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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初的华府本来应该是春心荡漾的季节，盛开的樱花为大地回春揭开了秀丽的序幕，灿烂的阳光也驱散了不少早春的寒意。可是华府的政治却弥漫着令人不安的肃杀气氛，共和党保守派夹着去年十一月期中选举大胜的余威，正磨刀霍霍迎接一场预算大战，准备将欧巴马政府的施政计划砍得体无完肤。     　其实美国二○一○财政年度始于去年十月一日，到今年九月三十日结束。由于共和党阻挠，二○一一预算案迄今未在国会获得通过，之前一直是靠一个接一个的临时预算决议支撑政府的运转。目前的临时预算决议只能让政府维持现有的支出水平至四月初，现在两党仍摆明不愿妥协，甚至不惜让联邦政府暂时停摆。     　在共和党尚未夺回众议院多数之前，由于「茶党」运动风起云涌、右派媒体的恶意诋毁、既得利益集团的顽强抵制、以及欧巴马个人的懦弱政治性格，他上台前信誓旦旦要推动三项最重要改革法案：全面医疗保险、整顿金融秩序、以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与开发绿色能源，每一项改革方案都难以贯彻，所有通过的立法都是七折八扣。     　现在共和党内由「茶党」支持的极端保守派国会议员更是气焰高涨，准备全面反扑。他们不但坚持要大砍联邦政府预算六一五亿美元，还拒绝为欧巴马的健保改革法提供必要的作业经费，让其无法如期实施。他们还在预算法案中夹带各种极具争议的修正案，例如禁止环保署在这个财政年度内限制发电厂和工厂温室气体排放，不准联邦政府给「家庭计划机构」（Planned Parenthood）提供经费。     　共和党保守派表面上的理由是要避免联邦赤字失控，不让美国重蹈希腊与葡萄牙财政危机的覆辙，但是他们真正的用意在于肢解过去历届民主党总统所建构的社会保障体系。所以他们左手砍社会福利预算，右手护航国防预算，并且坚持维持布什政府针对最富裕群体的减税方案。完全无视于美国目前还有一千四百万人失业，同时还有六百万家庭正陷入房屋遭银行查封拍卖的悲剧。     　同样惨烈的预算大战也正在美国各州展开。在二○一二年财政年度，预计全美有四十四个州和华盛顿特区面临预算短缺，缺口高达一一二○亿。现在全美国各地都在演出图书馆与公园被迫关门、小学老师大量裁减、低收入老年人津贴减少、卫生保健服务中断、警察与公务员周休一日无薪假的凄凉故事。     　共和党保守派不但决心肢解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也决心瓦解民主党的基层组织。新上任的威斯康星州长强力推动立法，限制公务员与老师组织工会的权利，并取消他们的集体谈判权利，在威州首府引发了六○年代越战以来最大规模的示威抗议。类似的政治斗争也正在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上演。     　威斯康辛大学知名历史学家William Cronon在《纽约时报》撰文批评州长背离该州的「友善、斯文、相互尊重」传统（人文与社会：详情见克鲁格曼：美国思想警察），结果立刻遭遇共和党州议员围剿，要求他交出他大学电子邮箱内出现「共和党」三字的所有邮件。其他大学教授为其声援，抗议学术自由遭遇侵犯，也立刻遭遇共和党外围组织的报复。保守派组织以《信息自由法》名义要求学校交出这些教授信箱内过去几个月所有出现「威斯康辛」、「工会」等字眼的电子邮件，准备指控他们利用「上班时间」与「公家资源」从事政治活动，一场文字狱风波正方兴未艾。     　而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欢颜绽开的华尔街金融大鳄。过去即使民主党拥有参众两院多数，欧巴马倾尽全力所通过的金融改革法案，也只能成立新的保护消费者机构、赋予监管机构更大权力解散陷入困境的金融企业、加强限制高风险的衍生工具交易活动、禁止传统银行同时经营投资银行业务，却未能限制金融高级主管的收入和分红。     　这一年多来，在联准会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支撑下股市回暖，金融和银行业盈利恢复，华尔街的贪婪本性故态复萌，纷纷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放宽监管。同时，去年美国金融机构给高级主管的薪资与红利又创下历史新高，共发放了一一四○亿美金。历史再度证明他们才是美国政治的永远赢家。     　（作者为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1. 分断下的断不了六、七０年代的台湾，有几部好莱坞片子以「违反善良风俗」之类的理由被当局禁了，其中有一部叫做《午夜牛郎》（Midnight Cowboy）。电影说的是一个从美国南方乡下跑到纽约来闯荡的牛仔，遭受重重打击的故事。这个乡巴佬青年在经历了对大都会天际线的短暂的目眩神迷之后，就开始遭遇大都会的异己与野蛮，一再受到挫辱。穷困潦倒之际，做了「牛郎」，但挫败更为巨大。最后，这个「午夜牛郎」搀扶着一个贫病之交，坐着大巴士逃离冰冷的都市，结伴南行寻求阳光.....。由强?渥特所饰演的「午夜牛郎」，乐观、憨直、强韧，但也有血泪交淌的男儿伤心处。尤其让我印象深刻的一幕，是当他在进行那被生活所迫的、经常令他屈辱的、没有一丝感情含量的「性工作」时，他故乡情人的那深情低唤着他名字的缠绵情爱景象，就会倏然地、幽忽地从他记忆深处浮跳出来。这大概是午夜牛郎最催折心肝的时刻罢。这里有一个今与昔、假与真、异己与亲密、都会与家乡、死与生的鸿沟分断。强迫性回忆里的那贲张生命与亲密的性，不但无法安慰牛郎，反而是冷酷地向主人公提示他今日的真实：疏离与死亡。对「午夜牛郎」而言，今日，虽生犹死。读发表于1979年，但实际上「约为1967年之作」的〈累累〉，让我想起电影《午夜牛郎》里异乡人的死生爱欲，特别是小说里说到，当看起来轻佻寡情、嗜说荤腥的钱通讯官，在独白般地忆及那参商不见生死未卜的二表姊与当时年少的他的一段情欲纠缠时：「......那时伊只是说，大弟，大弟！但却一恁我死死地抱着......」（3：71）把这个二表姊的「故事」当作钱某的众多猥谈之一听耍的其它军官，起先「尚有人猥琐地笑起来，但后来都沉默了」。这是因为听者立即察觉到这个「善于猥谈」的钱，在说着这一段话的时候，「眉宇之际浮现着一种很是辽远的疼苦」（3：71）。〈累累〉描写的是1960年代初的某一个上午，在某一个僻静的小军营里，三个行伍出身的低阶青年军官的芜杂的生活片段，以及其中所展现的浮躁悸动，与交织今昔的伤痛忆往。我们知道，1960年代初陈映真入伍服役，在部队里，他首度接触到众多原先出身农民的外省低阶官士兵。他同情甚至共感他们在对日抗战，紧接而来的内战，以及之后的两岸长期分断中，被这个大时代所播弄的转蓬人生；他们的家破人亡、生离死别、流离无告、举目无亲的巨大伤痛。青年陈映真鼻酸地凝视着在这些如草离了土、枝离了树般的荒凉的肉体，以及挂在这个身躯上的枯槁扭曲甚至变态的，但却完全可以理解值得同情的，道德与精神状态。2. 活在死上头这三个军官「都是走出了三十若干年的行伍军官」（3：67）。这么算来，当初他们被国民党军队拿枪抵着，蒙、拐、坑、骗给拉夫入伍，加入国共内战之时，也不过是十六七岁的农村小伙子。鲁排长蓦然想起了那一年在上海的一张募兵招贴，上面说：「......结训后一律中尉任用。」如果真的是那样，如果十数年前结训时自己便是个中尉，到现在早已掮上星星了。（3：69）懵懵懂懂地来到台湾，却还不知从此与家乡亲人阴阳两断；明明是此世的亲人爱侣，一下子变成了永诀的前世。将「互相扎根的」（3：72）生命与生命，硬是斩断的后果，是一种永远难以从一种宛如隔世的恍惚与不真实感中康复的慢性痛苦。鲁排长总是「又想起了他的妻」──那个年长于他四五岁，对还是少年的新婚的他，有着如姊如母如妻的深情眷顾，对他的少年的决堤的需索有着「古风的从顺中的仓惶和痛苦的表情」（3：72）的女子。新婚不到一个月，他就「因战火和少年的不更事」离开了故乡。到今天，鲁排长虽然连「那个女子」的名字都记不得了，但漂泊半生，这个苦苦记不起来名字的女子，却成了唯一爱过他的女性，那么仓惶而痛苦地爱过他。从来再也没有一只女人的手曾那么悲楚而驯顺地探进他的寂寞的男子的心了。（3：72）虽然已是步入青春的尾巴，但无论如何还是有着年轻紧实的躯体的小军官们，一直是处在一种恍惚的、逆光的、不安的生命状态中。在一种逆光的不真实感中，他们的身体渴求着异性，但对异性的渴求又哪里只是性欲而已，后头其实更是一种对抚慰的渴求。性欲的命令与回忆的驱使更相作主，让「鲁排长总是拂不去那种荒芜的心悸的感觉」（3：69）。陈映真想要捕捉的是两岸分断下，底层外省官士兵「活着」的真实状态。他们的言语总是往下流，流到猥谈亵语；他们没有志向，没有未来，甚至没有什么主义领袖责任荣誉之类。这些体面的正经话语还是留给那一心往上攀的人──好比「胖子连长」──好好使罢。「胖子连长」想必拿着一种做派，不愿加入他们的猥谈，更不可能和他们结伙嫖妓，只因他有前程──「为升上一个梅花的事，奔跑了将近半年」。因为有这个「前程」寄托，胖子连长和他们不是一类人，他能靠这个体制的游戏（逢迎、运作、关系、竞争、升迁）压抑并转化性欲的躁动，以及回忆的浮起。陈映真应该无意歧视胖人，但「胖子」的确传达了一种安定滑腻之感。发福的连长应已届中年，对于体制已经有了因年资、权力与利益而来的认同感。发福的身体意味了对生命的、性的悸动，以及对分离的创伤感受，已趋平静和缓，甚至麻木。那个曾经不安定的起伏，已经随着日益安定的生活与可期待的未来，而拉成了一条平滑的直线。这种肉体与心灵的如脂如韦，和那正在一种性的节日欢愉心情中揽镜剃须的钱通讯官的「壮年的男体」──「每一线轮廓每一块肉板都发散着某一种力量。他们都一样地强壮，一样地像刚刚充过电的蓄电池那样的不安定」(3:67-68)，形成一种意味深长的对照。他们活得像「虫豸」，没事打个百分牌戏，赌注则是次日关饷同去嫖妓的花费。没错，他们在这种与故乡、与亲人切断，在异乡中一吋吋衰老，却没有前途、没有意义的人生中，唯一能抓住的就是短暂的性的刺激，让他们忘却生命的荒芜，并聊胜于无地感觉到他们竟还被接受、被需要──虽然不辨真假，让他们知道他们还「活着」。他们唯有把自己降低到一种生物性的存在，才能把生命活下去。他们甚至有些怔怔然地陶醉在野狗交配的大自然欢愉中。在一种逆光的、超现实的「一幕生之喜剧」中，「听得见一种生命和情热的声音，使得人、兽、阳光和草木都凑合为一了」（3：69）。这样一种动物性的「活着」，也是难得的罢，因为还是活着，毕竟又有什么比活着还重要呢？鲁排长在部队澡堂中尖锐地感受到这样的一种「活着」的况味：忽然间，鲁排长对于满澡堂裸露的男体感到一种不可思议的稀奇。他从来没有注意到这种毫无顾忌的裸露的意义。不论是年轻的充员兵，年壮的甚至于近乎衰老的老兵，不论是硕大的北方人或者嶙嶙的瘦子，都活生生地蠕动着，甚至因为在澡室里都显出孩提戏水时那样的单纯的欢悦。这种欢悦是令人酸鼻的，然而也令人赞美，因为他们都活着，我也活着，鲁排长想。而对于这些人，活着的证据，莫大于他们那累累然的男性的象征、感觉和存在。（3：74-75）这其实和陈映真在小说创作中经常似有似无地显现的一种「女性可畏，男性可怜」的信念有关。男性对是否活着向来是焦虑的，而用以证明的也常是性，那可笑复可悯的「累累」。但隐藏在这个荒诞的、没有意义可追寻的「生之喜剧」之后，却是一种深层的、拂之不去的悲哀，因为他们欲成为草木畜类而不可得，因为他们，幸或不幸，有记忆。他们老是不由自主地陷入回忆，忆起相处不到一个月的多情愁苦的新婚妻子，忆起慌乱哀怜任他求爱的二表姊，忆起扶着幼童的他站上木櫈远眺「一线淡青色的，不安定的起伏」的山脉的那个着「暗花棉袄的初初发育的身影」的姊姊（3：66）。幸，是因为，如此他们的「活着」就不仅仅如草木野狗般了，他们记得他们曾爱过也被爱过。不幸，而且是深刻的不幸，是因为这些永远地只是记忆罢了。他们和这一切，都如树叶离了树、花草离了土般地永别了。他们的生命只是一种在无尽的黑上头的「漂浮」、「漂流」、「浮沈」（3：73）；前头是黑的，后头也是黑的，黑得像黑夜中的台湾海峡一般。他们在一片寂灭上活着，活在死上头。这种完全缺乏真实感的「活着」，是很多很多底层外省官士兵的一种真实人生状态。但我想也是所有底层的、流离的男性──不分省籍──的共同经验罢。这些飘零如转蓬的底层官士兵，于是常常白日颠倒，神游故里或是亲亲如晤。杂揉今昔的结果就是老会产生一种似曾相识的恍惚感。好比，这天一大早，鲁排长就觉得，而且是许多日以来都如此觉得，兵营的操场还有清晨的雾霭，「竟很像那已然极其朦胧了的北中国的故乡」(3:65)。到了日头近中时，鲁排长「注视着那散落着兵士的草地，很稀奇地又复觉得它何以能给他一种熟悉的感觉」(3:73)。这个前世今生之间的草蛇灰线，终于在几个军官于午睡时分坐上吉普车，出营寻欢的路上，得到了印契。鲁排长记起了「一个空旷的野地」，那是在「兵乱的大浊流中」，在一个仍然带着春寒，但阳光已然美丽的暮春时节中，在山区跋涉数日之后，所蓦然惊遇的「一小片圆圆的旷地」，其上死尸横陈。这并不稀奇──在那个年代。稀奇的是，这些死尸都裸露着。更稀奇的是：那些腐朽的死尸，那些累累然的男性的标志，却都依旧很愤立着。（3：75）这当然不是「事实」，死尸的那个不会勃起，或愤立。这仅仅只能说是鲁排长不辨今昔、觉梦不分的「回忆」。但是，与其说是回忆，还不如说是一种因巨大创痛而生的超现实幻想。但问题是，鲁排长为什么会如此「破解」了那萦绕于他的对营区操场风景的似曾相识感？为何那个「愤立着」的「累累然的男性」的超现实空间场景，让他觉得找到了他的似曾相识感的对应符契？六０年代初台湾的国民党军营的风景，和愤立着阳具的腐尸能有何关连，让鲁排长「正确地想起了和兵营的操场相关的风景」（3：75）？我的回答是：如果说，这些底层外省官士兵在这个岛屿上、在这个政权下的「活着」，是活在死上头、活在一片寂灭上头，那么要直指这个巨大悲剧以及提问「孰令致之」的文学书写，又有什么方式比创造出一群死尸，尸身上插着一根根愤怒的阳具的意象，来得更惊耸地「合理」呢？这不是那六０年代初千千万万青壮年的离乡无告的底层外省官士兵的真实生存状态的超现实写照吗？除了阳具的愤立，他们的人生几乎已经全倒下来了。当然也不是不可以这么说，那个「愤立」是指向国民党──「我日你祖宗八代」。但那个愤立，更是一种对于异性慰藉的执拗的、可怜见的需索。吉普车上，暮春的风拂着面的鲁排长，于是把自己从这个荒山死尸的浮想抽离开来，拉回到对于故乡的山、「小姊姊的山」的回忆，回到那个留在故乡的女人的回忆。这么想着，他突然寂寞起来，把烟丢到车外，「满满地感觉到需要被安慰的情绪」。于是他有些开心起来：「活着总是好的」（3：76）。于是他们一行人在一种节日的漂浮中、在一种性的兴奋中、在「秽下的笑声中」，驶向他们短暂欢乐的目的地。3. 关于娼妓或性产业鲁排长等三名军官嫖妓去了。「恶心的男人！」──某些都会中产卫道者在看完这篇小说之后，也许会皱着眉头丢下这么一句话。「男人」，当然；「恶心」？也许罢──如果我们只看到他们的青壮身影、听到他们的秽下言语、看到他们的嫖妓行止，就把他们想当然尔地视为有钱有权有闲的男性嫖客。而掷石者谴责之余，也许还会「为他们」提出一个出路：尔等应成立家庭，以解决性或感情之需。这个建议，虽然真诚地符合他们自己的阶级立场，但听者当不免顿生「何不食肉糜？」之感。此外，卫道者从左翼「拿来」的商品拜物教批判，其实也是建立在一个被抽空历史的主体的前提上。「性交易」，对这些流离的底层外省官士兵而言，远远不是用「将性商品化」、「不尊重女性」，或是「男性的淫乱」这些便宜的指责，就可以定性的。这些底层民众在永远地失去所爱与慰藉的世界里，也只有飞蛾般地奔赴这令人鼻酸的，短暂、虚空的慰藉。理解了他们的背景，我们就会知道他们对「性」的需求，不是「出自纯粹邪淫的需要」（1：75）──如陈映真在早期的另一篇小说〈死者〉所检讨的，而是铭刻着大时代的印记的。他们作为内战/冷战双重结构下的落叶转蓬，对女体的需求，骨子里是一种对自己还活着的证实，对慰藉的渴望；「娼妓」是在一个没有人真正需要他们、爱他们的世界中的一双暂时的温暖臂膀。诚然，这种慰藉有其片刻性与交易性，但这又哪待乎不需要这种证实与慰藉的卫道者来提醒呢？或许人们更应该追问与理解的是，这种悲剧的情色是建立在一种什么样的悲剧的主体上？而这个主体又是镶嵌在一个什么样的大历史中？但陈映真也并没有因此而歌颂性产业，因为在小说的结尾，在兴奋的路上的军官们之间，有一个「关于近来的雏妓们的年龄越来越小的事」的笑话在讲着，而且笑声很是秽下（3：76）。这个突兀的交代，表现了陈映真对于性产业的两难，一方面他绝不会如中产卫道者那般的伪善冷酷，但另一方面他也无法敞开地歌颂性产业，因为对他而言，性工作原则上预设了一个不义的阶级社会。陈映真在小说〈上班族的一日〉里，藉由某学者对电影《单车失窃记》的评论，认为该电影精准地展现出一个道理：「穷人为了生存，就必须相互偷窃」（3：198）。因此，他大概也会认为，绝大多数的性工作者是在一种苦难的人压迫苦难的人的世界中工作。娼妓的苦难不被理解，就像是这些嫖客军官的苦难不被理解一般，反而被后者拿来衬垫他们的苦难。我想起陈映真的另一篇小说〈凄惨的无言的嘴〉里的那被一刀刀捅死，每一个伤口都是一张嘴的雏妓尸身。对这个如电影《午夜牛郎》般的「午日牛郎」的飘零主体，我们有理解的道德义务。对于那被分断的故乡的亲密女性的爱与性的那无法分断的身体回忆，以及现实上对一种替代慰藉的渺茫的追寻的历史悲剧，我们不应只是站在一个简单的道德高点上俯瞰，更遑论鄙视，反而是要在一个更大的结构与更长的历史中思考：孰令致之。4. 抵抗「遗忘的历史」〈累累〉之后二十年，像鲁排长、钱通讯官这般的底层外省官士兵虽然鬓毛已衰，但仍乡音未改地在台湾各个角落的底层活着，孤独地拾荒孤独地门房孤独地烟酒，被富裕的、寡情的台湾社会谑称「老芋仔」。