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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
书评
2013/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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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丰富的台湾工运和政治社会运动经验的作者所撰写的由三十三个短篇思想札记所构成的马克思主义入门书:《破门而入:为马克思主义辩护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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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9月18日,由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和中国作家协会联合主办的“陈映真先生创作50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附录李云雷札记一篇:从排斥到认同——大陆作家对陈映真20年的“接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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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桂莲,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外语系 副教授一上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的大门被西方的炮舰打开后,大批西方传教士深入中国腹地,亲眼目睹了中国穆斯林的现状,撰写了不少有价值的著作、游记,如法国路易·卡乃(Louis Carne)的《印度支那及中华帝国之行》、英国约翰·安德森(Anderson John)的《滇西历险记》、法国罗舍(Emile Rocher)的《云南回民革命见闻记》、英国丘奇·珀西(Church Percy)的《回疆游记》、英国布鲁姆霍尔·马歇尔(Broomhall Marshall)的《伊斯兰教在中国:一个被忽视的问题》等等,都是值得参考的。与此同时,中国回族和穆斯林问题在国外学者中也成为研究的热门课题,尤其是本世纪以来,国外学者出版了许多有学术价值的论文和专著,如德国哈特曼·马丁(Hartmann Martin)的《中国伊斯兰教史》、美国劳费尔(Berthold Laufer)的《中国伊朗编》、法国伯希和(P·Pelliot)的《郑和下西洋考》、日本桑原骘藏的《蒲寿庚考》、田坂兴道《回教传入中国及其弘通》等,是我们比较重视的著作。中国伊斯兰教具有强烈的中土文化的气息,既不同于中东和世界其它地方的伊斯兰教,又是世界伊斯兰教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认为科学研究不能自我封闭,对国外研究成果应该认真借鉴,取彼之长,补我之短。 二 西方国家对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结束到1919年。为了在中国穆斯林中发展信徒,英、法、美等国的基督教会组织专人来华在西南和西北地区开展社会调查。他们在中国各地(包括在穆斯林居住地区)布道传教,研究关注的中心是政治和社会问题,尤其关心的是起义问题。这一时期,欧美国家发表了许多与西方列强各国为在中国瓜分势力范围,妄图利用历史事件寻求缺口,蚕食我国西北的新疆和甘青宁地区、西南的西藏、云南以及东北等地的侵略阴谋有关的文章。如在俄文军事期刊发表的《中国西部东干人或穆斯林居民的起义》(1866年)、华西里列夫的《中国的伊斯兰教运动》(1867年)、《爱丁堡周报》刊登俄国军事期刊发表有关中国伊斯兰教文章的英译稿(1868年)、希丁的《通过亚洲》的"东干起义"、《中国评论》(第16期)布罗克的《云南穆斯林起义》和洛克希尔的《东干起义和伊斯兰教在中国》(1896年,华盛顿)、《亚洲评论》连续发表的《甘肃的两次穆斯林起义,1648-1783年》(1889年11、12月)等。西方国家为了摸索一条在中国穆斯林中传播基督教义,使穆斯林改宗的经验,美国伊斯兰学者斯维默和布教团的传教士访华时与中国的穆斯林进行了广泛地接触,要求基督教会应急需解决以下三个问题:①调查中国的穆斯林人口、确定教会在华从事布道的中心任务以及文化教育活动的战略中心;②搜集汉文伊斯兰教著作以了解中国穆斯林的观点并研究基督教义与其相同点;③在华的基督教会应与埃及开罗、新加坡、印度马德拉斯的传教会加强联系并交流在穆斯林中从事布道和劝解改宗的经验。这在客观上推动了国外对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活动。他们还发表了一些与中国穆斯林生活和信仰有关的文章。如安德逊的《云南西部的考察报告》(加尔各答,1871年)和《从曼德勒到蒙缅》(1876年)、埃米尔·罗舍(E' mile Rocher)《中国-省云南》(laprovince chinoise de Yunnan)(1879年,巴黎)、塞尔的《伊斯兰教论文集》(伦敦;1896年)中有关中国伊斯兰教问题,户水觉人的《北京张家口间的回回教徒》(1903年)、布鲁姆霍尔《伊斯兰教在中国》(Broomhall:Islam in China)(1910年,伦敦)、多伦的《中国穆斯林调查记》(1911年,巴黎)、远藤佐佐喜的《关于中国的回回教》(1911年)、桑原骘藏的《创建清真寺碑》(1912年)、斯维默的《汉文和汉文--阿拉伯文伊斯兰教经典文献目录》(1917年)、奥基勒维的《中国穆斯林文献》(1918年)等。 第二阶段是从1919年到1949年。这一时期是国外回族伊斯兰教研究最为活跃的时期。研究的中心依然是政治和社会问题。西方国家的传教士、记者、外交官、使团等都对中国的回族伊斯兰教进行了广泛地研究,这时开始出现了一些学术著作。在西方的研究活动中,首先应该提到的是于1911年由基督教会创刊的《穆斯林世界》,据不完全统计,从1911到1949年间,该季刊发表有关中国伊斯兰教的论文、动态、书评和通迅约133篇,其中有玫逊的《中国回教书目》(1925年,该书搜集了318本著作书目);鲁道夫依据多人的成果汇集的《中国伊斯兰教出版物》(1938年)。日本在中国甲午之战和八国联军侵华之后,为适应侵华政策并与西方列强在华争夺的需要而从事的各种调研活动加紧进行。随着"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爆发,日本觊觎东北、华北以至于全中国的侵略野心暴露无遗。这期间,在日本满铁庶务部调查课的主持下,发表了一些对外从事侵略和统治的书籍与手册。如太宰松三郎的《支那回教徒的研究》(1924年)、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提出《关于北京回教徒的调查报告》(1939年)、在若林半的《回教世界与日本》(1937年)、回教圈研究所的《回教圈史要》(1940年)、加藤久的《回教的历史与现状》(1941年)、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回教圈提要》(1942年)、笠间杲雄的《大东亚的回教徒》(1943年)等。 第三阶段是从1949年起至今。就二战后的整个伊斯兰教情况而言,这一时期国外的研究活动有了新的发展,尤其是西方国家对伊斯兰教的研究有了纵深发展,出版了大量的著作、书目和论文。在50年代,主要有前苏联发表的《关于中国伊斯兰教的俄文资料》(1957年),美国的《伊斯兰教在中国》(1960年,华盛顿);60年代主要有拉斐格汗的《伊斯兰教在中国》(1963年,德里)、莫尔太的《黑帽伊斯兰教》(1964年)、田坂兴道的《回教传入中国及其弘通》(1964年)、今永清二的《中国回教史序说》(1966年)等;70年代有福布斯的《中国穆斯林少数民族概观》(1976年)等;80年代有拉法勒·以斯拉里的《穆斯林在中国》(1980年,伦敦)、莱斯利的《汉文伊斯兰教文献》(1981年)等。现将这一时期发表出版的有影响的论文及专著按年份顺序分述如下:小皮肯斯(Claude L.Pickens Jr.):《中国伊斯兰教文献目录提要》(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Literature on Islam in China)(1950年,中国穆斯林公谊会出版p.72)。该书分概论、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历史与发展、教派与结社、文学、固有文化、术语、统计八个项目,介绍了欧美及中国的文献,并附有解说。其缺点是没有介绍日本与俄国的研究成果。列文塔尔(Rudolf Loewenthal):《关于中国伊斯兰教的俄文文献,初步书目》(Russian Materialson Islam in China: A Preliminary Bibliography)载Monuments Serica,1957年,第16卷,p.449-479。该文分书志、历史、经济、民族志与人口统计四个条目,共列举俄文文献142篇,文末附有人名和论文索引。