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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常安:辛亥时期"五族共和"论的思想渊源
    政治 历史 2011/10/24 | 阅读: 2435
    五族共和说的提出,并非某位政治人物民族观的突然转变,而是整个清末民初政治世界中宪政变迁的产物。
  2. 强世功:如何探索中国的宪政道路?--对白轲教授的回应
    政治 法律 2014/03/28 | 阅读: 2433
    作者认为,要探索中国宪政的道路必须关心更大的理论问题,包括思考历史是否终结,普适价值如何中国化以及中国应当如何学习西方的历史经验等,从而走出中国自己的宪政道路。
  3. 张盈盈:为纪念女儿张纯如撰传记
    书评 2011/09/18 | 阅读: 2432
    这本书从1968年3月28日纯如出生,写到2004年11月9日她去世。初稿我写了20多万字,把所有我记得的事,以及她给我和她爸爸的重要信件都放进去。但出书无法那么长,所以我把它删到只有14万多字。即使如此,比起一般回忆录还是长了些。
  4. 高宣扬:福柯对基督教的批判
    宗教 2010/06/01 | 阅读: 2432
     作为一位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重 要思想家,福柯对于基督教的批判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它不仅集中地展现了福柯本人对基督教的具体批判态度,而且也显示了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基督 教的基本观点及其理论基础。由于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是近三十年来活跃于西方学术界和理论界的一支重要的新型思想派别,福柯对基督教的批判,有助于我们 进一步了解西方学术界目前研究和批判基督教的动态及其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某些变化。     (一)福柯的基本思想以及基督教问题的提出        福柯所生活的法国,是传统的天主教拉丁国家,基督教在社会和文化生活中有广泛的影响。福柯本人并非研究基督教的专 家,而且,他最初的研究工作所感兴趣的,也不是基督教。但是,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随着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权力和道德系谱学研究的深入展开,他对基督 教问题开始给予注意。从那以后,福柯越来越清楚地发现:西方传统思想、道德、文化、意识形态以及政治制度等,都同基督教教义、教会制度及其实践保持紧密的 内在关系。因此,基督教问题在他的整个系谱学理论批判活动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基督教问题,在福柯的中期和后期研究活动中,成为了他的一个非常重 要的探索领域;甚至可以说,如果不了解基督教在福柯整个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及意义,就无法真正把握他的理论的基本精神。    福柯究竟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到基督教的?他为什么要转向批判基督教?对于基督教的批判,在他的理论中占据什么地位?为了弄清所有这些问题,我们不得不首先对福柯的整个理论体系及其基本思路进行概括的说明。    严格地说,福 柯的理论研究,实际上并没有固定的方向。福柯同其它后结构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一样,为了同传统思想彻底决裂,不愿意使自己的任何一个理论研究,受到传统 的同一性原则和其它规范的约束,因此,他一生不断地改变自己的身份,也改变自己的理论研究方向和方法。福柯所关心的,只是个人自身的状况。他在理论研究 中,始终都把自己的思考注意力,集中在'与我们自身的命运密切相关的问题'上。按照他的说法,他从事理论研究,只是为了关怀我们自身的现状,也就是说,只 是为了彻底了解'我们自身今天究竟是什么'(que sommes-nous aujourd'hui)?'我们自身为什么成为现在这个样子'?(Foucault, 1994: IV, 814)。    翻开西方思 想史,福柯认为,始终贯穿于其中的核心问题,无非就是'真理与主体性'的相互关系(Foucault, 2001: 504)。所以,在福柯看来,'我们自身究竟是谁'的问题,实际上只能是在'真理与主体'的相互关系的框架中被探讨。他认为,'我们自身究竟是谁'的问 题,又可以翻译成这样的问题:'我们自身为什么现在非要成为一个主体不可'。福柯强调指出:我们自身究竟为什么和怎样成为主体,乃是西方思想史上最关键的 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我们自身的命运,而且也关系到揭示整个西方社会文化制度的奥秘。福柯后来明确地把这个重要问题称为'关于我们自身的历史存在论 '(l'ontologie historique de nous-mêmes)。他指出:关于'我们自身的历史存在论'所要探讨的基本问题,就是'我们自身是如何成为主体'?所以,福柯强调说:"我所研究的, 毋宁是探索我们文化中,有关我们人类的各种不同的主体化模式的历史(J' ai cherché plut?t à produire une histoire des différents modes de subjectivation de l'être humaine dans notre culture)"(Foucault, 1994 : IV, 222-223)。    福柯探索'关于我们自身的历史存在论'的过程,基本上经历了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他先后发表了五本论述知识考古学、权力和道德系谱学的奠基性著作《疯狂与非理性:古典时代精神病的历史》(Folie et déraison. 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age classique, 1961)、《诊疗所的诞生:医疗望诊的考古学》(Naissance de la clinique. Une archéologie du regard médical, 1963)、《语词与事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Les mots et les choses: Une arché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 1966)、《知识考古学》(L'archéologie du savoir, 1969)以及《论述的秩序》(L'ordre du discours, 1971)。由此可见,福柯在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是知识考古学、权力和道德系谱学,也就是探索'我们自身'成为知识、权力和道德的主体的历史过程,并揭 示我们自身的主体化过程中,知识、权力和道德之间,通过复杂的三重交错关系,逐步地使我们自身一方面成为主体,另一方面又成为知识、权力、道德的对象和客 体,使我们自身沦为知识、权力和道德的宰制对象。    第二阶段是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半期,即从1970年至1976年为止。福柯在这一时期,把研究重点转向知识'论述的实践',特别是在监狱制度和'性的论述 '(discours de la sexualité)中所体现的'强制性实践'(pratiques coersitives)。所以,这一时期,他先后发表《监视与惩罚:监狱的诞生》(Surveiller et punir. Naissance de la prison, 1975)和《性史第一卷:知识的意愿》(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 I: La volonté du savoir, 1976)。    第三阶段是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到他逝世的八十年代。福柯一方面继续深入研究'性史',另一方面加强了对于'自身的技术'的研究以及对生存美学的探索。所以,这一 时期,福柯发表了《性史第二卷:快感的运用》(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 II: L'usage des plaisirs, 1984)及《性史第三卷:自身的关怀》(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 III: Le souci de soi, 1984)。与此同时,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的课程也同步地转向'自身的技术'、生命权力(Bio-pouvoir; Bio-Power)以及生存美学。    总之,福柯的基本思想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三大组成部分:由考古学和系谱学所构成的'真理游戏'(jeu de vérité)、对于'自身的技术'(technique de soi)的批判以及生存美学(l'esthétique de l'existence)。其中,关于真理与主体性的关系,则成为贯穿上述三大部分的核心问题;而对于'自身的技术'的批判,则是福柯的政治权力理论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他从'真理游戏'转向生存美学探讨的关键环节。福柯就是在第二、三阶段探讨知识论述的'强制性实践'、'自身的技术'、生命权力 以及生存美学的时候,触及到基督教的'惩罚的权力'(le pouvoir punitif)和'规训的权力'(le pouvoir disciplinaire),并深入地批判了基督教的'自身的技术'、'基督教的教士权力运作模式'(le mode du pouvoir pastoral)及基督教道德。    在谈到'自 身的技术'同主体化的关系时,福柯直截了当地说:"我是通过以下的方式来研究这个问题。首先,通过对于精神病、精神治疗学、犯罪现象以及惩罚手段的研究, 我试图指出:我们是通过对某些犯罪和犯精神病的其它人进行隔离的手段、而间接地建构起我们自己。另一方面,从现在开始,我还要研究:我们自己究竟采用哪些 关于自身的道德技术手段、而由我们自己直接地建构我们自身的身份?这样一种由自己建构自身身份的技术,也可以称之为一种对于个人进行统治的政治技术;在西 方,它是从古到今的历史中一直存在的一种技术"(Foucault, 1994: IV, 814)。由此可见,个人主体化的过程,在西方,是通过两方面进行:一方面,通过知识论述及其论述实践对整个社会的人进行'区隔'的途径,由知识论述与权 力和道德力量的交叉运作,将每个人强制性地分成'正常'和'异常',迫使每个人在知识论述、权力和道德的控制下逐渐地改造成为'主体',另一方面,又通过 每个人自己对自身的'道德技术手段',通过一种'自身的技术',使每个人都能够直接地进行自我改造、自我熏陶和自我约束,将自身建构成为'主体'。对于主 体化过程中的上述两方面程序,福柯又形象地称之为主体的'向内折'和'向外折'。在上述两方面,基督教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也提供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历史经验'。 福柯认为, 基督教在促使西方人完成主体化的过程中,既创建和实行一种'基督教教士权力运作模式'(la modalité pastorale du pouvoir),为知识、权力和道德三大强制性力量共同地宰制个人主体化过程,提供最有效的策略;同时,又实行一种特殊的'自身的技术 '(technique de soi; technologie de soi),推动个人在自我形塑和自我约束的过程中,完成自身内在的直接的主体化程序。    由此可见, 福柯并不是孤立地研究和探讨基督教问题;他是把基督教问题放在他对西方思想、政治以及文化的整个系谱学考察研究的脉络之中,并试图将基督教问题同西方整个 知识、权力和道德的运作策略系统及其历史演变过程结合起来。所以,自始至终,福柯都同西方传统研究基督教的方式和方法有明显的区别。    (二)对基督教的'自身的技术'的批判        如前所述,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为了深入揭示西方人实行主体化过的具体策略及其历史经验,福柯集中研究了西方 文化中出现的三大历史形态的'自身的技术',即古代希腊、基督教和近代模式。福柯认为,基督教的'自身的技术',成为了从古代转向近代的过渡形态,在其 中,包含了'关于我们自身的历史存在论'所关注和要加以集中解构的'真理与主体性相互关系'核心问题的关键。    基督教是一 种非常特殊的宗教,根据福柯的看法,它不同于其它宗教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基督教是'关于真理的宗教',它非常重视真理的问题,并把真理同 信仰的关系当成其教义及其信仰实践的一个关键。第二,基督教非常重视对于教徒个人在身体和心灵两方面的形塑和管束,并往往试图通过教徒个人对其自身的自我 管束的途径、而实现教会对个人的宰制和管理。在这个意义上说,基督教对于教徒个人在信仰和宗教行为方面的期待,主要是通过教徒个人对于教义和教会的认识和 实践,通过教徒个人在认识和实践教义的过程中对其自身的忠诚程度的认识。    基督教的上述基本特点,使基督教所提出的'自身的技术'具有明显的特征。    在希腊和罗马时代,本来早就存在了一系列环绕'关怀自身'(souci de soi)而实行的一种'自身的文化'(la culture de soi)。在古代的自身的文化的脉络中,自身的技术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自身的技术是陶冶和培训自身,使自身不断地实现自我超越和自我完善,在身体 和精神两方面不断地达到审美的高度,实现从一种自由向另一种自由的过渡。在这个意义上说,古代的'自身的技术'是个人对于自身进行自愿的约束和自我教育, 使自身实现不断地完满化。在这个意义上的'自身的技术',实际上就是一种生存美学(l'esthétique de l'existence),它是通过无止境的审美超越而进行的自我熏陶。另一方面,古代的'自身的技术'又同对于'他人'(l'autre)的统治相关, 因此,在雅典的城邦时代和古罗马时期,凡是立志从政、而积极参与权力的统治和管理事业的人,都必须在学会和实现统治他人的艺术以前,首先学会和掌握关于自 身的技术的实践智慧(phronesis)。在这个意义上说,'自身的技术'是实现对于他人的统治艺术的前提。福柯在总结古代的自身的技术时说:"对希腊 人来说,关怀自身这个原则构成为城邦生活的一个重要原则,也构成为社会和个人生活的一个重要行为规则,同样也成为生活的艺术的一个基础 "(Foucault, 1994: IV, 786)。    自从基督教 文化占据统治地位之后,'自身的技术'的上述性质发生了变化。这是同基督教本身的性质有密切的关系。如前所述,基督教是一种不同于其它宗教的特殊宗教,因 为它是唯一强调把信仰同'真理'联系在一起的宗教(Foucault, IV, 171)。福柯指出,基督教通过'忏悔'、'自白'和'告白',要求教徒说出'真理',以便使教徒向教会、并通过教会向基督教的神说出有关他们自身的一切 '真相',也就是要求教徒说出'真理',以便教会能够有效地对每一个教徒的身体、心灵、思想、行为等各个方面,有全面的了解,进行全面的统治和宰制。所 以,基督教所实行的自身的技术,既是教会对于教徒的一种'统治的艺术',又是教徒个人对于教会的虔诚态度的保障和见证。根据这种情况,福柯说,基督教对它 的教徒要求两种'真理':第一种真理是强调基督教本身是真理的化身,耶稣基督就是真理,基督的每一句话和他的每一个行为都是真理,《圣经》的每一句话和它 的整体都是真理。面对这样的真理,基督徒必须无条件服从,并永远保持忠诚态度。第二种真理指的是教徒必须说出真相,必须把自身所想、所说和所做的一切都无 保留地向神和教会显示出来。对于基督教来说,忠于上述两种真理的原则,是基督徒得救的基础和条件。    所以,福柯 指出,基督教一方面是一种救世的宗教,另一方面又是忏悔的宗教(Foucault, 1994: IV, 804)。不论是为了救世还是为了忏悔,基督教都严格要求它的教徒,以忠于真理的态度,在行为、思想、心理以和肉体方面,同时地进行自身的改造,这就是基 督教的自身的技术的基本原则。    因此,基督 教要求其教徒实行一种"真理的义务"(l'obligation de vérité)。这种'真理的义务',一方面要求教徒无条件的服从被称为永恒真理的信条、教义和宗教仪式,以便在教徒的心灵及其行为中,表现出对于他们所 信仰的信条和教堂的无限忠诚。但是,基督教又要求他的教徒信仰另一种类型的真理,这就是要求每个教徒真正地认识他们自己,真正地知道在他自身中所发生的一 切,真正地认识到他自己所犯的各种错误,承认自己的各种企图和意向,真正了解自己的欲望的程度及其发生的场所,同时还要将所有这些发生在自身内外,发生在 自身身体和心灵的一切,哪怕是潜在地存在的,也哪怕是公开发生的或者私下发生的,都诚实地向神,或者向宗教共同体的其它成员,坦率地交待清楚,进行忏悔式 的自白。所以,基督教所要求的,是关于信仰以及关于个人自身的真理的义务。也就是说,所有的基督教徒,一方面必须对教义和信仰保持忠诚,将教义和信仰当成 永恒的真理,另一方面又要求基督教徒毫无保留的向神和教会交待自身的真理,也就是坦率说出自身的真实面貌。基督教所要求的上述两种类型的真理是相互补充相 互关联的。由于基督教将这两种真理关联在一起,所以它就把基督教徒个人灵魂的纯洁和教徒对于自身的认识联系在一起。    当然,随着 基督教的历史的演变,上述两种类型的真理及其对于自身的技术的关系,在整个中世纪历史时期内,也不断地发生变化。而在宗教改革之后,天主教同新教在自身的 技术的内容和实践两方面也有所不同。福柯曾经在许多地方较为详细地探讨基督教的自身的技术的历史演变过程。但是,不管怎样,整个基督教都强调对于信仰、圣 经和教义的真理的诚实态度,同时也强调基督教徒个人必须对于自身的心灵和思想抱着真理的态度,以便保证他们的心灵的纯洁性。所以,奥古斯丁说,只有使自身 显示出他的真理的本来面貌,才能进入到神的启示的光芒圈中。    在基督教的历史上,有关坦诚自身的方式及其具体技术,发生过各种变化。福柯指出,关于要求教徒告别自己的罪过以及作出必要的牺牲等程序,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基督教所要求的。有许多关于忏悔的程序是在中世纪的末期,也就是在中世纪将转入近代社会的前夕才出现的。    在基督教的历史上,围绕'自身'的问题,始终伴随着两个相互关联的因素:一方面是强调自身问题的普遍性,强调基督教对每个自身的召唤的普遍性 (l'universalité de l'appel)及其重要性,另一方面又强调自身获得拯救的珍贵性和稀有性(la rareté du salut)(Foucault, 2001: 116-117)。    所以,福柯指出,基督教在关乎每个人命运的'自身'的问题上,玩弄了双重的策略游戏:首先,它在强调神对世人的召唤的普遍性和平等性的同时,又指出并非人人都能幸运 地皈依基督教的神和信仰;唯有那些真诚向教会坦诚自身身体和心灵的真理的极少数教徒,即被教会奉为'圣徒'的个别人,才可以'获救'。接着,基督教又强 调,尽管它给予每个人的拯救是极其珍贵和罕见的,但仍然并不排除任何个人获救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基督教强调:基督教是普世的宗教,是对于世人的普遍的拯 救的唯一途径,也是给予世人以最珍贵的幸福的宽宏大量的宗教。在这方面,基督教没有向世人提出任何条件,它永远都是敞开拯救的大门,不歧视任何人,不排除 任何人;所以,任何人都有可能获救。但是,基督教又认为,只有通过世人对自身的严格熏陶,遵循'真理'的标准,依据教规、教义和神的启示,才真正有机会获 救。基督教的这些说教,后来构成它的神学、思想、社会和政治学说的核心(Ibid.: 117)。    与此同时, 福柯通过对于性史的研究,也揭示了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自身的技术同基督教占据统治地位之后的自身的技术,有明显的不同。如果说古希腊罗马时代的自身的技术还 显示出个人自身的相当程度的自由权,那么,基督教产生之后的自身的技术,就在性质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个变化的特点就是使自身的技术完全变成为统治者宰 制和规训被统治的个人的权力运作技术。    福柯对基督教的批判,就是这样从关于自身的技术问题出发,然后进一步深入揭露基督教在中世纪和近代阶段中所实行的权力运作模式的变化及其对于现代社会权力运作模式的影响。也就在这种批判中,福柯同时揭露了基督教道德及其同西方人的主体化历史过程的关系。    (三)对基督教道德的批判        福柯指出,不管是古代的还是基督教的'自身的技术',都同样具有伦理学的意义,包涵着道德的原则。但是,作为伦理学和道德原则,古代时期同基督教阶段的'自身的技术'是完全不一样的。    福柯从尼采的 道德系谱学(généalogie de la morale)研究中得到启示,深刻指出了基督教道德在扼杀个人自由和破坏关怀自身的原则方面的历史作用。同尼采一样,当福柯对基督教道德进行系谱学批判 的时候,并不只是把道德当成一个孤立的问题来研究,更不把道德问题同整个社会文化制度以及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权力斗争割裂开来。也就是说,在福柯的道德 系谱学及他对于自身的技术的历史考察中,基督教道德的出现和发展,始终都是同整个西方社会的权力斗争及其历史走向密切相关。所以,基督教道德也就成为了社 会权力斗争的一个方面。    为了揭示基 督教道德的产生及其同社会权力斗争之间的复杂关系,福柯非常重视尼采的道德系谱学对'事件'的'突现'(Enstehung)的纯粹描述。福柯总是以尼采 的'突现'(émergence)概念,来描述他所揭露的各种历史事件的系谱学意义,因为在尼采那里,Enstehung一词,指的就是以突然冒现出来的 形式所显示出来的事件形成过程;它意味着从一开始,一切事物的出现就伴随着其天然的本性和依据其特有的发生规则,并以人们所无法认识和无法表达的复杂形式 产生于世界上。各种历史事件的突现,并不是像传统理论所说的那样,似乎都是依据必然的规则,或像自然科学的对象那样按照前因后果的所谓客观'逻辑'产生出 来;而是以其自身无可预测的偶然性、断裂性、突发性和自然性形成的。为此,福柯强调"'突现'始终都是透过一个特殊的强力阶段而发生的 (Emergence is always produced through a particular stage of forces)。所以,对于'突现'的分析,必须描述这个交互作用,描述这些强力相互抗拒交织而成的斗争,或者是抗拒对立的环境的斗争..."(M. Foucault, Nietzsche, Genealogy, History. In Rabinow, P. 1986: 83-84)。福柯指出,"在尼采那里,『突现』意味着一个发生对立的场所(Emergence designates a place of confrontation)"(Ibid.: 84)。但是,这个场所并非一个封闭的地点,以为在那里可以看到两个相互对等的强力的斗争状态。因此,这个出现的场所,勿宁是"一个『非场所』(non- place),是一种『纯粹的距离』:在那里,相互对立的对手并非属于同一个空间场所。唯一停留在『出现』的『非场所』的悲剧,就是统治的无止境的『重 演』。某些人对于另一些人的统治导致价值的分化;统治阶级产生自由的观念......"(Ibid.: 85)。    但是,福柯并不满足于从抽象的层面探讨基督教道德的政治意义及其同权力的相互关系,而是更具体地揭示基督教道德如何成为社会统治势力和权力斗争的一个手段,并深入地分析基督教道德在权力斗争中控制个人的具体策略。    福柯认为,在西方文化的脉络中,基督教道德实际上是从古代的'自身的技术'和关于'自身的文化'中演变而来的。细致地分析这个演变过程,就成为揭示基督教道德控制和扼杀自身的实质的关键。    福柯认为,在 古希腊,特别是在晚期的希腊化时期,关于自身的文化体系中已经存在了有关'拯救自身'(salut de soi)的道德原则和伦理实践。他举出了那个时代许多思想家的论述,强调关怀自身确实是一种道德的反思过程。但是,这种道德是建立在对自身的爱的基础上, 也就是说人们实行道德原则,不是为了扼杀自身,而是为了使自身获得快乐,得到更大的自由,并不断寻求更新的审美超越境界。正因为这样,福柯说,在古希腊和 罗马的希腊化时期,"道德所寻求的主要目标及其基本目的,是属于美学范畴,因为它只是涉及到个人选择的问题"(Foucault, 1994: IV, 384)。只是因为基督教的产生,才把道德和伦理问题归结为对于自身的否定(renoncement à soi),并以牺牲自身(sacrifice de soi)作为条件而建构道德原则(Foucault, 2001: 173-177)。    正因为这 样,在古代的自身的技术中,拯救自身是关怀自身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使自身完满化的一个过程。与此相反,在基督教时期,拯救自身就意味着否弃自身和牺牲自 身,也就是必须以祭献自身为前提才能达到自身的拯救。福柯对此加以严厉地批判,并由此指出:基督教道德的实质,就是要使自身完全归顺于基督教,从而达到消 除自身的目的。    为了进一步 揭示基督教道德对于自身的扼杀,福柯还分析了基督教道德的苦行主义(ascétisme)原则。福柯认为,在古代的自身的技术中,为了实现关怀自身的原 则,也存在过苦行(askesis)的方法。但是,如同上述有关拯救自身的原则一样,在苦行的问题上,古代的自身的技术与基督教的道德是完全不同的 (Foucault, 1994: IV, 799-800)。    在古代,特别是在斯多葛学派的自身的技术的理论中,苦行并不意味者否弃自身,而是相反是为了逐步地实现对自身的关怀,为了达到对自身的自我控制。所谓对自身的自我控 制,不是要求放弃其现实的欲望和要求,也不是要求其自身完全脱离现实的世界,而是为了使自身达到真理,并真正地了解真理的意义。所以,苦行的最后目的,不 是为了使自身超越到与现实无关的彼岸,而是为了更真实的进入此岸世界。也就是说,苦行就意味着'做好各种准备'。苦行就是个人能够获得和消化理解真理、并 使自身自然地遵循一种自由行动原则的必由之路,是保证自身越来越实现完满化的一整套进行思想和实践的原则体系。总之,苦行在古代包涵着一些进行操练、锻炼 和修行的步骤,以便在必要的时候,使自身能够从容地和灵活地面对实际生活中的各种复杂事件。在这个意义上说,希腊化时代的苦行,是一种对于各种事件的准备 过程,也是对于自身的自我修炼和自我完满的熏陶过程。所以,福柯强调:与基督教的苦行主义完全相反,在古代的苦行中,包涵着两个最重要的因素,一个是沉思 (meditation),另一个是训练(Gumnasia)。    但是,基督教的苦行完全否定了古代的苦行原则中对自身的关怀的内容。基督教的苦行只强调对自身的否定,因此制定了一整套的禁欲主义原则,把人的欲望以及各种需求都归结为犯罪的根源,同时又要求教徒对自身进行严格的自我摧残,达到使自身完全归顺信仰的目的。    因此,同尼采 一样,福柯在批判基督教道德时,重复了尼采的宣言:"狄奥尼索斯就是十字架上的耶稣的对头"。福柯同尼采一样认为,基督教道德使西方人固守'诚实'、'服 从命运'、'同情和怜悯弱者'、'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和'循规蹈矩'等信条,使他们丢弃了'自身',失去了生命的创造力,丧失了最可贵的原始本能冲动,变 成为'像羔羊那样'唯唯诺诺、没有个性的萎靡不振的动物。    福柯认为,基督教道德的基本特点,就是通过'对神绝对顺从'和'禁欲主义'两条原则,以便劝导和强制基督教徒完成'否弃自身'的过程而实现'救世'的最终目的。所以,在基督教道德面前,人的一切尊严消失殆尽。    为了深入揭示 基督教道德的上述性质,福柯围绕'责任'(la responsabilité)、'顺从'(l'obéissance)、'思想心灵检查'(l'examen de la conscience)及'在尘世中死亡'(la mortification dans ce monde)等基督教道德的四个最重要的概念,进行深入分析和批判(Foucault, 1994: IV, 144-147)。    福柯指出,基督教道德之所以提出和强调'责任'的范畴,是为了建立牧师(牧羊人)同信徒(羊群)之间相互负责的关系,使牧师和信徒之中的任何人,在他们之中发生'罪恶'的情况下,都逃脱不了受惩罚的责任。    其次,在谈到 '顺从'问题时,福柯说,在希伯来人的犹太教中,'顺从'是教徒本身发自内心的志愿顺从宗教法规的行为。但在基督教中,要求每个教徒和整个教徒群体,都无 条件顺从教士。因此,基督教把顺从当成一种绝对的'道德禀性';它并不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的暂时性手段,而是目的自身。也就是说,羊羔必须无条件和永久地 顺从教士。正如圣贝奴阿(Saint Benoit)所说:"修士不是依据他们自身的自由意愿而生活;他们的真诚愿望只能是顺从于修道院长"。    关于'思想 心灵检查'问题,基督教强调:作为'牧羊人'的教士,不能满足于对'羊群'(基督徒整体)的认识和控制,而是必须落实到'羊群'中的每一个'羔羊',直到 透彻了解他们中的每一个人的内心世界以及他们的一切不可见的部分。正是为达此目的,基督教才发明了两种最有效的办法。第一是基督徒自己'检查思想',第二 是牧师对基督徒'指导思想'。教士将两者紧密地结合起来,以便时时刻刻把握羊群中的每一个羔羊的内心世界及其可能的动向,并及时地监管他们中的每一个的心 灵活动。    最后,福柯 指出,通过'在尘世中死亡'的概念,基督教要求其教徒彻底否弃尘世生活和否弃自身,也就是要求他们在日常生活领域中,过一种没有血、没有肉的死人般的生 活。基督教道德为此向教徒们允诺,只有通过尘世中的死亡,才能换得彼岸世界中的幸福。福柯揭露说:"所谓'在尘世中死亡'当然并不意味着真正死去,而是指 否弃自身和否弃尘世;而这是一种'日常生活的死'(une espèce de mort quotidienne)。这是一种以彼岸世界中的生活作为允诺的死亡"(Foucault, 1994: IV, 147)。所以,福柯认为:"基督教的死亡概念,根本不同于古希腊政权的死亡概念,它并不是要求为城邦做出牺牲,而是一种'自身对自身'的关系形式;它的 意义,就在于体现基督教徒的完整身份"(Foucault, 1994: IV, 147)。由此也可以看出基督教的禁欲主义道德的实质。     (四)对基督教教士权力运作模式的批判        福柯不论在知识考古学、道德和权力系谱学的研究中,还是在性史、自身的技术以及生存美学的探索中,都强调权力关系 同社会文化生活的内在关系及其不可分割性。所以,权力问题始终受到福柯的关注,并成为他的思想理论体系中一个重要内容。福柯对基督教教士权力运作模式的批 判,就是他的整个权力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但福柯从不孤立地研究权力,也从来不把权力当成像自然客体那样的一种'实体',而是强调权力是社会中相互竞争的 力量关系网络,是在它的运作中,特别是在其运作策略的实际贯彻中体现出来。福柯指出:"权力在本质上是一种力的关系"(le pouvoir est essentiellement un rapport de force)(Foucault, 1994: III, 87);权力是在各种关系的现实较量中,由于各关系中的各因素间的张力消长而形成,又随着各因素间的不断竞争而发生变化,并由此而对整个社会生活发生重要 影响。    因此,福柯 指出:根本不可能存在由统治者垄断的'主权';权力始终都不是由某个人所掌握的资源,也不是由某人发出的力量。权力既不属于某个人,也不属于某个集团。权 力只是在其扩散、中转、网络、相互支持、潜力差异、移动等状态中才存在。正是在这些相互差异的体系中,才能够正确地分析权力,权力本身也才能真正地运作起 来(Foucault, 2003: 6)。权力的运作、夺取和扩大,依靠着真理游戏的开展及其实现过程,而真理游戏又成为权力竞争的重要手段;两者相互依赖、相互交错而连成一体。    为了使权力 的研究不停留于抽象的层面,福柯还深入分析近代社会中各种权力运作的模式及其策略。对于权术策略游戏的分析批判,是福柯真理游戏整个批判战略活动的一个最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个人的理论和实践的主要内容。如同他自己所说:"当我研究权力的机制,我试图研究的,是它们的特殊性;.....我所力求掌握的,是权力 的实际实施机制(je m'attache à saisir des mécanismes d'exercise effectif de pouvoir)"(Foucault, 1994: IV, 92-92)。    值得指出的 是:福柯的思想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他的权力理论也是在这个时期发生重大变化。他从1976年起,一方面在法兰西学院的授课 中,以《必须保卫社会》(Il faut défendre la société)为题,在权力问题上,集中探讨三大论题:(甲)'惩戒的权力'(le pouvoir punitif)(通过像监狱那样的惩罚机关的监视技术、规范性制裁和全方位环形敞视监督系统(système panoptique)等);(乙)生命权力(bio-pouvoir)(通过对于人口、生命和活人的管理控制);(丙)政府统管术 (gouvernementalité)(通过国家理性和警察装置和技术)。另一方面,褔柯开始着手撰写他的《性史》三卷本,打算以'性的论述'为主轴, 深入探讨紧密围绕权力运作而旋转、并始终控制着西方人的'主体化'过程。    为了深入分 析西方社会中的权力运作模式,福柯系统地研究了西方社会史上权力运作模式的变化情况。他发现,由于基督教在整个中世纪时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在 中世纪时期,西方人建构了'基督教教士权力模式',不但用之于其本土范围内,而且也运用于其世界各地的殖民地统治(Foucault, M. 1994: III, 548-549)。这种'基督教教士权力模式'具有非常典型的性质,是进一步研究权力运作逻辑的最好出发点,也是深入揭示基督教性质的关键。    