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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兆华执导的《白鹿原》2006年5月在北京上演了一个月以后也去了西安演出了,由于题材敏感,报道评论都不多,我们也没看到演出,只能看看评论和导演自述。在这个对话中,林兆华指出了已经常常被人忘记的一点:话剧是个欧洲的表演形式。本站的戏剧文选目前介绍的都是本土剧本和中国导演,而实际上中国舞台上的戏剧一大半是改编欧美作品,除了导演偏好、剧本质量,也是有很实际的考虑的,因为基金会和使馆往往更直接地愿意为这样的演出提供慷慨资助和唏嘘赞赏。《白鹿原》中的一些关于清肃的情节其实在韩少功的《山南水北》中的一两篇可以看到类似叙述,但韩少功不仅仅写生死,也写到了宽恕和原谅。
这个采访林兆华的记者比较有趣,一开始就被划归没听懂陕西腔普通话的少数人,然后又问了诸如流水帐是褒义还是贬义这样的小学一年级FAQ,对舞台上的活牛羊充满了好奇心。--人文与社会::Humanities.cn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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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现代性”近年来成了一个话题,引起了许多争论,这本是一个极有意思的问题,因为,一个尚未完全“现代化”的国家(country)能否产生自己的“现代”文学,是否产生过这样一种文学,这可以说是中国二十世纪文学评判面临的最大困惑之一。但令人遗憾,这些争论至今既没有充分深入到历史的、写作的具体研究层次,又未在反“西方中心”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形成有特殊意义的理论话语。不久前重读了张爱玲的作品,从她对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的看法和写作角度中得到了许多启示。(我是把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看成一个开放的写作领域的。至于西方关于“现代性”的种种界定,我以为不过是—种曾经获得了话语权威的“现代观”。)她的作品使我们有可能把关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讨论具体化为一种现代文学写作的研究,即:如何以“现代”这样一种尚待实现的、抽象的历史时间价值去创造“中国”的空间形象,如何使一段“未完成”的历史中的中国生活体验作新的,现代的叙事想象力。” 缺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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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历史
2012/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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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较长时段来看,确实可以说,朝鲜战争很大程度上带有“独立战争”的意味,即一方面向全世界表明,新中国与旧中国的不同,另一方面也是以这种方式让自身从欧美主导的旧的帝国主义国际体系里独立了出来。但与此同时不能忘记的是,中国自晚清以来在困境中反抗帝国主义国际体系的时候,目标从不仅仅是独善其身,从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都是有其未来世界想象图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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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学界,唯新是求,老旧几乎成了腐朽的同义词,所谓老师宿儒,大都被打入顽固保守之列,甚至等同于前清遗老。与之关系稍近的学界后进,也被视为遗少。近代学人所写的学术史,很少将老辈放入视野之内。受其影响,当代学人的目光,似也不及这一社会文化群体或类型。其实,民国时期的老辈在政治和社会生活方面,因为人脉、交游、学术渊源以及身世习惯等因素,常常自外于一般社会人群,犹如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但在学术文化活动方面,则反有较多闲暇来从事玩赏、研究和创作。他们或是从保守固有文化的立场希望抱残守缺而更加执著,成就不一定高,对内对外的交往联系却依然紧密频繁,有时甚至担当主角。认识民国学界的老辈,可见学术发展,必有传承,虽然后人往往奢望截断众流,横空出世,毕竟不能凿空逞臆。而五四以后的学院化学术建设,不仅渊源于西学和清末的新学,仍然受固有学术文化的制约。同时,新文化派与其他派系群体的关系,也不像他们自己描述的那样非敌即友,至少在整理国故方面,情况相当复杂。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新文化派或许已成主流,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新文化派的主流地位不免有许多后来附加的成分,甚至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是新文化派在新文化运动以后所建构起来的幻象。 一 各花入各眼 1920年代末,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建前夕,日本对华“东方文化事业”的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已在紧锣密鼓地落实之中。两相比较,两所研究机构治学的范围和取向大体一致,用人方针则截然不同。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和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一脉相承的中研院史语所,不仅精神继承新文化派的衣钵,用人还更进一步,实行傅斯年的“应找新才,不应多注意浮华得名之士”的方针。①按照在中国建立科学的东方学的目标所组成的“元和新脚”,非但没有老辈的位置,连同一阵营的章太炎弟子也多被排斥。而已经是当时中国学人心目中的汉学中心之一的日本京都大学,对于中国学术界的看法以及用人态度,与此明显有别。 关于日本“东方文化事业”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的人事,长期以来只知道所长一职有过争议,其余则不知其详。近年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披露了小岛佑马旧藏“对支文化事业”关系文书,至少可见日本京都学派主帅之一的狩野直喜的态度。狩野担任“对支文化事业调查会”委员,他建议在中国内地设立中国文化研究所,用优厚条件聘请中国学者参与其事,并且按照学科分类开列了各方面拟聘学者的名单,具体如下:② 经学 汉学 古文学派 王国维 江瀚 曹元弼 章门 今文学派 廖平 不分古今文派 宋学 程朱学派 陈宝琛 陆王学派 小学 罗振玉 王国维 诸子学 儒家 (孙德谦)汪荣宝 道家 章炳麟门派 墨家 胡适 名法家 同 杂家 叶德辉门派 史学 支那史 政治史 柯劭 法制史 董康 掌故 杨钟羲 经济史 文化史 胡适 朔方民族史 陈毅 屠寄 南海民族史 陈垣 西域史 东西关系史 金石学附目录学 罗振玉 张尔田 傅增湘 孙德谦 土俗学附人种学 考古学罗振玉 文艺 古典文学 古文 骈文 郑孝胥 诗赋 词余 陈三立 陈衍 制艺 沈尹默 沈兼士 俗文学 小说 戏曲 王国维 胡适 言语学 造型美术 音乐 宗教 佛教 杨文会门派 道教 天文历算 地理 熊会贞 本草附古代化学(日人)杜聪明 医学 ①《傅斯年致蒋梦麟》, 1934年5月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北京:中华书局, 1980年,第531页。此处时间有所订正。 ②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人文》第46号, 1999年11月18日,第43—45页。 这份名单尚在草拟之中,因而并不完整;起草的具体时间也还需进一步考订,但显然与当时新文化派对中国学人的评价以及后来学人的认识相去甚远。选择的当否姑且不论,比较突出的是,在新文化派看来已经过时的旧派人物占了大多数。分科的理据与后来也明显不同,兼顾了中国与“现代”两面。 东方文化事业旗下的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受到官方的干预,实际人选并未完全以学术为凭据,最后中方入所者,为总裁柯劭,副总裁王树柟,研究员王式通、王照、梁鸿志、贾恩绂、胡敦复、江庸、汤中、江瀚、戴锡章、姜忠奎、刘培极、胡玉缙、何振岱、章华、徐审义。 决定研究项目分为经学、史学、哲学、文学、法制经济、美术、宗教、考古学、语言学等九个部分,实际做法则是按经史子集四部自选,具体为经部:江瀚、胡玉缙、徐审义、刘培极、姜忠奎、王照、杨策;史部:王式通、戴锡章、江瀚、汤中;子部:刘培极、胡玉缙、江庸、王式通、胡敦复、梁鸿志、汤中;集部:王式通、戴锡章、江庸、章华、梁鸿志、何振岱。① 民国学术,承继清代而来,民初马相伯、章太炎、梁启超等人曾仿法兰西学院制,发起 “函夏考文苑”,目的是“作新旧学”,“厘正新词”。定额40员,最初所拟名单,除三位发起人和严复外,为沈家本(法)、杨守敬(金石地理)、王闿运(文辞)、黄侃(小学文辞)、钱夏 (小学)、刘师培(群经)、陈汉章(群经史)、陈庆年(礼)、华蘅芳(算)、屠寄(史)、孙毓筠 (佛)、王露(音乐)、陈三立(文辞)、李瑞清(美术)、沈曾植(目录)。其中除一两位太炎门 生外,多为老辈。② 两份名单相比较,一为民初国内学人的判断,一为1920年代中后期日本京都学派的意见,时空差异明显,选择标准也间有分别,因而除陈三立外,极少重复,但精神大体一致,分科与用人的标准,与后来新文化派以及受新文化派影响者的看法大相径庭。 五四以后,新文化派在革新文学、改造思想、输入新知等方面自然占据主导,但在整理国故方面,虽然北京的太炎门生代桐城派而兴,在京畿之地显赫一时,胡适等人更有后来居上之势,并逐渐成为主流,但毕竟不能覆盖大江南北。中国的学术文化经历了辛亥政治革命和五四思想文化革新的冲击,并未完全断裂。民初在上海、天津、青岛、港澳等地,分别聚集起一批前清遗老遗民。其中固然有怀抱复辟的政治目的者,但也有不少对于政治尤其是爱新觉罗一家一姓的兴衰无大兴趣之人。因此,与清初的遗民大都具有反清意识不同,民初被视为遗老者,虽然也以不仕新朝相标榜,真正要推翻民国者为数并不占优。许多人只是从保守固有文化方面,对民国的革新不以为然(其中纲常伦理部分当然也涉及政治),不少人还做过民国的官。如清史馆所聘者,时人均视为遗老,其实他们当中一些人担任过民国政府的各种职位,如吴廷燮任国务院统计局局长十余载;王树柟做过国史编纂处编纂、参政院参政,罗历任总统府、国务院秘书;王式通历任司法次长、代理总长、政事堂机要局长、国务院秘书长、全国水利局副总裁等多项要职;金兆藩担任财政部佥事、会计司司长。而且一旦入馆,也就食了民国的俸禄,不再执守前朝的臣节。就此而论,除积极参与复辟活动者外,多数应属于文化遗民。即使参与复辟活动者,有的也是投机强于理念。正因为他们大都不以复辟清室为目标,反而将精力投向固有学术文化的整理研究,或抱残守缺,或理董旧籍,或教授后进。以新文化派的观念看,这些人不免守旧,学术成就也不高,但是跳出新文化的框架,或许刚好避免了新派以外来观念的附会,为正、反之后合的成立作一铺垫。两份人选名单中的陈三立、李瑞清、沈曾植、江瀚、陈宝琛、郑孝胥、罗振玉、曹元弼、柯劭、傅增湘、陈毅、陈衍、杨钟羲乃至王国维等,在当时人看来,均在遗老之列。 ①黄福庆:《近代日本在华文化及社会事业之研究》,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2年,第152—154页。 ②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年,第126、136—137页。 有些人在文化观念上与所谓遗老相近,但身份尚难以遗老定性,如叶德辉、董康、屠寄、 张尔田、孙德谦、沈家本、王闿运、陈汉章、陈庆年、杨守敬、熊会贞等。他们有的本来并非官宦,与清室的关系相当疏远;有的则是老的新学家出身,只是时过境迁,跟不上清季民初日新月异的变化节奏,显得有些落伍;有的年龄不见得大,而精神气质及交游皆与老师宿儒相近。如果身世方面多少有些瓜葛,便会被看作是遗少。 按照主流派后来的描述,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几乎是一路凯歌,因而近代学术史日益成为新派逐渐放大的历史。其实,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新派不仅不能包揽一切,如果从地域分布的情形看,还处于明显的劣势。至少到1920年代中期,南方主要仍然在老辈学人的笼罩之下。胡适所谓“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应指老派观念。①江南一带,公开树旗与新文化派对垒的《学衡》,以南高学派为后盾和中坚,而南高学派中除了留美学生外,也有王瀣、柳诒徵等老辈学人。在北大派南下之前,厦门大学的中国文史研究者,主要以陈衍为中心。广东则有古直等人与之声应气求,更有学海堂出身的汪兆镛、朱九江的弟子简朝亮等老辈。在四川,晚清以来的存古学堂一脉相承,入于民国,改国学校,由宋育仁、廖平等人主持,另有所谓“五老七贤”,在学界乃至社会上影响极大。云南的赵藩、陈荣昌、周钟岳、袁嘉谷等人与四川的“五老七贤”相似。湖南的“二王一叶”及皮锡瑞,于晚清独树湘学一帜,并一直延续到民国。在关外, 1920年代东北当局聘请桐城派嫡系传人吴闿生等人任教,后来创办东北大学,所请师资主要也是东南大学一派。这些地区的新派虽有逐渐扩张的趋势,还不足以与旧派分庭抗礼。更为重要的是,在许多地方,学术上的新旧冲突并不像北京那样激烈,老师宿儒与留学新进之间存在着某种和谐与默契。 其实,即是在北京,学术界也并非新派一枝独秀,老辈学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占据重要甚至主导地位。尤其是对外交往方面, 1920—1930年代老辈学人仍然担当要角。日本组织的对华文化事业委员会固然主要以老辈为联络对象, 1932年12月底,法国汉学大家伯希和访华,抵达北平,法国公使馆为之举办盛大宴会,招待中国教育学术界名流,中方“到会者有前教长傅增湘、蒋梦麟、翁文灏、李书华,暨学术界名流胡适、沈兼士、马衡、袁同礼、梅贻琦、李蒸、张星烺、李宗侗、黄文弼等五十余人”。②傅增湘在群贤毕至的场合被推为首座,并非官式的客套,次年1月,陈垣等人宴请伯希和,同席者有陶湘、杨钟羲、柯劭、孟森、谭祖任、朱叔琦、杨心如、陈寅恪、尹炎武等,主要也是老辈学人。 国际汉学界和新文化派选人准则的差异,反映了双方学术理念的分歧。当海外汉学家力图用中国方式理解中国固有学问的内在条理之时,中国的新进学人正在努力按照外国的分科系统将固有学问重新分解组合。其分别不仅在形式,更在精神。1930年黄孝可在《燕京学报》第8期撰文《1929年日本史学界对于中国研究之论文一瞥》,指出日本的“支那学”派“史学家大率以清朝三百年之考据学为基础,而参用欧美式之科学的研究法,加以前人未睹之新资料相继发见,益助斯学之进步”。伯希和也充分认识和肯定清初以来的学术发展与成就,认为:“中外汉学大师之造就,堪称殊途而同归,尤以清初康熙以来,经雍乾而至道光,名家辈出,观其刈获,良足惊吾欧洲之人。此果何由,亦由理性之运用与批评之精密,足以制抑偏见成说,其达到真理之情形,实与西方学者同一方式,无足怪也。”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的日记》,香港:香港中华书局, 1985年,第438页。 ②《东方学家伯希和抵华 北平中法学者联欢》,《国立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月刊》第1卷第1期, 1933年1月,第116页。 因此,他对于继承前贤的当代中国学者,“寄有无限敬重与希望。”①本来新文化派学人同样重视清代学术传统,胡适著名的治学十字箴言,就是对清代考据学的总结。不过,新文化派学人的身份及其希望占据学术主流位置的追求,使其可以上溯已经过世的清代学人,而必须与同时代的老辈学者划清界限。 关于新文化派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意见不一。总的说来,所谓新文化派各人,对于本国固有学术文化的看法差别不小,而每个人的态度前后亦往往有所变化。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不同时期的公开表态与实际观念之间,不仅并不一致,甚至有截然相反之嫌。这大概也是导致后来学人评价各异的重要原因。然而,追究新文化派学人的理念固然重要,其他学人的感受也应当顾及,并作为检讨其态度与反响的依据。新文化的倡导者在鼓吹之际,为了扫荡阻碍,引起关注,取代前人,常不免故意说些过头话,容易引起反感。汪东曾特意用白话文批评道:这几个提倡新文化的学者,把西欧学术,顶礼膜拜,自不消说,翻转来,还要把中国原有的文化,看得好像不共戴天似的,提起来便发竖眦裂,甚至说中国学术没一件可以研究,中国书籍没一部可以存留,几乎恨到秦火当时,燔烧未尽。像这种过火的论调,自然 就引起一班旧派学者的反抗来了。② 二 “老则老耳 何遗之有” 受了观念与时势的影响,新文化派学人要想开山,对于同时代人不免存了不破不立的成见和舍我其谁的信念。他们用新的眼光标准来看待和品评人物,真有天低吴楚、眼空无物的感觉。 1922年8月28日,胡适在日记中谈及“现今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的状况时,叹道:“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③ 胡适说这番话时,正在为撰写《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做准备,因而对清代三百年古学发达史做了一番梳理。在他看来,“近年来,古学的大师渐渐死完了,新起的学者还不曾有什么大成绩表现出来。在这个青黄不接的时期,只有三五个老辈在那里支撑门面。古学界表面上的寂寞,遂使许多人发生无限的悲观。所以有许多老辈遂说,‘古学要沦亡了!’‘故书不久要无人能读了!’”④ 胡适对于中国学术界的悲观由来已久。回国不久,他就写了一篇《归国杂感》,其中谈到在上海调查出版界的情况,这一看,令本来不抱希望的胡适更加失望。他认为民国成立七年来,“简直没有两三部以上可看的书!不但高等学问的书一部都没有,就是要找一部轮船上火车上消遣的书,也找不出!”⑤胡适的这种看法颇具代表性,实际上就是认为清代学术到了民国已经停顿甚至中绝。1938年3月1日钱玄同致函郑裕孚时还说:“近二十年来,国学方面之研究,有突 ①《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莅平》,《北平晨报》1933年1月15日。 ②汪东:《新文学商榷》,《华国》第1卷第2期, 1923年10月15日,第1页。 ③《胡适的日记》,第440页。 ④《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 1923年1月,第1页。 ⑤《新青年》第4卷第1号, 1918年1月15日,第22页。 飞之进步,章刘诸公在距今前二十年至前三十年间,实有重大发明,理宜表彰,但亦不可太过。三十年前之老辈,惟梁任公在近二十年中仍有进步,最可佩服,其他则均已落伍矣。”① 清代学术,号称极盛,实为对历代学术做一总结,虽然不免于偏,而且越到晚近,越行偏锋,毕竟人才辈出。道咸以后,迭经内乱外患,承平时的盛况,一去不复返。但流风余韵,依然可见。同光两朝,欲图中兴,学术文化方面,延续旧途,开启新轨,出现表面的繁荣。文士学人,虽然成就不及前辈,也还昭昭可观。末代王朝,内外交困,政治上日暮途穷,学术文化亦趋于消沉,可还是不乏其人。胡思敬在《国闻备乘》中曾以其在京师面交之人为主要依据,历数宣统初年朝士: 新政兴,名器日益滥。京朝官嗜好不一,大约专以奔走宴饮为日行常课。其稍能自拔于流俗者,讲诗词有福建陈阁学宝琛、陈学部衍、四川赵侍御熙、广东曾参议习经、罗员外、黄员外孝觉、温侍御肃、潘主事博、湖南夏编修寿田、陈部郎兆奎、袁户部钦绪、章郎中华、江西杨参事增荦。讲古文者有林教习纾、陈教习澹然、姚教习永概。讲汉学者有贵州程侍讲棫林、福建江参事瀚、江苏张教习闻远。讲宋学者有湖南吴郎中国镛、浙江夏主事震午、湖北周主事景涛。讲史学者有广西唐尚书景崇、山东柯参议劭、江西龙中书学泰。讲国朝掌故学者有浙江汪中书康年、江苏冒郎中广生、刘京卿澄如。讲目录学者有江苏缪编修荃孙、山东徐监丞坊、湖北陈参事毅、王推事基磐、江西雷员外凤鼎、熊教习罗宿。讲六朝骈体文者有江苏孙主事雄、山西王推丞式通、四川宋观察育仁、江西黄主事锡朋、广东梁员外志文。讲笺注考据者有陈参议毅、苏员外舆。讲绘画学者有安徽姜孝廉筠。讲舆地学者有湖南韩主事朴存、谭教习绍裳。讲金石兼工书法者有浙江罗参事振玉、江西赵内翰世骏。讲词章兼通政事、志趣卓然不为时俗所污者有安徽马主事其昶、湖南郭编修立山、江西刘监督廷琛、魏推事元旷、湖北陈员外曾寿、甘肃安侍御维峻;次则贵州陈给谏田、广西赵侍御炳麟、湖南郑侍读沅、郑编修家溉、胡参议祖荫、江西华编修焯、广西廖郎中振矩、四川乔左丞树柟。其人品不尽纯粹而稍具文才者有汪参议荣宝等。其人品学问俱好而文才稍逊者有吴国镛等。其余与余同时在京而不相闻知者盖亦有之,然大概具于此矣。辛亥出京时,访友于马通伯。据云有武昌饶学部叔光、华亭钱征士同寿、潍县陈征士星灿,皆君子人。鲍心增简放莱州时,为予述三士:一广东许主事汝棻,一广东驻防平学部远,一贵州驻防云编修书。唯平学部有一面之交,余皆未之见也。② 由此可见,清季学术不受重视,固然由于名家不著,但政治上鼎革兴替,令人无暇顾及, 文化上眼镜变色,视而不见,也是要因。1908年,沈宗畸在京师发起成立“著君吟社”,冒鹤亭与樊增祥、陈衍、胡漱唐、郑孝胥、陈宝琛、梁众异、潘弱海、杨畇谷、赵熙、曾蛰庵、罗瘿公等20人结成诗社,后来社员发展到百余人。③同年沈宗畸又和一批京师学人发起编辑《国学萃编》杂志(原名《国粹一斑》),参与者有吴仲、刘仰勋、张瑜、沈宗畸、梁广照、陈澹然、孙雄、冒广生、龚元凯、汪应焜、廖润鸿、夏仁虎、王远、朱点衣、阿麟、定信、庆珍、陈寅、袁祖光、金葆桢、王佺孙、王在宣、丁傅靖。④其志向也有意传承学术,而不仅仅限于抒发文人雅兴。 ①《钱玄同文集》第6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年,第300页。 ②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1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年,第296—297页。 ③《冒鹤亭先生年谱》,上海:学林出版社, 1998年,第151页;冒效鲁:《冒鹤亭传略》,晋阳学刊编辑部编:《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5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5年,第320页。 ④《本社职任员表》,《国学萃编》第1期, 1908年,第1页。 民国成立后,政治上天翻地覆,学术文化也斗转星移,遗老遗民固然与新人格格不入,即使未必以遗老遗民自居,甚至不以遗老一词为然者,由于喜好和交往等等原因,与新派也不大来往。先后在北京大学和厦门大学教国文的陈衍曾点评他人以遗老入诗道:“惟余甚不主张遗老二字,谓一人有一人自立之地位,老则老耳,何遗之有。”①他在福建及全国各地交往之人,多与新派有一定距离。这种情况使得民国学人对于清季以来的老辈相当生疏。北京大学出身、并好与老辈交往的金毓黻在言及《圣遗诗》中涉及的学人时曾感叹道: 余于清季诸老辈多不相识,《圣遗诗》中所称节庵为梁鼎芬;乙庵、子培、寐叟为沈曾植;伯严、散原为陈三立;病山为王乃征;斋为吴士鉴;石甫为易顺鼎;蒿庵为冯煦;审言为李详;一山为章梫;元素为唐晏(一名震钧);疆村为朱祖谋;樊山为樊增祥;积余为徐乃昌;翰怡为刘贞榦;苏戡、太夷为郑孝胥;陶斋为端方;尧翁即尧生,为赵熙;仁先、苍虬为陈曾寿;葵园为王先谦;叔蕴为罗振玉;祉宇为荣可民;静安为王国维;沈堪为宝熙;弢庵为陈宝琛;石公为尹炎武;哲如为伦明;衡为曹经沅;心畬为溥儒;皙子为杨度;雪斋为溥伒;郁华、意园为盛昱;拔可为李宣龚;释戡为李宣倜;子言为陈诗,多为世人所共知。它如身雩、籀园、孝笙、仲、仲云、刚侯、韧叟、钝斋、匏庵、啸谷、放庵、贻书、贻重、鹤逸、瑾叔、兰生、芷庵、止相、葱石、子修、逊翁、旭斋、涛园、艮麓、子戴、泊园、聘三、毅夫、公穆、鲜庵、蘖庵、园、景张、兰史、健之、护斋、息存、默存、顨庵、西圃、幻庵、文麓、叔明、幼农、幼琴、黝云、君直、晋安,均不详为何人。韧叟疑为劳乃宣,聘山疑即王病山乃征、默存当为陈樵岑,余俟向熟于旧都故事者询之。《圣遗诗》中多含近代史事,应有人为作笺以明本事及所指。② 今人凭借各种工具书和大量参考文献,一一对应自然不算太难,但在当时,曾受教于陈衍、陈汉章等老辈的金毓黻尚且如此,则新派对于旧人的陌生更不难理解。1925年10月,支伟成因拟编《近三十年学术史》等事致函胡适,该书自戊戌维新始,至新文化运动止,分类列举学人及其著述,与中国固有学问相关者,如古文经学为孙诒让、章炳麟、刘师培,今文经学为康有为、廖平,古今文兼采为王闿运、皮锡瑞,沟通汉宋为简朝亮,小学为章炳麟、汪荣宝。哲学乙类(古代哲学之整理)列举康有为、谭嗣同、宋恕、夏曾佑、章炳麟、胡适、梁启超。文学的古文学分陈三立、王闿运之古文,严复、林纾之译文,梁启超、谭嗣同之论文,章炳麟之述学文,章行严之政论文,樊增祥、易顺鼎、罗之诗,朱古微、况蕙风之词。史学为柯劭、屠寄、张尔田、柳诒徵、梁启超。地理学为杨守敬。金石学为孙诒让、吴大澂、杨守敬、缪荃孙、罗振玉。校勘目录学为叶昌炽、杨守敬、缪荃孙、孙德谦、刘翰怡、刘世珩。诸子学为康有为、章炳麟、胡适、梁启超、刘文典。另有佛学、艺术、医药学等项,是否单列,应举何人,未有定论。支伟成以胡适“淹雅博洽”,请“逐类约举见告”,尤其希望对于文学、哲学两项,有所发挥。③ 胡适如何应对,未见记录。至少从文学的角度看,恐怕难适其意。胡适以文学革命起家, 这方面早有一番见解。还在美国留学时,他就对“今日文学之腐败极矣”的状况痛加批评:“其下焉者,能押韵而已矣。稍进,如南社诸人,夸而无实,滥而不精,浮夸淫琐,几无足称者。 ①陈衍:《石遗室诗话》(2),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年,第395页。 ②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8册,沈阳:辽沈书社, 1993年,第6209—6210页。 ③杜春和、韩荣芳、耿来金编:《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上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8年,第321—324页。编者系是函于1923年10月16日,注明为疑似。函中提及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已经出版,当写于1925年胡适赴沪之际。 更进,如樊樊山、陈伯严、郑苏盦之流,视南社为高矣,然其诗皆规摹古人,以能神似某人某人为至高目的,极其所至,亦不过为文学界添几件赝鼎耳,文学云乎哉!”①私下里胡适的看法更加彻底:“晚近惟黄公度可称健者。余人如陈三立、郑孝胥,皆言之无物者也。文胜之敝,至于此极,文学之衰,此其总因矣。”②归国后他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对于包括桐城派古文、文选派文学、江西派诗、梦窗派词、《聊斋志异》派小说在内的“现在的旧派文学”全盘否定,认为“实在不值得一驳”。③几年后胡适撰文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看法依然不变。不过,在为日译本写的序言中,对于王鹏运、朱祖谋等人的翻刻宋元词集,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曲录》,刘世珩、董康等人所刻传奇、杂剧,稍加肯定。这些遗漏显示胡适对清季以来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不仅有新派的成见,而且了解并不深入广泛。1921年8月,胡适读了孙德谦的《诸子通考》,虽然觉得小疵不少,但认为“孙君当时能主张诸子之学之当重视,其识力自可钦佩”。“此书确有许多独立的见解”,“很有见地的议论”,因而许为“此书究竟可算是近年一部有见地的书,条理略逊江的《读子卮言》,而见解远胜于张尔田的《史微》”。④这与胡适归国时对国内学术界的看法有所不同。 1928年,胡适从叶恭绰收辑清代学人遗像一事可以了解部分延续到民国的清季学人的脉络。由于地位的变化,胡适与南北一些老辈也有所来往,他先后与柯劭、傅增湘、郑孝胥、江瀚、杨钟羲、陈三立、章钰、刘世珩、朱启钤、董康、夏敬观等人相识,与董康、杨钟羲、夏敬观等人还有学术方面的联系。不过,胡适“甚感觉此辈人都是在过去世界里生活”,⑤从后来他提及南菁书院毕业生中有名于时所自认见过者的情形看,其与老辈学人的关系还是相当疏离。 ①《寄陈独秀》,《新青年》第2卷第2号, 1916年10月1日,“通信”,第2页。 ②曹伯言编:《胡适日记全编》(2),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1年,第376页。 ③《新青年》第4卷第4号, 1918年4月15日,第289页。 ④曹伯言编:《胡适日记全编》(3),第429—430页。 ⑤曹伯言编:《胡适日记全编》(6),第410页。 民国以后,老辈学人陆续谢世,但也有不少延寿之人。直到1920年代,王闿运、杨守敬、刘师培、劳乃宣、缪荃孙等人虽然已经过世,一代大儒沈曾植则尚在人间,老辈中人如陈庆年、柯劭、胡玉缙、江瀚、陈宝琛、廖平、简朝亮、杨钟羲、傅增湘、屠寄、王树柟、章钰、陈衍、陶湘、朱师辙、高步瀛、马其昶、孙雄、陈三立、李详依然健在。至于地方名流更加不胜枚举。其中一些人的学问,以新派观念来看,似乎没有专精,因而够不上学者的资格,但在固有学问的体系内,他们至少承担着承上启下的作用。1923年,胡朴安撰文论述《民国十二年国学之趋势》,南社的背景令他根本否定梁启超的学术地位,而对于清季的学人及其学术,尚能给予肯定: 中国国学,至清乾嘉时而极盛,道咸以后,迄于光宣之际,日即衰微矣。然而未尝绝 也。其矫矫可数者,瑞安孙氏诒让仲容,德清俞氏樾曲园,寻江戴之坠绪,群经而外,兼 及诸子,参互钩稽,时有精言。四川廖氏平季平,广东康氏有为更生,沿刘庄之辙迹,变 而加厉,掊击东汉,独尊西京,罢黜百家,独尊公羊,大同三世之说,比附礼运,先进后 进之说,比附论语,时多怪诞之言,好为新奇之论,然而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虽非通才, 足树一帜。长沙王氏先谦益吾,搜讨颇勤,见闻亦富,注史笺子,简明有法,最便初学。 湘潭王氏闿运壬秋,文笔健洁,纪湘军尤可观,诗亦优长,惜无独到。所注墨子,浅陋无 足论已。吴县吴氏大澂清卿,奔走潘氏之门,颇见三代之器,耳目既广,知识遂多,校其 文字,为之排比,虽鲜发明,可资参考。上虞罗氏振玉叔蕴,海宁王氏国维静安,获殷墟文字,识其音义,证之许书,发千古未有之奇,校六书违背之旨,骨甲出土,有造于罗王 二氏多也。杭州张氏尔田孟劬,孙氏德谦益安,守实斋之成法,兼治史子,亦可以观。长 沙叶氏德辉、吴县曹氏元弼,一则杂不名家,一则拘未宏览,要之一时之好,有足多者。 其他诗文词曲卓然成家者,颇亦有之,不悉举也。 不过,在他看来,老辈的学问只能代表过去,不足以开创未来,因而与现在的学术无关: “兹数先生,虽为足当启发学术之任,亦可谓翘然异于众人矣。惟世界息息推移,学术亦时时递变,诸先生之学术,仅足结清室之终,未足开民国之始,其著作之精粹,可供吾人之诵读,其治学之方法,不能为吾人之楷式。虽诸先生在今日尚有存者,而于民国十二年之国学无与。”