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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以研究外国文学为主的人,在求学与研究的过程中,往往对研究的对象感到难以进入。这个感觉并非全是由于语言的障碍,因为在熟悉了对方的语言之后,经常对那语言所呈现的世界感到陌生。这也并非是由于知识的缺乏,在大量阅读之后,我们可以理解对方,可是仍然明显感到与对方在经验上,在思想上,在价值上的差异性。这种被精神分析理论形容为令人又熟悉又陌生的不安之感(umheimlichkeit),往往迫使比较敏感的人去追问问题的来源。即这个与对方不同的我,自身到底是什么,是什么东西造成了与对方的不同。

2009年的中国文化界和文艺界，正在发生着悄然、深刻而重大的变化。

从熊先生和许多良师益友的身上，使我懂得了应当走的路和如何去走。教训深刻，而又使我铭记不忘的，使我首先想到的是熊先生。熊先生这个人，以他的存在向人们展示了一种哲学的典型。一生坎坷，没有遗产留给儿孙，家庭关系处理得也不尽妥善。几十年来，没有见他穿过一件象样的考究的衣服。伙食注意营养，却不注意滋味，甚至可以说他吃了一辈子没有滋味的饭，人们认为值得留连的生活方式，对熊先生毫不沾边。熊先生博览群书，不讲究版本，手头藏书很少，可以说没有藏书。我认识的学者中，熊先生是唯一没有藏书的学者。别人也许觉得他贫困，他却显得充实而丰足。别人也许认为他不会安排生活，他却过得很幸福、坦然。他也象普通人一样，有时为了一点小事发脾气，过后，却深自谴责，好象雷阵雨过后，蓝天白云分外清新，他胸中不留纤毫芥蒂，真如古人所说的，如光风霁月。他具有只有他才具有的一种人格美。

以代数解释为代表的辉格编史学一度在数学史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这种编史学导致了数学史的盲目和贫乏。数学史要想摆脱辉格倾向，必须首先成为一种能够揭示自身根源的研究，即一门思想史。包括柯瓦雷的科学思想史在内的许多思想资源都可帮助数学史实现这一转变。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是由中日两国政府商定进行的公开研究事业。以两国学者进行共同研究来推动中日之间历史问题的解决，避免中日关系大局因历史纠葛而遭到破坏，这是一个有积极意义的尝试。其实，一般所谓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主要指亚洲近代史上日本侵略中国的问题，这个问题已在1972 年的《中日联合声明》中得到了明确的结论。然而，此后由于在日本出现了与此结论相悖的主张和言论，甚至于影响到日本政府的对中国政策，使得原本单纯的历史认识问题转变为并不单纯的政治问题，从而为中日关系的发展增添了障碍。在设定这项事业时，考虑到不能割断历史，应从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把握其规律与特点，总结其经验和教训，故而分成古代史研究和近现代史（包括战后部分）研究两大部分进行。古代史研究组由中方的蒋立峰、王晓秋、汤重南、王新生和日方的山内昌之、鹤间和幸、川本芳昭、小岛毅、菊池秀明组成，同时双方还有人数不等的特约执笔者参加，中方有严绍璗、张雅军、丁莉、王小甫、宋成有、王勇、黄正建、吴宗国、李卓、宋家钰、张帆，日方有古濑奈津子、村井章介、樱井英治、小岛康敬、井手诚之辅。所谓古代史，中方的概念等同于前近代史，将中世史、近世史包括在内，日方的概念则不同于前近代史，而与中世史、近世史并列，合为前近代史。双方的称谓虽不同，但内涵是一致的，即关于前近代史的共同研究。本项研究既要总结前人已取得的研究成果，也要通过交流有所创新。既为研究，就需有理论与框架。本论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历史研究的理论支持主要区别为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前者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史是客观存在，并具有其发展规律。这一发展规律不以后人的意志、愿望及认识程度为转移。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就是探寻这一历史规律，总结历史经验，为现实及未来服务。唯物史观过去强调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五种社会形态演变的阶段论，强调生产力发展的根本推动作用，现在又吸收了文明史观研究的理论成果，从狩猎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甚至信息文明，以及骑马文明、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等多角度分析、研究历史发展轨迹，从而使得历史研究更趋活跃，更加靠近历史真实。后者认为，人类社会依某种意志而发展，历史发展如果有规律的话，此规律也是这种意志的体现。现在的自由主义史观、存在主义史观、结构主义史观都属于唯心史观的范畴。当然，唯心史观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历史发展中的人的意志，这也是历史研究中应予以注意的方面。但是，如何客观分析、准确把握古代世界史和东亚史仍然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课题。仅仅重复一些理论原则、引用几句经典论述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例如，日本有学者在分析评价近代世界史和东亚史中的国际关系时，提出了“近代合理主义”的观点，认为资产阶级代表了2先进生产力，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有进步意义，对此应予以肯定。这种“近代合理主义”不区分近代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发展阶段及其具有的两面性，认为存在即合理，为近代资产阶级推行的强权政治进行辩护。而从被压迫、被奴役、被掠夺的民族看，资产阶级的黑奴贸易、北美白人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主义，以及德意日军国主义法西斯的侵略扩张等，显然都是百分之百的“近代不合理主义”。所以，必须指出“近代合理主义”既有其合理的一面，也有其不合理的一面，或称既有其进步性，也有其反动性，对具体事物应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相对于“近代合理主义”，在古代史研究中是否可以提出“古代合理主义”？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成吉思汗指挥其骁勇无比的骑兵队横扫亚欧大陆，所经之地，残垣断壁，满目疮痍。但若以亚洲史为中心，其西向扩张即被称为“打通了东西方交往的道路”，成吉思汗因此在亚洲史至少在东亚史上始终被视为历史英雄人物受到称颂。其他再如以欧洲史为中心评价十字军东征，以俄国史为中心评价彼得大帝的扩张等均如此。日本史方面对神功皇后、丰臣秀吉的西向扩张也是赞赏备至。这也许可称之为“古代合理主义”。这说明，人类的思维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紧密联系。因此，古人与今人必然具有不同的社会观和价值观，在历史研究中应高度注意不能用今人的价值标准去要求、判断古人。还应注意的是，研究历史不能囿于国家史和地区史的视角，而应从更广阔的世界史的视角观察和思考，才能对历史事件或人物做出更准确的判断。但是，古代社会决不是是非不分的混沌社会，其价值判断中也有明确的标准，如对正义与邪恶、仁道与霸道、爱国与卖国、忠贤与奸阴、开明与保守，显然都是褒扬前者，贬斥后者。同时，不能忽视古今相通的价值标准，如先进与落后和主权与人权。虽然对于某些特定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不能机械地用先进和落后加以判断，但在总体上，先进与落后的区别是普遍存在的。简言之，顺应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高端文化者谓之先进，反之则为不先进或落后。古代世界史上国家之间无休止的争战以及各类朝贡册封体制的建立，其目的均在于扩大和巩固国家主权（外在表现形式可能有所不同），而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则显然是为了争取以生存权为根本的人权。古代人虽然没有提出“主权”、“人权”的概念，但具有这样的思想和要求。如果失缺这样的判断标准，历史研究就失去了方向。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是实事求是，这已成为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共识。实事求是就是要通过认真、深入的研究还历史本来面目，而不是通过研究去证明主观上欲刻意强调的事前准备好的“结论”。应先有研究后有结论，而不是先有结论后有研究。所以，事前设定好要通过共同研究来突出“中国对日本的强大影响”或“日本文化的独自性”显然都有悖共同研究的初衷。要做到实事求是，史料的可信度是最重要的问题，依据准确可靠的第一手资料进行研究是十分重要的。为使自己的观点成立而编造假史料是历史研究者嗤之以鼻的行为，但对于中3日两国大量存在的史著典籍也必须下一番去伪存真的功夫。中国的二十四史是研究古代中日关系的重要史料，其关于日本的记录虽基本可信，但难免有以讹传讹的不实之处，日本以《记纪》为代表的重要史料问题可能更多一些，双方对此应予以注意。日方学者对《日本书纪》中的一些记述大胆提出怀疑，这种精神值得肯定。同时，历史研究中排除偏见、不先入为主、虚心吸纳异见也是十分重要的。任何历史研究都不可能完全详尽地占有史料，只能是在尽可能多地占有史料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做出判断。因此，历史浪漫主义和自由的学术氛围是十分必要的。20 世纪50 年代，中日两国都出现了良好的学术研究氛围，因此才能产生出有深远影响的学术大家和学术观点。这对于当前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中方提交的论文在某些问题上的观点可能并不完全相同，也未强求一致，这也是构筑自由学术氛围的一种体现。在设定共同研究的题目时，日方特别提出从东亚史的视角研究古代东亚关系中中日两国的相互地位和作用，并提出要进行中日古代政治社会结构比较研究。尽管这两项研究是中日关系史研究的旁题而非正题，本无必要专门设题讨论，但中方仍从大局出发同意了日方的提案。当然，这不等于认同中日双方要在日方设定的追求所谓“独自性”的框架中研究中日关系，而是要从更广的范围、更深的层次研究古代中日关系。因此，本项研究设置的课题是：古代中日关系发展所依据的东亚国际秩序，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认识，以及古代中日政治社会结构的比较研究。本绪论则以上述所谓“独自性”为问题意识展开论述，以此为以下各章的专题论述做一铺垫和引导。一、关于中日人种起源之分析既然研究中日关系史，当然应从根上做起。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国人和日本人的人种关系十分密切，这成为中日文化关系发展的前提之一。当前关于人类的形成与发展，人种学上大致分为两种观点，即“放射说”和“多发说”。前者主张人类最早诞生于以非洲肯尼亚或埃塞俄比亚为中心的地区，600 万年前的古猿人“奥罗林”和320 万年前的古猿人“露西”成为所有人类的共同祖先。此后从这一地区向四方呈放射状扩散，经过漫长岁月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不同人种。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四大文明由埃及至两河流域至印度至中国先后出现似乎旁证了这一观点。但是，很难说这种观点已完全排除了其所依据的考古发掘的偶然性。后者主张远古时代具备与“奥罗林”、“露西”故乡相同条件的地方理应有多处，人类的形成应是多处同时发生的，只是因地理气候的变化而形成了不同的人种。当然，这种观点还需要更多的考古发掘成果来印证。其实，前者重视各人种发展之间的相互联系，后者重视各人种发展之间的相互区别，各有其道理。如果将二者结合，并注意到不同地区、不同时间段的特点，其研究结论一定更符合历史实际。4中国人的主体汉族是由北方人和南方人融合形成的。从截至目前的考古发掘成果看，204万年前的重庆巫山龙骨坡人及170 万年前的云南元谋人或许是中国人的祖先，此后有湖北郧县人（100—80 万年）、蓝田人（80—50 万年）、北京人（70—20 万年）、田园洞人（4 万年）、山顶洞人（3—2 万年）、河姆渡人（7000—6000 年）等等，无论猿人、古人或新人阶段，其遗址均呈多发点状存在，显然可以相对地说中国人种的主要成分是自主形成、连续进化的。此所谓“相对”，即不排除中国人中的北方人和南方人曾分别受到其他不同人种的影响。就此层面而言，可以说中国人种是以自主连续进化附带杂交而形成与发展的。近些年来，日本考古界的发掘“成果”越来越多，涉及年代越推越远，似乎日本人种和文化的“独自性”发展正得到越来越多的“确凿”的证实。日本的民族主义势力为此欢欣无比。但由于2000 年揭发出了藤村新一考古造假事件，致使数十个日本旧石器时代前期、中期的“重要”的“考古成果”化为乌有，日本考古界经历了严峻的诚信考验。目前，日本考古界的多数学者认为，根据甄别后尚可确认的考古成果，日本列岛上出现人类活动的时间也随之大大退后，由70—60 万年前后退至约8（？）—4 万年前，即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后期。经比较，有专家认为晚期北京猿人可能通过冰川期连接亚洲大陆与日本列岛的陆桥为追逐动物而到达日本列岛。若果真如此，则从远古时代论，可以说原始日本人来自东亚大陆。但这一点仍需更多的考古成果印证才有可能成为定论。目前据尚可确认的考古成果，日本出现新人应该在3 万年前的晚更新世即旧石器时代后期。而且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全新世早期大约1 万年前左右，冰河期后海平面上升，日本列岛与亚洲大陆分离，日本进入以狩猎、采集和捕鱼为主的绳文文化时代。绳文时代一直持续到大约公元前300 年，此后进入以稻作农业和金属工具为代表的弥生文化时代。在这个转变时期，日本人群的体质形态特征出现了非渐进性的变化，同时，日本文化的主体特征也发生了断层式的突进。正是由于日本人群在体质成分和文化上表现出了明显的阶段性，因而出现了围绕日本人起源问题的大量研究和讨论，涉及体质人类学、考古学、遗传学、民族学和历史学等多个学科。尽管有日本学者曾主张日本人种演变的“连续说”，即从绳文人到现代日本人的血统是一脉相承的，不存在任何的混血，但这种观点已被众多的考古成果证明是不能成立的。而多数学者主张“替代说”即“移民说”，即在弥生时代有相当大规模的北方大陆移民或南方大陆及海洋移民到达日本，同时将新的文化，如水稻的种植和青铜器的铸造技术等先进大陆文明带到了本州西部地区和北九州。