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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声涛:老朽忆旧之(二)华北御敌

热河省的迅速沦陷使全国大哗,作为作战总指挥的张学良难辞其咎。当时胡适博士气愤地著文指出张学良的五大罪状:自己以取咎取怨之身,明知不能负此大任而偏要恋栈,贻误国家,其罪一;庇护汤玉麟,纵容他祸害人民,断送土地,其罪二;有充分时间而对热河、山海关不作充分的准备,其罪三;时机已急,而不亲赴前线督师,又至今还不引咎自谴,其罪四;性情多疑,不能信任人,故手下无一敢负责做事的人才,亦无一能负责自为战的军队;事必恭亲,而精力又不允许;部下之不统一,指挥之不统一,都由于无一个人肯替他负责任,其罪五。热河失守表明张学良的军事指挥能力实在是乏善可陈。
改编为国民革命军

1933年1月部队到达热河开鲁后,开始进行休整。冯占海总指挥的司令部设在开鲁以南的下洼。冯占海赴北平见张学良和张作相请求支持和补给并通过报刊向国内各界呼吁支援抗日义勇军。张学良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张作相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及第6军团总指挥。张学良对冯占海在东北奋勇抗日的义举表示赞赏并决定将冯占海的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冯占海部在东北各路抗日义勇军中最有名声,也最具实力。张学良很看重冯占海部并视之为热河省防御的一支重要力量。1月17日张学良致电蒋介石:“热军一部防守,而各军杂,意见分歧,统率无人,所有一切布置亦未能臻于巩固,日军俏由各处乘虚进攻,则前途变化洵属在在可虑,现正调孙魁元部开往热北,并拟派张委员作相即日前往统属冯占海所部作为中心势力,并联络其他各部一体防御,……” 当时以国民党中央委员纪亮为首的“中央慰问团”赴热河前线慰问各路抗日义勇军,随行的还有“辽吉黑抗日义勇军民众后援会”的代表、学生代表和新闻记者。他们在下洼慰问了冯占海部。

不久,冯占海的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63军第91师。冯占海任第63军军长兼第91师师长,邓乃柏任副军长兼副师长、宫长海任副军长兼第271旅旅长,阎明志(冯占海东北陆军讲武堂同期同科的同学)任军参谋长,张治邦任师参谋长,姚秉乾任第272旅旅长,赵维斌任第273旅旅长,王锡山任补充旅旅长。第91师下辖4个旅,每旅下辖3个团,另有军部直辖的炮兵营、骑兵营、工兵营、辎重营、通信营、警卫营及其他机构。第63军隶属张作相第6军团。

参加热河抗战

1933年2月,日本关东军4万余人及伪军3万余人在飞机的掩护下,兵分三路向热河省进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以第4军团万福麟(曾任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兼黑龙江省主席)部、第5军团汤玉麟(时任热河省主席兼第5军团总指挥)部、第6军团张作相部和冯占海第63军、挺进军等共10万余人阻击日军,热河抗战开始。此前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和张学良还到热河视察部队。宋子文在热河演讲中说:“热河为中国完整之一部,与苏、粤各省无异,热河被攻,即同于南京被攻。...日本已占我东北,但任何进一步之进攻,即将予以抵抗。”

刚编成不久的冯占海第63军随即奉命投入战斗。我记得冯军长带着部队在奈曼旗、下洼、赤峰一带前后与日寇奋战了十来天,伤亡很大。《长城抗战》(团结出版社,2005年1月)中指出:“虽然汤玉麟所部第5军团位于赤峰以东地区的部队一触即溃,但日军遭到冯占海等各部义勇军的抵抗和袭击。只是由于义勇军装备甚差,各部间又缺乏协同,所以难以遏止日军的攻势。” 3月初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竟然带着队伍不战而逃。日寇先头部队100多人未费一枪一弹轻取省城承德。热河战局由此急转直下。汤玉麟是张作霖的拜把兄弟,在热河横征暴敛,是个土皇帝。他逃离承德时用200辆汽车装其私产,运往天津。热河失守后,冯占海率部且战且退,进入察哈尔省(今分属河北、内蒙古)东部,继续抗击日军。

