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得知《台湾社会研究季刊》(以下简称“台社”——编者注)即将举办二十周年纪念活动时，心中微微有些触动。1990年代初期，杭之先生来北京访问，我们在《读书》杂志的活动中见面，第一次读到《台湾社会研究季刊》；那时中国内地的知识分子还处于1989年的阵痛之中，对于台湾知识分子争取民主的斗争抱有自然的同情，也因此对于诞生于八十年代解放运动中的“台社”怀有一份建立在陌生之上的亲切感。1989年之后，台湾岛内涌动的激流渐成激荡之势，不但政治氛围变化莫测，即便在知识领域，分化和重组也是常态，从价值判断到感情方式，无一不在巨变之中。“台社”作为一个知识群体不可能自外于社会政治的变迁以及由此产生的剧烈争论。1997年，当我被光兴从机场截至“台社”会场时，我第一次对我的“大陆身份”有如此清晰的体认。一方面是交往日益频繁，另一方面是由历史和价值所塑造的差异在两岸知识分子之间凸现出来。那种“自然的亲切感”必然被选择与判断所取代，但也因此，人们才能够超越那种建立在陌生之上的亲切感(或敌对感)，在完全不同的地基之上，找到自己的同志或同路人。
过去二十年中，内地曾出现一些民间刊物，但都很短命，这倒并不都是言论自由受限的原因。一个例证是，在比较“自由”的香港，“异议”刊物(如《七十年代》等)也渐渐式微。坚持二十年之久的中文同仁刊物本属罕见，而在这个复杂动荡、持续分化的时代，坚持二十年之久并能够保持初衷又适应变化的中文刊物几乎没有。更进一步说，不单是在中文世界，1989年以降，在世界范围内，许多以“异议”相标榜的群体和刊物以各不相同的方式陷入“看似异议其实毫无异议”的泥沼，它们或者迅速地销声匿迹，或者只是维持着原先的门面而不再有实质的内容。以“异议”之名支持北约对南斯拉夫的肢解和对科索沃的入侵(如某些欧洲和美国的左翼或自由左翼)，在反对共产主义或前共产主义的名义下毫无保留地支持资本主义体制(如许多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前异议分子)，在反对国家干预和主张开放或世界主义的姿态下倡导掠夺性的新自由主义(如中国的自认代表进步潮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反对民族主义的旗帜下支持另一种民族主义，对民族主义知识的基本前提毫无反省(到处都有，形式各异)，在自由民主的旗帜之下不但将新的社会不平等和分化合法化，而且为美国霸权提供地缘支持(如若干东欧和中亚“颜色革命”中的现象)——我们可以随手举出这些“看似异议其实毫无异议”的例证。民主、自由、民间等1980年代“异议运动”所依托的观念、价值和社会主体日渐含混、面目不清；国家的角色、全球化的力量等难以从一个单一的方向上加以判断，从而反国家或者反全球化也并不能自明地代表进步或异议。因此，没有对异议及其前提的再思考就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异议。
这是一个深刻的去政治化的语境。在这个语境中，以异议为取向的群体如何维持自己的“异议”，如何在纷纭的“异议”之间保持同仁群体的团结和力量，是一个异乎寻常的挑战。在这个意义上，“台社”至今仍然保持着“异议的”活力，是一个巨大的成就。徐进钰、陈光兴将“台社”的“异议思想”建立在“对‘本土化’、‘民主化’、‘多元化’、‘自由化’以及‘全球化’等概念除魅”，以“避免‘本土化而排除异己’、‘民主化而拒绝问责’、‘多元化而压迫多元’、‘自由化而抛弃正义’以及‘全球化而罔顾平等’的历史闹剧重演”之上，表明了“台社”群体的历史自觉和政治敏锐性。这是一种自觉到过去形态的“异议”之不可能而坚持异议的态度。纵览《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的主题及其变迁，我觉得这不但是一种宣示，也是客观的描述，“台社”成员在族群、国家、民主和经济发展等众多问题上所做的历史分析和理论研究是将异议与对先前的异议及其蜕变的反思综合起来的范例。2003年，在“台社”成立十五周年之际发表的《迈向公共化、超克后威权》是一篇重要的理论宣言，它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批判或异议的地基提供了路线图。
