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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希望所有宗教的信徒为了能够生活在政治上自由主义的、文化上多元主义的社会中都能经历一个三重反思：坦然接受面对其他教派或宗教遭遇时所发现的认知差异，适应享有对世俗知识之社会垄断权的科学的权威，同意基于世俗道德的立宪国家的诸个前提。

马克•塞尔登、弗里曼、毕克伟《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陶鹤山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3月（文中凡引自本书，只注明页码）三位教授在《导言》中间说明本书的主旨：“当新的统治者试图拉平贫富家庭之间的差距时，以及当他们通过抑制市场和强制推行传统的苏联集体化社会主义来消灭混合经济、进一步加强教条主义政策时，最后却自食其果，地区、村庄、家庭之间的贫富差距产生了。铲除任何固有的私有财产、习俗和市场以及与共产主义价值观不一致的观念的教条主义政策，没有推动经济发展，反而使经济陷入了泥潭，甚至把经济推入可怕的倒退之中。”（p8）读完全书之后，才意识到这三位美国教授陷入了一个可怕的窘境：他们要通过给人们讲述一个成功的集体农业村子的故事，来说明集体农业完全不可行。一、五公集体农业的成就首先，由于集体化，土地不再私有，这就使得土地平整成为可能，一方面增加了可耕地面积，同时也方便了耕作。1953年－1954年冬，五公平整出面积从108亩到717亩不等的长方形田地，改变了由1300多块很小的私田所组成的像一块块补丁似的的地表。由于县领导的介入，还帮助五公与邻村交换了分散的600亩地，以利于拖拉机耕种和打全村用的水井。虽然原来的小路没有了，但大社却增加了150亩可耕地。（P230）1956年五公村开始了10年规划，平整土地并填沟，把30亩干涸的河床变成平坦的肥沃的庄稼田，将其开辟为菜园。（P273）到1959年底，又通过迁坟而增加了60亩耕地。（P328）仅仅通过这三种方式，五公村增加了240亩宝贵的耕地，接近全部土地的10%，这是集体化的第一项重大成就。其次，饶阳的旱灾非常严重，“1368－1749年间，自然灾害平均每7年劫掠饶阳一次。”（P23）但“在偏僻的饶阳，很少有人出得起资金、劳力和材料挖一口起码4.5米深的水井。”（P37）打井作为平原地区最主要的抗旱设施，但所需的投资数量超过绝大多数家庭的投资能力，结果导致抗旱能力不足（只有少数富人才有能力），旱灾带来的损害极端严重：“1936年时仅有36口水井，大部分在属于李氏宗族的土地上。有时轻微的干旱都会导致粮食明显的减产。严重的旱灾则意味着挨饿、妻离子散、逃荒甚至饿死。”（P41）而集体组织极大地提高了投资能力，特别是土地公有制消除了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冲突，这使得打井可以进行合理规划，结果很短时间内灌溉事业就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根据书后表格数字，1953年五公的灌溉面积仅仅450亩，到1958年已经上升到1500亩。（P304-307）抗旱能力提高，是集体化的第二项成就。如果说从前个体家庭的问题是投资能力严重不足的话，现在看来集体农业的问题是投资能力过度，教授们准确地指出了“过度投资”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水泥管代替了竹管，放入越来越深的井里，水却似乎在消失。”（P316）整体看来，除了增产之外，在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成就也很可观，集体农业的成就都很大，而在五个这样的先进典型村庄就更为可观了。1949年之前，“平均五口之家耕种15亩土地，在好年成里能够收获2250斤粮食”（P40），单产水平只有150斤。根据教授们反复引用南开大学历史系编写的《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中华书局1978年）一书，五公大队的土地生产力在集体化20余年里有着惊人的上升，粮食单产有极为可观的增加，1952年亩产350斤，1955年463斤，（P79）1965年740斤，（P141）1975年1287斤。（P143）一方面是五公大队集体农业的可观成绩，另一方面是教授们拒不放弃先定的否定结论，这就决定了材料与所需结论之间的巨大差距，这给作者带来了不小的苦恼：“第一次到河北访问，住了一个月之久，没有获得这些数据。”（p370）由于难以收集到合适的证据材料，《国家》一书就不得不在材料选择和运用方面别出心裁，大量运用中国宣传机构在否定集体农业时期的宣传材料，同时竭力贬低他们在五公所收集到的一手材料，甚至为了符合结论而更改这些材料，由此奠定了这本书在材料运用方面的写作特色。二、作者们的困境和他们对两个五公的混淆为了完成论证过程，教授们很动了些脑筋，以竭力弥补材料与结论之间的巨大差距。他们是把观察的时间段选择在1935-1960年，止点选在1960年不是偶然的，因为这一年“河北的灾情最为严重。五公的产量降到每亩310斤。……人均粮食分配下降到大社成立以来的最低点，仅270斤。”（P340）这至少可以让集体农业看起来不那么成功。如果说观察时段设计还算合理的话，那么，教授们说这一年“（1960年？）12个老人早早去世”（P334）试图引导人们形成“死人过多”的印象，这就不算很合理的证据了。在跟饥荒相关的问题上，三位学者只给出村中12位老人过早死亡的数据，而没有其它信息。假设三位学者在这么重要问题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那么我们看到五公没有一般饥荒情况下所造成的的儿童死亡。因此我们可以估计人们只回忆说当年村里死了十来位老人。五公大队1960年人口为1853人（P404-407），因此可以算出该村粗死亡率为6.4‰1。只有在1975-1980年之间，中国人口预期寿命达到65-68 的时候，死亡率才是6.35-7.32‰。2 因此，五公村在1960年时的粗死亡率与非饥荒年份预期寿命达65-68岁的比率大致相当。这无论如何都不能说五公的情况在1960年是糟糕的，反而成了饥荒年景死亡人数少于平均水平的反常证据。由于一门心思要找消极证据的愿望过于强烈，教授们保留了逻辑上的疏漏——在未能说明这一年死人数量少于平均水平的充分理由，而仅仅满足于加上一个形容词说他们是“早早”去世的。粮食单产在集体农业时代，曾经大幅度增加过，这一事实给三位教授带来不小的困扰，为此，他们千方百计地寻找一个与集体农业制度无关的理由，试图归之于上级政府的资金扶持。教授们努力之后，确实找到了上级政府有资金流入五公的证据，不过，这个资金扶持的证据并不符合需要，教授们只好偷换概念，把与五公大队完全无关的机构“说成是”五公大队本身，这样，即便五公直到1969年才自己拥有一台柴油机发电机，3 教授们也毫无顾忌地说省政府给了五公大量资金：“（1958年）林铁悄悄地另外拨了200万元给五公，以修建一座电站，扩大拖拉机站，建造一个日产40万块砖的砖瓦厂，创建一个农具修理厂和运输队。”（P315）结合这两处说法，很明显，1958年五公大队不仅没有电站、砖瓦厂和拖拉机，甚至连第一台柴油机都是到1969年才得到的。而林铁的200万投入，仅仅与设立在五公地域上的各个“非农业”机构有关，而与从事农业的五公大队——这是三位教授进行观察的对象——完全无关。为了给五公得到“特殊待遇”寻找证据，三位教授甚至说隶属于县级卫生局主管的“县医院分院”是耿老板的医院：“有20名医生、30张病床的县医院分院原坐落在邹村集市，1956年开始以很快的速度搬到了五公。专区大量拨款资助耿老板的医院，这对五公来说可是条财路。”（P313）作为县医院的分院，饶阳县卫生局才是其主管单位，其收支都归属于县级财政，因此，这家医院既不是五公的“财路”，也肯定不存在“专区大量拨款资助”（除非这家医院是地区医院的分院）的问题，这种曲解事实的做法教授们竟然丝毫不想加以掩饰。作为观察对象的五公大队的集体农业，与建立在五公地域上的省属机构（河北省第一机器拖拉机站）、县属机构（县医院分院）乃至区级机构（五公公社）在损益方面相互独立，给拖拉机站的投资、医院的盈亏都与五公大队完全无关，很明显，这些机构建立在五公的土地上，要占用五公的土地和人力，却不给五公大队带来经济收入。自称曾经19次到过五公现场，教授们对这些基本的信息应该是有条件了解的，但是，因为格外需要各种证据以坐实五公村的繁荣是得到上级“庇护人”（书中经常给出张克让和林铁两个名字）照顾的结果，所以只能是牺牲事实来为论证结论服务。就这样，教授们构建了一个“庇护人”网络，根据教授们的解释，集体农业的成败与中央政策无关、与农业集体组织的管理和规划无关、甚至与本单位的劳动者努力水平也没有关系，对农业繁荣唯一有意义的是庇护人网络，谁能够建立起有效的网络，就能够得到上级政府的资金支持，从而得到好处。“特权与权力的牢固网络曾是胜败的决定性因素。本书揭示了受惠赐者和被排斥者之间的差距是如何越变越大的。”（导言，P6）为了与这一隐含的论证逻辑相匹配，五公进行土地改良、水利建设的具体过程及其实际效果，都被有意无意地淹没在各种零散的信息中间，读者很难得出完整的印象。除了暗中转换两个不同的“五公”概念以误导读者之外，三位教授还格外偏爱二手材料。一般学者只有在收集不到第一手材料的情况下才使用第二手材料，但三位教授则明确拒绝第一手材料。塞尔登参与教授编辑了《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REVOLUTIONARY CHANGE》，这本书收录了毛泽东主持编写的《The National Program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1956一1967》和《The Sixty Articles on the Communes》两份体现毛泽东观点的第一手材料，但三位教授都不引用（三位教授频繁引用的《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一书，对毛泽东与这两份文献的关系有着明晰的交代）。在抛弃了第一手文献之后，三位教授向人们兜售了很多闻所未闻的、据说是“毛泽东”的观点，诸如：“（1957年）7月，毛号召向‘地主和富农的反革命活动’发起进攻。”（p290）“毛断言，正确的思想观念能释放出神奇的生产力。”“毛坚决认为，中国农民将齐心协力地走共产主义道路：均贫富，废除货币，军事化劳动，消灭市场，严禁商品生产，一句话，废除所有形式的私有财产和剥削。”（p302）“毛轻视市场经济中科学种田的生产前途，为了能够共同富裕，他提倡进行重新组织和广泛的劳动动员。”（P305）而在毛泽东主持下产生的上述两份第一手文献中间，这几个方面的认识都是与三位教授书中间宣称的截然有别的。尤为讽刺的是，塞尔登教授收录了《Mao Tsetung，Letter to Team Leaders》（November 29，1959），在这封信中间毛泽东不仅表示自己完全不相信高产卫星，而且还劝说各地干部不要相信，但是，三位教授却在没有征引任何文献的情况下，就在书中断言“毛泽东急切地估计亩产量为2000到10000斤”。（p310）也许值得一提的是，不知道是编者的无心之失还是刻意为之，这篇文献的日期原本是4月，结果在书中被注明为11月。为了给批评加上道义基础，教授们在书中设立“静悄悄的革命”与“教条主义阶级斗争政策”的对比。这一次教授们没有捏造事实，而是如实地记录了发生在五公村的、未遂的“搬石头”运动，这次运动源于一九四七年刘少奇在晋察冀中央局会议上提出的要求：“要派出工作组，组织贫农团，超越党支部，进行‘搬石头’，踢开区村干部。”4 事实虽然没有出入，但教授们把这个运动作为“教条主义阶级斗争政策”的当然体现来看待，则问题不小，至少运动发起人刘少奇也不坚持认为自己正确，而是在受到毛泽东批评之后迅速地参与纠正偏差的行动，因此，这个不正确的运动在五公也只是持续了几个月时间，尚未来得及最后实施，就已经被下派的工作组纠正了。为了说明集体农业时代政策的错误和影响之消极，三位教授竟然考虑了“时光倒流”的逻辑——时间在后的政策可以用于解释先前出现的结果，他们都清楚是“1953年……陈云为此制订了粮食由国家控制的政策。”（P216）然后把这一政策用以解释1952年的副业收入的严重衰落：“由于国家开始控制农村市场，且集中控制主要作物的交易，结果使全国的农村经济一落千丈。耿合作社把利润丰厚的副业当作报废的榨油机一样扔掉了。副业总收入从1950年的6万斤小米一下子跌到1952年的7000斤。”（P181）本书完整地体现了材料与结论相反的窘境，这看起来是由两个方面的人士共同造成的，首先是“中国官方”——正是他们向三位教授推荐了这个集体农业时代的成功案例给他们研究的，另一方则是三位美国教授——他们决心要给美国听众（晚些时候还包括中国听众）提供一个集体农业完全失败的故事，如果两方面任何一方愿意妥协的话，这个材料与结论相反的研究就不会存在。其实，集体农业也没有保证百分之百的村子都成功，落后的典型也不是找不到，关键的差别是时间上的不同步，三位教授于1978年5月到中国开始他们的研究，但那时中国官方还没有开始否定集体农业，所以给了他们一个先进村子作为调查对象；从中国后来的政策演变看，如果不是教授们早于官方全盘否定集体农业的年月——而是中国官方业已开始否定集体农业政策的1982年来中国开展研究的话，中国官方肯定会选择一个类似于“小岗村”那样的失败村庄供他们研究的，那样就不会出现材料不能说明结论的窘境了，肯定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材料与结论不一致的问题，进而避免教授们用各种蛮不讲理的方式去处理材料和结论的关系。在第一次调查（1978年）到《国家》出版（1991年）之间，时间跨度13年，如果教授们在1982年之后重新选择对象村子并搜集材料的话，时间上是来得及的，但是先前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变成一种“沉没成本”，无论如何都“捞”不回来了，要是更换研究对象的话，就必然要浪费“沉没成本”，所以教授们没有做这种“不经济”的选择，这就决定了《国家》一书的基本写作特色——材料与结论不一致，为了弥补这种不一致，一方面是选择各种足以使材料失真的处理方法，另一方面是大量增加各种五公村之外的负面材料（包括教授们大量的负面评价和议论）去冲淡材料的说服力。三、美国的学术场域和学术人的立场选择一个中学语文教师，可以轻易做到对学生的作文严格把关——必须由材料说明结论，否则就判为不及格；但是，对于一个由许多教授、研究生等研究者组成的学术场域而言，这种要求就缺乏外在的执行和监督机制了。甚至，材料和结论不一致的现象还有普遍性，这需要从学术场自身的逻辑去理解，而《国家》的写作特色，也要由美国学术场的逻辑及其变化来解释。布迪厄把学术场域看作是一个充满竞争的场所，学者作为资本的承载者，基于他们的轨迹和他们利用自身所有的资本数量和结构在场域中所占据的位置，他们具有一种使他们积极踊跃地行事的倾向，其目的要么是竭力维持现有的资本分配格局，要么是起而颠覆它。保守也好，激进也好，都是作为竞争的策略。((参阅《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包亚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对于本书的三位作者而言，他们的学术生涯恰好富有对照和验证这一理论的价值，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对美国主流学术持激进批评姿态入场，高度肯定与美国主流价值观格格不入的中国革命和随之产生的新制度，到了八九十年代之交转换为极端保守的策略——甚至在缺乏起码的材料支持的情况下也要推销一种全盘否定集体农业的结论，以确立美国价值观的唯一合法性，按照教授们的说法就是：“这个体制堵死了任何容易通向现代化形式的更自由的途径。”（导言，P16）“集体化并不是促进和刺激农民家庭经济的自然结果，而是一个经济上代价极高、政治上异化的大断裂。”（P385）这种从激进到保守的转换，从否定到肯定的回归，恰好见证了美国汉学这个特殊学术场域的视野变换——从前视野狭窄、激进派拓宽了观察视野、激进派消失并回归主流导致视野再一次狭窄，学术观察视野的狭窄化，与不宽容心态完全同步。《国家》一书出版于1991年，并对不同于美国的制度实践采取完全批判的姿态，这远非偶然。1989年夏，福山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文，认为西方国家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了“历史的终结”。这个知识事件也许可以作为一个学术场域的转换标识：与从前任何时候相比，八九十年代的美国学术场中间对肯定美国制度实践的要求都大为提高了，与此紧密相关，学界对于另类的研究观察和制度宽容程度也同时下降了。而《国家》出版之后，还获得了1993年度“列文森奖”，也许可以理解为是对三位教授痛改前非、回归主流价值的褒扬，虽然《国家》一书被中国农民批评为充满了资产阶级偏见，在写作手法上材料与结论之间也无法一致，但胜在符合美国学术场域的要求，尤其是符合1990年前后的学术场域要求，也许只有从美国学术场域出发才能理解：三位教授为什么要牺牲材料和逻辑提出另外的观点。在1995年新版《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一书《前言》中间，三作者之一的塞尔登教授检讨了自己从前过高评价中国革命的错误，并指出了为什么需要反省以及如何反省：“在原版前言中，我把这件事（指中国革命）渲染为更有希望的新纪元”“前苏联和整个东欧国家共产主义运动的解体，以及冷战结束，……重新思考研究动机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所以需要“从人类自由和农村发展的观点，重新评价了抗战。”学术场域的转换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资本量的变化，这两者共同决定了学术人言说的姿态和策略。一个学术人从小资本（一个没有名望和地位的研究生）到大资本（名教授）的转换，本身就会诱导学术策略的根本变化。有人说，评价毛泽东跟评价拿破仑一样，每十年就要翻一个个儿，毛泽东和中国革命都已经成为历史，不可能有所改变，但是，学术场域却时时更新，随着学术人的成长和资本量积累，都需要重新阐释对象，这两者结合产生出“激进策略”需要并与主流学术保持自觉的距离时，我们能够看到新的研究视野和对不同制度价值的宽容姿态，而且学术场中间相对不利的位置会敦促激进学术人的谨慎（认真处理材料和结论的关系）和高投入（仔细搜集材料）；反过来，等到激进策略过时需要引入保守策略时，我们看到的就是相反的情况。在学术场域中间，大资本拥有的话语权份额，远远多出他们愿意付出的研究努力，这在一些情况下会鼓励滥用话语权。在不想投入时间和精力去搜集材料的同时，却企望保持在重大问题和历史事件上的发言权，那么，唯一的选择就编造材料和证据，而代之以想当然，用写小说的方式来处理学术研究，在学术场域中间只有大资本才有这种条件，而三位作者都恰好有不俗的后续表现。2005年1月23日，在UCLA历史学系举行的研讨会上，Edward•Friedman捏造说：“毛泽东曾经感谢日本人侵略中国，说没有日本人提供武器，共产党就不能打败国民党。这样的话，对任何一个国家领导人来说都是很惊人的。”结果，被一个华裔学者李放春当面批评为“完全是荒唐的（absurd）”5 2006年，研究文革的著名学者Michael Schoenhals在北京一次讲座中间，说起他读到这三位教授合写了的一本关于文革的书稿，其中写到1966年秋天的天津武斗，书中说每天夜里武斗过后，人们早上起来发现大街上有几十具尸体，对于这一惊人的描写，三位教授没有给出材料来源，Schoenhals教授说他对这本书的最后建议是：删去所有的注释，匿名以小说出版。6同一个布迪厄还说过这样的话：“知识分子经常处于最不利于发现或认识到符号暴力的位置上，他们比一般人更广泛深入地受制于符号暴力，而自己还日复一日地为符号暴力的行使添砖加瓦。”7 特别是，当学术人选择一种“过度节约”（以尽可能少的时间和精力去搜集材料）策略时，滥用和编造证据的学术不端行为就屡屡出现，符号暴力就表现得格外明显——充分表现在逻辑维度上。虽然《国家》一书存在材料和结论不一致，作者在材料处理上严重失真，但从该书还获“亚洲研究协会最高奖”的情况看，“过度节约”没有影响学术场域的竞争胜负，以此而论，学术场域的规则本身，有时候适足以鼓励符号向暴力方向转化。在中国的学术场域中间，从全盘肯定到全盘否定集体农业的舆论转换，只有很短的时间，而且有着政府主导的明显痕迹。邓小平、万里和胡耀邦等领导人决心恢复家庭农业，所以成立了一个省部级的写作组——国务院农村政策研究室，由杜润生负责雇佣学者来论证家庭农业优于集体农业，林毅夫（Justin Yifu Lin）是其中的一位厅局级研究员。而一切同意和承认集体农业成就的文章，先是受到批判，随后是不准发表。根据邓小平提出的“不争论”方针，那些不同意见都被视为没有与“党中央保持一致”遭到处分，因此，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国学术场域中间就只剩下了一种声音。但美国学术场域似乎有所不同，最根本的转换力量是变化的投入产出比，只有那些最符合主流要求的学术研究者，才能够获得“以较少的投入获得较多的收益”，这样，与主流是否相符就构成一种强有力的市场选择机制，只有那些符合主流的声音最优先获得发表机会和获奖机会，从而获得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提升学术地位的机会。当然，中国学术场域中间也是那些最符合官方主流政策要求的学术，最先获得发表和出版的机会，从而使得这样一群学者快速上升到学术阶梯的高位上，是他们拥有最优的投入产出比，政府的主导作用也是在学术市场的竞争中间起作用的，而且是作为一个放大器来起作用。美国的权力精英直接介入学术场域的机会似乎少得多，麦卡锡时期有这样的例子，政客毁坏了拉铁摩尔的学术生涯，却提升了费正清的地位。二〇一〇年三月十五日_________粗死亡率=当地年死亡人数÷当地该年年平均人数×1000‰。 [↩]查瑞传、曾毅、郭志刚：《中国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分析（上）》，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307–309页。根据迈斯纳的说法，1970年代中期中国人均寿命达到65岁,见Maurice Meisner, 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3rd Edit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9, p. 419. [↩]根据《五公人民的战斗历程》一书，在1958年购买柴油机发电抽水抗旱，是与其他大队共有的，第一台应该是属于公社的资产。 [↩]李菁玉：彻底控诉揭发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历史罪行，载1967年4月1日“首都红代会中国人民大学三红揪刘兵团第二支队”编印《彻底揭发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历史罪行》 [↩]《弗里曼谣言就是这么出台的》，http://sq.k12.com.cn/discuz/viewthrea ... 334342&extra=page%3D1[↩]2006年4月21日，Schoenhals教授在北京当代中国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做了一场关于国外当代中国史研究现状的讲座，在回答有关文革研究的提问时，说到他和麦克法夸尔的新书将于8月出版，并提及出版社曾邀请他审核三教授未出版的文革书稿，给出了这个评论，其时笔者正好在讲座现场。 [↩]（法）布迪厄，（美）华康德著 李猛等译《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225页 [↩]