热河省的迅速沦陷使全国大哗,作为作战总指挥的张学良难辞其咎。当时胡适博士气愤地著文指出张学良的五大罪状:自己以取咎取怨之身,明知不能负此大任而偏要恋栈,贻误国家,其罪一;庇护汤玉麟,纵容他祸害人民,断送土地,其罪二;有充分时间而对热河、山海关不作充分的准备,其罪三;时机已急,而不亲赴前线督师,又至今还不引咎自谴,其罪四;性情多疑,不能信任人,故手下无一敢负责做事的人才,亦无一能负责自为战的军队;事必恭亲,而精力又不允许;部下之不统一,指挥之不统一,都由于无一个人肯替他负责任,其罪五。热河失守表明张学良的军事指挥能力实在是乏善可陈。

加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1933年4月,北京大学学生前线视察慰问团抵察哈尔沽源慰问冯占海部。5月,冯占海军长率部队加入冯玉祥将军领导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冯占海就任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第4路军总指挥并发通电称:“痛国家之阽危,愤强敌之凭陵,矢志救国,义无反顾。” 冯玉祥将军发给冯占海500把大刀,以示鼓励。冯占海率部继续在察哈尔东部地区痛歼日伪军。我听说部队在察哈尔东部行军时,冯玉祥将军就坐在附近的山头上观察了很长时间。他见冯占海部2万人马四路纵队整齐行进,又见冯占海部行进中的较完整的炮兵营、骑兵营、工兵营和辎重营,大为惊叹:没想到抗日义勇军有这么整齐的队伍,没想到冯占海部队的装备还这么好,没想到冯占海兵带得这么好,对冯占海极为赞赏。

冯玉祥是西北军首领,赫赫有名,曾拥兵近30万。他在1930年“中原大战”中失败下野,所部被蒋介石收编。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主张抗日。1933年5月他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被推举为总司令。他指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先后收复察哈尔康保、保昌、沽源和多伦四县,振奋人心。当年8月在蒋介石的重兵威逼下,加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内部矛盾加剧(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内的实力派与冯玉祥产生摩擦、分歧。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介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中共组织受苏联影响采取所谓“左倾关门主义” ),冯玉祥将军通电取消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总部,离开张家口,隐居泰山。蒋介石威逼冯玉祥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怕冯玉祥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破坏国民政府对日战略的统一部署;二是怕冯玉祥凭借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东山再起;三是怕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被中共利用。冯玉祥后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第三、第六战区司令长官。

被迫离察整编

1933年6月中旬,北平军分会新任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时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张学良因热河省失守下野)通过张作相命令冯占海部脱离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并以断绝粮饷相逼。冯占海被迫率部南下至怀来,但他仍与东北讲武堂的同学黄显声(东北陆军讲武堂第三期炮兵科毕业,时任东北军骑兵第2师师长)约定,相机策应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怀来,何应钦以纯洁部队成分为名,迫使第63军绿林出身的将领宫长海(时任副军长兼第271旅旅长)、姚秉乾(时任第272旅旅长)离军,否则立即停发部队粮饷。冯占海迫不得已让宫、姚二人离开部队并尽力给予了他们一定的资助。据说宫长海在“七七事变”后变卖北平的房产组织游击队在北平西部地区抗日,后在与当地武装发生冲突时遇害。姚秉乾离军后不久病故于北平。

7月,部队奉命开往蔚县整编。何应钦乘机在冯占海部安插了副军长、副师长和师参谋长各一人。整编后,冯占海继续任第63军军长兼第91师师长,邓乃柏、涂思宗任副军长,阎明志任军参谋长,严宽任副师长,严武任师参谋长,王锡山任第271旅旅长,赵文质任第272旅旅长,赵维斌任第273旅旅长。第91师下辖3个旅(原4个旅),每旅下辖2个团(原3个团),另有骑兵团、炮兵营、工兵营、辎重营、警卫营和通信营等。

