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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近几年来国际上有了许多关于“中国在非洲”（China in Africa）的讨论，特别是在那些与非洲联系密切的的西方国家，即美国、英国和法国。中国在非洲的作为当然应该接受监察，然而西方精英把中国看作是与西方争夺非洲资源和影响力的对手，从而扭曲了关于“中国在非洲”的看法。他们关于“中国在非洲”的话语比其关于“西方在非洲”的话语要负面得多。这种话语包括中国在非洲的作为如何对非洲的治理造成了“坏的影响”。[1]与此相伴随的一种观点套用发展权的话语，认为中国在非洲的作为阻碍了非洲的发展。[2]2007年《纽约时报》的社论典型地显示了西方媒体是如何进行这种讨论的；其标题《非洲乱治的庇护者》指的是中国。[3]这篇社论说如果非洲国家把自然资源抵押给中国，中国将为他们开出巨额的支票，而不关心腐败或专制的问题。它说中国正在进行“冷酷的人民币外交”， 与实行“种族灭绝”的苏丹政府保持“丑陋的伙伴关系”， 并把津巴布韦总统罗伯特•穆加贝当作“最喜欢的人”，使津巴布韦缺乏自由选举和“理智的经济政策”。《纽约时报》还断言，中国正在用廉价商品充斥非洲，给非洲国家提供贷款却不坚持西方国家所努力推动的《采掘业透明度倡议》 (EITI)的准则，从而使最贫穷的非洲工人变得更加困苦。社论还对中国公司对赞比亚矿工的剥削表示愤慨。这种话语的本质是指责中国在非洲的政策有损人权，甚至是一种“殖民主义政策”，这种指责建立了一个假设，即在话语的背后“高尚”的西方当然与此不同。[4]中国在非洲大陆的有些活动确实侵犯了非洲人的人权，但不是以西方精英所声称的那种方式进行的，而是以与西方政策相同的方式进行的，包括不利的贸易条件、对自然资源的大量开采、压迫性的劳动制度以及对独裁统治者的支持，所有这些都是现代世界体系的共同特征。中国的精英们过去曾经谴责过这些做法，但现在却几乎把这些颂扬为有活力的资本主义（dynamic capitalism）。例如，在2007年，复旦大学学者简军波在颇有影响的《Beijing Review》杂志上回应对中国在非洲搞“殖民主义”指责说：“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进入了非洲，它们只是专注于利润，而不管对非洲社会的有害影响，例如环境污染、过度开发和对当地劳动力的剥削”。但是他认为中国所采取的路径“与市场资本主义自由贸易的逻辑是一致的”，因而这些作为并没有把中国变成一个殖民主义者，而是变成一个“在非洲成功的资本家”。[5]对西方的话语我们的论点不是反其道而行之。我们并不想说“中国在非洲”是积极的，西方的是消极的，或者说中国在非洲的作为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西方也有类似的作为。对中非关系的分析既不能简单地用“双赢”来概括，也不是西方媒体所描述的噩梦。中国的行为应放在世界体系的大环境下来看，应使用比较的方法来进行分析讨论。我们的论点包括三个方面：1）在世界体系的背景下，很难对中非关系的长短处进行单独的评估；2）作为世界体系的成员，中国在非洲与西方在非洲的共同之处要远比人们想象的多；3）中国和西方在非洲的作为仍然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曾经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她有社会主义的遗产以及她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定位，这些因素使中国的政策不象西方的政策那么有损于非洲人的权利观。[6]在下文中，我们主要讨论中国在非洲的贸易和投资活动，西方往往谴责说这些活动损害了非洲的利益。我们也要考查“中国在非洲”的话语在什么背景下产生，以及非洲人是否同意这个话语的主要观点。 一、非洲的发展与中国的进口中国与非洲的贸易急剧上升。在1995年时中非贸易额只有30亿美元，到2006年为止中非贸易额已达到550亿美元，非洲在中非贸易中略有顺差。但是当年中国与非洲的贸易仅仅是中国外贸总额（1.76万亿美元）的3％。 2008年中国与非洲的贸易总额为1070亿美元，非洲明显享有顺差，但是因为中国对外的贸易总额已达到2.56万亿美元，中非贸易还是只占了4%。2006年中国是非洲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和法国，而到了2008年中国已经超越法国，排在美非贸易1400亿美元的后面。[7]中国宣称中非贸易为非洲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20％。[8]西方有关“中国在非洲”的话语涉及中国对非洲的出口与进口的问题。在进口方面，这种话语主要围绕中国从非洲进口石油的问题，许多西方人指责中国使非洲更加依赖于通过出卖原材料来获得收入。一位加拿大学者指出，西方人经常强调说“北京对非洲石油和其他原材料的需求必然会延续非洲对石油出口的依赖，从而进一步阻碍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增长 ， 如农产企业和制造业”。[9] 然而，下面我们会指出美国的石油进口其实最依赖非洲。在2005年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有10%的出口产品是运往中国的；到2007年，该比例已增长到13.4%。5个石油和矿产国对中国的出口占中国从非洲进口的85％。2004年，石油和天然气占非洲对中国出口额的62%，矿石和金属占17％，农业原料占7％。2009年，石油、天然气和矿产占非洲对中国出口额的86%。[10] 这种结构并非奇特：除了南非之外，非洲大陆的制造业主要限于纺织品和服装，而中国也大量生产纺织品和服装。事实上，中国和美国各自从非洲的进口有相似的结构。 2005年美国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的进口中石油占80％，服装不到3％，其余大部分为矿物质。2005年，通过美国对非洲优惠的《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AGOA）计划进入美国的石油产品占该计划内美国进口非洲产品总价值的92％。2008年，上述比例依然保持在92%，当年进入美国市场的石油产品（无论通过AGOA计划与否）占了美非贸易总额的88%。仅仅四个非洲国家就占了AGOA全部贸易的84%。[11]中国2006年消耗的石油中大约有47％是进口的，2008年则是50%。2006年中国的石油进口占世界石油贸易的6.8％，占中国所需能源的12％（煤炭、水电、核电也是中国主要的能源）。[12]2005年中国从非洲进口的石油占中国能源总需求的4％。在中国从非洲进口石油的31%的份额中，安哥拉的份额为14％，苏丹为5％，刚果为4％，赤道几内亚为3％。[13]非洲国家所供应的石油占2006年中国所有石油消耗的14.5％，占2008年中国所有石油消耗的16%，占美国所有石油消耗的13.2%，两者没有什么大不同，非洲石油进口为美国提供了5.2％的能源需求。[14]中国进口石油主要用于为生产提供能源：其石油需求的70％是为了工业用途，而美国石油需求的70％被用于汽车消耗。[15]2009年中国的非洲事务特使指出中国进口了非洲石油出口8.7%，而欧盟和美国各获得33％。中国总理也指出中国只占全球在在非洲石油和天然气工业总投资的十六分之一。[16]因此，中国并没有支配非洲的石油市场。然而“中国在非洲”的话语认为中国企图成为非洲资源的主要获取者，并认为中国仅对非洲的资源有兴趣。[17]。中国确实参与了具有剥削性的商贸：历史上，石油和其他全球性交易的初级产品相对于工业商品的价格主要由政治力量的不对称所决定。[18]影响石油和初级产品的因素除了“不平等和不同类的交易”之外，[19]还包括：石油是资本密集型产品，创造很少的就业机会，却破坏了环境，引起石油生产国的贪污腐败。盛产石油的地区，如苏丹和尼日利亚南部的尼日尔三角洲，从他们的这种世袭财产得到的利益太少了，以致于暴力冲突接踵而至。[20]中国在非洲有石油的目的，因为世界已探明的常规石油储量的80％都是国有的，占世界石油生产的三分之二。剩余的大部分储备被西方石油企业开采。[21]中国获得非洲石油的方式不同于西方国家：中国经常把石油交易与基础设施项目贷款打包。[22]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基本上放弃了非洲的基础设施项目，而且这些基础设施项目也得不到私人和公共的融资。[23] 尽管基础设施的缺乏已阻碍了非洲的发展，从1992年到2003年，非洲基础设施的国际投资只达到除北美以外的所有此类投资的4％。[24]在过去的40年里中国一直致力于建设非洲的基础设施，并成为卓越的建设者。世界银行估计，截至2006年年中，中国进出口银行对非洲基础设施的贷款超过了125亿美元。在2007年，该银行承诺在未来三年内用于与非洲有关的基础设施和贸易融资贷款将达到200亿美元，除此之外，在2006年第三次中非合作论坛上为了鼓励中国企业对非洲的投资，中国政府宣布成立50亿美元的中非发展基金。[25]八国财长批评了中国的贷款，理由是应该避免“贷款和免除债务的恶性循环”，但是非政府组织指出，富国在2005年承诺给非洲的额外250亿美元援助款中已交付的只有23亿美元。[26]中国在非洲取得石油的做法体现在2004年与安哥拉达成的协议所引起的关于“中国在非洲”争议中。这个协议之所以会引发争议，是因为这个交易涉及向腐败的安哥拉政府提供的基础设施贷款并没有要求安哥拉政府报告资金如何使用。最初的20亿美元的贷款主要是用于铁路维修、道路建设和办公建筑等方面。这笔贷款将以每天生产10000桶的前壳牌石油区块的石油来偿还。印度最大的石油企业一直在寻求这个区块，但中国却获得了这个区块，原因在于中国投资于基础设施的贷款，利息定在1.5％，在17年内偿还，其中还包括5年的免息期。后来利息被降至0.25％。协议还保证它所资助的基础设施中将有价值达30％的项目会保留给安哥拉人来做，其余70％公开招标，当然70%公开招标的项目多数很可能由中国公司得标。[27]到2007年为止，中国为安哥拉的基础设施项目至少贷款60亿美元。[28]中国给安哥拉的和其他非洲国家的贷款受到了世界银行负责人保罗•沃尔福威茨、英国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责，他们说中国的举措可能会使非洲陷入债务之中。美国财政部把中国称为“流氓债权人。”[29]然而非洲仍然深陷于西方设立的“债务陷阱”之中，欠债多达3000亿美元，并支付大量利息。[30]就象美国的非洲研究者者戴博拉•布劳地根（Deborah Brautigam）所指出的，中国“经常取消非洲国家的债款，这些贷款通常是以零利率发放的，并没有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要求的长期谈判和令人质疑的条件”。[31]例如，加纳两个主要城市阿克拉和库马西之间的公路是用中国的无息贷款在2006年修造的。[32]经合组织的研究人员更进一步得出结论说中国在非洲的活动并没有加深非洲国家政府的腐败。[33]中国的领导人知道腐败官员会抽走他们的基础设施贷款的一部分，但中国提供的贷款不会象西方的援助那样被腐败耗尽。正如一个香港记者所指出的，因为中国的贷款和援助与基础设施项目绑在了一起，“腐败的统治者就没那么方便地用它来购买奔驰了”。[34]美国的一名关于中国在非洲经营活动的观察员认为，中国的援助比西方的援助更为有效，因为中国的许多援助被用于“水电站大坝、铁路、公路和光纤电缆，这有可能造福老百姓，无论他们生活下的制度是多么腐败”。[35]尽管西方国家在言辞上要促进非洲石油生产者的透明度，但是在实际上却并没有约束在非洲开采石油的西方国家的公民和公司。对非洲石油区块的招标一般有支付给政府的“签字费”，这笔钱往往达到数亿美元。外国石油公司明知道在他们支付的数额与在政府官员瞒报之后东道国政府所获得的数额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有一个罕见的被公开的案例：西方石油公司告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在2001年他们为石油管道项目向安哥拉支付了4亿美元，但是安哥拉政府声称只收到2.85亿美元，这中间的差额大概就被贪污了。[36] 安哥拉国家石油公司和总统办公室控制着石油收入。调查人员已追查到西方跨国公司支付给安哥拉官员海外私人账户的数亿美元的奖金和贿赂款。多数跨国公司拒绝公布他们为获取开采权所支付的金额。西方国家政府不要求本国的石油公司作出这种披露，但是却“与虎谋皮”，要求腐败的政府公开自己的腐败。[37]西方的政策干预并没有真正减少“资源的灾祸”（resource curse）。[38]一些非洲学者争辩说，只要非洲官员以及贿赂他们的西方石油公司总裁容忍这种犯罪行为，那么仅仅提倡透明度不足以结束与石油有关的腐败。英国政府的《采掘业透明度倡议》很难监管他们的行为，因为接受监管全靠自愿，而披露腐败的责任被放在非洲各国政府身上。[39]非政府组织倡导针对公开交易自然资源的公司--非交易的自然资源公司或国有企业除外--必须强制性地要求它们披露支付金额，。大多数西方石油公司，特别是美国的公司，一直在成功地抵制披露支付金额的要求。[40]西方媒体经常引述世界银行与乍得的协议作为一个外部干预得以遏制石油引发的腐败的成功例子，认为这个协议避免了资源灾祸，促进了扶贫。为了获得世界银行的少量资助来建设从乍得到喀麦隆的管道（这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最大私人投资项目），自2003年以来乍得政府把来自埃克森美孚公司和其他管道运营商的特许权使用费存入伦敦银行。外国监督员监督着这个帐户， 向乍得发放资金，主要用于扶贫项目。管道建设中，由于石油价格低，跨国公司不愿意在没有世界银行支持的情况下冒险建设。一项研究发现，世界银行与乍得协议是一个“在一组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次性事件，这些历史条件现在已不存在”。随着油价升涨和供应紧张，石油公司不再需要世行批准来投资项目。有人认为世界银行与乍得协议的地域范围和期限极其有限，对于减轻贫困不可能发挥多大作用。[41]“中国在非洲”的话语很可能会继续集中在中国从非洲进口石油的问题上。美国分析家尤其认为，在战略上中国与美国在争夺非洲石油。[42]到2007年为止，非洲为美国提供其每日石油进口的24％，超过中东所占的18.6％，到2009年非洲仍然每日为美国提供其石油进口的24%，超过中东。[43]美国政府估计，在2002到2025年之间非洲石油产量将增长91％，而全球产量将增长53％。2007年成立的美军非洲司令部武装部队的主要任务将是保护美国获得石油。[44]与美国在获得非洲石油的突出地位相伴随着的是美国对所有石油生产国的独裁统治者的支持。[45]苏丹是半个特例：美国与苏丹的军事和情报机构的领导人合作，并给他们提供保护，但是美国反对苏丹政权里伊斯兰主义的政治家。[46]美国精英用这半个特例和中国在苏丹投资和开发石油来使话语集中于所谓的中国在非洲“争夺石油”，尽管中国现在远不能与西方企业在控制非洲石油方面进行竞争，[47]况且中国从非洲（包括苏丹）获得的许多石油并没有运回中国，而是在国际市场上交易。[48]二、非洲的发展与中国的出口“中国在非洲”的话语也尖锐地批评中国对非洲的出口，认为产品质量差，不能很好地服务消费者，并导致非洲制造业的衰退。[49]在非洲大部分地区，许多价格昂贵的基本消费品是从发达国家进口的，但由于基础设施落后和腐败现象使非洲的生产成本非常高，这些进口产品往往比本地制造的产品更便宜。[50]中国的商品价格比两者都低，因此对基层非洲人有很大的吸引力。在马达加斯加的中国货物比本地或进口商品便宜2-3倍以上。[51]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到非洲从事贸易和投资，并且互相竞争，价格更加走低。在刚果首都金沙萨，中国商人开始时12美元卖一双鞋，随着越来越多的华人到来，价格跌至6美元一双。[52]在加纳，随着进口的中国自行车越来越多，价格在两年内从67美元降至25美元。[53]如果说廉价的中国产品使非洲基层消费者受益，[54]那也只有在7个非洲国家中国进口的比重占到5-14％。[55] 在中国的出口中基本消费品并不占主导地位，而“机械，电子设备和高新技术产品”占据了主导地位。[56]英国政府的一项研究发现，只有乌干达这个非洲国家，基本消费品的进口超过了从中国进口商品总值的五分之一，并且对于非洲国家来说，来自中国的进口主要是取代了来自其他地方的进口，对当地生产的影响不大。[57]中国政府承认，确实有些产品质量比较差。许多中国货物是由中国或非洲的私营商人带进非洲的，中国政府并不能控制他们。然而，中国政府已“采取严格的措施，以确保中国的所有出口产品符合最低的质量标准，并成立了一个部门，以阻止劣质货物的出口。”[58]不仅中国对非洲的大多数出口没有取代本地生产者，而且中国出口到世界市场的产品也没有传说的那样破坏非洲出口，而这种指责在西方国家相当普遍。[59]出口相似性指数（Export Similarity Index）是用来衡量的国家或地区各自出口产品的之间价值重叠多少的指数，中国和整个非洲的出口相似性指数只有4％，而且几乎都涉及纺织品和服装。