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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兵:民国学界的老辈

《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
民国学界,唯新是求,老旧几乎成了腐朽的同义词,所谓老师宿儒,大都被打入顽固保守之列,甚至等同于前清遗老。与之关系稍近的学界后进,也被视为遗少。近代学人所写的学术史,很少将老辈放入视野之内。受其影响,当代学人的目光,似也不及这一社会文化群体或类型。其实,民国时期的老辈在政治和社会生活方面,因为人脉、交游、学术渊源以及身世习惯等因素,常常自外于一般社会人群,犹如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但在学术文化活动方面,则反有较多闲暇来从事玩赏、研究和创作。他们或是从保守固有文化的立场希望抱残守缺而更加执著,成就不一定高,对内对外的交往联系却依然紧密频繁,有时甚至担当主角。认识民国学界的老辈,可见学术发展,必有传承,虽然后人往往奢望截断众流,横空出世,毕竟不能凿空逞臆。而五四以后的学院化学术建设,不仅渊源于西学和清末的新学,仍然受固有学术文化的制约。同时,新文化派与其他派系群体的关系,也不像他们自己描述的那样非敌即友,至少在整理国故方面,情况相当复杂。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新文化派或许已成主流,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新文化派的主流地位不免有许多后来附加的成分,甚至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是新文化派在新文化运动以后所建构起来的幻象。

一 各花入各眼
1920年代末,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建前夕,日本对华“东方文化事业”的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已在紧锣密鼓地落实之中。两相比较,两所研究机构治学的范围和取向大体一致,用人方针则截然不同。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和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一脉相承的中研院史语所,不仅精神继承新文化派的衣钵,用人还更进一步,实行傅斯年的“应找新才,不应多注意浮华得名之士”的方针。①按照在中国建立科学的东方学的目标所组成的“元和新脚”,非但没有老辈的位置,连同一阵营的章太炎弟子也多被排斥。而已经是当时中国学人心目中的汉学中心之一的日本京都大学,对于中国学术界的看法以及用人态度,与此明显有别。

关于日本“东方文化事业”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的人事,长期以来只知道所长一职有过争议,其余则不知其详。近年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披露了小岛佑马旧藏“对支文化事业”关系文书,至少可见日本京都学派主帅之一的狩野直喜的态度。狩野担任“对支文化事业调查会”委员,他建议在中国内地设立中国文化研究所,用优厚条件聘请中国学者参与其事,并且按照学科分类开列了各方面拟聘学者的名单,具体如下:②
  
经学
 汉学
  古文学派   王国维 江瀚 曹元弼 章门
  今文学派   廖平
  不分古今文派
 宋学
  程朱学派   陈宝琛
  陆王学派
 小学 罗振玉 王国维
 诸子学
  儒家     (孙德谦)汪荣宝
  道家     章炳麟门派
  墨家     胡适
  名法家    同
  杂家     叶德辉门派
史学
 支那史
 政治史     柯劭
 法制史     董康
 掌故      杨钟羲
 经济史
 文化史     胡适
 朔方民族史   陈毅 屠寄
 南海民族史     陈垣
 西域史
 东西关系史
金石学附目录学   罗振玉 张尔田 傅增湘 孙德谦
土俗学附人种学
考古学罗振玉
文艺
 古典文学
  古文 骈文 郑孝胥
  诗赋 词余    陈三立 陈衍
  制艺 沈尹默 沈兼士
 俗文学
  小说 戏曲 王国维 胡适
 言语学
 造型美术
 音乐
宗教
 佛教 杨文会门派
 道教
天文历算
地理 熊会贞
本草附古代化学(日人)杜聪明
医学

①《傅斯年致蒋梦麟》, 1934年5月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北京:中华书局, 1980年,第531页。此处时间有所订正。
②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人文》第46号, 1999年11月18日,第43—45页。

