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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从1968年3月28日纯如出生,写到2004年11月9日她去世。初稿我写了20多万字,把所有我记得的事,以及她给我和她爸爸的重要信件都放进去。但出书无法那么长,所以我把它删到只有14万多字。即使如此,比起一般回忆录还是长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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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想借用日本从1945年二战结束到60年代初期的社会变化当中知识界所关心的基本问题,来反思我们自身的课题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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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位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重 要思想家,福柯对于基督教的批判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它不仅集中地展现了福柯本人对基督教的具体批判态度,而且也显示了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基督 教的基本观点及其理论基础。由于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是近三十年来活跃于西方学术界和理论界的一支重要的新型思想派别,福柯对基督教的批判,有助于我们 进一步了解西方学术界目前研究和批判基督教的动态及其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某些变化。 (一)福柯的基本思想以及基督教问题的提出 福柯所生活的法国,是传统的天主教拉丁国家,基督教在社会和文化生活中有广泛的影响。福柯本人并非研究基督教的专 家,而且,他最初的研究工作所感兴趣的,也不是基督教。但是,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随着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权力和道德系谱学研究的深入展开,他对基督 教问题开始给予注意。从那以后,福柯越来越清楚地发现:西方传统思想、道德、文化、意识形态以及政治制度等,都同基督教教义、教会制度及其实践保持紧密的 内在关系。因此,基督教问题在他的整个系谱学理论批判活动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基督教问题,在福柯的中期和后期研究活动中,成为了他的一个非常重 要的探索领域;甚至可以说,如果不了解基督教在福柯整个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及意义,就无法真正把握他的理论的基本精神。 福柯究竟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到基督教的?他为什么要转向批判基督教?对于基督教的批判,在他的理论中占据什么地位?为了弄清所有这些问题,我们不得不首先对福柯的整个理论体系及其基本思路进行概括的说明。 严格地说,福 柯的理论研究,实际上并没有固定的方向。福柯同其它后结构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一样,为了同传统思想彻底决裂,不愿意使自己的任何一个理论研究,受到传统 的同一性原则和其它规范的约束,因此,他一生不断地改变自己的身份,也改变自己的理论研究方向和方法。福柯所关心的,只是个人自身的状况。他在理论研究 中,始终都把自己的思考注意力,集中在'与我们自身的命运密切相关的问题'上。按照他的说法,他从事理论研究,只是为了关怀我们自身的现状,也就是说,只 是为了彻底了解'我们自身今天究竟是什么'(que sommes-nous aujourd'hui)?'我们自身为什么成为现在这个样子'?(Foucault, 1994: IV, 814)。 翻开西方思 想史,福柯认为,始终贯穿于其中的核心问题,无非就是'真理与主体性'的相互关系(Foucault, 2001: 504)。所以,在福柯看来,'我们自身究竟是谁'的问题,实际上只能是在'真理与主体'的相互关系的框架中被探讨。他认为,'我们自身究竟是谁'的问 题,又可以翻译成这样的问题:'我们自身为什么现在非要成为一个主体不可'。福柯强调指出:我们自身究竟为什么和怎样成为主体,乃是西方思想史上最关键的 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我们自身的命运,而且也关系到揭示整个西方社会文化制度的奥秘。福柯后来明确地把这个重要问题称为'关于我们自身的历史存在论 '(l'ontologie historique de nous-mêmes)。他指出:关于'我们自身的历史存在论'所要探讨的基本问题,就是'我们自身是如何成为主体'?所以,福柯强调说:"我所研究的, 毋宁是探索我们文化中,有关我们人类的各种不同的主体化模式的历史(J' ai cherché plut?t à produire une histoire des différents modes de subjectivation de l'être humaine dans notre culture)"(Foucault, 1994 : IV, 222-223)。 福柯探索'关于我们自身的历史存在论'的过程,基本上经历了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他先后发表了五本论述知识考古学、权力和道德系谱学的奠基性著作《疯狂与非理性:古典时代精神病的历史》(Folie et déraison. 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age classique, 1961)、《诊疗所的诞生:医疗望诊的考古学》(Naissance de la clinique. Une archéologie du regard médical, 1963)、《语词与事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Les mots et les choses: Une arché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 1966)、《知识考古学》(L'archéologie du savoir, 1969)以及《论述的秩序》(L'ordre du discours, 1971)。由此可见,福柯在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是知识考古学、权力和道德系谱学,也就是探索'我们自身'成为知识、权力和道德的主体的历史过程,并揭 示我们自身的主体化过程中,知识、权力和道德之间,通过复杂的三重交错关系,逐步地使我们自身一方面成为主体,另一方面又成为知识、权力、道德的对象和客 体,使我们自身沦为知识、权力和道德的宰制对象。 第二阶段是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半期,即从1970年至1976年为止。福柯在这一时期,把研究重点转向知识'论述的实践',特别是在监狱制度和'性的论述 '(discours de la sexualité)中所体现的'强制性实践'(pratiques coersitives)。所以,这一时期,他先后发表《监视与惩罚:监狱的诞生》(Surveiller et punir. Naissance de la prison, 1975)和《性史第一卷:知识的意愿》(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 I: La volonté du savoir, 1976)。 第三阶段是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到他逝世的八十年代。福柯一方面继续深入研究'性史',另一方面加强了对于'自身的技术'的研究以及对生存美学的探索。所以,这一 时期,福柯发表了《性史第二卷:快感的运用》(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 II: L'usage des plaisirs, 1984)及《性史第三卷:自身的关怀》(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 III: Le souci de soi, 1984)。与此同时,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的课程也同步地转向'自身的技术'、生命权力(Bio-pouvoir; Bio-Power)以及生存美学。 总之,福柯的基本思想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三大组成部分:由考古学和系谱学所构成的'真理游戏'(jeu de vérité)、对于'自身的技术'(technique de soi)的批判以及生存美学(l'esthétique de l'existence)。其中,关于真理与主体性的关系,则成为贯穿上述三大部分的核心问题;而对于'自身的技术'的批判,则是福柯的政治权力理论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他从'真理游戏'转向生存美学探讨的关键环节。福柯就是在第二、三阶段探讨知识论述的'强制性实践'、'自身的技术'、生命权力 以及生存美学的时候,触及到基督教的'惩罚的权力'(le pouvoir punitif)和'规训的权力'(le pouvoir disciplinaire),并深入地批判了基督教的'自身的技术'、'基督教的教士权力运作模式'(le mode du pouvoir pastoral)及基督教道德。 在谈到'自 身的技术'同主体化的关系时,福柯直截了当地说:"我是通过以下的方式来研究这个问题。首先,通过对于精神病、精神治疗学、犯罪现象以及惩罚手段的研究, 我试图指出:我们是通过对某些犯罪和犯精神病的其它人进行隔离的手段、而间接地建构起我们自己。另一方面,从现在开始,我还要研究:我们自己究竟采用哪些 关于自身的道德技术手段、而由我们自己直接地建构我们自身的身份?这样一种由自己建构自身身份的技术,也可以称之为一种对于个人进行统治的政治技术;在西 方,它是从古到今的历史中一直存在的一种技术"(Foucault, 1994: IV, 814)。