[60]而有关“中国在非洲”的话语不断指责中国破坏了非洲的纺织品和服装生产。[61]中国出口到非洲的纺织品在2003年前后开始大幅上升，但是那时许多非洲国家的纺织品和服装行业已经遭遇了长期的衰退。1977年加纳的纺织品和服装业的就业人数为2.5万人，但是2000年只有5000名就业人员。[62]在20世纪80年代赞比亚的纺织品和服装业的就业人数为2.5万人，但是到2002年只剩下1万人。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许多非洲国家实行“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把纺织品和服装就业人数提高到正规部门就业岗位的20-30％。然而到了80年代和90年代，大多数非洲国家已失去偿还债务的能力，国际金融机构坚持要求这些国家对外国商品开放市场，从而使一些国家遭遇去工业化，特别是纺织品和服装业。[63]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方案是非洲的纺织品和服装生产的真正掘墓者。尤其是发达国家的二手服装涌入非洲市场挤压了非洲纺织品和服装生产商的市场。[64]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肯尼亚向美国和欧盟的二手服装和新服装开放市场，而美国和欧盟增加了对其棉农的补贴，导致肯尼亚棉花产业的萎缩，从而减少了对肯尼亚纺织品和服装生产商的供应。肯尼亚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提高了电力和其他原料的成本，使纺织生产企业更难以生产出低廉的有竞争力的产品。现在二手服装的销售涉及50万肯尼亚人，而该国的纺织品和服装产业—这个在20世纪八十年代初曾雇佣20万人的产业--几乎崩溃了。多达7万个企业工作岗位丧失。[65]截至2004年，即使美国的《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产生了一些效果，也只有不到3.5万人在肯尼亚的出口服装行业中工作。[66]2001年开始中国纺织品和服装的出口开始迅速增长。[67]虽然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和大规模的失业，在中国设厂的公司在世界纺织品和服装出口中的份额从1990年的9％增长到2005年的24％。[68]纺织品和服装出口占中国2006年1770亿美元全球贸易盈余的70％。[69]从1974年开始，《国际纺织品贸易协定》（MFA）限制中国向发达国家出口纺织品和服装。1994年以后世贸组织的《纺织品与服装协议》（ATC）把《国际纺织品贸易协定》的配额一直维持到2005年1月1日。此后非洲对美的纺织品和服装出口一下子下降20％。在2005和2006年期间，一些国家的纺织品和服装行业的就业岗位大幅减少,[70]明显的原因在于“相对较高的水电等费用成本和运输成本以及运往美国较长的运输时间，比亚洲相比较低的生产率和非熟练劳动力，与中国和印度相比要少得多的棉纱来源和价格高得多的面料。”[71]“中国在非洲”话语指责说中国竞争尤其严重地冲击了莱索托、马达加斯加、摩洛哥和南非。然而，除南非以外，莱索托、马达加斯加、摩洛哥的纺织业到2000年是已经病入膏肓。后来的结果证明这几个国家纺织业并没有因为中国的竞争而死亡。在莱索托，纺织品和服装业的老板一直是外国人（主要来自台湾和香港的华人），雇佣了该国大部分正规部门的工人。2006年他们重塑自己，把自己包装成替美国市场生产“道德服装”的生产商，从而基本上恢复了原先就业水平。[72]马达加斯加的纺织服装业共有10万个就业岗位，在2005年损失了5000个此类岗位， 但是2006年他们把自己的优势锁定在高端纺织品和服装产品上。其实马达加斯加的纺织业和服装工业在2005-2007期间增长了3%，到2009年就业岗位又达到了10万。它的产出实际上占了AGOA计划下非洲对美国非石油产品类出口的25%。 [73]摩洛哥对策是提升其纺织品在价值链上的位置，因此出口已经开始复苏。他们使自己面向欧洲市场准时生产，因为欧洲市场有50-60％的需求不可能由遥远的中国出口商来满足。[74]据称，2003-2006年期间南非的纺织品和服装行业丧失了5.5万个就业岗位，其中有1.8万个就业岗位是从2004年底以来丧失的。除了中国产品的大量涌入这一因素之外，南非货币兰特在2002-2004年期间升值了50％，使南非、莱索托和斯威士兰的出口商品更加昂贵。[75]南非的纺织服装企业也没法得到亚洲的廉价面料，来生产产品出口到美国，也无法按照《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的优惠关税来向美国出口。[76]南非的服装工业面临着资金缺乏和管理不善的困境。该行业日益增长的非正规化就业已经导致劳动力去技能化，使得产品质量的无法保证。[77]中国纺织品的大量涌入对就业的影响也应置于一个更广泛的背景下来考查。约翰内斯堡大学的一位经济学家已经指出，因为有来自中国的廉价纺织品和服装，南非零售部门的就业大大增加，为南非的国内生产总值做出了主要贡献。南非零售业新增的就业机会补偿了纺织品和服装工业就业岗位的丧失。[78]无论如何，为了减少中国产品在南非引发的争议，中国在2007-2008年期间给向南非出口的31类纺织品和服装的定下限制性的配额。南非政府认为这将使中国进口减少三分之一，大概会创造出自2003年以来所丧失的就业岗位。[79]中国政府还同意为南非的纺织品和服装业培训计划资助250万美元，将“在必要情况下向南非提供优惠贷款，以促进南非纺织工业的现代化”。然而，不难想象，实际发生的情况是，南非市场上因为中国纺织品的减少而产生的空白被其它国家的纺织品的增加所填补。与2006年的水平相比，受配额控制的31类纺织品对南非的出口到2008年下降了50%, 而其中的40%则主要由其它亚洲国家（印度、印尼、香港、巴基斯坦，还有毛里求斯）的纺织品所替代。[80]在中国对非洲出口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之间，孰大孰小不容易划定。然而，就纺织品和服装行业而言，其影响并非象西方人所说的那样糟糕。西方国家对非洲纺织品和服装行业的关注没有采用比较分析法， 没有把它置于历史背景之下。应该指出的是，通过推动结构调整方案造成非洲纺织品和服装行业萧条的是西方而不是中国，而且西方国家如果真正关心非洲纺织品产业的话，他们还必须限制向非洲出口二手服装和新服装。三、非洲的发展与中国的投资流入非洲的大部分外国直接投资（FDI）来自欧洲、南非和美国。这些国家对非洲的投资加起来超过流入非洲所有FDI的一半。在1990年中国在非洲的FDI仅为4900万美元 ，在2003年达到6亿美元。在2005年中国在非洲的FDI存量为16亿美元，而中国在全球的FDI存量为570亿美元。从1979年至2000年，也就是能获得数据的最近几年，中国投在非洲制造业的FDI占到中国对非投资的46％（其中，纺织业就占15％），资源开采占28％，服务业（主要为建筑）占18％，农业占7％。中国曾表示，将鼓励对非洲的加工工业、基础设施、农业和自然资源的投资。[81]中国企业对非投资增幅巨大，有人估计到2006年底实现的和承诺的投资将达到117亿美元，其中包括制造业、贸易、运输和农业。[82]到2008年为止中国对非实现的投资存量达到78亿美元。2008年一年内实现和承诺的直接投资达55亿美元。据报道2009年的头9个月中国的直接投资比2008年同期增长了77%。中国将有可能很快成为非洲FDI的主要来源，而中国政府机构也为在国外进行直接投资活动的企业提供税收优惠、贷款、信贷以及使用外汇的权利。[83]因此投资问题也常常出现在“中国在非洲”的话语中。[84]然而在投资问题上，话语的关注面甚至比贸易还要狭隘，其主要焦点一直是一个中国国有企业的投资，而中国在非洲大陆的大型企业超过800家，其中有100家是大型国有企业。[85]西方媒体报道特别关注的企业是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拥有的中色非洲矿业有限公司（NFCA）在赞比亚经营的谦比希铜矿。[86]这些报道的结论是“中国人”是非洲的超级剥削者。赞比亚两个非政府组织2007年出的一份报告涉及到谦比希铜矿是否有超常压迫的劳动条件的问题，但是没有给出完整的答案。该报告认为私有化是赞比亚矿工劳动条件急剧恶化的主要原因。报告指出，常常有人说NFCA是赞比亚铜带省的最恶劣的投资者，印度公司韦丹塔（Vedanta）是第二恶劣的公司，而“通常被标示为‘白人’的瑞士、英国、南非、加拿大和其他投资者”据说是最好的投资者，而报告认为“这种观点显然来自于种族主义的假设和和经常被重复的都市神话”。[87]NFCA于1998年购买已倒闭的谦比希铜矿，使它恢复运营，把就业岗位从100增加到2200个，而赞比亚共有39,000名矿工。[88]然而该矿的炸药厂在2005年4月发生爆炸，造成47名赞比亚工人的死亡。2006年该矿的工人为了反对拖延支付工资而自发举行罢工，有两名示威者被枪杀。与该矿的180名中国雇员不同，赞比亚工人中只有少数能签上带有退休金的长期合同（permanent contract）。开始的时候NFCA使工会很难代表合同工人的权益，后来公司缓和了对工会的态度，2008年我们做调查时，80%多的工人是工会会员。它所支付的工资开始在赞比亚私营采矿公司中是最低的。高级经理中有11个中国人，而只有一个赞比亚人。赞比亚矿业在国有化期间，矿工家庭享有免费的医疗保健，但是现在他们很难享用矿区医院。虽然许多矿工和他们的家人遭受艾滋病毒之苦，但是这里缺乏预防保健。矿工生活的小镇设施条件很简陋。直到最近为止，赞比亚政府基本上忽视了矿区的生活条件。近来，赞比亚政府威胁要惩罚NFCA和和其他业主，因为他们的行为“过分,…把政府置于一个可笑的境地”。2006年收入最低的工人的工资有所增加，但仍只是在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左右。关注铜矿业的赞比亚经济学家在2008年指出，“NFCA[在工资水平方面]基本上赶上了其它的公司。所有的公司都有同样的看法，即这里有大量的普工，公司不必付高薪。”[89]无论如何，许多赞比亚人感到所有矿区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比私有化之前恶化，他们指责政府接受世界银行的要求，把矿区迅速交给多国公司。的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放了5亿美元的国际收支的援款，条件是赞比亚尽快完成私有化。[90]非政府组织的报告指出，在赞比亚的矿区中有“许多低劣的公司行为案例，特别是在麦特瑞克（Metorex）公司”。 麦特瑞克公司是南非的白人公司，拥有奇布卢马（Chibuluma）矿区的90%份额。该报告详细列举了该公司的剥削活动。[91]加拿大公司第一量子金属公司（First Quantum Metals）是坎桑希（Kansanshi）矿区的所有者，它和麦特瑞克公司共同抵制赞比亚政府把矿业费率（royalty rates）提高到2.5-3％的努力。该政策的目标是更好地支持公共教育和卫生项目。赞比亚的多数外国矿业公司现在缴纳是可能是世界上最低的费率。[92]麦特瑞克公司2006年在赞比亚采矿业中赚取了最高的利润。[93]印度公司韦丹塔（Vedanta）则拥有大型的孔科拉（Konkola）矿。麦特瑞克公司、第一量子金属公司和韦丹塔公司都只支付0.6％的费率和25％的公司税。然而，NFCA支付了2％的费率和35％的公司税。[94]1992年，当铜的价格是每吨2,280美元时，当时的国有铜矿向赞比亚的国库上缴了2亿多美元。2004年，当铜的价格是2868美元时，在相同产量的条件下，外资拥有的铜矿只向赞比亚政府上缴了800万美元。与私有化之前的时期相比，这些矿区现在往往与当地社区缺乏关联，社区不可能靠矿区致富。只有少数公司为雇员及其家属提供健康和教育服务。[95]谦比西铜矿业主诚然是苛刻的剥削者，然而所谓的白人经营者比较好、印度矿业经营者比较坏、而中国人是超级剥削者这样的等级分类是一种误导。[96]参加2006年总统竞选的爱国阵线（Patriotic Front）领导人迈克尔•萨塔（Michael Sata）表示，他将赶走中国人、印度人和黎巴嫩人，他把他们称作“侵扰者”。[97]萨塔接受了台湾的捐赠，并表示若他当选，他将承认台湾的独立。在竞选失败后，他访问了台湾；而他的一些追随者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袭击了中国人的商店。[98]萨塔在参加2008年一轮的总统竞选时降低了他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抨击。在落选后他很快又继续他的抨击。2009年底萨塔仍然把中国人（“the China Man”）当靶子，尽管NFCA新收购了因为08年铜价低靡而被瑞士老板抛弃的铜矿，从而给当地创造了3000个新的就业岗位。赞比亚谦比希铜矿绝不是非洲最大的中资企业。在尼日利亚有一个私人的、华人集团公司，拥有2万名员工，其中有许多尼日利亚人是其经理，有许多大陆国有企业在制造和工程建设方面与它合作。[99]在非洲还有一些大型的中资企业，例如在坦桑尼亚的友谊纺织厂（Urifiki Textile Mill）有2000名工人，在尼日利亚的一些鞋厂和纺织工厂雇用了1000-2000名工人。[100]然而，“中国在非洲”的话语却将谦比希铜矿在读者的印象里打下了深深地烙印。经过比较研究，你就会发现，在非洲的企业，无论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都存在着压迫性的劳动条件。然而，应当指出的是，中国公司在非洲投资所获得的利润要远远低于来自西方的投资。[101]世界银行指出，非洲“为外国直接投资提供了世界上最高的回报”。[102]在20世纪90年代，其回报率平均为29％，此后又有所增加。例如，美国在非洲子公司的利润率要远远高于他们在其他国家的子公司的收益；[103]但是中国公司在非洲的收益要低于在其他国家的收益。与非洲的许多西方投资不同的是，很多中国投资是与非洲企业的合资企业，非洲企业分享了利润。他们中大多数是为非洲市场生产的中小型企业。[104]中国企业在应对非洲发展计划方面是很灵活的。例如，在2007年，刚果民主共和国（金）禁止出口钴精矿。以前购买钴精矿的中国企业迅速顺应新政策，在刚果设厂生产铜钴合金。[105]与西方在非投资相比，中国的投资似乎没有那么集中于自然资源开采，而比较多地投入于基础设施和制造业。部分的原因是西方国家“在几十年前已放弃了在非洲从事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和制造业，认为这些无利可图或太危险了”。2009年在美国的调查显示，多国公司的高管还是认为非洲商务环境险峻，不宜成规模地投资。[106] 2005年美国在非洲的直接投资有220亿美元，其中只有10％投资于制造业。[107]美国在非洲的直接投资中，有83％分布在5个非洲国家。除了南非之外，美国在其他四个国家的的直接投资绝大多数是在石油领域；在石油领域里，西方石油公司与中国国营企业之间也存在着差异：壳牌和其他西方大企业已在尼日利亚已经开采了半世纪，但是尼日利亚这个原油产出大国所使用的大部分汽油还依赖进口，而中国公司在苏丹则建立了勘探、生产、提炼、运输和销售的结构。[108]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声称：“随着石油工业的增长，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为10万个苏丹人提供过就业，同时促进了苏丹其他就业部门的增长。”[109] 西方有关“中国在非洲”的话语大部分是指责中国人具备了有利的条件，如通过支持苏丹和津巴布韦的统治者，来剥削非洲和非洲人。[110]但是，有几个西方国家直接支持非洲的暴君，为他们提供军事援助和合法性。实际上，奥巴马上台后，美国提供了更多的援助给非洲政府从美国购买军火和获取军事培训。[111]因此，如果我们通过比较来评价外国投资如何影响了非洲的发展权和人权，中国的作为不会比西方差。四、结论: 我们质疑全球体系人们谈及贸易方式对发展的影响往往关心的是货物的进口和出口。然而，世界上也存在着人和金钱的进出口。非洲私人财富的40%出口到了西方的银行，而不是中国的银行，而在这个交易里西方银行提供的是保密服务和利息。[112]西方国家还用他们的国籍来换取第三世界培养的专业技能，特别是非洲的医生和护士。这些非洲培养的专业人才大批流失到西方去。[113]这些贸易形式和交换侵犯了非洲的发展权。“中国在非洲”的话语的主要问题不是它对中国在非洲的行为有不准确的描述，[114]而是因为存在意识形态的取向，它对中国的批评脱离了世界体系的背景，也缺乏比较分析的视角。有些分析者把西方的正面行为来和中国做比较，指责中国在非洲的活动；有的则在讨论中国在非洲的消极影响时缺乏比较分析法，从而使话语的消费者们只能看到一些树木，而不能见到森林。这些分析反映了西方精英的国家利益观和道德优越感，因为这些密切涉及到与中国的“战略竞争”。[115]许多分析家几乎毫不质疑“援助非洲的发展”和“促进非洲的民主”之类的西方言论，而对于捕获中国企业进行剥削和压迫的例子则尤其眼明手快。[116]对中国和西方在非洲的行为的进行全面考查，将会使我们质疑全球体系，这个体系在许多方面使非洲失去了发展，虽然中国的贸易和投资行为不完全符合新自由主义，从而不完全支持西方的使命，然而中国正在日益融入这个全球体系之中。