但是，即便有着这样的自觉，异议的实践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其中之一是影响力的缩减。在剧烈的社会动荡和重组之中，异议的精微和复杂使得异议者不可能扮演振臂一呼的猛士的角色，异议不可能像在1980年代的潮流之中那样具有召唤力量。异议的衰落是世界性的现象，能够“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鲁迅对初期《新青年》的说法)并不多见。2003年“台社”成员四处奔波宣讲“台社”宣言时，我适在台湾，也曾亲临演讲和讨论的现场；“台社”成员为自己的理念而投身年轻人之中的场景，至今仍然留在我的脑海中。在我的印象中，尽管有许多年轻人真诚地参加讨论，其规模和深度并不如预期。这篇宣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力量与其说源自直接介入和行动，毋宁说源自理论分析与社会变迁之间的相互印证。总之，在异议思想的困境之中，批判的知识群体如何面对挑战?我在这里结合内地的状况，做几点建议。
首先，异议思想面临的困境和挑战来自异议得以成立的那些基本的概念、范畴和判断发生了深刻变化，因此，如果不能在这些基本的概念、范畴和判断方面做出理论性的思考，而仅仅满足于悖论式现象的描述，便难以突破目前的困局并与其他社会思潮真正区别开来。事实上，从1990年代以来，当重大的社会危机到来之际(如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现在正在发生的以美国为中心的金融危机)。右翼固然处于失语的状态，左翼也并没有在理论上对这些现象做出彻底的分析。由于后六十年代潮流的影响，大部分知识左翼忙于与十九世纪的社会思想和政治经济理论进行分离，但对资本主义及其政治体制的演变本身缺乏深入全面的研究。今天的社会体制会向另一种社会体制转变吗?如果是，那么当代异议政治的最高的和最低的目标是什么?如果不是，当代异议政治的最高的和最低的目标又是什么?这些目标不可能用几个抽象的、日渐模糊的概念加以描述，它必须扎根于对当代经济、政治和文化运动的透彻分析之中。因此，去政治化的社会状况不但没有取消反而加强了对于理论研究的要求；没有这样的理论研究，甚至以异议自命的人们也极易陷入当代社会体制所构造的“常识”之中，并随着社会的大潮从这个“常识”的这一端摆向另一端。
其次，异议思想的另一挑战来自能否在不同的主流叙述中提供不同的历史解释，并使得这些解释逐渐地深入人心。徐进钰、陈光兴的文章中提到两岸互动的困境和“台社”成员的重要努力。除了现实的地缘政治关系之外，两岸问题尤其牵涉历史记忆和解释；无论建立怎样的认识框架和现实连接(如全球性的和区域性的)，两岸问题都绕不过去。即便两岸知识左翼共享着若干理论的或价值的前提，但经验的和历史记忆的层面却很可能有着很大的距离。更重要的问题是：在涉及二十世纪的历史经验方面，并不是了解对方的主流看法就可；以补足我们知识上的不足，而在于必须致力于重建解释历史、尤其是重大事件的分析框架才有可能让我们从历史记忆中突围。在历史解释方面，我们也面临着另一同样的问题：尽管历史记忆有所差别，解释现代中国(乃至古代中国和相关区域)的框架却植根于诸如美国中国研究和其他历史叙述框架之上。换句话说，两岸知识分子的互动不仅需要增进对相互的历史记忆、制度框架等等的了解，而且需要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重构解释历史(尤其是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解释)的方法和视野。在民族主义、认同政治和区域关系等问题上，如何从深入细致的历史研究中提出解释历史的概念和框架，是重建理论视野的必要途径。
第三，韧的精神与策略的灵活性。批判或异议陷于孤立或寂寞是一个常态，高潮迭起既需要形势的烘托，也需要长期的坚持——这个坚持包含两重内容，一重内容是对基本价值的坚持，另一重内容是对这个包含着内在张力的群体及其活动的坚持。在急剧变化的潮流中，像“台社”这样包含着不同取向的批判群体，如何将内部的差异转化为创造性的张力，是一个策略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在中国内地，我们从小就熟悉一个口号叫作“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在许多大礼堂和教室中随处可见，却从来不明白为什么要将“团结”与“紧张”并列在一起，现在略有一点体会。没有团结的紧张就是对立和分裂，没有紧张的团结就是由上至下、缺乏活力的结构。这个普通的口号是对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对于这个革命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和评价，但它能够在漫长的时期内由小至大、由弱至强，“团结紧张”是—个重要经验。