这些大陆移民逐渐超过了日本其他地区的原住居民，成为从弥生时代以后逐渐向现代日本人演化的直接祖先。弥生人及他们的后裔在弥生时代末期开始向东扩散，并到达大和地方，建立王朝。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与原住居民发生混血，逐渐演变为现代日本人。但他们向北扩散速度较慢，致使北海道阿伊努人很大程度上依然保留了绳文时代原住居民的体质特征和文化元素，而基本没有受到来自亚洲大陆移民5的影响。1从体质特征看，绳文人在东亚地区新石器时代和以后的人群中在形态上相当孤立，他们依然保留着欧亚大陆旧石器时代人的古老特征，如长而宽的头颅，发达的眉嵴，低宽的面部，深陷的鼻根，较突起的鼻骨，低宽的眼眶，短而粗壮的上肢，长而扁平的小腿骨等。这些特征使绳文人更接近中国南方的新石器时代人，与之共享着头骨和文化特征。从历史上看，阿伊努人在政治管辖上直到近代几乎一直是独立的，政治和地理上的隔绝有利于他们保持自己的基因池。2根据考古文化学上的关系，西日本弥生人祖先从中国大陆向日本迁移的路线有三种可能：一是从中国的江南地区直接横渡东海到达日本；二是从中国的山东半岛渡海到朝鲜半岛移民系弥生人则与绳文人差异明显，具有较平坦的眉嵴、浅平的鼻根、高狭面、高眼眶，高身材等，与其后各历史时期乃至现代日本人的形态特征基本相近，属于同一个形态群体，而他们与绳文人形态上的不连续性说明这样的特征来自日本岛外的基因。这样的结论也得到牙齿人类学、病毒学、血液成分分析及遗传学等多方面的支持。绝大多数的人类学研究都显示，从弥生时代到现代，日本人（不包括阿伊努人）存在形态上的连续性，而他们与绳文人形态上的不连续性说明这样的特征来自日本岛外的基因漂流。1975 年美国学者克里斯蒂·特纳（Christy G. Turner II）第一次对现代日本人、阿伊努人、绳文人、弥生人和史前中国人的牙齿形态特征进行比较，提出了关于日本列岛人群的“二重起源－混血说”。他认为在日本列岛居民中同时存在巽他型（ Sundadonty）和中国型（ Sinodonty）两种牙齿形态类型的人群，绳文人和阿伊努人属于巽他型，弥生人及现代日本人属于中国型。巽他型牙齿特征形成于距今大约3 万－1.7 万年的东南亚地区，那么，拥有巽他型牙齿类型的早期东南亚人沿亚洲大陆架向北迁移，一直到日本的北海道，在日本形成绳文人和其后代阿伊努人。而在弥生时代，具有中国型牙齿特征的东北亚人从亚洲大陆抵达日本，与当地绳文人发生部分融合形成了弥生人及其后代现代日本人。简言之，现代日本人血统存在一个二重起源，大多数是大陆中国型人群的基因，少量来自巽他型的绳文系阿伊努人的基因。因此，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结果已经使人们广泛接受了“移民说”的观点，即认为绳文时代结束后，日本人体质形态出现巨大变化是受到以中国型人群为主体的大陆移民的强烈的基因和文化影响所致。1 Dodo,Y. and Ishida,H. Nonmetric analysis of the Doigahama Crania of the Aeneolithic Yayoi period in westernJapan. Dept.Anat. Kyushu Univ. (ed.), 1988.真锅义孝，六反田笃，山东省汉代墓葬以及大汶口时期墓葬出土的人骨齿冠于齿根的非测量形质。《探索渡来系弥生人大陆区域的源流》，日中共同研究报告1,p360-370,2000 年。2Wu Xinzhi， Origins and affinities of the stone age inhabitants of Japan. Japanese as a member ofthe Asian and pacific populations.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4, 1-8, 1992.6经朝鲜海峡到达西日本地区；三是从中国沿海地区沿渤海湾到辽东半岛经朝鲜半岛渡海到日本列岛登陆。从最方便的地理位置来考虑，经过朝鲜半岛到达日本的看法得到许多人的支持，只是一直缺乏较多的相应时期出自朝鲜半岛的人类学材料的支持。近些年，中日双方的体质人类学者对中国的古代人骨进行了多方面的合作研究，文化人类学者则对稻作转移进行了深入分析，从而对日本弥生时代移民的源乡地进行了推测。可能地区之一：中国黄河中下游地区。人类学资料主要包括山东新石器时代人群和周－汉代的人群。牙齿形态的研究表明，山东新石器时代人群的牙齿形态与现代日本人群都属于中国型，而日本的绳文人是完全不同的巽它型。这个事实说明至少3000 年前，没有或极少有跨越日本海或中国东部海域的人群接触，即便有接触，也几乎没有对绳文人产生基因的影响，这种隔离状态一直持续到弥生时代开始。也就是说，日本海和中国东部海域很长时间以来是影响基因漂流的重大阻碍。头骨的形态学研究发现，山东周－汉代人群和西日本弥生人的基本特征相近，由此推测，移民系弥生人最直接祖先的源乡所在地理方向中，山东可能是一个重要地带。1头骨非测量特征的调查也支持“西日本弥生人最初的故乡可能在中国大陆的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的观点。从地理位置分析，从山东半岛渡海到朝鲜半岛经朝鲜海峡到达西日本地区，或者从山东半岛经辽东半岛再经朝鲜半岛到达日本的西部尤其北部九州－山口地区，并不是十分困难的事情。日本弥生时代人拥有发达的稻作文明容易使人们将弥生人的祖先与稻作文明发源地之一的中国南方联系起来。在中国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和湖南道县玉蟾宫遗址已发现了12000年和10000 年前的稻谷。尤其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7000—5000 年前）已有大面积栽培稻遗存，河姆渡人居住于高架屋，驶船，制作使用陶器，在制作陶器时盛行在釜类陶器腹底交错拍印绳纹图案。依据海洋潮流和季风，中国江南人有可能直接渡海到达日本。换言之，中国南方人（称“越人”或“百越人”）因政治动乱于公元前三世纪前后，可能有一部分跨海迁徙到日本，成为“倭人”即弥生人，另有一部分迁至云南，成为少数民族繁衍至今。1994 年开始，中日人类学者组成“江南人骨中日联合调查团”对中国江苏发掘出的公元前六世纪至公元一世纪的古代人骨及大致同期的西日本绳文、弥生人骨进行了多方面的合作对比研究。经过头盖骨比较及其他多项研究，其结论是：新石器时代中国江南人与日本绳文人形态差别甚大，而江苏（包括江南至淮北的大片区域）的春秋至西汉时代人与日本的可能地区之二：中国长江流域及江淮区域。1韩康信《山东临淄周－汉代人骨体质特征研究与西日本弥生时代人骨之比较、探索渡来系弥生人大陆区域的源流》，112-157 页, 2000 年。张雅军《山东临淄后李官周代墓葬人骨研究、 探索渡来系弥生人大陆区域的源流》，164-171 页, 2000 年。尚虹、韩康信、王守功《山东鲁中南地区周－汉代人骨研究.人类学学报》，21 卷期，1-13 页，2002 年。7移民系弥生人之间强烈类同，因此可以认为具有与弥生人类同的古人骨集团的分布地区不仅有朝鲜半岛，而且包括从山东半岛至江南的广大地区在内。因此，探求弥生时代及其前夕大陆移民的原乡，今后不能只注意朝鲜半岛和华北，也应将淮河及长江下游纳入视野，尤其要重视淮河流域即江苏北部。如果脱离以江南为起点的稻作文化及其承担者的扩散就无法谈论日本人的形成，不过今后还要将视野进一步扩大到华南乃至东南亚地区。1中国学者安志敏也对早期日本文化的大陆根源做了详细的分析。其主要观点是：日本绳文时代出现的陶器和磨制石器与大陆有明显密切的关系。在日本长崎发现的印纹陶器与中国江南的印纹陶器相近。日本大分、青森发现的鬲形陶器，与中国东北地区的鬲明显不同，而与中国南方的鬲很相似，可能是中国南方的鬲在日本的复制品。而鬲在朝鲜根本没有出土品，因此不可能经朝鲜带入日本。绳文时代早期的玦状耳饰和漆器也可能来自中国，它们起源于长江流域。这些证据连同在绳文时代晚期稻米的出现都说明绳文文化的变化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影响有密切关系。弥生时代为储存或居住所建的打桩高台结构建筑在长江以南地区也很普遍，它们可能与稻米种植一起从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越海到达日本。2这个结论来自于对弥生时代不同人群和中国北方河南、南方福建新石器时代人和东北地区青铜时代人群的头骨形态测量学比较研究的结果。在种族特征上，弥生时代的大多数移民可能来自中国古代的东北部地区，一部分可能来自黄河流域。日本学者渡部忠世提出了“稻作阿萨姆、云南起源说”，鸟越宪三郎经过调查研究后认为，日本人的发源地在中国云南省，其旁证是日本人在体质上所具有的胎斑渊源于云南。据考察，现今云南的一些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原始信仰与日本有许多类似之处（除种植水稻外，还有染黑齿、纹身、居住在高架屋、新尝祭、敬奉太阳神等等，现今居住在云川交界泸沽湖畔的摩梭人仍保留着母系社会文化，从中似能看到邪马台国的影子）。这也许能旁证云南与日本的渊源关系，也许只能说明云南与日本独自发展的道路或程度有相同之处。可能地区之三：中国东北地区。3过去大多数的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认为弥生时代大陆移民的数量非常少，或者几乎可以忽略。但现在各种证据都显示出大陆移民甚多，对日本原住居民影响巨大。根据人口增长模型和头骨形态变化模型计算机模拟研究结果显示，从弥生时代开始后的1000 年间, 日本列岛的人口增长率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大陆移民数量估计达到100 万人以上，在弥生时代1 山口敏、中橋孝博編《中国江南・江ワイの古代人―渡来系弥生人の原郷をたずねる》、てらペイあ2007年4 月、142 頁。2安志敏《江南文化と古代日本》，東アジア文化交流史研究会編纂《弥生の使者徐福》1989 年版、４８—５１ページ。3 Qifeng Pan，Hong Zhu. A comparison on racial anthropology between the Yayoi human skulls ofJapan and the ancient skulls of China. Tooth and facial morphology of ancient Chinese skulls,Therapeia publishing Co. Tokyo,1997.8结束后的古坟时代，原住民即绳文人子孙与大陆移民之比在西日本达到一比九至二比八（古坟人的绳文人直系与移民的混血率在近畿为一比九，西日本为二比八，关东地区为三比七）。日本文化及日本人身体特征的复杂变化，用单一民族起源说是无法说明的。1中日古代文化关系亦为紧密。日本文化包括日本人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婚、丧、礼、学，皆受到中国文化的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处于东亚儒教文化圈之内的日本，其有史前除考古发掘外，史籍记录也是重要依据。众所周知，《史记》载，秦始皇“遣徐市（福）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北史》和《隋书》记曰，608 年裴世清“使倭国，度百济，行至竹岛，南望耽罗国（推测即新罗），经都斯麻国（对马），迥在大海中。又东至一支国（壹岐），又至竹斯国（筑紫）。又东至秦王国（博多），其人同於华夏，以为夷洲，疑不能明也”。有人认为此“秦王国”即为徐福东渡日本所创立之国。又《梁书·诸夷传》和《南史·夷狛传》所记“在文身国东五千余里”的“大汉国”也值得注意。又据《魏略》《晋书》《梁书》《北史》《通典》等载，倭人“自谓（云）太伯之后”。《日本书纪》应神天皇十四年（公元283 年）条，“是岁，弓月君（领百二十县人夫）自百济来归”。应神天皇二十年（公元290年）条，“倭汉直之祖阿知使主、其子都加使主并率己党类十七县来归”。应该注意到，弥生时代大致和中国的战国－秦汉时期相对应。那么，西日本地区突然出现与原住居民很不一样的人群，很可能与中国大陆当时的战乱纷争的不平静的生活状态有关。在这种政治、生活压力下，山东及江浙一带人群连同其赖以生存的文化和习俗等都带到新的安居地日本。另据公元814 年大和朝廷编篡的《新撰姓氏录》，当时京畿一带著名的1059 个氏族中，“诸藩”氏族有324 个，几乎占三分之一。所谓“诸藩”氏族即“大汉、三韩之族”。史籍记录清楚地表明，在此之前的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断有大批的中国人及朝鲜人移居日本。综上所述，在约8 万年前日本列岛已出现古人生活痕迹（尚难最终确认），在3 万年前可确认日本出现了新人。这可能是晚期北京人及其后裔迁徙演变而成的。大约在10000 年前形成的以狩猎、采集和捕鱼为生的日本绳文人可能与中国南方的新石器时代人有密切关系。公元前300 年出现的开始稻作生产的日本弥生人则与以中国人为主体的东亚大陆移民大批至日密不可分。在这些移民的扩散过程中，虽有混血发生，但大陆移民的基因优势超过了日本原住居民，逐渐演化为现代日本人。中世纪以后，日本人群没有来自海外的重要的基因漂变。因此得出的结论是，现代日本人的人种形成受到以中国人为主体的东亚大陆移民的强烈影响，中国人和日本人的人种关系堪称密切。二、关于中日古代文化关系之分析1埴原和郎《渡来人は百万人規模》，東アジア文化交流史研究会編纂《弥生の使者徐福》1989 年版、90—92ページ。9期阶段（至平安时代）的文化发展受到中国文化的强烈影响，其有史后期阶段（镰仓时代以后）的文化发展表现出了越来越明显的日本独具的文化特征。多年来，中日两国学者致力于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以众多的研究成果论证了中日文化关系之密切，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日本方面尤其梅原猛代表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文化论，渡部忠世代表的日本稻作中国云南源流论，福永光司代表的古代日本吴越文化影响论，樋口隆康代表的海上丝绸之路论等引人注目，使得中日文化紧密发展论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日本民族自称大和民族。但若问日本民族为何以大和民族自称？“大和”二字却仍读作“牙麻托（やまと）”？恐怕能给以回答的日本人不过十之一，而且这些回答也是模棱两可，支吾不清。据在现今大和之地实际体验，“牙麻托（やまと）”乃“牙麻莫托（やまもと）”之便读，古代倭人即“山下”、“山麓”之人。圣德太子（公元574—622 年）1小野妹子一定是圣德太子最信任的干部，于607、609 年两次衔命赴隋，从而成为古代中日关系史上赫赫有名的外交官。他到中国大陆看到了什么，学到了什么？中国的插花艺术从先秦的原始阶段到汉魏南北朝渐趋成熟，至隋已开始昌盛。小野妹子在学习佛法的同时，将佛前供花以及插花器具引进日本。完成使节任务后，小野妹子皈依佛教，法号“专务”，居住在圣德太子建造的六角堂（即京都紫云山顶法寺）研究插花艺术，日夜以花献佛，并制定了祭坛插花的规矩。六角堂院内有圣德太子沐浴过的水池，因此他的住所被称为“池坊”。