军长挑我当排长

1933年秋,军部要在警卫营挑选排长。记得那天我和其他30多名侯选者一起在大操场上接受考评。我们主要是进行基本的军事训练项目演练,还加上舞大刀。军长冯占海就坐在一个简陋的阅兵台上观看。大家都演练得很起劲,个个汗流浃背。我那天觉得很顺当,因为我有军士队训练的基础,各个项目都做得很好,特别是最后的舞大刀,不时引来赞叹声。说起大刀,长城抗战中国军第29军的大刀队在长城喜峰口砍得日本鬼子心惊肉跳(当时‘喜峰口血战大捷’轰动全国)。此后日本鬼子脖子上都套个厚厚的皮箍子,怕被刀砍。其实在东北抗日时,我们义勇军就用上大刀了,只是刀的样式不同而已。大刀适于近身肉搏,能劈能刺,既能抵挡护身又便于砍杀敌人。远距离小日本有优势,飞机、坦克、大炮,重机枪。而且日本兵都经过严格的训练,枪法准。但近距离肉搏,他占不了便宜。日本鬼子一般都是矮个,且只会持枪刺杀,而挥舞的大刀可使其眼花缭乱,不知所措。大刀是近身肉搏的好帮手。在东北抗日时,我就用大刀砍死过好几个日本鬼子。长城抗战时29军的大刀杀出了威风,此后部队更加重视大刀的作用,还专门请了原西北军的武师教授刀法。山东人一般都有点武术底子,加上我学得用心,大刀自然舞得熟练了。演练结束后,警卫营张营长拍着我的肩膀说:“你小子今天可露脸了。”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我正在操场练大刀。张营长过来对我说:“小山东,好小子,军长召见,赶快到军部去。”我擦了把汗,就赶到附近的军部。在军长冯占海办公房间的门口,我喊了声:“报告”。冯占海说:“进来”。我见他正坐在那里低头翻批公文。我笔直地站在他桌前3米外。我见他身后的墙上挂着一个名单,字很大,第一名就是我,而且还画了个圈。过了一会儿,冯占海合上公文,抬头看着我,面带微笑地问:“你叫什么名字?” 其实从他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知道我的名字。“报告军长,韩声涛”,我说。“家里给你起了个好名,”他说。“这名是我后来改的,原名韩立勋,功勋的勋。” “这名也好嘛,为啥改?” “唐诗有‘死节从来岂顾勋’,我誓死抗日是为国家民族,不是为了个人立功勋。(当年我考虑改名时,看到报刊上有关民国初期知名人物方声涛将军的报道,其弟方声洞是我敬仰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我觉得‘声涛’作名字好,就采用了)” “好,有志气。” “哪儿的人?” “山东平度县”。他笑着说:“小山东,好样的,你被选上了,当排长,好好干,具体事情你们营长会告诉你。” 说完他从桌下的抽屉里拿出一个红包放在桌上,说:“这是赏金,拿去吧!” “谢谢军长。”我拿了红包,敬礼后离开。一路上我兴奋不已,没想到自己能当排长。回到营房,打开红包一看,整整50块大洋,这对我来说可是一大笔钱。这可是军长给我这个小兵的奖赏啊!

军长升我当连长

1934年初,部队移驻河北高邑、赵县、临城等县,开始大练兵。军部设在高邑。一天,警卫营张营长找我说:“韩声涛,军长召见!赶快去!”我赶到军部,进门报告时军长冯占海正在跟一位团长谈话。冯占海看见我就向我招手。我走上前去。他说:“韩声涛,派你到赵县第272旅544团去当第1连连长。赶快到任,把兵练好,把队伍给我带好。” 我向张营长告辞时,他笑着对我说:“才当了几个月的排长就升连长了。你小子有官运,军长看上你了。” 第91师原是数万人的大部队,老资格的排长多的是,能当连长,我确实没想到。

赵县是座历史古城,最有名的古迹就是赵州桥(又名安济桥)。赵州桥因赵县古称赵州而得名,位于赵县城南。据唐中书令张嘉贞《安济桥铭》记载:“赵郡洨河石桥,隋匠李春之迹也”。它已有1400年历史,是我国古代建筑的杰作。它不仅是我国而且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巨大石拱桥。当时我的连就驻扎在赵县县城的北门外。

我一到任就抓练兵。很快我第1连的练兵就全团出名了。团长、营长常来观看,多次表扬。因为我有卫队团军士队的底子和打日本鬼子的实战经验,训练课目我都熟悉,都能亲自进行标准的示范,能跟士兵们一起摸爬滚打,再加上我的枪法准,大刀舞得好,从士兵到班、排长个个都服我。大约过了半个多月,团长来找我说:“韩声涛,好消息,军部让你去上洛阳军校。” 我大喜过望。我一直都在自修一些军事书籍,能上洛阳军校进行系统的学习,真是做梦都没想到。

到赵县后不久,我把刚发的官饷(连长每月50块大洋)和平时积蓄共90块大洋寄给父母并告当了连长。当时90块大洋在贫穷的山东家乡可是很大一笔钱。后来听说当时乡里都传开了:韩家那小子“闯关东”出息啦,真不孬啊,才3年就当连长啦!一次就给家寄90块大洋啊!韩家的墓地风水好啊!