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港台之间的航班还经常看到他们的寂寞的身影、怔忡的面容，以及和整个文明机场格格不入的装扮行囊；再注意看，他们劳动者的手臂上，有着极粗劣的外科手术所留下的一团红黑新肉，硬是剜磨掉臂上「杀朱拔毛」之类的刺青。再三十年后的今日，他们已经凋零殆尽，就算是在石牌荣总也难得听到他们粗粗咧咧大声嚷嚷的异客乡音了。那是真正的绝响。他们行将被本来就什么也不想记得的台湾社会更为彻底地遗忘。或许，还是有人会记得他们的罢。有人会怨恨地记得他们是「国民党的死忠」、「国民党的投票部队」。有人会童騃地记得他们是「宝岛某村」的「伯伯」（音「悲悲」）们。有人会考古地记得那个轰动一时的李师科案的主角就是一个老芋仔。当然，也有高级文化人会记得他们是「失败者」，而如此记得的女士先生，则是要挺起胸膛表彰自己是失败者的「光荣的后代」──因为1949年被共党击溃的大逃亡一代在台湾所建立的政权，在后来的历史中被证明是更合乎「现代化」的文明准则，以及更继承着优秀的中国传统；论者状似怡然「让历史说话」，但其实是呕着气地、刺猬般地护卫着自己的认同。但这些「记得」其实都是建立在一个巨大扭曲或偏见上。人们常常拿都会的、家业有成的外省中高级军官的体面形象，遮盖住外省低阶官士兵的佝偻身影，只因为他们都是1949年左右来台的「外省人」；这里有一个明显的阶级盲与城乡盲。在这种社会的与历史的盲目下，人们常把国民党当个大盖子把外省低阶官士兵和上等外省人一并扣住，好像「他们」是一体的，都是「共犯结构」的部分。而这样做，恰恰是让李师科与李焕比翼，让王迎先与王升齐飞。把殉葬者当成体制的一部份，这，不荒唐吗？这里有一个「阶级」的分疏：有进入到这个党国体制从而与党国利害荣辱紧紧地绑在一起的国民党中上层外省军公教，以及那些从来被党国欺骗绑架、为历史遗忘、为机场的绅士淑女礼貌地视而不见的「老芋仔」。四十余年后，我们读〈累累〉，应该可以得到这么一种理解：这个「愤立」的「累累」，是青年陈映真对底层外省官士兵的生命状态的最深切的同情，以及对国民党政权最严厉的控诉、谴责与抗议。这篇小说不是孤例。在1966-67年之际，陈映真写了包括了〈最后的夏日〉、〈唐倩的喜剧〉、〈第一件差事〉、〈六月里的玫瑰花〉、〈永恒的大地〉、〈某一个日午〉以及〈累累〉等多篇小说。根据作者自称，这些小说脱落了过去的「感伤主义和悲观主义色彩」，「增添了嘲弄、讽刺和批判的颜色」。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小说中，有三篇当时没有发表，而是入狱之后由友人代发的，它们是〈永恒的大地〉、〈某一个日午〉与〈累累〉。我认为，这三篇小说有一共同特点：都指向国民党，对它作了不得不形式隐晦但内容异常严厉的批判。〈永恒的大地〉指出了国民党统治阶级的虚妄、胆怯与买办特质；〈某一个日午〉指出国民党完全抛弃了它五四时期曾有的理想，为青年所唾弃是理所当然；而〈累累〉则是继〈将军族〉之后，讨论了一两百万之众的底层外省官士兵的离散生涯，并直接指向现役军人。直到上个世纪末，已经步入老境的陈映真，对于这些底层外省官士兵的身世，仍然是揪着心地关心着。小说〈归乡〉就写了一个卖早点的老兵老朱对着台籍国民党老兵杨斌说着当年的痛：「......民国四十五年以后，我们才知道『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全是骗人的，」老朱说，「就那年，天天夜里蒙着被头哭。许多人，一下子白了头。」[......]「那年以后，逢年过节，我们老兵就想家，部队里加菜，劝酒，老兵哭，骂娘......」老朱说，「有些人因骂娘、发牢骚，抓去坐政治牢。一坐就是七年十年。」(6:45-6)这个当年的痛当然还是今天的痛──假如能痛的身体还在的话，因为这个痛并没有被真正地面对过，遑论好好处理过。老兵的痛无处可告，他们没有「二二八」，也没有「白色恐怖」，这些名义来称谓他们的痛。有一阵子，正义的学者纷纷地谈「转型正义」，但没有人曾经一念飘过脑际，想到这些老兵也是任何「转型正义」的思考也必须面对的。我们文明的、可敬的「台湾人」、「中华民国人」，不分蓝绿，在「老芋仔」还年轻时，对他们的苦痛无从理解，在部队里随人叫他们「米虫」，在他们老时，则管他们「老芋仔」。不少学者研究他们或拍他们的纪录片，目的只是要解释他们何以这么难以被「融合」、何以如此反台独，于是就方便地指出他们有「大中国情结」，或是他们有蒋介石「图腾崇拜」，或峰回路转地证明他们「见山又是山」的最终认同还是「台湾」，等等......。只有极少数人，如陈映真，从兵燓的、丧乱的大时代中，看到这些无告之民的踉跄之影与离乱之悲，并为这些荒芜的生命一掬同情之泪。陈映真为已经永远逝去的那个六０年代的底层外省官士兵的青春，做了一个伟大的补白。没有陈映真这篇小说，作为苦难中国现当代史一章的这些人，他们的青春、他们的梦呓、他们的失落、他们的荒纵，与他们的空无，将永远从这个人世间消失。这是一篇救赎性写作，所救赎的是被历来的文人或史家的历史书写中的遗忘。能不说，「还好，有陈映真，为这些人留下一个侧影，为不久之前的当代历史留下一个见证」吗？当然，也许会有严肃的学者问：这个以小说为形式的救赎性写作，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我有资格回答的话，我只能这么说，陈映真至少是如鲁迅一样「路见不平，挥了两拳」吧！其次，它至少让我们看到1949年来台，作为历史的殉葬者的底层外省官士兵，的一个精神面貌吧！再其次，它至少也让我们知道那个「光荣的失败」也并不见得那么光荣罢！

事实也证明，在我们国家，法律人是全社会犯罪率最高的一个职业群，应该是最懂法的司法人员的犯罪率是普通老百姓的五倍

近年来有一种观点提出，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没有担任负总责这个职务，因而否认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种观点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分析这个历史问题的关键在于看问题的角度和方法，究竟是从形式上看问题，还是从实质上看问题。据目前披露的大量史料，在当时党内高层是有不少领导同志推荐和拥护毛泽东来接替博古担任最高领导职务的，但毛泽东从维护党的团结这个大局出发，主张由张闻天先干一个时期比较合适。毛泽东虽然不是名义上的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人，但他实际上在遵义会议后形成的中央领导集体中起到了领导核心的作用。

导致当下我国法院面临的“案多人少”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诉讼成本过低。法院目前采纳的诸多审判管理具体措施，固然有保证司法公正和便民利民的追求和效果，客观上也有刺激诉讼消费的作用，因此很难真正缓解“案多人少”，并保证司法公正和司法为民。

虽然宗教右派的确和基督教内某些福音派及灵恩派的信仰内容、教义诠释方式有关，但外显出来的，却是一个影响广泛，遍及信徒和非信徒的右翼文化政治运动。

2008年5月，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了吴元丰、赵志强两位先生的合著《锡伯族历史探究》，这是元丰、志强两位先生从事满文工作3O年来有关锡伯族历史研究的论文集。因同为“满字号”学人，元丰赠书予我。翻检拜读之际，感叹不已。 元丰、志强均为锡伯族，来自新疆伊犁的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1975年，两人毕业于察布查尔自治县第一中学，同年通过了北京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即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考试，成为“满文干部培训班”学员。1978年进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满文组，从事明清历史档案工作，重点参加满文档案整理与翻译。时至今日，从业已满30年。 元丰先生现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主任，先后主持编译出版了《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译编》(1994)、《清代鄂伦春满汉文档案汇编》(2001)、《清内阁蒙古堂档》(2005)、《珲春副都统衙门档》(2006)和《清代边疆满文档案目录》(1999)等四百余册档案史料和目录，同时还在满文文献、清代边疆史地、少数民族历史和中琉关系史等研究领域积极探索，发表了60余篇学术论文。 志强先生现为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院满学研究所所长，他潜心研究入关前的满文文献，历经数年推出专著《旧清语研究》(2002)，对实录中摘出的旧清语进行全面的解读，澄清了多处歧义。志强先生随后于2007年又出版专著《清代中央决策机制研究》，以大量满文档案为据，探讨后金——清代中央决策问题，推进了清代官制问题研究。志强先生发表的满文清史研究方面的学术论文亦达50余篇。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共事期间，元丰、志强先生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尝试开展一些学术研究。 在选择研究领域时，他们想到了自幼在察布查尔听老人们讲述过的本民族历史故事，那些富有传奇色彩的历史是否是真的，乾隆皇帝是否真得允诺锡伯族驻防新疆满60年后返回东北老家，诸如此类的很多问题都像谜团一样纠结在他们的心里。最终，元丰、志强两人决定从锡伯族历史研究人手。 他们不仅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中发掘和搜集锡伯族史料，还到东北三省、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调研，经过数年的努力，整理出锡伯族历史档案史料1000余件。经过系统整理编目，满文版《清代锡伯族档案史料选编》于1987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2年后，与之相匹配的汉文版《锡伯族档案史料》由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4卷本的满汉两版“锡伯族档案史料”不仅成为锡伯族历史研究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也为满族、鄂温克、达斡尔等民族历史研究、清代八旗制度研究等相关领域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元丰、志强先生的锡伯族历史研究就是这样从一开始就立足于扎实的史料基础上，这也确保了他们的本民族历史研究成果的高质量。 《锡伯族历史探究》一书共收25篇文章，附录《清代伊犁锡伯营官员履历及索引》以及中央电视台10频道《历程》栏目、《中国民族报》的2篇专访。多数论文原载于国家级、省级学术期刊，如《民族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民族文学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历史档案》、《民族古籍》以及《满语研究》、《满族研究》等；少数论文被《中国人的姓名》、《锡伯族研究文集》、《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等文集收录出版。这些论文主要涉及锡伯族的地域分布和迁徙，锡伯族的族源与民族关系，锡伯族的经济开发与历史贡献，锡伯族文化与历史遗迹考察，锡伯族历史文献等问题。 遍寻与锡伯族有关，特别是历史研究方面的学术论文，元丰、志强两位先生的成果无疑占据着主导（·以上为p. 142） ·地位。清乾隆年间二十九年(1764)，在盛京及其所属的开原、熊岳等城驻防仅仅60年，八旗满洲下的锡伯官兵再次奉旨迁徙，充实新疆伊犁八旗驻防，以便进一步加强西北边防力量，抵御外来侵略。有关这次西迁的民间传说很多，但是由于缺乏官方史料，难以开展专题研究。元丰、志强在锡伯族档案史料搜集整理过程中，逐渐解决了其中的历史疑问。1981年，两人合作完成的首篇学术论文《锡伯族西迁概 述》在《民族研究》上正式发表。这篇论文利用了大量的满文档案史料，全面阐述了清代东北地区的锡伯族西迁新疆伊犁驻防察布查尔的问题，解决了困扰锡伯族许久的西迁疑团，也破除了民间的一些说法。论文发表后，引起了学术界和锡伯族群众的广泛关注。元丰、志强先生的锡伯族历史研究从《民族研究》这样国家级高水平学术期刊起步，无疑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锡伯族的大规模历史迁徙不止一次。早在清人关前，科尔沁蒙古编设八旗时，隶属其下的锡伯族也随之编人八旗蒙古。至康熙年间，由于抗击沙俄的需要，清政府一方面从宁古塔、乌拉吉林调拨八旗满洲兵丁到黑龙江驻防，另一方面不断从索伦、达斡尔人中抽选男丁，编设牛录，充实黑龙江驻防。至康熙三十一年(1692)，清政府下令将锡伯族从科尔沁蒙古王公台吉隶属下“释出”，分拨到齐齐哈尔、伯都讷和乌拉吉林等地，正式编人八旗满洲，成为常备兵，这对锡伯族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有关康熙三十一年锡伯族由科尔沁蒙古编人八旗满洲一事，多记载在用满文书写的清代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中，以往鲜有人问津。1984年，元丰、志强再次合作在《民族研究》上发表大作《锡伯族由科尔沁蒙古旗编人满洲八旗始末》，再现了这一历史事件的全过程。文章在最后提出，锡伯族编入八旗满洲，不仅“加强了黑龙江和吉林地区的防务，加强了对锡伯族的控制”，还“促进了锡伯族向农业民族的过渡”，“拉开了锡伯族东迁西移的序幕”，“促使锡伯族普遍使用满语满文”，对锡伯族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该文不仅是锡伯族历史研究上的力作，同时其所披露的满文史料，对于东北边疆八旗驻防问题涉猎较多，也为八旗问题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志强、元丰在《历史档案》上另文撰述锡伯族南迁问题。康熙三十八年(1699)，清政府再次下令，将在齐齐哈尔、伯都讷、乌拉吉林驻防的锡伯族分批南迁。齐齐哈尔、伯都讷两地的锡伯族被迁至盛京，乌拉吉林的锡伯族被迁至京城。南迁之后，整建制的锡伯牛录被打乱，锡伯兵丁被分散编入八旗满洲、蒙古牛录中效力。志强、元丰在分析锡伯族南迁问题时提出，康熙中期，清朝旧都盛京防务空虚，八旗官兵已经呈现出疲弱态势，而锡伯官兵长期打牲，擅长骑射，补充到盛京后，可以迅速强化盛京地区的军事力量。这是锡伯族南迁的根本原因。《锡伯族南迁概述》一文与前述《锡伯族西迁概述》、《锡伯族由科尔沁蒙古旗编人满洲八旗始末》以及《锡伯族迁居云南考》等文，追根溯源，彻底解决了清代锡伯族历史迁徙、调防活动中的各种疑问，为民族史研究与满文档案开发利用树立了典范。 历史上少数民族的姓氏、名字见诸于汉文古籍时，只能对字切音，多有谬误；传承年久，愈加脱离其本来面目。志强、元丰在清代官私书籍、民间故事和满文档案中查阅到大量的锡伯族姓氏和名字资料，对这些姓名的来源、特点和演变情况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他们首先将史料中记录的锡伯族姓氏梳理出来，并到民间进行调查对比、补充，确定锡伯族所拥有的62个姓氏主要来源于图腾、居住地、部落名、祖先名。在此基础上，对锡伯族姓氏的演变进行分析，将复音姓氏与汉字单姓对应起来，进一步理清了姓氏的演变脉络。“称名不举姓”是很多少数民族的习俗，锡伯族也具有这样的文化传统。在今天的察布查尔，依然有很多锡伯族家庭延续着这一传统。锡伯族的命名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在渔猎、游牧时期多以动物、植物和器物名称命名，在农业经济为主时期，则多采用抽象概念命名。南迁、西迁等历史事件也对锡伯族名字的命取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鲜卑人的后裔，锡伯族以“连”字为落音的名字，如“佛连”、“清连”、“丰连”等，或许与古籍中的鲜卑人名“初连”、“和连”、“宥连”有着一定联系。锡伯族名字主要源自蒙古语、满语(锡伯语)、汉语，也有的名字有两种语言词汇或音节构成，情况比较复杂。多数名字属于名词和形容词以及动词，还有一些名字属于数词。锡伯族有采用数字命名的传统，一般都以祖父母的年龄，或者本人的排行数命名，以庆贺老人喜得孙辈之意。这些研究成果都体现在志强、元丰合作完成的《锡伯族的姓名》一文中，该文被收入张联芳主编的《中国人的姓名》一书，于1992年由中国 ． 143 · 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不过，对于数字人名的来源，我始终存有疑虑。惟有将历史上较为完备的家谱、户口册、比丁册等人口史料汇集到一起，从中寻找数字人名命取的规律，才能在数字人名问题上得出比较客观的结论。 黑龙江是锡伯族的故乡。