基督教权力 运作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将其统治的重点,从单纯的占有领土而转向控制'羊群'(即被统治者、被殖民者);'教士'(统治者),既是'羊群'的导引者、教导 者、管教者,又是惩罚者、持鞭者、规训者,既是最高权威,又是'救世主'、'施恩者'。这种基督教模式,显然把统治和规训的重点放在羊群中的每个个体,试 图使其统治渗透到每一个被统治者身上(Ibid. : 560-564)。    同时,福柯 还注意到:基督教教士权力模式还呈现以下重要特征。第一,其目的是保障将每个人从'另一个世界'中'拯救'(salut)出来。第二,它不只是发出命令和 指令,而且,它还时刻准备为它所统治和引导的人们的生命和获得拯救而做出牺牲。在这一点上,它不同于封建主权式的政权,因为后者只是要求它的被统治者做出 牺牲,特别为保卫王权而牺牲。第三,它不只是关心被统治的共同体的命运,而且还特别关心其中的个人,对个人一生的生命历程负责,关怀他们的每时每刻。第 四,它的统治方式是以了解和掌握每个人的心灵深处的一切思想活动为基础﹔它特别重视对每个被统治的个人的思想变化及其动向,并采取有效措施使被统治的个 人,能够心甘情愿地坦率说出他们心中所想的一切。所以,基督教教士权力模式很重视对被统治者的意识及其思想的控制,善于关怀他们的精神生活,并设计出一整 套适合的方法和技巧,以便正确有效地引导被统治者。由此可见,基督教教士权力模式是拯救式、奉献式和个人自律相结合的权力运作模式,它延伸到被统治者的生 活和生命历程中,也直接连贯到真理的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特别是联系到被统治者个人自身的真理性的问题(Foucault, 1994: IV, 229)。    到了资本主 义时期,基督教模式被全盘继承下来、并以新的科学、理性和民主的观念加以改善,不仅成为西方各国国内统治,也成为其对外殖民统治的基本模式 (Foucault, M. 1994: IV, 137-139; 229-232)。福柯指出﹕"近代国家权力是全面性和总体性的权力形式,正因为这样,它比以往任何时期的权力都具有更强得多的力量。在人类社会历史上, 甚至连中国古代社会在内,都找不到另一种政权,能够比西方近代国家权力更加强而有力﹔在西方的国家权力的政治结构之中,把对于个人的统治技术同对于整体的 宰制程式,结合得如此复杂而巧妙﹗所有这一切,正是由于近代西方国家政权,整合了源自基督教制度的中世纪权力的古老技巧,并以新的政治权力形式,加以发 展。所以,我们就把基督教的权力运用技术,称为基督教教士权力模式"(Foucault, 1994: IV, 229)。    更值得注意 的,是当现代资产阶级接过对社会的统治权时,他们比中世纪的教会更加懂得控制和宰制个人以及统合和协调社会人口整体的重要性。正如福科早在1966年发表 《语词与事物》时所指出的,现代权力和道德的运作,需要与它并行存在的现代知识,也发生相应的变化,这才导致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知识模式 (épistèmê)的转变,即从原有的语法学、财富学和自然史研究,转变为语言学、政治经济学和生物学。这后两门现代知识,一方面体现了现代资产阶级对 夺取、积累和扩大财富的需要;另一方面则体现了他们对统治和控制有生命的生物,特别是控制能够创造财富的'人'的需要(Foucault, 1966)。因此,当现代政府试图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自由和社会人口整体进行全面控制的时候,基督教教士权力模式也就自然地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权力运作 的一个出发点。    在福柯的批 判转向基督教的过程中,可以明显的显示出三个紧密相关的重要问题:第一,就是由基督教所继承和发展的西方从古到今整个文化和思想的核心问题,即关于'主体 化和真理'的问题。第二是基督教本身,作为一个在西方文化传统中产生、并对西方文化的发展扮演重要角色的宗教,不论在教义、教规和教会制度及其同世俗社会 的关系方面,都刻下了明显的西方传统的特征,这就使基督教在很大程度上同其它世界宗教区分开来,而且,也使它始终成为西方社会文化制度及其运作机制的重要 基础。在这方面,在福柯以前,包括马克思、韦伯在内的思想家,都已经从各个角度分析和批判了基督教同西方当代社会和文化的内在关系。第三,福柯以其新尼采 主义为指导,将他对于基督教的批判,从属于他本人的知识考古学、道德和权力系谱学以及生存美学的体系之中,从而显示了福柯的基督教批判的'后结构主义'和 '后现代主义'性质。福柯对基督教的批判并不是孤立进行,而是同他的整个理论兴趣和研究方向有密切关系。所以,福柯对于基督教的批判,一方面突出地将它同 西方文明和思想的核心问题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又揭示基督教在维护和巩固西方社会文化制度方面所扮演的特殊角色,由此显示基督教的性质和特征。    参考资料    1.Foucault, 1966, Les mots et les choses. Paris: Gallimard.    2.Foucault, 1994, Dits et écrits. III-IV, Paris: Gallimard.    3.Foucault, 1997, Il faut défendre la société. Paris: Galimard.    4.Foucault, 2001, L'Herméneutique du sujet. Paris: Gallimard.    5.Foucault, 2003, Le pouvoir de psychiatrique. Paris: Gallimard.    6.Rabinow, 1986, The Foucault Reader. New York: Penguin Books.    (*本文原为作者于2004年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的演讲稿。)
  5. 孙歌:中国经验与日本战后思想建设
    历史 2012/07/21 | 阅读: 2431
    今天我想借用日本从1945年二战结束到60年代初期的社会变化当中知识界所关心的基本问题,来反思我们自身的课题意识。
  6. 里尔克:秋日
    文学 2009/09/11 | 阅读: 2431
    《秋日》11种译本
  7. 王绍光、樊鹏:政策研究群体与政策制定——以新医改为例
    医卫 2011/07/19 | 阅读: 2431
    一、前言 如何科学有效地制定各项重大政策,是各国政府都无法回避的严峻挑战。最近10年来,在中国政府将更大的注意力从经济政策转向社会政策的 同时,传统的决策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 完全依靠党政系统内部官僚或内部智囊的决策体制已经很难适应新的形势。 在制定重大社会政策时,除了继续依靠体制内少数官方智库提供决策参考外,[2]中央开始在更大范围征询各类"外脑"(即外部政策研究群体)的意见和建议, 这是当代中国政治的新气象。 不少国内外学者已经认识到,中国决策者的政策咨询网络正在逐渐扩大。[3] 然而,究竟政策研究群体如何影响政策制定、以及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政策,似乎仍然不大清楚。想要弄清楚这一问题并不容易。正如一位的学者所看到的那 样,虽然每个人都知道政策研究群体向决策者提供了建议,但由于他们非常低调,很少以大众"可见的方式"与其他参与者进行公开辩争或互动,因此人们并不知晓 他们到底如何影响政策。[4]外交学者肯特??考尔德(Kent E. Calder)曾将政策制定过程背后的政策研究群体称之为"权力的半影"(penumbra of power),非常形象地道出了政策研究机构在当代政治中影响巨大却"隐忍"在后的特征。[5] 以2005年以来中国新一轮医疗体制改革为例,本研究试图分析中国政策研究群体如何参与中央重大社会政策的制定过程。作为改革开放以来 最重要的一项社会政策,新医改不仅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关注,获得了空前的公众支持,也在知识界激起了最广泛、深入的公共辩论。与此同时,各类公共政策专家、 学者和研究机构参与政策制定的广度与深度空前扩大。新的医改方案,最终综合吸收了10余家政策研究机构所提供的备选方案。[6]这一过程,为我们观察今天 中国的政策研究群体如何参与政策制定提供了一次绝好的机会。 本文作者于2009年对参与这一过程的主要政策研究群体、决策部门甚至部分相关利益集团的代表进行了广泛的访谈。在分析方法上,本研究 将政策研究群体参与政策制定视为一个双向的过程。 我们关注的是决策者在政策制定各环节如何扩大其政策网络、政策研究群体如何在现有的体制下主动参与政策制定、以及所有决策过程参与者如何互动,从而最终影 响政策的形成。这一研究不仅要对现阶段中国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参与政策过程的模式提供一个较为完整的画面,而且试图挖掘这一过程发生的原因,以便更好地捕捉 中国政治体制所发生的深刻变化。 二、中国政策研究群体的主要构成及其属性 据估算,截至2009年,中国约有2,500家大大小小的政策研究机构或智库,它们总共拥有大约35,000名左右的政策研究人 员。[7] 这些数字远超一些西方机构的估测,[8]但仍然可能低估了中国政策研究群体的实际规模。按照政策研究机构本身及所隶属部门的性质,当代中国的政策研究群体 基本可以划分为以下四类。 1. 民间政策研究机构(民间智库) 民间政策研究机构主要指那些不隶属于任何政府部门或单位的、独立的政策研究者或研究机构,也包括那些依靠市场机制独立运作的民间智库。 民间政策研究机构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起初多数以经济政策为主,从90年代开始在研究学科、意识形态等方面逐渐出现分化,数量也日渐增多。[9]目前 中国的民间政策研究机构,既有综合性机构,如"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也有长期专注于个别政策领域的机构,如"天则经济研究所"、"二十 一世纪教育研究院"、"洪范法律与经济研究所"等。民间政策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大多来自其它机构,而不是全职受雇于民间机构;共同的研究兴趣与意识形态倾 向把他们连结到一起。 2. 学术部门下属的政策研究机构(学术智库) 学术部门下属的政策研究机构主要包括中央与地方各层级的社会科学院,以及中央与地方各层级大学下属的政策研究机构。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系统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全国31个省级单位(省、自治区和直辖市)、15个副省级城市以及其他部分城市的社会科 学院。[10]随着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各地方社会科学院的政策咨询职能越来越强,成为地方党政决策不可或缺的参谋助手。越来越多的二级城市(如连云 港、宁波、台州、东营、潍坊、日照、临沂、聊城等)也开始成立自己的社会科学院,为地方发展积极建言献策。 学术部门下属的政策研究群体还包括中央与地方各层级大学下属的政策研究机构。截至2008年,中国有普通高等学校2263所,其中能够 培养研究生的高等学校有479个。[11]这479所大学几乎全部建有政策研究机构,有些大学(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甚至建有几十个政策 研究机构,其中部分为独立研究中心或研究院所,部分则隶属于大学的各学院。3. 党政部门下属的政策研究机构(部门智库) 党政部门下属的政策研究机构指各级党委、政府下属的行政性的、具有政策研究功能或承担部分政策研究职责的部门。按照这些部门的不同性 质,又可分为以下四类: 第一类是各级党校和行政学院。他们是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下属的负责党政干部轮训的机构,但二者均具有政策研究功能。例如在中央一 级,中央党校主要以研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现实和战略问题为重点,而国家行政学院则更加偏重于以行政体制改革方面的战略为重点。 第二类是各级政策研究室。中央各部委以及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内部大多设有单独的政策研究室,前者主要针对与本部委核心职能相关的政策领 域进行研究,并向部门领导提供决策咨询;后者则主要针对与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关的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并向地方党政领导提供决策咨询。除了传统的部委一 级和省、市两级党委、政府内部的政策研究室外,最近几年,发达省份的县区一级政府也开始探索成立政策研究室,服务地方决策。[12] 第三类是各级地方参事室。除政策研究室以外,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15个副省级城市中的11个城市还设有参事室。地方参事 室是具有统战性质的战略咨询机构,各级地方政府聘任的参事都是地方博学之士、社会名流和专家学者。目前全国地方政府参事约1000名左右。[13]近年 来,地方参事室开始更积极主动地影响地方重大政策的制定,这表现为省内参事室资源整合力度增大,跨省参事室之间横向联动增强,以及中央地方参事室纵向联动 增多。[14] 第四类是党政部门成立的专门研究机构,主要指各部委和地方政府直属事业单位性质的政策研究机构。在中央,如国家发改委下属的宏观经济研 究院,卫生部下属的卫生经济研究所等,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开展与本部职能相关的政策理论研究和各项决策的可行性分析,为决策提供咨询意见;在地方,各级党委 政府和各职能部门也设有许多专门研究机构,如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等。 4.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下属的政策研究机构(最高智库)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下属的政策研究机构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务院参事室,国务院研究室以及中央政策研究室。这四者都是综合性极强并 直接服务于最高决策者的政策研究机构,后二者同时还具有部际协调的功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直属国务院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主要职责是研究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中的全局性、综合性、战略性、长期 性问题,为党中央、国务院提供政策建议和咨询意见。自1981年成立以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积极参与了国家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和长期规划的制 定,以及各阶段的重大政策研究和决策过程,并主持或参与了许多重大国家级的研究项目以及一些地区性发展战略和规划的研究,在促进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等方 面,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 国务院参事室是统战性及咨询性的机构,现任41位参事均由国务院总理聘任,他们大多是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也有中共的专家、学者 和富有宏观管理经验的领导干部。其主要职责是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调查研究,直接向国务院领导提出意见和建议,共商国事;同时对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及其 他重要文件草案提出意见和建议;密切同社会各界的联系,及时向中央反映社情民意。迄今为止,国务院参事室向决策层报送建议及调研报告数千 件。[15]2009年11月9日,国务院正式颁布了《政府参事工作条例》,政府参事工作迈入新的轨道。[16] 国务院研究室是承担综合性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任务、为国务院主要领导同志服务的国务院办事机构,下设8个司,负责组织或参与对改革开放 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提出政策性建议和咨询意见。同时还负责分析研究国内国际经济形势、各主要国家经济政策和社会发展政策,提出政策 建议。 中央政策研究室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智囊机构,主要职能是负责分析国家情况,并起草中共中央的主要文件、草案、报告;对党的建设、思想理 论重要课题和中央重大决策的进行可行性研究,提出政策性建议;对全国经济、社会、政治形势进行跟踪,收集、整理、分析,报送党建和思想理论的重要综合信 息、动态;为中央决策提供建议和咨询等。中央政策研究室下设10个研究局,其中社会研究局为2007年新设。 上述四类政策研究机构,是当代中国政策研究群体的基本构成。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不同类型的政策研究机构,其最显著的差异并不在于其所隶 属单位的性质或行政层级的高低,而在于其政策研究的性质与活动的方式。下表从政策分析的性质、主要活动、研究成果、优劣势等几个方面,对这四类政策研究机 构进行综合比较。 表1. 不同层次和类型的政策研究群体比较三、中国新医改的基本进程及政策咨询需求 2005年7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报告称"中国医改总体上不成功",拉开了本次医疗体制改革的序幕,到2009年4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最后出台,从提上议事日程到最终决策,前后历时约4年。 医疗改革是世界性的难题,关乎千千万万个普通家庭和亿万人民群众的利益和福祉。由于医疗问题涉及多方位、多层次的信息不对称,无论是宏 观层次政策方向的选择,还是微观层次医疗体制的设计,都复杂无比。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医疗改革不需要听取卫生政策专家的意见,中国同样如此。 虽然中国在医改初期就形成了"恢复医疗卫生公益性,加大政府财政投入"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共识,但仍然面临着一个又一个难题。如何建立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医 疗体制?如何让医疗体制具有持续的公益性?财政应投向哪个环节才能有效体现公益性?这些都是中国政府政策制定过程中必须反复探索、反复论证的政策议题。 这次医改的政策制定,按照不同时期政策制定的任务和目标划分,先后经历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问题的提出以及政策议程的设置,时间段是2006年10月之前。2005年7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报告发布后,经过社会大讨 论,到2006年6月国务院医疗改革部际协调小组(后文简称医改协调小组)正式成立,标志着医改政策议程的成功设置。这是一个经过公共辩论使医疗改革由一 项公共议程转化为政策议程的过程,这期间,中国的最高决策者及时确定了增强医疗服务公益性、增加政府财政投入的改革方向,使整个决策过程在大方向上始终没 有脱离如何实现医疗服务公益性、将财政投入转化为群众实惠路径的探索。大方向确定后,中国的决策者最终选择从更广泛的角度倾听意见,使更多政策专家和研究 机构有机会参与到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来,确保政策制定不至于被少数专家引导到歧路上去。 第二阶段是备选方案的设计和选择,时间段是2006年8月至2008年2月。2006年医改协调小组成立后,在国务院的部署下,各部门 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至2007年9月28日医改协调小组内部形成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征求意见稿)》,其 后又经过反复讨论和修改,2008年2月2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了医改协调工作小组关于医改方案的汇报,进一步修改后形成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初稿。这一阶段是通过广泛吸收专家意见、反复比较备选方案、最后形成改革总方案的过程,确定了医改"兼补供方和需方"的思路。 第三阶段是最终方案的内部酝酿,时间段是2008年2月至2008年9月。《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初稿通过 后,中央各层级决策者又对初稿又进行了长达数月的酝酿、协商,通过向各部委、各省、市征询意见与建议,进行了反复的论证和调整。至2008年9月10日, 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修改后的《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决定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内部酝酿阶段宣告结束。这一阶段政 策制定的目的一方面是对方案进行内部反复论证和修正;另一方面是通过体制内各方展开商议并有序扩大意见征询的范围,使方案进一步细化、更加具有可操作性。第四阶段是政策的公开征求意见,时间是2008年10月至2008月11月。从2008年10月14日起,《意见(征求意见稿)》开始 通过信函、传真、电邮或网上留言方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为期一个月。社会各界广泛参与了本次活动。与此同时,一些地方试点探索已悄然进行。这一阶段政策 制定的目的是调动社会各方面积极性,广泛征求和吸纳意见;它也是不断平衡各方利益诉求,对政策进行修正和调整的过程。截止到11月14日24时正式结束, 共收到各类建议和意见近36000件。[17]最后医改协调小组根据这些意见,对《意见(征求意见稿)》进行了数十处修改。 第五阶段是政策的最后出台,时间是2008年12月至2009年3月。《意见(征求意见稿)》向全民征求意见结束后,中央又对文稿进行 了最后审议和修改,至2009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及《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 (2009-2011) 》出台,提出将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所有人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同时在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建设、基本药物制度建 设、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以及公立医院改革等五大方面形成了清晰的改革计划。这一阶段政策制定的目的是经由中央统筹协调、把握方向、促 进政策出台。《意见》的出台,标志着新一轮医疗体制改革的政策制定告一段落。纵观医改政策制定的全过程,可以说它是一个经过广泛听取意见,反复平衡、论证、修改,最后通过集中决策出台的过程。中国的决策者坚持借 助于公共政策研究群体的力量,围绕如何建立兼顾公平性与可及性的医疗卫生体系,通过在各阶段广开言路,参照国内外经验,并比较不同的方案,最终拿出了未必 最佳、但令人满意的政策。那么,中国政府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扩展了其政策网络?公共政策研究群体又通过何种途径进入政策制定的轨道?以及他们如何通过与各方 的互动影响政策制定的各个环节?我们将在下一部分做出更细致的分析。四、政策研究群体参与医改政策制定的过程分析 在新医改的政策制定过程中,中央各层级的决策者为了更广泛地征求意见,向各类政策研究群体打开了参与之门。然而,哪些研究群体能够参与 到政策制定的过程呢?以及他们能够在哪些关键环节产生影响呢?从根本上来说,这主要取决于需求与供给两方面:第一,在政策制定的不同阶段和环节,决策目标 本身对外部政策建议的需求类型,这是决定研究群体能否进入政策过程的需求面;第二,不同类型的研究群体本身的性质及其相对优势,这是决定政策研究机构能否 在某个关键环节发挥作用的供给面。 1. 政策议程设置阶段的参与(2006年10月之前) 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社会层面从未间断过对医疗问题的讨论,开始由一项重要的公众议题,逐渐得到决策者的注意,并最终演变为政 府改革的一项议程。这一过程,相关政策研究机构的参与和推动功不可没。 独立研究者与民间智库是这一阶段最活跃的政策研究群体。从2000年开始,围绕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一些独立研究者和民间 政策团体就开始通过网络和媒体批评中国医疗卫生体制的不足。不少学者认为,当时的中国卫生体制已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或"严重的危 机"。[18]2003年3月"非典"(SARS)爆发,中国政府受到巨大震动,开始采取措施不断加大政府对公共卫生投入,与此同时社会层面对医疗卫生体 制反思的声音进一步公开化,更多的政策研究者参与到讨论中来,引领全社会对医疗体制的改革道路进行更彻底的反思。[19]2005年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完成一项题为《对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评价与建议》的研究报告,得出 了"中国医改基本不成功"的结论,并明确地将问题的根源归结为改革开放以来医疗卫生领域"商业化、市场化的走向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规律"。这份报告 的摘要虽经由内参的方式上报中央并在内部刊发,[20]但几乎没有引起决策者和民众的注意和反应。数月后,《中国青年报》转载这一报告,随即在全社会范围 内激起了医疗改革的大讨论,甚至在政府内部也引起不小震动。2006年初的"两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期间,这份报告受到了全国人大 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广泛支持,并成为这一年"两会"最热门的讨论话题之一,大大加速了医疗改革问题从一项社会议程向政策议程的转变。[21] 这份报告引起广泛关注后,知识界围绕"医改不成功"到底是不是"市场"惹的祸,很快便划分出"左"、"右"两大阵营。一批有影响的独立 政策研究者开始以更活跃的方式对中国医疗问题的症结和改革方向展开辩争,例如北京天则研究所在这一阶段就利用内部的"天则双周论坛",连续数期邀请了观点 不同的学者参与,围绕医疗的话题进行了激烈的碰撞。[22]而另一家政策研究机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也成为一些政策研究者聚会讨论 医改问题的场所。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后来成为医改协调小组改革方案课题委托的对象,但针对改革的路径选择也开始逐渐分化出不同的政策主张。[23]在这一氛围之下,一些学术部门下属的政策研究群体开始以另一种方式参与进来。与大部分的独立研究者不同,学术部门研究群体从一开始就注 重进行独立的实证调研。例如2006年4月份,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李玲教授的团队针对江苏宿迁公立医院改革进行了两次独立调研,两个月以后完成了一 份《宿迁医改调查报告》。[24]这份报告直陈公立医院改革市场化的道路未能解决"看病贵"的问题,反而加重了群众负担,报告负责人李玲后来也被看成"政 府主导派"的领军人物。《宿迁报告》除了交卫生部以外,也得到了其它中央政策研究机构的关注,中央政策研究室曾于2006年6月份以后专门约请项目课题负 责人座谈,并要求后者提交更详细的分析报告。[25]综合分析这一阶段各政策研究群体的参与,可以发现,独立研究者与民间智库,独立性强,对社会与民众需求敏感度高,他们适应了这一阶段引发公共辩论的 需要。[26]而作为最终加速政策议程设置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本身就是国务院直属的政策研究机构,具有综合研究的优势,立场相对比较客观、独立,利用 媒体和社会舆论的力量,来自这一机构的研究者最终以"借力"的方式引起了决策者对调整医改方向的重视,加速启动了医改进程。[27]他们的那份报告,也因 此成为中国政策制定史上的一份里程碑式的文献。而这一阶段少量学术性政策研究机构的参与,成为2006年医改启动之后更广泛的学术性政策研究群体进入政策 过程的先声。 2. 备选方案设计阶段的参与(2006年10月-2008年2月) 2006年9月国务院医改协调小组成立后,医改政策制定随即进入备选方案的设计和选择阶段。2006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三十五次集 体学习,探讨医疗卫生体制和卫生事业发展。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玲教授和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刘俊教授,就"国外医疗卫生体制和我国医疗卫生事业 发展"分别进行了讲解,介绍国外医改经验和我国卫生事业的关系。在这次学习会上,胡锦涛提出,要坚持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 制度,进一步推动了医疗改革探索如何实现医疗保障体制"公益化"共识的形成。[28] 这次学习会的选题和时机由最高决策者倡议,参与医改的各主要决策部门和讲解人为这次学习会进行了长达3个月的沟通和酝酿。参与沟通与酝酿的不仅有卫生 部,还包括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医改协调小组的其它决策部门。这是整个医改政策制定过程中,决策者正式借助政策研究专家的视野,从 理论与比较的视角分析医疗服务公益性实现形式的最初探索,也是各决策部门之间展开内部磨合、辨明改革路径的第一次碰撞。[29]这次学习会,对于此后各阶 段政策制定者在更大范围内集思广益、听取专家的意见产生了十分重要的示范作用。 虽然胡锦涛的讲话表明决策层已就医药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必须强化政府职责以及增加财政投入等大的原则达成了基本共识,但如何使政府投入有效地转化为医 疗卫生服务公益的最大化,并没有现成的方案。因此,与前一个阶段相比,在备选方案的设计阶段,决策者更需要的是从建设性的角度寻求一套适合国情的方案。在 这种决策需求的驱动下,许多隶属于大学的政策研究机构以及部分国际组织的医疗卫生政策专家、国外政府的医疗卫生政策顾问开始进入政策制定的过程,成为这一 阶段影响政策制定的主角。 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学术性政策研究群体从未间断过与政府部门的合作,但过去的合作主要以个别部门为基础,针对政策制定的某个特定环节提出具 体谏言,是分散的、非常规的合作。例如2006年医改启动前后,卫生部曾对外发布九个研究课题,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华中科大、大连医科大学等"外脑"都 曾不同程度地参与其中。[30]而在医改协调小组成立后的新阶段,公共政策研究群体与决策部门开展合作的平台以及前者发挥影响的渠道,都发生了明显变化。 合作对象开始转变为部际协调机构,目标是形成政策制定的综合方案,是统一的、常规化的合作。决策者不仅通过各种方式广泛倾听来自国内外大学、国际组织以及 国外医疗卫生政策专家的意见,而且以医改协调小组为平台,正式委托政策研究机构进行独立平行研究并提交各自的方案。 2007年2月,医改协调小组正式委托六家国内外机构开展"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总体思路和框架设计"的独立平行研究,[31]要求在三个月之内拿出 代表各方观点的医疗体制改革方案。这六家研究机构的选择,由国家发改委和卫生部商定,综合考虑各机构研究能力和学术积累,也考虑政府与民间(大学)兼顾、 国内外兼顾,甚至考虑到南北方兼顾。最后决策者将在六大方案的基础上博采众长,拟订出初步医改方案。每个受委托机构都接到了正式的委托函,并由一个分管领 导牵头、组织多方面的专家组成课题组。2007年4月底,这六家机构提供的六个备选方案报告汇总上交到医改协调小组。[32] 在此期间,作为计划外方案的提供者,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的政策研究机构,也纷纷组织力量展开独立研究,并主 动挤入政策制定的轨道。其中北师大的方案和人民大学的方案在六套计划内方案上交之前,就已经面世,前者经财政部、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推荐,被医改协调工 作小组正式追加委托,而后者进入政策轨道的过程,具有更为特别的意义。2006年下半年,中国人民大学"卫生医疗体制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成立,这一机构 在没有获得任何部门委托的情况下,针对医疗改革的几大重点政策领域,花费5个月开展了独立研究,至2007年初就已完成了后来所谓"第8套医改方案"的草 案。