如果看不到这一点，那么我们无法诚实有效地回应所谓的西方在非洲行使“文明的使命”而中国则“不守道德”的二元论。在回击这种二元论时，中国批评西方自命不凡地把自己当成非洲的新导师，认为自己则避免充当指手画脚的角色、以促进“双赢”的贸易和投资推动非洲发展。许多非洲人也有类似的驳斥。[117] 与主要的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在非洲不仅仅收到非洲精英的欢迎。[118]2007年皮尤全球民意调查（Pew Global Attitudes Survey）要求10个非洲国家的老百姓把中国和美国对自己国家的影响进行比较。其中9个非洲国家的61-91％的受访者表示，中国的影响对他们的国家比较好，比例上大大超过了美国。2009年的皮尤调查抽查了26国的百姓关于中国的态度。其中仅有的两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尼日利亚和肯尼亚，分别有85%和73%的人对中国表示好感，好感率分别为26国中的第二（仅次于中国本土）和第四。[119]中国在非洲的一个重要意义是，西方国家和企业可能需要对自身在非洲大陆的作为进行更多的反省。 “中国在非洲”的话语，特别是关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对发展的影响，今后将持续下去，而读者将对相互竞争的观点进行权衡。2009年西方主流媒体出现过一个对中非关系比较公正的报道。[120]如果我们关注一下在非洲人们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可能已经发现，许多非洲人对于这种二元对立保持谨慎的态度。许多非洲人正在拒绝让这种话语来转移人们对非洲在世界体系中处于长期屈从地位的关注，这个世界体系本身建立在剥削和侵权的基础之上。注释：[1]参见Maxi Schoeman, “China in Africa: the Rise of a Hegemony?” 刊载于China and Africa: Partners in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Dan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openhagen, Aug. 23, 2007.[2]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话语在美国最盛行，而在1998年联合国通过发展权的决议时，只有美国拒绝承认这种权利。参见 “US Votes Against Development as Basic Human Right,” Inter Press Service (IPS), Dec. 10, 1998.[3]参见 “Patron of African Misgovernment,” New York Times (下注简称为NYT), Feb. 19, 2007, 页3.[4]参见Yaroslav Trofimov, “In Africa, China's Expansion Begins to Stir Resentment,” Wall Street Journal (下注简称为WSJ), Feb. 2, 2007, 页 4.[5]参见Jian Junbo, “China's Role in Africa,” Beijing Review 6: (February 8, 2007),页 15.[6]美国政府已经注意到了中国在非洲的吸引力。参见James Swan (副助理国务卿), “Remarks to Columbia University's Third Annual China Symposium,” Apr. 20, 2007, www.state.gov/ p/af/ris/rm/83474.htm ; Darren Taylor, “African Respect for Chinese Expatriates Grows” VOA News, May 8, 2007, www.voanews.com/english/Africa ... se-Expatriates-Grows.cfm.[7]参见Robyn Dixon, “Africa Holds Attractions for China Leaders.” Los Angeles Times (下文简称LAT), Jan. 31, 2007; “China,” Mbendi: Information for Africa, 2007, http://www.mbendi.co.za/land/as/cj/p0005.htm; “Foreign Firms are Driving our Surplus,” Xinhua (下文简称XH), March 12, 2007; “Goodwill Gives Obama Added Leverage in Africa,” Reuters, July 9, 2009; “China SOEs Move to Fill Africa Investment Gap,” Business Daily Update, June 16, 2009; “China Says Export Slide Deep,” 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 (UPI), Aug. 13, 2009.[8]参见“World must do more for Africa, China’s Premier says,” Agence France Presse (下文简称AFP), May 16, 2007.[9]参见 Hany Besada, “China in Africa – a Reliable Friend?” Taipei Times, March 25, 2007:页8.[10]参见Harry Broadman, Africa’s Silk Road: China and India’s New Economic Frontier (Washington: World Bank, 2006):页11-12, 81; “Africa Trade Profile,” Africa News, July 21, 2009; “Continent Must Engage China with Win-Win Strategies, Mmegi (博茨瓦纳报纸), Oct. 20, 2009; “AGOA’s Poor Show Blamed on Issues ‘Unique’ to Continent,” The East African (肯尼亚报纸),July 6, 2009。2005年中国棉花进口约21%和钻石进口的26％来自非洲。非洲原木出口约15.4％到了中国。参见 Ron Sandrey, “The African Merchandise Trading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Inside Asia, 2006 (3-4):8-10.[11]参见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U.S.-African Trade Profile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Trade Administration, 2006):1, 2, 12；“US Trade Preference Programs,” CQ Congressional Testimony, Nov. 17, 2009.; “Reforming African Economies Continue to Reap Benefits,” US State News, Sept. 7, 2009；“AGOA’s Poor Show Blamed on Issues ‘Unique’ to Continent,” The East African, July 6, 2009。[12]参见“Analysis of China’s Energy Import and Export,” XH, Mar. 19, 2007; “China Oil Demand Seen at 7.01 mln bpd,” XH, Nov. 10, 2006; “China’s Thirst for Energy Complicating Global Policy,” Petroleumworld. com, Jan. 18, 2006, www.petroleumworld.com/story06011809.htm; “China Oil Dependence Sparks Concerns,” Radio Free Asia, Jan. 5, 2009.[13]参见 Erica Downs, China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06):31. 与此相类似的是，尼日利亚对美国的原油出口占美国原油进口的11％。参见“US Warns of Al-Qaeda Attacks,” This Day (下文简称TD，尼日利亚报纸), September 7, 2007.[14]参见B. McKenna, “Don’t Expect ‘Energy Independence’ to Clear the Air on Climate Change,” Globe & Mail (多伦多报纸)(G&M), Jan. 30, 2007 (美国2006年消耗的石油中60.3%为进口。); David Bird, “Africa Tops Mideast for US Crude,” Houston Chronicle (下文简称HC), Feb. 25, 2007 (美国2006年进口的石油22%来自非洲).[15]参见David Nason, “Troubled Waters Over Oil’s Future,” The Australian, June 20, 2005.[16] John Ekongo “China and Equal Partner to Africa,” New Era (纳米比亚报纸), May 6, 2009; “Full Text of Chinese Premier's Press Conference in Egypt," XH, Nov. 10, 2009。[17]参见Peter Brookes, “Into Africa: China’s Scramble for Influence and Oil,” Heritage Lectures No. 1006 (Washington: Heritage Foundation, 2007):2; Hamish Macrae, “We Fail to Work with China at our Peril,” The Independent, Feb. 14, 2007:32.[18]参见Bassam Fattouh, “The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Oil Pricing System: a Critical Assessment,” 刊载于 Robert Mabro (编辑), Oil in the 21st Century: Issue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41-100.[19]参见Peter Custers, “Unequal Exchange and Poverty in African Countries Exporting Primary Commodities.” European Conference of People’s Global Action. Sept. 2, 2002, www.nadir.org/ nadir/iniativ/agp/ pgaeurope/leiden/poverty_africa.htm. “不同类的交易”（disparate exchange）主要是指通过直接或间接的交易，一方获取的商品是财富，而另一方获取的商品却是社会财富的浪费，比如一方获取的是财富类的石油，而另一方获取的是武器，武器属于社会财富的浪费。参见Peter Custers,“The Civil War in Sudan and the Trading Mechanism of Disparate Exchange,” European Conference of People's Global Action PGA, Sept 2, 2002, www.petercusters.nl/file/11.[20]参见Terry Lynn Karl,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Oil,” 刊载于 Cutler Cleveland (编辑), Encyclopedia of Energy (San Diego: Elsevier, 2004). 安哥拉每100万桶石油在美国创造的就业岗位是在安哥拉创造就业岗位的两倍。参见 Keith Myers, “Petroleum, Poverty and Security,” (London: Chatham House Africa Programme Briefing Paper 2005):6.[21]参见 Lynn Cook, “Big Oil Hashes Out Issues with State-Run Firms,” HC, Sept. 17, 2004.[22]从1956年到2005年，中国为非洲国家的900个基础设施项目提供了440亿美元的低息或无息贷款。参见 “China Looks to Africa with an Eye to Reaping Financial and Political Gains,” Associated Press (下文简称AP), June 18, 2006.[23]参见Robert Shephard, et al., “Financing Infrastructure in Africa,” Gridlines No. 13 (Sept. 2006):2.[24]参见Tony Elumelu, “Obstacles and Opportunities to Financing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in Sub-Saharan Africa: the UBA Experience” (Washington: UBA 2006), www.africacncl.org/downloads/2006_IC/Elumelu.pdf; United Nations, 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2007 (New York: UN DE&SA, 2007):105.[25]参见“Financial Collaboration a New Focus in China-Africa Economic Cooperation,” XH, May 17, 2007；“China’s Emerging Role in Africa,” Grid Lines (Washington: World Bank, s.d.,2008?), www.eu-africa-infrastructure-t ... erging-role-in-africa.pdf。 到2007年年中为止，中国进出口银行已为非洲的有关项目提供了132亿美元的贷款；仍未偿付的贷款占该银行业务的20%。参见“Briefing: Asia Banking,” Asia Pulse, July 30, 2007. 这些贷款中，给电力行业的贷款占40％，交通运输占20％，电信占12％，水占4％，给多领域的承诺占24％。参见Broad (2005):275。 2007年承诺的200亿美元将用于资助中国的“高科技”产品的出口，目的是建设非洲的基础设施。参见Wang Jian-Ye, What Drives China’s Growing Role in Africa?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07):10; “The Export-Import Bank of China,” http://english.eximbank.gov.cn/profile/introduction.jsp.[26]参见“G8 Raps China for Lending $20b to Africa,” 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 (UPI), May 21, 2007. 八国集团把减免债务称作援助。如果不算这部分援助，那么从2005年到2006年八国集团对非洲的援助下降2%。参见Jeffrey Sachs, “Empty Promise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下文简称SCMP), Apr. 24, 2007。中国不把减免债务称作援助。参见Darren Taylor, “Chinese Aid Flows into Africa,” VOANews, May 8, 2007, www.voanews.com/english/Africa ... id-Flows-into-Africa.cfm.