由此可见,个人主体化的过程,在西方,是通过两方面进行:一方面,通过知识论述及其论述实践对整个社会的人进行'区隔'的途径,由知识论述与权 力和道德力量的交叉运作,将每个人强制性地分成'正常'和'异常',迫使每个人在知识论述、权力和道德的控制下逐渐地改造成为'主体',另一方面,又通过 每个人自己对自身的'道德技术手段',通过一种'自身的技术',使每个人都能够直接地进行自我改造、自我熏陶和自我约束,将自身建构成为'主体'。对于主 体化过程中的上述两方面程序,福柯又形象地称之为主体的'向内折'和'向外折'。在上述两方面,基督教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也提供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历史经验'。 福柯认为, 基督教在促使西方人完成主体化的过程中,既创建和实行一种'基督教教士权力运作模式'(la modalité pastorale du pouvoir),为知识、权力和道德三大强制性力量共同地宰制个人主体化过程,提供最有效的策略;同时,又实行一种特殊的'自身的技术 '(technique de soi; technologie de soi),推动个人在自我形塑和自我约束的过程中,完成自身内在的直接的主体化程序。 由此可见, 福柯并不是孤立地研究和探讨基督教问题;他是把基督教问题放在他对西方思想、政治以及文化的整个系谱学考察研究的脉络之中,并试图将基督教问题同西方整个 知识、权力和道德的运作策略系统及其历史演变过程结合起来。所以,自始至终,福柯都同西方传统研究基督教的方式和方法有明显的区别。 (二)对基督教的'自身的技术'的批判 如前所述,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为了深入揭示西方人实行主体化过的具体策略及其历史经验,福柯集中研究了西方 文化中出现的三大历史形态的'自身的技术',即古代希腊、基督教和近代模式。福柯认为,基督教的'自身的技术',成为了从古代转向近代的过渡形态,在其 中,包含了'关于我们自身的历史存在论'所关注和要加以集中解构的'真理与主体性相互关系'核心问题的关键。 基督教是一 种非常特殊的宗教,根据福柯的看法,它不同于其它宗教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基督教是'关于真理的宗教',它非常重视真理的问题,并把真理同 信仰的关系当成其教义及其信仰实践的一个关键。第二,基督教非常重视对于教徒个人在身体和心灵两方面的形塑和管束,并往往试图通过教徒个人对其自身的自我 管束的途径、而实现教会对个人的宰制和管理。在这个意义上说,基督教对于教徒个人在信仰和宗教行为方面的期待,主要是通过教徒个人对于教义和教会的认识和 实践,通过教徒个人在认识和实践教义的过程中对其自身的忠诚程度的认识。 基督教的上述基本特点,使基督教所提出的'自身的技术'具有明显的特征。 在希腊和罗马时代,本来早就存在了一系列环绕'关怀自身'(souci de soi)而实行的一种'自身的文化'(la culture de soi)。在古代的自身的文化的脉络中,自身的技术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自身的技术是陶冶和培训自身,使自身不断地实现自我超越和自我完善,在身体 和精神两方面不断地达到审美的高度,实现从一种自由向另一种自由的过渡。在这个意义上说,古代的'自身的技术'是个人对于自身进行自愿的约束和自我教育, 使自身实现不断地完满化。在这个意义上的'自身的技术',实际上就是一种生存美学(l'esthétique de l'existence),它是通过无止境的审美超越而进行的自我熏陶。另一方面,古代的'自身的技术'又同对于'他人'(l'autre)的统治相关, 因此,在雅典的城邦时代和古罗马时期,凡是立志从政、而积极参与权力的统治和管理事业的人,都必须在学会和实现统治他人的艺术以前,首先学会和掌握关于自 身的技术的实践智慧(phronesis)。在这个意义上说,'自身的技术'是实现对于他人的统治艺术的前提。福柯在总结古代的自身的技术时说:"对希腊 人来说,关怀自身这个原则构成为城邦生活的一个重要原则,也构成为社会和个人生活的一个重要行为规则,同样也成为生活的艺术的一个基础 "(Foucault, 1994: IV, 786)。 自从基督教 文化占据统治地位之后,'自身的技术'的上述性质发生了变化。这是同基督教本身的性质有密切的关系。如前所述,基督教是一种不同于其它宗教的特殊宗教,因 为它是唯一强调把信仰同'真理'联系在一起的宗教(Foucault, IV, 171)。福柯指出,基督教通过'忏悔'、'自白'和'告白',要求教徒说出'真理',以便使教徒向教会、并通过教会向基督教的神说出有关他们自身的一切 '真相',也就是要求教徒说出'真理',以便教会能够有效地对每一个教徒的身体、心灵、思想、行为等各个方面,有全面的了解,进行全面的统治和宰制。所 以,基督教所实行的自身的技术,既是教会对于教徒的一种'统治的艺术',又是教徒个人对于教会的虔诚态度的保障和见证。根据这种情况,福柯说,基督教对它 的教徒要求两种'真理':第一种真理是强调基督教本身是真理的化身,耶稣基督就是真理,基督的每一句话和他的每一个行为都是真理,《圣经》的每一句话和它 的整体都是真理。面对这样的真理,基督徒必须无条件服从,并永远保持忠诚态度。第二种真理指的是教徒必须说出真相,必须把自身所想、所说和所做的一切都无 保留地向神和教会显示出来。对于基督教来说,忠于上述两种真理的原则,是基督徒得救的基础和条件。 所以,福柯 指出,基督教一方面是一种救世的宗教,另一方面又是忏悔的宗教(Foucault, 1994: IV, 804)。不论是为了救世还是为了忏悔,基督教都严格要求它的教徒,以忠于真理的态度,在行为、思想、心理以和肉体方面,同时地进行自身的改造,这就是基 督教的自身的技术的基本原则。 因此,基督 教要求其教徒实行一种"真理的义务"(l'obligation de vérité)。这种'真理的义务',一方面要求教徒无条件的服从被称为永恒真理的信条、教义和宗教仪式,以便在教徒的心灵及其行为中,表现出对于他们所 信仰的信条和教堂的无限忠诚。但是,基督教又要求他的教徒信仰另一种类型的真理,这就是要求每个教徒真正地认识他们自己,真正地知道在他自身中所发生的一 切,真正地认识到他自己所犯的各种错误,承认自己的各种企图和意向,真正了解自己的欲望的程度及其发生的场所,同时还要将所有这些发生在自身内外,发生在 自身身体和心灵的一切,哪怕是潜在地存在的,也哪怕是公开发生的或者私下发生的,都诚实地向神,或者向宗教共同体的其它成员,坦率地交待清楚,进行忏悔式 的自白。所以,基督教所要求的,是关于信仰以及关于个人自身的真理的义务。也就是说,所有的基督教徒,一方面必须对教义和信仰保持忠诚,将教义和信仰当成 永恒的真理,另一方面又要求基督教徒毫无保留的向神和教会交待自身的真理,也就是坦率说出自身的真实面貌。基督教所要求的上述两种类型的真理是相互补充相 互关联的。由于基督教将这两种真理关联在一起,所以它就把基督教徒个人灵魂的纯洁和教徒对于自身的认识联系在一起。 当然,随着 基督教的历史的演变,上述两种类型的真理及其对于自身的技术的关系,在整个中世纪历史时期内,也不断地发生变化。而在宗教改革之后,天主教同新教在自身的 技术的内容和实践两方面也有所不同。福柯曾经在许多地方较为详细地探讨基督教的自身的技术的历史演变过程。但是,不管怎样,整个基督教都强调对于信仰、圣 经和教义的真理的诚实态度,同时也强调基督教徒个人必须对于自身的心灵和思想抱着真理的态度,以便保证他们的心灵的纯洁性。所以,奥古斯丁说,只有使自身 显示出他的真理的本来面貌,才能进入到神的启示的光芒圈中。 在基督教的历史上,有关坦诚自身的方式及其具体技术,发生过各种变化。福柯指出,关于要求教徒告别自己的罪过以及作出必要的牺牲等程序,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基督教所要求的。有许多关于忏悔的程序是在中世纪的末期,也就是在中世纪将转入近代社会的前夕才出现的。 在基督教的历史上,围绕'自身'的问题,始终伴随着两个相互关联的因素:一方面是强调自身问题的普遍性,强调基督教对每个自身的召唤的普遍性 (l'universalité de l'appel)及其重要性,另一方面又强调自身获得拯救的珍贵性和稀有性(la rareté du salut)(Foucault, 2001: 116-117)。 所以,福柯指出,基督教在关乎每个人命运的'自身'的问题上,玩弄了双重的策略游戏:首先,它在强调神对世人的召唤的普遍性和平等性的同时,又指出并非人人都能幸运 地皈依基督教的神和信仰;唯有那些真诚向教会坦诚自身身体和心灵的真理的极少数教徒,即被教会奉为'圣徒'的个别人,才可以'获救'。接着,基督教又强 调,尽管它给予每个人的拯救是极其珍贵和罕见的,但仍然并不排除任何个人获救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基督教强调:基督教是普世的宗教,是对于世人的普遍的拯 救的唯一途径,也是给予世人以最珍贵的幸福的宽宏大量的宗教。在这方面,基督教没有向世人提出任何条件,它永远都是敞开拯救的大门,不歧视任何人,不排除 任何人;所以,任何人都有可能获救。但是,基督教又认为,只有通过世人对自身的严格熏陶,遵循'真理'的标准,依据教规、教义和神的启示,才真正有机会获 救。基督教的这些说教,后来构成它的神学、思想、社会和政治学说的核心(Ibid.: 117)。 与此同时, 福柯通过对于性史的研究,也揭示了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自身的技术同基督教占据统治地位之后的自身的技术,有明显的不同。如果说古希腊罗马时代的自身的技术还 显示出个人自身的相当程度的自由权,那么,基督教产生之后的自身的技术,就在性质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个变化的特点就是使自身的技术完全变成为统治者宰 制和规训被统治的个人的权力运作技术。 福柯对基督教的批判,就是这样从关于自身的技术问题出发,然后进一步深入揭露基督教在中世纪和近代阶段中所实行的权力运作模式的变化及其对于现代社会权力运作模式的影响。也就在这种批判中,福柯同时揭露了基督教道德及其同西方人的主体化历史过程的关系。 (三)对基督教道德的批判 福柯指出,不管是古代的还是基督教的'自身的技术',都同样具有伦理学的意义,包涵着道德的原则。但是,作为伦理学和道德原则,古代时期同基督教阶段的'自身的技术'是完全不一样的。 福柯从尼采的 道德系谱学(généalogie de la morale)研究中得到启示,深刻指出了基督教道德在扼杀个人自由和破坏关怀自身的原则方面的历史作用。同尼采一样,当福柯对基督教道德进行系谱学批判 的时候,并不只是把道德当成一个孤立的问题来研究,更不把道德问题同整个社会文化制度以及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权力斗争割裂开来。也就是说,在福柯的道德 系谱学及他对于自身的技术的历史考察中,基督教道德的出现和发展,始终都是同整个西方社会的权力斗争及其历史走向密切相关。所以,基督教道德也就成为了社 会权力斗争的一个方面。 为了揭示基 督教道德的产生及其同社会权力斗争之间的复杂关系,福柯非常重视尼采的道德系谱学对'事件'的'突现'(Enstehung)的纯粹描述。