为了获得决策者的注意,这一机构的负责人又主动组织内部研讨会、邀请相关部门决策者参加、向决策部门主要领导递交报告,最终获得了重视,应邀作为独立 方案的提供者,参加2007年5月份召开的钓鱼台集体评审会。[33] 在这一阶段,隶属于学术部门的政策研究群体,围绕到底应该"补供方"还是"补需方",以及通过何种机制实现"补供方"和"补需方"等原则问题,进行了 激烈的辩论,基本形成了"政府主导"与"市场主导"两个派别。他们之间争论的核心是:在医疗服务的市场中,竞争机制到底能发挥多大作用。这种争论不仅出现 在不同政策研究机构和不同课题组之间,甚至同一研究机构或课题组内部也出现了分化。这背后,既有不同学科背景形成的认识视角的差异,也有不同意识形态因素 造成的冲突。 表2. 政策内部酝酿阶段的主要参与者   不同政策研究群体内部的互动以及它们与其他参与者之间的互动意义重大,结果是大大增加了中国医疗改革的备选方案,为决策者提供了更多的政策选项。 2007年5月29-30日,医改协调工作小组在钓鱼台召开评审会,16个相关部门的副部级官员到场,讨论了这八家机构提供的医改方案以及某金融公司提供 的半套方案,共八套半方案。评审大会由国家发改委和卫生部领导主持,各方案主笔人一一陈述各自方案的观点,并由应邀参会的国内外专家逐一点评,展开讨 论。[34]这次会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某课题组对所有方案进行了综合评估并做反馈。[35]此后,清华大学刘远立教授的团队又向医改小组提供了"第九套" 方案,这套方案倾向于帮助决策者从国际经验中找到合适的借鉴,而该方案进入政策制定轨道的过程同中国人民大学课题组有着异曲同工之妙。[36] 至2007年9月,决策者在综合各家方案的基础上形成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征求意见稿)》,[37] 次年2月,经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初稿,最终确定了新医改的财政投入将"兼顾医疗服务供方和需方" 的基本思路和总体框架,[38]标志着政策制定的备选方案设计和选择阶段告一段落。与此同时,这些来自国内外大学、国际组织的政策专家参与医疗政策制定频 度最高的黄金期也基本结束。以学术论文中"医疗改革"议题出现的频度作为衡量学术界对医改议题关注度的一项指标,2006-2007年恰好是实际政策制定 过程中学术性政策研究群体参与频度最高、影响力度最大的阶段。2008年2月以后,随着政策制定进入内部酝酿阶段,学术性研究群体对医疗问题的关注度也随 之下降(图1)。 图1. 中国学术界对医疗改革议题的学术关注度 资料来源:CNKI学术趋势检索[39] 综合来看,这一阶段政策研究群体参与医改的主要方式是用"事实"和"论证"说话。以学术部门为主体的政策研究群体,其人才优势在于长期从事学术研究, 具有深厚的理论修养和良好的方法训练,他们和国际组织的政策专家均熟悉国外医疗改革的经验,长期的积累形成了良好的历史与比较分析视野。这些素质决定了他 们在为决策者辨明改革的理论基础、提供多种政策选项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适应了这一阶段政策制定的需要。但从这一阶段开始,相关利益团体也开始频频 接触一些已经进入政策制定过程的专家,[40]开启了此后很长一段时期部分政策研究群体和相关利益组织的"蜜月"之旅。不过,由于中央坚持广开言路的原 则,使得政策制定最终没有被少数研究者引导到歧路上去。 3. 政策内部酝酿阶段的参与(2008年2月-2008年9月) 2008年2月《意见(征求意见稿)》初稿产生,提出了改革的基本思路和总体框架,政策制定的主题随即转移到在"兼补医疗服务供方与需方"的基础上进 一步研究"如何补、补多少"等具体问题,而这将涉及到有限的财政资源如何分配、各部门职能如何协调、各方面利益又如何兼顾的问题。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这 一阶段的工作既是一个如何通过职能调整和制度设计,将基本原则转化为可操作性方案的理性探究过程,又是一个如何稳妥地协调各部门职能、平衡各方面利益,使 方案为各方所接受的政治互动过程。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选择了以政策的内部酝酿为原则,通过各决策部门主导、政府内部各层级政策研究机构相配合的方式,积极有序地征求体制内外各方面 的意见。一方面,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围绕群众最关切的问题,对改革的目标和主要措施,进行了研究和测算,实际上是通过调动体制内各方面的积极性进行政策协 调,将前期形成的各项基本思路转化为更具体的、可操作性的政策步骤;另一方面,中央要求在可控的范围内,稳步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和诉求,尤其是在中央与地方 之间、不同政府部门之间、公共利益与商业利益之间进行平衡,通过充分沟通和协商寻求最大共识。受到这一阶段政策制定内在需求的影响,政府内部各层级的政策 研究群体开始进入政策制定过程,成为这一阶段影响政策酝酿的重要力量。 在这一阶段,主要决策部委下属的政策研究机构协助本部门进行了大量调研工作。他们从实际出发对方案的可操作性进行了反复论证,并就如何实现基本原则向 决策者提出了更具体、也更具操作性的建议。但是由于他们与职能部门之间的隶属关系,其政策分析往往不可避免地带有部门视角的色彩,因此围绕部门之间的分 歧,他们常常会成为本部门借助分析说服其它政策倡导者的工具,在独立性方面打了折扣。[41]但他们是唯一既熟悉本部门职能、又能够代表本部门政策视角的 研究群体,他们的参与不仅为检测前期形成的原则和框架提供了必要理据,而且为体制内部围绕有争议的政策议题进行协调、沟通、细化、深化创造了条件。 表3. 医改过程中主要部委下属的政策研究机构   随着中央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征求意见,各级地方政府下属的政策研究机构也开始参与其中。由于对地方层面的实际情况比较了解,他们在这一阶段的作用 是配合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就修改后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初稿向中央反映地方情况,表达地方需求。除了自下而上的反馈外,中央也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直接到 地方征求意见。例如2008年9月,卫生部组成10个调研组分赴全国不同省份,围绕深化医改的十个专题展开调研,目的是在完善医改方案初稿、制定医改配套 政策的过程中,尽量吸纳基层的意见、建议和成功经验。这次调研除了组织卫生部政策与管理研究专家委员会的专家随行外,部分地方政策研究机构的代表也参与了 调研和座谈,及时反映了地方实际问题及政策建议,这些意见最终被带回北京。[42] 在这一阶段,部分中央直属的政策研究机构也参与其中,并发挥巨大作用。例如,国务院参事室针对《意见(征求意见稿)》初稿有关公立医院改革试点措施不 够具体、操作性不够强等问题,于2008年7月成立了公立医院深化改革专题调研组,先后对全国九省市的部分公立医院改革情况,进行了为期5个月的独立调 研。这次调研,既是针对涉及全局、关乎改革成败的重大问题,也是针对那些部门分歧最大的议题。由于时机选择很好,与国务院的改革步骤相吻合,这次调研为最 终决策提供了非常关键的政策性意见。[43] 到2008年10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时候,经过一年多体制内广泛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初稿已经进行了反复修改,使之在健 全基本医疗保障体系上更加细化,具有相当强的操作性。 综合来看,这一阶段的主角是传统的政府智库。与其它类型的研究机构相比,中央部委下属的政策研究机构,更熟悉政府部门的职能和内部运作,有利于他们将 决策者提出的宏观改革思路转化为具体政策方案。而国务院参事室的优势在于身份"超脱",不代表任何部门利益,而且拥有"直通车"优势,他们可以针对那些分 歧最大的问题进行独立调研并提供独立报告。此外,政府内部各层级政策研究机构则承担了反映体制内各方面意见和局部诉求的功能,经由他们,地方实际情况和好 的经验、意见被带到中央,并被吸纳到政策中来。 4. 政策公开征求意见阶段的参与(2008年10月-2008年12月) 2008年10月,修订后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发布在互联网上,公开向全民征集意见。政策制定开始从内部延伸到外部,从体制内半开放状态转化为全 社会范围内的开放状态。通过公开征询意见,决策者希望达到三个目的:1)使新的改革方案获得更广泛的民意基础;2)检测社会各方面尤其是各相关利益群体对 改革方案的反应,进一步平衡各方面的正当利益诉求;3)通过集中全社会的智慧,完善方案,为方案最后出台做好准备。因此,这是整个医改政策制定过程中社会 各方参与最广泛、各方面互动最频繁的一个阶段。 在这一阶段,几乎所有的政策研究群体又重新回到舞台的中央,开始基于不同目的、通过不同渠道参与对《征求意见稿》评头论足。除了通过网络的方式提出意 见外,他们还试图动用各种资源来影响公共舆论,进而影响决策者。这一阶段表现最活跃的是部分对市场机制深信不疑的独立政策研究者和部分来自学术部门的研究 者们,他们通过网络、论坛以及接受媒体访谈等方式,表达了对于方案几个关键政策环节没有坚持彻底的市场主义的失望。 相关政策研究群体与有组织利益团体的合作与互动,在这一阶段达到空前程度。2008年10月《征求意见稿》出台的第二天,北京某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学 者们就组织了一个集中记者见面会,邀请重要的商业媒体集中接受采访。受邀参加这次见面会的还有中国某医药企业协会的代表,他们共同向媒体释放信息,影响舆 论的发展。[44]与此同时,有组织利益团体也积极展开了一系列活动,邀请它们青睐的政策专家的参与,包括组织各种形式的"媒体见面会"和多渠道"上书" 等。这些活动,不仅是有组织利益团体联合政策研究群体向公众和决策者表达行业利益诉求的方式,而且此后的发展证明,这些活动也是更大规模的有组织利益团体 在政策出台前夕向中央"上书"活动的前奏。[45] 综合来看,决策者这一阶段最主要的目的是向全民公开征求意见。由于前一个阶段采取了政策内部酝酿的方式,使得除政府内部智库以外的绝大多数政策研究群 体和相关利益集团的代表没有获得系统影响政策制定的机会。《意见(征求意见稿)》一经公布,相关政策研究群体和有组织利益团体无疑会充分利用这一机会,公 开表达其政策主张或利益诉求。这期间,绝大多数政策研究群体是基于公益的需要,从建设性的角度对方案提出了意见,虽然部分研究者或基于意识形态的一致性, 或基于利益的缘故,与有组织利益团体之间展开互动,但已经不能改变政策的大方向。相反,这种有限的互动在客观上有利于正当利益的表达,使即将出台的方案可 以更加兼顾各方面的诉求。 5. 政策最后出台阶段的参与(2009年1月-3月) 2009年12月,中央医改领导小组成立,由一位分管副总理担任组长,政策的主要制定者由各职能部门转为中央最高决策机构。最高决策者通过中央集中决 策机制,全面审议并吸收政策酝酿阶段的各种意见,统筹协调政策制定中的重大问题,综合平衡各方面的利益、诉求,坚持原则、把握方向,推动了政策的最后出 台。 在这一阶段,参与政策制定的主要研究机构是中央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研究室。作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层次的最高政策研究机构,他们具有其他类型的研究机构 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首先,这两个机构独立于各政府职能部门,直接为最高决策者服务,超脱性比较强。其次,他们一直参与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的文件起草 工作,几乎所有即将出台的重大文件均需经过他们的最后统稿,因此他们更能从全局出发对文稿进行审议。最后,他们是最接近最高决策层的政策研究机构,进言的 渠道非常畅通。这两个高层研究机构适应了这一阶段政策制定的内在需求,协助最高决策者综合审议了各种意见,同时发挥了部门协调的作用,对出台之前的文件最 后把关,使文稿充分落实了中央的执政理念。 由于这一阶段关系文件的最后出台,相关有组织利益团体开始更频繁地组织起来向决策者传递意见,希望在出台前夕能够改变《意见》的某些提法。这期间他们 除了进行有组织"上书"、利用影响"两会"代表议案的形式给决策者施加压力外,某些有组织利益团体还通过各种方式向国务院政策研究机构直接反映对方案终稿 的意见。[46]然而,具有超脱性的最高决策者和中央政策研究机构坚持了正确的方向和原则,在吸收了其正当利益诉求和合理意见的同时,没有理会那些代表极 端特殊利益的声音。事实说明,中央政策研究机构的参与起到了综合协调的作用,为政策最终出台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五、结论 以新一轮医疗改革的政策制定为例,中国政策研究群体参与中央政府重大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与模式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一方面,与改革开放之前30年甚至改革开放以来前20年相比,今天中国政府在重大社会政策制定方面,开始越来越多地广开渠道问计于政府内外的个人和组 织,尤其将对专业政策研究群体的咨询作为新时期中央提高政策制定水平、保持社会经济政治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手段。医改的经验表明,中央决策者吸收政策研究 群体意见的方式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咨询的主体已经不再局限于由个别党政领导人或个别部门,而是更加开放,涵盖了整个体制,这与早期研究中关于中国经济、外 交、安全政策等各领域的政策制定模式已不可同日而语。咨询对象的选择也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党政内部的政策研究机构,而是扩大到包括民间政策研究机构、学术 性研究机构甚至国际组织等更广泛的政策研究群体。 另一方面,除政府内部智囊以外,更大规模的、以知识互补为特征的政策研究群体在中国已经崛起。从医改的个案来看,各类公共政策研究群体参与政策制定的 广度,以及他们对政策制定所产生的实际影响,不仅在中国重大政策制定的历史上是罕见的,即使和其它国家和地区相比,也毫不逊色。在参与模式上,各政策研究 群体不再局限于通过影响个别党政领导人获得影响政策的机会,而是通过更广泛的渠道进入政策制定的轨道。政策制定的过程也不再仅仅局限于少数官方智囊与不同 决策部门之间的互动。[47]相反,为了创造条件进入政策制定轨道,直至影响政策的最后形成,不同政策研究群体之间、政策研究群体与其他参与者之间,在政 策制定的不同环节展开了充分的互动,内容之丰富,超乎人们的想象。中国新医改的经验表明,与人们常说的"独立性"相比,中国政策研究群体的明显优势在于"互补性"和"综合性"。这既包括知识结构方面的互补性和综合 性,也包括利益整合机制方面的互补性和综合性。 在知识结构方面,新医改的过程揭示,中国不同类型的政策研究群体显示出不同的比较优势。他们中间,既有民间政策研究机构,又有官方党政研究机构;既有 学术性的研究机构,也有部门性很强的政策研究机构。有的偏重理论,具有历史与国际比较的视角;有的偏重实践,具有将政治理念转化为可操作方案的经验,还有 的偏重综合,具有整合不同视角、协调不同方案的特长。这种搭配才真正适应了重大政策制定的需要,它既有利于形成多元化政策视角,又有利于观点与立场的互补 和平衡,从而保证决策的质量;它既有利于展开充分的辩争,又有利于适时控制不必要的纷扰,从而保证决策的效率。 在利益整合方面,新医改的过程揭示,中国的政策研究群体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利益诉求。他们中间,既有局部利益的代表,也有整体 利益的代表;既有中央性质的,又有地方性质的;既有对群众需求反映敏锐的社会层面的代表,也有对国家体制和宏观政策把握能力很强的国家层面的代表。在整个 政策制定过程中,不仅中央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广泛问计于政策研究群体,而且这些政策研究群体也在多个环节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将局部的情况和利益 诉求反映到中央决策者那里,很好地发挥了利益和意见整合功能。 总之,政策研究群体参与中央重大政策制定的过程与模式说明,一方面,中国的政策研究群体对决策过程的参与和影响,受惠于中国独特的体制和运作机制,另 一方面它反过来又对中国的政府体制,尤其是中央决策体制产生了深刻影响。纵观新医改政策制定的全过程,由于每个政策环节都有政策研究群体的参与,这不仅提 升了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水平,而且广泛的参与和充分的互动,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政府部门之间的传统协调机制,除了更多的信息进入决策层从而增强了部门沟通 的基础以外,也使得各决策部门不得不认真对待各方面的压力,有助于中央直接回应民众所关注的问题,合理平衡各方的利益,调动和吸纳更广泛的政治参与。从更 大的意义上说,中国政策研究群体对重大社会政策制定的实践表明,中国正在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践行其民主、科学、有效执政的理念。 * 作者简介: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讲座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讲座教授;樊鹏,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国驻德国大 使馆三等秘书。 [1] 中国从经济政策到社会政策的历史性转变,参见王绍光:"大转型: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向运动",《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2] 20世纪80-90年代卷入中央政策制定过程的政策研究群体主要是直接附属于党政机关的政策研究部门,90年代政府政策咨询的范围有所扩大,政策研究群体 的种类也开始增多,但政策研究群体多通过获得个别党政领导人的认可从而可能影响政策的制定。关于这一时期智库参与经济政策制定的研究参见Barry Naughton, "China's Economic Think Tank: Their Changing Role in the 1990s," The China Quarterly , no. 171, 2002, pp. 625-635;智库参与公安政策制定的研究参见Murry Scot Tanner, "Changing Windows on a Changing China: The Evolving 'Think Tank' System and the Case of the Public Security Sector," The China Quarterly , no. 171, 2002, pp. 559-574.;智库参与外交政策制定的研究参见David Shambaugh, "Chin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ink Tanks: Evolving Structure and Process," The China Quarterly , no. 171, 2002, pp. 575-596; Bonnie S. Glaser and Phillip C. Saunders, "Chinese Civilian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s: Evolving Roles and Increasing Influence," The China Quarterly , no. 171, 2002, pp. 597-616; [3] 有关新世纪以来中国政府加强政策咨询的研究,参见Jean-Pierre Cabestan, "Is China Moving Towards 'Enlightened' But Plutocratic Authoritarianism?" China Perspectives, no. 55, 2004, pp. 21-28; Steve Tsang, "Consultative Leninism: China's New Political Framework,"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8, no. 62, 2009, pp. 865-880. [4] James A. Smith, The Idea Broker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1); Andrew Rich, Think Tanks, Public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Expertise (New York: The Cambridge Press, 2004), p. 7. [5] Kent E. Calder and Mariko de Freytas, "Global Political Cities as Actors in Twenty-Fir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Affairs," The SAI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9, No.1, 2009, pp. 80-97. [6] 新医改方案吸收了"10家政策研究机构"的说法,来自卫生部长陈竺在国际医学界权威期刊《柳叶刀》上的评论。参见Chen Zhu, "Launch of the Health-care Reform Plan in China, " The Lancet, Vol. 373, April 18, 2009, pp. 1322-1324. [7] 朱旭峰:《中国思想库:政策过程中的影响力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 [8] 一项旨在对各国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影响力进行排名的报告,提出中国的政策研究机构仅74家,这无疑大大低估了中国公共政策研究群体的规模与实力。参见 James G. McGann: "The Leading Public Policy Research Organizations in The World, 2008," , 2010年8月最后浏览。 [9] Barry Naughton, "China's Economic Think Tank: Their Changing Role in the 1990s". [10] 根据本研究对各层级社会科学院网站所公布的研究人员数字估算,除中国社会科学院约3200名研究人员外,31个省级单位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配备约500 人,市级(包括副省级城市)1000人,其他城市的社会科学院约600人,总数接近10000人。 [11]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08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0年8月最后浏览。 [12] 例如广东佛山市,在综合改革试验中率先在县区一级组建决策咨询和政策研究室,负责本县区内部体制改革、发展战略、政策咨询、民意调查等问题的研究。参见中 共佛山市委政策研究室:"我室加强与新组建的顺德区决策咨询和政策研究室交流",,2010年8月最后浏览。 [13] 陈进玉:"论政府参事调查研究的若干方法",,2010年8月最后浏览。 [14] 童禅福:"整合资源咨询国是是做好新时期参事工作的必由之路",,2010年8月最后浏览。 [15] 参见国务院参事室官方网页,,2010年8月最后浏览。 [16] 新华网:"国务院公布《政府参事工作条例》",2009年11月9日,,2010年8月最后浏览。 [17] 征求意见网页,见 ,2010年8月最后浏览。 [18] 李菊石,"中国公共卫生的危机",2002年8月20日,http://www.zazhi2.org/2002/zs0205c2.txt;周雁翎, "差异悬殊:中国卫生保健事业面临严峻挑战" 《中国改革》2002年第4期;胡琳琳,"从不公平到更加公平的卫生发展:中国城乡疾病模式差距分析与建议",《中国国情报告》2002年,第84期。 [19] 王绍光,"中国公共卫生的危机与转机", 《比较》第七期 (2003年) [20] 参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评论》,2005年3月增刊第1期,目录参见,2010年8月最后浏览。 [21] 访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某干部,2009年8月4日;访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某干部,2009年9月19日。 [22] 王世玲:"智库与医疗改革的博弈",《21世纪经济报道》,2009年4月15日。 ,2009年6月最后浏览。 [23] 访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某负责人,2009年7月28日。 [24] 李玲:"北大课题组宿迁医改调研报告(上)",《中国青年报》,2006年6月22日。,2010年8月最后浏览;李玲,"北大课题组宿迁医改调研报告 (下)",《中国青年报》,2006年6月23日,,2010年8月最后浏览。 [25] 访谈,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某教授,2009年9月18日,北京;访谈,中央政策研究室某干部,,2009年9月19日。 [26] 本研究访谈了解到,并没有证据表明这一阶段独立政策研究者的活动受到了相关利益集团的影响,直到医改的第二个阶段,即2007年2月以后进入医改备选方案 的设计和选择阶段,相关利益团体才开始与部分政策研究专家进行深入接触,以便影响政策的走向,详见后文。 [27] 有关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中"借力"模式的讨论,参见王绍光:"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28] 有关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的情况,参见杨友明:"一项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的战略任务: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述评",《学习时报》,2009年5 月25日。有关第35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情况,参见新华网文章:"胡锦涛强调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2006年10月24日。 ,2010年8月最后浏览。 [29] 访谈,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某教授,2009年9月18日星期五下午。访谈,卫生部某干部,2009年9月22日。 [30] 访谈,卫生部某干部,2009年9月22日。 [31] 这六家机构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以及知名的国际咨询机构麦肯锡。 [32] 访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某负责人,2009年8月4日。 [33] 在此之前,某关键部门的领导建议人民大学将报告修改后作为正式方案参与医改方案的研究、讨论,另一个部门的领导则专程来人民大学调研,直接听取汇报,还有 某决策部门的领导安排相关司长、处长直接约见课题负责人座谈。访谈,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某负责人,2009年8月4日。 [34] 原则上国内课题组由国外专家评议,国际组织课题组则由国内专家评议。 [35] 2008年底《征求意见稿》出台之前,中国社科院已经形成了独立的综合评估建议。10-11月份之间,研究小组将一份大本的《评估建议》分别递交中央政策 研究室及国务院研究室;2008年12月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成立后,他们又向医改领导小组办公室递交了10份《评估建议》。与此同时,该研究小组也利用院 内的特殊渠道,形成了几类内容长短不一的内参和要报,其中将2000-3000字的内参分送到了每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省部级干部的案头。访谈,中国社会 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某负责人,2009年7月28日;访谈,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某负责人, 2009年8月4日。 [36] 清华大学"第九套"方案的主要制定者从医改课题招标开始,就利用和哈佛大学的合作资源,自己出资低调研制方案,拟定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上交"。方案上交 前,卫生部主管官员就曾多次约请方案的主要制定者进行当面交流和沟通,希望借助这一方案能从国际经验中找到合适的借鉴。参见"十年医改路回顾:从中央制定 到问计民间",《第一财经日报》,2007年12月13日。 ,2010年8月最后浏览。 [37] "卫生部:医改基本思路总体框架初步确定",《中国青年报》,2007年12月27日。 ,2010年8月最后浏览。 [38] "三年磨一剑--我国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大事记",中央政府门户网站要闻,2009年4月6日发布。 ,2010年8月最后浏览。 [39],2010年8月最后浏览。 [40] 通过访谈了解到,2007年春某受托方案出来之后,包括国内和国际医药产业的代表就开始找到方案负责人,寻求合作。又如某国内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也是在同 期开始找到某政策研究机构负责人,希望以中心为平台,资助他们展开讨论并影响舆论,而这一中心后来参与了中国社科院对医改方案的综合评估工作。访谈,中国 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某负责人, 2009年7月28日;访谈,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和开发行业委员会(IDPAC)某政策负责人,2009年11月20日。 [41] 访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院某研究员,2009年9月18日;访谈,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某干部,2009年10月3日。 [42] "卫生部围绕医改组织10个专题调研",新华网新闻,2008年11月10日。 ,2010年8月最后浏览。 [43] 这次调研,从中央到地方,召开了60多场座谈会,前后访谈了900多人,直接听取了各地政府部门的意见、大量院长、医生、护士的意见,甚至走访了长期患病 家庭、农民工、离退休人员和街道社区的代表。访谈,国务院参事室独立调研组某成员, 2009年12月9日。 [44] 访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某负责人, 2009年7月28日。 [45] 这一阶段有组织利益团体组织了各种形式的"上书",获得了中央决策者的回应。例如因《征求意见稿》明显忽略了药品流通领域全国30多万家零售药店的利益, 激起了这一群体的巨大反弹。2008年11月中国医药商业协会组织全国33家医药协会进行了一次联合"上书",这次上书引起了最高决策者的注意。最后由国 务院主管副总理专门签署意见,安排各相关部委组织人力,当面倾听企业与行业协会的意见,并吸收了其中合理的要求。访谈,中国医药商业协会某负责人, 2009年9月1日。 [46] 访谈,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某领导,2009年9月9日。 [47] 有关80年代中央政府内部研究机构与官僚部门之间关系的研究,参见Nina P. Halpern, "Information Flows and Policy Coordination in the Chinese Bureaucracy," in Kenneth G. Lieberthal and David M. Lampton eds. Bureaucracy, Politics, and Decision Making in Post-Mao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p.125-150. Halpern提出了"竞争性说服"(competitive persuasion)的理论模型来描述这一时期政府内部智囊与决策者之间的关系,这一理论模型与同时期李侃如针对中国中央政府的决策体制提出的"商讨系 统"(Bargaining system)遥相呼应。有关90年代政府内部研究机构与官僚部门之间关系的研究,参见Barry Naughton, "China's Economic Think Tank: Their Changing Role in the 1990s". 