入学中央军校洛阳分校

1934年春,我进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洛阳分校(简称中央军校洛阳分校)学习。中央军校洛阳分校是1932年国民政府迁都洛阳后,国民党中央在洛阳召开的会议上决定设立的。所谓迁都洛阳,是指1932年1月28日夜,日军突然出动海军陆战队进攻上海,威逼南京(当时日本军舰可以直接开到南京下关)。当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决心迁移政府,与之决战。” 1月29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洛阳。3月5日,在洛阳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全会定洛阳为战时首都——行都。当年12月1日,国民政府迁回南京。

中央军校洛阳分校就建在北洋军阀(民国军阀势力之一,由袁世凯所辖的北洋新军主要将领组成)鼻祖袁世凯和直系军阀(北洋军阀派系之一)吴佩孚先后用心营建的有名的洛阳西工兵营,位于洛阳城的西关外。校部就设在原吴佩孚的司令部。1936年10月下旬蒋介石以‘避寿’为名离开西安临潼华清池,乘飞机抵达洛阳,就下榻于中央军校洛阳分校并在该校举行其50寿庆。当时蒋介石在中央军校洛阳分校的演讲中说:“我们要复兴国家民族,完成国民革命的使命,只有准备打日本。” 蒋介石在洛阳分校住了1个多月后返回西安,直到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后蒋介石由张学良护送回南京在洛阳停留时,还是住在洛阳分校。当时洛阳分校学员列队前往机场迎接蒋介石。

1932年蒋介石决定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调训中央军部队尉级军官1000人。第一期军官训练班成功后,蒋介石决定扩大办班规模和范围,由于南京校址难以容纳,决定从1933年起在当年9月刚成立的中央军校洛阳分校调训军官。到1937年“七七”事变,中央军校洛阳分校共毕业军官训练班学员4期,即第2—5期(南京中央军校为第1期),每期1年,共训练军官9000多人。1937年“七七”事变后,洛阳分校奉命西迁陕西汉中,1938年1月改名为中央军校第一分校。

我是军官训练班第3期第6队的学员。洛阳军校采用的是当时先进的德式军事教育(中国的军官学校曾沿用日式军事教育30多年),教材和参考书很多是翻译于德国的军事教材和书籍,反映了当时先进的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教官水平高且会外语,还有专门聘请的德国军事教官。主要学习内容为:军事课程--德译战术讲授录、德译联合兵种战术教程、兵器学教程、筑城学教程、交通学教程、地形学教程、军制学教程、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阵地勤务、夜间教育、阵中要务令等;术科教练--基本教练(由单兵徒手到持枪教练,班、排、连、营教练)、战斗教练(班、排、连、营攻击,防御、追击、退却、遭遇战等)、野外演习(侦探、步哨、班排连行军及驻军警戒勤务等)和技术教练(劈刺、射击、体操、体育等);政治训练课程--三民主义、列强侵略史等。校方对学员要求严格:学员在受训期间,一律不准吸烟,不准饮酒,不准喝茶,纪律严明。中央军校洛阳分校的学习和生活条件很好,我十分珍惜这个学习机会,学习抓得紧,课余时间都很少浪费,读了不少军事书籍。学习中我联系打日本鬼子的实战经验,甚有体会和收获。通过军校的学习,我的军事理论和技能素养有了系统的提升。