在《宪法十七条》中引用了《论语》中（孔子的弟子）有子的话：“礼之用，和为贵”，说明古代日本的统治者深知“和”的重要性。“和”乃和平、和睦、和谐之总义，亦可视为有小和、中和、大和之别。和平乃为小和，和睦可称中和，唯和谐方为大和。日本人很聪明，在天平宝字元年（757 年）始定用“大和”二字取代“倭”或“大倭”，但读音仍用“牙麻托”。《周礼·冬官考工记》云“大和无灂”。贾公彦疏：“大和谓九和之弓，以其六材俱善，尤良，故无漆灂。”《老子中经》之第七神仙为“太和者，天之魄也，自然之君也。常侍道君在右方。”《易经》第一卦则为“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乐府诗集》卷七十九近代曲辞有“大和篇”（始于唐武德贞观，盛于开元天宝，即713—756 年），而唐末五代的道教学者谭峭对“大和”做出了另一种解释：“大人无亲无疏，无爱无恶，是谓太和。”（《化书•四•仁化》）显然，无论哪一种解释，“大和”都是上好的词汇，寓意着一种超凡脱俗的理想境界。日本统治者以“大和”代“倭”，实为美化自身也。如果看一下日本一乘寺藏平安时代作成的圣德太子像，不难发现，无论其面目体型或衣着装备，皆与现今中国甘肃平凉崆峒山道观中“常侍道君在右方”的太和神仙完全一致。圣德太子仰慕中华龙图腾，在其墓门上方镌刻有栩栩如生的龙的图形，与圣德太子渊源深厚的法隆寺金堂屋檐下的盘龙立柱与现今中国云南昆明盘龙寺大雄宝殿屋檐下的盘龙立柱，虽时隔千百年，却宛如出自同一工匠之手。1 “圣德太子”为厩户皇子死后受赠谥号，平安时代已出现。10圣德太子死后，小野妹子学习中国以花祭拜的方式，摘取水池边的花草祭奠圣德太子。小野妹子从而成为日本花道（插花艺术）最古老的流派——池坊流派的“道祖”（创始人、奠基人）。对日本花道的产生和发扬光大，小野妹子功劳第一。此后在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梅花、菊花先后从中国传入日本，为日本花道的发展提供了更丰富的营养。其他如茶道、书道、剑道等等与中华文化的关系之密切，也不亚于花道。日本人的日常起居受中国隋唐时代文化影响甚大，日本女子至今仍在穿着的和服及相配的发型便是最好的例子。歌舞方面如，《兰陵王》是起源于北齐、盛行于唐代的假面舞蹈。此男子独舞表现了北齐兰陵王高肃（字长恭）作战的英姿，动作简约勇猛，刚劲有力，舞曲浑厚古朴，悠扬动听。主人公高大健壮、胆识过人，但面貌却秀美如妇人。他自觉作战时因面容俊美柔和不足以威慑敌人，故每临阵时必戴上形象凶厉、狰狞可怖之木雕面具进行博杀。但《兰陵王》在中国早已失传，所幸在唐代传入日本，并在很长时间内保留了以汉语诵念台词的情节。该舞至今仍为日本皇家庙堂如伊势神宫的庆典乐舞，并在二十世纪又传回中国。日本民族很早就有自己的口头语言，但日语中混杂着大量其他民族语言的基本要素。绳末弥初（绳文时代末期和弥生时代初期）中国江南人利用海流和季风横渡东海到达日本，其语言很可能与日语产生某种必然的联系。因为从音韵学方面分析，日语语音与中国古代江南一带的吴音、入唐后长安一带的中原汉音和宋元以后的官韵所定的唐音关系密切，但以吴音、汉音为主。日语的音韵与现代汉语尤其闽南语（或称闽台语）的音韵有明显的规律可循。盖因四世纪初晋永嘉之乱后之五胡乱华，经唐末五代至宋，黄河、洛水一带中原汉人尤其士大夫阶层（即知识分子）为避战乱三次大迁徙，最后落居闽南，其中一部分又迁至台湾，因此也避开了中原民族融合造成的语言异化，闽台语得以较纯正地保留了汉宋间的官话，主要是唐代的正音、雅言。而日本恰恰是从唐代习得并保留了同一音韵系统。日语与汉语的音韵关系十分紧密。在汉字传入之前，日本绳文后期是否出现了象形文字或语义符号尚不可考。至今日本众多的绳文考古成果不见此类报道，至少说明即使出现了象形文字或语义符号，也因大陆先进文化的强烈冲击而早早退出了历史舞台，因此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但是，日本镰仓时代以来一些学者鼓吹在汉字传入之前日本已经存在文字，即所谓“神代文字”。不过这一说法早已被否定，认为它仅是后世伪造而已。当然，因此便认为从绳文时代到古坟时代，日本列岛上的居住民经历了漫长的无文字的历史阶段，这种观点同样值得推敲。平安初期学者斋部广成著《古语拾遗》序的第一句话是：“盖闻上古之世，未有文字，贵贱老少，口口相传，前言往行，存而不忘。”但第二句话也不能忽视：“自有书契以来，不好谈古，竞兴浮华，还嗤老旧。遂使人历世弥新，与时俱进。顾问故实，不识根源。”关键问题是，此所谓“上古之世”和“自有书契以来”断始于何时。在弥生时代和古坟时代，大批以中国人为主的东亚大陆人到达日本，如果联想到秦始皇暴政11和焚书坑儒及此后不断发生的社会动乱，徐福一类知识分子在大陆移民中应占相当大的比重。这些人将简书、帛书、纸书携进日本是完全可能的，而未携带字书进日本倒是不可思议的。前文所述徐福的“秦王国”无论如何应该是一个有字国家。很多考古成果证明，汉字很早就随着中国大陆的古币、铜镜等物品传入日本。在日本九州长崎弥生时代后期的遗址里出土了铸有“货泉”二字的中国古代货币，后来又陆续在对马、佐贺、福冈、熊本、京都、大阪等地弥生时代中期土层中陆续发现了这类货币。据考证这些货币是东汉王莽的新王朝（公元8—23 年）铸造发行的货币。另外，官方渠道的物品流入还可见于文献记载。例如《后汉书》记载，建武中元二年（57 年）倭奴国奉贡朝贺时，光武帝赐以印绶，即刻有“汉委奴国王”五个汉字的金印。此外，在日本关东、中部、近畿等地还陆续发现了一些刻有中国古代三世纪年号的铜镜。这些实例都说明，至迟在公元一至三世纪汉字已随中国物品传入日本。而中国史书所记239 年魏明帝“诏书报倭女王”，翌年女王卑弥呼“因使上表，答谢恩诏”，说明邪马台国已具有解读汉字诏书、撰写汉字表文的能力。显然，在弥生时代已在一定范围内使用汉字了。迨至《宋书·倭国传》记载的倭王武（477-479年在位）给宋顺帝的上表文，不仅完全用汉文表达，且具有六朝骈文的风格，文辞华丽，说明在五世纪时，日本国家的正式文书能够更准确地使用汉字、汉文。当然不排除那些有较深汉学素养的大陆移民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关于汉籍传到日本，据《日本书纪》记载，应神十六年（284 年）百济王仁应天皇召至日，“则太子菟道稚郎子师之，习诸典籍于王仁，莫不通达。故所谓王仁者，是书首等之始祖也”。《古事记》中也有类似记载，其中还具体提到王仁携去了《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这便是日本文献中记录最早的“王仁传书”。一般认为，它反映了当时中国典籍已经由朝鲜半岛传入日本的历史事实。1汉字以及汉籍儒典、汉译佛经的传入，对日本人学习汉字、汉文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圣德太子摄政时期，在派遣隋使和遣唐使的同时，还派出了大批留学生、僧赴隋唐学习，使得更多的日本人有机会学习汉文。这些知识分子在逐渐熟悉汉字、汉文以后，由于记录以及平安时代后期的大江匡房曾说：“我朝始书文字，代结绳之政，即创于应神朝。”江户时代的本居宣长也认为《论语》、《千字文》是儒学和汉字在日本普及的启蒙书籍。据文献记载，六世纪以后更多的儒学典籍传入日本。继体七年（513 年）五经博士段杨尔、三年后五经博士高安茂先后赴日讲授儒学经典，并带去了《易经》、《诗经》、《书经》、《春秋》、《礼记》等多种儒学经典。这些汉籍的传入无疑促成了日本人对汉字的掌握和使用。六世纪中期，佛教传入日本。汉译佛经的传入使识字阶层进一步扩大，使得汉字从宫廷走向民间。1应神天皇十六年中国的《千字文》尚未成书，因此这项纪录不可全信。有观点认为王仁赴日应在《千字文》成书后的公元六世纪。12与中国交往的需要，他们开始学用汉字、汉文写作。在圣德太子的主持下，推古十一年（603 年）制定的《冠位十二阶》以及次年公布的《十七条宪法》，都完全用汉文写成，不少条文都是直接援引《论语》、《礼记》、《易经》、《老子》、《庄子》等中国典籍；语言朴实，文章优美，代表了当时日本汉文的最高水准。至于《三经义疏》，尽管文中有“和习”（日语特点）成分，但全篇不失为完整的汉文，一般只懂汉语的中国读者也完全能够读懂。而且，这种用汉文论述复杂的佛学思想的典籍的出现，表明当时日本人使用汉字写作的能力已达到了相当的水平。日本人在能自由地运用汉字后，便不再只是模仿中国人读汉文、写汉字，而是开始考虑利用汉字、汉文表达日本固有的语言，使得汉字与日语进一步融合。在日本，用汉字表音最早出现在早期的金石文中。例如由此可见，日语与汉语不仅在音韵学上关系紧密，在文字方面日本全面引进汉字、熟悉在熊本江田船山中期古坟出土的太刀铭文上刻有“作刀者名伊太加 書者張安也”等文字。“書者張安也”说明这段铭文的书写者是具有中国血统的大陆移民，而“伊太加”则是标记日语人名读音的汉字。在和歌山隅田八幡宫铜镜铭文（四世纪至五世纪初）与埼玉稻荷山铁剑铭文（约471 年）、《元兴寺缘起》收录的596 年元兴寺露盘铭中，用汉字表音的方法更为明显。进入奈良时代以后，《古事记》、《日本书纪》等文献中出现的汉字表音已有了较大的变化，开始用来表示短语甚至句子――当然主要是用来表现歌谣等韵文。迨至《万叶集》成书，则不仅有“音假名”，而且出现了“训假名”。音假名是一字一音或一字双音的表记方式，它是在保证汉字基本字形的基础上，舍义取音，以表示日语语音。训假名则反之，是在保持汉字基本字形的基础上取义舍音，用与汉字词对应的日语词读音来读该词。这种音假名、训假名的用法，由于在《万叶集》中得到充分展示，便被命名为“万叶假名”。此后出现了“变体汉文”。早在七世纪的金石文中，就已出现了变体汉文的雏形。《古事记》除了序文用纯汉文，歌谣用万叶假名以外，正文使用“变体汉文”记述。作者太安万侣在序文中谈到了他使用变体汉文的初衷：“然上古之时，言意並朴，敷文构句，於字即难。已因训述者（表意法），词不逮心。全以音连者（表音法），事趣更长。是以今，或一句之中，交用音训，或一事之内，全以训录。”用楷书写的汉字被称为“真名”，为了书写简便而简化了的汉字被称为“假名”。关于片假名、平假名的形成，较为流行的说法是，吉备真备在唐朝时由汉字楷书创造出片假名，空海和尚在唐朝学习二王书法艺术的基础上由汉字草书创造出平假名。此后由纪贯之等文人和平安时代的妇女推广使用之。平安初期，虽然平假名、片假名都已经出现，但是汉字假名混用文并未诞生。进入镰仓时代以后，与现代日语文章相通的汉字假名混用文开始逐步形成。13使用汉字，并根据日本语言固有的特点对它进行消化和再创造。汉字对日本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如果总结前文，中华文明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可概括如下：第一，起源于亚洲大陆东部、中国江南地区的稻作农耕，东向传播成为日本列岛居住民脱离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即从绳纹时代飞跃到弥生时代的最主要的生产力表现。第二，从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四世纪左右，大批华夏移民迁徙日本列岛。他们传去了当时东亚最先进的生产技术，例如纺织、漆工、鞍部、汉方医术等等，及以《论语》为代表的汉文典籍著作，在物质和精神两个领域为日本古代国家的建立做了强有力的奠基。第三，公元五世纪左右，佛教经由朝鲜半岛进入日本列岛，由此开始了1500 年间日本民众的佛教信仰，其强大的文化流深深地影响着日本社会几乎所有的生存层面。日本佛教各个教派的学说、经典和法会典礼，都是起源于南亚的佛教经中国阐述之后，经由朝鲜半岛进入日本后形成的。日本所有的佛教经典除极少作为书法材料的梵文本外，都是汉译本。第四，日本在七世纪左右开始形成古代封建国家。在国家构制过程中，以圣德太子《十七条宪法》为代表，中国相对成熟和丰富的政治观念和道德伦理观念，成为日本古代国家基本政治理论的有效成分。第五，在八世纪初期以《古事记》《日本书纪》为代表构成的日本“记纪神话”，是一组宣扬天皇神圣的国家神话系统，成为日本民族“天皇信仰”和“神道崇拜”的最根本的心理基础。从比较文化的立场看，这是一组在日本原始神话基础上形成的“变异神话体”。中华文明中的道家与道教观念、儒学伦理、方士与方术的生命理论等都参与了“记纪神话”的构成，成为皇权观念的强有力支柱。第六，依据九世纪末期日本藤原佐世编纂的《本朝见在书目录》（后来被称为《日本国现在书目录》），当时日本中央官厅与皇宫天皇读书处所收藏的汉文典籍为1568 种，相当于当时中国国内全部文献典籍的50%左右。1这一现象在世界文明史上颇为罕见。如此丰厚的文化移动，只有在一个和平稳定亲和睦邻的政治框架中才能实现。又依据十九世纪初期长崎港“书物改役”（海关书籍检察官）向井富所编纂的《商舶载来书目》的记载，从1693 年到1803 年的111 年间，中国商船经由长崎港登陆上岸的“贸易性典籍”共有4781 种类。21826年，中国商船“得泰”号船主朱柳桥在日本骏河下吉田与日本人野田笛浦谈话中指出，中国文献典籍“迩年来装至长崎已十之七八”。31中国《隋书经籍志》著录隋代文献典籍3127 种，《旧唐书经籍志》著录唐代文献典籍3060 种。这就是说，九世纪末日本中枢机构中所用的汉籍文献，为隋代文献的50%左右，为唐代文献的51%左右。2此写本今存日本国会图书馆。3见《得泰船笔语》卷三（上）。一个国家拥有另一个国家典籍的70%至80%，这是何等辉煌壮观的文化现象。依据近年的调查，日本98 处藏书所现今保存有古代以来传至日本的中国明代与明代之前的汉籍（包括国宝、重要文化财、重要美术财等）10822 种类。14据日本书誌学者估计，此为日本列岛真正藏量的80%至85%左右（不包括更大量的清代文献典籍）。文献典籍作为古代文化最主要的载体，如此规模的汉籍持续不断地东传，创造了中华文明抵达日本列岛的永恒的通道。1第十一，十七世纪左右基督教传教师开始进入日本，第一次建立起了日本与西方文化沟通的通道。目前所存史料表明，早期到达日本的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等国的传教师，都有在中国澳门生活和传道的经验，除少数人直接从澳门到达日本外，其余大多数人经在中国内地传教而逐步到达日本。这一传教的图谱，与佛教经由中国传至日本相似。在德川幕府“禁教”之后，免遭屠杀的传教师和一小部分日本教民，通过在日本长崎贸易的中国商船，逃亡中国本土，再经由中国本土流亡澳门。至今中国澳门还留存有这一时代外逃传教师和教民的墓葬。他们作为日本文化史发展中的这一特殊阶段的历史证明，永远留在了中国土地上。与此相关，还有一个重要的文化事实，即经由中国本土到达日本的欧洲传教师为在中国传教第七，汉字对日本语言文字影响巨大，成为提升古代日本社会文明进程的根本性标志。第八，八世纪到十二世纪的奈良、平安时代，出现了日本文化史上第一次文学高潮，汉文文学与和文文学都取得了辉煌业绩。但无论汉文文学还是和文文学，都是以中国文化中先秦至唐的文学传递、甄别和吸纳为基础的。日本文学在以后的发展中，从“五山文学”中可以解析出大量唐宋文学材料，从江户时代文学中可以解析出大量宋元明清文学的材料，从江户“读本”中可以解析出大量明清口语通俗文学的材料。第九，日本自十二世纪末期开始陷入武士夺取权力的战争状态近四百年。在这四百年间，保留和维护着日本文化“一线生机”的，只有逐渐发展起来的禅宗与禅宗寺庙。十四世纪建立的“镰仓五山”与十五世纪确立的“京都五山”成为日本中世纪文化的标志和集合地。禅宗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在中华大地上形成的中国风格的佛教教派；“五山”是中国南宋时代集中在杭州与宁波两地的禅宗的“大本山”建制。