  8. 汪晖:金沙江之子——追忆萧亮中
    社会 环保 2015/03/03 | 阅读: 2428
    亮中对他的家乡的关注不是从一个族群或一种文化出发的,而是从一个历史地联系在一起的社群网络及其多样性出发的。在云南期间和从那里回来之后,我们曾经反复地讨论过云南地区的文化多样性及其意义。后来在起草有关反对长江第一湾-虎跳峡流域水电工程的倡议书时,这也成为他的最重要的出发点之一。
  9. 邓飞:伍皓同志
    社会 2011/01/05 | 阅读: 2428
    编者按:伍皓是个让人看不懂的人。 就任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后,他不但有“躲猫猫事件”中请网友调查团、在全国率先建立网络发言人等一系列大胆出位举动,更有亲自实名上网与网民互动,成为微博明星等违背官场逻辑的奇异举止。最奇特的是:他越是公开发表意见,你越是看不懂他—甚至,从完全相反的两种动机去理解他的言行,在逻辑上都能成立。在媒体的热炒中,一个中国官场的“异类”似乎诞生。     早上九点多,伍皓坐到了自助餐厅里。这位身材矮小、脸上刮得干干净净、无框眼镜后透着坚定自信的年轻人,自2008年12月成为云南省宣传部副部长以来,就一直是中国最受关注也是最受争议的宣传部官员。    他的“改行”只是一项临时任务:宣传树立一个新的典型。伍是一个人数高达30余人的采访团总指挥,他和他的团队已在距昆明近600公里的保山待了20天,此刻,与他同坐一桌的是重要的搭档—保山市委宣传部长、《云南日报》负责人。    伍皓的盘子里放着两块红薯、两截玉米,他微笑着细嚼慢咽,同时语速缓慢地与陪同者交流,伍口才并不很好,他讲了一个笑话,一个姓王的人吃了八个鸡蛋,人称王八蛋,于是旁听者笑了起来。期间,他的司机悄无声息地给他端来一碗米粉,还递给他三粒小药丸。    约9点半,伍皓和他的团队从云南省保山市的一个酒店出发,前往四十余公里外的善洲林场,这个林场的名字来自他们要宣传报道的对象:杨善洲。    一     杨是原保山市市委书记,他在任期间就以清廉克己闻名,被称为“草帽书记”,1988年杨退休后,回到大山里组织造林6万亩。    报道杨的团队成员来自云南省委组织部、宣传部和当地媒体,分为理论组、摄像组等数个小组,计划用30天时间集中采访,最后用新闻报道、历史纪录片、诗歌、电影等多种方式来展现一个最新人物典型,方案自然是伍皓定下的。    在扬名全国之前,伍皓已有极为丰富的宣传树立典型经验。    这位在西藏待了长达8年之久的前新华社记者,参与了援藏干部孔繁森和扎根西藏的气象工作人员李金水两位全国著名先进人物的宣传报道,尤其是在后者的先进事迹宣传中,伍皓曾写了一篇长达8000字的报道,并因此获得西藏自治区首届“十佳新闻工作者”称号。    事实上,伍皓本人就曾是先进典型。    1988年以四川达县状元身份考入北京大学的伍皓,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后,与他的不少同学一样,在这个曾为风暴漩涡中心的校园一片沉寂时,陷入了“如何报效祖国”和毕业后“怕得不到合理使用”的迷惘,1990年2月,他参与起草了致时任总书记江泽民的一封信。    3月23日,11位参与者意外受江泽民之邀做客中南海,座谈原定一个小时,但兴致极浓的江泽民一口气谈了4个小时。    听闻总书记亲口讲述自己的成长经历,令伍皓热血沸腾。不久,他又写了决定他命运的第二封信,收信人是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胡锦涛。立志建设边疆的伍皓很快收到了胡锦涛的亲笔回信,西藏方面很快为他安排了西藏大学的一个任教机会。    接下来,伍皓又写了第三封信,收信人是新华社的领导人郭超人,伍皓向这位老学长表达了更愿意到新华社当记者的愿望。于是,1992年毕业的伍皓成为新华社驻西藏记者。这是北大10年来第一位毕业后直接去西藏的学生。毕业前,伍皓作为学生代表,在怀仁堂再次见到了江泽民。    三封信决定了伍皓的人生轨迹。    伍皓进藏后,其表现无愧于毕业前立下的誓言。当时新华社记者派驻西藏,采取轮换抽调制—一般为期1年半左右,长则3年左右,而且多为老记者。当时应届毕业生直接去西藏的极为罕见,而伍皓在西藏一待8年,则是更罕见的异类。在伍皓这个年龄,它还意味着耽误了恋爱结婚的机会。    伍皓在西藏期间是新华社最勤奋、出稿最多的记者之一,业务表现也颇为出众。西藏8年期间,多次获得新华社内的好稿奖,此奖虽为内部奖项,但新华社总计约有1500名记者,每年中英文发稿量高达400万条,因此多次获得内部社级奖项殊为不易,大部分记者终其一生也难获此奖项,而伍皓还两次受到新华社社长的通令嘉奖。    在西藏期间,伍皓曾遭车祸,同行者一死一伤,因身材袖珍而被甩出窗外的伍皓,虽一度昏迷不醒,但幸得上苍眷顾,竟成为唯一平安无事的幸运儿。    二    在距林场还有17公里的山路上,车窗外每隔几米就可以看到一朵碗口大的白色纸花扎在路边的树干上。随行人员告之,这是附近村民感念杨善洲的自发举动。一路烟不离手的伍皓遂一脸凝重地感叹:周恩来总理去世时,人民群众在十里长安街上挂满白花,一个官员只要真心诚意为老百姓做了事,就会被老百姓记住。    11点钟,采访团抵达此行的目的地—善洲林场总部。    这个位于山间一小块平地的林场总部小而简陋,当年杨善洲等人充当办公室的平房,现在已辟为纪念馆,墙壁上挂着宣传杨的照片、文字资料。而杨最初搭起的那个窝棚,则是这个展览馆的一部分,窝棚里有一张木头和树枝搭起的床,床上铺垫着龙须草,当年杨曾在这个窝棚里吃住了7年。    在随行人员陪同下,伍皓参观了小小的展览馆后,与同行者一起在庭院里看杨生前接受采访的录像。画面中,杨朴素如老农民,他是个典型的旧式传统干部,在谈到其清正简朴努力工作的动力时,杨以一个淳朴农民对世界的理解说:“我不想干不好工作,被捉了去坐牢。”听到这句话,伍皓也忍不住和其他人一起哈哈笑了起来。    杨善洲是一个清教徒式的先进典型。当地资料称,杨1988年退休后,不肯搬进省城老干部中心接受国家养老。他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大亮山—那里曾是一片原始森林,后遭1950年代大炼钢铁时期毁灭性的砍伐,杨也曾是砍伐者之一。他发誓用余生再造一片森林。    为实现其愿望,杨曾把地委大院里两棵龙柏盆景带回林场移栽,还一度在保山市区、施甸县城水果摊边捡拾果核。施甸县委书记得知后,叫一个副县长去劝阻老人,说县里一定会安排一笔经费来帮助购买树苗。老人拒绝,说县里太困难,能够省一点就是一点。    20年后,杨亲手栽种的松树在公路两侧已经成林,整齐挺拔,光线漏进林子,纯洁温暖。伍在马路上站定,仰脸深深呼吸了一下,既像自勉又像鼓动属下地感慨道,一个人只要有强大信念,将爆发出怎样一种力量,将怎样改变世界!    也许只有伍皓才会当众发出这样的感叹。曾与伍皓同学和共事的人均认为,仿佛是为弥补他的身形不足,他生来就有一股令人生畏的强大自信。    今年40岁的伍生于四川达县的一个贫困乡村,父亲是乡镇农技站的农技员,母亲是乡村民办教师。高考被北大录取那年,伍被乡亲视为天上文曲星下凡,不日一定将成为大人物,他们愿意凑钱来帮助伍购买到北京的火车票。    但走出北京站后,伍皓才领略到令人头皮发紧的另一个世界—他孤身一人,甚至连问路都不会;更大的打击来自一个个见多识广的生于城市的同学,晚上宿舍讨论,那些不断被谈起的外国名人他闻所未闻,他插不上一句嘴。    但是,在3个月埋头图书馆如饥似渴的苦读后,伍皓不但能参与宿舍里的夜谈会,并成为主讲。接下来,伍成了学校校刊记者团的团长。    多年来,伍皓强烈且不加掩饰的进取之心,往往会在旁人眼里显得不合时宜而鲁莽可笑。曾与伍皓熟识的人说,伍皓最让人感叹的是,他明知自己经常是周围私下议论甚至取笑的对象,依然对自己坚信不疑,从不打算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    伍皓坚信自己是被老天眷顾的人。他承认高中时数学不好,每次只能拿到总分120中的80多分,但高考时数学试题过于简单,他竟然拿到了115分,他这才有机会鲤鱼跳龙门。    但献身西藏后,老天对他的眷顾实在不多。1998年3月,伍皓在付出异于常人的努力后,终于获得西藏自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挂职机会。与在内地发展顺畅的同学相比,伍皓不但经济上不富裕,而且仕途上的进展亦只算平平而已。    到了1999年,伍皓在西藏待的时间已达内地援藏干部的8年极限。伍皓此时应有资格调回北京在新华社总社工作,但当年把他当成憨直、忠诚、勤奋、好学的苦孩子而怜惜赏识的老领导,在他的“超长期服役”期间已纷纷退休。    是年10月,伍皓转调入新华社云南分社,任政文采访部主任。    此后,伍皓在新华社云南分社各部门缓慢升迁,历6年之久,才获副总编辑一职(此职位原名采编室主任),行政级别副处。此前,伍还曾于2002年6月主持创办新华社云南分社的《云南内参》,但这份内参刊物后来被批评和地方过于密切,或将损害新华社国家耳目的功能,被统一裁撤。    以伍皓的学历、经历、业绩,实在算不得上天眷顾。曾与他共事的同事分析说,如果无意外,伍皓或许将在50岁上下时,得以资历升迁至云南分社副社长这个级别,以副厅级官员终老,事业上难得有一番作为。    伍皓这次要树立的典型,某种程度上与他有相似之处。伍皓对物质殊少追求,早些年,老同学聚会,在大城市发展的同学衣着光鲜,腰挎大哥大,伍皓则看上去又土又穷,但伍皓丝毫不以为意,他坚信自己的选择,热情不减。    老天不负有心人。2008年7月19日中午,伍接到来自云南省政法委书记一个语气紧张的电话,称孟连发生大规模骚乱,省委书记白恩培指令政法委和新华社一起来处理该事件,并称是省委书记点名要伍参与报道。    之前不久,一李姓女子在贵州瓮安县溺亡,警方称是自杀,导致数千人上街,焚烧公安局大楼和其他两栋政府大楼。中央要求各地吸取瓮安事件教训。    伍带着一名记者迅速赶到孟连。在新华社云南分社期间,伍皓曾操持《云南内参》数年,不但擅长报道正面典型,更因熟知官场运作规律,亦长于娴熟采写负面报道。他很快作出结论:孟连事件刚发生时也就是一件小事,但当地党委政府把它定性为“一小撮农村恶势力操纵的事件”,引发了大规模的聚集和对抗。    伍皓建议用一种公开、透明的报道办法写出民众的抱怨,他甚至引用云南省委副书记李纪恒的话来嘲弄一些官员:“说话没人听,干事没人跟,群众拿刀砍,干部当到这份上,不如跳河算了!”    伍的报道显然安抚了民众,较快满足了民众诉求,很快平息事端。    后来,伍概括说,一壶已经烧开的水,如果你还捂着盖子,壶底都可能会被烧穿。但如果揭开盖子,可能会烫一点手,水就变成蒸汽消散。    省委书记对平息孟连事件极为满意。3个月后,伍被调任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由一个副处级干部越过正处,直接变成副厅,对38岁的伍皓来说,它不仅意味着仕途上的惊人一跃,更是人生翻开了全新的一页。    三    中午13点,在当地领导陪同下,伍皓一行到一个农家乐午餐,施甸县委书记已经提前在此等候。餐桌上,众人继续谈论杨善洲当年的清廉事迹。坐在县委书记一旁的伍皓很少发言,只是倾听主方谈当地工作,但主方介绍当地一道特色菜,强调它由生肉做成,没吃过的人最好不要吃,免得上吐下泻时,伍皓立即来了好奇心,夹了一筷子仔细品尝。    14时许,伍带着采访团来到了杨的老家—杨退休后终于攒钱修盖了一栋小楼房。玉米铺满庭院,在冬日暖阳下金黄一片,一条黄狗懒洋洋趴着,杨的妻子和长女一直生活在这里,杨拒绝将她们变成城市居民,他认为这是可耻的以权谋私。    伍皓在众人簇拥下,上前和坐在屋檐下等待的杨妻握手,先嘘寒问暖,然后郑重陈述杨善洲同志先进感人事迹的重要性和积极意义。待随从人员递上礼物后,进入采访议程。    杨的妻子被扶进堂屋,接受采访团的慰问和采访。这个时候,伍皓才忙里偷闲与《凤凰周刊》记者上到二楼狭小堂屋,他低头寻了一把小板凳,讲述他这些年来在昆明的生活。    伍皓谈到了他与杨的对比。因为杨一生都在做无可非议的好事—拒绝以权谋私、一身正气、退休后还帮助民众,他理所当然得到体制的褒奖。但伍认为他不同于杨的是,他在做一些开创性的事情,也是效忠国家,但充斥着风险。他需要保全自己,然后谋求下一步发展。    伍曾在微博里公开他的一条官场法则:“第一时间给上司发了短信,报告已回到昆明。”他总结说,要让自己的行踪始终在你上司的视线之内,不要让你的上司觉得你是一只掉线的风筝,不能够时时掌握;由衷钦佩你的上司及身边所有人,从他们的言行中发现对自己的启迪等。    然而,熟悉他的人认为,这恰好是伍皓从来就不太懂得官场法则的证明,一个简单的常识是,一个局级官员居然如此直白公开地讲述不应说出口的官场法则本身就是官场大忌。    一些熟悉伍皓行为方式的人认为,这种对心计从来不加掩饰的拙朴真锐之气,正是伍皓别于常人的特征之一。他的可爱与可恨,皆来于此。    伍皓从他个人很快谈到了他在“躲猫猫”事件中的考验和经验。这桩他就任宣传部副部长才3个月就发生的事件,让他一举成名,而此事操作过程中的破冰意义和技术失当,使伍皓无论在民间还是官场从此成为争议性人物。    2009年2月,云南晋宁县看守所一牢头在惩罚新犯人李某时,致李死亡。但警方竟然称李和人玩“躲猫猫”游戏,撞墙而死,这个离奇的解释引发全国民众的愤怒。    网民不但将昆明改称“昆暗”,甚至有人到昆明试图维权。伍皓和云南省政法委、公安厅负责人沟通后,主动邀请网友成立“躲猫猫真相调查团”,以第三方的形式介入调查。    伍皓当然知道最大的阻力来自哪里,他精心准备了一套官方说辞为自己的行动护法:国家一切权利属于人民,执政党的十七大报告也强调最广泛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伍皓此举得罪部门利益在所难免,事后有官员曾在夜宵摊拍桌子大骂伍是一个麻烦精、一个试图扩大宣传部门权力的野心家、一个刚挤进官场就可以对同僚下手捅刀子的阴谋家。    伍皓对此早有预见,民心是他背后的靠山,但他未曾考虑周全的问题是,真相调查团因为成立仓促,法律支持不够,且遭遇基层官员的竭力抵抗。调查团无法进入事发监室,更无法执行原定调查计划。    网友们大失所望,对宣传部门的积怨再度泛起,认为伍皓虽然不像旧式宣传官员一样对舆论使出拖、堵、删等手段,但同样糊弄民众,令民众无法接近和获得真相,也不是好东西。    伍第一次遭遇内外交困,甚至不得不公开自己的网上聊天记录,力证组建网友调查团确是他的偶发奇想,而非阴谋诡计,证明他是一个诚实追求真相的前新闻工作者。但伍的自证清白却又被批评暴露了其他网友,未经他人同意就公开聊天记录,至少是一种失礼。    尽管伍皓第一把火煮成了夹生饭,但“躲猫猫”事件最终还是以公众满意的结局收尾,而素来胆大高调的伍皓多少有所收敛。    两个小时,在伍皓的讲述中悄然流逝。作为带队的最高领导,楼上的伍皓要回到同志们中间去了。在杨家,还有一个最后的仪式需要伍皓来完成。在摄像机面前,他打开一幅表现“向杨善洲学习”的藏头诗书法,让一名男子用当地方言念诵了一遍,然后送给杨妻。    四    告别杨家后,伍皓又和同志们乘车到十余公里外的抚忠祠。这里曾是明朝名将邓子龙当年与缅甸军队作战的指挥所。万历年间,邓活捉了缅军数头大象,交将士分而烹食之。建国后,农民们冲进祠堂,把这里改造成为村学校。杨善洲们曾在此求学。    杨的一部分骨灰葬在祠堂庭院里一棵玉兰树下,杨希望和自己的儿时偶像朝夕相伴。    在祠堂的厢房里,摆放着一名本地籍部级官员的照片和生平介绍,据称是建国以来施甸最大的官员。伍不由感慨,云南一直未走出大官员,而周边诸省都走出至少是政治局常委的大人物。    作为一个云南省主要的宣传官员,伍皓现在不是当年那个随时虚心请教、一脸诚恳而热切的小朋友。在保山先进事迹采访过程中,他穿一件低调却面料上乘的官员夹克衫,头发一丝不乱,背着双手,在众人的簇拥下缓步前行,他的神情淡定、朝四面微笑,等不同的人伸手过来,他再握。    熬过了一年考察期顺利转正后,雄心勃勃的伍皓再度高调起来。2009年10月,昆明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昆明市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条例(草案)》;同年,伍皓在全国率先建立网络发言人制度,要求一起新闻事件中的相关单位派出人员在网络上实名、及时、全面地公开信息。    这两仗,伍皓赢得干净漂亮,一下奠定了他良好的口碑。体制外和网上先前质疑他的人,无论依然对他抱有多大的保留态度,但均无法否认,伍皓推动的是历史性的进步。    伍皓对自身宣传部门的反思,始自2009年8月26日云南陆良一煤矿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当时村民打伤7名民警,砸坏11辆警车。有云南媒体报道称“不明真相的群众在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农村恶势力煽动下,围攻煤矿施工人员和公安民警”。    长期新闻记者出身的伍皓,对这种腔调极为愤怒。    伍认为宣传部门应从传统职责向新职责转变。他的依据是,2008年6月,胡锦涛总书记在视察《人民日报》时称,新闻宣传工作应宣传党的主张、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    伍认为现在的新闻宣传仅仅做到了前面两句,对舆论监督则是捂盖子,力求家丑不可外扬。胡的后面四句话则是党中央交给宣传部门在新时期的新职责。    伍皓不止一次强调他的网络发言人绝不等同传说中的“五毛”—他解释说,一些地方无法做到信息公开,只好花钱雇请一些人假冒民众,每发一帖获利五毛钱,他们发帖搅混水,可以胡说八道来混淆视听,而网络发言人因为要公开实名,说出的话就要经得起检验,要负责任,也就更能保证信息真实。    在各类汇报材料里,伍总是不厌其烦讲述一个道理—无论做了一件多么恶劣的事情,最后只要诚实公开真相,诚实处理,努力满足相关民众的正当诉求,就会平息事端。相反,如果做错事,还试图掩盖真相,推卸责任,视民众如木鸡笨鹅,一定就会出大事。    从孟连事件、小学生卖淫事件、纸币开手铐后用鞋带自缢事件、陆良警民冲突到昆明拆迁户自爆煤气罐,云南丑闻不断,但均未爆发重大群体事件。伍总结称,这正是上述处理措施的功效。最后,他成功说服了高层。    伍现在得到更多权力,除分管新闻之外,又增加了管理网络舆论。    因为推动信息公开和立法保护媒体采访权,伍被视为一名不可多得、富有革新意识的新式宣传官员而获得较多褒奖,媒体更愿意鼓励他喷发更多创意,一举改变传统的宣传系统,为媒体谋取更大权益空间。    在2009年各大媒体的年终盘点榜上,伍被《新周刊》评选为“2009十大猛人”之首,《南风窗》“2009为了公共利益年度人物榜”,《南方周末》“年度人物候选”,《时尚先生》“新中国60周年新锐榜”评选伍皓为“政界新希望”,《都市快报》等媒体也将他列入评选为年度人物候选。    即便抚忠祠再度激起了伍皓内心的不灭雄心,他也不能在此久留—天色已晚,县委书记已在另外一处农家乐备好了丰盛的晚餐。    晚宴备了酒水,伍皓自然是各路地方官员敬酒的焦点,但伍皓不善饮酒,且不长于言辞,他以微笑接受大家的敬意,话不多。    熟悉伍皓的人都认为伍皓交游广阔,但伍皓本质上是一个内向甚至木讷的人,并不长于酒席这种社交场所。在采访团这一天的行程中,伍皓的话都不多。偶尔,他也会拿出手机给旁边人分享收到的新段子,不过,与其说他是个轻松随意的人,不如说他希望自己是这样的一个人。    在餐桌前等上菜的那短短几分钟,伍皓和他的下属们打了一手源自四川的“干瞪眼”,他对此显然要远比酒席更应付自如,出牌冷静而大胆,最后以一张“2”获胜。    五    晚上7点,酒宴即结束。平时,伍皓会让大家在晚饭结束稍事休整后,开会认真讨论宣传报道方案的各个细节,因为接受本刊采访,伍皓在大家回到下榻的酒店后,破例没有开会讨论。    通常情形下,伍皓每天晚上会在网上熬到凌晨2、3点才睡。也许中共官员中找不到第二个像他这样的资深网虫。与大多数公务员通常喜欢上新华网、人民网不同,伍皓最喜欢上的是凯迪网和天涯,这两个以“右派大本营”著称的网站是窥探真实民情舆论的最佳去向。此外,对一个保有顽固新闻记者习惯的人来说,这里也是各种社会突发事件新闻的最重要集散地。他可以随时知道网民现在在关心什么。    2009年11月,微博兴起,它被视为颠覆传统论坛的新型网络民意平台。以前曾实名上网参与讨论的伍皓,这次又用自己的名字开了一个微博,成为中国首位实名开微博的厅级官员。    伍皓试图将影响力渗入体制外的民间社会,看上去还很成功—他的平民出身、北大教育背景、新华社记者经历、一名高官的随意亲和,都是亮点。他还学习西方政客们秀自己的女儿,自嘲自己经常被家中悍妻辱骂殴打,很快获得数万粉丝,一呼百应。这种官员身份的网络意见领袖,也许全国找不到第二个。    在一些警惕舆论管制的人看来,伍皓这种行为出格的官员,或许才是具欺骗性的“敌人”:“之前,从表面看,他是在迎合民意,但实际上他才是真正在操弄民意的人。”    在推出一系列促进政府信息公开化、透明化的措施后,伍开始表现出“钳制媒体”的一面。    2009年10月,云南省委宣传部征集100名“媒体义务监督员”,称借助社会力量,加大对新闻媒体的监督力度,狠刹有偿新闻、虚假报道、低俗之风、不良广告等四大恶疾—民众监督媒体,确为正当之举,且中国媒体的确有诸多腐败问题,但因这些监督员均由宣传部掌控,伍被指责“借公众之手给媒体戴紧箍咒”。    11月7日,伍推动云南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工作者协会、省新闻学会发起“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云南新闻界‘做负责任媒体’”承诺宣誓活动。    云南媒体每一个老总都须在会场上表态,最后带着该媒体人员,紧握右拳齐齐宣誓称将摈弃血腥、灰暗和低俗,提供理性、阳光、积极的新闻,传播主流价值观,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    伍最后陈词称,做负责任的媒体,归根结底是要对党和人民的事业负责。他把党和人民的事业比作枝繁叶茂的大树,而新闻工作者应是树上的啄木鸟,负责把枝干和树叶上的霉斑晾晒出来,清除害虫。    伍特别强调,啄木鸟不是要把这棵参天大树啄得百孔千疮,甚至连根基都动摇。    “媒体啄木鸟论”遭遇互联网网友强烈抨击。在西方媒体理论中,媒体是站在国家之船上的瞭望者,或是天然监督、制约和鞭策政府的第四股势力,为什么中国的媒体只是一只啄木鸟,只能捉虫?    由此,无数人深信伍皓在尝试以新的手法来实现对媒体的精细化控制。伍被骂成“超级五毛”或者“五毛党党魁”。    伍在微博上很快遭遇众多网络意见领袖的质疑。    网络意见领袖王小山是伍的一个网络仇人,两人从未见面,却一度天天公开掐架。伍说他可以容忍质疑,而且要从中学习质疑的精神与思维模式。而吵吵架更多是培养某种网感,锻造一种互联网抗打压的能力。“就像一个不懂水性的人,必须要到河里游,呛几口污水都没关系。”    由此,网友对伍皓多了一个新的惊叹—他在互联网上已经磨砺得皮糙肉厚,不畏惧和反击任何人的攻击、辱骂和嘲弄,“简直刀枪不入,水火不侵”。    2010年4月22日下午,在北京参加厅局级干部培训的伍皓受邀到人民大学演讲,主题是政府信息公开和新闻传播。伍皓未曾想到的是,刚端坐台上,还没说完开场白,突有三人上前向他头顶抛撒大把五毛纸币,他们试图通过这一行为艺术来提醒社会注意:伍皓还是一个混淆视听的“五毛”。    最近一次冲突的主角,则是另一个网络意见领袖“五岳散人”,他较早就在微博上放言,见了伍皓,一定操家伙砸他。    11月21日,五岳散人等一干人在昆明一个茶楼聚会,当主办方向伍皓发出邀请后,伍皓由妻子驾车赴约。但落座说完一段开场白后,做东的网友“边民”就宣布,现在轮到伍的仇人五岳散人发言了。五岳散人端起一个杯子,喝光水,向伍皓砸过去。    当然,杯子不会准确击中伍皓。    2010年12月1日晚,仰坐在施甸红星花园大酒店舒适的皮沙发上,伍点着烟,很淡定地说,他进去后纹丝不动,早知道散人要用器物砸他,但他就是稳如泰山。    《凤凰周刊》记者提醒他,现场目击者均作证他当时躲闪了,还很敏捷。伍面有讶色,一口烟闷在嘴里,“是吗?是不是真的?喔,那可能是我的本能反应吧。”    最后,他还是吐露他对网友们的一个期许:“就算你们不同意我的言论,也不必对我动手动脚吧?何况,大家都是文明人,都在追求民主、宽容和自由。”    或许伍皓料想不到的是,他的两次屈辱遭遇,反倒赢得一些原本反感他的人的同情:无论是向他撒钱还是砸杯子,都是一件绝对安全的英勇行为,因为伍皓没有能力危及他们的安全。    在体制内,“粗暴践踏了官场潜规则”的伍皓,同样是个孤独者,只有少数视他为改革希望的年轻官员才对他心生敬佩,不少人预测,这个不受欢迎的家伙迟早会混不下去。    此前几天,伍皓在微博里宣称将改行当记者,并将在微博消失一段时间,立即引发一阵猜测:看来,这个不按中国官场牌理出牌的家伙终于在这个位置上待不下去了。    不过,看起来伍皓食言了。在保山采访期间,他还是忍不住抽空发了几条微博。伍皓的世界里,或许一半的成就感来自网上,他有大群粉丝,他在网上教人写新闻,甚至教人写诗、写剧本。    沉浸在网络成就感中的伍皓突然被打断,一位干部进来报告说,他们发现杨善洲老人并非完人,相反杨在退休送别会上还承认了自己的几个问题。譬如,杨承认只会种田种粮食,缺乏发展经济的意识,当年他还曾反对建保山机场,称占用了农民太多粮田。这个土改队员出身的书记坚信工农干部忠诚可靠,知识分子不可靠,安排他们到了偏远乡镇。    伍耐心听完汇报后,说要容忍并如实写出杨善洲老人的缺陷,要写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这样才能被民众接受,而不能像多年前,一写典型就写出一尊高大全的神。    伍的见识令该干部心悦诚服,离去。    2010年12月13日,全国网络工作现场办公会将在云南举行,它对中国网络舆情将有深远影响。    成功树立过无数先进典型并且将继续塑造无数作品的伍皓,也许一生中最成功最杰出的典型作品,正是一个“非典型”宣传官员:伍皓同志。
  10. 朱迪斯·巴特勒:谁拥有卡夫卡?