[27]参见“Angola: Oil Backed Loan Will Finance Recovery Projects,” Integrated Regional Information Networks (IRIN), Feb. 21, 2005, www.irinnews.org/ report.asp?ReportID=45688; IRIN, “Angola: Cautious Optimism for 2005, Jan. 14, 2005, www.irinnews. org/report.asp?ReportID=45077; “Angola/China: an Example of South-South Cooperation,” Angolan Press Agency, Mar. 25, 2004; Cindy Hurst, China’s Oil Rush in Africa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the Analysis of Global Security 2006):10.[28]参见Lucy Corkin, “Angola Flexes New-Found Muscle,”Business Day (下文简称BD)(South Africa报纸), Mar. 23, 2007; Gill, “China’s Expanding Role . . . , 2007:9. 一位匿名的审稿人告诉我们一个未公开的信息，说中国对安哥拉的贷款总共达到130亿美元。[29]参见“China-Africa Ties Come Under Fresh Scrutiny,” The Nation (肯尼亚报纸), December 12, 2006; “Beijing Summit: Implications for Africa,” TD, Nov. 5, 2006; Michael Phillips, “G-7 to Warn China over Costly Loans to Poor Countries,” WSJ, Sept. 15, 2006:A2.[30]参见“It’s Trade Not Aid that will Lift Africa from Poverty,” East African (肯尼亚报纸), November 8, 2005.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在2003年支付了82亿美元的利息; George Kerevan, “So we all Take to the Streets. Will it Work?” Scotsman, June 2, 2005.截止2005年，尼日利亚、肯尼亚和赞比亚等国把其国家预算的40%用于偿还债务。参见“Debt in Africa,” Mbendi, www.mbendi.co.za/land/af/p0060.htm.[31]参见Deborah Brautigam and Adama Gaye, “Is Chinese Investment Good for Africa?”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Feb. 14, 2007, http://www.cfr.org/region/143/africa.html.前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认为，减免债务将引起道德风险，因为它会鼓励被减免债务的国家在将来借贷之后又期望更多的债务减免。参见The White Man’s Burden: Why the West’s Efforts to Aid the Rest Have Done So Much Ill and So Little Good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06). 当然，中国至今一直对非洲国家减免债务，这并不能保证中国在将来还会继续这样做。[32]参见“Chinese Investors Outpace Indians, British in Ghana,” AFP, June 17, 2006.[33]参见Andrea Goldstein, et al. China and India: What’s in it for Africa? (Paris: OECD 2006):53.[34]参见Frank Ching, “Cosy Ties, but China Needs to do more for Africa.” Business Times, July 13, 2005.[35]参见Jennifer Brea, “China’s New Scramble for Africa,” American.Com: a Magazine of Ideas Online, www.american.com/archive/2006/ ... -new-scramble-for-africa.[36]参见“Signing On,” Petroleum Economist, Oct. 2004:1.[37]参见John McMillan, “Promoting Transparency in Angola,” Journal of Democracy 16:3 (2005)155-169.[38]参见John Ghazvinian, Untapped: the Scramble for Africa’s Oil (New York: Harcourt 2007).“资源灾祸”在这里指的是一种悖论，即自然资源的丰富不仅没有给一些国家带来更多经济增长和发展，反而使它们有较少的经济增长、更多的发展恶果。[39]参见Nicholas Shaxson, Poisoned Wells: the Dirty Politics of African Oil (New York: Palgrave 2007): 217-218. 虽然一般西方不认为中国考虑透明度，然而惠特克男爵夫人（Baroness Whitaker）在英国上议院辩论中说，由于中国与国际组织的联系“中国可能会支持采掘业透明度倡议的原则”。参见“Africa: Chinese Investment,” Lords Hansard, Feb. 6, 2007: Column 670.[40]参见Afeikhena Jerome, et al., “Addressing Oil Related Corruption in Africa: Is the Push for Transparency Enough?” Review of Human Factor Studies 11(1) (2005):7-32.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泽纳维（Meles Zenawi）曾表示：“西方人若认为他们可以买到非洲的善政廉政，这将是错误的想法，善政廉政只能来自内部。中国根本没有威胁非洲的善政廉政与民主的改革，因为只有土生土长的才有成功的机会”。参见“Ethiopia: PM Opposes ‘Neo-Liberal’ Economic Reforms,” Africa News, Feb. 17, 2007.[41]参见Scott Pegg, “Can Policy Intervention Beat the Resource Curse? Evidence from the Chad-Cameroon Pipeline Project,” African Affairs (下文简称AA) 105/418 (2005):1-25.[42]参见Joshua Eisenman and Joshua Kurlantzick, “China’s Africa Strategy,” Current History 105 (691) (2006):219-224; Michael Klare and Daniel Volman, “The African ‘Oil Rush’ and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Third World Quarterly 27:4(2006):22-35; Gregory Kane, The Strategic Competition for the Continent of Africa (Carlisle PA: US Army War College 2006); Donovan Chau, Political Warfare in Sub-Saharan Africa: US Capabilities and Chinese Operations in Ethiopia, Kenya, Nigeria, and South Africa (Carlisle, PA: USAWC, 2007).[43]参见“U.S. Military to Help Secure Oil,” Vanguard (尼日利亚报纸), May 22, 2007； “The Oil Need that Fuels US ‘Outreach’ in Africa,” Washington Post (WP), May 28, 2009。[44]参见Michael Klare, Blood and Oil: the Dangers and Consequences of America’s Growing Dependence on Imported Oil (New York: Metropolitan, 2004):144; Lauren Ploch, “Africa Command: US Strategic Interests and the Role of the US Military in Africa,”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May 16, 2007.[45]参见Paul Lubeck, et al., “Convergent Interests: US Energy Security and the ‘Securing’ of Nigerian Democracy,” International Policy Report, Feb., 2007:10. 在暗中操纵尼日利亚2007年的选举之后，美国宣称尼日利亚是一个战略伙伴，将继续与尼日利亚合作。 参见Constante Ikokwu, “US: Nigeria Still Strategic Partner, Despite Election Flaws,” TD, May 19, 2007.[46]参见Paul Moorcraft, “Strange Bedfellows in Khartoum,” BD, June 22, 2007; Greg Miller, “U.S. Relies on Sudan Despite Condemning It,” LAT, June 11, 2007 (美国和苏丹情报部门“每日都安排互访”); US State Dep’t, Country Reports on Terrorism, April 30, 2007, http://www.state.gov/s/ct/rls/crt/2006/82736. htm (美国国务院的国家报告称苏丹是“与恐怖作战的坚定的伙伴”).中国为苏丹提供了20%的武器进口，俄罗斯则为她提供了40%的武器进口。参见Mark Bromley and Andrea Goldstein, “What China Model can do for Africa,” Financial Times, Feb. 16, 2007。法国和其他国家也为苏丹提供武器，参见F. William Engdahl, “Darfur: Forget Genocide, There’s Oil,” Asia Times, May 25, 2007, www.atimes.com/atimes/China_ Business/IE25Cb04. html.关于中国在劝说苏丹同意联合国维和人员进入达尔富尔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请参见Jonathan Holslag, “China’s Diplomatic Victory in Darfur” (Brussels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2007)。尽管有达尔富尔问题，在2005年苏丹南北议和之后，美国石油企业重新对苏丹的石油产生了兴趣，参见Matthew Chen, “Chinese National Oil Companies and Human Rights”, Orbis (Winter 2007):41-54.印度与中国和马来西亚合作开发苏丹的石油。印度支持苏丹关于达尔富尔问题的立场。 参见Luke Patey, “A Complex Reality: The Strategic Behavior of Multinational Oil Corporations and the New Wars in Sudan” (Copenhagen: Danish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6):37.[47]参见Jedrezej George Frynas and Manuel Paul, “A New Scramble for African Oil? Historical, Political and Business Perspectives,” AA 106:423(2007):229-251。非洲最大的石油出产国尼日利亚的石油95%由五个西方公司所生产：壳牌石油公司、埃克森公司、雪佛龙公司（Chevron）、道达尔石油公司（Total）和阿吉普石油公司。出处同上。[48]参见Darren Taylor, “Concerns Mount about Chinese Oil Interests in Africa, VOANews, May 3, 2007, www.voanews.com/english/Africa ... Chinese-Oil-Interersts-in–Africa.cfm; Nicholas Freeman, The Dragon on the Nile: China’s Pursuit of Energy Security in Sudan (Annapolis: US Naval Academy 2006):79.[49]参见Michael Wines, “China’s Influence in Africa Arouses Some Resistance,” NYT, Feb. 10, 2007:3; “Frankenstein in Africa: China Sets Out to Destroy Africa’s Manufacturing Sector,” Jan. 1, 2007, http://pundita.blogspot.com/2007/01/frankenstein -in-africa-china-sets-out-html .[50]参见“Zambia to Initiate Campaign to Boost Local Products Consumption,” XH, Aug. 16, 2005；Nigel Harris, The Return of Cosmopolitan Capital: Globalization, the State and War (London: Taurus, 2003)。在生产T恤衫之类产品上，许多非洲国家同样不能与拉美国家进行竞争。参见Uma Subramanian and Matthias Matthijs, “Can Sub-Saharan Africa Leap into Global Network Trade?”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4112 (2007).[51]参见“Africa a Frontier of Opportunity for Expanding China,” AP, February 8, 2007; Catherine Fournet-Guerin, “New Chinese Immigration in Antananarivo,” Chinese Perspectives, No. 67 (2006):45-57.[52]参见《中国个体商人淘金非洲 艰苦创业“敢想敢干”》，人民网2005年8月17日, http://chinese.people.com.cn/GB/42316/3622666.html.[53]参见“Is the Awakening Giant a Monster,” The Economist, Feb. 13, 2003.[54]这些消费者并不仅仅是基本商品的购买者。许多非洲企业购买的中国商品通常包括机器、生产原料和批发商品。参见“How Chinese are Taking Over Kampala’s Business Hub,” New Vision (乌干达报纸), May 2, 2007.