学习期间有一件大事,就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到中央军校洛阳分校视察,也是中央军校洛阳分校成立后蒋介石的首次莅临。蒋介石的另一身份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兼洛阳分校校长。洛阳分校实际主持校务的是祝绍周(早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曾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总队长,后任陕西省政府主席)主任。记得是入学当年秋,那天上午我们装束整齐并戴着白手套,从营房列队行进到学校的大操场(可容纳数万人)集中排列,总 共有3000多人,接受校长检阅。当时现场气氛热烈隆重。蒋介石骑着战马,身着戎装,戴着白手套,在夫人宋美龄、张学良(时任豫鄂皖剿匪副总司令代总司令)和其他官员(均骑马)的陪同下进行检阅。我当时站在前排,看得很清楚。我第一次见到国家最高领袖,心里还挺激动的。只见马上的蒋介石挺胸抬头、腰板挺直,俨然一个标准的军人。其后是宋美龄,马上的她从容自然,一看就知道她马骑得不错。接着是张学良,他略显黑瘦。检阅完毕,蒋介石登上阅兵台给我们训话。开始讲话前,他用双手先正正军帽,然后捋捋皮带,讲话时始终身姿挺拔。我们手握钢笔和笔记本,聆听训话,认真记录,毕恭毕敬。蒋介石的浙江口音我实在听不懂。后来问同学,才知道大意是:努力学习,报效国家;革命军人要不怕牺牲,要服从长官;要守纪律,要负责任;要知礼义廉耻等。当时站在我旁边的是一位王姓同学。我看他好象记得很认真。下来后我问他:“校长的训话你今天可记了不少吧?” 他笑着问我 :“你知道今天校长说了多少‘这个’吗?”蒋介石讲话中停顿时好说‘这个…’。他翻开笔记本给我看:“我这上面的‘点’就代表‘这个’,一共30多个!”他平时就爱开玩笑。

当时洛阳军校还设有韩人特别班,和我们同期入学。韩人特别班有学员112人(含后从南京朝鲜革命干部学校转入的20人),被编为“第2总队第4大队陆军军官训练班第17队”。韩人特别班的教育目标是“为了推翻日帝的统治,重新建立完整、独立的国家,培养能够领导工人、农民抗日运动的干部”。其一切费用开支由中国政府无偿提供。其背景是:1933年5月蒋介石与韩国临时政府(在中国坚持长达27年反日复国独立运动的流亡政府,得到国民政府的大力帮助)的主要领导人金九(著名的韩国独立运动家,被誉为韩国国父)会谈时建议,要开展争取国家独立的武装斗争,先培养训练一批军官,可组织一批韩国学员秘密到中国军校受训,得到金九的赞同。双方达成协议,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洛阳分校为基地,培养韩国军官。

在中央军校洛阳分校,我们全体同学都集体参加了中国国民党。毕业时,国民党元老、大书法家、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亲笔为我们题写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军官训练班第三期同学录”封面。

河北保定军训

1935年春我从中央军校洛阳分校毕业后,即被派往河北保定任军训队分队长。当年3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训练总监部下达命令,从4月起,在全国各省(市)举办高中学生集中训练,以3个月为期,实施入伍教育。这是国民政府准备抗日的举措之一。集中训练由各省(市)首长主持(实际由各地驻军首长负责)。河北省的学生集中军训地点就在保定。当时北京和天津两地的学生集中在保定训练。保定集中军训设总队(总队长为国军第2师师长黄杰,他曾率部参加长城抗战)、大队、中队和分队。地点就在原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23年停办)旧址。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正规陆军军校。蒋介石、吴佩孚、张群、张治中、白崇禧、陈诚、薛岳、叶挺、傅作义、郝梦龄(抗战中牺牲的第一位军长)等均出身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含前身陆军速成学堂和陆军军官学堂)。黄埔军校初期的一些教官就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当时参加军训的学生们(都是男生,当时女生主要学看护)都情绪高昂,非常认真刻苦,有一股为抗击日寇、为投笔从戎做好准备的劲头。军训的内容有室内课程和室外课程。室内课程讲授《军人守则》、《步兵操典》、《射击教范》等。室外课程包括操场操练和野外作战训练。生活(吃、穿、睡)则完全军事化。当时军训要求严格,对这些城市来的高中生来说,操场操练特别是野外作战训练是非常艰苦的。生活也需要适应。一段时间下来,学生们个个都明显黑了、瘦了。我关心他们,耐心指导他们,他们常要我给他们讲一些打日本鬼子的事,彼此融洽无间。

岂料正在训练期间,《何梅协定》秘密签定的消息传来,军训被迫停止。《何梅协定》是指1935年7月6日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复函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表示接受6月9日梅津就华北问题提出的备忘录各事项。备忘录主要内容是:取消河北省内及平津两市的国民党党部;撤退驻河北的国民党中央军和东北军;解散国民党北平军分会政训处并禁止一切反日团体及活动;撤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及平津两市市长等。何应钦的复函意味着中国将丧失河北省的大部分主权。当时参加军训的学生们痛哭流涕,群情激愤。我作为一名军人,眼看着丧权辱国却无能为力,十分悲愤和羞愧。国难当头,军人当守土杀敌、卫国保民,却眼见猖狂的日寇步步进逼,国弱如此,夫复何言!我简直都无法面对学生。学生们离开时,给我留下了好多照片和信。我赶到火车站送行,学生们都已上了车,纷纷向我招手呼喊,我也一个劲地向他们招手。车上车下我和学生们相对流泪,直到火车远去。第2天 ,我就赶回赵县连部。一路上我心情沉痛,心想:“河北又快完了。”

