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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不是阿拉伯世界

联合早报2011.3.15

阿拉伯世界发生了被称之为“茉莉花革命”的一连串事件。西方世界在关切阿拉伯世界的同时,似乎并没有忘记中国。实际上,从媒体聚焦的深度和力度来看,对中国的关切甚至甚于对阿拉伯世界的关切。为什么会这样?

  人们那么关切中国,但没有一个一致的理由。不同的人对中国的关注出于不同的背景。一些人关注的是这样一种假设:阿拉伯世界所发生的事,已经对外在世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果中国发生了类似的情况,会产生怎样的外在影响呢?无疑,较之阿拉伯世界,中国在世界事务上的影响更大。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经济体的内在一部分,甚至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其中一个最大的驱动力。在中国事务上,外在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不再是旁观者,而是利益相关者。出于对自己利益的关怀,他们来关心中国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人并不希望中国发生类似阿拉伯世界的事情。
  不过,也的确有些人希望中国发生类似的事情,并且要尽力推动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苏联东欧剧变之后,很多人一直在关切中国,期待着类似的事情发生在中国。前些年,每当有国家发生“颜色革命”的时候,他们都会把中国带入其思考的空间。一些人甚至总是在预测中国什么时候会发生类似的事情。在这个群体中,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动机:一些人希望中国的政治变革和民主化,一些人对现状极度不满,一些人恐惧于中国的继续崛起。
中国有不同的制度背景
  不过,中国不是阿拉伯世界。如果光从一些社会现象来看,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的确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例如社会不公平问题、收入差异、腐败、大学生失业或就业不足等等。(应当说,所有这些现象都值得中国关注。如果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就会面临不稳定的严峻挑战。)但是,做这样简单的比较,并不能回答为什么中国不是阿拉伯世界。要回答“中国为什么不是”的问题,就要看中国本身所具有的制度性因素。中国和阿拉伯世界存在一些类似的社会现象,但因为中国和阿拉伯世界具有不同的制度背景,因此尽管有类似的社会现象,它们所能导向的结果是很不相同的。
  首先应当指出的是,那些相信中国会步阿拉伯世界后尘的人,大都是从简单的意识形态来看问题。这个意识形态的核心就是民主,并且是西方式的多党制民主。民主先发生在西方,也早就成为西方意识形态领域的核心。西方社会在很多方面都特别强调“多元”,例如经济多元、社会多元、宗教多元和文化多元等等,但就是在政治制度问题上只容许“单元”,就是单线的历史发展观,即所有政治制度都必然走向西方式民主。早就有学者宣称西方式民主是“历史的终结”,尽管历史的现实并非如此。客观地看,现实世界上所存在的众多政治制度,并不能用简单的“民主”与“专制”或“非民主”所能概括的。那种把世界简单地划分为“民主”和“专制”,并且进一步简单地认为“专制”必然向“民主”发展的理论,已经远远不能解释现实世界了。
  西方过度地从西方的观点来看中国,也希望中国朝着西方所期望的方向发展。这导致了很多人忽视中国本身到底在怎样发展,以及发展出了什么样的制度。决定中国命运的正是中国本身的发展,和其所发展出来的制度模式,而非外力。要理解中国为什么不是阿拉伯世界,就是要看这些方面,而不是从任何西方的概念和理论。
  说到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的不同,很多人都会强调中国在过去30多年的高速经济发展和其关联的社会发展。这些因素当然很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政治制度因素。阿拉伯世界也曾经有很不错的经济发展成就,一些社会远较中国富裕,但是其政治制度僵硬不变,很难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最终导致今日的局面。一些相信中国会阿拉伯世界化的人,其错误也就在于把中国的政治制度,和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制度等同起来。这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上面提到的,这些人简单地把世界划分会(西方式)“民主”和“专制”两个阵营。实际上,正是中国的政治制度使得中国和阿拉伯世界区分开来,也使得中国不会出现阿拉伯世界所出现的情况。
  很显然,如果从西方多党民主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政治制度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应当指出的是,正是从这一西方观点出发,很多观察家并不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有过任何有意义的政治改革。
中国政治制度的巨大变化
  事实上又怎样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只不过是这些变化并不是西方式的。不管人们评价如何,正是这些政治制度上的变化,使得中国有能力适应和消化社会经济变革,以及转型所带来的各种变化。
  那么,中国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呢?官方的意识形态,并不能帮助人们获得有关中国政治制度实质性的知识,一切要从中国政治制度的实际行为出发。因为政党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核心,人们又进而要从认识这一政党制度入手。
  简单地说,中国已经演变成为一个一党主导下的开放型政党制度。
