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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树清:告别狭义的经济改革

《财经》杂志2010年第22期,
“此次金融危机,是少数最发达国家实体经济转型调整的必然结果,它们在向更高层次转型,即物质性生产将进一步收缩,非物质性生产比重将进一步提高。与之相比,中国处于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但从实物生产主导的模式逐步转变为非实物生产主导的模式,服务业超过制造业份额,是中国经济下一轮战略调整的实质所在,而社会政策将成为影响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财经》记者张燕冬,董欲晓访谈郭树清。

 “此次金融危机,是少数最发达国家实体经济转型调整的必然结果,它们在向更高层次转型,即物质性生产将进一步收缩,非物质性生产比重将进一步提高。”日前,中国建设银行(601939.SH/00939.HK,下称建行)董事长郭树清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认为,“与之相比,中国处于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但从实物生产主导的模式逐步转变为非实物生产主导的模式,服务业超过制造业份额,是中国经济下一轮战略调整的实质所在,而社会政策将成为影响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作为上世纪80年代“整体论改革者”的参与者,郭树清见证了当初的经济体制改革设计。他那纵向历史分析与横向国际比较相结合的独特视角,以及跨越多种学科的广阔视野,集理论与实践为一体,在决策与执行的超前和现实中徘徊、思索、定位、驾驭。难能可贵的是,他始终与中国改革同命运、共思考,从未停止探索。


  这位集“官产学”于一身的银行家预测:下一个30年的经济发展,不仅取决于资本、劳动和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更受制于人力资本、知识财富和生态环境等新的增长条件,与之相联的社会关系十分广泛,因此,未来内容广泛的社会变革将取代狭义的经济改革而成为推动中国发展的主要动力。


  金融危机再解读


  金融危机对华尔街打击几十年所未见,但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并没有想像的那么大。危机只是发达国家经济在更高层次上转型的调整,即实体经济从原有的传统支柱产业中进一步撤离出来,向更高端服务业扩展延伸


  《财经》: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格局、金融体系前景错综复杂。你好像不太认为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很大?


  郭树清:此次危机发端于华尔街,就金融体系而言,它确实是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但对实体经济的破坏性影响并没有想像的那么大。


  前年美国和欧洲经济负增长3个到4个百分点,去年美国就正增长了。当然,最突出的影响是失业率高,美国一度接近10%,但也没有超出上世纪80年代最坏时的情形。


  许多事实清楚地表明,这次金融危机其实是最发达国家实体经济转型的一个调整,即更进一步从原来的传统支柱产业撤出来。它们在向更高层次转型,物质性生产进一步收缩,非物质性生产比重更加提高。其中,美国、英国转型最快,瑞士、瑞典也紧随其后,实质是在新的起点上提升服务业,继续强化以知识技术创新为基本特征的经济结构。


  导致此次危机的原因有二:一是服务业主导的实体经济本身还有一个不断提升的过程,传统支柱产业会被进一步削弱;二是作为货币经济或虚拟经济的金融服务业过度发展。危机前,金融业占发达国家就业人口6%以上,增加值平均在9%以上,创造的利润占全部企业的15%以上,最高的一年,华尔街的利润占比高达40%左右,这是极不正常的。


  为什么这两个原因联系在一起了呢?因为金融业本质上属于工业社会的核心产业,在后工业社会实际上已经步入衰落轨道,近些年来它在发达国家的膨胀并没有多少实体经济的支撑。尽管金融业的自我循环看似很复杂很高级,但它本质上不是进步和升级,其实是泡沫,迟早会破裂。


  可以预期,发达国家的金融业今后将日渐式微,华尔街会恢复生气,但很可能永远不会再达到过去的鼎盛时期。


  《财经》:美国的经济转型从冷战时就开始了,当时其三大支柱产业钢铁、汽车和建筑业被日本和德国追赶,迫使其加快结构调整,涌现出以电子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20世纪90年代,美国确实出现了经济繁荣期,但不久“高技术泡沫”出现,“9·11”又加强了其对经济的刺激,尤其是运用非传统手段支持房地产发展,酿下了危机。能否这样讲,金融危机也是发达国家经济转型的代价?


