码比门里的便宜四分之一。这就难怪小摊子们周围，总是三三两两有人坐着，小凳上置一杯咖啡，慢慢喝着，聊着，满街都是汽车和摩托的噪音，行人的裤腿更不断从小凳前擦过，坐者并不在意,依旧慢慢地嗫饮，据说一杯咖啡，要喝个把小时呢！午饭和晚饭时候，人更多了，摊子也更多，每个摊主(几乎都是中年大妈)面前，都围坐四五个人，一眼望去，几乎整条人行道，都低低地坐满了人，埋头希里呼噜吃得香。胡志明市的朋友说，当地人管这些大妈叫"獾"。叫得还真恰当：獾是胆小灵活的动物，没什么进攻性,因此适应力极强，人类搞得它们没野地可以存身了，它们就跑进都市，昼伏夜出，也能活下来。这些摆小摊子的大妈，都是老实本分的穷人，被搞得没别的路可走了，只能如此边边角角地谋生：不就是獾么？十来天以前，在金沙江路上，我曾听一位五十来岁的高瘦男人，对一位摆地摊卖毛巾的汉子发牢骚："对那些犯罪分子嘛,说伊拉(他们)好逸恶劳，我们来卖点小商品么，又凶来西来赶，侬总要给阿拉一块地方可以吃饭啊!"这男人推一辆自行车,把手上横一捆颜色鲜艳的花伞，大概是刚从大渡河路的农贸市场那边被赶出来，气愤愤的，看见我停下脚步，就朝我诉苦："我有个亲戚在江阴那边，拿过来这些伞，侬看，质量蛮好的，我一把只赚两三块钱，介薄的一点利润，哪能再交摊位费给伊拉？我吃西北风啊！"哪里都有獾。朋友说，两三年前，胡志明市当局曾要取缔这些"獾"，发布了严厉的公告，警察也上场了。但是，这引起了市民的强烈不满，知识分子也写文章反对，最后，市政府停手了。想想也是，真把这些摊子都砸了，每天从早到晚围坐在这些大妈面前的男女老少，去哪里喝茶喝咖啡吃午饭吃晚饭？说得严重一点，这些摊子其实构成了城市低下收入阶层的结结实实的饮食空间，民以食为天，稍微有点感觉的政府，都不敢真来砸老百姓的这个空间吧？让各式各样老实本分的"獾"都能存身和谋生，这绝对应该是一个好的城市空间应有的意思！当然，凡事都有两面，小摊子一多，街上就显得乱，垃圾也多出许多，食品卫生，更是一个大问题。胡志明市与河内的市政当局，好像对此不大作为，于是这些小摊子的卫生状况，就成了各种媒体上一提到越南美食，就必会特别指出的毛病。这些年，我们见惯了"城管"与各类小摊主冲突的报道，有的还酿成了血案。不止上海，各地皆然。若问管理部门为什么如此严厉，回答多半是这样的吧："城市怎么能这么乱七八糟？市容要整洁啊！还有卫生问题，让他们随便摆大排档，吃坏了肚子谁负责？......"就事论事地看, 这样的回答似乎也能成立。但是，另外一些更基本的问题，却不是光用这样的回答就能打发掉的。比如，市容的整洁，就比那些大妈们的生计更重要么？为什么我们就只能有这么糟糕的"二选一"：要么取缔、整治，要么就没人管，任其污水流淌、垃圾四散？为什么不努力创造第三、第四或更多的选项？比如，为什么就不能一面允许大妈们流动设摊、灵活谋生，一面又细化指导和监督，减少"脏乱差"？也许有些官员会说："那多麻烦？谁有时间去这么搞！......"可是，面对复杂困难的局面，努力开辟真正符合多方面--首先是普通百姓的--需要的途径，不正是政府该做的事情吗？如果一遇到麻烦事，就一刀削掉了事，那人民为什么要把权力授予你们，还花那么多钱养活你们？城市里会有那么多"獾"，这本身已经说明社会和生活出了问题。说到底，我们其实并不是站在可好可坏的两岔路口，实际的情形常常是：事情已经搞坏了，我们接下来怎么办？一座城市和一个人一样，总是有把事情搞糟的时候的。如果你恰好生活在事情没搞好的时候，那怎么办？是既然大事情都没搞好，那就算了，放弃吧，要坏就坏吧？还是不，要顶住，即便一时不能整个改过来，也要在每一处有可能的地方介入现实，至少不能让事情继续坏下去？这是今天这个时代出给我们每一个人的考题，就看我们怎么回答了！ 

柄谷行人(Kojin Karatani)，1941年生于日本兵库县尼崎市。早年就读于东京大学经济学本科和英文科硕士课程。毕业后曾任教于日本国学院大学、法政大学和近畿大学，并长期担任美国耶鲁大学东亚系和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客座教授。2006年荣休。是享誉国际的日本当代著名理论批评家，至今已出版著述30余种。作为日本后现代思想的主要倡导者和左翼马克思主义理论批评家，柄谷行人40余年来的文艺批评和理论实践，比较完整地反映了“后现代思想”发源于68革命，经过上世纪70、80年代的迅猛发展而于90年代逐步转向新的“知识左翼”批判的演进过程。特别是他倚重马克思的批判性思想又借用解构主义的思考理路和分析工具，从反思“现代性”的立场出发，对后现代思想的核心问题如“差异化”“他者”与“外部”等观念以及整个20世纪人文科学领域中的“形式化”倾向所做出的独特思考，大大地丰富了日本后现代批评的内涵。另一方面，他始终尊重和坚信马克思思想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价值和方法论意义，一贯致力于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解读马克思的文本，从中获取不尽的思想资源。