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海西女真四部联合科尔沁、锡伯、卦勒察、朱舍里、讷殷，号称“九部”，兵分三路攻打努尔哈齐。古勒山一战，九部联军一败涂地，叶赫等海西四部被建州女真兼并的步伐骤然加快。这次战役在《满文老档》、《满洲实录》中均有清晰的记载，这也是sibe“锡伯”首次出现在后金——清朝的官方史书中。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十月，宁古塔副都统萨布素被任命为首任黑龙江将军。次年七月，黑龙江将军衙门的公文开始存档。据康熙三十年(1691)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记载，萨布素以墨尔根、齐齐哈尔地处边陲、事关紧要为由，题请增兵驻防，得到了康熙皇帝的支持，于是将锡伯族从科尔沁蒙古旗下改编人八旗满洲，分兵驻防在黑龙江将军、宁古塔将军(后称吉林将军)辖下的齐齐哈尔、伯都讷、乌拉吉林等城。随着锡伯族的大规模迁出，黑龙江地区锡伯族的历史逐渐为后人所不知。元丰、志强先生适时推出《黑龙江地区锡伯族的历史变迁》一文，依次阐述了呼兰、阿城、拉林、肇源、双城等县市锡伯族的由来，以及从京城、盛京等地回迁到黑龙江、吉林两省锡伯族的人口构成等问题，使得现居黑龙江的锡伯族群众真正了解到自己祖先的这一段历史。 至于锡伯族族源问题争议就更大一些。关于锡伯族的族源，学术界虽无定论，但赞成“鲜卑后裔说”的学者比较多，元丰、志强两位先生即位列其中。因此，志强曾经撰文质疑“女真后裔说”。他对《清太宗实录》中皇太极的金科玉律提出质疑，并对照满文本《实录》中的“sibe i COO mergen i h~neihin”字样，对满洲旧称“诸申”与“席北超墨尔根”的关联进行辨析，进而否定了“女真后裔说”。 元丰先生利用满文档案治史，不仅局限在本民族历史研究上。1979年，元丰先生在黑龙江省富裕县三家子村考察满语使用情况时，就对相邻的五家子柯尔克孜族聚居村颇感兴趣。之后，开始留意柯尔克孜族相关研究成果和满文档案中的柯尔克孜史料。柯尔克孜，旧称吉尔吉斯，主要居住在新疆克孜勒苏地区，少部分人聚居在黑龙江省富裕县。学术界对黑龙江省柯尔克孜族的来源以及从新疆迁入黑龙江的原因、时间、过程和安置等问题一直争论不休。2001年，元丰先生撰写的《柯尔克孜族东迁黑龙江地区考实》一文在《黑龙江民族丛刊》发表，全面阐述了雍正、乾隆年间柯尔克孜族两次迁徙事件的原因、时间、过程等问题。随着第一手满文史料研究利用成果的推出，有关黑龙江柯尔克孜历史渊源问题的争论不复存在。满文档案史料在民族史研究上的重要价值也愈发引起了有关方面专家学者和社会人士的重视。 志强先生的学术研究具有突出的阶段特征。从1978年起，志强先生开始涉猎清代民族史研究，且以锡伯族历史研究为主；1985年起他以清代政治制度为题切人清史研究；1991年起全面进入满学研究领域，重点开展满语、满文研究。其对旧清语的解读，对清代决策机制的研究都与锡伯语(满语)母语基础和多年满文档案翻译研究经历密切相关。 无论是锡伯族历史研究，还是边疆史地研究、清代官制研究，元丰、志强先生30年来的学术研究活动始终坚持满文档案史料“尽先”的优势和特色，这对于民族史研究、清史研究的从业者来说，具有极大的启示作用。《锡伯族历史探究》的出版，不单是对他们多年研究成果的回望，更是对今后锡伯族历史文化研究后继者的殷切期盼。 · 144 ·

关注南海问题等，并推出“经略研究员”制度，向关心战略的人士招贤。文章链接补充中。

综述国内戏剧演出与批评情况：年轻的，新出道的剧评家，明明在体制内工作，却要在“剧评人”前加上“独立”二字，以示所感所说与主流意识形态一刀两断，只与戏剧艺术有关。这样一来，“独立之精神”固然得到彰显，而硬币的另一面，是这些剧评人画地为牢，无所依托，文章中牢骚满腹。

中国与亚细安(东盟)日前就《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达成实施准则，缓和了自去年以来南中国海持续紧张的局势。国际社会普遍表示欢迎。中国国内的反应则比较复杂，官方媒体一致表示赞赏，而一些社会群体(主要是"爱国愤青")则通过各种媒介--主要是新媒体--表达了很大的不满，认为实施准则表明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大妥协。无论是对中国还是与南中国海问题相关的亚细安国家，达成实施准则应当说是理性的表现，是进步。很显然，它是试图通过和平手段，突破南中国海僵局，为未来开辟可能性。对中国来说，还具有其它方面的意义。首先是避免了南中国海问题挟持中国与亚细安的整体关系。南中国海问题和中国亚细安关系是两个互相关联但又相对独立的问题。一方面，南中国海问题处理不好，中国和亚细安的整体关系必然受负面的影响。另一方面，除了南中国海问题，中国和亚细安之间还存在着更为广阔和重要的关系，南中国海问题只是中国和南中国海相关国家之间的问题。对那些和南中国海问题没有关联的亚细安国家来说，这个问题不是核心问题。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国都是亚细安成员，一旦中国和这些国家发生冲突，亚细安其它国家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必须支持其它成员国。而这样做，势必影响这些国家和中国的关系，它们因此也不想看到南中国海问题影响中国亚细安的整体关系。其次是大国关系。美国、日本等大国用"航海自由"为理由介入南中国海问题。尽管在中国看来，这种理由并没有多少合理性，但美国等大国的利益存在于东南亚也是现实，不管人们喜欢与否。实施准则的通过，至少表明中国在概念层面开始把航海自由和主权问题相对区别开来，从而有利于处理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大国关系。两个相对独立的战略 实施准则的达成并不是问题的解决，而仅仅是为解决问题创造了可能性。无论是中国还是南中国海诸国，都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已经是万事大吉。实际上，实施准则达成之后，越南、菲律宾等国也都在有争议的海域加快资源的开发。也有理由认为，面对这种情形，中国本身也会加快对南中国海资源的开发。这样，搞不好，势必造成新一波的紧张关系，甚至冲突。在国际社会看来，中国无疑是南中国海问题的焦点。南中国海问题的走向如何？是管理控制，还是冲突？是战争还是和平？对中国来说，要直面这些问题，就必须反思南中国海问题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的。在众多问题中，至少需要对以往两方面的战略进行重新考量，一是和亚细安关系的战略，二是处理南中国海问题的战略。也不能简单说中国在这两方面没有战略。中国存在着处理亚细安关系、处理南中国海问题的战略，并且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战略。简单地说，在前者，中国强调的是多边主义；而在后者，强调的则是双边主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和亚细安的经贸关系发展迅速。从开放到中国亚细安自由贸易区的建成，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今天，中国和亚细安经济互相依赖性极高，并且已经造就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制造业链条。随着经济的持续崛起，中国也开始"走出去"。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投资和贸易，其它方面也在快速进步。中国"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亚细安国家会首当其冲。中国也通过互联互通等项目，加大、加快了对一些亚细安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在和亚细安的外交关系上，中国提出了"和平崛起"或者"和平发展"的外交话语。尽管这一外交话语最早主要是针对美国而提出的，即中国不会挑战美国，争当霸权，但是这一话语的主要实验场所就是亚细安。中国是亚洲国家，如果不能在亚洲和平崛起，那么很难说能在国际舞台上崛起。为了实现"和平崛起"目标，在这个话语之上，中国又针对邻居国家提出包括"睦邻政策"在内的一系列政策，意在细化和平崛起原则。在和亚细安的经济关系方面，中国的确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有人说，这是因为美国忙于反恐战争，忘掉了和中国的竞争，因此就为中国提供了进入亚细安的机会。这种说法显然过于简单。中国在过去30年里，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各级政府、从企业到社会，各方都在发展和亚细安国家的关系方面投入了巨大的精力，这种形式是中国努力的结果。和经济关系相比较，在包括南中国海问题在内的战略方面，情况就很不相同了。与在前方面的积极态度比较，在战略方面，中国显得非常消极和被动。在这方面，中国没有明显的总体原则，但可以从中国的政策话语和行为方面总结出一些特征来，诸如"求同存异"，"先易后难"，现在解决不了的就让未来的人来解决，等等。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提出了众所周知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原则，也在实施方面做了一些努力，但成效并不大。尤其是，在很多方面，中国因为找不到有效解决问题的方式，干脆就忽视甚至漠视问题的存在。例如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本身并没有开发战略。一旦当其它国家开始开发的时候，中国势必作出反应。经济关系和战略关系紧密相关 要掌握主动权，中国至少可以在三方面改进其战略。第一是经济、战略、政治、外交各方面的协调。中国经济这条腿很长，但其它腿则很短。其它腿很短，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对这些方面的关注不够多，另一方面是因为没有有效的机制用经济这条腿来辅助其它方面。尽管中国也强调要用经贸关系来推进其它方面的关系，但显然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和美国相比，中国和亚细安关系显得比较单一。美国和亚细安关系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各个方面互相支撑。这也就是为什么，一旦美国把注意力放到亚细安，中国就感到了莫大的压力。第二，中国必须看到经济关系和战略关系这两方面的紧密相关性。中国过分强调两者之间的分离性。中国在经济方面接受了多边主义，但在战略上，尤其是和领土纠纷有关的领域仍然坚持双边主义。这种"不一致性"已经表现出巨大的局限性来。亚细安作为一个多边组织是一种整体关系，尽管在不同的阶段其重点不同。中国很难在一些问题上和亚细安作多边处理，而在另外一些问题上则作双边处理。第三，中国也必须投入大量的资源来关切热点问题，诸如南中国海、缅甸等等。这些问题一直存在着，但中国并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和思想准备。相反，因为这些问题的难以解决，有关方面往往选择忽视。不过，问题是，这些热点问题随时都会恶化，并且一旦恶化，就会立刻影响中国亚细安关系的其它方面。(这种情形在东北亚也存在着，经贸关系的整合并没有带来区域其它方面的整合。)很显然，中国需要寻找一种比较平衡的战略。如果继续保持那种以为经贸优先就会促使其它问题自然解决的天真想法，那么就会继续浪费各方面的资源，最终导致问题的恶化。中国如果不能在这些方面找到突破口，那么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会面临更严峻的挑战。挑战有很多，有些更难以想象，但有两个问题已经显现出来。第一，南中国海问题如果恶化是否会改变亚细安的性质？冷战之后亚细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从战略面转型到经济面。随着全球化的加速，亚细安改变了从前通过排斥大国而保区域和平的做法，而是向各大国敞开大门，容纳大国的存在。实际上，亚细安已经成为包括美国、中国在内大国活动的舞台。如果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大国开始对立，那么对亚细安这个区域组织的影响会如何呢？有人开始担心亚细安会改变其性质，从经济面又重新回到战略面。从去年以来的经验看，有人担心亚细安甚至可能成为防备中国的多边战略机制。与之相关的第二个挑战是：南中国海问题如果恶化，会导致一个亚洲"小北约"的正式产生吗？亚洲"小北约"是小布什当政时期产生的现象，即美国试图通过其亚洲盟国来构建一个围堵中国的军事战略同盟。这个意图因为后来美国反恐战争的开始而中止。不过，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已经有了紧密的战略和军事合作，并且这种合作所要针对的就是中国。一旦这些国家感觉到中国军事战略的威胁，它们不会心慈手软。因此，有人担心，一旦南中国海问题恶化，也有可能形成一个正式的亚洲"小北约"。再者，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和中国相比较，越南和菲律宾等都是小国，他们天然倾向于邀请其它大国(主要是美国)的支持。这一点自从去年以来，也表现得相当清楚了。同时，在实际层面，对中国亚细安关系而言，中国的内部政策环境并不很有利于理性政策的形成。中国对南中国海的战略思维大概可以分为两个阵营。一方面，经济决定一切的思维方式仍然在决策圈内相当盛行。他们相信，随着和亚细安国家的经贸关系的发展，亚细安国家会最终调整其目前"经济上依赖中国、战略上依赖美国"的局面。不过，一旦当经济关系不能导致其它方面的利益的时候，这些人就会受到内部的压力而失去信心。另一方面，中国的现实主义派(强硬派)的声音也在上升，主要体现为思维的美国化，他们主要把重点放在硬力量，主要是军事力量上，认为惟有军事力量才能解决南中国海问题。考虑到中国社会层面民族主义情绪的兴起，这股力量不可忽视。客观形势的发展表明，中国不能再继续忽视南中国海问题。决策者必须理性决策，但理性决策则面临越来越大的困难。中国的决策者现在越来越缺乏学术界所说的决策的"自主型"，即可以不受方方面面的利益的影响，自主决策。尽管中国没有西方式的民主，但体制内外各方面的力量已经不可忽视。党内民主的存在和扩展表明，执政党的决策要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各种不同利益的影响。而近年来所提倡的公共外交，更是为社会力量的参与外交提供了一个合法的制度化的平台。可以预期，如果不能形成一个强有力的、能够协调各方面利益的外交决策机制，就会很难达成理性的政策。这表现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也表现在所有其它重大的外交事务上。真理是，如果不能理性决策，不管一个政策体现为多么的"爱国主义"或者"民族主义"，其最终必然导致国家利益的最大程度上的损害。

战争、战争的准备、计划实施战争的所有措施是侵犯人权的最大理由，多少在原理上会损害民主主义，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应对气候变化从本质上来说，国际国内是不一样的。对国内来说，是如何统筹绿色发展的问题；对国际上来说，则是一场斗争。我们要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要适应它。

十年以后，纪念九一一的二十周年，世界会变得更好更安全?人类会走出当前冤冤相报的文明冲突吗?尽管拉登已经被诛杀，但今天的世界还是充满危险，而更让人难以预测的，则是人世间在过去十年间记取什么历史的教训， 还只是在一种偏狭的、自以为是的怪圈中自鸣正义? 如果说文明冲突的核心在于价值的冲突，那么以美国为首的社会，就需要对伊斯兰文明有更多的敏感性，了解这个宗教与文 化都悠久的社会，有它自己独特的价值系统，不能将它简化，也不能将穆斯林和恐怖主义划上等号，也更不能用反恐的名义，侵略别国的领土，而行掠夺资源之实。 因为看在穆斯林世界的眼里，自九一一之后，美国已经攻占了三个穆斯林的国家--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而下一个国家又是谁? 但另一方面，穆斯林世界的理性和中庸力量，是否也能对原教旨主义教派所掀起的腥风血雨，作出深刻的反思?不要让这些 激进的教派，以反美的名义，滥杀无辜，派出人肉炸弹客，毁灭自己，也毁灭别人，而最终只是毁灭穆斯林的形象。 关键是神权政治的影子，是否可以逐渐消失，还是会越演越烈?埃及的阿拉伯之春，看似推翻了独裁的政权，但也迎来了要 恢复回教法的穆斯林兄弟会的力量。事实上，从当年伊朗革命开始，都在政权改变之后，被原教旨主义的狂热分子偷走了革命的成果，也使人民的权利流失。这样的 历史，似乎在今天又在重复，连利比亚的反抗军的 领袖，也是当年拉登所任命，也使中东的政治发展，陷入虽进犹退的魔咒中。 另一方面，美国社会也被另一种神权政治的阴影所笼罩。那些极右的媒体和政治团体，如霍士新闻网和茶党，都以上帝的名 义，对异己加以无情的挞伐，一切上纲上线，也以简单的标签来看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将伊斯兰世界妖魔化。对于美国的民主理性的力量，都痛斥为卖国，也赶走 了美国民主政治的妥协精神，国会被瘫痪，重要的法案都无法通过。这样的神权政治还在民间进一步发酵，失去了美国立国以来的容忍和多元化特色。 从中东到美国的神权政治，背后也要看全球经济的发展，是否可以冲破当前M型社会的局限性，避免富者越富、贫者越贫。 但大多数经济学家对此都不乐观，认为今天的经济发展模式都是由金融霸权和地产霸权主导，也使中产阶级逐渐流失，导致社会的两极化不可避免。 这也使中 东神权政治可以吸纳更多死士，也使美国的神权政治增添更多狂热分子。 这两种神权政治的影子，相互交迭，也彼此碰撞，势将产生恶性循环。未来十年的世界局势，就要看如何摆脱这两种神权政 治的纠缠，挥别那些彼此妖魔化的荒谬，也挥别九一一的痛苦心魔。 