除了韧的精神之外，策略的思考也是文化政治的关键环节。《新青年》通过“寂寞的奔驰”而对后世产生巨大的影响，恰恰在于它将对价值和立场的坚守与灵活的文化实践相结合。在1915年复辟的背景之上，《新青年》高度关注共和的成败，但却拒绝直接讨论国体和政党等所谓“政治”问题(就成员而言，其实未必)，转而将青年问题、妇女问题、家庭问题、教育问题、劳工问题、人口问题、语言和文学问题置于讨论中心，不但修改了那种将政治仅仅局限于国体与政党等层面的格局，而且为新的政治营造了基础。政治范围的扩展也为反思新政治的异化提供了持续批判和异议的资源。我在这里并不是说要师法初期的《新青年》不谈政治，而是说灵活性和批判策略是批判力量发展壮大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台社”在学术评鉴制度和其他各种问题上的出击已经为此提供了重要的经验，需要深化的是如何将这类工作与台湾政治和其他社会问题的思考更为有力地连接起来。
第四，理论与实践的有机互动是异议思想的基础。无论异议者如何定位自身，每—个异议知识分子都是当代教育和研究体制的有机分子，没有人可以拔着自己的头发将自己提升到超越这一劳动分工的“现实”之中。在这个语境中，重提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这一古老问题。首先在于对这一劳动分工构成的现实的反思；没有这一反思，异议知识分子最终也会蜕变为纯粹学院中的左翼知识分子，即丝毫不能触动既定劳动分工的激进思想的生产者。相较于内地的情况，“台社”最为宝贵的经验是始终保持着对现实的介入，这种介入既是行动的，更是理论的。对于实践的面向并不仅仅意味着直接行动，它也是一种理论要求。我在这里并不想重复“理论本身就是一种实践”之类的套语，而只是想强调：就学院知识分子而言，理论的概括力和爆发力本身是突破既定劳动分工、投身新的社会行动的动力之一。不待言，对于社会运动的介入、观察、研究和思考正是理论创新的源泉。
在“台社”成立二十周年之际，匆匆草成此文，以表达对“台社”二十年辛勤实践的敬意和祝贺。我也期待着“台社”有一个更具活力的未来。
过去二十年中，内地曾出现一些民间刊物，但都很短命，这倒并不都是言论自由受限的原因。一个例证是，在比较“自由”的香港，“异议”刊物(如《七十年代》等)也渐渐式微。坚持二十年之久的中文同仁刊物本属罕见，而在这个复杂动荡、持续分化的时代，坚持二十年之久并能够保持初衷又适应变化的中文刊物几乎没有。更进一步说，不单是在中文世界，1989年以降，在世界范围内，许多以“异议”相标榜的群体和刊物以各不相同的方式陷入“看似异议其实毫无异议”的泥沼，它们或者迅速地销声匿迹，或者只是维持着原先的门面而不再有实质的内容。以“异议”之名支持北约对南斯拉夫的肢解和对科索沃的入侵(如某些欧洲和美国的左翼或自由左翼)，在反对共产主义或前共产主义的名义下毫无保留地支持资本主义体制(如许多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前异议分子)，在反对国家干预和主张开放或世界主义的姿态下倡导掠夺性的新自由主义(如中国的自认代表进步潮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反对民族主义的旗帜下支持另一种民族主义，对民族主义知识的基本前提毫无反省(到处都有，形式各异)，在自由民主的旗帜之下不但将新的社会不平等和分化合法化，而且为美国霸权提供地缘支持(如若干东欧和中亚“颜色革命”中的现象)——我们可以随手举出这些“看似异议其实毫无异议”的例证。民主、自由、民间等1980年代“异议运动”所依托的观念、价值和社会主体日渐含混、面目不清；国家的角色、全球化的力量等难以从一个单一的方向上加以判断，从而反国家或者反全球化也并不能自明地代表进步或异议。因此，没有对异议及其前提的再思考就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异议。