日本“五山文化”是日本平安文化与江户文化之间唯一的连接点，是连接日本古代前期文化与近世文化的唯一通道。“五山文化”包含着三个最主要的内容：一是禅宗教理（其传播者既有到中国求法的日本僧侣，也有到日本传法的中国僧侣）；二是宋代新儒学（完全由中日间僧侣来往而传至日本，后期传去了明代心学）；三是刻板印刷（主体技术由中国到达日本的工人承担，印刷中国的汉文典籍与汉文佛经经典）。第十，德川幕府实行统治的“意识形态”以神道为基础，以儒学中的宋学为理论框架。幕府第一代学术领军人物林罗山等人，兼具神道与宋学的极深厚的修养，林氏家族也因此成为二百年间宋学的大本营。宋学的兴起创立了江户时代的“文人学术”，这是日本文化史上最早出现的“文人学术”。而作为日本“国学”派的代表性学者，也都具有极高的汉文化教养。本居宣长纪念馆陈列着本居宣长学习过的许多汉籍，上面有他手写的许多读书心得。1参见严绍璗编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三卷）中华书局刊2007 年版。15的需要，把欧洲语言中的概念和词汇，依照中国的文化传统，寻找了相应的汉字语汇做了翻译。在明治时代日本接受西洋文化的过程中，日本学者又参考或依照传教师们提供的这些材料，创造了日本汉字的新词汇，如“主”、“文化”、“文明”、“幸福”等等，成为日本近代词汇的重要部分。如果从文明论的视角观察中日古代文化关系，其主要内容是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发生的影响。对此需指出，以黄河、长江为依托的亚洲东部的中华文明，既没有出现过进程的断裂，也没有发生过形态的变异，而且在亚洲东部形成了包括了中国本土、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中南半岛东部在内的以汉字文化为中心纽带的东亚文明圈。在这个文明圈中，各国家、各民族之间文化发展的时代性和差异性，决定了各自在世界或地区文明的进程中所处的强势或弱势地位。一般来说，世界文明的成果永远是处在“流动”之中的。而“流动”的走向，总的趋势是从综合国力相对强大的文化“流向”综合国力相对弱小的文化，从相对的强势“流向”相对的弱势。古代中国作为东亚地区领土最为广阔，人口最为众多，生产力最为发达的地区，在东亚地区的文明进程中在相对意义上发挥着历史性的主导作用，长期处于强势地位。因此古代中日之间的文化“流动”，从总体上说，当然是从强势的中国“流向”弱势的日本。然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所谓“日本海洋文明论”（Concept of OceanicJapanese Civilization）的“文化史观”从日本知识群体向日本市民社会渗透，具有不可忽视的广泛的社会影响。该论提出“日本究竟是不是属于亚洲”？甚至提出所谓“两千年的欧洲的历史，就是摆脱伊斯兰化的历史”的这样一个虚伪命题作为比照，试图把“日本的历史”描述成“摆脱中国化的历史”。“日本海洋文明论”试图从世界文明史上重新定位日本。它几乎完全不承认两千余年的东亚文明发展史，虚构日本未接受亚洲大陆文明滋养的“事实”，制造“孤岛文明”的幻影，为某种政治目的服务。通过以上对中日古代文化关系的分析，可知在两千余年的东亚历史发展中，亚洲大陆文明，尤其中华文明为日本文化在几乎一切重要层面上的发生与提升，提供了足够的滋养材料，并内化为促成其发展的动力，从而共同创造了东亚古代丰富多彩的文明。这里依据历史事实所展示的中日古代文化关系史，是与日本海洋文明史观构筑的所谓“两千年来的日本史就是摆脱‘中国化’的‘脱亚’史”的“日本文明史”完全不同的。三、关于古代日本文化独自性之分析前文已述，日本文化的形成受到中国的强烈影响。但这并不等于说日本文化没有独自性，日本文化等同于中国文化。一种文化若与世隔绝，最终只能自生自灭，只有受到其他文化影响，吸收其他文化的精华，自身才能发展，但并不会因此变成另一种文化。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就是这种关系。日本文化的独自性主要体现在包容性和创造性两个方面。16古代日本文化的独自性，其第一个表现是积极主动的包容性，换言之即善于将异体文化的优越之处集结于自身，并不认为会因学习其他先进文化而“数典忘祖”，甚至于甘冒“数典忘祖”之大不韪也要学习其他文化的长处。这是日本文化常处于相对低位造成的，也许与日本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关。相比之下，中国人就不太容易做到这一点。中华文化常处于高位，传统悠久且地大物博，不能“数典忘祖”便成为包容性的前提，从而往往成为一种被动型、无奈型的包容性。其第二个表现是顽强细腻的创造性。日本人勇于学习，又善于创新，折扇、假名、日本刀和神道教等是众所周知的例子。日本刀为中国人喜欢之物。北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的诗作《日本刀歌》，描述日本刀是“鱼皮装贴香木鞘，黄白间杂镏与铜”，极言其美。而依据十六世纪日僧策彦周良的在华日记《在渡集》记载，他在中国常常用中国人喜爱的刀与扇交换文献典籍，如“嘉靖十八年（1539 年）七月八日 《读杜愚得》八册 以粗扇两把、小刀三把交换”。此“粗扇”即日本折扇。华夏人虽然发明了蒲扇，但折扇是大和人发明的，传入中土，为中国人喜爱。世界文化名人、十五世纪后期的日本绘画巨匠雪舟等扬于1467 年来到中国浙江宁波以南的佛教五大丛林之一的天童景德寺学法，曾被称为“天童禅班第一座”，同时潜心学习宋代画师李唐、夏圭、牧溪等的画风、画技，并往返北京，沿途饱览中华名山大川，创作了大批写生，回国后开创了根植于现实土壤并具有独自风格的富有生命力的新画风，其画水墨淋漓，个性强烈，民族气质与日本山水完美融合，形成了日本民族特色鲜明的水墨画——汉画，雪舟从而成为日本室町时代主流画派——汉画派的创始人。《四季山水长卷》（1486 年）和《天桥立图》（1502 年）成为名震日本画坛的雪舟的代表作。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与天童寺一山之隔的、中华五山之一的阿育王寺复建东塔，其依据便是赴日求得的当年雪舟在阿育王寺对面的玉几山上画下的阿育王寺全景图《育王山图》。其第三个表现是在吸收和创新中发展的古代日本文化以多种渠道西向传递到东亚大陆，为中华文明所吸纳。尽管它的传递规模不如中华文明东传规模宏大，层面不如中华文明丰厚，但在下列层面考察古代日本文化西传中国具有特别的价值和意义。第一，和歌西传中国。和歌是古代日本独创的文学艺术形式，其产生应与神话同期。早期和歌是自由形态的歌。和歌在成熟过程中，从自由音素发展到有规则的音素，创造了属于日本民族自己的“律音”，最终形成为三十一字短歌。《古事记》、《日本书纪》和《风土记》中的歌是自由形态的歌，《万叶集》是和歌从自由形态走向规则形态的“艺术走廊”，而《古今和歌集》是短歌（みそひともじ）定型的标志。中国较早接触到日本民族这一文学艺术形式，《万叶集》卷一第63 首歌，是大约在702年至718 年之间由第八次遣唐使团的成员、“少录”山上忆良在中国土地上创作的第一首短歌。17“去来子等早日本辺大伴乃御津乃浜松待恋奴良武”（いざこども早く大和へ大伴のみつのはままつまちこいぬらむ）『山上忆良在大唐時 忆本郷作歌』在此之后不久的753 年，当时在华的留学生安倍仲麻吕在明州（宁波）与朋友告别准备登船回国时作歌：“あまの原ふりけさみればかすがなるみかさのやまにいで月かも”『古今和歌集』巻九第406 首当时，诗人包佶、赵骅等现场聆听了安倍仲麻吕的诵歌，这是八世纪中期的一次中日文学聚会，日本和歌第一次有了中国听众，走出了被国际认知的第一步。第二，日语单词语音大约从十二世纪开始传入中国。中国文献依据《礼记·王制篇》的古雅命名，称之为“寄语”。1上述《日本考》中有58 首汉译和歌，日本文化瑰宝和歌开始为中国人接受和理解，成为和歌融入东亚文明圈并走向世界的起点。十二世纪宋人罗大经从日本的“入宋僧”安觉学习日语，两人分别以实物，例如口、头、手、耳等为单词发音对象，以汉字字音作为记录日语单词的发音符号，形成了罗大经“寄语表”，载于其《鹤林玉露》中。这是中国文献中最早出现的总共有17 组“寄语”的《日语汉字训读单词表》。中国人罗大经和日本僧安觉是使日语“语意”走出日本列岛本土，而为中国人所接受的先驱者。此后，中国人对日语关心和注目的程度，有了相当大的提升。在十四世纪，元代博物学家陶宗仪有一部讲述书法艺术史的著作《书史会要》。此书第八卷研究日本语文，展现了世界第一张“いろは假名图”，共47 个音符，没有拨音“ん”。每一个假名的下面，用汉字作为“真名音符”标明读音，例如 “いろは” 分别标注 “ 以、罗、法 ”，从而使中国人能够作出相应的发音。明人李言恭和郝敬，为东南海防抵御倭寇的需要，编纂了《日本考》。其中的第四卷为“寄语”，将1186 组汉语词汇与假名词汇对照，分为天文、时令、季节等56 类，并在第一卷单独列出日本国假名岛名81 组。这可称为中国第一部具有实用价值的《汉日辞典》。此后不久，明人郑舜功编著了《日本一鉴》。此书编辑汉日“寄语” 3410 组，成为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汉日大辞典》。第三，十六世纪中国文人开始翻译日本文学，并尝试用日语进行文学创作。日本文化价值以中华土地为表述基地在国际上得到了最早的也是最初的展示。1《礼记·王制》称“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缇、北方曰译。”这里说的“寄、象、狄缇、译”四个概念，都是古代中华从事语言文字对译的专门名词。其中把对东方民族的语言称之为“寄”，由此而构成的语言对照，称之为“寄语”。“寄”即“传达”、“传送”之意，“寄语”即“传达内外言语”之意。18“あさみどりやまははるけさかすみかなみねもしつかにわたるはるかぜ”译文：清晨山頂，春霞籠罩。嶺頭過去，漫漫春風。“とほやまにもみじふみわけなくしかのこえきくときはあきぞかなしき”译文：遠山紅葉落，鹿踏自悲鳴。時值殘秋後，聲叫苦難聽。“かりかえるつきのむらあめはれはれてひかりもさすなゆうぐれのそら”译文：黄昏天黑村雨過，月電交明獨雁歸。十八世纪中国出现了以日语进行文学创作的作家。1709 年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创作了《太平乐事》杂剧共九场，其中第七场《日本灯词》即使用日语表现。11《太平乐事》杂剧一卷，署名柳山居士，清康熙年间刊本。此剧著录于《今乐考证》中，剧目见于《古典戏剧存目汇考》。剧本分析参见严绍璗著《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香港中华书局、湖南文艺出版社联合刊本1987 年版。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运用外语从事文学创作。由此可以判断当时日本文化在中国已经有相当影响，一部分中国文人对日本有较浓厚的兴趣，具有较多的日本知识。第四，日本从十三世纪初开始逐步在佛教禅宗的镰仓和京都的“五山”的若干寺庙中运用由中国传入的刻板技术，刊印佛学经典和中国非佛学的著作，构成“五山文化”的重要内容。由此推进了日本文化发达区域对汉籍的版刻印刷，对于保存中华已经缺失的典籍起了积极的作用。尤其在中华已经缺失的文献在日本重刊后又被送回中华，例如著名的日本南朝后村上天皇正平十九年（1364 年）刊印的《论语集解》，即是中国已经逸失许久的何晏《论语》著作。又如1781 年德川幕府尾张家大纳言宗睦，重新校勘刊印在中国已经失传数百年的唐人魏征《群书治要》重返中国之后，引起中国学界的震动而参与了清代的文化建设。同时，由日本读书人写作的学术著作，例如山井鼎依据足利学校收藏汉文典籍撰著成的《七经孟子考文》传入中国被收入《四库全书》中，由纪晓岚主编的《四库提要》称此书“足释千古之疑”。他们对于特定时期的中国学术发展具有相应的贡献。东亚文明圈是充满生命活力的文明圈，圈内各民族都有自己的识别与接纳外来文化的运行机制。正是在这样的包容性与独自性中，在稳定亲和、睦邻友好的环境中，古代日本文化的独自性得到了体现，并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及营造东亚文明圈做出其贡献。四、东亚册封体制与中日关系在东亚册封体制中，日本的地位较为特殊，其政治独自性更加突出。这种政治独自性主要表现为在东亚地区争取独立自主地位、谋求自身发展方面。自古代以来，世界秩序是以三种基本的制度形式维持其运行的。这就是“朝贡 - 册封制度”、“殖民地制度”和“契约关系制度”。在古代东亚世界，中国历代王朝则以“册封朝贡”的“中心—周边”机制为中心，把东亚构成了一个大致有序的地区。19中国历代王朝构建的国际关系，由于王朝的不同和对象政治实体的不同而具有复杂和丰厚的内容。无庸讳言,古代中国是东亚地区人口众多、地域宽广和生产力先进的国家，册封朝贡体制曾经是若干王朝维护周边国际关系的策略之一。实行这一策略的王朝基本上都奉行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的原则（即主动要求册封的予以封号，不来请求封号的，亦作罢），而在实行册封的过程中，事实上还存在着亲密、中间和边缘的不同的关系层面。在以日本列岛为对象的关系中，依据历史事实，可以判定为它处在中国历代王朝册封体制的边缘层面中。对于中日古代政治关系的理解，必须从日本列岛的实际状态出发予以阐述。从外在名称和统治范围上说，古代日本列岛先后出现过三类政权，即倭政权、大和政权和日本政权。倭政权即弥生时代以邪马台国为中心的众多的倭人政权，大和政权即在四世纪后出现的统一政权，日本政权出现在七世纪初，经大化革新而确立。依据《隋书》记载：“开皇二十年（600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号阿辈鸡弥，遣使旨阙……使者言，倭王以天为兄，以日为弟。”“大业三年（607 年）其王多利思比孤遣使（小野妹子）朝贡。其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至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日本书纪》推古十三年条记载：“高丽国大兴王闻日本国天皇造佛像，贡上黄金三百两。”其十六年条记载：“复以小野妹子为大使……而遣之。爰天皇聘唐帝，其辞曰：‘东天皇敬白西皇帝……’。”其二十九年条曰：“高丽僧惠慈……誓愿曰：‘於日本国有圣人（圣德太子）……以玄圣之德生日本国’。”其三十二年条记载：“百济观勒僧上表以言：‘……然我闻日本天皇之贤哲，而贡上佛像及内典未满百岁’。”依据这些材料，研究者一般认为在六世纪末、七世纪初的推古朝已使用“天皇”和“日本”的称号。然而，这种认识其实尚需要推敲。从日本的古代文献而言，712 年成书的《古事记》与720 年成书的《日本书纪》的重大区别之一，在于前者的记载中有“倭”而无“日本”，后者的记载中却是有“日本”而无“倭”。但无论是“倭”或“日本”，训读皆为“牙麻托”。两书分别记载的“神倭伊波礼毗古命”与“神日本磐余彦天皇”，都是指神武天皇；“息长带日毗卖命”与“气长足姬尊”，都是指神功皇后；“大雀命”与“大鹪鹩天皇”，都是指仁德天皇。它们都是对同一人物的不同标记法，而读音则完全相同。这说明在二书成书期间，日本的国家主体意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二书还有一个重大区别在于《日本书纪》比《古事记》表现出更加强烈的对朝鲜半岛的侵占欲望。《日本书纪》应神天皇三年条曰：“东虾夷悉朝贡，即役虾夷而作厩坂道”。