中央美院首届油画研修班(1982-1984)部分同学公开信称2010年6月，以7280 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拍出名为《人体蒋碧薇女士》之画非"徐悲鸿油画”

2007年5月18日，大江健三郎在东京大学发表题为"为了成为知识分子"的讲演时，我曾问他鲁迅给了他什么样的影响

在1840至1949年的近代上海历史上，共有三次犹太移民高潮，即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叶中东塞法迪犹太人、20世纪初叶至30年代末俄罗斯犹太人、30、40年代德、奥等中欧国家的犹太难民。他们构成了近代上海犹太人的活动主体，其经济活动也因移民类型的不同而产生差异，并对上海经济的不同层面产生了相应的影响。作为经济型移民的塞法迪犹太人，他们移民上海的动机就是要利用上海独特的经济环境，区位优势和发展潜力，发财致富。塞法迪犹太人大多以"两土"（"烟土"鸦片贸易和"地土"房地产经营）起家，后逐渐扩展到外贸、公共事业、金融业、制造业等领域，形成了沙逊家族、哈同洋行、安诺德兄弟、嘉道里家族等几大著名的犹商集团。他们资本雄厚，网络广泛，在一定程度上对近代上海的经济命脉和发展荣衰产生了影响。而作为政治型移民的俄罗斯犹太人和难民型移民的中欧犹太人则限于其经济实力，大多从事中小商业、手工业等行业，对其居住区域的商业繁荣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一、    贸易活动是近代上海犹太人开展最早的经济活动，其中鸦片贸易是其最主要的内容。众所周知， 鸦片贸易是一种利市百倍的生意，具有敏锐商业投机眼光的犹太商人自然不会不注意到这一点。早在广州一口通商时期，鸦片走私已经成为英美等国商人对华进出口贸易的中心内容。总部设在印度孟买的英籍犹商沙逊家族也参与其中，谋取暴利。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尽管《南京条约》并未允许鸦片贸易合法化，但由于租界和外国势力的掩护，通商口岸，特别是上海的鸦片走私公然盛行。沙逊家族于是在上海设立分行，作为从事在华鸦片走私的中心。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鸦片作为"洋药"获得了合法贸易地位，每箱鸦片在通商口岸交纳三十两进口税后，即可通行无阻。[1]沙逊家族因此加大了对华鸦片贸易的力度，到十八世纪七十年代末，沙逊家族对华鸦片贸易额已占总量的20％，仅落后于英国怡和洋行。[2]1872年后，沙逊家族除了老沙逊洋行继续在上海从事鸦片贸易外，由已故大卫·沙逊的次子伊利亚斯·沙逊自立门户创立的新沙逊洋行也在上海设立分行，积极开拓对华贸易，特别是鸦片买卖业务。由于新沙逊洋行将经营的重心放在上海和整个远东地区，因此经过三代人的苦心经营，逐渐后来居上，超过了老沙逊洋行，成为近代上海史上显赫一时的巨商大贾。新沙逊洋行在鸦片贸易方面，充分利用其总部在孟买，无须象怡和、颠地（宝顺）等洋行那样通过中间商代理，而直接到产地廉价收购的低成本优势，并运用现代化的轮船运输，使得其对华鸦片贸易额急剧增长。到1873年，沙逊家族由此一举成为上海最大的鸦片商[3]。到本世纪初，有帐可查的与新沙逊洋行保持经常批发代销关系的上海鸦片商号有安和(Anwoo)等50多家。新老沙逊洋行每年进口的鸦片数量平均达5，000多箱。有人估计从1840到1914年，沙逊家族通过鸦片获得的利润高达140，593，780两，平均每年利润也接近二百万两。[4]    另一个积极从事鸦片贸易的犹太商人就是异军突起的哈同。哈同1873年来沪，先在老沙逊洋行工作，后转入新沙逊洋行任职。凭借其勤勉的工作和灵活的头脑，哈同逐渐积累了一些资本，开始从事贸易等经商活动，其中一个最主要的业务就是贩卖鸦片。早在1885年，他就与老沙逊洋行一起在上海开设了"洋药公所"，即鸦片贸易所。在"洋药公所"成立约20年间共成交40多万箱鸦片，平均每年2万箱，哈同和老沙逊洋行各半。1901年哈同洋行成立后，更是积极经营鸦片贸易。虽然在中国各界人士迫切要求禁烟的呼吁下，清政府于1906年颁布了"以十年为限，内外鸦片一律禁绝"的诏书，1908年，英国政府也与清政府签订了试办禁烟协约。但哈同以投机家的眼光，认定这场禁烟运动不过是虚张声势，财政状况捉襟见肘的清政府必然会推行"寓禁于征"的政策，以解决政府的财源。因此，哈同不仅将自己拥有的1万箱鸦片压住不动，而且还利用鸦片商纷纷抛售，鸦片价格急剧下降之际，低价购入大量鸦片囤积。果然不出哈同的预料，在列强的干扰下，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不久就不了了之，而市场上的鸦片价格因货物奇缺而在一周内飚升了30％，哈同也因此获得了暴利。其它一些著名上海塞法迪犹商，如亚伯拉罕家族、埃兹拉家族等也参与了鸦片贸易。香港犹太问题专家魏白蒂就指出："亚伯拉罕家族的男子是带头从事当时包括鸦片在内的典型商业贸易的商人。"[5]    尽管清政府的禁烟令时断时续，但是中国的禁烟运动必竟对鸦片贸易产生了一定的冲击。虽然在租界当局的庇护下，控制着上海鸦片贸易的沙逊家族通过操纵鸦片价格，以弥补因贸易额下降造成的损失，仍能保持高额利润。如租界内的鸦片价格由1908年前每箱700两上升至1915年11月的每箱9，012两，达到最高峰。[6]但到20年代后，鸦片贸易日趋衰退，上海犹商逐渐退出了鸦片贸易，并利用其通过鸦片贸易获得的巨额利润改而从事其它经营。    当然，除了鸦片贸易外，近代上海犹商还从事其它贸易活动。如沙逊家族就在经营鸦片贸易的同时，不断扩大纺织品进口。到1907年时，新沙逊洋行鸦片进口值为3，628，660两，而棉纱和棉布的进口值已达4，171，691两；1908年时新沙逊洋行鸦片进口值为4，780，404两，而棉纱、棉布进口值为3，813，682两，再加上火油、麻袋等进口，鸦片已不再占沙逊家族进口商品价值的半数以上。到1918年时，棉纱是沙逊家族进口的最重要项目。[7]又如1854年由英籍犹太人安诺德兄弟(J.Arnhold & P.Arnhold)和德籍犹太人卡贝尔格(P.Karberg)合资开设的瑞记洋行主要从事军火、木材、五金交电等进出口贸易，范围极其广泛。其中最突出的是通过控股德商司尼夫莱奇的祥泰木行，垄断了中国的木材进口。丹麦籍犹太人维尔希姆·梅耶本世纪初在上海设立了一家小型贸易公司，专门从丹麦进口货物，到1935年公司已发展成为一家拥有1，800名雇员的工商大企业。一些俄罗斯犹太人到沪后也逐渐适应了充满活力的上海经济，许多人在进出口贸易中当了分包商，一些小的行业，如毛皮和谷物的进出口，几乎已全部掌握在他们手中。[8]马迪尔兄弟(H.Madier &J.Madier)经营的信孚洋行从1920至1929年发展成为上海洋行中出口华丝数额最多的一家。在这期间，他们每年出口的华丝、包括厂丝、土丝和废丝在内，约有二万包（每包重量一担），少的年份也在一万包以上。[9]    房地产经营是上海犹商另一个生财之道和投资重点。从1869年开始，上海公共租界实行"租界章程"，正式规定作为市政机构的工部局有权征税。为了方便征收土地捐税，工部局从1865年开始实行土地估计，并从1869年起作为一项正式措施，每隔几年调整一次。据统计，从1869年起至1933年止，地价大致经过了19次调整，即每隔三、四年就重估一次，实际上也就是增税一次。[10]而房地产业主可以将这些税赋以地租或房租形式转嫁到租赁者身上，自己坐享房地产的增值受益。因此房地产业逐渐成为利润丰厚且稳定的行业，越来越引起上海犹商的兴趣。同时，具有敏锐商业投机眼光的犹商还充分认识到，作为中国乃至远东地区的经济中心，上海土地资源有限但未来需求巨大，房地产业有着十分可观的增值潜力。    1877年，沙逊家族购入日后沙逊大厦的基地"候德"地产，开始了其在上海的房地产投资，经过44年的经营，到1922年，沙逊家族在上海共购置了29块产业。这29块地产占地约300亩，投入资金约200万两，产业估价1300余万两，获利1100万两。加上房租约1100万两，共计获利2200万两，平均每年可获利50多万两，平均每年利润率高达24％。[11]虽然与利市百倍的鸦片贸易相比还相差甚远，但作为一种稳定的投资，其回报率已是相当可观了。进入20年代以后，一方面随着沙逊家族被迫退出鸦片贸易，迫切需要寻求新的投机方向，另一方面当时中国军阀割据，内战不绝的现实也促使内地大量游资和人员为求安全而涌入上海，促进了上海房地产业的投机和繁荣。于是，沙逊家族将其在上海的投资重点转到了房地产经营上，利用鸦片贸易所获得的巨额利润，加大了对上海房地产业的投入，扩大租地造屋。1926年，沙逊家族利用安利洋行的抵押地产专门成立了华懋地产公司，进行房地产买卖和自建公寓大楼出租。以后，又相继建立了远东营业公司、上海地产公司、上海产业公司、东方地产公司、汉弥尔登信托公司、三新地产公司、徐家汇地产公司、中和地产公司等机构，经营房地产业务。沙逊家族还投资上海第二大房地产公司--业广地产公司，并一度几乎完全控制了该公司，从中获得了巨大的投资受益。这样，到1941年1月，沙逊家族各直属公司拥有房地产帐面价值已达8689万元，比1921年的1330万元增加了7359万元，上升6．53倍。1941年的房租收入总数为688万元，比1921年的103万元增加了585万元，上升5．68倍。[12]虽然抗战胜利后变卖了不少产业，但到上海解放时，沙逊家族仍是上海最大的房地产商，共占地678亩，房屋面积54万平方米，有房屋近2000幢，包括沙逊大厦、河滨大楼、华懋公寓、格林文纳公寓、"伊扶司"别墅、罗根花园等公寓、花园洋房、里弄、市房，分布在全市近百处地方。    塞法迪犹商哈同也是上海房地产大亨。早在老沙逊洋行谋职时，哈同就已开始涉足房地产买卖。除了利用自己的积蓄进行少量的购地租房外，还担任老沙逊洋行的大班协办兼地产部管事，专门负责房地产经营。1885年法国在中法战争中失败，引起上海租界外侨的恐慌，纷纷举家外迁，引起租界地产价格的暴跌。此时哈同向洋行大班进言，认为这种状况不会长久，应该趁机大量购入。果不出所言，获胜的清政府竟与法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法新约》，上海租界重新繁荣，地产价格也由此回升，哈同为老沙逊洋行赚取暴利500多万两。同时，他自己在中法战争前后贱价收进的地皮也都涨了数十倍。[13]由于哈同在房地产经营方面表现出出色的才华，使得他一举成为租界里赫赫有名的地产专家，"深谙地利，精熟工程，中外人士莫不翕服"。[14]1886年，新沙逊洋行以高出老沙逊洋行一倍以上的薪水聘任哈同为大班协理，专管房地产经营。1887年和1898年，哈同又先后担任了法租界公董局公董和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位同时担任两租界董事的外侨。1901年，羽翼丰满的哈同独资成立了"哈同洋行"，开始独自经营房地产业务。他"以敏捷的手段，一忽儿卖，一忽儿买，一忽尔召租，一忽尔出典......专以地皮操奇取赢，则其价日涨，至有行无市。"[15]总之，哈同在上海房地产经营中，凭借其过人一筹的投机才能，洞烛机先，买进抛出，大获其利。到1931年6月19日病逝时，哈同已拥有土地449．098亩，市房812幢，住房544幢，办公大楼24幢，旅馆饭店4幢，仓库3座。其中在"寸金之地"的南京路拥有土地16块，面积达111．578亩，占南京路地产总面积的44．23％。[16]其中建于1904年的爱俪园，占地300亩，小桥流水，奇山怪石，景致之佳居上海私人花园之冠，被誉为"海上大观园"    除了沙逊家族和哈同外，其他一些著名塞法迪犹商家族，如安诺德兄弟、嘉道里家族、埃兹拉家族、索福家族、亚伯拉罕家族等也都参与了上海房地产经营和投机。安诺德兄弟的安利洋行除在四川中路九江路口建造安利大楼外，还拥有上海霞飞路等地的地产。1926年安利洋行将霞飞路和莆石路（今长乐路）之间的一地产作价90万两作为华懋地产公司的资本。嘉道里家族在上海拥有很多房地产，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位于静安寺的大理石大厦，又名嘉道里大厦。这座"宫殿"般的大厦，用料考究，全部由意大利进口，工程总造价高达100万两。整个大厦占地1．5万平方米，室内面积3300平方米，有大小客厅以及20多个房间。其中大厅高65英尺，长80英尺，宽50英尺，极其富丽堂皇，成为沪上名流聚会的中心。埃兹拉家族在上海辣斐德路一带购置了地产，并建造了新康里等住宅，收租营利。老报人顾执中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住的新康里是属于犹太资本家埃直拉的产业，那时的上海房租非常高，外国房主依靠着帝国主义的势力，不时毫无理由的增加租金，属于犹太资本家的房屋，租金加得更快，一年加二次，有时竟达三次。"[17]索福家族也在霞飞路和辣斐德路建造里弄和花园洋房。如20世纪10年代，索福家族兴建私园"沙发花园"（后改称上方花园），与新康花园相毗连。"园中布局是西洋花园格局，有喷水池、草坪，花木葱茏，内景与复兴公园相似。"[18]埃兹拉家族更是于1900年从鸦片贸易转向大规模的房地产建设和经营。爱德华·埃兹拉以南京路、九江路、四川路、江西路为界，建造了价值100万两的拥有近代舒适设施的住房。他在霞飞路的家很自豪地拥有一个球室和音乐室。埃兹拉家族还是百老汇大厦的董事。[19]    纵观上海塞法迪犹商的房地产经营，其经营方式主要有：1）利用地价级差，进行地产投机。上海塞法迪犹商有些在公共租界工部局和法租界公董局内任职，如哈同，安诺德，有些则利用其代理人，参与并影响近代上海城市建设发展规划。这样，他们就往往能事先廉价购入规划中具有发展前途的地产，待日后地价重估，投机牟利。如1899年，作为工部局董事的哈同利用参与制定公共租界"越界"筑路的机会，以低价大量购入"越界筑路"两侧的土地，一下子获得几十倍乃至数百倍暴利。此外，上海塞法迪犹商还对己有地产进行初级开发，提升地价。如哈同为了哄抬南京路一带的地价，化了60多万两银子，将南京路改造成为铁藜木路，使得南京路身价大升，地价成倍上涨，其所拥有的南京路地产也就日升夜涨。2）运用金融手段，扩大投资规模。如哈同在经营房地产时，往往利用其在租界中的地位和声望，将已有地产向银行进行抵押贷款，再用抵押款买进新的地产，循环往复，使其地产投资取得超常规的几何级数增长。3）采用租地造屋，坐收稳定收益。上海犹商大都将地产租与他人造屋。这一方面解决了自有资金有限的问题，另一方面，通过租地造屋，不仅保持了土地自然增值的利益，同时又将经营房产的风险转嫁给了租地造屋者，而且经过一定时期后，土地上的建造物也就归之于土地所有者，正可谓一举数得，稳获厚利。如南京路的劝工大厦、淮海路的国泰大戏院、西藏路的东方饭店，以及部分新式里弄就是这样转到沙逊家族名下的。4）兴建高层建筑，获取最大利润。进入20世纪20、30年代，上海城市发展逐渐现代化，土地资源，特别是市中心的土地资源日趋紧张，于是上海塞法迪犹商在房地产经营上采取了兴建高层建筑的方法，以谋求获得最大利润。这是因为，一方面高层建筑林立的地段，往往会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其地价也自然会相应增长。另一方面，上海的土地捐是按土地面积估价征收的，并不关涉层次高低，因此高层建筑的利润就高。这样，上海塞法迪犹商纷纷兴建高层建筑，到解放前，沙逊家族共拥有沙逊大厦、河滨大厦、都城饭店、汉弥尔登大厦、华懋公寓、格林文纳公寓等幢10层以上的高层建筑，占上海总共28幢10层以上高层建筑的21％。哈同也看好高层建造，在把土地出租给他人造房时，严格规定建楼的层次。象上海南京路的永安公司大楼即属此种情况。     二、     除了主要进行"两土"的鸦片贸易和房地产经营外，随着形势的变化和实力的增强，近代上海犹太人经济活动的触角还深入到金融、制造、公用交通和商业娱乐等领域。    金融资本是近代商品经济活动中最活跃的组成部分。随着近代上海塞法迪犹商投资和贸易规模的日益扩大，他们对金融资本重要性的认识也就越来越深刻，进入20世纪20年代以后，上海塞法迪犹商锐意拓展其金融业务，通过独资创办或合资创办金融机构，控制资金，操纵上海金融市场，以扩大其在上海经济中的影响力。    早在1864年汇丰银行创立时，老沙逊洋行就是其创立者和投资者之一。老沙逊洋行还在上海积极从事抵押贷款等业务。1930年，沙逊家族的新沙逊银行在香港成立，资本金为100万英镑。同年，沙逊家族还与其它资本集团合资，创办了中国国际投资信托公司和扬子银公司。这些金融机构主要在上海进行企业投资，发行债券和金融投机，以充分发挥金融资本的作用，为沙逊家族在上海的进一步发展提供金融保证。