开源软件的转折点已到来

在职业法律服务队伍加剧了法律系统与社会生活之间距离的时候，目前在中国一些乡村存在的“赤脚律师”铺设了一条“接近正义”的桥梁。赤脚律师主 动的“迎法入乡”，并不仅仅是简单地在农村法律服务体制中发挥拾遗补缺的功能，而且是在乡村社会重建了“法律服务”的概念，即以长远的人情交换而非现时的 金钱交易为基础的法律服务。因此，赤脚律师与单求经济利益的黑律师有着本质的差别，他们对中国的法治化进程以及公民社会的塑造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由于国家 对乡村社会的治理方式与乡村社会自生自发的利益表达方式之间面临着冲突，所以，赤脚律师还面临着一些深层次的困惑，也即所谓“周广立式的困惑”。

本期转基因问题专辑三篇文章，除了介绍和转基因技术、反转基因运动相关的一些基本知识和历史背景，更试图揭示转基因争论背后的哲学分歧。我们相信，这样的分析，能够帮助国人把转基因问题整合到更大的世界图景里来考察，并通过对转基因问题的反思，酝酿谋虑深远、有所作为的治国之策。毋庸讳言，这三篇文章本身有一定的倾向性。然而，科学精神本身就有明确的倾向，并且其倾向不可能被“科学是中立的”之类陈腐托辞掩盖，秉承科学精神运筹帷幄者，更当有所臧否，有所取舍。我们希望，这样的带有倾向而不失理性的文章，能够比四平八稳的中庸叙事更容易引起思想界对意识形态中科学维度的重视，意识到科学维度理应成为思考各类问题时必备的一个视角。

