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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正传》不仅是一个特定社会历史转型的寓言（即“启蒙”和国民性批判），也是一个有关中国文明整体意义和价值表述“系统失序”的寓言。在后一种意义上，阿Q注定活得更长久，因为它所再现的语言、形式、身份认同和自我肯定的困难，将在中国文明历史复兴的漫长道路上一路同我们相伴。

以代数解释为代表的辉格编史学一度在数学史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这种编史学导致了数学史的盲目和贫乏。数学史要想摆脱辉格倾向，必须首先成为一种能够揭示自身根源的研究，即一门思想史。包括柯瓦雷的科学思想史在内的许多思想资源都可帮助数学史实现这一转变。

代人类的祖先进入雅鲁藏布江流域的史前图景。一些使用"原始藏缅语"的人类群体，沿伊洛瓦底江上游诸支流和萨尔温江— 怒江河谷上溯，来到了西藏高原的腹地。而对另一些使用"原始阿尔泰诸语"的"西羌"民族来说，青藏高原也是他们追求目标。这两支人流在"卫藏地区"发生撞击，融合成了吐蕃先民的基本部落。

　　在伴随血缘融合的语言融合过程中，原始藏缅语简单、明确的"单音节"和"有声调"的音义特征，使它表现出极大的竞争优势。雅鲁藏布江流域的卫藏方言，就是在原始藏缅语的主导下形成的。藏缅式语言不断取胜的现象，也发生在黄河流域；由于长江以南的南蛮部落不断迁入，他们的藏缅式语言也改造了中原地区的古代语言，使统一的藏缅式的"北方汉语"得以生成。

近代以来的民族研究主要是在民族主义知识框架下展开的。在民族研究中,民族被放置于主体性地位,因而无法在更为广阔的视野内呈现民族社会复杂多样的关系。因此,需要在研究方法与知识视野上有所突破。通过对"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和"跨体系社会"理论的评述,本文认为,在民族研究中,区域视角与超民族视野更能呈现出丰富多样的关系。

自由是现代政治理所当然的第一步。自由的目的是解放个人，使个人免于政府的强制干涉和迫害，这一成就具体落实为界定个人自由的个人权利。民主则是现代政治得陇望蜀的第二步。