福柯总是以尼采 的'突现'(émergence)概念,来描述他所揭露的各种历史事件的系谱学意义,因为在尼采那里,Enstehung一词,指的就是以突然冒现出来的 形式所显示出来的事件形成过程;它意味着从一开始,一切事物的出现就伴随着其天然的本性和依据其特有的发生规则,并以人们所无法认识和无法表达的复杂形式 产生于世界上。各种历史事件的突现,并不是像传统理论所说的那样,似乎都是依据必然的规则,或像自然科学的对象那样按照前因后果的所谓客观'逻辑'产生出 来;而是以其自身无可预测的偶然性、断裂性、突发性和自然性形成的。为此,福柯强调"'突现'始终都是透过一个特殊的强力阶段而发生的 (Emergence is always produced through a particular stage of forces)。所以,对于'突现'的分析,必须描述这个交互作用,描述这些强力相互抗拒交织而成的斗争,或者是抗拒对立的环境的斗争..."(M. Foucault, Nietzsche, Genealogy, History. In Rabinow, P. 1986: 83-84)。福柯指出,"在尼采那里,『突现』意味着一个发生对立的场所(Emergence designates a place of confrontation)"(Ibid.: 84)。但是,这个场所并非一个封闭的地点,以为在那里可以看到两个相互对等的强力的斗争状态。因此,这个出现的场所,勿宁是"一个『非场所』(non- place),是一种『纯粹的距离』:在那里,相互对立的对手并非属于同一个空间场所。唯一停留在『出现』的『非场所』的悲剧,就是统治的无止境的『重 演』。某些人对于另一些人的统治导致价值的分化;统治阶级产生自由的观念......"(Ibid.: 85)。 但是,福柯并不满足于从抽象的层面探讨基督教道德的政治意义及其同权力的相互关系,而是更具体地揭示基督教道德如何成为社会统治势力和权力斗争的一个手段,并深入地分析基督教道德在权力斗争中控制个人的具体策略。 福柯认为,在西方文化的脉络中,基督教道德实际上是从古代的'自身的技术'和关于'自身的文化'中演变而来的。细致地分析这个演变过程,就成为揭示基督教道德控制和扼杀自身的实质的关键。 福柯认为,在 古希腊,特别是在晚期的希腊化时期,关于自身的文化体系中已经存在了有关'拯救自身'(salut de soi)的道德原则和伦理实践。他举出了那个时代许多思想家的论述,强调关怀自身确实是一种道德的反思过程。但是,这种道德是建立在对自身的爱的基础上, 也就是说人们实行道德原则,不是为了扼杀自身,而是为了使自身获得快乐,得到更大的自由,并不断寻求更新的审美超越境界。正因为这样,福柯说,在古希腊和 罗马的希腊化时期,"道德所寻求的主要目标及其基本目的,是属于美学范畴,因为它只是涉及到个人选择的问题"(Foucault, 1994: IV, 384)。只是因为基督教的产生,才把道德和伦理问题归结为对于自身的否定(renoncement à soi),并以牺牲自身(sacrifice de soi)作为条件而建构道德原则(Foucault, 2001: 173-177)。 正因为这 样,在古代的自身的技术中,拯救自身是关怀自身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使自身完满化的一个过程。与此相反,在基督教时期,拯救自身就意味着否弃自身和牺牲自 身,也就是必须以祭献自身为前提才能达到自身的拯救。福柯对此加以严厉地批判,并由此指出:基督教道德的实质,就是要使自身完全归顺于基督教,从而达到消 除自身的目的。 为了进一步 揭示基督教道德对于自身的扼杀,福柯还分析了基督教道德的苦行主义(ascétisme)原则。福柯认为,在古代的自身的技术中,为了实现关怀自身的原 则,也存在过苦行(askesis)的方法。但是,如同上述有关拯救自身的原则一样,在苦行的问题上,古代的自身的技术与基督教的道德是完全不同的 (Foucault, 1994: IV, 799-800)。 在古代,特别是在斯多葛学派的自身的技术的理论中,苦行并不意味者否弃自身,而是相反是为了逐步地实现对自身的关怀,为了达到对自身的自我控制。所谓对自身的自我控 制,不是要求放弃其现实的欲望和要求,也不是要求其自身完全脱离现实的世界,而是为了使自身达到真理,并真正地了解真理的意义。所以,苦行的最后目的,不 是为了使自身超越到与现实无关的彼岸,而是为了更真实的进入此岸世界。也就是说,苦行就意味着'做好各种准备'。苦行就是个人能够获得和消化理解真理、并 使自身自然地遵循一种自由行动原则的必由之路,是保证自身越来越实现完满化的一整套进行思想和实践的原则体系。总之,苦行在古代包涵着一些进行操练、锻炼 和修行的步骤,以便在必要的时候,使自身能够从容地和灵活地面对实际生活中的各种复杂事件。在这个意义上说,希腊化时代的苦行,是一种对于各种事件的准备 过程,也是对于自身的自我修炼和自我完满的熏陶过程。所以,福柯强调:与基督教的苦行主义完全相反,在古代的苦行中,包涵着两个最重要的因素,一个是沉思 (meditation),另一个是训练(Gumnasia)。 但是,基督教的苦行完全否定了古代的苦行原则中对自身的关怀的内容。基督教的苦行只强调对自身的否定,因此制定了一整套的禁欲主义原则,把人的欲望以及各种需求都归结为犯罪的根源,同时又要求教徒对自身进行严格的自我摧残,达到使自身完全归顺信仰的目的。 因此,同尼采 一样,福柯在批判基督教道德时,重复了尼采的宣言:"狄奥尼索斯就是十字架上的耶稣的对头"。福柯同尼采一样认为,基督教道德使西方人固守'诚实'、'服 从命运'、'同情和怜悯弱者'、'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和'循规蹈矩'等信条,使他们丢弃了'自身',失去了生命的创造力,丧失了最可贵的原始本能冲动,变 成为'像羔羊那样'唯唯诺诺、没有个性的萎靡不振的动物。 福柯认为,基督教道德的基本特点,就是通过'对神绝对顺从'和'禁欲主义'两条原则,以便劝导和强制基督教徒完成'否弃自身'的过程而实现'救世'的最终目的。所以,在基督教道德面前,人的一切尊严消失殆尽。 为了深入揭示 基督教道德的上述性质,福柯围绕'责任'(la responsabilité)、'顺从'(l'obéissance)、'思想心灵检查'(l'examen de la conscience)及'在尘世中死亡'(la mortification dans ce monde)等基督教道德的四个最重要的概念,进行深入分析和批判(Foucault, 1994: IV, 144-147)。 福柯指出,基督教道德之所以提出和强调'责任'的范畴,是为了建立牧师(牧羊人)同信徒(羊群)之间相互负责的关系,使牧师和信徒之中的任何人,在他们之中发生'罪恶'的情况下,都逃脱不了受惩罚的责任。 其次,在谈到 '顺从'问题时,福柯说,在希伯来人的犹太教中,'顺从'是教徒本身发自内心的志愿顺从宗教法规的行为。但在基督教中,要求每个教徒和整个教徒群体,都无 条件顺从教士。因此,基督教把顺从当成一种绝对的'道德禀性';它并不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的暂时性手段,而是目的自身。也就是说,羊羔必须无条件和永久地 顺从教士。正如圣贝奴阿(Saint Benoit)所说:"修士不是依据他们自身的自由意愿而生活;他们的真诚愿望只能是顺从于修道院长"。 关于'思想 心灵检查'问题,基督教强调:作为'牧羊人'的教士,不能满足于对'羊群'(基督徒整体)的认识和控制,而是必须落实到'羊群'中的每一个'羔羊',直到 透彻了解他们中的每一个人的内心世界以及他们的一切不可见的部分。正是为达此目的,基督教才发明了两种最有效的办法。第一是基督徒自己'检查思想',第二 是牧师对基督徒'指导思想'。教士将两者紧密地结合起来,以便时时刻刻把握羊群中的每一个羔羊的内心世界及其可能的动向,并及时地监管他们中的每一个的心 灵活动。 最后,福柯 指出,通过'在尘世中死亡'的概念,基督教要求其教徒彻底否弃尘世生活和否弃自身,也就是要求他们在日常生活领域中,过一种没有血、没有肉的死人般的生 活。基督教道德为此向教徒们允诺,只有通过尘世中的死亡,才能换得彼岸世界中的幸福。福柯揭露说:"所谓'在尘世中死亡'当然并不意味着真正死去,而是指 否弃自身和否弃尘世;而这是一种'日常生活的死'(une espèce de mort quotidienne)。这是一种以彼岸世界中的生活作为允诺的死亡"(Foucault, 1994: IV, 147)。所以,福柯认为:"基督教的死亡概念,根本不同于古希腊政权的死亡概念,它并不是要求为城邦做出牺牲,而是一种'自身对自身'的关系形式;它的 意义,就在于体现基督教徒的完整身份"(Foucault, 1994: IV, 147)。由此也可以看出基督教的禁欲主义道德的实质。 (四)对基督教教士权力运作模式的批判 福柯不论在知识考古学、道德和权力系谱学的研究中,还是在性史、自身的技术以及生存美学的探索中,都强调权力关系 同社会文化生活的内在关系及其不可分割性。所以,权力问题始终受到福柯的关注,并成为他的思想理论体系中一个重要内容。福柯对基督教教士权力运作模式的批 判,就是他的整个权力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但福柯从不孤立地研究权力,也从来不把权力当成像自然客体那样的一种'实体',而是强调权力是社会中相互竞争的 力量关系网络,是在它的运作中,特别是在其运作策略的实际贯彻中体现出来。福柯指出:"权力在本质上是一种力的关系"(le pouvoir est essentiellement un rapport de force)(Foucault, 1994: III, 87);权力是在各种关系的现实较量中,由于各关系中的各因素间的张力消长而形成,又随着各因素间的不断竞争而发生变化,并由此而对整个社会生活发生重要 影响。 因此,福柯 指出:根本不可能存在由统治者垄断的'主权';权力始终都不是由某个人所掌握的资源,也不是由某人发出的力量。权力既不属于某个人,也不属于某个集团。权 力只是在其扩散、中转、网络、相互支持、潜力差异、移动等状态中才存在。正是在这些相互差异的体系中,才能够正确地分析权力,权力本身也才能真正地运作起 来(Foucault, 2003: 6)。权力的运作、夺取和扩大,依靠着真理游戏的开展及其实现过程,而真理游戏又成为权力竞争的重要手段;两者相互依赖、相互交错而连成一体。 为了使权力 的研究不停留于抽象的层面,福柯还深入分析近代社会中各种权力运作的模式及其策略。对于权术策略游戏的分析批判,是福柯真理游戏整个批判战略活动的一个最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个人的理论和实践的主要内容。如同他自己所说:"当我研究权力的机制,我试图研究的,是它们的特殊性;.....我所力求掌握的,是权力 的实际实施机制(je m'attache à saisir des mécanismes d'exercise effectif de pouvoir)"(Foucault, 1994: IV, 92-92)。 值得指出的 是:福柯的思想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他的权力理论也是在这个时期发生重大变化。