[55]参见Jane Kennan and Christopher Stevens. Opening the Package: the Asian Drivers and Poor-Country Trade (Brighton: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IDS], 2005):2.[56]参见“China to Promote Trade, Economic Links with Africa in 2006,” XH, January 6. [57]参见Chris Edwards and Rhys Jenkins, The Effect of China and India’s Growth and Trade Liberalisation on Poverty in Africa (London: UK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05):28-29, 38。这种研究当然没有考虑到走私商品，走私品中的消费品和非消费品的比例不得而知。[58]参见Nick Thiong’o, “China Unveils Move to Curb Sub-Standard Exports,” Kenya Times, Nov. 23, 2006。中国商务部要求在非洲的中国企业雇佣当地的工人，并遵守国际安全标准。参见Gill and Riley, “The Tenuous . . .,” 2007:47。中国国务院发布了“鼓励企业海外投资并使其标准化的九条原则”，要求中国海外企业遵守当地法律，保护劳工权利和环境，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参见Stephen Marks, “The Summit in Beijing,” Pambazuka News, Dec. 14, 2006.[59]这并不是说，在某些领域和在特定条件下其影响不会显著。参见Raphael Kaplinsky, et al., “The Impact of China on Sub Saharan Africa,” April 2006, http://www.ids.ac.uk/ids/global/Asian ... fs/DFIDAgendaPaper06.pdf.[60]参见Robert Devlin, The Emergence of China: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Table 5.5.[61]参见Karen Palmer, “Asian Imports Gutting African Textile Trade,” SCMP, Dec. 14, 2005:9. 非洲2003年的纺织品和服装出口总价值为23亿美元，比4000亿美元的世界贸易的1%还要少。参见“How Many Will Closure of Textile Company Affect?” New Era (纳米比亚报纸), Jan. 22, 2007.[62]参见Peter Quartey, “The Textile and Clothing Industry in Ghana,” 刊载于 Herbert Rauch and Rudolph Traub-Merz (编辑), The Future of the Textile and Clothing Industry in Sub-Saharan Africa (Bonn: Friedrich-Ebert-Stiftung, 2006):135-146。到2005年3月为止，该工业仅仅雇佣了3000人，出处同上，第136页.[63]参见Rudolf Traub-Merz, “The African Textile and Clothing Industry: From Import Substitution to Export Orientation,” in Rauch and Traub-Merz, The Future . . ., 2006:9-35。 2001年的纪录片《T恤衫的全球之旅》（T-Shirt Travels）表明，在1991年赞比亚市场向二手服装开放之后，所有的服装工厂都倒闭了。参见http://www.pbs.org/independentlens/tshirttravels/film.html。有些人声称中国商品破坏了津巴布韦的纺织工业。参见“Cheap Chinese Goods Destroyed Zim Economy”，The Namibian, August 28, 2007。然而国际纺织品、成衣、皮革工人联合会的领导人指出，“津巴布韦20000个纺织品和服装业就业岗位的丧失，直接或间接起因于从西方进口旧衣服。”参见“Western Charity Undermines African Textiles,” New Internationalist, no. 373 (Nov. 2004):1。津巴布韦的纺织品和服装生产商把津巴布韦的去工业化归因于进口二手服装、西方强加的结构调整计划和干旱。参见Simone Field, The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the Second-Hand Clothing Trade: the Case of Zimbabwe, 未出版的博士论文, Coventry University, 2000:301.[64] 2003年二手衣服占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进口价值总量的26.8%。参见Sally Baden and Catherine Barber, “The Impact of the Second Hand Clothing Trade on Developing Countries,” Oxfam Briefing Paper (2005):5, http://www.maketradefair.com/en/assets/english/shc_0905.pdf.[65]参见“Social Forum Best Placed to Question World Order,” East African Standard (肯尼亚) (下文简称EAS), January 22, 2007; Gloria Otieno,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Poverty in Kenya: A Case Study of the Cotton Textiles Subsector (Nairobi: Kenya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and Analysis, 2006). [66]参见Raphael Kaplinsky and Mike Morris, “Dangling by a Thread: How Sharp are the Chinese Scissors?” (Brighton: IDS 2006):vi, http://www.ids.ac.uk/ids/global/AsianDriverpdfs/ RKDanglingbyathread.pdf.[67]参见Duane Newman, “Duane’s World,” BD, December 4, 2006; Mills Soko, “SA Can Cut Lessons from Chinese Cloth,” BD, Oct. 19, 2006.[68]参见“Lesotho Shows Textile Woes are About More than China,” BD, July 1, 2006. 中国纺织品出口的约三分之一是由“外商”企业生产的，主要是香港或台湾的企业。 参见“E-TV Interview with Charge d’Affaire Mr. Zhou Yuxiao,” PRC Embassy, South Africa, April 13, 2006, www.fmprc.gov.cn/eng/wjb/zwjg/zwbd/t246214.htm; Mills Soko, “The Lessons of China’s Rag Trade Revolution,” Cape Argus (南非报纸), Feb. 1, 2007. [69]参见“Poorer Nations Feel China’s Weight,”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下文简称IHT), Apr. 3, 2007:14. [70]参见Gumisai Mutume, “Loss of Textile Market Costs African Jobs,” Africa Renewal 20(1) (2006):18-22; Kaplinsky and Morris, “The Impact . . .” 2006:34.[71]参见John Miller, “Nike to the Rescue? Africa Needs Better Jobs, Not Sweatshops,” Dollars & Sense, Oct. 21,2006. [72]参见“Textiles No Longer Hanging by a Thread,” IRIN, July 3, 2006; Stephanie Hanes, “Hey, Nice Clothes, But are They Ethical,”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Oct. 13, 2006:1; “Textile Producers Get a Boost from Trade Bill . . ,” allAfrica.com, Dec. 12, 2006. [73]参见Ralaivelo Maminirinarivo, “The Textile and Clothing Industry of Madagascar,” in Jauch and Traub-Merz, The Future . . . 2006:178-192; “A Nice Dairy Tale,” Economist, Dec. 9, 2006; “International Textile Markets Rushing on for Eco-Friendly Fabrics,” World Trade Review, Apr. 1-15, 2007; 参见“Madagascar: Outlook for 2007-08: Economic Growth,”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Mar. 7, 2007；“Community of Eastern and Southern Africa (COMESA)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Stephen Karangizi Testifies Before House Ways and Means Sub-Committee,” Fair Disclosure (FD) Wire, Nov. 17, 2009; “Business Presses Administration for Quick Madagascar AGOA Business Decision, “ Inside US Trade, Oct. 30, 2009.[74]参见“Moroccan Textiles Manufacturers . . .” Reuters (TV), Mar. 28, 2007, http:rtv.rtvlondon.co.uk/2007-03-28/30fb69ca.html.[75]参见Traub-Merz, “The African Textile . . .,” 2006:17, 25. 南非工会估计丧失了60000—70000个就业岗位，然而开普敦大学经济学院发现丧失的就业岗位是以上数字的三分之一；其他就业岗位被非正式化了。参见Dave Marrs, “Chinese Textile Quotas a Case of Too Little, Too Late,” BD, Nov. 13, 2006. [76]参见Kaplinsky, “The Impact . . .,” 2006:13。非洲对美出口的成衣所使用的织料85%来自亚洲，其中主要来自中国。参见“AGOA Forum 2006: Stakeholders Seek Ways to Broaden AGOA Opportunities,” http://agoa.info/?view=.&story=news&subtext=687.[77]参见“Lesotho Shows . . .,” 2006. 也可参见 Kaplinsky, “The Impact . . .,” 2006:13, 26.[78]参见Lumengo Bonga-Bonga, “China Can Help Revive the African Textile Industry,” Univers Foreign Affairs, December 7, 2006, www.tilburguniversity.nl/unive ... fairs/0607/12/bonga.html. Interview with Prof. Bonga-Bonga; Johannesburg, Aug. 1, 2007.[79]参见“Quotas on Chinese Textile-Clothing Imports Start,” China Monitor (南非出版物) No. 14 (Jan. 2007):16。这些配额从2007年3月开始废除，因为一些纺织品和服装制造商不能从中国得到织料，从而引起就业岗位的丧失，而这正是配额所要防止的。参见Mathabo Le Roux, “Minister Rows Back on Chinese Imports,” BD, Mar. 29, 2007:1。南非的工业把这些配额看作一种胜利。参见“High Hopes as New Talks Start in Clothing Industry,” Business Times, May 13, 2007。参见Ethel Hazelhurst, “Imports from China Fall,but Products Take Detour to SA,” Star , Sept. 3, 2007；Don Ross, “Let Quotas on Clothing and Textile Imports Die,” The Star (Johannesburg), May 28, 2008。[80]参见“China to Make More Efforts to Help Africa Develop Textile Industry,” XH, Oct. 18, 2006; “E-TV Interview . . . 2006.[81]参见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 Asia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Africa: Towards a New Era of Cooperation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07):12, 19, 51, 56-57.[82]参见“China Plays Increasing Role in Continent’s Development,” IPS, May 17, 2007； Chen Deming, “Cooperation Benefits All People,” Business Daily Update, Nov. 9, 2009;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Builds on Africa’s Capacity: Chinese Premier,” XH, Nov. 8, 2009.[83]参见UNDP, Asian Foreign . . . 2007:55-56.[84]参见Brautigam and Gaye, “Is Chinese Investment . . ..,” 2007.[85]参见“Africa to be More Attractive for Chinese Investors,” XH, Feb. 3, 2007.[86]参见Trofimov, “In Africa . . .,” 2007; Olin Freeman, “Africa Discovers Dark Side of its New Colonial Master,” Sunday Telegraph, Feb. 4, 2007; Robyn Dixon, “Africans Lash Out at Chinese Employers,” LAT, Oct. 6, 2006; Roy Carroll, “China’s Goldmine,” Guardian, Mar.28, 2006.