孟登迎 赵文 译一我在60－70年所写的那篇有关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文本，通常被认为是一篇"功能主义"的东西。人们在我的理论草稿中看到了这样一种尝试，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仅仅用各种功能来解释社会机构，这样一来直接使得社会等同于履行着镇压功能的意识形态机构，因而局限于一种非辩证的解释，其深层逻辑就是排除一切阶级斗争的可能性。但是我认为，人们没能对我那篇东西的最后一部分给予充分的注意，那部分明确指出了我的分析的"抽象"特征，而且也明确地把我有关阶级斗争的概念摆在了一个中心位置。实际上我们可以说，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能够得到发展的本质，就在于坚持阶级斗争相对于国家机器和各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作用及功能的优先性--与任何功能主义都不调和的优先性。因为我们显然不能认为统治阶级对社会的意识形态"控制"体系--也就是说统治阶级的舆论效果（"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马克思语）--就是一个简单的既定事实，就是只由那些机构所限定的一个体系，能够自动复制同一阶级的强制规则或体现有着由其功能规定的一定目标的这个阶级的明确阶级意识。因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从来都不是阶级斗争的既成事实，从来都不可能摆脱阶级斗争本身对它的影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存在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AIE）的复杂体系之中，它本身是漫长而艰苦的阶级斗争的结果，资产阶级（仅以它为例）只有在这场斗争中满足一个双重条件才能实现它自己的目的，即它一方面要战胜残留在旧有国家机器之中的先前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同时要战胜寻求着自己的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的新的被压迫阶级的意识形态。资产阶级借以成功建立对先前地主贵族的和对工人阶级的领导权的这种意识形态，不仅仅是通过对这两个阶级的外在斗争，而且--并且同时--也是通过克服资产阶级内部派系矛盾并把资产阶级团结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才确立下来的。我们必须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再生产。从形式上来看，统治阶级必须生产它的存在的物质条件、政治条件和意识形态条件（存在就意味着再生产）。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可并非单纯的复制，并非简单再生产，甚至也不是一劳永逸地被其自身功能确定下来的既有机构的自动的、机械的扩大再生产，它毋宁是一种斗争，争取让早先的、散碎而矛盾的意识形态要素在一整体中统一并复兴起来--而这个整体恰恰是通过对先前意识形态形式和新意识形态趋向的阶级斗争才得来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再生产的这场斗争是场永无完结的斗争，总是不断重新开始，在任何时候都服从于阶级斗争。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统一过程总是"未完成的"、总是"必须重新开始"，这么说有几个原因。不仅因为先前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尚有残余，竭其所能疯狂抵抗（列宁称之为"习惯"）。不仅出于形成统治阶级团结的实际必要，这种团结一则是阶级各派系（商业资本、工业资本、金融资本）矛盾熔合所必需，一则是在个别资本家的"特殊利益"之上表述他们"普遍（阶级）利益"所必需。不仅因为阶级斗争必须发动来反对正在出现的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形式。不仅因为生产方式的历史转变迫使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要不断"适应"阶级斗争（古典资产阶级的法学意识形态目前正被专家治国论的意识形态替代）。而且还因为实践具有物质性和多样性，由之而来的"自发的"意识形态必须被不断整合。这一庞大而矛盾的任务从未彻底完成过，而我们也怀疑让葛兰西和克罗齐形成了乌托邦理念的那种"伦理国家"模型是否会存在。正如阶级斗争永不会熄灭一样，统治阶级争取使既有意识形态要素及形式统一起来的斗争也不会熄灭。这就是说，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即便它就是自己的功能--永远无法彻底克服它自身的矛盾，这些矛盾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反映。我们因而可以由阶级斗争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优先性这个论点得出另一个论点，后者是前者的直接结果：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必然是阶级斗争的场所和实际诉求，使决定着社会结构配置的一般阶级斗争在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机器中延续下去。如果说AIE（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作用就是推行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那么之所以如此恰恰是因为存在着抵抗；如果说存在着抵抗，那么之所以如此恰恰是因为存在着斗争，而且这斗争归根到底都是阶级斗争直接或间接的、有时近但更多时是远的回响。68年五月事件生动地说明了这个事实，并且让直到那时为止一直喑哑无声并被压抑着的一种斗争变得可见。但这些事件在以造反形式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里（特别是在学校机器里，继而是在医疗机器里，在建筑这种机器里）让一种直接的阶级斗争变得可见的同时，也多少模糊了那个决定了眼前这些事件的根本，即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历史构成和矛盾再生产所固有的阶级斗争特征。没人从这个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和政治视角"体验过"68年五月。所以，我想必须提醒一下人们，如果你要理解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里阶级斗争的真相，并且把造反控制在合适的范围，那么你就得采用"再生产的观点"，这个观点把阶级斗争视为一个总体过程，而不把它理解为个别对抗的总合或局限在这个或那个"领域"（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的对抗；这个观点把它理解为一个历史过程而不是压制或直接反抗引发的一系列事件的结果。在提醒人们注意这些观点的时候，我发现，我被指责为"功能主义者"，或被指责说对促生了我们的阶级斗争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做了有利于有关此类过程的机械观的"系统的理论"解释，这的确是难于理解的。 二针对我的其他一些反对意见与政党，首先是与革命政党的特性有关。简言之，有一些人总是倾向于认为我有这么一种思想，即把每一个个别政党都视为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而这将使每个政党彻底被封死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体系"之中，服从这一"体系"的规律，因而排除了体系中革命政党的一切可能性。如果所有政党自身都是AIE，都服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那么革命政党，被化约为它的"功能"的革命政党，就是不可想象的。然而，我从没写过一个政党就是一个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可我说过完全不同的话（非常简单，我得承认），那是说政党只是一个特殊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即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这么说吧，这些组成部分在统治阶级的"宪法政体"（最高法院、旧制度君主政体等等之下的"基本法"，"自由主义"阶段的资产阶级之下的代议制政体）中"实现"统治阶级的政治意识形态。我所提出的概念应该从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角度去理解，我怀疑有人没能正确领会这一点。要更好的理解它，你就得把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和（镇压性）国家机器仔细地区分开来。（镇压性）国家机器的整体即便是充满矛盾的，也仍旧要比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总体强大得多，那么（镇压性）国家机器是由什么构成的？国家机器包括国家元首、政府、行政部门（作为执行的工具）、军队、警察、司法系统、法院及其附属机构（监狱等）。在这个整体中，我们必须区分出我称之为国家政治机器的东西，其中包括三个方面：国家元首，国家元首直接向其说话的政府（目前在法国和其他许多国家中存在的政体）和行政部门（它贯彻政府的政策）。国家元首代表了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团结，其所代表的这种权威能够保证资产阶级的普遍利益高于该阶级个别成员或个别集团的特殊利益。吉斯卡尔•德斯坦（Giscard d'Estaing）在78年大选时一再从良心出发表明自己的立场并大谈左派将如何当政，但实际上还是坚持必须"保卫法国的自由"，也就是资产阶级的那些自由。政府（目前直接由国家元首领导）执行统治阶级的政策，下辖于政府的行政部门具体贯彻这些政策。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表明了国家政治机器存在的区分，看到行政部门也是其中的组成部分，即便它被为"共同利益"服务和履行"公共服务"的职能这种意识形态包裹着。这里不存在个人意图，也没有例外：行政部门的职能和资产阶级政府的政策即阶级政策具有完全不可分离的一致性。高级行政部门被委以执行具体政策的重任，因而就扮演了直接的政治角色，而行政部门的整体就开始日益承担起分区控制（quadrillage）的职能。行政部门如果不同时被委以对个体或群体执行情况进行监督的职责--或将那些拒不服从的个体、群体移交镇压部门或对之进行起诉的职责--它就无贯彻资产阶级政府的政策。国家政治机器（国家元首、政府、行政部门）是（镇压性）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这样理解的时候，就有可能将它合法地在国家机器中区分出来。现在我们触及到了这个关键的部分：我们必须在国家政治机器（国家元首、政府、行政部门）和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间作出区分。前者属于（镇压性）国家机器，而后者属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个术语让我们听到了什么？一定社会形态的"政治制度"或"体制"。比方说，和所有同时代的资本主义国家内的资产阶级相似，法国资产阶级即便在阶级斗争的危急形势下创造过别的政体（波拿巴一世和波拿巴二世，君主立宪，贝当的法西斯政体），但总地来讲它只承认议会代表的政治体系，这种政体通过一种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而实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这种AIE可以是一种对"人民意志"进行代表的特殊模式，"人民意志"由选出的（或多或少具有普遍代表性和直接投票权的）议会成员代表，他们对由国家元首或议会指定的政府的政策进行问责。然而众所周知，政府de facto［事实上］掌握着数量大得惊人的手段来错误地解释并规避责任（这样一来资产阶级在这个机器中占有优势地位）；这些手段从一开始就昭然若揭，除了一些适度的胁迫方式以及对大众媒体的控制，还有伪造所谓的普遍代表性和直接投票权，再就是诉诸现代议会规则（人口普查机制、禁止妇女和青年参与选举、不同层次的投票权、有着不同选举基础的两院制、"分"权、对革命政党的权利剥夺，等等）。这就是事实的真相。但是，我们之所以可以说"政治制度"是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由于有别于这"特定"真相的虚构，正是由于这虚构，这个制度的组成部分以及它运作模式的规则，其基础就是有关投票个体的"自由"与"平等"的意识形态，就是"构成"人民的个体对人民代表的"自由选择"--它尤其借助这样一种理念，即每个个体为了自己所创造的政治也就是国家要履行的政治。正是在这一虚构的基础上（而国家政治归根到底是由阶级斗争中统治阶级的利益决定的），"政党"才得以组建，这些政党被认为代表并表达着有关国家政治的众多分歧的选择。因而，每个个体也就能够通过为他所选择的某个政党投票的方式"自由地"表达他的意见（如果它的选择不被断定为非法的话）。请注意，在政党背后存在着一定的现实。说白了，它们一般而言代表着敌对阶级的利益和阶级中敌对派系的利益，或者是社会各阶层的特殊利益，这些阶层在阶级冲突之中总是倾向于把自己特殊利益凌驾于其他利益之上。正是由于这一现实，不论政治制度有多少干扰手段或两面派手段，根本阶级的相互对抗性最终能够浮现出来。我之所以说"能够"，这是因为存在着这样一些资产阶级国家（美国，大不列颠，联邦德国，等等），它们的阶级斗争的政治发展没能超越议会代表制的门槛：在这些国家里议会中的对抗很少反映甚至完全扭曲真实的阶级对抗。资产阶级受议会制度的保护，完全是在它们自身内部绕圈子，只是在踏步不前。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即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阶级斗争可能获得一定程度的权力，使得资产阶级开始害怕"普选的裁决"（法国，意大利），即便资产阶级尚能动用大量手段以颠倒这一裁决或使这一裁决失效。我们不禁想起了法国人民阵线时期的代表议院：资产阶级只用了两年时间便削弱了议会的多数，然后便按照代表们的协议把它移交给了贝当。至此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用事实和结果来质证议会政体的种种"原则"的话，没人能怀疑它的意识形态特征。所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法律意识形态和几世纪以来传播开来的哲学意识形态以及道德意识形态，都声称对"人权"作出了如下"证明"：每个人在政治上都有选择自己的思想和阵营（他的党派）的自由；所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还声称这一"证明"的根本理念--尽管它归根到底只是一种幻觉--，即所有社会都是由单个的个人组成的（马克思却说："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①]，而是由阶级斗争中各阶级构成），普遍意志就在投票的多数机制的投票箱里，最后，正是这种由议会各党派成员代表的普遍意志决定着国家的政治，尽管后者实际上永远只代表某阶级即统治阶级的政治。再明显不过的是，这种政治意识形态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一个要素并完全与后者一致：这一要素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随处可见（即便后者在近十年中逐渐转变自身）。如果我们看到这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基质"是资产阶级法权运作模式不可或缺的法律意识形态，这一点也不令人惊讶。如果你遇到了随处可见的［观念］，那么你就是碰到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从一个"证明"到另一个"证明"的永恒循环参照--从法律意识形态的"证明"到道德意识形态的"证明"，再从后者到哲学意识形态的"证明"，再由之到政治意识形态的"证明"--，借此每部分意识形态"证明"都得到直接的证实，以便在AIE的各种实践中把这种证实强加给单个的个人。自由和平等的人权意识形态（选择自己观点和代表的自由，投票箱前的平等）最终产生出--并非由于"观念"的力量，而是阶级斗争的结果--它的意识形态机器，人权的政治意识形态也借以形成了一个具体形式。因此，对马克思主义批判家之外的所有人来说，该意识形态已经得到"证明"，可以在没有明显胁迫的情况下为选民或至少是大多数选民所接受。我们在这里显然是与一种机器在打交道，因为它就建立在一整套物质性的被组装起来的装置之上，这些装置有选举名单、选票、投票亭、竞选活动以至于由此而产生的国会。而且我们还明确地是与一种意识形态机器在打交道，因为它不靠暴力，"相当独立地"靠着其参与者的"意识形态这一基础"而运行，它的参与者接受其规则并履行着他们，因为他们真心重视它们，确信一个人必须"履行自己作为一个选民的责任"，这就是常规。服从和同意在这儿达到了吻合。资产阶级所强加的这种"证明"被选民当作"证明"接受下来：他们认为自己是选民并参与到这个体制当中去。他们"遵守游戏的规则"。如果这一分析正确，那么你就不能坚持说--就像有人要让我完全为把革命行动的全部可能性排除在外一种理论负责而"草率地"做出结论那样--所有党派，包括工人阶级党派在内的所有党派作为政党各自都是一个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它们共同整合起了资产阶级政体因而也就不能从事它们自己的阶级斗争。如果我所说的是事实，那么就会得出相反的结论，也就是说，政党的存在决不排除阶级斗争，而是以阶级斗争为基础。如果说资产阶级总是竭力行使它对工人阶级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导权，这也正是阶级斗争的一种方式，资产阶级只有在工人阶级政党被它欺骗的条件下才能取得成功；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受到胁迫（1914－1918年的神圣联合[②]），或者就是被"收买"，要不就是工人阶级的党的群众基础偏离革命目标以捞取物质利益（工人贵族），再就是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投降（修正主义）--都会使这种情况发生。 三如果我们对革命的工人阶级的党即共产党进行考察，这些阶级斗争效果就更为明显。因为这些党是工人阶级的斗争组织，所以它们在原则上（之所以说原则上，是因为它们会滑入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与资产阶级利益，因而与其政治体制完全对立。