他从1976年起,一方面在法兰西学院的授课 中,以《必须保卫社会》(Il faut défendre la société)为题,在权力问题上,集中探讨三大论题:(甲)'惩戒的权力'(le pouvoir punitif)(通过像监狱那样的惩罚机关的监视技术、规范性制裁和全方位环形敞视监督系统(système panoptique)等);(乙)生命权力(bio-pouvoir)(通过对于人口、生命和活人的管理控制);(丙)政府统管术 (gouvernementalité)(通过国家理性和警察装置和技术)。另一方面,褔柯开始着手撰写他的《性史》三卷本,打算以'性的论述'为主轴, 深入探讨紧密围绕权力运作而旋转、并始终控制着西方人的'主体化'过程。 为了深入分 析西方社会中的权力运作模式,福柯系统地研究了西方社会史上权力运作模式的变化情况。他发现,由于基督教在整个中世纪时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在 中世纪时期,西方人建构了'基督教教士权力模式',不但用之于其本土范围内,而且也运用于其世界各地的殖民地统治(Foucault, M. 1994: III, 548-549)。这种'基督教教士权力模式'具有非常典型的性质,是进一步研究权力运作逻辑的最好出发点,也是深入揭示基督教性质的关键。 基督教权力 运作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将其统治的重点,从单纯的占有领土而转向控制'羊群'(即被统治者、被殖民者);'教士'(统治者),既是'羊群'的导引者、教导 者、管教者,又是惩罚者、持鞭者、规训者,既是最高权威,又是'救世主'、'施恩者'。这种基督教模式,显然把统治和规训的重点放在羊群中的每个个体,试 图使其统治渗透到每一个被统治者身上(Ibid. : 560-564)。 同时,福柯 还注意到:基督教教士权力模式还呈现以下重要特征。第一,其目的是保障将每个人从'另一个世界'中'拯救'(salut)出来。第二,它不只是发出命令和 指令,而且,它还时刻准备为它所统治和引导的人们的生命和获得拯救而做出牺牲。在这一点上,它不同于封建主权式的政权,因为后者只是要求它的被统治者做出 牺牲,特别为保卫王权而牺牲。第三,它不只是关心被统治的共同体的命运,而且还特别关心其中的个人,对个人一生的生命历程负责,关怀他们的每时每刻。第 四,它的统治方式是以了解和掌握每个人的心灵深处的一切思想活动为基础﹔它特别重视对每个被统治的个人的思想变化及其动向,并采取有效措施使被统治的个 人,能够心甘情愿地坦率说出他们心中所想的一切。所以,基督教教士权力模式很重视对被统治者的意识及其思想的控制,善于关怀他们的精神生活,并设计出一整 套适合的方法和技巧,以便正确有效地引导被统治者。由此可见,基督教教士权力模式是拯救式、奉献式和个人自律相结合的权力运作模式,它延伸到被统治者的生 活和生命历程中,也直接连贯到真理的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特别是联系到被统治者个人自身的真理性的问题(Foucault, 1994: IV, 229)。 到了资本主 义时期,基督教模式被全盘继承下来、并以新的科学、理性和民主的观念加以改善,不仅成为西方各国国内统治,也成为其对外殖民统治的基本模式 (Foucault, M. 1994: IV, 137-139; 229-232)。福柯指出﹕"近代国家权力是全面性和总体性的权力形式,正因为这样,它比以往任何时期的权力都具有更强得多的力量。在人类社会历史上, 甚至连中国古代社会在内,都找不到另一种政权,能够比西方近代国家权力更加强而有力﹔在西方的国家权力的政治结构之中,把对于个人的统治技术同对于整体的 宰制程式,结合得如此复杂而巧妙﹗所有这一切,正是由于近代西方国家政权,整合了源自基督教制度的中世纪权力的古老技巧,并以新的政治权力形式,加以发 展。所以,我们就把基督教的权力运用技术,称为基督教教士权力模式"(Foucault, 1994: IV, 229)。 更值得注意 的,是当现代资产阶级接过对社会的统治权时,他们比中世纪的教会更加懂得控制和宰制个人以及统合和协调社会人口整体的重要性。正如福科早在1966年发表 《语词与事物》时所指出的,现代权力和道德的运作,需要与它并行存在的现代知识,也发生相应的变化,这才导致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知识模式 (épistèmê)的转变,即从原有的语法学、财富学和自然史研究,转变为语言学、政治经济学和生物学。这后两门现代知识,一方面体现了现代资产阶级对 夺取、积累和扩大财富的需要;另一方面则体现了他们对统治和控制有生命的生物,特别是控制能够创造财富的'人'的需要(Foucault, 1966)。因此,当现代政府试图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自由和社会人口整体进行全面控制的时候,基督教教士权力模式也就自然地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权力运作 的一个出发点。 在福柯的批 判转向基督教的过程中,可以明显的显示出三个紧密相关的重要问题:第一,就是由基督教所继承和发展的西方从古到今整个文化和思想的核心问题,即关于'主体 化和真理'的问题。第二是基督教本身,作为一个在西方文化传统中产生、并对西方文化的发展扮演重要角色的宗教,不论在教义、教规和教会制度及其同世俗社会 的关系方面,都刻下了明显的西方传统的特征,这就使基督教在很大程度上同其它世界宗教区分开来,而且,也使它始终成为西方社会文化制度及其运作机制的重要 基础。在这方面,在福柯以前,包括马克思、韦伯在内的思想家,都已经从各个角度分析和批判了基督教同西方当代社会和文化的内在关系。第三,福柯以其新尼采 主义为指导,将他对于基督教的批判,从属于他本人的知识考古学、道德和权力系谱学以及生存美学的体系之中,从而显示了福柯的基督教批判的'后结构主义'和 '后现代主义'性质。福柯对基督教的批判并不是孤立进行,而是同他的整个理论兴趣和研究方向有密切关系。所以,福柯对于基督教的批判,一方面突出地将它同 西方文明和思想的核心问题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又揭示基督教在维护和巩固西方社会文化制度方面所扮演的特殊角色,由此显示基督教的性质和特征。 参考资料 1.Foucault, 1966, Les mots et les choses. Paris: Gallimard. 2.Foucault, 1994, Dits et écrits. III-IV, Paris: Gallimard. 3.Foucault, 1997, Il faut défendre la société. Paris: Galimard. 4.Foucault, 2001, L'Herméneutique du sujet. Paris: Gallimard. 5.Foucault, 2003, Le pouvoir de psychiatrique. Paris: Gallimard. 6.Rabinow, 1986, The Foucault Reader. New York: Penguin Books. (*本文原为作者于2004年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的演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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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法律
2014/03/28
| 阅读: 2433
作者认为,要探索中国宪政的道路必须关心更大的理论问题,包括思考历史是否终结,普适价值如何中国化以及中国应当如何学习西方的历史经验等,从而走出中国自己的宪政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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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历史
2011/10/24
| 阅读: 2434
五族共和说的提出,并非某位政治人物民族观的突然转变,而是整个清末民初政治世界中宪政变迁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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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汪暉在《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一書的前言中,曾如此說:什麼是現代,什麼是中國的現代?這些與時間有關的概念曾經是歷史研究的中心主題。然而,一旦人們開始質疑歷史決定論和現代人的自我確證方式,那些長期以來據以對歷史進行分期的各種根據都變得可疑了。如果現代的意識必定與古代已經消亡的意識密切相關,那麼,在一定意義上,這種古典的古代或禮樂的世界已然消亡的意識早已構成了孔子以降儒學的一個內在的主題。(汪暉,2008a:1)並提「現代」與「中國的現代」,意謂著對「中國的現代」的思考,乃是聯繫著對「現代」的審視,而這至少隱含著兩種可能性:一,假若「中國的現代」已被編織到「現代」的歷史敘事中,則若想認識「中國的現代」,即必須以「現代」尺度;二,假若「中國的現代」有其特殊性,則這暗示了「中國的現代」有其不同於「現代」之處。關於「現代」,汪暉如此說到:在19世紀工業化、殖民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潮流之中,一種直線進化的時間意識及其支撐之下的進步意識佔據了支配性的位置。正是在與前述歷史意識的對峙之中,現代人將自身建構或理解為"現代的",卻忘記了天演、進化等觀念是如何通過與古典的歷史意識的糾纏才得以確立自身的合法性的。事實上,19世紀形成的新的時間觀念僅僅是現代歷史敘事的一個要素,它為許多歷史著作把現代/現代性理解為一種由資本主義文明為動力的客觀的社會進程提供了認識論的框架。在這些著作中,構成現代的基本要素是相對於傳統經濟形式的市場經濟,相對於傳統政治結構(尤其是帝國)的民族-國家,相對於傳統生產形式(遊牧或農業等)的城市和工業文明,相對於傳統社會結構(尤其是貴族制度)的市民社會,相對於傳統文化(主要指神聖的宗教生活形態)的世俗社會,相對於傳統藝術方式的現代藝術及其世界觀,等等。無論在歷史分期方面存在怎樣的區別,這些要素總是被組織在一種時間性的敘事之中,即使那些致力於揭示個人的、主觀的、想像性的世界的藝術史和思想史的學者,也傾向於將這些要素置於上述"客觀的社會進程"之中給予解釋。(汪暉,2008a:1-2)「現代人」忘記了自身的歷史意識乃是與「古典的歷史意識」(即儒學自身的歷史意識)相互糾纏而確立「自身的合法性」時,汪暉提醒我們,存在著不同於「現代人」的歷史意識,而理解「中國的現代」不必然地以「現代」作為衡量的尺度,則「中國的現代」就必須有其屬於自身的歷史敘事,從而確立「中國的現代」。