在近四百年（从一六O七年第一个永久性英国殖民地在北美的建立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发展演变的历史，并通过这种大跨度的历史叙述，探讨美国宪政思想和原则的起源与变化，分析美国宪政变化的动力、机制、形式和结果。我以为，只有在我们清楚而准确地认识了美国宪法的历史后，我们才可能比较客观而有见地地评论其利弊，并最终把握其包含的历史启示。为了帮助读者把握美国宪政发展历史的特点，我将自己在写作时的一些观察和思考总结如下：首先，应该毫不犹豫地承认美国宪法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的最重要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把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以来人类对于理性政治的追求变成了现实。立宪实际上是一个公众讨论政治的过程，宪法则是这种讨论的结果：公众就国家存在之目的、政府权力的来源、政府组织和运作之程序、公民权利等一系列问题进行讨论，然后将讨论的结果用清楚的法律语言写在纸上，使它成为一种对政府和公民同时具有神圣约束力的政治契约。通过宪法，政治变成了一种公共财产、公共责任和公共活动。这种公共（或共和）政治相对于当时世界上形形色色的专权政治来说，的确是一个开辟历史新纪元式的飞跃。美国宪法的另一个重要而独特的贡献在于它创立了一套新的宪政原则和实践，使共和政治成为了一种可操作的现实。这些新的宪政原则（包括人民主权、限权政府、公共福利、共和政体和公民基本权利的不可剥夺性等）和机制（包括联邦制、政府权力的分立与制衡和权利法案等）既是对欧洲（尤其是英国）宪政思想和实践的创造性的继承和发挥，更是美国人基于自己历史经验上的一种创新。这些原则和实践构成了具有美利坚特色的宪政（American Constitutionalism）的核心内容，不仅为美国在过去两百年中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奠定了制度上的基础，而且也深刻地影响了后来乃至当今世界许多国家的政治发展。在肯定美国宪法的独创性和历史开拓性的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美国宪法并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政治体制设计，一开始不是，现在也不是。对于参加一七八七年费城制宪的美国"国父们"（Founding Fathers）来说，制宪的目的不是创造一个十全十美的、正义民主的、能流芳百世让后人和他人景仰的政治体制，而是为了寻求一种现实的、有效的、能够及时挽救正在走向失败边缘的美利坚联邦的政治途径。为了保护已有的利益，各州的代表（和他们所代表的不同的利益集团）必须建立一种高于各自利益的公共利益和一个高于各自权威的公共权威来贯彻公共利益，宪法因此而得以建立。参与立宪的利益（或利益集团）是多元的，立宪的过程必然是一个协商和妥协的过程，由此产生的宪法也必然是一个多元利益相互妥协的产物。妥协而果的宪法本身也成为一种妥协的机制。利益的多元化迫使美国社会中的各利益集团之间、部分利益集团与公共利益之间、所有利益集团与公共利益之间始终就各自利益的定义和定位进行着一种多层次的、多方位的和连续不停的"谈判"。"谈判"的过程也就是美国宪法循序渐进、调整改革、追求现实的完善的历史过程。随着历史的发展，原来的宪政原则和实践不断受到挑战，其内涵不断被重新界定，新的究政原则和实践不断地加进来应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问题，其结果是，宪法的生命力不断得以更新，成为一部"活着的宪法"（a living Constitution）。美国宪法之所以具有一种"超稳定性"，恰恰因为它处在一种永恒的动态之中。保证美国宪法始终处于动态的有意识形态和体制两方面的因素。美国宪法是一种政府设计，但它（通过它的设计）也表现出了一种特定的政治理念，这点在制宪会议的文件中有充分的反映。一七八七年制定的宪法并没有忠实地贯彻独立宣言宣示的美国立国的理想与原则（包括祟尚天赋人权、追求自由与平等等），但它提出了美国立宪的目的（为了建立一个"更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确保国内安定和平"、"提供共同防务"、"促进公共福利"以及保证美国人永远"得享自由的恩赐"）。