    思想 2011/12/26 | 阅读: 2428
    特拉维夫正在进行一场审讯,这次审讯将决定谁有资格管理卡夫卡的数箱原稿,包括他已经出版的作品的原始稿件,它们现在储存于苏黎世和特拉维夫。众所周知,卡夫卡把他已刊和未刊的作品留给了马克斯·布洛德(Max Brod),并且给布洛德明确的指示:在卡夫卡去世的时候,他必须摧毁这些作品。事实上,卡夫卡自己早就已经开始焚烧大部分作品了。虽然布洛德也没有出版卡夫卡留给他的每一件原稿,但他拒绝承兑卡夫卡的要求。他在1925年和1927年间相继出版了小说《审判》,《城堡》和《美国》。1935年,他出版了卡夫卡作品集,但从那时起他就把剩下的大部分作品收拾起来放到手提箱里,也许,是为了尊重卡夫卡不出版这些作品的愿望,当然他也拒不接受卡夫卡摧毁自己作品的希望。事实证明,布洛德与自己的妥协产生了一系列后果,而从某些方面看,我们现在就在经历对卡夫卡的遗产"无定论"的后果。现场录音:布洛德于1939年离开欧洲逃往巴勒斯坦,尽管他保管的许多手稿最终留在了牛津的博德安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但直到1968年去世之前,他都一直保有其中的大量手稿。布洛德把这些手稿遗赠给他的秘书埃丝特·霍费(Ether Hoffe)(布洛德看起来和她的秘书有过一段恋情),而她把大部分手稿留了下来,直到她自己于2007年于101岁的高龄去世。埃丝特做了和布洛德差不多一样的事情,她把那些箱子留下来,放到地下室里,但在1988年她以两百万美元的价格出售了《审判》的手稿,这时,这点就变得很明显了:人们可以从卡夫卡那里大赚一笔。但谁也料不到的是,在埃丝特死后这样的一场审判最终会发生,在这场审讯中她的两个女儿伊娃和露丝,声称没有保存这些材料的必要,而手稿的价值应当以它们的重量为准--相当贴近字面意义地,以它们实际的重量为准。正如代表霍费财产的一名律师解释的那样:"如果我们获得同意的话,这些材料将作为一件物品打包,按照重量,一起出售......他们会说:'这里有一公斤纸,竞价最高的人将有资格走近来看那里有什么。'[以色列]国家图书馆也可以加入竞价方并给它出价。" 卡夫卡何以成为这样的一件商品--确实是一种新的金本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稍后我还会回到这个问题。我们对当前文学和学术作品如何被量化的手段估价再熟悉不过了,但我不确定有人会提出这样的建议:让我们简单地称量一下我们的作品然后出售。但作为开始,让我们来考虑这次审讯的参与方是谁以及他们作出的主张是什么。第一个是以色列国家图书馆,它主张埃丝特·霍费的意愿应该放到一边,因为卡夫卡并不属于这些娘们,他要么属于"公共物品"要么属于犹太人民,而在以色列这看起来是一回事。国家图书馆董事会主席大卫·布鲁姆伯格(David Blumberg)这么说道:"图书馆无意放弃属于犹太人民的文化资产......因为它不是一个商业机构,而保存在那里的物品将免费对一切人开放,图书馆会继续努力把这些已经发现的手稿转移过来。"有趣的是,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卡夫卡的作品怎么能够同时既构成犹太人民的"资产"又与商业活动无关。国家图书馆的执行总裁奥伦·魏伯格(Oren Weiberg)最近作出了类似的评论:"图书馆非常关注遗嘱执行人表达的新的立场,他们想把对财政的考虑混进这一财产应该给予谁的决定之中。对这些数十年来藏在地下室的珍宝的发掘,将服务于公共的利益,但执行人的立场有可能破坏这项举措,这对以色列和世界都没有好处。" 所以,我们似乎应该把卡夫卡的作品理解成属于犹太人民的"资产",虽然它并不是严格财政意义上的资产。如果卡夫卡首先被称作是一位犹太人的作家的话,那么一开始,他也就属于犹太人,而他的作品也就首先属于犹太人民的文化资产。这个已经是充满争议的说法(因为它抹除了其他的归属,或者说,非-归属的模式),而当我们意识到这一法律案件正是基于"以色列可以代表所有的犹太人民"这一推测的时候,这个说法就显得更加具有争议性了。这看起来可能是一个纯粹描述性的声称,但它却带来了不同寻常的,矛盾的后果。首先,这一声称越过了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和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犹太人(比如说,那些仍在离散中的犹太人。对他们来说故土并不是一个不得不回归的地方或一个最终的目的地)之间的分界;其次,关于"以色列代表的是犹太人民"的声称,也带来了国内层面上的问题。确实,对于以色列来说,如何实现和维持国内超越非犹太人口的大多数而导致的问题(而现在据估计,在它现有的边界内还有超过百分之二十的人口是非犹太人),是可以预测得到的。这基于以色列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犹太国家这个事实,如果它要公平或平等地代表它的人口的话,它就必须同时代表犹太公民和非犹太公民。以色列代表犹太人民的断言因而也就否定了那些,无论从法律上还是政治上来说的,以色列之外的不为以色列所代表的犹太人,也否定了这个国家的巴勒斯坦和非犹太公民。国家图书馆的立场依赖于一个这样的关于以色列民族的概念--这个概念将把以色列领土外的,在流放(Galut)中,在离散的、沮丧的状态下生活的犹太人计算在内,且他们的沮丧被认为只能通过回归以色列来平复。潜在的理解是,所有外在于以色列的犹太人和犹太的文化资产--无论这可能意味的是什么--最终本质地属于以色列,因为以色列不仅代表了全部犹太人,还代表了所有重要的犹太文化产品。我仅仅提醒大家注意这点,即在这个关于流放的问题上,像阿农·拉兹-克拉柯茨金(Amnon Raz-Krakotzkin)那样的学者作出了许多有趣的评论,他在他关于流放与主权的杰出作品中提出,流放是犹太教和犹太性中特有的主题,而犹太复国主义错误地认为:流放必须受到《回归法》的创新,或者,那种通俗的"与生俱来的权利"观念的挑战。事实上,流放可能是思考共同生活的和把离散的价值带回到那个区域的出发点。这无疑也是爱德华·赛义德的出发点:在他的《弗洛伊德与非-西方》中,赛义德呼唤一种作为巴勒斯坦新政体之基础的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共同的流亡史。 因此,流放不是一个需要得到救赎的堕落的领域,即便确切来说它正是犹太复国主义的政府和文化形式,通过把回归的权利拓展到所有那些犹太人所生的人身上,从而去克服的那种东西。现在,则通过声称那些碰巧是犹太人创作的重要作品是犹太文化的资本,并且声称它们正当地属于以色列国,来克服"流放"。确实,如果国家图书馆的论证成功的话,那么以色列国家的代表权的声称就会得到大大的扩展。正如安东尼·勒曼(Antony Lerman)在《卫报》上写道的那样,如果 "国家图书馆为了犹太的国家而要求卡夫卡的遗产的话,那么,它,以及在以色列的类似于国家图书馆的机构,就可以在实践上对现存于欧洲的一切大屠杀之前的犹太会堂,艺术品,手稿或有价值的仪式用品提出要求。但作为一个国家的以色列,以及一切国有或公共的机构,都没有这样的权利。(同时这也是真的:卡夫卡是过去犹太文化的一个重要人物--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们的作品在许多国家和文化中都得到了响应,以色列的专有的态度显然是错位的。) 尽管勒曼哀叹"言下欧洲犹太社群对以色列的从属性",这个问题还具有更加广泛的、全球性的含义:如果流散被设想为一个堕落的、未获救赎的领域的话,那么,被那些控制《回归法》的拉比律法认为是犹太人创作的文化产品--考虑到作品被认为是"资产"这一事实--都服从于作者死后的合法挪用。而这也就把我带到了我的第三个论点,即有资产的地方,就有债务。因此,在一个人或一件作品"是犹太的"这点上是不够的;它们必须以这样的方式是犹太的:能够为犹太国家所用,就像它目前在许多反对文化合法性丧失的前线上斗争的那样。人们会想象,一项资产是某种增进以色列的世界声望的东西,而许多人怀有补偿这种声望的需要:赌注是,卡夫卡的世界声望会变成以色列的世界声望。但作为一个犹太人的债务,需要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的人格或作品,都可以合理地认为是犹太的,而这个人格或作品,则构成了某种类型的赤字;比如说,我们想想(以政府)最近对以色列占领区像B'tselem那样的人权组织的公诉:以色列人权组织公开记录以色列在对加沙的战争中(巴勒斯坦)平民的死伤数量。也许卡夫卡可以被当作克服以色列因不断非法侵占巴勒斯坦土地而遭受的这种立场丧失的工具来利用。关键是以色列拥有这些作品,但这些作品被贮藏在这个国家已经确立的领土之内,这样任何想看和研究这些作品的人就必须跨越以色列的边境并和它的文化机构打交道。这是有问题的。不仅是因为来自各个国家的公民和占领区的非公民不被许可跨越边界,也因为当前许多艺术家,表演家和知识分子尊重文化和学术方面的联合抵制,拒绝踏入以色列领土,除非它们的主办机构对占领发出强力且持续的反对。关于卡夫卡的审判不仅是在政治的背景下发生的,它还积极地介入了对这一政治背景的重塑:如果耶路撒冷的国家图书馆赢了这个案子,获得弗朗茨·卡夫卡这些没有刊行也没有人见过的材料的话,人们就不得不放弃联合抵制并不得不含蓄地承认以色列占有文化商品的权利,那么,人们也就不得不认同这些商品的崇高价值也因此蔓延性地转化为以色列本身的崇高价值。可怜的卡夫卡能担得起这样的重负么?他真的能帮助以色列国家克服占领带来的坏影响么? 奇怪的是,以色列可能会依赖弗朗茨·卡夫卡脆弱的遗产来提出它对被我们称作"可被证明是犹太人"的人组成的那个阶层所生产的作品的文化要求。而这很可能也是重要的:以色列的对手是马克斯·布洛德(一个忠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本人的政治兴趣看起来在很大程度上被财政收入的前景所遮蔽)曾经的情人的女儿们。就像资本主义本身那样,她们对一个有利可图的结果的追求,看起来对民族国家的疆界问题一无所知,并且不尊重民族/国家归属的一些要求。事实上,要偿付三姐妹想象的价格总额,德国文学档案馆(the German Literature Archive)的立场要更有利。在一个绝望的行动中,为国家图书馆说话的以色列法律顾问力图通过引证一封布洛德署名的信,来拆穿三姐妹的所有权要求。信中,布洛德指责他的情妇不尊重他,并坚持他宁可把这些材料,留给把他当作一个重要人物来对待的人。由于那封信没有提到那样(值得托付)的人,要维持这样的主张,去推翻历历在目的遗嘱,是很困难的。我们将要看到这份情人的吵架信是否会出现在法庭上。 国家图书馆最有力的对手是位于马尔巴赫的德国文学档案馆,有趣的是,后者为这场审讯而专门雇佣了以色列律师。这大概是因为,在有以色列法律顾问的帮助下,这场审讯就不会显得像是一场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的斗争,这样,也就不会使人想起另一场审讯--1961年的艾希曼审判--而在后一场审讯中,法官突然摆脱了希伯来语的束缚而直接用德语对艾希曼说话。那个时刻引起了一场争论:在何种语言属于以色列法庭,以及这样的审讯对艾希曼来说是否合适的问题上的争论。最近,一些德国学者和报纸提出,马尔巴赫是卡夫卡新发现的作品的合适的家园。他们指出,马尔巴赫已经收藏了世界上大量的卡夫卡手稿,包括《审判》的手稿,后者是1988年在苏富比以三百五十万德国马克的价格购入的。总而言之,德国可能是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当然,另一部分论证则指出,卡夫卡属于德国文学,并且特别地属于德语。而尽管没有人会说他作为德国过去的或实质上的公民属于德国,但看起来,德国性在这里超越了身为公民的历史,并依语言的能力和成就而定。德国文学档案馆的辩解,消除了对卡夫卡的形象及其作品来说的那种"多语言的重要性"特征。(确实,在没有多语言的情况下,我们会不会得到巴别塔之喻?而如果卡夫卡的世界中没有捷克,意地绪和德国的背景交融的话,他作品中的交流会如此地断断续续么?) 在把注意力集中在卡夫卡的语言是多么完美的德语的情况下,德国文学档案馆加入了一个对卡夫卡"纯粹的"德语的漫长而有趣的赞美传统。格奥尔格·施泰纳(George Steiner)曾经赞美"卡夫卡的德语的半透明,它无暇的安静",评论说卡夫卡的"语汇和句法在最高程度上弃绝了浪费"。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提到了卡夫卡散文有着"激动人心的纯粹"。汉娜·阿伦特也写到过,他的作品"说的是这个世纪最纯粹的德语散文"。因此,尽管卡夫卡确定无疑地是捷克人,但看起来这个事实却因他写作德语而被悬置了起来,为他写作的德语显然又是最纯粹的--或者,我们可以说,是最纯化的?考虑到在德国民族主义,包括国家社会主义内部的对"纯粹"进行评价的历史,应当把卡夫卡当做这个严格而排他的规范树立起来,这是很令人奇怪的。卡夫卡的多语言和他的捷克出身可以以何种方式"纯化",使他成为一个纯德国人?关于卡夫卡最引人注目或令人钦佩的,难道是他看起来纯化了自己,代表着异乡人自我纯化的能力? 这些关于卡夫卡的德语的论述现在又流行了起来,就像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宣布德国多元文化主义的失败并把进一步的主张--即新的移民,以及他们的"子孙",不能正确地说德语--引为明证那样,这很有趣。她公开告诫这些社群摆脱一切口音并"整合"进德语语言共同体(这一不满马上就遭到了尤尔根·哈贝马斯的反驳)的规范。当然,卡夫卡可能是一个成功的移民的模范,尽管他只在柏林生活了很短的一段时间,而且显然他甚至没有把自己当作德国犹太人。如果卡夫卡的新作补进马尔巴赫档案馆的话,那么,德国也就巩固了使它的民族主义向语言层次的转变的努力;卡夫卡的被包含之所以发生,是出于同一个原因:德语说的没那么好的移民受到了谴责和抵抗。脆弱的卡夫卡可能成为欧洲整合的一种规范么? 我们在卡夫卡和他来自柏林的情人费里斯·鲍尔(Felice Bauer)的通信中发现,她不断纠正他的德语,还暗示他在这门第二语言中住得不习惯。而他后来的情人,蜜列娜·洁森斯卡(Milena Jesenska),同时作为把他的作品译为捷克语的译者,也在一直教他那些他既不知道如何拼写也不知道如何发音的捷克语短语。她暗示,捷克语对卡夫卡来说,也是某种类似于第二语言的东西。1911年,他去了意地绪剧院并学了那里的语言,但意地绪语并不是他在家庭或他的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语言;它仍然是从东方来的舶来品,既令人惊喜,又让人感到奇怪。那么这里存在第一语言么?我们能够说甚至卡夫卡作品中的正式的德语--阿伦特称之为"最纯粹的"德语--可以成为一个人从这门语言之外进入它的标志么?这就是德勒兹和加塔里在《卡夫卡:朝向一种少数文学》中的论述。 确实,这场争论看起来并不新鲜,卡夫卡本人在1916年10月给菲利斯的信--这封信与马克斯·布洛德关于犹太作家的论文,《我们的作家和共同体》("Our Writers and the Community")有关,这篇论文发表在《犹太人》(Der Jude)上--中就提到了: 意外地,你不会告诉我,我实际上是什么;在最近的《新评论》(Neue Rundschau)中,提到了《变形记》,并给出了拒斥它的那些说得过去的理由,接着,作者写道:"关于K的叙事艺术,存在着从根本上说是德国的东西。"另一方面在马科斯的文章开头则写道:"K的故事是我们时代最典型的犹太文献之一。" "一个艰难的处境,"卡夫卡写道。"我是一个同时骑在两匹马身上的马戏团骑手吗?唉,我可不是什么骑手,不过爬倒在地上而已。" 让我们来更多地考虑卡夫卡的作品--他的信件,一些日记的条目,两个寓言和一个故事--以阐明他的归属,他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的观点,以及他关于达到(或未能达到)某个目的的更为普遍的思考方式的问题。就我们关注的,那些在审讯中被各方要求的,能够取得的所有权而言,卡夫卡是不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或他是不是认真地计划搬到巴勒斯坦,很可能根本就不重要。事实是,布洛德是一名犹太复国主义者,并且,他把卡夫卡的作品带过来了--哪怕卡夫卡本人未曾成行,他也没有真的计划要来。他把巴勒斯坦理解为一个目的地,却把到那里去的计划称作"梦想"。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缺乏意志,而是说,关于这整个计划,他陷入了停滞的矛盾。我希望展示的是,一种非-抵达的诗学遍及卡夫卡的作品,并且影响到了他的那些还称不上是折磨的情书,还有,那些他关于旅行的寓言以及他明确的关于犹太复国主义和德语的反思。我能理解人们可能特别想看到的是卡夫卡关于审判写了什么,这样他们就能进一步看到应该从何种角度用他的作品来阐释当前的这场审判,但这里必需指出一些差异。当前的审判和所有权有关,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止于民族/国家和语言归属的要求,但卡夫卡写的审判,大部分都都涉及无根的断言和无名的罪。现在卡夫卡本人已经成为一个财产,如果还算不上动产(chattel)的话(按字面意义来说,即一件具有有形、可移动的或不可移动的属性,不附属于土地的物品),而讽刺的是,关于他最终的目的地的辩论正在家事法庭中展开。卡夫卡属于哪里这个问题,考虑到这些作品标绘的是非-归属,或太过头的归属的变化无常这一事实,近似于丑闻。记住:他打破了他曾经所有的一切婚约,他从未拥有自己的公寓,他还要求他的遗著保管人摧毁他的作品,在此之后契约的关系将(随遗著的被毁)而终结。即便卡夫卡的工作是裁定行政保险要求和有约束力的合同,有趣的是,他的个人生活却缺乏这些东西,除了偶尔的出版合同之外。当然,我会接受,他的文稿的合法的管理需要一个与它们的管理权相关的决定,但这个合法所有权的问题也必须得到解决,这样,这些文稿才可能被存录并供人们使用。但如果我们回到他的作品以帮助我们厘清这团乱麻的话,我们可能会发现,他的作品,在帮助我们思考文化归属的局限,以及以特定的领土目的地为目标的民族主义轨道的陷阱方面反而是切题的。 无疑,卡夫卡的犹太性是重要的,但这绝不含有任何持久不变的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的观点。他沉浸于犹太性,但也力图在它有时具有压迫性的社会要求中幸存下来。1911年,他几乎每周都去意地绪剧院并细节性地描述了他在那里的所见所闻。在后来的几年中,像他说过的那样,他"贪婪地"阅读了梅耶·皮纳(Meyer Pines)的《德国犹太文学史》(L'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Judéo-Allemande),一部充满哈西德教派传说的著作,继而是弗洛姆的《犹太民族之有机体》(Organismus des Judentums),后者细节性地描述了拉比塔木德传统。他参加了巴尔·科赫巴学会(Bar Kokhba Society)的音乐活动,阅读了卡巴拉的一部分内容,并在他的日记中讨论了它们,研究了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和肖洛姆·阿莱赫姆(Sholem Aleichem),还阅读了一些犹太杂志,参加了用意地绪语举办的关于犹太复国主义和戏剧的讲座,并聆听了翻译过来的希伯来故事。显然,在1912年2月25日的时候,卡夫卡举办了一场意第绪语讲座,但是我没能找到这次讲座的副本。也许它就塞在特拉维夫那个等待法律裁定的盒子里。 除了这些对犹太事物的令人吃惊的深入钻研--也许我们可以把它称作一种被(这些事物)包围的模态--之外,卡夫卡也对社会归属的模式产生了怀疑。汉娜·阿伦特让卡夫卡关于犹太人民的一句妙语变得出名:"我的人民,倘若我有的话。"而她本人的归属感和卡夫卡一样纠结(并成为与盖朔姆·舒勒姆争论的主题)。正如路易斯·贝格雷(Louis Begley)最近在一部相当坦率的传记性论文中澄清的那样,卡夫卡一直以来不仅对犹太性怀有二心,有时还相当明显地分裂。"我和犹太人有什么共通的地方?"他在1914年的一则日记中如此写道。"我与自己几乎没有任何共通的地方,并且我应当非常安静地站到角落,满足于我能呼吸这个事实。"有时他自己关于犹太人的评论,如果说还不算残酷的话,那至少是很严厉的,比如说,在他把犹太人民称作"蜥蜴"的时候。在给蜜列娜(一个非犹太人)的一封信中,他穿越到一种种族灭绝和自杀性的幻想中,在这种幻想之中,最后没有人能呼吸: 我宁可因为你对你认识(包括我)的犹太人持太好的意见而骂你--还有其他人!--有时我很想把所有犹太人(包括我)都塞进洗衣机的抽屉,等着,然后稍微打开抽屉看看他们有没有全部窒息而死,如果没有的话,就再次合上抽屉这样继续下去直到最后。 犹太性,不时地,和呼吸的可能性联系在一起。我和犹太人有什么共通的地方?说到底,我能呼吸就是幸运的了。那么,是犹太人使他呼吸困难,还是说卡夫卡在想象中剥夺了犹太人呼吸(的可能性)? 卡夫卡的窒息幻想重申了一种我们也可以在,比如说,在《判决》中找到的幻想中的尺寸的游移不定。在幻想中,卡夫卡不可思议地巨大起来,比所有他在想象中放进抽屉的犹太人还要巨大。然而,他也在这个抽屉里,这个抽屉让他渺小得难以忍受。在《审判》中,父亲时而巨大时而微小:有时,格奥尔格评论道,在儿子直立的时候,父亲是如此高大以至于他的手轻而易举地就能碰到天花板,但在片刻之前,父亲又缩小到儿童的尺寸被格奥尔格抱上床。儿子高过父亲只是为了被后者的言辞判处死刑。在这种窒息的幻想中,卡夫卡的位置在哪里,格奥尔格的位置又在哪里?他们都屈从于一种游移:其中,最终没有人能在可控的比例中维持下去。在窒息的幻想中,卡夫卡既是行动者又是受害者。但这种持续的二元性却不被那些用他的书信来说他仇恨犹太人的人承认。卡夫卡文本中的游移不仅不支持这样的结论,而且也不支持这样一种得意的声称:即,卡夫卡在一些场合下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的赞美使他成为一名犹太复国主义者。(毕竟,在一些场合下他只是在[和犹太复国主义]调情罢了。)写于1920年的窒息的幻想,也许最好联系四年前在读完阿诺德·茨威格(Arnold Zweig)的戏剧《匈牙利的祭杀仪式》(Ritual Murder in Hungary, 1916)后,给菲利斯写的一封信来理解。这部戏演的是1897年对犹太人的血腥的、污蔑性的戏剧性事件。一个匈牙利村落里的犹太人被控使用屠夫的刀杀死基督徒,并用他们的血来制作无酵饼。在戏剧中,被控告的人被带到法庭上,在那里撤销了这些指控。一场反犹暴乱随后在街上爆发,暴力指向了犹太的商业和宗教机构。在读完茨威格的戏剧之后,卡夫卡在给菲利斯的信中写道:"有时候我不得不停下来,坐到沙发上哭泣。这距我上一次哭泣已有好些年了。"屠夫的刀,或类似于这样的刀,继而在他的日记和书信中反复出现,甚至有些时候还在公开发表的小说中出现:比如说,在《审判》中,以及再一次,最生动地,在《乡村医生》中出现。这部戏剧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对法律之限度,甚至法律让位于它不能控制的无法律状态的感触。 卡夫卡为虚假的控告的故事--实际上,是一些像这个故事那样使他哭泣的描述--而哭泣的事实可能让我们大吃一惊。毕竟,《审判》的语调,就是这样的一种语调:其中一种虚假或隐晦的控告指向了K,它在最中性的术语中传递而不引起情感的共鸣。看起来,在信件中坦承的那种悲痛,确切来说正是在写作中那种被判出界的置身游戏之外的那种东西;而写作传达的,确切来说也正是这样一组既不是通过可能的因果,也不是通过逻辑的引导而集合的事件。因此(卡夫卡的)写作,确切来说,也就有效地开启了明晰性--我们甚至可以说是某种散文特有的清晰和纯粹--同被规范化为清晰结果的恐怖之间的脱节。没有人会挑剔卡夫卡写作的语法和句法,也没有人在他的语调中发现情感的过度;但确切来说,正因为这种表面上客观而严格的写作模式,一种特别的恐怖,才在日常生活中开启,也许,这也是一种不可言说的悲痛。句法和主题有效地交战,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再三考虑,我们仅仅是因为卡夫卡的清晰才对他表示赞美。毕竟,清晰的作品作为一种风格,只是在背叛了它自足的要求的时候才发挥作用。有时候,尽管隐晦的事物不是不能言说,但它只会在完美的句法中启动。确实,如果我们考虑到潜伏在卡夫卡审判的背景中,那些反复出现的诽谤性的指控的话,我们就能读到那种使暴行中性化的叙事的声音。而在语言中的包装悲伤的行为,则悖论性地把这悲伤带入到中性的叙事的声音中去。因此犹太人是他的家庭,是他的小世界,而他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被那个狭小的公寓,那个残酷的社群包围,并在那个意义上窒息了。然而,他注意到了那些故事和当下反犹主义的危险--那些他直接在1918年发生的那场暴乱中直接经验到的危险。在那场暴乱中,他发现他自己置身于"沉浸在犹太之恨"的群众之中。那么,他是否把犹太复国主义看作一种出离这种深沉的矛盾的方式:逃脱家庭和社群的限制的需要,是否伴随着找到一个被想象成免于反犹主义之害的地方的需要? 让我们来看1912年9月卡夫卡写给菲利斯的第一封信。在信开头的地方,他叫她想象和他一起在巴勒斯坦的生活: 在考虑到你甚至不再拥有对我最遥远的回忆的可能性的情况下,我再次对你介绍我自己:我的名字是弗朗茨·卡夫卡,我是在布拉格布洛德主任家里第一次遇见你的。我是那个稍后在桌子对面,把塔利亚之旅的照片一张一张递给你,并最终,用现在敲击键盘的那只手,握住你的手--那只肯定了那个来年陪伴他前往巴勒斯坦的承诺的手--的人。 正如在接下来几年间的通信呈现的那样,卡夫卡一次又一次地让她知道他实际上不能陪伴她,这次和另一次旅行不行,去巴勒斯坦当然也不行,至少在今生今世,作为他所是的那个人不行:敲击键盘的人不会握住她的手。而且,他已经对犹太复国主义,以及抵达目的地的念头表示怀疑。他继而称之为"梦想",并在几年后如此严厉地斥责她走进犹太复国主义。"你和它调情。"他写道。但实际上,他正是那个引入巴勒斯坦作为调情的结构的人:跟我来,牵著我的手去远方。确实,这段关系在接下来几年间崩溃的同时,他也清楚地表明,他没有去巴勒斯坦的意愿,他认为那些前往巴勒斯坦的人只是在追逐一个幻象。巴勒斯坦是一个恋人们向往的、形象的别处,是一个开放的未来,是一个未知的目的地的名字。 在《卡夫卡走进电影》(Kafka Goes to the Movies)中,汉斯·齐什勒(Hanns Zischler)说明了这点,即电影的影像为卡夫卡提供了进入巴勒斯坦空间的最主要的手段,而巴勒斯坦对卡夫卡来说也只是一个电影的影像,是一个幻想的投射领域。齐什勒写道,卡夫卡在电影中看到了所爱的土地,并把它看作电影。确实,巴勒斯坦被想象为没有人定居的地方,这点得到了伊兰·帕斐(Ilan Pappe)关于早期犹太复国主义摄影的作品的有力的肯定,在这些摄影作品中,巴勒斯坦人的寓所很快被重新命名为自然风景的一部分。齐什勒的论述是一个有趣的主题,但很可能不是真的,因为根据我们现有的记录,人们直到1921年才能看到那些电影中的最早的一批作品,而卡夫卡也热心地参加会议阅读杂志,他对巴勒斯坦的感觉大多来自于书中的故事以及公共辩论中的描述。在这些辩论和报告中,卡夫卡理解到冲突正在那个区域出现。确实,他于1917那年发表在《犹太人》上的短篇故事《亚洲胡狼与阿拉伯人》("Jackals and Arabs"),记录的就是处于犹太复国主义核心的绝境。在那个故事中,不经意走进沙漠的叙事者,遭到了胡狼的问候--这是对犹太人稍加掩饰的指涉。在把他当作他们世代等候的弥赛亚式的人物之后,他们解释道,他的任务,是用剪刀杀死阿拉伯人(这也许是一个同来自东欧的犹太裁缝在斗争中装备简陋有关的笑话)。他们不想自己来做这件事情,因为它不"干净",但弥赛亚本人看起来则不受犹太教规的限制。叙事者因此而与阿拉伯的头人对话,后者解释道"这是常识;只要阿拉伯人存在,那把剪刀就会游荡着穿过沙漠并将和我们一起游曳到我们日子的尽头。它们会向每个欧洲人提供这样的一把剪刀来完成伟大的工作;每个欧洲人都恰好是命运为它们选中的那个人。" 这个故事写作和发表于1917年,那年卡夫卡和菲利斯的关系正式结束。同一年,他在一封信里对她澄清:"我不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在此之前不久,他在给(Grete Bloch)的心中写到自己,说出于性情,他是一个"由于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我钦佩犹太复国主义同时对它感到恶心),不是实践的犹太教徒而被排除在一切灵魂支持的社群之外"的人。在和马克斯·布洛德一起出席1915年3月的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在这次会议上来自东欧和西欧的犹太人走到一起来协调他们的差异--之后,他描述了(会上的)许多人物,其中一个穿着"破旧的小夹克",并注意到一个被描述为有"金丝雀声音"的"会走路的吵架机器"的小家伙脸上"恶魔般地令人不快的微笑"。这个视觉序列最后把他自己也包含了进去:"我,就像木头做的一样,是一个被推到屋子中央的一家。然而却满怀希望。" 确切说来这希望出自何处?这里,和其他地方一样,目的地的问题触及移民到巴勒斯坦的问题,但也触及那个更为普遍的,关于信息能否抵达和命令能否得到正确理解的问题。未抵达之人描述了多语言的语境中的语言困境,他使用正式德语的句法法则,为的是产生一种神秘的效果,但他也在一种当代的巴别状态中写作。在这种状态中,无论是爱欲的言说,还是政治的言说,语言都失效了,它塑造日常的言说情景。在像《皇上的谕旨》("An Imperial Message")那样的寓言中重新出现的问题是,信息是否可以从这里送到那里,或者说人是否能从这里旅行到那里,或者确切地说"在那里(over there)",预期的抵达是否可能发生? 虽然是出自破碎的社会性和反弥赛亚的绝境的一种希望的奇怪形式,塑造了寓言的形式,我也想要简略地分析两个涉及这个"未抵达"问题的寓言。《我的目的地》以未得到理解的命令开始:"我下令把我的马带出马厩。仆人不理解我。"命令也许是用一种仆人不理解的语言给出的,或者某种假定的等级次序已经不再发挥它本该发挥的作用。随后,更多的认知的混淆以第一人称叙事者的形式继续:"我听见远处传来一阵喇叭声,我问他这是什么意思。"这一次,看起来,仆人理解了那个问题,但叙事者依然没有活在共通的声响世界中:"他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没有听见。"显然仆人只给出了指示这么多的符号,尽管在下一句话中,他确立了他的语言能力:"他在门口拦住,问,'主人,你要骑往何处?'",紧接着是一个直接的回复:"我不知道。"我说的只是"离开这里[weg-von-hier],离开这里。"接着是第三次重复:"永远离开这里,只有这样,我才能抵达我的目的地。"仆人,看起来不理解第一道命令或不理解他为什么被这道命令驱使的仆人,现在焦急地想要验证,关于主人自己的目的(das Ziel)主人到底知道什么。但主人的回答是混乱的:"是",他回答道,"我刚才不是说过么?"接着给出了一个地名,一个带有连字符号的地名"离-开-这里"(这变成一个德勒兹用来把卡夫卡和一项去领土化的计划关联起来的术语)。然而,说"离-开-这里"是我的目的地是什么意思?一切不是这里的地方都可以远离这里,但任何会变成"这里"的地方,都不会远离这里。真的有某种离开这里的方式(出路),或者说无论我们走到哪里,"这里"都会跟随我们么?从"这里"的空间-时间条件中解放出来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但必须到别处,而且那个别处也必须超越一切存在之地的空间-时间的条件(约束)。因此,无论他想去哪里,他要去的地方都不会是我们知道将是何处的那个地方。这是一个神学的语言,一个凸显某个不可言喻的彼岸的寓言么?这是一个对于卡夫卡来说,关于巴勒斯坦,那个并非一个有人居住的地方,并非一个可以被任何人居住的地方的寓言么? 事实上,他看起来是要去这样的一个地方,在那里,人类身体的补给将被证明是不必要的。仆人评论道:"你没有随身携带补给[Eßvorrat]"。"'我不需要',我说,'旅途是如此漫长,以至于如果我不在路上弄点东西的话,我必定会死于饥饿。没有补给能救我[Kein Eßvorrat kann mich retten]。'然后是一个奇怪的,结论性的句子:"因为幸好,这真是一段无限(immense)的旅途。"在德语中,这里用的是"幸运的是(luckily)"(zum Glück eine wahrhaft ungeheure Reise)。Ungeheure这个词的意思是"神秘的","怪异的"甚至是"深不可测的"。因此我们也可以问这个怪异且深不可测的旅途(对它来说食物是不必要的)是什么。没有食物能把他从这幸运的,深入神秘领域的历险中救出来。幸运的是,看起来,旅行不但要让他饥饿,而且还不能拯救他,使他一直呆在一个是一个地方的地方。他要去一个不是地方的地方而在那里食物是不必要的。如果地方之外的地方本身是救赎的话,不确切地说,那么,它也就是一个不同于食物补给的,活生生的造物的地方的地方。我们可以称此为朝向巴勒斯坦的死亡的驱力,但我们也可以把它读作一种对一次无限的旅行的开放,或者说,对一次深入无限,对另一个世界作出姿势的旅行开放。我说"姿势"是因为这是本雅明和阿多诺用来谈论这些被平息了的时刻,谈论这些不完全是行动的言说的那个术语。这些时刻和言说冻结或凝固在它们受阻的、未完成的境况之中。而那,看起来正是在这里发生的一切:一个姿势开启了一个作为目标的地平线,但实际上并不存在出发,而且确实也不存在实际的到达。 这种"未抵达的诗学"也可以在卡夫卡的寓言《弥赛亚的到来》("The Coming of the Messiah")中找到,在那里,我们从一个表面上权威的声音那里知道弥赛亚"会在没有人破坏这种可能性且没有人因这种可能性的破灭而受苦的时候......到来"。寓言指向一种必须首先实现的"不受约束的信仰的个人主义";德语中的"不受约束"(zügellos)更近于"放任"--一种在此世得到放任,甚至不受控制的个人主义。显然,没有人会使实现这点,这看起来就好像是弥赛亚不会以拟人的形式出现:只有在"没有人"破坏可能性,并且"没有人"会因其破灭而受苦的时候,弥赛亚才会来,这意味着在"有人"的时候弥赛亚不会来,他只在没有人的时候才会到来,而这也意味着弥赛亚不会是任何人,不会是某个个体。这必然是某种摧毁了每个和一切个体的个人主义的结果。看一看马太福音,这个寓言声称"坟墓会自行打开",而这样,我们可以再一次理解,它们不会为任何人类行动者所开启。