而他从1970年代侧重以解构主义方法颠覆各种体系化意识形态化的马克思主义，并重塑文本分析大师的马克思形象，到1990年代借助康德“整合性理念”和以他者为目的之伦理学而重返社会批判的马克思，并力图重建“共产主义”的道德形而上学理念，其发展变化本身既反映了他本人作为日本后现代主义批评家的独特思考路径，又体现出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着的共通性。2000年前后，柄谷行人积极倡导并正式组织起“新联合主义运动”(New Associationist Movement，一种抵抗资本与国家并追求“可能的共产主义”的市民运动)，通过重新阐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价值形态理论，提出从消费领域而非生产领域来抵抗资本主义的斗争原理。这些新的尝试包括遇到的理论与实践难关，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在当今的理论价值，思考全球化新帝国主义时代资本制度的内在结构和周期性的“信用”危机形态，激发人们超越和克服世界资本主义的理论想像力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实际上，柄谷行人近年来在汉语读书界已受到比较广泛的关注，他本人与中国知识界的交流也早在10年前就开始了。1998年底，他借“中日知识共同体”对话会第一次造访北京，与汪晖等中国学人就亚洲、全球化和马克思主义观察视角等问题展开交流。也就是在这之后的2000年左右，我与柄谷行人先生取得联系，争得他的同意翻译其早期著作《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2003年，该书中文版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如今包括第二次印刷已经印行近20000册。其中，有关现代文学“风景之发现”即认识论上的“颠倒”装置以及这个“文学”与民族国家制度建设同时发生并形成“共谋”关系等思考，得到中国学者和大学在校博士生的广泛征引，直接影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阐释架构。2006年，大陆和台湾又不约而同地推出柄谷行人的另外两部著作。一是中央编译出版社的《马克思，其可能性的中心》(中田友美译)，一是台湾商务印书馆的《迈向世界共和国》(墨科译)。前者与《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一样属于柄谷行人1970年代的早期著作，而后者则是写于2006年反映了作者最新理论思考的书籍。可以说，作为具有世界视野和左翼批判倾向的日本著名理论批评家，柄谷行人在汉语学术界已经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并正在扩大其影响。然而我们也注意到，汉语读书界对他的介绍和翻译有些偏于一端，其理论思考最为活跃也最为成熟的1980年代以后的主要著作还没有迻译过来。这使我产生了编译他的文集在大陆出版的念头。2007年5月，应清华大学之邀柄谷行人再次访问北京，做题为“历史与反复”的讲演并与在京中国学者就“文学时代的终结”和“走向世界共和国”等话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这给文集编译出版的商谈提供了机会也促成他与中央编译出版社的一段美妙因缘。记得那天晚上，闻讯而来的时任中央编译社总编室主任的邢艳琦和策划编辑高立志两先生在万圣书园与柄谷行人会面，一面就《马克思，其可能性的中心》中文版因联系管道不畅未能获得事先授权做出说明以求得谅解，一面提出未来双方合作的意愿。柄谷行人在了解了事情原委之后，不仅开怀大笑欣然同意事后授权，而且在得知中央编译社乃中国以编印马恩全集闻名的一家老资格出版机构后，更愉快地答应今后多多合作。 这次计划编译的《柄谷行人文集》，依据的底本是素以刊行有利于“文化建设”的古典和进步知识界的学术著作而著称的日本出版业重镇――岩波书店2004年版《定本柄谷行人集》。作者从自己近30种著作中遴选并加以改写修订而结集出版的这个“定本”，可以视为其著述的自选决定版，具有高度的信赖性。全部共有5卷∶第一卷《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第二卷《作为隐喻的建筑》第三卷《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第四卷《民族与美学》第五卷《历史与反复》我从其中选出第二、第三和第五卷编成三卷本的中文版《柄谷行人文集》，其理由一如前面所述，主要是考虑到这三卷分别代表了柄谷行人1980年代、1990年代和新世纪以来的理论思考精髓与批评实践的主要业绩，与已经有了中译本的《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等配合起来，可以给中国读者提供一个比较综合而经典的著作系列。