摩尔根(Kenneth W. Morgan):《伊斯兰教--笔直之路,穆斯林所解释的伊斯兰教》(Islam-the Straight Path; Islam Interpreted by Muslims)1958年由New York,Ronald出版。其中第九章题为"中国伊斯兰教文化"(Islamic Culture in China),由廷(Dawood C.M.Ting)执笔。该章简明汇总了中国穆斯林的风俗习惯、日常生活,伊斯兰教与儒佛道三教的关系,宗教组织、礼拜形式等等。但对历史的叙述价值不大。乔约(Francois Joyaux):《中国穆斯林,关于对中国穆斯林少数民族的社会与经济政策,1950-1960》(Les Musulmans en Chine Populaire, Probléms Politiques Sociaux et économiques des Minorités Musulmans de la Chine Populaire,1950-1960)载法国政府出版的《文献之评论与研究》1962年2915号,共76页。该文有历史与地理的叙述,但重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伊斯兰教的状况。相对于有关中国内地回族的记叙来说,更多的篇幅记叙了新疆地区信仰伊斯兰教的、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各民族的状况。列文塔尔:《俄国对中国伊斯兰教历史的贡献》(Russian Contributions to theHistroy of lslam in China)载Central Asiatic Journal,1962年第7卷,p.312~315。该文主要介绍了沙俄时期的四种著作和苏联时期的两种著作。特利波纳(Jesef Trippner ):《撒拉人,他们最早的争端与1781年起义》(Die Salaren, Ihre Ersten Graubeans - streitigkeiten und Ihr Aufstand 1781)载Central Asiatic Journal,1964年第9卷,p241~276。该文不但叙述了撒拉族的名称、由来、有关记载、居住地区等,还记叙了1781年由于各宗派间的斗争而引起的起义。1929至1953年间特利波纳曾居住于甘肃、宁夏、青海三省,特别是兰州、武威、张掖、西宁等地,他和当地的穆斯林直接会面交谈,获得了大量的原始材料,在论文中也列举了一些不易见到的当地出版的史料。他还发表了《中国西北伊斯兰教小组与丧葬祭祀》(Islamiche Gruppen und Druberkult in Nord-west Chine )载Die Welt des Islams,p.143~171,1961年。该文主要记叙了甘肃穆斯林的"门宦制度"中的六大门宦的系谱与历史,其史料价值很高。乔约(Francois Joyaux)在L' Afrique et L' Asie杂志上发表了两篇关于中国对少数民族的政策的文章。一篇题为《中国穆斯林少数民族》(Les Minorités Musulmans en Chine Populaire)1964年第68号,P.3~12。该文叙述了作为中国少数民族的伊斯兰教诸民族,中国对少数民族的政策,特别是区域自治政策。另一篇是《中国穆斯林与北京的政策》(Les Musulmans de Chine et la Diplomatie de P ékin)1967年第77号,p.17-24。该文主要叙述了中国对伊斯兰教各民族的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包尔汉等人所起的作用。弗兰克(H. Franke):《中国中世纪针对伊斯兰教徒的讽刺作品》(Eine Mittelaterliche Chinesische Satire auf die Mohamedaner),载《奥托·斯皮斯纪念文集·东方研究》1967年,p.202-262。该文研究了元明时期各种歧视汉人穆斯林的看法与观点。苏三洛(Muk-hammed Sushanlo):《东干人历史人种学概论》(Dungane; Istoriko-eth-nograficheckiiocherk),载Frunze,1971年,p.305。所谓"东干人",是居住在中国新疆地区与中亚苏联部分的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各穆斯林民族,如维吾尔族、乌孜别克族等等,称呼中国回族的词。清末回民起义时,陕西回族白彦虎等被清军追击逃亡,经新疆亡命于俄国境内,并在此定居,以至于以"东干人"为民族名称。苏三洛认为,从元代开始移居中国的穆斯林,与西夏国主要民族党项人整体互相交流,导致了中国西北的新民族"东干人"的形成,"东干人"是以党项族为核心的地方民族。现在有不少人持这种看法,他们把通用汉语的中国回民,分为居住于冀、鲁、豫等中原地区和居住于西北陕、甘、宁、青地区的两部分,认为前者是汉人而信仰伊斯兰教,而后者是突厥语族穆斯林与汉人的混血种,即"东干"民族。总之,苏三洛提出了一些新观点,但这些观点还需要推敲。德叶尔(Svetlana Rimsky-Korsakoff Dyer)女士是专门研究居住在苏联中亚地区的"东干人"专家。她从研究"东干人"的语言入手,对"东干人"进行了全面研究,并作了实地考察。她在Monumenta Serica上发表的论文有《苏联东干人,中亚的汉语、字母、音韵、词法》(Soviet Dungan; the Chinese Language of Central Asia, Alphabet, Phonology, Morphology.1967年)、《苏联东干人的民族特性,关于其起源及语言的几个问题》(Soviet DunganNationalism; A few Comments on Their Origin and Language.1977-1978年)、《苏联东干人的婚礼、 象征主义与传说》(Soviet Dungan Weddings; Smbolism and Traditions.1977-1978年)、《苏联穆斯林的生活,东干人状况》(Muslim Life inSoviet Russia;the Case of Dungans)载《穆斯林少数民族事务学会杂志》1980-1981年第2卷第2号与第3卷第1号合刊,p.42-54。福布斯(Andrew D.W.Forbes ):《中国的穆斯林少数民族》载《宗教杂志》,1976年第6卷,第一期,p.67-68。该文以年代顺序重新追述了大量有关中国穆斯林的知识。德丽叶(June Teufel Dreyer)女士的《中国的四千万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少数民族与民族一体化》(China's Forth Millions; Minority Nationalities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哈佛大学出版社1976年出版,p.333。该书研究了回族,同时也研究了所有的少数民族,但有些观点不够正确。莱斯利(Donald Daniel Leslie):(1800年前中国伊斯兰教文献指南)(Islam in China to 1800: Bibliographical Guide),载Ab rNahrain,1976年第16卷,p.16-48。该文涉及面较广,不仅介绍了文献,也介绍了有关图书馆的藏书的目录情况,是一篇不可取代的书目简论。潘斯卡亚(Ludmilla Panskaya)与莱斯利合作研究的《巴拉第中文穆斯林文献入门》(Introduction to Palladii's Chinese Literature of the Muslims),载《堪培拉东方专题著作丛书》第20号,1977年。该书首先叙述了俄国东正教会北京传教士团的情况,然后介绍了研究中国伊斯兰教的俄国传教士巴拉第的传记和著作,最后附有巴拉第著作目录及注释。博交斯(Pierre Bourgeois):《中国穆斯林》(Les Musulmans en Chine),载L' Afriqueet L' Asie Modernes,1977年第122号,p.9~24。该文介绍了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10个民族及各地的清真寺,但学术价值不大。威克斯(Richard V. Weekes):《穆斯林民族,世界人种学述评之一》(Muslim Peoples; A World Ethnographic Survey),伦敦格林沃德书店1978年出版,共546页。该书对中国境内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族、塔吉克族、塔塔尔族、乌孜别克族等少数民族都有述评。作为参考书使用很方便。伊斯莱利(Raphael Israeli):《中国穆斯林,文化对抗之一研究》(Muslims in China; A Study in Cultural Confrontation)( Uneasy Coexistence)(Confrontation and Rebellion)伦敦克札恩书店1980年出版,p.272。该书由"不易之共存"(Uneasy Coexistence)和"对抗与起义"(Confrontation and Rebellion)两部分组成。在第一部分中,作者对于回民与汉人的关系、穆斯林的特征、汉人对回民的看法、穆斯林与犹太教徒的比较等等问题,运用社会学的方法,提出了一些独特的见解,值得注意。第二部分着重推论而史料基础薄弱,有的汉文史料的引用值得怀疑。