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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野:1943年向蒋介石铸献九鼎的流产与非议

近代史研究2009.2
沧海生还又见春,岂知春与日俱新。读书渐已师秦吏,钳市终须避楚人。九鼎铭词争颂德,百年粗粝总伤贫。周妻何肉尤吾累,大患分明有此身。

九鼎是古代中国特有的器物,寓有神圣之意。有关九鼎的记载最早出自《史记》,据载:"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继之,唐武则天万岁通天二年,宋徽宗崇宁三年,也曾先后铸九鼎。自宋徽宗之后,此项记载便淡出史籍,九鼎逐渐成为古老的历史故事,仅仅在词典上留下一个并不常用的名词。

然而,时至公元1943年,在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这个早已绝迹的器物竟又一次现身。这一回铸鼎的一方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几个下属党部,而献鼎的对象则是该党总裁蒋介石。这个绝迹之物的重现,也使九鼎的故事跨越时空,从上古延续到近代,从禹延续到蒋。

1943年1月,在蒋介石的直接督导之下,中国与英美分别签署平等新约,据此,存在于中国约百年的不平等条约被取消,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至少在形式上得到解除。废除不平等条约是近代中国革命的主题之一,由于此举具体经由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党完成,为此,官方的刻意宣传与民间的自发情绪交汇在一起,在重庆掀起一轮对蒋个人歌功颂德的浪潮。

正是在这样-个背景与氛围之下,向蒋介石铸献九鼎的拟议被提出。拟议及操办者,为组织部下属大学党部与工矿党部,而出面牵头的则是组织部长朱家骅(字骝先)。

铸献九鼎的消息传出之后,蒋本人并不制止,等于默认,由此招来人们私下异议。3月22日,军令部长徐永昌日记记载:"晚饭后王芸生、曹谷冰来......王、曹对委员长允准各大学铸献九鼎表示不应当,并云鼎文为顾颉刚拟,鼎式为马衡办(此事全出人意料之外)。"王芸生时任《大公报》总编,曹谷冰则任该报董事,王、曹、徐三人的反应至少都不是正面的。

这九个鼎后来尚未对外展示即被封存,亲眼见过其实物的并不多,时任组织部秘书的庞镜塘记载:九鼎"经中央大学美术系和美术学院两位教师画出几种图样,最后送朱家骅审定为圆形三足的一种,并决定用最好的铜合金铸造成坯,然后饰以浮雕,花纹略仿三代彝器的旧图案"。据称:"九个鼎的形制大小和花纹完全相同,器高约30公分,重十几市斤。"据前述王芸生所云,鼎式的设计出自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

九鼎铭文全文如下:"于维总裁,允文允武,亲仁善邻,罔或予侮。我士我工,载欣载舞,献此九鼎,宝于万古。"几句空话,形式大于内容。

当年10月30日,中国与美英苏一道签署《四国关于普遍安全之联合宣言》,据此,中国的四强地位得到确认。年初,基于不平等条约的废除,铸鼎的拟议被提出,年末,随着四强地位的确认,献鼎的时机已然水到渠成。

11月3日,中央社报道:"全国工矿暨学校党部铸九鼎奉献总裁致敬,闻于本月七日在某地举行隆重奉献典礼。""并悉奉献九鼎筹备会恭请组织部朱部长家骅为主献人云。"(《大公报》)

3月间徐永昌初闻此一消息,或许因为还只是一个传闻,其反应仅仅是出人意料,但当此事被证实之后,11月6日,徐在日记中这样写道:"闻明日各界将献九鼎于蒋先生,此亦可纪之一□也。""余向主努力求己,不重视向国际求体面,即个人亦然。今日献九鼎,蒋先生应却而不之却,徒损其大,献者不以德爱人,徒增国家之陋。"

九鼎之铸与献,均缘自在国际上获得"体面",徐的意思是不应过于看重这些表面现象。徐对九鼎的献受两方均表不满,认为献者不以德爱人,受者则应却而不却,结论:国家之陋。

11月7日,国民党中央训练团第28期举行开学典礼,按照预定安排,献鼎典礼一并举行。不料事到临头,献鼎忽遭蒋氏严拒,急令叫停。

关于拒献的原因,蒋在当天日记中这样解释:中训团开学典礼,"本拟准予同时举行党员献鼎典礼,以志本党取消不平等条约之永久纪念,惟见报载,该鼎耗费金钱二百万元,为时一年有余,且需用数人抬杠,殊甚骇异!今晨到党训班(按:指中训团)时,正实习献鼎典礼达二十分钟之久,此种耗钱费时,无益于党国抗战与民生之事,在此战危时困,军民穷乏之际举行,可谓无聊已极。乃令作罢,故仅举行开学典礼而已,至对于为献鼎而来之五百余人,在开学致词时,乘便训导,并说明作罢之理由,使一般党员亦能多得一层教训,并使之务实而不尚虚文也。"