这份名单尚在草拟之中,因而并不完整;起草的具体时间也还需进一步考订,但显然与当时新文化派对中国学人的评价以及后来学人的认识相去甚远。选择的当否姑且不论,比较突出的是,在新文化派看来已经过时的旧派人物占了大多数。分科的理据与后来也明显不同,兼顾了中国与“现代”两面。

东方文化事业旗下的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受到官方的干预,实际人选并未完全以学术为凭据,最后中方入所者,为总裁柯劭,副总裁王树柟,研究员王式通、王照、梁鸿志、贾恩绂、胡敦复、江庸、汤中、江瀚、戴锡章、姜忠奎、刘培极、胡玉缙、何振岱、章华、徐审义。

决定研究项目分为经学、史学、哲学、文学、法制经济、美术、宗教、考古学、语言学等九个部分,实际做法则是按经史子集四部自选,具体为经部:江瀚、胡玉缙、徐审义、刘培极、姜忠奎、王照、杨策;史部:王式通、戴锡章、江瀚、汤中;子部:刘培极、胡玉缙、江庸、王式通、胡敦复、梁鸿志、汤中;集部:王式通、戴锡章、江庸、章华、梁鸿志、何振岱。①

民国学术,承继清代而来,民初马相伯、章太炎、梁启超等人曾仿法兰西学院制,发起
“函夏考文苑”,目的是“作新旧学”,“厘正新词”。定额40员,最初所拟名单,除三位发起人和严复外,为沈家本(法)、杨守敬(金石地理)、王闿运(文辞)、黄侃(小学文辞)、钱夏
(小学)、刘师培(群经)、陈汉章(群经史)、陈庆年(礼)、华蘅芳(算)、屠寄(史)、孙毓筠
(佛)、王露(音乐)、陈三立(文辞)、李瑞清(美术)、沈曾植(目录)。其中除一两位太炎门
生外,多为老辈。②

两份名单相比较,一为民初国内学人的判断,一为1920年代中后期日本京都学派的意见,时空差异明显,选择标准也间有分别,因而除陈三立外,极少重复,但精神大体一致,分科与用人的标准,与后来新文化派以及受新文化派影响者的看法大相径庭。

五四以后,新文化派在革新文学、改造思想、输入新知等方面自然占据主导,但在整理国故方面,虽然北京的太炎门生代桐城派而兴,在京畿之地显赫一时,胡适等人更有后来居上之势,并逐渐成为主流,但毕竟不能覆盖大江南北。中国的学术文化经历了辛亥政治革命和五四思想文化革新的冲击,并未完全断裂。民初在上海、天津、青岛、港澳等地,分别聚集起一批前清遗老遗民。其中固然有怀抱复辟的政治目的者,但也有不少对于政治尤其是爱新觉罗一家一姓的兴衰无大兴趣之人。因此,与清初的遗民大都具有反清意识不同,民初被视为遗老者,虽然也以不仕新朝相标榜,真正要推翻民国者为数并不占优。许多人只是从保守固有文化方面,对民国的革新不以为然(其中纲常伦理部分当然也涉及政治),不少人还做过民国的官。如清史馆所聘者,时人均视为遗老,其实他们当中一些人担任过民国政府的各种职位,如吴廷燮任国务院统计局局长十余载;王树柟做过国史编纂处编纂、参政院参政,罗历任总统府、国务院秘书;王式通历任司法次长、代理总长、政事堂机要局长、国务院秘书长、全国水利局副总裁等多项要职;金兆藩担任财政部佥事、会计司司长。而且一旦入馆,也就食了民国的俸禄,不再执守前朝的臣节。就此而论,除积极参与复辟活动者外,多数应属于文化遗民。即使参与复辟活动者,有的也是投机强于理念。正因为他们大都不以复辟清室为目标,反而将精力投向固有学术文化的整理研究,或抱残守缺,或理董旧籍,或教授后进。以新文化派的观念看,这些人不免守旧,学术成就也不高,但是跳出新文化的框架,或许刚好避免了新派以外来观念的附会,为正、反之后合的成立作一铺垫。两份人选名单中的陈三立、李瑞清、沈曾植、江瀚、陈宝琛、郑孝胥、罗振玉、曹元弼、柯劭、傅增湘、陈毅、陈衍、杨钟羲乃至王国维等,在当时人看来,均在遗老之列。


