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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蒋介石和孙中山在亨利.乔治问题上的差异

蒋介石评传 (作者:(美)汪荣祖、李敖) 

第五节 挡不住的经济起飞 

蒋介石是一个独裁者,政治上高高在上,意犹未足,还想身兼各家。既然他本人上有所好,他的手下,自然也就高帽一顶顶送上来了。我们信手一抓,就可来上一大堆:照国民党中常委谷正纲说,"蒋公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军事家、思想家和政治家"(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一日《青年日报》);照国民党驻美"大使"董显光说,"我民族领袖蒋公介石,为近代最伟大之军事政治家"(《蒋总统传》);照国民党国大代表蒋一安说,"蒋公发明力行哲学",是"大哲学家"(《先总统蒋公哲学思想之研究》,页一),照国民党理论家林桂圃说,"蒋公是当代世界上一位了不起的大政治思想家"(《先总统蒋公政治思想之研究》,页四十八);照国民党"教育厅""厅长"刘真说,"蒋公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而且也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先总统蒋公文教思想之研究》,页八十七);照国民党训导专家洪同说,"蒋公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更是一位成功的教育实行家"(《先总统蒋公文教思想之研究》,页七十一);照国民党新贵魏镛及国民党教授缪全吉说,"蒋中正先生......更是一位推动行政现代化的理论家与实践者"(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九日《青年日报》);照国民党台北市"议会长"张建邦说,"蒋公是都市管理学家、未来学家"(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九日《新生报》)。此外,照修泽兰说法,蒋介石无异是艺术家;照蒋复璁说法,蒋介石无异是书法家;照于斌说法,蒋介石无异是宗教家;照金克和说法,蒋介石无异是经济学家......以上所列的种种家中,其实蒋介石只能跟政治家、军事家沾上边而已,并且,他还够不上是水准以上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最不相称的无疑是"经济学家"那顶高帽,没有迹象可以显示他具有像样的经济学知识。然而台湾最足称道的却是六十年代以后的经济起飞,对蒋氏而言,可说是无心栽柳柳成荫,因为蒋介石一门心思在"反共复国",而非"经建台湾"。有意种的"反共复国"之花,早已成为昨日黄花;无心栽的"经建之柳",倒是处处成荫。 
台湾光复之初,满目疮痍,乃战后的表象,日本亦复如此。日本经营台湾五十年,为了有利可图,在殖民地建置了不少经济基础设施,特别是农业的开拓与增产,以及南北铁路交通、乡村水电等等。此外还留下大型工厂,如铝厂、糖厂等等。总之,蒋介石退据的台湾,物质基础之佳,远非毛泽东退据的延安可以想象。 
蒋介石的大撤退,带来近两百万外省人,使台湾人口增至八百万。总的来说,此一人口增加,"财富"多于"负担",其中大多数的军公教人员,正是台湾所缺乏的,而大批技术人员更直接有助于经济建设。不要忘记,蒋还以非法手段把全中国的国库黄金运到台湾,稳定了台湾的金融。 
此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关键便是美国因素。美国人并不喜欢蒋介石,甚至厌恶他。然而为了阻遏共产主义的扩张,于朝鲜战争爆发之后,主动派第七舰队保护蒋介石的台湾,封锁毛泽东的大陆。为了使台湾成为西太平洋上的"不沉母舰",美国又恢复对蒋提供大量的军援与经援。从一九五一年到一九六五年间的经济援助,平均是每年一亿美元。凡耗资较多的建设,均由美援支付,如肥料工业、石门水库所需美元部分、交通运输设施、农复会项目以及文化交流、教育卫生等等。台湾经建的一个主要功臣尹仲容就承认美援的巨大功效: 