[87]参见Alastair Fraser and John Lungu, For Whom the Windfalls: Winners and Losers in the Privatisation of Zambia’s Copper Mines (Lusaka: Civil Society Trade Network of Zambia and Catholic Centre for Justice, Peace and Development, 2007).[88]参见Christian Aid, A Rich Seam: Who Benefits from Rising Commodity Prices (London: CA, 2007):21.[89]参见Dixon, “Africans Lash . . . ,” 2006. NFCA声称要在未来的支出计划中推动有关矿工的“企业社会责任计划”，关于这一点，请参见“Zambian Councilor Praises Chinese Investment,” XH, July 14, 2007; “Chambishi Mines Launches Social Responsibility Plan,” Times of Zambia (下文简称TOZ), July 10, 2007；约翰•隆古（John Lungu）教授访谈, Copperbelt University（铜带省大学）, July 14, 2008。[90]参见John Craig, “Putting Privatization into Practice: the Case of Zambia Consolidated Copper Mines Limited,”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30:3 (2001):389-410; Christian Aid, A Rich Seam . . . 2007:21.[91]参见Fraser and Lungu, For Whom . . . , 2007:48.[92]参见Charlotte Mathews, “Metorex Ramps Up its Copper Exposure,” BD, Feb. 5, 2007; “Zambia: Conflict Looms Over Revision of Mineral Tax,” IPS, Nov. 15, 2005.[93]参见“State Gets $71 Million Tax from Mines,” TOZ, Feb. 22, 2007.[94]参见Christian Aid, A Rich Seam . . ., 2007:22. 2007年夏天孔科拉铜矿（Konkola）和坎桑希铜矿（Kansanshi）发生了罢工，导致随后罢工组织者被枪杀。参见“FQMO Fires Four Kansanshi Miners,” TOZ, July 27, 2007; Andy Blamey, “Lost Output from Strikes around 39,000 mt: Barclays,” Metals Week, August 6, 2007.[95]参见Christian Aid, A Rich Seam . . .: 24.[96]西方媒体经常引用一个政客谈论这个等级论。盖伊•史考特（Guy Scott）是一个白人农场主，前农业部长，反对派爱国阵线（Patriotic Front）的总书记，他说：“我们一直都碰到坏人。白人是坏人，印度人更坏，但是中国人最坏”。参见Chris McGreal, “Chinese Influx Revives Colonial Fears,” Guardian, Feb. 9, 2007.[97]参见“Zambia Opposition Chief Files Complaint Over Amin Comparison,” AFP, Sept. 17, 2006.[98]参见Amos Malupeng and Brighton Phiri, “Sata Visits Taiwan,” The Post (赞比亚报纸), Feb. 6, 2007.[99]参见Ni Yangshuo. 2006. “Servir d’intermediaire pour Faciliter les Rapports entre la Chine et le Nigeria” (To serve as an intermediary to facilitate rapport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Chinafrique. No. 10,www.chinafrique.com/zf-2005/2006-10/2006.10-hz-1.htm； “’The China Man is the Rider, the African is the Horse’: Sata,” TOZ, Dec. 18, 2009; “The Might of China,” TOZ, Dec. 21, 2009。[100]参见UNDP, Asian Foreign . . . 2007:59-60; Craig Timberg, “From Competitors to Trade Partners,” WP, Dec. 3, 2006.[101]西方人常常预设因为中国国有建筑公司有中国政府的补贴，所以它们在非洲能承受较低的利润率。但是实际情况是建筑公司在中国国内建筑市场获得的利润率就很低，平均只有2-3%。参见“High Debt Rate, Price War Haunt China’s Construction Industry,” XH, Mar. 21, 2007。至于在中国政府资助的非洲工程中，中国企业是否有优势获得合同，这一点还有待证实。[102]参见World Bank, Global Development Finance (Washington: WB, 2003):95.[103]参见Ernest Harsch, “Foreign Investment on Africa’s Agenda,” Africa Recovery 17:2 (July, 2003):12-16; “Encouraging Businesswomen in Africa,” 2002, www.cipe.org/publications/overseas0002/features/ encouraging.html (1997年美国所属的公司在非洲的利润率是25%，而在世界范围内是12%)。[104]参见UNDP, Asian Foreign . . . , 2007:57-59。中国也在其它非洲国家建筑大型冶炼厂，例如赞比亚和埃及。参见“How China is Cementing Resources Globally,” Asia Pulse, Aug. 20, 2007; “CITIC to Construct Smelter in Egypt,”IHT, September 12, 2006.[105]参见“China Cobalt Firms Mull Congo Plants After Export Ban,” Reuters, May 9, 2007.[106]参见Shashank Bengali, “An African Building Boom Made in China,” Star Tribune (美国明尼阿波利斯报纸), Sept. 18, 2006:13A；Africa Business Initiative, US Chamber of Commerce, “Inside the Boardroom: How Corporate America Really Views Africa,” 2009, http://www.usafricainvestment.com/pdf_files/14930_Inside-2.pdf。[107]参见James K. Jackson, “US Direct Investment Abroad: Trends and Current Issue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06:3[108]参见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US-African . . . ,”2006:13。关于西方石油企业在非洲投资的统计数据，请参见贺文萍， “中非关系发展触动了谁的神经”, 《世界知识》，No. 19 (2006): 30-32.[109]参见“Good Man in Africa,” China Daily, May 11, 2007.[110]参见Kevin Kerr, “Into Africa: Commentary: China’s Tentacles Reach Throughout the Continent,” MarketWatch, Jan. 9, 2007，www.marketwath.com/news/story/ ... F38F-31C4-45A7-8048-168C; Will Hutton, “Does the Future Really Belong to China?” Prospect (Jan. 2007), www.prospect-magazine.co.uk/article_details.php?id=8174.[111]参见William Hartung and Frida Berrigan, “Militarization of U.S. Africa Policy, 2000-2005,” World Policy Institute Arms Trade Center, http://worldpolicy.org/projects/arms/reports/AfricaMarch2005.html；Daniel Volman, “Obama Moves Ahead with Africom, The Zeleza Post, Dec. 13, 2009, http://www.zeleza.com/ blogging/u-s-affairs/obama-moves-ahead-africom-daniel-volman。 根据2007年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武器转让数据库（http://armstrade.sipri.org/），从1997年到2006年美国向12个非洲国家出售武器的总销量为64.15亿美元，而同时期中国向13个非洲国家出售武器的总销量为5.64亿美元。[112]参见“African States Urged to Maintain Stability,” EAS, May 6, 2004; Nick Mathiason, “Western Bankers and Lawyers ‘Rob Africa of $150bn Every Year,’” Independent, Jan. 21, 2007, p.1; Africa All Party Parliamentary Group, The Other Side of the Coin: the UK and Corruption in Africa (London: AAPPG, 2006):20; “$11.5 Trillion Siphoned Offshore,” Public Agenda (加纳报纸), Mar 10, 2006, www.ghanaweb.com/public_agenda/article.php?ID=4951.[113]关于非洲人才外流到发达国家和非洲专家在中国接受培训的比较，请参见Barry Sautman and Yan Hairong, “Friends and Interests: China’s Distinctive Links with Africa,” African Studies Review 50:3 (Dec. 2007).[114]比如有人认为中国支配着苏丹和津巴布韦，保护这些国家的政权，使西方不能推动“民主和人权”。参见Barry Sautman and Yan Hairong, East Mountain Tiger, West Mountain Tiger: China, the West and ‘Colonialism’ in Africa (Baltimor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Series on Contemporary Asian Studies, no. 182, 2007); Schoeman 2007.[115]一个美国官员曾说：“说美国政府和私人领域 对‘中国在非洲’的话题着迷，这还是保守的说法。”参见Claudia Anyaso, “Remarks at the China in Africa Today Seminar,” US Department of State, March 6, 2007, www.state.gov/p/af/rls/rm/81652.htm.美国众议院非洲小组委员会副主席曾说：“中国对非洲的投资日益增多，这是个令人忧虑的事。我们必须关注这个问题，以防中国在非洲完全站稳脚跟。”参见Kathy Legget, “China’s Expansion into Africa Poses New Challenges for the US,” WSJ, March 30, 2005:1。 美国关于“中国在非洲”的讨论把中国当作一个非西方国家对美国霸权的挑战。参见Steven Weber, “A World with the West,” National Interest (July-Aug. 2007)。在一个对7500个美国人进行的民意测验中，一半的应答者认为中国对非洲的影响是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巨大威胁”或“威胁”。参见“UPI/ZogbyPoll: China’s Influence in Africa,” UPI, July 27, 2007.[116]援助政策的问题超出了本文的范围。然而，据经济学人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估计，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2000年到2006年期间，为非洲提供了55亿美元的援助。 参见Africapractice, The Impact of the Chinese Presence in Africa (London: Africapractice 2007):8。中国外援的44%是给非洲的；而美国用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援助要少于其援助预算的1%。参见“Comoran President Praises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as Model,” XH, Oct. 23, 2006; Torcuil Crichton, “When it Comes to Africa, Bush has More on his Mind than Aid,” Sunday Herald (苏格兰报纸), June 12, 2005. 直至马英九在台湾上台以前，两岸在非洲存在“政治承认”的竞争。2008年时，只有四个非洲国家和台湾有外交关系。此后，两岸暂停了在非洲的竞争。参见 “Minister Francisco H.L. Ou from the Taiwan Foreign Ministry Gives a Talk at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Research Express 8:10 (May 22, 2009), http://research.ncku.edu.tw/re/news/e/20090522/1.pdf.[117]参见“China Means Well in Africa – Ngatjizeko,” The Namibian, Apr. 3, 2007; “A Scramble for the Continent that We May Not Gain From,” EAS, Mar. 27, 2007.[118]参见Emma Mawdsley, “China and Africa: Emerging Challenges to the Geographies of Power,” Geography Compass 1 (2007):1-17; Paul Moorcraft,“Why Beijing is Winning in Africa.” BD, Feb. 2, 2007.[119]参见Global Unease with Major World Powers (Washington: Pew Research Center, 2007):45. 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 “Opinion of China,” 2009, http://pewglobal.org/database/?indicator=24[120]参见David Pilling, “Africa Builds as Beijing Scrambles to Invest,” FT, Dec. 10, 2009.