在叙事者继而声称这也是"基督教的信条"的时候,他叛逆地把寓言的开头标记为犹太教的,但事实上一种多宗教的巴别状态已经就位了:犹太教,基督教,个人主义,于是,在一段混乱的解释之后,看起来在描述中还有一些黑格尔的痕迹--确实,它们是一些最难以辨认的痕迹。然而,没有一种自洽连贯的描述看起来是可能的,而我们则被带到了可思之物的限度面前。"弥赛亚只有在他不再是必要的时候才会到来。他只在他抵达之后的那天才会到来;他会来,不是在最后一天,而是在最后。"确切说来,弥赛亚看起来是在没有人在那里承受我们所知的世界的毁灭的时候,在没有能够破坏他的到来的人剩下的时候,到来。弥赛亚不是作为某个个体而到来,当然也不是在某个我们用来组织生者之世界的时间序列中到来。如果非要说他在最后一天,而不是最后到来的话,那么,他就是在某"天"--如今超-表象(hyperfigurative)的--到来,而这天,将在一切日子的日程之外,并将在年代学本身之外。这个寓言设想了一种时间性,在这种时间性中没有人会幸存下去。抵达是一个属于日子的日程/历的概念,但到来(das Kommen)显然不是。它不会在时间中的某个时刻发生,而只会在一切时刻的序列完成之后到来。 出发和抵达对考虑动身离开欧洲前往巴勒斯坦以及其他移民地的欧洲犹太人来说,是持续的问题。在《我的目的地中》,卡夫卡把这个问题留给了我们:一个人怎样才能在不从一个这里移动到另一个这里的情况下离开这里呢?难倒这样的一种出发和抵达没有假设一种跨越某种空间之连续的独特的时间轨迹么?混合词"Weg-von-hier"看起来是一个只是为了混淆我们的地点概念的地名。确实,尽管"Weg-von-hier"是一个地名--它在一个可辨认的语法形式中占据了地名的位置--事实证明,在这里语法不仅偏离了清楚的指涉性(referetiality),而且,显然,还能在运作中与一切可理解的事实相悖。看起来在这个语言提供的图式中不存在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的运动的清晰道路,而这,则混淆了我们关于时间的进步和空间的延续的观念。它甚至使在页面上跟随这些字行,从开始寓言到结束寓言都变得困难。如果卡夫卡的寓言在某种程度上图绘了从一个共通的地点观念到一个感觉上的"未抵达"的观念的出发的话,那么它导向的,就不会是一个共同的目标或在特定地点对某个社会目标的渐进的实现。 某种别的东西也就随之而开启:出发与抵达之间的,外在于使这些术语有意义的时间次序之外的,怪异而无限的距离。在《弥赛亚的到来》中,卡夫卡的"未抵达"观念从犹太的资源出发,从那里开始并把它留在了那里。逐渐变得清楚的是,无论为弥赛亚所标记的时间性是什么,它都不会在空间与时间内实现。这是一个反-康德的时刻,也许,或者说在康德式的表象观念的限度内,在一种进步的历史观上并反对这种历史观中(其目标将在有人寓居的领土中实现),质问犹太教。 卡夫卡也在1922年,在他死于肺结核之前的两年内写作的一则日记,则思考了"未抵达"的诸种形式: 我没有在我的生活中展示那种最虚弱的、决绝的确定性。就好像,我,和所有人一样,都被给予了这样的一个点,从这点开始延长一个循环的半径,并且,和所有人一样,不得不围绕着这个点来描述我完整的循环。相反,我永远在开始我的循环,只是,我一直都被迫在中断这个循环。(例子:钢琴,小提琴,语言,日耳曼语,反犹太复国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希伯来语,园艺,木工,写作,结婚的尝试,以及我自己的一间公寓。) 这听起来是可悲悼的,但接着他又补充道:"如果我有时比往常稍微更多地延长循环的半径的话,比如说,在我学习法律的时候,或者说婚约,那么,一切都会因此而变得更坏而不是更好--就因为这一点额外的距离。"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通过中断一个循环的半径,抵抗那种特别的闭合,某种东西就会变得更好呢?卡夫卡在1922年1月写到"狂野的追求",也就是他的写作的时候,基本上澄清了他拐弯抹角的神学的政治含义。也许不是一种追求,他猜想;也许他的写作是一种对像"所有这样的写作"那样的"最后的尘世的边界的侵犯"。他继而评论道:"如果犹太复国主义不受干涉的话,它很容易就会发展成一种新的秘密信条,一种卡巴拉。这不是空穴来风。" 我试图指出的是,在卡夫卡的寓言和其他作品中我们找到关于到某个地方,关于走过去,关于抵达之不可能性和目标之不可实现性的简短的思考。我要指出,许多这样的寓言,看起来都寓言化了一种制约移民去巴勒斯坦的方式,并相反地,在一个地方与另一个地方之间开启了一段无限的距离--因此而构成一种非犹太复国主义的神学姿势。 最后,我们可以认为,这种"未抵达"的诗学,与卡夫卡本人最后的要求是一致的。就像到现在应该变得清楚的那样,卡夫卡的许多作品都同那种写给或送给抵达不确定或不可能的地方的信息,同那种被给予和被误解并因此而被阴奉阳违或根本没有得到服从的命令有关。《皇帝的谕旨》图绘了一个信使穿过多层建筑的行旅,同时他发现自己被密集而又无限的人网所纠缠:这是出现在信息及其目的地之间的无限的障碍。因此关于卡夫卡在死前对布洛德作出的要求,我们可以说什么呢?"最亲爱的马克斯,我最后的要求:我身后留下的一切......都要在没有被阅读的情况下焚毁。"当然,卡夫卡的愿望是一则发出的信息,但它并没有成为布洛德的愿望;相反布洛德的愿望,象征性地以及按字面严格意义说,既服从又拒绝了卡夫卡的愿望(一些作品依然没有被阅读,但它们都没有被焚毁,至少没有被布洛德焚毁)。 有趣的是,卡夫卡没有把所有著作要回来,这样他就能继续亲自摧毁这些作品了。相反,他把这个难题留给了布洛德。他给布洛德的信是一种把所有作品给布洛德,并要求布洛德成为为这些作品的摧毁而负责的那个人。这里存在一个不能克服的矛盾,因为这封信变成了著作的一部分,并因此而成为全集(corpus)或作品的一部分,就像多年来卡夫卡得到悉心保存的许多信件一样。然而这封信却提出了一个摧毁著作的要求,这个要求在逻辑上造成了这封信本身的无效,并因此而甚至使它发出的命令也变得无效。那么,这个命令是一个清楚的指示呢,还是在本雅明和阿多诺描述的意义上的一个姿势呢?他期待他的信息抵达它的目的地么,或者说他写下要求的时候知道信息和命令不会抵达它们意图对之言说的人那里,知道它们会服从与他写到的那同一种"未抵达"么?记住,卡夫卡还写道: 人们,任何人!倒底是怎样获得这样一种观念,即人可以用信件来彼此交流的呢!人可以思考一个远处的人,也可以触及、拥抱一个附近的人--其他的所有一切,都在人力之外。写信,无论如何,意味着在幽灵面前裸露自己,而有时它们贪婪地等待的正是这一刻。正是在这种富足的滋养上,它们才繁殖得如此众多。人感觉到这点并对之加以反抗而且为了尽可能远地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幽灵的元素,也为了创造一种自然的交流,灵魂的安宁,人发明了铁路,机车,飞机。但这不再是好事,这些东西显然是在冲撞时刻作出的发明。它的反面(坏处)是如此之平静而强壮(与好处相比要平静和强壮得多得多);在邮政服务之后人类发明了电报,电话,X光。幽灵不会挨饿,但我们会死去。 如果这些作品被摧毁的话,也许,幽灵就没有食物了--尽管卡夫卡无法预期民族主义的力量和利益将是如何无限地寄生,即便在他知道这些幽灵的力量在等待的情况下也如此。因此在死亡的行动中,卡夫卡写道,他想要他的作品在他死后被摧毁。这说的是著作与他的生活相连,在他死亡的时候,他的作品也应当死亡么?在我死去的时候,我的作品也应当消失。当然,这是一个幻想,一个不会在他身后持续的幻想,某种他发现太过于痛苦的东西。它使我想起了《家父之忧》("The Cares of a Family Man")这个寓言,这个语言因其"救赎的"承诺而得到了阿多诺的关注。奥德拉德克,某种造物,一个线轴,一颗星星,它的笑声听起来像树叶的沙沙声,滚动在房屋的楼梯上或楼梯下或楼梯附近。也许他是一个儿子,或一个儿子的剩余;不管怎么说,他部分是物部分是一个人类存在的回音。看起来,只是在寓言的最后,才有了严格中性的声音--他描述道,这个奥德拉德克,和他有着世代的联系。这个奥德拉德克并不生活在时间里,因为他被描述为永远从楼梯上滚下的东西,也即,在永恒中滚下楼梯的东西。因此,看起来处在父亲的位置的叙事者评论道:"想到他可以比我活得更久,这几乎使我痛苦。"我们能把这读作一个不仅适用于在他父亲的房子里的卡夫卡,也适用与卡夫卡的著作,沙沙作响的书页,卡夫卡本人变得部分为人、部分为物,没有后裔,或者更确切的说具有一个他发现想象它比他活得更久几乎是太过于痛苦的文学后裔的方式的寓言么?奥德拉德克对阿多诺来说的巨大价值,在于他在一个力图为其收益而使一切物体工具化的资本主义世界中,是绝对无用的。渴望以卡夫卡的作品为食的不仅是技术的幽灵,还有那些甚至对最反-工具的艺术形式也加以剥削的各种盈利的形式,以及那些力图占有最严厉地抵抗它们的写作模式的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因此,这当然是一种讽刺:卡夫卡的著作最终成为别人的东西,被装进壁橱或地下室,完全变形为交换价值,等待着它们作为民族归属之圣像(icon),或,相当纯粹的,作为金钱的死后生活。王立秋 译,谭宇静 校[注]译自Judith Butler, "Who Owns Kafka?", LRB, Vol. 33, No. 5, 3 March 2011, pages 3-8, at http://www.lrb.co.uk/v33/n05/judith-butler/who-owns-kafka .
  11. 朱琳:关于俄罗斯远东中国移民问题的思考
    历史 2011/12/21 | 阅读: 2428
    威胁?双赢?——关于俄罗斯远东中国移民问题的思考 朱琳冷战的终结为中苏关系划上了句点,同时也为新的中俄关系的发展带来了契机。十几年来,从1991年中俄两国“相互视为友好国家”到1994年两国宣布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到1996年 “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形成,再到普京时代《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签署,中俄合作的内容不断充实、双边关系日趋紧密。然而,两国关系中仍旧存在着一些不和谐的音符,特别是围绕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中国移民问题而产生的“中国扩张论”,对双边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那么,中国移民是否对俄罗斯的远东地区构成了威胁?为什么远东“中国扩张论”会在俄罗斯出现呢?中外学者对此有着不同的看法。少数俄罗斯学者、政界人士和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的“扩张”确实存在:俄著名人口学家然娜•扎伊翁奇科夫斯卡娅认为,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到2050年俄罗斯的华人人口将达到700万到1000万,对俄罗斯联邦和地方官员构成重大的社会、边境和政治挑战;远东边防军区司令A•戈利巴赫将军也认为,“中国并不想着意隐瞒在向俄罗斯进行渐进式移民中谋取国家利益的意图,通过牺牲远东俄罗斯来扩张自己的领土是中国的长远战略目的。”与此相对,更多的俄罗斯学者和中国学者认为,中国并没有进行“扩张”的意图。俄罗斯远东历史学、考古学和民族学研究所所长谢尔盖•拉林教授、中国学者徐葵等人都认为,人口多与扩张之间并无自然联系,“人口扩张”的前提是错误的;冯绍雷、相兰欣等人进一步分析了这种观点产生的根源,指出所谓中国对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悄悄地扩张”是与中俄总体力量对比变化直接有关的;还有一些学者则从政治、经济、文明冲突等多个角度探究了这一现象的成因。客观来看,认真分析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中国移民问题,消除“中国扩张论”的影响,将对中俄关系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那么,“中国移民问题”究竟是怎样产生的?俄罗斯社会对此又有着怎样的认知,哪些因素决定了他们的认知呢?一、俄罗斯远东的中国移民与“中国扩张论”1、缘起远东地区是俄罗斯面积最大、资源极其丰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经济地区,不论是沙俄时期还是苏联与俄罗斯独立执政时期,都十分重视西伯利亚与远东地区,强调俄罗斯的强大有赖于这一地区,是建立未来强大国家的基础之所在。与此同时,尽管历史上中央政府曾经几次向远东地区组织移民,但由于自然条件、经济条件等因素的限制,远东地区劳动力短缺、劳动力价格偏高的状况仍旧没有得到改变。早在19世纪70年代中叶,就已经有中国人在远东从事黄金开采了,他们是向远东提供劳务的最早的中国人。此后,在远东的一些基础设施和军用设施如碉堡、兵营、海参崴军港、乌苏里斯克铁路等的建设中也纷纷出现了中国劳工。到1910年,在远东常住的中国人约为15万,占远东总人口的12%以上。斯大林时期,中国劳工和企业主在远东的劳动和经营活动受到苏联经济、政治环境的影响而全面终止。直到苏联解体以后,随着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转轨,中俄两国边境易货贸易空前活跃,远东中国移民潮开始出现。2、内容随着远东地区的中国劳工、移民的增多,各方对此的争论也愈演愈烈,到1992年,“中国扩张论”的观点逐渐浮出水面。“中国扩张论”认为:在中国政府的帮助下,中国向俄罗斯远东的非法迁移已经对俄民族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与此同时,伴随着中国移民而来的商品攻势严重阻碍着俄罗斯东部地方产业的发展,中国的假冒伪劣商品更是在远东攫取了大量外汇;更加危险的是,这些移民的活动为未来中国进攻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的军事行动奠定了基础。从总体上看,“中国扩张论”所涉及的领域已经远远超越了移民问题本身,包括了“人口扩张论”、“经济扩张论”、“军事威胁论”等多个方面的内容。3、发展据不完全统计,仅1992年中期至1995年,在俄《消息报》、《共青团真理报》、《太平洋之星报》、《文学报》、《符拉迪沃斯托克报》等重要媒体中发表的有关“中国扩张”问题的文章、报道不下百篇。2001年7月16日《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签订后,“中国扩张论”并未烟消云散,反而出现了愈演愈烈的趋势。俄罗斯的大众信息媒体采用方便、快捷的现代化信息手段,对该“理论”进行了大肆渲染,甚至有人声称“俄罗斯远东地区将是中俄发生冲突的焦点”。在中俄两国4300公里的边界线中,远东地区与黑龙江省、吉林省的边界线占3/4以上。可以说,在中国与俄罗斯睦邻友好关系的发展中,俄远东地区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中国扩张论”的出现,无疑对中俄两国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二、俄罗斯社会对中国移民问题的认知那么,在俄罗斯,联邦政府、远东地方当局、俄罗斯普通民众分别是怎样看待远东地区的中国移民问题的呢?通过对三者态度的剖析,笔者认为俄罗斯社会对中国移民的认知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总体来看是负面的。1、俄罗斯联邦政府的认知由于受到冷战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影响,俄罗斯联邦政府在处理同中国关系的相关问题时,更多地是从全球国际关系格局、地区力量平衡的大局触犯,强调中俄合作的深远的政治战略意义。远东地区的中国移民问题自然也被纳入了这一认知和思考的框架。为此,俄罗斯外交部第一亚洲司司长叶夫根尼•阿法纳西耶夫明确表示,俄罗斯媒体上关于“中国的潜在威胁”、“中国向西伯利亚移民”等论调与现实没有任何联系,“因为我们的不幸主要是由我们当地自身的无组织性,甚至是无序性造成的。‘强大的中国’是我们长久的朋友。”针对“中国扩张论”等反华言论,普京总统给予了相当严厉的驳斥,他强调“与中国发展关系的战略已经有了。不久前签署的《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是两国合作的坚实基础”。2010年,在俄罗斯召开、由俄罗斯、德国、美国、中国等来自欧洲、北美、亚洲15国的专家学者参加的会议上,针对一些学者在会上再次提出的“中国移民威胁论”,普京劝告有关人士不要以此来吓唬俄罗斯,强调了中俄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从总体上看,俄罗斯联邦政府认为,中国在远东地区的移民确实产生了一些问题,但是相对于俄中双边关系正常发展的大局来说,远东地区的中国移民问题只是属于地区性的问题与摩擦,需要在目前的外交政策框架下妥善地进行处理,不足以也不应该影响到俄中战略伙伴关系的良性发展。因此,联邦政府对地方政府采取了安抚性的政策,希望地方当局能够寻找到解决摩擦的合理途径。2、远东地方政府的认知与莫斯科对中俄伙伴关系的解读不同,远东地区的领导人将中国视为短期的主要竞争者和长期的潜在威胁。十几年来,中俄边境两侧综合国力的此消彼长以及所谓的“中国长期以来对远东领土的要求”,激起了远东地区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对“中国经济扩张”的恐惧心理。尽管截至2000年,常住远东的中国人达到25万人,仅占这一地区人口的3.3%——从绝对数目上并不对俄罗斯民族的安全构成威胁,但是近年来中国移民不断发展的趋势,进一步增强了远东地方当局的紧迫感,受到地缘经济压力的影响,他们对相关的信息相当敏感,对当地的中国移民产生了高度的戒备和防范心理。3、俄罗斯普通民众的认知与远东地方政府对中国移民问题的态度相比,俄罗斯普通民众的认知稍显积极,但是从总体上看仍旧不容乐观。据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人对中国人印象的调查显示,尽管中国人被认为是“勤劳”和“有进取心、精明强干”的,但是从1992年到1998年的几年间,认为中国人“好斗”和“比较狡猾”的比例却在上升。2002年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历史、考古、民族工作人员再次在远东进行了民意调查,当问及“你怎样理解中国人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存在”时,有38%的俄罗斯人选择“这是俄联邦领土中国化的目的明确的政策表现”、有30%选择“这是中国人为寻找工作和金钱的个人创意”、有19%选择“对中国当局来说这能解决过剩人口的问题”;在调查表所列的“你最喜欢的国家”中,只有5%的被调查者选择了“中国”。从调查数据来看,在与中国人的交往中,俄罗斯民众存在着一定的戒备心理;在潜意识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当地中国移民数量的增加是有意为之的。由此可见,对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普通民众来说,尽管他们对中国移民的认知不似地方政府那样充满敌意,对于中国人的认知却也是更多地倾向于负面,这就为“中国扩张论”的滋长提供了丰厚的土壤。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俄罗斯联邦政府从两国发展的大局出发,对“中国扩张论”持反对态度;远东地方政府从本地区的利益出发,将中国视为短期内的主要竞争者和长期的潜在威胁,成为“中国扩张论”的推动力量之一;远东地区的普通民众出于对外来人口的戒备心理,很容易受到“中国扩张论”的影响并支持这一论点。三、“中国扩张论”形成的原因那么,远东地区的中国移民是否对俄罗斯民族的安全构成了威胁?“中国扩张论”又是怎样产生的呢?通过对中俄两国关系的历史考察,笔者认为当前远东地区的中国移民并未对俄罗斯民族构成现实威胁,这一论调是历史包袱、经济因素等共同作用的结果。1、中国移民并未对俄罗斯民族安全构成现实威胁首先,如前所述,2000年远东人口为720万,而常住的中国人约有25万,只占远东人口的3.3%。与20世纪初远东常住的中国人占远东总人口的12%相比,现在所占的比例要小得多;其次,从1992年到2002年的十年间,在俄罗斯从境外吸收的移民中,98.5%来自哈萨克斯坦、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格鲁吉亚、土库曼斯坦等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中国移民在俄罗斯所接收的移民总数中所占的比例远远低于这些国家,而且绝大部分中国移民都能够遵守当地的法律、条例,进行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然而,在有关20世纪初在俄中国劳工的历史记录中,“中国威胁论”、“中国扩张论”没有出现;在如今的现实中,“哈萨克扩张论”、“乌克兰扩张论”、“乌兹别克扩张论”也没有随着这些国家向俄罗斯远东地区移民数量的迅速增长而出现。如果数量庞大的哈萨克人、乌克兰人、乌兹别克人尚且没有对俄罗斯构成威胁,有什么理由说中国移民威胁了俄罗斯民族的安全呢?2、“中国扩张论”的成因正如沃尔弗斯(Around Wolfers)所言:“安全,在客观的意义上,表明对所获得价值不存在威胁;在主观的意义上,表明不存在这样的价值会受到攻击的恐惧。”可以说,安全既是一种客观态势,也是人们的感觉和认知。从客观上看,中国移民确实不能构成对俄罗斯远东地区民众的外来攻击或侵犯。但从主观上看,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远东地区中国移民的增多,一少部分俄罗斯人的确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更多地源自一种心理状态,源自观察者自身的主观认知。那么,哪些因素影响了这一部分俄罗斯人的认知,从而导致了“中国扩张论”的形成呢? (1)历史包袱历史可以教会我们很多东西,但历史也可以是沉重的负担,它会使人们简单机械地将现实与历史相比,结果就会完全错误的认识现实。在中俄两国的关系发展中,就存在着很多这样的历史包袱。历史上,成吉思汗率领他的铁骑西征欧洲期间,曾经大规模地进入俄罗斯,席卷了俄罗斯的亚欧两部。这次军事意义上的“进入”,给俄罗斯民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致现代俄语至今还留有著名的民谚“不速之客比鞑靼人更可怕”。可见,蒙古人的骁勇暴虐,已经成为俄罗斯人历史记忆中难以磨灭的一部分。如果说几百年前的历史尚不足以构成“中国扩张论”的土壤,那么近代以来、特别是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事件则对俄罗斯人对中国人的认知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首先,文化大革命和珍宝岛流血冲突后,前苏联方面开展了反华宣传,将中国人描绘成狡猾、不诚实、绝对服从上司的命令、历史上就对俄罗斯人恨之入骨的形象。直到今天,这些有关中国人的负面宣传报道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俄罗斯人对中国的评价;其次,19世纪俄罗斯曾经通过签订《瑷珲条约》、《北京条约》、蚕食等方式在中国东北和西北侵占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直到2004年普京总统访华并签署《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议》,中俄两国的边界问题才最终得到了彻底的解决。尽管如此,很多俄罗斯的史学家和政治分析家仍旧对毛泽东曾经说过的俄罗斯帝国在19世纪夺取了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难以忘怀,始终存在着一种担心,即中国可能通过除武力以外的其他手段最终夺回这些领土。这些历史经历令一些俄罗斯人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一种对中国人的防范和戒备心理,在与中国的合作中抱有一种敏感、复杂的心态。当发现远东地区的中国移民逐渐增多时,记忆促使他们不自觉地将现实与历史经验相联系,从而将这种现象视为有组织、有预谋的行动(2)经济因素俄罗斯自1990年以来经济陷入严重的危机,综合国力大大下降。尽管近些年经济出现了恢复性增长,其进一步的发展仍旧困难重重。相形之下,中国自改革开放以后,经济迅猛发展,与俄罗斯的经济发展趋势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种反差,在比邻而居的俄罗斯远东地区和中国东北地区更加明显:远东地区在俄罗斯经济和社会危机中受害尤深,经济和社会破坏状态比欧洲部分更甚、人口由于向俄罗斯欧洲地区回流和出生率下降而减少,远东地区的地位空前虚弱;黑龙江、吉林等省份则随在老工业基地复兴的浪潮中迎来了新的春天。对于这种极度不平衡的发展状况,一少部分俄罗斯人变得特别敏感,对中国的发展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关注,担心中国经济势力占领俄罗斯市场、并对当地的经济造成冲击。正是在历史包袱、经济因素等多个因素的影响下,“中国扩张论”的论调才得以产生、发展并且不断扩散。四、俄罗斯远东地区——中俄关系发展的“双刃剑”尽管中俄两国关系未来的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历史、文化、政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但是进一步促进中俄边境贸易的发展,却能够对两国克服负面因素的影响产生积极作用,从而促进“双赢”的实现。对于中俄关系的长远发展来说,俄罗斯远东地区仍旧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围绕着远东地区的中国移民问题的争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中俄关系发展中的很多问题,“中国扩张论”的继续扩散也可能对两国关系的发展产生更加消极的影响;另一方面,如果措施得当,远东地区也可能成为中俄两国关系发展的“助推器”。首先,正如一些学者所言,远东有四大特点:一是大,其面积为621.59万平方公里,是俄罗斯最大的经济区;二是人口少,目前只有720万,是全俄人口密度最低的经济区;三是地处偏僻,离欧洲中心地区有近万公里之遥;四是经济结构单一,主要以采掘业和国防工业为主,农业、轻工业落后,粮食和日用工业品部分需要进口。受到这些特点的影响,远东地区必须通过与周边国家进行经济合作,才能走上经济健康发展的道路。在周边的中、日、韩等亚洲国家中,中国具有明显的地理优势。远东地区与中国贸易的发展、人员往来的增加,将有效地促进双方的优势互补,实现经济的共同发展。其次,通过打工、求学、跨国婚姻等方式,促进双方的人员往来,将对减轻中俄关系发展中的历史包袱、加强相互了解产生积极推动作用。以远东地区为基础,双边经济的发展、认知的改善也必将对中俄两国关系的长远发展具有深远的、积极的意义。对于中俄关系的长远发展来说,俄罗斯远东地区是一把“双刃剑”。正确认识、合理处理该地区的中国移民问题、消除“中国扩张论”的负面影响将对促进中俄两国关系的发展产生重要的积极意义,达到“双赢”的目的。当然,它的实现需要中俄两国长期的共同努力。
  12. 赵军:色厉内荏的“街宣车”
    社会 2009/08/08 | 阅读: 2428
    尽管右翼团体的成员们表面上气壮如牛,俨然一副先声夺人、威风凛凛的样子,但除了其核心成员和一部分死硬分子之外,一般成员的心理状态却相当复杂。
  13. 石之瑜:回到亚洲?——日本认识中国崛起的思想基础
    政治 2010/01/24 | 阅读: 2428
    【内容提要】 日本思想界与实务界都重视新近有关“中国崛起”的说法。在日本近代思想的基础上,作者探究了“中国崛起”如何在这个基础上可以获得理解,指出虽然日本思想流派纷杂,却因为日本在面对近代化的欧美时,向来是以东亚作为其现身的身份,所以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是日本思想界自我认识的关键,如何规范中国在东亚的位置将影响日本面对欧美的现身策略。即使日本思想界在本体论上赋予中国某种东亚性质,但实际上并不能决定日本面对中国的政策。在日本思想界既有的亚洲论述以及有关中国东亚性质的语境中,极少有由中国单独面对西方的理论主张,可是“中国崛起”的论点恰恰暗示了中国不必先结合日本,就可以单独面对欧美。这是为什么日本思想界一旦面临“中国崛起”这样的课题,其所能提供给政策界的视野十分不足的原因。【作者简介】 石之瑜,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一 日本对中国外交的问题意识 如果说“中国崛起”的印象在日本知识界与政界引起重视,这可能一点也不令人惊讶,但当问到日本知识界与政界为什么会重视“中国崛起”,或他们如何重视“中国崛起”时,答案未必唾手可得。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之现实主义的主张中,一个国家实力的上升会改变国际均势,自然造成周边国家的警惕,而日本关心“中国崛起”与美国关心“中国崛起”在性质上并无不同。现实主义的理论分析起来耳熟能详,[1]但是本文要辩称的是:“中国崛起”对日本的冲击未必就是现实主义学者所理解的单纯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日本知识界与政界真的好像是在担心有朝一日强大起来的中国会“入侵”日本。即使在语言表达上,中国的崛起的确显得是一种日本感受“威胁”的现实主义逻辑。事实上,“中国威胁”的说法是日本学者村井友秀 (Murai Tomohide)于1990 年8 月在《诸君》月刊上发表《论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一文中首先提出的,但借用这样的现实主义语言,也许只能说明现有语言的贫乏,即便现实主义话语依旧能够有效反映出日本面对“中国崛起”时内心的不安情绪以及这个情绪的强度,但并不能充分传达“中国崛起”这个印象所牵动的复杂情感脉络。 本文的目的就是探讨这种复杂情感脉络的知识基础,而不是对当代有关“中国崛起”的文献进行引介,[2]也不从他们文本的字里行间搜猎关乎情感的蛛丝马迹(因为构筑日本知识界长期对中国情感取向的历史轨迹者,不是当代作家)。本文的重点是从近代日本思想界论述中国的角度中,归纳出当前日本知识界与政界看待“中国崛起”的几种视野,使读者在日后遭遇日本学者、媒体与政治人物述说“中国崛起”时,能在现实主义的表面逻辑中体会出更深层、更丰富的意义。这个深层丰富意义包括日本精英阶层如何看待自己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如何透过对中国的理解来完成对日本自己的理解。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理论在此颇为不足,因为现实主义理论采取权力均衡的逻辑来诠释日本对“中国崛起”的警觉,脱离了历史的时空情境,故而不能对近代历史所孕育的“日本困惑”,亦即日本在世界上的身份要如何呈现的困惑做出回答。 简单地说,日本知识界与政界对“中国崛起”的现象缺乏应对的角度,因为19 世纪的中国与日本在观念上是共同属于地理的“东亚”或文明的“东洋”这个群体,一起面对西方的入侵,日本迎接并超越西方帝国主义挑战的契机在于与中国共同奋斗,然而中国却一蹶不振,以至于日本精英对于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难以决断。其中包括有要切断关系者、有要在中国进行世界革命者、有要教化者、有要鼓动中国人民驱逐帝国主义者、也有要对中国进行改造者、占领者、统治者。[3]日本迎战西方的气势在二战后衰微,直到20 世纪80 年代开始逐步复苏。俟右翼势力入主政坛,亟思恢复所谓日本精神,超越太平洋战争的战败阴影,建立所谓“正常国家”。如果中国在21 世纪崛起,这将使得日本赖以重整旗鼓的基础——东亚/东洋——就难以变成可以由日本整合的群体。如此一来,日本过去无法通过整合亚洲超越西方的历史纪录,也就不可能在“中国崛起”的情境中来改写。那到底日本是要为了挽救亚洲,所以应该不惜先依赖美国,以便自己有能力将中国规范在亚洲框架中(但如此将本末倒置地把终极抗争目标——美国——变成了伙伴)?还是默认日本已经不能主导亚洲,也就不能洗刷败战给美国的耻辱?还是开创一种日本近代思想史上不曾出现过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细亚,接受日本不能片面主导东洋超越西洋的历史进程?或甚至干脆不再以西方为日本最终必须超越的对象?二 东洋的与亚洲的日本 子安宣邦(Koyasu Nobukuni)批评日本思想界躲在东亚的概念后面,不敢直接面对西洋,显示日本对自己没有信心。[4]如果子安宣邦的批判这次是对的,这就间接暴露了一种长久深藏于日本知识界的矛盾情感——日本对东亚的领导主张是建立在日本对东亚的心理依赖之上的。换言之,这种心态一方面是日本既要领导亚洲来抗拒西洋,另一方面又要仰赖与中国做伴来充实亚洲的内容,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是亚洲作为概念提出来时所不能逃避的课题。[5] 其实在“东亚”成为有效且流行概念的历史点上,中国清朝积弱不振,不可能对东亚有积极的贡献,而必须借用“东亚”概念来面对西方的日本,如何可能因为中国加盟了东亚或亚洲的维新而就有信心面对欧美呢?这样的信心是否暗含着日本对中国早已存在某种根深蒂固的心理依赖?黑格尔的东方专制论提供了日本思想界重要的启示,也提供了充分的动机,促成强烈的欲望要证明日本并不是黑格尔东方专制论的对象,这个东方对象专门指的是中国。[6]所以在概念上是否可以这样讲,当中国与日本绑在一起时,日本可以通过对比看到自己的优越,进而通过“解放中国”这样的使命感,认识日本自己的历史位置? 