《作为隐喻的建筑》(中文版《柄谷行人文集》Ⅰ)初版于1983年，1992年刊行英文本和2003年编入《定本柄谷行人集》之际，作者都对其内容做了比较大的修订和改编。可以说，这是一部有关解构主义问题的理论著作，集中反映了1980年代身处后现代思潮旋涡之中的柄谷行人在日本语境下对“解构”问题的独特思考和理论贡献。所谓“日本语境”，即在作为非西方国家而没有形而上学传统并感觉不到“结构”体系之思想重压的日本，“解构”什么？如何在确认了解构的对象之后推动解构主义的发展并彰显其批判的功能？柄谷行人的战略是一人扮演“两重角色”∶先建构而后解构。他认为，“解构只有在彻底结构化之后才能成为可能”。因此，该书首先从古希腊以来西方哲学家强固的“对于建筑的意志”即构筑形而上学体系之欲望入手，考察20世纪人文和自然科学领域中普遍存在的“形式化”倾向，并透过逻辑学之罗素、哲学之胡塞尔、语言学之索绪尔、数学之哥德尔乃至人类文化学之列维·斯特劳斯等试图挣脱形而上学束缚却最终没有走出“形式化”逻辑，证实“形式主义”的革命不仅没能真正颠覆传统形而上学，反而使种种思想努力落入了“结构”的死胡同之中。那么，如何走出这个形式主义的深渊，怎样确立解构主义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批判路径呢？在此，受到萨义德“世俗批评”的启发，柄谷行人转而从西方知识界找到另一个反体系反形而上学的思想家系列，通过对两个代表人物即维特根斯坦和马克思的创造性阐发，提炼出“相对的他者”和“社会性的外部”等重要概念，为解构主义批评乃至后现代思想建立了稳固的理论基础。这对日本知识界从根源上认识和理解发源于西方的作为批判理论的解构主义，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看来，《作为隐喻的建筑》无疑已然成为日本批评史上纪念碑式的作品。而作为同属于非西方国家的中国读者来说，该书的解构主义思考战略必定会有其参考价值的。除此之外，该书中还涉及到许多“建筑”本身包括城市开发设计的问题，正如柄谷行人在“中文版序言”中特意强调的那样，这对于思考正处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毁灭性开发和重建之水深火热中的中国城市问题来说，也不无启发意义吧。《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中文版《柄谷行人文集》Ⅱ)日文版初版于2001年，无论从理论深度还是从现实批判的意义上，都可以称之为柄谷行人迄今为止最主要的代表作，也是他历经10年思考而磨砺出来的“集大成”之作。我无法在此穷尽其详，只就其思考理路和主要观点略作介绍以供中国读者参考。首先，1990年代东西方冷战格局的解体和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从未有过的危机是柄谷行人重新思考马克思的起点。对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左翼知识分子来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土崩瓦解不仅意味着作为实体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消失，更意味着作为乌托邦理念的共产主义信仰的破灭。制度可以改变和另建，但作为理念即有关世界同时革命和人类解放的道德形而上学观念，共产主义是否可以重建？柄谷行人认为，不仅可以而且需要这种重建。其次，要重建共产主义的道德形而上学，就需要重新回到马克思思想本身并恢复其固有的批判精神――《资本论》之政治经济学批判。在此，柄谷行人引入康德并与马克思的著作对照阅读。与1980年代以来西方的“康德热”旨在重温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理想设计蓝图不同，柄谷行人在康德那里看到了其“形而上学批判”背后对作为实践和道德命令之形而上学“重建”的意图以及追求扬弃民族国家之世界共和国的理想，这触发他以康德“整合性理念”而非“建构性理念”来理解“共产主义”，同时发现了康德和马克思的共通之处――始终坚持一种横向的跨越性批判。第三，在柄谷行人看来，作为道德形而上学理念的共产主义之所以破灭，主要是因为19世纪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逐渐偏离了将其视为乌托邦理念或者康德所谓“超越论假象”的方向，把生产领域的斗争和对抗国家的运动作为扬弃资本主义制度之革命的主要目标，结果是共产主义变成了“建构性理念”，革命成了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工具(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是另一种形态的民族国家建构)，而那个作为“整合性理念”的共产主义理想却灰飞烟灭。