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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宗颐:我的家学经历

选堂清谈录(紫禁城出版社2009)
选自饶宗颐学术访谈集《选堂清谈录》

 家学是做学问的方便法门

我家以前开有四家钱庄,在潮州是首富,家人很会做生意,积攒了大量的钱财。家庭条件非常好,可以玩的东西很多,按理似乎可以造就出一个玩物丧志的公子哥儿,但命里注定我要去做学问,我终于成了一个学者。我小时候十分“孤独”,母亲在我二岁时因病去世,从此我跟祖母住在一起。父亲一直生活在沉闷之中,但他对我的影响很大,我有五个基础来自家学:一是家里训练我写诗、填词,还有写骈文、散文;二是写字画画;三是目录学;四是儒、释、道;五是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

除了家学,少年时对我影响很深的还有两个人:一是孙诒让,另一个是顾炎武。我治甲骨文的动机来自孙氏,他是我学问最早也是恒久的指路人;而我肯钻进去,肯走艰辛的学术之路,顾氏对我的影响最大。

我认为,家学是做学问的方便法门。要做成学问,“开窍”十分重要,要让小孩心里天地宽广,让他们充满幻想,营造自己的世界,同时要注意引导他们少走弯路。

“宗颐”名说“选堂”字说

父亲为我取名“宗颐”,是期望我师法宋五子之首周敦颐。因缘巧合,后来在山西华严寺、日本大德寺均有过一主持叫“宗颐”,我想或许他们就是我的前身。至于“选堂”,主要是我读书喜欢《文选》,绘画喜欢钱选,还有道教的创世纪遗说“选擢种民留伏羲”里讲到“选民”,也是对我的一个发现作个纪念。

我作书画和题词,落款最常见的用号是“选堂”,有时也用父亲为我起的这个名——宗颐。我的兄弟排宗字辈,我二弟名叫宗械,为什么叫宗械,因中国宋朝有位理学家叫张械,父亲希望二弟能师其见识高,践履实。除了乳名之外,我还有两个大家少知的别号,一个叫伯濂,一个叫伯子。濂是濂溪的濂字,父亲是希望我像周敦颐一样;伯是大,我是长子,所以叫伯子,我作的书画曾题饶伯子。

治学格局应开阔轩昂

我看了王国维(静安)的书受到他的影响。我从他的治学规模与识见中,懂得治学的格局应该是开阔轩昂的。只有这样才使学问做得圆融、有通识,才能开拓学术之区,补前修之未逮。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有一位印度人,印度汉学家白春晖的父亲白老教授。在印度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90岁了,他治学的精神和方法,令我震动。他著了一本印度文化史,里面每个概念都穷追到底,追到源头,给人非常透彻的感觉。后来我做学问也这样“溯源”不已,然后再“缘流”而下。

我11岁时写了《后封神榜》,很可惜这本书不知散落何处,至今还没办法找到。我七八岁时读《封神榜》,最引我入胜的是一个“神”的问题,这样我就写了一部小说叫《后封神榜》。

学问起步于编著乡邦文献

我自少年时代就留心乡邦文献,弱冠尝着手辑《韩山志》,访耆老,征遗文,连类及之,又为潮州广济桥撰志,以一桥之细,勒成志书,其例罕观,而广济桥以浮舟作“活动桥”,成为桥梁史上之特例,茅以升先生评定该桥为全国五大古桥之一。1936年前后,我考证广济桥史料,成《广济桥志》,刊于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语言文学专刊上,所撰《韩山志》,惜稿已轶。

16岁编撰父亲未完成的《潮州艺文志》,使其成为潮州历代文献的里程碑著作。18岁完成该志的续写,因《潮州艺文志》见重士林,19岁时受聘为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专任纂修,治古代地理即植基于此时。

我父亲饶宝璇,又名饶锷,早年毕业于上海法政学院,曾任《南粤报》主笔,也是南社4成员之一。他平生致力考据之学,一生殚精竭力,集乡先哲遗籍,上溯唐宋,下迄清季,凡所搜括,不下千种,迨至纂辑《清人别集》,竟以劳而致疾。弥留时,深以属稿未成为憾。他对平生著作俱不之惜,而独倦倦《潮州艺文志》。父亲为的是表彰先贤,故十分心切。我经过三年时间的奋心寻检,对全书20卷订讹补遗,终于补订成编。初刊于《岭南学报》1935年的第四卷和1936年的第五、六卷。

在我成长过程中,有一位叫王韩的老师对我影响较大。我上中学第一年时,他是我的老师。他原名是思愈,意思是学韩愈。他原来是反对佛教的,后来日本密宗大僧“权田雷斧”给他灌顶,他开始参修佛法,成为佛法大师,称王弘愿。他家里购有一部小印刷机,他自己的讲道很快就能印出来,这可以说是他成功的原因之一。香港的佛教受他影响很深。

从幼年起,我朝夕浸泡在天啸楼读书,家藏十万部书,我究竟读了多少,现在无法想起。这样一来,上正规学校反成为“副业”,我总觉得学校里老师讲的,我早已知道。还有我喜欢无拘无束的学习环境,家学正适应我的学习特点,不上学也变成顺其自然之事,父亲也同意了。但是,我的古文老师王慕韩有一个主张对我影响极大,就是做古文要从韩文入手,先应其大,养足其气,然后由韩入古文,化百炼钢为绕指柔,这是作文正途。

中山大学给了我许多学问

我的许多学问是中山大学给的。1935年因续编《潮州艺文志》而知名,中山大学校长邹鲁聘请我担任《广东通志·艺文志》的专任编辑,时年19岁;同年,加入顾颉刚创办的禹贡学会。23岁受聘为中山大学研究员,30岁任华南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32岁被聘为广东省文献委员会委员、副主任委员。这些历程,都从中山大学开始,中山大学是我做学问起步的地方!

我的学问确实是中山大学濡染出来的,我十分感谢中山大学。我还要感谢我最早的知己——顾颉刚先生,他非常了不起,不拘一格,任人唯才。我是他第一个提拔的人,他在《禹贡》看到我发表的文章,不知道我多大,其实我当时18岁。这是我最早发表的论文,此前我同顾先生都还没见过面。在大名鼎鼎的岭南才俊中,我是晚辈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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