當汪暉將「中國的現代」聯繫於儒學自身之「思想的基調」對歷史的認識,則具有目的意涵的「現代」的歷史分期,不僅無法作為描繪「中國的現代」的尺度,而從汪暉的觀點來看,儒學自身的歷史意識貫穿於「自孔子以降」之儒學的基本軸線,因而「現代」並不指向中國歷史的特定時期,而是萌發於每一個時代中儒者的自我認識。對汪暉而言,從儒學的視角提出對「現代」的反省,是奠基在一種可名之為「內在視野」之上的觀看方式,而正是從「內在視野」來審視「現代」,使得「中國的現代」能夠不同於「現代」。而關於「內在視野」方法,汪暉曾說:「我注重的是歷史中一些要素的反復呈現,而不是絕對的起源。」(汪暉,2008a:10)是故,對「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蘊含著對「反復呈現的要素」的審視,也意謂著「中國的現代」不只是一個與時間有關、並承接著中國近代而來的特定歷史分期,相反地,「中國的現代」之內涵是一種對理解歷史的方式,而其理解方則確立了「中國的現代」,在汪暉的討論中,儒學恰好提供了不同於「現代」之歷史意識的方法。筆者認為,與其說汪暉表述了儒學自身「獨特的歷史意識」,並藉此描繪「中國的現代」的內涵,倒不如說,汪暉將儒學自身那「獨特的歷史意識」作為方法,使之得以展開對「現代」的批判。從汪暉關於儒學特質之討論及其展開方式來看,「中國的現代」是一個「被現代性所給定的要求」,中國必須回答自身之現代(性)的特質與內涵,因而,即使汪暉強調,「中國的現代」有其由儒學所繼承而來的獨特性(或特殊的思考方式),但其關懷仍舊指向「現代」,因而使得汪暉的儒學詮釋具有清楚的「現代」指向(或目的)。汪暉之中國思想論的論述前提與方法對汪暉而言,「孔子以降的儒學」並未將「現代」與「古代」視為截然的斷裂,而是在斷裂的前提上努力地回到三代所體現的古典的、或禮樂的世界。汪暉說:「思想、觀念和命題不僅是某種語境的產物,它們也是歷史變化或歷史語境的構成性力量。」(汪暉,2008a:2)在汪暉關於「孔子以降的儒學」的研究中,大抵遵循著此一原則展開,因此,在「孔子以降的儒學」之演變中所出現的諸多思想觀念,汪暉並不僅將之視為反映著某種現實及其關係,亦特別著重於思想觀念對當時代的批判性與構成性的作用。然而,假若我們由此認為汪暉的目的乃是歷史地說明「孔子以降的儒學」如何透過諸多思想觀念的提出、闡發,以促成歷史現實的變化,筆者認為,僅止於這樣的理解,則無從看出汪暉這部《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的論爭意義,相反地,汪暉在進行關於「孔子以降的儒學」的研究時,特別著意於檢討日本京都學派與以歐洲近代思想史為參照所建立之儒學評價所存在的問題,正是基於汪暉對於此兩類觀點的檢討,我們恰好可以看出,汪暉所提出之以「內在視野」作為理解中國的視角,其前提來自於與日本京都學派和以歐洲近代思想史為參照所建立之儒學評價。汪暉認為,日本京都學派關於中國歷史的敘述,正是從「客觀的社會進程」的角度審視中國歷史的論述,最具代表性的即是內藤湖南和宮崎市定針對唐宋時代轉變所做出的論斷,其中尤其以中央集權國家的出現、伴隨著中央集權國家而出現的社會各方面的轉型為主要內容:國家對於商業的統制與商品經濟的出現;成熟的郡縣制度、中央獨裁與官僚系統;早期民族主義的出現;國民主義、平民主義與世俗主義等。在這樣的理解下,宋代理學因而被視為是世俗性的宗教(汪暉,2008a:105-107)。在汪暉看來,京都學派對於中國歷史的敘述,大抵是從與歐洲啓蒙主義的對比而得出的觀察,而這樣的中國敘述也可以在胡適之、馮友蘭和牟宗三等人的思想中看到類似的論斷,其核心的關懷在於挖掘中國思想中的「理性化」、對「日常生活」之關注等特質,而這都預設了實證主義、個人主義、近代歐洲形上學意義下之「世俗化的個人及其理性對於宗教權威和絕對王權的反叛」,此即宋代所象徵的「早期現代性」(汪暉,2008a:107-108)。汪暉認為,將宋代界定為「早期現代性」的時代,必然會面臨以下問題:一,假若宋代象徵著「早期現代性」,並存在著一種對應於18-19世紀歐洲理性主義、個人主義而出現的理性化轉向,則我們應該如何理解元代和清代的社會形態及其思想特質?元代和清代是否意味著理性化的挫折?二、個人主義作為描述宋代理學的思想特質的概念,並將理學視為是擺脫宗教權威和反叛絕對王權的思想,則對「個人自主性」的強調(如牟宗三),以及將個人性之「成德之教」的實踐與政治的意識形態截然分離,此種詮釋不僅將道德、政治二分,亦以「反政治」或「去政治」的方式界定「個人自主性」,這樣的詮釋結果是否將使儒學被從具體的政治情境中抽離,進而肯定現代性?[1]三、理學家要求回到三代(復古主義的取向),透過天、道、天道等古典觀念來建構新的天理概念以及天理觀,此種天理觀的提出,用意在於對抗政術(郡縣制下的皇權-官僚政治),以恢復宗法對抗市場潮流、以井田制對抗貿易與稅法、以學校對抗科舉、以成德對抗功名、以復古對抗外來文化與歷史變遷等,從而體現出對於現實秩序的批判。正是在第三個問題上,汪暉認為,假若宋代象徵「早期現代性」,則理學恰好是以批判那些構成「早期現代性」之諸多要素為特質而出現的一種關於「早期現代性」的批判理論(汪暉,2008a:108-110)。黃錦樹曾指出,汪暉「批判的接收了(而不是否定)相關知識社群『東洋的近世』、『早期現代性』的假設」,同時,汪暉明確地表現出其研究討論所立足的「現代視域」,及其「回溯的敘事」的性質(黃錦樹,2007:192)。而汪暉也曾自言:就像我在前面說過的,社會史分析的那些基本範疇是從近代社會科學中產生出來的,比如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等範疇及其分類,是近代知識和社會分類的產物。當我們把許多歷史現象放置在經濟、政治或文化的範疇之內的時候,我們失去的是那個時代的內在視野,以及從那個時代的內在視野出發反思地觀察我們自身的知識、信念和世界觀的機會(汪暉,2007:171)。汪暉雖然將其方法名之為「內在視野」,但成為問題的是,「內在視野」所指的「內」,並不意謂著「以中釋中」,[2]亦非「以古釋今」,而是與過去不斷對話的實踐,[3]更重要的是,對汪暉而言,「內在視野」著意於反省現代學科體制所設立的種種疆界(例如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範疇與分類)。從汪暉的角度來說,透過與過去不斷地對話,種種關於現代學科體制的疆界都可能因此而鬆動,從而有助於「從那個時代的內在視野出發反思地觀察我們自身的知識、信念和世界觀」。[4]簡單地說,汪暉的「內在視野」方法不僅是「現代」與「過去」的對話,也因其著意於批判日本京都學派與以歐洲近代思想史為參照所建立之儒學評價,故而以「內在視野」為方法,以及可能由此衍生出之關於研究方法意義上的「內」與「外」的區分,其實還可能涉及中、西之間的差異。筆者認為,汪暉的「內在視野」在一定的程度上延續了中國近代的問題意識,但重要的是:汪暉究竟為敘事的「回溯」賦予了什麼樣的方向?[5]格物:儒學的主題,或對「早期現代性」的批判關於宋代理學,汪暉如此說:伴隨著天理的成立,古典宇宙論的模式發生了以理氣二分為中心的重大變化;程朱以降,不是理、道、太極等有關起源與主體的概念,而是"格物"這一在儒學思想中處於次要地位的主題,成為儒學反復爭論的焦點。理學與心學的分化,宋學與清學的殊途,以及儒學內部的其他一些更為細微的差異,幾乎均與對這一主題的不同理解有關(汪暉,2008a:260)。汪暉將「格物」作為分析理學、乃至於理學與心學之分殊的主題,有其來自於汪暉自身所處之「現代」而有的關懷。汪暉不以「理」、「道」、太極」等這些「有關起源與主體的概念」,而將「格物」作為分析的焦點,乃欲藉此批判實證主義、科學主義式的認識方式,對汪暉而言,「理」、「氣」的區分意謂著「作為事實的"物"概念」的出現(汪暉,2008a:260),但理學家在探討「理」、「氣」問題的同時,並非僅止於說明具有「物」意涵之「氣」的獨立性、實體性(包含從宇宙論的立場說明「物」的起源,以及證立能夠觀看、認識「物」的主體),而是思考如何以「理」、「氣」構築理想秩序的恢復──在這個意義上,「格物」所涉及的並非是主體對「物」的認識,而是要避免「物」淪為「作為事實的"物"」,亦即,如果我們認為,理學家關於「理」、「氣」問題的討論,象徵著實證主義、科學主義式之思考方式的出現,則在汪暉看來,這其實是對理學家的誤解:理學家恰好是站在批判實證主義、科學主義的立場上看待問題。必須指出的是,雖然汪暉強調「天理」的成立,以及伴隨而來的因「理」、「氣」二分所導致的「古典宇宙論」的變化,但他並沒有因此暗示,在宋代理學出現之前,「格物」這個問題並不存在,「格物」雖然是理學家所使用的語彙,但「格物」的實──避免「物」走向形式化、空洞化的思考方式──並不是宋代才出現的。汪暉指出,宋代理學與周、孔的思想之間有著重要的聯繫:「正如程朱理學的道德評價系統被系統地解釋為"理性化"一樣,現代儒學研究的另一傳統是將周公"制禮作樂"、孔子"述而不作"歸結為"'巫史傳統'的理性化過程"。」(汪暉,2008a:125)汪暉藉由「理性化」來理解周、孔思想與程朱理學的聯繫,呼應到其所主張之以「格物」來審視宋代以降儒學的演變的觀點,同時也呈顯出汪暉的目的:對「近代歐洲形而上學、個人主義價值(以自我為中心的內在化的道德視野)、市民社會文化和實證主義科學觀為參照而形成的範疇」進行反思。筆者認為,以「理性化」來審視周、孔思想與程朱理學(乃至於宋代以降的「儒學」),其實也就是將二者同時納入「內在視野」中,藉由將二者納入「內在視野」的過程中,汪暉也因此直接或間接地假定了周、孔思想與程朱理學之間存在著某種共同的思維結構,惟有假定其中存在著同一的思維結構,並列將程朱理學理解為「理性化」以及將周、孔思想理解為「巫史傳統的理性化過程」才有意義。在下文中,筆者將會說明汪暉為此二者所假定的共同的思維結構究竟為何,而對於其思維結構的理解,也將決定汪暉如何界定儒學的主題及其特質。在討論周、孔思想時,汪暉首先引述了傅斯年與李澤厚的觀點:傅斯年說:"儒家的道德觀念,純是一個宗法社會的理性發展"。他所謂"理性發展"指周"德"從原始巫術禮儀向君王行為、禮儀和制度的轉化。在這個意義上,"孔子的國際政治思想(關於諸侯國之間的政治的思想-作者注),只是一個霸道,全不是孟子所謂王道,理想人物即是齊桓管仲。......孔子的國內政治思想,自然是'強公室杜私門'主義。"傅斯年完全迴避王制之中包含的天人關係,並將孔子思想與周代的制度現實劃上了等號。這一論述建立在對孔子"述而不作"的理解之上:孔子思想客觀地記載了周制的基本內涵,即國際關係中的霸道與國內關係中的專制,而這兩個方面都是原始宗法關係理性化的產物。在這裡,從巫術到王制的過渡被類同於歐洲歷史中從宗教統治向世俗統治(國王統治)的過渡,而"祖述王制"的孔子之禮學也就自然地被界定為中國文化"世俗化"和"理性化"的象徵。與傅斯年不同,李澤厚看到的不是"強公室杜私門"的王權主義,而是"由'神'的准神命令變而為人的內在欲求和自覺意識",即某種排拒"宗教性神祕性的"、個人主義的("自己"、"心理欲求")和世俗主義的(肯定情欲的"人")傾向。他評論說:"(孔子之學)把一種宗教性神祕性的東西變而為人情日用之常,從而使倫理規範與心理欲求融為一體。'禮'⋯⋯由於'神'的准神命令變而為人的內在欲求和自決意識,由服從於神而為服務於人、服務於自己,這一轉變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但這兩種不同的論述均被歸納在"理性化"的範疇之內(汪暉,2008a:125-126)。 