他还谈到了阿拉伯瓦哈比运动、印度纳格西班底运动对中国穆斯林活动的直接影响,但其根据仅仅是交通路线的存在以及事件偶然的连续性,缺乏说服力。总之,该书有启发性的地方很多,但结论还有必要慎重研讨。莱斯利(Donald Daniel Leslie)就有关中国早期伊斯兰教文献典籍的版本、源流和教法考证,写了大量的论文和专著,力图为未来写成中国伊斯兰教的不朽著作而奠定坚实的基础。他80年代发表的论文主要有: 《明末清初汉文伊斯兰教文献,著作、作者及合作者》(Islamic Literature in Chinese; Late Ming and Eealy Ching; Books, Authors and Associates ),堪培拉高等教育学院1981年出版,p.192。该文汇总了以前关于明末清初伊斯兰教文献、穆斯林传记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作为书志参考使用。《刘智所使用的阿拉伯文和波斯文资料》(Arabic and Persian Sources Used by Liu Chih),载《中亚杂志》1982年第26卷第78-104页,他与瓦塞尔合作,考证了18世纪中国伊斯兰教学者刘智的《天方典礼》、《天方性理》两书中所引用的伊斯兰教文献的原来书名,得出的结论是:刘智所引用的伊斯兰教文献以逊尼派哈乃斐学派原作为多,波斯语文献以沙斐仪文献为多。整体来说,波斯语文献多于阿拉伯语文献。《阿拉伯语与波斯语原始资料中中国城市之考证》(The Identification of Chinese Cities in Arabic and Persian Sources),载《远东历史文献》第26卷p.1-18,1982年。该文考证了阿拉伯语、波斯语资料中所见的中国城市的名称。《传统中国的伊斯兰教,1800年之前简史》,贝尔根南(澳大利亚)堪培拉高等教育学院1986年出版,261页,附有一幅插图。这是一部严谨的著作,由前面的一篇对17-18世纪史料的分析(由于其专业性而仅供知识渊博的学者使用)和一篇格调很高的语言--地理学短文所补充(第6~7节)。弗郎索瓦斯·奥班:《中国伊斯兰教探源》,载《穆斯林周边世界的知识传播》第3卷p.144-147,1985年。该文可以补充由莱斯利在世界各大图书馆编制的穆斯林特藏目录。巴尔巴拉·L·K彼尔斯布里(Barbara L·K·Pillsbary ):《中国的穆斯林史,1300年的年谱》载《穆斯林少数民族事务研究所学报》第3卷,第2期,p.10-29,1981年。该文对中国穆斯林的年谱作了全面的介绍。作者是有关中国的政治学家,是中国"少数民族"问题的优秀专家。乔纳森·N·李普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和政治,甘肃马氏军阀家族》载《近代中国》第10卷第3期,p.285-316,1984年。该文叙述了从19世纪末到1920年间西北最有权势的三个穆斯林家族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三个家族之一皈依了伊斯兰教苏非派,第二个家族则支持一种已被儒化的伊斯兰教,第三个家族在伊斯兰教瓦哈比派影响下维持了一种半独立的军事力量。安德鲁·D·W·福布斯(Andrew D·W·Forbes ):《中国中亚地区的世俗人和穆斯林,民国时期(1911~1949年)的新疆政治史》,剑桥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这是一部非常精辟的政治学著作,是以不同语言的新资料为基础的,描绘了民国时代动乱的一幅宏伟画面,与大家至今所作的一切都形成了鲜明对照。宗教在这个地区并没有居于对立争执之上与中原敌对的位置,无论是不信教者还是穆斯林都一样。佐口透:《中国穆斯林研究之回顾与展望》,载《内陆亚洲史研究》(1996年第2卷,第3期,第1~16页),比较翔实而全面地回顾与总结了20世纪20年代至90年代,日本学界对中国回族伊斯兰教的多方位、多学科研究及其代表人物的主要成果,个中论点,精辟独到,反映了日本东洋学界关于这一领域的最高成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历史学家约瑟夫·弗莱彻(Joseph F. Fletcher,1934-1984年)教授,著的《中国苏非派道乘》,载《伊斯兰教中的神秘教团及其发展与现状》,由波波维奇和凡斯坦主编,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院1986年出版,第13~26页,由一份古典汉文(19世纪下半叶中国西北穆斯林起义时代的官方文件)、波斯文、阿拉伯文、突厥文和日文所支持。该文以一种富有权威的可靠性把中国苏非派同时纳入了世界性传说的持续性和地方历史的曲折变迁中了。此外,他还著有《中国西北的纳格西班底教团》等论文,对中国与中亚伊斯兰地区的苏非渊源关系,作了深入而精到的研究,在国际学界声名赫然。尤其他的学生,如今已成为历史学家的李普曼教授,除了前面提到的著作外,他还著有:《拼凑的和网状的社会:中国穆斯林教团的研究》,载《亚洲伊斯兰》第11卷,《东南亚和东亚》专刊号(由以色列的拉法埃尔主编),耶路撒冷1984年版,第246~274页。对中国回族穆斯林社区的形成及教派网状结构,作了独到的研究和阐释。 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与国际学术交往的不断扩大和交流,西方世界对中国回族伊斯兰教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无论是理论上的提高,还是实际调查和研究,都有了很大进步。如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杜磊就多次深入中国西北,进行田野调查研究,写出了《中国穆斯林》《哈佛大学东亚论丛第149种)等很有学术份量和价值的5部专著,大多涉及中国回族和穆斯林问题。李普曼教授又于近年出版了他花费10多年心血而撰写的《熟悉的陌生人--中国西北的穆斯林及其历史》(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98年6月)一书,颇见功力,对中国近现代的西北回族穆斯林历史和文化,作了全面、深刻的阐述。此外,日本、英、法、美等国的一批中青年学者对中国回族伊斯兰教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不少人作为访问学者在中国进行田野调查研究,相信不久的将来,必将在国际上贡献出引人注目的学术成果来。三 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以及对外学术交流的加强,近20年来国外的中国回族伊斯兰教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出版发表了一些有学术价值的书目、著作和文章。如布鲁姆霍尔和多伦的著作,迄今之所以仍受到西方学者的重视,被认为是这一领域的权威著作,是和它通过实地调查获得第一手资料有关。国外学者应用多学科方法,通过编辑和研究中国伊斯兰教的书目,并相应地做出分析和论述,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对中国学者来说,他们的研究成果是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的。回族伊斯兰文化研究是一门正在兴起的学问。既是学问就要讲究科学,它和其他学术研究一样,正如马克思所说:"研究工作应是详细地掌握材料,分析这材料的各种发展形态,并探寻出这各种发展形态的内部联系"。我们应与海内外的专家、学者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加强合作,增进友谊,这将有利于推进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学术走向国际化。 【参考文献】: 1.沈青:《国外的中国伊斯兰教研究》,载《中国伊斯兰文化》,中华书局,1996年。 2.袁林:《海外研究中国伊斯兰教论著简介》,载《宁夏社会科学通讯》,1981年(3)。 3.[法]弗郎索瓦斯·奥班著 耿升译:《西方汉学界五年(1984-1989)来对中国伊斯兰教研究的综述》,载《中国回族研究》第二辑,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 4.《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p.435,1954年莫斯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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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公認是中國現代文學最偉大的作家,具有廣泛的國際聲譽。但是,要向台灣讀者介紹魯迅的成就卻異常的艱難,他的作品在台灣遭到嚴厲禁讀長達三十七年之久。對台灣文化界來說,魯迅目前還是一個頗為陌生的領域,沒有什麼可以談論的基礎。 台灣文學界所謂的專家,主要受夏志清影響,對魯迅還有一種難以破除的偏見。他們從「形式」著眼,認為魯迅只寫了兩本短篇小說集,也不過就二十五篇,一部長篇也沒有;此外還有一本散文集《朝花夕拾》、一本散文詩集《野草》,就說這些作品裡有不少精品、傑作,哪能就算是大作家呢?何況還要稱他「偉大」或「巨人」?這不過都是共產黨的造神運動的成果罷了。在他們眼中,魯迅的十四本雜文集根本不算什麼。 大陸有一種知識分子恰好有相反的看法。