  郭树清:可以这么说,甚至还可以说得更积极一点,这次危机为发达国家经济转型产生了更强大的推力。危机前很久,传统支柱产业就显露出衰落的趋势,应当说,美国的经济转型还是比较成功的,上世纪90年代GDP以2%-3%的速度稳定增长。信息服务、研究设计、教育培训、旅游休闲、文化体育、医疗保健等行业提供的新就业岗位数以千万计。英国也是如此,失业率一度降到了很低的水平,不到80年代的一半。


  不要只看高科技泡沫破裂,那是因为互联网公司被炒得太高,现金流与市值不匹配,实际回报率不高,但不等于互联网不行,像谷歌、脸谱、雅虎,如同微软、因特尔,还有甲骨文、思科等都属于技术和商业模型全球领先的新型大公司。


  美国的500强,过去都以制造业和工业为主,而现在基本转向服务业为主,如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原本是典型的设备制造企业,现在已将自己定位为服务业企业,转向研究设计、提供解决方案,硬件完全委托他人生产加工。


  《财经》:但美国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比较依赖房地产以及建筑业的,其中当然也包括就业方面的问题。如何看待建筑业呢?


  郭树清:你说得很对,住房和建筑业是发达国家经济转型过程中最主要的缓冲领域,也是包袱最重的行业。近十几年的失业主要来自于制造业、建筑业,几百年来建筑业始终都是支柱产业。美英政府老想将此维持住,买房减税,建立庞大的住房金融体系,给大家优惠的贷款利息。


  另一方面,美国社会很早就普及了汽车,衣食问题解决得更早,只有住房条件差别大,自有率也不高,所以人人有房子,许多人要有多套房子,逐渐成为“美国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克林顿当政时期,就高度重视住房问题,布什政府更提出所谓“所有权社会”,主张每个人都要有财产,有私有住房。


  英国长期拥有一个庞大的“住房信用合作社”体系,后来逐步转入商业银行。而在美国,房地产金融是世界上最大的政策性金融,号称最自由主义的美国一直经营着很大的准政府企业,这就是“两房”(房利美、房地美)再加上十五六家联邦住房贷款银行。


  多年来房贷一直是最大的金融业务,衍生产品最多,有毒资产也从中派生,背景就是要“普及住房”,而且住房要大,环境要好,这成为美国的重大社会政治问题,两党谁也不敢轻言放弃。国会则更是各吹各的调,甚至同一党派同一议员自己的看法就相互矛盾,可能是良好愿望与邪恶私利兼而有之。


  《财经》:不错,2002年6月布什发布了《美国住房挑战》白皮书,2003年国会又通过了《美国梦想:降低支付法案》,就是为了实现上述目标。


  郭树清:坚持“普及住房”基本国策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要为社会提供更多就业岗位。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转型比较顺利,但新增就业机会与劳动力状况是有矛盾的。


  原来在制造业或建筑业就业的人盖房子可以,但由于缺少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形成了严重的结构问题,转移到新兴产业就业就有困难。


  所以,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无论是实体经济领域还是货币经济领域,总想抵制这种转型。由于采用各种超常的办法来不断刺激房地产业和住房金融,所以形成“次贷”及整个房贷的无限膨胀,两种泡沫互相助长,最终酿成此次危机。而所谓人性贪婪、监管不力、创新过度等等说法,虽不无一定道理,但显然不是主要原因。


全球经济再平衡


  所谓全球失衡,要害是极少数最发达国家利用占据经济金融制高点的有利条件,获得了近乎无限的支配地位。全球最大的债务国也是综合竞争力最强的国家


  《财经》:全球经济失衡是最近若干年里世界上最热门的话题,可是人们的理解又千差万别,原因何在?


  郭树清:你的问题触及到一个许多大经济学家都感到困惑的现象,传统经济理论中所谓的国际收支平衡已经失却了过去的意义。


  首先,双边平衡不能说明一国的贸易状况;第二,顺差的实际受益者很可能并非本国的企业和投资者,例如中国的出口一多半是外商投资企业所创造;第三,经常账户顺差国家千差万别,并不能说明其经济实力,从最落后的资源输出国到新兴工业体,从德日这类老牌制造业大国到瑞士瑞典这类创造性强国,都拥有较大顺差;第四,综合竞争力越强的国家,从国际金融市场借的钱越多。没有这些差别,怎么会有国际分工细化,怎么会有全球化,怎么会有世界经济过去20年的高歌猛进?