然而,汪暉對此傅斯年與李澤厚的觀點提出進一步的質疑: 從周孔傳統的形成到宋代理學的確立,"理性化"構築了一個永久的歷史視野,其前提 是:中國思想或文化是"非宗教的",儒學的道德判斷從一開始就注目於人及其生存世界自身。孔子被認為是中國思想從對自然的探究、對神聖事物的關注轉向人自身的第一人,他的著名的"仁"概念為此提供了證明。然而,人與自然、人與神聖之物的這種分界究竟建立在什麼前提之上呢?儒學對於人的日常生活的關注是一個顯著的事實,但正如上文所述,這裡的關鍵是如何界定儒學的"日常生活"或"人情日用之常",以及"人"及其"內在欲求和自決意識"是在怎樣的關係中被界定的(汪暉,2008a:126)。關於這個問題,汪暉引用《禮記·禮運》「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的說法,強調儒學的「禮」涵蓋了喪、祭、射、御、冠、婚、朝、聘等,而這些禮儀實踐即構成了儒學意義下的「日常生活」,也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基礎:「作為一種道德性的存在,人的概念與禮義的概念是一致的,因為一旦脫離了禮義範疇也就不存在界定人的基礎了。」「日常生活」的禮儀實踐及與禮儀實踐相對應之使「人」之所以為「人」的關係性,體現出「早期儒學的道德評價方式」:「一種整體性的和連續性的體系,在這個體系中,自然、制度、禮樂和道德,甚至在一定條件下形成的法令、禮俗等規範,構成了難以截然區分的領域。」汪暉認為,《禮記·冠義》指明,「成人」完全是由禮儀實踐來規定,故「成人的標誌是在禮的秩序中確立的」(汪暉,2008a:126-127)。基於這樣的理解,汪暉將批判的矛頭指向牟宗三。對牟宗三而言,《禮記·冠義》是以「形式的」方式來界定「禮」,而君子不同於此,其必須「自覺地實踐人倫以成其德」,前者對應到「王者盡制」之「禮」,而後者則對應到「聖者盡倫」的要義。[6]汪暉認為,牟宗三的觀點存在著無法反省「現代」(性)的問題:在儒學思想的範疇內,歐洲啟蒙運動所制定的從神到人的"理性化"敘事並不具有真正的解釋力,我們毋寧將"理性化"範疇視為現代思想的自我確證:它把歷史編織在"理性發展"的框架內以確立"現代"的權威,並逃避對於"現代"自身的檢驗(汪暉,2008a:127-128)。汪暉認為,「所謂以禮樂為天、以人釋禮,表明孔子試圖在周代禮樂制度的基礎上恢復天人一體的基本價值和天人溝通時的那種情理兼容的基本狀態。這兩者均表明了禮樂制度與巫文化的在共生關係。」(汪暉,2008a:129)儒學之「天人一體」、「情禮兼容」的特質,可以視為汪暉對世俗與宗教之二元關係的回應。汪暉認為,孔子所面對的問題乃是天人關係的異化,此正是王制的內在危機,即當孔子大聲疾呼「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時,「以仁釋禮」所期待的是藉由「以仁通天」的方式而「恢復禮的內在神聖性」,從而抗拒「禮樂與制度的分化」,以及由此分化而產生之缺乏「道德含義」的「制度」(汪暉,2008a:129-130)。因此,「禮」的實踐必須藉由主體的實踐以「賦予日益衰敗的、形式化的禮樂形式以豐滿的、實質性的意義」,而在實踐的意義上而言,「所謂禮樂與制度的合一不是指形式化的禮樂與理性化的制度之間的結合,而是指在禮儀性的和制度性的實踐過程之中體現出的天人合一、治道合一、道器一體的狀態。」(汪暉,2008a:130-131)簡單地說,抗拒形式化、空洞化的禮樂,即是抗拒事物淪為「作為事實的物」,而也正是這從這樣的觀點而言,孔子與宋代理學體現出一種思維結構上的同一性,亦即,在汪暉所建構之儒學視野中,事物總是與特定的「關係」有關,並且主體的實踐亦總是指向「關係中的事物」,這樣的詮釋正是為了克服現代性底下關於「物」的理解。[7]反思「內在視野」汪暉關於理學的討論,大抵是針對著日本京都學派──尤其是宮崎市定──對唐、宋轉變所提出的論斷而發。對宮崎市定而言,宋代之所以被視為中國現代性的開端,是因為隨著宋代的成立,中央集權、郡縣制與官僚系統、以民族為單位的國家、民族主義、國民主義、平等主義、世俗主義等在歐洲近代史意義下界定現代性的因素已然出現,因此,宋代於是被視為是中國現代性的起點。對此,汪暉說:「也正由於此,一部以探討"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為中心的著作,卻不得不從對宋代思想的重新解釋開始。」(汪暉,2008a:107)必須指出的是,汪暉之所以認為探討"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必須從重新解釋宋代思想開始,除了是著意於反省日本京都學派的論述外,更重要的是,要藉此使批判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由部分晚清思想家、日本京都學派、當代新儒家等)所形塑的中國認識,正如汪暉說:自晚清以降,對於天理世界觀的形成及其意義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理解方式,它們都深刻地植根於現代價值觀之中。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解釋框架中,天理世界觀是一種反動的(維護皇權的)、中世紀的(以宗法家族制度和禮教為制度基礎的)、導致中國喪失現代機遇的(反科學的和反市場的)意識形態;與此相反,京都學派和現代新儒學出於不同的考慮將宋學的出現視為中國和東亞早期現代性在文化領域的標誌,認定其中蘊含了民族主義(國民主義)的、平民主義的(反貴族主義的)、個人主義的、世俗主義的(反宗教的)和分權主義的傾向。這兩種截然相反的評價均以近代歐洲啟蒙主義的道德譜系-尤其是主體性和內在性的觀念-作為衡量的尺度(汪暉,2008a:108)。然而,汪暉曾說過,「即使宋代社會的上述變化能夠被放置在"早期現代性"(或"近世")這一有些勉強的概念中加以概括,那麼,理學的主要取向只能被歸結為一種"反早期現代性的現代性"的思想結構。事實上,理學家的"理勢"或"時勢"概念並不含有時間的目的論的意義,從而用諸如"近世"、"現代"等概念對之進行描述並無內在根據。」(汪暉,2008a:110-111)[8]對此,汪暉建議我們,「不妨暫且繞過由於這些概念而產生的爭論,專注於對理學的形態及其歷史含義的理解。」(汪暉,2008a:111)但是,「繞過」並不意謂著對圍繞著「早期現代性」概念的爭論予以忽視或棄絕,相反地,在汪暉的討論中,仍然是以接受這樣的爭論為前提,進而以「反早期現代性的現代性」的立場來理解中國。汪暉在為《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日文本寫序時,如此說到:「我在書中反復論證"早期現代"不是一種確定的歷史時期,而是一種重復出現的歷史現象,它不能被固定在線性時間的某一個點上,也並不意味著早期現代的出現預示著一個普遍的或高級的現代性的到來。」(汪暉,2011)但是,假若「近世」、「現代」等概念在描述中國自身時並無內在根據,則「早期現代」是否也同樣地缺乏內在根據,從而只能是一種「有些勉強的概念」?進一步地說,當汪暉暫且「繞過」這些概念而「專注於對理學的形態及其歷史含義的理解」時,則汪暉是否不自覺地掉入到日本京都學派與以歐洲近代為座標而構築的歷史觀的反面?汪暉對於孔子思想與宋代理學的討論,始終沒有擺脫此二者所提供的座標,相反地,汪暉以此二者的觀點作為前提,提出了以「反」為核心的抵抗姿態!從汪暉的論述來看,「內在視野」方法的前提,在於存在著清楚的「外部」,但這樣一來,「內在視野」就蘊含著一種弔詭,正如劉紀蕙在反省汪暉以「內在視野」方法、以儒學為視角來理解晚清思想時,就曾說過:「其論點並無法處理晚清社會事實與世界觀已經改變,而所謂『外部』已然上置於『內部』的問題。」(劉紀蕙,2011:48)亦即,汪暉雖然試圖透過「內在視野」來質問現代性,但「內在視野」本身可能就蘊含著十九世紀歐洲的知識框架。[9]筆者認為,「外部」對於「內部」的統攝,也許並非與「晚清社會事實與世界觀已經改變」有關,而是汪暉在展開論述時,即批判地接受作為「外部」的現代性世界觀,因而在這樣的前提下,「內在視野」僅只是將儒學「作為方法」,故使得汪暉之暫且「繞過」相關爭論的策略,亦未必能夠清楚地說明理學的「歷史含義」──更精確地說,理學的「歷史含義」,是以只能是以否定現代性歷史觀的姿態而被編織到現代性敘事之中?假若如此,則運用「內在視野」方法的結果,是否只能是策略性地論述中國與儒學,並將之「作為方法」,從而難以清楚地說明中國自身為何?甚至,在此同時,也可能使得「內在視野」與我們所處之「當下」間的緊張感降低,從而難以建構得以替代歐美中心主義的並具有主體性的中國?參考資料丁 耘。2006。〈古今、常變、以中釋中〉。收錄在《思想史研究》第一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石之瑜、李圭之、曾倚萃。〈日本近代中國學:知識可否解放身份〉。《中國社會科學》2007(1):168-178。牟宗三。1999。《心體與性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汪 暉。2006。〈內在視野中的帝國-國家問題及其他〉。收錄在《思想史研究》第一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汪 暉。2008a。《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上卷·第一部·理與物)》。北京:三聯書店。汪 暉。2008b。《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增訂版)》。北京:三聯書店。汪 暉。2011。〈關於「早期現代性」及其他〉。轉引自「人文與社會」網站,網址: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2347張志強。2012。《朱陸·孔佛·現代思想-佛學與晚明以來中國思想的現代轉換》。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黃錦樹。2007。〈帝國,現代性與合法性:回應汪暉〉。《文化研究》5:190-198。劉小楓。2004。《現代性社會理論緒論:現代性與現代中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劉紀蕙。2011。《心之拓樸-1895事件後的倫理重構》。臺北:行人文化實驗室。閻鴻中。2006。〈職分與制度-錢賓四與中國政治史研究〉。《臺大歷史學報》38:105-158。*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生。[1] 在此,或許值得以余英時關於宋明理學的研究進行初步的對照。余英時在《朱熹的歷史世界》中批判地指出,假若對於宋明理學的研究僅著重於哲學詮釋,則無異於將理學家從具體的歷史脈絡中抽離出來,亦無法解釋理學家何以著意於對現實世界之秩序的關懷。余英時關於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的研究,大抵是為了批判哲學化之宋明理學的討論過於強調儒學道統的系譜性,以及基於此道統的系譜性而過度地推論歷史的連續性,從而無法歷史地理解宋明理學。不過,亦有論者指出,余英時關於宋明理學的研究,其實反映了其本人的自由主義的關懷(閻鴻中,2006:109,註5)。