他們認為,是共產黨利用了魯迅在文化界的廣泛聲譽,並且在解釋上把魯迅狹窄化了。魯迅的精神遠遠超過共產黨的教條,而且可以反過來反對共產黨的教條。 對我的魯迅觀產生重大衝擊的,還有來自日本學者的觀點。從竹內好以降的魯迅專家,包括丸山昇、木山英雄、伊藤虎丸、丸尾常喜等人,談起魯迅來,幾乎是畢恭畢敬,好像面對一位現代的東方聖人。 那麼,要怎麼樣說明魯迅作為一個作家的獨特品質呢?我想先從自己的閱讀經驗談起。1970年代,我曾偷偷影印了一本相當份量的魯迅雜文選集,卻並沒有帶來多少閱讀的樂趣,有一些篇章還似懂非懂。九○年代初我買到魯迅全集,不久之後,我陷入一種精神困境中,主要因為我的政治立場在台灣成為絕對少數。這時候,我才發現魯迅的作品成為我最大的安慰之一。魯迅的某些作品充滿了絕望,讀的時候引發自己強烈的共鳴。這我早已很清楚,因為魯迅的陰暗面是眾所公認的。然而,奇怪的是,這樣的文學並不導致全然的悲觀,並不使我喪氣,以至於失去了鬥志。相反,閱讀時感到一種絕望的快感,讀了以後卻能慢慢的堅韌起來。這是一種非常奇異的感受。你很難想像,「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這樣的句子會產生啟示作用,讓你更勇敢的面對現實。我認為,從活著的人的角度來看,魯迅的作品讓我們領會到,不論面對如何的艱難,你都不可以自欺,以為自己已忍受不了,沒那麼回事。說自己忍受不了,那是弱者的行為。汪暉一本論魯迅的專書,書名叫《反抗絕望》,這書名起得很好,我以為,就人生態度而言,「反抗絕望」正是魯迅精神對人的啟示之處。 以上是就個人的命運而言,但魯迅絕不只是關心個人命運的作家。魯迅去世的時候,就被稱為「民族魂」,他是中國面對亡國之禍時最堅韌的戰士。這看起來很奇怪,最悲觀的作家怎麼會成為最堅韌的戰士? 讀魯迅的小說,開始你會感到陰冷。譬如祥林嫂,那麼一個健康而勤快的農婦,怎麼會在習俗的偏見與眾人的冷酷之中淪為乞丐,最後死得不明不白。在〈藥〉裡,一個愛國志士為國犧牲的鮮血,卻被患肺癆病的人蘸到饅頭上拿來當祕方吃。一個農村無產者的阿Q,其實是很有勞動能力的,卻在眾人的藐視和自己的自欺之中莫名其妙的成為別人的替死鬼。看起來中國社會已完全缺乏人性,只會把活活的人變成殭屍,連一點「生」的氣息都沒有。 魯迅就像其他新文化運動的領導人一樣,不憚以最犀利的筆觸揭發中國文化的陰冷而缺乏人性的一面。但魯迅卻還是一個最熾熱的愛國者,這看起來是相當矛盾的。 如果拿胡適和周作人來跟魯迅比,就可以看出魯迅的偉大。胡適極其單純的嚮往西方文化(特別是美國文化)的一切,認為只要承認自己一切不如人,只要好好的跟人家學習,中國就有救。周作人跟魯迅一樣,對中國傳統社會徹底絕望,以至於完全喪失了民族自信心,最後竟然不認為抵抗會產生什麼作用,寧可當侵略者的順民而不肯有一絲一毫的自我犧牲。 魯迅還有一點跟許多愛國之士非常不一樣,他很少批評外國侵略者,而只批評自己的民族。並不是說,他絲毫不具備對侵略者的痛恨,這一點他絲毫不弱於人。但民族的恥辱感更讓他痛心。他似乎認為,與其痛恨別人,不如痛恨自己──與其痛恨常常欺凌自己的強者,不如痛恨自己為什麼始終是「孱頭」、「歪種」。魯迅痛恨自己民族的不長進,具有一種熱騰騰的血氣,他知道,只有這種血氣凝結成一種百折不回的鬥志,中國才能找到重生之道。只會欣羨人家,只會藐視自己,最後就是自輕自賤,向強者低頭。 魯迅勸中國青年,「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少看中國書,其結果不過不能作文而已。但現在青年最要緊的是『行』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麼大不了的事。」在最惡劣的環境下,勇敢的面對現實,確確實實的「活」著,不自欺,魯迅認為是頭等大事。只怪罪別人欺凌自己,或者一直扛著祖宗的神主牌來自我炫耀,自我滿足,都是標準的阿Q,不是自救之道。 魯迅同時倡導「拿來主義」,外國的一切東西都可以拿過來,這不是說,外國東西一切都好,拿來就用,而是「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毀滅」,要使自己成為這些東西的「新主人」,而不是成為這些外國東西的奴隸,什麼都好,什麼都跟。要「沉著、勇猛,有辨別,不自私」,這樣才能成為外國東西的「新主人」,也才能使自己成為「新人」。 簡單的說,魯迅既不要中國青年成為祖宗的奴隸,也不要中國青年成為外國東西的奴隸。一個民族跌到了深淵,如果不能勇敢的站立起來,再怎麼祈求祖宗的保佑,再怎麼痛罵侵略者的沒有人性,都是沒有用的。一切只能靠自己。這就是魯迅的血氣,因此他不憚於以最嚴苛的態度自我批評,他的自我批評絕不是自我輕賤,為的是拜倒於外國侵略者的腳下,像周作人那樣;或者像現在某些中國知識分子一樣,竟然認為中國只有讓外國徹底殖民,才能現代化。 就因為看到了這一點,中國人才會說,魯迅一身沒有媚骨,或者魯迅一身都是傲骨。是這種傲骨,使得中國人能夠從萬劫不復中重生。縱觀中國現代文學,魯迅這種精神對中國青年起了最大的啟示作用,而且沒人能夠跟他比肩,因此他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唯一的宗師。 。 戰敗的日本人驚異於中國人終於「站起來了」,才恍然醒悟魯迅的偉大。魯迅表面強烈的自我批判精神,其實正是對西方文明最堅強的抵抗,他的拿來主義最終證明,中國可以找到一條特異的自救之道。相反的,日本人表面上是西方的模範生,最終只不過成為西方的模仿品,連它的「大東亞共榮圈」,也不過是西方殖民帝國主義拙劣的二等貨。最令人不堪的是,它竟成了它最主要的敵人美國在亞洲的伙伴,成為美國在亞洲的「大管家」。「脫亞入歐」的結果是,日本成為美國最重要的伙伴,但誰都知道,誰才是真正的主人。 魯迅坎坷的一生也是他始終艱苦奮鬥的一生,他的痛苦與他的勇於戰鬥,終於證明了他不凡的智慧。中國終於重新站立於世界之中,他有一份不容抹煞的貢獻,這就是他的偉大成就之一。 但魯迅也絕不只是一個狹隘的民族主義者,他一生的許多行為和全部作品都可以作為證明。在他決心從事於文學之初,他從翻譯外國文學作品起步。他翻譯的重點是東歐弱小民族的文學,而不是居於世界文學潮流之首的西歐文學。一方面,他認為,同屬被壓迫、被侵略的民族,它們的文學才跟中國有切身的關係,一方面他廣泛同情世界上所有被壓迫民族的民眾。 弱國民族主義的基礎是,在帝國主義的侵略下,絕大部分弱小的民眾都陷入深淵之中,只有少數掌握政治、經濟大權的人才可能跟侵略者合作而從中奪取更大利益,這一點魯迅是非常清楚的。魯迅在小說中不論把中國的農民描寫得多麼愚昧,卻永遠不失同情之心。就像那個被他從頭到尾嘲笑的阿Q,因為他始終被人所欺凌,魯迅還是同情的。這篇小說翻譯成法文,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 1866-1944)讀了以後非常感動,因為羅曼.羅蘭領會到了魯迅對弱小者的憐憫。捷克的普實克(Jaroslav Prusek, 1906-1980)也能感受到魯迅作品中的這種情懷,不久就譯成了捷克文出版。當他跟魯迅談到版稅時,魯迅回答,人家翻譯他的作品,他向來是不拿版稅的。魯迅的文學事業是全世界性的,是屬於被侵略民族的人民大眾共同攜手反抗帝國主義侵略者這一大事業中的一環,這一點魯迅也是很清楚的。 西方近代文明的輝煌成就是不容否認的,但西方國家挾帶著這種文明的力量,肆意侵占人家的土地(最高紀錄是地球陸地的83%)、奴隸人家的民眾、掠奪人家的資源,由此所造成的有史以來人類最大的災難,這一點,西方國家從來不肯承認,即使西方開明、進步的知識分子,也沒有多少人敢於正視。當我們談論世界近、現代文學,從西方的觀點談論它的成就,或者從非西方觀點來談論它的成就,其結果是完全不一樣的。當西方國家開始向世界各地進行掠奪時,世界各地的民眾從來就沒有停止反抗過,而反抗行動中就包含了反抗的文學。 如果我們把眼光放在西方近代資本主義帝國主義興起後,全世界的民眾如何反抗他們、這些反抗如何表現在文學上,那麼,我們就會有一種完全不同眼光的近、現代世界文學史。如果要撰寫這樣一部近、現代世界文學史,魯迅一定在其中據有顯著的地位。這是魯迅國際聲望的基礎,只是這種國際聲望遠遠不同於我們一直認同的、那種以西方為中心的國際聲望。作為近、現代被壓迫、被侵略民族反殖民抗爭的作家之一,魯迅的人格和他的作品贏得大家的尊敬和推崇,這才是魯迅最光輝的成就。 不少人說,魯迅的作品,除了一些小說、幾篇散文和《野草》這本散文詩集,其餘都沒有什麼藝術性。這是完全站在現代主義興起以後西方的美學觀點下所說的話。我記得大陸小說家王安憶曾說:魯迅的小說是嘲諷性的,而他嘲諷的常是典型,因此這種小說必然寫得很少,為了不重複,每種典型他都只寫一次。這話說得極精準。我們只要把《吶喊》、《徬徨》中的二十五篇小說好好體會,就會知道,魯迅沒有寫過兩篇相同的小說,而他的每一篇小說都值得我們細細分析(日本學者就是這麼做的)。從這裡就可以看出魯迅的苦心經營。 還有更多的人說,魯迅的雜文沒有藝術性,這純粹是誹謗,是為了抵消魯迅雜文的影響力而說的謊話。魯迅的雜文如果沒有藝術性,怎麼會影響千千萬萬的中國青年,而且至今還在產生影響。當我們不能用既成的美學規範來解釋這些作品的藝術性,而這些作品的影響力又那麼明顯,那是我們所據以判斷的美學標準有問題?還是什麼?我們只能說,魯迅創造了一種新文體,使得文學專家們拿著手中所有的衡量尺,卻一點也使不上力,這不反過來證明,魯迅具有極高的藝術獨創性嗎? 要表現一種前所未有的新的內容,就需要創造前所未有的新手段。魯迅站在全世界反殖民抗爭的大潮流中,為了戰鬥的需要,創造了人們至今尚不習慣的文學形式,但是影響力卻又那麼明顯,這不是魯迅的偉大成就,還能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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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
