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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东亚秩序, 指的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东亚国际问题所适用的, 或维持国际关系的某种特定范式。如果回顾一下影响东亚国际关系的特定范式的演变轨迹, 就会发现东亚国际关系是伴随着中国、日本、美国等中心国家的交替变化而不断被重新规定的。所以, 本文拟通过考察中华帝国、日本帝国及美利坚帝国所主导的东亚秩序的形成、膨胀与消亡的过程, 来分析各时期东亚秩序的历史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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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学界,唯新是求,老旧几乎成了腐朽的同义词,所谓老师宿儒,大都被打入顽固保守之列,甚至等同于前清遗老。与之关系稍近的学界后进,也被视为遗少。近代学人所写的学术史,很少将老辈放入视野之内。受其影响,当代学人的目光,似也不及这一社会文化群体或类型。其实,民国时期的老辈在政治和社会生活方面,因为人脉、交游、学术渊源以及身世习惯等因素,常常自外于一般社会人群,犹如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但在学术文化活动方面,则反有较多闲暇来从事玩赏、研究和创作。他们或是从保守固有文化的立场希望抱残守缺而更加执著,成就不一定高,对内对外的交往联系却依然紧密频繁,有时甚至担当主角。认识民国学界的老辈,可见学术发展,必有传承,虽然后人往往奢望截断众流,横空出世,毕竟不能凿空逞臆。而五四以后的学院化学术建设,不仅渊源于西学和清末的新学,仍然受固有学术文化的制约。同时,新文化派与其他派系群体的关系,也不像他们自己描述的那样非敌即友,至少在整理国故方面,情况相当复杂。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新文化派或许已成主流,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新文化派的主流地位不免有许多后来附加的成分,甚至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是新文化派在新文化运动以后所建构起来的幻象。 一 各花入各眼 1920年代末,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建前夕,日本对华“东方文化事业”的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已在紧锣密鼓地落实之中。两相比较,两所研究机构治学的范围和取向大体一致,用人方针则截然不同。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和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一脉相承的中研院史语所,不仅精神继承新文化派的衣钵,用人还更进一步,实行傅斯年的“应找新才,不应多注意浮华得名之士”的方针。①按照在中国建立科学的东方学的目标所组成的“元和新脚”,非但没有老辈的位置,连同一阵营的章太炎弟子也多被排斥。而已经是当时中国学人心目中的汉学中心之一的日本京都大学,对于中国学术界的看法以及用人态度,与此明显有别。 关于日本“东方文化事业”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的人事,长期以来只知道所长一职有过争议,其余则不知其详。近年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披露了小岛佑马旧藏“对支文化事业”关系文书,至少可见日本京都学派主帅之一的狩野直喜的态度。狩野担任“对支文化事业调查会”委员,他建议在中国内地设立中国文化研究所,用优厚条件聘请中国学者参与其事,并且按照学科分类开列了各方面拟聘学者的名单,具体如下:② 经学 汉学 古文学派 王国维 江瀚 曹元弼 章门 今文学派 廖平 不分古今文派 宋学 程朱学派 陈宝琛 陆王学派 小学 罗振玉 王国维 诸子学 儒家 (孙德谦)汪荣宝 道家 章炳麟门派 墨家 胡适 名法家 同 杂家 叶德辉门派 史学 支那史 政治史 柯劭 法制史 董康 掌故 杨钟羲 经济史 文化史 胡适 朔方民族史 陈毅 屠寄 南海民族史 陈垣 西域史 东西关系史 金石学附目录学 罗振玉 张尔田 傅增湘 孙德谦 土俗学附人种学 考古学罗振玉 文艺 古典文学 古文 骈文 郑孝胥 诗赋 词余 陈三立 陈衍 制艺 沈尹默 沈兼士 俗文学 小说 戏曲 王国维 胡适 言语学 造型美术 音乐 宗教 佛教 杨文会门派 道教 天文历算 地理 熊会贞 本草附古代化学(日人)杜聪明 医学 ①《傅斯年致蒋梦麟》, 1934年5月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北京:中华书局, 1980年,第531页。此处时间有所订正。 ②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人文》第46号, 1999年11月18日,第43—45页。 这份名单尚在草拟之中,因而并不完整;起草的具体时间也还需进一步考订,但显然与当时新文化派对中国学人的评价以及后来学人的认识相去甚远。选择的当否姑且不论,比较突出的是,在新文化派看来已经过时的旧派人物占了大多数。分科的理据与后来也明显不同,兼顾了中国与“现代”两面。 东方文化事业旗下的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受到官方的干预,实际人选并未完全以学术为凭据,最后中方入所者,为总裁柯劭,副总裁王树柟,研究员王式通、王照、梁鸿志、贾恩绂、胡敦复、江庸、汤中、江瀚、戴锡章、姜忠奎、刘培极、胡玉缙、何振岱、章华、徐审义。 决定研究项目分为经学、史学、哲学、文学、法制经济、美术、宗教、考古学、语言学等九个部分,实际做法则是按经史子集四部自选,具体为经部:江瀚、胡玉缙、徐审义、刘培极、姜忠奎、王照、杨策;史部:王式通、戴锡章、江瀚、汤中;子部:刘培极、胡玉缙、江庸、王式通、胡敦复、梁鸿志、汤中;集部:王式通、戴锡章、江庸、章华、梁鸿志、何振岱。① 民国学术,承继清代而来,民初马相伯、章太炎、梁启超等人曾仿法兰西学院制,发起 “函夏考文苑”,目的是“作新旧学”,“厘正新词”。定额40员,最初所拟名单,除三位发起人和严复外,为沈家本(法)、杨守敬(金石地理)、王闿运(文辞)、黄侃(小学文辞)、钱夏 (小学)、刘师培(群经)、陈汉章(群经史)、陈庆年(礼)、华蘅芳(算)、屠寄(史)、孙毓筠 (佛)、王露(音乐)、陈三立(文辞)、李瑞清(美术)、沈曾植(目录)。其中除一两位太炎门 生外,多为老辈。② 两份名单相比较,一为民初国内学人的判断,一为1920年代中后期日本京都学派的意见,时空差异明显,选择标准也间有分别,因而除陈三立外,极少重复,但精神大体一致,分科与用人的标准,与后来新文化派以及受新文化派影响者的看法大相径庭。 五四以后,新文化派在革新文学、改造思想、输入新知等方面自然占据主导,但在整理国故方面,虽然北京的太炎门生代桐城派而兴,在京畿之地显赫一时,胡适等人更有后来居上之势,并逐渐成为主流,但毕竟不能覆盖大江南北。中国的学术文化经历了辛亥政治革命和五四思想文化革新的冲击,并未完全断裂。民初在上海、天津、青岛、港澳等地,分别聚集起一批前清遗老遗民。其中固然有怀抱复辟的政治目的者,但也有不少对于政治尤其是爱新觉罗一家一姓的兴衰无大兴趣之人。因此,与清初的遗民大都具有反清意识不同,民初被视为遗老者,虽然也以不仕新朝相标榜,真正要推翻民国者为数并不占优。许多人只是从保守固有文化方面,对民国的革新不以为然(其中纲常伦理部分当然也涉及政治),不少人还做过民国的官。如清史馆所聘者,时人均视为遗老,其实他们当中一些人担任过民国政府的各种职位,如吴廷燮任国务院统计局局长十余载;王树柟做过国史编纂处编纂、参政院参政,罗历任总统府、国务院秘书;王式通历任司法次长、代理总长、政事堂机要局长、国务院秘书长、全国水利局副总裁等多项要职;金兆藩担任财政部佥事、会计司司长。而且一旦入馆,也就食了民国的俸禄,不再执守前朝的臣节。就此而论,除积极参与复辟活动者外,多数应属于文化遗民。即使参与复辟活动者,有的也是投机强于理念。正因为他们大都不以复辟清室为目标,反而将精力投向固有学术文化的整理研究,或抱残守缺,或理董旧籍,或教授后进。以新文化派的观念看,这些人不免守旧,学术成就也不高,但是跳出新文化的框架,或许刚好避免了新派以外来观念的附会,为正、反之后合的成立作一铺垫。两份人选名单中的陈三立、李瑞清、沈曾植、江瀚、陈宝琛、郑孝胥、罗振玉、曹元弼、柯劭、傅增湘、陈毅、陈衍、杨钟羲乃至王国维等,在当时人看来,均在遗老之列。 ①黄福庆:《近代日本在华文化及社会事业之研究》,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2年,第152—154页。 ②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年,第126、136—137页。 有些人在文化观念上与所谓遗老相近,但身份尚难以遗老定性,如叶德辉、董康、屠寄、 张尔田、孙德谦、沈家本、王闿运、陈汉章、陈庆年、杨守敬、熊会贞等。他们有的本来并非官宦,与清室的关系相当疏远;有的则是老的新学家出身,只是时过境迁,跟不上清季民初日新月异的变化节奏,显得有些落伍;有的年龄不见得大,而精神气质及交游皆与老师宿儒相近。如果身世方面多少有些瓜葛,便会被看作是遗少。 按照主流派后来的描述,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几乎是一路凯歌,因而近代学术史日益成为新派逐渐放大的历史。其实,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新派不仅不能包揽一切,如果从地域分布的情形看,还处于明显的劣势。至少到1920年代中期,南方主要仍然在老辈学人的笼罩之下。胡适所谓“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应指老派观念。①江南一带,公开树旗与新文化派对垒的《学衡》,以南高学派为后盾和中坚,而南高学派中除了留美学生外,也有王瀣、柳诒徵等老辈学人。在北大派南下之前,厦门大学的中国文史研究者,主要以陈衍为中心。广东则有古直等人与之声应气求,更有学海堂出身的汪兆镛、朱九江的弟子简朝亮等老辈。在四川,晚清以来的存古学堂一脉相承,入于民国,改国学校,由宋育仁、廖平等人主持,另有所谓“五老七贤”,在学界乃至社会上影响极大。云南的赵藩、陈荣昌、周钟岳、袁嘉谷等人与四川的“五老七贤”相似。湖南的“二王一叶”及皮锡瑞,于晚清独树湘学一帜,并一直延续到民国。在关外, 1920年代东北当局聘请桐城派嫡系传人吴闿生等人任教,后来创办东北大学,所请师资主要也是东南大学一派。这些地区的新派虽有逐渐扩张的趋势,还不足以与旧派分庭抗礼。更为重要的是,在许多地方,学术上的新旧冲突并不像北京那样激烈,老师宿儒与留学新进之间存在着某种和谐与默契。 其实,即是在北京,学术界也并非新派一枝独秀,老辈学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占据重要甚至主导地位。尤其是对外交往方面, 1920—1930年代老辈学人仍然担当要角。日本组织的对华文化事业委员会固然主要以老辈为联络对象, 1932年12月底,法国汉学大家伯希和访华,抵达北平,法国公使馆为之举办盛大宴会,招待中国教育学术界名流,中方“到会者有前教长傅增湘、蒋梦麟、翁文灏、李书华,暨学术界名流胡适、沈兼士、马衡、袁同礼、梅贻琦、李蒸、张星烺、李宗侗、黄文弼等五十余人”。②傅增湘在群贤毕至的场合被推为首座,并非官式的客套,次年1月,陈垣等人宴请伯希和,同席者有陶湘、杨钟羲、柯劭、孟森、谭祖任、朱叔琦、杨心如、陈寅恪、尹炎武等,主要也是老辈学人。 国际汉学界和新文化派选人准则的差异,反映了双方学术理念的分歧。当海外汉学家力图用中国方式理解中国固有学问的内在条理之时,中国的新进学人正在努力按照外国的分科系统将固有学问重新分解组合。其分别不仅在形式,更在精神。1930年黄孝可在《燕京学报》第8期撰文《1929年日本史学界对于中国研究之论文一瞥》,指出日本的“支那学”派“史学家大率以清朝三百年之考据学为基础,而参用欧美式之科学的研究法,加以前人未睹之新资料相继发见,益助斯学之进步”。伯希和也充分认识和肯定清初以来的学术发展与成就,认为:“中外汉学大师之造就,堪称殊途而同归,尤以清初康熙以来,经雍乾而至道光,名家辈出,观其刈获,良足惊吾欧洲之人。此果何由,亦由理性之运用与批评之精密,足以制抑偏见成说,其达到真理之情形,实与西方学者同一方式,无足怪也。”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的日记》,香港:香港中华书局, 1985年,第438页。 ②《东方学家伯希和抵华 北平中法学者联欢》,《国立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月刊》第1卷第1期, 1933年1月,第116页。 因此,他对于继承前贤的当代中国学者,“寄有无限敬重与希望。”①本来新文化派学人同样重视清代学术传统,胡适著名的治学十字箴言,就是对清代考据学的总结。不过,新文化派学人的身份及其希望占据学术主流位置的追求,使其可以上溯已经过世的清代学人,而必须与同时代的老辈学者划清界限。 关于新文化派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意见不一。总的说来,所谓新文化派各人,对于本国固有学术文化的看法差别不小,而每个人的态度前后亦往往有所变化。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不同时期的公开表态与实际观念之间,不仅并不一致,甚至有截然相反之嫌。这大概也是导致后来学人评价各异的重要原因。然而,追究新文化派学人的理念固然重要,其他学人的感受也应当顾及,并作为检讨其态度与反响的依据。新文化的倡导者在鼓吹之际,为了扫荡阻碍,引起关注,取代前人,常不免故意说些过头话,容易引起反感。汪东曾特意用白话文批评道:这几个提倡新文化的学者,把西欧学术,顶礼膜拜,自不消说,翻转来,还要把中国原有的文化,看得好像不共戴天似的,提起来便发竖眦裂,甚至说中国学术没一件可以研究,中国书籍没一部可以存留,几乎恨到秦火当时,燔烧未尽。像这种过火的论调,自然 就引起一班旧派学者的反抗来了。② 二 “老则老耳 何遗之有” 受了观念与时势的影响,新文化派学人要想开山,对于同时代人不免存了不破不立的成见和舍我其谁的信念。他们用新的眼光标准来看待和品评人物,真有天低吴楚、眼空无物的感觉。 1922年8月28日,胡适在日记中谈及“现今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的状况时,叹道:“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③ 胡适说这番话时,正在为撰写《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做准备,因而对清代三百年古学发达史做了一番梳理。在他看来,“近年来,古学的大师渐渐死完了,新起的学者还不曾有什么大成绩表现出来。在这个青黄不接的时期,只有三五个老辈在那里支撑门面。古学界表面上的寂寞,遂使许多人发生无限的悲观。所以有许多老辈遂说,‘古学要沦亡了!’‘故书不久要无人能读了!’”④ 胡适对于中国学术界的悲观由来已久。回国不久,他就写了一篇《归国杂感》,其中谈到在上海调查出版界的情况,这一看,令本来不抱希望的胡适更加失望。他认为民国成立七年来,“简直没有两三部以上可看的书!不但高等学问的书一部都没有,就是要找一部轮船上火车上消遣的书,也找不出!”⑤胡适的这种看法颇具代表性,实际上就是认为清代学术到了民国已经停顿甚至中绝。1938年3月1日钱玄同致函郑裕孚时还说:“近二十年来,国学方面之研究,有突 ①《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莅平》,《北平晨报》1933年1月15日。 ②汪东:《新文学商榷》,《华国》第1卷第2期, 1923年10月15日,第1页。 ③《胡适的日记》,第440页。 ④《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 1923年1月,第1页。 ⑤《新青年》第4卷第1号, 1918年1月15日,第22页。 飞之进步,章刘诸公在距今前二十年至前三十年间,实有重大发明,理宜表彰,但亦不可太过。三十年前之老辈,惟梁任公在近二十年中仍有进步,最可佩服,其他则均已落伍矣。”① 清代学术,号称极盛,实为对历代学术做一总结,虽然不免于偏,而且越到晚近,越行偏锋,毕竟人才辈出。道咸以后,迭经内乱外患,承平时的盛况,一去不复返。但流风余韵,依然可见。同光两朝,欲图中兴,学术文化方面,延续旧途,开启新轨,出现表面的繁荣。文士学人,虽然成就不及前辈,也还昭昭可观。末代王朝,内外交困,政治上日暮途穷,学术文化亦趋于消沉,可还是不乏其人。胡思敬在《国闻备乘》中曾以其在京师面交之人为主要依据,历数宣统初年朝士: 新政兴,名器日益滥。京朝官嗜好不一,大约专以奔走宴饮为日行常课。其稍能自拔于流俗者,讲诗词有福建陈阁学宝琛、陈学部衍、四川赵侍御熙、广东曾参议习经、罗员外、黄员外孝觉、温侍御肃、潘主事博、湖南夏编修寿田、陈部郎兆奎、袁户部钦绪、章郎中华、江西杨参事增荦。讲古文者有林教习纾、陈教习澹然、姚教习永概。讲汉学者有贵州程侍讲棫林、福建江参事瀚、江苏张教习闻远。