又应神天皇七年条曰：“高丽人、百济人、任那人、新罗人，并来朝”。类似于此的无数次的关于朝鲜半岛各国向日本称属进贡的记载，证明日本试图在朝鲜半岛确立某种程度的宗主国地位 ，从而能够向中华帝国显示其力量并分割势力范围，进而建立以朝鲜半岛诸国为属国的小册封体制。从东亚历史事实考察，《日本书纪》的编纂者依照这一新的主体意识编写的这些“历史” ，人为斧凿的痕迹十分明显，已经远离了它所叙述的历史年代。据此可以认为，“日本”与“天20皇”的称谓的形成，大概在大化革新之后的七世纪后期和八世纪初期。“日本”一词的意义源于中国上古时期最早的字书《尔雅》。《尔雅》在表述中华先民的方位概念时称东方曰“日下”。作者说“日下者，谓日所出处，其下之国也”。而所谓“日本”者，即为“日出处”之意，也就是上述国书开首的自命之语。大和人借用了中国上古字书《尔雅》中关于华夏人观察东方所获得的这样美丽的意境命名了自己新组成政治实体。这个国家主体意识转换的主导者，可能是以果断的独裁统治建立了中央集权国家，并最终完成大化革新使命的天武天皇，或许也可能是天武天皇之后即持统天皇，及其后续者元明天皇和元正天皇。从执政行事来看，持统、元明、元正三位女天皇都富有创造精神，非一般男女可以比肩。当然，《日本书纪》在记叙与朝鲜半岛的关系时，较早也使用过“日本”的称谓（如“任那日本府” ），也值得进一步思考。《日本书纪》记载608 年中国隋使裴世清送小野妹子回日本时所携带的国书，其首句为“皇帝问倭皇”，通篇文字具抚属之意。中国史书中明确记载“日本”国名者，则始自十世纪中期修撰成的《旧唐书》。其《东夷传》分述倭国和日本。文曰：“倭国者，古倭奴国也……。”又曰：“日本国者，倭国之别种也。以其国在日边，故以日本为名。或曰，倭国自恶其名不雅，改为日本。或云，日本（乃）旧小国，并倭国之地。其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实对，故中国疑焉……长安三年（703 年）其大臣朝臣真人来贡方物。”此后，开元、天宝、上元、贞元、元和、开成年代（713-839 年）均派遣使臣至中国。1060 年左右，中国编撰成《新唐书》，其《东夷传》中只有关于日本的记载，而不见了关于倭国的记载。其文曰：“日本，古倭奴也……咸亨元年（670 年）遣使，贺平高丽。后稍习夏音，恶倭名，更号日本。使者自言，国近日所出，以为名。或云，日本乃小国，为倭所并，故冒其号。使者不以情，故疑焉。”《新唐书》详细记载了日本从神代至光孝天皇（884 年）的继承关系，除“孝安天皇”错记成“天安天皇”，“敏达”与“淳和”二天皇因字形相近而误写成“海达”和“浮和”外，将称为“奈良帝”的“平城”记为“诺乐”（“奈良”的日语读音），其他几十位天皇的名称皆记录无误，而且还记录了神武东征和神功皇后事。这可以说明《新唐书》是依据日本古文献或者是日本知识分子的口述记录的，其中在日本天皇的演变过程中慎重地指出了670 年以后“倭”变成“日本”一事，这与我们上述的分析一致，其可信度很高。从国家主体意识上讲，这与在六七世纪之交大和政权的统治者已经开始具有相对明确的对等意识有关。与此前的倭五王时代上表中向中国南朝宋帝请求封号不同11应注意的是，自478 年倭王武向宋顺帝求请封号至600 年日本第一次遣隋使，其间122 年未见日本列岛的政权向中国王朝求封的记录，可能是日本列岛正经历着重大的政治实体的转换，随之而造成意识的变换，也可能是记录遗漏。关于此问题，可以继续研讨。，从此时开始，大和政权与日本政权已经开始自外于以中国王朝为顶点的东亚册封体制的努力。大化革新之后不到二十年，日本学习中国建立封建王朝、国力刚刚强盛起来便欲通过白江口之战向中国王朝展示政治独自性，谋求对等关系，失败后不得不回归通使等下地位。中国王朝则以“来21者不拒，去者不追”的原则，并不因此拒绝与新的主体意识较强的日本政权的往来。由此而开始的中日古代政治关系，除短时期外，基本上是若即若离，或是或非，游离于以中国为顶点的东亚册封体制边缘的关系。古代日本统治集团在谋求自外于中国册封体制的同时，竭力追求对其周边国家（主要指朝鲜半岛国家，后期包括琉球王国）实施强势战略、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的目的。日本统治者编造出神功皇后出征朝鲜的故事为此后日本觊觎、“经略”朝鲜提供理论准备，无论与中国王朝的关系好坏，日本从来没有放弃向朝鲜半岛扩张的“历史使命”。对南向琉球，则由萨摩藩于1609 年出兵入侵，劫得琉球三十六岛的北部5 岛鬼界、大岛、德岛、永良部和与论岛，改称日本名划入萨摩藩，为此后全部并吞琉球迈出了第一步。中国古典文献由单记“倭国”到“倭国”与“日本”并记到单记“日本”，这一变化正是日本列岛上政权关系嬗变过程的反映。这一嬗变过程表明，在中国古代封建制度的影响下，日本列岛由一个广泛的移民群体建立起一个新的古代封建国家。其政权由分散到统一再到巩固的全过程，事实上都没有离开过亚洲大陆中华文明的传播、撞击与融合。在这个过程中，早期东亚关系中的册封体制不失为维护和推动这种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传播、撞击和融合的颇有效应的机制。《日本书记》应神天皇三十七年条记载：“遣阿知使主、都加使主于吴，令求缝工女。爰阿知使主等渡高丽国欲达于吴。则至高丽，更不知道路。乞知道路者于高丽，高丽王乃副久礼波、久礼志二人为导，由是得通吴。吴王由是与工女兄媛、弟媛、吴织、穴织四妇女。”倭王从吴国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相应的成员，同时还引进儒学者王仁、五经博士段杨尔等到日本传授大陆文化，都是极好的例证。七世纪后，中国与日本之间终于摆脱了以往需要取道经由第三国的交通，实现了横越黄海与东海的直接联系。这是由日本官方组织并派遣访华的“西海使团”（“遣隋使”、“遣唐使”等）实现的。随着历史的推进，继后有私人性质的中国宋元明代的以僧侣为中心的海上交通，以及商人推进的经由海上的多种形式的贸易往来。中日正是这样以黄海与东海为主要联系渠道构建起了古代两国相互共处的政治秩系。古代日本通过派遣“西海使团”学习中华文明，中国方面对日本使节怀抱着友好的心态，称日本为“礼义之国”，与华夏并“非殊俗”。唐玄宗把与日本国使节的会见称为“嘉朝”，而且还担心海上的“涨海”“夕潮”会让这些“君子”受惊。1734 年第十次遣唐使团归国后，途中不幸遇到风暴，四舶异道。唐玄宗获此消息，立即以自己的名义向日本圣武天皇通报中国朝廷所掌握的情报，文中称“此等灾变，良不可测。卿等忠心则尔，何负神明而使彼行人罹其凶害。想卿闻此，当用惊嗟。然天壤悠悠，各有命也！中冬甚寒，卿及百姓并平安好。今朝臣名代还，一一口具，遣书指不多及。”21753 年，唐玄宗李隆基特意为第11 次遣唐使团作诗一首相赠。诗曰：“日下非殊俗，天中会嘉朝；朝余怀远义，矜尔畏途遥。涨海宽秋月，归帆驶夕飙；因惊彼君子，王化远昭昭。”2《唐丞相曲江张先生文集》卷七《敕日本国王书》。其对日本使节的关怀，对日本天皇的安慰之情，表露无遗。22此后明代册封日本南朝的怀良亲王（《明实录》记为“良怀亲王”）与北朝足利义满为“日本国王”二事表明，在十四世纪后半期到十五世纪中期日本并未能完全摆脱以中国王朝为顶点的册封体制的羁麋。十四世纪七十年代，日本处于将军武士混战的南北朝时期。中国本土在朱元璋集团击溃蒙古族的元朝后建立了明王朝。当时原以朝鲜半岛为掠夺中心的海盗“倭寇”此时正在把中心移动到中国沿海，人数从5-10 人一伙，变成了多至300 人左右的群盗，船只从数艘增加到200-300 艘左右，甚至有500 余艘同时出现的大规模抢劫。这样规模的海盗，必定是有某种统一指挥系统的。刚刚建立的明王朝意在立即打击这样的海上群盗，以确保东南地区的治安，所以派遣使臣警告日本方面必须立即停止其“倭兵”活动。1369 年（中国明洪武二年，日本北朝后光严天皇应安二年、南朝长庆天皇正平二十四年）明王朝使臣杨载一行赴日交涉，传递明洪武帝国书，文中曰：“……向者山东来奏，倭兵数寇海边，生离人妻子，损伤物命。故修书特报正统之事，兼谕倭兵越海之由。诏书到日，如臣，则奉表来廷；不臣，则修兵自固，以应天修，永安境土。如必为盗寇，朕当命舟师扬帆诸岛，捕绝其徒，直抵其国，缚其王，岂不代天伐不仁者哉。惟王图之。”1此“修好”尚不能说就是明王朝对日本的册封。第一，怀良亲王只是十四世纪日本国内将军武士混战中的一个地方势力，并不代表日本；第二，由于当时信息失灵，中国方面未能知晓日本国家分裂为南北两朝，《明实录》把日本南部势力作为“日本国王”而称“日本国王良怀（怀良），遣其臣僧祖来，进表笺……”云云本身是个误会。这封国书除通告日本国君中国已经改朝换代（即“正统”之事）外，主要是对“倭兵”抢劫中国沿海提出严重警告，义正辞严，态度明朗。但是，由于中国对日本分裂为北南两个朝廷的情报信息不健全，明使臣在博多登陆后，遇到的却是南朝势力怀良亲王。怀良亲王竟然斩杀明使臣5 人，这一惨案多少暗示了中国沿海的“倭兵”活动与博多一带的势力存在着某种关系，杨载无果而返。为了海防的安全，明洪武帝再次派遣赵秩出使。日本南朝怀良亲王基于国内战争的需要，于1371 年（中国明洪武四年，日本北朝后圆融天皇应安四年、南朝长庆天皇建德元年）向明王朝派出使臣“修好”。2但1392 年日本结束了南北朝对峙，以京都北朝为正朔，日本历史进入将军足利义满控制的室町幕府时期。这一武人政权为巩固其统治，急速希望通过与中国大陆的贸易来提升自己的经济力量。此前在1374 年和1380 年足利义满曾两次派遣代表与明政府商议通商，但由所以把这一事件与所谓“册封日本国王”相互连接，在史实层面上缺乏支持。1《明实录》“洪武二年二月辛未”记载。2其实，《明实录》“洪武七年六月乙未”明太祖对中书省的“敕语”中已经表明了他的这一误解。文曰“向者，国王良怀奉表来贺，朕以为日本正君，故遣使往答其意”。其中有“朕以为日本正君”一语，说得明白。既然“以为是”，实际则“不是”。23于两次的表文皆不合书写体制而被视为“无表文”，无从证明其身份而被拒绝。1401 年（中国明惠帝建文三年，日本后小松天皇应永八年）室町幕府获知明太祖朱元璋已经去世，听从博多商人的劝告，开始派出遣明船出使中国明王朝。此次足利义满的文书开首即称“日本准三后某，上书大明皇帝陛下。日本国开辟以来，无不通聘问于上邦。某幸秉国钧，海内无虞，特遵往古之规法，而使肥富相副祖阿通好，献方物……”1“兹尔日本国王源道义，心存王室，怀爱君之诚。逾越波涛，遣使来朝……朕甚嘉焉。日本素称诗书国，常在朕心 。第军国事殷，未暇存问。今王能慕礼义，且欲为国敌忾，非笃于君臣之道，畴克臻兹……。”此文书用词卑微，显然有讨好明朝新皇帝的意思。1402 年（明惠帝建文四年、日本后小松天皇应永九年）明廷发出的答复国书由僧人天伦道彝、一庵一如为使节送达日本，在兵库登岸之时，足利义满亲自到码头迎接，可见他希望开通与明朝贸易的急迫心情。明朝建文帝的国书有如下文辞：2“先是，对马、壹歧等岛海寇，劫掠居民，敕道义捕之。道义出师获渠魁以献，而尽歼其党类。上嘉其勤诚，故有是命。仍敕道义白金千两……”明建文皇帝依据足利义满的愿望，封敕足利义满为“日本国王”。这是自600 年中日之间开通政治关系800 年之后，中国王朝首次对日本发出的封号。这一册封至少是由两个原因促成的。第一，既然日本足利氏主动向明王朝请求“通好”，中国朝廷当然不会拒绝日本对自己称臣朝贡。第二，足利幕府允诺协助在中国沿海共同打击“倭寇”海盗。同年，明王朝发生政变，朱棣夺取政权迁都北京，明成祖在对日关系方面，则坚持以共同剿寇为关系的基础，这从1406 年（中国明成祖永乐四年、日本后小松天皇应永十三年）对足利幕府的诏书中看得清楚。文曰：3首先，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统观古代世界先后出现的各稍微强大的民族，其民族文化包括宗教文化在内，几乎都具有本体意识和主体精神，且这种意识和精神随着民族的发展而逐由此考察，明王朝“册封”日本将军足利氏为“日本国王”，是以打击剿灭海盗“倭寇”为基本契机的，足利氏请求封号是为了对华的贸易，这是一种在特殊政治军事形势中的联合。尽管将军不同于天皇，但掌握着国家实际的权力，所以明王朝册封“日本国王”号，仍具有将日本纳入东亚册封体制的意义。不过，无论在日本皇室中，抑或在幕府官员中，都对此相当不满。所以，这样的封号不久就停止了，其历史效果有限，与形成长期完整的封建册封体制差之尚远。古代日本的政治独自性还表现在华夷之辨上。“华夷”是一个古老的以文化身份确认人种归属的概念。无论中国或日本，都曾经以“攘夷”为口号抵御外来威胁。其实，中日关系中的华夷之辨必须回归历史文化原貌加以辨析。1参见瑞溪周凤《善邻国宝记》。2《明实录》“建文二年二月”记载。3《明实录》“永乐四见正月”记载。24步加强。在文明史上曾经出现过后来却又消失了的民族，考察其消亡的根本原因，例如日本本岛上的阿伊努族的消衰，亚洲大陆的匈奴、鲜卑等民族的消衰，大都与其没有造就成自身文化的主体精神相关联。古代中华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在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中，内在自我意识不断提升，并且不断提纯升华而形成主体精神。在古代，根本无法知晓地球和世界的事实状态，每一个生存着的民族总是把自己生活的眼光所及的范围当成是世界与天下。难道在科学进步到天圆说和技术发展到大航海之前，世界上真的有哪一个民族已经能够判断出自己究竟处于世界的什么位置上吗？难道真的有哪一个民族能够摆脱把自己的生存地区作为世界中心的观念吗？新生代研究者以现代知识构筑的世界观念与宇宙观念来指责我们的先辈的天下观，指责他们只知自己的天下而不知有世界，仅就学术心态的理性层面而言，这显然是失却了历史文化语境而做出的判断。在此需要在历史语言学中研讨华夷之辨包含着什么样的文化容量。古代华夏人把自己文化的精髓称为“夏”，因为“夏”为汉族之始祖，这是文化心理上的认祖归宗。“华”是“夏”的美称，言光彩与光辉之意。1现在流传的所谓华夷之辨，其本质意义在于要求区分开华夏文化与非华夏文化。这一范畴中作为“华夏”的对立面的“夷”，则是“等辈”、“侪辈”之意2，包含有俗语说的“那些家伙”的意思。通观世界文明史，可以说一直到近代民族形成，乃至在21 世纪，每一个主体民族对于辨别民族文化身份的心理要求与行政要求不仅还长期地存在着，而且还变得日益严峻。那么，在近代民族平等的理念形成之前，提出要求确认文化身份的民族，一定会以顽强的精神力量把自己的文化作为“世界之最”，无论这些民族地处东南西北，无论世俗文化还是宗教文化，这是概莫能外的文化事实。所以，不断地拷问古代华夏人以华夷之辨构建起自己的天下观，指责他们从春秋时代以来就有了所谓的“五千里内皆供王事” 的“大中国”感念，也就失却了学理成分。3由《古事记》、《日本书纪》组成的“记纪神话”，是关于大和民族形成的最早期的记忆性艺术表述。《古事记》上卷第一句文字即为“天地初发之时，于高天原成神名，天之御中主神”。这是日本民族起源的第一天神，意即宇宙中心之神。《日本书纪》则把《古事记》中的第三代“神”作为最高创世神，定名为“国常立尊”，意即大地中心之神。这些神奇的故其次，在东亚文明圈内研讨华夷之辨，常易忽略的文化现象是，即作为其成员的大和民族，在面对所谓华夷之辨的文化理念中，以顽强的文化努力，在自身文明的发展中创造着属于自己文化本质的本体意识与主体精神，并与华夏文化相互呼应，推进着文明的发展。在东亚文明史上留下了大和人丰厚的创造。1见《说文解字 华部》，《淮南子 坠形训》文曰“末有十日，其华照下地”之谓。2如《左传 僖公二十三年》文曰“晋郑同侪”（意即晋与郑是同样的货色）。3从文化学的立场考察，“华夷之辨”是一个属于“比较文化”的研究课题，要求研究者具有多元文化的学识修养，作为世界文明史上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现象，研究者应该具有世界文明史的宏观的又是基础性的知识， 否则常常会囿于一孔之成见而不知有其它。