经济
2012/07/08
| 阅读: 2487
农业生物的多样性是中国农业得以维持几千年而不衰,并且成功地支持了由人口不断增长引起的对农产品不断扩大需求的重要原因之一。传统的农业生物多样性在为人类提供营养的同时,还满足了人类生产和生活多方面的需要,这也不是用现代"产量"的概念所能够衡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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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隆福,英文名待查,应该是美国人,清华大学中文系硕士。“贾樟柯的《世界》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国际版本,片长138分钟,简称长版。2004年,贾樟柯把《世界》带到第61届威尼斯电影节上全球首映的就是这个版本。有学者称其为“威尼斯版”;另一个是中国国内版本,片长108分钟,简称短版。2004年8月4日始,在国内院线放映了此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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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一手握剑一手持经”也好,一代狷介文人的盖棺论定也好,世间的思想探求,并无禁忌。但是回头反顾,从大川周明到大川周明的辩护者,从旧式的亚细亚主义“者”到当今的亚细亚主义“家”,曲折一条轨迹中,隐现的警示诱人遐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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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社会普遍的有关洁净的两个基本原则--宗教的神圣和内外有别。洁净观念在历史上是重视内部清洁,街道污秽的原因,现在也造成藏族农民拒斥大棚蔬菜种植,仍有被认为永久性污秽群体的存在,如天葬师、铁匠、屠宰户。1904年赴任拉萨的驻藏大臣有泰日记中写道:"(正月)初十日喉痛未愈,因食白粥。在屋内未敢出院中,时有气味盖天。旱且街道污秽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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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医改在2009-2011三年时间的第一阶段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基本医疗保险的覆盖率到达95%,特别是开始重构医疗卫生体系,实施基层医疗卫生综合改革,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当然这些只是阶段性成效,中国医改还面临很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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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
文学
2009/01/27
| 阅读: 2489
1945年12月5日,毕加索画了一组11张关于牛的画,这11张画从一张写实主义版画开始,逐渐消去细节和形态,留下神质,发展成抽象线条,可以说这是庖丁解牛的另一种诠释。--人文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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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诗(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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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目标是﹕节能减排降耗治污调水—兼论“低碳”﹑“全球变暖”是另一种“普世价值观”和“西方中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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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中国电影界是一个文盲居多的地方;”现在中国电影人,比如说导演,他既是制片人也是出品人,他还是编剧,他还是演员。电影在某种意义上几乎就变成"私产"。他不完全是个艺术家,他还是个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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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社会形态不应简单套用“中产阶级”占最大多数的“美国模式”来理解,也不应等同于“无产阶级”占最大多数的古典马克思主义模式。中国的社会实际与两大模式的关键差别在于其小资产阶级。“旧”的小资产阶级,包括农民和工商个体户,今天仍然占据中国社会从业人员的一半以上。至于“新”的小资产阶级,亦即“白领阶层”/“中产阶级”,在经济收入上确实远高于“旧”小资产阶级,但他们只占中国社会的较小比例。在中国当前的社会结构中,低收入的旧小资产阶级,加上低收入的工人阶级,明显占绝大多数;也就是说,从经济收入来考虑,中国的社会结构明显仍然是金字塔型,而不是橄榄型,并且将比较长时期如此,绝对不应混淆于美国模式。但如果从政治意义上来考虑,中国社会则确实具有相当庞大的“中间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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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
政治
2013/01/20
| 阅读: 2492
"抽选"在英文中对应的是"sortition",估计大多数学过英文的中国人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这个词。可能让他们更为吃惊的是,原本民主制度最重要的特征是抽选,而不是今天人所熟知的选举(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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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二苏与王安石、司马光的政治哲学概括起来,大概属于两个类型,两种不同的出发点: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政治哲学,也许可以用“由是(仁义)而之(道)焉”来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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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余的意义是一个伦理性的问题、是一个伦理性的政治,因为这关系到你怎么去表达而使得这个行动不会被收编到那个体制内、成为在国家层面、资本层面和你的专业领域层面的不断提升的过程,而是重新转化创造出新的文化的过程。业余的意思不是说仅仅保持业余的演出水准,恰恰相反,它是指如何保持自己的某一种自由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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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福鼎·艾则孜的创作历程,在20世纪文学史上具有典型意义。他的创作始于诗歌,与许多维吾尔族现代诗人一样,在诗歌创作的同时,赛福鼎·艾则孜在戏剧、小说创作领域也有积极探索,很早就开始了小说写作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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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東亞思想史上,「中國」這個極具指標性的概念,雖然形成於古代中國,但其內涵在近世日本與現代台灣,卻經歷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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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一段时期以来,国家领导人密集论述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表明推动政改的立场。