讲宋学者有湖南吴郎中国镛、浙江夏主事震午、湖北周主事景涛。讲史学者有广西唐尚书景崇、山东柯参议劭、江西龙中书学泰。讲国朝掌故学者有浙江汪中书康年、江苏冒郎中广生、刘京卿澄如。讲目录学者有江苏缪编修荃孙、山东徐监丞坊、湖北陈参事毅、王推事基磐、江西雷员外凤鼎、熊教习罗宿。讲六朝骈体文者有江苏孙主事雄、山西王推丞式通、四川宋观察育仁、江西黄主事锡朋、广东梁员外志文。讲笺注考据者有陈参议毅、苏员外舆。讲绘画学者有安徽姜孝廉筠。讲舆地学者有湖南韩主事朴存、谭教习绍裳。讲金石兼工书法者有浙江罗参事振玉、江西赵内翰世骏。讲词章兼通政事、志趣卓然不为时俗所污者有安徽马主事其昶、湖南郭编修立山、江西刘监督廷琛、魏推事元旷、湖北陈员外曾寿、甘肃安侍御维峻;次则贵州陈给谏田、广西赵侍御炳麟、湖南郑侍读沅、郑编修家溉、胡参议祖荫、江西华编修焯、广西廖郎中振矩、四川乔左丞树柟。其人品不尽纯粹而稍具文才者有汪参议荣宝等。其人品学问俱好而文才稍逊者有吴国镛等。其余与余同时在京而不相闻知者盖亦有之,然大概具于此矣。辛亥出京时,访友于马通伯。据云有武昌饶学部叔光、华亭钱征士同寿、潍县陈征士星灿,皆君子人。鲍心增简放莱州时,为予述三士:一广东许主事汝棻,一广东驻防平学部远,一贵州驻防云编修书。唯平学部有一面之交,余皆未之见也。② 由此可见,清季学术不受重视,固然由于名家不著,但政治上鼎革兴替,令人无暇顾及, 文化上眼镜变色,视而不见,也是要因。1908年,沈宗畸在京师发起成立“著君吟社”,冒鹤亭与樊增祥、陈衍、胡漱唐、郑孝胥、陈宝琛、梁众异、潘弱海、杨畇谷、赵熙、曾蛰庵、罗瘿公等20人结成诗社,后来社员发展到百余人。③同年沈宗畸又和一批京师学人发起编辑《国学萃编》杂志(原名《国粹一斑》),参与者有吴仲、刘仰勋、张瑜、沈宗畸、梁广照、陈澹然、孙雄、冒广生、龚元凯、汪应焜、廖润鸿、夏仁虎、王远、朱点衣、阿麟、定信、庆珍、陈寅、袁祖光、金葆桢、王佺孙、王在宣、丁傅靖。④其志向也有意传承学术,而不仅仅限于抒发文人雅兴。 ①《钱玄同文集》第6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年,第300页。 ②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1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年,第296—297页。 ③《冒鹤亭先生年谱》,上海:学林出版社, 1998年,第151页;冒效鲁:《冒鹤亭传略》,晋阳学刊编辑部编:《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5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5年,第320页。 ④《本社职任员表》,《国学萃编》第1期, 1908年,第1页。 民国成立后,政治上天翻地覆,学术文化也斗转星移,遗老遗民固然与新人格格不入,即使未必以遗老遗民自居,甚至不以遗老一词为然者,由于喜好和交往等等原因,与新派也不大来往。先后在北京大学和厦门大学教国文的陈衍曾点评他人以遗老入诗道:“惟余甚不主张遗老二字,谓一人有一人自立之地位,老则老耳,何遗之有。”①他在福建及全国各地交往之人,多与新派有一定距离。这种情况使得民国学人对于清季以来的老辈相当生疏。北京大学出身、并好与老辈交往的金毓黻在言及《圣遗诗》中涉及的学人时曾感叹道: 余于清季诸老辈多不相识,《圣遗诗》中所称节庵为梁鼎芬;乙庵、子培、寐叟为沈曾植;伯严、散原为陈三立;病山为王乃征;斋为吴士鉴;石甫为易顺鼎;蒿庵为冯煦;审言为李详;一山为章梫;元素为唐晏(一名震钧);疆村为朱祖谋;樊山为樊增祥;积余为徐乃昌;翰怡为刘贞榦;苏戡、太夷为郑孝胥;陶斋为端方;尧翁即尧生,为赵熙;仁先、苍虬为陈曾寿;葵园为王先谦;叔蕴为罗振玉;祉宇为荣可民;静安为王国维;沈堪为宝熙;弢庵为陈宝琛;石公为尹炎武;哲如为伦明;衡为曹经沅;心畬为溥儒;皙子为杨度;雪斋为溥伒;郁华、意园为盛昱;拔可为李宣龚;释戡为李宣倜;子言为陈诗,多为世人所共知。它如身雩、籀园、孝笙、仲、仲云、刚侯、韧叟、钝斋、匏庵、啸谷、放庵、贻书、贻重、鹤逸、瑾叔、兰生、芷庵、止相、葱石、子修、逊翁、旭斋、涛园、艮麓、子戴、泊园、聘三、毅夫、公穆、鲜庵、蘖庵、园、景张、兰史、健之、护斋、息存、默存、顨庵、西圃、幻庵、文麓、叔明、幼农、幼琴、黝云、君直、晋安,均不详为何人。韧叟疑为劳乃宣,聘山疑即王病山乃征、默存当为陈樵岑,余俟向熟于旧都故事者询之。《圣遗诗》中多含近代史事,应有人为作笺以明本事及所指。② 今人凭借各种工具书和大量参考文献,一一对应自然不算太难,但在当时,曾受教于陈衍、陈汉章等老辈的金毓黻尚且如此,则新派对于旧人的陌生更不难理解。1925年10月,支伟成因拟编《近三十年学术史》等事致函胡适,该书自戊戌维新始,至新文化运动止,分类列举学人及其著述,与中国固有学问相关者,如古文经学为孙诒让、章炳麟、刘师培,今文经学为康有为、廖平,古今文兼采为王闿运、皮锡瑞,沟通汉宋为简朝亮,小学为章炳麟、汪荣宝。哲学乙类(古代哲学之整理)列举康有为、谭嗣同、宋恕、夏曾佑、章炳麟、胡适、梁启超。文学的古文学分陈三立、王闿运之古文,严复、林纾之译文,梁启超、谭嗣同之论文,章炳麟之述学文,章行严之政论文,樊增祥、易顺鼎、罗之诗,朱古微、况蕙风之词。史学为柯劭、屠寄、张尔田、柳诒徵、梁启超。地理学为杨守敬。金石学为孙诒让、吴大澂、杨守敬、缪荃孙、罗振玉。校勘目录学为叶昌炽、杨守敬、缪荃孙、孙德谦、刘翰怡、刘世珩。诸子学为康有为、章炳麟、胡适、梁启超、刘文典。另有佛学、艺术、医药学等项,是否单列,应举何人,未有定论。支伟成以胡适“淹雅博洽”,请“逐类约举见告”,尤其希望对于文学、哲学两项,有所发挥。③ 胡适如何应对,未见记录。至少从文学的角度看,恐怕难适其意。胡适以文学革命起家, 这方面早有一番见解。还在美国留学时,他就对“今日文学之腐败极矣”的状况痛加批评:“其下焉者,能押韵而已矣。稍进,如南社诸人,夸而无实,滥而不精,浮夸淫琐,几无足称者。 ①陈衍:《石遗室诗话》(2),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年,第395页。 ②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8册,沈阳:辽沈书社, 1993年,第6209—6210页。 ③杜春和、韩荣芳、耿来金编:《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上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8年,第321—324页。编者系是函于1923年10月16日,注明为疑似。函中提及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已经出版,当写于1925年胡适赴沪之际。 更进,如樊樊山、陈伯严、郑苏盦之流,视南社为高矣,然其诗皆规摹古人,以能神似某人某人为至高目的,极其所至,亦不过为文学界添几件赝鼎耳,文学云乎哉!”①私下里胡适的看法更加彻底:“晚近惟黄公度可称健者。余人如陈三立、郑孝胥,皆言之无物者也。文胜之敝,至于此极,文学之衰,此其总因矣。”②归国后他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对于包括桐城派古文、文选派文学、江西派诗、梦窗派词、《聊斋志异》派小说在内的“现在的旧派文学”全盘否定,认为“实在不值得一驳”。③几年后胡适撰文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看法依然不变。不过,在为日译本写的序言中,对于王鹏运、朱祖谋等人的翻刻宋元词集,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曲录》,刘世珩、董康等人所刻传奇、杂剧,稍加肯定。这些遗漏显示胡适对清季以来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不仅有新派的成见,而且了解并不深入广泛。1921年8月,胡适读了孙德谦的《诸子通考》,虽然觉得小疵不少,但认为“孙君当时能主张诸子之学之当重视,其识力自可钦佩”。“此书确有许多独立的见解”,“很有见地的议论”,因而许为“此书究竟可算是近年一部有见地的书,条理略逊江的《读子卮言》,而见解远胜于张尔田的《史微》”。④这与胡适归国时对国内学术界的看法有所不同。 1928年,胡适从叶恭绰收辑清代学人遗像一事可以了解部分延续到民国的清季学人的脉络。由于地位的变化,胡适与南北一些老辈也有所来往,他先后与柯劭、傅增湘、郑孝胥、江瀚、杨钟羲、陈三立、章钰、刘世珩、朱启钤、董康、夏敬观等人相识,与董康、杨钟羲、夏敬观等人还有学术方面的联系。不过,胡适“甚感觉此辈人都是在过去世界里生活”,⑤从后来他提及南菁书院毕业生中有名于时所自认见过者的情形看,其与老辈学人的关系还是相当疏离。 ①《寄陈独秀》,《新青年》第2卷第2号, 1916年10月1日,“通信”,第2页。 ②曹伯言编:《胡适日记全编》(2),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1年,第376页。 ③《新青年》第4卷第4号, 1918年4月15日,第289页。 ④曹伯言编:《胡适日记全编》(3),第429—430页。 ⑤曹伯言编:《胡适日记全编》(6),第410页。 民国以后,老辈学人陆续谢世,但也有不少延寿之人。直到1920年代,王闿运、杨守敬、刘师培、劳乃宣、缪荃孙等人虽然已经过世,一代大儒沈曾植则尚在人间,老辈中人如陈庆年、柯劭、胡玉缙、江瀚、陈宝琛、廖平、简朝亮、杨钟羲、傅增湘、屠寄、王树柟、章钰、陈衍、陶湘、朱师辙、高步瀛、马其昶、孙雄、陈三立、李详依然健在。至于地方名流更加不胜枚举。其中一些人的学问,以新派观念来看,似乎没有专精,因而够不上学者的资格,但在固有学问的体系内,他们至少承担着承上启下的作用。1923年,胡朴安撰文论述《民国十二年国学之趋势》,南社的背景令他根本否定梁启超的学术地位,而对于清季的学人及其学术,尚能给予肯定: 中国国学,至清乾嘉时而极盛,道咸以后,迄于光宣之际,日即衰微矣。然而未尝绝 也。其矫矫可数者,瑞安孙氏诒让仲容,德清俞氏樾曲园,寻江戴之坠绪,群经而外,兼 及诸子,参互钩稽,时有精言。四川廖氏平季平,广东康氏有为更生,沿刘庄之辙迹,变 而加厉,掊击东汉,独尊西京,罢黜百家,独尊公羊,大同三世之说,比附礼运,先进后 进之说,比附论语,时多怪诞之言,好为新奇之论,然而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虽非通才, 足树一帜。长沙王氏先谦益吾,搜讨颇勤,见闻亦富,注史笺子,简明有法,最便初学。 湘潭王氏闿运壬秋,文笔健洁,纪湘军尤可观,诗亦优长,惜无独到。所注墨子,浅陋无 足论已。吴县吴氏大澂清卿,奔走潘氏之门,颇见三代之器,耳目既广,知识遂多,校其 文字,为之排比,虽鲜发明,可资参考。上虞罗氏振玉叔蕴,海宁王氏国维静安,获殷墟文字,识其音义,证之许书,发千古未有之奇,校六书违背之旨,骨甲出土,有造于罗王 二氏多也。杭州张氏尔田孟劬,孙氏德谦益安,守实斋之成法,兼治史子,亦可以观。长 沙叶氏德辉、吴县曹氏元弼,一则杂不名家,一则拘未宏览,要之一时之好,有足多者。 其他诗文词曲卓然成家者,颇亦有之,不悉举也。 不过,在他看来,老辈的学问只能代表过去,不足以开创未来,因而与现在的学术无关: “兹数先生,虽为足当启发学术之任,亦可谓翘然异于众人矣。惟世界息息推移,学术亦时时递变,诸先生之学术,仅足结清室之终,未足开民国之始,其著作之精粹,可供吾人之诵读,其治学之方法,不能为吾人之楷式。虽诸先生在今日尚有存者,而于民国十二年之国学无与。”① 三 隔代相传 民国时期老辈学人所发挥的重要社会功能之一,便是传承固有的中国学术文化,使之不至于失传或变异。自清末教育改革以来,适应社会时势的变化,教育的形式和内容根本改变,这种多少有些不得不然的进步,潜伏着一个相当大的危机,即在西学的整体取代之下,中学很可能不仅丧失其“本”位,而且会以后来外在的条理学说,推测解释古人的意志,最终导致本相真意无人可解的尴尬局面。尤其是在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越来越被西化的教科书重新改装,并且被普遍用于学校的教学,而新式学堂毕业生又几乎垄断了各种社会优势职位之后,年轻一代通过正规教育来实现对中国固有学术文化的社会传承,变得越来越似是而非。这种情况很早就引起章太炎的关注,并因此对学校教育提出强烈批评。②张尔田甚至声称:“仆有恒言:真学问必不能于学校中求,真著述亦必不能于杂志中求。”③而老辈学人的存在及其参与各种体制内外的教学活动,使得旧学的传承部分得以延续。1920年代以后,各省纷纷兴办大学,一些老辈学人进入其中,教授弟子,如陈衍入北京大学、厦门大学,袁嘉谷入东陆大学,姚永朴入安徽大学,高步瀛入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辅仁大学,朱师辙兼课辅仁大学,李详入东南大学。任鸿隽长川大时,文学院长张颐,中文系龚道耕(向农)讲三礼,林思进(山腴)讲史记,周癸叔讲词,向楚(仙樵)讲楚辞,祝同曾(屺怀)讲资治通鉴,李植(培甫)讲说文,李蔚芬(炳英)讲庄子,赵世忠(少咸)讲广韵,彭云生讲杜诗,庞石帚讲文心雕龙,萧参(仲伦)讲诗经,曾宇康讲文选,后又聘请向承周(宗鲁)讲校雠学、管子、淮南子、陈季皋讲汉书。川大文史学生,大都是老辈的门人或再传弟子。 更多的人则于正规体制之外,另行组建教学机构,如唐文治筹办的无锡国学专修馆,坚持数十年,延聘众多老辈学人讲学其中,造就了不少人才。1928年奉天创办萃升书院,延聘王树柟讲经学,吴廷燮讲史学,吴闿生授古文,高步瀛授文选。被太炎门生和新派学人逐出北京大学,还要穷追猛打、口诛笔伐的桐城末流,姚永朴、姚永概分别长宏毅学舍、正志学校教务。还有的老辈闭门著述之余,也收徒授学。 ①胡朴安:《民国十二年国学之趋势》,上海《民国日报·国学周刊》1923年国庆日增刊。 ②参见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第2章《官学与私学》,章氏同时也批评时人按照外国观念讲解中国学问。 ③《夏承焘集》第5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7年,第327页。 社会生活中常有隔代容易沟通的现象,学界亦然。民国时期的新派,往往借代际更替之名行派系争斗之实。而要打倒前辈,其捷径就是不破不立,根本颠覆前人。胡适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根本目的还在标明保存国粹等等反动“都只是旧式学者破产的铁证”,而对能够补救清代学者缺陷,把握现代古学研究趋势的“我们”“抱无穷的乐观”,并且断言:“国学的将来,定能远胜国学的过去;过去的成绩虽然未可厚非,但将来的成绩一定还要更好无数倍。”①傅斯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方面肯定“亭林百诗这样对付历史学和语言学,是最近代的;这样立点便是不朽的遗训”,一方面则惋惜“不幸三百年前虽然已经成就了这样近代的一个遗训,一百多年前更有了循这遗训的形迹而出的好成就,而到了现在,除零零星星几个例外以外,不特不因和西洋人接触,能够借用新工具,扩张新材料,反要坐看修元史修清史的做那样官样形式文章,又坐看章炳麟君一流人尸学问上的大权威”。②对太炎师徒尚且不以为然,逊清老辈更加不在话下。 与新派和老辈之间水火不容迥异,有心向往文史之学的后五四学人,对老辈反而不大排斥。他们中的一些人,与老辈有着包括血缘在内的种种社会联系,在1920年代后期学术风气逐渐转移的影响之下,对于老辈的学问相当敬重,入校学习的同时,还拜在老辈的门下。从北京大学、清华国学研究院到无锡国学专修馆的学生中,与老辈联系较多或为其弟子之人,为数不少。如金毓黻为吴廷燮弟子,方壮猷为赵启霖弟子,谢国桢入清华前曾受吴闿生诗古文辞。至于向老辈求教治学门径和诗文典籍者更加普遍。龙榆生《苜蓿生涯过廿年》记: 1928年9月到上海,“先后见过了陈散原、郑苏戡、朱村、王病山、程十发、李拔可、张菊生、高梦旦、蔡孑民、胡适之诸先生,我不管他们是新派旧派,总是虚心去请教,所以大家对我的印象,都还不错。我最喜亲近的,要算散原、村二老。”③ 在老辈的熏陶下,这些青年的学术观念自然与五四一代不同。如牟润孙拜入长他两辈的柯劭(蓼园)门下,为柯门最小的弟子,牟、柯两家,姻亲兼世交,牟氏得其亲炙,对于治学 门径以及柯劭学行的看法,与新派多有不同。他认为“蓼园先生博闻强记,治学方面至为广 泛,经、史、小学、诗文、金石、历、算,均有极精深的造诣,为钱大昕后第一人”。④不能仅以《新元史》来衡量其学术成就,尤其不能用新派的所谓科学眼光来看待和评议。清华国学院的姜亮夫在成都高等师范时受教于赵熙、林思进、龚道耕等人,他回忆道:“我一生治学的根底和方法,都是和林山腴、龚向农两先生的指导分不开的。他们特别强调要在诗、书、荀子、史记、汉书、说文、广韵这些中国历史文化的基础书上下功夫。他们说:‘这些书好似唱戏的吊嗓子、练武功。’并形象地指出读基础书就像在大池里栽个桩,桩子栽得稳,栽得深,满堂的浮萍、百草都会同桩子牵上,乃至水里的小动物也属于这杆桩子了。龚先生还说,由博返约这个约才能成器,不博则不可能有所发现。得林龚二师之教,我在成都高等师范那几年,便好好地读了这些基础书。这点,为我后来的治学,得益确实非浅。”⑤这与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者的取径明显不同。 用新派后来得势的眼光看,新旧之间壁垒分明,实际情形却相异甚至相反。除北京大学 “党派意见甚深”,以新文化主义排斥异己之外,⑥多数学校在1920—1930年代,新旧矛盾尚不突出,不少地方不但能够共存,还能协调合作。“学衡”派主将之一的胡先骕十余年后总结道: ①《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第1页。 ②岳玉玺、李泉、马亮宽编选:《傅斯年选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6年,第175—176页。 ③张晖:《龙榆生先生年谱》,上海:学林出版社, 2001年,第22—23页。 ④牟润孙:《蓼园问学记》,《注史斋丛稿》,北京:中华书局, 1987年,第535页。 ⑤《姜亮夫自传》,晋阳学刊编辑部编:《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1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51—252页。 ⑥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年,第209页。 “当五四运动前后,北方学派方以文学革命整理国故相标榜,立言务求恢诡,抨击不厌吹求。而南雍师生乃以继往开来融贯中西为职志,王伯沆先生主讲四书与杜诗,至教室门为之塞,而柳翼谋先生之作中国文化史,亦为世所宗仰,流风所被,成才者极众。在欧西文哲之学,自刘伯明、梅迪生、吴雨僧、汤锡予诸先生主讲以来,欧西文化之真实精神,始为吾国士夫所辨认,知忠信笃行,不问华夷,不分今古,而宇宙间确有天不变道亦不变之至理存在,而东西圣人,具有同然焉。”①即使在北京,燕京大学的张尔田、邓之诚等人,与青年学生的关系也相当融洽。燕大以学生为主体的史学会能够持之以恒,人才辈出,他们的影响至关重要。 民国以后,老辈的社会交往和文化观念与现实格格不入,面对西学和新文化的冲击,努力维系旧学,并开展了一些学术活动。主要有以下各项: (一)编纂史志。民国时期,中央和各省重视正史、方志的编修,除少数地方外,老辈学人在其中扮演主角。如国史馆以王闿运为馆长,后改设国史编撰处,总纂王树翰,编辑主任屠寄,李经畲、黄维翰,路朝銮、熊国璋、宾玉瓒、陈浏任分纂。1927年秋,张作霖再改国史馆,柯劭馆长,王树柟总纂。清史馆“最初总纂为缪荃孙、马其昶、秦树声、吴士鉴,继则为柯劭、王树柟、吴廷燮、夏孙桐;纂修为金兆蕃、金兆丰、章钰、俞陛云、吴怀清;协修为张书云、李哲明、戴锡章、奭良、朱师辙,此皆成书时之氏名也。若最初之纂修,尚有姚永朴、张尔田、陈曾则、袁励准、王式通、刘师培、夏曾佑;协修有李岳瑞、朱孔彰、陈敬第、罗、邵瑞彭、赵世骏,皆一时知名之士也。”②各省新修通志,亦多由老辈主事。吴廷燮总纂《辽宁通志》,沈曾植主持《浙江通志》、陈衍主持《福建通志》、傅增湘主持《绥远通志》,宋育仁主持《四川通志》,梁鼎芬主持《广东通志》。各省通志局聘用的撰修人员,也以老辈为主。如浙江通志局聘朱祖谋、吴子修、陶拙存、章梫、叶柏皋、朱湛卿、金甸丞、孙德谦、王国维、张孟劬、刘翰怡等人为分纂,福建通志局则以陈元恺为提调,刘瀛、何梅生为协纂,沈觐冕、叶大琛、林苍、陈钜前、林翊、陈敬、王庆湘、郑祖赓、林孝颖、吴炎南、陈耻、陈谦、叶心炯、李苑之、龚惕庵、林雪舟等人为分纂。《奉天通志》以王树柟、吴廷燮、吴闿生、杨钟羲、金梁、许宝蘅、许同莘等为纂述,《河北通志》以王树柟、贾恩绂等为纂述,《河南通志》以张嘉谋、蒋蕃等为纂述,《云南通志》以周钟岳、由云龙、赵式铭、方树梅为纂述。一些方志学者对民国新修方志颇多微词,实则其中不乏佳作。 (二)整理文献,藏书刻书。老辈学人好收书、藏书、校书、刻书,柯劭、章钰、傅增 湘、董康、陶湘、叶德辉等尤为个中翘楚,因此对于典籍的版本渊源相当熟悉。这在反对“疏 通”的新派学人看来或许无大意义,却受到域外学人的重视。王云五《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序》 称: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开始聘请仅限于前清遗老。1934年,改由桥川时雄主持,增聘平津一带学者为研究员,并与华中华南及海外若干学者取得联系,实则仍以老辈为主。③金毓黻这样评价《续四库全书提要》的编撰:“主撰者为江瀚、胡玉缙、杨钟羲、伦明诸老辈,皆在北平撰稿,经其事为桥川时雄(子雍),询之岩村,谓成已过半,并将经部提要付之油印,出以示余。此为伟大之事业,中土老儒倡议多年,卒鲜成功,而今则有观成之望,诚无意中之佳觏也。”④ ①《朴学之精神》,《国风》第8卷第1期, 1936年10月1日,第15页。 ②《静晤室日记》第6册,第4226页;第9册,第6533—6536页。 ③参见山根幸夫:《近代中日关系の研究———对华文化事业を中心として》,东京女子大学东洋史研究室,1980年,第15—16页。 ④《静晤室日记》第5册,第3511页。 (三)结社讲学。中国文人学士,本有结社以相互揣摩玩赏诗文学术之风,民国时期老辈远离政治和社会,彼此交游更加重要。1916年,刘翰怡在上海建立淞社,《学樵自订年谱》记:“翰怡与周湘舲主淞社,集者艺风、子颂、鞠裳、息存、梅庵、叔问、桔农、元素、聚卿、积余、金粟香、钱听邠、吴仓硕、刘谦甫、王旭庄、刘语石、汪渊若、戴子开、金甸丞、恽孟乐、季申、瑾叔、崔磐石、宗子戴、潘兰史、王静安、洪鹭汀、陶拙存、朱念陶、褚礼堂、夏剑丞、张孟劬、姚东木,迭为主客,与乙庵论文。”①此后世界文化风向,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烈, 颇有转向东方主义的趋势,更加引起老辈的共鸣和响应。1921年秋,一批老辈学人在上海成立亚洲学术研究会,计划每月开讲书会两三次,发行《亚洲学术杂志》(原定月刊,实为季刊),理事汪钟霖、邓彦远,孙德谦为杂志编辑人,任稿会员有王国维、罗振玉、曹元弼、张尔田等。该会宗旨愤心时流,攻斥骛新者不遗余力,欲借此拯救世道人心。②罗振玉看到杂志后,认为其中佳作不少,特嘱咐王国维:“深愿同人能合力作,发挥正论,以振狂愚。”该会及其所办杂志引起东南大学史地学会的注意,希望其对于学术有所贡献。1923年8月,王秉恩、柯劭、陈三立、辜鸿铭、叶尔恺、郑孝胥、朱祖谋、陶葆廉、李孺、章钰、宝熙、王季烈、张美翊、徐乃昌、陈曾矩、陈毅、金梁、刘承干、王国维、罗振玉等20人联名发起成立东方学会,计划设立董事会和理事会,由柯劭任董事长,尉礼贤和今西龙为董事,③拟定简章10条,④宣称:“中国有数千年的没有中断的文化传统。近几十年,欧美人民因饱受战争之苦,认识到在强权和枪杆之外还有一条通向真理之路,因而纷纷注重研究东方文化。本会以研究中华文物制度为己任,研究古代经籍和历史的关系,以图洞悉国家和社会治乱之根源。”⑤会中拟设印刷局、图书馆、博物馆和通信部,印书数十种。⑥在广东,黄任恒、黄荣康谋复举学海堂课,聘请周朝槐、潘应祺、汪兆铨、姚筠俊、何藻翔、汪兆镛、沈泽荣、林鹤年等人为学长。赖际熙等人则在香港创立学海书楼,邀请陈伯陶、温肃、区大典、区大原、朱汝珍、岑光樾、何藻翔、俞叔文等讲学授课。⑦ ①引自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6年,第194页。 ②《亚洲学术研究会及其刊物》,《史地学报》第2卷第2号, 1923年1月。 ③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继祖审定:《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0年,第517、573页。 ④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 1993年,第1959页。 ⑤Salome Wilhelm,Richard Wilhelm—Der geistige Mittler zwischen China und Europa, Eugen Diederichs Verlag, Duesseldorf Koeln, 1956, s. 302.引自张国刚:《德国的汉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 1994年,第41—42页。Wilhelm称该会系由卫礼贤发起,后者是参与此事的唯一外国人,也是负责学社具体工作的联络人。而金梁《瓜圃述异·辜博士》条记,参与其事者还有铎尔孟、钢和泰、福开森等。详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24辑之238,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第34页。此事当与日本方面鼓吹所谓日中文化联合有关。该会简章,罗继祖称“今不可见”,见《鲁诗堂谈往录》,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年,第12页。1923年6月26日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刊布一则《东方学会缘起及草章》,从内容判断,应是另一同名组织。 ⑥罗振玉:《集蓼编》,《雪堂自述》,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年,第49页。 ⑦参见李绪柏:《清代广东朴学研究》,广州:广东省地图出版社, 2001年,第264—265页。 东方学会成立之时,新文化运动虽已显出种种弊端,声势仍然鼎盛。此后风向有所变化。 1932年北平图书馆《读书月刊》发表《考据漫话》,有如下描述: 以前中国所谓“新文化运动”大概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是各种新社会思想与哲学之 输入,第二是语体的新文艺运动,第三类是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现在第一第二两种大体 多已显示着衰落而集中于社会主义,所以唯物史观的辩证哲学和所谓“普洛文学”,就成为 一时流行之风尚。唯有所谓“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运动,其“流风余韵”,却还相沿未衰,而且在“古色古香”的旧都,正有“方兴未艾”之势。这不能不算是新文化运动中唯一可 “庆幸”的事了!① 对于整理国故吸引了许多青年转向故纸堆,不少人提出严厉批评甚至激烈抨击,而主张或拥护国学研究者的观念和路径也相去甚远,但整理国故激荡起来的国学研究热情,确有形成运动之势。本来中国学人并不强分新旧,即使在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北京,除新派以外,一般而言,与老辈的关系尚属融洽。1922年5月,由吴承仕发议,尹炎武、朱师辙、程炎震、洪汝闿、邵瑞彭、杨树达、孙人和等八人假座北京的歙县会馆结成“思误社”,每两周会集一次,主要校订古书,以养成学术风气。后改名“思辨”,陆续加入者有陈垣、高步瀛、陈世宜、席启、邵章、徐鸿宝、孟森、黄节、伦明、谭祖任、张尔田等,②其中不乏老辈学人。他们与柯劭、陶湘、杨钟羲、傅增湘等人来往密切,虽然与新派学人也有所联系,而学术上自有见解,并不一味以趋新为然。在各地先后组织的国学会中,老辈也受到尊重,如中国国学研究会的《国学辑林》,请刘承、徐乃昌为撰述员。③苏州国学会以及章氏国学讲习会,南北耆硕王树柟、陈衍、张其淦、杨钟羲、唐文治、孙雄、周钟岳、张一麐、孙德谦等,加入其中。④1926年,吴宓等人组织读经团讲学会,孙雄参与其事。⑤在各种国学杂志上,老辈的学术文章和诗文作品占了一定的篇幅。 新文化派的整理国故和史学革命,虽然公开鼓吹打倒老辈,实际进行之际,在文献典籍和史实考订等方面,不能不与老辈有所接触。尤其是整理国故的兴起,使得原来被新文化派宣布为腐朽、无用、而老辈们擅长的旧学,重新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乃至青年成名的捷径。尽管新文化派主张以科学方法从事整理,旨在与老辈划清界限,并将后者排除于整理之外,实际效果却相反。“老实说,国学不过是古董罢了!玩这古董的,只该是极少数的考古家历史家,这极少数的考古家历史家,又必须真懂得国学是什么,那末,才渐渐有相当的成绩出来。可是现在的国学界乌烟瘴气,瞎闹到十二分,他们的头脑,一提及国学,马上就联想到保存国粹;一提及研究国学,马上就联想到古诗古文。某报国学周刊上,不上三百字的孔子之成人说,孔子之君子说,也算是整理国学了。某校的国学概要,把唐朝刘知几所斥为不可信———学者公认为不可信的史料,也采来充做国学也。上海文丐所做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军阀政客们打出来的四六电报,无非是国学。上海某校教员统计今年招生考卷,做文言的,占了十分之九。无锡某校至今还不准学生做语体文。” ①《读书月刊》第1卷第10号, 1932年7月10日,第1页。 ②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年,第17页;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第130—131页。 ③《〈国学辑林〉撰述员名录》,《国学辑林》第1期, 1926年9月,“纪事”,第1页。 ④《国学会会员姓名一览表》,《国学商兑》第1卷第1号, 1933年6月1日;《国学会会员姓名一览表》,《国学论衡》第2—8期, 1933年12月1日—1936年11月20日。 ⑤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3册,北京:三联书店, 1998年,第250页。 鉴于“国学遗老化的恶影响这么厉害”,整理国故刚刚开始,有人就公开反对,认为“国学的遗老化,真是现在学术思想上一件最可担忧的事”。不仅那些遗老遗少等余孽,就算是新式的科学的国学家胡适,所办《国学季刊》,“除掉《科学的古史家崔述》外,也只看到《述皇》一类古香古色的文字。又在他的《中学的国文教授》里,竟要学生读四史、通鉴……一些大学生不必人人要读的书。在最近手定的《高级中学国语纲要》里,竟要学生大做其古文。”而“我们敬仰的国学老辈”梁任公,又主张对古人要拿出一副道学面孔,不许嬉笑怒骂,说俏皮话,对孔子要表相当的敬礼。其《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说《论语》、《孟子》、《易经》有益道德,要摘记先圣先哲身心践履之言以资修养,“这样的态度,是不是与那些圣人之徒开口夫子,闭口先师一鼻孔出气呢?”国学倘若这样慢慢地遗老化下去,“在国学的本身,一定要减损不少的价值;在政治社会学术思想上,一定要生出不少的恶影响”。① 面对接踵而来的批评,胡适虽然辩称整理国故旨在“捉妖”、“打鬼”,可是国立大学拿整理国故做入学试题,副刊杂志看国故文字为最时髦的题目,线装书的价钱十年内涨了二三倍,凡此种种,都使胡适的辩解显得软弱无力。所以他不得不认真反省,“深深忏悔关于研究国故的话”,断言国学是条死路,希望青年走生路。②与胡适不同,顾颉刚坚持“国学是科学中的一部分”,并且理直气壮地宣称:“我们交往的人,也许有遗老、复辟党、国粹论者、帝国主义者,但这决不是我们的陈旧的表征。我们的机关是只认得学问,不认得政见与道德主张的。只要这个人的学问和我们有关系,或者这个人虽没有学问,而其生活的经历与我们的研究有关系,我们为研究的便利计,当然和他接近。我们所接近的原不是他的整个的人格,而是他与我们发生关系的一点。”③ 抗战胜利以后,胡适的态度平实了许多,包括他本人在内的新学术界长期仍然深受老辈学人多方面影响的事实,令他不得不正视后者的存在并多少承认其作用。1947年5月22日胡适致函萨本栋、傅斯年,拟推院士名单,“提出三位老辈”:吴敬恒、张元济、傅增湘,并提出杨树达“做一老派古学者的代表”。④虽然胡适的人选并未得到完全认同,老辈的范围与以前也有所差异,至少反映他本人的态度变化。 四 门径各异 清季民初,社会变动天翻地覆,中西新旧,乾坤颠倒,影响及于学术文化,也日趋信奉不破不立,横逸斜出。1937年,张尔田致函杨树达,谈到治学的方法和途径,他说:“凡学之立也,必先循轨道,而后方可以言歧创……今之辍学,知稗贩而不知深研,知捷获而不知错综。以此求异前辈,而不知适为前辈所唾弃。”杨树达对此颇有同感:“先因后创,余虽不克任,然治学次第当如此,则笃论也。余恒谓温故而不能知新者,其人必庸;不温故而欲知新者,其人必妄。亦孟劬此书之意也。”⑤两人所说,显然意在批评近代学术发展的偏向,而这些偏向又影响了学人对近代学术史的认识。中西新旧,截然两分,究其极,西往往意味着新,中则基本等同于旧。不仅新派如此塑造历史,其他学人针对此点立论,观念和脉络也不免为其所囿。 ①陈问涛:《国学之“遗老化”》,《学灯》第5卷第10册第16号, 1923年10月16日,第1页。 ②《研究所国学门第四次恳亲会纪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第1卷第1号, 1926年10月,第143—145页。 ③顾颉刚:《一九二六年始刊词》,《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2卷第13期, 1926年1月6日,第3—5页。 ④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中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年,第1101—1102页。 ⑤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第129页。 钱基博评介晚清至民国的学风转移道:“五十年来学风之变,其机发自湘之王闿运,由湘而蜀(廖平),由蜀而粤(康、梁)而皖(胡、陈),以汇合于蜀(吴虞),其所由来者渐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这主要是就文学一支立论,所谓“文学之事,每随时代升降变易,代有新趋,成其主流”。①梁启超、钱穆两人先后撰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立意虽然相异甚至相对,于清季学术的论述都相当简略,而且不离上述脉络。梁氏的《清代学术概论》,亦不脱此范围。 其实,趋新与守旧,都是相对而言,而且不占多数。