① 三 隔代相传 民国时期老辈学人所发挥的重要社会功能之一,便是传承固有的中国学术文化,使之不至于失传或变异。自清末教育改革以来,适应社会时势的变化,教育的形式和内容根本改变,这种多少有些不得不然的进步,潜伏着一个相当大的危机,即在西学的整体取代之下,中学很可能不仅丧失其“本”位,而且会以后来外在的条理学说,推测解释古人的意志,最终导致本相真意无人可解的尴尬局面。尤其是在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越来越被西化的教科书重新改装,并且被普遍用于学校的教学,而新式学堂毕业生又几乎垄断了各种社会优势职位之后,年轻一代通过正规教育来实现对中国固有学术文化的社会传承,变得越来越似是而非。这种情况很早就引起章太炎的关注,并因此对学校教育提出强烈批评。②张尔田甚至声称:“仆有恒言:真学问必不能于学校中求,真著述亦必不能于杂志中求。”③而老辈学人的存在及其参与各种体制内外的教学活动,使得旧学的传承部分得以延续。1920年代以后,各省纷纷兴办大学,一些老辈学人进入其中,教授弟子,如陈衍入北京大学、厦门大学,袁嘉谷入东陆大学,姚永朴入安徽大学,高步瀛入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辅仁大学,朱师辙兼课辅仁大学,李详入东南大学。任鸿隽长川大时,文学院长张颐,中文系龚道耕(向农)讲三礼,林思进(山腴)讲史记,周癸叔讲词,向楚(仙樵)讲楚辞,祝同曾(屺怀)讲资治通鉴,李植(培甫)讲说文,李蔚芬(炳英)讲庄子,赵世忠(少咸)讲广韵,彭云生讲杜诗,庞石帚讲文心雕龙,萧参(仲伦)讲诗经,曾宇康讲文选,后又聘请向承周(宗鲁)讲校雠学、管子、淮南子、陈季皋讲汉书。川大文史学生,大都是老辈的门人或再传弟子。 更多的人则于正规体制之外,另行组建教学机构,如唐文治筹办的无锡国学专修馆,坚持数十年,延聘众多老辈学人讲学其中,造就了不少人才。1928年奉天创办萃升书院,延聘王树柟讲经学,吴廷燮讲史学,吴闿生授古文,高步瀛授文选。被太炎门生和新派学人逐出北京大学,还要穷追猛打、口诛笔伐的桐城末流,姚永朴、姚永概分别长宏毅学舍、正志学校教务。还有的老辈闭门著述之余,也收徒授学。 ①胡朴安:《民国十二年国学之趋势》,上海《民国日报·国学周刊》1923年国庆日增刊。 ②参见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第2章《官学与私学》,章氏同时也批评时人按照外国观念讲解中国学问。 ③《夏承焘集》第5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7年,第327页。 社会生活中常有隔代容易沟通的现象,学界亦然。民国时期的新派,往往借代际更替之名行派系争斗之实。而要打倒前辈,其捷径就是不破不立,根本颠覆前人。胡适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根本目的还在标明保存国粹等等反动“都只是旧式学者破产的铁证”,而对能够补救清代学者缺陷,把握现代古学研究趋势的“我们”“抱无穷的乐观”,并且断言:“国学的将来,定能远胜国学的过去;过去的成绩虽然未可厚非,但将来的成绩一定还要更好无数倍。”①傅斯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方面肯定“亭林百诗这样对付历史学和语言学,是最近代的;这样立点便是不朽的遗训”,一方面则惋惜“不幸三百年前虽然已经成就了这样近代的一个遗训,一百多年前更有了循这遗训的形迹而出的好成就,而到了现在,除零零星星几个例外以外,不特不因和西洋人接触,能够借用新工具,扩张新材料,反要坐看修元史修清史的做那样官样形式文章,又坐看章炳麟君一流人尸学问上的大权威”。②对太炎师徒尚且不以为然,逊清老辈更加不在话下。 与新派和老辈之间水火不容迥异,有心向往文史之学的后五四学人,对老辈反而不大排斥。他们中的一些人,与老辈有着包括血缘在内的种种社会联系,在1920年代后期学术风气逐渐转移的影响之下,对于老辈的学问相当敬重,入校学习的同时,还拜在老辈的门下。从北京大学、清华国学研究院到无锡国学专修馆的学生中,与老辈联系较多或为其弟子之人,为数不少。如金毓黻为吴廷燮弟子,方壮猷为赵启霖弟子,谢国桢入清华前曾受吴闿生诗古文辞。至于向老辈求教治学门径和诗文典籍者更加普遍。龙榆生《苜蓿生涯过廿年》记: 1928年9月到上海,“先后见过了陈散原、郑苏戡、朱村、王病山、程十发、李拔可、张菊生、高梦旦、蔡孑民、胡适之诸先生,我不管他们是新派旧派,总是虚心去请教,所以大家对我的印象,都还不错。我最喜亲近的,要算散原、村二老。”③ 在老辈的熏陶下,这些青年的学术观念自然与五四一代不同。如牟润孙拜入长他两辈的柯劭(蓼园)门下,为柯门最小的弟子,牟、柯两家,姻亲兼世交,牟氏得其亲炙,对于治学 门径以及柯劭学行的看法,与新派多有不同。他认为“蓼园先生博闻强记,治学方面至为广 泛,经、史、小学、诗文、金石、历、算,均有极精深的造诣,为钱大昕后第一人”。④不能仅以《新元史》来衡量其学术成就,尤其不能用新派的所谓科学眼光来看待和评议。清华国学院的姜亮夫在成都高等师范时受教于赵熙、林思进、龚道耕等人,他回忆道:“我一生治学的根底和方法,都是和林山腴、龚向农两先生的指导分不开的。他们特别强调要在诗、书、荀子、史记、汉书、说文、广韵这些中国历史文化的基础书上下功夫。他们说:‘这些书好似唱戏的吊嗓子、练武功。’并形象地指出读基础书就像在大池里栽个桩,桩子栽得稳,栽得深,满堂的浮萍、百草都会同桩子牵上,乃至水里的小动物也属于这杆桩子了。龚先生还说,由博返约这个约才能成器,不博则不可能有所发现。得林龚二师之教,我在成都高等师范那几年,便好好地读了这些基础书。这点,为我后来的治学,得益确实非浅。”⑤这与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者的取径明显不同。 用新派后来得势的眼光看,新旧之间壁垒分明,实际情形却相异甚至相反。除北京大学 “党派意见甚深”,以新文化主义排斥异己之外,⑥多数学校在1920—1930年代,新旧矛盾尚不突出,不少地方不但能够共存,还能协调合作。“学衡”派主将之一的胡先骕十余年后总结道: ①《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第1页。 ②岳玉玺、李泉、马亮宽编选:《傅斯年选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6年,第175—176页。 ③张晖:《龙榆生先生年谱》,上海:学林出版社, 2001年,第22—23页。 ④牟润孙:《蓼园问学记》,《注史斋丛稿》,北京:中华书局, 1987年,第535页。 ⑤《姜亮夫自传》,晋阳学刊编辑部编:《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1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51—252页。 ⑥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年,第209页。 “当五四运动前后,北方学派方以文学革命整理国故相标榜,立言务求恢诡,抨击不厌吹求。而南雍师生乃以继往开来融贯中西为职志,王伯沆先生主讲四书与杜诗,至教室门为之塞,而柳翼谋先生之作中国文化史,亦为世所宗仰,流风所被,成才者极众。在欧西文哲之学,自刘伯明、梅迪生、吴雨僧、汤锡予诸先生主讲以来,欧西文化之真实精神,始为吾国士夫所辨认,知忠信笃行,不问华夷,不分今古,而宇宙间确有天不变道亦不变之至理存在,而东西圣人,具有同然焉。”①即使在北京,燕京大学的张尔田、邓之诚等人,与青年学生的关系也相当融洽。燕大以学生为主体的史学会能够持之以恒,人才辈出,他们的影响至关重要。 民国以后,老辈的社会交往和文化观念与现实格格不入,面对西学和新文化的冲击,努力维系旧学,并开展了一些学术活动。主要有以下各项: (一)编纂史志。民国时期,中央和各省重视正史、方志的编修,除少数地方外,老辈学人在其中扮演主角。如国史馆以王闿运为馆长,后改设国史编撰处,总纂王树翰,编辑主任屠寄,李经畲、黄维翰,路朝銮、熊国璋、宾玉瓒、陈浏任分纂。1927年秋,张作霖再改国史馆,柯劭馆长,王树柟总纂。清史馆“最初总纂为缪荃孙、马其昶、秦树声、吴士鉴,继则为柯劭、王树柟、吴廷燮、夏孙桐;纂修为金兆蕃、金兆丰、章钰、俞陛云、吴怀清;协修为张书云、李哲明、戴锡章、奭良、朱师辙,此皆成书时之氏名也。若最初之纂修,尚有姚永朴、张尔田、陈曾则、袁励准、王式通、刘师培、夏曾佑;协修有李岳瑞、朱孔彰、陈敬第、罗、邵瑞彭、赵世骏,皆一时知名之士也。”②各省新修通志,亦多由老辈主事。吴廷燮总纂《辽宁通志》,沈曾植主持《浙江通志》、陈衍主持《福建通志》、傅增湘主持《绥远通志》,宋育仁主持《四川通志》,梁鼎芬主持《广东通志》。各省通志局聘用的撰修人员,也以老辈为主。如浙江通志局聘朱祖谋、吴子修、陶拙存、章梫、叶柏皋、朱湛卿、金甸丞、孙德谦、王国维、张孟劬、刘翰怡等人为分纂,福建通志局则以陈元恺为提调,刘瀛、何梅生为协纂,沈觐冕、叶大琛、林苍、陈钜前、林翊、陈敬、王庆湘、郑祖赓、林孝颖、吴炎南、陈耻、陈谦、叶心炯、李苑之、龚惕庵、林雪舟等人为分纂。《奉天通志》以王树柟、吴廷燮、吴闿生、杨钟羲、金梁、许宝蘅、许同莘等为纂述,《河北通志》以王树柟、贾恩绂等为纂述,《河南通志》以张嘉谋、蒋蕃等为纂述,《云南通志》以周钟岳、由云龙、赵式铭、方树梅为纂述。一些方志学者对民国新修方志颇多微词,实则其中不乏佳作。 (二)整理文献,藏书刻书。老辈学人好收书、藏书、校书、刻书,柯劭、章钰、傅增 湘、董康、陶湘、叶德辉等尤为个中翘楚,因此对于典籍的版本渊源相当熟悉。这在反对“疏 通”的新派学人看来或许无大意义,却受到域外学人的重视。王云五《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序》 称: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开始聘请仅限于前清遗老。1934年,改由桥川时雄主持,增聘平津一带学者为研究员,并与华中华南及海外若干学者取得联系,实则仍以老辈为主。③金毓黻这样评价《续四库全书提要》的编撰:“主撰者为江瀚、胡玉缙、杨钟羲、伦明诸老辈,皆在北平撰稿,经其事为桥川时雄(子雍),询之岩村,谓成已过半,并将经部提要付之油印,出以示余。此为伟大之事业,中土老儒倡议多年,卒鲜成功,而今则有观成之望,诚无意中之佳觏也。”④ ①《朴学之精神》,《国风》第8卷第1期, 1936年10月1日,第15页。 ②《静晤室日记》第6册,第4226页;第9册,第6533—6536页。 ③参见山根幸夫:《近代中日关系の研究———对华文化事业を中心として》,东京女子大学东洋史研究室,1980年,第15—16页。 ④《静晤室日记》第5册,第3511页。 (三)结社讲学。中国文人学士,本有结社以相互揣摩玩赏诗文学术之风,民国时期老辈远离政治和社会,彼此交游更加重要。1916年,刘翰怡在上海建立淞社,《学樵自订年谱》记:“翰怡与周湘舲主淞社,集者艺风、子颂、鞠裳、息存、梅庵、叔问、桔农、元素、聚卿、积余、金粟香、钱听邠、吴仓硕、刘谦甫、王旭庄、刘语石、汪渊若、戴子开、金甸丞、恽孟乐、季申、瑾叔、崔磐石、宗子戴、潘兰史、王静安、洪鹭汀、陶拙存、朱念陶、褚礼堂、夏剑丞、张孟劬、姚东木,迭为主客,与乙庵论文。”①此后世界文化风向,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烈, 颇有转向东方主义的趋势,更加引起老辈的共鸣和响应。1921年秋,一批老辈学人在上海成立亚洲学术研究会,计划每月开讲书会两三次,发行《亚洲学术杂志》(原定月刊,实为季刊),理事汪钟霖、邓彦远,孙德谦为杂志编辑人,任稿会员有王国维、罗振玉、曹元弼、张尔田等。该会宗旨愤心时流,攻斥骛新者不遗余力,欲借此拯救世道人心。②罗振玉看到杂志后,认为其中佳作不少,特嘱咐王国维:“深愿同人能合力作,发挥正论,以振狂愚。”该会及其所办杂志引起东南大学史地学会的注意,希望其对于学术有所贡献。1923年8月,王秉恩、柯劭、陈三立、辜鸿铭、叶尔恺、郑孝胥、朱祖谋、陶葆廉、李孺、章钰、宝熙、王季烈、张美翊、徐乃昌、陈曾矩、陈毅、金梁、刘承干、王国维、罗振玉等20人联名发起成立东方学会,计划设立董事会和理事会,由柯劭任董事长,尉礼贤和今西龙为董事,③拟定简章10条,④宣称:“中国有数千年的没有中断的文化传统。近几十年,欧美人民因饱受战争之苦,认识到在强权和枪杆之外还有一条通向真理之路,因而纷纷注重研究东方文化。本会以研究中华文物制度为己任,研究古代经籍和历史的关系,以图洞悉国家和社会治乱之根源。”⑤会中拟设印刷局、图书馆、博物馆和通信部,印书数十种。⑥在广东,黄任恒、黄荣康谋复举学海堂课,聘请周朝槐、潘应祺、汪兆铨、姚筠俊、何藻翔、汪兆镛、沈泽荣、林鹤年等人为学长。赖际熙等人则在香港创立学海书楼,邀请陈伯陶、温肃、区大典、区大原、朱汝珍、岑光樾、何藻翔、俞叔文等讲学授课。⑦ ①引自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6年,第194页。 ②《亚洲学术研究会及其刊物》,《史地学报》第2卷第2号, 1923年1月。 ③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继祖审定:《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0年,第517、573页。 ④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 1993年,第1959页。 ⑤Salome Wilhelm,Richard Wilhelm—Der geistige Mittler zwischen China und Europa, Eugen Diederichs Verlag, Duesseldorf Koeln, 1956, s. 302.引自张国刚:《德国的汉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 1994年,第41—42页。Wilhelm称该会系由卫礼贤发起,后者是参与此事的唯一外国人,也是负责学社具体工作的联络人。而金梁《瓜圃述异·辜博士》条记,参与其事者还有铎尔孟、钢和泰、福开森等。详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24辑之238,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第34页。此事当与日本方面鼓吹所谓日中文化联合有关。该会简章,罗继祖称“今不可见”,见《鲁诗堂谈往录》,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年,第12页。1923年6月26日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刊布一则《东方学会缘起及草章》,从内容判断,应是另一同名组织。 ⑥罗振玉:《集蓼编》,《雪堂自述》,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年,第49页。 ⑦参见李绪柏:《清代广东朴学研究》,广州:广东省地图出版社, 2001年,第264—265页。 东方学会成立之时,新文化运动虽已显出种种弊端,声势仍然鼎盛。此后风向有所变化。 1932年北平图书馆《读书月刊》发表《考据漫话》,有如下描述: 以前中国所谓“新文化运动”大概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是各种新社会思想与哲学之 输入,第二是语体的新文艺运动,第三类是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现在第一第二两种大体 多已显示着衰落而集中于社会主义,所以唯物史观的辩证哲学和所谓“普洛文学”,就成为 一时流行之风尚。唯有所谓“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运动,其“流风余韵”,却还相沿未衰,而且在“古色古香”的旧都,正有“方兴未艾”之势。这不能不算是新文化运动中唯一可 “庆幸”的事了!① 对于整理国故吸引了许多青年转向故纸堆,不少人提出严厉批评甚至激烈抨击,而主张或拥护国学研究者的观念和路径也相去甚远,但整理国故激荡起来的国学研究热情,确有形成运动之势。