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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杰姆逊提出"历史健忘症"是指出一类西方后现代主义影片的特点，那么，我们这部电影里的"历史健忘症"所展现的"历史真实"则是一种"后革命时代"的"想象"、投射和移置，它带来的是一种"后革命时代"的英雄和爱情叙事，一种片面的"后社会主义"的自我认知。这些都使得它不但为一代青年立传的意图打了折扣，而且使得它意图为三个不同时代进行刻画甚至进行一种类似"民族志"的书写、一种批判现实主义的努力实际上受到扭曲。

2008年是充满危机的一年。首先，我们遭遇了食物危机，这对贫困的消费群体造成了显著的威胁，特别是对非洲的贫困人群。随之而来的是一次创纪录的油价增涨，威胁到了所有的石油进口国。最后，还有在秋季突如其来、而现在正以惊人的速度加剧着的全球性经济低迷。这场经济低迷有可能在2009年急剧恶化，而且很多经济学家预测将会发生一场全面的经济萧条，其规模甚至可能达到1930年经济大萧条的程度。当物质财富遭遇剧烈衰减的时候，那些本来已经处境艰难的人们将受害最深。现在出现的最激烈的问题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是什么？它是否需要变革？一些支持无约束的资本主义（unfettered capitalism）、拒绝变革的人们相信，将短期经济问题归咎于资本主义，是一种过分的谴责。他们认为这些问题是不良的政府管理（比如布什政府的不良管理）和不良的个人行为（或者约翰·麦凯恩在总统竞选中说的“华尔街的贪婪”）导致的。然而，另外一些人却看到了现行经济安排中的真正严重的缺陷，并想要进行改革，他们正在寻找一种被越来越多的人称为“新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 在1月于巴黎举行的一场名为“新世界，新资本主义”的论坛上，新、旧资本主义的观念扮演了活跃的角色。主持会议的法国总统尼古拉斯·萨科奇（Nicolas Sarkozy）和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进行了具有说服力的发言，指出变革的必要性。同样，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也提出“社会市场”——由共识─建构政策（consensus –building policies）的组合来约束的市场——这个旧的德国观念作为新资本主义的可能蓝图（虽然在最近的危机中，德国并不比其他的市场经济体做得更好）。 就长远而论，社会组织当然是需要改变的，这不仅仅是为了应对眼前的危机。在可能出现的很多问题中，我将分离出以下三个。首先，我们真的需要某一种“新资本主义”吗？我们原来的经济体系，并不是单一集中式的经济体系，它建立的基础是实践中产生的各种各样的制度，它的社会价值是我们可以从道德上进行辩护的。我们是否应该寻找另一种形式的新资本主义，或者，套用巴黎会议的说法，一个“新世界”，以建立一种不同的体制。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哪种经济学，特别是考虑到眼下的经济危机。我们如何评价理论经济学家所教导和拥护的、作为经济政策之向导的经济学思想。这包括，我们如何评价近几个月以来，随着危机的加剧而发生的凯恩斯主义之复兴。尤其是，目前这场经济危机指示我们去寻找哪一种体制、哪一种优先性。第三个问题，除了努力对长远的变革需要的是什么进行更好的评估之外，我们还不得不思考——快速地思考——如何在尽可能减少损失的前提下摆脱目前的危机。　　 　二　　 是什么特殊性质使得一个体制成为货真价实的资本主义体制（无论新的还是旧的）？如果要改革现行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那么，是什么令改革的结果是一个新的资本主义而不是别的东西？普遍的观点似乎认为，依靠市场进行经济交易是将一种经济体确认为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与此类似，依靠利润驱动和建立在私有权基础之上的个人报酬，被看作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然而，如果这些是必要条件，那么我们现行的经济体制，比如欧洲和美国的经济体制，果真是资本主义的吗？ 世界上所有的富裕国家，包括欧洲的富裕国家，和美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南韩、澳大利亚以及其他国家，已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部分地依靠非市场的交易方式和其他偿付方式了。这包括失业福利、公共养老金、其他形式的社会保障，以及教育供应、健康护理和其他一系列不通过市场安排来分配的服务。与这些服务相联系的经济权利，并不建立在私有权和财产权的基础之上。 同样，市场经济也并非仅仅依靠利润最大化来运转，它还依靠很多其他活动，比如维持公共安全和提供公共服务的活动，其中一些已经远远不是仅由利益驱使的经济活动了。在运转良好的时候，所谓的资本主义体制令人称道的表现，来自于一种混合机制（a combination of institutions）——公共基金教育、医疗护理和大众运输仅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这种机制不用依赖利润最大化的市场经济和局限于私有制的个人权利。 这个讨论的背后是一个更加基本的问题：在今天，资本主义是不是一个具有特定用法的术语？在历史上，资本主义观念确实具有过重要的地位，然而到如今，其有效性或许已经所剩无几了。 比如，亚当·斯密在18世纪的先驱性著作说明了市场经济的有效性和动力机制以及这种动力机制何以能够运转，特别是它怎样运转。正当这一运转机制强势地兴起时，斯密的研究提供了一份对于市场之运转的具有启发意义的诊断。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对于理解所谓的资本主义作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斯密说明了，自由交易是如何通过生产专业化、劳动分工和充分利用大规模经济，从而极为有效地促进经济繁荣的。这些学说直到今天仍然是非常切题的（有趣的是，为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赢得最近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作品对于国际贸易作出的令人印象深刻、高度精深的分析，和斯密230多年前的高瞻远瞩密切相关）。在18世纪对市场和资本运用的早期阐释之后，紧接着出现的经济学分析在主流经济学内部成功地建立起了一个牢固的市场观念体系。 然而，就在资本主义通过市场进程带来的积极贡献正被阐释和说明的同时，其消极的一面，也常常为同一些分析家所洞察。虽然大量的社会批评家（其中最突出的当属卡尔·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提出了影响深远的谴责，以及对它的最终取代方案，但是，即便是对于亚当·斯密来说，完全依靠市场经济和利润驱动的巨大局限性也同样是足够清楚的。事实上，包括斯密在内，市场运行的早期提倡者们并没有把纯市场机制看作是一种独立的、完美的运行体制，同样，他们也并不认为利润驱动就是所需的一切。 即便说人们寻求交易是出于私利（self-interest，根据斯密的著名说法——想要解释面包工、酿酒师、屠户和消费者为什么寻求交易，只需私利就足够了），但是，只有建立在不同人群的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一种经济才能有效运转。如果包括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活动在内的商业活动形成一种信用，即它们能够、并将会做自己承诺之事，那么，借贷者之间的关系就能够以一种互助的方式平稳地进行下去。正如亚当·斯密写道的： 一国人民若相信某银行家资产雄厚，行为诚实，处事谨慎，换言之，相信他有随时兑换现金的能力和意思，那银行家发行的本票，便可在社会上通用，无异于金币银币，因为人们深信用它们可以随时兑换金银货币。 [1] 斯密解释了为什么这种情况有时候并未发生，而且，我认为，对于商业和银行如今面对的由广泛的恐惧和不信任所带来的困难——这种恐惧和不信任冻结了信用市场，妨碍了信用的有序扩张——他不会感到特别困惑。 在这个背景之下，特别是考虑到“福利国家”是在斯密的时代之后很长时间才出现的，因而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在他的不同作品中，他对穷人和弱势群体的命运的极度关注（和担忧）是非常显著而令人惊讶的。市场机制最切近的不足之处，就隐藏在那些市场无所作为的事情之中。斯密的经济学分析根本不是把一切交给市场机制的“看不见的手”。他不仅支持国家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作用，比如教育和贫困救济（同时，要求那些接受援助的贫困者获得比当时的《济贫法》给予他们的更大的自由），而且他深深地关注可能存在的赤贫和不公正现象（除非消除它们，否则市场经济便是不成功的）。 很多自称追随斯密的人对市场的必然性和自足性缺乏清楚的区分，因而对斯密对市场机制的评估产生了一些误解。例如，斯密对食物市场的支持以及对国家限制食用粮食私人交易的批评，经常被解释为这样一种观点：任何国家干预必然会导致饥荒的恶化。 但是，斯密对私人交易的支持，仅仅是为了反驳那种认为停止食物交易就能够消除饥饿负担的信念。这并没有以任何方式否认，市场的运转需要国家行为通过创造工作岗位和收入来进行补充（比如，通过工作法案）。如果失业的急剧增长是因为不良的经济环境或者不良的公共政策，那么市场无法仅凭自身重新创造出那些失业者的收入。斯密写道，“新的失业者要么饿死，要么通过乞讨或犯罪——甚至可能犯极恶之罪——来维持生存”，而且“贫困、饥荒和死亡将会立刻弥漫……”[2] 斯密反对排斥市场的干预，但是不反对那些容纳市场并且以补充市场未做的重要事务为目标的干预。 斯密从未使用“资本主义”这个术语（至少在我能够搜寻的范围之内），然而，想要从他的著作中塑造出任何一种论证市场力量的自足性或论证接受资本统治的必要性的理论也是很难的。他讨论的是那些更加宽泛的价值的重要性，这些价值超越了《国富论》中的利润，在他的第一本书，正好在250年之前的1759年发表的《道德情操论》中，他对以非逐利价值为基础的强烈的行为需要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当他写道“审慎”是“所有德性中对个人最有用处的”，亚当·斯密接着说，“仁慈、正义、慷慨和公共精神，是对他人最有用处的品质”。 [3] 斯密认为，市场和资本在它们自己的领域之内运转良好，但是，首先，它们需要来自其他机构——包括公共服务，诸如学校——以及纯粹利润追求之外的价值的支持。其次，它们还需要来自其他机构的限制和纠正——例如设计良好的金融规则和国家对穷人的援助——以防止不稳定、不公正和不正义。如果我们想要寻找一种组织经济活动的新方式，它包括对各种公共服务和考虑周良的规则的合乎实效的选择，那么，我们会是在跟随，而不是背离斯密对资本主义所作的辩护和批评中所描绘的改革计划。 　　 　三　　 历史地看，直到新的法律体系和经济实践对财产权进行保护，并使得一个建立在所有权基础之上的经济能够运转的时候，资本主义才出现。在商业道德使得契约行为变得可以维持并且不再昂贵——比如，不再需要对疏怠职责的契约方进行持久的诉讼——之前，商业交易是无法有效进行的。在因腐败而获取的高利润受到限制之前，对生产性行业的投资也不能够繁荣。利润导向的资本主义始终要依靠其他制度性价值的支持。由于充斥着衍生物的二级市场和其他金融工具的迅速发展，与交易相联系的道德和法律的义务及责任在近些年来已经变得难以辨认。现在，一个误导借贷者承担轻率风险的次级贷款的贷主，可以将金融资产转移给远离原初交易的第三方。可问责性被严重削弱了，监督和规范的需要变得更加强烈。然而，就在同一时期，由于越来越相信市场经济的自我调控性质，政府（特别是美国政府）的监督任务被急剧缩减了。恰恰在更需要国家监督的时候，被需要的监督却收缩了。去年实际发生的灾难就是这一隐患的结果，它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今天这场困扰着世界的金融危机。金融活动之规范的不足，不仅牵涉到非法活动，而且隐含着过度投机的倾向。正如亚当·斯密所说，这一倾向将很多人掌控在他们的紧张得令人窒息的利润追逐之中。斯密将那些过度的求利风险的鼓吹者称为“投机分子”，这一说法是对过去几年中的次级贷款放债人的绝好形容。例如，在讨论反高利贷法的时候，斯密希望国家规范在那些鼓吹不稳定贷款的“投机分子”面前，为公民提供保护： 这样，国家的巨大资本，就不能为想赚钱并有利使用的人所用，而落入那些浪费者和破坏者的手中。