对于双方的言行,居中的学人早持 平之论。1926年闻宥将研究国学者分为两派:“其第一派之特点曰抱残守缺,凡学之属于古者,不问其精粗美恶,而一切珍视之,甚至其说之已与常识相违背者,亦竟不欲弃置。其第二派之特点曰舍己从人,视我一切学术,皆若为西洋学说之附庸,甚至其说万不可合者,亦竟曲加比附。此两者之态度,适成两绝对,而其误乃相等。由前之说,在乎自视过满,由后之说,在乎自视过卑。自视过满者,固不欲引人以自广,自视过卑者,亦不惮尽弃而从人。自满则国学不能得他山之助,自卑则国学不能立最后之基,而国学之真,于以尽失矣。”②无独有偶,与此同时,缪钺亦致函《学衡》编者,对新旧两派各走极端提出批评:“居今之世,尊人尊己,举无一当。惟有镜照衡权,撷长弃短,镕冶为崭然之真新文学,兼蓄新质而能存故美,庶几得之。自三五钜子,以肤受末学,投国人嗜奇趋易之心,登高一呼,得名而去,使后生嚣嚣然狂走不已,其敝既为识者所洞鉴矣。而鸿生硕彦,湛溺旧闻,墨守故榘,傲然自尊,于西人之作,一切闭拒,以为绝不可相谋,斯亦未为得也。荀卿有言,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今哗众取宠之士,既蔽于今,蔽于浅矣,而老师宿儒,抱残守缺,又不免蔽于古,蔽于博。闳达不出,孰通其邮。此千钧之责,惟冀诸君子负之,而华夏文运,亦将于斯卜盛衰焉。”③“学衡”派虽然被后人指为守旧或守成,主张却是“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不激不随”,并且实际贯彻其宗旨。这与不分中西新旧的温故知新大体同道。 胡适和顾颉刚等人在为整理国故辩解反省之时,尽管态度已经有所区别,均仍然不忘与老辈学人划清界限。这也是新文化运动开展以来他们与老辈分歧的延续。本来新派与老辈学术上并非截然对立,似乎新派一味趋新,老辈则一心守旧。但新派不断鼓动新潮,老辈却往往与复古逆流相联系,在接二连三的冲突摩擦中,各自意气用事,易走极端,形成公开对垒。张尔田就曾将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中胡适的序言撕去,并当面向陈垣表示不以其请胡适作序为然。④这种水火不相容的态度使得双方难以平实相待。1923年,汪东针对“新旧两派的争执,往往各走极端”的情形批评道:“讲学这件事,应当凭着商量的态度,新文化固当虚心容受,旧文化也断不可以一概抹杀。如果一个人能够新旧兼贯最好,不能便联络两派的学者,通力合作,重在互相引证发明,不要互相诋毁。至于辩论,自然是不可少的,却只要研究过的人,循持条理,破他自成,不要完全不懂的人,立在门外谩骂。”汪东认为: ①吴万谷:《王闿运》,张其昀等著:《中国文学史论集》(四),现代国民基本知识丛书第5辑,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社, 1958年,第1183—1185页。 ②闻宥:《国学概论》,《国学月刊》第1卷第3期, 1926年12月10日。 ③缪钺:《与学衡编者书》,《学衡》第59期, 1926年11月,“文苑·文录”,第5—6页。 ④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第407页。 平心而论,学术也有分别,一种是求是的,只问是非,不论新旧,譬如哲学之类,后人发明,可以补苴或改正古人的地方,固然很多,但是古人有极精确的议论,任是如何,颠扑不破的,却也不少。一种是应时的,斟酌情形,务在可行,譬如政治法律之类,有所建制,必定要适合当时环境的需要,环境既变,旧的自然不甚适用,至少也要容纳几分新的来修正调和。但是把旧的一刀从根铲了,却换一个簇崭全新的来代替他,这新的是否与环境适合,也自有审慎讨论之余地。从前帝王,凭着至高无上的权力,把学术定于一尊,绝不许人对于钦定的学说,丝毫有所怀疑,那些学者,便也兢兢业业,遵守功令,除了父师相传的几本故书,把其余的一概贬作异端,所以新学家诋诃他是专制,是盲从,是一点不错的。然而,我要问提倡新文化的学者,垄断学籍,排斥异己,俨然有一派顺我者存逆我者亡的气象,是不是专制?一般青年学子对于新文化,若者为是,若者为非,若者为适,若者为否,并没有充分考量判断的识力,一味跟着附和,是不是盲从?我们反对的是专制啊!盲从啊!却不论他是用哪一种学术来专制,盲从的是哪一派的学说。① 同年,胡怀琛论及当时学界风气,也有如下评议:“今之学者,新旧互相攻击,夫攻击非治学之弊,攻击之结果,恒有以策学问之进步……今之互相攻击者,不仅不见进步,且日见退步,于是知其相攻击也,非以诚恳之心,研究学问,徒以利禄之心,标榜声名,相当之战守器具,皆所不问,惟日以攻击为事,此真治学之弊也。”他进而批评道: 今之学者不求所以自立,徒为虚之气所乘,以盗窃为能事,以标榜为名事,不仅文话白话然也,一切学问,莫不如是。于是不知算学而言罗素,不知生物而言杜里舒,不知经史而言崔东壁,不知小学而言高邮王氏父子,无闭门读书之人,只有登坛演讲之人,无执卷问业之人,只有随众听讲之人。演讲与听讲,非不可行之事。然必演讲者对于所讲之学问,有彻底之了解,听讲者对于所讲之学问,有相当之根基。今演讲者自知学问之未了解也,于是好为新奇之说,以博听者之感情;而听讲者不仅无相当之根基,并无听讲之诚意……真正为学问之宣传而演讲,与为学问之研究而听讲者,可谓决无其人。至其比较稍善者,亦不能有具体之研究,而求治学之条理,或抽其一二枝枝节节为之。此等治学者,一中于欲速之心,二中于好奇之念,盖具体的研究,非穷年累月不为功,且无新奇可喜之说,足以动人闻听。今摭拾一二事,彼此钩稽,甚且穿凿附会,为之者计日可成,听之者诧为未经人道,于是治学者遂有二途:一曰求中国隐僻之书,以比附西方最新之说;一曰求单文孤证,以推翻前人久定之案。尤以翻案之学说,风行一时。② 汪、胡二人批评的矛头虽然同时指向新旧双方,实际上对采取攻势的新派更加严厉。新文化派中有些人对于上述批评也大体认账。与汪东同门的钱玄同私下反省道:“仔细想来,我们实在中孔老爹‘学术思想专制’之毒太深,所以对于主张不同的论调,往往有孔老爹骂宰我,孟二哥骂杨、墨,骂盆成括之风。其实我们对于主张不同之论调,如其对方面所主张,也是二十世纪所可有,我们总该平心静气和他辩论。我近来很觉得要是拿骂王敬轩的态度来骂人,纵使所主张新到极点,终之不脱‘圣人之徒’的恶习,所以颇惮于下笔撰文。”③ ①汪东:《新文学商榷》,《华国》第1卷第2期,第1—2页。 ②胡朴安:《论今人治学之弊》,《民国日报·国学周刊》(上海)第14期, 1923年8月8日。 ③《致周作人函》, 1920年9月25日,《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32—33页。 调整新旧即是非的观念,考察新派与老辈的分歧,至少有相互联系的三点可重新考虑。其一,中国的固有学术,究竟是安身立命的所在抑或仅仅是单纯客观的学问。其二,考据能否作为治学的旨归。其三,中国固有学术是否只是一堆散漫的材料,能否用西学的系统来重新条理。在新文化派的学人看来,老辈是将学问作为安身立命的凭借,而不仅仅是用科学方法去研究的客观对象。顾颉刚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所写《一九二六年始刊词》说:“至于老学究们所说的国学,他们要把过去的文化作为现代人生活的规律,要把古圣贤遗言看做‘国粹’而强迫青年们去服从,他们的眼光全注在应用上,他们原是梦想不到什么叫做研究的,当然说不到科学。”胡适对待整理国故,观念前后数变,但始终反对将国学作为安身立命的依据。他以为:“我们所提倡的‘整理国故’,重在‘整理’[两]个字。‘国故’是‘过去的’文物,是历史,是文化史;‘整理’是用无成见的态度,精密的科学方法,去寻求那已往的文化变迁沿革的条理线索,去组成局部的或全部的中国文化史。不论国粹国渣,都是‘国故’。我们不存什么‘卫道’的态度,也不想从国故里求得什么天经地义来供我们安身立命。北大研究所的态度可以代表这副精神,决不会是误解成‘保存国粹’、‘发扬国光’。”①所以他始终批评一些同辈甚至后进学人在研究中国学术之时怀有卫道之心。 此事从新派的立场看,似乎并无问题,实则牵扯甚多,难以一概而论。一些与新派有异的学人,至少在两方面态度不同。其一,是否将中国学术仅仅视为研究的客观对象,如此,则中国学人治中国学问与外国学人治中国学问岂非毫无分别?这一在新派看来理所应当的问题,其他学人并不一定首肯。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对于“为文化所化之人”给予充分的了解同情,他以三纲六纪为中国文化之定义,且断言“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而以王国维之死为文化殉道之举,②相当程度上表达了他自己的文化理念。胡适批评冯友兰、陈寅恪等人的正统派观点,出发点就是认为后者多少有些卫道之心。其二,国学不仅是学术,还是教育的社会化功能的载体,通过教育,可以潜移默化地让青少年成为中国人。由国学而知国性,显然也无法完全客观。中国人讲中国学问与外国人研究中国学问,毕竟有所不同。所以不愿治学受感情牵连的陈寅恪推崇宋儒“皆深通佛教者。既喜其义理之高明详尽,足以救中国之缺失,而又忧其用夷变夏也。乃求得两全之法,避其名而居其实,取其珠而还其椟。采佛理之精粹,以之注解四书五经,名为阐明古学,实则吸收异教,声言尊孔辟佛,实则佛之义理,已浸渍濡染,与儒教之宗传,合而为一。此先儒爱国济世之苦心,至可尊敬而曲谅之者也”。③身在其中,而要超然物外,史家的两难,虽无法两全,却不应片面。 胡适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发表后,宋育仁曾公开逐句批驳,其中反复论道的重要一点,正是“古学是书中有学,不是书就为学,所言皆是认书作学,真真庄子所笑的糟粕矣乎。今之自命学者流多喜盘旋于咬文嚼字,所谓旁收博采,亦不过是类书目录的本领,尚不知学为何物,动辄斥人以陋,殊不知自己即陋。纵使其所谓旁收博采非目录类书的本领,亦只可谓之书篦而已。学者有大义,有微言,施之于一身,则立身行道,施之于世,则泽众教民。故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今之人必欲盘旋于咬文嚼字者,其故何哉。盖即所谓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此病种根二千年,于今而极。是以西人谓中国之学,多趋于美术。美术固不可不有,不过当行有余力,乃以学文也。今之人不揣其本,而齐其末,不过欲逞其自炫之能力,以成多徒,惑乱视听。既无益于众人,又无益于自己。凡盘旋于文字脚下者,适有如学道者之耽耽于法术,同是一蛊众炫能的思想,乌足以言讲学学道,适足以致未来世之愚盲子孙之无所适从耳。吾甚为此辈惜之。”④治学不讲微言大义,不仅无用,而且无学。这也是治学不能纯客观的表述。 既然中国人治中国学问不能也不应纯然客观,学术取径当然有所分别。可是自从新派提倡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并鼓吹清人治学方法以来,学界日益趋重考据,随着新文化派上升到主流位置,当时的学术中心北平“充满着‘非考据不足以言学术’的空气”。⑤ ①《研究所国学门第四次恳亲会纪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第1卷第1号,第143—144页。 ②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6年,第53—54页。 ③《吴宓日记》第2册,第102—103页。 ④问琴:《评胡适国学季刊宣言书》,《国学月刊》第16期, 1923年。 ⑤《古史辨第四册》书评,《读书月刊》第2卷第7号, 1933年4月,第22页。 这引起老辈学人的强烈不满。其间的是非曲直,须专文详论,老辈们的意见,也各有不同。晚年好讲王学的唐文治主张:“读书须求实用,不必斤斤于考据。鄙人尝谓处今世而言教育,必以尊崇人道为唯一宗旨。在座诸君,孟子所谓必有名世者他日出而救人心救人命,是吾国学会之光荣矣。”①这是从学以致用的角度,不赞成为学术而学术,而欲将学术作为拯救世道人心的工具。1923年,孙德谦撰文《评今之治国学者》,指好古、风雅、游戏三类固然不算是治国学,以科学方法考据亦非国学,“凡有志于学者,当探索其义理,而寻章摘句,繁称博引,要为不贤识小,所贵乎考据者,岂詹詹在此哉?……夫国学而仅以考据当之,陋孰甚焉。今夫学亦求其有用耳,宣圣赞述六经,为万世治术之本,即周秦道墨诸家,亦何尝空言无用,不足见之行事哉。呜呼!今天下之乱至矣,彼非圣无法者,日出其奇谬之学说以隳弃纲常,铲灭轨物,世风之愈趋而愈下,正不知伊于何底……使果于国学而深造有得,好古三者之失,宜力戒而弗为,支离破碎之考据,亦无事疲耗其精神,有可得时则驾,惟本此经世之志,以措之事业。倘终其身穷老在下,守先待后,砥柱中流,庶几于名教有所裨益。”② 张尔田致函叶长青,也对以考据为学术的时趋表示异议:“以为考据者所以为学之具,而未可即以此为学也。原夫考据之起也,盖以去圣久远,学者无所究索,不得不假此以邮之耳。宗邦文化,开明于周公,而大备于孔子,姬公孔父之书,乃其根柢。考据之所蕲,蕲以明此而已。三百年儒者,则古昔称先王,率崇尚考据家言,然而恒干未亡,故为可贵,末流驰逐,便辞巧说,至今日又几几有违离道本之惧矣。若不揣其本而齐其末,则今之所谓考据者,正可谓之骨董学,不得以冒吾国学……考据学之创始,厥维顾亭林,而亭林所志,乃在法古涤污,变夷用夏。下逮戴东原,尤今人所称能以科学方法治考据者,而其言曰:六书九数如轿夫然,所以升轿中人也。以六书九数等事尽我,是犹误认轿夫为轿中人也。”③ 近人以为,清代考证学末流有三弊,一曰重讼数,忽躬行;二曰舍根本,逐微末;三曰立门户,逞私见。④除了忽躬行之弊外,从治学必先立本的准则出发,老辈学人对于一味考据的学术取径也不以为然。其中张尔田、孙德谦等人反对尤力。1927年张尔田复函叶长青道:“三百年考据学末流,至今日已渐离其本质,扶瑕恤,名为整理,乱乃滋甚。夫不能揽其弘体,而但指发纤微,即施嫱且无完美,况乎竹帛余文,其为雷同者所排,固其宜矣。世学人,若孙籀庼年丈及吾友王君静安,其为学皆有其得力处,皆非毁圣无法者,不容破坏纤儿,得以藉口。”⑤五年后致函夏承焘,仍然对学风流弊痛心疾首:“亭林生当明季,目睹王学末流之空疏,故归过于横浦向山者甚峻。今考据破碎之弊,甚于空疏,且使人之精神,日益移外,无保聚收敛以为之基,循此以往,将有天才绝孕之患,斯又亭林之所不及料矣。”⑥ 其时考据风气弥漫,与新文化派取向不同的学人也好以考据为务。1927年张尔田接到叶长青等人所办《国学专刊》,一方面赞赏其“取材丰备,固不限一族”,另一方面则对“总其大较,要以考据为归”不以为然。希望“贵刊既以国学揭橥天下矣,由此驯而进焉,蕲以践乎其实,姬公孔父之道,吾国学一线之曙光,将惟公等是赖”。⑦ ①《唐蔚芝先生演讲录·孟子大义》,《国学论衡》第7期, 1933年12月1日,“讲坛”,第13—18页。 ②《学衡》第23期, 1923年11月,“通论”,第4页。 ③《张孟劬与叶长青社长书》,《国学专刊》第1卷第4期, 1927年10月2日,“通讯”,第111页。 ④《静晤室日记》第6册,第4804—4805页。此为潘石禅所讲《清代之考证学》的论点。 ⑤《张孟劬复叶长青社长书》,《国学专刊》第1卷第4期,“通讯”,第113页。 ⑥《夏承焘集》第5册,第334页。 ⑦《张孟劬与叶长青社长书》,《国学专刊》第1卷第4期,“通讯”,第111—112页。 1934年9月,张尔田看过金松岑与陈衍、章太炎等人合办的《国学杂志》,叹道:“考据之末流,辞章之颓响,噫!三百年汉宋宗传之绪斩矣。”“自考据学行,入室操戈,遂成惯习。”① 王国维的情感世界及政治态度与老辈相近甚至相同,而学术取径和成就却颇得新派推崇。其早年更是一位趋新人物。张尔田《与黄晦闻书》记:王国维早年治哲学文学,“时时引用新名词作论文,强余辈谈美术,固俨然一今之新人物也。其与今之新人物不同者,则为学问研究学问,别无何等作用……其后十年不见,而静庵之学乃一变,鼎革以还,相聚海上,无三日不晤,思想言论,粹然一轨于正,从前种种绝口不复道矣……世之崇拜静庵者,不能窥见其学之大本大原,专喜推许其人间词话、戏曲考种种,而岂知皆静庵之所吐弃不屑道者乎。”②即使对走上经史正轨之后的王国维的学术,老辈学人也有不同意见。孙德谦批评以先秦诸子附会欧美思想以及用遗书取代正史,并指王国维“睹一古器,获一旧拓,详加考订,弟总嫌其穿凿而无关宏谊,有时独标新解,如释史籀二字,不作字体说,人且据之以推翻许叔重矣。为学而不守亭林‘信古阙疑’之旨,一任我之颠倒失实,于人心风俗,亦大有关系”。③张尔田还曾专门致函王国维,提醒其注意:“读书得间,固为研究一切学问之初步,但适用于古文家故训之学,或无不合,适用于今文家义理之学,则恐有合有不合。何则,故训之学,可以目譣,可以即时示人以论据,义理之学,不能专凭目譣,或不能即时示人以证据故也……故弟尝谓:不通周秦诸子之学,不能治今文家言。虽然,此种方法,善用之则为益无方,不善用之亦流弊滋大。”④ 太炎门下最得乃师赞许的黄侃所见略同。1928年6月1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国维少不好读注疏,中年乃治经,仓皇立说,挟其辩给,以眩耀后生,非独一事之误而已。始西域出汉晋简纸,鸣沙石室发得臧书,洹上掊获龟甲有文字,清亡而内阁档案散落于外,诸言小学、校勘、地理、近世史事者,以为忽得异境,可陵傲前人,辐辏于斯,而国维幸得先见……要之经史正文忽略不讲,而希冀发见新知以掩前古儒先,自矜曰:我不为古人奴,六经注我。此近日风气所趋,世或以整理国故之名予之,悬牛头,卖马脯,举秀才,不知书,信在于今矣。”并进而评判:“近世之学,沟沈优而释滞拙,翻案出奇更拙。”⑤ 老辈的批评对其他学人有所影响。1923年9月,因《学衡》稿件缺乏,国学一部,尤形欠缺,吴宓向孙德谦、张尔田等人求助,晤谈之下,感慨良多:“不禁为《学衡》前途庆,而益增其奋励图谋之志。且二先生确系学术湛深,议论通达,品志高卓,气味醇雅。其讲学大旨,在不事考据,不问今古文及汉宋门户之争,而注重义理。欲源本经史,合览古今,而求其一贯之精神哲理,以得吾中国文明之真际。其所言类皆条理分明,诂解精当,发人深省,不能一一记。