本来中国学人并不强分新旧,即使在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北京,除新派以外,一般而言,与老辈的关系尚属融洽。1922年5月,由吴承仕发议,尹炎武、朱师辙、程炎震、洪汝闿、邵瑞彭、杨树达、孙人和等八人假座北京的歙县会馆结成“思误社”,每两周会集一次,主要校订古书,以养成学术风气。后改名“思辨”,陆续加入者有陈垣、高步瀛、陈世宜、席启、邵章、徐鸿宝、孟森、黄节、伦明、谭祖任、张尔田等,②其中不乏老辈学人。他们与柯劭、陶湘、杨钟羲、傅增湘等人来往密切,虽然与新派学人也有所联系,而学术上自有见解,并不一味以趋新为然。在各地先后组织的国学会中,老辈也受到尊重,如中国国学研究会的《国学辑林》,请刘承、徐乃昌为撰述员。③苏州国学会以及章氏国学讲习会,南北耆硕王树柟、陈衍、张其淦、杨钟羲、唐文治、孙雄、周钟岳、张一麐、孙德谦等,加入其中。④1926年,吴宓等人组织读经团讲学会,孙雄参与其事。⑤在各种国学杂志上,老辈的学术文章和诗文作品占了一定的篇幅。 新文化派的整理国故和史学革命,虽然公开鼓吹打倒老辈,实际进行之际,在文献典籍和史实考订等方面,不能不与老辈有所接触。尤其是整理国故的兴起,使得原来被新文化派宣布为腐朽、无用、而老辈们擅长的旧学,重新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乃至青年成名的捷径。尽管新文化派主张以科学方法从事整理,旨在与老辈划清界限,并将后者排除于整理之外,实际效果却相反。“老实说,国学不过是古董罢了!玩这古董的,只该是极少数的考古家历史家,这极少数的考古家历史家,又必须真懂得国学是什么,那末,才渐渐有相当的成绩出来。可是现在的国学界乌烟瘴气,瞎闹到十二分,他们的头脑,一提及国学,马上就联想到保存国粹;一提及研究国学,马上就联想到古诗古文。某报国学周刊上,不上三百字的孔子之成人说,孔子之君子说,也算是整理国学了。某校的国学概要,把唐朝刘知几所斥为不可信———学者公认为不可信的史料,也采来充做国学也。上海文丐所做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军阀政客们打出来的四六电报,无非是国学。上海某校教员统计今年招生考卷,做文言的,占了十分之九。无锡某校至今还不准学生做语体文。” ①《读书月刊》第1卷第10号, 1932年7月10日,第1页。 ②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年,第17页;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第130—131页。 ③《〈国学辑林〉撰述员名录》,《国学辑林》第1期, 1926年9月,“纪事”,第1页。 ④《国学会会员姓名一览表》,《国学商兑》第1卷第1号, 1933年6月1日;《国学会会员姓名一览表》,《国学论衡》第2—8期, 1933年12月1日—1936年11月20日。 ⑤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3册,北京:三联书店, 1998年,第250页。 鉴于“国学遗老化的恶影响这么厉害”,整理国故刚刚开始,有人就公开反对,认为“国学的遗老化,真是现在学术思想上一件最可担忧的事”。不仅那些遗老遗少等余孽,就算是新式的科学的国学家胡适,所办《国学季刊》,“除掉《科学的古史家崔述》外,也只看到《述皇》一类古香古色的文字。又在他的《中学的国文教授》里,竟要学生读四史、通鉴……一些大学生不必人人要读的书。在最近手定的《高级中学国语纲要》里,竟要学生大做其古文。”而“我们敬仰的国学老辈”梁任公,又主张对古人要拿出一副道学面孔,不许嬉笑怒骂,说俏皮话,对孔子要表相当的敬礼。其《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说《论语》、《孟子》、《易经》有益道德,要摘记先圣先哲身心践履之言以资修养,“这样的态度,是不是与那些圣人之徒开口夫子,闭口先师一鼻孔出气呢?”国学倘若这样慢慢地遗老化下去,“在国学的本身,一定要减损不少的价值;在政治社会学术思想上,一定要生出不少的恶影响”。① 面对接踵而来的批评,胡适虽然辩称整理国故旨在“捉妖”、“打鬼”,可是国立大学拿整理国故做入学试题,副刊杂志看国故文字为最时髦的题目,线装书的价钱十年内涨了二三倍,凡此种种,都使胡适的辩解显得软弱无力。所以他不得不认真反省,“深深忏悔关于研究国故的话”,断言国学是条死路,希望青年走生路。②与胡适不同,顾颉刚坚持“国学是科学中的一部分”,并且理直气壮地宣称:“我们交往的人,也许有遗老、复辟党、国粹论者、帝国主义者,但这决不是我们的陈旧的表征。我们的机关是只认得学问,不认得政见与道德主张的。只要这个人的学问和我们有关系,或者这个人虽没有学问,而其生活的经历与我们的研究有关系,我们为研究的便利计,当然和他接近。我们所接近的原不是他的整个的人格,而是他与我们发生关系的一点。”③ 抗战胜利以后,胡适的态度平实了许多,包括他本人在内的新学术界长期仍然深受老辈学人多方面影响的事实,令他不得不正视后者的存在并多少承认其作用。1947年5月22日胡适致函萨本栋、傅斯年,拟推院士名单,“提出三位老辈”:吴敬恒、张元济、傅增湘,并提出杨树达“做一老派古学者的代表”。④虽然胡适的人选并未得到完全认同,老辈的范围与以前也有所差异,至少反映他本人的态度变化。 四 门径各异 清季民初,社会变动天翻地覆,中西新旧,乾坤颠倒,影响及于学术文化,也日趋信奉不破不立,横逸斜出。1937年,张尔田致函杨树达,谈到治学的方法和途径,他说:“凡学之立也,必先循轨道,而后方可以言歧创……今之辍学,知稗贩而不知深研,知捷获而不知错综。以此求异前辈,而不知适为前辈所唾弃。”杨树达对此颇有同感:“先因后创,余虽不克任,然治学次第当如此,则笃论也。余恒谓温故而不能知新者,其人必庸;不温故而欲知新者,其人必妄。亦孟劬此书之意也。”⑤两人所说,显然意在批评近代学术发展的偏向,而这些偏向又影响了学人对近代学术史的认识。中西新旧,截然两分,究其极,西往往意味着新,中则基本等同于旧。不仅新派如此塑造历史,其他学人针对此点立论,观念和脉络也不免为其所囿。 ①陈问涛:《国学之“遗老化”》,《学灯》第5卷第10册第16号, 1923年10月16日,第1页。 ②《研究所国学门第四次恳亲会纪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第1卷第1号, 1926年10月,第143—145页。 ③顾颉刚:《一九二六年始刊词》,《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2卷第13期, 1926年1月6日,第3—5页。 ④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中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年,第1101—1102页。 ⑤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第129页。 钱基博评介晚清至民国的学风转移道:“五十年来学风之变,其机发自湘之王闿运,由湘而蜀(廖平),由蜀而粤(康、梁)而皖(胡、陈),以汇合于蜀(吴虞),其所由来者渐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这主要是就文学一支立论,所谓“文学之事,每随时代升降变易,代有新趋,成其主流”。①梁启超、钱穆两人先后撰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立意虽然相异甚至相对,于清季学术的论述都相当简略,而且不离上述脉络。梁氏的《清代学术概论》,亦不脱此范围。 其实,趋新与守旧,都是相对而言,而且不占多数。对于双方的言行,居中的学人早持 平之论。1926年闻宥将研究国学者分为两派:“其第一派之特点曰抱残守缺,凡学之属于古者,不问其精粗美恶,而一切珍视之,甚至其说之已与常识相违背者,亦竟不欲弃置。其第二派之特点曰舍己从人,视我一切学术,皆若为西洋学说之附庸,甚至其说万不可合者,亦竟曲加比附。此两者之态度,适成两绝对,而其误乃相等。由前之说,在乎自视过满,由后之说,在乎自视过卑。自视过满者,固不欲引人以自广,自视过卑者,亦不惮尽弃而从人。自满则国学不能得他山之助,自卑则国学不能立最后之基,而国学之真,于以尽失矣。”②无独有偶,与此同时,缪钺亦致函《学衡》编者,对新旧两派各走极端提出批评:“居今之世,尊人尊己,举无一当。惟有镜照衡权,撷长弃短,镕冶为崭然之真新文学,兼蓄新质而能存故美,庶几得之。自三五钜子,以肤受末学,投国人嗜奇趋易之心,登高一呼,得名而去,使后生嚣嚣然狂走不已,其敝既为识者所洞鉴矣。而鸿生硕彦,湛溺旧闻,墨守故榘,傲然自尊,于西人之作,一切闭拒,以为绝不可相谋,斯亦未为得也。荀卿有言,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今哗众取宠之士,既蔽于今,蔽于浅矣,而老师宿儒,抱残守缺,又不免蔽于古,蔽于博。闳达不出,孰通其邮。此千钧之责,惟冀诸君子负之,而华夏文运,亦将于斯卜盛衰焉。”③“学衡”派虽然被后人指为守旧或守成,主张却是“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不激不随”,并且实际贯彻其宗旨。这与不分中西新旧的温故知新大体同道。 胡适和顾颉刚等人在为整理国故辩解反省之时,尽管态度已经有所区别,均仍然不忘与老辈学人划清界限。这也是新文化运动开展以来他们与老辈分歧的延续。本来新派与老辈学术上并非截然对立,似乎新派一味趋新,老辈则一心守旧。但新派不断鼓动新潮,老辈却往往与复古逆流相联系,在接二连三的冲突摩擦中,各自意气用事,易走极端,形成公开对垒。张尔田就曾将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中胡适的序言撕去,并当面向陈垣表示不以其请胡适作序为然。④这种水火不相容的态度使得双方难以平实相待。1923年,汪东针对“新旧两派的争执,往往各走极端”的情形批评道:“讲学这件事,应当凭着商量的态度,新文化固当虚心容受,旧文化也断不可以一概抹杀。如果一个人能够新旧兼贯最好,不能便联络两派的学者,通力合作,重在互相引证发明,不要互相诋毁。至于辩论,自然是不可少的,却只要研究过的人,循持条理,破他自成,不要完全不懂的人,立在门外谩骂。”汪东认为: ①吴万谷:《王闿运》,张其昀等著:《中国文学史论集》(四),现代国民基本知识丛书第5辑,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社, 1958年,第1183—1185页。 ②闻宥:《国学概论》,《国学月刊》第1卷第3期, 1926年12月10日。 ③缪钺:《与学衡编者书》,《学衡》第59期, 1926年11月,“文苑·文录”,第5—6页。 ④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第407页。 平心而论,学术也有分别,一种是求是的,只问是非,不论新旧,譬如哲学之类,后人发明,可以补苴或改正古人的地方,固然很多,但是古人有极精确的议论,任是如何,颠扑不破的,却也不少。一种是应时的,斟酌情形,务在可行,譬如政治法律之类,有所建制,必定要适合当时环境的需要,环境既变,旧的自然不甚适用,至少也要容纳几分新的来修正调和。但是把旧的一刀从根铲了,却换一个簇崭全新的来代替他,这新的是否与环境适合,也自有审慎讨论之余地。从前帝王,凭着至高无上的权力,把学术定于一尊,绝不许人对于钦定的学说,丝毫有所怀疑,那些学者,便也兢兢业业,遵守功令,除了父师相传的几本故书,把其余的一概贬作异端,所以新学家诋诃他是专制,是盲从,是一点不错的。然而,我要问提倡新文化的学者,垄断学籍,排斥异己,俨然有一派顺我者存逆我者亡的气象,是不是专制?一般青年学子对于新文化,若者为是,若者为非,若者为适,若者为否,并没有充分考量判断的识力,一味跟着附和,是不是盲从?我们反对的是专制啊!盲从啊!却不论他是用哪一种学术来专制,盲从的是哪一派的学说。① 同年,胡怀琛论及当时学界风气,也有如下评议:“今之学者,新旧互相攻击,夫攻击非治学之弊,攻击之结果,恒有以策学问之进步……今之互相攻击者,不仅不见进步,且日见退步,于是知其相攻击也,非以诚恳之心,研究学问,徒以利禄之心,标榜声名,相当之战守器具,皆所不问,惟日以攻击为事,此真治学之弊也。”他进而批评道: 今之学者不求所以自立,徒为虚之气所乘,以盗窃为能事,以标榜为名事,不仅文话白话然也,一切学问,莫不如是。于是不知算学而言罗素,不知生物而言杜里舒,不知经史而言崔东壁,不知小学而言高邮王氏父子,无闭门读书之人,只有登坛演讲之人,无执卷问业之人,只有随众听讲之人。演讲与听讲,非不可行之事。然必演讲者对于所讲之学问,有彻底之了解,听讲者对于所讲之学问,有相当之根基。今演讲者自知学问之未了解也,于是好为新奇之说,以博听者之感情;而听讲者不仅无相当之根基,并无听讲之诚意……真正为学问之宣传而演讲,与为学问之研究而听讲者,可谓决无其人。至其比较稍善者,亦不能有具体之研究,而求治学之条理,或抽其一二枝枝节节为之。此等治学者,一中于欲速之心,二中于好奇之念,盖具体的研究,非穷年累月不为功,且无新奇可喜之说,足以动人闻听。今摭拾一二事,彼此钩稽,甚且穿凿附会,为之者计日可成,听之者诧为未经人道,于是治学者遂有二途:一曰求中国隐僻之书,以比附西方最新之说;一曰求单文孤证,以推翻前人久定之案。尤以翻案之学说,风行一时。② 汪、胡二人批评的矛头虽然同时指向新旧双方,实际上对采取攻势的新派更加严厉。新文化派中有些人对于上述批评也大体认账。与汪东同门的钱玄同私下反省道:“仔细想来,我们实在中孔老爹‘学术思想专制’之毒太深,所以对于主张不同的论调,往往有孔老爹骂宰我,孟二哥骂杨、墨,骂盆成括之风。其实我们对于主张不同之论调,如其对方面所主张,也是二十世纪所可有,我们总该平心静气和他辩论。我近来很觉得要是拿骂王敬轩的态度来骂人,纵使所主张新到极点,终之不脱‘圣人之徒’的恶习,所以颇惮于下笔撰文。”③ ①汪东:《新文学商榷》,《华国》第1卷第2期,第1—2页。 ②胡朴安:《论今人治学之弊》,《民国日报·国学周刊》(上海)第14期, 1923年8月8日。 ③《致周作人函》, 1920年9月25日,《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32—33页。 调整新旧即是非的观念,考察新派与老辈的分歧,至少有相互联系的三点可重新考虑。其一,中国的固有学术,究竟是安身立命的所在抑或仅仅是单纯客观的学问。其二,考据能否作为治学的旨归。其三,中国固有学术是否只是一堆散漫的材料,能否用西学的系统来重新条理。在新文化派的学人看来,老辈是将学问作为安身立命的凭借,而不仅仅是用科学方法去研究的客观对象。顾颉刚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所写《一九二六年始刊词》说:“至于老学究们所说的国学,他们要把过去的文化作为现代人生活的规律,要把古圣贤遗言看做‘国粹’而强迫青年们去服从,他们的眼光全注在应用上,他们原是梦想不到什么叫做研究的,当然说不到科学。”胡适对待整理国故,观念前后数变,但始终反对将国学作为安身立命的依据。他以为:“我们所提倡的‘整理国故’,重在‘整理’[两]个字。‘国故’是‘过去的’文物,是历史,是文化史;‘整理’是用无成见的态度,精密的科学方法,去寻求那已往的文化变迁沿革的条理线索,去组成局部的或全部的中国文化史。不论国粹国渣,都是‘国故’。我们不存什么‘卫道’的态度,也不想从国故里求得什么天经地义来供我们安身立命。北大研究所的态度可以代表这副精神,决不会是误解成‘保存国粹’、‘发扬国光’。”①所以他始终批评一些同辈甚至后进学人在研究中国学术之时怀有卫道之心。 此事从新派的立场看,似乎并无问题,实则牵扯甚多,难以一概而论。一些与新派有异的学人,至少在两方面态度不同。其一,是否将中国学术仅仅视为研究的客观对象,如此,则中国学人治中国学问与外国学人治中国学问岂非毫无分别?这一在新派看来理所应当的问题,其他学人并不一定首肯。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对于“为文化所化之人”给予充分的了解同情,他以三纲六纪为中国文化之定义,且断言“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而以王国维之死为文化殉道之举,②相当程度上表达了他自己的文化理念。胡适批评冯友兰、陈寅恪等人的正统派观点,出发点就是认为后者多少有些卫道之心。