[2] 丁耘在對於汪暉的評論中說到:「我覺得汪先生貫徹的內在視野的企圖並未真正完成。為什麼這樣講呢?真正的內在視野,似乎不是從現代性出來解釋現代性,而是倒轉汪先生的整個敘述策略,以中國為基本視野來看待現代性。」(丁耘,2006:302)[3] 汪暉說:「這個內在視野不是簡單地以今釋古──以今釋古在一定的意義上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而以古釋古──這在歷史研究中也是必要的和必然的。但內在視野的邏輯不止於此,它還包含以古釋今的取向。我剛才提到我們今天單純地當作經濟政治範疇的那些問題,在另一個歷史語境中是不能單純地當作經濟政治問題來解釋的,例如郡縣、封建等概念在儒學世界中是一個有著內在完整性的思想世界的有機部分,只有通過這個思想世界,這個世界及其變化被賦予了意義,也才能夠被把握和理解。內在視野是不斷地在和當代的對話過程中產生的,它提供了我們反思的視角。」(汪暉,2006:317)[4] 汪暉在他的魯迅研究中,曾描繪過魯迅的「態度」:「支配魯迅的文化態度的,是歷史中的人物、思想、學派與(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傳統的、外來的)權勢的關係如何,他們對待權勢的態度怎樣,他們在特定的支配關係中的位置如何,而不是如他的同時代人習慣的那樣做簡單的中西對比式的取捨。中西對比式的描述為中國的社會變革提供了文化根據,並為自己的文化構築了歷史同一性,但這種歷史同一性不僅掩蓋了具體的歷史關係,而且也重構了(如果不是虛構)文化關係。在由傳統和文化這樣的範疇構築起來的歷史圖景中,魯迅不斷追問的是:傳統或文化的帷幕後面遮蓋著什麼?」(汪暉,2008b:30)筆者認為,「內在視野」的方法,或可理解為是汪暉在魯迅身上所看到的思考方式的概念化、理論化呈現。[5] 黃錦樹認為,汪暉藉由「內在視野」方法以及「回溯的敘事」,為他在討論非漢族王朝的中國認同時,擴大了中國認同的彈性與包容度,而「這部分的合法性論述其實同時在論證中國作為一個──並非西方東方主義或殖民主義視野下停滯的,而是──亞洲歷史上具有自身合法性的帝國(位居朝貢體系的權力中心),同時似乎也隱然論證它的重新崛起(現代中國在各方面繼承了清朝:版圖、多民族、地方制度、區域國際關係),企圖修復它在殖民帝國壓迫前的位置。」(黃錦樹,2007:193)在此,暫且不論黃錦樹將汪暉的討論放在中國崛起的合法性論證的脈絡中來看待是否合宜,黃錦樹的思考讓我們可以試想:在汪暉的「內在視野」方法中,究竟何者屬於「內」?何者又屬於「外」?假若,對汪暉而言,日本京都學派與以歐洲近代思想史為參照所建立之儒學評價屬於「外」的話,此際,「內」、「外」的區分,是否可能也延續了中國近代史上中、西思想與文化的競逐,從而轉變為「民族性辯護情節」的競爭?(劉小楓,1996:356)但是否也存在著另一種可能,即此際的「內」其實是由「外」所界定的,正如溝口雄三批評竹內好時,認為竹內好的「非歐洲」的視角其實正是被「歐洲」所定義的?(石之瑜、李圭之、曾倚萃,2007:175)[6] 牟宗三的原文是:「冠禮所規定之成人只是一形式的成人,其規定亦只是形式地規定之,此即是王者禮樂中之成人,王者禮樂中之人倫。但由形式地成進至自覺地實踐地成則是聖者成德之教中的成人,成德之教中的人倫。」(牟宗三,1999:12-13)牟宗三在此所做的論斷,是針對那些將「成德之教」對比於「徒以傳經」或「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的儒者,並認為後者乃是「從孔子繞出去而從王者,是並未真能了解儒家之本質」,故「儒之為儒必須從王者盡制之外部的禮樂人倫處規定者進而至於由聖者盡倫之"成德之教"來規定,方能得其本質,盡其生命智慧方向之實。此則必須以孔子為標準,而不能以堯、舜、禹、湯、文、武為標準也。」(牟宗三,1999:13)。「從孔子繞出去而從王者」,反映出「從王者」可能具有服膺宗教權威、絕對王權的意蘊,因此,當牟宗三批評這種未能了解儒家本質的觀點時,自然也可能暗示著對宗教權威、絕對王權的反叛。[7] 當汪暉說「從周孔傳統的形成到宋代理學的確立,"理性化"構築了一個永久的歷史視野」時,筆者認為,正是在這個「理性化」的視野中,「格物」被汪暉界定為儒學反覆爭論的主題,而這個現象並不是在宋代才出現的,在汪暉的文脈中,恰好是孔子思想所呈現出之「反理性化的理性化」的特質,才使得宋代理學得以延續此一圍繞著「格物」問題進行爭論的思想傳統。值得注意的是,汪暉在先秦思想論中,也注意到了這方面的論述,例如,他引述莊子的說法:「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今已為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莊子·知北遊》)並對這段話做了說明:「"為物"的結果是物失去在自然秩序中的應然位置,從而"為物"之"物"已非"自然的"存在。在這裡,自然即仁、義、禮的狀態,非自然即非仁、非義、非禮而又以仁、義、禮的形態出現的形態。按照這一邏輯,"自然"範疇與應然秩序的概念密切相關,而"非自然"則表示應然秩序的紊亂,後者僅僅是不具有應然、本然、自然意義的事實。我們也許可以在前述排比句的最後加上"失禮而後物"的說法:仁、義、禮一旦脫離了自然本性就會轉化為不具備道德含義和價值之"物"-在這裡,反仁、反義、反禮亦即反自然,而反自然意義上的"物"即與自然之應然狀態相脫離的、作為事實的"物"。」(汪暉,2008a:263-264)[8] 必須說明的是,汪暉在此以「反早期現代性的現代性」來描繪理學,似乎有些問題,或說是有誤導之嫌,蓋「早期現代性」與「現代性」之間是否存在著對抗的關係?汪暉並沒有清楚的說明,例如,為了抵抗宋代所可能萌發的「早期現代性」,而援引「現代性」來作為抵抗的策略,除了可能因此蘊含著某種肯定「現代性」之歷史目的論的意涵外,也不符合汪暉企圖從「內部」(而分「外部」)來進行批判的原則。當然,另一種可能是此乃筆誤,而正確的用法應該是「反早期現代性的早期現代性」,若是如此,則此處的誤導之嫌就不存在。對筆者而言,筆者傾向認為這是較為單純的筆誤。[9] 在劉紀蕙的討論中,她主要地針對汪暉處理康有為、嚴復與梁啟超的詮釋提出不同的意見,對她而言,「問題的關鍵在於,無論是民族國家的擴張心態,或是超越國家的王道帝國主義,甚至是帝國殖民侵略之下第三世界的生存競爭,其實都說將了主權之內部系統穩定、區分敵我與持續擴張的理性結構,也牽涉了範疇與疆界的設定。然而,這種擴張式的主權話語邏輯卻自十九世紀以降穩固地占據並且滲透於不同形態的論說模式之中,成為不證自明而難以被檢視的話語位置。」(劉紀蕙,20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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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曲现称昆剧,起源于元朝末年的昆山,而盛行于苏州。它起初称为昆山腔,与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杭州腔并称为南戏五大声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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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宾译一、 前言:雅虎! 马克·诺贝尔(Mark Knobel)是一位毕生与新纳粹主义斗争的法国籍犹太人,这场斗争促使他经常浏览互联网和美国网站。2000年2月,身在法国的诺贝尔,到网上搜索纳粹纪念品。当登陆到雅虎网站的拍卖网页时,他惊讶地发现网页上摆出了大量的党卫军万十字章、SS匕首、集中营照片、纪念复制品,在法国很容易买到这些物品,而服务器却由互联网巨人雅虎设在美国境内。1 早在两年之前,诺贝尔就发现美国在线网站上有纳粹内容,他扬言发动一场公共关系论战。美国在线马上关闭了这些站点,诺贝尔以为这次向雅虎提出类似的威胁也会奏效。但他失算了。事实证明,美国在线是特殊的个案。由于身在华盛顿特区,美国在线总是对公共关系、政治和政府权力高度敏感。在屏蔽有争议的内容方面,它比其他大多数互联网公司更彻底。 雅虎恰恰相反,它是1990年代硅谷网络泡沫的产物。从斯坦福大学研究生杨致远(Jerry Yang)和大卫·费罗(David Filo)以业余开发雅虎为乐起,到2000年雅虎已经成长为“门户之王”。那时,雅虎的接入用户数比其他任何网站都多,2000年初股票价格达到每股475美元。2拥有百万身家的雅虎领导人杨致远自信且高傲——他“喜欢雅虎的一般定义:‘粗鲁、不谙世故、桀骜不驯’”。3被不断膨胀的市场份额迷惑,他认为政府将保持缄默,言论控制也将无所作为。面对来自遥远国度的活动家关于仇恨言论及触犯法国法律的投诉,雅虎公司只是耸了耸它的高科技肩膀。 诺贝尔并没有退却。2000年4月11日,他代表反种族主义和抵制反犹主义等国际团体,在法国法院起诉雅虎。他提出,雅虎的拍卖触犯了法国禁止纳粹物品在其境内流通的法律。“这些拍卖在美国可能并不违法”,诺贝尔说,“但只要你进入法国国界,就绝对违法”。4法国方面的代理律师罗纳德·凯茨(Ronald Katz)补充说,“认为互联网改变了一切的相反是幼稚的。它并没有改变一切。它并没有改变法国法律”。5 雅虎收到来自巴黎地方最高法院(Le tribunal de Grande Instance de Paris)的传讯,审判由简·雅克·戈迈兹法官(Jean-Jacques Gomez)主持。杨致远对此作出回应,“法国法庭意图在自己并不控制的领土上审判”。6雅虎的公共关系团队提醒人们允许国家政府控制互联网内容将导致的可怕后果。如果法国人的法律适用在美国的网站,那么理应认为德国人或日本人的管制政策同样有效,沙特的或中国的法律亦如此。“如果你每天醒来都不得不问自己‘我该遵守谁的法律’,那么将很难进行商业活动”,雅虎的副总裁希瑟·基伦(Heather Killen)说,“我们有那么多国家,那么多法律,但只有一个互联网”。7 杨致远信奉1990年代的传统理念,认为戈迈兹法官只能在法国合法行使职权,并不能干涉雅虎设在加州的服务器上的内容。他认为,法国政府绝对无权针对美国境内的一台服务器。 对法国官方而言,即使仅限于法国境内禁止纳粹网页也绝非易事。“主权”互联网(“sovereign”Internet)的两位拥护者——大卫·波斯特和大卫·约翰逊评论到,“相对政府当局掌握的资源而言,跨国界的电子通信数量实在太庞大了”。8即使法国官方能识别并阻止违法的离岸网站,同样的信息却可以放在法国境外的镜像站点上。而且,互联网的分布式路由系统,设计初衷就是为了即使在中转点被屏蔽、损坏、摧毁的情况下,仍可通过点对点传输信息。约翰·吉尔莫(John Gilmore)对此有经典的概括,“网络将审查视作故障,并通过路由绕道而过”。9为了过滤所有的纳粹网页,法国需要关闭境内所有的互联网接入点——这似乎是难以完成的重任。并且法国的铁杆网民可以使用电话线通过国外接入商进入互联网,即便完成这项工作也不会完全奏效。 因此在1990年代,互联网似乎颠覆了个人行为与政府权力间的和谐状态。某些人,如杨致远,对此感到欢欣鼓舞。但更多人感到气馁。雅虎案期间,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组文章,讨论互联网对传统版权法和税法的威胁。