无论费城制宪会议的代表对这些宣示的理念抱有多少诚意，或作如何狭隘的理解，这些理念却与独立宣言的理想一起，构成了一种至少在语义上具有普遍性和超然性的意识形态。既然宪法要建立"更完善的联邦"，废奴主义者就可以要求取消奴隶制；既然要"树立正义"，种族歧视就不能永无止境地延续下去；既然要"促进公共福利"，罗斯福就有理由管制经济，建立社会安全保障系统。换言之，这些带有普遍意义的理念可以在适当的时候为美国社会中不同的利益集团--包括那些在制宪时期被排除在政治"谈判"之外的群体，如黑人、妇女等--用来作为争取自己的权利、抗议不合理的宪政规则的思想武器。而每一次这样的抗争本身就是对美国宪法的原则和实践的一种重新界定。所以，在某种意义上，美国宪法的历史也是不同美国人就美国宪法原始理念和原则的定义不断进行辩论和斗争、并把结果写入宪法的历史。在宪政机制上，权力制衡对利益集团间的"谈判"有重要意义。联邦制的设计将联邦和州政府的权限分开，相互不得侵权，形成权力分配纵向上的数个权力源（制宪时是联邦政府加十三个州，而现在则是联邦政府加五十个州）；三权分立的机制又对联邦政府本身的权力作了横向划分，形成四个权力源（国会的众议院和参议院、总统、最高法院）；但纵向和横向划分的权力又不是截然分开或完全独立的，例如，州与联邦的关系通过国会（尤其是参议院）发生联结，但国会本身则又是联邦权力的一源，有自己的利益。除此之外，还有立宪之后出现的政党渗透贯穿于分权体制中。除繁琐细致的权力划分外，每一种权力源的内部还设有众多的议事和决策程序，其目的在于保证组成该权力源的更多更小的利益集团（总统相对单纯一些）有比较平等的施加影响的机会。就联邦政府一级而论，任何一个利益集团（如政党）要想将自己的意志转换成政策或法律，必须以较大的优势较长时期地同时控制联邦政府的四个权力源；而即使做到了这一点，该利益集团也还需要在内部的不同利益集团之间达成妥协。同时，有些权力源又可以摆脱利益集团的影响和控制，获得相对的独立。如联邦最高法院，它既是联邦政府三权的一部分，但又游离在联邦政府之外，在联邦与州政府、公民与政府发生权力争执时扮演仲裁者的角色。如此繁琐的分权，目的在于使决策层面多元化，防止任何个别利益集团独占政治资源和垄断决策的过程，但这样的设计也使决策的产生异常困难，而由此产生的政策只能是妥协的结果。选举是另一项重要的"谈判"机制。因为选举是周期性的和广泛的（上至总统、国会议员、下至地方行政长官），每次选举便成为不同利益集团"谈判"的机会，总统和国会议员的选举尤其如此。为了赢得选举，不同的利益集团必须提出包容性广的政治诉求，以吸引最大范围内的同盟军，同时；还必须不断地扩大自己的政治资源。扩大资源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吸收反对派的主张，将反对力量变成同盟军；另外一种方式则是扩大选民队伍。后一种方式的采用往往是迫于形势，但却可成为扩展民主的历史机会。美国选举权的历史实际上是选举权从少部分人所享有的特权变成所有成年公民的公民权的历史。重要的是，新的选民力量一旦被纳入到政治"谈判"机制中，它们便要利用这种机制提出自己的政治诉求，从而改变政治利益集团的组合，最终影响政治本身。当选民的背景和利益变得愈加多元的时候，要赢得选举就不得不考虑使用能够集合最大多数的选民的政治主张，甚至不得不考虑吸收反对派的主张，这本身就是一个妥协的过程。定期的选举使竞选的主张变得具体而现实。所以，美国宪政的常态不是大破大立，而是平稳中庸。但是，并非所有的"谈判"都遵循"正常的"宪政程序，仅凭中庸政治，不可能产生当今的美国宪政。相反，当原来的宪政原则和实践逐渐变成宪政改革的障碍时，"非正常"的"谈判"方式或渠道将被启用来废除或改正过时的原则和实践，但这种"非正常"的方式在原则上并不与宪法的精神相冲突，不过是对宪法原始精神的不同解释。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南部蓄奴州拒绝接受选举失败的事实，退出联邦，导致了联邦的分裂，南北双方在战场上进行了四年的血腥谈判，南方战败；北方共和党人利用对联邦政府的绝对控制，制定了第十三、十四和十五条宪法修正案，强制性地要求南部各州接受这些贯穿了北方意志的宪法改革，从而彻底否定了奴隶制，改变了联邦制的性质，在法律上将黑人从奴隶转化为与白人平等的公民。