第四，深入钻研《资本论》柄谷行人发现，从商品到货币再到价值形态论乃至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严格从经济学角度出发揭示了资本自我增殖的过程和资本主义社会“货币神学”的形成，但我们从《资本论》中并不能直接推导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无产阶级革命必然爆发的原理。重新恢复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也便是要坚持从资本的逻辑出发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这样一种批判的立场，而对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和制度建设的经验教训需要深刻反思。第五，马克思在世期间未能就国家问题提出完整的理论阐述，而重建共产主义道德形而上学坚持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立场，需要今天的我们认真思考国家问题以弥补马克思的不足。柄谷行人一个重大的理论贡献是在深入研读马克思的基础上提出了资本-民族-国家三位一体说。他认为，分别基于不同的交换原理的资本、民族、国家在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演进过程中逐渐联结成三环相扣的圆环，我们注意到民族与国家在近代的“结婚”(安德森)，却忽略了之前国家与资本的结合。这个圆环异常坚固复杂，任何扬弃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如果只是针对其中的一项或两项都不能解决问题。因此，他提倡从消费领域抵抗资本自我增殖的“新联合主义”运动，同时强调“自上而下”来抑制国家并警惕民族主义泛滥的必要性，唯此方可期待“世界同时革命”的到来。当然，这第五点在本书中并没有充分展开，中国读者可以参阅台湾商务印书馆的中文版《迈向世界共和国》。《历史与反复》(中文版《柄谷行人文集》Ⅲ)是作者为2004年岩波书店版《定本柄谷行人集》新编的一卷，大部分内容写于1989年前后，但重编之际做了全面的调整和改写并增添了新内容。实际上，是一部尝试运用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历史分析方法透视世界近代史，透过文学文本的解读来观察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近代化历程和思想话语空间的著作，反映了柄谷行人当前对马克思的最新探索以及对文学和历史的新思考。他认为，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并非对于法国当下历史事件的新闻记事性的著述，而是关于国家即政治过程的原理性阐释。如果说《资本论》是对于近代经济学的批判，那么《雾月十八日》则可以说是对近代政治学的批判。之所以能够达成这种原理性的“批判”，在于马克思对历史现象采取了“结构性”分析的方法，由此看到了历史的反复(重演)。于此，马克思形成了透过历史材料观察当今社会政治的历史主义视角和方法论，足以打开我们观察瞬息万变之世界趋势的视野和眼光。所谓“历史的反复”大概有以下几种情况，如马克思最早在《资本论》中分析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循环采用了10年一个周期的短期波动说，这是一种结构性反复的类型。又如《雾月十八日》深刻阐发了1848年革命到波拿巴登上皇帝宝座的过程乃是对60年前拿破仑通过第一次法国大革命而当上皇帝的历史重演，这是另一个历史周期反复的类型。柄谷行人在该书中主要依据60年一个周期的反复模式，来观察世界近代史上1870年代进入帝国主义时代、1930年代转向法西斯主义和1990年代进入全球化新帝国主义时代的历史重叠现象，同时也考察了从“明治维新”(1870年代)到“昭和维新”(1930年代)再到“昭和时代的终结”(1989年)这一历史时间的巧合和诸多事件的惊人相似性，试图从中发现结构性反复的规律。不过，有意思的是，他在前不久写来的“中文版序言”中，又强调面对当今的世界金融危机自己感到60年一个周期的观点可能也有不适当的地方，可以再放开视野以120年为一个“反复”的周期来看当下的世界局势。不过依我看来，到底是采用10年、60年还是120年周期的历史分析单位并不特别重要，重要的是柄谷行人最初提出的这一观点∶历史的反复是存在的，但反复的并非事件而是结构。中国亦有历史循环一个甲子周而复始的说法，只要我们能够从柄谷行人的论述中体会到历史的复杂结构，并透过这种“结构”分析开阔我们观察当今世界的眼光和视野，就是有益的。 