在长安军官训练团

1936年6月,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的张学良在西安王曲镇创办了“长安军官训练团”,蒋介石为团长,张学良为代团长(实际主持),杨虎城为副团长,黄显声为教育长,学员为连以上军官。我参加了学习,记不得是第几期了。开学时,张学良给我们讲话,主要内容是誓死抗日,表达了“东北军复土还乡、团结抗日”的思想。我印象深的有两句话。一句是:“东北军最大的使命是抗日!”潜台词我们都明白:不是蒋介石要求的剿共。另一句是:“我们当军人得把脑袋挂在皮带上。” 我很赞成他的讲话,但心情是复杂的。他在上面讲,我在下面心想:“要是九一八事变时少帅你是这个态度,该多好!东北军何至于搞到西北来。何至于现在想到要打回东北去。” 因为我跟大多数学员不同,我是东北抗日义勇军出身。我知道什么是孤立无援,什么是悲愤,我了解东北父老乡亲的心情。张学良作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危难时刻丢下父老乡亲、大军撤离东北,什么理由都说不过去。

军官训练团的学习和生活条件很差,大概西北只有这个条件。学员住的是窑洞,伙食也差。我当时就想:“军官训练团的条件尚且如此,驻扎在西北的东北军士兵的生活条件可想而知。和东北、平津相差太远,他们怎能安心。”

大约在10月下旬的一天上午,在张学良、杨虎城的陪同下,蒋介石到了长安军官训练团,向训练团的学员、西北“剿总”及十七路军总部上校以上军官和驻西安各部队团长以上军官训话。因为他的浙江口音太重,我听不太清楚,听同学讲,大约是“革命军人要为国尽忠,要孝顺父母,要服从长官,要明礼义、知廉耻;共产党是内患,内患不除无法抗敌,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是是非不明、先后倒置;对不忠不孝的军人要予以制裁”等等。蒋介石训话的次日,张学良的参谋顾问给我们上课。只见他一声不吭,先在黑板上写出“先安内而后攘外”,又在下边写上“先攘外而后安内”,然后把上边的“先安内而后攘外”打上X字,再把整句擦掉,只留下 “先攘外而后安内”,然后对我们一笑,说声“下课!”学员们都会心地笑起来。老师上课不讲话而达到“无声胜有声”的境界。国难当头,我们当然都赞同“先攘外而后安内”。本来,东北军下级军官对张学良在东北撤兵不抵抗颇有微词,这时看到了张对抗日的态度,大家都很振奋。

当时和我睡一个铺的一位张姓学员是东北哈尔滨人,也是连长。他的父母兄妹都被日本飞机炸死了,提起小日本他就咬牙切齿。他经常叹气说:“于国不能尽忠,于家不能尽孝,枉为男儿!”我们很谈得来,他对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撤出东北也十分不满。有一次,我向他打听与陕北红军作战的情况。因为我的连驻扎在河北赵县,从没见过红军,对红军的事感到神秘、好奇。他说:“仗早没打了,也实在没法打。” “怎么没法打?听说红军是在江西被打败后逃到西北来的,咱东北军还打不过他?红军的武器装备比得过咱东北军?”我问。他说:“你可别小看了红军,他武器装备是比不过咱,但他擅宣传。兵法云:攻心为上,攻城次之。红军会攻心。两军相对,他们喊话:‘东北军的弟兄们,咱们都是中国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人打中国人算不了英雄,要打就打日本鬼子。要打就往东北打,不要在西北打。东北的父老乡亲在盼着你们啦!’句句都说到人心里去了。再有就是咱们人生地不熟,他们情报灵。他们会突然袭击,用几倍的兵力解决咱一个连、一个营或一个团。然后对俘虏好吃好喝、热情招待,再进行宣传后放回来。咱们就没有战斗力了。再说西北太苦,谁愿意在这地方长呆下去。有不少东北军士兵开小差回东北了。好长时间没打仗了,我们原以为少帅是想保存实力,不跟红军打。现在看出来了,他有那个意思要联共抗日。这下可好了,我们可以打回东北,为国为民效忠尽命。”