刚刚结束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这意味着改革行至关口。由于在社会政策和体制层面缺乏有力跟进,中国改革已有陷入停滞之忧,并因此累积了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要破解这一局面,化解社会普遍的戾气,改革必须"深耕"。在既有改革经验中,将改革自身导向深入的路线图实际上是存在的,今天有必要重新省视。本刊就此专访中国国情长期的观察者、分析者郑永年教授。 社会改革是还债,也是对新自由主义祸害社会的清算,医疗和教育成为暴富的领域,在世界历史上很少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记者(以下简称"记"):根据你的判断,社会改革是当前中国主体性的改革。这一点应当怎样理解,不同阶段不同的主体性改革是否构成了中国改革的某种路线图? 郑永年(以下简称"郑"):梳理中国改革的逻辑,当然要从邓小平开始。我觉得邓小平真正把中国改革思路想清楚的,还是他的南巡谈话。南巡提出的改革思路,不仅总结了中国自身80年代的经验,还总结了苏联、东欧的经验。东欧的改革是一步到位,所谓"Big Bang"(大爆炸),这种经济和政治改革一起来的方式马上导致了诸多问题。而邓小平的思路非常明确,中国的改革是先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再政治改革,分三步走。 邓小平说过,中国到下世纪(现在看就是本世纪了)中期要实现民主。在这之前,中国要走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共同富裕的道路。我的理解,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经济改革的内容,共同富裕就是社会改革的内容。在这些基础上,本世纪中期实现民主,那就是走政治改革的道路。 中国改革的每一个阶段,只有一种主体性改革,其他改革是辅助性的改革。上世纪90年代的改革,主体性的是经济改革,政治改革也有,是辅助性的,社会改革也有,也是辅助性的。这个过程非常好解释。在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改革过程中,民营企业长大了,就出现私有产权的问题。所以开始修改宪法,承认多种所有制,承认私有产权,到2007年出台了《物权法》。政治上的调整主要是允许民营企业家入党。这个是了不起的变化,使得共产党从以往的革命党开始转向执政党。革命党依赖的是工人、农民,不是一个包容性的政党,是阶级性的政党;现在开始向各个社会阶层开放,所有优秀人士都可以加入共产党,这是一种开放性的政党。我觉得,未来的历史看今天,这是共产党内部一个大的转型,即向执政党转型的开始。所以总的来说,90年代接受了80年代的教训,政治改革配合经济改革,配合得很好。 经过90年代的改革,经济上基本的市场制度确立起来了。比如说1994年的税收制度、1998年的中央银行制度、加入WTO等等,中国市场经济基本雏形已经建立。也就是说,经济改革作为主体性改革的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了。所以很自然的,本世纪初以来就开始进行社会改革,社会改革就变得非常重要。 记:这项改革对于当下中国的意义,愿闻其详。 郑:社会改革有三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就是要还债。前面主体性的是经济改革,产生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国有企业体制变化,从大锅饭到流动性劳动力市场,从前依附于国有制企业上的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住房制度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条件,而经济改革本身又没能确立这些方面的社会制度。社会公平因此受到很大的损害。还有对环境的破坏......这些都需要还债。第二,要通过社会改革来深化经济改革,说得更学术一点,通过社会改革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的根源。经济怎么增长?现在提出来要建立消费社会。实际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就提出了,但那个时候只是政策意向,还没有国际条件。因为那时只是亚洲金融危机,西方没有金融危机,还没有产生足够的压力,使中国从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向内需型经济。这几年不一样了,中国和美国、中国和欧洲的贸易纠纷越来越多,一直积累到2008开始的世界金融危机,出现了世界性结构失衡的问题。各国都要对自身的经济结构进行调整来实现世界经济的再平衡。对于中国来说,调整就是要把出口导向的经济转向内需消费。 怎么样建立消费社会?怎么样能够促使居民消费?这就要通过社会改革来实现。西方为什么能够建立消费社会?主要是因为它有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等。我在英国观察到,对很多家庭来说,能有几千英镑的存款就了不得了,因为上学不用太花钱,看病不要钱,或者不需要很多钱,住房也不贵。在这些方面有社会政策作保障,那么不消费干什么呢,没必要存那么多钱嘛。中国则不一样。中国社会在进步,在发展,但是大家都有不稳定感,看病需要很多钱,上学需要很多钱,买房子需要很多钱,中国现在出了很多的房奴、孩奴,什么"奴"都有,是吧?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社会保障机制,老百姓只能自救,就需要存款了。所以,建立一个消费社会需要社会的保障,没有社会保障机制是建立不起消费社会的。社会改革就是要建立把社会保护起来的制度,用社会保障的制度鼓励老百姓消费。 更糟糕的是,中国很多年来,尤其是地方政府,不仅没有提供社会保障机制,反而是通过破坏社会、损害社会的方式达到经济的增长。比如说像医疗这一块,像教育这一块,在任何国家,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西方最发达的国家和第三世界欠发达的国家,都属于社会保障,是需要政府大量投入的领域。在西方社会,包括这些部门在内的公共部门都是非营利性质。而在中国,这些领域却成了暴富的领域--在世界历史上很少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1997年金融危机以后,有人出馊主意,把教育做成产业。因为人人都需要教育,这样做就迫使老百姓把大量的钱消费到那里去。当然中央政府从来没有说教育可以产业化,但实际上是产业化的,各级政府一动手,实际上中国教育产业化比所有国家都做得厉害。医疗这一块也是,医院成为暴富的工具,本来是公共服务的领域变成了赚钱的工具。住房当然更是这样。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本来具有高度社会性的住房却成为很多地方经济增长的支柱,导致了目前的高房价。这些本来是需要保护的领域,就被货币化了,商品化了--所以中国经济增长很快。 记:也就是说,社会政策被经济政策化了。或者如你一直所批评的,中国尽管经济高速增长,但独立的、清晰的、真正的社会政策根本就没有出现。 郑: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按照我的理解,中国为什么犯这样的错误呢,就是因为很多改革者,或者智库人士,他们没有把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区分开来。改革过程中,简单地把经济领域的原则应用到社会领域。在这方面,西方通过很长的时间,很惨痛的历史,才意识到和学会要怎样保护社会。 西方早期的资本主义,马克思《资本论》上所讨论的、狄更斯所描述的,那是原始的资本主义世界。资本主义的本质,按马克思所说的,就要把所有的东西货币化,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用来交易,因为利润是资本唯一的目标。这个对西方整个社会破坏得很厉害,就是"悲惨世界"。马克思当时得出的结论,资本主义本身是它自己的掘墓人。但是后来为什么资本主义变成现在这样呢?那是因为社会主义救了它。从原始的资本主义,过渡到现在比较人性化的资本主义,或者福利资本主义,这不是资本本身发展的逻辑,不是资本主义本身发展的逻辑,原始资本主义从其本性来说,怎么也发展不到现在的资本主义。怎么发展的呢?就是通过社会改革,把社会保护起来。现在西方对经济和社会领域有了比较科学的区分,经济这一块要市场化,尽量创新、竞争,这是进步的关键。但社会这个领域要保护起来,不可以把社会领域无限地货币化,或者用马克思的术语,商品化。 