互联网科技正在“消除国界”,并掏空政府权力,他警告,“更严重的麻烦事不断产生,我还没有听到有何良策应对”。10在1990年代晚期,互联网对政府权威的挑战将削弱民族——国家的实质内涵,这一点已经达成了广泛的共识。“这并不是说法律无足轻重,而是民族——国家丧失了中心地位”,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麻省理工媒体实验室的创建者和主任说,“互联网”,他总结道,“不可能被规制”。11 这样一来,雅虎在戈迈兹法官面前表现出的无畏精神就合情合理了。按照当时的标准,诺贝尔阻止雅虎违触犯法国法律的努力似乎是过时的、不伦不类的,螳臂挡车、注定要失败的。 巴黎最高法院位于塞纳河上的西岱岛,这个法国现代文明的发源地,离圣母大教堂仅几个街区。它坐落在令人流连忘返的旧时王宫大楼内,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Marie Antoinette)和数千人曾被囚禁于此,直到在另一场革命中被送上断头台。正是在这所古老的建筑中,雅虎的律师们将对抗法兰西的传统与光荣,来捍卫互联网的正统信仰。 戈迈兹法庭的辩论,凸显了对民族国家的衰落并非没有争议。诺贝尔的律师宣称法国拥有保护自身不受来自美国的非法纳粹商品销售侵害的主权,并质问雅虎解释为什么它可以游离于法国法律之外。一名反纳粹律师指出,“法国法律不允许在出版物、电视或广播等媒体上出现种族主义,而我看不到互联网可以不在此列的原因”。12 这段简单的质询已经让雅虎进退维谷。如果雅虎在法国造成伤害,为什么它比其他“真实空间”的跨国公司更能免于制裁?福特汽车公司必须遵守产品销售地国家的各种安全与环境法律。为什么雅虎可以不遵守它进行商业活动国家的法律呢? 雅虎用“不可能”辩护来回应。如果福特发现遵守法国的环境规制成本很高,它可以在不损害其他市场的情况下撤出法国市场。但雅虎认为它所处的形势不同。它下设了一家法语网站(yahoo.fr),并遵守法国法律。与福特公司不同,雅虎公司没有能力识别用户来自哪里,因此无法控制商品流向何处。如果迫使雅虎遵守法国法律,它必须从美国服务器上撤下所有的纳粹物品,因此雅虎用户不论来自何处都无法购买,这导致法国的法律通行全世界。 2000年5月22日,戈迈兹法官做出判决,在初审基础上,驳回雅虎的辩护。他判决雅虎在美国的网站违法了法国法律,责令雅虎“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阻止”来自法国用户的访问,不受Yahoo.com网站上非法纳粹物品拍卖的伤害。13 雅虎拒不服从。杨致远回应,“我们不会改变公司在美国网站上的内容,仅仅是因为法国有人要求这样做”。14案件并没有结束,雅虎按地域过滤其用户的能力成为核心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雅虎有恃无恐。杨致远说,“要求我们按照用户国籍过滤网站浏览权利,这是非常幼稚的”。15 雅虎的“不可能”辩护反映了世纪之交关于互联网架构的看法。网络并不是按照地理区位因素构建。IP地址(每台电脑的网络身份证),域名(如mcdonalds.com或cnn.com),电子邮件地址,均没有设计成能反映网络中计算机的地理位置。即使域名和电子邮件带有地理信息——如toystore.fr或tonyblair@gov.uk——也是不可信的。那家玩具店的网页可能在德国一台电脑上(数据可能传输到数个国家),或者可能是卖给或转让给法国境外机构。而布莱尔首相,可能在意大利度假或者访问美国时阅读他的邮件。 结构的现实意味着对1990年代的用户而言,互联网技术不能确知他们的邮件和浏览的网页来自何方,因此他们也不知道会触犯哪国的法律。1997年约翰逊和波斯特谈到,“在网络空间上,地理边界不再是提醒人们进入新的法律地区的指示标”。16法国法律适用于雅虎看起来不太合理,一个原因就是雅虎无从得知特定的用户来自何方,亦无从得知他们应遵守哪国的法律。 法国试图规制雅虎公司似乎不合理还另有原因。对互联网公司和用户而言,面对各国不同的法律时,为了避免法律危险,理性选择是遵守它们中最严格的法律。网络国别控制的最终结果可能是最不理性政府的暴政。“我们正在触动底线”,科技与民主中心的阿兰·戴维森(Alan Davidson)评论雅虎案时说,“对互联网内容的最严格条件——不论来自国家——对全世界人民都会产生影响”。17 欧洲的一个老笑话恰如其分地点出这个问题。天堂里有法国的厨师,英国的政府,瑞士的火车,意大利的情人。相反,地狱里有法国的政府,意大利的火车,英国厨师,瑞士的情人。互联网的国别管制似乎昭示着类似的场景:一个拥有新加坡言论自由、美国民法、俄罗斯商法、中国民权的世界。 戈迈兹法官限定雅虎两个月内提出如何屏蔽法国冲浪者。休庭期间,希瑞·霍利(Cyril Houri),一家美国新技术公司Inforsplit的创立人,联系了原告律师史蒂芬·里奥提(Stephane Lilti),告知他已经开发出一项新技术,可以基于地理信息基础上识别和屏蔽互联网内容。霍利飞到巴黎,并在里奥提的电脑上掩饰了这项技术。他们被屏幕上显示的信息震惊了。雅虎宣称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服务器,实际上安放在斯德哥尔摩!雅虎在瑞典安装了其美国主站的实时更新镜像站点,以便于欧洲用户更快登陆。18 7月24日再次开庭时,雅虎的律师们再次坚持基于美国的网站识别并过滤法国访问者,在技术上不可能。里奥提在庭上以霍利的地理识别技术来回应。他指出,在法国的雅虎拍卖活动,实际上并不来自美国的服务器。他指出,假设世界各地计算机用户平等地接入任何一个网页,是绝对错误的。如果雅虎可以从瑞典的服务器锁定法国用户,它就可能识别用户的地理位置,并且如果它愿意,也可以屏蔽该用户。 戈迈兹法官谨慎地回应了这份看似鲁莽的断言,并邀请三位互联网专家评估雅虎屏蔽法国用户的技术可能。这三位专家分别是互联网之父文顿·瑟夫(Vinton Cerf),英国互联网专家本·罗瑞(Ben Laurie),法国技术人员佛朗克斯·瓦隆(Francois Wallon)。专家报告对雅虎是灾难性的。它基于2000年底的技术条件——即霍利的身份认证技术和国籍的自我报告技术——得出结论,雅虎能够有效屏蔽90%以上的法国用户。19 基于这份报告,2000年11月20日,戈迈兹法官做出了意义深远的最终判决,再次判决雅虎网站上允许交易纳粹物品触犯了法国法律。20法官断定法国的法院有权处理雅虎公司及其服务器,因为该公司有意将禁止的纳粹拍卖活动指向法国。他指出,法国网民访问美国雅虎网站时,雅虎会出现法语广告。这不仅表明雅虎迎合法国用户制作内容,同时表明在某种程度上,它可以进行地理位置识别并屏蔽用户。21法庭承认百分之一百的屏蔽不可能,但责令雅虎尽最大努力屏蔽法国用户。22 雅虎仍然非常愤慨。它宣布除非美国法院要求这样做,否则雅虎将无视戈迈兹法官的判决。23判决一个月后,雅虎在美国提起反诉,希望美国法院驳回法国的判决。法国雅虎主管菲利普·纪尧姆(Philippe Guillanton)说,“我们希望美国法院能够确认,非美国法院无权要求一家美国公司如何运营”。24 然而,雅虎面临一个难题。尽管认为法国法院不可能在美国行使权力,但雅虎在法国也拥有资产,包括从法国获得数量可观的补贴收入,这些资产有被查封的危险。25戈迈兹法官警告雅虎,2001年2月前它必须执行判决,否则将面临每天10万法郎(约合13000美金)的罚款。26雅虎经常往返欧洲、受当地法律约束的管理层,开始通盘考虑此事。 2001年1月2日,雅虎突然妥协。它从拍卖网页上撤下所有纳粹物品,声明它“将不再允许与促进或拥护暴力仇恨的团体有关的物品,放置在任何雅虎旗下的商业设施上”。27它力不从心地宣称,此举是因为纳粹物品拍卖带来的社会影响,而非法国的裁决。雅虎发言人声称“社会整体上是反对这类组织的”。28但法国制裁的威胁迫在眉睫,这预示着如不服从,雅虎将被肢解。 戈迈兹法官判决不久,雅虎对按地域屏蔽的抵制开始松解。2001年6月,雅虎宣布与阿卡麦公司(Akamai)达成交易,使用该公司的地理识别技术传输地域相关广告,从而“提高广告的针对性”。29雅虎的一名律师——玛丽·维丝(Mary Wirth)勉为其难地承担后续工作,解释雅虎在地理识别技术上前后矛盾的态度。“我们坚持······法国法院的判决并不是百分百完美的解决方案,因为我们必须百分之一百地确认法国用户,而这并不可能。[然而], 这项技术却非常适合用于定向广告”。30 后来雅虎进一步开拓业务。1999年,雅虎在新兴市场投资:中国。当雅虎初次进入中国市场时,它宣布雅虎中国将“为中国的互联网用户提供便捷的链接,使之享受到雅虎为之量身定做的系列服务”。31但中国政府对公民需要什么有自己的看法。作为市场准入的条件,政府要求雅虎过滤有可能损害或威胁国家统治的内容。实质上中国要求雅虎做政府的互联网审查者。 我们无从得知,做出决定前,雅虎内部是与否有长时间的争论,是否搜寻过他们的自由主义灵魂。但我们知道在2002年,雅虎没有如几年前那样飞扬跋扈和骄傲自负。2002年夏,雅虎的股票跌至9.71美元一股,而在2000年时,股价为475美元一股。32新的更好的搜索引擎谷歌(Google),座右铭是“不作恶!(Don’t be evil)”,成为互联网信息检索领域的新宠。雅虎必须有所作为,而中国市场预示着未来。 2002年夏天,雅虎悄然接受中国的要求。它签署了中国互联网行业自律公约(Public Pledge on Self-discipline for China Internet Industry),保证“监控国内外网站的内容”,并“拒绝接入散布有害信息的网站,以保护中国网民免受不良信息的影响”。33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执行董事肯·罗斯(Ken Roth)批评雅虎承诺“识别并阻止传播中国当局或公司反对的任何信息”。34 到2005年,雅虎彻底转向。互联网言论自由运动的宠儿变成了中国政府思想控制的代理人。今日雅虎为中国网民提供一系列审查产品。它的中文搜索引擎并不反馈全部结果,而是屏蔽被认为危害公共秩序的网站。雅虎的大众聊天室装有特征过滤软件,以抓取“多党选举”或“台独”等禁止字段。它同时使用人工或软件监控聊天室的谈话。这些做法导致2004年记者无国界组织给雅虎贴上“中国警察附庸”的标签。35 2005年秋,中国记者师涛向美国一家民主网站发送了一封邮件。在邮件的附件中,他上传了中国政府的保密文件。但师涛犯了一个错误——他使用了雅虎的电子邮件账户发送这份文件。当中国当局在美国网站上发现了这份文件,它要求雅虎公司协助识别发送者。雅虎同意了,师涛被判入狱10年。曾经的互联网自由之王——杨致远,如何解释其公司的新角色呢?“在中国或世界其他地方进行商业活动,我们必须遵守当地法律”,杨致远解释到,“我并不喜欢这件事的结局结果”,他补充到,“但我们必须遵守法律”。36 雅虎的故事集中展现互联网的转变,从抵制国家法律的技术,转变为促进其执行的技术。但互联网对民族国家的挑战,远比雅虎故事展示的深刻,而民族国家的回应也更复杂,有时犹豫不决。为了理解过去二十年间的转变,我们必须从解释缘何这么多人相信互联网会超越主权国家的法律,并荡涤民族国家的腐朽之气。这是本书第一部分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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