予窃自念,昔恨不早十年遇白璧德师,则不至摸索彷徨,而西学早入正轨。今又恨不早二十年遇孙张二先生,则不至游嬉无事,虚度光阴,而国学早已小有成就。”⑥推崇似有过于陈寅恪。 ①《夏承焘集》第5册,第318、319页。 ②《学衡》第60期, 1926年12月,“文苑·文录”,第4—5页。 ③《孙益庵论学三书》,《国学丛刊》第1卷第3期, 1923年9月,“通讯”,第115—116页。 ④《与王静安论今文学家书》,《学衡》第23期,“文苑·文录”,第3—4页。 ⑤《黄侃日记》,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1年,第302、392页。 ⑥《吴宓日记》第2册,第248、250页。 学问的客观化与崇尚考据相互联系,均与西学影响中国学术有着密切关系。梁启超总结道:“总而论之,清末三四十年间,清代特产之考证学,虽依然有相当的部分进步,而学界活力之中枢,已经移到‘外来思想之吸受’。一时元气虽极旺盛,然而有两种大毛病:一是混乱,二是肤浅。直到现在,还是一样。这种状态,或者为初解放时代所不能免,以后能否脱离这状态而有所新建设,要看现时代新青年的努力如何了。”① 近代中西文化关系,是一个四面看山的问题,这时梁启超已经对晚清以来吸收外来思想的偏颇有所批判,其中也包括自我反省,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启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未有闻。”②1923年,梁启超更针对国故学复活的原因指出:“盖由吾侪受外来学术之影响,采彼都治学方法以理吾故物。于是乎昔人绝未注意之资料,映吾眼而忽莹;昔人认为不可理之系统,经吾手而忽整;乃至昔人不甚了解之语句,旋吾脑而忽畅。质言之,则吾侪所恃之利器,实‘洋货’也。坐是之故,吾侪每喜以欧美现代名物训释古书;甚或以欧美现代思想衡量古人。”③用外来系统条理本国材料,本来是蔡元培等人肯定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以及后来学人断言此书转换近代学术范式的关键,而梁启超已经开始反省利弊得失。对于梁启超回到东方主义,胡适无疑认为是倒退,相当不满。其他学人对于这一复杂问题的态度有所不同。王国维用“知学”的高明者眼光来看,古今中外可以相通,因而断言学无中西新旧之分。陈寅恪则认为:“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④ 观念各异,标准不同,评价自然难期一致。继清季教育改革后,整理国故再用外来分科及其系统将中国固有学术重新条理,老辈的学术地位根本动摇。新派学人以新式学堂教育出来的青年为受众,其用外国系统条理本国材料的做法,刚好适应了知识系统由读教科书而不是读书形成的青年学生。夏曾佑将古今士类分为经师、名士、举子三个时代,金毓黻道:“若自清以迄今二十余年,科举废,学校兴,士子化于欧风,靡然从之,以提倡新思潮为务,故此时代,乃学生时代也。学生者,不拘于故常,不囿于一隅,而为新知之是求,故其弊也盲从。”⑤盲从的学生最易为半桶水的舶来品所吸引,由此引起近代中国学术范式的大转换。关于这一问题,陈汉章与胡适先后在北京大学教中国哲学史的反应,最为学人反复引证,以说明近代中国学术范式转换的必然与进步。由于后来学人同样是被各式各样的教科书培养起来,知识系统已被重新组装,所以无论是否赞成胡适的讲法,对胡适的对立面陈汉章,似乎只有讥笑,很少有人试图了解其教法的所以然。人们以为,这类教法连同这类人物所拥有的知识系统,都毋庸置疑的确是过时而且无用,陈汉章教过的学生,即使并非一味趋新,对老辈旧学尚存同情之心,平心论来,也只承认陈氏背的书多,即所谓“两脚书橱”。而陈汉章在京师大学堂时期的业师柯劭 ,在门人中却甚称赏陈汉章,屡次说:“当代经学,伯陶第一。”其原因绝非仅仅由于他的记忆力强。柯劭 讲经学,把握大体本源,既能通大义微言,又不废考据,颇有所见,而与时趋分别。晚年为弟子讲春秋,先左传,次公羊,最后穀梁,经、传、注、疏,手不持卷,背诵如流。发挥穀梁传义,详尽明白,结语总是说穀梁义最深厚。⑥ ①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6年,第37—38页。 ②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6年,第81页。 ③《先秦政治思想史》,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下,第328页。 ④《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年,第510—512页。 ⑤《静晤室日记》第4册,第2321页。 ⑥牟润孙:《蓼园问学记》,《注史斋丛稿》,第540页。 柯劭称许陈汉章的本意,从另一事件中可以探知一二。1930年代,在清华讲《汉书》的杨树达被系主任蒋廷黻视为过时,因为杨只能讲版本,释章句,而不知汉代四百年间所发生的重要政治、社会和经济变化,所以决定换人。①蒋廷黻以为,中国的史家在分析即考据校勘方面,确有能与西洋史家比拟的人,但在综合方面简直是幼稚极了。②实则杨树达讲《汉书》虽由版本章句起,却并不限于此。蒋复骢曾询问柯劭治史应从何书入手,柯让其先读《通鉴》,蒋极不以为然,自认为岂能不知道读《通鉴》。实则柯的意思是要寻求《通鉴》的取材来源,以研究其剪裁、取舍、组织、安排。《通鉴》于历朝重大政治、经济、法律各项制度的创立改变,没有漏过一条。所以读《通鉴》为治史学入门阶梯。陈汉章的经学之优,应当从旧学里面看,才能有所把握。民国时期不少学有成就的后进,曾经受过读书、背书、讲书的私学教育,其知识系统并非全由教科书而来。他们对于老辈的学问及其治学态度,似乎领会更加贴切,不再以藐视之心看待固有学术,并从老辈那里逐渐明白了上两代学人的分歧和差别,背经书与讲汉书,自然有了不同的意义,而非愚不可及。用哲学的观念看经学的讲法,当然觉得奇怪,如果回到经学的世界,感受自有不同。宋育仁批评新派认书作学,正是此意。经学原为中国学术之本,破除经学,中国学术当然失去系统。就此而论,陈寅恪自谦不观三代两汉之书,只是针砭一味好古的时弊,并有心与时趋立异,而不得视为治中古史事规则。宋育仁批评民国学人“太看重汉后二千年史料,未窥经术门径,故忽却秦前二千年史料”,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后学治史而不知经,则眼光视线,到汉唐为止,于春秋以来之三代时间二千余年皆茫然,所以错比;又因中外文字统系不同,致多错译。”③经学或许的确不能适应近代以来不得不然的社会变动,但要理解此前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还是不可废弃的必由之路。 老辈学人一般不大利用影响日渐广泛的传媒来传播学术,在他们看来,读书为己,这方面下过大功夫,很少有人像宋育仁那样,公开正面对胡适和梁启超关于整理国故的主张加以批驳。对于后进,也是只闻来学,不闻往教。其讲学提纲挈领,点出要旨,不愿详细说明,若学力不足,难以领悟。江瀚推崇柯劭“为经世致用之学,上绍亭林(顾炎武),薄戴(震)、段(玉裁)、钱(大昕)、王(念孙、引之)而不为。民国初年设地政讲习所,请柯先生批改学员课卷,柯先生往往批上千数百言,指陈历代土地政策的利弊得失,如数家珍,无一字不说中肯綮。足见柯先生的典章制度之学的精湛。若非将历朝史志及通典、通考等书烂熟于胸中,积蕴了丰富的知识,岂能有如此的表现!”柯氏为吴汝纶婿,张廉卿世侄,弟子有陈汉章、戴锡章、胡玉缙、余嘉锡、姜忠奎等。他的讲学与新派差别甚大,其开宗明义:“吾人治学,当讲宋人之义理,清人之考据,不可学阮元(芸苔)。阮氏全讲错了。”阮元追随戴震,主张训诂明则义理明,但读书要从整部书全篇文章去探讨,绝不能只从其中若干字去追求,更不能从若干字的原始意义去追求。戴震批评宋儒,实际是反对清世宗、高宗以理学统治人民,柯劭知道戴震所说以理杀人是指皇帝,阮元笃信戴氏,专心致志从字的古训去讲求义理,做了性命古训等文章。傅斯年后撰《性命古训辩证》,批评阮元,与柯劭 的意思相通。 ①《蒋廷黻回忆录》,长沙:岳麓书社, 2003年,第129—130页。 ②蒋廷黻:《历史学系的概况》,《清华学报》第35卷第11、12期, 1931年。 ③问琴:《评胡适国学季刊宣言书》,《国学月刊》第16期。 蓼园弟子牟润孙知道治旧学的门径,本来是受梁启超的影响,他15岁读《国学入门书目》、《清代学术概论》、《清代学者治学总成绩》等书。后受业柯氏,问过若干问题,其答问可见老辈治学的态度与识见。如牟润孙因为梁任公很推崇焦循的雕菰楼易学三书,就问以清儒讲易的书,是否以焦为最好。柯答称焦氏的学说并不完全合于义理,他的书不算最好。若讲汉易,当推张惠言的《虞氏易》为上乘之作。后牟氏读焦书,知其用比例之法解易,只能解某些部分,若用来贯穿全书,则确有牵强或窒碍难通的地方。张茗柯所讲虞氏消息,虽也不能尽纳全书于虞氏义例之中,但他能阐明虞氏之学,不背汉儒家法。比惠栋的《周易述》条理清楚。《续四库提要·经部》易类的提要出于柯氏之手,其中的评论皆极平允适当。梁启超、胡适推崇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牟受其影响,也跟着崇拜章氏,并问柯劭讲史学是否应以章学诚之说为准绳。柯不以为然,告以刘知几的《史通》比较恰当。牟后来知道《文史通义》议论多可商榷,六经皆史并非其发明。梁、胡等认为纪事本末之体近似于西洋人写历史的体裁,看到章实斋说纪事本末圆而神,立论与西洋人的史书写法相符合,就大力为章氏揄扬。胡适将六经皆史也说成皆史料也,误会其本意,无从分辨误谬。① 外来系统应用之当否,关键在于是否有助于理解中国文献的本意,认识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实况。新派学人不能直接进入古人的精神世界,不得不借助外来的系统。对此新派视为理所当然,而老辈却不以为然。从柯劭的事例,可以体会老辈理解古籍本意的路径与新派大相径庭,看法和结论也相去甚远。关于这一问题上新旧两派的局限,陈寅恪曾有所评论:“以往研究文化史有二失:旧派失之滞。旧派所作中国文化史……不过抄抄而已。其缺点是只有死材料而没有解释。读后不能使人了解人民精神生活与社会制度的关系。新派失之诬。新派是留学生,所谓‘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者。新派书有解释,看上去似很有条理,然甚危险。”②这虽然仅就文化史立论,实际是理解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观念。 在世界进入一体化进程之后,对于自己的历史文化,如何能够既解释得当又不以外来系统格义附会,这是后发展民族共同面对的重大难题,而几千年历史文化一脉相承的中国,其难度会更加巨大,同时也提醒世人注意,文化的多样性为人类未来提供可能选择的无可替代的价值。熟悉域外中国研究状况的余英时教授断言:“我可以负责地说一句: 20世纪以来,中国学人有关中国学术的著作,其最有价值的都是最少以西方观念作比附的。如果治中国史者先有外国框框,则势必不能细心体会中国史籍的‘本意’,而是把它当报纸一样的翻检,从字面上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你们千万不要误信有些浅人的话,以为‘本意’是找不到的,理由在此无法详说)。”③对于今日的中国学人而言,体会中国史籍的本意几乎成为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极高境界,与原来日本京都学派主张按照中国学人治学的办法研究中国学问的追求有些形似。不过,如果还有愿意取法乎上的探索者,老辈学人理解旧籍之道,不失为认识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门径。当年宋育仁批评胡适主张用外部的比较参考材料以改变研究范围过于狭小的近视现象道:“回到本位,就是治眼,原来近视,本光固在,即应由此循步而进。如治近视,移步插香,还须由本地本光本视线,移远再看再看,不可再觅显微镜把眼光弄坏,就不可医了。今人如是如是,此所谓资料,就是觅得西洋显微镜之比。”④这样的看法,值得后人认真玩味。如此一来,整理国故的前提即断定中国旧籍只是一堆材料,无系统无学理无分类,就不得不重新检讨。 ①牟润孙:《蓼园问学记》,《注史斋丛稿》,第535—544页。 ②卞僧慧:《怀念陈寅恪先生》,引自蒋天枢:《陈寅恪先生传》,《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年,第4页。 ③余英时:《论士衡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9年,第459页。 ④问琴:《评胡适国学季刊宣言书》,《国学月刊》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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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历史
2012/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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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较长时段来看,确实可以说,朝鲜战争很大程度上带有“独立战争”的意味,即一方面向全世界表明,新中国与旧中国的不同,另一方面也是以这种方式让自身从欧美主导的旧的帝国主义国际体系里独立了出来。但与此同时不能忘记的是,中国自晚清以来在困境中反抗帝国主义国际体系的时候,目标从不仅仅是独善其身,从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都是有其未来世界想象图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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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兆华执导的《白鹿原》2006年5月在北京上演了一个月以后也去了西安演出了,由于题材敏感,报道评论都不多,我们也没看到演出,只能看看评论和导演自述。在这个对话中,林兆华指出了已经常常被人忘记的一点:话剧是个欧洲的表演形式。本站的戏剧文选目前介绍的都是本土剧本和中国导演,而实际上中国舞台上的戏剧一大半是改编欧美作品,除了导演偏好、剧本质量,也是有很实际的考虑的,因为基金会和使馆往往更直接地愿意为这样的演出提供慷慨资助和唏嘘赞赏。《白鹿原》中的一些关于清肃的情节其实在韩少功的《山南水北》中的一两篇可以看到类似叙述,但韩少功不仅仅写生死,也写到了宽恕和原谅。
这个采访林兆华的记者比较有趣,一开始就被划归没听懂陕西腔普通话的少数人,然后又问了诸如流水帐是褒义还是贬义这样的小学一年级FAQ,对舞台上的活牛羊充满了好奇心。--人文与社会::Humanities.cn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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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现代性”近年来成了一个话题,引起了许多争论,这本是一个极有意思的问题,因为,一个尚未完全“现代化”的国家(country)能否产生自己的“现代”文学,是否产生过这样一种文学,这可以说是中国二十世纪文学评判面临的最大困惑之一。但令人遗憾,这些争论至今既没有充分深入到历史的、写作的具体研究层次,又未在反“西方中心”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形成有特殊意义的理论话语。不久前重读了张爱玲的作品,从她对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的看法和写作角度中得到了许多启示。(我是把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看成一个开放的写作领域的。至于西方关于“现代性”的种种界定,我以为不过是—种曾经获得了话语权威的“现代观”。)她的作品使我们有可能把关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讨论具体化为一种现代文学写作的研究,即:如何以“现代”这样一种尚待实现的、抽象的历史时间价值去创造“中国”的空间形象,如何使一段“未完成”的历史中的中国生活体验作新的,现代的叙事想象力。” 缺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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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7名乘客中101人死亡,德国铁路公司DB共向受害者家属与幸存者赔偿了30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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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析《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以及类似作品,本文指出它代表了一类我国著作权法中没有明确予以规定的戏仿作品;并主张,由于戏仿的娱乐和批评价值,我国著作权法应当基于“合理使用”原则对戏仿予以保护;基于中国的国情,戏仿有可能涉及侵犯个人的人格(名誉)和市场价值(声誉),应当根据情况分别予以适度保护;由于电影产品消费的特殊性,保护戏仿还具有保护消费者权益以及促进当代中国的文化、社会建设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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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1896~1918):电影传入日本