其二,国学不仅是学术,还是教育的社会化功能的载体,通过教育,可以潜移默化地让青少年成为中国人。由国学而知国性,显然也无法完全客观。中国人讲中国学问与外国人研究中国学问,毕竟有所不同。所以不愿治学受感情牵连的陈寅恪推崇宋儒“皆深通佛教者。既喜其义理之高明详尽,足以救中国之缺失,而又忧其用夷变夏也。乃求得两全之法,避其名而居其实,取其珠而还其椟。采佛理之精粹,以之注解四书五经,名为阐明古学,实则吸收异教,声言尊孔辟佛,实则佛之义理,已浸渍濡染,与儒教之宗传,合而为一。此先儒爱国济世之苦心,至可尊敬而曲谅之者也”。③身在其中,而要超然物外,史家的两难,虽无法两全,却不应片面。 胡适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发表后,宋育仁曾公开逐句批驳,其中反复论道的重要一点,正是“古学是书中有学,不是书就为学,所言皆是认书作学,真真庄子所笑的糟粕矣乎。今之自命学者流多喜盘旋于咬文嚼字,所谓旁收博采,亦不过是类书目录的本领,尚不知学为何物,动辄斥人以陋,殊不知自己即陋。纵使其所谓旁收博采非目录类书的本领,亦只可谓之书篦而已。学者有大义,有微言,施之于一身,则立身行道,施之于世,则泽众教民。故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今之人必欲盘旋于咬文嚼字者,其故何哉。盖即所谓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此病种根二千年,于今而极。是以西人谓中国之学,多趋于美术。美术固不可不有,不过当行有余力,乃以学文也。今之人不揣其本,而齐其末,不过欲逞其自炫之能力,以成多徒,惑乱视听。既无益于众人,又无益于自己。凡盘旋于文字脚下者,适有如学道者之耽耽于法术,同是一蛊众炫能的思想,乌足以言讲学学道,适足以致未来世之愚盲子孙之无所适从耳。吾甚为此辈惜之。”④治学不讲微言大义,不仅无用,而且无学。这也是治学不能纯客观的表述。 既然中国人治中国学问不能也不应纯然客观,学术取径当然有所分别。可是自从新派提倡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并鼓吹清人治学方法以来,学界日益趋重考据,随着新文化派上升到主流位置,当时的学术中心北平“充满着‘非考据不足以言学术’的空气”。⑤ ①《研究所国学门第四次恳亲会纪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第1卷第1号,第143—144页。 ②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6年,第53—54页。 ③《吴宓日记》第2册,第102—103页。 ④问琴:《评胡适国学季刊宣言书》,《国学月刊》第16期, 1923年。 ⑤《古史辨第四册》书评,《读书月刊》第2卷第7号, 1933年4月,第22页。 这引起老辈学人的强烈不满。其间的是非曲直,须专文详论,老辈们的意见,也各有不同。晚年好讲王学的唐文治主张:“读书须求实用,不必斤斤于考据。鄙人尝谓处今世而言教育,必以尊崇人道为唯一宗旨。在座诸君,孟子所谓必有名世者他日出而救人心救人命,是吾国学会之光荣矣。”①这是从学以致用的角度,不赞成为学术而学术,而欲将学术作为拯救世道人心的工具。1923年,孙德谦撰文《评今之治国学者》,指好古、风雅、游戏三类固然不算是治国学,以科学方法考据亦非国学,“凡有志于学者,当探索其义理,而寻章摘句,繁称博引,要为不贤识小,所贵乎考据者,岂詹詹在此哉?……夫国学而仅以考据当之,陋孰甚焉。今夫学亦求其有用耳,宣圣赞述六经,为万世治术之本,即周秦道墨诸家,亦何尝空言无用,不足见之行事哉。呜呼!今天下之乱至矣,彼非圣无法者,日出其奇谬之学说以隳弃纲常,铲灭轨物,世风之愈趋而愈下,正不知伊于何底……使果于国学而深造有得,好古三者之失,宜力戒而弗为,支离破碎之考据,亦无事疲耗其精神,有可得时则驾,惟本此经世之志,以措之事业。倘终其身穷老在下,守先待后,砥柱中流,庶几于名教有所裨益。”② 张尔田致函叶长青,也对以考据为学术的时趋表示异议:“以为考据者所以为学之具,而未可即以此为学也。原夫考据之起也,盖以去圣久远,学者无所究索,不得不假此以邮之耳。宗邦文化,开明于周公,而大备于孔子,姬公孔父之书,乃其根柢。考据之所蕲,蕲以明此而已。三百年儒者,则古昔称先王,率崇尚考据家言,然而恒干未亡,故为可贵,末流驰逐,便辞巧说,至今日又几几有违离道本之惧矣。若不揣其本而齐其末,则今之所谓考据者,正可谓之骨董学,不得以冒吾国学……考据学之创始,厥维顾亭林,而亭林所志,乃在法古涤污,变夷用夏。下逮戴东原,尤今人所称能以科学方法治考据者,而其言曰:六书九数如轿夫然,所以升轿中人也。以六书九数等事尽我,是犹误认轿夫为轿中人也。”③ 近人以为,清代考证学末流有三弊,一曰重讼数,忽躬行;二曰舍根本,逐微末;三曰立门户,逞私见。④除了忽躬行之弊外,从治学必先立本的准则出发,老辈学人对于一味考据的学术取径也不以为然。其中张尔田、孙德谦等人反对尤力。1927年张尔田复函叶长青道:“三百年考据学末流,至今日已渐离其本质,扶瑕恤,名为整理,乱乃滋甚。夫不能揽其弘体,而但指发纤微,即施嫱且无完美,况乎竹帛余文,其为雷同者所排,固其宜矣。世学人,若孙籀庼年丈及吾友王君静安,其为学皆有其得力处,皆非毁圣无法者,不容破坏纤儿,得以藉口。”⑤五年后致函夏承焘,仍然对学风流弊痛心疾首:“亭林生当明季,目睹王学末流之空疏,故归过于横浦向山者甚峻。今考据破碎之弊,甚于空疏,且使人之精神,日益移外,无保聚收敛以为之基,循此以往,将有天才绝孕之患,斯又亭林之所不及料矣。”⑥ 其时考据风气弥漫,与新文化派取向不同的学人也好以考据为务。1927年张尔田接到叶长青等人所办《国学专刊》,一方面赞赏其“取材丰备,固不限一族”,另一方面则对“总其大较,要以考据为归”不以为然。希望“贵刊既以国学揭橥天下矣,由此驯而进焉,蕲以践乎其实,姬公孔父之道,吾国学一线之曙光,将惟公等是赖”。⑦ ①《唐蔚芝先生演讲录·孟子大义》,《国学论衡》第7期, 1933年12月1日,“讲坛”,第13—18页。 ②《学衡》第23期, 1923年11月,“通论”,第4页。 ③《张孟劬与叶长青社长书》,《国学专刊》第1卷第4期, 1927年10月2日,“通讯”,第111页。 ④《静晤室日记》第6册,第4804—4805页。此为潘石禅所讲《清代之考证学》的论点。 ⑤《张孟劬复叶长青社长书》,《国学专刊》第1卷第4期,“通讯”,第113页。 ⑥《夏承焘集》第5册,第334页。 ⑦《张孟劬与叶长青社长书》,《国学专刊》第1卷第4期,“通讯”,第111—112页。 1934年9月,张尔田看过金松岑与陈衍、章太炎等人合办的《国学杂志》,叹道:“考据之末流,辞章之颓响,噫!三百年汉宋宗传之绪斩矣。”“自考据学行,入室操戈,遂成惯习。”① 王国维的情感世界及政治态度与老辈相近甚至相同,而学术取径和成就却颇得新派推崇。其早年更是一位趋新人物。张尔田《与黄晦闻书》记:王国维早年治哲学文学,“时时引用新名词作论文,强余辈谈美术,固俨然一今之新人物也。其与今之新人物不同者,则为学问研究学问,别无何等作用……其后十年不见,而静庵之学乃一变,鼎革以还,相聚海上,无三日不晤,思想言论,粹然一轨于正,从前种种绝口不复道矣……世之崇拜静庵者,不能窥见其学之大本大原,专喜推许其人间词话、戏曲考种种,而岂知皆静庵之所吐弃不屑道者乎。”②即使对走上经史正轨之后的王国维的学术,老辈学人也有不同意见。孙德谦批评以先秦诸子附会欧美思想以及用遗书取代正史,并指王国维“睹一古器,获一旧拓,详加考订,弟总嫌其穿凿而无关宏谊,有时独标新解,如释史籀二字,不作字体说,人且据之以推翻许叔重矣。为学而不守亭林‘信古阙疑’之旨,一任我之颠倒失实,于人心风俗,亦大有关系”。③张尔田还曾专门致函王国维,提醒其注意:“读书得间,固为研究一切学问之初步,但适用于古文家故训之学,或无不合,适用于今文家义理之学,则恐有合有不合。何则,故训之学,可以目譣,可以即时示人以论据,义理之学,不能专凭目譣,或不能即时示人以证据故也……故弟尝谓:不通周秦诸子之学,不能治今文家言。虽然,此种方法,善用之则为益无方,不善用之亦流弊滋大。”④ 太炎门下最得乃师赞许的黄侃所见略同。1928年6月1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国维少不好读注疏,中年乃治经,仓皇立说,挟其辩给,以眩耀后生,非独一事之误而已。始西域出汉晋简纸,鸣沙石室发得臧书,洹上掊获龟甲有文字,清亡而内阁档案散落于外,诸言小学、校勘、地理、近世史事者,以为忽得异境,可陵傲前人,辐辏于斯,而国维幸得先见……要之经史正文忽略不讲,而希冀发见新知以掩前古儒先,自矜曰:我不为古人奴,六经注我。此近日风气所趋,世或以整理国故之名予之,悬牛头,卖马脯,举秀才,不知书,信在于今矣。”并进而评判:“近世之学,沟沈优而释滞拙,翻案出奇更拙。”⑤ 老辈的批评对其他学人有所影响。1923年9月,因《学衡》稿件缺乏,国学一部,尤形欠缺,吴宓向孙德谦、张尔田等人求助,晤谈之下,感慨良多:“不禁为《学衡》前途庆,而益增其奋励图谋之志。且二先生确系学术湛深,议论通达,品志高卓,气味醇雅。其讲学大旨,在不事考据,不问今古文及汉宋门户之争,而注重义理。欲源本经史,合览古今,而求其一贯之精神哲理,以得吾中国文明之真际。其所言类皆条理分明,诂解精当,发人深省,不能一一记。予窃自念,昔恨不早十年遇白璧德师,则不至摸索彷徨,而西学早入正轨。今又恨不早二十年遇孙张二先生,则不至游嬉无事,虚度光阴,而国学早已小有成就。”⑥推崇似有过于陈寅恪。 ①《夏承焘集》第5册,第318、319页。 ②《学衡》第60期, 1926年12月,“文苑·文录”,第4—5页。 ③《孙益庵论学三书》,《国学丛刊》第1卷第3期, 1923年9月,“通讯”,第115—116页。 ④《与王静安论今文学家书》,《学衡》第23期,“文苑·文录”,第3—4页。 ⑤《黄侃日记》,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1年,第302、392页。 ⑥《吴宓日记》第2册,第248、250页。 学问的客观化与崇尚考据相互联系,均与西学影响中国学术有着密切关系。梁启超总结道:“总而论之,清末三四十年间,清代特产之考证学,虽依然有相当的部分进步,而学界活力之中枢,已经移到‘外来思想之吸受’。一时元气虽极旺盛,然而有两种大毛病:一是混乱,二是肤浅。直到现在,还是一样。这种状态,或者为初解放时代所不能免,以后能否脱离这状态而有所新建设,要看现时代新青年的努力如何了。”① 近代中西文化关系,是一个四面看山的问题,这时梁启超已经对晚清以来吸收外来思想的偏颇有所批判,其中也包括自我反省,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启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未有闻。”②1923年,梁启超更针对国故学复活的原因指出:“盖由吾侪受外来学术之影响,采彼都治学方法以理吾故物。于是乎昔人绝未注意之资料,映吾眼而忽莹;昔人认为不可理之系统,经吾手而忽整;乃至昔人不甚了解之语句,旋吾脑而忽畅。质言之,则吾侪所恃之利器,实‘洋货’也。坐是之故,吾侪每喜以欧美现代名物训释古书;甚或以欧美现代思想衡量古人。”③用外来系统条理本国材料,本来是蔡元培等人肯定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以及后来学人断言此书转换近代学术范式的关键,而梁启超已经开始反省利弊得失。对于梁启超回到东方主义,胡适无疑认为是倒退,相当不满。其他学人对于这一复杂问题的态度有所不同。王国维用“知学”的高明者眼光来看,古今中外可以相通,因而断言学无中西新旧之分。陈寅恪则认为:“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④ 观念各异,标准不同,评价自然难期一致。继清季教育改革后,整理国故再用外来分科及其系统将中国固有学术重新条理,老辈的学术地位根本动摇。新派学人以新式学堂教育出来的青年为受众,其用外国系统条理本国材料的做法,刚好适应了知识系统由读教科书而不是读书形成的青年学生。夏曾佑将古今士类分为经师、名士、举子三个时代,金毓黻道:“若自清以迄今二十余年,科举废,学校兴,士子化于欧风,靡然从之,以提倡新思潮为务,故此时代,乃学生时代也。学生者,不拘于故常,不囿于一隅,而为新知之是求,故其弊也盲从。”⑤盲从的学生最易为半桶水的舶来品所吸引,由此引起近代中国学术范式的大转换。关于这一问题,陈汉章与胡适先后在北京大学教中国哲学史的反应,最为学人反复引证,以说明近代中国学术范式转换的必然与进步。由于后来学人同样是被各式各样的教科书培养起来,知识系统已被重新组装,所以无论是否赞成胡适的讲法,对胡适的对立面陈汉章,似乎只有讥笑,很少有人试图了解其教法的所以然。人们以为,这类教法连同这类人物所拥有的知识系统,都毋庸置疑的确是过时而且无用,陈汉章教过的学生,即使并非一味趋新,对老辈旧学尚存同情之心,平心论来,也只承认陈氏背的书多,即所谓“两脚书橱”。而陈汉章在京师大学堂时期的业师柯劭 ,在门人中却甚称赏陈汉章,屡次说:“当代经学,伯陶第一。”其原因绝非仅仅由于他的记忆力强。柯劭 讲经学,把握大体本源,既能通大义微言,又不废考据,颇有所见,而与时趋分别。晚年为弟子讲春秋,先左传,次公羊,最后穀梁,经、传、注、疏,手不持卷,背诵如流。发挥穀梁传义,详尽明白,结语总是说穀梁义最深厚。⑥ ①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6年,第37—38页。 ②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6年,第81页。 ③《先秦政治思想史》,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下,第328页。 ④《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年,第510—512页。 ⑤《静晤室日记》第4册,第2321页。 ⑥牟润孙:《蓼园问学记》,《注史斋丛稿》,第540页。 柯劭称许陈汉章的本意,从另一事件中可以探知一二。1930年代,在清华讲《汉书》的杨树达被系主任蒋廷黻视为过时,因为杨只能讲版本,释章句,而不知汉代四百年间所发生的重要政治、社会和经济变化,所以决定换人。①蒋廷黻以为,中国的史家在分析即考据校勘方面,确有能与西洋史家比拟的人,但在综合方面简直是幼稚极了。②实则杨树达讲《汉书》虽由版本章句起,却并不限于此。蒋复骢曾询问柯劭治史应从何书入手,柯让其先读《通鉴》,蒋极不以为然,自认为岂能不知道读《通鉴》。实则柯的意思是要寻求《通鉴》的取材来源,以研究其剪裁、取舍、组织、安排。《通鉴》于历朝重大政治、经济、法律各项制度的创立改变,没有漏过一条。所以读《通鉴》为治史学入门阶梯。陈汉章的经学之优,应当从旧学里面看,才能有所把握。民国时期不少学有成就的后进,曾经受过读书、背书、讲书的私学教育,其知识系统并非全由教科书而来。他们对于老辈的学问及其治学态度,似乎领会更加贴切,不再以藐视之心看待固有学术,并从老辈那里逐渐明白了上两代学人的分歧和差别,背经书与讲汉书,自然有了不同的意义,而非愚不可及。用哲学的观念看经学的讲法,当然觉得奇怪,如果回到经学的世界,感受自有不同。宋育仁批评新派认书作学,正是此意。经学原为中国学术之本,破除经学,中国学术当然失去系统。就此而论,陈寅恪自谦不观三代两汉之书,只是针砭一味好古的时弊,并有心与时趋立异,而不得视为治中古史事规则。宋育仁批评民国学人“太看重汉后二千年史料,未窥经术门径,故忽却秦前二千年史料”,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后学治史而不知经,则眼光视线,到汉唐为止,于春秋以来之三代时间二千余年皆茫然,所以错比;又因中外文字统系不同,致多错译。”③经学或许的确不能适应近代以来不得不然的社会变动,但要理解此前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还是不可废弃的必由之路。 老辈学人一般不大利用影响日渐广泛的传媒来传播学术,在他们看来,读书为己,这方面下过大功夫,很少有人像宋育仁那样,公开正面对胡适和梁启超关于整理国故的主张加以批驳。对于后进,也是只闻来学,不闻往教。其讲学提纲挈领,点出要旨,不愿详细说明,若学力不足,难以领悟。江瀚推崇柯劭“为经世致用之学,上绍亭林(顾炎武),薄戴(震)、段(玉裁)、钱(大昕)、王(念孙、引之)而不为。