它们的意识形态（即他们招募它们党员的基础）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相敌对。它们的组织形式（民主集中制）使它们与资产阶级政党，甚至与社会民主党或社会主义党区别开来。它们的目标不是要将自己的行动受制于议会竞争，而是要将阶级斗争扩展到整个工人阶级，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进而扩展到意识形态领域，而且要采取属于它们自己的斗争形式，必然与每五年将自己的选票放在投票箱的那种方式截然不同。在所有领域而绝非议会之内进行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这才是共产党的任务。它的真正任务不是"参与"政府，而是推翻并消灭资产阶级国家权力。有必要特别强调这一点，因为大多数西欧共产党今天都说自己是"参政党"。即便它们偶尔参与政府（在某些特定条件下这么做是对的），但一个共产主义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定义为一个"参政党"--无论我们所说的政府是在资产阶级的支配之下，还是在无产阶级的支配（"无产阶级专政"）之下。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共产党永远不会为了"管理"资产阶级国家事务而进入资产阶级国家政府（即便这个政府是广泛联合的"左翼"政府，致力于推行民主改良）。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即为了加强阶级斗争并为推翻资产阶级国家而做准备，它才进入政府。而它也不可能在如下前提下进入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即它的真正任务就是"管理"这个国家的事务，但实际上它必须为国家的消亡做准备。因为如果它投入全部精力去进行那种"管理"的话，也就是说这个党实际上让自己和这个国家融合在一起的话--正如我们在东欧所看到的那种情况，那么促进国家的消亡就是不可能的。所以共产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作为普通的"参政党"去行事，因为做参政党就意味着做国家的党，这无非就是说要么为资产阶级国家服务，要么就是使无产阶级专政永恒化，而彻底偏离其促进国家消亡的任务。可以看到，一个革命的党坚持在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获得稳固的地位，以便让阶级斗争的回响能够在议会中被听到，或者它因为形势有利于促进阶级斗争而"参与"了政府--即便如此，它也不应由它在选举议会中的位置或由通过资产阶级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实现的意识形态而被定义。实际上，共产主义党有着彻底区别于资产阶级党的"政治实践"。资产阶级党掌握着资产阶级的资源和支持，如资产阶级经济支配权的、剥削的、国家机器的以及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全部资源和支持。它要存在，首先不必为了赢得大众对它理念的支持而团结大众：最重要的是资产阶级的社会秩序本身承担了这项宣传和拉拢的说服工作，它保证了资产阶级党的群众基础。就资产阶级这方面而言，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优势是绝对有把握的，而且由来已久，以至于"选择"在"通常"情形下是自动化的，丝毫不受党派和资产阶级各派系更迭的影响。所以，资产阶级党只需有效地迅速地动员起来组织好它们的选举大战，就可以争取选民认同并收获胜利果实了。因此，资产阶级党根本不需要某科学理论或坚实学说就能生存下来：它只需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储备中借点思想就足以集合起出事先就由于恐惧或为利益计而被说服的追随者了。工人阶级的党不能为自己的党员提供任何东西：既没有报酬丰厚的闲职也没有物质利益，与此相比，资产阶级恰恰就是用这些来收买他们的成员，以防他们在支持的时候迟疑。工人阶级的党如实表现自己：它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组织，它的力量来自被剥削阶级的本能、科学的理论和党的章程所允许的自愿拥护者的自由意志。它把拥护者组织起来，领导一切形式的阶级斗争：（与工会组织相联合的）经济方面的、政治方面的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它确定路线和实践的基础不只是被剥削工人的反抗，而且还有各阶级间的权力平衡--多亏了由一切阶级斗争经验而丰富起来的科学理论原理，它才能以"正确"方式分析这种权力平衡。所以说，它最大限度地从每一方面--不仅在国内，而且在世界范围内--思考对统治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方式和力度。只有在这一"路线"基础上，它才能对既有效又"正确"地进入左翼政府做出判断，从而在其中为自己的目标进行阶级斗争。但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它都使运动的眼前利益服从于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它使自身的策略服从于共产主义的策略即无阶级社会的策略。这些至少就是"原理"。只有在这样一些条件下共产主义者才能说他们的党是完全区别于资产阶级党的"新型党"，才能说他们自己是彻底区别于资产阶级政客的"新型战士"。他们的政治实践，非法的也好，合法的也好，议会内的也好，"超议会"的也好，与资产阶级的政治实践毫无共同之处。有人现在可能会说，共产党，像所有的党一样，也在某种意识形态--它所说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基础上组织自身。当然如此。即使对共产党来说，意识形态也起着把一个特定社会团体在思想和实践上统一起来的"粘合剂"（葛兰西）的作用。同样，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意识形态"把个人传唤（interpelle）为主体"，说得更确切一些，传唤为战斗主体：人们只需对共产主义党有点体验都能发现这种机制和动力，这一机制和动力基本上和其他意识形态一样决定着个体的命运，但同时也要考虑到这种意识形态的"规则"和不同意识形态之间是存在着矛盾的。人们所说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绝非无产阶级"自发的"意识形态，无产阶级的"成分"（列宁）在那里总和资产阶级成分混合在一起，而且往往服从后者。因为，要作为一个意识到自己的整体性并在战斗组织中积极发挥作用的阶级而存在，无产阶级不仅要有经验（一百多年来它所进行的阶级斗争的经验），而且还得有客观认识和马克思主义学说所提供的指导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照亮了这些经验，在这个双重基础上，它们才构成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构成了人民大众的意识形态，才能够在阶级斗争的组织中使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团结起来。它因而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意识形态：说是意识形态，因为它与其他所有意识形态一样都在群众基层起作用（把个人传唤为主体），但同时它又充满着被科学分析原理照亮了的历史经验。如其自身所示，它形成了一种将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学说熔合在一起的形式，这种熔合却又不可能没有冲突和矛盾；因为，这一熔合形式发生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在特定时期特定存在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和使它得以形成并能够存在的党之间，它是马克思主义学说本身所不知晓的一种熔合形式，虽说马克思主义学说迄今一直还被这一熔合采纳。马克思主义学说在这儿只充当经典权威，就是说一种识别标记或教条，说到底，为了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实用主义和宗派主义意识形态的缘故，马克思主义学说也可以干脆完全消失。不需长篇大论我们在这儿也能认出带有斯大林时期的印记的那些党在当前的处境，并得出如下结论，即当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组织中滋生开来时，"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也要取决于能让无产阶级保持自身统一性和行动原则的阶级斗争。一种意识形态：当然。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不仅只是一种意识形态。既然每个阶级实际上都在一定的绝非任意的意识形态之中辨认自身，也就是说在植根于其策略实践的，能统一并指导该阶级从事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之中辨认自身。我们知道，封建阶级出于还有待我们进一步分析的种种原因在基督教的宗教意识形态中辨认自身，而资产阶级以相似的方式，至少是在其阶级统治和帝国主义最后发展阶段之前的那段时期，在法律的意识形态中辨认自身。而工人阶级，就其本身而言，即便它可以对宗教的、道德的和法律的意识形态要素非常敏感，但它首先是在具有政治特征的一种意识形态中，不是（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政治的意识形态而是阶级斗争的无产阶级政治的意识形态中辨认自己的。这是为了消灭阶级和建成共产主义而进行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在一开始具有自发形式（乌托邦社会主义），随后则在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熔合中得以深化发展，而只有马克思主义学说才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内核"。显然，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并非"知识分子"个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给予工人运动指示的结果。工人运动之所以会采纳这种意识形态，乃在于该阶级在其中认出了自己的存在：唯其如此我们才能解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何以能完成这样一个奇迹--为无产阶级度身定制了这么一个学说。它也并非考茨基所认为的那种被"灌输"进工人阶级当中的东西。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如果没有使自己的学说建基于理论的阶级立场之上，就不可能形成他们的学说--他们理论的阶级立场是他们与自己时代的工人运动建立起有机联系所产生的直接结果。实际上，知识分子当然可以通过巨大的认识努力构想马克思主义学说，但只有在工人运动内部并从其最隐秘的内核出发才能做到这一点。马基雅维利就说过，"要理解君主他就得是人民"。知识分子的出身不是人民，他必须成为人民才能理解君主，而只有参与到人民的斗争中去它才能做到这一点。马克思做到了：通过在最早的无产阶级组织中进行斗争，他成为了"无产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葛兰西），也只有在无产阶级的政治和理论立场的基础之上，他才能"把握"资本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学说从外部灌输进来这个坏的问题提法所以应该变成这一形成于工人运动内部的学说在工人运动中传播的问题。当然，这种"传播"是经历了大起大落的相当长期的阶级斗争的结果，尽管对帝国主义的阶级斗争造成了戏剧性的分裂，但这种传播依旧继续着。我们可以用阶级斗争高于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优先性的论点概括这里对革命的党的性质的分析的核心精神。一个以共产主义党面目出现的党，一旦热衷于通过选举游戏实现成为议会代表的权利，那么从形式上讲，它也可以以其他党的面目出现。一旦这个党出现在议会当中或"参与"了一个广泛联合的政府，那么从形式上讲，它也能以"遵守"政治的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游戏规则"的面目出现。同样从形式上讲，它甚至还能以如下面目出现：它认可了这些"游戏规则"以及靠着并通过它们运转起来的整个意识形态机制--资产阶级政治意识形态机制。但是工人运动的历史给了我们足够多的教训，革命的党只要"加入这个游戏"并且有效地使自身"融入这个游戏"，那必定会在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影响下为了阶级联合而放弃阶级斗争。就阶级斗争的效果而言，"形式上"这么一来只能变成"实际上"。一直存在着的这种风险提醒我们注意工人运动的形成必须服从的前提条件：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先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支配性。如果你认为阶级斗争只是反抗社会不公正，不平等甚至是资产阶级剥削的工人阶级造反的结果，一句话，把阶级斗争简化为在一定剥削的条件下无产阶级所从事的阶级斗争，进而简化为资产阶级对这种斗争的回应，那么你对阶级斗争所抱有的看法就是错误认识。这里被遗忘的恰恰是：剥削的条件是在先的，剥夺无产者的状况之形成过程正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本质形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支配性的。应该把原始积累的全部历史当作资产阶级通过阶级斗争对工人阶级的生产--这种阶级斗争也制造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条件。如果这一论点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不难清楚地看到为什么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从一开始就支配着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为什么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需要那么长时间来锻造自己的形式并找到属于自己的存在方式，为什么阶级斗争就其根本而言是不平衡的，为什么阶级斗争在资产阶级那里有着与无产阶级不同的实践形式，以及为什么资产阶级要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制造那些形式以提前取消工人阶级的革命行动并使之服从于自己。无产阶级的自治，这是它所必需的大策略，也反映了这一条件。如果工人阶级服从资产阶级国家的支配，受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胁迫作用和那种"证明"的支配，那么它就无法赢得这种自治，进而无法获得条件去摆脱这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无法让自己和它划清界限，无法创造属于自己的组织形式和行动方式，因而也就无法创造自己的意识形态--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一断裂和彻底划清界限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只有在长期不断的斗争中才能完成，而这斗争又不得不认真对待资产阶级的那些统治形式，并在属于自己的统治形式的内部与资产阶级展开战斗，而且还要确保不能"拘泥"于自己的这些形式--因为它们实际并非中性"形式"，而是创造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机器。正如我在1970年的研究笔记中所说："因为，如果AIE真的代表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必然由以得到实现的形式，代表了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必然由以进行较量和对抗的形式，那么，各种意识形态就不是从AIE当中'出生'的，而是来自在阶级斗争中搏斗着的各社会阶级：来自他们的生存条件、他们的实践、他们的斗争经验，等等。"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存在条件、实践（生产的和政治的实践）和形式，与资本家阶级的和帝国主义的阶级斗争的存在条件、实践（经济的和政治的实践）和形式毫无共同之处。因此就出现了对抗的意识形态，它们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样，是不平衡和不相同的。这就是说，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并非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直接对立面、反面或颠倒，而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是有着截然不同的"价值"的批判的、革命的意识形态。尽管它的历史几经大起大落，但由于已经具有了这样的价值，即已然在工人阶级斗争的组织和实践中得到了实现的价值，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已经勾画了社会主义过渡期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侧影，并因而展现了共产主义条件下废除国家并废除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某些前景。 * 本文作为阿尔都塞对其《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补充说明，最初以德文于1976年发表在德文版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汉堡，VSA，1976）当中，后收入阿尔都塞遗稿《论再生产》。本文译自Luois Althusser, Sur la reproduction, PUF, 1995.[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20页。--译者注[②]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的战时内阁，共和社会党、左翼联合党、联合激进党、共和联合党和左翼激进党、统一社会党在在战争的特殊形势和"保卫法兰西"的口号下共同组阁。--译者注 