[4] 对于市场经济的自我纠正能力的盲目信任，在很大程度上，要为美国的制度规范之被取消负责，它如此忽视投机分子的活动，足以令亚当·斯密震惊。 目前的经济危机，部分产生于一种对于市场进程的明智性的过度高估，而现在，这场危机正在被金融市场和一般的商业领域中的焦虑和信任缺失所加剧，这种焦虑和不信任在市场对一系列刺激计划（包括对奥巴马新政府于2月份通过的7870亿美元计划）的反应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也许不是巧合，斯密在18世纪就已经指出了这些问题，尽管如此，它们还是被近些年来的权威人士所忽略（特别是在美国），并且被那些一直忙着引用亚当·斯密以支持无约束的市场的人们所忽略。 　　 四　　 就在近来亚当·斯密被大量引用（即使没有被大量阅读）的时候，最近又出现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强盛复兴。确实，我们正在经历的、令我们步步濒临经济萧条的渐进式经济低迷（the cumulative downturn）具有明显的凯恩斯主义特征：一个人群的收入降低导致他们的消费衰减，进而反过来导致其他人群的收入降低。 然而，只是在非常局部的意义上，凯恩斯能够是我们的救星。并且，在对目前危机的理解中我们需要超越他的视角。有一个经济学家在当前的重要性被严重低估了，他是凯恩斯的对手庇古（Arthur Cecil Pigou），他和凯恩斯同时代，并且也在当时的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庇古远比凯恩斯更加关注经济心理学（economic psychology），以及它影响商业循环、塑造和强化把我们推向经济萧条的商业衰退（恰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的方式。庇古将经济波动部分地归咎于“心理原因”，它包括： 人们（他们的行为控制着产业）的心理波动，这种心理波动来自对商业预期的不当乐观或不当悲观所导致。[5] 很难忽略这一事实，即在“相互强化的低迷”的凯恩斯效应之外，今天，我们强烈遭遇到了“不恰当的悲观主义的错误”。庇古特别强调，当经济被过度的悲观主义控制时有必要解冻信用市场： 因此，在其他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商业失败的扩散是广还是窄，取决于银行贷款的获得，在面对需求危机的时候，是易还是难。[6] 尽管美国和欧洲的经济拥有新的资产流动性的大量注入（大部分来自于政府），然而银行和金融机构直到现在仍然不愿意解冻信用市场。其他商业领域也在持续衰退，这部分上是对已经衰减了的需求的反应（凯恩斯主义的“乘数”过程），但同时，这也是由于恐惧普遍消沉的气氛中未来需求的走低（庇古主义的传染性悲观主义）所造成的。 奥巴马政府不得不处理的一个问题在于，起因于金融管理不善和其他违规现象的现实的危机，被一场心理崩溃放大了好几倍。现在，在华盛顿和其他地方正被讨论的再生信用市场的方案，包括紧急融资（企业要求对真正放贷的金融机构进行补贴），政府购买不良资产，针对偿款失败进行保险，以及银行国家化（这最后一个提议令很多保守派吓坏了，正如交给银行的公共资金被私人控制让关心可问责性的人们感到担忧一样）。迄今为止，市场对于政府提出的方案的回应很冷谈，这说明，这些政策中的每一个都要求部分地评估其对商家和消费者的心理影响，特别是在美国。 　　 五　　 还有一个理由，也能够说明庇古和凯恩斯之对比的重要性。尽管凯恩斯非常关注如何增加总收入的问题，但是他对财富和社会福利分配不公问题的分析，却相对较少。相比之下，庇古不仅有对福利经济学的经典研究，而且他率先把对经济不公的评测作为经济和政策评估的主要指标。[7] 既然在每一种经济体内部，以及在全世界，最贫穷者的苦难迫切需要关注，那么政府和商业之间的支持性协作的作用就不能仅限于相互协调推进经济。在安排对目前危机的反应方案时，在不择手段地进行普遍性经济扩张时，我们有进行批判的必要，并给予社会底层以特别的关注。受到失业威胁、缺乏医疗护理并且遭到经济和社会的双重剥夺的家庭承受了尤为严重的打击。凯恩斯主义在处理他们的问题上面的局限性，需要引起我们更大的注意。凯恩斯需要被补充的第三个方面，涉及他对社会服务的相对忽视——事实上，在这个课题上面，甚至奥托·冯·俾斯麦都比凯恩斯谈得更多。我们时代的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包括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和肯尼思·阿罗（Kenneth Arrow）已经在讨论市场经济在提供公共福利（比如教育和健康护理）方面的重大缺陷；通过对“外部效应”（external effects）——市场交易的收益和损失并非仅限于直接的买者和卖者——的强调，庇古也对这个课题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当然，这是一个长期的话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医疗护理不能保证提供给所有人的话，那么经济低迷的阵痛将会更加剧烈。例如，在缺乏国民医疗服务的情况下，每一次失业都将导致更大的问题，即失业者被排除在基本的医疗护理之外，这要么是因为收入的丧失，要么是因为和工作绑定在一起的私人医疗保险的丧失。美国目前的失业率为7.6%，而严重的匮乏状况已经出现。值得一问的是：几十年以来，包括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在内的欧洲国家，何以能够在失业率高得多的情况下成功避免生活质量的全面崩溃？答案部分在于，欧洲福利国家的运转方式具有比美国强大得多的失业保险，而且，更重要的在于，欧洲国家向全民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市场机制提供面向全民的医疗保健的失败是臭名昭著的，其最显著的体现是美国，另外是在1979年废除了全民医疗保健之后的中国，卫生和保健事业的进展出现了急剧的停滞，也体现了这一点。在那一年的经济改革之前，国家或合作社向每一个中国公民提供了健康护理的保障，即便水平相当低。在取消了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和官僚控制的工业单位这种对生产有害无益的制度之后，中国获得了高于任何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但同时，在对市场经济的信任的引导下，中国也取消了全民医疗保健制度；而且在1979年改革之后，健康保险不得不由个人购买（除了在一些相对罕见的情况下，国家或某些大公司向它们的雇员或家属提供保险）。由于这一转变，中国在人均寿命方面的增速放缓。即便在中国的总体收入急速增长的时候，这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而当中国经济急剧减速的时候（正如现在的情况），它便注定要成为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现在，中国政府正在尽力逐步地重新引入面向全民的医疗保险，而奥巴马之下的美国政府，也致力于使得健康保险全民化。中国和美国的调整进程都有漫长的路要走，但是在应对经济危机以及实现两种社会的长期转型方面，这一调整应该是居于核心地位的。 　　 六 凯恩斯的复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经济分析和政策分析，但是我们的视野必须更广一些。尽管在当代经济学界，凯恩斯经常被看作是某种“反叛”人物，然而，他实则更接近一个新资本主义的领袖，他关注的焦点在于力图使市场经济的波动稳定化（从而，相对较少关注商业波动的心理原因）。尽管斯密和庇古被人们认为是更保守的经济学家，然而，很多关于非市场机构和非逐利价值的重要性的深刻洞见，来自于他们而非凯恩斯及其跟随者。 危机，并非仅仅提出了一个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当下挑战，它也提供了一个处理长远问题的机会，因为这时候人们愿意重新考虑那些已经建立起来的传统。这就是为什么目前这场危机使得那些曾被忽视的长远话题变得重要起来：比如环境保护、全民医疗服务，以及公共交通的必要性（这一点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被严重忽视了，而且，甚至直到奥巴马政府宣布首批政策的时候——也就是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它仍然被远远地放在局外）。经济的承受能力当然是一个问题，然而，正如喀拉拉邦的印度政府的范例所表明的，以相对较低的成本建立面向全民的由国家保障的全民医疗服务是可能的。因为中国在1979年取消了全民健康保险，所以，虽然喀拉拉邦在人均收入水平方面远远低于中国，但是由于一直实行全民健康保险，喀拉拉邦在平均生活水平和婴儿死亡率等指标方面，却已经实质性地超过了中国。因此，对于贫穷国家来说，机会也是存在的。但是，美国面临着最大的挑战。在世界范围内，它的人均医疗保健支出水平已经是所有国家中最高的了，然而它在医疗保健方面的成绩仍然相对较低，而且有超过4000万人口缺乏医疗护理的保障。这里的问题部分上缘自于公众的态度和理解。关于国民医疗服务的运行方式被严重扭曲了的观念，需要在公共讨论中加以纠正。例如，美国人普遍认为，在欧洲的国民医疗服务中人们不能对医生进行选择，可是这完全不是事实。 然而，对于现存的各种选择，也需要有一个更好的理解。在美国对健康改革的讨论中，人们过度地关注加拿大体制（在这种公共健康护理体制中，人们将很难获得私人医疗护理）；然而，西欧的国家健康服务既为全民提供护理，而在国家保险之外，也允许那些有钱并有此意愿者进行私人治疗，购买私人健康保险。为什么有钱人可以把他们的钱自由地花在游艇和其他奢侈品上面，却不允许他们购买MRIS或者CT扫描仪，这一点是不甚清楚的。如果我们从亚当·斯密的体制多样化的主张，以及调控多种动机的观点中获得提示，那么我们就可以采取实际可行的方案，对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进行巨大的改造。 我认为，目前的这场危机并没有要求一种“新资本主义”，但是它确实要求一种对旧有观念的新的理解，比如斯密的观念，以及和我们的时代更接近的庇古的观念，这些观念中有很多一直被我们可悲地忽视了。我们同样需要的是对于不同体制的实际运行方式具有更清楚的认识，并且认识到，从市场到国家机构的各种组织能够超越短期的解决方案，对建设一个更加合理的经济世界作出贡献。 （译者：陈斯一 ；单位：北大哲学系）[1]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edited by R.H. Campbell and A.S. Skinner (Clarendon Press, 1976), I, II.ii.28, p. 292. [2]Smith, The Wealth of Nations, I, I.viii.26, p. 91. [3]Adam Smith,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edited by D.D. Raphael and A.L. Macfie (Clarendon Press, 1976), pp. 189–190. [4]Smith, The Wealth of Nations, I, II.iv.15, p. 357. [5]A.C. Pigou, Industrial Fluctuations (London: Macmillan, 1929), p. 73. [6]Pigou, Industrial Fluctuations, p. 96. [7]A.C. Pigou, The Economics of Welfare (London: Macmillan, 1920). Current works on economic inequality, including the major contributions of A.B. Atkinson, have been to a considerable extent inspired by Pigou's pioneering initiative: see Atkinson, Social Justice and Public Policy (MIT Press, 1983). )(Atkinson受到了庇古开创性工作的巨大影响，见他的《社会正义和公共政策》（1983）。)(阿玛蒂亚·森：哈佛大学经济学和哲学教授，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本文首发于2009年3月26日《纽约书评》第56卷第5号。感谢作者惠赐本文中文首发权。)http://www.sunyefang.org/docs/disanqi/disanqi/19983.aspx