此一记载表明,献鼎一事本已获准,而蒋所以忽又拒献,是因为得知耗钱费时,故而斥之为虚文无聊。总之,在最后一刻,蒋总算保持了一分清醒,没有让这个无聊之举成为最终的事实。

拒献的消息迅即传开,再次引来人们私下热议。任职于侍从室的唐纵在当天日记中写道:"上午中训团开学,组织部将举行献鼎典礼。委座以工料甚贵,典礼隆重,大怒。责备朱部长不是。此时前线将士浴血抗战,何能如此耗费,作此无益之事。时贤多赞委座英明。"

此一记载可以这样理解,既然时贤对于拒献的反应是正面的,反过来,对于铸献的看法肯定是负面的。

唐纵仅仅记载了人们的一般反应,但是,此类"无聊"之举为何能够发生,唐并未深究。时任铨叙部次长的王子壮探讨了这个问题。11月12日,王子壮在日记中对事情的经过记述如下:原拟中训团开学典礼与献鼎典礼一并举行,但蒋"见鼎为正式之铜鼎,即召朱部长至主席休息室,高声斥责不应如此。谓作事须有意义,符合时代潮流,而此举既无意义,又未合潮流......殊为不当。旋出而行开学礼,言及党员应知耻,则指献鼎为不知耻,并声言不用再献,我接受各位的意思好了。此事予朱骝先部长以当面责斥于大庭广众之中,至使人难堪,故朱氏有不愿干之表示。"

蒋对朱家骅的斥责及中训团开学典礼讲话,国民党官方文献未见收入,王子壮的记载可以聊补此一缺失。

那么,发生此事的原因何在?王子壮这样认为:"总裁以雄才大略,本不免英雄自喜之心,近年以总裁身旁至少诤言,且往往蒙蔽事实以饰非......献鼎之动机实难逃此种责备。"所谓英雄自喜之心,指好大喜功,这是蒋自身的弱点,而另一原因则是蒋的身旁缺少诤言,铸献九鼎正是两方面的原因互为作用的结果。

另外,关于献鼎的具体经办,王子壮认为责任并不全在朱家骅,蒋亦应负一定之责。王写道:"朱氏之出此,事前曾有报告请示,献鼎时则指定于训练团开学之时,彼(按:指蒋)并未有何反对之表示,在签呈上批一'阅'字。其意盖谓'知道了',何以突然来此打击?谓其心绪不好亦不应前后判若两人......"此言意指蒋出尔反尔。

王子壮探讨了献鼎的成因,较之唐纵那样的一般性记录有所深入,但王并未抓住问题的核心,此即献鼎的性质。徐永昌提出了这个问题。11月18日,徐在日记中这样表示:"蒋先生在中训团却朱骝先等所献九鼎,此事关系太大。"为何关系太大?徐继续写道:"民四初闻筹安会之名词,以为袁总统会将赫然震怒......不意其渐至于自谋之。张勋复辟前,余亦以为断不会再有此胡涂事,卒至龙旗通衢,方觉果有此笑话出现。九鼎固微,然献者之心至危。"徐称蒋之拒献大快人意,结论:"谁曰我中华民国未进步。"

在这里,徐把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与铸献九鼎联系起来,作为同一类问题一并提出,从而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与核心。向蒋个人铸献九鼎,其实质并不在于耗钱费时,也不在于虚文无聊,而在于它是一项封建性质的活动。正因为徐的视角摆在这里,因此,徐把蒋之拒献视为国家的进步。

围绕九鼎而引出的争议,蒋是其一,朱家骅是其二,而第三个遭物议的则是九鼎铭文的作者之一,时任中央大学教授的顾颉刚。

关于撰写九鼎铭文一事顾氏后来予以否认。此事本身并不复杂,只需做一个简单的清理。1943年1月11日,顾颉刚日记记载:"中英、中美另订新约,废除百年来之不平等条约,是抗战以来第一可喜事也。"这是背景。1月28日顾又记载:大学党部与工矿党部欲向蒋献九鼎,"而以鼎铭属予,因就(刘)起釪所草,加以改窜"。