2008年5月的一天，我借短期访学日本之机于细雨蒙蒙中拜访了位于东京郊外南大泽一片茂密丛林旁的柄谷行人宅第，时隔一年的重逢让柄谷先生有些滔滔不绝，他讲起未来自己的著作计划和思考方向，谈到退休后在市公民馆开设免费讲座与听众热议“迈向世界共和国”的理念······。我印象中，已经67岁的柄谷先生思惟依然敏捷激情丝毫不减当年。当请求他为中文版文集作序时，他不仅满口答应而且坚持要三卷各写一篇序言，并热切期待中国读者能够接受他的思考和著作。在告别后回住所的路上，依然是细雨蒙蒙中，我遐想这位身处资本主义国度中的左翼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其思想的力量和信念是不是正在于他大胆地把共产主义作为“整合性理念”而化作心中的道德命令呢？在今天这个缺少理念和想像力的贫乏时代，我在感谢柄谷先生为中文版作序并提供各种翻译上的帮助同时，还想由衷表达我的一份敬意。末了，我要特别感谢一起合作承担了《文集》第一卷《作为隐喻的建筑》和第三卷《历史与反复》翻译工作的两位译者，即老友王成和新朋应杰两先生。他们都在北京的高校工作教学任务十分繁重，为了《文集》的翻译不惜挤压自己宝贵如生命的时间，而且如约出色地完成任务，在统一译文的概念术语、格式体例方面相互切磋彼此配合，让我感到了未曾有过的协同作战的快乐。同时，也向中央编译出版社的社长助理邢艳琦和责编冯彰两先生对本《文集》出版的大力支持，表示深深的谢忱！ 2009年4月13日

莫言...不断向"五四"学习，向古人学习。但他不是延续士大夫的喜好，而是向民间学习自己所缺失的东西。在小说里，他把乡村经验与民俗精神整理出来，以奇幻的想象增加了小说的魅力。他与友人的对话里，表现出很好的学术感觉，虽然他缺少"五四"那代人的雄厚的气象，但是精神之丰厚是无疑的。

高行健于2008年5月23日在港中大逸夫书院大讲堂演讲，为"高行健艺术节"揭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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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崔之元长期关注重庆发展，他提出的“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携手并进”的重庆经验引起了政经界和学术界的多方关注。近日，崔之元接受记者专访，对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国资委主任崔坚在重庆大学演讲中“第三种力量”的提法大加赞赏，认为重庆的做法兼顾效率和公平，具有普及参考价值。　　记者：您对崔坚提出“第三种力量”的说法如何评价？　　崔之元：这种说法很生动 对于理解国有企业在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之外的独特作用颇有启发。　　可以以渝富公司为例说明“第三种力量”。渝富公司成立5年来，已累计为企业处理不良债务、不良资产近300亿元，为企业搬迁、破产等提供周转资金200多亿元，参与推动了重庆银行、重庆农商行、西南证券（600369）等一大批国有集团的重组。渝富公司显然是在市场经济中运行的，并且是市场经营的高手，但它和一般的市场主体不同，它是执行政府意志的，但又不是通过一般的行政手段去执行。　　记者：在经济学上，对崔坚提出的观点有没有理论支持？或是这属于中国式创造？　　崔之元：在经济学上，崔坚的观点有理论支持。增加国有净资本从而带动社会资本，也就是崔坚说的“利益输送”，恰好是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的基本思想。他是凯恩斯的学生，也是现在世界各国使用的GDP核算法的两个发明人之一。　　米德的一个最深刻思想就是“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可以降低对税收和国债的过度依赖，提高整体经济效率”。国家如果不能依赖国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则只能依赖税收和国债。但税率过高会降低个人和企业工作和创新的积极性。这样国家不得不依赖发行国债。但国债过高后又会抬高利率，不利于生产性投资。　　我们可以香港为例来直观说明米德的“自由社会主义”中公有资产收益和税收的关系。香港连续数年被国际评级机构评为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因为香港税率很低，鼓励人们创业和增加工作努力。但人们往往忘了提及香港之所以能承受低税率同时又能给居民提供免费的基本医疗，是因为香港政府有一大块公有资产——土地，其土地使用权的市场拍卖收益为政府所有。