民国初年设地政讲习所,请柯先生批改学员课卷,柯先生往往批上千数百言,指陈历代土地政策的利弊得失,如数家珍,无一字不说中肯綮。足见柯先生的典章制度之学的精湛。若非将历朝史志及通典、通考等书烂熟于胸中,积蕴了丰富的知识,岂能有如此的表现!”柯氏为吴汝纶婿,张廉卿世侄,弟子有陈汉章、戴锡章、胡玉缙、余嘉锡、姜忠奎等。他的讲学与新派差别甚大,其开宗明义:“吾人治学,当讲宋人之义理,清人之考据,不可学阮元(芸苔)。阮氏全讲错了。”阮元追随戴震,主张训诂明则义理明,但读书要从整部书全篇文章去探讨,绝不能只从其中若干字去追求,更不能从若干字的原始意义去追求。戴震批评宋儒,实际是反对清世宗、高宗以理学统治人民,柯劭知道戴震所说以理杀人是指皇帝,阮元笃信戴氏,专心致志从字的古训去讲求义理,做了性命古训等文章。傅斯年后撰《性命古训辩证》,批评阮元,与柯劭 的意思相通。 ①《蒋廷黻回忆录》,长沙:岳麓书社, 2003年,第129—130页。 ②蒋廷黻:《历史学系的概况》,《清华学报》第35卷第11、12期, 1931年。 ③问琴:《评胡适国学季刊宣言书》,《国学月刊》第16期。 蓼园弟子牟润孙知道治旧学的门径,本来是受梁启超的影响,他15岁读《国学入门书目》、《清代学术概论》、《清代学者治学总成绩》等书。后受业柯氏,问过若干问题,其答问可见老辈治学的态度与识见。如牟润孙因为梁任公很推崇焦循的雕菰楼易学三书,就问以清儒讲易的书,是否以焦为最好。柯答称焦氏的学说并不完全合于义理,他的书不算最好。若讲汉易,当推张惠言的《虞氏易》为上乘之作。后牟氏读焦书,知其用比例之法解易,只能解某些部分,若用来贯穿全书,则确有牵强或窒碍难通的地方。张茗柯所讲虞氏消息,虽也不能尽纳全书于虞氏义例之中,但他能阐明虞氏之学,不背汉儒家法。比惠栋的《周易述》条理清楚。《续四库提要·经部》易类的提要出于柯氏之手,其中的评论皆极平允适当。梁启超、胡适推崇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牟受其影响,也跟着崇拜章氏,并问柯劭讲史学是否应以章学诚之说为准绳。柯不以为然,告以刘知几的《史通》比较恰当。牟后来知道《文史通义》议论多可商榷,六经皆史并非其发明。梁、胡等认为纪事本末之体近似于西洋人写历史的体裁,看到章实斋说纪事本末圆而神,立论与西洋人的史书写法相符合,就大力为章氏揄扬。胡适将六经皆史也说成皆史料也,误会其本意,无从分辨误谬。① 外来系统应用之当否,关键在于是否有助于理解中国文献的本意,认识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实况。新派学人不能直接进入古人的精神世界,不得不借助外来的系统。对此新派视为理所当然,而老辈却不以为然。从柯劭的事例,可以体会老辈理解古籍本意的路径与新派大相径庭,看法和结论也相去甚远。关于这一问题上新旧两派的局限,陈寅恪曾有所评论:“以往研究文化史有二失:旧派失之滞。旧派所作中国文化史……不过抄抄而已。其缺点是只有死材料而没有解释。读后不能使人了解人民精神生活与社会制度的关系。新派失之诬。新派是留学生,所谓‘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者。新派书有解释,看上去似很有条理,然甚危险。”②这虽然仅就文化史立论,实际是理解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观念。 在世界进入一体化进程之后,对于自己的历史文化,如何能够既解释得当又不以外来系统格义附会,这是后发展民族共同面对的重大难题,而几千年历史文化一脉相承的中国,其难度会更加巨大,同时也提醒世人注意,文化的多样性为人类未来提供可能选择的无可替代的价值。熟悉域外中国研究状况的余英时教授断言:“我可以负责地说一句: 20世纪以来,中国学人有关中国学术的著作,其最有价值的都是最少以西方观念作比附的。如果治中国史者先有外国框框,则势必不能细心体会中国史籍的‘本意’,而是把它当报纸一样的翻检,从字面上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你们千万不要误信有些浅人的话,以为‘本意’是找不到的,理由在此无法详说)。”③对于今日的中国学人而言,体会中国史籍的本意几乎成为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极高境界,与原来日本京都学派主张按照中国学人治学的办法研究中国学问的追求有些形似。不过,如果还有愿意取法乎上的探索者,老辈学人理解旧籍之道,不失为认识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门径。当年宋育仁批评胡适主张用外部的比较参考材料以改变研究范围过于狭小的近视现象道:“回到本位,就是治眼,原来近视,本光固在,即应由此循步而进。如治近视,移步插香,还须由本地本光本视线,移远再看再看,不可再觅显微镜把眼光弄坏,就不可医了。今人如是如是,此所谓资料,就是觅得西洋显微镜之比。”④这样的看法,值得后人认真玩味。如此一来,整理国故的前提即断定中国旧籍只是一堆材料,无系统无学理无分类,就不得不重新检讨。 ①牟润孙:《蓼园问学记》,《注史斋丛稿》,第535—544页。 ②卞僧慧:《怀念陈寅恪先生》,引自蒋天枢:《陈寅恪先生传》,《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年,第4页。 ③余英时:《论士衡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9年,第459页。 ④问琴:《评胡适国学季刊宣言书》,《国学月刊》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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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东亚秩序, 指的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东亚国际问题所适用的, 或维持国际关系的某种特定范式。如果回顾一下影响东亚国际关系的特定范式的演变轨迹, 就会发现东亚国际关系是伴随着中国、日本、美国等中心国家的交替变化而不断被重新规定的。所以, 本文拟通过考察中华帝国、日本帝国及美利坚帝国所主导的东亚秩序的形成、膨胀与消亡的过程, 来分析各时期东亚秩序的历史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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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书评
2013/08/07
| 阅读: 2460
有清一代,朝廷旌表的节妇、烈妇、贞女人数竟高达百万以上,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但是,如果说上述情况反映的就是清代妇女在婚姻和贞节行为中的全貌,那也不是事实。有的学者就认为:这从另一方面反映了传统贞节观正受到严重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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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现代政治场域中,过度关注、强调、放大人民的抽象形象都是不明智的,只有具体的人民才是正当性的真正源泉。本文据此着力于共和国六十多年来对人民的想象、界定与分类,勾勒了不同时期并存的三个人民形象,指出必须发现具体的人民,满足绝大多数人民的需要,才能实现良性的政治互动、良好的治理状态。人民必得发现,必须发现人民,理想政治大厦才能有坚实的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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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与制度化儒学研讨会评议,发表于《开放时代》,与会者包括
甘阳 唐文明 张翔 白彤东 姚中秋 姚育松 陈明 曾亦 干春松 陈壁生 陈少明 刘小枫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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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经济
2008/12/06
| 阅读: 2466
从1978年开始到1990年代中期,可以说中国只有经济政策,没有社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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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历史
2011/06/18
| 阅读: 2466
近年来有一种观点提出,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没有担任负总责这个职务,因而否认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种观点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分析这个历史问题的关键在于看问题的角度和方法,究竟是从形式上看问题,还是从实质上看问题。据目前披露的大量史料,在当时党内高层是有不少领导同志推荐和拥护毛泽东来接替博古担任最高领导职务的,但毛泽东从维护党的团结这个大局出发,主张由张闻天先干一个时期比较合适。毛泽东虽然不是名义上的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人,但他实际上在遵义会议后形成的中央领导集体中起到了领导核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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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生之年能看到中国发展成这个样子,我自己觉得是蛮满意的。这就是说,我生错了时代,但没有做错事,就这一点来说,我没有遗憾。再说,我大概有生之年看不到两岸统一了,更不可能看到终生向往的“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这是小小的遗憾;不过没有关系,大形势是挡不住的,我已经知道,统一不成问题,而人类社会最终还是要朝着“自由人联合体”的方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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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国学研究,从1902年梁启超谋创《国学报》始,到50年代初无锡国学专修学校、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合并或停刊止,历经半个世纪。其中流派纷呈,见解不一,但总体上看,乃是数百年间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特别是晚清西学东渐之风的鼓荡,最终导致中国文化在学术层面上由传统走向现代。西学不仅刺激了国学研究的兴起,更制约着其发展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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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中文"美声"一词一样,bel canto有时也存在广义和狭义的词义模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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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唯由汉人组成的国家,而是一个由多民族、多元文化组成的国家,所以海外华侨的概念应该也不只是指旅居海外的汉族同胞。尽管在西藏问题上,海外藏胞目前与中国政府站在完全对立的立场上,但海外华侨切不能因此而排斥他们、与他们严重对抗,相反应该理解、尊重、善待和团结他们,他们也是我们的同胞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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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社会
2012/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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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于2012年3月25日当选香港特首。他34岁当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的秘书长,42岁香港特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45岁特区行政会议召集人, 2011年11月9日表示参选特首,此文系去年作,简述从政经历,回应对他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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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历史
2013/01/26
| 阅读: 2474