第二期(1918~1931):默片、倾向电影
第三期(1931~1945):有声电影
第四期(1945~1960):战后及走向国际
第五期(1960~1980):日本电影新浪潮
第六期(1980~2000):世纪末的日本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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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阳教授《文明 国家 大学》一书研讨会部分已发表内容,此部分发言者为:张祥龙、唐文明、白钢、欧树军、杨立华、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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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美院首届油画研修班(1982-1984)部分同学公开信称2010年6月,以7280 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拍出名为《人体蒋碧薇女士》之画非"徐悲鸿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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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艺术家: 法朗士·麦绥莱勒 (Franz Masereel, 1889-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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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是部半成品的学术著作。若从宋诗研究的角度来看其私密性和互文性的特点,它又是一部远离外部喧嚣世界,潜心斟酌诗艺,心灵充分舒展的奇书。《札记》论及南宋诗人近300家,内涵极丰,可以结合《宋诗选注》等书,提炼出钱先生南宋诗歌发展观之“主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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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戊戌政变后1898年底,章太炎曾致信康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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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集体所有制"和"共同富裕"的典型,华西村近年来备受关注。尤其在近期其"灵魂人物"吴仁宝去世后,更引发各界对于其未来发展的担忧。"华西村模式"包含哪些特征?外界关于华西村的讨论围绕着哪些问题展开?以及在新任掌舵者"真正掌权"之后,其未来发展方向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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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大陆人民不同时期的迁徙、垦殖台湾等等(以上我含混地谈明清时期,但是应做进一步区分)都称为「殖民」,暗示均为殖民主义或帝国主义的作为,由此对映出从来不能自主决定命运的台湾人主体,显然是很凭空的一种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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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夺下一代"的隐喻贯穿全剧。这场对下一代的争夺战,并不像传统戏剧《灰阑记》中的争夺战那样以大团圆而告终,也不像贝尔托特·布莱希特的《高加索灰阑记》版本的争夺战那样凭借明智的法官让善恶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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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汪暉在《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一書的前言中,曾如此說:什麼是現代,什麼是中國的現代?這些與時間有關的概念曾經是歷史研究的中心主題。然而,一旦人們開始質疑歷史決定論和現代人的自我確證方式,那些長期以來據以對歷史進行分期的各種根據都變得可疑了。如果現代的意識必定與古代已經消亡的意識密切相關,那麼,在一定意義上,這種古典的古代或禮樂的世界已然消亡的意識早已構成了孔子以降儒學的一個內在的主題。(汪暉,2008a:1)並提「現代」與「中國的現代」,意謂著對「中國的現代」的思考,乃是聯繫著對「現代」的審視,而這至少隱含著兩種可能性:一,假若「中國的現代」已被編織到「現代」的歷史敘事中,則若想認識「中國的現代」,即必須以「現代」尺度;二,假若「中國的現代」有其特殊性,則這暗示了「中國的現代」有其不同於「現代」之處。關於「現代」,汪暉如此說到:在19世紀工業化、殖民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潮流之中,一種直線進化的時間意識及其支撐之下的進步意識佔據了支配性的位置。正是在與前述歷史意識的對峙之中,現代人將自身建構或理解為"現代的",卻忘記了天演、進化等觀念是如何通過與古典的歷史意識的糾纏才得以確立自身的合法性的。事實上,19世紀形成的新的時間觀念僅僅是現代歷史敘事的一個要素,它為許多歷史著作把現代/現代性理解為一種由資本主義文明為動力的客觀的社會進程提供了認識論的框架。在這些著作中,構成現代的基本要素是相對於傳統經濟形式的市場經濟,相對於傳統政治結構(尤其是帝國)的民族-國家,相對於傳統生產形式(遊牧或農業等)的城市和工業文明,相對於傳統社會結構(尤其是貴族制度)的市民社會,相對於傳統文化(主要指神聖的宗教生活形態)的世俗社會,相對於傳統藝術方式的現代藝術及其世界觀,等等。無論在歷史分期方面存在怎樣的區別,這些要素總是被組織在一種時間性的敘事之中,即使那些致力於揭示個人的、主觀的、想像性的世界的藝術史和思想史的學者,也傾向於將這些要素置於上述"客觀的社會進程"之中給予解釋。(汪暉,2008a:1-2)「現代人」忘記了自身的歷史意識乃是與「古典的歷史意識」(即儒學自身的歷史意識)相互糾纏而確立「自身的合法性」時,汪暉提醒我們,存在著不同於「現代人」的歷史意識,而理解「中國的現代」不必然地以「現代」作為衡量的尺度,則「中國的現代」就必須有其屬於自身的歷史敘事,從而確立「中國的現代」。當汪暉將「中國的現代」聯繫於儒學自身之「思想的基調」對歷史的認識,則具有目的意涵的「現代」的歷史分期,不僅無法作為描繪「中國的現代」的尺度,而從汪暉的觀點來看,儒學自身的歷史意識貫穿於「自孔子以降」之儒學的基本軸線,因而「現代」並不指向中國歷史的特定時期,而是萌發於每一個時代中儒者的自我認識。對汪暉而言,從儒學的視角提出對「現代」的反省,是奠基在一種可名之為「內在視野」之上的觀看方式,而正是從「內在視野」來審視「現代」,使得「中國的現代」能夠不同於「現代」。而關於「內在視野」方法,汪暉曾說:「我注重的是歷史中一些要素的反復呈現,而不是絕對的起源。」(汪暉,2008a:10)是故,對「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蘊含著對「反復呈現的要素」的審視,也意謂著「中國的現代」不只是一個與時間有關、並承接著中國近代而來的特定歷史分期,相反地,「中國的現代」之內涵是一種對理解歷史的方式,而其理解方則確立了「中國的現代」,在汪暉的討論中,儒學恰好提供了不同於「現代」之歷史意識的方法。筆者認為,與其說汪暉表述了儒學自身「獨特的歷史意識」,並藉此描繪「中國的現代」的內涵,倒不如說,汪暉將儒學自身那「獨特的歷史意識」作為方法,使之得以展開對「現代」的批判。從汪暉關於儒學特質之討論及其展開方式來看,「中國的現代」是一個「被現代性所給定的要求」,中國必須回答自身之現代(性)的特質與內涵,因而,即使汪暉強調,「中國的現代」有其由儒學所繼承而來的獨特性(或特殊的思考方式),但其關懷仍舊指向「現代」,因而使得汪暉的儒學詮釋具有清楚的「現代」指向(或目的)。汪暉之中國思想論的論述前提與方法對汪暉而言,「孔子以降的儒學」並未將「現代」與「古代」視為截然的斷裂,而是在斷裂的前提上努力地回到三代所體現的古典的、或禮樂的世界。汪暉說:「思想、觀念和命題不僅是某種語境的產物,它們也是歷史變化或歷史語境的構成性力量。」(汪暉,2008a:2)在汪暉關於「孔子以降的儒學」的研究中,大抵遵循著此一原則展開,因此,在「孔子以降的儒學」之演變中所出現的諸多思想觀念,汪暉並不僅將之視為反映著某種現實及其關係,亦特別著重於思想觀念對當時代的批判性與構成性的作用。然而,假若我們由此認為汪暉的目的乃是歷史地說明「孔子以降的儒學」如何透過諸多思想觀念的提出、闡發,以促成歷史現實的變化,筆者認為,僅止於這樣的理解,則無從看出汪暉這部《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的論爭意義,相反地,汪暉在進行關於「孔子以降的儒學」的研究時,特別著意於檢討日本京都學派與以歐洲近代思想史為參照所建立之儒學評價所存在的問題,正是基於汪暉對於此兩類觀點的檢討,我們恰好可以看出,汪暉所提出之以「內在視野」作為理解中國的視角,其前提來自於與日本京都學派和以歐洲近代思想史為參照所建立之儒學評價。汪暉認為,日本京都學派關於中國歷史的敘述,正是從「客觀的社會進程」的角度審視中國歷史的論述,最具代表性的即是內藤湖南和宮崎市定針對唐宋時代轉變所做出的論斷,其中尤其以中央集權國家的出現、伴隨著中央集權國家而出現的社會各方面的轉型為主要內容:國家對於商業的統制與商品經濟的出現;成熟的郡縣制度、中央獨裁與官僚系統;早期民族主義的出現;國民主義、平民主義與世俗主義等。在這樣的理解下,宋代理學因而被視為是世俗性的宗教(汪暉,2008a:105-107)。在汪暉看來,京都學派對於中國歷史的敘述,大抵是從與歐洲啓蒙主義的對比而得出的觀察,而這樣的中國敘述也可以在胡適之、馮友蘭和牟宗三等人的思想中看到類似的論斷,其核心的關懷在於挖掘中國思想中的「理性化」、對「日常生活」之關注等特質,而這都預設了實證主義、個人主義、近代歐洲形上學意義下之「世俗化的個人及其理性對於宗教權威和絕對王權的反叛」,此即宋代所象徵的「早期現代性」(汪暉,2008a:107-108)。汪暉認為,將宋代界定為「早期現代性」的時代,必然會面臨以下問題:一,假若宋代象徵著「早期現代性」,並存在著一種對應於18-19世紀歐洲理性主義、個人主義而出現的理性化轉向,則我們應該如何理解元代和清代的社會形態及其思想特質?元代和清代是否意味著理性化的挫折?二、個人主義作為描述宋代理學的思想特質的概念,並將理學視為是擺脫宗教權威和反叛絕對王權的思想,則對「個人自主性」的強調(如牟宗三),以及將個人性之「成德之教」的實踐與政治的意識形態截然分離,此種詮釋不僅將道德、政治二分,亦以「反政治」或「去政治」的方式界定「個人自主性」,這樣的詮釋結果是否將使儒學被從具體的政治情境中抽離,進而肯定現代性?[1]三、理學家要求回到三代(復古主義的取向),透過天、道、天道等古典觀念來建構新的天理概念以及天理觀,此種天理觀的提出,用意在於對抗政術(郡縣制下的皇權-官僚政治),以恢復宗法對抗市場潮流、以井田制對抗貿易與稅法、以學校對抗科舉、以成德對抗功名、以復古對抗外來文化與歷史變遷等,從而體現出對於現實秩序的批判。正是在第三個問題上,汪暉認為,假若宋代象徵「早期現代性」,則理學恰好是以批判那些構成「早期現代性」之諸多要素為特質而出現的一種關於「早期現代性」的批判理論(汪暉,2008a:108-110)。黃錦樹曾指出,汪暉「批判的接收了(而不是否定)相關知識社群『東洋的近世』、『早期現代性』的假設」,同時,汪暉明確地表現出其研究討論所立足的「現代視域」,及其「回溯的敘事」的性質(黃錦樹,2007:192)。而汪暉也曾自言:就像我在前面說過的,社會史分析的那些基本範疇是從近代社會科學中產生出來的,比如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等範疇及其分類,是近代知識和社會分類的產物。當我們把許多歷史現象放置在經濟、政治或文化的範疇之內的時候,我們失去的是那個時代的內在視野,以及從那個時代的內在視野出發反思地觀察我們自身的知識、信念和世界觀的機會(汪暉,2007:171)。汪暉雖然將其方法名之為「內在視野」,但成為問題的是,「內在視野」所指的「內」,並不意謂著「以中釋中」,[2]亦非「以古釋今」,而是與過去不斷對話的實踐,[3]更重要的是,對汪暉而言,「內在視野」著意於反省現代學科體制所設立的種種疆界(例如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範疇與分類)。從汪暉的角度來說,透過與過去不斷地對話,種種關於現代學科體制的疆界都可能因此而鬆動,從而有助於「從那個時代的內在視野出發反思地觀察我們自身的知識、信念和世界觀」。[4]簡單地說,汪暉的「內在視野」方法不僅是「現代」與「過去」的對話,也因其著意於批判日本京都學派與以歐洲近代思想史為參照所建立之儒學評價,故而以「內在視野」為方法,以及可能由此衍生出之關於研究方法意義上的「內」與「外」的區分,其實還可能涉及中、西之間的差異。筆者認為,汪暉的「內在視野」在一定的程度上延續了中國近代的問題意識,但重要的是:汪暉究竟為敘事的「回溯」賦予了什麼樣的方向?[5]格物:儒學的主題,或對「早期現代性」的批判關於宋代理學,汪暉如此說:伴隨著天理的成立,古典宇宙論的模式發生了以理氣二分為中心的重大變化;程朱以降,不是理、道、太極等有關起源與主體的概念,而是"格物"這一在儒學思想中處於次要地位的主題,成為儒學反復爭論的焦點。理學與心學的分化,宋學與清學的殊途,以及儒學內部的其他一些更為細微的差異,幾乎均與對這一主題的不同理解有關(汪暉,2008a:260)。汪暉將「格物」作為分析理學、乃至於理學與心學之分殊的主題,有其來自於汪暉自身所處之「現代」而有的關懷。汪暉不以「理」、「道」、太極」等這些「有關起源與主體的概念」,而將「格物」作為分析的焦點,乃欲藉此批判實證主義、科學主義式的認識方式,對汪暉而言,「理」、「氣」的區分意謂著「作為事實的"物"概念」的出現(汪暉,2008a:260),但理學家在探討「理」、「氣」問題的同時,並非僅止於說明具有「物」意涵之「氣」的獨立性、實體性(包含從宇宙論的立場說明「物」的起源,以及證立能夠觀看、認識「物」的主體),而是思考如何以「理」、「氣」構築理想秩序的恢復──在這個意義上,「格物」所涉及的並非是主體對「物」的認識,而是要避免「物」淪為「作為事實的"物"」,亦即,如果我們認為,理學家關於「理」、「氣」問題的討論,象徵著實證主義、科學主義式之思考方式的出現,則在汪暉看來,這其實是對理學家的誤解:理學家恰好是站在批判實證主義、科學主義的立場上看待問題。必須指出的是,雖然汪暉強調「天理」的成立,以及伴隨而來的因「理」、「氣」二分所導致的「古典宇宙論」的變化,但他並沒有因此暗示,在宋代理學出現之前,「格物」這個問題並不存在,「格物」雖然是理學家所使用的語彙,但「格物」的實──避免「物」走向形式化、空洞化的思考方式──並不是宋代才出現的。汪暉指出,宋代理學與周、孔的思想之間有著重要的聯繫:「正如程朱理學的道德評價系統被系統地解釋為"理性化"一樣,現代儒學研究的另一傳統是將周公"制禮作樂"、孔子"述而不作"歸結為"'巫史傳統'的理性化過程"。」(汪暉,2008a:125)汪暉藉由「理性化」來理解周、孔思想與程朱理學的聯繫,呼應到其所主張之以「格物」來審視宋代以降儒學的演變的觀點,同時也呈顯出汪暉的目的:對「近代歐洲形而上學、個人主義價值(以自我為中心的內在化的道德視野)、市民社會文化和實證主義科學觀為參照而形成的範疇」進行反思。筆者認為,以「理性化」來審視周、孔思想與程朱理學(乃至於宋代以降的「儒學」),其實也就是將二者同時納入「內在視野」中,藉由將二者納入「內在視野」的過程中,汪暉也因此直接或間接地假定了周、孔思想與程朱理學之間存在著某種共同的思維結構,惟有假定其中存在著同一的思維結構,並列將程朱理學理解為「理性化」以及將周、孔思想理解為「巫史傳統的理性化過程」才有意義。在下文中,筆者將會說明汪暉為此二者所假定的共同的思維結構究竟為何,而對於其思維結構的理解,也將決定汪暉如何界定儒學的主題及其特質。在討論周、孔思想時,汪暉首先引述了傅斯年與李澤厚的觀點:傅斯年說:"儒家的道德觀念,純是一個宗法社會的理性發展"。