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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来中国虽然在法律理论和条文层面上缺失主体意志,但在法律实践层面上,却一直显示了相当程度的主体性,今天可以明确并认可这种抉择,而不要陷于完全盲从西方现代主义霸权话语的心态之中。本书提倡实践历史的研究方法的目的,正是为了摆脱那种心态,是为了确立本书所涉及的法律实践所体现的传统法律的现实性以及立法精神上的主体性,由此来探寻中国自己的现代法律。序言与导论,并附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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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是20世纪的终结,“大写的人”遭遇了市场化,“人的文学”面临危机。《白鹿原》代表的理学世界观,在非阶级化的人性偏好下,将“民族的历史”演绎成“民族的秘史”;边疆作品《尘埃落定》,深耕多元文化,拒绝“市场经济化”与“体制化”,保持了生机活力;《马桥词典》从事民俗学和文化民主的写作,致力于复兴那些由于被视为“方言”而遭到排除、压抑的人类精神活动。随着社会分化、区域间隔以及全球化,出现了具体的人、阶级的人、鲜活的人,这是人文主义意识形态的危中之机,是一个值得展望的文学自由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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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90年代文学的状况和90年代小说的状况,我们的教材里似乎什么都说了,但是又什么都没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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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得知《台湾社会研究季刊》(以下简称“台社”——编者注)即将举办二十周年纪念活动时,心中微微有些触动。1990年代初期,杭之先生来北京访问,我们在《读书》杂志的活动中见面,第一次读到《台湾社会研究季刊》;那时中国内地的知识分子还处于1989年的阵痛之中,对于台湾知识分子争取民主的斗争抱有自然的同情,也因此对于诞生于八十年代解放运动中的“台社”怀有一份建立在陌生之上的亲切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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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高等研究院并不要求学者定期拿出自己的成果,实际上它不鼓励学者把时间都用在完成自己的课题上,而是鼓励学者通过跨学科、跨文化的交流,产生出新的想法,从而为新的研究或修订已有的计划提供新鲜的能量。
高等研究可能有其他的一些目标,我们不能完全按照现实功利的目标来规划高等研究。高等研究要生产什么东西呢?生产一些想法,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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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高等研究”的理解是既立足于现存学科而又超越之。当今的社会科学各学科固然都是西方的舶来品,但它们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在今天的全球化世界现实之下,中国学者和学生们必须了解并掌握其已有成果。在这方面,我们的观点和现存院系是基本一致的。 但我们还有更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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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模仿福尔摩斯的层次而言,我认为霍桑这个角色更近似“后殖民”理论家Homi Bhabba所谓的“模拟”(Mimiety),即被殖民者学他的主子,外表惟妙惟肖,但独缺肤色,而且也有“主体性”(Subjectivity)的问题。霍桑故作爱国,可能是矫枉过正,或者说作者故意把霍桑的“中国性”加强,以说服读者,然而他的洋化和西化的一面,则显然是福尔摩斯的翻版。正因为霍桑在造型上的混淆,所以我觉得整个效果远远比不上程小青的“伪作”《龙虎斗》。既然是假造,他可以尽量放手造得几乎以假乱真,而真正创出一个中国侦探的时候,却反而有点虚假。而且,程小青为了研究侦探学和犯罪学,上了美国函授学校,所以在小说中拼命提倡这两门新学问,反而使得情节松散,不能一气呵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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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政治
2009/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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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头第2页是索罗斯新书《带你走出金融危机》(The New Paradigm for Financial Market)第35页,他从“反身性”中得出了对美国“言论自由”,波普的“开放社会”的新认识。
接下来是索罗斯另一本书《美国的霸权泡沫》中“人民主权和自然资源”和“我的概念框架”两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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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机已经揭示了很多关于美国的令人不愉快的事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一位前首席经济学家道出了其中非常惊人的一个:金融产业已经有效捕获了美国政府,新兴市场的这种事态更加典型,这也是很多新兴市场危机的核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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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什么要讲道德?所谓“应该”之事为什么应该?或者换个专门化的术语来说,道德的根源、基础何在?这是一切伦理学中最根本的问题。表面上看,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似乎很迂腐,实际上却具有特别现实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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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共相”(理念、普遍性、同一性概念)的本体论地位问题,自从柏拉图最早提出 “理念”说以来,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争论。在传统哲学中大体上有实在论与唯名 论以及居于两者之间的概念论三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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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之为共相与本质之为殊相( 使事物“恰恰地是这个事物”的东西) 两者间究竟有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本质”是如何由共相发展成为“恰恰地是这个事物”的殊相的呢? 亚里士多德似乎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 而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却在这方面给了我们很深刻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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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金太尔在《追寻美德》一书中所表达的中心思想是:以启蒙运动为代表的现代自由主义之“道德谋划”——即:凭借普遍理性的预设建立普遍规范伦理,以填补上帝退位后所留下的道德规范空缺,重建现代公共社会的伦理秩序——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已然失败,而重叙以亚里士多德美德伦理为典范的美德伦理传统,则是挽救这一道德文化失败的惟一可能的通途。不过,在确信并认可麦金太尔的上述判断之前,人们有理由至少提出这样三个问题:现代社会和现代人为何追寻美德?何处追寻美德?如何追寻美德?回答这些问题正是《追寻美德》一书的基本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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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stitutional conditions of practical progress
The complete text of "Plasticity into Power: Comparative 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Institutional Conditions of Economic and Military Success," which forms part of the Politics series. The book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88 and is to be republished by Verso in the near future. It explores, in comparative historical detail, an idea that plays a major role in my social-theoretical writings: the idea of the practical as well as the moral advantages of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nd discursive practices that facilitate their own revision.
"Plasticity into Power" was published by Verso in a new paperback edition in 2004 together with "False Necessity" and "Social Theory: Its Situation and Its Task." To order this book go to the "my books" section of this web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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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民主简化为“程序民主”其实是对民主的异化,在非西方国家的实践中成功率极低,因为他们没有西方“程序民主”所需要的政治文化和传统土壤。我认为民主应该是“实质民主”和“程序民主”的结合,但首先是“实质民主”,即体现民主的内容及其所要服务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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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中国文学史新著》出版后,章培恒与《文汇报》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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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我想提出的问题主要是关于自我(self)的问题,也就是在中国近代思想的变化中,中国人对自我的态度、看法是否有所改变的问题。现在正式写出来的题目是“个人观”,所以我在下面也将略作调整,以免文不对题。好在“自我”与“个人”关系很密切,内容调整并不太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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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彭春将儒家精神引入了《世界人权宣言》。由于他的折冲樽俎,宣言的起草才得以顺利进行而免于流产. (为网络阅读方便,附:《世界人权宣言》原文及若干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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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的英文文章,译者佚名,其中引文都译成了白话。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国史探微》中有此文,据的是台湾联经本,该文为梁庚尧译。附《国史探微》目录与一篇1982年杨写的台湾版序,其中提到引文查找。恐非同篇,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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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种越来越明显的迹象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一种是当代国际社会所出现的日益加剧的民族主义情绪和由之引起的地区性民族冲突;另一种是某种普遍主义形式掩盖下的文化帝国主义和政治扩张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