在"外嫁女"问题上，我们看到，正是男女平等的话语、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以及妇联组织这些富有社会主义特色的传统，在维护着少数和弱者的权益。在改革开放以来，许多社会主义传统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但起码对于"外嫁女"来说，这些传统仍然--虽然是孱弱地--保护着她们。

王澍设计了世博唯一乡村馆--宁波滕头馆。把旧材料用在新建筑上比全然抛弃好，同时我们也希望对旧建筑的保护能加强--人文与社会

[龙应台]不去正视失败原因，不对历史反省，而只图以夸大战争的受害来掩蔽曾是加害者也是自害者的身分，再以虚夸的口气说以「失败者」为荣，这只会把自己囚禁在内战的咒语中，无以救赎。

三十年于人生、于学术积累与变革，不算短了。今天我们来回顾和展望，我首先想到两点常见的误会，可以敲敲，做个引子。

平江路已经是古城中最后的保存着原样的街区，也已经是最后的仅存的能够印证我们关于古城记忆的街区了。

中国正在经历或已经经历了一场巨变。在经济领域，这个巨变主要表现为市场经济的创制；在社会领域，这个巨变主要表现为社会阶层和地区关系的结构性重组；在文化领域，这个巨变主要表现为市场机制在文化领域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这篇论文将从几个不同的角度论述这些巨变中的一个巨变，即"去政治化的政治"的形成。