  《财经》:你把金融危机视为发达国家向更高层次转型的必然,最近又提出不同经济体转型中高度互补的观点,这是基于什么?


  郭树清:基于两点:一是全球经济不平衡的实质;二是各国所面临的特定的经济转型与差异性。所谓全球失衡,要害是极少数最发达国家利用占据经济金融制高点的有利条件,获得了近乎无限的支配地位。全球最大的债务国也是综合竞争力最强的国家,看似奇怪,实则非常合乎逻辑。


  一方面,资本和资源在某些地区或某种市场过度积聚,从而形成资产泡沫和超量消费;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然受困于资本短缺和商品匮乏,这就是金融危机的根源。


  美国成为净债务国已20多年,英国则快一个世纪了。瑞典和瑞士的外债也很高,因为它们的金融体系吸收了大量海外资产,但是净负债不多。法国、意大利、西班牙都是大债务国,包括爱尔兰、冰岛、希腊这些原来很落后的欧洲国家也会从这种国际货币金融格局中受益匪浅。


  现代经济发展方面最显著的一个历史进步,表现为每个经济体都得到了更多选择。各国都面临着特定的经济转型,而这些转型之间存在着高度的互补性。


  例如,中国需要提高服务业比重,降低制造业比重,而印度正好相反;德国和日本需要从缺乏竞争力的工业生产中退出,新兴经济体正好有条件承接;美国和英国需要向更先进的非物质生产主导的经济类型转变,其他工业化国家则可以在许多行业扮演美英过去扮演的角色;所有国家都可以发展富有自己特色的农业和矿业,而且大都能找到各自合适的市场和买家。


  《财经》:这种互补性变成现实的难度恐怕挺大。比如中美贸易确有失衡,但解决之道在于美国实质性放松出口管制,向中国出售高技术产品,这或许不仅仅是经济因素在起作用了。


  郭树清:你说的完全正确。各国经济发展的互惠互利受到诸多限制,如贸易、投资环境,还有观念、文化、意识形态、政治等方面的限制。还有就是国防安全方面的限制,以及劳工保护、福利等方面的障碍。


  无论如何,这种互补性是促进全球经济或各经济体转型的润滑剂。例如,就中国而言,我们需要从国外进口更多先进技术和设备,引进更多人才和经验,开展更高层次的跨国研发合作;中国的企业可以携带着自己的产品、技术和资金去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任何国家;印度、巴西、东欧和俄罗斯实际上都迫切需要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甚至北美、西欧和澳洲也有许多矿山、工厂和农场欢迎中国投资者去增加投入。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有形和无形的束缚,数以千亿美元计的中国资本未能直接用于改进世界的效率和福利。这既不利于各国经济转型,也不利于解决困扰国际社会的金融和贸易难题。


  《财经》:美国希望传统产业复苏,提出出口五年翻番战略,以降低失业率。


  郭树清:这个目标很难实现,完全是出于政治需要提出来的。这个口号还玩了一个算术游戏,它是以2008年出口最低潮时为基数的,而且还把服务业包括于其中,这样,将来再来检查核对也就不那么严格了。


  现在大家讨论汇率,美国指责中国商品卖得便宜。便宜是事实,但和汇率关系不大。


  2005年中国就开始汇率改革,到2008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约20%,但同期美国对中国逆差进一步扩大;假定人民币从现在开始升值一倍,但中国工人工资仍然只是美国的五分之一或六分之一,如果产品和技术一样,单就生产成本和价格,美国仍没有竞争力。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出口高度依赖进口,本币升值,进口价格便宜了,所以并不会完全转移到出口价格上去。然而汇率机制改革对中国的产业升级很有促进作用。


  尽管就业形势很不乐观,实际上发达国家就业还有很大潜力。例如美国和英国长期存在教师不足、护士短缺,还有许多低端服务岗位需要进口才能满足需求,因为本国公民不愿意从事这种工作。再如,旅游业规模最大的是法国和西班牙而不是美国和英国。还有就是它们对出口产品和技术管制最多,等于自缚手脚。我们还知道,美英两国的基础设施存在着更新改造的巨大需求,更不要说两国应对能源和环境挑战,最终很可能不得不实施“重新城市化”,这些都意味着难以估量的产业和就业潜力。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美英都是金融服务业强国,而货币经济又属于虚拟经济,最容易形成泡沫又难以及早察觉,优势成为隐患。但是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不能等同看待。对发达国家来说,服务业高度发达,对中国来说,这方面还非常落后;它们金融过度发达,中国是严重欠发达。