疾驰全面抗战前线

1937年7月7日驻华日军悍然开炮猛轰永定河上的卢沟桥,向中国守军发动攻击。中国守军国民革命军第29军奋起还击,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发生。由此日本开始全面侵华,中国全面抗战开始。为援助平津、与日军在永定河地区作战,7月中旬冯占海部即奉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之命,作为第一批开往前线的部队,从高邑及附近几个县出发,以强行军的速度开抵固安、永清,沿永定河南岸一线布防,与日寇隔河对峙。

记得就在部队开往前线期间,蒋介石庐山抗战讲话发表。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已近6年,中央终于正式宣告要全面抗战了!历经东北孤军奋战、被迫撤离察哈尔和河北丧权辱国停止军训的我真是激动万分。在率部行军途中,我反复默默背诵其中的语句:“---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血战固安城

9月中旬,日寇土肥原师团(即日军甲种师团第14师团,是日本陆军中最精锐的师团之一,师团长土肥原贤二中将,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为甲级战犯,执行绞刑)进攻固安县,当时我奉命率第1连坚守县城北门。固安县地处北平、天津、保定三地中心,距北平市中心仅50公里,是北平的南大门,古有“天子脚下、京南第一城”之称。城北面就是永定河。固安古城墙又高又宽,很坚固。我们把城门用沙袋堵得严严实实。

那天上午,在飞机和重炮的掩护下,日军强渡永定河,向固安发动进攻。北门首当其冲。日寇用重炮沿着城墙城门轰击,炮火密集。空中十多架飞机轮番轰炸。从东北抗日以来飞机大炮的轰炸我见的多了,但出动这么多的飞机进行轰炸,这么密集的重炮轰击却从未见过。一会儿工夫,我连就死伤了十几个弟兄。我命令城墙上的弟兄们立即全部撤下来。利用一个轰炸间歇,我带一个班长再上城墙观察敌情。我俩在城墙的垛口刚一露头,班长即刻仰头到下,手上的机枪落在身旁,口中冒血牺牲。他被敌子弹从口射入。这时第1营李副营长在城墙下刚喊了一声:“韩连长...”,突然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顷刻之间,他已血肉模糊,不成人形。我当时想:“这样下去,光飞机重炮轰炸,至少要死伤三分之一的弟兄。”我传令各排长:“告诉弟兄们,注意掩蔽,城破无疑,准备打巷战。”下午,被炸死、炸伤的人数在增加。我给一位重伤员喂水喝。他是个班长,他的双腿都被炸断了。他对我说:“连长,从东北打到这儿,这是我最后一仗了,我这算是为国尽命了。算起来我手上有6条日本鬼子的小命,也够本了。家里人都叫小日本给害了,我也无牵挂了。给我留俩手榴弹,我还要带几个小鬼子一起走。” 我心里难受极了。看着死伤的弟兄们,看着城墙城门被炸得越来越大的豁口,我们这哪是在跟日本人打呀,是在跟飞机大炮打呀!

黄昏时,已可听见城墙城门外坦克碾压冲击声和洋马的嘶鸣声,城破在即。我传令:“弟兄们,咱们以死报国的时候到了,咱第1连不能给91师丢脸,不能给长官丢脸。每人多拼死几个鬼子,也为被炸死的弟兄们捎上鬼子的小命!”不一会,城破敌进,坦克在前开道,步兵洋马随后蜂拥跟进。我们由于没有重武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日寇冲入城内。部队立刻按我的命令展开巷战。巷战异常激烈,我们抱着与城共存亡的决心,与敌拼命。我连大部分战士都是从东北抗日过来的老兵,打鬼子经验多,见鬼子一点都不怵,特别善于夜战。由于我们有准备,熟悉地形,短兵相接、贴身肉搏又是我们的特长。起初日本鬼子吃亏不小。我们拼死抗击,或扫射,或扭抱厮打,或刺刀拼杀,或大刀挥砍,寒光闪闪,真是“相看白刃血纷纷” 。我手上的兵器就换了几种:手枪、机枪、步枪、大刀、刺刀,子弹一打光,就近随手抄起什么就用什么。我们杀得鬼子嗷嗷惨叫。但毕竟是以寡击众,我们渐渐不支。因为我们面对的是敌正面主要突破口,大批兵力不断涌入,不少被围的弟兄拉响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不少弟兄子弹打光后与数倍于己的敌人拼刺刀,力战牺牲。战斗到深夜,接到长官向城南撤退的命令,我的连是最后撤的。我第1连原有150多人,经过惨烈拼杀,最后只剩下十几人。但小日本也没占到便宜,城破时我带的打巷战的百十号战士拼死了至少200多日本鬼子。当时日军的20多辆坦克在城周围转,4个城门均被敌人占领。寻一间隙,我们在一处城墙垛口系上绳索,缒城而下,乘夜幕掩护,方才冲出敌人包围。