在克孜尔石窟壁画里，有一些与佛教历史有关人物的故事和形象。其中有的人物在世界其他佛教艺术里是非常罕见的。因此，这些形象成为研究佛教历史的珍贵史料。同时也是研究龟兹佛教思想、派属和艺术造型的不可多得的可视资料。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是历史上真实的人物，他创立的佛教是古代印度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学术界研究佛教历史，主要依靠各类佛教经典的记载。然而，佛教经典里充满了浓重的神话色彩。尤其是佛教艺术，大量佛国世界的神奇，怪涎和虚构形象与历史事件、现实人物杂糅一起，有的历史人物被蒙上厚厚的神秘面纱。最明显的如佛教的菩萨，有许多都有出身事迹，有些可能是真实人物，但在佛教里，赋予他们的佛教神话色彩过于浓厚，很难说清哪是事实，哪是神话。故本文不去涉及这些人物。经过佛教史学家和艺术史学家的不懈努力，在佛教历史研究上，基本上理出了释迦牟尼生平和某些佛教历史人物比较清晰的脉络。本文所谓的“佛教史人物”是指佛教界认可的佛教历史上确有的人物。龟兹壁画里的这些人物，是按佛教经典而绘，与佛教故事交织一起，故龟兹石窟壁画形象，同样是虚与实，俗与神混处一起，历史事实与神异内容相交织。现对克孜尔石窟壁画里可以考察出比较重要而罕见的几个佛教史人物做些初步探索。一、频婆娑罗王梵名Bimbisara，音译还有瓶沙王、频毗娑罗王等，意译有影胜王、谛实王、形牢王等，是与释迦牟尼同时代的摩竭陀（Magadha）国王，西苏纳伽王朝第五世，是佛教事业的大力支持者。释迦牟尼成道前，他曾请释尊于成道后先到王舍城受其供养。佛成道后，频婆娑罗王在迦兰陀建立竹园精舍供佛和弟子居住，佛经中记其事迹颇多。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频婆娑罗王形象，比较突出的是“佛降伏六师外道”中的频婆娑罗王。克孜尔第80窟“佛降伏六师外道”画面最完整、最清晰。画面是：佛居中央，头上方有过去六佛，左侧为“婆罗门”装束的六师。六师上方是从天而下的密迹力士。佛的右侧即频婆娑罗王和夫人韦提希（Vaidehi）及家属。王与夫人等三人坐在有折背的方座上（图1、2）。此壁画集中了频婆娑罗王设法会，请佛与六师对诘、佛令密迹金刚打击六师和世尊以手指地，十八地狱显现，佛为地狱众生说法等情节。简练地表述了“佛降伏六师外道”的几个主要情节。这种“异时同图”是龟兹石窟壁画的绘画特点。汉文《贤愚经》（Damamfikanidana-sfitra）“降六师品”中有这些故事的描述。《贤愚经》是公元4世纪汉地僧人在于阗遇当地“无遮大会”（Pafica-varsika-maha），听长老（sthavira）讲经记录下来，回到内地整理成经的。在这个过程中，会有选择、加工、删改等情况发生。故《贤愚经》不能准确反映当时当地此故事的本来情况，但仍可互相对应。在大乘佛教经典中，亦有频婆娑罗王和夫人韦希提的故事。《观无量寿经》中的“未生怨”、“十六观”即讲述其子阿阁世王迫害父母频婆娑罗王和韦希提的故事。敦煌石窟里，根据《观无量寿经》绘制的《观无量寿经变》壁画在唐代十分流行。龟兹地区的库木吐喇石窟和阿艾石窟里也有《观无量寿经变》壁画的残片。其形象已是中原汉人的模样了。二、阿阉世王梵名Ajata~atru，又译作阿阁多沙兜罗王，意译未生怨王，系频婆娑罗王之子。早年受提婆达多教唆，囚禁父母，虐死父亲。后幡然悔悟，成为虔诚的佛教徒。佛灭度后，成为佛教教团的护法王，佛弟子迦叶举行结集佛教经典时，阿阁世王为大檀越（布施者），建造大石室并供给大量物资用具。阿阍世王于佛灭度前8年即位，共执政32年。现克孜尔石窟有8个洞窟保存有阿阁世王故事壁画，都出现在佛涅盘题材中。克孜尔石窟中心柱式洞窟的后室部分，均是描绘与佛涅盘有关事件的部位。阿阁世王故事均绘在后室右甬道内壁上。内容是阿阁世王闻佛涅盘的消息后，悲痛昏厥后又复苏的故事。画面为阿阁世王坐于水罐中，其旁是雨行大臣（Varsakara）手执绘有“佛传四相图”的图画，举给坐在罐中的阿阁世王观看。阿阁世王下方有倾倒的须弥山和陨落的日月。克孜尔第205窟（HOhlemitderMaya，2．Anlage），此题材壁画最为精彩，“佛传四相图”中清晰地绘出“树下诞生”、“降魔成道”、“初转法轮”、“涅盘”四个内容（图3）。另在第224窟有阿阁世王、王后与雨行大臣清晰的图像（图4）。能与克孜尔石窟壁画阿阁世王故事对应的汉文佛经是《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Mala-sarvastivada-vinaya·sudraka-vastu）第38卷。该经文是：未生怨王信根初发，彼若闻佛入涅盘者，必呕热血而死，……于妙堂殿如法图画佛本因缘，菩萨昔在都史天宫，将欲下生观其五事。欲界天子三净母身，作象子形托生母腹。既诞之后逾城出家，苦行六年坐金刚座，菩提树下成等正觉。次至婆罗尼斯国为五苾刍，三转十二行四谛法轮。……利益既周将趣圆寂，遂至拘尸那城娑罗双树，北首而卧入大涅盘。如来一代所有化迹既图画已。……时王见已问行雨言此述何事，彼即次第为王陈说一如图画。……王至园所见彼堂中图画新异，始从初诞乃至倚卧双林，王问臣曰岂可世尊入涅盘耶，是时行雨默然无对。王见是已知佛涅盘，即便号啕闷绝宛转于地，臣即移举置苏函中，如是至七方投香水。从此以后王渐苏息。[1]另外在克孜尔第224窟（Ma^ya^ hohle der 3．Anlage），此题材壁画内容更为丰富，增加了阿阁世王眷属和阿阁世王骑马出行的画面。三、提婆达多梵名Devadatta，又译地婆达多、调达等，意译为天热、天授、天与等。提婆达多是佛教史中十分重要的人物，是释迦牟尼叔父之子。幼时与释尊、难陀共习武艺，常与释尊竞争。释尊成道后随佛出家，于十二年间精进不懈。后因未能获得圣果而其心退转，渐生恶念。逐渐与释尊对立，后发展到欲夺佛教的领导权。遭到释尊反对后，自率五百徒众脱离僧团，自立“五法”与佛陀对立。提婆达多在王舍城有独立教团，得到阿阁世王的礼遇。后提婆达多教唆阿阁世王囚母弑父自登王位。提婆达多还多次谋害佛陀，犯有“五逆”大罪，最后提婆达多堕入地狱而终，但佛陀又因其临终前一念善心向佛，为他授记，六十劫（Kalpa）后成辟支佛（Pratyeka-buddha）。佛经里提婆达多事迹记载颇多，几乎有关佛传的经典里都有记载。克孜尔石窟壁画提婆达多故事主要表现他以石砸佛和放醉象伤佛的情节。这些故事多绘在龟兹石窟特有的菱形格内，画面较小，一般只有佛与提婆达多两人。提婆达多以石砸佛故事画面是：佛坐在金刚座（vajra^sana）上，一侧是提婆达多高擎巨石向佛砸去（图5）。《增一阿含经》卷四十九：尔时，世尊在耆阂崛山一小山侧。尔时，提婆达兜（多）到耆阉崛山，手擎大石长三十肘，广十五肘而掷世尊。是时，山神金昆罗鬼恒住彼山，见提婆达兜抱石打佛，实时申手接着余处。尔时，石碎一小片石，着如来足，实时出血。尔时，世尊见已，语提婆达兜曰：汝今复兴意欲害如来，此是第二五逆之罪。[2]值得注意的是，克孜尔壁画中的提婆达多的袈裟画成袒左式，以表示他背叛释迦牟尼正统教义，袒左袈裟鲜明地标示了提婆达多堕落成为佛教对立面的形象。醉象伤佛是提婆达多唆使阿阁世王令象师以酒将象灌醉，并持剑谋害世尊。克孜尔壁画一般没有提婆达多和阿阁世王的形象，而是只绘一大象鼻卷长剑向佛刺去（图6）。醉象伤佛故事在《增一阿含经》卷九：阿阉世曰：沙门瞿昙亦无圣道，不知人心来变之验。王阿阖世即勃象师，汝速将象饮以醇酒，鼻带利剑，即放使走，尔时，世尊将诸比丘诣城门，适举足入门。……时，五百比丘见醉象来，各各驰走，莫知所如。时，彼暴象遥见如来，便走趣向。侍者阿难见醉象来。在世尊后。不自安处。白世尊曰：此象暴恶，将恐相害，宜可远之。世尊告曰：勿惧。阿难，吾今当以如来神手降伏此象。如来观察暴象不近不远，便化左右作诸师子王。于彼象后作大大坑。时，彼暴象见左右师子王及见火坑。即失尿放粪。无走突处，便前进向如来。尔时，世尊便说此偈：汝莫害于龙，龙现甚难遇，不由害龙已，而得生善处。尔时，暴象闻世尊说此偈。如被火燃。即自解剑。向如来跪双膝。投地以鼻舐如来足……[3]克孜尔壁画除了绘出提婆达多现实形象外，还有他过去劫中与佛前世的种种恶怨的故事。这些都在佛本生故事壁画中出现。计有：“大龟因缘”、“九色鹿本生”、“猕猴王救花鬘人遇害”、“熊救樵人被害”等。这些故事中的忘恩负义者，均是提婆达多的化身。提婆达多砸佛事件还属于释迦牟尼的“九罪报”之鸠摩罗什（Kuma^rajiva）《大智度论》卷九说：何以故受九罪报。一者梵志女孙陀利谤。五百阿罗汉亦被谤。二者旃遮婆罗门女。系木盂作腹谤佛。三者提婆达推山压佛伤足大指。四者进木刺脚。五者毗楼璃王兴兵杀诸释予佛时头痛。六者受阿耆达多婆罗门请而食马麦。七者冷风动故脊痛。八者六年苦行。九者入婆罗门聚落乞食不得空钵而还。克孜尔壁画里除了提婆达多砸佛外，还有几个“九罪报”故事。这也是其他石窟所少见。②说明克孜尔石窟的“佛传”题材十分注重“因缘果报”的阐发。四、六师与释尊同时代的六位思想家，称为六师。他们是：删阁夜毗尼子（San~jaya Belatthioutta）、阿耆多翅舍钦婆罗（Ajita Kesakambala）、末伽梨拘舍梨（Makkhali Gosala）、富兰那迦叶（Purana Kassapa），婆浮陀迦旃那（PakudhaKaccayana）、尼乾陀若提子（NiganthaNataoutta）。六师所代表的思想与佛教的政治思想都属于反对婆罗门（brahman。）的“沙门（~ramana）思潮”。在当时印度社会民众中有广泛的影响。但佛教与六师有激烈的斗争。佛教以“契合真理”自居，认为其他派别均是“心游道外”，故称外道。克孜尔第80、97、114窟保存有较完整的“佛降伏六师外道”壁画，且都在中心柱洞窟的正壁或前壁上方显要位置上，画面比较大，显然是洞窟的重要内容。克孜尔石窟壁画六师的造型，均足龟兹壁画中的婆罗门的形态。有老者模样、有壮年形象，神态生动，别具情趣，将一场尖锐的斗争，描绘成非常平和的说理辩论（图7、8）。值得注意的是，在“佛降伏六师外道”壁画中，佛的上方绘出六个坐佛。表示释迦牟尼是承袭过去的毗婆尸佛（Vipadyin）、尸弃佛（S/ikhin）、毗舍浮佛（Vidvabha）、拘留孙佛（Krakucchanda）、拘那含牟尼佛（Kanakamuni）和迦叶佛（Ka~yapa）的法统，而具备无比伟力而能破斥诸外道的。五、多卢那梵名Drona，系拘尸那（Ku~inagara）城的婆罗门。汉译为香姓婆罗门。佛涅盘后，波婆（Pava）、遮罗频（Allakappa）、罗摩伽（Ramagama）、毗留提（Vethadipa）、迦毗罗卫（Kapila）、毗舍离（Veskya）、摩揭陀（Magadha）和拘尸那八国争分佛舍利。各国纷纷要用武力夺取，战争一触即发。多卢那自告奋勇调解纷争，将佛舍利平均分给各国，避免一场战争。《长阿含经》曰：时。香姓婆罗门受王教已，即诣彼城。语诸末罗曰：摩竭大王致问无量，起居轻利，游步强耶。吾于诸君，每相宗敬，邻境义和，曾无诤讼。我闻如来于君国内而取灭度。唯无上尊，实我所天。故从远来，求请骨分。欲还本土，起塔供养。设与我者。举国重宝。与君共之。时，诸末罗报香姓曰：如是，如是。诚如君言。……国内士民自当供养。远劳诸君，舍利分不可得。时，诸国王即集群臣，众共立议。……时。拘尸国即集群臣。众共立议。时，香姓婆罗门晓众人曰：诸贤，长夜受佛教诫，口诵法言，心服仁化。一切众生常念欲安。宁可诤佛舍利共相残害。如来遗形欲以广益。舍利现在但当分取，众咸称善。寻复议言。谁堪分者，皆言香姓婆罗门仁智平均。可使分也。时，诸国王即命香姓。汝为我等分佛舍利，均作八分。[5]在克孜尔石窟后室“八王分舍利”中都有多卢那的形象。最完整和清晰的一幅是现藏于日本的224窟的多卢那头像（图9）。六、须拔陀罗 梵名Subhadra，汉译名善贤、好贤等。拘尸那城120岁的婆罗门，聪明多智。得知佛在双林即将涅盘（nirvana），即要求见佛。佛为须拔陀罗宣示“八圣道”（aryastangikamarga），当夜就出家受戒，成为佛最后度化的弟子。皈依后不久，即得阿罗汉（arhat）果，并先佛灭度（nirva^na）。克孜尔石窟后室佛涅盘像下方多绘有须拔陀罗身穿白色大袍，面向佛坐于地上的形象（图10）。《长阿含经》记载：是时，拘尸城内，有一梵志，名曰须跋，年百二十，耆旧多智。闻沙门瞿昙今夜于双树间当取灭度。自念言，吾于法有疑，唯有瞿昙能解我意。今当及时自力而行。即于其夜，出拘尸城，诣双树间。至阿难所，问讯已，一面立，白阿难曰：我闻瞿昙沙门今夜当取灭度，故来至此，求一相见。……时。佛告阿难，汝勿遮止，听使来入。此欲决疑，无娆乱也。设闻我法，必得开解。阿难乃告须跋。汝欲觐佛。宜知是时，须跋即入。……须跋受教。……于是，须跋即于其夜，出家受戒，净修梵行，于现法中，自身作证，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得如实智，更不受有。时夜未久，即成罗汉。是为如来最后弟子，便先灭度而佛后焉。山克孜尔205窟阿阍世王故事中的四相图的“涅盘”里，须拔陀罗的形象更为鲜明。七、佛弟子有迦叶（Maha-ka~yapa）、阿难（Ananda）、乾荼、罗云、沙弥均头、优毗迦叶、大迦旃延（Mahakatyayana）、离越（Revata），大目犍连（Maudgalyayana）、阿那律（Aniruddha）、须菩提（Subhati）、侨陈如（Kaundinya）等。由于有些画面模糊，有些弟子身份尚难断定。佛弟子中最常见的是迦叶和阿难，主要在佛涅盘像的一侧，形象十分鲜明，迦叶为老者形象，阿难为青年形象。其他弟子集中在“须摩提女请佛缘”（Sumagadhi—nidana）中。须摩提女请佛故事是说：舍卫城（S/ya^vasti）长者之女须摩提，与其父共皈依佛教，后嫁给了信仰“裸形外道”（acelaka）的满财长者为妻。经过须摩提女的说服，满财长者皈依了佛教。此故事表现了须摩提女请佛与弟子到舍卫城进行种种神变（vikurvana）的情景。各弟子大显神通（abhijn~a^）乘各种变化之物在前，佛在最后，十分壮观。克孜尔石窟有“须摩提女请佛缘”故事壁画的有第178、198、205、224窟。各窟壁画佛弟子排列顺序不一。以比较完整的第224窟为例，佛弟子顺序与变化出之物是：乾茶背大锅、沙弥均头变出五百花树、罗云变出五百孔雀、优毗迦叶变出五百七头蛇、离越变出五百龙、大目犍连变出五百六牙白象、阿那律变出五百狮子、大迦叶变出五百马、后面应该是大迦旃延和须菩提，但已残缺（图11）。虽然“须摩提女请佛缘”展示了“神通”的神异故事，但这些弟子都是真实的人物。八、克孜尔石窟壁画中还有许多释迦家族中的人物，如释迦牟尼父亲净饭王（Suddodana）、母亲摩耶夫人（Maya）、姨母摩诃波阁波提（Maha^praja^pati）、妻子耶输陀罗（Yas/odhara^）、儿子罗喉罗（Rahula）和难陀（Nanda）等。克孜尔第206窟（Hohle mit der Fusswaschung）主室两壁上绘有释迦牟尼家属皈依（garana）佛教的壁画。（图12、13）克孜尔石窟壁画出现以上人物，都是佛陀一生圣迹的“佛传”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经与佛经查对，出现上述人物的“佛传”故事，大部能与《修行本起经》（Carya-nida）、《太子瑞应本起经》、《方广大庄严经》、《贤愚经》（Damamakanidana·satra）、《长阿含经》（Dirghagama），《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Mala-sarvastivada-vinaya-sudraka-vastu）等小乘经典对应上。特别是克孜尔石窟的涅盘题材，故事丰富，人物众多，许多情节与《阿含经·游行经》所述相符合。强化佛一生圣迹的宣示，主张“唯礼释迦”是小乘佛教最重要的理念，尤其是说一切有部（Sarvasti—vadin）特别注重对释迦牟尼传记作“阿毗达磨”（abhidharma）的考察。龟兹地区佛教深受印度西北迦湿弥罗（Ka~mira）佛教的影响。此地在公元l世纪后，为贵霜（Kusna）王朝所辖。贵霜王朝第三代统治者迦腻色伽（Kaniska），大力扶直佛教，推动佛教向外传播，对佛教东传起到巨大的作用。西域佛教就是在贵霜王朝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迦腻色伽曾举行佛教三藏结集。此次结集编汇了《大毗婆沙论》（vibhasa），自此，研究“阿毗达磨”的风气甚盛此国。盛行于印度西北一带的说一切有部也就成为注重“阿毗达磨”的佛教派别。随说一切有部在西域的传播，“阿毗达磨”思想在龟兹地区必然流行开来，克孜尔石窟壁画中释迦牟尼事迹的兴盛，即这种思想的表现。而且这种思想在龟兹长期流传，长久不衰。有以上内容的洞窟年代大致在公元5—7世纪间。这个时期的龟兹石窟壁画，除了继续表现“唯礼释迦”的内容外，又出现了“佛降伏六师外道”、“降魔成道”、“须摩提女请佛”、“梵天劝请”等重大题材。大家知道，公元4世纪时，龟兹佛教高僧鸠摩罗什（Kuma^rajiva）从小乘改宗大乘。大乘思想一度在龟兹蓬勃发展，小乘受到一定的制约。鸠摩罗什东去后，小乘佛教再度兴起，而且提升的势头很猛。故克孜尔石窟这一时期出现强化释迦牟尼“神变”和“神通”的大型壁画。总观克孜尔壁画佛教史人物的纷繁出现，应当与上述龟兹佛教背景紧紧相关。（本文是印度MARG出版社出版的《丝绸之路上的克孜尔》的中文稿，英文版于2008年3月在印度孟买出版）注释：[1]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38，《大正藏》第24册，第40lb，c页。[2] 《增一阿含经》卷四十七，《大正藏》第2册，第803b页。[3] 《增一阿含经》卷九，《大正藏》第2册，第590c页。[4] 见拙着《龟兹石窟“佛受九罪报”壁画及相关问题研究》。[5] 《长阿含经》卷4，《大正藏》第1册，第029b，c页。[6] 《长阿含经》卷4，《大正藏》第1册，第15a、b页。