如新沙逊银行从汇丰银行、花旗银行、麦加利银行等单位以6厘利率借入大量资金，又以6．5厘的利率贷给安利洋行等附属单位。这些巨额资金推动了附属企业的发展。    塞法迪犹太人还在上海证券市场上进行融资和投机。如上海公共租界有两个股票交易所，一个是华商证券交易所，一个是外商为主的众业公会。最初在上海设立证券交易所的是本世纪初的外商（主要是英籍犹太人）。1932年上海证券交易所的99人名单中，有38名杰出的塞法迪犹太人。[20]犹太人H．海亦姆是众业公会的主要外股经纪人利安洋行(Benjamin & Potts Co.)的总经理。又如1930年至1934年，沙逊家族以直属企业或附属企业的名义共发行了3628万元公司债券。[21]沙逊家族还在上海外汇和股票市场上进行投机活动，获得巨额利润。实际上，沙逊家族对上海的工业投资和金融垄断活动从1939年起就已完全转入了投机性的外股买卖，成为上海股票市场"活跃的权威"。[22]    塞法迪犹太人在上海保险市场上也有所作为。1863年，老沙逊洋行和其它4家兼营航运的英商祥泰、履泰、太平、汇隆洋行在上海创办了保家行(North-China Insurance Company)，从事航运保险。在整个60年代，保家行的业务十分兴旺，利润极厚。作为股东，老沙逊洋行除了每年坐得10％固定利息外，还可以得到60－80％的额外红利。[23]新沙逊洋行也开设了保险间，代理英商巴勒水火保险公司(North British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 Ltd)的业务。[24]1924年，美籍犹太人司带(C.V.Starr)在上海开办了美亚保险公司。1932年，司带又与浙江兴业银行合资建立了泰山保险公司。[25]司带及其美亚保险公司一时垄断了上海保险市场。如1927年春夏之交，长江上游水流湍急，到四川重庆的长江轮不断发生重大沉船事故，除了美亚独家经营这项水险业务外，整个上海中外保险行家，无人敢于问津。[26]    塞法迪犹太人大多喜欢从事贸易、房地产、金融等利润丰厚的投机性产业，对制造业的投入相对来说比较少。但是， 也有一些塞法迪犹太人或通过直接投资，或通过投资控股等形式投资制造业。安诺德兄弟和卡贝尔格的瑞记洋行于1895年、1903年相继在上海开办了瑞记纺织厂和瑞容机器制造厂，生产纺织品和承建船只、机器、水磨、锅炉、火油油罐等产品。1912年，瑞容机器制造厂与上海万隆铁工厂合并，使其造船能力大大提高，成为上海的主要船厂之一。1936年，该厂又与英商耶松船厂合并，成立英联船坞有限公司，资金达1000万，成为上海最大的造船厂。沙逊家族除了通过兼并安利洋行，控制了原瑞记洋行的工厂企业外，还利用投资控股的形式垄断了上海的饮料工业。沙逊家族通过参股英商麦克葛雷戈兄弟的正广和有限公司(Caldbeck Macgregor & Co.)0．77％和丹麦人的上海啤酒公司10．97％的股份，就在正广和有限公司4个董事中占有一席，并控股了上海啤酒厂。此外，沙逊家族还对造船、食品、采矿、钢铁、纺织等制造行业进行投资，1936年共计投资金额达897．1万元。[27]    在从事贸易经营活动的过程中，上海犹商还兴办了与之密切相关的航运仓储业。19世纪中叶，新沙逊洋行在外白渡桥北逸建有占地3亩多，高达4层的鸦片土栈。作为大洋行，沙逊家族还拥有自己的运输船队，从事远洋和内陆航运。1872年，老沙逊洋行认购了华海轮船公司的股份。[28]20世纪30年代，沙逊家族趁英商会德丰公司改组之际，通过投资控股，在5人董事会中获得了2席，分别由安诺德和海亦姆代表。这样，沙逊家族就通过会德丰公司以及附属的上海拖驳公司和茂泰洋行，涉足上海航运业、水路运输业和仓储业。早在1890年，安诺德兄弟即购买了两艘新式的轮船，总吨数为2290吨，经营从上海到汉口的内河航道。    上海开埠后，随着租界人口的不断增加，区域的逐渐扩大，市政建设和外国侨民日常生活的需要，兴办公用事业也就成为必然之举。上海犹商在这中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23年，英商中国公共汽车公司在香港注册成立，核定资本100万两，并规定委任安利洋行为全权经理，由H.E.安诺德任董事长，专营上海及其周围地区的公共汽车运载业务。沙逊家族也投资了英商中国公共汽车公司和上海英商电车公司等2家公共交通行业，投资金额达300万元，接近其各业投资总额的1/3。俄罗斯犹太人所罗门·米勒(Solomon Miller)开设了米勒汽车公司，从事出租车行业。[29]H·嘉道里投资英商煤气公司，并长期担任公司董事会董事长。[30]           当然，除了几个名声显赫，实力雄厚的塞法迪犹太巨商，近代上海犹太人中的绝大多数经济条件一般，甚至处于难民的地位。他们中有一些人任职洋行等机构，另有一些则开办小店，经商谋生。通过他们的努力，其中有些商店逐渐成为上海滩上闻名遐迩的名特商店。如俄罗斯犹太人格利高里·克兰巴诺夫(Gregori Klebanov)在上海静安寺路开设了著名的西比利亚皮货店。意籍犹太人路易·罗威(Louis Rovere)于1935年在法租界霞飞路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口开设了一家以法式西菜为主，配以意大利式西餐的罗威饭店(CHEZ ROVERE),这是上海滩上最早的"法式西菜馆"。饭店推出法式传统汤菜"洋葱汤"来与淮海路上俄侨的"罗宋汤"一比高低，吸引了一大批顾客，生意十分兴旺。二战爆发前夕，罗威将店转让给一个徐姓的上海人经营。二战结束后，原址无法收回，于是饭店迁至亚培尔路莆石路（长乐路）口，改名"喜乐意"(CHEZ LOUIS)。这就是后来名声鹤起的"红房子"西菜馆的前身。[31]又如今天家喻户晓的"老大昌"，就是30年代由一个法籍犹太人和他人合资开设的。其生产的法式西点、蛋糕工艺精细，奶香浓郁，松软肥润，深受顾客欢迎。俄罗斯犹太人拉比诺维奇在霞飞路杜美路口上开了一家儿童用品商店，并以儿童剧中不肯长大的孩子"彼得·潘"命名，非常吸引顾客。[32]犹太人沈石蒂(Sanztty)以他自己名字的中文译音作店名，在南京路上开了有名的"沈石蒂"照相馆。[33]霞飞路上由奥地利犹太人开的菲亚克斯餐馆闻名遐迩，宋庆龄和宋美龄也曾光顾过这里。[34]    近代上海犹太人还积极投资娱乐业。如维克多·沙逊在静安寺路建造了仙乐舞厅，在南京路经营着国泰大戏院。沙逊家族所属的华懋地产公司在虹口投资兴建了威星大戏院，于1931年开业。德籍犹太人冈勃于1933年在杜美路（今东湖路）建造了杜美大戏院。戏院系砖木结构，有座位813个，主要放映美国八大公司和鹰狮公司的影片，是当时文艺工作者云集的场所。二战爆发后，冈勃被关进了集中营，戏院由俄国人阿迦立克经营管理。在此期间，杜美放映了《夏伯阳》等一大批苏联进步影片，深受观众的欢迎。二战结束后，出狱的冈勃继续经营戏院至1948年，后转让给一白俄商人。[35]     三、     尽管上海在开埠之前已是"人烟稠密，商贾辅辏"的"江海通津，东南都会"，但离现代化毕竟还有着遥远的距离。上海城市的现代化是从鸦片战争后开始起步的。它以对外贸易为先导，租界发展为模式，逐渐辐射扩展而成。上海犹太移民，特别是塞法迪犹太人是最早移民上海，从事商业经济活动的外侨。他们以其天赋的经商才能，在上海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功，在外贸，房地产等领域十分活跃，颇具影响，在租界管理部门中也有一定的发言权。因此，他们参与了上海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并对近代上海城市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从积极因素来讲，1）在某种程度决定了上海城市的发展格局和城市外观。开埠后，在有关上海城市发展的格局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主张向闸北和吴凇展拓的北进方案，也有上海犹商哈同等提出的向静安寺方向发展的西扩主张。最后，哈同运用其在工部局内的影响力，迫使工部局采纳了其提出的南京路西扩主张。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近代上海城市中心区的走向，形成了近代上海中心城区东西向扩展的基本格局。此外，犹商沙逊家族和哈同还大力兴建高层建筑，并采纳各种建筑风格的设计方案。这不仅形塑了上海市中心高楼林立的近代化外观，而且也促进了上海建筑风格的多样化。2）促进了城市某些区域的商业繁荣。犹太人十分善于从事商业活动，往往每到一地，就会在所住区域开设商店。上海犹太人人居住较为集中，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并促进了上海某些区域的商业繁荣。如俄罗斯犹太人在法租界沿淮海路一带开设了许多饭店、酒吧、服装店、面包房；中欧犹太难民于1940－1941年在其集中居住的虹口提篮桥地区开设了各类商店，形成了一个商业中心，使得受二战影响而趋萧条的提篮桥地区的商业重新热闹起来，被人们誉为"小维也纳"。3）引入了先进的经营理念和手段。上海犹商在上海从事经济活动时，采取了各种手段和方式，以到达其赚取最大利润的目的。其中有些是不择手段，唯利是图的。但不能否认的是，他们也带来了一些先进的经营理念和手段。如他们十分重视金融杠杆的作用，沙逊家族就在上海发行了大量的股票和债券融资，哈同等在从事房地产经营时也往往采取房产抵押的手段，以提高资产的利用率。又如他们还十分注意各行业之间的相关性。虽然公用事业的投资利润率相对较低，但沙逊家族仍投资英商中国公共汽车公司，其目的就是为了长期在上海垄断公共汽车的经营权，并通过发展公交运输，使其房地产不断增值。[36]    但是，犹太人的经济活动主要集中在投机性较强的金融、贸易和房地产方面，对工业和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明显不足，这一方面是犹太民族经商传统和自卫特点使然，但同时也反映出犹太人在上海经济活动方面的掠夺性特征。这对近代上海经济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如犹太人的房地产经营虽然对近代上海土地资源的开发带来了现代化的观念和手段，促进了上海城市的繁荣，但频繁交易中形成的悬殊的地价等级也导致近代上海房地产价格的暴涨和城市面貌的畸形发展。又如犹太人在资本市场的大量投机活动造成上海外汇、证券市场的剧烈波动。1938年以后，上海外股市场在沙逊、海亦姆、马登、麦边这样一个以犹商为主的集团操纵下，利用中国人的崇外心理，将外股作为主要投机筹码，兴风作浪，使很多中国人遭到严重的损失。沙逊家族在这场活动中，操纵股票市场，哄抬价格，是交易所里兴风作浪的主要参与和幕后策划者之一。[37] [1]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17页。[2] 张仲礼、陈曾年著：《沙逊集团在旧中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页。[3] 克里斯韦尔著：《大班们：香港的商业王侯》(Colin N.Crisswell, The Taipans, Hog Kong's Merchant Princes,Oxford,1981)，第135页。[4] 前引张仲礼等书，第22－25页。[5] 魏白蒂：《上海犹太人社区述要》，载林克主编：《上海研究论丛》（第八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330页。[6] 《北华捷报》，1916年9月2日。[7] 前引张仲礼等书：第28－29页。[8] 戴维·克兰茨勒著，许步曾译：《上海犹太难民社区》，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30页。[9]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旧上海的外商与买办》，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2月版，第18页。[10] 前引张仲礼等书：第35页。[11] 前引张仲礼等书：第40－42页。[12] 前引张仲礼等书：第60页。[13] 徐铸成著：《哈同外传》，1983年4月版，第24页。[14] 姬觉弥：《哈同先生兴业记》，载刁节生等《哈同先生荣衰录》。[15] 《时报》，1931年6月27日。[16] 唐培吉等著：《上海犹太人》，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8月版，第62－63页。[17] 顾执中著：《报人生涯》，江苏古籍出版社，第145页。[18]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政府编：《徐汇区地名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230页。[19] 前引魏白蒂文，载林克主编书：第331页。[20] 前引魏白蒂文，载林克主编书：第327页。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旧上海的交易所》，第3页。[21] 前引张仲礼书：第114页。[22] 《财政评论》，第三卷，第三期，第125页。[23] 汪敬虞著：《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99页。[24] 前引《旧上海的外商和买办》，第178页。[25]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旧上海的金融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69页。[26] 前引《旧上海的外商和买办》，第130页。[27] 前引张仲礼等书，第90页。[28] 刘广京著：《英美航运势力在华的竞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74页。[29] 潘光主编：《犹太人在上海》，上海画报出版社，1995年11月版，第14页。[30] 上海市公用事业管理局编：《上海公用事业》（1840-1986），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1月版，第61页。[31] 上海富丽华实业总公司编：《话说红房子》，海南出版公司，1997年1月版，第24－33页。[32] 拉比诺维奇之女瑞纳·克拉斯诺（Rena-Krasno）1998年4月24日与笔者的谈话。[3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卢湾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卢湾史话》，第四辑，1991年1月，第214－215页。[34] 前引潘光主编书：第19页。[35] 上海市电影局史志办公室：《上海电影史料》，第五辑，1994年12月，第91页，第304－305页。[36] 前引张仲礼等书：第83页。[37] 前引张仲礼等书：第151页。 