本期图志依据数据与事实观察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我们将选取部分社会经济数据，来比较世界与中国的安全状况。自中国大门被西方人强行大开以来，中国人就变得越来越重视西方人对自己的看法，今天，由于统计技术的现代化，加之世界各国基本社会事实的愈加清晰化，这种对自身世界地位的关注，有可能也非常有必要放在全球范围内观察。

我隐约感觉到，"现代"，"后现代"和"多元现代性"之争，是和一个更深层的哲学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这个哲学问题就是"普遍"，"特殊"和"无限"的关系。

本文要探讨的是1911－17年期间中国政治精英对于英、美、法、德四个欧美模式的模仿，并试图解释这种模仿为何最终遭到失败。

通过图表从经济水平，福利国家，政府规模等方面回顾一百七十年来的西方

关注南海问题等，并推出“经略研究员”制度，向关心战略的人士招贤。文章链接补充中。

法学界有些人完全不考虑普通老百姓的感受，要以废除死刑为理由来实现他们的想法。从存留养亲的角度考虑，有些"该死"的情况下，法律上可以不杀。当然，必须要有限制性的条件，在几种情况下是必须要杀的。法官要去辨别民意、尊重民意，去重新塑造民意，而不要很轻易地把网络民意当成民意，网络民意往往是极端的民意挟持了真正的、广大的民意。

我们的观察基于软硬两大指标体系。硬指标方面，将从生育率、死产率、儿童发展指数、医生密度、护士与稳婆密度、饥饿指数、预期寿命诸方面讨论中国人的生命健康状况；软指标方面，从与父母同住比例、社会信任度两个方面，概括中国社会健康状况的基本事实，给进一步思考提供一些硬事实。

南海争端集中发生使南海问题成为舆论热点，在媒体和互联网上各种观点杂彩纷呈，然而其中很大一部分看法或观点，其实是由于在一些基础问题上认识不清而导致的。为此，特整理南海若干基本问题基本情况，希望稍许厘清一些基本认识。