为纪念安吉拉·帕斯古齐而重刊。安吉拉是意大利左翼报纸《宣言》的记者，一位积极的社会活动家、敏锐的观察者和真诚的知识分子。多次来中国采访。她的访谈集Talkin'China于2008年由《宣言报》出版社（Roma: Manifesto libri）出版。2018年4月26日于罗马因病逝世。

当今市场喧嚣金潮澎拜商业广告铺天盖地，被专职/兼职吹鼓手们（诸如某些 "经理人""乐评人"者流）吹起来的"大师"漫天飞舞，围观者兴致勃勃，被吹 者得意洋洋，吹着吹着就信以为真了。中国不乏天赋极高的音乐人才。但是能成大器者少。不待成器，就被吹死了。鲁迅的话："现在被骂杀的少，被捧杀的却 多"，就像特为今天而写。

翻开王安石的诗集，重读王安石的《元日》，它几乎概括了我们民族除夕迎新古老的传统民俗。其诗云：“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这里包括三个节目，一是除夕晚家家户户要爆竹声中除旧；二是在朦胧快天亮时，把新桃换旧符；三是在元日的清晨，面向东方，自幼及长饮屠苏酒。这些个迎新除旧传统，前后延续近二千年了。

烈性的美，不能营筑在他人的苦难之上。

20世纪30年代出现又一次戏曲改良思潮，这是晚清、辛亥革命和五四前后戏曲改良的继续，国内外戏剧界参与的广度、理论和实践方面比以往的改良都有所拓宽。这篇论文题虽曰“论”，文章更偏重材料收集整理，可资参考。－－人文与社会