25事凝聚着这个民族的多神崇拜的文化心理。此种文化心理渗透于它的生存方式、价值标准、信仰活动的一切层面而提升为神道。神道精神作为日本古代文化的“本体”，它首先表现为日本神国观念。“神国”的理念最早见于《日本书纪》编造的神功皇后讨伐新罗的记事。作者借用新罗王的口吻说：“吾闻，东有神国谓日本，亦有圣王谓天皇。必其国之神兵也。岂可举兵以拒乎！”于是，新罗便不敢抗击日本军队 ，“素旗而自服，素组以面缚”。十四世纪的《神皇正统记》开始完整地把日本皇谱按照神话编织起来，论证日本的天皇是神的后裔。此书的第一句话便说“大日本国乃神国也”。这一精神文化的本体意识构成大和民族基本的世界观和宇宙观，这也就是它活跃在东亚文明圈内的力量基础。神道的力量在于它具有融合进入日本列岛的各种外来文化的能力。在日本思想史上被称为“江户汉学”第一人的林罗山，帮助德川幕府建立起了以儒学的朱子学为主要内容的意识形态。他对朱子学的把握，在最后则归附于最高神的信仰。他在《神道传授》一书中运用前述“国常立尊”阐释儒学：“心之外别无理。心清明，神之光也；行迹正，神之姿也；政行，神之德也；国治，神之力也。”从而以神道和人道构筑起在“理”支配下的儒家神道理论，把朱子学中作为人性最高原则的“理”，转化为“神道即理”，建立了“理当心地神道观”。1再次，在古代东亚文明圈内，华夷观念虽然最初发生于华夏民族中，但它并不是恒定和稳固不动的，在特定的生存状态中，由于政治与文化的变动，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的民族也曾经把自己的文化称之为“华”而把周边的其他不同的文化称之为“夷”。十八世纪下半叶以本居宣长与他的《古事记传》为代表，从汉学（儒学）中脱离出来，以强调自古以来“天之御中主神”的历史主义，高举“日本精神”的旗帜，把神道推进到了国学的理论层面。日本文化在1500 余年的发展中，始终存在着凝聚自身文化的本体性内核。这个本体内核使古代日本文化能够在相当广泛的层面中吸纳以中华文化为主要内容的亚洲大陆文化，并交融而成为自身文化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基本材料。2十七世纪，东亚大陆发生重大的政治变迁，江户时代初期承接五山时代而流传的程朱理学开始受到质疑。当时，既是儒学者、又是兵学者、又是神道学者的山鹿素行以《圣教要录》表述他的“儒学道统说”。他认为中国儒学的“道统之传，至宋代竟泯灭”，所以“学者（皆）阳儒而阴异端矣”。他举起了直接继承“周公孔子之道”的旗帜，从中华本土手中夺过了“儒学正统”的理念，开始暗喻“华夷”的文化地理概念已经发生“东西转移”。由此而逐步发展起来的“日本古学派”（包括“古义学派”和“古文辞学派”）开始以“把握孔子之真精神”自居。从而在东亚文明圈内出现了日本型的华夷观念，即以日本为“华”，他者为“夷”的观念。如果与中华本土的华夷观相比较，日本型的华夷观具有更加复杂的内容。自称为“华1见《罗山文集》卷五十五《神道传授》三十三“国常立同体一名事”等。2关于“华夷观念”在朝鲜半岛的转变，请阅读朝鲜李朝时代的儒学家著作以及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时代朝鲜使臣的《燕行录》报告。26文化”的日本精神，已经超越了汉学与国学的差异，事实上是内含有中国儒学、仁斋学、徂徕学、兵学和神道学内容的大杂烩。正是从这样的观念立场出发，认为中国已经失却了“儒学真精神”。江户时代日本型的华夷秩序具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力图保持与中国王朝的“对等”地位；二是实行全面海禁；三是在周边建立起对朝鲜、琉球、阿伊努，甚至远及荷兰的“位阶制”性质的“华夷秩序”，并且确立了“再建中国”的基本策略。所有这些都表明，就像华夏民族文化具有华夷之辨那样，日本民族文化内部也具有强有力的“民族本体”核心，以此来确认并发展自己的文化。日本的“华夷论”成为近代日本发展的理论基础之一，这是研究东亚华夷之辨时应予以充分注意的。结语中日关系史，有史记录两千数百年，其中近代史、当代史仅150 余年。纵观前近代中日关系史，如上文所分析，中国和日本同处在东亚文明圈内，中国处于中心，日本处于边缘，但在各个方面中日之间都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而且历史事实已经非常清楚，除了日本两次进击朝鲜而引起中日的军事对抗以及蒙古族在形成自己世界性疆域的过程中元军两次进击日本外，中日关系长时间保持着稳定、平和、友好、互利的局面。中华文明对日本文化的巨大影响是不容置疑的，日本文化对中国发展的影响也是不能忽视的。这种文化上的

本文试图提出的问题是：目前中国城社会中正在出现消费主义文化，这种文化-生活方式的出现和扩散是以思想-观念为主导的，是发生在日常生活层面和价值领域里的一场深刻变革。

对20世纪出现的具有全球视野的各种世界史研究范式进行了综合评述。真正的具有全球意义的世界史研究在20世纪出现，它们可以分为历史哲学、社会科学和专业历史研究三种。

近代以来的民族研究主要是在民族主义知识框架下展开的。在民族研究中,民族被放置于主体性地位,因而无法在更为广阔的视野内呈现民族社会复杂多样的关系。因此,需要在研究方法与知识视野上有所突破。通过对"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和"跨体系社会"理论的评述,本文认为,在民族研究中,区域视角与超民族视野更能呈现出丰富多样的关系。

保罗·威利斯《学做工》（Learn to Labour）书评

2011年8月6-10日，英国爆发了一系列社会骚乱事件。骚乱导火索是8月6日约300人聚集在伦敦托特纳姆路警察局附近抗议示威，抗议警方4日射杀当地一名年轻黑人男子。晚上，示威演变为暴力事件，200多名"青年"在夜色中朝警察密集投掷砖块、酒瓶、鸡蛋等物品，并焚烧警车、公共汽车和沿街建筑，切断交通，占领高速路，劫掠数十家店铺。 接下来的几天，"骚乱"的规模持续扩大，并且向伯明翰、利物浦、诺丁汉等城市蔓延，迫使英国许多政要，如首相、副首相和伦敦市长等，提前结束休假回到伦敦，召开紧急安全会议商量对策。 在"骚乱"发生的第二天，英国各主要媒体即将之定性为"骚乱"，英国朝野上下也齐声喊打喊杀，措辞严厉。10日晚至11日凌晨，英政府加大社会治安管控，随着1.6万名警察在伦敦各处"严防死守"，伦敦及英国其他主要城市的骚乱逐渐平息。 不难发现，英国此次"骚乱"的起因、形成和扩展与今年初发生在中东、北非的"革命"非常相似。最早发生"茉莉花革命"的突尼斯也是因为小贩被警察打死，民众不满而集结，随后扩大为全国性的"革命"，并直接导致了突尼斯的本•阿里下台；随后又蔓延至埃及，穆巴拉克在埃及持续了30年的统治也在危机面前土崩瓦解；利比亚则在北约的军事干涉下陷入内战，持续近半年，反对派才攻占的黎波里；叙利亚也危在旦夕，欧美国家的调门日渐升高，有强力干预的可能；也门形势也仍不明朗。 实际上，同样的事情也在德国出现了苗头，只是因为没有扩散开来而作罢。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中东、北非，就是革命，西方国家和由大国主导的联合国就要进行人道主义干预；而发生在英国、德国，就是骚乱，只抢了一瓶矿泉水，都要被当做骚乱分子，严加处置，法院判决也适时配合，进行"维稳裁判"，以"严打"的效率进行判决。无怪乎新华社的报道认为，"西方主要媒体报道充分显示出西方国家在对待社会骚乱事件上的双重标准"。 针对骚乱爆发和蔓延的原因，英国及世界各地的专家们纷纷发表意见。"种族对立与贫困失业问题"、"社会不公"、"教育不平等"、"福利减少"、"信息作恶"、"网络滥用"、"警民矛盾"等等，见仁见智，不一而足。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则是近两年才兴起的社交网络所发挥的作用。 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评论中称，英国全国人口6100万，却拥有超过6200万台手机和超过3000万的Facebook注册用户。作为整个事件的发端，有人在Facebook上为当天被伦敦警方枪杀的帮派成员Mark Duggan成立了一个页面（相当于豆瓣上的小组）。该小组在很短时间内便吸引了上万名粉丝。管理员发起了以纪念Mark Duggan为名的"抗议警察暴行"游行。很快，有近两百人确认参加该游行。游行很快就发展为出现了打砸抢烧等暴力行为的"骚乱"。 该作者还指出，在组织更大范围、更为挑衅的骚乱中，黑莓手机（Blackberry）则是杀手锏。该手机提供的黑莓手机短信（BBM）可以说是组织秘密活动的绝佳工具：它可以一对多地即时传送，免费，并且不同于社交网站，它是保密的。在2008年的孟买恐怖袭击中，黑莓就因其保密性被恐怖分子用作主要通信工具。作者质问道：言论自由的底线在哪里？ 显然，英国警察部门也对此观点十分认同。在针对骚乱采取的"维稳"措施中，英国警方逮捕了数十名利用社交网站和其他形式进行"暴力行为"组织的年轻人。英国警方还明确表示："使用社交网站煽动暴力"的人可能会被逮捕。同时，警方开始严密监视社交网站，辨认组织、煽动暴力的消息源。 "信息的自由流通可以用于行善，但也能被用于作恶。"英国首相卡梅伦在紧急召开的下议院辩论会上表示，他自己被社交网络在这次骚乱中所起到的作用感到震惊，同时称政府也许会考虑限制一些煽动社会暴力的人使用社交网络。 如果我们不健忘的话，应当还能记得，四月份，在中东北非的"阿拉伯之春"之后，曾有人在中文网络上利用微博等形式号召和组织游行，中国官方并未追究，只是在网络上将茉莉花等词汇的定为"敏感词"，一封了之。在预定的游行现场，甚至还出现了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打酱油的场面。而中国警方虽然抽调大批警力前往，但并未采取极端措施，至少与英国警方采取的镇压措施相比，要温和、克制得多了。即便如此，中国官方的这些措施也仍然受到了国内外媒体同声一气的指责。 再往前追溯，中国西藏2008年发生的"3•14"打砸抢烧事件和新疆2009年发生的"7•5"事件的性质要比英国的情况更严重、更恶劣。英国至少没有出现针对特定人群的无差别攻击和杀害行为，西藏和新疆则出现了这种情况。即使如此，中国警方在初期极度克制，最终由于温和措施无效，才采取了戒严、切断网络等措施，恢复社会秩序。但这些骚乱分子在西方媒体和政客们眼里，却成了所谓的民主、自由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士。如果中国官方采取和西方同样的立场，完全可以将英国的事件定义为一场严肃而神圣的"人民起义"，应当警告英国官方保持克制，防止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但中国并未这样做，连官方背景的媒体都以极为克制和中立的立场报道此事，连讥讽都显得小心翼翼，更不用说公开的支持了。 有人会说，英国发生的难道不是骚乱吗？应该承认，确实是。但需要说明的是，任何街头革命在一开始，都是骚乱，都会出现打砸抢烧这些暴力和犯罪行为。但群众运动需要在运动的过程中成熟起来，产生自己的领导组织和机关，产生自己的政治诉求和纲领，不可能在一开始就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领导机关。如果说先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领导机关，恐怕还没来得及上街，就已经被警方摧毁了。更直白一点说，如果英国舆论和警方不是在一开始就以如此严厉的态度采取镇压措施，让骚乱持续半个月，当然也会出现"纠察队"，自己维持秩序和惩治暴力行为，建立革命的秩序。如果说突尼斯和埃及政府在一开始有什么失误的话，也就失误在这里，没有在最起初就采取严厉措施，而是优柔寡断，蹑手蹑脚。 细究起来，实际上，西方国家发生此类事件的原因与中东北非也有颇多相似之处。几乎所有的评论者都指出，突尼斯、埃及与利比亚发生"革命"的深层原因是年轻人失业率较高，而年轻人正是这一轮革命的主力。尤其是在政治秩序相对稳定的国家出现了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趋势，他们能够熟练地运用网络，对未来预期较高，而低迷的经济难以满足他们的需求，现实的困境使他们成为受过高等教育的新"流民"，将自己的处境归咎于政府。只不过在英国的竞选政治条件下，年轻人的政治意识难以迅速转化为明确的政治诉求，而在中东、北非这些所谓的专制国家，他们就很容易完成这个转化过程，将对现实的不满直接归罪于专制，从而完成政治动员，从一开始就提出明确的政治诉求。 无论是社交网络还是黑莓手机，用户的主体都是这样的年轻人。他们不同于父母，由于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他们需要的不是一个能够养家糊口的工作，而是他们认为适合自己、符合预期的工作。即使没有工作，他们仍然可以拥有最基本的电脑、手机这样的基础通信设备。因为他们没有工作，或者工作层次较低，无需投入大量时间，因而有大量的空余时间投入到网络上去，就自己关心和喜欢参与的问题发表意见，并在辩论中形成自己的政治立场。 而且，社交网络的传播效率要远高于传统的网络BBS等形式，能够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被大面积、大范围地传播。原来需要通过在现实的广场上通过辩论才能形成的政治共识，现在只需要通过社交网络就可以完成。"志同道合"的人们可以迅速集结在一起，只需要一个合适的契机，约定一个时间和地点，就可以发动一次政治行动。 在中国，虚拟世界里发生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实际上并不少，而且已经有不少案例通过社交网络进行政治动员，直接转化为实际行动。从宜黄自焚事件、温州钱云会案、药家鑫案、拦路救狗事件、温州动车事故等，皆是如此。当事人越来越熟练地通过网络进行"上访"，"意见领袖"们以各种各样的名义进行政治串联，拦路救狗事件则完全是通过微博上临时发起的一次社会事件。钱云会案中，也有网友组成所谓的"公民观察团"前往事发当地进行"调查"。这些行动实际上就是通过网络进行政治动员的演习，只要有适当的时机，便会直接转化为政治行动。 也就是说，只要能够满足前面已经提到的基本条件，如社会发展水平较高、通信设施普及程度较高、社交网络普及、失业人口中年轻人占比较高、社会上的不满情绪较多、官方处理突发事故能力较低等，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带有政治诉求的社会运动。在全球经济仍未走出金融风暴阴影的背景之下，北非和英国出现的事情当然有可能在其他地方重演。 当然，这不是说对微博、推特、Facebook这样的社交网络应当一封了之，而是说，在社交网络已经十分普及的条件下，如果应对突发事件，如何更及时、准确地发布信息，进行政府公关，如何监督和管理社交网络，已经成为需要全世界共同面对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否民主国家，是否竞选政治，都不例外。 