没有内战和重建，这种革命性的宪政变革是无法想像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为了挽救即将崩溃的美国经济，罗斯福利用突然获得的权威，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强行建立了包括社会安全保障制度在内的一系列新事物，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社会财富的分配方式，强化了联邦政府（尤其是总统）在国民经济生活中的领导作用，再次改变了美国联邦制的内容，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再生开辟了新的政治潜力。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中，南部黑人通过大规模的直接街头抗议活动，公开蔑视南部的种族隔离法律，制造出一种危机性的政治压力，迫使国会通过了一九六四年的民权法和一九六五年选举权法，彻底消除了法律上的种族歧视，使黑人成为了当今美国政治中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这些运作在某种意义上都违反了美国宪政的"常规"，然而，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政治运作，美国宪政才出现了具有关键意义的改革。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是，这些表面上由"非正常"的方式产生的宪政改革最终将被接纳，变为美国宪法的新的正常的原则和实践。破旧转化为立新。因为"谈判"和妥协是美国宪政的中心内容，推动进步意义的改革十分困难。"谈判"在给予改革力量机会的同时，也给了反对改革的势力同样的机会来阻挠改革。即便是那些进步意义十分明显而且对美国整体发展甚为有利的改革，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经过艰苦的"谈判"。并不是每个先占据了"谈判"位置的利益集团都会以大局为重，放弃自己的利益，照顾他人的利益，相反，只有当到了不改革自己的利益便无法继续维持下去时，这些利益集团才会让步。我们必须认识到美国宪政机制的这种惰性，否则我们很难理解美国历史上一系列令人困惑的问题：为什么奴隶制要到独立宣言发表八十九年、联邦立宪七十八年之后才在宪法上予以废除，为什么印第安人的美国联邦公民地位要到美国建国将近一百五十年后才得到承认，为什么美国妇女的选举权要等到宪法生效一百三十一年后才得到宪法的统一认可，为什么一八八二年通过的歧视中国移民的法令要等到本世纪六十年代才彻底得到改正，以及为什么主张男女公民拥有平等就业权利的宪法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至今还无法成为宪法的一部分。八十年代以来的美国宪政再次面临了严峻的挑战。由于利益集团的多元化（这里所指的利益集团也包括了种族、族裔和其他通过六十年代民权运动而获得政治上权力的群体）利益组合更为困难。因为利益的组合总是针对具体和现实的目标，利益集团间的结合既不是永久性的也并不牢固，而且由于各利益集团间的利益交错，过于激进和过于保守的力量都得不到广泛和持久的支持。除此之外，一些新的问题也在困扰美国宪政，如国会与总统在党派政治阴影下的权力之争，选举中的金钱因素，权势之间的利益交换（如总统为了推行自己的意志可利用手中的财权分化收买国会议员，这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早期是少见的，因为总统当时并没有能力这样做），被称为联邦政府"第四权"（the fourth branch of govenment）的媒体对政治的影响和对民意的左右，普通选民对政治的无力感和厌恶感（近年来公民投票率持续下降），政治人物的道德修养与政治的关系及其宪政对公众人物个人隐私的保护界限（莱温斯基绯闻只是众多类似事件中最为轰动的一例，而对克林顿的弹劾本身更暴露了宪政机制上的种种缺陷）等等，这些都是对美国宪法提出的新的挑战。在过去两百多年里，美国宪法总体上表现出一种令人吃惊的应变能力，这是它的力量所在。但是，任何宪政的进步和改革，都需要包括意识形态、制度、社会、经济和道德上的资源来推动和支持，当这些资源出现短缺时，进一步的改革便会遇到困难。美国宪法也许还没有遭遇到改革饱和的临界点，但它的确到了一个需要再创新的时刻了。 