将国有资产、税收和国债三者做整体通盘的考虑，通过国有资产的市场收益来降低税率和减少国债，是米德对“自由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贡献。　　可以说，“重庆经验”正在以比香港更大的规模和维度进行着“自由社会主义”的试验。重庆的“国资增值”，由于从财政局“断奶”并提供“第三财政”不仅没有“与民争利”，反倒促成“藏富于民”。例如，当全国多数城市购房的契税是3％至5％时，重庆购房的契税一直保持在1．5％。又如，中央给西部12个省市的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之一是允许他们对企业只征15％的所得税，但目前只有重庆还在使用15％的税率，其他省市由于地方财政压力主动放弃了优惠，仍然在2008年1月1日前征收33％的企业所得税。因此，重庆的民营企业只需交较少的所得税，这是“藏富于民”的又一表现。　　在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中，重庆又出台一项“藏富于民”的重大措施：居民第一次买房贷款可以从地方个人所得税中抵扣。这一政策的争议较大 一些舆论担心这是有利于富人买房的措施。但今年第一季度重庆区县居民在主城购房比例高达42．5％说明这还是“藏富于普通老百姓”的政策，真正的富人买房是根本不用银行贷款的。可以说“国资增值”给了政府减税从而“藏富于民”的 “底气”。　　记者：“国企担当第三种力量”这种理论或者试验，在当下中国有没有普及价值？　　崔之元：这种理论或者试验，在当下中国有普及价值或至少是参考价值。我国许多地方由于地方国资没有增值，财政压力很大。例如，2009年11月，兰州市在暂停收取路桥费半个多月后，宣布再次征收路桥费18年，这引起老百姓的很大不满。重庆把城市规划和土地储备较好结合起来，把基础设施的BOT模式变成了BT模式，取消了主城区的路桥收费，这是“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并进”的另一体现。　　记者：学术界目前对国企在市场经济中扮演的角色有颇多争论，按照崔坚的理论，国企的这种角色是否可以被替代？民营经济是否也可以代替国企起到一些作用？在这种理论下，民企活力是否会被抑制？　　崔之元：当前社会上一些人担心的“国进民退”是没有根据的。我认为国资增值可以普遍降低税率， 藏富于民，“国进民也进”才是世界大趋势。　　美国阿拉斯加州消取了州个人所得税，因为它的石油公有，收益很高，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英国政府已经于2007年正式运行“儿童信托基金”，当年9月1日那天及以后出生的儿童建立一个“资本账户”。一次性发给每人250英镑，七年以后再发一次，到18岁就可以自由支配了。英国国有资产太少，现在不能每个人都发．但他们设想慢慢过渡到全民。　　重庆虽然没有分配到人，但用国资收益盖学校、剧院的意义是一样的，是间接的社会分红，减少了老百姓的负担。　　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九大商业银行已经不同程度国有化。甚至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也支持国有化，而他的理由非常有意思和重庆国企的渝富模式能够联系起来：国有化才能够使美国银行迅速剥离坏账。格林斯潘认为，当前美国经济复苏缓慢的主要原因是银行坏账（所谓“有毒资产”）剥离太慢，因此银行不愿进行新投资，别人也不敢和银行做交易。而剥离太慢的原因则是“有毒资产”定价难题：现在的私人股东认为“有毒资产”的目前市场价格太低，不愿卖出，而政府不愿用高于市场价格来购买银行坏账。格林斯潘说，如果银行本身国有化了，“有毒资产”定价难题就可以被绕开：这像钱从一个人的左口袋转到右口袋，初始定价并不那么重要。如果我们从2004年重庆渝富公司收购中国工商银行在重庆120家国有企业资产的坏账来看，可以说格林斯潘解释了渝富公司成功的原因。因为当时渝富公司用20％的账面价格向中国工商银行收购坏账，现在时过境迁，工行可能想当时若要40％的账面价格更好，但因为渝富公司和中国工商银行都是国有企业，当时坏账的初始定价并不那么重要，关键要赶紧剥离坏账，重整旗鼓。　　记者：有观点认为，经营土地获利来支持国企发展的模式没有持续动力？　　崔之元：由于国资全面增值，国资在工业、金融和基础设施上形成了“四三三”结构，加之城市规划和土地储备相结合，重庆市政府并不依赖短期“土地财政”。　　黄奇帆说：必须严控土地出让价格，降低商品房成本，“经济适用房土地出让价不超过房价的1／6，中低档商品房不超过房价的1／5，而高级商品房地价不超过房价的1／3”。目前重庆主城平均房价低于同类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这恰恰说明重庆突破了“短期土地财政”，这是值得全国关注的重大“藏富于民”政策。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重庆国资正是探索在初次分配上形成“第三种力量”同时促进效率和公平。