 内容提示：中国和印度，一边是龙的后代，一边是崇拜大象的子民，都是人口众多，地大物博的文明古国,又是邻国，发展过程中有相似的轨迹。因此不光外人会将这两国拿来做比较，中印相互之间，也会特别留意对方的发展。而今年4月，正逢中国和印度建交60周年，凤凰卫视拍摄小组，专程前往这个虽然近在咫尺，但好像我们从未真正了解的印度，去追访我们曾经一同走过的路。 凤凰卫视4月17日《皇牌大放送》节目：龙与象--中印建交60周年纪实，以下为文字实录： 何亮亮：各位晚上好，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过去三十多年来，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国力迅速增强，外国对中国人的看法，有了很大的不同，而中国人的自信心不断提高，对外部世界也有了新的看法。中国和印度，一边是龙的后代，一边是崇拜大象的子民，都是人口众多，地大物博的文明古国，又是邻国，发展过程中有相似的轨迹。因此不光外人会将这两国拿来做比较，中印相互之间，也会特别留意对方的发展。更何况两国在1962年还在边界上打过不小的一仗，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这使得中印总是对彼此心存防备。而去年6月以来，在印度和中国的媒体之间，又开始出现了一些针锋相对的报道，使得两国之间的紧张气氛，逐渐升温。而今年4月，正逢中国和印度建交60周年，凤凰卫视拍摄小组，专程前往这个虽然近在咫尺，但好像我们从未真正了解的印度，去追访我们曾经一同走过的路。印度孟买市民：我知道中国是一个像印度一样的伟大国度，中国注定将成为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印度加尔各答市民：不怎么了解，我们一般在学校里都学印度历史。像人口问题，第三世界国家地位，所以这些问题的确存在，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很支持我的国家。印度加尔各答塔坝华人区李万城（印度华侨）：我们塔坝华人区，历史大概100年左右。我姓李，名万城，李万城，我是1953年出生的，我是第三代了，我的爷爷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个期间来的。因为那个时候的印度，中国人，华侨很少，我爷爷是因为我爷爷的亲戚，我爷爷的表弟，他把我爷爷从国内申请过来的，因为除了我们客家人在那儿，广东梅州市，其实那个地点是山多田少，有力无处用。所以由于自然环境的原因，要飘洋过海。谢钢（印度尼赫鲁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时候，一大批中国移民涌入了印度。李万城：以前回到那个初期，到处都是沼泽，很多池塘，到处的环境也非常恶劣，不像现在，现在环境也很差，但是比以前好得多。谢钢：比方说在加尔各答，有将近6万中国移民居住在那里，其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商人，他们多数经营类似皮革、开面馆、轻工业或者其他类似的小生意。李万城：制那个牛皮为主，黄牛皮。产品是做那皮靴、皮带、皮包为主，我们有些华人自己加工，自己做皮革制成品，自己出口，销往到欧洲、亚洲国家都有，甚至中国大陆都有。好像那个成革销往到中国香港、温州、海宁都有，世世代代都是这样，好像我是第三代了，都是祖传的生意。我在这里土生土长，在中国人方面我可以说是中国人，跟印度人在一起我就是印度人，因为我跟印度人的关系也非常好，我们好像是和睦相处，好像印度人方面有什么困难，我们都互相帮助，互相解决。谢钢：追溯历史，我们对彼此已经留下了一些印象，比如说玄奘、法显等佛教高僧前来印度或尼泊尔取经。所以，如果你提起这些，唐代的经典文献中的那些佛教高僧们，比如《西游记》，你可以感受到佛教从印度向四周传播开去，并在中国各地乃至整个东亚的人群中，都造就了许多和谐的景象。 两次鸦片战争 使两国之间的关系紧张谢钢：1842年和1856年的两次鸦片战争，使得两国之间的关系紧张起来，由于历史上的英帝国雇佣了许多锡克族佣兵，他们是在英国军队，或者其他西方军队中的印度士兵，这也在中国人之间，造成了很坏的印象。因为这些人也同样参与了，中国领导层所指的“百年屈辱”。王宏纬（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研究员）：印度在跟咱们建交之前，当然跟国民党有联系了，比如说驻新中国的第一人大使赖佳文，他原来就是驻国民党的大使，当然一转过来就是当现在的大使了。蒋介石和尼赫鲁过去也有交往的，蒋介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作为远东地区的盟军司令，他曾经访问过印度，而且呼吁英国给印度以独立和自由，尼赫鲁也访问过中国，在1938年访问过重庆，而且在那里主要和国民党方面接待，但是重庆也有共产党代表。谢钢：尼赫鲁本来还想去，访问中国共产党，1935年长征之后的总基地。 抗战时期 印度医疗队柯棣华到中国 象征中印友好程瑞声（前任中国驻印度大使）：当时在1939年曾经亲自到中国，当时抗战的时候是到重庆去访问，他而且准备要到延安去，写信给毛泽东主席，说要访问延安，延安欢迎他去。但是后来因为1939年世界大战爆发，他又回国了，因为印度国内的政治问题很多，需要处理，所以没能够去延安，但是他和毛泽东主席都有信件交换。我在印度当大使的时候，在印度的尼赫鲁博物馆里面，还看到毛泽东的亲笔书信。王宏纬：所以尼赫鲁回去之后，就派了一个医疗队到中国来，到延安地区，像柯棣华，很有名的中印友好的象征，柯棣华。程瑞声：当时朱德总司令，作为八路军总司令写信，给国大党尼赫鲁主席，请求他援助中国的抗战，我觉得他还是很积极的。在印度召开了一些群众大会，捐助就是捐钱啊，另外就派了一个医疗队过来，一共六个人，其中有一位就是柯棣华。谢钢：因为不管是中国还是印度，都参与了当时在中国境内的抗日斗争，比如说柯棣华医生，当接到中国方面写给印度国大党的信后，印度方面派了包括他在内的好几名医生去中国，以便为那些在抗日战争中受伤的伤员提供医疗救助。 二次大战后 中印两国开始走向不同的发展方向何亮亮：在二次大战中，中印两国在反帝反殖民统治的过程中，曾经相互帮助。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陷入内战，印度却在这个时期取得了独立，这两个亚洲最大的国家，随着自身地位和国情的转变，开始走向不同的发展方向。印度加尔各答市民：当我想到甘地，我就会想起一个老人，弓着背，手里握着一根长棍带着眼镜。他向世界证明了非暴力的方法是可以成功的，各种运动像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和非暴力反抗运动，这些运动最终引导着我们走向了独立。1932年1月4日，印度国大党领导人圣雄甘地，发起非暴力示威，要求英国结束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印度加尔各答市民：激进的民族主义的确存在，很多人为了我们的国家，而付出了鲜血。最终，非暴力的运动，把英国人赶出了我们的国家。1947年8月15日，印度脱离英国殖民统治宣告独立。1948年1月30日，圣雄甘地遇刺身亡。何亮亮：印度的圣雄甘地，是毕业于伦敦大学的法律系高材生，曾经担任印度国大党领袖，他为印度的几千年文明充满自豪，对现代主义却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见，比方说他反对英语教学，认为农村是印度社会的主体，对城市化非常抵触。我们在访问的过程中发现，现在的印度人对甘地虽然褒贬不一，但是有一点却是高度一致的，就是没有甘地带领的民族主义运动，就不会有印度的独立。而尼赫鲁，作为甘地生前的挚友和甘地主义的继承者，他对印度未来发展的期望和规划，大大影响了与邻国中国之间的关系。谢钢：当时尼赫鲁的目光主要集中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上面，也就是说，他用来投入国防的预算是很少的。因此，当你回顾1947到1962年这段时间，印度的国防开支是非常低的，因为尼赫鲁当时主要精力都集中在发展社会经济上。当时印度仍然很穷，甚至今天也是如此，而这也就意味着，他必须通过外交的手段，来与中国打交道。王宏纬：你比如说尼赫鲁在接近独立的时候，写了一本《印度的发现》，就表露出这样的迹象，他说印度将来是不可能做二等国家的，要做有声有色的大国。从非洲的沿岸一直到东南亚这些地区，整个这个地区，印度要作为政治、经济的核心，中心地区。他认为中国不行的，中国人正在陷入内战，只有印度人来干这件事情。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战败投降，中国进入内战时期。谢钢：1947年之后，国大党当时立即就希望能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那么谁将统治中国呢？要不就是共产党，要不就是国民党，不管谁赢得中国的中央地区进驻北京，它就是新德里与之打交道的对象。俞邃（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教授）：1950年4月，中国和印度建立外外交关系，这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谢钢：从1949年12月到1950年4月之间，双方进行了将近3-4个月的切实磋商，非常严肃的磋商。第一，就是关于国民党的问题，共产党领导着新中国，他们对于国民党留在新德里和印度的那些资产是非常关注的。比如说国民党在新德里有一间办公室，那之前是“中华民国”在印度的大使馆，因此中国的外交人员首先提出的一个原则。第一个问题就是，所有这些民的资产，都应该被转交给共产党方面。那么关于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问题，又该如何处理呢？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他们都提出了“一个中国”的原则，这就在他们中间引起了许多困扰。那么在联合国的这个问题上，尼赫鲁政府认为，应该让新中国成为联合国的代表。有第三个问题，就是西藏问题。当1949到1950年间，谈判还在进行的时候，中国解放军已经在为解放西藏进行准备，他们派了几支部队到四川、新疆和青海，也就是传统所称的“安多”地区，并最终解放了西藏。传统上，印度与西藏，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不管是在宗教，还是经济等其他方面。从地理上，中国人没有一条道路可以进入西藏，如果一个中国人想要去西藏，他会先到加尔各答，然后到卡林彭，通过乃堆拉山口，最后才抵达拉萨。也就是说，他要绕一个大圈，这就是传统的路线。换句话说，中国以前对于西藏的实际控制并不是那么明确。王宏纬：尼赫鲁觉得过去有英国的干涉以后，有半个世纪处于半独立状态，就名义上是中国的，但是中央政府实际上管不了，尼赫鲁要把它继承下来。王宏纬：实际上麦克马洪线不存在的，因为这个所谓的《西姆拉条约》，是1913年英国就为了向中国扩张向西藏方面扩张，就迫使袁世凯政府同意举行，中英把西藏政府代表加上三方面的会议，在印度的西姆拉召开的会议。西藏当时就希望扩大西藏的管辖范围，西藏的目的是这个，但是当时英国驻印度总督麦克马洪来主持这个会议，他在谈判过程中，就把印藏边界线塞进去了，本来这个谈判没有这个内容的。当时这个中国代表本来草签的，但是国内人民群众知道以后，非常强烈地反对，因为这是丧权辱国的事情怎么行？袁世凯政府即使在那么软弱的情况下，由于群众，国内舆论的压力，都不敢同意这件事情，就下令陈贻范不能正式签字，所以这个条约根本不存在的。你看1950年，我们进军西藏的时候，印度着急了，我们进军西藏，它认为这是它的势力范围，怎么办呢？尼赫鲁召开了一个高层会议，就是研究如何对付中国进军西藏这个问题。在会上同意大家讨论，经过讨论一致同意，一致通过一个决议，要派军队干涉。派军队干涉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向西藏进军，做出这样的决议了，做出决议以后怎么办？要执行啊，然后找国防部研究，派军队啊，后来国防部长就告诉他，现在由于在巴基斯坦，印度向外扩张，跟巴基斯坦争克什米尔，正在打仗，他说现在印巴边境上的压力，我现在抽不出军队来，一定要我抽的话，我就能抽一个营。后来一想这个情报局长一想，一个营，他心想，你去十个营也是白送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尼赫鲁改变了对中国的措施、策略和做法。谢钢：尼赫鲁政府建议，并立刻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双方从外交上都正式地承认了对方，那么中国和印度是应该继续讨论边境的争论问题，并清楚地对两国边境进行划界，但这个动作并没有发生。1950年4月1日中印建交，印度是非社会主义国家中第一个同我国建交的国家。何亮亮：我们大家非常关心的中印边界问题，实际上是三段边界，我们来看一下地图。这是西段克什米尔东部的阿克塞钦地区，由中国实际控制大部分，中段的喀喇昆仑走廊地区、藏南地区。藏南地区目前处于印度的实际控制之下，被规划成为印度的阿鲁纳恰尔邦，而把藏南地区与中国西藏其他地区，分隔开来的中印实际控制线，与历史上有争议的麦克马洪线重合。1949年没能得到解决的边界问题，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中印关系发展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上世纪50年代中印关系达到鼎盛时期苏林德·裘德加（印度尼赫鲁大学社科院教授）：孟买是个商业中心，它同时也以自己的电影产业，宝莱坞而闻名于世。但是宝莱坞电影拍摄的是一种梦想，不是现实，它们并不真实地反映印度人的生活，而是反映了印度人所梦想过的一种生活。裴远颖（前任中国驻印度大使）：电影是看过，看的不多，就是大家都看到过的那些东西，拉兹之歌吧那个电影《流浪者》，给我的印象就是印度人能歌善舞。俞邃：而且那些歌曲啊，很长的时间，大家都会哼唱。其影响之大，可以说和当时苏联到中国的影片来讲，从那个风格上来讲可以媲美。程瑞声：所以这个是大概是上世纪50年代的叫做中印关系的鼎盛时期。俞邃：我记得很清楚，在建交之后，当时有传为美谈的，就是它的这个大使要拜会周总理，周总理说为什么一定要大使来拜会我呢？我也可以去看望他，所以周总理，当时去看望印度驻华大使，当时在国际上引起强烈的反响，这是过去很罕见的，一个国家政府的总理去看望大使。程瑞声：毛泽东主席曾在1951年就曾经亲自到印度的大使馆去，出席印度的招待会，大概是国庆招待会，还发表了重要讲话，到现在恐怕也是很少有，目前国家主席还都是不去的，最多就是派副部长去。俞邃：尼赫鲁总理1954年来中国访问，我当时作为一个大学生，参加到机场去的欢迎队伍。周总理陪着尼赫鲁总理，从我们面前过，那种很亲切的、很诚挚的关系，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程瑞声：大概我们当时北京，可能有几十万人出来欢迎，可以说是盛况空前。那么紧接着周恩来总理，在1956年4月份去回访了一次，也受到了非常热烈的欢迎，有一次聚会就有上百万人参加，都很难想象那么大的规模。到处就是“中印人民是兄弟”，这样的呼声。程瑞声：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当时的中国刚刚解放，国际的观察是比较少。而印度呢，作为当时，已经不结盟的国家，它的国际来往比较多。所以在万隆会议上，尼赫鲁总理还是尽了很大的努力，把周恩来总理介绍给世界各国的领导人，而且周恩来总理发表一个著名的讲话的时候，尼赫鲁还亲自上台表示支持，说周恩来讲话是很有权威。所以应该说中印双方，在国际问题上合作是比较好的。