美援一方面解决部分长期建设资金短缺问题,另一方面又弥补国际收支逆差。如无美援支应,则不但若干经济建设无法进行,即台币内外值亦无法稳定......美援成为经济发展及经济稳定之主要支柱。(尹仲容《台湾经济十年来的发展之检讨与展望》,页二八二) 
尹仲容在此没有提到的是,美国的巨量军援承担了蒋政府庞大的军费开支,减少财政赤字,不致严重影响到经建。美国也为台湾的经建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技术和市场。不仅此也,即使美援停止后的十余年间,由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组织,继续为台湾提供贷款达六十五亿余美元(据国府官方数字),对台湾的财政与工农生产,都起了积极作用。 
在日本殖民地时代留下的基础上,在美国的大力援助下,加上众多而又廉价勤奋的劳力,使台湾于一九六O年初开始进入经济起飞时期。工业生产于一九六三年首次超过农产,确定了以出口为导向的贸易经济,赚取外汇,引进更先进技术,增加就业机会,使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脱贫致富,跻身亚洲四小龙之列。
蒋氏父子对经建完全外行,他们的贡献应从对经建阻力的大小来衡量。就蒋介石而言,他"一心一意都在反攻复国上致力"(语见蒋介石《掌握中兴复国的机运》),并未把经济建设放在第一位。他的经济学知识浅薄,又要以孙中山的信徒自居,受制于闭门造车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即使不是共产主义,至少是一种社会主义,绝对不会是使台湾经济起飞的资本主义,以至于往往扌干格丛生,矛盾百出,必要时连蒋介石也只好暗中曲解行不通的三民主义。一九六七年六月七日,蒋介石主持国民党第十二次党务会议开幕典礼,以"机密"文件--《对本党实行三民主义党务工作之指示》,说:"实行三民主义优先任务,为民生主义。民生主义之中心工作,为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对此课题之意义,据我对总理平时训示所了解的,所谓平均地权之意义,第一,在交通发达之处及都市之土地,凡涨价者,借征收增值税之方法,以达到'涨价归公'的目的,用意乃在求消除贫富之不均,故增值税,亦可谓为实行'涨价归公'手段之一种。其次,则为现代都市政府如对其土地照价收买、区段征收、土地重划、超额土地之收购以及都市整建(如违章建筑)等之通例,亦皆为'涨价归公'之手段,政府可以发行都市土地债券,以筹集基金而实施之。此种良法美意,如能在都市实施,则不仅为平均地权,而实亦为消除贫富不均,并且为建设都市之张本。第三,在交通未发达以及土地未开发之处--即乡村土地,如农田山地,其地价变动性较少,则可征收田赋或实物,而免征地价税,以便于'耕者有其田'政策之实行。"如果我们细心一点,就会发现这一"机密"训词的立论,不但与民生主义中"平均地权"有极大的出入,并且和蒋介石以前论列"平均地权"的文字有极大的出入。试看在这一"机密"训词前三十二年--一九三五年九月,蒋介石在峨嵋军训团讲《国父遗教概要》,就指出:"因社会之发达进步,地价必有增无已,如果土地之增价,归之私人,则社会公共之努力无所获益,而地主反不劳而坐享其利;天下不平之事,未有甚于此者。所以总理说:'地价之不可不先定,尔后从事于公共经营也。......定地价之法......予以为当由地主自定之为便。其法以地价之百分抽一,为地方自治之经费。......此后凡公家收买土地,悉照此价,不得增减。......而将来所增之价,悉归于地方团体之公有。如此则社会发达,地价愈增,则公家愈富。......不平之土地垄断、资本专制,可以免却,而社会革命、罢工风潮,悉能消弭于无形。此定地价一事,实吾国民生根本之大计,无论地方自治或中央经营,皆不可不以此为着手之急务也。'这种办法,就是民生主义中'平均地权'的实行。平均地权,是总理最大的创造,也是我们政治、经济上最重要的学问,同时又是解决民生问题最重要的一个办法。" 
