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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光口述/文靖撰写:回忆周总理“五九接见”

李春光口述/文靖撰写:回忆周总理“五九接见”

周恩来总理

人文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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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光口述/文靖撰写(2011.6.10.)

1970年5月,中央决定除“样板团”之外的北京各中央直属艺术团体、院校一律下放军队农场。下放前十天,5月9日,晚十一时许,周总理在中南海召见各单位军工宣传队负责人、单位负责人(“革委会”、“大联委”[“大连合委员会”] 负责人)和群众代表,约两百来人。

总理一落座,就提出音乐学院问题。没问几句,就说“得听听李春光的。”
我站起来。

总理说:“你到前面来嘛。”

(这里可能需要做一点解释:一九六八年七八月间,解放军、工人宣传队进驻高校,凶神恶煞,不可一世, 动不动“毛主席派我们来……”。【当时发表“最新指示”:“宣传队要在学校长期留下来……并且永远领导学校。”】但是,没过多久,我同宣传队领导发生激烈冲突,一再逼我认错检讨,遭拒【我确实没有错——这是另一个故事,说来话长,有空再讲】,遂于次年【1969】三月一日晨把我抓进“黑帮劳改队”实行“专政”。我绝食抗议,到第四天,父亲急了,给总理写一短信【不足千字】,请求其单位军代表转呈,经几小时研究、请示后,答复说:宣传队由毛主席亲自派驻,我们不能插手,最好由你本人直送总理。当天傍晚,父亲把信送去,总理即要秘书打电话到音院,要求放人。工宣队长顶牛不放,说:死了人杀我的头。次日下午,文化部系统军宣队副总指挥【某野战军副政委】到音院,据说拍着桌子发了很大脾气。又到隔离室来看我,态度非常和气。我同他讨论区分 “两类矛盾” 问题,我说:如果一时分不清,就应该先作为内部矛盾处理,否则会使自己陷于被动——“捉人容易放人难”啊……他高兴地说:李春光同志,你思想水平很高嘛!【不久前发现,那谈话记录居然还在。你有兴趣可以看看。】他叫来一位军医,为我静脉注射葡萄糖并开车送我回家。几天后,我写了一篇《评“三一事件”》,批评宣传队“转移斗争大方向”【这文章底稿现也还在】。不久,总理办公室值班秘书吴庆彤【后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到音乐学院调查数日,也找了云德海【音院青年工人,群众组织 “北京公社” 头头之一】和我,长谈两三小时。数月后,一天下午,突然召开全院大会,音院军宣队长林世昌和文化部系统军宣队总指挥张光【某野战军军长】分别宣读两篇检讨,说“三一事件”犯了“方向性错误”。)

总理把我叫到跟前,说:“你是国务院参事李一平的儿子嘛 ——你看,你家里我都晓得。”(父亲从抗战时期起同总理、董老等共产党人多有交往,1950年以“教育界特邀人士”出席首届政协,后任政务院 - 国务院参事。)总理问:“你今年多大了?”答:三十岁。总理反应非常之快,立刻说(没有片刻间隙。我当时就颇感吃惊):“解放的时侯才上小学嘛。小学,中学,大学,你是‘两门干部’。不过,学校也可以算机关了,你也是‘三门干部’了。”(所谓“三门干部”,指出了家门进校门、出了校门进机关门、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干部。)又问:“你学什么?声乐还是器乐?”答:学理论,总理说:“哦?你是理论家啰。实践了没有?”我愣住了,答不上来,总理说:“理论,还要实践。写过什么文章吗?”我说:写得很少,水平很低。总理又问:“下过乡吗?”我说:参加过四清。总理问在哪里四清,我说先在通县后在衡水 ——就是曾经发生地震你去过的那个地方。总理于是问起四清中的一些事,说到“(王光美)桃园经验”、“二十三条”,等等。