对于南海的战略重要性，国人及媒体的关注焦点大多集中在马六甲海峡的"世界第一黄金水道"及号称"第二波斯湾"的巨大油气资源储量。这方面既有的阐述已车载斗量，本文不打算再把大多数笔墨花费于此。实际上，在我看来，"第一黄金水道"与"第二波斯湾"固然重要，但把南海问题的着眼点集中在此处，就显得比较"局限"于"表层"了，从更广的视野来看，这两层都是更为广域、深层的格局的局部与表象。 南海问题是一个局部问题，但需要放到全球视野中去看，才能对这个局部问题有正确的理解和判断。并且有些根本性的问题，不从全球视野去观察，根本就无法得出有助益的判断，如：美国为什么要在声称"不介入"的同时持续介入南海？南海周边的国家格局是怎么形成的？南海对于中国的长远发展战略重要性何在（仅仅是航道与资源吗）？当我们把整个地球看成一个人类展开活动的场域，全球化时代的重大问题才会呈现出其真实面目。 一、美国战略视野中的南海 具有全球视野的战略观最早产生于18世纪中期的英国，当时英国纵横海上，初步建立起一个遍布全球的殖民贸易网。而英国的全球战略观的发展成熟，则以20世纪初麦金德提出地缘政治论为标志。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中，麦金德把世界表述成如下图这个样子：   麦金德认为，图中的"枢纽地区"是整个世界的"心脏"，如果有一支强大的力量以这个地区为大本营向外扩张，能够控制其外围的"内新月形地区"从而得到参与制海权争夺的机会的话，它就能建立一个足以统治全球的"世界帝国"。 "内新月形地区"的东部--也就是从日本经中国东部到东南亚和印度这片区域，是世界上大部分人口的所在地（麦金德时代占全球三分之二人口），谁控制了这片地区，谁就控制了世界上最多的人口。而控制这片地区的关键，从作为海权国家的英国看来，就是控制以马六甲海峡和南海为中心的海路。 二战后，英国的全球战略为美国所继承。麦金德的学生、曾任卡特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的波兰裔犹太人布热津斯基是当前美国战略界的元老，他的著作被认为是白宫和五角大楼的行为框架。在布热津斯基1986年出版的《竞赛方案--进行美苏竞争的地缘战略纲领》（1988年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中译本）一书中，把麦金德的理论发展成"三条中心战略战线"的蓝图--   在这幅图中，布热津斯基阐述了三条围绕"内新月形地区"形成的中心战略战线，从日本到马六甲海峡的是第二条中心战略战线，对此，布热津斯基写到： 杜鲁门关于在军事上做出反应的决定使美苏斗争又出现第二条中心战略线，这一次是在欧亚大陆远东一端。通过三年的朝鲜战争，美国守住了南朝鲜，从而扩大了它的战略利益范围，使之包括日本、南朝鲜、台湾和菲律宾。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它还曾包括对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存在予以支持以及在法国撤出之后对印度支那的独立国家予以支持。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期间，华盛顿认为它所承担的上述义务不仅是针对苏联的，而且至少也是同样针对共产党中国的。 可以看出，美国的三条中心战略战线是一种"全面包围"欧亚大陆、围堵苏俄、中国这样的"欧亚地缘战略中心"国家的"冷战"思路。这种思路并未随着苏东解体而结束。进入21世纪之后，在第三条中心战略线及第一条中心战略线南段的一系列"颜色革命"，正是这种大战略框架下的具体行动。而美国在第二条中心战略线东侧拉拢日本、中国台湾、菲律宾直到澳大利亚等"盟友"企图打造的"亚洲版北约"，也是在这种蓝图下展开的。 了解了上述背景，也就不难明白美国在南海的介入其实是其全球战略的一部分。而白宫多次声明和表态的"不介入"和"没有立场"，其实是指"在南海主权归属方面不打算偏向中国，但也不想直接得罪中国"而不是说在战略上不掺和。实际上对美国而言，南海主权不论明确给谁都不会多得到什么好处，反而是由于主权归属而纷争不断的状态对美国最有好处，因为这就意味着有机会插手。 如果布热津斯基1986年描绘那幅图之时，第二条中心战略还只是三条战线之中相对次要的一条，那现在，可以说，它变成了最重要的一条。为什么呢？ 需知美国对南海的介入，是真正的战略行动，是有真正重大战略考量在内的，绝不是随意而为或者为了选举周期之类的短期目的。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从第三条中心战略线上的伊拉克、阿富汗收缩的同时，奥巴马宣称："我要做第一个'太平洋时代'的美国总统" 要理解美国重大战略方向的用意，就必须先理解美国赖以生存的支柱是什么。西方国家近代以来的崛起，是依靠率先开发出了现代科技、建立了现代工业体系。这样他们就能跑到技术落后国家的家门口打仗、把它们变为供给工业原材料和倾销工业制成品的殖民地。美国在二战后能成为超级大国，是因为它有最为庞大、最高系统化程度的工业体系。然而，现今世界的情况却是：最大规模、最完备的工业体系已经转移到了中国，中国成了"世界工厂"。在大多数工业产品的竞争力方面，美国已竞争不过中国。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工业这个支柱，已不复存在。那它现在依靠什么呢？依靠作为全球资本流动"总蓄水池"的金融地位以及对全球货物流通体系的控制。 正是由于美国的工业"实体经济"无力背负庞大的金融"虚拟经济"大山，发生了"山体滑坡"，才导致了金融危机。在金融危机中上台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是喊着"变革"口号登台的。奥巴马的"变革"，真正核心有二，其一是"再工业化"，这是奥巴马为美国经济找的根本性出路，这是"里"；其二是"从大西洋为中心转向太平洋为中心"，奥巴马宣称"我要做第一个'太平洋时代'的美国总统"，这是"表"，一里一表，内圣外王。这个"表里"的含义，需做一说明。 关键在于，"再工业化"并不是仅限于美国本土的。因为美国工业体系已经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工业体系中大部分劳动密集的部分美国已经失去，并且不仅是短期内，甚至可能是永远都恢复不了。所以，美国的"再工业化"真实含义是：在美国本土巩固高端制造业（现在面临逐步被中国赶上的局面，J-20即是中国工业水平提高的例证），在全球范围重新分配工业体系的布局（即：不要过于集中在中国）。美国不断施压人民币升值，是无助于促进美国本国出口的--这一点美国甚至比中国更清楚。人民币升值所能改变的，只是工厂在发展中国家间的布局--这正是美国想要的。 2011年6月28日报道的一则新闻是：美国运动鞋厂商耐克公司宣布，2010年度，越南制造的耐克鞋在全球的份额已经超过中国，以37%对36%跃居第一。这是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升高（显然与人民币升值不无关系），耐克鞋加工厂从中国转移到越南造成的。 这个例子虽然小，却能说明美国想要达到的战略目标：削弱中国工业体系，同时使美国资本进入新的可以建工厂的地区。世界上能够新建工厂的地区，除了中国以外，最合适的是哪里呢？当然是南海周边！因为这里有高度密集的人口和一定的工业基础。而任何一个工厂的兴建，都需要资金，这就为美国的资金提供了机会。当然，美国的资金要想获得机会，挤出竞争对手是必须的。而人民币国际化使人民币成为了东南亚地区最具竞争力的资金来源，这就成为了美元的对手。 所以，"太平洋时代的美国总统"真实含义正是：把美国的产业扩张方向重新定位在西太平洋！ 二、大国角力的中心角斗场 地球上哪个区域集中了所有大国在那里"下棋"？是南海及其周边，而不是其他地方。中东可以说没有中国，中亚不曾有过法国，非洲则难觅美国。唯独南海周边，从历史到现今，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中美英俄法，都有着或有过实实在在的力量存在。加上一心想成为大国的日本和自封为大国的印度，可以说，地球上凡是有资格争取布成为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所定义的"棋手"的国家，都在这里聚齐了。 诸多大国势力在这里的"纠缠态"存在，才是南海问题复杂性的关键。 南海周边区域中，菲律宾曾经是美国殖民地，越南曾经是法国殖民地，前苏联曾经在越南金兰湾驻军。不过它们都是配角，真正的主角只有两个：中国和英国。 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的关系，相信不需做要过多介绍。这里只特别提一件可能往往被忽略的重要事实：南海四周"洪门社会"的存在。提这个是由于其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着特殊的意义。意义何在将在本文第三节阐述，这里只讲清楚这个背景： "洪门"是清初兴起于福建，后来在中国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广泛发展的一个民间会社--尽管可能经常被称为"黑社会"，但实际上民间结社的因素更强一些。在中国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洪门影响很大，太平天国起义的主力部队--杨秀清属下的队伍，起初即为洪门一个不甚重要的堂口。随着17世纪之后中国与东南亚贸易的扩大（部分与荷兰东印度公司有关），大量洪门弟子移居现在的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柬埔寨、泰国等地，成为这些地方的华侨。在这些华侨当中，洪门成为重要的组织资源，为当地华侨社会的形成做出了最重要的历史性贡献。清代中期，正是这些洪门的华侨首次为贸易组织起了一个现在无人不知的名字--"公司"。道光年间，罗芳伯等洪门领袖人物还曾在婆罗洲建立了"兰芳共和国"。洪门弟子也对当地社会做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有据可查的材料表明，菲律宾"国父"黎刹、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泰国前总理阿披实及现总理英拉等人，其先祖都是洪门炎黄子孙。目前，生活在东南亚国家的华人华侨约有600-700万人，台湾洪门"官网"上的材料称他们"90%名列洪门会籍"。他们在这些国家的经济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也非常重要，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讲座教授、外号"虎妈"的美籍菲律宾华裔学者Amy Chua（蔡美儿）在其著作《起火的世界》中，把华人称为主导了东南亚经济的少数族群。 出于强调的必要，这里专门写一下：东南亚华人虽然并不居住在中国，但他们与中国的亲戚（福建、广东、广西居多）仍然是亲戚，通过包括洪门在内的多种纽带的联结，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处在同一个社会共同体（跨越国界的社会共同体）。这个强调看似多余，但有特殊的重要性。后文会展示出来。 除了华人及身后的中国之外，南海周边地区还有一个深深嵌入其中的大国：英国。英国在这里作为"主角"的"范儿"，甚至强于中国。 18世纪起，印尼沦为荷兰殖民地--要注意，荷兰与英国虽不是同一个国家，但胜似同一个国家，19世纪，马来亚、北婆罗洲等地逐步沦为英国殖民地。同样在19世纪，南海北端的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英国给这些地方带来了英国的统治方式：英国人管他们擅长的贸易和金融，地方事务"委任"给本地人去负责。英国人与洪门的关系是怎样的呢？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吉隆坡开埠之父"叶亚来。叶亚来(1837-1885)是广东惠州客家人，因太平天国战乱缘故流落到马六甲做苦工。在马六甲华人帮派内斗中，叶亚来成为属于洪门系统的"海山党"首领，后被英国人委任为吉隆坡的"甲必丹"（实为"Captain"的音译），成为替英国人领导当地华人社会的中介。 二战后，英国实际设计了南海周边区域的版图秩序。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的独立都不是赶走殖民者的民族革命，而是在英国安排下的"被独立"，其版图怎么划分、政治秩序怎么安排，都出自英国的设计。1957年马来亚独立之前，当时寻求民族解放的力量的政治主张是"加入印度尼西亚"而不是独立。1963年与马来亚相隔400多海里，民族、语言皆不相同，历史上也无关的英殖民地沙捞越和沙巴被安排与马来亚合成"马来西亚联邦"，也是英国的有意设计。当时《人民日报》1964年3月27日曾发表文章《反对新殖民主义的产物"马来西亚" 支持北加里曼丹人民的斗争》指出： 去年九月间强行成立的"马来西亚"联邦，是英帝国主义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一手导演的新殖民主义产物。 ...... 美帝国主义从头到尾一直积极插手"马来西亚"这个肮脏的计划，并且扮演着非常阴险和凶恶的角色。在"马亚西亚"强行成立之前，它伪装支持这个地区人民实行"民族自决"，派遣美国人劳伦斯•米切尔莫尔率领"联合国小组"前往调查。这个小组拒绝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观察员参加，一手包办了所谓"联合国调查"，实际上是强奸北婆罗洲和沙捞越的民意，帮助英帝国主义掩饰"马来西亚独立"的欺骗性质，借以和缓当地人民和世界舆论的反对。 无论你对那个年代的文字风格和意识形态色彩持什么态度，总应该承认：这段引文传递出"马来西亚联邦"出自英国策划而非自主成立这一事实。 由此不难理解：在马来西亚、新加坡这样的一些"被独立"的国家，英国势力显然不会随着你的建国而退出，它仍然在那里，只是可能表现形式与时俱进了。那么，英国这样的前殖民宗主国势力，如今是以什么形式存在的呢？请看下面这幅"全球离岸金融中心分布图"-- 从图中可见：全球离岸金融中心最集中的区域就是两个：加勒比海和南海周边。实际上这些地方绝大多数是英国海外领土和前英国殖民地，少数不在此列的地方（如日本、菲律宾、巴拿马），则大多为美国势力范围，而在全球金融势力格局中，美国和英国的金融势力集团属于同一伙人。 事实上，全球最重要的离岸金融中心是新加坡和香港，位于南海最南和最北，地位重于加勒比海上那一堆。这就是大英帝国在南海周边的现今的存在方式。 说到这里，可能会产生两个问题：1.离岸金融中心是干吗的？2.说这些跟南海争端有什么关系呢？ 第一个问题简要回答：离岸金融中心是全世界觉得大多数的"钱"的所在，这些地方不受各国法律管辖，各国都不能去查这些钱有多少、是谁的、合法不合法。全球各地的"钱"都会聚集到离岸金融中心，在离岸金融中心之间快速流动、组织、调动，然后形成资本或者以"热钱"形式去涌入各国寻找赚钱更多钱的机会，赚到之后再汇聚到离岸金融中心开始进入下一轮循环......这就是全球离岸金融体系！如果说全球真实货物流通的核心是海运航线，那么全球"钱"的流通的核心就是离岸金融网络。 而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国际金融中心与国际航运中心都是共生关系：航运中心会成为金融中心，金融中心都是从航运中心而来。 现在回答第二个问题，这是本节的关键：这些跟南海争端有什么关系？ 实际上，只有在累述了这么多背景材料的情况下，才能真正看清：南海争端其实是谁在争，争的是什么。 南海争端并非个别小国在企图挑衅中国，而是背后的大国在上下其手。其主要目的也不是夺取那片海域（尽管不排除个别小国是以夺取海域为意图的），而是有其更深的意图在内：争夺这一区域的金融主导权，进而也就是维持其全球金融霸权地位不动摇。 请把本节的主要内容联系起来看：华人社会的存在、英国的"嵌入"、新加坡香港两个全球最大离岸金融中心。再加上第一节已经阐述的：这里有世界上尚可进一步进行产业转移的区域中最密集的人口。加在一起会产生什么意味呢？随着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国的工业体系势必会向南海周边国家扩展，而与此相伴的，是人民币在东南亚开展的跨境贸易结算，这相当于中国在工业和货币方面推进的区域整合。而这正与美国的"再工业化"要选择的产业转移区域形成正面冲突，也直接在全球最重要的离岸金融中心动摇美元和英镑的地位。照此发展下去，影响的实际上不仅仅是某些大国在这个区域的利益。 为此，什么是美国（以及英国，他们往往是"绑在一起"的）的战略对策呢？那就是：在第二条中心战略线上，把自己的盟友纠合成一团，给对方制造持续不断的"麻烦"，从而把"中国系统"和人民币挤出这一区域，为"美国系统"腾出空间。 三、中国走向世界的跳板 世界近代史一再表明，大国真正"崛起"的首要标准是必须"走向世界"。什么是"走向世界"？不是说你的人到世界各地去转悠了或者产品卖到世界各地了就叫走向世界了，人出国转悠跟你这个国家在海外有利益是两回事，产品卖到世界各地也可能是被外国人贩卖的，不在你的控制之下。真正的"走向世界"必须是你这个国家的工业体系走出国门，你的人要能在海外控制工厂和贸易线路，并使用你的货币结算，从而形成你的国民主导的资本-贸易循环，也就是把你的经济体系从国界之内扩大到全球范围。 英国在全球崛起始于殖民印度之后控制了从印度到英国之间经中东和经南非两条贸易路线。美国在全球崛起的过程比较漫长，1853培里舰队打通美日之间海上贸易之后，美国开始走向西太平洋，1898年美西战争之后美国在菲律宾等西太平洋地区有了根据地，1916年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美国开始向中国和日本输出资本。直到一战之后，美国有机会通过道威斯计划把资本和"美国系统"输出到欧洲，美国才真正从一个地区性大国成为全球大国。 对于中国来说，让"中国系统"和人民币走向世界，是未来发展的不二选择，也是必将经历的过程。而南海将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特殊角色。由于南海的特殊性质，对中国来说实际上只要走出南海，就将意味着直接走向世界。 中国东面面对的贸易航道目的地是美国，由于"中国系统"不可能向美国扩张，因此东面不会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主要出路。而南海则意义重大，从马六甲海峡向西，就将直接进入全球的枢纽--北印度洋，全球人口最密集的区域和石油最富集的地方（波斯湾），北印度洋是全球地缘政治的中心。而从南海向南，则是除了石油之外最重要的原材料--铁矿石的主要产地--西澳大利亚。目前，全世界最重要的铁矿石贸易路线是中国到西澳的"内航线"，即北仑港--台湾以东洋面--中国南海--民都洛海峡--苏禄海--爪哇海--龙目-望加锡海峡--西澳港口，航程3179海里。很显然，这条航道上大部分区域被英国和美国所主宰。 南海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扮演过超乎人们想象的角色。改革开放之前，香港就是中国与世界沟通的"窗口"。而改革开放之所以发生，根据何建明在《破天荒：中国对外开放的划时代事件》一书中披露，与南海石油有莫大之关系。而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引进外资的最主要来源是"侨资"，即来自南海周边地区的华人华侨。 而南海周边区域能够接纳"中国系统"和人民币结算的性质及其地理位置，决定了这里必将是中国走向世界的跳板。转载务请注明《经略》网刊http://www.aetas.cn/read