编者按我们知道，近代以来，在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中国曾经以日为师；我们也知道，在现代汉语里面，有很多的日语"外来词"。但很多人不知道，很多所谓借自日语的"外来词"，实际上是近代以来汉语里出现的"新词"。这些"新词"，随着日本为了吸收西洋文明而有系统地引进中文书刊和辞书，进入日语。后来又被中国留日学生原封不动地带回中国。我相信，陈力卫教授这篇文章会给大家很多启发，让我们去深入思考近代以来中日之间的知识互动与文化交流。【一】中日同形词为什么那么多？不管是日本人学汉语,还是中国人学日语,都会发现两国之间有很多词词形相同,而且意思也一样。这种现象是怎么形成的呢?从历史上来看,大家知道,中国有着光辉灿烂古代文明,在其影响下,周围的朝鲜半岛、日本及越南都接受了汉字、汉语，形成了一个我们常说的汉字文化圈。17世纪以前,一直是中华文明向其它周边国家扩散,是这一文化圈的文明的主要发源地。所以,近代以前,是日语从中文里大量借用了汉语词而已。诸如"料理、写真、丈夫"等词现在虽然已与中文词义相去甚远,但仍可以解释为词义演变的结果。而近代以后,一般则认为是中文从日语里吸收了大量的新词,诸如"象征、科学、美学、美术、哲学"等。这类词因为在时间上距离我们现在并不远,所以词形和词义中日文完全一致。通过这样的一来一往相互借用便在各自的语言里形成了所谓的中日同形词。对于这一现象，从两千多年的中日交流史上来看,当然是近代以前日文吸收汉语的成份要多得多。早在奈良至平安初期(8-9世纪)，日本盛行汉诗汉文，《日本书纪》《怀风藻》《凌云集》都是用中文写成的作品，特别是平安初期鲜有用日文写的作品，连日本文学史上也不得不称之为"国风黑暗时代"。这反过来说就是全面接受中国文化的时期,汉语的词汇也必然成为日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17世纪以后，在欧州又出现了另一个"近代文明",它也开始向这个汉字文化圈渗透,利玛窦等早期传教士们留下了许多中文著作以介绍西方的天文地理等。进入19世纪后,中国首先被西洋列强打开门户,各种西方知识开始在中国传播。另一方面,日本也早在18世纪就以"兰学"(荷兰学)的形式开始汲取西洋文明。进入19世纪后,日本看到邻国中国在鸦片战争(1840)的失败,倍感危机,又在美国的"黑船袭来"的状况下,不得不积极主动地收集有关西洋的情报。这时候,用中文写成的西学新书和英华字典之类便成了加快西洋理解的一个便捷的手段。于是,一直到明治十年(1878)左右,通过有系统地、大量引进中文的书刊和辞书等，确立了一条经由中国吸收西洋文明的渠道。当然，在这一过程中，特别是明治维新以后,还有日本独自直接从西洋导入近代文明的步骤,即努力创造新词来对应新概念。这种双管齐下积极而又主动地"拿来"西方文明,使之迅速地加入到近代国家的行列中去。随后,便是我们知道的甲午战争后亚洲各国特别是中国和韩国开始以日本为榜样,派遣大量的留学生去日本学习,他们把日语中使用的这些新词又原封不动地带回本国,加以普及和使用,形成了汉字文化圈中的知识共有。将以上日语与中文的关系,从词汇的交流史上来看可以整理归纳成以下四种情况:1.近代以前进入日语的中文词2.近代以后日本经由中国渠道来接受西洋知识3.日本直接吸收西洋的知识4.新词向中国及亚洲各国的扩散前两种情况可以视为由中文进入日语的汉语词,如果仅限于近代的话,我们在这里就不去详论第一种情况；3则可以看做是日本的创造和改造的新词;而4正是人们爱议论的话题:近代的中国是如何接受这些来自日本的新词、新概念的。我们下面就此分别道来。【二】由中文进入日语的新词前面说过,通过中文的书籍和英华字典来汲取西方知识是日本近代化进程中的捷径之一,这是因为日本知识分子一般都通汉文,而当时能直接读懂英文的人又少,魏源的《海国图志》、传教士等用中文写成的介绍西方文化历史地理知识的书籍便成了他们的必读之作。于是乎，从这些书籍中了解西方，并且将书中用来表现新概念的汉语词汇直接就可以用于日语中了。西学新书在日本的传播，据其影响作用和时代大致可分为三期。第一期是从16世纪中后期到19世纪初期，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以利马窦为首，来到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们留下的著作。其内容广涉宗教、天文、地理、算数等各个方面，主要的代表作有《几何原本》《职方外纪》《天主実义》等等。像"地球、几何、对数、显微镜"等词多是伴随着这些著作传入日语中的。第二期是从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来到中国的1807年到19世纪末为止，该时期的西学新书较之第一期内容更为广泛，甚至出现了特定领域的专业书。如从《博物新编》(1855)中可找出下列我们认为具有近代特征的词汇：气压　差异　流动　牵引　汽车　电气　蒸气　机器　轨道　幻影　货物　电机　航海　隧道　工程第三期则是清廷于1862年设立同文馆等翻译机构以后，该时期虽说年代上与第2期有重合，但由于是在清廷主导下有计划进行的、由外国人和中国人共同进行的翻译事业，故在性质上与前二期大不相同。著名的译书有《万国公法》《格物入门》《三角数理》《化学鉴原》《地学浅释》等，当时日本外务省官员柳原前光曾将江南制造局所译的书籍十数种购回日本，用作教科书和同类学科书籍翻译时的参考。这一事实也反映出该时期的中文新词曾系统地流入到日本。如《地学浅释》(1871)卷一中我们可找出以下词汇来：地球　地质　沉积　火山灰　深海　重力　消化　石质　斜度　时代　流动 "沉积、石质、斜度、火山灰"等地学术语自不必言，像"时代、流动"等一般用语也已相当多见了。日本对这些书籍都进行了翻刻,据调查仅19世纪出版的汉译西书就有155种被日本人翻刻利用，通过加注释、加日文翻译解释等程序后，其中的"汉语"词便也随之直接地借用到日语里去了。由此可见，西学新书在日本的利用不仅是通过中国渠道吸收西洋知识的一条途径,而且给日语语汇里灌输了近代概念的新鲜血液。19世纪的英华字典更能为我们展示当时的英汉对译以及近代新词的形成情况，而且在中国出版而后传到日本的英华字典也为数不少。其中与日本近代新词的形成关系深远的有5种,我们在这里按年代可以举出其英汉对译的新词来∶①马礼逊(R.Morrison):A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PART Ⅲ1822使徒　审判法律　医学　自然的　新闻　精神　単位/行为　言语②卫三畏(W.Williams): An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 in Court Dialect 1844内阁　选举　新闻纸/文法　领事③麦都思(W.H.Medhurst):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1847～1848知识　干事　物质　偶然　教养　天主/小说　本质④罗存德(W.Lobscheid): English and Chinese tionary, with Punti and Mandarin Pronunciation 1866～1869蛋白质　银行　幻想、想象　保险　文学　元帅　原理　右翼　法则/恋爱　读者⑤卢公明(J.Doolittle): Vocabulary and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872电报、电池、光线、分子、地质论、物理、动力/光学、国会、函数、微分学关于马礼逊的辞典，日本很早就有使用它的文字记载,也留下了部分手抄稿。其它几种或是全文照抄下来,或是在日本重新翻刻，尤其是罗存德的英华字典在19世纪末曾被数次翻刻,一直到20世纪初还在出版利用。为什么英华字典在日本那么受欢迎呢?一是因为第一本英和辞典要等到1862年才出版;二是因为后来的英和辞典里大量采用了英华字典的译词。因此围绕这些辞书，我们想了解的是，当时究竟有多少新词融入到日语中去；并且在和刻过程中，为了尽快与日语磨合，编著者们采取了怎样的态度进行了怎样的改编。上述汉语新词都是作为英语概念的对译出现在英华字典里的。所以迄今为止好多被认为是从日本进来的词实际上早就存在于英华字典中或西学新书里了。这一事实在中国国内的汉语研究领域内恐怕一直没有得到重视。比如《汉语大辞典》从不利用这批材料来佐证词义;高名凯等所编《汉语外来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中收录的800余条来自日语的词中，实际上有很多出现在我们上述①～⑤英华字典词例中(/前的词)，如果再对西学新书进行全面调查，就会发现有更多的新词实际上已在中文的语料中使用，以此足以修订许多来源于日语词的看法。"/"后面的词汇在日本也经常被认作明治时期的译词，其实也是由中文汉语进入到日语中的词汇，在此列出，以便对照。【三】日本人的新词创造和改造当然，日本人有其独自接受西洋学的历史，从18世纪开始吸收兰学文化，到19世纪向英学方向转换，都伴随着大量的翻译活动,从中也促使不少译词的产生。1774年出版的《解体新书》是由荷兰语翻译过来的外科解剖书,它是考察日本人独自创作汉语译词的绝好资料,比如通过此书的翻译产生了"十二指肠、软骨、盲肠"等名词。再看嘉永二年(1849)出版的《炮术语选》，可以发现从荷兰语翻译时的对译方式:ワルムテストフ温素、シュールストフ酸素、リグトストフ光素、等词都是在基本结构"ストフ＝素"的概念上逐个配置了相对应的汉字形成的。进入明治以后人们开始尝试对概念的直接对译，其过程不一而足。从西周、津田真道、福泽谕吉、中村正直、井上哲次郎等明治知识分子留下来的翻译或笔记当中可以窥见他们为找到一个合适译词煞费苦心的样子。比如"哲学"一词，对应Philosophy，西周一开始联系中国宋明理学所讲的"希贤、希圣"提出"希圣学"或"希哲学"的方案，后来又将"希哲学"的"希"字去掉简化为"哲学"。再比如"人格"一词，是井上哲次郎被某伦理学教授请教Personality的译词时提议的，后来便流传开来了。据说此前西周曾把它译作"自身之情"。此外，利用古代汉语翻译外来概念也是一种方法，《哲学字汇》著者井上哲次郎对此作过介绍，并在汉语译词上都注明了出典。比如，Motive动机(列子天瑞篇云、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注、机者群有始动之所宗云云、今取其字而不取其义)(《哲学字汇》第三版)像这种译词的产生方式曾经获得过很高的评价，但是通过调查井上的亲笔稿本可以发现，大多是译词成立在先，而出典是后加的，所以也可以认为他是为了实证译词的妥当合理性而添加了古代汉语的用例。《哲学字汇》(1881)中能见到的，类似"抽象、范畴、绝对、相对"等词汇属于日本独自发明的译词，这一类词在哲学、思想、社会各领域内逐渐增殖，表示抽象概念的译词越来越丰富。并且，随着概念的分类精细化，像"人格、人生观、世界观、美学、幻觉、个性、错觉、性能、感性"等日本独自发明的译词开始出现在英和词典中。"观、学、性、觉"等接尾词的使用大大提高了语汇的制造能力。另外，正如从"感觉"一词可以区分出"幻觉、错觉、感性"等近义词一样，意思区分的严密化也能促使译词的产生。作为近代语比较容易确定的一个根据是意思的差异。有很多具有明显的时代差别，像中国古典中使用的"文化""经济"分别意指"以文教化""经世济民"，而日语中它们一旦作为外来英语概念的culture与economy的对应译词固定下来后，就很难望文生义地解释了。另外像"印象、对象、现象、观念、存在"等不少来自于汉译佛典的词汇，作为古汉语的用法和近代日语中的用法无论在语义、文体、时代性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越大，就越能体现出在日文环境中的近代意义来。比如"印象"一词原用于佛教用语中，而实际上明治七年五月的《明六杂志》第八号登载的箕作秋坪的"教育谈"中开始作为近代意义出现。明治十四年的《哲学字汇》第一次把它固定为Impression译词，后来的《普通术语辞汇》(1905)则在"印象"之外还以形容词的形式收录了"印象的"一词，成为日后"印象派""印象主义"等概念产生的土壤。可以确定地说，明治时期的日本知识分子并不是在外来概念涌入时才临阵磨枪似的从大量的汉文书籍中找出适当的汉语来的，他们头脑中的汉语词汇，无庸说是自近世后期到近代之间随着汉籍的流传普及，熟读中国古典并在日本汉文、日语文章中活用的结果。比如安政六年(1858)盐谷世弘着的《隔鞾论》中就出现了与近代概念无关的"政治、宣言、文明、组织"等"汉语词"，而"文化"一词的用法与明治初期之前的译词也并无太大的关联。自明治中叶以降，经由中文汉语进入日语的译词逐渐减少后，在日本土生土长出很多新词来。若按时代和领域对其形成进行考察，不难发现在明治大正时期之前产生的人文社会科学用语明显较多，以后伴随着日本的技术革新，理工科用语的新词剧增。像《大言海》(昭和七～十)收录的词尾带"～素"表示元素的二字词条仅十二个("平素"等常用语除外)。珪素、水素、要素、臭素、色素、窒素、砒素、元素、酸素、炭素、沃素而一九九五年的《大辞林》中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十二个。酵素、同素、硼素、尿素、画素、毒素、酪素、热素、弗素、茶素、音素、燃素如果再加上"血清素、红藻素"等三字词条或"酸化窒素"等四字词甚至五字词，那么新词的总体数量将显得十分庞大了。这种现象在人文科学用语中同样存在。从昭和九年的《新语新知识附常识辞典》(大日本雄弁会讲谈社)摘出下列新语来看，由三字以上构成的新词显然要比二字构成的词汇多得多。如:座谈会营业中生命线主题歌肺活量陪审员扁平足公证人再教育英雄主义阶级意识军国主义最后通牒三角关系变态心理报告文学浪漫主义此外，像上述这些在明治以后形成的新词汇，还有很多作为日中共同拥有的同形语被吸收入中文汉语中。三字以上构成的词汇比较带有说明性，也容易被中文汉语所吸收。【四】由日语进到中文里的新词前面提到日语的近代新词先是通过中国的西学新书和英华字典由中国流入到日本的。而后期的则主要是由日本流向中国。这一循环正是近代以后中日同形词增多的最大原因。这里我们先看看日语新词是通过哪些媒介传入中文的。进入20世纪以来，特别在1902年以后、中国留学生对日本书籍的翻译呈现出一个新的高潮,日本新词也随之涌现。特别是在中国编辑的英华字典反过来开始利用日本编的英和辞典作为主要参考书,如:《英华合解辞汇》(1915)的例言里有这样一段话:"吾国通行之英汉字书非由英文本直译、即由和文本改纂",这就是说当时中国编的英华字典多从"和文本"改纂而来。再如,中国的《德华大字典》(1920)的编撰也是参考了六本日本的独和辞书而成的:《独和字典大全》《独和新辞书》《独和大字典》《独和法律新辞典》《独和兵语辞书》。实际上,这种做法一直持续到1950年代初为止,通过这一渠道,日本的新词以迅猛的势头进入到中文里来了。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中文词汇的现代词义的形成与日语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再比如,20世纪初的这两本中国出版的英华辞典已经开始书收录日本造的新词了。⑥マーチン狄考文(C.W.Mateer):TECHNICAL TERMS ENGLISH AND CHINESE 1904序1902形而上学、哲学、腺、卫生学、物理学、科学、动产、真理⑦商务印书馆英华新字典SECOND EDITION 1906序1904目的、信托、发明、经济学、革命、主义、商标、发行新词的传入一般都是通过辞书、报纸、杂志、教科书等,但新词表也是重要的媒介之一。起初人们并没有特别认识到某些词是从日本借用的,只是将之笼统称为"新名词"。留日学生编纂的《新尔雅》(1903)是最早的新词表之一,为新词的普及做出了贡献。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传教士们编写的新词表。TECHNICAL TERMS初版1904把Communism译作"有无相通"，1910版则改译为"共产主义"。再比如初版为"Society人世"，而1910版则为"社会"。日本国字的"腺"也是出现在1904年版的。新词在中国的普及,报刊杂志及留日的著名知识界人士,如:章炳麟、梁启超、孙文、鲁迅的文章所起的作用极大。在日留学生办的《清议报》更是语词交流的一个重要数据。还有对中国社会产生极大影响的《共产党宣言》因为也是从日文直接翻译过来的,所以,不光是语词问题,整个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也是来自日本的。实际上,由日本进入中国的新词还有一些是日语固有词的汉字表记,如:"取缔、组合、立场、入口、出口、广场、打消、引渡、场合、见习"等,也有用汉字音译的外来词:"瓦斯、倶乐部、淋巴、浪漫、混凝土"等。还有"瓩、竰、糎"等日本独自创造的国字也一同为中文所吸收，当然现在有些已被其它词所代替。面对大量的日本新词的涌入,中国人自己的民族意识有点受不了,早在当时就有人举出中国本源说来强调新词和中文古典的关系。如:民国七年(1918)的《新名词训纂》(周商夫编)里收有"出张、裁可、商标、目的、时计"等词,但其训释很是牵强。如"出张"一词,用《周礼》的例子来关连。"出张"，《周礼》天官掌次。掌凡邦之张事。《汉书王尊传》供张如法。按日本以因公出外曰出张。供张之所曰出张所。这种做法后来又被《王云五新词典》(1943)所継承。它给几乎所有的新词都找出一个汉籍出典,把很多与近代的意味无关的词,都纳入到中国由来的框架之中。正是因为这类词兼有中文固有的意思和日本新来的意思，所以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总被新旧两义所搅扰，感到困惑。并在思想上、文化上对之有很大的抵触情绪。有关"革命""哲学""经济""社会"等词，当时的思想家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都有过议论(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179页、中华书局、1979年。"释革"《饮冰室合集·文集一》中华书局、1989年。王国维"哲学辨惑"《教育世界》55号、1903年7月、《王国维文集》第3巻、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当然,中国自己也独自翻译了很多新词,社会为"群"、进化论为"天演论"等。严复的翻译用全新的词的组合来翻译新概念,在回避误解和词义混乱上有其独特的贡献。而来自日本的新词新概念由于采用古代汉语的词形较多,虽然伴随着一定程度的词义上的混乱,却逐步浸透新概念,最终为中国社会所接受。【五】亚洲共识的平台---现代化进程的知识共有以上我们看出,亚洲的现代化的进程是通过这种语词的交流得以实现的。初期是中国领先,日本从中吸收了大量的西学情报和概念,而后期则是日本创新的多,发自日本的近代化在语词方面得以完善和扩充,然后再传到中国和周辺的朝鲜半岛及越南等地。由此,在东亚形成了一个有关近代化的知识共同体,在接受和理解西方的新概念、新思想时可以相互沟通,为各国的现代化的进程和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日本的报刊杂志在谈到近代新名词时,一般是朝两个方面来解释这一现象的:一是说明治时期的知识分子具备汉文的素养,在充分把握了外来的概念后,创造出了最为贴切的译词;二是说这些词不仅是日语中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概念,而且影响到中国、朝鲜半岛成为东亚各国的同形同义词。照这种说法推导下去,似乎给人们的印象是近代新词都是从日本流向中国的。中国方面也是不加批评地照搬此说,以至于像滚雪球一样,这种说法愈演愈烈,快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了。但通过上述的验证就会发现,事实上并非如此,这里面有许多误解和臆说。而其中最大的一点是完全忽视了由中文直接进入日语的大量新词。所以,我们可以把这类近代新词分为三类来看的:a由中文进入日语的新词:电气、电报、电信、铁道、工业、银行、保险、医学、化学、直径、风琴b用中文的古典词来对译外来概念演说、主义、经济、社会、文学、文明、教育、艺术、思想、自由、交通、流行、革命c日本人独自创新的汉语词电话、商业、情报、象征、科学、美学、美术、哲学、心理学、地理学、天文学、客观很明显,在日本，一般人完全忽视了第一种a可能性,而报刊媒体又只是基于第三种c的事实,再将b加以扩大解释,便导致了一边倒的结果。这种误导不光停留在一种文化现象上,而是混淆了一些语言问题。比如,第一种a类可以按汉语构词法分析并得出相应的意义;而第二种b类则容易受古代汉语的影响,以致新旧词义之间摇摆很大;第三种c里,有些无法按构词法分析的词,只能是囫囵吞枣地将其词义与形态"约定成俗"而已。总之,围绕着近代新词展开的各种议论,实际上都是关注着近代化进程中如何接收西方概念的问题。中国在19世纪初期被西方打开门户后所界定的对译词,通过词典和书籍为日本所利用。而后日本独自地吸收和创造的新词又在甲午战争以后通过留学生的翻译传到中国。这样一来,中日双方在近代新词上便形成了大量的同形同义词,而且这部分词同时也传到朝鲜半岛和越南等东亚各国,构成了整个东亚的一种近代概念的共识。从这一意义上说,中日近代的语词交流不光是丰富和发展和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而且也成了一份亚洲共同的财富。 陈力卫（日本目白大学外国语学部教授）