  目前,中国金融企业的利润上升,大银行占全部企业利润的比重提高了,去年建行一家的税前利润就达1400多亿元,税后1000多亿元。但金融市场和金融服务整体欠发达,无论从就业比重和增加值比重,还是从提供的服务看,都是如此。


  《财经》:你所定义的世界经济失衡具有新意,能否为人所接受,有否改进的办法,换言之,如何实现再平衡?


  郭树清:我和很多外国的学者、官员、企业家、金融家都谈过这一看法,也许是出于礼貌,他们都说赞成。不过我以为,这其实并不重要。世界上成功的合作几乎没有完全达成共识再行动的例证,越是大事难事越是相反。行动比纲领更重要。


  首先,共同推进投资贸易自由化,能到什么程度就到什么程度;其次,加强金融合作,共同应对危机后的挑战,事实上已有很大成就;第三,各国根据自身情况加快完善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更大程度地反映真实供求又不致失去调控,剧烈波动;第四,主要经济体共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这符合所有人的利益。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已宣布将中国列为具有全球系统性影响的经济体,其他美英欧日的货币都已纳入其特别提款权篮子,人民币不应该例外。各国央行,包括美联储、欧洲央行都应主动探讨支持人民币进入国际市场的实施步骤。我们最终会发现,积极稳妥推动人民币走出国门,对于解决许多国际问题,增强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性都有很大的建设性作用。


中国转型再思考


  金融危机打破了原有的经济格局。发达国家身处危机中心,受到的冲击自然很大,但其转型的压力和动力也大;对中国影响较小,但暴露出来的问题却发人深省


  《财经》:你说过,尽管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中遭到了“阵痛”,但它们的经济转型仍在持续推进,相比之下,中国没有理由不加快经济转型。在你看来,中国存在着什么问题?


  郭树清:金融危机打破了原有的经济格局。发达国家身处危机中心,受到的冲击自然很大,但其转型的压力和动力也大;对中国影响较小,但暴露出来的问题却发人深省。


  首先,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快,但效益较低。中国的GDP、财政收入、外汇储备都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增长速度更是首屈一指。但是,我们的国民福利水平并没有同步提升。


  其次,在国家竞争力上,虽然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发展很快,但目前仍处于工业化中期。中国的信息化也在前进,有些尖端行业如高速铁路、新能源和新发电设备等已经靠近世界先进技术,但国民经济的综合发展水平还差很远。


  第三,从企业竞争力上看,世界500强企业中,2009年美国占比27%左右;中国大陆和港澳台总共10%多一点。而且中国的企业都是依靠市场规模和客户数量,几乎没有依靠技术创新等独特优势在业内领先的。例如,建行进步很快,全球排名116位,5年提升了199位,去年净利润甚至是全球第5名,和国际上先进银行的生产率水平接近得非常快,目前相当于它们的65%左右。但并不能说我们在技术上、管理上已经取得了国际领先优势。


  第四,从科技教育上看,最近英国泰晤士报评比,世界最好的200所大学里美国有72家,英国29家,德国14家,中国大陆只有6家,加上香港台湾也只有14家。英美两国占一半以上,如何赶超?这个差距恐怕不是几年或十几年就能缩小的。


  第五,从社会付出的代价来看,我们面临的形势更不容乐观。中国的工业化带来的城乡分割、地区差别、城乡差别更大得多。仅就农民工一事而言,几亿人背井离乡,不少夫妻长期“两地分居”,“留守儿童”更多达四五千万,社会的、心理的、教育的、文化的负面影响越来越严重,未来即使付出巨额财务资源也难以全部挽回。


  最后,生态环境极不乐观。中国有2.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如果要恢复到欧美国家那样的生态环境,可能要花费超过这个数额十倍的代价。光看物质产品生产、固定资产投资、金融资产积累,中国确实在高速发展,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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