张猛导演的《钢的琴》有一个巧妙的构思：下岗工人陈桂林为了在离婚时挽留住女儿，需要一架钢琴，但是他既没有钱买，去偷又搬不动，最后他决定自己制造一架钢琴。于是他一一寻找铸造厂下岗的旧日同事，杀猪的，修锁的，打麻将的，做小买卖的，以及退休的“汪工”等，他将这些人联合起来，在废弃的工厂开始铸造一架“钢的琴”。影片以这一故事为核心，让我们看到了后社会主义时期的工人状况，如果说下岗之前，这些工人是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的，而在下岗之后，他们则分散地走向了各自的生活，他们不再作为一个集体而出现，而是散落在社会结构的不同层面，独自承担起了自己的生活。与以前相比，他们的生活不再有集体的保障，他们的精神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昂扬或自信，而是处于挣扎与困顿之中，在这个时候，“制造钢琴”这一事件将他们团结在一起，他们又相聚在旧日的厂房之中，开始为一件“共同的事业”而奋斗，但是时过境迁，他们这时团聚在一起，与以前已经有了极大的不同，破败的厂房，巨大的管道，废弃的烟囱，都在说明一个时代已经结束，而他们重聚的欢欣与劳作的快乐和这些场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一种近乎荒诞的喜剧效果。这可以是一种双重“错位”，他们在一个不属于他们的时空中仍然延续了旧日的行为，这是时空上的错位，而另一方面，他们“联合起来”的目的也和以前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在下岗之前他们铸造钢材是在为国家或社会主义事业做贡献，那么此次“联合起来”，则只是为了私人的目的，帮助陈桂林造一架钢琴，同时在这里，“钢琴”作为一种象征性的符号，则代表着另外一种生活方式——讲究格调或趣味的，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这样一种追求与他们“联合起来”的行为本身也构成了一种错位或反差，即在联合的过程中，他们并没有形成自身所处阶层的阶级意识，反而是另一阶层的阶级意识或主流的意识形态在向他们渗透，他们所努力的目标，不过是为陈桂林的小女儿提供另一社会阶层生活方式的象征性符号。在这里，他们所认同的价值观念与陈桂林前妻并无太大的不同，所不同的只是他们提供的方式更加艰难曲折而已。在此处我们也可以看出，昔日的“工人阶级”在经历了沧桑巨变之后，仍然没有生成自己的“主体性”，在思想意识上仍然为另一阶层的主流意识所主导，而并没有发掘出自己生活方式与思想意识的真正价值。但是另一方面，这些下岗工人毕竟联合起来了，那么是什么促使他们联合起来的呢？除了与陈桂林的私人友谊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另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对集体的渴望与对昔日生活的美好情感，他们共同保有着对那一段生活的温暖回忆，那是他们生活中最值得珍惜与骄傲的日子。那不仅属于他们个人，也是属于钢铁产业乃至“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辉煌。正是这些美好的回忆，以及他们在过往生活中所形成的彼此之间的情感，让他们以一种新的方式走到了一起。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情感联系，这些工人在下岗后散落各处，从事着不同的行业，但是一旦遇到某一件事，他们还是可以重新凝聚在一起，可见他们之间的情感联系是那么坚固。而这样一种关系，既来自于现代化大产业在运行中所产生的协作需要，也来自于同一社区“熟人社会”所凝聚起来的情感，可以说是一种既现代又传统的关系。这一关系不同于传统农业社会的熟人关系，因为他们所从事的是现代化的钢铁产业，也不同于现代私人企业工人之间的彼此隔离，因为他们在生活之中也形成了紧密的联系，同时他们也不同于传统的以“义”为核心的江湖兄弟的关系，因为他们所从事的是一种以现代化与社会主义为目标的大业。但是这一关系也带有上述三种关系的某些特点，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有传统中国特色的阶级或同志关系，或者说是一种“阶级兄弟”关系，他们在阶级关系上叠加了“兄弟”关系，形成了一种独特而密切的现代人际关系。影片中对这种关系有着细致的把握，但也没有回避其内在的复杂性，人与人之间性格的差异，彼此之间的矛盾与纠葛，现在生活处境的不同，等等，但是这些内在的差异并没有成为他们彼此合作的障碍，反而更加丰富了他们之间的情感，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多面性及其内在的一致性。影片的整个故事逻辑正是建立在这种“阶级兄弟”关系之上，不过这是一种迟到的表演，是沧桑巨变之后的缅怀与追忆，也是一种深情的告别或对未来的期盼。在结构上，影片采取了类似《七武士》、《海角七号》的组织方式，不同的人物在面临一件大事时，经历种种波折、矛盾与纠葛，最后凝聚在一起，共同面对与解决了这一问题。在《七武士》中，这一事件是对付外来的强盗，在《海角七号》中，这一问题是组织一场音乐会，而在《钢的琴》中，这一事件则是制造一架钢琴。这样的组织方式的长处在于其丰富性与曲折性，如《七武士》便塑造了七位性格迥然不同的武士，《海角七号》也呈现了不同阶层的人物在组织音乐会这一事件上态度的差异，这一结构不易把握，如果处理不好，很容易散漫或散乱，是对主创人员结构能力的一个重要考验。《钢的琴》对这一结构有着较为出色的把握，影片中的陈桂林、淑娴、王抗美、大刘、胖头、二姐夫、汪工、季哥、“快手”等人，形象鲜明，个性突出，他们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故事，最终融汇到“造钢琴”这一大故事之中，在一个“集体”之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们既分工又协作，既有矛盾，又统一在一起。相比《七武士》、《海角七号》，由于《钢的琴》的结构方式与主题呈现相关，因而别具一番深意，他们的“组织起来”，是在下岗分散之后的重新“组织起来”，所以这一组织的过程也就更加引人深思，所以当影片中荒废的厂房中再度响起他们的欢声笑语，再度迸溅起钢花，再度充满忙碌的身影，他们所勾起的，不仅是历史的温情记忆，也是对现实的批判性反思。或者说，影片向我们展示了历史的另外一种可能性，让我们去想象：如果没有下岗或国企改制，他们的生活是否会更好一些？我们的国家是否可以更好一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将这部影片与库斯图里卡的《地下》（《没有天空的城市》）、沃尔夫冈-贝克的《再见，列宁》加以比较，这两部影片也提供了反思历史的一种新视角，以轻盈的艺术构思让我们看到了历史的厚重。在库斯图里卡的《地下》中，革命已经结束，而被骗的革命领袖与他的同志转入“地下”，在那里继续坚持革命理想与斗志达20年之久，等他们终于发现这一骗局时，南斯拉夫已经沧桑巨变，面目全非，库斯图里卡以此来反思南斯拉夫的历史，而在《再见，列宁》中，儿子阿历克斯为了不刺激病中的母亲，隐瞒柏林墙倒塌，假装东德依然存在，于是在那间小公寓里，阿历克斯尽力描述着一场东德仍然繁荣昌盛的场面，从食品到服饰，甚至伪造电视新闻，最后他甚至导演了一出西德为东德统一的“戏剧”。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历史的另外一种可能性。在《钢的琴》中，虽然没有南斯拉夫、东德那样天翻地覆的巨变，但是中国的发展与时代的巨大转折，也让我们对另外一种生活与生产方式感到陌生，——那种集体的、“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被冠以“大锅饭”、“铁饭碗”的命名受到批判与否定，在市场经济时期已经失去了其“合法性”，影片则以一种新的方式将我们带到了那样的生活方式之中，让我们看到了那种生活方式曾有的温暖与美好回忆。但是这样的反思，是在双重隔离的效果之中达到的。如我们上述所言，小说在荒凉的厂房中再现了火热的劳作场面，具有一种强烈的时代对比，这种对比具有一种反讽性的戏剧效果，这可以说是一重“隔离”，另一重隔离则来自影片的艺术效果，影片在呈现上述场景时，配以欢快或怀旧的音乐，这些音乐的巧妙运用使我们在接近这一场景时又远离了“现实”，可以从一种有距离的高度面对这一切。这双重的隔离，将一种更加丰富的历史与艺术意蕴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不得不思考历史的另外一种可能性，在时代巨变之后，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工人曾经有过的历史，如何面对工人当下的现实？影片对“转折”的戏剧性呈现，及巧妙的艺术构思，让我们可以像《地下》、《再见，列宁》一样，面对与思考这一历史转变对国家发展所带来的种种后果，并探索新的可能性。再见列宁中的母子另一方面，如果与描述工人生活的电视剧如《大工匠》、《钢铁年代》、《金婚》等作品相比，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电视剧几乎都以编年的形式讲述工人生活数十年的演变，它们所表现的是历史的“延续”，这一“延续”又因为故事的家族结构与个人成长史的讲述方式而得到加强，于是其中呈现出来的工人生活的故事便似乎是“自然而然”的变化，在其中我们很少能够看到历史的“转折”与“断裂”，在这里，“工人阶级”的故事便不是一个阶级的故事，而表现为“家务事，儿女情”，“工人阶级”命运的转折也不是一个整体性的叙述，而表现为家庭与个人命运的沉浮。这样讲述故事的方式虽然为电视观众所喜闻乐见，却缺乏对历史的一种总体性的认识和把握。而《钢的琴》不同，它所讲述的是历史的“断裂”与“转折”，将不同时代工人的生活方式，以艺术的方式“叠加”在一起，在巧妙的对比中，让我们看到了历史转折在每个人的生活与心中留下的印痕，这样的方式虽然不像上述电视剧那么面面俱到，但却从总体上让我们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处境。在他们作为一个“阶级”瓦解之后，他们只能以个体的方式进入“历史”，因而是无力的，他们所拥有的只是个人技艺，但这种技艺在离开工厂之后又无用武之地，只能成为小生产者式的谋生的饭碗。在影片中，我们可以从不同的地方看到这一对比，在影片所营造的氛围中，我们可以看到“集体”时的火热与现在厂房的凋敝，“钢”这一意象，在过去的时代是“铁水奔流”的象征，而现在则是冰冷的，甚至是“废铁”，只有在“造钢琴”的过程中，才回光返照似的重现了昔日的火热与激情，而这只不过是转瞬即逝，在影片的结尾处，陈桂林的父亲去世，或许这真正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钢铁年代剧照张猛导演的《大耳朵有福》曾经引起电影界的广泛关注与好评，这部影片描写一个退休工人一天的生活，他生病的老伴，被羞辱的女儿，在外惹事的儿子，无人照顾的老父亲，以及他漫长而艰辛的寻找新工作的过程。影片以生活流的方式展现了他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底层小人物的现实处境及其喜怒哀乐，这部影片深入到人物的生活与内心深处，较之某些描述底层生活的纪录片与故事片，更深刻细腻地表现了这一阶层的生活世界。而作为他的第二部作品，《钢的琴》与《大耳朵有福》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两者的相同之处在于它们所关注的都是底层小人物或“工人阶级”的历史与现实处境，甚至《大耳朵有福》中的主人公王抗美，在《钢的琴》也作为一个次要人物出现，更是将两部影片联系在一起，也显示出创作者创作“系列影片”的艺术雄心。两者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艺术表现方式，《大耳朵有福》是以接近纪录风格的“生活流”表现主人公的生活，而《钢的琴》则更体现了创作者艺术上的精巧构思，但是这一艺术化的表现不仅没有削弱对生活的深入，反而以新的方式让我们从一个更加开阔的视野去看待工人生活的变化。在艺术表现上，二者也有相似之处，那就是音乐元素的出色运用，这些革命歌曲、通俗歌曲与钢琴曲，不仅象征着不同时代的风格与文化理想，而且也将我们带到了历史与时代的深处，让我们可以从总体上思考工人生活的变化，历史的转折，以及新的可能性。