“应建立一个本民族的建筑学，借鉴中国传统的建筑理念回顾梁思成等营造学社先贤们的学术生涯，他们不仅仅是建筑历史学科的奠基人，而且是文物保护事业的先驱。他们把古代建筑纳入文物保护的大视野，确立了整旧如旧、整体性保护历史面貌等文物工作原则，更留下了一个严谨的治学方法，即:“不避艰辛的田野调查、耐心细致的文献考据、跨越学科界限的开阔视野，并在此基础上有一个具备前瞻性的逻辑演绎”。展望未来，这一学术传统是建筑历史学界、文物界后辈学人仍需奉为圭臬的。”

2001年5月-2002年5月，由香港浸会大学余振教授主持的“新疆民族团结研究”课题组奔赴北疆和南疆，对382名维/汉族群被访者进行了问卷调查。本文即是问卷调查的综合报告。以新疆民族团结为课题名称，在新疆的四个重要地方进行问卷调查工作，它们是乌鲁木齐市、伊宁市（包括霍城县）、喀什市和和田市。作者提到，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我们得到有效问卷不足400份，但由于没有借助当地政府的协助，在如此广袤的新疆特别是遥远的南疆地区进行纯粹学术性的实地调查，其难度和艰辛是可想而之的。

“九一一”事件与珍珠港事件一样都是没有预警的突然袭击。两个事件凸现出情报工作的重要性。珍珠港事件前,美国没有一个统一的情报收集系统。罗斯福总统曾抱怨送到他办公桌上的情报漫无头绪,不知所云。珍珠港事件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成立“战略服务处（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或简称OSS）”,负责整合美国的情报收集工作。1947年7月,OSS变成了CIA（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即大名鼎鼎的“中央情报局”。　　中央情报局赞助了大量政论性刊物和文化刊物。这些刊物包括著名的《撞击》,《评论》,《新领袖》,《党人评论》,《肯友评论》,《哈德逊评论》,《塞万尼评论》,《诗歌》,《思想史杂志》,《转型》,《审查》,《代达罗斯》。直接注入经费是一种资助方式,另外中央情报局还让“文化自由大会”免费为各国知识精英订阅这些刊物,间接资助它们。　　既然叫“情报局”,其基本职能就应该是收集、整理、分析、评估各方情报。但中央情报局在这方面的表现似乎差强人意。远的不说,它事先对洛克比空难、1993年的纽约世贸大厦爆炸案、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爆炸案、美军舰在亚丁港的爆炸案就毫不知情。这次“九一一”事件更被一些美国人称之为“情报工作的重大失误”。为什么中央情报局会表现得如此糟糕呢？英国刊物《国务新人》（New Statesman）的年轻女编辑桑德丝（Frances Stonor Saunders）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解释：也许它在忙些别的事。　　那么中央情报局到底在忙些什么呢？众所周知,它曾经多次帮助推翻民选政府、扶持军人政权：希腊的新法西斯（1949年）、伊朗的极右王朝（1953年）、危地马拉的杀人政府（1954年）、黎巴嫩的长枪党（1959年）、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军人政权（1965年）、智利的皮诺切特军人政权（1971年）、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最近有材料揭露,正是中央情报局将曼德拉交给南非警察当局拘禁）……身后都有中央情报局的影子。就连现在让美国人恨得牙痒痒的本•拉登也是中央情报局一手拉扯大的。如果要将中央情报局在这方面的“战绩”一一列举,清单会很长。它的确够忙的。　　除此之外,中央情报局还在忙另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桑德丝对此也许比谁都清楚,因为她经过数年研究刚刚出版了一本长达五百页的新书《文化冷战：中央情报局与文学艺术》（以下简称《文化冷战》）。任何人看完此书大概都会得出一个结论：中央情报局实际上就是美国的隐性“宣传部”。对此结论,冷战设计者之一乔治•坎南（George Kennan）并不讳言,不过他情愿用个好听一点的词“文化部”。他说：“美国没有个文化部,中央情报局有责任来填补这个空缺。”美国表面上反对搞宣传,实际上搞起宣传来比谁都更重视、更在行、更不择手段。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1950年7月10日的指示对“宣传”做出了如下定义：“有组织地运用新闻、辩解和呼吁等方式散布信息或某种教义,以影响特定人群的思想和行为。”对外,宣传是心理战的一部分,而心理战的定义是“一 个国家有计划地运用宣传和其他非战斗活动传播思想和信息,以影响其他国家人民的观点、态度、情绪和行为,使之有利于本国目标的实现”。简而言之,宣传和心理战的目的是为了争夺人的心与脑,其重要性“与空军一样不可或缺”。　　美国搞宣传的最大特点是“看不见”。精通此道的心理战专家克罗斯曼（Richard Crossman）说得很清楚,“上乘的宣传看起来要好像从未进行过一样”。最好的宣传应该能“让被宣传的对象沿着你所希望的方向行进,而他们却认为是自己在选择方向”。只要能做到这一点,乔治•坎南认为“必要的谎言（necessary lie）”和欺骗都是允许的。 　　《文化冷战》讲的是在1947至1967年间的故事,其场景设在美国和欧洲,主角是一个叫做“文化自由大会（the 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的组织。“文化自由大会”成立于1950年,在其鼎盛时期,它在35个国家设有分支机构（包括“文化自由美国委员会”）,雇有几十位全职工作人员,拥有自己的新闻社,出版20多种显赫刊物,经常举办艺术展览,组织高规格的国际会议,并为音乐家、艺术家颁奖。表面看来,“文化自由大会”是一个争取文化自由的组织；实际上它不过是个没有什么自由的傀儡；其幕后操纵者正是中央情报局。通过梳理美国政府的解密文件、私人档案材料和对当事人的采访记录,桑德丝以缜密的方式证明了这一点。　　不过,此书真正引人入胜的地方并不在于证明中央情报局的幕后角色,而在于它揭示了美式宣传机器特有的运作方式。　　中央情报局宣传的目的有二：一方面是反共,一方面是树立美国的正面形象。前一个目的比较好理解,毕竟当时是冷战时期。为什么树立美国正面形象也那么重要呢？原来,当时在欧洲人心目中,美国只是一个经济上的暴发户,完全没有文化底蕴。另外,美国对黑人的种族歧视也在欧洲引起普遍反感。为了维护自己的霸权地位,光有钱、有坚船利炮是不够的,还得树立文明、正义的形象。在世界范围内宣扬美国价值观和美国生活方式因此变成美国对外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是在外国培养出一批以美国是非为是非的知识精英,再通过他们去影响本国的公共舆论和政策制定。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美国对中国的宣传重点是放在所谓“自由派”知识分子身上的。一般人可能会认为,中央情报局在世界其他地方一定也会把工作重点放在右翼人士身上。其实不然,中央情报局很会审时度势。在战后欧洲,它真正下功夫的对象是有幻灭感、挫折感的非共左翼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一度加入共产主义运动的人,如法国作家马尔罗（André　Malraux）,法国社会理论家阿隆（Raymond Aron）,匈牙利裔英籍作家库斯特勒（Arthur Koestler）,意大利作家斯隆（Ignazio Silone）,英国诗人、批评家史班德（Stephen Spender）,美国哲学家胡克（Sidney Hook）,美国作家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美国政论家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等。中央情报局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由于在“二战”期间与纳粹合流,欧洲的右派们在战后声名狼藉,与他们合作搞宣传效果只会适得其反。与共产主义抗衡,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让那些从共产主义阵营脱队出来的知名人士现身说法。用与中央情报局过从密切的历史学家小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的话来说,这些人是“抵御极权主义的最佳屏障”。在国外,中央情报局主要依靠当地的知识精英,这样做有利于掩盖美国的黑手,制造出一切源于本地的假象。　　中央情报局的宣传手法十分灵活。这里仅举几个例子。《动物农庄》是反共电影的代表作,而这部片子实际上是由中央情报局导演和资助的。1950年,乔治•奥威尔死后不久,中央情报局就派人到英国与其遗孀商谈将《动物农庄》改编为电影的问题。获得电影权后,中央情报局找到愿意为它当幌子的制片人,并通过间接方式把钱打入制片人的账户,于是才有了这部在当时最具规模的动画片（共动用80位卡通画家,设置750个场景,绘制30万幅彩图）。中央情报局不仅出钱,也直接干预剧本改编。据美国心理战争署（The 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1952年1月23日的备忘录说,原作的结尾传达不出明确反共的信息。为了激起观众强烈的反共情绪,电影对结局做了重大改编,代表腐败资本主义的农场主不见了,只留下面目可憎的代表共产主义的“猪”。　　同样的事发生在对奥威尔另一部小说《一九八四）的改编上。原著本来表达的是对一切专制政府的厌恶,既包括左翼专制,也包括右翼专制。但这并不是中央情报局所需要的。中央情报局要的仅是对共产主义的丑化。尽管奥威尔曾明确表示不允许对《一九八四》做任何改动,由美国政府出资制作的电影《一九八四》还是对原著动了不少手脚,尤其是结尾部分,完全违背了作者的原意。电影《动物农庄》和《一九八四》于1956年同时上市,为了扩大影响,中央情报局的外围组织安排在主要报刊上发表评论和社论,并分发了大量电影票的折扣券。　　中央情报局最具创意的宣传运作恐怕是对抽象表现主义（abstract expressionism）的推销。也许有人会问,完全没有实际意义的抽象艺术怎么可以用来做反共武器呢？我们千万不可小瞧中央情报局的想像力。正是因为抽象艺术没有实际意义,它恰好可以用来对抗共产主义。一位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事后解释道：“这是一种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毫无关系的艺术形式……莫斯科当时对任何背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都大加鞭笞,因此我们认为他们反对的东西一定值得我们的大力支持。”当然,由中央情报局出面推销抽象艺术不太合适,但愿意为中央情报局效力的博物馆很多。美国的博物馆和艺术收藏馆大多是私人性质的,其中收藏当代艺术和先锋艺术最负盛名的当属设在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the Museum Of Modern Art）”,它因此变成了中央情报局的首选。中央情报局选用“现代艺术博物馆”还有一个不能公开说明的理由：该馆负责人中有不少与中央情报局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准备周全,“抽象表现主义展”十分轰动,并在艺术界形成了一个强劲的新流派。事后,有些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不无得意地说,“中央情报局是50年代美国最好的艺术评论家”；“我们是抽象表现主义运动的真正缔造者”。　　由于经费充足,中央情报局搞起宣传来几乎无孔不入。