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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4月30日,杜威应中国五所学术机构的联合邀请,由日本乘船抵达上海,开始了在中国的访问和讲学活动。过了三天,五四运动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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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法律移植与现代国家转型为背景,考察了最近20年来法理学思潮从马克思主义法理学到法律文化论和法律现代化论的内在发展逻辑,作者提出这些主流思潮坚持一种“没有国家的法律观”,它不仅是法律移植的政治意识形态得产物,而且是法律共同体的职业意识形态的产物。这种思考与法学家的自我身份认同密切相关,由此被称为“法律人的法理学”。基于反思这种法理学在处理国家与法律关系上的方法论误区,作者考察了当代法理学中的边缘学说,即实用主义法理学,对整个主流思潮的批判,以及由此形成本土主义方法论与本土主义政治立场之间的张力。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立法者的法理学”,试图在更广阔的理论背景上,重新把国家与政治作为法理学思考的中心,从而在技术意义上整合“ 法律人的法理学”,思考中国在民族国家与文明国家的转型中面临的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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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分析了香港回归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三次解释中所采用的法律解释方法,包括文本解释、结构解释和立法原意解释等。文章强调“人大释法”在娴熟地采用这些法律解释方法时对法理学说的运用。文章指出,在居港权案中, 特区终审法院与人大释法在法律解释方法上的分歧主要在于确定体现立法原意的权威本文的过程中, 究竟是采取程序主义的形式审查, 还是实质主义的意图推定,这不仅是法律解释方法的不同, 而且是法理学说和政治立场的不同。在此基础上, 文章批评了立法者不适宜解释法律的流行偏见, 呼吁将基本法纳入到国家宪政体制中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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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法律传统形成于陕甘宁边区政府时期,这一时期所发明的马锡五审判方式以及由此推动的人民调解成为中国共产党法律制度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主要传统之一,这一传统直至今天依然影响着中国的司法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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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带来了改善和转型,但改革是一种渐变和协调的结果,而转型是一个更广泛的概念,有时候还会代表暴力或者革命。改革是从上到下在国家层面上进行的,但转型可能有更多的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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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程度上我国城市已经进入一种多元信仰文化并存的状态,城市居民对各种信仰文化的了解呈现多样性特征,信仰文化的传播渠道呈现多元化状态,文化软实力的内在建设实际上是进入了一种“跑马圈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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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尚批评与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规模巨大的文献目录,形式主义作家们对此贡献尤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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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兹是当今学界最系统研究民主化的著名学者之一。在数十年的从教生涯和学术探索中,林兹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民主化研究路径和学术体系。林兹的研究主要涵盖了对极权主义政体和权威主义政体内涵的界定和特征的分析,对民主政体崩溃的过程和原因的探讨,对民主的巩固所需条件的概括,以及对总统制和议会制的比较。本文在简要介绍上述主题的同时也对相关问题予以了简要评价,以期通过对林兹的简要介绍而为国内政治学研究的发展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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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澎老师让我讲80年代以来的批评史和批评现状,这涉及到很多概念性的问题和一些历史问题。我想把中国现代艺术的实践与批评实践与这些问题结合起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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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之元,王绍光,郑永年,张维为,Daniel Bell等出现在这个基于一次巴黎会议纪录片里。 教育网读者注意,stream观看需要能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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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弹奏的古琴,多数并非传统的古琴,而是受到西方文化深刻影响的古琴。当代琴家对琴曲的处理,除了吟猱和节奏的改变,有时甚至改变旋律。他们认为这是‘表现自我’,其实是对传统的背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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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目标的纲领性文件——新医改方案在历时3年,数易其稿后,4月6日正式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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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9年,国家邮政局开始着手修法,到2009年4月24日通过,《邮政法》的修改走过了10个年头。国务院从2006年开始,每年都将《邮政法》列入当年一类立法计划,全国人大法工委2006年就已着手调研,做好了迎接的准备,但由于各方分歧太大,国务院几次都未能提交全国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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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2009-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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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格利茨的“中国免费机票”对比克鲁格曼中国3次演讲狂捞400万,没时间了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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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社会
政治
2009/05/20
| 阅读: 4690
改革三十年来中国国家在旧体制和市场化的相互作用下,形成了一个比较独特的国家体制,它既是中国三十年来经济发展“奇迹”的能动主体,也是同时期凸现的社会和环境危机的主要根源。它既可能凝固为一个僵化的体制,也可能是一个仍然在“转型”中的体制。本文先讨论此体制和发展与危机之间的关联,再讨论其在运作中所显示的一些特点,最后提出对进一步改革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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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题记:本文原载《开放时代》2009年第2期:51-73页。感谢白凯(Kathryn Bernhardt)、艾仁民(Christopher Isett)、彭玉生、余盛峰、周锡瑞(Joseph Esherick)、李放春、夏明方以及两位匿名审稿人给本文中/英文稿提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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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大众对于当前中国不平等的状况和趋势的不满程度如何?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和一些中国政府官员都提出,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市场改革造成的不平等状况不断加剧,普通民众对资源分配的不公非常不满、甚至愤懑。通常认为,那些从改革中获益甚微的弱势群体,特别是农民,应该对当前的不平等心存怨怒。为了考察这些看法是否属实,我们对一项于2004年在全国范围内收集的调查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首先,尽管中国受访者对当前不平等的一些方面确有微词,但是他们总体上仍倾向于认为,目前产生各种社会不平等的资源分配模式是比较公平的,尤其是在社区内部。其次,与其他一些国家的类似调查结果的比较发现,中国受访者相对而言对社会不平等批评较少,同时更容易对个人通过教育、天分和勤奋努力来实现向上流动的机会持乐观态度。再次,总体而言,农村居民受访者,尤其是从事农业的农民,相对于城市居民和职业地位较高的受访群体,反而对社会不平等状况的反应要来得和缓,他们不太认为当前的情况是过分和不公平的。由此可见,民众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并不一定能代表他们对社会不平等的主观态度,而仅仅知道基尼系数或其他一些衡量收入分配的指标,也未必就能预测社会大众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基于这些发现,本文在结论部分讨论了中国今后在社会稳定方面可能出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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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危机的蔓延和中国政府采取强有力的应对措施是当前中国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事件。以此为背景,本文运用社会学概念和工具,对经济危机传导的社会机制、从经济问题向社会问题传导的社会机制,以及政府应对经济危机的政策措施问题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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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法律
2009/05/20
| 阅读: 2338
本文以联合国犯罪受害调查和公安部的立案不实调查为依据,对我国1978年以来犯罪的实际发案情况进行了估测。考虑到有许多犯罪案件发生后受害人没有报案以及立案不实顽症的客观存在,我国的犯罪问题实际上比以立案数为标准的统计值所反映的情况要严重得多。2004年全国犯罪发案数、犯罪率分别达到约2548万起、1800起/10万人,分别比同年犯罪立案数统计值(471.8万起)和犯罪率统计值(363起/10万人)高4倍。不过,我国的犯罪率仍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