两篇，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

第一届世界华文文学奖得主王安忆与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学奖得主陈映真，二十年前在美国的一场历史性聚会。由马来西亚《星洲日报》聘请台湾、中国大陆、香港、美国杰出文学评审进行的「世界华文文学奖」，2003年选出第二届得奖人：小说家陈映真先生（《忠孝公园》）。联副特刊登王安忆这篇新作，向陈映真致贺，也期望年轻的作家能向戮力前行的前辈致敬。

这首词是七五年五月三日深夜，毛泽东在其住所召集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王、张、江、姚，会议长达二个小时，在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同大家讲起东汉末魏、蜀、吴三国，特别是东吴的故事。还让叶剑英背诵南宋词人辛弃疾的这首词。

概述选文要点。《忧郁的文化政治》2010年3月19日出版，多篇选自Loss: the politics of mourning, David L. Eng,David Kazanjian eds.

台大社会系教授陈东升的研究报告指出，台湾地方派系经济来源主要是操弄地方土地分区使用和开发的权力，介入土地、山坡地、观光风景区及工业土地的开发，以台北县为例，十三个派系中，就有九个介入房地产事业，其利益累积规模之大，相当程度取代传统区域联合独占的经济利益。 台湾第二次土改造成的黑金政治，中国大陆不可不引以为戒