①黄福庆:《近代日本在华文化及社会事业之研究》,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2年,第152—154页。
②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年,第126、136—137页。

有些人在文化观念上与所谓遗老相近,但身份尚难以遗老定性,如叶德辉、董康、屠寄、
张尔田、孙德谦、沈家本、王闿运、陈汉章、陈庆年、杨守敬、熊会贞等。他们有的本来并非官宦,与清室的关系相当疏远;有的则是老的新学家出身,只是时过境迁,跟不上清季民初日新月异的变化节奏,显得有些落伍;有的年龄不见得大,而精神气质及交游皆与老师宿儒相近。如果身世方面多少有些瓜葛,便会被看作是遗少。

按照主流派后来的描述,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几乎是一路凯歌,因而近代学术史日益成为新派逐渐放大的历史。其实,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新派不仅不能包揽一切,如果从地域分布的情形看,还处于明显的劣势。至少到1920年代中期,南方主要仍然在老辈学人的笼罩之下。胡适所谓“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应指老派观念。①江南一带,公开树旗与新文化派对垒的《学衡》,以南高学派为后盾和中坚,而南高学派中除了留美学生外,也有王瀣、柳诒徵等老辈学人。在北大派南下之前,厦门大学的中国文史研究者,主要以陈衍为中心。广东则有古直等人与之声应气求,更有学海堂出身的汪兆镛、朱九江的弟子简朝亮等老辈。在四川,晚清以来的存古学堂一脉相承,入于民国,改国学校,由宋育仁、廖平等人主持,另有所谓“五老七贤”,在学界乃至社会上影响极大。云南的赵藩、陈荣昌、周钟岳、袁嘉谷等人与四川的“五老七贤”相似。湖南的“二王一叶”及皮锡瑞,于晚清独树湘学一帜,并一直延续到民国。在关外, 1920年代东北当局聘请桐城派嫡系传人吴闿生等人任教,后来创办东北大学,所请师资主要也是东南大学一派。这些地区的新派虽有逐渐扩张的趋势,还不足以与旧派分庭抗礼。更为重要的是,在许多地方,学术上的新旧冲突并不像北京那样激烈,老师宿儒与留学新进之间存在着某种和谐与默契。

其实,即是在北京,学术界也并非新派一枝独秀,老辈学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占据重要甚至主导地位。尤其是对外交往方面, 1920—1930年代老辈学人仍然担当要角。日本组织的对华文化事业委员会固然主要以老辈为联络对象, 1932年12月底,法国汉学大家伯希和访华,抵达北平,法国公使馆为之举办盛大宴会,招待中国教育学术界名流,中方“到会者有前教长傅增湘、蒋梦麟、翁文灏、李书华,暨学术界名流胡适、沈兼士、马衡、袁同礼、梅贻琦、李蒸、张星烺、李宗侗、黄文弼等五十余人”。②傅增湘在群贤毕至的场合被推为首座,并非官式的客套,次年1月,陈垣等人宴请伯希和,同席者有陶湘、杨钟羲、柯劭、孟森、谭祖任、朱叔琦、杨心如、陈寅恪、尹炎武等,主要也是老辈学人。