中央国家机关“强素质 做表率”读书活动主题讲坛2011年第四讲（总第二十四讲）“中国的三农问题与三治问题”
。时间：2011年4月30日上午，地点：新闻出版总署多功能厅

我国的自杀率在过去20多年出现了一个明显下降的趋势。原因：农村自杀率的下降，尤其是农村女性自杀率下降。农村女性的大规模迁移规避了三种既往的自杀风险，即农村女性既往的从属地位、既往的家庭纠纷、既往的自杀工具。

汉服运动方兴未艾。而且这一草根运动与对"汉族"的理解有着深层的精神联系。从网上倡导汉服的言论来看，"汉服泛指三皇五帝时期到清政府实行剃发易服前的汉族所着服装系统","汉民族服装尽管受到其他民族服饰的影响，但其基本民族特征则并未改变"，比如"男子的圆领袍服自唐代一直延续到明代"......果真如此吗？唐代突厥贵族的金蹀躞带，"玉带"由此演变而来。明代官员的经典服饰其实受到胡服的影响。在马背上跑野了性子的唐代军人们没一个能遵循长裙、高履、危冠之类的古礼。唐代健儿以巾、袍、带、靴的战服作为常装，"上领"解开后便形成翻领。北朝后期发生了一次重要的服饰变革，涉及我们今天非常眼熟的乌纱帽、玉带、皂靴以及"圆领袍"的来历。原来，古代官员的这套标准打扮，都与少数民族特别是擅长骑射的草原民族服饰有关。服饰演变的华美历史，也许会让我们对"中华民族"有更深刻的理解和认同。"乌纱帽"的含义可说是路人皆知，"戴上了乌纱帽"、"丢了乌纱帽"这类表达在今天仍然得到经常性的应用。经由古代绘画以及戏曲表演，人们形成了深深的印象：头戴乌纱帽，身穿盘领袍，腰挂玉带，足蹬皂靴，便是中国古代官员的经典风貌。不过，这一套服饰在历史上其实有个鲜明的起点，那就是北朝后期。在秦汉魏晋，在南朝，甚至在北朝前期，都绝对看不到类似的男服样式。对于发生在北朝的这一次重要的服饰变革，唐宋学者们都心里明镜儿似的知根底。如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指出："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窄袖、绯绿短衣、长靿靴、有蹀躞带，皆胡服也。窄袖利于驰射,短衣、长靿皆便于涉草。"朱熹也在《朱子语类》中明确道："今世之服，大抵皆胡服，如上领衫、靴、鞋之属。先王冠服，扫地尽矣。中国衣冠之乱，自晋五胡，后来遂相承袭，唐接隋，隋接周，周接元魏，大抵皆胡服。"朱子提到的"上领衫"、"上领服"，就是"盘领袍"的前身，在北齐时代最初出现的时候，这种上衣确实是"窄袖"的"短衣"，一如沈括所指出，其形制处处都是为了便于骑马、射箭、在草原上跋涉而设计。这种上衣最特殊之处便在其领式，唐宋时称为"上领"，明代则称为"团领"、"盘领"或"圆领"，是将领口挖裁成紧绕脖颈的圆形，纽扣的结扣处在两肩头。如此的形式显然是为了防止风沙从领口灌入，另外，一旦天气转热，解开肩头的纽扣，将一对"上领"外翻，便形成敞开的"翻领"，犹如今日西装的翻领，这样一来，就可以散热透汗了--因此它也是中国服饰传统中唯一有翻领的衣式。也是在上领袍、衫上，为了骑马的方便，而开创性地引入了可能是从波斯传来的"开衩"。纽扣、开衩这些在秦汉服饰中从不曾有的元素，从此将逐渐变幻为中国传统服装上闪闪生光的亮点，而其最初出现在上领袍、衫上，都是为了服务于马背轻驰的便利。扎在上领袍腰间的皮带是一种形制特殊的"蹀躞带"，在带身上嵌有一个个金属銙环，其中装缀细长皮带，叫做"蹀躞"--这些垂带上均设有多个带扣，可以把佩刀、箭囊以及各种随身所需的小物件一一挂在上面，恰恰是适合游牧生活的一种携物方式。入唐以后，农业社会的定居生活方式成为常态，人们无需在腰带上携挂日常物件了，銙环便逐渐化身成华贵的饰牌，演变出文学中经常提到的"玉带"。至于长靿靴，则显然是"皂罗靴"的源头。在北朝后期，还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头饰"幞头"。按《隋书·礼仪志》的观点，幞头倒是来源于"汉衣冠"--前身是东汉以来的幅巾，即方头巾。（不过，孙机先生认为，幞头是由鲜卑帽改进而成，因此仍然是"胡服"的一种。）在北周武帝的时代，幅巾被加以改造，在巾的四角缝缀上系带，同时发明了一种非常漂亮的结系方式，将一对巾带结在脑后，另一对巾带反系向前，于头顶的髻前绾结，因此也叫做"折上巾"。发明幞头的目的，同样是"便武事者也"（《新唐书·车服志》），用轻质的绢罗将头发束紧，头顶上轻便利落，自然无碍驰射。不过，大致在隋唐之间，为了追求造型的美观，幞头之内被加上硬质衬冠。自唐至宋，巾角也转换成花样翻新的帽翅，同时改用硬挺的漆纱当做面料，最终形成"乌纱帽"。总之，幞头、上领袍、蹀躞带、长靿靴，本是一套完整的骑马服，是战服，或者说，是一套完整的骑兵军服。隋、唐都是以马上得天下，其上层社会由剽悍的军功贵族构成，于是，这一群体日常所穿的服装便在国家政治中心自动确立为一种服装标准。早在南北朝时代，上层社会的"常服"便发生了南北的分野，南朝男性贵族仍然保持上襦下裙的衣式，而"北朝则杂以戎夷之制"，并且"虽谒见君上，出入省寺，若非元正大会，一切任用"。隋唐两朝沿袭了北朝时代的作风，虽然非常认真、严谨地以"复礼"的精神制定了全套的繁复的仪服制度，可惜在马背上跑野了性子的健儿们没一个能习惯长裙、高履、危冠之类--你能指望艾森豪威尔天天穿裙子四处走吗？所以，除了"元正大会"一类的庄严场合，平常还是照穿方便利索的战服。唐家天子就带头不认真尊行古礼，"其常服，赤、黄袍衫，折上头巾，九环带，六合靴，皆起自（北）魏（北）周，便于戎事。自贞观以后，非元日、冬至受朝及大祭祀，皆常服而已。"（《旧唐书·舆服志》）李渊、李世民这两位天生的战士，都是以巾、袍、带、靴完整配套的战服作为常装--整个上层社会也都是如此。日久相沿，这一套轻捷剽悍的服装竟逐渐演变成宽缓华贵、雍容温雅的宋、明官服。直到清代强行确立一套新体系的"胡服"，"乌纱帽、圆领袍、腰带、皂靴"才成为"前朝职官公服"（清人叶梦珠《阅世编》）而汇入历史记忆。

听妈妈说，爸爸十九岁在南开大学时，就萌发了写《雷雨》的冲动，转入清华大学后，又酝酿了很多年，直到1933年《雷雨》才动笔。写作时，他对剧中人物、情节、艺术特点，对剧本的结构，甚至布景道具，都做了反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