  第一是开放。开放最重要。任何一个政治制度,如果不开放,就必然表现为排他性和封闭性。只有开放,政治才具有包容性。政治上的开放性,在西方是通过外部多元主义,即多党政治来实现。理论上说,每一种利益都能够找到能够代表其利益的政党。在中国,因为没有多党政治,依靠的是内部多元主义来实现。内部多元主义表明政党的开放性。社会上产生了不同的利益,执政党就向它们开放,把他们吸纳到政权里面,通过利益的协调来实现利益代表。
  中共多年来致力于从一个革命性政党转型成为执政党。在革命期间,政党要强调依靠一些特定的阶级和阶层,但作为执政党,其必须依靠所有的阶级和阶层,才能拥有最广泛的社会基础。中共的转型不可说不快。上个世纪90年代,随着民营企业的崛起,成功地解决了民营企业家加入执政党、进入政治过程的问题。面临迅速崛起的社会组织和新兴社会力量,执政党现在又开始强调社会管理,致力于通过吸纳更多的社会力量来扩展执政的基础。随着社会基础的扩大,党内民主的需求也日益增长。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年来执政党在不断强调党内民主重要性,并寻找多种形式的党内民主的原因。
  这种内部多元主义基础上的政治开放性,其有效性并不比其它任何制度低。阿拉伯世界基本上既无外部多元主义,也无内部多元主义,多数政权表现为封闭性,有一个家族(君主政权)或者少数几个家族长期垄断政权,统治国家。即使在民主国家,例如英国、美国和日本,国家政权也经常被几个政治大家族所垄断。从统计学角度来看,从社会底层进入政治领域的人数,中国远远超过民主国家。共产党统治不是家族统治,这使得共产党更具有群众性。
  第二,同样重要的是中国解决了精英阶层更替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说,西方民主的本质是通过定期的选举,解决政治精英的变更。在民主政治产生之前,暴力往往在政权更替过程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这种情形也在中国传统社会存在数千年,所谓的“革命”就是“改朝换代”的意思。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拒绝走西方式的民主道路,但已经发展出非常有效的精英更替制度。
  这要归功于邓小平。邓小平确立了两种相关的制度,一是领导人退出制度,即退休制度;二是人才录用制度,从社会的各个领域录用人才。现在这个制度从基层到最高领导层已经高度制度化。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年龄的限制(即任何一个领导人一旦到了规定的年龄,就必须从相应的职位上退下来),各个阶层精英更替的速度,是没有其它任何一个制度所能比拟的,包括民主制度。尽管年龄规定的“一刀切”制度在外界看来,甚至已经到了不合情理的程度,但的确产生了诸多积极的政治效果。
  这个体制的优势是很显然的。首先,它避免了个人专制。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内部多元主义所形成的“党内民主”,或者党内集体领导制度。中共党内高层之间的制衡,远比民主国家的多。例如在美国,一旦当选总统,其经常拥有“帝王般”的权力。而中国领导层中,在强人政治时代过去之后,再也难出现这种“帝王般”的权力者了。二是限任制。现在一般上,领导层包括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和其它重要职位,至多是两个任期,即十年。这和西方的总统制并没有什么区别。很显然,限任制是对个人专制的一种有效制度制约。就是说,中国尽管没有西方式民主,但也找到了同样的甚至更有效的方式,来保证不会出现个人专制。但在阿拉伯世界,普遍的现象就是个人专制,无论是君主制国家还是具有现代政党制度的国家。当一个人或者一个家族统治一个国家数十年的时候,就会弊端丛生,令社会不可忍受。
中国政治制度具强大动员能力
  其次,中国的政治体制使得政治更新异常地迅速,政治能够有效反映代际变化,因此也是利益的变化。较之其它任何政体,中国政治体系的一个显著现象就是官员流动速度非常之快。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官员离开其任职的岗位,也有同样多的官员进入这些岗位。这种快速的流动尽管也出现了一些弊端,但不可否认的是它能够更加有效地反映时代的变化。
  第三,中国的政治制度具有强大的政策动员能力,从而促成政策的及时变化。从理论上说,多党制国家的政策变化的阻力应当比一党制的为少,因为政策可以随着政党的轮替而变化。但事实上则不然。越来越多的民主国家,无论是西方发达的民主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反对党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忠诚”的反对党,而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在这样的情况下,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政策变化变得非常困难。
  中国则不然。如果西方式民主更多地表现为政权轮替,中国更多地表现为政策“轮替”。尽管中国社会经常抱怨执政党政策变化缓慢,但较之其它政体,中国的政策变革速度还是相当地快。只不过,在民主国家,人们可以互相推卸责任,而在中国,执政党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再到本世纪,中国实现了数次重大的政策转型。看不到执政党的政策动员能力,就很难理解中国这些年来的巨大变化。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的制度不存在问题。相反,中国的制度面临很多非常严峻的挑战。想说明的一点是,包括西方式民主制度在内,所有制度都在面临挑战。任何一个制度,如果不能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而变化,就会发生危机。没有一个制度是终极的,可以终结世界历史。所有制度都要在变化中求生存和发展。
  尽管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在很多方面仍然有巨大的改进和改善空间。但是要认识中国,并不能用任何西方的或者其它别的概念和理论来理解中国,用西方或者其它的价值来评判中国。如果这样,既无助于理解已经发生的变化,更无助于看到所存在问题的本质,要谈解决问题更不可能了。这一最简单不过的道理,却往往被人们有意无意地漠视。
  作者为国大东亚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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