国际汉学界和新文化派选人准则的差异,反映了双方学术理念的分歧。当海外汉学家力图用中国方式理解中国固有学问的内在条理之时,中国的新进学人正在努力按照外国的分科系统将固有学问重新分解组合。其分别不仅在形式,更在精神。1930年黄孝可在《燕京学报》第8期撰文《1929年日本史学界对于中国研究之论文一瞥》,指出日本的“支那学”派“史学家大率以清朝三百年之考据学为基础,而参用欧美式之科学的研究法,加以前人未睹之新资料相继发见,益助斯学之进步”。伯希和也充分认识和肯定清初以来的学术发展与成就,认为:“中外汉学大师之造就,堪称殊途而同归,尤以清初康熙以来,经雍乾而至道光,名家辈出,观其刈获,良足惊吾欧洲之人。此果何由,亦由理性之运用与批评之精密,足以制抑偏见成说,其达到真理之情形,实与西方学者同一方式,无足怪也。”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的日记》,香港:香港中华书局, 1985年,第438页。
②《东方学家伯希和抵华 北平中法学者联欢》,《国立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月刊》第1卷第1期, 1933年1月,第116页。


因此,他对于继承前贤的当代中国学者,“寄有无限敬重与希望。”①本来新文化派学人同样重视清代学术传统,胡适著名的治学十字箴言,就是对清代考据学的总结。不过,新文化派学人的身份及其希望占据学术主流位置的追求,使其可以上溯已经过世的清代学人,而必须与同时代的老辈学者划清界限。

关于新文化派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意见不一。总的说来,所谓新文化派各人,对于本国固有学术文化的看法差别不小,而每个人的态度前后亦往往有所变化。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不同时期的公开表态与实际观念之间,不仅并不一致,甚至有截然相反之嫌。这大概也是导致后来学人评价各异的重要原因。然而,追究新文化派学人的理念固然重要,其他学人的感受也应当顾及,并作为检讨其态度与反响的依据。新文化的倡导者在鼓吹之际,为了扫荡阻碍,引起关注,取代前人,常不免故意说些过头话,容易引起反感。汪东曾特意用白话文批评道:这几个提倡新文化的学者,把西欧学术,顶礼膜拜,自不消说,翻转来,还要把中国原有的文化,看得好像不共戴天似的,提起来便发竖眦裂,甚至说中国学术没一件可以研究,中国书籍没一部可以存留,几乎恨到秦火当时,燔烧未尽。像这种过火的论调,自然
就引起一班旧派学者的反抗来了。②


二 “老则老耳 何遗之有”


受了观念与时势的影响,新文化派学人要想开山,对于同时代人不免存了不破不立的成见和舍我其谁的信念。他们用新的眼光标准来看待和品评人物,真有天低吴楚、眼空无物的感觉。

1922年8月28日,胡适在日记中谈及“现今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的状况时,叹道:“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③

胡适说这番话时,正在为撰写《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做准备,因而对清代三百年古学发达史做了一番梳理。在他看来,“近年来,古学的大师渐渐死完了,新起的学者还不曾有什么大成绩表现出来。在这个青黄不接的时期,只有三五个老辈在那里支撑门面。古学界表面上的寂寞,遂使许多人发生无限的悲观。所以有许多老辈遂说,‘古学要沦亡了!’‘故书不久要无人能读了!’”④

胡适对于中国学术界的悲观由来已久。回国不久,他就写了一篇《归国杂感》,其中谈到在上海调查出版界的情况,这一看,令本来不抱希望的胡适更加失望。他认为民国成立七年来,“简直没有两三部以上可看的书!不但高等学问的书一部都没有,就是要找一部轮船上火车上消遣的书,也找不出!”⑤胡适的这种看法颇具代表性,实际上就是认为清代学术到了民国已经停顿甚至中绝。1938年3月1日钱玄同致函郑裕孚时还说:“近二十年来,国学方面之研究,有突

①《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莅平》,《北平晨报》1933年1月15日。
②汪东:《新文学商榷》,《华国》第1卷第2期, 1923年10月15日,第1页。
③《胡适的日记》,第440页。
④《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 1923年1月,第1页。
⑤《新青年》第4卷第1号, 1918年1月15日,第22页。


飞之进步,章刘诸公在距今前二十年至前三十年间,实有重大发明,理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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