本文讨论了社会学家默顿所提出"中层理论"的基本原则对史学研究的启示及其运用限度; 其次重点考察了西方中国学研究中应用"中层理论"的成败得失; 再次则较为深入地探讨了如何从中国自身传统资源中发掘"中层理论"的若干要素以避免盲目移植西方理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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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断下的断不了六、七0年代的台湾,有几部好莱坞片子以「违反善良风俗」之类的理由被当局禁了,其中有一部叫做《午夜牛郎》(Midnight Cowboy)。电影说的是一个从美国南方乡下跑到纽约来闯荡的牛仔,遭受重重打击的故事。这个乡巴佬青年在经历了对大都会天际线的短暂的目眩神迷之后,就开始遭遇大都会的异己与野蛮,一再受到挫辱。穷困潦倒之际,做了「牛郎」,但挫败更为巨大。最后,这个「午夜牛郎」搀扶着一个贫病之交,坐着大巴士逃离冰冷的都市,结伴南行寻求阳光.....。由强?渥特所饰演的「午夜牛郎」,乐观、憨直、强韧,但也有血泪交淌的男儿伤心处。尤其让我印象深刻的一幕,是当他在进行那被生活所迫的、经常令他屈辱的、没有一丝感情含量的「性工作」时,他故乡情人的那深情低唤着他名字的缠绵情爱景象,就会倏然地、幽忽地从他记忆深处浮跳出来。这大概是午夜牛郎最催折心肝的时刻罢。这里有一个今与昔、假与真、异己与亲密、都会与家乡、死与生的鸿沟分断。强迫性回忆里的那贲张生命与亲密的性,不但无法安慰牛郎,反而是冷酷地向主人公提示他今日的真实:疏离与死亡。对「午夜牛郎」而言,今日,虽生犹死。读发表于1979年,但实际上「约为1967年之作」的〈累累〉,让我想起电影《午夜牛郎》里异乡人的死生爱欲,特别是小说里说到,当看起来轻佻寡情、嗜说荤腥的钱通讯官,在独白般地忆及那参商不见生死未卜的二表姊与当时年少的他的一段情欲纠缠时:「......那时伊只是说,大弟,大弟!但却一恁我死死地抱着......」(3:71)把这个二表姊的「故事」当作钱某的众多猥谈之一听耍的其它军官,起先「尚有人猥琐地笑起来,但后来都沉默了」。这是因为听者立即察觉到这个「善于猥谈」的钱,在说着这一段话的时候,「眉宇之际浮现着一种很是辽远的疼苦」(3:71)。〈累累〉描写的是1960年代初的某一个上午,在某一个僻静的小军营里,三个行伍出身的低阶青年军官的芜杂的生活片段,以及其中所展现的浮躁悸动,与交织今昔的伤痛忆往。我们知道,1960年代初陈映真入伍服役,在部队里,他首度接触到众多原先出身农民的外省低阶官士兵。他同情甚至共感他们在对日抗战,紧接而来的内战,以及之后的两岸长期分断中,被这个大时代所播弄的转蓬人生;他们的家破人亡、生离死别、流离无告、举目无亲的巨大伤痛。青年陈映真鼻酸地凝视着在这些如草离了土、枝离了树般的荒凉的肉体,以及挂在这个身躯上的枯槁扭曲甚至变态的,但却完全可以理解值得同情的,道德与精神状态。2. 活在死上头这三个军官「都是走出了三十若干年的行伍军官」(3:67)。这么算来,当初他们被国民党军队拿枪抵着,蒙、拐、坑、骗给拉夫入伍,加入国共内战之时,也不过是十六七岁的农村小伙子。鲁排长蓦然想起了那一年在上海的一张募兵招贴,上面说:「......结训后一律中尉任用。」如果真的是那样,如果十数年前结训时自己便是个中尉,到现在早已掮上星星了。(3:69)懵懵懂懂地来到台湾,却还不知从此与家乡亲人阴阳两断;明明是此世的亲人爱侣,一下子变成了永诀的前世。将「互相扎根的」(3:72)生命与生命,硬是斩断的后果,是一种永远难以从一种宛如隔世的恍惚与不真实感中康复的慢性痛苦。鲁排长总是「又想起了他的妻」──那个年长于他四五岁,对还是少年的新婚的他,有着如姊如母如妻的深情眷顾,对他的少年的决堤的需索有着「古风的从顺中的仓惶和痛苦的表情」(3:72)的女子。新婚不到一个月,他就「因战火和少年的不更事」离开了故乡。到今天,鲁排长虽然连「那个女子」的名字都记不得了,但漂泊半生,这个苦苦记不起来名字的女子,却成了唯一爱过他的女性,那么仓惶而痛苦地爱过他。从来再也没有一只女人的手曾那么悲楚而驯顺地探进他的寂寞的男子的心了。(3:72)虽然已是步入青春的尾巴,但无论如何还是有着年轻紧实的躯体的小军官们,一直是处在一种恍惚的、逆光的、不安的生命状态中。在一种逆光的不真实感中,他们的身体渴求着异性,但对异性的渴求又哪里只是性欲而已,后头其实更是一种对抚慰的渴求。性欲的命令与回忆的驱使更相作主,让「鲁排长总是拂不去那种荒芜的心悸的感觉」(3:69)。陈映真想要捕捉的是两岸分断下,底层外省官士兵「活着」的真实状态。他们的言语总是往下流,流到猥谈亵语;他们没有志向,没有未来,甚至没有什么主义领袖责任荣誉之类。这些体面的正经话语还是留给那一心往上攀的人──好比「胖子连长」──好好使罢。「胖子连长」想必拿着一种做派,不愿加入他们的猥谈,更不可能和他们结伙嫖妓,只因他有前程──「为升上一个梅花的事,奔跑了将近半年」。因为有这个「前程」寄托,胖子连长和他们不是一类人,他能靠这个体制的游戏(逢迎、运作、关系、竞争、升迁)压抑并转化性欲的躁动,以及回忆的浮起。陈映真应该无意歧视胖人,但「胖子」的确传达了一种安定滑腻之感。发福的连长应已届中年,对于体制已经有了因年资、权力与利益而来的认同感。发福的身体意味了对生命的、性的悸动,以及对分离的创伤感受,已趋平静和缓,甚至麻木。那个曾经不安定的起伏,已经随着日益安定的生活与可期待的未来,而拉成了一条平滑的直线。这种肉体与心灵的如脂如韦,和那正在一种性的节日欢愉心情中揽镜剃须的钱通讯官的「壮年的男体」──「每一线轮廓每一块肉板都发散着某一种力量。他们都一样地强壮,一样地像刚刚充过电的蓄电池那样的不安定」(3:67-68),形成一种意味深长的对照。他们活得像「虫豸」,没事打个百分牌戏,赌注则是次日关饷同去嫖妓的花费。没错,他们在这种与故乡、与亲人切断,在异乡中一吋吋衰老,却没有前途、没有意义的人生中,唯一能抓住的就是短暂的性的刺激,让他们忘却生命的荒芜,并聊胜于无地感觉到他们竟还被接受、被需要──虽然不辨真假,让他们知道他们还「活着」。他们唯有把自己降低到一种生物性的存在,才能把生命活下去。他们甚至有些怔怔然地陶醉在野狗交配的大自然欢愉中。在一种逆光的、超现实的「一幕生之喜剧」中,「听得见一种生命和情热的声音,使得人、兽、阳光和草木都凑合为一了」(3:69)。这样一种动物性的「活着」,也是难得的罢,因为还是活着,毕竟又有什么比活着还重要呢?鲁排长在部队澡堂中尖锐地感受到这样的一种「活着」的况味:忽然间,鲁排长对于满澡堂裸露的男体感到一种不可思议的稀奇。他从来没有注意到这种毫无顾忌的裸露的意义。不论是年轻的充员兵,年壮的甚至于近乎衰老的老兵,不论是硕大的北方人或者嶙嶙的瘦子,都活生生地蠕动着,甚至因为在澡室里都显出孩提戏水时那样的单纯的欢悦。这种欢悦是令人酸鼻的,然而也令人赞美,因为他们都活着,我也活着,鲁排长想。而对于这些人,活着的证据,莫大于他们那累累然的男性的象征、感觉和存在。(3:74-75)这其实和陈映真在小说创作中经常似有似无地显现的一种「女性可畏,男性可怜」的信念有关。男性对是否活着向来是焦虑的,而用以证明的也常是性,那可笑复可悯的「累累」。但隐藏在这个荒诞的、没有意义可追寻的「生之喜剧」之后,却是一种深层的、拂之不去的悲哀,因为他们欲成为草木畜类而不可得,因为他们,幸或不幸,有记忆。他们老是不由自主地陷入回忆,忆起相处不到一个月的多情愁苦的新婚妻子,忆起慌乱哀怜任他求爱的二表姊,忆起扶着幼童的他站上木櫈远眺「一线淡青色的,不安定的起伏」的山脉的那个着「暗花棉袄的初初发育的身影」的姊姊(3:66)。幸,是因为,如此他们的「活着」就不仅仅如草木野狗般了,他们记得他们曾爱过也被爱过。不幸,而且是深刻的不幸,是因为这些永远地只是记忆罢了。他们和这一切,都如树叶离了树、花草离了土般地永别了。他们的生命只是一种在无尽的黑上头的「漂浮」、「漂流」、「浮沈」(3:73);前头是黑的,后头也是黑的,黑得像黑夜中的台湾海峡一般。他们在一片寂灭上活着,活在死上头。这种完全缺乏真实感的「活着」,是很多很多底层外省官士兵的一种真实人生状态。但我想也是所有底层的、流离的男性──不分省籍──的共同经验罢。这些飘零如转蓬的底层官士兵,于是常常白日颠倒,神游故里或是亲亲如晤。杂揉今昔的结果就是老会产生一种似曾相识的恍惚感。好比,这天一大早,鲁排长就觉得,而且是许多日以来都如此觉得,兵营的操场还有清晨的雾霭,「竟很像那已然极其朦胧了的北中国的故乡」(3:65)。到了日头近中时,鲁排长「注视着那散落着兵士的草地,很稀奇地又复觉得它何以能给他一种熟悉的感觉」(3:73)。这个前世今生之间的草蛇灰线,终于在几个军官于午睡时分坐上吉普车,出营寻欢的路上,得到了印契。鲁排长记起了「一个空旷的野地」,那是在「兵乱的大浊流中」,在一个仍然带着春寒,但阳光已然美丽的暮春时节中,在山区跋涉数日之后,所蓦然惊遇的「一小片圆圆的旷地」,其上死尸横陈。这并不稀奇──在那个年代。稀奇的是,这些死尸都裸露着。更稀奇的是:那些腐朽的死尸,那些累累然的男性的标志,却都依旧很愤立着。(3:75)这当然不是「事实」,死尸的那个不会勃起,或愤立。这仅仅只能说是鲁排长不辨今昔、觉梦不分的「回忆」。但是,与其说是回忆,还不如说是一种因巨大创痛而生的超现实幻想。但问题是,鲁排长为什么会如此「破解」了那萦绕于他的对营区操场风景的似曾相识感?为何那个「愤立着」的「累累然的男性」的超现实空间场景,让他觉得找到了他的似曾相识感的对应符契?六0年代初台湾的国民党军营的风景,和愤立着阳具的腐尸能有何关连,让鲁排长「正确地想起了和兵营的操场相关的风景」(3:75)?我的回答是:如果说,这些底层外省官士兵在这个岛屿上、在这个政权下的「活着」,是活在死上头、活在一片寂灭上头,那么要直指这个巨大悲剧以及提问「孰令致之」的文学书写,又有什么方式比创造出一群死尸,尸身上插着一根根愤怒的阳具的意象,来得更惊耸地「合理」呢?这不是那六0年代初千千万万青壮年的离乡无告的底层外省官士兵的真实生存状态的超现实写照吗?除了阳具的愤立,他们的人生几乎已经全倒下来了。当然也不是不可以这么说,那个「愤立」是指向国民党──「我日你祖宗八代」。但那个愤立,更是一种对于异性慰藉的执拗的、可怜见的需索。吉普车上,暮春的风拂着面的鲁排长,于是把自己从这个荒山死尸的浮想抽离开来,拉回到对于故乡的山、「小姊姊的山」的回忆,回到那个留在故乡的女人的回忆。这么想着,他突然寂寞起来,把烟丢到车外,「满满地感觉到需要被安慰的情绪」。于是他有些开心起来:「活着总是好的」(3:76)。于是他们一行人在一种节日的漂浮中、在一种性的兴奋中、在「秽下的笑声中」,驶向他们短暂欢乐的目的地。3. 关于娼妓或性产业鲁排长等三名军官嫖妓去了。「恶心的男人!」──某些都会中产卫道者在看完这篇小说之后,也许会皱着眉头丢下这么一句话。「男人」,当然;「恶心」?也许罢──如果我们只看到他们的青壮身影、听到他们的秽下言语、看到他们的嫖妓行止,就把他们想当然尔地视为有钱有权有闲的男性嫖客。而掷石者谴责之余,也许还会「为他们」提出一个出路:尔等应成立家庭,以解决性或感情之需。这个建议,虽然真诚地符合他们自己的阶级立场,但听者当不免顿生「何不食肉糜?」之感。此外,卫道者从左翼「拿来」的商品拜物教批判,其实也是建立在一个被抽空历史的主体的前提上。「性交易」,对这些流离的底层外省官士兵而言,远远不是用「将性商品化」、「不尊重女性」,或是「男性的淫乱」这些便宜的指责,就可以定性的。这些底层民众在永远地失去所爱与慰藉的世界里,也只有飞蛾般地奔赴这令人鼻酸的,短暂、虚空的慰藉。理解了他们的背景,我们就会知道他们对「性」的需求,不是「出自纯粹邪淫的需要」(1:75)──如陈映真在早期的另一篇小说〈死者〉所检讨的,而是铭刻着大时代的印记的。他们作为内战/冷战双重结构下的落叶转蓬,对女体的需求,骨子里是一种对自己还活着的证实,对慰藉的渴望;「娼妓」是在一个没有人真正需要他们、爱他们的世界中的一双暂时的温暖臂膀。诚然,这种慰藉有其片刻性与交易性,但这又哪待乎不需要这种证实与慰藉的卫道者来提醒呢?或许人们更应该追问与理解的是,这种悲剧的情色是建立在一种什么样的悲剧的主体上?而这个主体又是镶嵌在一个什么样的大历史中?但陈映真也并没有因此而歌颂性产业,因为在小说的结尾,在兴奋的路上的军官们之间,有一个「关于近来的雏妓们的年龄越来越小的事」的笑话在讲着,而且笑声很是秽下(3:76)。这个突兀的交代,表现了陈映真对于性产业的两难,一方面他绝不会如中产卫道者那般的伪善冷酷,但另一方面他也无法敞开地歌颂性产业,因为对他而言,性工作原则上预设了一个不义的阶级社会。陈映真在小说〈上班族的一日〉里,藉由某学者对电影《单车失窃记》的评论,认为该电影精准地展现出一个道理:「穷人为了生存,就必须相互偷窃」(3:198)。因此,他大概也会认为,绝大多数的性工作者是在一种苦难的人压迫苦难的人的世界中工作。娼妓的苦难不被理解,就像是这些嫖客军官的苦难不被理解一般,反而被后者拿来衬垫他们的苦难。我想起陈映真的另一篇小说〈凄惨的无言的嘴〉里的那被一刀刀捅死,每一个伤口都是一张嘴的雏妓尸身。对这个如电影《午夜牛郎》般的「午日牛郎」的飘零主体,我们有理解的道德义务。对于那被分断的故乡的亲密女性的爱与性的那无法分断的身体回忆,以及现实上对一种替代慰藉的渺茫的追寻的历史悲剧,我们不应只是站在一个简单的道德高点上俯瞰,更遑论鄙视,反而是要在一个更大的结构与更长的历史中思考:孰令致之。4. 抵抗「遗忘的历史」〈累累〉之后二十年,像鲁排长、钱通讯官这般的底层外省官士兵虽然鬓毛已衰,但仍乡音未改地在台湾各个角落的底层活着,孤独地拾荒孤独地门房孤独地烟酒,被富裕的、寡情的台湾社会谑称「老芋仔」。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港台之间的航班还经常看到他们的寂寞的身影、怔忡的面容,以及和整个文明机场格格不入的装扮行囊;再注意看,他们劳动者的手臂上,有着极粗劣的外科手术所留下的一团红黑新肉,硬是剜磨掉臂上「杀朱拔毛」之类的刺青。再三十年后的今日,他们已经凋零殆尽,就算是在石牌荣总也难得听到他们粗粗咧咧大声嚷嚷的异客乡音了。那是真正的绝响。他们行将被本来就什么也不想记得的台湾社会更为彻底地遗忘。或许,还是有人会记得他们的罢。有人会怨恨地记得他们是「国民党的死忠」、「国民党的投票部队」。有人会童騃地记得他们是「宝岛某村」的「伯伯」(音「悲悲」)们。有人会考古地记得那个轰动一时的李师科案的主角就是一个老芋仔。当然,也有高级文化人会记得他们是「失败者」,而如此记得的女士先生,则是要挺起胸膛表彰自己是失败者的「光荣的后代」──因为1949年被共党击溃的大逃亡一代在台湾所建立的政权,在后来的历史中被证明是更合乎「现代化」的文明准则,以及更继承着优秀的中国传统;论者状似怡然「让历史说话」,但其实是呕着气地、刺猬般地护卫着自己的认同。但这些「记得」其实都是建立在一个巨大扭曲或偏见上。人们常常拿都会的、家业有成的外省中高级军官的体面形象,遮盖住外省低阶官士兵的佝偻身影,只因为他们都是1949年左右来台的「外省人」;这里有一个明显的阶级盲与城乡盲。在这种社会的与历史的盲目下,人们常把国民党当个大盖子把外省低阶官士兵和上等外省人一并扣住,好像「他们」是一体的,都是「共犯结构」的部分。而这样做,恰恰是让李师科与李焕比翼,让王迎先与王升齐飞。把殉葬者当成体制的一部份,这,不荒唐吗?这里有一个「阶级」的分疏:有进入到这个党国体制从而与党国利害荣辱紧紧地绑在一起的国民党中上层外省军公教,以及那些从来被党国欺骗绑架、为历史遗忘、为机场的绅士淑女礼貌地视而不见的「老芋仔」。四十余年后,我们读〈累累〉,应该可以得到这么一种理解:这个「愤立」的「累累」,是青年陈映真对底层外省官士兵的生命状态的最深切的同情,以及对国民党政权最严厉的控诉、谴责与抗议。这篇小说不是孤例。在1966-67年之际,陈映真写了包括了〈最后的夏日〉、〈唐倩的喜剧〉、〈第一件差事〉、〈六月里的玫瑰花〉、〈永恒的大地〉、〈某一个日午〉以及〈累累〉等多篇小说。根据作者自称,这些小说脱落了过去的「感伤主义和悲观主义色彩」,「增添了嘲弄、讽刺和批判的颜色」。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小说中,有三篇当时没有发表,而是入狱之后由友人代发的,它们是〈永恒的大地〉、〈某一个日午〉与〈累累〉。我认为,这三篇小说有一共同特点:都指向国民党,对它作了不得不形式隐晦但内容异常严厉的批判。〈永恒的大地〉指出了国民党统治阶级的虚妄、胆怯与买办特质;〈某一个日午〉指出国民党完全抛弃了它五四时期曾有的理想,为青年所唾弃是理所当然;而〈累累〉则是继〈将军族〉之后,讨论了一两百万之众的底层外省官士兵的离散生涯,并直接指向现役军人。直到上个世纪末,已经步入老境的陈映真,对于这些底层外省官士兵的身世,仍然是揪着心地关心着。小说〈归乡〉就写了一个卖早点的老兵老朱对着台籍国民党老兵杨斌说着当年的痛:「......民国四十五年以后,我们才知道『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全是骗人的,」老朱说,「就那年,天天夜里蒙着被头哭。许多人,一下子白了头。」[......]「那年以后,逢年过节,我们老兵就想家,部队里加菜,劝酒,老兵哭,骂娘......」老朱说,「有些人因骂娘、发牢骚,抓去坐政治牢。一坐就是七年十年。」(6:45-6)这个当年的痛当然还是今天的痛──假如能痛的身体还在的话,因为这个痛并没有被真正地面对过,遑论好好处理过。老兵的痛无处可告,他们没有「二二八」,也没有「白色恐怖」,这些名义来称谓他们的痛。有一阵子,正义的学者纷纷地谈「转型正义」,但没有人曾经一念飘过脑际,想到这些老兵也是任何「转型正义」的思考也必须面对的。我们文明的、可敬的「台湾人」、「中华民国人」,不分蓝绿,在「老芋仔」还年轻时,对他们的苦痛无从理解,在部队里随人叫他们「米虫」,在他们老时,则管他们「老芋仔」。不少学者研究他们或拍他们的纪录片,目的只是要解释他们何以这么难以被「融合」、何以如此反台独,于是就方便地指出他们有「大中国情结」,或是他们有蒋介石「图腾崇拜」,或峰回路转地证明他们「见山又是山」的最终认同还是「台湾」,等等......。只有极少数人,如陈映真,从兵燓的、丧乱的大时代中,看到这些无告之民的踉跄之影与离乱之悲,并为这些荒芜的生命一掬同情之泪。陈映真为已经永远逝去的那个六0年代的底层外省官士兵的青春,做了一个伟大的补白。没有陈映真这篇小说,作为苦难中国现当代史一章的这些人,他们的青春、他们的梦呓、他们的失落、他们的荒纵,与他们的空无,将永远从这个人世间消失。