这是一个深刻的去政治化的语境。在这个语境中，以异议为取向的群体如何维持自己的“异议”，如何在纷纭的“异议”之间保持同仁群体的团结和力量，是一个异乎寻常的挑战。在这个意义上，“台社”至今仍然保持着“异议的”活力，是一个巨大的成就。徐进钰、陈光兴将“台社”的“异议思想”建立在“对‘本土化’、‘民主化’、‘多元化’、‘自由化’以及‘全球化’等概念除魅”，以“避免‘本土化而排除异己’、‘民主化而拒绝问责’、‘多元化而压迫多元’、‘自由化而抛弃正义’以及‘全球化而罔顾平等’的历史闹剧重演”之上，表明了“台社”群体的历史自觉和政治敏锐性。这是一种自觉到过去形态的“异议”之不可能而坚持异议的态度。纵览《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的主题及其变迁，我觉得这不但是一种宣示，也是客观的描述，“台社”成员在族群、国家、民主和经济发展等众多问题上所做的历史分析和理论研究是将异议与对先前的异议及其蜕变的反思综合起来的范例。2003年，在“台社”成立十五周年之际发表的《迈向公共化、超克后威权》是一篇重要的理论宣言，它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批判或异议的地基提供了路线图。
但是，即便有着这样的自觉，异议的实践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其中之一是影响力的缩减。在剧烈的社会动荡和重组之中，异议的精微和复杂使得异议者不可能扮演振臂一呼的猛士的角色，异议不可能像在1980年代的潮流之中那样具有召唤力量。异议的衰落是世界性的现象，能够“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鲁迅对初期《新青年》的说法)并不多见。2003年“台社”成员四处奔波宣讲“台社”宣言时，我适在台湾，也曾亲临演讲和讨论的现场；“台社”成员为自己的理念而投身年轻人之中的场景，至今仍然留在我的脑海中。在我的印象中，尽管有许多年轻人真诚地参加讨论，其规模和深度并不如预期。这篇宣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力量与其说源自直接介入和行动，毋宁说源自理论分析与社会变迁之间的相互印证。总之，在异议思想的困境之中，批判的知识群体如何面对挑战?我在这里结合内地的状况，做几点建议。
首先，异议思想面临的困境和挑战来自异议得以成立的那些基本的概念、范畴和判断发生了深刻变化，因此，如果不能在这些基本的概念、范畴和判断方面做出理论性的思考，而仅仅满足于悖论式现象的描述，便难以突破目前的困局并与其他社会思潮真正区别开来。事实上，从1990年代以来，当重大的社会危机到来之际(如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现在正在发生的以美国为中心的金融危机)。右翼固然处于失语的状态，左翼也并没有在理论上对这些现象做出彻底的分析。由于后六十年代潮流的影响，大部分知识左翼忙于与十九世纪的社会思想和政治经济理论进行分离，但对资本主义及其政治体制的演变本身缺乏深入全面的研究。今天的社会体制会向另一种社会体制转变吗?如果是，那么当代异议政治的最高的和最低的目标是什么?如果不是，当代异议政治的最高的和最低的目标又是什么?这些目标不可能用几个抽象的、日渐模糊的概念加以描述，它必须扎根于对当代经济、政治和文化运动的透彻分析之中。因此，去政治化的社会状况不但没有取消反而加强了对于理论研究的要求；没有这样的理论研究，甚至以异议自命的人们也极易陷入当代社会体制所构造的“常识”之中，并随着社会的大潮从这个“常识”的这一端摆向另一端。