他所謂"理性發展"指周"德"從原始巫術禮儀向君王行為、禮儀和制度的轉化。在這個意義上,"孔子的國際政治思想(關於諸侯國之間的政治的思想-作者注),只是一個霸道,全不是孟子所謂王道,理想人物即是齊桓管仲。......孔子的國內政治思想,自然是'強公室杜私門'主義。"傅斯年完全迴避王制之中包含的天人關係,並將孔子思想與周代的制度現實劃上了等號。這一論述建立在對孔子"述而不作"的理解之上:孔子思想客觀地記載了周制的基本內涵,即國際關係中的霸道與國內關係中的專制,而這兩個方面都是原始宗法關係理性化的產物。在這裡,從巫術到王制的過渡被類同於歐洲歷史中從宗教統治向世俗統治(國王統治)的過渡,而"祖述王制"的孔子之禮學也就自然地被界定為中國文化"世俗化"和"理性化"的象徵。與傅斯年不同,李澤厚看到的不是"強公室杜私門"的王權主義,而是"由'神'的准神命令變而為人的內在欲求和自覺意識",即某種排拒"宗教性神祕性的"、個人主義的("自己"、"心理欲求")和世俗主義的(肯定情欲的"人")傾向。他評論說:"(孔子之學)把一種宗教性神祕性的東西變而為人情日用之常,從而使倫理規範與心理欲求融為一體。'禮'⋯⋯由於'神'的准神命令變而為人的內在欲求和自決意識,由服從於神而為服務於人、服務於自己,這一轉變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但這兩種不同的論述均被歸納在"理性化"的範疇之內(汪暉,2008a:125-126)。 然而,汪暉對此傅斯年與李澤厚的觀點提出進一步的質疑: 從周孔傳統的形成到宋代理學的確立,"理性化"構築了一個永久的歷史視野,其前提 是:中國思想或文化是"非宗教的",儒學的道德判斷從一開始就注目於人及其生存世界自身。孔子被認為是中國思想從對自然的探究、對神聖事物的關注轉向人自身的第一人,他的著名的"仁"概念為此提供了證明。然而,人與自然、人與神聖之物的這種分界究竟建立在什麼前提之上呢?儒學對於人的日常生活的關注是一個顯著的事實,但正如上文所述,這裡的關鍵是如何界定儒學的"日常生活"或"人情日用之常",以及"人"及其"內在欲求和自決意識"是在怎樣的關係中被界定的(汪暉,2008a:126)。關於這個問題,汪暉引用《禮記·禮運》「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的說法,強調儒學的「禮」涵蓋了喪、祭、射、御、冠、婚、朝、聘等,而這些禮儀實踐即構成了儒學意義下的「日常生活」,也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基礎:「作為一種道德性的存在,人的概念與禮義的概念是一致的,因為一旦脫離了禮義範疇也就不存在界定人的基礎了。」「日常生活」的禮儀實踐及與禮儀實踐相對應之使「人」之所以為「人」的關係性,體現出「早期儒學的道德評價方式」:「一種整體性的和連續性的體系,在這個體系中,自然、制度、禮樂和道德,甚至在一定條件下形成的法令、禮俗等規範,構成了難以截然區分的領域。」汪暉認為,《禮記·冠義》指明,「成人」完全是由禮儀實踐來規定,故「成人的標誌是在禮的秩序中確立的」(汪暉,2008a:126-127)。基於這樣的理解,汪暉將批判的矛頭指向牟宗三。對牟宗三而言,《禮記·冠義》是以「形式的」方式來界定「禮」,而君子不同於此,其必須「自覺地實踐人倫以成其德」,前者對應到「王者盡制」之「禮」,而後者則對應到「聖者盡倫」的要義。[6]汪暉認為,牟宗三的觀點存在著無法反省「現代」(性)的問題:在儒學思想的範疇內,歐洲啟蒙運動所制定的從神到人的"理性化"敘事並不具有真正的解釋力,我們毋寧將"理性化"範疇視為現代思想的自我確證:它把歷史編織在"理性發展"的框架內以確立"現代"的權威,並逃避對於"現代"自身的檢驗(汪暉,2008a:127-128)。汪暉認為,「所謂以禮樂為天、以人釋禮,表明孔子試圖在周代禮樂制度的基礎上恢復天人一體的基本價值和天人溝通時的那種情理兼容的基本狀態。這兩者均表明了禮樂制度與巫文化的在共生關係。」(汪暉,2008a:129)儒學之「天人一體」、「情禮兼容」的特質,可以視為汪暉對世俗與宗教之二元關係的回應。汪暉認為,孔子所面對的問題乃是天人關係的異化,此正是王制的內在危機,即當孔子大聲疾呼「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時,「以仁釋禮」所期待的是藉由「以仁通天」的方式而「恢復禮的內在神聖性」,從而抗拒「禮樂與制度的分化」,以及由此分化而產生之缺乏「道德含義」的「制度」(汪暉,2008a:129-130)。因此,「禮」的實踐必須藉由主體的實踐以「賦予日益衰敗的、形式化的禮樂形式以豐滿的、實質性的意義」,而在實踐的意義上而言,「所謂禮樂與制度的合一不是指形式化的禮樂與理性化的制度之間的結合,而是指在禮儀性的和制度性的實踐過程之中體現出的天人合一、治道合一、道器一體的狀態。」(汪暉,2008a:130-131)簡單地說,抗拒形式化、空洞化的禮樂,即是抗拒事物淪為「作為事實的物」,而也正是這從這樣的觀點而言,孔子與宋代理學體現出一種思維結構上的同一性,亦即,在汪暉所建構之儒學視野中,事物總是與特定的「關係」有關,並且主體的實踐亦總是指向「關係中的事物」,這樣的詮釋正是為了克服現代性底下關於「物」的理解。[7]反思「內在視野」汪暉關於理學的討論,大抵是針對著日本京都學派──尤其是宮崎市定──對唐、宋轉變所提出的論斷而發。對宮崎市定而言,宋代之所以被視為中國現代性的開端,是因為隨著宋代的成立,中央集權、郡縣制與官僚系統、以民族為單位的國家、民族主義、國民主義、平等主義、世俗主義等在歐洲近代史意義下界定現代性的因素已然出現,因此,宋代於是被視為是中國現代性的起點。對此,汪暉說:「也正由於此,一部以探討"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為中心的著作,卻不得不從對宋代思想的重新解釋開始。」(汪暉,2008a:107)必須指出的是,汪暉之所以認為探討"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必須從重新解釋宋代思想開始,除了是著意於反省日本京都學派的論述外,更重要的是,要藉此使批判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由部分晚清思想家、日本京都學派、當代新儒家等)所形塑的中國認識,正如汪暉說:自晚清以降,對於天理世界觀的形成及其意義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理解方式,它們都深刻地植根於現代價值觀之中。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解釋框架中,天理世界觀是一種反動的(維護皇權的)、中世紀的(以宗法家族制度和禮教為制度基礎的)、導致中國喪失現代機遇的(反科學的和反市場的)意識形態;與此相反,京都學派和現代新儒學出於不同的考慮將宋學的出現視為中國和東亞早期現代性在文化領域的標誌,認定其中蘊含了民族主義(國民主義)的、平民主義的(反貴族主義的)、個人主義的、世俗主義的(反宗教的)和分權主義的傾向。這兩種截然相反的評價均以近代歐洲啟蒙主義的道德譜系-尤其是主體性和內在性的觀念-作為衡量的尺度(汪暉,2008a:108)。然而,汪暉曾說過,「即使宋代社會的上述變化能夠被放置在"早期現代性"(或"近世")這一有些勉強的概念中加以概括,那麼,理學的主要取向只能被歸結為一種"反早期現代性的現代性"的思想結構。事實上,理學家的"理勢"或"時勢"概念並不含有時間的目的論的意義,從而用諸如"近世"、"現代"等概念對之進行描述並無內在根據。」(汪暉,2008a:110-111)[8]對此,汪暉建議我們,「不妨暫且繞過由於這些概念而產生的爭論,專注於對理學的形態及其歷史含義的理解。」(汪暉,2008a:111)但是,「繞過」並不意謂著對圍繞著「早期現代性」概念的爭論予以忽視或棄絕,相反地,在汪暉的討論中,仍然是以接受這樣的爭論為前提,進而以「反早期現代性的現代性」的立場來理解中國。汪暉在為《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日文本寫序時,如此說到:「我在書中反復論證"早期現代"不是一種確定的歷史時期,而是一種重復出現的歷史現象,它不能被固定在線性時間的某一個點上,也並不意味著早期現代的出現預示著一個普遍的或高級的現代性的到來。」(汪暉,2011)但是,假若「近世」、「現代」等概念在描述中國自身時並無內在根據,則「早期現代」是否也同樣地缺乏內在根據,從而只能是一種「有些勉強的概念」?進一步地說,當汪暉暫且「繞過」這些概念而「專注於對理學的形態及其歷史含義的理解」時,則汪暉是否不自覺地掉入到日本京都學派與以歐洲近代為座標而構築的歷史觀的反面?汪暉對於孔子思想與宋代理學的討論,始終沒有擺脫此二者所提供的座標,相反地,汪暉以此二者的觀點作為前提,提出了以「反」為核心的抵抗姿態!從汪暉的論述來看,「內在視野」方法的前提,在於存在著清楚的「外部」,但這樣一來,「內在視野」就蘊含著一種弔詭,正如劉紀蕙在反省汪暉以「內在視野」方法、以儒學為視角來理解晚清思想時,就曾說過:「其論點並無法處理晚清社會事實與世界觀已經改變,而所謂『外部』已然上置於『內部』的問題。」(劉紀蕙,2011:48)亦即,汪暉雖然試圖透過「內在視野」來質問現代性,但「內在視野」本身可能就蘊含著十九世紀歐洲的知識框架。[9]筆者認為,「外部」對於「內部」的統攝,也許並非與「晚清社會事實與世界觀已經改變」有關,而是汪暉在展開論述時,即批判地接受作為「外部」的現代性世界觀,因而在這樣的前提下,「內在視野」僅只是將儒學「作為方法」,故使得汪暉之暫且「繞過」相關爭論的策略,亦未必能夠清楚地說明理學的「歷史含義」──更精確地說,理學的「歷史含義」,是以只能是以否定現代性歷史觀的姿態而被編織到現代性敘事之中?假若如此,則運用「內在視野」方法的結果,是否只能是策略性地論述中國與儒學,並將之「作為方法」,從而難以清楚地說明中國自身為何?甚至,在此同時,也可能使得「內在視野」與我們所處之「當下」間的緊張感降低,從而難以建構得以替代歐美中心主義的並具有主體性的中國?參考資料丁 耘。2006。〈古今、常變、以中釋中〉。收錄在《思想史研究》第一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石之瑜、李圭之、曾倚萃。〈日本近代中國學:知識可否解放身份〉。《中國社會科學》2007(1):168-178。牟宗三。1999。《心體與性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汪 暉。2006。〈內在視野中的帝國-國家問題及其他〉。收錄在《思想史研究》第一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汪 暉。2008a。《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上卷·第一部·理與物)》。北京:三聯書店。汪 暉。2008b。《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增訂版)》。北京:三聯書店。汪 暉。2011。〈關於「早期現代性」及其他〉。轉引自「人文與社會」網站,網址: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2347張志強。2012。《朱陸·孔佛·現代思想-佛學與晚明以來中國思想的現代轉換》。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黃錦樹。2007。〈帝國,現代性與合法性:回應汪暉〉。《文化研究》5:190-198。劉小楓。2004。《現代性社會理論緒論:現代性與現代中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劉紀蕙。2011。《心之拓樸-1895事件後的倫理重構》。臺北:行人文化實驗室。閻鴻中。2006。〈職分與制度-錢賓四與中國政治史研究〉。《臺大歷史學報》38:105-158。*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生。[1] 在此,或許值得以余英時關於宋明理學的研究進行初步的對照。余英時在《朱熹的歷史世界》中批判地指出,假若對於宋明理學的研究僅著重於哲學詮釋,則無異於將理學家從具體的歷史脈絡中抽離出來,亦無法解釋理學家何以著意於對現實世界之秩序的關懷。余英時關於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的研究,大抵是為了批判哲學化之宋明理學的討論過於強調儒學道統的系譜性,以及基於此道統的系譜性而過度地推論歷史的連續性,從而無法歷史地理解宋明理學。不過,亦有論者指出,余英時關於宋明理學的研究,其實反映了其本人的自由主義的關懷(閻鴻中,2006:109,註5)。[2] 丁耘在對於汪暉的評論中說到:「我覺得汪先生貫徹的內在視野的企圖並未真正完成。為什麼這樣講呢?真正的內在視野,似乎不是從現代性出來解釋現代性,而是倒轉汪先生的整個敘述策略,以中國為基本視野來看待現代性。」(丁耘,2006:302)[3] 汪暉說:「這個內在視野不是簡單地以今釋古──以今釋古在一定的意義上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而以古釋古──這在歷史研究中也是必要的和必然的。但內在視野的邏輯不止於此,它還包含以古釋今的取向。我剛才提到我們今天單純地當作經濟政治範疇的那些問題,在另一個歷史語境中是不能單純地當作經濟政治問題來解釋的,例如郡縣、封建等概念在儒學世界中是一個有著內在完整性的思想世界的有機部分,只有通過這個思想世界,這個世界及其變化被賦予了意義,也才能夠被把握和理解。內在視野是不斷地在和當代的對話過程中產生的,它提供了我們反思的視角。」(汪暉,2006:317)[4] 汪暉在他的魯迅研究中,曾描繪過魯迅的「態度」:「支配魯迅的文化態度的,是歷史中的人物、思想、學派與(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傳統的、外來的)權勢的關係如何,他們對待權勢的態度怎樣,他們在特定的支配關係中的位置如何,而不是如他的同時代人習慣的那樣做簡單的中西對比式的取捨。中西對比式的描述為中國的社會變革提供了文化根據,並為自己的文化構築了歷史同一性,但這種歷史同一性不僅掩蓋了具體的歷史關係,而且也重構了(如果不是虛構)文化關係。在由傳統和文化這樣的範疇構築起來的歷史圖景中,魯迅不斷追問的是:傳統或文化的帷幕後面遮蓋著什麼?」(汪暉,2008b:30)筆者認為,「內在視野」的方法,或可理解為是汪暉在魯迅身上所看到的思考方式的概念化、理論化呈現。[5] 黃錦樹認為,汪暉藉由「內在視野」方法以及「回溯的敘事」,為他在討論非漢族王朝的中國認同時,擴大了中國認同的彈性與包容度,而「這部分的合法性論述其實同時在論證中國作為一個──並非西方東方主義或殖民主義視野下停滯的,而是──亞洲歷史上具有自身合法性的帝國(位居朝貢體系的權力中心),同時似乎也隱然論證它的重新崛起(現代中國在各方面繼承了清朝:版圖、多民族、地方制度、區域國際關係),企圖修復它在殖民帝國壓迫前的位置。」(黃錦樹,2007:193)在此,暫且不論黃錦樹將汪暉的討論放在中國崛起的合法性論證的脈絡中來看待是否合宜,黃錦樹的思考讓我們可以試想:在汪暉的「內在視野」方法中,究竟何者屬於「內」?何者又屬於「外」?假若,對汪暉而言,日本京都學派與以歐洲近代思想史為參照所建立之儒學評價屬於「外」的話,此際,「內」、「外」的區分,是否可能也延續了中國近代史上中、西思想與文化的競逐,從而轉變為「民族性辯護情節」的競爭?(劉小楓,1996:356)但是否也存在著另一種可能,即此際的「內」其實是由「外」所界定的,正如溝口雄三批評竹內好時,認為竹內好的「非歐洲」的視角其實正是被「歐洲」所定義的?(石之瑜、李圭之、曾倚萃,2007:175)[6] 牟宗三的原文是:「冠禮所規定之成人只是一形式的成人,其規定亦只是形式地規定之,此即是王者禮樂中之成人,王者禮樂中之人倫。但由形式地成進至自覺地實踐地成則是聖者成德之教中的成人,成德之教中的人倫。」(牟宗三,1999:12-13)牟宗三在此所做的論斷,是針對那些將「成德之教」對比於「徒以傳經」或「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的儒者,並認為後者乃是「從孔子繞出去而從王者,是並未真能了解儒家之本質」,故「儒之為儒必須從王者盡制之外部的禮樂人倫處規定者進而至於由聖者盡倫之"成德之教"來規定,方能得其本質,盡其生命智慧方向之實。此則必須以孔子為標準,而不能以堯、舜、禹、湯、文、武為標準也。」(牟宗三,1999:13)。「從孔子繞出去而從王者」,反映出「從王者」可能具有服膺宗教權威、絕對王權的意蘊,因此,當牟宗三批評這種未能了解儒家本質的觀點時,自然也可能暗示著對宗教權威、絕對王權的反叛。[7] 當汪暉說「從周孔傳統的形成到宋代理學的確立,"理性化"構築了一個永久的歷史視野」時,筆者認為,正是在這個「理性化」的視野中,「格物」被汪暉界定為儒學反覆爭論的主題,而這個現象並不是在宋代才出現的,在汪暉的文脈中,恰好是孔子思想所呈現出之「反理性化的理性化」的特質,才使得宋代理學得以延續此一圍繞著「格物」問題進行爭論的思想傳統。值得注意的是,汪暉在先秦思想論中,也注意到了這方面的論述,例如,他引述莊子的說法:「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今已為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莊子·知北遊》)並對這段話做了說明:「"為物"的結果是物失去在自然秩序中的應然位置,從而"為物"之"物"已非"自然的"存在。在這裡,自然即仁、義、禮的狀態,非自然即非仁、非義、非禮而又以仁、義、禮的形態出現的形態。