2011年，欧美日各国开始重续被人为拖后了两三年的2008年金融危机，并向社会和政治危机转型，第三世界越来越多地被卷入，人类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对这一段历史的源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但若说这跟35年前的毛泽东逝世与中国"四人帮"被抓有什么关系，恐怕不光大洋彼岸的美国人会诧异不已，即便中国人也可能会嗤之以鼻。 但熟悉历史的人都明白，任何一个历史事件的意义，只有经历岁月沉淀，才能愈发明晰。而某些历史事件，甚至要经历几十、几百、甚至千年的时间，人们才能发现他们的历史价值。 如果我们站在35年后重新梳理毛泽东逝世这一段人类历史，并将那些重大历史事件相勾连，我们就会发现上述那些惊诧和嗤之以鼻--确实错了。 事实上，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切，都是上个时代--冷战时代秩序崩溃的结果。而冷战时代崩溃的开始，就是上述人类历史上的两件大事：世界人民的革命领袖毛泽东逝世，与中国"四人帮"被抓。 冷战秩序的瓦解 冷战秩序崩溃的"青萍之末"始于中国。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首要的后果，就是中国在十多年后，在美苏两大体系之外，基本独立建成了完整的工业和国防工业体系，从而在七十年代初，使冷战格局从两大阵营演变为中美苏大三角之下的两强相争。 之所以中国能在美苏两大霸主之间成为第三力量中心，原因是除了美苏之外，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独立的现代工业化体系和国防体系，并且完成了以基础教育普及和完整的高校、科研院所为依托的现代科技研发体系，同时建成了覆盖城乡的现代医疗体系和工农业基础设施。 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几乎相当于一个独立世界，其自成体系的独立工业体系，让美苏的战略围堵失去意义。到七十年代，中国不仅解决了吃饭问题，而且在包括"大三线"等原内地广大地区最基本的县一级行政区，实现了工业化，培养了一批现代工业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更重要的是，中国消化吸收了从苏联那里照抄过来的现代工业体系，以军工为代表的高科技系统，不仅可按国外图纸制造，而且已经走上自主研发升级的阶段。 这些成就中的某些单项，美苏两国之外都有人达到，但中国作为一个系统的自成一体的独立现代工业和文明体系，则除美苏两国之外无人可及。那些美苏的盟国，即便是日本和德国等所谓工业强国，无不仅仅是美苏两大系统中的一个环节。 简而言之，在这个阶段，实现工业化了的、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并成功将人口转化为人力资源的中国，不管倒向美苏任何一方，都会使美苏之间原本脆弱的平衡发生根本的逆转。 此时，美苏两国对中国的态度却迥异。 在西欧、日本实现经济恢复和高速增长二十年后，经历朝鲜、越南等多场战争的美国，不得不赖账埋葬布雷顿森林体系，其力量处于明显的下降通道中。而苏联则达到了辉煌的顶点--其产出达到美国的三分之二左右，扩张日盛，不可一世。 忘乎所以的苏联主动把中国推向美国--中苏边境的军事对峙和冲突，完全是苏联在美苏对抗中，认不清主要矛盾的不智之举。这正中力量下降中的美国人的下怀。 于是，随着毛泽东与尼克松缓和中美关系，新时代的大门打开了--1976年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抓，为中国新领导集团"改革开放"开启了新的历史道路。 这正是"冷战"秩序的瓦解序幕。 中国改革开放并决定性地倒向美国一边，对此后漫长的人类历史有两大决定性后果：第一，中国不再承担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责任，停止对世界各国、尤其第三世界左翼力量的道义和物质支持；第二，中国加入美国为首的全球资本主义分工体系，开始逐步冲击并最终全面改变和重组这个体系。 就第一个后果而言，自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多次武装入侵东欧国家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并与美国"和平竞赛"后，加之中苏论战中苏联进一步被揭发出种种"变修"的官僚资本主义体制实质后，苏联道义上基本破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和发达世界的左翼力量大量转向中国。 此时，随着中国文革导演的世界左翼运动出现高潮，中国在意识形态、道义等方面，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灵魂。这在美国的反战和民权运动、欧洲68年的五月风暴，以及亚非拉众多民族独立运动中，都有明显表现。 七十年代末中国的转向和停止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支援，不仅客观上让东亚、拉美等国的左翼政治团体和武装无以为继，更重要的是给整个世界左翼运动带来了巨大的幻灭感，决定性地使七十年代末之后的整个世界左翼运动陷入低潮。 失去了中国在政治、道义、意识形态上的支撑，处在长期僵化国家资本主义体制的苏联，面对美国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进攻，根本无还手之力。从赫鲁晓夫时代，尤其是勃列日涅夫时代之后，苏联统治集团内部，发自内心地越来越不相信自己的制度，也越来越认为无法按原有的方式继续统治。 更不幸的是，此时苏联已高度僵化的体制，只能选出戈尔巴乔夫这样政治上"无比天真"，同时又缺乏政治谋略和斗争经验的领导。于是，1991年苏联解体，为冷战秩序完全瓦解画上了句号。 由此，由中国转向开始的左翼退潮和力量削弱，最终导致苏联解体，人类历史进入后冷战时代。这时，中国加入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分工体系的冲击性后果，就逐渐呈现出来。 美国回光返照 之所以是"后冷战时代"而不是一个全新命名的时代，是因为1991年以来迄今的人类历史，并未产生类似英帝国霸权、冷战秩序这样的稳定秩序，而只是一个冷战格局崩溃而新的全球秩序尚未建立的过渡阶段。 后冷战时代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呈现的是美国的"一霸独大"--美国因暂时饱餐冷战红利而回光返照十年。 对美国来说，冷战胜利红利直接来自于两方面。 从军事遗产看，一方面，美国不必再消耗大量财富用于与苏联军备竞赛，美国军费从八十年代末期占GDP近6%，直线下降到克林顿后期只占美国GDP的3%。另一方面，美国在冷战时期积累的用于军事目的的计算机和互联网等技术，又可以放心被民用化。于是，美国出现了新的信息技术革命。而与此相配合的是，美国因冷战胜利积攒的全球信心，引导了世界资本源源不断流向美国，从资金上配合了信息技术革命和美元霸权。 美国冷战红利的另一来源是中国。全球盛行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越来越多地拆除了各国边界的藩篱，包括发达国家。中国的开放，让发达世界的制造业资本，找到了世界范围内实现最优配置的新组合，中国向美国的大量廉价商品的出口，增进了美国民众福利，压低了美国CPI，进而是利率，让美国经济极大受益（按照美国口径，中国对美顺差从1990年的100亿美元出头，暴增到世纪末的800多亿美元，十年翻两番）。 于是，这个阶段，美国经济出现长期稳定的低通胀高增长，达到二战后可类比五六十年代黄金时期的最好水平--4%，且繁荣期超长。当时，全世界众多浅薄而无耻的经济学家，一度为"克服了经济周期"的所谓美国 "新经济"而惊呼，充当吹鼓手。 但是，美国的回光返照和中国加入美国为首的全球分工体系也是有巨大的副作用的。 1992年后，当东亚、欧美资本蜂拥而入后，中国这个全球潜力最大的工业化国家所积攒的巨大工业制造和配套能力，轻而易举地打败了亚洲四小龙和东南亚小国，全球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的态势不可遏抑。 于是，原本在美国主导的世界分工体系中可以过过小日子的东亚小国，很快丧失发达国家制造业外移的优势地位，经济开始泡沫化，逆差开始迅速扩大。在欧美剩余投机资本冲击下，东亚危机出现--这反而更进一步加强了世界制造业转移中国的趋势。 九十年代的IT革命也进一步挤出了美国利润越来越低、竞争力越来越差的传统制造业。美国产业外移的趋势从七八十年代的东部，蔓延到九十年代的西部、南部，以致整个国家，作为工业时代经济基础的制造业日趋衰败。 另一方面，缺少社会主义的外部压力和榜样，资本的自由流动，都使美国底层力量受到削弱，社会运动沉寂，精英阶层利益恶性膨胀，政治、经济、社会改革动力丧失，五十至七十年代贫富差距缩小的趋势被逆转，整个社会两极分化不断加剧。这种趋势在不少国家都是一样的。 此时，中国产业出现了两种态势：一方面，由于出口加工业的兴起，东南沿海一片繁荣；另一方面，由于缺少大的外部军事压力，中国长期军备废弛，军工订单稀少并被推向市场，趋于破产；大多是国企的装备制造业等重化工业，因国企病和发达国家的长驱直入中国市场，陷入严重整体破败。 在政府财政上，原本依靠国企征税的中国财政，逐渐降到只占GDP十分之一的绝境--中央财政因为十多年的财政包干制基础上的财权分权，入不敷出，甚至要向地方政府借钱；而因国企普遍破产和经济破败，内地地方政府同样入不敷出，乡镇不得不自寻财路，向贫苦农民大量征收。 这样，中国呈现萧条内地和繁荣沿海并存的冰火两重天奇异景象。随着几千万国企职工下岗，三农问题突出，底层被甩出，社会矛盾异常严峻，群体性事件达到高潮，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后社会矛盾最尖锐、社会最不稳定的时期。 中国社会的这种奇怪景象与高度的权力、利益分化，让不同意识形态和利益立场的知识分子分裂，社会各阶级、阶层的政治态度也完全分裂。于是，中国人对中国到底是在崩溃之中还是在发展之中，激烈争论，谁都能找到有利于自己的部分论据。 美国人更为困惑。美国瓦解苏联后必须寻找和对付新的挑战者，但他们难以确定，按当时的态势，中国到底是不是这个新对手。他们可以选择冒险趁机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或者是等待中国内部自乱后，不战而胜。 克林顿后期，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中美撞机等事件都表明，美国统治集团中的保守主义强硬派已渐得主导，其对中国高层的政治意志、战争意志以及面对外敌的底线等战略试探已经完成--他们试图快刀斩乱麻，通过更直接的对抗和外部压力，促使中国内部生变，瓦解中国，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的潜在威胁。 但美国的问题是，它是民主制国家。一般情况下，民主制可以避免最坏的统治，但却是一种平庸和保守的政治制度--它从来都是既定利益格局的维护者、追认者，在常态中，各利益集团和各种主张谁也很难完全压倒谁。除非南北战争与1929年大危机这样高度危急的环境，美国统治阶层很难完成意志整合。中国还未直接与美国对抗，但又是工业大国、人口大国、核大国，与中国更直接、激烈地对抗，风险太大，美国强硬派很难说服各利益集团冒险。 在美国统治集团首鼠两端之际，美国长达二三十年的制造业外移，进而是产业空心化、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收入下降，以及资本过剩，进而是股市金融泡沫化，终于遭遇不可避免的经济周期：美国遇到了2000年的IT泡沫破灭和大股灾。继而，美国更不幸地遇到了恐怖分子发动的911袭击，除建国初期遭英国攻击外，美国本土首遇外敌攻击。 911式的恐怖袭击，是中国转向导致世界共运陷入低潮，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失去号召力后，世界被压迫阶级和民族因找不到系统、理性的反抗武器，以宗教文化复古对既定世界秩序的无奈反抗。这种运动只是一种情绪宣泄，提供不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之外的整体性、替代性方案。 但这完全打乱了受选举政治左右的美国统治集团的战略部署。   911后美国的战略歧途 IT泡沫破灭后，美国不得不首先拯救经济，维持国内稳定，它面临这样的局面： 格林斯潘长期低息货币政策和低息推动的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以致经济增长，都必须以低通胀为前提，而低通胀必须靠源源不断的廉价中国商品来压低CPI；从货币市场而言，只有中国廉价商品换来的美元不断回流美国本土，才能让货币供应更充分，也才能继续压低美国利率，为透支的美国人和政府继续提供低廉信贷，为美国经济提供有效需求。 911之后，美国保守主义调整了战略，主要力量从对付中国，转向对付恐怖主义，于是面临这样的地缘政治格局： 美国打击恐怖分子和所谓的支持恐怖分子的政权，这都必须有中国的配合：中国在联合国能让美国师出无名，如果中国给予恐怖分子、塔利班政权或萨达姆政权以军事援助，战争可能永无穷期。因此，美国必须跟中国搞好关系，防止与恐怖主义和中国两线作战。 但美国被恐怖分子的本土直接攻击打昏了头：乌合之众的恐怖主义和塔利班这样的小国政权，其实永远不可能真正威胁美国霸权，美国真正的对手仍是大国中国。当然，选举政治中，恐怖主义对美国民众有巨大心理冲击，打击恐怖主义，小布什能捞到更多选票，也更易获得国会支持。 这看上去是一笔左右逢源的买卖。不仅美国军工集团和石油集团可从战争获益，理论上说也是对中国的一步好棋：美国可以乘机把自己的势力楔入阿富汗，在中亚的中国西部边境腹地，为围堵中国补上短板，还能进一步扼住比美国更需要中东石油的中国的脖子。等搞定中亚与中东，勒紧中国的绞索，再回头收拾中国，美国在战略上似乎更有利。 但美帝从来都高估自己，也从未吸取过朝战、越战的教训。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初战攻坚中，如入无人之境，但却在当地人的游击和不对称战争中陷入泥潭，十年来难以自拔。 重大历史机遇，总是稍纵即逝，这回时间更站在了中国一边--十年来，世界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的势头正在达到高潮。 这是大势所趋。按照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阿瑞吉在《漫长的20世纪》中的实证历史研究，资本主义世界中心从热那亚到荷兰到英国到美国不断转换，从未有人可以永葆竞争力。 阿瑞吉揭示其中的历史经济逻辑在于，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这些中心，因成为贸易中心而带动制造兴起，变成产业资本主导的资本主义生产中心，达到自己的历史高峰，随后才形成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支配权。 若干年之后，因生产过剩、工资上涨等导致利润不断降低，过剩的产业资本不得不一边逐渐放弃或外移生产，一边越来越多地进入金融投机领域追逐更高利润。于是，资本主义中心便由产业资本主导而发展到金融资本主导。 最后，发展到金融资本的资本主义中心，在大的金融危机之中破产衰落，资本主义中心转移。 阿瑞吉的研究发现，在世界资本主义中心的不断转换中，每个中心占统治地位的资本形式，都曾全部或基本经历商业、产业到金融资本的不断升级，在整个资本主义历史上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历史循环，而不是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中所论述的线性发展。 美国并不能逃脱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演变的这些基本逻辑。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美国工业利润降低、竞争力下降，产业外移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与此同时，随着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低潮，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取得主导，美国政府逐渐放松了金融管制和资本管制。另一方面，随着布雷德森林体系崩溃，黄金对美元发行量的约束消失，印钞票和以钱生钱的游戏，腐蚀了政客和资本家，腐朽寄生的华尔街逐渐主导了这个国家--美国这个世界中心迅速发展到垄断金融资本统治的最后阶段。 美国政客、资本家和普通民众，被"中美国"式的经济增长和反恐战略合作绑架，十年一梦。 但中国在这十年却实现了很多突破： 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彻底让中国领导集团惊醒，"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有了痛切教训，中国政府对军工的投入和拨款不断加码，面临崩溃的整个军工系统及其支撑的高科技研发体系重焕生机； 以房地产、城市化带动，加之随后2004年前后"国企改革大讨论"对新自由主义的狙击，中国大型国企的出让暂停，国企主导的中国装备制造等重化工业，也因市场需求带动而重焕生机，成为世界最大的钢铁、水泥、化纤以及装备制造国家，实现了产业升级； 原本就具有竞争力的中国纺织、玩具、家电等轻工业，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降低或部分拆除了很多国家的贸易壁垒，更加如鱼得水，几乎击垮了多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赢得了世界一半左右到80%的市场份额。 中国成为无可置疑的世界制造业中心。2004年之后愈演愈烈的民工荒表明，中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因内地国企普遍破产而出现的内地去工业化过程中甩出的工业人口，以及广大农村从未被卷入工业化进程的农业人口，已被迅速整合到工业文明当中。 现在，主要工业品占据世界50% 到80%产量的中国，即便按当下美元汇率计算，已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这些成就都远超过当初的苏联、日本（苏联鼎盛时工业总产值占美国80%），同时还普及了基础教育，大众化了高等教育，建成了在高铁等某些领域超越美国的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每年培养出全世界最多的工人和研究人员。 短期看，"中美国"的增长方式，纯粹是贫穷的中国为富裕的美国输血，中国老百姓遭遇了巨大的福利损失；长期看，美国产业外移和空心化，靠借钱度日，是在饮鸩止渴，丧失了最根本的竞争力，而中国则变为世界最大的工业国、债权国和美国最大的债主，资本主义世界中心转移到中国的趋势不可阻挡。 