二战前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确是借用“东亚”这个概念,昭示了日本帝国的范围,这个范围不仅限于中国与朝鲜,也包括东南亚,在“大东亚”的主张里,其范围甚至还远及印度。[7]印度与中国一样,是从冈仓天心(Okakuwa Tenshin)将之放进“东洋”这样一个文明概念之内,从而成为东洋的组成因素,[8]再到后来“东亚”概念开始指导帝国思想时,中国才明确地变成地理概念。这样的转变说明了早先“东洋”作为一种思想,尚不足以成为帝国的指导。这个道理子安宣邦也有所触及,但不如田中(Stefan Tanaka)在解构近代日本中国学的始祖白鸟库吉(Shiratori Kurakichi)时讲得清楚。[9]田中细腻的耙梳所说明的是,白鸟一直是有意识地运用“东洋”这个概念,把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历史交往,从原本某一种日本的文化负债关系转化成双方平等的关系,也就是利用了“东洋”这一概念把儒家思想与孔子提升为整个东洋的文明,则不但日本借由属于“东洋”而能与入侵的“西洋”取得平等,同时因为中国与日本和朝鲜都属于东洋,它们之间在思想传统上就不再是由中国输出,由日本或朝鲜输入,而是分别成为东洋儒家文化不同但平等的典型。这表示“东洋”作为身份论述,将日本汉学界固有对中国的尊崇消解,让日本与中国在文明起源上平起平坐,不过绝对不能摆脱中国,因为有了中国才号称有东洋,也才能与西方分庭抗礼。但由于其前提俨然预设了中国原来的优越地位,所以东洋不能用来当成后来帝国领导的信心基础。 假如中国清朝不是积弱不振,或不是黑格尔对东方专制的尖锐嘲讽,日本思想界没有必要非在当时处心积虑地来处理自己与中国的文化关系。这种必要性在福泽谕吉(FukugawaYukichi)发表“脱亚论”之后更显得必要,因为在福泽鲜明的旗帜下,中国呈现为日本的拖累,[10]若日本汉学家仍保持与中国维持关系的立场,就都有必要说明到底是为什么。当经历了“三国干涉还辽”和签署《华盛顿条约》裁军协议的历史经历后,日本认知到了自己在西方世界非我族类的处境,而不得不下定决心重新回头经略东亚的时候,中国是什么意义的东洋文明、与日本有什么瓜葛等,这些问题成为日本不可逃避而要面临的问题。其他看待中国的角度不论如何具有同情心,都必须是以改造中国为出发点。虽然每个人看到的中国各具特色,如内藤湖南(Naito Konan)看到的中国是受到各地乡间团练所主导的基层中国,宫崎滔天(Miyazaki Tonten)看到的是充满革命潜能的中国,吉野作造(Yoshino Sakuzo)看到的是有民主希望的中国,北一辉(Kita Ikki)看到的是反帝的中国民族主义,但他们共同的视角是一个由外而内,由有知到无知的指导角色。他们观点之间相容或南辕北辙,对中国的行动取向彼此相左,有民主派、国粹派、革命派等等不一而足,但与军国主义者介入中国的姿态却又有所呼应,他们都认为自己看到了中国的出路,都有某种跃跃欲试的热情。对中国如何定位是日本思想界用来认识日本自己的基本功和参照。三 从中国理解日本 与白鸟库吉同一年代的内藤湖南是较早受到西方学界注意的日本国内研究中国问题的开创者,他率先把中国放进一个属于中国自己的历史脉络,根据贵族世家没落的历程,与众不同地论证出宋朝为中国近世之起源,[11]因而有别于白鸟以科学理论为基础的中国南北互动论,从而自成一派。内藤提出的“近世论”虽然在中日史学界引起不同看法,但是大家除了对各种阶级如何定义以及如何辨识的方法问题存在困扰之外,日本何时超越了中国的近世后来居上,隐然为加入此一共同话题各方意见整合之所在。[12]对于日本超越之后如何回头看待中国,更是二战前思想家所纷纷议论之主要关切。在这方面,溯及白鸟的东京学派与内藤开始的京都学派,似乎在外来民族促成中国振衰起蔽的观察上,看法果然十分接近,对于军国主义的问题,好像无不可以为其所用,学派之间并无学理上的有效分歧。固然内藤喜爱中国的一切,视中国为一种民间社会,这不妨碍他认为中国是没落的文明,于是成其“支那论”的核心,在文化中心移至日本后,理当领导“改造中国”,作为“支那民族圈”中的一员,在政治上形成中日一体。大正民主派作家吉野作造同样喜爱中国,甚至对于反日的“五四运动”寄予当时日本各界罕见的同情,但在碰到中日关系时,也完全不能抗拒要为对袁世凯提出的“二十一条”条约大张旗鼓。[13] 对中国文化的警觉、厌恶乃至于排斥,则属于“脱亚入欧”的显著风气。但在明治维新之前,这种警觉已经悄然浮现,即本居宣长(Motoori Norinaga)对古音一连串的主张,孕育一种内部纯洁环境的意识,进而将中华之言从古音中分离出去,借由对古事记的诠释,创造关于大和语的原始想像,厥为日本近代国语运动的始作俑者。[14]明治维新之后,罗马拼音充斥报刊,作为迈向欧洲普遍性的实践,汉字成为某种落伍的象征。[15]福泽谕吉从而强调,历史之中的日本必须有国家,则日本史不能放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洋史中来理解。[16]20 世纪以后对中国文化与思想进行全面否定最激烈的莫过于津田左右吉(Tsuda Soukichi)。他继承了白鸟对普遍性理论的追求,[17]透过对道家思想的解构,把原本以为是影响日本的中国思想渊源普遍化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共通阶段;透过对于孔子进行去神格化,将儒家思想放进特定的历史时空中,以便将日本与中国区隔开来,如此可以由已经进入近代个人自由精神的日本加以批判。[18]津田的努力是要回归日本,使曾经吸收中国文化的日本回复到原来在中国之外就有的独特精神,展示日本所具有的世界性,并证明日本从未与中国在文化上属于一体。正因为如此,他一反本居的态度,解构象征日本特殊性的古事记与日本书纪,虽然意在建立天皇的世俗统治权威,但却因为否定其神圣性而为右翼人士所控诉。无论如何,从本居到津田的历程,有着排除中国这样一个方法上的共同预设。  不过,“脱亚入欧”作为外交战略失败了,以对抗西洋为职志的思想方案便依附在各式各样的亚细亚主义中现身,则中国的位置必须相应现身。[19]其中最具理想性的亚细亚革命理想是由参加了同盟会的宫崎滔天所提出的。他认为中国革命是东方各国抗拒西方野蛮文明的惟一希望,他虽曾支持甲午战争,但后来又介入各种中国的改革与革命中,这反映的无异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论。同样同情中国革命的尾崎秀实(Ozaki Hotsumi)在批评日本把中国当成原料供应地、区隔了日本与中国的同时,又将它们放在共同命运之中。相对地,宫崎幼年所习自的德富苏峰,却是站在另一端,属于某种日本中心的亚洲主义,德富苏峰虽然早期曾是平民主义者,但后来演进为国粹主义,把中国当成是对抗西方的日本所必须征服的对象。[20] 同样对抗西洋的北一辉却主张以武力帮助中国革命与统一,支持中国的民族主义,积极鼓吹日俄战争。他认为日本的军事胜利是后来中国革命成功的重要助力。他又批评日本对华的“二十一条”要求,虽然提出以日本为盟主的亚洲门罗主义,但对于中国主张采取提携。〖ZW(〗参见黄自进:《北一辉的革命情结:在中日两国从事革命的历程》,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 年版。〖ZW)〗包括他们在内的许许多多这些亚细亚主义思想家与行动家,多把中国放在与西洋对立的亚细亚主义之下,中国与日本的关系是既相对又相融,既在日本之外又纳入日本的势力范畴。四 缺乏理解“中国崛起”的角度 虽然在所谓的大正民主时期里看到的日本思想界是百花齐放,但也出现了军国主义对日本本身政治言论的宰制,即至出现声名狼藉的“近代的超克”以及思想界的转向,[21]容许日本军国主义取得观念上通行无阻的理论,在中国为所欲为而丝毫不感惭愧。其实对思想界出现转向的批判属于后见之明,人们在二战后检讨战前知识界的怯懦与对军国主义的依附,这种检讨不无值得商榷之处。因为即使是鼓吹到中国进行阶级革命的宫崎,或其他因为思想上忤逆军国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或斗胆反省日本神道或天皇制度而贾祸的如津田,都不能完全诳称中立客观。因为思想界整体都已经习惯于把中国当成一个落后对象。就算津田这位否定东亚存在的中国研究专家,也继续在儒家的话语下建构日本与中国的差异,巩固日本相对于中国的先进位置,犹如中国就是日本的责任所在,方便军国主义者将中国归类成他们眼中由日本领导的东亚,也方便他们忤逆津田的愿望而抹去日中之间的界限,等于是授予日本军国主义进出自如的通行证。[22]所以抱持反对军国主义的革命者,也就是没有转向而受难的思想家们,多数在东亚的知识本体上与军国主义者有着共谋的默契。这个默契在二战后继续引导着知识界与政界看待中国以及在21 世纪看待“中国崛起”的角度。  东亚这样的知识基础要处理的两个问题之间似乎从原本有矛盾化解为没有矛盾。一个问题是日本面对西洋的身份问题,亦即不是日本单独抗拒西洋,而是与东亚国家一道,东亚提供了行动基础,也提供了行动的对象——朝鲜与中国,更因此建立日本的先进意识,提供了面对西洋的信心。另一个问题是中国作为日本汉学的中心,现在在文明源起上与日本平行而无先后高下,使得日本的近代化成为儒家日本化之后一种与中国分开的现象,在理论上就可以取得对中国指导的地位。如果没有白鸟成功建构一套摆脱汉学界中国观的东洋史观在前,中国就在之后不能成为“落后待解放”的对象,那么日本在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中的领导地位便缺乏论述基础,这将导致一种恐怖的身份困境,即在感知到西洋国家对日本的排斥之后,日本并没有一个等在那里供日本领导的帝国版图——东亚——容纳自己。  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日本缺乏“中国崛起”的理论准备。“中国崛起”从两方面撞击了日本的中国观,一是原本落后中国追随日本的东亚不能完成其使命,二是日本不能再以东洋文明现代化模式的身份来“指导”或“解放”中国,甚至在经济上与中国之间的界限愈趋模糊。这样的模糊与日本在大正期间提出“二十一条”时的理想境界已然不同,依照早期的构想,日中之间经济界限的模糊是透过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与伪满政权之类的殖民统治,进而逐步将中国经济资源纳入日本体制,日中界线的模糊意味着中国的消失。如今中国的崛起,却吸收了日本的科技资本,日中界线模糊意味着日本的消失,造成日本面对世界时的一种身份困境。日本在世界的特殊身份是以作为东亚国家范形的姿态呈现的,但如果“中国崛起”,范形东亚国家这样的身份就不是由日本所能垄断,甚至可能被中国垄断,不但日本在东亚的落后对象消失无影,日本所摆脱的汉学中国那种优越性似乎又回来了。五 还是东亚的日本 二战前的中国观在日本战败后看似销声匿迹,但其实很快地以各种形式再现。二战前的中国观是透过什么机制影响战后的中国观呢?必须看到,战后日本在占领军的主持之下,通过了非战宪法与责任内阁制度。包括占领军统帅麦克阿瑟在内的各个盟军领袖,在战后集中精力做的首要任务是防止法西斯政权的复辟,在德国如此,在日本亦是如此。作为法西斯头号国内敌人的共产党,反而在这种气氛中得到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有趣的是,战后在日本思想界以反抗帝国主义对美国采取抵抗立场的,也是在战前受到法西斯迫害最惨烈的左派思想家,他们因为美军的进入而获得发展的契机,却是最反对美国的势力。战前的右翼军国主义势力,现在反而竟以各种面貌出入政坛,并且成为最为亲美的势力。在这个节骨眼上,在是否应该领取美国的基金会提供研究补助这一问题上,日本知识界展开了一场莫大的辩论,这个情形在韩国或中国台湾岛内知识界至今并未发生类似规模的反省,虽然它们同为美国的围堵前哨。对美国的警觉心就在这样的一股左翼的路线中保留了下来,甚至在美国与日本签署美日《安保条约》之际,同样一股警惕美国帝国主义的思潮掷地有声地对日本政坛发动抗争,并号称要发动政变。曾经参加前述“近代的超克”座谈会的中国学专家竹内好(TakeuchiYoshino)也在这股潮流中参与批判美国。  竹内好的例子是极其反讽的。他对日本知识界的主要批判基础在于他赞赏中国思想界抗拒“西潮”的能力。他嘲讽日本是永远的优等生文化,总是成为最好的学习者,反倒是看似落后的中国其实更能对西方思想制度进行反省。他尤其从鲁迅的文本中解读出了某种无法捉摸但却强韧无比的反抗气质,认为这样的气质恰恰是抗拒盲目西化,进而发展出属于中国自己视野的根据。[23]他的这个根本态度与“近代的超克”座谈会的哲学立场并无二致,矛头是对准西方,把中国当成是抗拒西方的东洋的范形。在“近代的超克”被当成是丑闻来理解的战后世界中,竹内好看似独树一帜的文风与生涯,其实毫不保留地继续把矛头对准西方与象征西方文明的现代化潮流,只是在战后的西方,其对面是中国的东洋,而不是日本的东洋。竹内好与宫崎在解读中日之间的身份地位、文明角色与亚洲作为知识范畴的意义上有类似之处。一言以蔽之,在中国推动与实践迥然不同的文化模式,可以提示日本所属的东亚如何面对西方的帝国主义,日本得以呈现自己的身份范畴是亚洲,因为与西方对立的是亚洲。  就是这个同样的知识基础,在20 世纪结束前高涨的日本右翼势力声浪中,为军国主义复辟提供了叙事依据。[24]军国主义当然在实际上并未复辟,毕竟左翼的力量在日本思想界不容小觑,但是军国主义式的言论逐渐流行,获得更多的选票,这种情形如同大正民主时期日本思想界的百家争鸣,军国主义式的言论再次降临则是不争的事实,当然不同的是,21 世纪之初的中国与20 世纪之初的中国给日本知识界的观感有天壤之别,前者是崛起的大国,后者是落后的散沙。同时,左翼势力盘踞思想界的一隅,免于战前遭受军国主义压制的恐惧。无论中国给人的观感如何,军国主义的复辟言论与左翼的反帝言论中,隐约有着战前各家曾经同享的一个前提,那就是总以东亚为单位在思考日本面对西洋的身份问题。左翼是反帝的,右翼则一直因为担心左翼报复自己战前遭到的迫害,只好依附于反左的美国,但左、右两翼之间存在的知识联系就隐藏在对日本未完成的历史使命的共同认识中,这个共同认识只涉及使命尚未完成的这个自我理解,而不涉及实质的使命及其历史目的,因此他们之间对于日美关系的激烈争辩固然真实,但这不是本体论上日本如何存在的争辩,争辩起来很容易遮掩他们在知识出发点上的共谋,即都是以东洋与西洋的对立为前提,而正是这个前提上的默契,让他们判断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分际何在时,牵制他们对“中国崛起”的认识角度。六 中国的东亚性质 右翼人士似乎自始至终对日本的战败不能接受,左翼超越了这一点,因为他们战前就是遭到军国主义残害的对象,因此对日本的战败不像右翼那样耿耿于怀。小森阳一近乎完美地从天皇的“玉音”中,解读出了鼓舞右翼势力至今得以不承认战败的各种隐藏讯号,也许他有些过度解读,但却有效地说明当代右翼人士是如何体会天皇的“玉音”的。[25]右翼人士所谓“不曾战败”是直接面对盟军说的,其中在当代最主要的成员显然是美国,他们坚持天皇谕示的是终战,不是败战,故参拜靖国神社并无不当,认为里面供奉的战犯是基于占领军优势的不当审判结论,犯的充其量是被美国定义的侵略罪行,有极端者判断现在到了翻案的时机。如此延伸的涵义是:日本更不曾败于中国,也不曾因为侵略中国而受罚,日中之间的关系还大有讨论的余地。右翼对自己侵略罪行的拒绝反省以及甚至接踵而来否认侵华战争曾经发生,都是左翼思想家不曾附和过的行径。然而左翼的反帝路线与右翼的靖国神社路线,不都是把西洋当成日本最终必须面对的对象吗?所以尽管左翼与右翼之间有着足臻生死存亡的斗争,却因为终极的问题意识雷同,使中国的工具性身份以及其作为日本必须采取措施加以妥善应对的亚洲成员,成为他们之间在本体论上的默契。 不过,日本知识界对于“中国崛起”的思想准备颇为不足,当这个概念提出来的时候,自然会带来震撼。沟口雄三就反省认为,日本人对于自己什么事都用中国作为参照系不够自觉,还反而一直错以为中国还是战前那个落后的中国。他用了一个妙喻说明日本对中国的误读,那就好像错把小鸡当蝌蚪,以为中国一直维持两只脚,显然没有变成青蛙,所以就还是处在落后幼稚的状态,因而看不到中国已经从两只脚的小鸡长大为还是两只脚的大鸡。[26]这里的批判有些应和竹内好的反省方式,也就是认为日本过度依赖西方的标准看中国,才会看不到中国的变化。与竹内好同时代的丸山真男因为揭举近代性的大旗,而被子安宣邦认为犯了同样的复制西方历史目的论的错误。[27]不过竹内好没有针对好友丸山发言,毕竟丸山对于日本政治也是极力批判的,他并没有把日本看成是西方在东亚的优等生,而是把日本看成转向近代不完全的劣等生(矛盾的是,竹内会欢迎日本沦为劣等生,因为这表示日本没有复制帝国的发展模式)。[28]不过丸山也没有竹内那种“近代的超克”的情结,更没有东亚或东洋的区域对抗或文明对抗意识,所以丸山拿中国作为参照系的需要,比其他思想家小得多,但也就因而一样不能为“中国崛起”的认识角度提供亚洲式的准备,只能还是把中国放在沟口所警告应该回避的西方现代化量表上。 日本知识界看待中国的角度不是直接可以从思想家本人对待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立场中得出来的,就算是激进右翼人士不承认日本在战争中对中国的侵略,并不能就此推断此人对“中国崛起”的反应,因为最终的标准在于如何共同面对西方,而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则是相对短期的阶段性战略问题。假如要规范中国的崛起,以便使中国继续停留在亚洲对西洋这样分庭抗礼的认识论框架中,则日本对美国的依赖便不可或缺。右翼人士在历史问题上所隐藏的反美动机被围堵中国的战术需要所牵制,形成了自我异化的压力。言论上极力反华的石原慎太郎其实正是对美国发表《一个可以说NO 的日本》的畅销书作者,[29]他一方面想整合亚洲来抗拒美国,另一方面又甘愿在美国的战略布局上执行围堵中国。相对于此,对于二战历史持相对批判态度的左翼,却始终一致地在维系对美国的警觉与批判。可见,战前思想界对中国的知识默契延续了下来,也就是日本必须建立与中国特定的关系来抵抗西方,而这个特定关系理当是一种由日本主动的关系,过去是把中国叙说成东洋的一支或亚洲的一个区域,接受日本领导抗拒西方,现在则是政治上对中国围堵与经济上同中国进行区域整合。其结果是今天作为一个区域的亚洲在面对西洋时出现性质上的异化。这个异化当然是右翼与美国同盟所造成,因而本末倒置,让亚洲终极要排除的对象(即美国)参加一起决定亚洲的任务,使得亚洲作为与西方抗拒的基础遭到颠覆,则日本的归属成为悬案。七 “中国崛起”对知识论的“威胁” 中国的崛起带来的“知识威胁”在于,它将不再由日本片面地来决定中国在亚洲的身份,甚至在与西方对比的时候,中国知识界不必通过与日本的关系来发言,因此就算日本十足地回归亚洲,停止依附美国来牵制中国,也不见得就能参与中国在面对西方时的身份建构过程。这样的“威胁”与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所看到的威胁性质迥然不同。现实主义笔下的“威胁”是假定的日本与中国彼此互斥的某种身份,“威胁”的存在能巩固中日之间分开的或对立的关系,这样反而可以强化日本的身份安定感。相反地,在文化研究与历史研究的诠释下,“中国崛起”的“威胁”是对存在意义的“威胁”,不但不会巩固日本外于中国的身份,甚至还会把亚洲作为日本呈现自我的基础都加以否定。当日本思想界无法在知识上界定中国为“有待解放的亚洲”,就不能片面使用亚洲。对右翼而言,也就不能重新编写二战历史,如此国民精神恢复无望。这就是为什么右翼人士经常对“中国崛起”的说法拒斥,并提出相应的“中国崩溃论”,试图在知识上管理外界对“中国崛起”的主张。 对左翼而言,某种正面的意义可能昙花一现地冒了出来,好像当年宫崎的世界革命论有了某种修正再生的可能,也让竹内好的亚洲作为方法值得期盼,不过竹内好战前站在右翼发言的记录至今犹新。令左翼尴尬的是,中国的崛起是在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的理论框架下呈现的,故而左翼拒绝依附美国,并批判帝国主义介入日本的行径,并不能在被认为是崛起中的中国获得欣赏,毕竟所谓崛起应和了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则亚洲作为非西方的区域,其可能性更加渺茫,则左翼的失落难以逃避。与其梦幻中国社会主义重现,还不如像右翼一样期盼中国的发展高度不均,阶级极度分化,社会动乱发生,使得某种反帝的左派亚洲成为可能。反帝的亚洲结合了对西方的挑战与对亚洲共性的建构,但这个远景与右翼企盼的“中国崩溃”有异曲同工之妙,成为未来思想界潜在的可能共识选项。矛盾的是,“中国崛起”是在资本主义语境里发生的,亲中派看到了日本与中国经济关系日趋紧密,那么他们能不能在左翼的思想基础上,对中国的资本主义化保持距离,还是又要经历某种转向的压力呢? 反而是对美国不曾批判、对儒家文化与汉学中国持基本正面态度并且对东西文明差异有所警觉的学院派,有可能赋予亚洲某种新内涵。这样的内涵堪称20 世纪80 年代流行过的所谓东亚儒家经济文明,或李光耀的亚洲价值论调周而复始,[30]这也许与全球化潮流所催促的地方化意识若合符节,也与资本主义逻辑不抵触,且能坦然面对“中国崛起”,在此日本与中国构成某种意义的亚洲,而日本借此展现与西方不同的模式便可存在。不过这样的亚洲既然臣服于资本主义逻辑,就必然为资本主义所欢迎,则因此而发现的任何亚洲特色,无异于沦为资本主义的包装,并不能真正达到区隔东洋与西洋的作用,因此不能满足日本知识界百余年来的问题意识。沟口雄三主张以中国为方法,从中国历史的内在发展看中国,摆脱日本的叙事需要,也许是一条知识论上的出路,届时中国是否崛起或其崛起对日本有什么意义,就不会构成问题意识。但沟口雄三没有回答的问题是,摆脱日本为主的亚洲意识后,一个从中国看中国的日本知识分子,为何要学会中国人的视野,那他自己到底是谁,其知识又是所谓何来?这其中逃脱不掉的前提,仍然是某种中日共处的亚洲。八 结 论 日本思想家一心发展日本成为亚洲国家的主要动机在于能取得一个相对于欧美的身份,不过,亚洲作为一个有意义的身份,原本就是被欧美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当成对象的结果。亚洲这个身份寻求与欧美平等,很容易陷入某种卑微的意识。近代日本史上各种各样的亚洲主义主张至今不能解决面对欧美时,日本到底是什么意义的亚洲国家。追根究底,“亚洲”这个概念并不是出自于日本或中国等被归类为亚洲国家的话语,而是出自某种要把它们锁在落后身份的、自居在外的位置。从亚洲这个身份出发的做法,造成亚洲国家之间失去相互尊重的基础,在与欧美竞争的欲望驱策下,亚洲身份迫使亚洲国家先要面对自己人。日本对亚洲身份的敏感度远高于中国,以至于日本对中国指指点点的态度与中国独自于日本之外处理欧美的态度形成强烈对比,更凸显了日本无法整合亚洲的尴尬。 日本与欧美的竞争意识使得国力成为关注的焦点,日本透过整合亚洲来强化国权的想法引发了军国主义。即使是透过平等结盟的想法,也不得不强调日本的领导角色,这是为什么无论日本采取哪一种亚洲主义,都不能处理“中国崛起”的课题,毕竟“中国崛起”的提出是假设在某种国力标准上的崛起,所以“中国崛起”与日本思想家的亚洲主义是相抵触的。“中国崛起”的提法让人联想到中国将直接挑战欧美的主导权,如此中国就不是亚洲身份所能规范的国家,因为就算欧美继续把中国看成亚洲,但“中国崛起”之后不需要靠亚洲,这时亚洲的维持反而是要靠日本追随中国,而这一类要求日本配合的策略,在日本近代思想史上根本不存在,简言之,日本的亚洲主义是巩固欧美话语优势的亚洲主义,中国的崛起不但挑战欧美,也挑战了以欧美话语为出发点的亚洲主义。 日本面对“中国崛起”的思想出路,首先在于摆脱要与欧美竞争的意识以及因之而产生的国力导向的亚洲主义,然后才可以让日本不必非要用亚洲作为身份的基础,则日本就可以重新认识中国,而不是由欧美殖民主义指涉的以亚洲为框架,毕竟在这个框架下的日本永远不能取得平等的感觉。必须由中国与日本不以欧美的亚洲为前提,也不以否定欧美为前提,以这样彼此发展的相互认识为出发点,开放亚洲身份的内涵,日本才算是回到亚洲。注释:[1] 姚文礼:《共筑东亚安全大厦——浅析21 世纪之初的中日安全合作》,载《日本学刊》,2002 年第5 期,第1-17 页;王公龙:《对日美同盟“再定义”的再认识—以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视角选择性分析》,载《日本学刊》,2002 年第5 期,第18-31 页;徐万胜:《日美同盟与日本的军事大国化倾向》,载《当代亚太》,2004 年第4 期,第10-11 页;邱坤玄:《结构现实主义与中共大国外交格局》,载《东亚季刊》,1999年第3 期,第23~38 页;范国平:《现实主义不能超越——中国对日外交的必然选择》,载《开放时代》,http://www.opentimes.cn/ ;王屏:《中日关系从理想到现实》,载《环球时报》,2005 年2 月3 日。[2] 有关文献介绍可参阅赵建民、 何思慎:《日本外交中有关中国或美国优先之争论——兼论日、中、台之新安全架构》,载《问题与研究》,2004 年第1 期,第83-104 页。[3] 整理得比较清楚的是野村浩一,参见[日]野村浩一著,张学锋译:《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年版。[4][日]子安宣邦编,赵京华编译:《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5] 陷入“文化本质主义”的陷阱,处处以文化本质论断文化差异,而无法正视权力与欲望的运作,参见[日]酒井直树著,廖咸浩译:《主体与/或“主体(shutai)”及文化差异之铭刻》,载《中外文学》,2002 年第12期,第150-195 页。[6] [日]子安宣邦著,陈玮芬译:《东亚儒学:批判与方法》,台北:喜马拉雅研究发展基金会,2003 年版。[7] 大川周明的“三国魂”如是主张,见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年版,第266~269 页;另见王向远:《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学者、文化人的侵华战争》,北京:昆仑出版社,2005年版。[8] 多数引述介绍的文章都是引用发表于1903 年的《东洋的理想》原著,即Okakura Kakuzos, The Ideals of theEast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Arts of Japan, London: John Murray, 1903。[9] Stefan Tanaka, Japans Orient: Reading Pasts into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10] 参考许介麟:《福泽谕吉的文明观与脱亚论》,载《历史月刊》,2003 年第184 期,第34-43 页;周建高:《福泽谕吉对中国文化的迎与拒》,载《历史月刊》,2003 年第184 期,第44-50 页。[11] [日]内藤虎次郎著:《中国近世史》,東京:弘文堂,1947 年版。此日文著作受到讨论最多。[12] 参见高明士:《战后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台北:东升出版事业有限公司, 1982 年版;[日]西嶋定生等11名作者分别著述,辑于刘俊文编,高明士等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二卷专论》,北京:中华书局,1992 年版。[13] 参见黄自进:《吉野作造对近代中国的认识与评价:1906-1932》,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年版。[14] 参见[日]小森阳一著,陈多友译:《日本近代国语批判》,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甘怀真:《东亚、儒学与王权:东亚儒学经典诠释传统研究的一面向》,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第五次研讨会之“东亚、儒学与东亚儒学”会议论文。[15] 林少阳:《文与日本的现代性》,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年版。[16] [日]福泽谕吉著,北京编译社译:《文明之概略》,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年版,第137 页。[17] 白鸟将中国古代传说解读为人类普遍性历史阶段的表征,见刘俊文编,黄约瑟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通论》,北京:中华书局,1992 年版,第1-8 页。[18] 刘萍:《津田左右吉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版。[19] 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年版。[20] 参见陈秀武:《日本大正时期政治思潮与知识分子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版。[21] “近代的超克”是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所组织的座谈会,参与者包括左翼与自由作家,他们透过各自对某种亚洲主义的赞扬,暧昧地表态支持战争,被视为是左翼的“转向”。参见[日]竹内好著,李冬木、赵京华、孙歌译:《近代的超克》,北京:读书•新知•文化三联书店,2005 年版。[22] 中国学术界对于这个中国与日本是分开而落后的本体论以及各家学说在此本体论上产生的困惑——或认为不同的亚洲主义论之间对中国的立场不同,不能一竿子打翻一条船;或认为只是属于显性或隐性的差别,故都是共犯。相对于此,本文显然是认为两者皆可,也就是帝国主义的亚洲主义与非帝国主义的亚洲主义并非抵触,因为两者奠基在同样的本体论上。相关论争之例见盛邦和:《19 世纪与20 世纪之交的日本亚细亚主义》,载《历史研究》,2000 年第3 期;戚其章:《日本大亚细亚主义探悉——兼与盛邦和先生商榷》,载《历史研究》,2004 年第6 期;盛邦和:《日本亚洲主义与右翼思潮源流——兼对戚其章先生“商榷”的响应》,载《历史研究》,2005 年第3 期。[23] 孙歌:《竹内好的悖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24] 到了21 世纪,类似的思想以新保守主义之名呈现,见 Pei-chun Han, “Neos on the Rise in Japan,” TaipeiTimes, 2005 年9 月20 日第8 版。[25][日]小森阳一著,陈多友译:《天皇的玉音放送》,北京:读书•新知•文化三联书店,2004 年版。[26] 这是沟口雄三于2001 年12 月21 日在东京举办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第十四届年会”上主题讲话的内容。[27] 参见[日]子安宣邦:《东亚儒学:批判与方法》第四章。[28]孙歌:《在零和一百之间》,载竹内好:《近代的超克》,第57 页。[29][日]石原慎太郎、盛田昭夫著,刘秀琴译:《一个可以说NO 的日本》,台北:中央日报,1990 年版。[30] 参见[新加坡]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1923-1965》,台北:世界书局,1998 年版;Daniel A. Bell and Hahm Chaibong, Confucianism for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Ronald Dore, Taking Japan Seriously : A Confucian Perspective on Leading Economic Issue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eter L. Berger and Hsin-Huang Michael Hsiao ,eds., In Search of an East Asian Development Model, New Brunswick, N.J., USA : Transaction Books, 1988; Roy Hofheinz, Jr.and Kent E. Calder, The Eastasia Edg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2。
  14. 廉超群:埃及"革命"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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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内部结构而言,过去60年埃及表现出了三大特征:(1)政权借助安全机构统治国家;(2)政权通过建设庞大的官僚机构和推行经济补贴政策来稳固统治、收买人心;(3)中小地主阶级、新兴富裕商人阶级与官僚权贵利益绑定,通过寻租与出售土地资源获利,忽视工业化与基础生产力的发展。
  15. 商伟:做出更好的学问,无愧于这个时代 (中华读书报访谈)
    人文 2015/09/21 | 阅读: 2426
    做学问需要具备某些条件,有时机遇也很重要,另外还可能有一些因素我们自己无法完全控制,但最重要的恐怕还是内在的动力。韩愈劝有志于学者,"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听上去陈义甚高,可是说到最后,还是听从内心的召唤。学术不只是一项职业,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16. 陈世雄:简论俄罗斯戏剧学的历史与现状
    戏剧 2013/08/13 | 阅读: 2426
    概述
  17. 乌有之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严正声明
    社会 2009/03/17 | 阅读: 2425
    乌有之乡针对《亚洲周刊》江迅文章的声明。
  18. 齐泽克:为何惧怕阿拉伯的革命精神?