2009年3月17日，蔡国强来到欧洲另外一个航海强国西班牙的著名港口城市毕尔堡，那个远远驶来的东方人的身影，现在已经成为毕尔堡古根海姆博物馆（Guggenheim Bilbao）盛大回顾展的主角。这是他的全球回顾展在纽约、北京之后的第三站，也是最后一站的展览。

有一天，我的洋教女从她的神话书上抬起头来，指着我看的书问：这是什么？

今天，传统的"工人"和"农民"范畴已经不再适用于中国社会实际。同时，国家劳动法规已经和实际的劳动人民脱节，相当程度上已经变成只是维护少数特权蓝领工人以及白领公务员、事业人员和大中型企业职员的法规。今天，包含中产阶级的受到劳动法保护的正规经济只占总就业人员中的16.8%，而半工半农不受劳动法保护的非正规经济的劳动人民则占到83.2%，亟需我们去重新认识。

《伦理21》书中充满了道德色彩浓厚的伦理观，试图绕开政治运作来解决今日全球的社会经济问题，这种理念把康德精神推向极致。面对廿一世纪充满危机的全球经济，我们需要柄谷行人的《伦理21》方案，且纵观全书，作者的讨论也超越了日本伦理问题的狭隘视野，将眼光扩展到全人类的未来。作为文学研究者，柄谷行人能够娴熟引用文艺评论、精神分析和哲学、历史、经济等学术领域的理论和知识，一直令不少学界中人折服。虽然他的学术志业是文学批评，但他对康德和马克思的理解却超出一般学人，他的立场是康德主义的，即使他自视为马克思主义者，却以一种康德式共同体构想诠释马克思，从1960年的安保斗争，到今日之面对金融海啸，他一直坚守着这种立场，且为此著书立说。柄谷行人早已在《迈向世界共同体》中探讨"国家"、"资本"、"国族"的问题，而《伦理21》更可被视为在伦理学上的延伸，全书以康德伦理观的核心概念"自由"为主调，但柄谷行人与很多日本学者一样，他们的论述亦旨于响应日本自身的问题。柄谷的第一本著作《意识与自然》就讨论当代日本作家夏目漱石，而夏目漱石不单是作家，也是响应西方思想的日本知识份子。在《伦理21》书中，作者讨论康德伦理观的同时，亦多番引用夏目漱石的文章，也许夏目漱石的小说写作和理论探索开启了日本在现代框架下的思考。然而当代日本社会在伦理方面仍未脱离德川幕府时代建立的"世间"意识。本书开篇引用了许多新闻，如连合赤军成员被捕后，其父亲以公开谢罪甚至自杀作为家庭责任的响应，而强奸冲绳少女的美国黑人士兵的母亲则为儿子辩护。作者从韩国友人的意见中得知，这种混淆个人自由与集体责任的观念并非东亚国家共有的"价值"，而是日本社会独有的。作者说，这种称为"世间"的"群落共同体"观念源于村社中共同工作的农民，他们对群体工作中的同伴既感到模糊的亲近，另一方面又毫无真正感情可言。在现代性的框架下，日本人很容易以共同体的集体责任观来理解军事国家命令，却难以接受基于最高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的康德式个体自由。康德的伦理学及道德形而上学核心为处理自由的问题，在康德以前的斯宾诺莎认为，自然界对一切事情都有严格的限定，所以人的自由意志实在有限，只能限定于对认识一切事情因果关系的意志，而康德的自由观则为了响应斯宾诺莎的讨论，在斯宾诺莎的框架下寻回人的自由，指出"最高命令"即每个人以实现自由为义务，康德的"自由"亦意味着每个人认识到本身在道德上行使"自由意志"的位置，道德也此而建立。柄谷行人也认为，康德的"自由"必然独立于"自然"，这种最高命令面对"自然"与"社会"时也难免有冲突。 柄谷继而讨论康德的"责任"，提出只有在"自由"的情况下，才谈得上责任，虽然现实往往不符合我们的预期，但只有我们认识到自己是事件的"肇因"，我们才能负"责任"。从几则家长为儿子罪行负责的事例中看出，家长的响应和公众的要求并不符合这种责任观。康德希望个人能认真检验自身和他人的责任，所以作者或多或少认同夏目漱石对罪犯被判死刑的想法，即希望在现实中"毫无隐瞒、毫无遗漏地描述所有真实"，这也说明作为孤立个体的日本小说家，为何希冀借着文学创作来检验个人心路历程，追究责任谁属的问题。对于责任和自由的讨论不免联系到公、私领域的问题，在日本传统社会中，私人领域一直缺乏道德形而上观念，明治维新不过将忠于社会等级的伦理概念演变为国家主义的伦理观，而这助长了"为国而生，为国而死"的军国主义思想，夏目漱石在《我的个人主义》中认为国人不得不"勉强接受低级不堪的(国家)道德"，所以他主张"高道德标准的个人主义"。夏目漱石这种"个人主义"或许是不进取的，因为他没有打算重建国家道德，柄谷行人也一样，他的伦理观并不为了重建国家共同体而建构的。在他的诠释中，康德的"义务-自由"或许仅比斯宾诺莎的伦理学给予多一点的"自由"，至于这种自由如何与"群治"连结，则端赖于人人共有的、被称作"自由"的道德义务。康德本人并不看重政治、法律、国家或所有建制，只看重全人类"最终"会建基于自由及共同情感实现普世共同体，这令康德的普遍主义立场更接近无政府主义。作者就在第五章讨论这一问题，陈述康德的"世界公民"构想如何颠覆了公、私领域，这种颠覆来自康德的文章《什么是启蒙？》，文中指出为公众目的而使用自己的理性时，无论怎样都必须捍卫自由，而为私人目的使用理性时，在妨碍启蒙的情况下，必须限制自身自由，这恐怕是康德以"自律"规限自身及对抗"他律"的最佳声明了。而日本学界讨论"公共领域"时经常论及的哈贝马斯和汉纳·阿伦特，其"公共领域"观点虽亦源自康德，但都未了解康德对公、私领域的颠覆，还有他们未处理康德哲学中的"他者"问题，这也许是全书较引起争议的讨论了。柄谷行人不厌其烦地讨论"他者"，但他也忽略柏拉图以来哲学家对于为何人类需要"国家"的思考。康德的人类共同体属于遥远的愿景，康德最终当然希望"共同道德"能够全面取代"法律"，但国家和法律代表着当下的人类活动，这也是无庸置疑的。《伦理21》书中充满了道德色彩浓厚的伦理观，试图绕开政治运作来解决今日全球的社会经济问题，这种理念把康德精神推向极致。这种理念不独为柄谷行人所有，革命宗师马克思亦作如是观。柄谷行人的理念属于晚年马克思的生产-消费协同组合论，与晚年恩格斯主张的议会式社会民主，或列宁坚持早期恩格斯的暴力革命信条，亦大大不同。在第十二章，作者再次提出自己的Association理论，而这已经超越了一般伦理范畴的问题。然而面对廿一世纪充满危机的全球经济，我们需要柄谷行人的《伦理21》方案，且纵观全书，作者的讨论也超越了日本伦理问题的狭隘视野，将眼光扩展到全人类的未来。（彭砺青 图书馆职员，香港） 