用它自己的话来说,“所有的知识领域,我们都有兴趣,从人类学到艺术创作,从社会学到科学方法论,无一例外”。为了渗透这些领域,中央情报局很善于借用在这些领域通行的一些运作方式,包括举办讲座和研讨会,创办学术刊物,开设图书馆,资助学者互访,捐助讲座教授位置等。　　大运作全力以赴,小把戏也是中央情报局的擅长。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种族隔离政策依然十分严重,遭到了社会主义阵营和西方进步力量的强烈批评。为了洗刷美国的劣迹,中央情报局特意安排了一些黑人艺术家赴欧洲巡回表演。更令人叫绝的是,它买通好莱坞的一些导演,在电影中将黑人的居住和生活条件刻意拔高,试图给观众造成美国黑人很幸福的假象。　　在中央情报局资助的刊物上,并不是完全舆论一律。对美国不关痛痒的小骂、小调侃时不时会出现一些,这样才能显现出其“超然”的立场。但把关人绝对不允许违背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曝光。例如麦克唐纳1958年为中央情报局资助的《撞击》（Encounter）杂志写了一篇题为《美国,美国》的文章,其中批评了美国的庸俗的大众文化、粗鄙的物质享受主义。这样的文章显然与美国宣扬的所谓“美国价值观”相抵触。尽管麦克唐纳与中央情报局的外围组织过从密切,他的文章还是遭到了封杀。　　中央情报局设立的幌子基金会很多,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法弗德基金会”；中国学者熟悉的“亚洲基金会”当时也属于这一类。但在冷战期间真正帮了中央情报局大忙的是诸如“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这样的大牌基金会。中央情报局往往将经费拨到这些基金会的账上,然后这些基金会再以自己的名义把钱“捐助”给中央情报局指定的对象。　　上面提到中央情报局搞宣传的经费充裕,那么到底充裕到什么程度呢？一位它的工作人员是这样形容的,“我们根本就花不完,要多少有多少,而且没有人来查账,真是不可思议”。可以这么说,中央情报局最厉害的武器就是它取之不尽的银行存款。　　当然,中央情报局不会傻到公开拿钱出来赞助其重点宣传对象,一切资金运作都是秘密的。它有时会找一些个人、公司或其他机构,请他们将钱以自己的名义捐给中央情报局的赞助对象,或中央情报局设立的幌子基金会。这些机构和个人在中央情报局的术语中叫做“安静的管道（quiet channels）”。中央情报局设立的幌子基金会很多,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法弗德基金会（Farfield Foundation）”；中国学者熟悉的“亚洲基金会（Asia Foundation）”当时也属于这一类。　　但幌子基金会也有缺点,它们很难做得太大,否则会太引人注目。最好的方式是通过民间大基金会洗钱。基金会不像公司必须对股东定期交代账目,隐蔽性较高。愿意为中央情报局效劳的民间基金会还真不少,有些甚至找上门去为中央情报局服务。“凯普伦基金会（Kaplan Foundation）”便是一个例子。但在冷战期间真正帮了中央情报局大忙的是诸如“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卡内基基金会（Carnegie Foundation）”这样的大牌基金会。中央情报局往往将经费拨到这些基金会的账上,然后这些基金会再以自己的名义把钱“捐助”给中央情报局指定的对象。据透露,在1963至1966年间,美国向164家基金会共拨发700笔10000美金以上的款项（当时这是很大的数目）,其中至少有108笔完全或部分来自中央情报局。在这些基金会所有对国际活动的赞助中,有将近一半来自中央情报局。　　除了设立“文化自由美国委员会”和“文化自由大会”在30多个国家的分支机构外,中央情报局赞助了大量政论性刊物和文化刊物。这些刊物包括著名的《撞击》,《评论》（Commentary）,《新领袖》（New leader）,《党人评论》（Partisan Review）,《肯友评论》（Kenyou Review）,《哈德逊评论》（Hudson Review）,《塞万尼评论》（Sewanee Review）,《诗歌》（Poetry）,《思想史杂志》（Th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转型》（Transition）,《审查》（Censorship）,《代达罗斯》（Daedalus,是美国科学与艺术院的机关刊物）。直接注入经费是一种资助方式,另外中央情报局还让“文化自由大会”免费为各国知识精英订阅这些刊物,间接资助它们。　　资助书籍出版是中央情报局的另一项大运作,因为在它看来,“书籍是最重要的战略性宣传工具”。据不完全统计,中央情报局在50、60年代至少参与了一千本书的出版。如吉拉斯的《新阶级》和巴斯特纳克的《日瓦戈医生》都是中央情报局的推销重点。不光出书,中央情报局还请人在各类刊物上撰写书评,推销其出版物。　　资助书籍出版是中央情报局的另一项大运作,因为在它看来,“书籍是最重要的战略性宣传工具”。据不完全统计,中央情报局在50、60年代至少参与了1000本书的出版。如吉拉斯的《新阶级》和巴斯特纳克的《日瓦戈医生》都是中央情报局的推销重点（“significant books”）。其他的书林林总总、不胜枚举,涉及中国的至少有现任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麦克法（Roderick MacFarquhar）编辑的《百花齐放》（The Hundred Flowers）。不光出书,中央情报局还请人在各类刊物上撰写书评,推销其出版物。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外人根本不知道其中的黑幕。　　《文化冷战》列举了长长一串接受过中央情报局资助的人的名单,读起来有点像20世纪西方文化名人录,仅中国读者熟悉的人就包括历史学家小施莱辛格；理论家马尔罗,克里斯托,罗素,柏林,阿伦特,屈林夫妇,席尔斯；社会学家贝尔；诗人艾略特,奥登,洛威尔；小说家库斯特勒,奥威尔,玛丽•麦卡锡；画家罗思柯,波洛克等。　　一般的书索引部分是最没意思的。《文化冷战》则不同,其索引部分最让人开眼：它列举了长长一串接受过中央情报局资助的人的名单,读起来有点像20世纪西方文化名人录,仅中国读者熟悉的人就包括历史学家小施莱辛格；理论家马尔罗（Andre Malraux）,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罗素（Bertrand Russell）,柏林（Isiah Berlin）,阿伦特（Hannah Arendt）,屈林夫妇（Lionel Trilling和Diana Trilling）,席尔斯（Edward Shils）；社会学家贝尔（Daniel Bell）；诗人艾略特（T.S.Eliot）,奥登（W.H.Auden）,洛威尔（Robert Lowell）；小说家库斯特勒（Arthur koestler）,奥威尔（George Orwell）,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画家罗思柯（Mark Rothko）,波洛克（Jackson Pollock）等。　　在这些人中,有些的确不知道自己被中央情报局利用,当有人送来头等舱机票,被邀请去度假胜地开会,他们乐得去享受一下。有的则清清楚楚地知道资金来源,如小施莱辛格,柏林,阿隆,阿尔罗,席尔斯,贝尔,胡克,屈林夫妇。还有些人声称自己不知道,但知情人认为他们不可能不知道,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独立”的形象假装不知道而已。　　这里值得一提的有两位小说家。一位是《正午的黑暗》的作者库斯特勒。这位匈牙利裔英籍作家年轻时曾参加共产党,为共产国际的宣传部门工作。后来他变成了激烈的反共分子。1948年,他到美国转了一大圈,在那里与中央情报局挂上了钩,正是听了他的建议后,中央情报局把宣传的重点放到了“非共左翼知识分子”身上。他对英国政府的谍报部门IRD（The Information Research Department）提出了同样的建议。他得到的回报是,《正午的黑暗》出版后,IRD秘密买下五万本送人,使他大捞了一笔稿酬。　　另一位是《动物农庄》和《一九八四》的作者奥威尔。在小说中,他表现出对监视一切行为的“大兄弟”和告密者的强烈憎恨,但他自己却两方面的癖好都有。奥威尔有个习惯,走到哪儿都随身带着一个蓝皮四开笔记本,记录可疑的人和事。到1949年,笔记本中已包括了125个人的材料。奥威尔怀疑这些人有的显现了“同性恋倾向”,有的“好像是黑种”,有的大概是“英国犹太人”。如果仅仅是自己记着玩玩也就罢了,而奥威尔却在冷战高潮的1949年主动跑到英国谍报部门IRD举报了35个“共党同路人”,使这些人的名誉和生活受到严重打击。奥威尔曾在《动物农庄》的序言中堂而皇之地引用伏尔泰的话说,“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会誓死保卫你说话的权利”。但他临死前的作为却好像是说,“我不赞成你的观点,所以我有权向有关当局检举你”。不过言行不一的“ 自由主义者”又岂止奥威尔一人。　　《文化冷战》虽然长达500多页,但内容引人入胜,拿起来就希望一口气读完。如果说它有什么缺点的话,大概可以指出两点。一是它只涵盖了1947至1967年,这也许是由于有关以后年代的文件美国政府还没有解密的缘故,而不是因为中央情报局洗手不干了。最近美国《混合语》（Lingua Franca）杂志揭露,中央情报局在1996年后加紧了对学术界的渗透。以笔者熟悉的政治学界为例,就有不少人为中央情报局工作,如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Joseph S.Nye,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美国政治学会会长Robert Jervis,以及我在耶鲁大学政治系的同事Bradford Westefield。他们本人也不否认。《文化冷战》的另一个缺点是它没有涉及中央情报局在亚洲的宣传活动。中央情报局岂有放过亚洲（特别是中国）知识界的道理。也许桑德丝本人对亚洲知识界的背景不了解,所以没有能力涉及。但愿有一天有人能弥补这个缺憾。　　不过《文化冷战》的最大贡献是它用确凿的证据证明中央情报局的手伸得很长,几乎无所不在。又是颠覆,又是宣传,也许还有其他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中央情报局实在是太忙了,因此在本职的情报工作方面出些纰漏几乎是难以避免的。只是这次世贸双塔叫人撞没了,五角大楼被撞成了四角大楼,麻烦惹得实在太大了。以后中央情报局会吸取教训变得安分守己一点吗？等着瞧吧！　　2001年9月29日于香港吐露湾作者 王绍光 1990年获康乃尔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1990-2000年任教于美国耶鲁大学政治系。现为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讲座教授，英文学术刊物《The China Review》主编。

在这场论争中，反「台独」论述往往着重从历史事实立论，做到有理有据，如陈映真挖掘和引用目前尚为人们所忽略的、一九四七年谢雪红等台籍共产党人在香港发表反美帝、反讬管、反台独宣言的重要史实，有力驳斥了对手的谬论。相反，独派论述方面却热中于套用西方理论，似乎更兴趣于自我理论系统的自圆其说而与现实有隔

1913年3月20日晚10时45分，沪宁铁路车站的三声枪响击杀了正欲问鼎民国政坛的国民党领袖宋教仁。暗杀激起的二次革命及随后的政治压制，宣告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的失败。民初鼎沸的议会政治与政党活动，如昙花一现，终归于沉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