当产业空心化了的美国再次被金融危机击溃后，奥巴马不得不决定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撤军，但此时，掌握了3万多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中国，具有了威慑美国与欧洲的经济核武器，能够随时瘫痪美国和世界金融系统，美国无论是总统还是国会，已无力、更无勇气与中国决裂。 回头去看，彻底解决中国问题，美国只有2000年前后一次机会。这时中国军备废弛，军工和重工业破产，阶级矛盾尖锐，人心涣散，精英集团自信殆失。 此时，在与中国利益攸关的朝鲜或者台湾，美国如果唆使当事者挑起战争或宣布独立，并给予强大后援，中国将骑虎难下：中国官场腐败达到一个高峰，卖官鬻爵者甚众，内地政府系统入不敷出到薪俸不给，国企系统贪腐几致国企全线崩溃；中国军队经了近二十年商，期间未有一次实战，官腐兵惰；社会上，群体性事件达到高峰，"遍地英雄下夕烟"。 面对强大外部压力触发的内部分裂和混乱，中国要么不战自溃，要么战败自溃，战而胜之的几率，当是新中国迄今史上最低。 但是，这个机会永远地过去了。 为什么中国没有崩溃或拉美化？ 以九十年代中后期的眼光看，中国发展到今天确实是一个奇迹。 中国没有如苏联到俄罗斯那样出现崩溃，原因颇为复杂，研究者众多。概括起来，可能主要有这样一些原因： 中国始终保持了政治稳定和秩序，而苏联出现了政治崩溃和国家治理的大混乱；改革开放后至今，中国还处在工业化中后期和城市化的高潮，而苏联斯大林时代已经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中国拥有几千年农业时代的市场经济经验，建国后从未建立真正的苏式计划经济，国企实行中央与几级地方政府的分级所有，公社与村镇等乡镇企业也未被纳入计划中，因而原本就是一个计划与市场结合的混合经济体制，体制弹性非常大，各主体市场经济经验丰富；中国渐进式增量改革中，原有国企生产组织体系虽然困难越来越多，但并未短期内崩溃，为整个经济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和环境；在最困难的九十年代中后期，虽然内地破败，但中国沿海繁荣的出口型经济，缓和了危机，提供了就业、财政等社会和国家稳定的经济支撑。 为什么中国没有如第三世界大部分国家一样，经济开放后，都发展成依附性经济进而拉美化？这与中国的起点和体量有关。 首先，如前文所述，改革开放前，中国是全世界在美苏之外，唯一自成一体的工业经济体，从轻工业到装备工业、石化工业，到核工业、航空航天等高科技工业，中国都积累了制造和自主研发的能力，因而具备自我产业升级能力。 其次，中国经济三四十年积累，体量足够大。中国的经济规模大到经过90年代的激进私有化和外卖过程，十年还未卖光。尤其重化工领域的核心产业，进入新世纪时多还控制在政府手中。而经济规模小的小国，几年之间主要产业就能被卖得精光。 再次，中国政府从不曾放弃对金融、主要资源、重要军工以及电力电信等基础和战略产业的控制。 最后，中国官方和民间都保留了全球最强大的左派传统，直接制约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利益集团的独大，也制约了政府市场化、私有化等政策进一步激进化。2004年前后的国企和改革大讨论就是例证。 当然，所有支持中国发展至今的前提是，中国革命建立新中国政权后，从毛时代开始，便形成一个可与美苏比肩的独立意识形态和独立国家政权，这而与第二、第三世界其他所有国家均为政治或经济依附性国家不同。 除了开放之外，十年来房地产激活的快速城市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另一个支柱。全世界对此已经耳熟能详。但要多说一句的是，这并不是其他国家可以随意仿效的，只有在快速工业化过程中，加上中国共产党的国家体制才能发生：党管干部的中国地方官员政绩考核体系和地方官员因此的竞争，加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城市土地国有制这些限定条件。   中国崛起的颠覆性冲击 然而，中国的崛起与亚洲四小龙不同，也与日德崛起不同。中国产业崛起不是冲击处于同一产业层次或者更高产业层次的几个国家，而是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分工链上、中、下游的所有环节造成系统性冲击。原因是： 首先，中国的体量太大。不惟中国人口规模超过了所有主要发达国家之和，更可怕的是，由于中国革命时代形成的几乎是全世界最为彻底的妇女解放传统，中国妇女普遍参加社会工作，这让中国同等人口的劳动力数量，远高于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同样重要的是，毛时代建立的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教育系统，使得中国的庞大人口顺利转化为最丰富的各层次人力资源。 其次，如前文所述，毛时代的独立工业体系，在低端轻工业、中端重化工业以及高端航空航天、新材料、信息技术等高科技产业，实现了各层次各产业的系统覆盖，有全领域技术、人才等产业积累。 再次，由于中国地域广阔而东中西部发展差距大，中国高端产业在发达地区发展起来之后，低端产业2004年之后实现了内部梯度转移，并不需要立即外移。 于是，中国庞大的产业积累和人力资源积累，凭借广阔的国内市场起步，在支持出口的政策支撑下，逐渐在各层次各产业依次都会形成越来越强大的竞争力，对发达国家到新兴国家，到落后国家，形成全方位冲击，或者说系统性冲击。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停援，加上其他原因，就曾导致部分亚非小国出现社会政治动荡和政权更迭；九十年代，中国沿海的加工制造业，则重组了东亚和世界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的分工格局，导致东亚整个区域出现社会政治动荡。 911后的十年，中国开始全面冲击一切国家。 在资本、技术更密集的造船、钢铁、石化、装备等重化工领域，中国抢了欧洲、日本和韩国等发达或新兴国家的饭碗，逼迫他们要么进一步产业升级，如韩国；要么吃老本并借钱度日，如欧洲、日本；要么印钞度日，如美国。 在纺织服装、玩具、小电器等轻工业领域，中国继续冲击中东、北非和拉美那些半工业化国家。他们很多已无路可走，比如埃及，只好革命，比如墨西哥，很多地方已经完全失控并被贩毒组织控制；出现有魄力的政治家的地方，比如委内瑞拉等拉美国家，他们只好搞社会主义，以国有化来对抗冲击；只有那些上天眷顾、还能卖大量资源给中国的国家，比如澳大利亚、巴西等，看上去还过得不错，似乎成了新兴国家。 即便在航空航天、新能源、IT等高端领域，中国也已经开始冲击美国、德国等少数国家才能具有的优势。美、德、日等国高端产业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只能挤出和压制这些地方的同类产业，但在中国的投资，很快会发生技术和产业外溢，被具有产业基础的中国同行不断消化吸收以至超越。 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开放世界，产业必然向更有竞争力的中国转移。资本家欢欣鼓舞，因为可以提高利润和竞争力，但发达世界的劳动者必须忍受工资下降和越来越多的失业，生活更加困窘。在发展中国家，被中国挤垮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不能再为政府提供税收，不能再为工人提供工作，政府和老百姓都越来越穷，恶性循环。 贫富分化进而是有效需求不足的基本矛盾，在被中国重组的世界分工体系中，已发展到新极致。 为了留住资本家的投资，维持经济增长，发达国家政府不得不降低并维持低税低息，从而降低了财政潜力；为了缓和两极分化导致的社会矛盾，解决下层的生存，同时刺激他们借钱消费，最终得到选票，发达国家政客不得不维持低息，维持福利。 于是，一边支出增加一边收入减少，政府和民众都陷入债务危机。当政府和百姓入不敷出到了一个极限的时候，各个世界的债务危机、金融危机陆续爆发，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整个世界，开始趋于混乱和崩溃。 政客、学者和媒体喋喋不休地指责发达世界福利过多、借贷度日，但如果早先就削减甚至取消福利，活不下去的底层民众早就造反了；如果不借贷度日，过不下去的政府早垮台了，过不下去的老百姓也一样早走上街头造反了。 问题不在福利社会，也不在借贷度日。世界发展到今天的关键是，人口众多的独立工业化国家--中国加入世界分工体系，不但摧毁了早先苏联那个系统，也不断削弱、摧毁了此后美国主导的从不发达到发达世界的整个工业和经济系统。2008年美国开始的美日欧经济危机表明，中国摧毁了原有世界分工体系导致的系统性危机已经开始。 越来越不事生产的世界各国，靠中国不计环境和社会成本的廉价商品输血已太长时间，他们寅吃卯粮的时间也太长。但精英们害怕改变，害怕离开中国输血过苦日子。现在，即便是有经济和社会危机逼迫，精英们也不愿轻易改变。欧洲、美国、日本，莫不如是。 现在，网上那句调侃的话--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用于说中国的话，绝对确切。   未来 由于中国人口是苏联的8倍和美国的4倍多，是整个世界的五分之一，中国继续发展的工业化和完全城市化，将让世界无法应对： 世界从未经历过如此众多的人口不受国界、语言、文化障碍地全部整合在一起，完成工业化。此前，在金字塔顶尖的完全工业化的人口，包括美、苏、日、德、法、英等各国，加起来都远不到10亿，还被国界、语言、文化等分隔在不同国家，分工效率远不及整合后的中国。 中国的工业化水平还将继续迅速提高，十到二十年内，中国还有很大成长空间。 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例，虽然"民工荒"已在中国出现多年，工人工资上涨迅速，但中国这些领域十年内还将保持竞争力：一方面轻纺工业和加工业自动化程度的提高，会节省数以千万计的工人，另一方面，中国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也会节省出上亿工人。 如果这样，亚非拉那些资源较少的半工业化国家，甚至东欧、南欧国家，他们的失业、贫困、债务等经济和社会政治困难还将深入发展。 再看装备制造等重化工业。这些行业中国开始大力发展还不超过十年时间，但已经击败了欧洲、亚洲大部分国家，目前仅剩德国、日本、法国的高端产品还在与中国奋战。十年后，中国在高端领域将完全可以与德、日直面竞争，他们胜算很小。 美国以航空等军工为代表的高新产业是个例外。中国至少还需要十到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追赶得上。但那时之后，美国可能除了农业和矿产等资源性产业，也将难与中国竞争。 这种局面将带来一个史无前例的问题：按现有生产和分配方式，中国一国的工业能力就能养活整个世界近70亿人口，而其他多数国家的多数人口将变成过剩人口--他们也没有足够多的产品与资源与中国交换，将何以为生？ 这根本无解。但可以换个思路反问的是：他们为什么不尝试自己生产，而不是靠从中国进口？ 在2008危机的第一波，二十国集团的领导人达成共识：鉴于1929年危机的前车之鉴，避免进一步衰退，大家要共同抵制贸易保护主义。但那是在经济危机的初期，社会政治危机还没有激化。如果危机如2011年这样继续深化，政客们将一定会优先解决国内社会稳定。 实际上，对不发达国家而言，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其实损失不大，因为他们原本就没从这个体系得到什么，也没什么好失去。最大的困难是，他们政治上并不独立，能否承受足够大的外部压力和必需工业品的禁运制裁--历史上，这常常引起列强的外部干预。 但对那些发达国家而言，从中国"断奶"， 老百姓的购买能力可能瞬间下降一半，甚至更多，商业资本的利润也会大幅下降。即便发达国家的各利益集团能说服或者压服那些外贸部门的资本，在政治上承受这些后果，居高不下的通胀进而利率，也会让他们面临巨大经济困难。更重要的是，这并不会降低他们的国内两极分化，缓解有效需求不足。如果操作不当，高企的通胀会激起底层的造反运动。 但不管怎么样，随着危机深化，全球无政府状态中的各国，一定进一步走向贸易保护主义。这不仅将导致全球分工效率的降低和危机的深化，还将引起政治危机--这时候，可能需要直接用武力或者资助代理人来捍卫自由贸易原则了。从资本主义兴起的奴隶贸易和垄断贸易开始，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上个世纪的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这么打起来的。只不过，这次主角可能是中国而不是美国。 但作为主角，中国遇到的问题与当初的美国崛起时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刚刚在工业上崛起后，它的军事实力不足以压倒老霸主。短期内，这将制约中国的行为，但随着十到二十年后中国军力对美劣势逐步消除，中国的军事行为将更加大胆。也就是说，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中国的继续发展还带来另一个问题：世界有开采价值的金属、能源等现有资源储量，即便只供应中国一国的人口，也不足以让中国大多数人过上他们向往的美式生活方式。二三十年内，世界主要资源耗竭，人类如何生存？ 这一问题及其后果同样难以估计。只有可控核聚变能大体解决能源问题，但人类目前在这个领域的投入似乎看不到短期突破的迹象。工业革命以来的整个工业文明很可能很快就遇到生死考验，大家都装作看不到，以为如同以往一样，总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资源枯竭是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两三百年消耗后，遇到的新问题。但从资本主义文明系统而言，我们并没有遇到新的问题。 在资本主义历史上，各地区与国家经济不平衡增长总是铁律。按阿瑞吉揭示的资本主义权力中心演变规律，每当中心发生转移，力量平衡被打破，必然伴随着世界秩序的混乱。这一方面是因为原有的中心国家或霸权不甘心放弃对己有利的既定利益格局，而新霸权必须推翻老霸权，争取于己有利的利益格局和权力，另一方面是因为世界生产中心的转移与政治文化中心的转移总是不同步。 以离我们最近的美国霸权为例。十九世纪末美国变成世界第一工业国后，只是资本主义生产中心和区域强国，世界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中心仍长期留在英国和西欧。在经历长达半个世纪的混乱，发生多次经济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德国、日本、苏联工业先后相继崛起，英国工业不断相对衰落，付出上亿人口死亡为代价，这反复的博弈、革命、战争才奠立稳定的新秩序。 也将是说，美国花了半个世纪，完成了从资本主义世界生产中心，到政治、文化中心和意识形态中心的转移与整合，成为权力中心--这个整合并不成功，因为出现一个与其拼死较量的社会主义系统。直到四十多年后搞垮苏联，美国才瞬间独霸天下--短短十年回光返照，很快又衰落。 中国是同样的路径。中国已成为世界的力量中心，但并未同步成为权力中心。如果人类不灭亡，在中美之间漫长的权力转换期内，人类面临着巨大的混乱和动荡。2008年从美国开始然后蔓延到整个世界的金融、经济、社会、政治危机，不仅席卷了欧美日发达世界，还席卷了北非、西亚、南亚、拉美等落后国家，大混乱已经开始。 中国要结束这种混乱，比当初的英、美、苏更难。 十九世纪末到二战后，美苏面对的世界，有两种现成的意识形态模式和文明模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且都有成功范例。但今天，西方世界的没落和崩溃，横扫了资本主义的威信，当初苏联的崩溃和中国的转向，也极大削弱了社会主义的吸引力。 现在，世界各国的统治者们都失去了道义感召力，也提不出新的替代性方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意识形态和文明模式。我们面对的是市场经济下的工业文明的废墟，方向不明，前途未卜。 毫无疑问，目前已经开始的整个人类的混乱，绝不仅仅是一场经济危机，而是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资本主义文明在资源危机前面，其不可持续性无比清晰和深刻。 但由于长期以来作为资本主义对立面的社会主义处于低潮，现在无法定论：这仅仅是新一次权力中心转换引起的大混乱与大动荡，过后再重建中心与外围的秩序，还是会为人类带来新的方向和文明？ 历史上，资本主义的每次大危机，都是社会主义兴起的重大机遇。现在，如何将"改朝换代"式的资本主义世界权力中心转换，变为新文明崛起的机遇，便成了一个特别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在克孜尔石窟壁画里，有一些与佛教历史有关人物的故事和形象。其中有的人物在世界其他佛教艺术里是非常罕见的。因此，这些形象成为研究佛教历史的珍贵史料。同时也是研究龟兹佛教思想、派属和艺术造型的不可多得的可视资料。