照孙中山的"创造",四十年前台北东区的地价,地主申报,每坪也超不过一百元,如果"悉照此价,不得增减",今日政府"收买土地",每坪付一百元,则无异打劫土地、作弄地主,当然是行不通的。蒋介石终于知道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是行不通的。因此他在"机密"训词里,硬以"增值税"代替全部"增值",而说"增值税亦可谓实行'涨价归公'手段之一种"。殊不知孙中山的胃口,绝不止于"增值税",而是"所增之价"的全部。蒋介石不得不违反总理遗教,是很显然的。显然固然显然,仍不肯公然违反,易辙而行,以至于孙中山把三民主义漫天喊价,蒋介石把三民主义就地还价,形成一种"知易行难"的困境,为经济发展制造了意识形态的障碍。
"涨价归公"之外,作为民生主义王牌的"节制资本",亦因为事涉空想,没有可行性。蒋介石以下的国民党人也不肯明目张胆指它是空想,仍只好暗中予以曲解。一九六七年六月七日,蒋介石主持国民党第十二次党务会议开幕典礼,以"机密"文件--"对本党实行三民主义党务工作之指示",指示说:"至于节制资本方面,亦并不能专在限制私人资本的发达方面着想,我以为节制之节,实为调节之节;节制之制,乃为管制之制。此即以政府对私人资本调节与管制之方法,来发展其国内公私经营之资本。此实为总理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使社会均富,无复贫富悬殊之理想。这样的实行民生主义,亦即使社会平等之社会主义,而绝非如共产党假借社会主义,而实施其大私有的垄断集产之共产主义。"于是,蒋介石又进一步说:"至于总理所说:'国家经营之企业,凡有独占性及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铁道、航路、矿产等,当由国家经营管理之。'又说:'要发达大实业,照我们中国资本、学问和经验,是做不到的,便不能不靠外国已成资本。我们要拿外国资本,来造成我们民生社会主义。'由这段话来看,就可知道总理所说的节制资本,其目的乃在发达国家资本,并非是限制私人资本,而不许人民参加国家经营之企业。我以为总理之意,不但是奖励人民私人资本投资于国家企业,而且要奖励外国资本来投资于我们国家的企业,以发达国家资本。不过私人资本应由政府负责调节与管制,而防止其过分的畸形的发展,以免产生大富阶级的不平均而已,此意原甚明显,我故曰节制资本,并非限制私人资本,乃将私人资本由政府予以调节管制,使之有计划的发展,而且奖励私人投资于国家企业。如此只要国家资本发达,则私人资本亦必经过节制阶段,而更可使之发展,不过始终要由政府加以调节管制。因之亦就可知总理的节制私人资本之本意,不仅是加以调节管制,而且寓有保护之意。"蒋介石又说:"此实为节制资本之真谛,而于今日我国经济之发展更为重要。因为国家所经营的大企业,除了极少数具有国家特别需要性质,必须由政府单纯出资经营以外,其他大多数企业,皆可组织股份公司,让民股参加,而由国家经营(甚至也可以容纳外国资本在内,那对于国内私人资本,自然更无排除之理)。当时总理所指如铁路、航业、矿产皆由国家经营,我以为今后时代变迁,而且我国人民的经验学问,现在亦并不比外国人为差,故这种国家企业,一面自可组织公私合营的公司来兴办,一面还可运用我国人民自己所有经验学问来管理公司,以发达国家资本,乃为合理合时之举,我们不能将总理的良法美意,以胶柱鼓瑟、执一不化的心理来误解,使革命建国的事业遭受阻滞,以至于如过去那样的挫败。" 
蒋介石这一"机密"文件,充分说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其实早被他的信徒给"修正主义"了,蒋介石以为"节制资本"中的节制,乃是"调节之节"、"管制之制",其实孙中山的原意,绝非如此?选由此而下的所有演绎与解释,除利用外资一点外,也全部与"总理遗教"不合。当年孙中山公开说:"吾人之所以持民生主义者,非反对资本,反对资本家耳?选"如今蒋介石却暗中说,"今后时代变迁",不可"以胶柱鼓瑟、执一不化的心理来误解""总理的良法美意",因而反师孙中山"节制资本"之名而羊头狗肉之。挂羊头固然仍可以卖狗肉,然而总比不上货真价实的大商号。 
蒋氏父子由于知识上以及信仰上的限制,固然不可能主动地去推行政治自由化,在经济自由化上亦十分被动。这些多多少少给资本主义经济起飞的台湾带来负面或消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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