  “应对气候变化，美国是否能与中国做出相当的努力？”致美国气候特使Todd Stern的公开信 我们，以下署名的中国的个人和组织，在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即将于10月4号在中国天津举行之际，特此发表致美国气候变化特使Todd Stern的公开信，并希望通过他将我们的诉求传达给美国政府。我们呼吁：美国应停止利用中国来转移视线，以避免全世界对其国内种种失败的关注。应对气候变化，美国至少要做出与中国相当的努力，而不是继续利用中国作其不行动的借口。美国呼吁建立一个对其本国，中国，以及其他大型发展中国家“对等”的国际协议。一些美国舆论表示中国应该率先减排。我们认为这些说法严重违背了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更加不符合事实情况。中国近年来经济迅猛发展。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他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超过百分之四十人口的卫生条件仍然没有提高，百分之十八农村人口的饮用水源没有得到改善。然而，中国并没有回避其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事实上，中国的所做出的努力已经远远超过了美国。  ·         美国依然是对导致气候变化负有最大责任的国家。以其不足世界5%的人口，美国在1850年到2006年间的累计碳排放占到了导致气候变化的全球碳排放总和的29%。而中国的人口占到了全球的20%-22%，同时期的累计碳排放仅仅是全球总量的8.62%。 ·         根据2008年的数据，一个平均美国公民的碳排放（19.2公吨），仍然是一个普通中国人的（4.9公吨）近四倍。 ·         2007年中国已经建立了一整套全面的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美国仍然没有建立针对气候变化的国家立法。 ·         中国的机动车燃油效率标准与美国相比更加严格。双方具体标准分别是，中国：34英里／升，美国：27英里／升。 ·         中国对清洁能源的投入远远超过美国。2009年，中国投资清洁能源346亿美元，占到GDP的0.39%。然而美国的同类投资只有186亿美元，占到其GDP的0.13%。 ·         在过去的五年中，中国风能和太阳能发电机组的装机总量逐年翻番，同时关闭了上千家高能耗低效率的小火电，小钢铁企业。相比之下，美国的可再生能源的增长率远远低于中国的水平。 ·         中国承诺到2020年的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美国承诺到2020年的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17%。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的分析和计算，中国的承诺大概等同到2020年减排25 亿吨二氧化碳，大约是美国承诺的三倍（8亿吨）。 我们承认中国不完美，也许它永远也不可能完美。在另外一封致中国气候变化特别代表谢振华的信中，我们讨论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应该并且能够如何更好的应对包括了气候变化在内一系列可持续发展问题。 但是这里我们需要强调的是，中国不是，也绝不能继续被美国用来当作其不作为的借口。尤其是中国已经做出了严肃的承诺，迈出了切实的步伐。而美国，作为全球最富有的国家，作为对导致气候变化负有最大历史责任的国家，必须履行其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以及巴厘路线图框架下的义务。我们呼吁美国尊重联合国进程，并且做出其应有的贡献，而不是破坏弱化联合国进程，并成为附件一国家的挡箭牌。尽管按照奥巴马总统的说法，美国要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它依然是附件一国家中唯一没有签署京都议定书的国家。美国没有能够建立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立法。它承诺的减排量相当无力：到2020年仅仅比1990年减排3%-4%。更有甚者，在美国国内的失败受到越来越多国际社会关注的时候，它还试图通过聚焦中国来转移大众视线。尽管，如上面的数据所示，美国多方面减排的努力都落后于中国。 然而，不要说向中国看齐，美国还非常有可能破坏中国的努力。