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是历史上真实的人物，他创立的佛教是古代印度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学术界研究佛教历史，主要依靠各类佛教经典的记载。然而，佛教经典里充满了浓重的神话色彩。尤其是佛教艺术，大量佛国世界的神奇，怪涎和虚构形象与历史事件、现实人物杂糅一起，有的历史人物被蒙上厚厚的神秘面纱。最明显的如佛教的菩萨，有许多都有出身事迹，有些可能是真实人物，但在佛教里，赋予他们的佛教神话色彩过于浓厚，很难说清哪是事实，哪是神话。故本文不去涉及这些人物。经过佛教史学家和艺术史学家的不懈努力，在佛教历史研究上，基本上理出了释迦牟尼生平和某些佛教历史人物比较清晰的脉络。本文所谓的“佛教史人物”是指佛教界认可的佛教历史上确有的人物。龟兹壁画里的这些人物，是按佛教经典而绘，与佛教故事交织一起，故龟兹石窟壁画形象，同样是虚与实，俗与神混处一起，历史事实与神异内容相交织。现对克孜尔石窟壁画里可以考察出比较重要而罕见的几个佛教史人物做些初步探索。一、频婆娑罗王梵名Bimbisara，音译还有瓶沙王、频毗娑罗王等，意译有影胜王、谛实王、形牢王等，是与释迦牟尼同时代的摩竭陀（Magadha）国王，西苏纳伽王朝第五世，是佛教事业的大力支持者。释迦牟尼成道前，他曾请释尊于成道后先到王舍城受其供养。佛成道后，频婆娑罗王在迦兰陀建立竹园精舍供佛和弟子居住，佛经中记其事迹颇多。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频婆娑罗王形象，比较突出的是“佛降伏六师外道”中的频婆娑罗王。克孜尔第80窟“佛降伏六师外道”画面最完整、最清晰。画面是：佛居中央，头上方有过去六佛，左侧为“婆罗门”装束的六师。六师上方是从天而下的密迹力士。佛的右侧即频婆娑罗王和夫人韦提希（Vaidehi）及家属。王与夫人等三人坐在有折背的方座上（图1、2）。此壁画集中了频婆娑罗王设法会，请佛与六师对诘、佛令密迹金刚打击六师和世尊以手指地，十八地狱显现，佛为地狱众生说法等情节。简练地表述了“佛降伏六师外道”的几个主要情节。这种“异时同图”是龟兹石窟壁画的绘画特点。汉文《贤愚经》（Damamfikanidana-sfitra）“降六师品”中有这些故事的描述。《贤愚经》是公元4世纪汉地僧人在于阗遇当地“无遮大会”（Pafica-varsika-maha），听长老（sthavira）讲经记录下来，回到内地整理成经的。在这个过程中，会有选择、加工、删改等情况发生。故《贤愚经》不能准确反映当时当地此故事的本来情况，但仍可互相对应。在大乘佛教经典中，亦有频婆娑罗王和夫人韦希提的故事。《观无量寿经》中的“未生怨”、“十六观”即讲述其子阿阁世王迫害父母频婆娑罗王和韦希提的故事。敦煌石窟里，根据《观无量寿经》绘制的《观无量寿经变》壁画在唐代十分流行。龟兹地区的库木吐喇石窟和阿艾石窟里也有《观无量寿经变》壁画的残片。其形象已是中原汉人的模样了。二、阿阉世王梵名Ajata~atru，又译作阿阁多沙兜罗王，意译未生怨王，系频婆娑罗王之子。早年受提婆达多教唆，囚禁父母，虐死父亲。后幡然悔悟，成为虔诚的佛教徒。佛灭度后，成为佛教教团的护法王，佛弟子迦叶举行结集佛教经典时，阿阁世王为大檀越（布施者），建造大石室并供给大量物资用具。阿阍世王于佛灭度前8年即位，共执政32年。现克孜尔石窟有8个洞窟保存有阿阁世王故事壁画，都出现在佛涅盘题材中。克孜尔石窟中心柱式洞窟的后室部分，均是描绘与佛涅盘有关事件的部位。阿阁世王故事均绘在后室右甬道内壁上。内容是阿阁世王闻佛涅盘的消息后，悲痛昏厥后又复苏的故事。画面为阿阁世王坐于水罐中，其旁是雨行大臣（Varsakara）手执绘有“佛传四相图”的图画，举给坐在罐中的阿阁世王观看。阿阁世王下方有倾倒的须弥山和陨落的日月。克孜尔第205窟（HOhlemitderMaya，2．Anlage），此题材壁画最为精彩，“佛传四相图”中清晰地绘出“树下诞生”、“降魔成道”、“初转法轮”、“涅盘”四个内容（图3）。另在第224窟有阿阁世王、王后与雨行大臣清晰的图像（图4）。能与克孜尔石窟壁画阿阁世王故事对应的汉文佛经是《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Mala-sarvastivada-vinaya·sudraka-vastu）第38卷。该经文是：未生怨王信根初发，彼若闻佛入涅盘者，必呕热血而死，……于妙堂殿如法图画佛本因缘，菩萨昔在都史天宫，将欲下生观其五事。欲界天子三净母身，作象子形托生母腹。既诞之后逾城出家，苦行六年坐金刚座，菩提树下成等正觉。次至婆罗尼斯国为五苾刍，三转十二行四谛法轮。……利益既周将趣圆寂，遂至拘尸那城娑罗双树，北首而卧入大涅盘。如来一代所有化迹既图画已。……时王见已问行雨言此述何事，彼即次第为王陈说一如图画。……王至园所见彼堂中图画新异，始从初诞乃至倚卧双林，王问臣曰岂可世尊入涅盘耶，是时行雨默然无对。王见是已知佛涅盘，即便号啕闷绝宛转于地，臣即移举置苏函中，如是至七方投香水。从此以后王渐苏息。[1]另外在克孜尔第224窟（Ma^ya^ hohle der 3．Anlage），此题材壁画内容更为丰富，增加了阿阁世王眷属和阿阁世王骑马出行的画面。三、提婆达多梵名Devadatta，又译地婆达多、调达等，意译为天热、天授、天与等。提婆达多是佛教史中十分重要的人物，是释迦牟尼叔父之子。幼时与释尊、难陀共习武艺，常与释尊竞争。释尊成道后随佛出家，于十二年间精进不懈。后因未能获得圣果而其心退转，渐生恶念。逐渐与释尊对立，后发展到欲夺佛教的领导权。遭到释尊反对后，自率五百徒众脱离僧团，自立“五法”与佛陀对立。提婆达多在王舍城有独立教团，得到阿阁世王的礼遇。后提婆达多教唆阿阁世王囚母弑父自登王位。提婆达多还多次谋害佛陀，犯有“五逆”大罪，最后提婆达多堕入地狱而终，但佛陀又因其临终前一念善心向佛，为他授记，六十劫（Kalpa）后成辟支佛（Pratyeka-buddha）。佛经里提婆达多事迹记载颇多，几乎有关佛传的经典里都有记载。克孜尔石窟壁画提婆达多故事主要表现他以石砸佛和放醉象伤佛的情节。这些故事多绘在龟兹石窟特有的菱形格内，画面较小，一般只有佛与提婆达多两人。提婆达多以石砸佛故事画面是：佛坐在金刚座（vajra^sana）上，一侧是提婆达多高擎巨石向佛砸去（图5）。《增一阿含经》卷四十九：尔时，世尊在耆阂崛山一小山侧。尔时，提婆达兜（多）到耆阉崛山，手擎大石长三十肘，广十五肘而掷世尊。是时，山神金昆罗鬼恒住彼山，见提婆达兜抱石打佛，实时申手接着余处。尔时，石碎一小片石，着如来足，实时出血。尔时，世尊见已，语提婆达兜曰：汝今复兴意欲害如来，此是第二五逆之罪。[2]值得注意的是，克孜尔壁画中的提婆达多的袈裟画成袒左式，以表示他背叛释迦牟尼正统教义，袒左袈裟鲜明地标示了提婆达多堕落成为佛教对立面的形象。醉象伤佛是提婆达多唆使阿阁世王令象师以酒将象灌醉，并持剑谋害世尊。克孜尔壁画一般没有提婆达多和阿阁世王的形象，而是只绘一大象鼻卷长剑向佛刺去（图6）。醉象伤佛故事在《增一阿含经》卷九：阿阉世曰：沙门瞿昙亦无圣道，不知人心来变之验。王阿阖世即勃象师，汝速将象饮以醇酒，鼻带利剑，即放使走，尔时，世尊将诸比丘诣城门，适举足入门。……时，五百比丘见醉象来，各各驰走，莫知所如。时，彼暴象遥见如来，便走趣向。侍者阿难见醉象来。在世尊后。不自安处。白世尊曰：此象暴恶，将恐相害，宜可远之。世尊告曰：勿惧。阿难，吾今当以如来神手降伏此象。如来观察暴象不近不远，便化左右作诸师子王。于彼象后作大大坑。时，彼暴象见左右师子王及见火坑。即失尿放粪。无走突处，便前进向如来。尔时，世尊便说此偈：汝莫害于龙，龙现甚难遇，不由害龙已，而得生善处。尔时，暴象闻世尊说此偈。如被火燃。即自解剑。向如来跪双膝。投地以鼻舐如来足……[3]克孜尔壁画除了绘出提婆达多现实形象外，还有他过去劫中与佛前世的种种恶怨的故事。这些都在佛本生故事壁画中出现。计有：“大龟因缘”、“九色鹿本生”、“猕猴王救花鬘人遇害”、“熊救樵人被害”等。这些故事中的忘恩负义者，均是提婆达多的化身。提婆达多砸佛事件还属于释迦牟尼的“九罪报”之鸠摩罗什（Kuma^rajiva）《大智度论》卷九说：何以故受九罪报。一者梵志女孙陀利谤。五百阿罗汉亦被谤。二者旃遮婆罗门女。系木盂作腹谤佛。三者提婆达推山压佛伤足大指。四者进木刺脚。五者毗楼璃王兴兵杀诸释予佛时头痛。六者受阿耆达多婆罗门请而食马麦。七者冷风动故脊痛。八者六年苦行。九者入婆罗门聚落乞食不得空钵而还。克孜尔壁画里除了提婆达多砸佛外，还有几个“九罪报”故事。这也是其他石窟所少见。②说明克孜尔石窟的“佛传”题材十分注重“因缘果报”的阐发。四、六师与释尊同时代的六位思想家，称为六师。他们是：删阁夜毗尼子（San~jaya Belatthioutta）、阿耆多翅舍钦婆罗（Ajita Kesakambala）、末伽梨拘舍梨（Makkhali Gosala）、富兰那迦叶（Purana Kassapa），婆浮陀迦旃那（PakudhaKaccayana）、尼乾陀若提子（NiganthaNataoutta）。六师所代表的思想与佛教的政治思想都属于反对婆罗门（brahman。）的“沙门（~ramana）思潮”。在当时印度社会民众中有广泛的影响。但佛教与六师有激烈的斗争。佛教以“契合真理”自居，认为其他派别均是“心游道外”，故称外道。克孜尔第80、97、114窟保存有较完整的“佛降伏六师外道”壁画，且都在中心柱洞窟的正壁或前壁上方显要位置上，画面比较大，显然是洞窟的重要内容。克孜尔石窟壁画六师的造型，均足龟兹壁画中的婆罗门的形态。有老者模样、有壮年形象，神态生动，别具情趣，将一场尖锐的斗争，描绘成非常平和的说理辩论（图7、8）。值得注意的是，在“佛降伏六师外道”壁画中，佛的上方绘出六个坐佛。表示释迦牟尼是承袭过去的毗婆尸佛（Vipadyin）、尸弃佛（S/ikhin）、毗舍浮佛（Vidvabha）、拘留孙佛（Krakucchanda）、拘那含牟尼佛（Kanakamuni）和迦叶佛（Ka~yapa）的法统，而具备无比伟力而能破斥诸外道的。五、多卢那梵名Drona，系拘尸那（Ku~inagara）城的婆罗门。汉译为香姓婆罗门。佛涅盘后，波婆（Pava）、遮罗频（Allakappa）、罗摩伽（Ramagama）、毗留提（Vethadipa）、迦毗罗卫（Kapila）、毗舍离（Veskya）、摩揭陀（Magadha）和拘尸那八国争分佛舍利。各国纷纷要用武力夺取，战争一触即发。多卢那自告奋勇调解纷争，将佛舍利平均分给各国，避免一场战争。《长阿含经》曰：时。香姓婆罗门受王教已，即诣彼城。语诸末罗曰：摩竭大王致问无量，起居轻利，游步强耶。吾于诸君，每相宗敬，邻境义和，曾无诤讼。我闻如来于君国内而取灭度。唯无上尊，实我所天。故从远来，求请骨分。欲还本土，起塔供养。设与我者。举国重宝。与君共之。时，诸末罗报香姓曰：如是，如是。诚如君言。……国内士民自当供养。远劳诸君，舍利分不可得。时，诸国王即集群臣，众共立议。……时。拘尸国即集群臣。众共立议。时，香姓婆罗门晓众人曰：诸贤，长夜受佛教诫，口诵法言，心服仁化。一切众生常念欲安。宁可诤佛舍利共相残害。如来遗形欲以广益。舍利现在但当分取，众咸称善。寻复议言。谁堪分者，皆言香姓婆罗门仁智平均。可使分也。时，诸国王即命香姓。汝为我等分佛舍利，均作八分。[5]在克孜尔石窟后室“八王分舍利”中都有多卢那的形象。最完整和清晰的一幅是现藏于日本的224窟的多卢那头像（图9）。六、须拔陀罗 梵名Subhadra，汉译名善贤、好贤等。拘尸那城120岁的婆罗门，聪明多智。得知佛在双林即将涅盘（nirvana），即要求见佛。佛为须拔陀罗宣示“八圣道”（aryastangikamarga），当夜就出家受戒，成为佛最后度化的弟子。皈依后不久，即得阿罗汉（arhat）果，并先佛灭度（nirva^na）。克孜尔石窟后室佛涅盘像下方多绘有须拔陀罗身穿白色大袍，面向佛坐于地上的形象（图10）。《长阿含经》记载：是时，拘尸城内，有一梵志，名曰须跋，年百二十，耆旧多智。闻沙门瞿昙今夜于双树间当取灭度。自念言，吾于法有疑，唯有瞿昙能解我意。今当及时自力而行。即于其夜，出拘尸城，诣双树间。至阿难所，问讯已，一面立，白阿难曰：我闻瞿昙沙门今夜当取灭度，故来至此，求一相见。……时。佛告阿难，汝勿遮止，听使来入。此欲决疑，无娆乱也。设闻我法，必得开解。阿难乃告须跋。汝欲觐佛。宜知是时，须跋即入。……须跋受教。……于是，须跋即于其夜，出家受戒，净修梵行，于现法中，自身作证，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得如实智，更不受有。时夜未久，即成罗汉。是为如来最后弟子，便先灭度而佛后焉。山克孜尔205窟阿阍世王故事中的四相图的“涅盘”里，须拔陀罗的形象更为鲜明。七、佛弟子有迦叶（Maha-ka~yapa）、阿难（Ananda）、乾荼、罗云、沙弥均头、优毗迦叶、大迦旃延（Mahakatyayana）、离越（Revata），大目犍连（Maudgalyayana）、阿那律（Aniruddha）、须菩提（Subhati）、侨陈如（Kaundinya）等。由于有些画面模糊，有些弟子身份尚难断定。佛弟子中最常见的是迦叶和阿难，主要在佛涅盘像的一侧，形象十分鲜明，迦叶为老者形象，阿难为青年形象。其他弟子集中在“须摩提女请佛缘”（Sumagadhi—nidana）中。须摩提女请佛故事是说：舍卫城（S/ya^vasti）长者之女须摩提，与其父共皈依佛教，后嫁给了信仰“裸形外道”（acelaka）的满财长者为妻。经过须摩提女的说服，满财长者皈依了佛教。此故事表现了须摩提女请佛与弟子到舍卫城进行种种神变（vikurvana）的情景。各弟子大显神通（abhijn~a^）乘各种变化之物在前，佛在最后，十分壮观。克孜尔石窟有“须摩提女请佛缘”故事壁画的有第178、198、205、224窟。各窟壁画佛弟子排列顺序不一。以比较完整的第224窟为例，佛弟子顺序与变化出之物是：乾茶背大锅、沙弥均头变出五百花树、罗云变出五百孔雀、优毗迦叶变出五百七头蛇、离越变出五百龙、大目犍连变出五百六牙白象、阿那律变出五百狮子、大迦叶变出五百马、后面应该是大迦旃延和须菩提，但已残缺（图11）。虽然“须摩提女请佛缘”展示了“神通”的神异故事，但这些弟子都是真实的人物。八、克孜尔石窟壁画中还有许多释迦家族中的人物，如释迦牟尼父亲净饭王（Suddodana）、母亲摩耶夫人（Maya）、姨母摩诃波阁波提（Maha^praja^pati）、妻子耶输陀罗（Yas/odhara^）、儿子罗喉罗（Rahula）和难陀（Nanda）等。克孜尔第206窟（Hohle mit der Fusswaschung）主室两壁上绘有释迦牟尼家属皈依（garana）佛教的壁画。（图12、13）克孜尔石窟壁画出现以上人物，都是佛陀一生圣迹的“佛传”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经与佛经查对，出现上述人物的“佛传”故事，大部能与《修行本起经》（Carya-nida）、《太子瑞应本起经》、《方广大庄严经》、《贤愚经》（Damamakanidana·satra）、《长阿含经》（Dirghagama），《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Mala-sarvastivada-vinaya-sudraka-vastu）等小乘经典对应上。特别是克孜尔石窟的涅盘题材，故事丰富，人物众多，许多情节与《阿含经·游行经》所述相符合。强化佛一生圣迹的宣示，主张“唯礼释迦”是小乘佛教最重要的理念，尤其是说一切有部（Sarvasti—vadin）特别注重对释迦牟尼传记作“阿毗达磨”（abhidharma）的考察。龟兹地区佛教深受印度西北迦湿弥罗（Ka~mira）佛教的影响。此地在公元l世纪后，为贵霜（Kusna）王朝所辖。贵霜王朝第三代统治者迦腻色伽（Kaniska），大力扶直佛教，推动佛教向外传播，对佛教东传起到巨大的作用。西域佛教就是在贵霜王朝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迦腻色伽曾举行佛教三藏结集。此次结集编汇了《大毗婆沙论》（vibhasa），自此，研究“阿毗达磨”的风气甚盛此国。盛行于印度西北一带的说一切有部也就成为注重“阿毗达磨”的佛教派别。随说一切有部在西域的传播，“阿毗达磨”思想在龟兹地区必然流行开来，克孜尔石窟壁画中释迦牟尼事迹的兴盛，即这种思想的表现。而且这种思想在龟兹长期流传，长久不衰。有以上内容的洞窟年代大致在公元5—7世纪间。这个时期的龟兹石窟壁画，除了继续表现“唯礼释迦”的内容外，又出现了“佛降伏六师外道”、“降魔成道”、“须摩提女请佛”、“梵天劝请”等重大题材。大家知道，公元4世纪时，龟兹佛教高僧鸠摩罗什（Kuma^rajiva）从小乘改宗大乘。大乘思想一度在龟兹蓬勃发展，小乘受到一定的制约。鸠摩罗什东去后，小乘佛教再度兴起，而且提升的势头很猛。故克孜尔石窟这一时期出现强化释迦牟尼“神变”和“神通”的大型壁画。总观克孜尔壁画佛教史人物的纷繁出现，应当与上述龟兹佛教背景紧紧相关。（本文是印度MARG出版社出版的《丝绸之路上的克孜尔》的中文稿，英文版于2008年3月在印度孟买出版）注释：[1]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38，《大正藏》第24册，第40lb，c页。[2] 《增一阿含经》卷四十七，《大正藏》第2册，第803b页。[3] 《增一阿含经》卷九，《大正藏》第2册，第590c页。[4] 见拙着《龟兹石窟“佛受九罪报”壁画及相关问题研究》。[5] 《长阿含经》卷4，《大正藏》第1册，第029b，c页。[6] 《长阿含经》卷4，《大正藏》第1册，第15a、b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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