问学之初，我曾经十分倾心地崇拜过两位西方学者，一位是二十世纪最杰出的藏学家、意大利学者Giuseppe Tucci先生（1894-1984），另一位是二战后德国汉学的领袖人物、世界著名宋辽金元史研究专家Herbert Franke先生（1914-）。这两位先生既是学问的大家，也是Charisma十足的大人物。

保罗·威利斯《学做工》（Learn to Labour）书评

1886年5月1日，以美国芝加哥为中心，在美国举行了约35万人参加的大规模罢工示威，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事态扩大，引发了干草市场暴乱。1889年第二国际决定把5月1日作为“国际劳动节”。

通过对比文艺复兴早期的佛罗伦萨与不列颠哥伦比亚的参与和商议机制，本文分析了随机遴选作为政治代表的挑选机制的必要性、民主正当性、重要作用及其积极效果。商议民主可以提高公共政策的效率和正当性，可以较好地平衡民粹主义倾向，也可以平衡超凡领袖的支配。但由于其内在的困境，商议民主无法唱独角戏，必须与参与民主结合起来

张承志的写作和思考使革命、平等、人民、恐怖主义这些词语得到了昭雪和拯救，使自由、人道、正义、美和民间等概念的内涵得到了真正的确认。

一个答案是，因为康有为的体制改革触动了王朝内部既得利益集团的核心利益。但是，我们不妨继续追问：孙文的辛亥革命、国民党的国民革命不但推翻了清王朝，而且还换上了一个以美日留学生为主体的政府，如此一来，上层传统王朝向现代政府转变的阻力理应是没有了，那么，他们为什么还是失败了呢？

对20世纪出现的具有全球视野的各种世界史研究范式进行了综合评述。真正的具有全球意义的世界史研究在20世纪出现，它们可以分为历史哲学、社会科学和专业历史研究三种。

何柄棣、何兆武、张世英（关于西南联大）的回忆，是近几年出版的，但影响好像过去业已问世的同类著作要大些。

编译介绍大卫·哈维新书

都市中的人开始寻找农村生活跟现代生活连结的可能。这也使得我们回到农村，越来越少了很多观念上的拉扯。以农村为主体进行价值再现、文化再现，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