这是一篇救赎性写作,所救赎的是被历来的文人或史家的历史书写中的遗忘。能不说,「还好,有陈映真,为这些人留下一个侧影,为不久之前的当代历史留下一个见证」吗?当然,也许会有严肃的学者问:这个以小说为形式的救赎性写作,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我有资格回答的话,我只能这么说,陈映真至少是如鲁迅一样「路见不平,挥了两拳」吧!其次,它至少让我们看到1949年来台,作为历史的殉葬者的底层外省官士兵,的一个精神面貌吧!再其次,它至少也让我们知道那个「光荣的失败」也并不见得那么光荣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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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亚洲或东亚论述与价值的问题,我可以明确表示我的立场,我不认为我们在认识论上激进到可以创造出完全不同于西方的范畴,我认为我们是在西方化及现代的认识论框架内成长的,确切地说,是在作为后西方化现象的现代性之中成长起来的。 ◎ 特约采访 张仲民 复旦大学历史系讲师 中国现在的民族主义,毋宁是来自民间的、对全球化的一种反思性或防卫性的反应,而不是由政府主导的。这意味着民族主义有点像《科学怪人》里的人造怪物,即使权力机关要想完全控制它,往往力不从心。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主义已经丧失了进步和解放的功能,与此同时,由于没有国家在背后的全力支持,它也变得不那么具有危险性了,大众民族主义仅仅是一种表现或表达方式而已。 印度正在成为中国的重要参照系。最新的例证是,自10月24日始,一个被一些学者誉为“自泰戈尔访华以来最重要的中印思想交流活动”在上海、杭州展开,预计持续两个月。这一系列名为“从西天到中土:印中社会思想对话”的活动之所以重要,在于主办方连续邀请了八位重要的印度裔学者到访中国,以公开演讲和座谈的方式,与中国知识界展开对话。 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应该是这八位印度裔学者中最为中国所熟悉的。这位汉学家出版于1988年的成名作《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曾获1989年度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以及1990年度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奖,他的《从民族中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也已被译成了中文。此外他还出版了《主权与本真性:满洲国与东亚的现代》、《中国民族国家形成中的全球性与区域性》等多本中国研究的专著。 杜赞奇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莱佛士(Raffles)人文教授,并任人文和社会学研究主任,同时也是芝加哥大学历史学荣誉教授。此次访谈是在11月22日杜赞奇教授复旦大学演讲后进行的,之后杜赞奇教授又用英文进行了书面补充。最后,他也对中译文进行了审订。 中国民族主义是对全球化的防卫性反应 张仲民:你那本《从民族中拯救历史》的中译本(译者误译为《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在中国的影响很大。其实该书中文翻译存在很多问题,没有多少读者能够真正读懂它,很多书评者、引用者都是在借题发挥,而且并不太关注你在书中对中国、印度近代民族主义的比较。很多读者好像都认为这本书是一个以后现代主义立场来解构中国民族国家的著作。 杜赞奇:《从民族中拯救历史》对汉学和历史研究的影响,不如我的第一本得奖著作《文化、权力与国家》影响大,但它对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学者影响比较大。实际上,这本书是我用最短的时间写的一本书。有趣的是,一些我后来的专著,像《主权与本真性:满洲国和东亚的现代》,则是经过了比较精深的研究,是绞尽脑汁的作品,但它们的影响却不像《从民族中拯救历史》那么大。所以我对此有点莫名其妙,或许一个新鲜、大胆但却强硬的理念,比一个精心打造的创意,有较为持久的吸引力吧。 读者误读该书为后现代主义,其咎可能在我。但现在我有机会可以在这里更详细地陈述我的立场。坦诚说,在后现代主义魔力和一个较历史的、深思熟虑的立场召唤之间,我被撕裂了。我想去表示的是,而且我眼下已有了更清楚的判断:其一,后现代的立场不是非历史的,但它暗示我们,在历史研究中决非仅存在一个解释、一个叙述或一个真相;其二,循此理路可知,民族主义并非只出现在近代中国,在前近代中国(如蒙元、满清前期),也许就存在一些关于民族认同的表达,但它们没有呈现出那种宰制性或霸权性的趋势;其三,只有在近代,民族主义始变得具有宰制性或霸权性,以及制度化,即便仍然存在一些经常是被压制的关于民族主义的观点,如地方主义和普世主义。正是根据这种模式的理据,对民族主义,我们才可以既有一个后现代的观察,也有一个历史的视角。关注历史中的霸权或宰制现象,在我本人的学术研究中,其重要性与时俱增。 简言之,我当下对《从民族中拯救历史》的看法为:该书系当时我正在激烈反对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的结果(包括在上世纪90年代早期的中国民族主义,因其时我恰与之邂逅)。我现在认为,在中国同其他世界各地,民族主义依然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一度忽视了它曾经有过的进步功能,像其反对帝国主义的作用。但我亦坚持,民族主义所具有的解放与进步因素正渐渐消失,它愈来愈自我膨胀和浮夸。 张仲民:你目前正在从事的研究是什么?你为何想要解构民族历史书写? 杜赞奇:目前从事的是关于中国信仰文化的研究,跟之前的研究关联不算很大。中国有一个很长的修史传统,职是之故,不管在何种政治体制之下,中国总会采纳某种历史书写的形式,因为一个民族总是需要一种关于集体的过去的观念。然而,民族史是独特的,在于其所关尤大,有关产生一个民族主体的记述,而此民族主体乃是某固定领土的主宰,世界上各个类似主体的一个竞争者。由于存在于这样一个互相竞胜的全球资本主义体制中,民族史模式取向的历史书写不可避免。我认为,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民族主义历史书写,虽然出于各种各样的理由,但较之反帝国主义取径,其呈现出一种更加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书写样态,表现出一种效法德国和日本的动员型民族主义书写方式,而非追随英国的自由民族主义书写模式。 张仲民:近几年来,你不断来中国,对于当下中国的发展特别是中国民众的某些民族主义表现,联系到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你有什么看法?你曾经说过:“20世纪早期的中国,其特征是它作为一个弱国家,但却有强大的国家主义论述。”你是否认为随着中国崛起,目前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再一次凸显了出来,甚至比以前更加强大,换言之,你如何看待这样一个现象:中国成为一个经济上的强国之后,它似乎拥有了更加强大的民族国家论述,很多国外学者对此都表示了忧虑,你的意见呢? 杜赞奇:我觉得中国民族主义的最近发展,既非常有趣,某种程度上,也令人担忧。将后毛泽东时代的民族主义同毛时代的民族主义比较,是非常有意义的。在毛时期,民族主义非常活跃,但经常要服从于多民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及发展中国家共同的反帝目标。在后毛时期,民族主义有几个主要变化:首先它不再受制于一个更高的反帝同盟或超越民族疆界的共产主义理想。这看起来有点像退回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民族奔竞论,但还是出现了一些重要发展的。即便政府在策略上可能会鼓励某些民族主义形式,可处于新自由主义当道的资本主义世界中的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也被卷入全球资本主义,同贸易伙伴甚至是竞争对手互相依靠,进行和平交流。故此,中国现在的民族主义,毋宁是来自民间的、对全球化的一种反思性或防卫性的反应,而不是由政府主导的。这意味着民族主义有点像《科学怪人》里的人造怪物,即使权力机关要想完全控制它,往往力不从心。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主义已经丧失了进步和解放的功能,与此同时,由于没有国家在背后的全力支持,它也变得不那么具有危险性了,大众民族主义仅仅是一种表现或表达方式而已。 期待中国出现平和的市民社会 张仲民:当有很多人在为“中国特色”或“中国模式”的发展道路喝彩时,却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为这种发展道路的排他性及垄断性表示了隐忧,您怎么看? 杜赞奇:中国的发展道路有效推动了经济增长,但它是一系列历史发展的结果———另外的国家很难去重复它。比如,政权跟执政党的关系,以及不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而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的土地改革,还有毛时期就确立的教育体系、健康保障与人民观念的改变。这些变化中的一些方面,对发展资本主义是有用的,但其他许多方面则让人担忧。 张仲民:在今天的中国,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常常成为讨论的热点,在一套有力的民族国家论述引导下,社会力量被压制、弱化,或至少要被吸纳入国家的系统内才能运行,现在,很多领域都存在着所谓“国进民退”的现象,作为历史学家,你如何看待这种中国的这种现象?印度能提供什么经验? 杜赞奇:从一个历史学家的立场看,目前的“国进民退”趋势是值得深思的,在于它呈现了全球资本主义曾经有过的危机。一旦国内的私人与民营经济变成领头羊之时,就是这种现象衰落之时。当下,全球经济的衰退强化了中国国内的社会分层,富裕和掌权的精英阶层毋宁愿意选择依靠经济活动中国家的领导,只有当中国的都市企业主义(entrepreneurialism )重塑辉煌的时候,将会出现一个生气勃勃与平和的市民社会。在今天的印度,中产阶级正在发挥他们的角色,第一次,他们能强化市民社会的体制与管理机构,以至于他们可以对政府有很大制约力,能强迫印度政府改变某些政策或立场。当然,根据查特吉(编者按:Partha Chatterjee,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教授,印度庶民研究———底层研究的代表思想家)的观点,这种市民社会对穷人不利,可我并不完全认同他的意见,尽管我们应该对他的观点深长思之。 自我东方化更多是心理补偿 张仲民:近20年来,日、韩、中国大陆及台湾、香港的一些学者,一直在推动“东亚论述”或者“亚洲论述”,认为东亚或者亚洲,可以在西方的体系之外,提供一套独特的价值和知识方式。对于这种努力,你如何看待?这些学者的工作同印度“庶民研究”诸学者的工作有没有相通之处? 杜赞奇:关于亚洲或东亚论述与价值的问题,我可以明确表示我的立场,我不认为我们在认识论上激进到可以创造出完全不同于西方的范畴,我认为我们是在西方化及现代的认识论框架内成长的,确切地说,是在作为后西方化现象的现代性之中成长起来的。非西方世界对现代价值和体制做出了很多贡献。但非西方世界的学者和知识分子还没有学会去拒绝那些发源于西北欧的概念、叙述、理论和典范,这些范畴经常反映了那些地区的现实,如在复旦大学的演讲中,我试图去阐述世俗主义在西方和中国的不同情况那样。 我们需要用更为合适的理论、概念去盘点和反躬自省我们所处的环境,如果有足以改变我们对于科学解释和真实诠释的概念工具,那么我们将会获得认识论上的差异,但到目前为止,此种情形并没有发生。 至于庶民研究社群,他们是重要的,因为他们试图打破某些西方认识论框架,诸如进步、现代性这样的价值和判断标准。当然,他们研究的这些庶民运动并不追求一个现代的未来,尽管这些运动确实以正义为诉求。但与此同时,庶民研究群的理论家却试图使自己对现代性的批判,尽量接近一种更加激进的对非正义的马克思主义或从马克思主义核心范畴出发的批判。当然,马克思主义也属于进步观念中具有解放色彩的认识论,所以我不认为他们能完全摆脱自己遭遇的认识论困境。 饶是如此,他们对现代性的批评,以及他们对非现代作为通向解放的另一可能路径的探索,仍然是重要的。就我所知,许多庶民研究者业已不再坚持早年极端批判现代性立场,都已经去开发新的研究议题了,但我的判断或许有误。很多庶民研究者是我的朋友,我也曾部分地受到相同智识力量的感染,不过,我对中国的研究兴趣也促使我探寻别的思考方向。 张仲民:最后,还想询问一下你对于东方主义与自我东方主义化的看法。盘点近代以来中国学者最喜欢引用的几个外国人名字--如莱布尼茨、伏尔泰、李约瑟、卡特(Thomas Francis Carter)、汤因比等人,包括近年来《白银资本》、《大分流》等著作在中国学术界的流行,一些中国学者往往以其来说明中国文化、制度或某个科技成就的悠久与伟大,或者中国经济曾在世界的领先地位,就可明白中国人多么需要和依赖外国人的肯定来扬眉吐气。在此意义上是否可说,在中国问题上,最主张、最切实践履东方主义的,或者说最自我东方主义化的,恰恰是中国人自己? 杜赞奇:自我东方主义化现象在发展中国家一直是一个20世纪的问题,它需要在启蒙运动和资本主义的全球语境中得到理解。渴求现代性的民族或民族精英,为实现启蒙大众、使国家更有竞争力的目标,他们生产了这些自我东方主义化表象,两个追求不可分割,但这种努力的代价是巨大的,在中国尤其如此,自我东方主义化不仅导致了对传统的攻击,还导致对普通农民社会生活的谴责,因过去的农民世代都无法看出现代性的益处。 同时,自我东方主义化有两面性:其负面性已经被像刘禾这样的学者讨论过了;另一方面,则是能够比较给人以宽慰的自我东方主义化,如你提到的中国人感兴趣的名字莱布尼茨、李约瑟等等。虽然我已经意识到前者的代价,但我相信在追寻现代化时,它有一个促成改革与进步的功能。至于后者,我认为它更多是一种心理补偿,而非在为一种精神上的民族自大背书。我应该强调,在殖民地时期,甚至在今天,透过这种自我东方主义化,印度中产阶级从中获得良多慰藉,但如果该倾向不被更多的改革举措中和,它会很容易化为一个民族主义借口,潜伏于阶级对立和国内问题之中伺机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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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70年代末之后,社会主义向后社会主义的转变正在于,一方面,劳动从价值的源泉被贬低为资本价值增殖的中介,另一方面,劳动对于劳动者而言只是交换价值,日常生活的意义和审美经验由生产领域转向消费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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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不妨围绕以下相关问题进行:"20世纪中国"与乡村叙述;"20世纪中国"与文学叙述中的人道主义;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演变及其危机;乌托邦与"20世纪中国";新秩序的建立与新社会图景的缺失;"真实"与历史叙述,等等。这些问题既包含在20世纪历史的自我思考和表述中,也体现在"重述"潮流的文学文本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