其次，异议思想的另一挑战来自能否在不同的主流叙述中提供不同的历史解释，并使得这些解释逐渐地深入人心。徐进钰、陈光兴的文章中提到两岸互动的困境和“台社”成员的重要努力。除了现实的地缘政治关系之外，两岸问题尤其牵涉历史记忆和解释；无论建立怎样的认识框架和现实连接(如全球性的和区域性的)，两岸问题都绕不过去。即便两岸知识左翼共享着若干理论的或价值的前提，但经验的和历史记忆的层面却很可能有着很大的距离。更重要的问题是：在涉及二十世纪的历史经验方面，并不是了解对方的主流看法就可；以补足我们知识上的不足，而在于必须致力于重建解释历史、尤其是重大事件的分析框架才有可能让我们从历史记忆中突围。在历史解释方面，我们也面临着另一同样的问题：尽管历史记忆有所差别，解释现代中国(乃至古代中国和相关区域)的框架却植根于诸如美国中国研究和其他历史叙述框架之上。换句话说，两岸知识分子的互动不仅需要增进对相互的历史记忆、制度框架等等的了解，而且需要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重构解释历史(尤其是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解释)的方法和视野。在民族主义、认同政治和区域关系等问题上，如何从深入细致的历史研究中提出解释历史的概念和框架，是重建理论视野的必要途径。
第三，韧的精神与策略的灵活性。批判或异议陷于孤立或寂寞是一个常态，高潮迭起既需要形势的烘托，也需要长期的坚持——这个坚持包含两重内容，一重内容是对基本价值的坚持，另一重内容是对这个包含着内在张力的群体及其活动的坚持。在急剧变化的潮流中，像“台社”这样包含着不同取向的批判群体，如何将内部的差异转化为创造性的张力，是一个策略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在中国内地，我们从小就熟悉一个口号叫作“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在许多大礼堂和教室中随处可见，却从来不明白为什么要将“团结”与“紧张”并列在一起，现在略有一点体会。没有团结的紧张就是对立和分裂，没有紧张的团结就是由上至下、缺乏活力的结构。这个普通的口号是对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对于这个革命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和评价，但它能够在漫长的时期内由小至大、由弱至强，“团结紧张”是—个重要经验。
除了韧的精神之外，策略的思考也是文化政治的关键环节。《新青年》通过“寂寞的奔驰”而对后世产生巨大的影响，恰恰在于它将对价值和立场的坚守与灵活的文化实践相结合。在1915年复辟的背景之上，《新青年》高度关注共和的成败，但却拒绝直接讨论国体和政党等所谓“政治”问题(就成员而言，其实未必)，转而将青年问题、妇女问题、家庭问题、教育问题、劳工问题、人口问题、语言和文学问题置于讨论中心，不但修改了那种将政治仅仅局限于国体与政党等层面的格局，而且为新的政治营造了基础。政治范围的扩展也为反思新政治的异化提供了持续批判和异议的资源。我在这里并不是说要师法初期的《新青年》不谈政治，而是说灵活性和批判策略是批判力量发展壮大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台社”在学术评鉴制度和其他各种问题上的出击已经为此提供了重要的经验，需要深化的是如何将这类工作与台湾政治和其他社会问题的思考更为有力地连接起来。
第四，理论与实践的有机互动是异议思想的基础。无论异议者如何定位自身，每—个异议知识分子都是当代教育和研究体制的有机分子，没有人可以拔着自己的头发将自己提升到超越这一劳动分工的“现实”之中。在这个语境中，重提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这一古老问题。首先在于对这一劳动分工构成的现实的反思；没有这一反思，异议知识分子最终也会蜕变为纯粹学院中的左翼知识分子，即丝毫不能触动既定劳动分工的激进思想的生产者。相较于内地的情况，“台社”最为宝贵的经验是始终保持着对现实的介入，这种介入既是行动的，更是理论的。对于实践的面向并不仅仅意味着直接行动，它也是一种理论要求。我在这里并不想重复“理论本身就是一种实践”之类的套语，而只是想强调：就学院知识分子而言，理论的概括力和爆发力本身是突破既定劳动分工、投身新的社会行动的动力之一。不待言，对于社会运动的介入、观察、研究和思考正是理论创新的源泉。
在“台社”成立二十周年之际，匆匆草成此文，以表达对“台社”二十年辛勤实践的敬意和祝贺。我也期待着“台社”有一个更具活力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