    社会 2011/02/24 | 阅读: 2423
    西方自由主义者对于埃及和突尼斯起义的反应,屡屡表现出虚伪和犬儒主义。
  19. 戴锦华、高秀芹:无影之影——吸血鬼流行文化的分析
    影视 2010/09/29 | 阅读: 2421
    高秀芹:戴老师,您好。您在电影,性别研究和文化研究等方面,都走在学术研究的最前沿,尤其是近年来对大众文化和文化研究等前沿领域有深入的研究。得知您目前对以《暮光之城》为主的吸血鬼流行文化较为关注,那么,这种文化现象在全球的流行状况又是怎么样的?您能介绍一下《暮光之城》的情况吗? 戴锦华:《暮光之城》(Twilight)于2005年在美国出版,至今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流行现象。而2008年,女导演凯瑟琳•哈德威克执导影片《暮光之城》(暮光系列1)上映,引发或曰显影的一轮全球性的流行狂潮,将“暮光现象”推向一个新的峰值。用美国媒体多少有些耸动的说法,便是“2008年,如果你不是住在南极的话,你很难忽略吸血鬼流行的升温。”到2009年,另换做男导演克里斯•韦茨(Chris Seitz)执导的《暮光系列2•新月》上映时,一个有趣而怪诞的现象出现了,一边是素来对美国电影市场颇具影响力的影评人恶评如潮,一边是观者如云,其狂热令美国媒体不约而同地使用了“疯狂”、“歇斯底里”的字样。 当然,《暮光之城》或曰吸血鬼流行并非空穴来风,这只是一个美国大众文化源远流长的一道伏线再度凸现前景。但《暮光之城》的持续升温,仍堪称奇观。2005年,斯蒂芬妮•梅尔(Stephanie Meyer)出版了《暮光之城》第一卷,几周后即登上《纽约时报》排行榜。此后几年间,每一卷的出版都标识一个新的热度,到了2008年,《暮光之城》已经开始成为某种流行标识。截至目前,《暮光之城》英文版,已经累计销售5000万册。《暮光之城》电影拿下了3亿以上的票房。一时间,《暮光之城》的男女主演、尤其是男主人公爱德华•卡伦的扮演者罗伯特•帕丁森反复成了世界各种文字的电影、娱乐、时尚期刊的封面人物。2008年5月,斯蒂芬妮•梅尔被《时代周刊》评选为“新世纪全球百名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此时,《暮光之城》的热销,以超出了一般意义的流行,相反作为一个现象,进入了美国、也是全球的社会文化的场域。 然而,如果《暮光之城》只是一个孤证,那么或许仍不值得做深究或探讨,但稍作细查,便会发现暮光系列的小说、电影的流行不过这轮流行狂潮中炫目的一浪而已。用美国《娱乐周刊》的说法,斯蒂芬妮•梅尔在这轮流行中成了“吸血鬼女巫团的当朝女王”。这固然是指斯蒂芬妮•梅尔在美国大众文化脉络:安妮•莱斯以《吸血鬼编年史》开启的、女作家撰写吸血鬼系列小说的传统之后,成了其中最新且红得匪夷所思的一位,而且是指这轮“吸血鬼流行的升温”,远不仅只一个暮光现象而已。事实上,与暮光系列电影同时,平行出现的是HBO 推出了电视连续剧《真爱如血》(True Blood)。好莱坞著名编剧、电视剧编导艾伦•鲍尔(Alan Ball)改编自女作家莎莲•哈里斯的吸血鬼系列小说《南方吸血鬼》(同样不时登临、有时是多部同时登临《纽约时报》排行榜),开播不久,便创下收视及有偿网络下载奇观,一改HBO自热播剧《欲望城市》之后的颓势。到了2009年,《真爱如血》的第二季推出之时,该剧在通常举行好莱坞大片特权仪式的洛杉矶派拉蒙影院举行了首映式。被国内媒体称为成人版《暮光之城》的“真血”系列,事实上在世界范围内成了此轮吸血鬼流行的双峰。 高秀芹:《暮光之城》在全球形成这样的流行状态,最直接的文化因素有哪些?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我们是否可以进一步地来分析它畅销的内在和外在原因? 戴锦华:由于语言相当不考究、矫情,一种story-telling的风格,加之四卷本的“长河系列”(其叙事动力和情节要素完全可以浓缩为一卷本),小说《暮光之城》招来了网络恶评如潮。于是,思考《暮光之城》如此畅销的原因就显得尤为重要。《暮光之城》显然受惠于由罗琳的《哈利.波特》系列所造就的青少年对纸媒的阅读习惯;同时,《纽约时报》书评盛赞该小说的吸引力之处在于“抵抗诱惑是一个长久的斗争,男主人公爱德华的选择是高度道德自律的表述”,“为恋爱、约会场景提供了一种别样的情景,没有吸烟,没有酗酒,始终只有亲吻而已”,“其情欲的节奏,犹如《圣经》中超人级别的自制力。”《暮光之城》以一个吸血、玄幻的励志故事和完美的大团圆结局,用“有情人终成眷属”和创造“完美的核心家庭”建构起所谓的新的美国保守主义的道德价值观。《暮光之城》书写了关于“完美”的神话,首先是完美的三角恋爱,《新月》中更换了男主人公,小说让男主人公以狼人特有的宿命的方式爱上了贝拉和爱德华的女儿,契合了新保守主义的核心价值——“You are my family.”(你是我的家人),故事设置了玄幻故事亚类型所具有的永恒对立:吸血鬼和狼人的对立。以贝拉为纽带,吸血鬼和狼人实现了大和解,这不仅是三角恋爱的完美结局,也是故事当中对立双方的完美结局。如果引入种族和阶级分析维度,狼人的种族是居住在留居地中的印第安人,吸血鬼则是代表来自欧洲的白种人。 其次,故事刻画了吸血鬼王子的完美而具有颠覆意义的形象,突出地表现在对男主人公相貌的完美刻画。完美的相貌总在暗示完美的身体,也总在遮盖完美的身体。这是一部没有身体的小说,但又充满着对于身体惊人的美丽的叙述。再者,故事塑造了永生的、青春不老的、有着超人力量和速度的吸血鬼的完美形象。在安妮•赖斯创造的吸血鬼系列中,吸血鬼都是富甲天下的大亨,而出生于美国内陆小镇的家庭主妇斯蒂芬妮•梅尔笔下的吸血鬼形象则折射出中产阶级最为保守的想象和价值观念。故事中的吸血鬼具有典型的中产阶级特征。小说从头到尾都在讲述爱德华拥有一辆车,那辆在《007》中出现过的名为“马丁战神”的车,暗示着无穷的财富。吸血鬼和印第安人的和解不仅是种族和解也是阶级和解。因此,《暮光之城》是美国社会中保守主义的新主流的有效的大众文化实践,表明新主流叙述如何重新成为可能,一种最保守主义的价值观如何找到一个有效的实践,在突破了所有的经过60年代的洗礼、后60年代所可能有的心理抗拒之后,使人们重新接受和由衷拥戴一套新的合法性话语。 高秀芹:您谈到了《暮光之城》用“完美的核心家庭”建构起新的美国保守主义的价值观,是美国社会中保守主义的大众文化实践,尤其是里面的完美的吸血鬼形象,为什么对女性读者会有吸引力?《暮光之城》小说的吸引力究竟是怎样形成的? 戴锦华:可以提供一个非常形而下的解释:在经历了身体、性、性行为、欲望甚嚣尘上的几十年之后,人们对一个纯净的、禁欲的、没有身体的版本,有一个换口味式的新鲜。另外一个解释是,不可能的爱,才是可以被不断讲述的爱,因为不可能的爱是白日梦的最佳素材,这是第二个解释。第三个解释是美国罗曼司小说以及女性对罗曼司阅读的专家的说法,他认为这部小说之所以具有这样巨大的吸引力,在罗曼司小说中变成了一个“奇迹”(该学者的原话),原因在于《暮光之城》以男主人公的吸血鬼身份,达成了一个女性白日梦当中永远难以企及的梦想:永远在场。当女主人公遇到危险的时候,男主人公永远可以在最后一分钟出现,其实他无时无刻不守候在你身边。这联系着在小说当中对吸血鬼故事最重要的改变,联系着设定吸血鬼不用睡觉,可以24小时全天候“执勤”,而原本吸血鬼是要睡觉的,是因为吸血鬼害怕阳光,他需要躲入棺材,躲进家乡的泥土里面去,躲避阳光。在所有杀死吸血鬼的故事中,阳光是最有效的武器。在这个故事中,吸血鬼根本不怕阳光,吸血鬼不敢在白天出现是因为他们在阳光下如钻石一般闪耀,会对人类构成惊吓,在这里,作者延续了一个吸血鬼写作的若干原则,其中第一条原则是避世,所以他们仅仅是遵守避世原则,而不在阳光灿烂的日子出现,但是并非他们不可以出现在白昼之中。所以这两个对吸血鬼亚类型的改写,造成了对女性永恒白日梦的实现,即永远的在场。坦白地说,我不满足于如下的解释。我认为它对女性读者构成的最大的吸引在于,那些男性的影评人以极恶毒的、极刻薄的口吻揭示的一个事实,他说:你还记得高中的时候,情欲在你体内的动荡吗?你还记得有人在背后撞了你,你就感到心旌摇荡、一度混乱的那种感觉吗?你还记得高中时代欲望的悬崖和深渊吗?你不记得了,但是斯蒂芬妮•梅尔记得。高中情景不是一个偶然的选择而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作者在这样一个情境写出来,这部电影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导演深谙作者的“肮脏的小秘密”(dirty small secret):在这部小说中,除了性,还是性。也就是说,禁欲构成了饱满的情欲张力。事实上,我们看到正面的书写者说了完全一样的话。但是,这种解释,将在女性主义的一个基本表述的地方触礁。女性主义者对于主流媒体的女性读物、女性电影发现,在所有的女性读物当中,其实都要一个重要而潜在的单元存在着这个单元就是身体和性。但是这种女性书写当中,身体和性是作为一个被压抑、被否定的力量出现的。于是,所谓的女性读物,尤其以罗曼司这种读物为主要代表,它其实是一种关于禁欲和因禁欲而高扬的情欲的表述。整个这种高扬的情欲表述,饱满的、无处不在的性和身体,是以受虐的形态浮现出来的。但是刚才说过,这种表述会在女性主义那里触礁,因为女性主义者对于这样一个女性主义的研究的视角表示批判和抗议。她们说:这样的一个结论假定女性的情欲是被动的和受虐的;第二,这样的建构和书写是在呼唤女性的被虐性,把女性放在一个永恒的受虐位置上。那么进而女性主义者指出,这样的一种描述仅仅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成立,只要在道德主义对女性的管束和压力如此强大的时候,它才使得女性的性想象和性方式甚至是性快感只能通过一种受虐的想象及其行为来获得。那么这个解释不能回答为什么这部小说在世界范围之内它首先吸引的是青少女读者。而一个青少女读者所面临的是一个后60年代的世界。《暮光之城》切合流行文化的点不是青春偶像故事,而是吸血鬼故事。在大众文本中,它也并不独特,其叙事情节与《血色月光》和《真爱如血》等十分相似。 高秀芹:您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对所谓的“肮脏的小秘密”给予了批判和澄清,正如您所说,在后60年代的非禁欲时代,《暮光之城》切合流行文化的点不是青春偶像剧,而是吸血鬼故事,于是,对吸血鬼文化进行学术追溯就显得颇有意义。那么,吸血鬼的历史血脉在西方文化史上是怎么样的?为什么在欧洲会产生吸血鬼文化呢? 戴锦华:如果对吸血鬼作一个理论追溯,发现其出乎于人们的预期——它不同于女巫、精灵、僵尸、狼人等欧洲中世纪“特产”,吸血鬼纯粹是一个现代的创造。人们对于吸血鬼的源起有着各种各样的解释:(1)追溯到中世纪的黑死病和狂犬病;(2)欧洲殖民者从非洲带回来的僵尸文化和木乃伊情节;(3)还有一种尴尬的解释:吸血鬼完全脱胎于基督教的内部,一个原型是杀死基督的该隐,一个原型是出卖耶稣的犹大。以上种种溯源都不太合理。 从语言学角度考察,主要的欧洲语言都是在18世纪才出现“吸血鬼”一词,有几个欧洲文本中明显出现过吸血鬼,比如研究吸血鬼电影的严肃学术著作就有四部。综合考察,一般认为吸血鬼至少有以下几个来源:其一,当时教会出版了大量的专著和学术论文来证明吸血鬼是不存在的,这实际上充当了传播吸血鬼的途径;其二,启蒙运动的思想家站出来否认吸血鬼的存在,如伏尔泰在《哲学辞典》中就明显表示过否定;其三,再回到叙事文学自身,斯托克的《德拉库拉》(又译《吸血伯爵》等),这本著作实际上在后来的民间言说中成了“吸血鬼”的代名词。18世纪末19世纪初还有一个流行文本——《罗斯文爵士》,今天的《暮光之城》实际上是该文本的“后代”。《罗斯文爵士》一书颇为有趣,并且曾多次被书写,第一部是由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的前女友书写,据说是拜伦的画像。随后,拜伦的密友也写了一部小说,名叫《吸血鬼》,主人公就是罗斯文爵士,书写了一个迷人的、潇洒的、极具魅力的、冷血的吸血鬼形象。因此,“罗斯文爵士”成为吸血鬼的文学代名词,也成为后来吸血鬼故事的前身。还有一个十分有趣的传说,文学史上有一个美谈,拜伦和雪莱等聚集在雪莱家的别墅,大家开始讲述恐怖故事,玛丽.雪莱将这个夜晚写成了《弗兰根斯坦》,成为女性主义研究的重要文本,据说,《吸血鬼》这部小说也诞生于这个夜晚。 我下面提出自己的几个假说。首先,吸血鬼并不是来自于蒙昧和黑暗的中世纪,它完全是一个现代的产物,具有现代性。其次,吸血鬼之所以成为一个公众文化、社会知识和文学谱系中的内在组成的一部分,是因为那个时代精英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参与到了其讨论和发言中。与其说吸血鬼来自于一种蒙昧、迷信,一种科学和理性不能到达的、不可解释之物,不如说它是科学时代的造物。我尝试对我的假说作出一种论述,罗斯文爵士的故事其实没有溢出浪漫主义书写的基本范式,它只不过将罗斯文爵士的迷人和邪恶书写成一种“内在的恶魔”,是现代人的内在之物,人性的必然组成部分。可以称之为“浪漫的恶魔”、“浪漫主义的噩梦”。如果考虑到浪漫主义、尤其是德国浪漫主义与德国古典主义和法西斯之间的联系,作出上述解释就并不困难。德拉库拉的故事十分有趣,自始至终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每个不同人物都采用第一人称,而且是书信与日记等相当私隐的第一人称。这种叙述本身都是关于一个叫德拉库拉的恶魔的叙述,而唯一没有进行叙述的是德拉库拉。换句话说,所有的叙事都在围绕着他,试图到达、识别和触摸他,但却又无法到达和触摸。故事的结局——所有的人彼此交换日记,互相阅读,共同占有极其个人化的叙述,从而赢得了一个杀死吸血鬼的机会。第三,吸血鬼的叙述是在文化潜意识、社会潜意识或者大众文化层面尝试去处理关于大众社会的浮现和大众社会理论的困境。创造大众社会理论的理论家们完全站在没落的贵族阶级一边,面对着没有区隔的“乌合之众”,面对着工业社会的兴起,他们表现出巨大的伤痛和震惊。吸血鬼的原型都是欧洲的贵族,是血缘的“高贵者”,但成为故事中必须被杀死、被放逐的对象。这也反映出欧洲大众社会初起和资产阶级文明的困境,吸血鬼的形象表现出他们对于过去的迷恋和怀旧。吸血鬼是 “吸血”鬼,吸血鬼之间的联系是“血”的联系,这正表现了现代文明对于“血脉”贵族天然优越性的妒恨。 高秀芹:您提出吸血鬼是现代的产物,对应了欧洲大众社会初期对资产阶级文明的困境,在文化潜意识里是对现代社会的警惕和回应,我是否可以理解为,现在以《暮光之城》为主的吸血鬼故事应和着新世纪、全球化,又间接地应和着金融海啸冲击下的美国社会,现代值得讨论的是,这部剧作为流行的通俗大众文化文本的功能究竟是抚慰还是祛魅? 戴锦华:关于大众文化功能的通常说法是,它可以给人提供想象性的抚慰,以及现实当中能够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的想象性解决。一个美国研究吸血鬼文化的大学教授指出,所有现在的这些吸血鬼的故事和以往的吸血鬼故事不同,它们都有着一个大团圆的结局,甚至到不近情理的地步。这既是这批流行的吸血鬼故事的特征,也同时是大众文化文本的基本特征。 曾看到一则吸血鬼材料提到美国的最新统计表明,今年和明年将推向美国及全球大众文化市场当中以吸血鬼为题材的文化产品近百万,这个流行之巨大甚至有些恐怖。以至于美国的一个最资深好莱坞制片人说,吸血鬼沉睡了15年之后(就是好莱坞15年没拍过吸血鬼的大片了),现在它们从棺材里出来了,大概是时候让它们睡回棺材里去了,这次它们睡回去最好能睡5到25 年。这个小小的表述说明这一轮流行的来势汹汹,而《真爱如血》和《暮光之城》被看做这次流行的始作俑者。有人认为《真》是《暮》的成人版,这大概是因为它对于电视剧这样一个有着严格的道德尺度、深入家庭的文本媒介形态来说过于暴力和色情了。《暮》中的男女主人公都如同没有身体或至少没有性器官的存在,其重要的卖点之一就是异常清洁优雅的叙事特征,似乎要宣扬一种超越弗洛伊德或者回到前弗洛伊德的利他真爱。而相较之下,《真》不仅提供了一个性混乱的大背景,而且主人公之间的相互吸引首先就建立在性行为和性心理上,故此被视作成人版的《暮》。然而,从另一个意义上,我认为仅从文本来说,《真》与《暮》有着相当不同的价值取向。《暮》几乎没有给我们留下另类解读或创造性使用这个文本的空间和可能,而《真》当中甚至在文本脉络内部,都到处浮现着、出没着一种帝国魅影。这次流行由这两个文本共同构成恰好向我们揭示,大众文化流行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的,从来都不是整一的,都是以种种方式试图来对严酷的社会现实做出某种回应。 造成这轮流行的第三个文本,刚好和前两个文本形成了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脉络。《血色入侵》(Let The Right One In)是一部瑞典的吸血鬼电影,得了很多艺术电影奖,被国际权威影评人称为电影史有史以来最好的吸血鬼电影。它非常的冷酷、严峻、痛苦、缓慢,几乎没有救赎或者拯救,没有抚慰。当这三个文本并列地陈列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吸血鬼这样一个特定的欧洲内在构造出来的魔鬼,或是叫做怪物,其实在每一个历史阶段扮演的角色或被赋予的社会功能是十分斑驳、多元和复杂的。这部影片中的惊悚柔情——因为这部片子中的唯一亮点就是一个父母离异的无助的成为同性恋的在学校受尽人们屈辱的小男孩,和一个残暴嗜血的(但她的嗜血仅仅为了生存)小女孩吸血鬼之间的友情和温情,一种相互依偎的、抱团取暖的一点点温情——使它比《真》更贴近于在金融海啸在后冷战的全球重组格局当中风雨飘摇的欧美人的内心某种真实状态。《暮》之所以会构成久已不再流行的罗曼司再度流行,刚好是因为它组合或者说是嫁接了吸血鬼的元素。吸血鬼的元素使得罗曼司式的叙述成为可能,使得一个罗曼司承担起新主流叙述再度获得讲述可能性的切口,所以对我来说关节点在吸血鬼而不在罗曼司。 如果把吸血鬼的形象视为思想史的暗箱的话,那么它其实是十足现代的造物——它是18世纪诞生于启蒙运动的恶魔,是在科学证伪中获得命名和传播的形象。吸血鬼的出现是大众对大众社会理论的一个回应,它要处理的就是世袭贵族的高贵之血。今生的资产者,今生的大众社会,今生的大众社会主体们,他们始终在“君权神授”的生而高贵的自然合法性的皇权和贵族面前的自卑,张皇,而同时,作为对大众社会的回应,完全站在皇权或贵族的立场上出现了这样一个以攻击、诽谤、妖魔化,但也是相当绝望的大众社会理论,这是我们今天所说的mass/masses——乌合之众,如果说现在的社会是乌合之众的社会,那么我说这是乌合之众对大众社会理论的回应。吸血鬼是在大众社会中萦回不去的天然合法的皇族或是贵族的幽灵。所以每一个吸血鬼的故事,尤其早期吸血鬼的故事当中的核心就是杀死吸血鬼。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携带着他们的天然合法性威胁着我们的生存,但是一次又一次我们使用越来越现代的武器,来把他们消灭。另外一个就是“欧洲的欧洲想象”,Transylvania,今天罗马尼亚的这个区域,是Dracula的故乡,所以也成了吸血鬼的故乡。每一次吸血鬼(Dracula)的故事,我们都要重回Transylvania,每次看影片都会看到人们驾着小马车去了那里,结尾的时候又赶着小马车杀死了吸血鬼从那里出来。 吸血鬼成为美国大众文化的核心,而美国大众文化使用此形象的功能之一是处理美国的欧洲想象。这个准原型形象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个有效的切入口,带出来一个19到20世纪的重要大众谱系。我们通常会认为吸血鬼是哥特小说的分支,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吸血鬼是哥特小说之源。好莱坞预告的明年大投资的影片之一,叫做《Dracula元年》。所以德拉库拉仍旧没死。有一个说法称《夜访吸血鬼》之后的电影叫做后德拉库拉时代,但是德拉库拉仍然会还魂,是被无穷复制的。用瓦尔特•本雅明的说法,工业复制是大众文化最基本的特征。当然被不断复制的形象绝不止是德拉库拉,比如还有佐罗,但是德拉库拉作为在那样一个特定的年代,被创造出来和无穷复制的形象,在不同的时期要经历自身的演变史,这本身就是非常有趣的。德拉库拉的故事,似乎是从现代人眼中看到的一个中世纪城堡当中浮现的魅影或恶魔,但是我们稍加思索就会发现在斯托克的原形那里,德拉库拉确实是一个古堡魅影,然而它作祟的空间却是大都市(当然,这也是《暮光之城》的创新之处——重回小镇)。
  20. 张旭东对话杰姆逊:"理论已死"?理论何为?
    人文 2014/01/22 | 阅读: 2421
    成熟的理论分析的特征在于,它是对表征的研究。我相信在这个意义上一切都是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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