北京从明万历年间便成为 昆曲艺术的重镇和中心之一,在宫廷和民间出现了持久的广泛流播、大红大紫的局面。其后虽然屡遭磨难,仍爝火不息,成为昆曲艺术的重要流派。

我事先就知道，在今天我也许会找不到合适的话来说。     因此，请原谅，要是我来致辞，我读的并不是我认为自己必须说的话（难道有人知道在这样的时刻他必须说什么吗?），而完全只是为了不要让沉默摧垮别的一切——我读的只是我能够从沉默中撕扯下来的一些碎片，此时此刻，在这沉默的深处，我和你们一样，无疑会身不由己地把自己封闭起来。     我是在最近24小时内才得知路易的死讯的，当时刚从布拉格返回——而那个城市的名字对我来说已显得如此暴虐，使我几乎念不出它的发音1。 　     但我知道，我一回来就必须给他打电话：我已经答应过他我会的。     在我最后一次与他通电话的时候，现在在场的诸位当中就有人陪伴在路易身边，你们可能还记得：当我答应出行回来就会给他打电话并且去看望他的时候，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我可能听到路易发音的最后一句话是："如果我还活着，那么，给我打电话，过来看我，赶快。"我当时用打趣的语调回答他，为的是找个地方躲开自己的焦虑和悲伤，"OK，我给你打电话，过去看你。"     路易，我们再也没有那样的时候了，我再也没有气力给你打电话，跟任何人说话——甚至跟你说话（你是那么的渺茫，又是那么的亲近：在我这里，在我内心），我甚至没有多少气力对你周围的人讲话，即便他们就像今天这样，是你的朋友，我们的朋友。     我不忍心说任何往事，或者致一篇颂词：有太多的话要说，但不是在此刻。在场的我们的朋友、你的朋友，明白为什么在现在讲话——并且继续把我们的话题对准你——几乎是卑鄙的。但沉默同样无法忍受。我受不了沉默的念头，就好像你——在我内心——也受不了这个念头似的。     某个亲密的人或者朋友去世之际，如果有人曾经与他分享过这么多时光（在这点上我是幸运的：自从1952年，那个辅导教师把一个青年学生——也就是那时的我——请进他的办公室以来，自从我后来在同一地方，在他身旁工作过将近20年以来，我已经有38年的生活，以无数种奇特的方式与路易阿尔都塞的生活联系在一起），如果有人幸好记得昔日的那些轻松时刻和开心笑声，正如有人记得在紧张热烈的工作、教学和思考中、在哲学的和政治的polemos[战争]中度过那些时刻，进而记得那些创伤和最最苦难的时刻，那些戏剧和哀痛——那么，在这位朋友死时，大家都知道，通常会有那种内疚的痛楚，固然是自私的，也是自恋的，但又是无法抑制的，出现在对自己的抱怨和怜悯--即自己对自己的怜悯——之中，出现在这样的说法之中（其实我正在这么说，因为这个惯用的说法仍然从未失去过传达这种同情的真实意义的作用）："我生命的整整一部分，我对于活生生的自我的长久而热烈的追寻，在今天被打断了，它结束了，因而也和路易一起死掉了，为的是像过去那样继续陪伴他，只是现在不再有任何回报，并将被黑暗彻底吞没。"终结的东西，路易带走的东西，不只是我们在这样那样的时刻将会分享的这里或那里的这样那样的事物，它就是世界本身，是世界的某个开端--当然是他的世界，但也是我在其中生活过的世界，是我们在其中经历过独一无二的故事的世界，这个世界是无论怎样都无法补偿的；对于我们两人来说，它总会有这样那样的意义，尽管这种意义于他于我是不可能相同的。它是一个为我们而存在的世界，唯一的世界，是一个陷入深渊的世界，没有任何记忆能够从这个深渊里解救它（即使我们保持着记忆，而且我们愿意这样做）。     即使我在因朋友的死亡而抱怨自己死亡这样的活动中发现了某种让人无法忍受的暴力，我也没有任何想要避免这样做的意思：它是继续把路易留在我心中、继续通过把他保存在我心中来保存我自己的唯一方法，正如我敢肯定的，我们大家都在这样做，每个人都带着对他的记忆，这记忆本身只因这种哀悼活动而存在，只因它从历史中撕下的片断而存在--那是一段如此丰富而又独特的历史，一场依然令人不可思议的凶杀悲剧，它与我们时代的历史是如此的密不可分，对于我们时代的整个哲学的、政治的和地缘政治的历史是如此的重要--对于这后一种历史，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凭借他自己的印象来领会。然而有过如此众多的印象——无论是最美好的还是最可怕的--都永远不能和带有路易阿尔都塞名字的那场独一无二的冒险分开。我想，我可以代表所有今天在场的人这样说：我们对这个时代的归属关系已经被他、被他在一切活动中所寻求、试验和付出高昂代价的东西打上了不可磨灭的印记--那些坚定的、迟疑的、专断而又关怀他人的、矛盾的、合乎逻辑或突然爆发的、像他本人那样充满超乎寻常的激情的活动。这种激情没有给他留下片刻的喘息，因为它耗尽了他的一切（由于它的戏剧性节奏、它的广漠、它的沉默的和令人眩晕地后退的巨大空间，那些给人深刻印象的中断反过来又被种种论证、有力的侵袭和强烈的火山爆发所打断；他的每本书都保存着这些爆发过程最初改变周围风景的燃烧的痕迹）。     路易·阿尔都塞穿越了那么多生活--我们的生活，首先是穿越了那么多个人的、历史的、哲学的和政治的冒险，以他的思想和他的生存方式、言谈方式、教学方式所具有的辐射力和挑战力，改变和影响了那么多话语、行动和存在，给它们打上了印记，以至于就连最形形色色和最矛盾的见证也永远不可能穷竭它们的这个源泉。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与路易阿尔都塞有着不同的关系（我说的不光是哲学或政治）；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知道，透过他或她的单棱镜，他或她只能瞥见某个方面的奥秘（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不可穷竭的奥秘，但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这个奥秘对他来说也同样深不可测）；事实上，无论在当代还是别的时代，在学术圈内还是圈外，在尤里姆街还是法国的其它地方，在共产党和其它党派内还是超越于所有党派，在欧洲还是欧洲以外，路易对于他人而言都是完全不同的；事实上，我们每个人在某个时刻、在这样那样的时代，都爱着一个不同的路易阿尔都塞（正如这是我至死不渝的命运）--他的这种丰富的多样性，这种绝对过度的充裕，为我们缔造了一个契约，就是不要总体化、不要简单化、不要阻挡他的步伐、不要使轨迹凝固不变、不要追求某种优势、不要抹杀事物也不要抹平，尤其不要做自私的打算、不要据为己有或重新据为己有（即使是通过那种名为拒绝而实为打算借此达到重新据为己有之目的的悖论形式），不要占用过去和现在从来都不可能据为己有的东西。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千张面孔，但是那些认识路易阿尔都塞的人知道，在他那里，这条规律得到了一个光彩闪烁的、令人惊奇的、夸张的范例。他的工作的伟大，首先是因为它所证明的东西和它为之冒险的东西，是因为它带着那种复数的、散碎的和时常被遮断的闪光所跨越的东西，是因为它所承受的高风险和忍耐力：他的冒险是孤独的，不属于任何人。     说到那些曾经引起我和他的分歧、甚至于引起我们对立的事情（这些对立或者是隐含的，或者不是，有时还是严峻的，所关系到的既有小事也有大事），我并不感觉为难（就像我必须在这里说话那样），这是因为它们从来没有为了那些差异的缘故而真正损害这份对我来说更加宝贵的友谊。因为我任何时候都不可能认为，在我仍然与他共同居住的这些地方，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或者由他所引发的事情，与一系列的剧变、火山的震荡或觉醒、我们时代--我和你们一样都会与他分享这个时代--个别的或集体的悲剧有丝毫不同。尽管那一切也许已经让我们彼此远离或者分开了我们，但我从不能够、也从没有打算过要评论（也就是说，以旁观者的中立来评论）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或者由他所引发的事情。而由于他所做的和由他所引起的每件事情都占据了我整个的成年生活，直至占据了我们都在思考的那些苦难经历，为此，我将永远心存由衷的感激。我同样感激那种无法补偿的东西。当然，最多出现在我眼前的，至今最生动的，最亲近的和最珍贵的存留物，还是他的面容，路易英俊的面孔，高高的额头，他的微笑，他在宁静时刻（在场的诸位当中有许多人都知道，的确存在这样宁静的时刻）所具有的一切--这一切散发着仁慈，施与着爱也要求着爱，对于正在成长的年轻人表现出无比的关怀，对于尚待理解的迹象的出现表现出好奇的警觉，因为这一切颠覆着秩序、规划、表面的和谐以及可预见性。留给我的至今最生动的东西，是在那张面孔的容光里表露出一种桀骜又宽容的洞察力，时而安之若素，时而欢欣鼓舞，就像他间或会有一些生命力爆发的情形那样。我最热爱他的地方（可能因为这是他的缘故），由于那些别人可能比我更了解、比我了解得更直接的事情而最让我迷恋他的地方，是那种高贵的意义和趣味--是伟大的政治悲剧舞台所具有的某种高贵性，在那里，比生命更伟大的东西攫住了演员个人的躯体，使它偏离方向或者无情地将它撕碎。     有关阿尔都塞的公共话语在把那些专名所引起的回声谱成乐曲的时候，让诸如孟德斯鸠或卢梭、马克思或列宁等名字产生共鸣--这些名字有如众多的路标或踪迹，在需要占据的领域里指示着方向。而那些有时在政治舞台的巨大帷幕背后得以走近阿尔都塞的人，那些得以走近医院的病房和病床边的人，知道他们还应该在这里如实地写上诸如帕斯卡尔、陀斯妥也夫斯基、尼采--以及阿尔托的名字。在内心深处，我明白路易听不到我说话：他只能在我的内心--我们的内心听到我的声音（无论如何，我们只能从自己内心的那个地方出发，在那里和另一个人、另一个终有一死的人的声音产生共鸣）。而且我知道，在我内心里，他的声音还在坚持说我并没有假装跟他说话。我也知道，我没有什么可以告诉这里在场的诸位，既然你们就在这里。     但是，在这座坟墓上空，在你们的头顶，我梦见自己正在向那些早已跟在他身后、或者说跟在我们身后的人说话，我看到他们（唉，有各种迹象表明）都太急于了解，急于解释，急于分类、确定、归纳、简化、结算和下判断，也就是说，太急于误解，从而把这里的问题归咎于一个过于奇特的命运，归咎于生存的、思想的和政治的磨难。我想请他们停一停,     花点时间来倾听我们的时代（我们不曾有过别的时代），耐心地解读由我们的时代出发就路易·阿尔都塞的生活、工作和名字所能认可和承诺的一切。不仅因为他的命运的多维度会令人肃然起敬（这也是对于时代的尊敬，其余的几代人，包括我们这一代人都是从这个时代里产生的），而且因为他们将从这一命运里辨认出依然裂开的伤口、伤痕或希望（它们过去和现在也同样是我们的伤痕或希望），到那时，这一切必定会教给他们有待倾听、阅读、思考和行动的事物中那些最根本的东西。只要我还活着，也就是说，只要记忆还伴随着我，让我想起在路易·阿尔都塞身边的共同生活中他所给予我的一切，那么我就要向那些不属于他的时代的人或者不愿意花时间再去关注他的人提醒这一点。我希望有一天能更令人信服地向路易阿尔都塞表达这一点，而无需说再见。     那么现在我要把发言权还给他，或者借给他。我要换一种方式说最后的话：让他再次开口。昨晚重读他的一些著作直到深夜，下面这段话，不管我读它还是把它挑出来在这里复述，总在纠缠着我。这段话出自他最早的文章之一，《贝尔多拉西和布莱希特》（1962）：     的确，我们首先被演出这样一种制度连结在一起，但更深刻的，是被那些未经我们同意却支配着我们的同样的神话和同样的主题，以及同样的被自发体验的意识形态连结在一起。的确，尽管像《我们的米兰》这样的戏剧典型地表现了穷人的意识形态，但我们却分吃同样的食粮，有着同样的愤慨、反抗和狂热（至少在记忆中会萦绕着这种急迫的可能性），更不必说对任何历史都无法触动的这个时代有着同样的绝望了。的确，和大胆妈妈一样，我们正面临着同样的战争，它近在咫尺，甚至就在我们内心，我们有同样可怕的盲目，同样的灰烬在我们的眼里，同样的泥土含在我们的口中。我们拥有同样的黎明和黑夜，脚边是同样的深渊：我们的无意识。总之我们分享着同样的历史--这是全部问题的出发点。          * 1990年10月22日，阿尔都塞去世；25日，葬礼在家族墓地举行。〖编者注〗     1 1981年12月，德里达赴布拉格与捷克反对派知识分子团体交流后，曾在布拉格机场以交易毒品为名被"威胁性"审讯并刑事拘留，后经密特朗总统和法国政府介入方获释放。而此次布拉格之行又与阿尔都塞竟成永诀，故有这种感受。〖编者注〗     2 1964年10月，德里达应阿尔都塞邀请出任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助理讲师，直至1984年（出任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教授）。〖编者注〗     3 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所在地。〖编者注〗     4 《皮科罗剧团，贝尔多拉西和布莱希特（关于一部唯物主义戏剧的笔记）》，收入《保卫马克思》。〖编者注〗     （孟登迎译 陈 越校） 

说明：本文是一份发言记录稿，最近以《中国政治新趋势》为题刊登于《南风窗》2014年第2期发表。由于篇幅所限，编辑对文章进行了删节和处理。这里发表的是原文全文。

这篇文章评论的是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2008重印本，是很好的一篇分析和导读。

"汪晖的四卷本著作《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卷帙浩繁，内容十分复杂。首卷围绕“理”与“物”的关系这一中心命题，探讨了宋明儒学的“天理”主题；次卷转向“帝国/国家”问题，先证明它们是西方（包括日本）在分析中国时使用的主导性的现代二元对立概念，再论证它们对理解清朝和民国的国家特性来说，具有基本的缺陷；第三卷对晚清和民初的重要思想家进行分析，并揭示出，在将旧的“天理”世界观重塑为“公理”世界观的时候，他们既纳入了西方式的科学公理观念，又保持了传统的对“天理”中的“理”的伦理—政治的关注；第四卷在上述背景下，讨论了现代“科学话语共同体”如何兴起为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的核心主题。四卷洋洋洒洒至一六○八页，仅“导言”一章，即长至百余页。"

访谈

本文提出，哈贝马斯自己实际上已给出另一种较为复杂的概念构造，它可以被发展为解决当下问题的一种办法。我认为，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是从那种并不适合于中国的近现代西方经验里抽象出来的一种理想构造。我们需要转向采用一种三分的观念，即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着一个第三空间，而国家与社会又都参与其中。

（选自《聋子的耳朵》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7年出版）作者序：这本集子不知为什么使我牵扯了许多心思，好像它在我的书架上是个不足月的婴儿。或者是因为有一种认为大街上匪患滚滚的心理，所以本来是流水茶饭，我却敏感而警觉，好像随时准备拔出匕首，刺入无影之中的敌腹。
　　在一个失聪的年代，一切判断的根据，只是“内在的听力”。也就是说，拒绝强制灌输塞入耳朵的喧嚣声响，用人的另一种本能，去听取茫茫沉默中的哑语本音。我暗暗下了决意，从此侧耳倾听，不仅调动体内的潜在听觉，而且调动各样的异色语言。从底层到空间，从民众到邻人，按照听到的世界真实的指引，决定一介作家之落笔。 ————张承志

此全文

百代公司，民国时代最大规模的唱片企业，既是民国时代斑斓多彩的城市生活中的一面，也是社会时尚、流行文化在 声音上的具现。

英文，耶鲁1991年注释版，带页码可引用。 On Narcissism: An Introduction

徐苹芳，扬之水，孙机，尚刚，赵园，许宏，白化文，陈星灿，赵超，刘跃进，赵珩，黄正建，刘扬忠，李零，罗世平，荣新江，陆建德，郑岩，刘玉才，蒋寅等就扬之水《奢华之色》恳谈会笔录

本文回顾了作者自己五十多年研究中的问题意识与学术动力，包括其中的关键感情因素，为的是向新一代的青年学者说明自己的经历，希冀会对他们的探索起到一点作用。

先把时间场景倒退到南岱和(Nanterre)。一个当代寓言在此开始。

2010年7月17日，四十余位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海内外学者在北大博雅国际会议中心聚会，以“别求新声——汪晖的学术世界与当代中国思想之进路”为题，召开了一次学术座谈会。会议共设立了四个议题：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问题、二十年来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思想论争与超越左右、当代学术生产与现实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