上世纪80年代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和美国的里根信奉新自由主义,进行大规模的改革,背景是要改革福利社会。西方社会因为福利过度化,影响了劳动生产力,影响了竞争能力。但是这场改革中,新自由主义仅仅发生在经济领域。撒切尔夫人也想把新自由主义应用到社会领域,教育、医疗等等,但是她失败了,在社会领域她退回去了。因为有民主政治的保护,公众可以通过投票否决。现在,大家有共识,这个领域政府是不可以退出不管的。 回到中国的问题,恰恰是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没有区分开,把很多经济上的原则放到社会领域,导致社会没有保护好。新自由主义进到中国,在经济领域它倒是没发生很大的作用。因为这个领域有庞大的国企,阻碍力量很大,当新自由主义遇到了中国庞大的国企力量的时候,它就停止了。但它转而跑到社会领域去,因为社会没有抵抗能力。各级政府成了这些新自由主义的主体,因为能赚钱嘛,只要能创造GDP,怎么样都可以,GDP是目标,所有其他的都是工具性的,只要能达到这个目标就行了。所以,这些年来,中国把很多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破坏得很厉害--尽管有经济的增长。 中国在80年代就已经提过,改革、发展、稳定。这很明确,通过改革得到发展,通过发展得到社会稳定,这是一个良性循环。但现在的状况是,改革的动作不大,发展经济加快,社会不稳定。为什么?很简单,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到了中国变成GDP主义,好多社会的东西都被破坏掉了,当然就没有稳定的基础了。 好的民主才是好东西,中国如果在民主化之前不能把国家制度建设好,肯定是一个劣质的民主 记:按照"三步走"的逻辑,社会改革的第三个功能是不是应该与政治改革有所连接? 郑:社会改革的更深一层意义,就是要为未来的民主化奠定基础。这一块我是非常担忧的。中国有人说,民主是个好东西。这有些武断。好的民主才是好东西,坏的民主比什么都坏。我们看民主时,不能光看欧美好的民主,非洲、拉丁美洲、亚洲有些国家的民主,更像是劣质民主。没有人能够保证,中国民主化了就是优质的民主,而不是劣质的民主。 为什么有好的民主,有坏的民主呢?就是因为制度建设。所以,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国家制度建设在先,民主化在后。国家制度很多,比如说基本的经济制度,更重要的就是社会制度。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这些都是社会领域非常基本的国家制度。西方民主,当然现在也有问题,但不管怎么说运作得比较良好,不仅仅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物质基础,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的功劳,就是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减少社会分化,使得社会比较平等一些。 好的社会都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结合,你不叫资本主义叫市场经济也可以。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到今天为止最有效的创造财富的机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可以创造财富,创造出一个中产阶级来,但是它本身不会保护财富,也不能保护中产阶级。保护财富、保护中产阶级的是社会主义。资本唯一的目标就是最大利润,不得不破坏社会,那么社会主义就把社会保护起来。 所以我非常佩服邓小平,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要结合,这一点说得非常好,社会主义就是要有社会保护机制。 市场经济创造了财富,社会主义创造了保护社会的机制,这样的情况下,基本国家制度就建设好了。有了这些基本国家制度,才谈得上好的民主。为什么拉丁美洲、亚洲有那么多的劣质民主?就是因为没有这些国家制度,在国家制度建成之前,过早引入选举民主。西方国家因为有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有社会保护机制,它的中产阶级是最大的。当中产阶级是社会主体的时候,政党政治、多党政治是一个稳定的力量。因为是社会制约政党,不是政党之间互相制约。像美国,无论是共和党也好,民主党也好,无论哪一党上台都要照顾庞大的中间阶层、中产阶级的利益,只是一个偏右一点,一个偏左一点,但偏不到哪里去,因为一旦丧失中间群体的话,谁也执不了政。这就是社会力量制约政治力量。 但是在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如果和两党制一配合,这种民主形态是最糟糕的,刚好把社会一分为二。泰国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农民选举出来的总理,城市居民不承认;城市居民选出来的,农民不承认,整个社会一分为二。所以,中产阶级很大的一个社会,多党制是可以稳定的。而高度分化的社会,多党政治一来,就是非常劣质的民主。 记:可不可以这样理解:社会改革的路径通往完善的现代国家制度,并由此通往"好的民主"? 郑:对于国家制度的建设,社会改革非常重要。我想,中国,创造财富的机制它已经找到了,就是市场经济。现在无论是宪法、党章,都承认和保护这一点。现在缺乏的是,怎么样保障创造出来的财富,怎么样把中产阶级保护起来,使得它继续壮大。改革的早期提小康社会,现在提全面小康社会,我的理解就是要把中产阶级做大。中国可以不用中产阶级的概念,用全面小康社会来代替也是可以的,全面小康社会就是这样一个中产阶级社会。怎么样把所谓全面小康社会保护起来呢?就要通过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温家宝总理所说的,通过政治改革来保障改革的成果,就要从这个角度来看。没有进一步的改革,不能把改革的成果、财富和成长起来的小康社会保护起来的话,它会流失的。 总结一下,中国有什么样的国家制度呢?政党算一个,军队算一个;法治比较弱,概念都有了,但执法不行;基本的经济制度有一点了,但是改进的空间很大;社会制度刚刚开始。执政党仍然要承担建设这些制度的责任。执政党是中国改革的主体,没有一个力量可以代替。现在大家都说NGO(非政府组织),这当然很重要。在改革过程中,市民社会的力量很重要。但市民力量在任何社会都不是国家制度建设的主体,而只是起督促和监督政府、给政府产生压力的作用。任何国家的制度建设都要通过自上而下的努力。我一直强调,世界历史上看一看,大部分成功国家基本的国家制度都是在民主化之前建立的。像德国最典型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俾斯麦这样的铁血宰相建立起来的。当然,这些制度在民主化之后有改善,这不需要回避。所以,中国如果在民主化之前不能把国家制度建设好,肯定是一个劣质的民主--从世界历史的经验出发,我可以这么比较有信心地说。 为什么你是执政党,因为你要领导改革;那么你怎么改革,如何改,就要交代,要给社会一个愿景 记:经济改革的成就获得全世界公认后,中国"进一步改革"的动力在哪里?或者反过来问,如何给出一个理由,击退那种拒绝改革的声音? 郑:政治改革的重要性,我想谁都知道。但是,什么样的政治改革,怎样改,这才是关键。好多人光谈重要性,谈抽象的政治改革,我觉得已经不够了,关键是怎样定义政治改革。谈论政治改革,世界上不仅是中国这一家,从共产主义国家来说,越南共产党也进行政治改革,古巴也在谈论改革;前东欧共产主义转型国家在谈政治改革,西方民主国家也在谈政治改革,日本也在谈论政治改革。但是每一个国家政治改革的内容是不一样的。中国政治改革的定义权,应当由中国人自己来做。 中国谈论政治改革,迄今为止谈得最好的还是邓小平。1980年8月18日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谈得非常明确。 领导制度的改革是要强化一个国家的执政党的领导作用,这一点是非常正确的。但是这个领导作用要通过改革,通过制度建设来实现。我受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的影响比较深,他提出政治就是要讲领导权的问题,领导权不是为了领导而领导,领导权是要做事情的--建设国家啊,推进改革啊,这些都是领导权的内容。就是说,你要确立一个领导权,但领导权并不是为了维护你自己领导者的利益,而是要为整体社会做事情。如果讲中国政治改革的话,这方面是很重要的,要确立执政党的领导地位,去领导改革。这和执政党自己的定位有关系,为什么你是执政党,因为你要领导改革;那么你怎么改革,如何改,就要交代,要给社会一个愿景。 实际上,中国这十多年来应当说改革议程还是明确的,没人说不改革,但是改革的力度和社会所期望的已经相差很大了。甚至说,大家每天都在谈论改革,但没有很多实质性的动作,中国社会已经得了"改革疲乏症",久而久之,大家也不知道怎么样改了。以前邓小平改革是很有力度的,确定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我就动员改革的力量,来达成这个目标。80年代是这样,90年代尤其是南巡谈话之后更是这样。现在回顾改革开放30年,八九十年代做了很多的事情,无论从政策方面、体制方面,但是最近几年大家都意识到,变化就比较少了,尤其是体制上的变化比较少。 