按照這一邏輯,"自然"範疇與應然秩序的概念密切相關,而"非自然"則表示應然秩序的紊亂,後者僅僅是不具有應然、本然、自然意義的事實。我們也許可以在前述排比句的最後加上"失禮而後物"的說法:仁、義、禮一旦脫離了自然本性就會轉化為不具備道德含義和價值之"物"-在這裡,反仁、反義、反禮亦即反自然,而反自然意義上的"物"即與自然之應然狀態相脫離的、作為事實的"物"。」(汪暉,2008a:263-264)[8] 必須說明的是,汪暉在此以「反早期現代性的現代性」來描繪理學,似乎有些問題,或說是有誤導之嫌,蓋「早期現代性」與「現代性」之間是否存在著對抗的關係?汪暉並沒有清楚的說明,例如,為了抵抗宋代所可能萌發的「早期現代性」,而援引「現代性」來作為抵抗的策略,除了可能因此蘊含著某種肯定「現代性」之歷史目的論的意涵外,也不符合汪暉企圖從「內部」(而分「外部」)來進行批判的原則。當然,另一種可能是此乃筆誤,而正確的用法應該是「反早期現代性的早期現代性」,若是如此,則此處的誤導之嫌就不存在。對筆者而言,筆者傾向認為這是較為單純的筆誤。[9] 在劉紀蕙的討論中,她主要地針對汪暉處理康有為、嚴復與梁啟超的詮釋提出不同的意見,對她而言,「問題的關鍵在於,無論是民族國家的擴張心態,或是超越國家的王道帝國主義,甚至是帝國殖民侵略之下第三世界的生存競爭,其實都說將了主權之內部系統穩定、區分敵我與持續擴張的理性結構,也牽涉了範疇與疆界的設定。然而,這種擴張式的主權話語邏輯卻自十九世紀以降穩固地占據並且滲透於不同形態的論說模式之中,成為不證自明而難以被檢視的話語位置。」(劉紀蕙,20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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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历史阶段,中国的发展能否再上一个台阶,怎样面对和解决日本问题,是一个重要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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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曲现称昆剧,起源于元朝末年的昆山,而盛行于苏州。它起初称为昆山腔,与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杭州腔并称为南戏五大声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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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宾译一、 前言:雅虎! 马克·诺贝尔(Mark Knobel)是一位毕生与新纳粹主义斗争的法国籍犹太人,这场斗争促使他经常浏览互联网和美国网站。2000年2月,身在法国的诺贝尔,到网上搜索纳粹纪念品。当登陆到雅虎网站的拍卖网页时,他惊讶地发现网页上摆出了大量的党卫军万十字章、SS匕首、集中营照片、纪念复制品,在法国很容易买到这些物品,而服务器却由互联网巨人雅虎设在美国境内。1 早在两年之前,诺贝尔就发现美国在线网站上有纳粹内容,他扬言发动一场公共关系论战。美国在线马上关闭了这些站点,诺贝尔以为这次向雅虎提出类似的威胁也会奏效。但他失算了。事实证明,美国在线是特殊的个案。由于身在华盛顿特区,美国在线总是对公共关系、政治和政府权力高度敏感。在屏蔽有争议的内容方面,它比其他大多数互联网公司更彻底。 雅虎恰恰相反,它是1990年代硅谷网络泡沫的产物。从斯坦福大学研究生杨致远(Jerry Yang)和大卫·费罗(David Filo)以业余开发雅虎为乐起,到2000年雅虎已经成长为“门户之王”。那时,雅虎的接入用户数比其他任何网站都多,2000年初股票价格达到每股475美元。2拥有百万身家的雅虎领导人杨致远自信且高傲——他“喜欢雅虎的一般定义:‘粗鲁、不谙世故、桀骜不驯’”。3被不断膨胀的市场份额迷惑,他认为政府将保持缄默,言论控制也将无所作为。面对来自遥远国度的活动家关于仇恨言论及触犯法国法律的投诉,雅虎公司只是耸了耸它的高科技肩膀。 诺贝尔并没有退却。2000年4月11日,他代表反种族主义和抵制反犹主义等国际团体,在法国法院起诉雅虎。他提出,雅虎的拍卖触犯了法国禁止纳粹物品在其境内流通的法律。“这些拍卖在美国可能并不违法”,诺贝尔说,“但只要你进入法国国界,就绝对违法”。4法国方面的代理律师罗纳德·凯茨(Ronald Katz)补充说,“认为互联网改变了一切的相反是幼稚的。它并没有改变一切。它并没有改变法国法律”。5 雅虎收到来自巴黎地方最高法院(Le tribunal de Grande Instance de Paris)的传讯,审判由简·雅克·戈迈兹法官(Jean-Jacques Gomez)主持。杨致远对此作出回应,“法国法庭意图在自己并不控制的领土上审判”。6雅虎的公共关系团队提醒人们允许国家政府控制互联网内容将导致的可怕后果。如果法国人的法律适用在美国的网站,那么理应认为德国人或日本人的管制政策同样有效,沙特的或中国的法律亦如此。“如果你每天醒来都不得不问自己‘我该遵守谁的法律’,那么将很难进行商业活动”,雅虎的副总裁希瑟·基伦(Heather Killen)说,“我们有那么多国家,那么多法律,但只有一个互联网”。7 杨致远信奉1990年代的传统理念,认为戈迈兹法官只能在法国合法行使职权,并不能干涉雅虎设在加州的服务器上的内容。他认为,法国政府绝对无权针对美国境内的一台服务器。 对法国官方而言,即使仅限于法国境内禁止纳粹网页也绝非易事。“主权”互联网(“sovereign”Internet)的两位拥护者——大卫·波斯特和大卫·约翰逊评论到,“相对政府当局掌握的资源而言,跨国界的电子通信数量实在太庞大了”。8即使法国官方能识别并阻止违法的离岸网站,同样的信息却可以放在法国境外的镜像站点上。而且,互联网的分布式路由系统,设计初衷就是为了即使在中转点被屏蔽、损坏、摧毁的情况下,仍可通过点对点传输信息。约翰·吉尔莫(John Gilmore)对此有经典的概括,“网络将审查视作故障,并通过路由绕道而过”。9为了过滤所有的纳粹网页,法国需要关闭境内所有的互联网接入点——这似乎是难以完成的重任。并且法国的铁杆网民可以使用电话线通过国外接入商进入互联网,即便完成这项工作也不会完全奏效。 因此在1990年代,互联网似乎颠覆了个人行为与政府权力间的和谐状态。某些人,如杨致远,对此感到欢欣鼓舞。但更多人感到气馁。雅虎案期间,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组文章,讨论互联网对传统版权法和税法的威胁。互联网科技正在“消除国界”,并掏空政府权力,他警告,“更严重的麻烦事不断产生,我还没有听到有何良策应对”。10在1990年代晚期,互联网对政府权威的挑战将削弱民族——国家的实质内涵,这一点已经达成了广泛的共识。“这并不是说法律无足轻重,而是民族——国家丧失了中心地位”,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麻省理工媒体实验室的创建者和主任说,“互联网”,他总结道,“不可能被规制”。11 这样一来,雅虎在戈迈兹法官面前表现出的无畏精神就合情合理了。按照当时的标准,诺贝尔阻止雅虎违触犯法国法律的努力似乎是过时的、不伦不类的,螳臂挡车、注定要失败的。 巴黎最高法院位于塞纳河上的西岱岛,这个法国现代文明的发源地,离圣母大教堂仅几个街区。它坐落在令人流连忘返的旧时王宫大楼内,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Marie Antoinette)和数千人曾被囚禁于此,直到在另一场革命中被送上断头台。正是在这所古老的建筑中,雅虎的律师们将对抗法兰西的传统与光荣,来捍卫互联网的正统信仰。 戈迈兹法庭的辩论,凸显了对民族国家的衰落并非没有争议。诺贝尔的律师宣称法国拥有保护自身不受来自美国的非法纳粹商品销售侵害的主权,并质问雅虎解释为什么它可以游离于法国法律之外。一名反纳粹律师指出,“法国法律不允许在出版物、电视或广播等媒体上出现种族主义,而我看不到互联网可以不在此列的原因”。12 这段简单的质询已经让雅虎进退维谷。如果雅虎在法国造成伤害,为什么它比其他“真实空间”的跨国公司更能免于制裁?福特汽车公司必须遵守产品销售地国家的各种安全与环境法律。为什么雅虎可以不遵守它进行商业活动国家的法律呢? 雅虎用“不可能”辩护来回应。如果福特发现遵守法国的环境规制成本很高,它可以在不损害其他市场的情况下撤出法国市场。但雅虎认为它所处的形势不同。它下设了一家法语网站(yahoo.fr),并遵守法国法律。与福特公司不同,雅虎公司没有能力识别用户来自哪里,因此无法控制商品流向何处。如果迫使雅虎遵守法国法律,它必须从美国服务器上撤下所有的纳粹物品,因此雅虎用户不论来自何处都无法购买,这导致法国的法律通行全世界。 2000年5月22日,戈迈兹法官做出判决,在初审基础上,驳回雅虎的辩护。他判决雅虎在美国的网站违法了法国法律,责令雅虎“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阻止”来自法国用户的访问,不受Yahoo.com网站上非法纳粹物品拍卖的伤害。13 雅虎拒不服从。杨致远回应,“我们不会改变公司在美国网站上的内容,仅仅是因为法国有人要求这样做”。14案件并没有结束,雅虎按地域过滤其用户的能力成为核心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雅虎有恃无恐。杨致远说,“要求我们按照用户国籍过滤网站浏览权利,这是非常幼稚的”。15 雅虎的“不可能”辩护反映了世纪之交关于互联网架构的看法。网络并不是按照地理区位因素构建。IP地址(每台电脑的网络身份证),域名(如mcdonalds.com或cnn.com),电子邮件地址,均没有设计成能反映网络中计算机的地理位置。即使域名和电子邮件带有地理信息——如toystore.fr或tonyblair@gov.uk——也是不可信的。那家玩具店的网页可能在德国一台电脑上(数据可能传输到数个国家),或者可能是卖给或转让给法国境外机构。而布莱尔首相,可能在意大利度假或者访问美国时阅读他的邮件。 结构的现实意味着对1990年代的用户而言,互联网技术不能确知他们的邮件和浏览的网页来自何方,因此他们也不知道会触犯哪国的法律。1997年约翰逊和波斯特谈到,“在网络空间上,地理边界不再是提醒人们进入新的法律地区的指示标”。16法国法律适用于雅虎看起来不太合理,一个原因就是雅虎无从得知特定的用户来自何方,亦无从得知他们应遵守哪国的法律。 法国试图规制雅虎公司似乎不合理还另有原因。对互联网公司和用户而言,面对各国不同的法律时,为了避免法律危险,理性选择是遵守它们中最严格的法律。网络国别控制的最终结果可能是最不理性政府的暴政。“我们正在触动底线”,科技与民主中心的阿兰·戴维森(Alan Davidson)评论雅虎案时说,“对互联网内容的最严格条件——不论来自国家——对全世界人民都会产生影响”。17 欧洲的一个老笑话恰如其分地点出这个问题。天堂里有法国的厨师,英国的政府,瑞士的火车,意大利的情人。相反,地狱里有法国的政府,意大利的火车,英国厨师,瑞士的情人。互联网的国别管制似乎昭示着类似的场景:一个拥有新加坡言论自由、美国民法、俄罗斯商法、中国民权的世界。 戈迈兹法官限定雅虎两个月内提出如何屏蔽法国冲浪者。休庭期间,希瑞·霍利(Cyril Houri),一家美国新技术公司Inforsplit的创立人,联系了原告律师史蒂芬·里奥提(Stephane Lilti),告知他已经开发出一项新技术,可以基于地理信息基础上识别和屏蔽互联网内容。霍利飞到巴黎,并在里奥提的电脑上掩饰了这项技术。他们被屏幕上显示的信息震惊了。雅虎宣称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服务器,实际上安放在斯德哥尔摩!雅虎在瑞典安装了其美国主站的实时更新镜像站点,以便于欧洲用户更快登陆。18 7月24日再次开庭时,雅虎的律师们再次坚持基于美国的网站识别并过滤法国访问者,在技术上不可能。里奥提在庭上以霍利的地理识别技术来回应。他指出,在法国的雅虎拍卖活动,实际上并不来自美国的服务器。他指出,假设世界各地计算机用户平等地接入任何一个网页,是绝对错误的。如果雅虎可以从瑞典的服务器锁定法国用户,它就可能识别用户的地理位置,并且如果它愿意,也可以屏蔽该用户。 戈迈兹法官谨慎地回应了这份看似鲁莽的断言,并邀请三位互联网专家评估雅虎屏蔽法国用户的技术可能。这三位专家分别是互联网之父文顿·瑟夫(Vinton Cerf),英国互联网专家本·罗瑞(Ben Laurie),法国技术人员佛朗克斯·瓦隆(Francois Wallon)。专家报告对雅虎是灾难性的。它基于2000年底的技术条件——即霍利的身份认证技术和国籍的自我报告技术——得出结论,雅虎能够有效屏蔽90%以上的法国用户。19 基于这份报告,2000年11月20日,戈迈兹法官做出了意义深远的最终判决,再次判决雅虎网站上允许交易纳粹物品触犯了法国法律。20法官断定法国的法院有权处理雅虎公司及其服务器,因为该公司有意将禁止的纳粹拍卖活动指向法国。他指出,法国网民访问美国雅虎网站时,雅虎会出现法语广告。这不仅表明雅虎迎合法国用户制作内容,同时表明在某种程度上,它可以进行地理位置识别并屏蔽用户。21法庭承认百分之一百的屏蔽不可能,但责令雅虎尽最大努力屏蔽法国用户。22 雅虎仍然非常愤慨。它宣布除非美国法院要求这样做,否则雅虎将无视戈迈兹法官的判决。23判决一个月后,雅虎在美国提起反诉,希望美国法院驳回法国的判决。法国雅虎主管菲利普·纪尧姆(Philippe Guillanton)说,“我们希望美国法院能够确认,非美国法院无权要求一家美国公司如何运营”。24 然而,雅虎面临一个难题。尽管认为法国法院不可能在美国行使权力,但雅虎在法国也拥有资产,包括从法国获得数量可观的补贴收入,这些资产有被查封的危险。25戈迈兹法官警告雅虎,2001年2月前它必须执行判决,否则将面临每天10万法郎(约合13000美金)的罚款。26雅虎经常往返欧洲、受当地法律约束的管理层,开始通盘考虑此事。 2001年1月2日,雅虎突然妥协。它从拍卖网页上撤下所有纳粹物品,声明它“将不再允许与促进或拥护暴力仇恨的团体有关的物品,放置在任何雅虎旗下的商业设施上”。27它力不从心地宣称,此举是因为纳粹物品拍卖带来的社会影响,而非法国的裁决。雅虎发言人声称“社会整体上是反对这类组织的”。28但法国制裁的威胁迫在眉睫,这预示着如不服从,雅虎将被肢解。 戈迈兹法官判决不久,雅虎对按地域屏蔽的抵制开始松解。2001年6月,雅虎宣布与阿卡麦公司(Akamai)达成交易,使用该公司的地理识别技术传输地域相关广告,从而“提高广告的针对性”。29雅虎的一名律师——玛丽·维丝(Mary Wirth)勉为其难地承担后续工作,解释雅虎在地理识别技术上前后矛盾的态度。“我们坚持······法国法院的判决并不是百分百完美的解决方案,因为我们必须百分之一百地确认法国用户,而这并不可能。[然而], 这项技术却非常适合用于定向广告”。30 后来雅虎进一步开拓业务。1999年,雅虎在新兴市场投资:中国。当雅虎初次进入中国市场时,它宣布雅虎中国将“为中国的互联网用户提供便捷的链接,使之享受到雅虎为之量身定做的系列服务”。31但中国政府对公民需要什么有自己的看法。作为市场准入的条件,政府要求雅虎过滤有可能损害或威胁国家统治的内容。实质上中国要求雅虎做政府的互联网审查者。 我们无从得知,做出决定前,雅虎内部是与否有长时间的争论,是否搜寻过他们的自由主义灵魂。但我们知道在2002年,雅虎没有如几年前那样飞扬跋扈和骄傲自负。2002年夏,雅虎的股票跌至9.71美元一股,而在2000年时,股价为475美元一股。32新的更好的搜索引擎谷歌(Google),座右铭是“不作恶!(Don’t be evil)”,成为互联网信息检索领域的新宠。雅虎必须有所作为,而中国市场预示着未来。 2002年夏天,雅虎悄然接受中国的要求。它签署了中国互联网行业自律公约(Public Pledge on Self-discipline for China Internet Industry),保证“监控国内外网站的内容”,并“拒绝接入散布有害信息的网站,以保护中国网民免受不良信息的影响”。33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执行董事肯·罗斯(Ken Roth)批评雅虎承诺“识别并阻止传播中国当局或公司反对的任何信息”。34 到2005年,雅虎彻底转向。互联网言论自由运动的宠儿变成了中国政府思想控制的代理人。今日雅虎为中国网民提供一系列审查产品。它的中文搜索引擎并不反馈全部结果,而是屏蔽被认为危害公共秩序的网站。雅虎的大众聊天室装有特征过滤软件,以抓取“多党选举”或“台独”等禁止字段。它同时使用人工或软件监控聊天室的谈话。这些做法导致2004年记者无国界组织给雅虎贴上“中国警察附庸”的标签。35 2005年秋,中国记者师涛向美国一家民主网站发送了一封邮件。在邮件的附件中,他上传了中国政府的保密文件。但师涛犯了一个错误——他使用了雅虎的电子邮件账户发送这份文件。当中国当局在美国网站上发现了这份文件,它要求雅虎公司协助识别发送者。雅虎同意了,师涛被判入狱10年。曾经的互联网自由之王——杨致远,如何解释其公司的新角色呢?“在中国或世界其他地方进行商业活动,我们必须遵守当地法律”,杨致远解释到,“我并不喜欢这件事的结局结果”,他补充到,“但我们必须遵守法律”。36 雅虎的故事集中展现互联网的转变,从抵制国家法律的技术,转变为促进其执行的技术。但互联网对民族国家的挑战,远比雅虎故事展示的深刻,而民族国家的回应也更复杂,有时犹豫不决。为了理解过去二十年间的转变,我们必须从解释缘何这么多人相信互联网会超越主权国家的法律,并荡涤民族国家的腐朽之气。这是本书第一部分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