刘起釪当时是中央大学的学生。这就是说,撰写九鼎铭文这件事由顾接下,再由顾交刘起釪起草,最后经顾"加以改窜"而上交。所谓改窜,既是修改也是定稿。整个过程的确由顾经办,因此本文称顾为作者之一,这个定位应当可以成立。但由于顾的名气大,当时人们只知顾颉刚而不知刘起釪。

中共建国之后,这件事一度被视为顾的政治污点,对此,顾曾这样自辩:大学党部等决议向蒋献鼎:"因为我在中大,所以由中大的同学邀我撰鼎铭,适有历史系学生刘起釪曾作文言文,我交给他做了......我把刘君所拟的送去,说明不是我做的,但过几天报纸上登出来,仍写了我的名字,这是他们要引我的名以为重的意思。"这个记述,完全回避了"加以改窜"的事实。

顾氏继续写道:"哪知隔了六年,忽然旧事重提,说我献鼎。我哪里来的铸鼎的工料钱......当时国共合作尚未决裂,共产党尚喊'拥护蒋委员长'的口号,而废除不平等条约也未始不是共产党该庆幸的事,这鼎即使是我做也并不在今天犯罪。"

顾之自辩归结为两点:其一,铭文出自刘起釪;其二,中共当时亦拥蒋。的确,在抗战时期说几句蒋的好话并不为过,中共甚至说过这样的话:"中国共产党认为:全国军民必须一致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中国共产党承认,蒋委员长不仅是抗战的领导者,而且是战后新中国建设的领导者。"中共的此一说法,此一承认,较之"我士我工,载欣载舞"几句空话,肯定可以为顾做更为有力的政治开脱。

顾氏对九鼎铭文的下推(刘起釪)与上挂(中共),无非是政治压力下的无奈的反应,问题在于:这些其实都不是事情的核心。顾颉刚曾亲身经历五四洗礼,但却回过头来参预这种与五四精神完全背离的活动,这才是问题的实质,也是引起当时的知识界侧目的原因。

1943年12月18日,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在重庆造访俞大维与陈寅恪,竺记载:"寅恪对骝先等发起献九鼎,顾颉刚为九鼎作铭惊怪不止。谓颉刚不信历史上有禹,而竟信有九鼎。"

如前所述,根据《史记》记载,九鼎为禹所铸,而顾颉刚最为著名的学术论点之一,就是否定禹之存在,此即人们通常所说:禹是一条虫。既然禹不存在,那么,就逻辑而论,由禹所铸的九鼎当然也不存在,因此陈寅恪表示不解:顾颉刚不信有禹,却信有九鼎。

但是,真正引起陈寅恪"惊怪不止"的,并非禹与九鼎之间的逻辑关系,而是献鼎所表现的与时代精神的背离。接下来竺可桢记载:陈寅格"作诗嘲之云:'沧海生还又见春,岂知春与日俱新。读书渐已师秦吏,钳市终须避楚人。九鼎铭词争颂德,百年粗粝总伤贫。周妻何肉尤吾累,大患分明有此身。"

陈诗所指与所嘲,正是问题的核心与实质。

既然被蒋拒绝,铸献九鼎也就没有成为最终的事实。本文所以把这个半途而止的问题提出,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体现了一种较为典型的不对称的精神现象。

不平等条约的取消至少在形式上解除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这肯定是历史的一个进步。然而,向蒋个人铸献九鼎,则又是一种封建性质至少是半封建性质的拟议,这肯定是历史的一个退步。以封建或者半封建的方式,纪念半殖民地的解除,等于以退步纪念进步。一句话,以一种反时代的精神风貌,而面向时代的前行。本来,从理论上讲,进步与退步两者似乎互不相容,然而在实践上却可以被人们合为一体。既是不对称的,又是可以平衡的,此即铸献九鼎所留下的一个可供思考的问题。

最后,那个期待"宝于万古"的九鼎去向何方?据庞镜塘记载:遭蒋拒献之后,"朱家骅即刻派人把这九个鼎送交中央图书馆暂行代为保管,以后便不知下落了"。看来,其命运与夏禹、武曌、赵佶所铸之物,大体相同,都被吞没于历史的瀚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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