记:但是改革的空间还是存在的,而且并不小。 郑:当然。我们强调改革,往往都是很大的那种、很宏观的那种,其实好多细节非常非常重要,要一步步往前走,必须注意和重视改革的细节。 随便举一个例子,比如党政关系,党政关系的改革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核心内容。这在西方是不存在的,因为西方的政党只是选举党。中国就党政关系的问题,80年代提出过党政分工、分开,也做过一些试点,并不是很成功。我刚才所说的,中国共产党通过很多年的努力,希望从一个革命党转向执政党,但是我觉得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执政党,而是一个行政党,政党亲自抓行政事务。这就出现了很多问题,政治事务谁负责呢?政治事务就荒凉了。执政党是要抓领导权的,但是现在执政党在抓行政权。这方面怎么来改革,我觉得有很大的空间。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政治责任制。从人类政治史发展来看,无论是民主社会、非民主社会,无论什么样的社会,都要确定一个政治责任制的问题。很多人意识到政治责任的重要性,但不知道如何去实现。实际上,这个问题涉及党内民主。哪怕不做其他更多的事情,只要党内票决民主一做的话,很多的变化因素就都出来了,政治责任也会明确起来。 这是党的这一块。政府和人民之间也是有空间可以做的。人大、政协广义上说就是中国的代表机构,相关制度需要改进。怎么样建立代表和被代表人之间的关系呢?怎么样让人民通过他的代表来表达他的利益呢?这些都是制度建设应该考虑的。 另外,司法过于政治化,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现在很多的毛病都是出于此。如果有权有势的人,可以通过权力或者钱把司法政治化,老百姓也可以这么做。中国当前的局面是,不仅当官的、有钱人逃避司法程序,老百姓也想逃避,老百姓不服,我抗议、游行、自杀,他也不服司法啊。所以我的观点是,既然按马克思的说法,法律就是政治意志的体现,那么执政党可以主导立法、控制立法。但是一旦法律产生了以后,政治就要休止了,就要通过专业的司法人员进行司法,保证这个程序。因为司法在任何社会都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不可以再政治化。这一块中国也有很大的空间。 记:现在有一种声音,强调民主的细节。你对此有何分析? 郑:民主当然也要有细节的考量。我是指合法性的问题。在农村我看到很多情况,村委会是选举出来的,党支部不是,村委会的合法性就比党支部高。我们设想,如果乡长、乡党委是选举出来的,而县长、县委不是,这个县长、县委就很难有合法性。选举民主,中国叫票决民主,十七大提得很好,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这非常符合中国特点,先要党内民主,再做人民民主,也就是社会民主。党内的票决民主应当早于政府的票决民主,否则党政冲突一下子就会爆发出来。同时,中央的民主要先于地方的民主。这样的程序才符合民主和国家制度建设的逻辑。在中国,在考量民主化的时候,尤其要把国家的整合和统一考虑进去。 现在大家都在推动自下而上的民主,这是很危险的一个过程。自下而上,第一会产生合法性下沉,合法性都跑到下面去了,我是老百姓选出来的,我干吗要听你的,干吗要接受你的命令?第二会产生制度的分化。因为如果制度建设都在地方进行,那么就会产生国家制度多样性的问题,各地方就会你做你的,我做我的,这样,以后国家在制度层面怎么整合?中国的司法现在本身就是非常地方化的,如果再加上一个民主因素的话,就更地方化了。过度地方化以后,国家的制度建设怎么做?按照政治学上国家制度的逻辑,一定是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没有一种制度是自下而上的,自下而上只是一种压力和推动力,不是建立制度的过程。 被社会推着走是很危险的,反应式的救火,那么大的国家这儿泼一下,那儿泼一下,水也不够用啊,这种局面维持不下去的 记:你曾经描述过,目前中国主流社会意识已经表现出和既得利益的对立。我们的观察是,这种对立越来越呈现为行动上的对抗,以及心理和情绪上的"戾气"。所以很多人高度关注改革中与既得利益集团切割的问题。你怎么看? 郑:中国改革有很多的政治空间,可以和社会改革结合起来。很关键的一点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的问题。光有统治权、行政权,如果领导权缺乏的话,就不好办。那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怎么来?这就要领导改革,把改革事业推向前进,这是现在最大的、最重要的领导权资源。葛兰西说过,一个政党要行使它的领导权,必须要超越自己本身的利益,代表其他各个社会群体、阶层、阶级的利益。 这就意味着,执政党要有克服这个困难的机制。比如,党必须是开放的,党不可以被既得利益所利用,党要超越既得利益--党当然有它的利益,没有利益不能成为一个组织,但它本身不可以成为既得利益,既得利益是封闭的、不开放的。所以党本身要开放,通过开放掌握领导权。 怎么样超越既得利益呢?这是改革的技术问题、策略问题。邓小平的做法是,有既得利益阻碍的话,就在外面培养新的利益,使得新的利益对老的利益构成压力,从而推进改革。当前中国改革的形势,比起邓小平时代,很多方面的条件都好多了。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既得利益也是很强大的,甚至比现在更强大,包括思想上、体制上、财力上,一大堆阻力,这就是当时为什么要强调思想解放。现在各方面的准备更充分了,社会力量变强,要求改革的声音在,经济财力也在那里,改革的条件除了强人政治这一条,实际上要好很多。同时,党内民主完全可以实现领导核心的政治责任制。 所以执政党要看大局,要去领导,而不能被社会推着走,否则是很危险的。现在很多时候不仅是推着走,甚至是救火式的,哪里着火了,哪里救一下;哪里又着火了,又救火,这是反应式的东西,根本说不上领导。那么大的国家,着火了这儿泼一下,那儿泼一下,水也不够用啊。这种局面维持不下去的,一定要通过掌握领导权,推进各方面的改革,控制、管理和解决社会问题。 记:怎么破局呢? 郑:那就是制度建设和体制改革。比如社会制度的建立,这比简单的维稳要好得多。不稳定是因为社会遭到破坏,没有稳定的基础了。维稳只是外用药,而社会改革如果推行得好的话,就能构成稳定的基础。以新加坡为例,新加坡的分化也挺严重啊,基尼系数和中国差不多,或者还高一点。那它为什么没有社会稳定的问题,反而很和谐,中国羡慕得不得了?因为新加坡做到了保护社会,虽然上不封顶,但它保底,把社会保护机制建设好了--80%多的居民住在政府的组屋里面,教育是有保证的,医疗保障也是有的。有了这些,中产阶级就得到了保护;有了这些,就没有绝对的穷人了。 而在中国,即使城市的所谓的中产阶级也在提心吊胆,今天是中产阶级,一个政策一变,明天就变成贫穷阶层了。为什么强调保护社会的概念?你把社会破坏掉了,哪有稳定?维稳最好的方法就是保护社会,而不是破坏社会,维稳本身就是社会被破坏之后不得不做的政策,但这样一套政策出来之后又有可能加速破坏社会。并不是说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就稳定,贫穷社会主义也是不行的,也不稳定。通过保护社会达到稳定,这是各国一个比较普遍的经验。 再一个就是体制改革的问题。比如说房地产改革了老半天,结果形成一个对峙的局面,发现光靠行政压制是不行的,要改变它的结构,所以要进行体制改革。比如中央地方财税制度的改革。目前的中央和地方关系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形成的。现在很多事情做不好,就抱怨地方政府。但是,地方政府的出路在哪儿,这迫切需要考虑。中央出政策,地方政府出钱,这能做得成吗?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很高,是不是相应的责任也要负担起来?或者不想负担责任,那是不是要让一部分钱重新回到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要生存,不靠房地产哪儿来的钱呢?这些体制都是一环扣一环的。 说到地方政府,还有一线政府的问题。中国也好,西方也好,一线政府是很重要的。所谓的社会和谐,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最直接的就落在一线政府。一线政府失效的话,这个社会怎么也不会稳定的。中国一线政府当下的处境,主要指县一级,首先从体制上就是被边缘化的。改革开放以后,行政层级其实增加了很多,层级增加就使一线政府被边缘化了,中央的一个政令,通过多少级政府才跑到一线,政令下不去嘛。边缘化之后,地方政府要做什么呢?那就只能是图利益了。 这些都是制度性的东西,比抽象的民主要重要得多得多。所以不要抽象地去谈政治改革,有非常具体的内容。很多都是技术性的东西,并不是说做不了,不要把技术性的制度提高到意识形态层面来争论。 中国的经济改革,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经过二十几年,基本的制度建立起来了。社会改革也需要二十来年,现在差不多10年过去了。如果能在今后的10年通过社会改革,建设好社会制度,中国基本上平稳的发展不会有大问题,而此后的民主化也就有了制度的基础和保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