九月九日，美国联合钢铁工人工会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交了请愿书，控诉中国非法补贴其清洁能源产业，要求美国政府在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提起诉讼。此事件不禁让人怀疑，现行的世贸组织条例是否过度限制了发展中国家为公共利益采取行动的能力？在这个案例中，中国政府为应对气候变化实施的政策受到了攻击。 美国在谴责中国碳排放量不断上升的同时，还攻击中国为摆脱对化石能源的过度依赖而大力发展可再生清洁能源，这是相当讽刺的。利用国际贸易系统来相互指责，甚至试图颠覆别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只能让我们走向倒退。我们需要的是合作与良性竞争，一场积极向上的，面向未来的赛跑。 作为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和个人，我们并不孤单。在一份名为“美国应是什么角色？-给全球其他国家的问题”的非政府组织联合分析中，世界各地的公民社会组织纷纷表达了他们对美国口头承诺与现实行动差距越拉越大的担忧。他们说：      在巴厘，多方要求美国：要么领军，要么退出。如果美国要真正的发挥领导作用，必须改变其现行的思维方式：美国必须承认自己没有能力领军，至少不是现在。与为取悦于国内人民而强行冒充领导相比，建立全球框架和提高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力度的任务要重要的多。 在最近的一次媒体通讯中，一个美国知名环保组织说：       很明显在这个时候国内政治不会允许美国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发挥领导作用。奥巴马政府必须停止其假意领军的做秀行为。现在全人类面临的气候变化危机要求所有发达国家提高其应对力度，而美国低减排承诺和目前的行为只会让其他国家向其低水平看齐，必须立即停止。 我们认同来自世界公民社会这样的声音。是时候要求美国停止利用中国作借口，切实的做出任何他们可以承诺的行动了。因此，在这里我们向美国提出挑战。我们呼吁美国在今后的五年中逐年翻番其太阳能风能发电机组装机总量。美国至少应该做出与中国相当的努力；做为世界最富裕的国家，它需要做得比中国多得多。以上提出的挑战就是我们呼吁美国政府努力的方向。    汪晖教授，清华大学 郑易生研究员，中国社科院 于晓刚博士 张海滨教授，北京大学 贺雪峰教授，华中科技大学 林春教授，伦敦政经学院 强世功教授，北京大学 董叙霖博士，联合国退休人员 李立，中国青年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网络 梁帆博士 徐向阳教授，中国矿业大学 马军，公众环境研究中心 严海蓉教授香港理工大学 潘毅教授香港理工大学 绿色流域 绿色浙江 杭州市生态文化协会 北京山水自然保护中心 绿色江河 绿色和平，中国 绿色昆明 重庆绿色志愿者联合会  以下签名组织，支持中国同事在本信中表达的立场： Third World NetworkNord-Sud XXICOECOCEIBA - FoE, Costa RicaCampagna per la Riforma della Banca Mondiale (CRBM), ItalyCESTA, Friends of the Earth El SalvadorPan African Climate Justice AllianceTebtebba Foundation (Indigenous Peoples'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Policy Research and Education) Asian Indigenous Women's NetworkWorld Volunteers for Development, TogoThe Solar Generation, Zimbabwe World Information Service on Energy, NetherlandsFriends of the Earth MalaysiaConsumers' Association of Penang Pesticide Action Network InternationalAction 2030 Institute, USAFriends of the Earth, England, Wales and Northern IrelandJubilee South - Asia/Pacific Movement on Debt and Development

1935年11月13日，女刺客施剑翘于天津居士林佛堂枪杀原直系军阀首领孙传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