在这场与气势汹汹的强敌正面交火的硬仗中,91师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死伤六千余人(包括在固安县城外的沿永定河南岸一线作战的弟兄们)。后来听说开战前猖狂的日军曾派一男一女乘汽车到固安县城南门外喊话劝降。我第91师南门守军用机枪将这两个人击毙。嚣张的小日本,管你什么飞机、大炮、坦克,我中国军人就是要跟你拼命!拼你多少是多少,休想不战而夺我城池!

在尉氏县缩编

10月,第91师夜渡黄河,开往河南尉氏县休整。由于固安之战牺牲惨重,又得不到补充,第91师只得缩编为两个旅,由甲种师变为乙种师。冯占海任中将师长,邓乃柏任少将副师长,阎明志任少将参谋长,王锡山和赵维斌分别任第271旅和第273旅少将旅长。此前的1936年春,第63军军长冯占海为防止中央军继续在第63军安插军官,以兵额不足为由,报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取消了第63军番号,第91师转隶万福麟第53军。这支当年在东北声势颇大的抗日义勇军队伍,经历6年转战,只有1万余人了。

在尉氏县缩编后不久,第91师奉命再次夜渡黄河,开往豫北抗敌。不久又奉命开往山西太行山区(晋城、阳城一带)抗日。在太行山区部队主要是对日寇进行游击作战。太行山的抗战是很艰苦的,部队给养匮乏,时值寒冬,我不禁想起李白的诗句“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暗天。”

漂亮的伏击战

有一次我奉命带全连夜袭方庄日寇据点。方庄位于山西与河南交界附近的焦作以北。据侦察员报告和老百姓的诉求,这个据点的日本鬼子经常出来祸害四周的老百姓,烧杀抢掠、强奸妇女,老百姓苦不堪言。夜袭的目的就是给日寇一个警告,打打他的嚣张气焰,叫他以后不敢随随便便出来糟蹋老百姓并相机消灭他一部分。谁知开火后日寇火力太强,压得抬不起头且其工事坚固,袭击受挫,我命令部队撤离。

当我们经过王屋山以南的一个村庄时,后面的监视哨报告敌人追来了,约有5、60人。那时日本鬼子相当猖狂,见有队伍竟敢袭击它,就疯狂尾追报复。我当时想:“你小日本也太嚣张了!竟然追了这么远,你以为我怕你不成,我今天非收拾你一下不可。”我见那个村庄地形有利,中间是大道,两边是民房,决定打个伏击战。我部署两个排登上两侧民房埋伏,我带一个排在村头迎击敌人,并节节后撤。待日寇冲进村内,我两个排突然从两侧民房上投掷集束手榴弹,并用机枪扫射,我带的一个排随即转身反击,日寇措手不及,嚎叫着纷纷中弹扑地。我们打得十分解气。估计尾追我们老远的气势汹汹的日寇一心想全歼我们,没想到中了埋伏,且火力很猛,一下子被打得晕头转向,很快就狼狈而逃。战后清查战果,打死日寇30余人,炸死洋马5匹,缴获机枪1挺、步枪30余支。此战我方仅伤亡5人。

我带着队伍满载而归,团长、营长都非常惊喜,大大赞扬了我一番并带我一起到旅部向旅长赵维斌报告。赵维斌旅长十分高兴,问了我的姓名,称赞道:“你这个连长可真不简单!相机指挥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并专门和我谈了伏击战的打法。从那以后赵维斌旅长就记住了我。第2天我派的侦察员回来报告:“日寇撤退时狼狈不堪,一个人背一个伤员,还有用马驮着伤员的,垂头丧气,走了好远,才有汽车接他们。”总算为当地老百姓出了一口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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