这时有人要求发言(大概觉得我对总理说些无关紧要的话太耽误时间),总理说:“你不要打断,我同他多谈几句嘛。”其间不知怎样谈到“四条汉子”,总理问:“你知道‘四条汉子’是怎么回事吗?”“鲁迅那些文件你读过吗?”(他不说“文章”而说“文件”,我觉得新鲜,因而印象深刻记忆清晰。)我说读过。总理又问:“怎么读的呢?”我说:家里有一部《鲁迅全集》,从那里读的。总理说:“还是因为你父亲有这方面的接触了。很多人不晓得。”后来再次谈到“四条汉子”,总理说:“比如李春光,今年三十岁,解放的时候才九岁嘛,他跟‘四条汉子’有什么关系呀?”(有批判会曾说我是四条汉子“孝子贤孙”。总理很可能从秘书调查中得知。不过,他此刻这样讲,无疑是说不要给年轻人乱扣帽子)又问:“你们(指“北京公社”)一共有多少人?”我说三十几个。总理问:“都没有‘下山’吗?也不参加他们的学习吗?”(当时号召“大联合”,宣传队主持建立了“大联委”,我们认为是以多数派吃少数派,拒绝参加。)我答:都没下山,也不参加他们的学习。总理说:“看来你们两派影响都不大。”

接着问起音乐学院一些事,非常仔细、准确,没有弄错一件事情,没有说错一个名字,我当时就很惊讶。总理指着我对大家说:“他们给我送来很多材料,摞起来有这么高,我都认真看过。”(抬起左臂,两手掌心相向,相距尺许。后由国务院办公室整理下发的谈话记录稿【题为《总理五九指示》,八开白纸小字复写,约十来页】中记为“摞起来有尺把高”。)总理说:“‘S、F、S、W’这四个人比较注意了,但是一定要把材料搞清楚。”(这句话我记得很清楚。但是我们为什么事情上报“S、F、S、W”?记不清了。总理还就音乐学院另一些事说了一些话,也记不准确了,故从略。)又谈到宣传队问题,云德海要求发言,激动地说驻音院宣传队犯了许多错误却拒不检查。总理皱起眉头,抬头看看云,说:“怎么没有检查呢?他们两篇检查稿子我都看过的嘛。……年轻人,敢于提意见是好的,但是,也要懂得尊重领导。领导,总是经验多一点嘛。领导当然也会说错话,谁不说错话呢?不要抓住一句错话就没完了。”他是两头做工作,后来问一位工宣队员:“你今年多大了?”回答说四十六岁,“是党员吗?” 回答 “是” 。总理说:“老工人,老党员,就要懂得爱护年轻同志。列宁说过‘年轻人犯错误,上帝都是可以原谅的’嘛。……不要说起话来硬锵锵的。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十二届三中全会讲话录音,你们都听过嘛,那是多么慈祥。”又说:“我们的副统帅林彪同志,也是这样的嘛。”

我在总理跟前站了半个多小时(吴庆彤给我搬去一把椅子,我没坐),谈音乐学院的事情大约二十几分钟,最后,总理问:“你看这些意见能不能供你们参考?”我说:总理的话完全符合实际,我们一定照总理的指示办。总理摇摇头,说:“不要说‘指示’。我只是建议。我也不了解情况。不知道什么时候说错一句话,又要贴大字报了。”随后示意我坐下。

其间韩念龙(外交部副部长)三次进来,把一些文件放在总理面前,一句话不说,站在总理背后,待总理看完,韩拿起文件离开。前两次约十几分钟。第三次,总理看了几分钟,抬起头对大家说:“我进去看点东西。这么晚了,你们也休息一下。”这时大概深夜两三点钟了,有的人不惯熬夜,就靠在椅子上睡起觉来。大约过了四五十分钟,吴庆彤对大家说:“总理一整天没有休息,上午九点还有一个外事活动。我有个建议:如果没有特别重要、紧急的事情,等一会儿总理出来,就不要主动提问了。好不好?请大家考虑。”

总理出来后,问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人吭声。总理说:“还谈吗?这么晚了。”仍旧没人说话。总理说:“哦,刚才讲到‘二流堂’,这个事情我要把它讲完。否则,我们这些老头子死了,没有人能讲得清楚了。当时延安演秧歌剧《兄妹开荒》,里头有个‘二流子’,吴祖光、黄苗子几个人,当时都在重庆,饱食终日,言不及义,被叫做‘二流子&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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