何亮亮：中印两大国的人口，加在一起超过了23亿，占全世界人口的差不多40%，因此这两大国之间何平相处，不打仗不仅对两国的和平非常重要，对世界的和平也非常重要。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总理在同印度政府代表团，就关于两国在中国西藏地区的关系问题举行谈判的时候，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得到了印方的赞同。一年之后，中印两国政府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正式写入了双方签订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但这个原则却没能阻止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的爆发。这令我们无法不去反思一个问题，在国际关系中，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平衡国家利益的需要和国际道德的标准呢？苏林德·裘德加：大概世界上任何一种宗教都能在印度找到，当然，最盛行的主要宗教，无疑是印度教，超过80%的印度人口信奉印度教。最大的一个少数宗教派别是穆斯林，大约占了13%-14%的人口，有些人说有15%的人口，还有一些更少的宗教派别，比如基督教大约只占2%。还有比如锡克教少于2%，还有佛教，在印度一些地区也是很重要的。谢钢（印度尼赫鲁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尼赫鲁实际上是一位不可知论者，而不是彻底的无神论，他只是怀疑世界上是否存在，一个至高无上的神灵，一位上帝。印度是经常要举行选举的，你必须时刻与你赞同者进行对话，你必须与所有人时刻进行对话，那么作为政党的代表，你必须确保得到这些人的选票。而且同时作为国家总理，你也必须表现得有灵活性，哪怕他本人其实并不信教。谢钢：达赖喇嘛对于萨那的访问，以及他和印度总理的对话，这样一个沉重的组合，就在中南海激起了很大的反响。比如说，他们建好了一条道路，也就是喀喇昆仑高速公路，西边部分已经建好，通过阿克塞钦连接到拉萨。另外，中国共产党信奉独立自主的原则，所以他们就必须控制西藏，因此唯一的方法就是建设一条公路，以便将解放军部队投放到西藏，从而实质性地控制全藏。因此，在1954-1957年之间，他们致力于建设公路，到了1957年，这条路建好了。当阿克塞钦的道路建设完毕之后，尼赫鲁也开始感到紧张，并且开始执行他所谓的前进政策。王宏纬：前进政策，我又不是公开打你，你在那儿有岗哨，我在这儿也有岗哨。甚至我在你背后也建了岗哨，把你挤走。谢钢：这些都是用于军事用途的岗哨，分布在边界地区，他在东西两边建设了大约100多个这样的岗哨，而这又进一步引起了中国人的紧张。王宏纬：这是逼上梁山啊，因为印度不断地这样的蚕食，每天都在杀害我们的边防战士。边防战士据我了解，当时我有些熟人在部队上，火啊，气急啦，我们是干嘛这样窝囊，整天受人欺负，还不许开枪。他打我们，我们还不许开枪，这个战士们的不满情绪确实很大。1959年达赖喇嘛叛逃印度王宏纬：所以他这个达赖喇嘛跑到印度去，实际上印度是支持的，要不他在印度怎么会建立一个流亡政府呢？没有印度政府支持的话，他能干吗？谢钢：我想，导致1962年战争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西藏问题，是达赖逃亡印度导致的，在10月，战争终于爆发。在这之前不久，尼赫鲁在马德拉斯，当时还叫马德拉斯，如今改名为清奈，在那里发表了一个声明，说我们会摧毁中国，在那个地区的军事力量。王宏纬：这实际上美国的大报刊就讲了，尼赫鲁向中国宣战，这很明显的，命令已经下了，就是说印度军队随时可以向中国进攻的。所以当时世界轰动了，尼赫鲁向中国最后通牒，尼赫鲁向中国宣战。1962年10月中印边境冲突爆发谢钢：这很难说，首先，我们缺乏资料，来证明究竟是谁做错了，谁是首犯。穆什昆·杜贝（印度前任副外长）：这是国际管辖和建立国际关系的基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很多价值观，都在联合国宪章中有体现，我认为我们总是会需要国际秩序，一个法则，一个建立关系的方式。而这些恰恰提供了所需的基础，但问题就是当你处理一个复杂的问题时，就会有取舍，有艰难的谈判，而这些原则就可以作为一个向导，但仅仅凭借这些原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俞邃（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教授）：是，有矛盾的。常常我们这样讲，承认一个道理是一回事，根据这个道理来行为、来行动，常常有的时候有脱节的地方。程瑞声：我们在1962年的10月20号，就全面反击了，东线西线全出动了，就把印度打的是落花流水，把这个麦线以南，差不多的大部分的还是收回来了，现在叫藏南地区啊，那时候收回来了。但是当时我们的打仗的目的，不是为了争这块领土，而是为了要教训一下印度。谢钢：不过我觉得应当赞扬中国军方，他们的行动非常出色。重要的是，中国军方的目标是有限的，主要是为了清除尼赫鲁政府建立起来的那些哨卡、据点，这是他们的目的，所以当这个目前达到之后，他们就撤退了。程瑞声：打了仗之后呢，就把已经占领的统统地放弃了，而且退了十公里，还退了二十公里，那么印方当然，从此也不敢往前再推了。谢钢：实际从10月到11月是打仗的时间，也只有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周恩来就宣布了停火。王宏纬：这次战争应该说是，当初打仗的时候，毛主席说的，有两大目的了，当时进行反击战这个两个目的了，一个是希望取得边境上的安宁，毛主席估计能争取30年的和平安宁，就算可以了。第二个就是希望把尼赫鲁吸引到谈判桌上，现在看来第一个目的达到了，基本上30年的和平。但是尼赫鲁来进行谈判，这个目的没有达到。谢钢：因为中国已经给印度上了一个课，因此是时候，显示出宽宏大量的一面了。那么1962年之后，第一，尼赫鲁在羞辱中下台了，因为他没能打赢一场战争。第二，到了1964，1965年的时候，他就因为健康恶化而去世了。第三，印度民众对于中国的态度变得更加敌对，因此没有进行边界谈判的可能。上世纪60年代中印两国关系陷入冰封时代何亮亮：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中国，正处于新中国建立之后的，最重要的建设阶段，但又是艰难的时期。一边是苏联老大哥和中国的分歧日益明显，出现了中苏大论战，苏联专家全部撤回国；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又席卷了整个中国，意识形范围内的斗争，一时间超越了一切。中印之间，和平虽然重新到来，但边界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两国关系也陷入了冰封时代。任嘉德（前任印度驻华大使）：我是在60到62，就是1960到1962年，我在香港，在香港大学学的中文，学了两年中文。因为从1959年，印度跟中国的关系已经不太好了，所以给外交官在中国的大学，比方说北大，给他们学中文，这样的机会很难。我首先到中国的是1965年，那个时候我在印度大使馆，我当了一等秘书。我呆了3年，从65到68年，当然你们都是很年轻，可能你们在书上可以看到。那个时候中国的情况是非常乱，因为有文化大革命。王宏纬：当时怎么说呢？战争以后，双方实际上开始进入了一个冷战时期，双方互不来往，印度大使，首先自己就主动回去了。因为我们当时等了他，我们还是希望继续有大使关系，还是有交流嘛，边境问题是边境问题，我们还是要发展其他的关系。后来等了一年，咱们看到印度大使不来了，说明他不愿意有大使级的外交关系了，我们的大使才回来。所以双方关系在冷战时期，关系就大大减少了，人员来往，经贸来往，都少了。谢钢：在50年代人们建立起来了这样一个印象，就是中印两国是亲密的朋友，但是怎么突然间就打起了仗？所有这些都为在公众层面提出反华的立场提供了前提，这在印度国会在1962年11月，所通过的决议中也有体现。在这个国会一致通过的决议中，印度明确地表示了，每一寸失去的土地都必须被收复回来，因为大家都已经有一种认知，那就是中国占领了我们的土地，因此这更像是在公众场合下的一种报复。总而言之，我认为中国虽然赢得了那场战争，但是却失去了之后，很久一段时间里与印度的友谊。阿南·帕特瓦尔丹（印度纪录片《战争与和平》导演）：1962年与中国的战争，在边境上被中国人击败，这令很多印度人认为，我们必须要在军事上强大起来。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进行第一次核试阿南·帕特瓦尔丹：印度就更加觉得受到了威胁，我想，这大概是印度在1974年进行核试验的原因之一。1974年印度核试阿南·帕特瓦尔丹：印度在1974年，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而那之后印度政府宣布说，这次试验是为了和平利用核能，而不是来制造武器的。那时我才24岁，我给报纸的主编写信，因为我对我们所选择的，有核的这条道路感到害怕。但是我什么也做不了，除了做我唯一懂得的事情，就是把我所看到的拍成纪录片，所以我就开始到街头上去拍摄，拍摄那些人们疯狂庆祝的场面，庆祝我们成为超级强国，成为一个核武器的大国。不幸的是，这种场面在每一个制造出核武器的国家，或者成功地进行了核试验的国家中都能够见到，人们总是被误导认为那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印度也没有什么不同，在许多地方，人们都在纷纷地庆祝。阿南·帕特瓦尔丹：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你首先制造了威胁，离你最近的邻居首先觉得受到了威胁，于是他们也纷纷做出反应，在几个星期内自然而然地，巴基斯坦也同样进行了一次核试验，这样双方的力量又彻底平衡了。人们这时才开始意识到，这并不是一件好事情，一场反核运动就已经开展了。俞邃：印巴之间的矛盾历史悠久了，由于这个克什米尔的领土争端了，所以，这两个超级大国都利用了这个方面的问题，苏联跟印度的关系一直比较密切。1965年8月初，第二次印巴战争，1971年3月，第三次印巴战争，印度与苏联签订了《和平友好合作条约》从苏联手中获得了坦克，装甲输送车和地对空导弹等武器装备。王宏纬：到1976年双方开始恢复了大使级关系。1976年中印恢复互派大使，1979年12月底苏联入侵阿富汗。谢钢：前外交部长黄华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在他的书中提到，他与英迪拉·甘地当时曾经在非洲会面，那是在多过参加的“不结盟运动”的亚非会议上。他见到英迪拉·甘地，并回忆说英迪拉·甘地，当时很认真地想要讨论关于拓展两国双边关系的问题，而令双方重新恢复接触的最大因素，就是苏联占领了阿富汗。印度对于苏联军队，前进到印度洋地区而感到非常忧虑，因此印度决定要向中国重新开放。而正好那时的中国，也对苏联入侵阿富汗一事感到担心，因此他们也决定向印度开放。于是当时黄华就建议英迪拉·甘地，两国应该举行一次会晤，甘地立即接受了这个建议。1981年时任中国外长黄华访问印度王宏纬：黄华外长访问印度以后，双方开始同意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这是有史以来印度政府第一次同意，跟中国进行边界问题谈判。 1988年时任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华1998年印度核试2003年时任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华王宏纬：从1981年开始，当然实际上毫无实际成就。谢钢：在1980年，邓小平会见了一些印度记者，他当时就表示，两国的边境问题就目前来讲，可以暂且先放在一边，留给子孙后代去解决。因为我们这一代人的智慧不够，他同时还表示，中国和印度应该团结在一起，共同创建一个属于亚洲的世纪。印度与中国的相似之处何亮亮：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印度与我们中国有许多相似之处，比方说地广人多，存在巨大的市场潜力，劳动力资源也非常丰富，再比方说我们都为各自几千年的文明而深深自豪。有浓厚的家庭观念，也都有喜欢存钱习惯。而在过去的30年中，这两个国家分别开始了改革开放的进程，尽管发展模式有所不同，但却在不同的领域都取得了让全球瞩目的成就。比方说80年代中期，印度政府就颁布了辅助电脑软件发展的政策，结果在1991年到2002年中的关键11年之间，印度软件业的年均增长率达45%。2004年这一数字达到了50%，印度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软件超级大国”。而在印度人仰望中国经济发展速度的同时，印度也在以一种让中国人惊叹的方式迅速崛起。西塔拉姆·亚秋里（印共马政治局委员）：那时在1987年我陪同印共马的总书记，那个时候邓小平已经退下来了，他给我们安排了一顿午宴，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见邓小平。在1989，1991，1992，1995，1998，2001年我都到过中国，所以大约每3年我就会去一次中国。中国的变化程度是动人心弦的，因为我经常去北京，所以我对老北京非常熟悉。但是每次去我都会认不出来，因为变化得实在太太大了，盖起了许多新建筑物。只有一个地方没有改变，那就是天安门广场和它周围的景观，除此以外的北京在飞速地变化。我记得在1987年的时候，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指着一张中国地图为我们讲解，他说，我们的改革开放先从南部开始，然后到东部，然后到北部，然后到中部再到西部。到2020年，我们就可以完成整个中国的改革，从2020年到2050年，整个国家就会发展成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会得到实现。我想如果你回首往事，令人惊讶的是，整个中国的改革进程，的确是按照这个计划进行的。每10年发展一个地区，我想这是人类的一个巨大成功。阿洛克·克里瓦尔（软件公司创始人兼执行总裁）：在2001年，我们的一个投资商邀请我们到中国来，并且在移动通讯的平台上，来运作我们之前在印度，所创建的网络竞赛模式。我们的反应是这太令人兴奋了，中国有非常可观的手机用户，而且国内国民生产总值也比印度市场高出很多。所以我们在上海开设了办公地点，很有趣的是，为了开设办事处，我们真的从孟买调了整整一飞机的人来到上海。中国和印度有很多相似和不同的地方，相似的地方就是中国消费者，和印度消费者的思维模式基本一致。最首要的就是人口特性，他们都是所谓的“30岁以下的国家”，一个拥有着巨大小于30岁的市场的国家，是非常难找的，所以这两个国家都有这个特点。第二点就是两国的国内国民生产总值还处于增长阶段，所以很多消费者喜欢免费物品，他们喜欢花上一些时间，从而赢得一些免费的东西，而在西方市场中时间对于他们而言比物品更有价值，所以这个概念就很难推销出去。第三点，所有在印度营业的品牌，在中国都有相同的运作，所以在那些跨国公司像汽车和金融业，他们的品牌所面对的挑战是一样的，那就是如何来熏陶消费者。所以这个问题在两个市场当中，都同样存在，很令人惊叹的是，我经常在做比较，北京就是德里，全都和政治有关的。甚至连它们的天气都是干冷清爽的，有一点雾气。孟买则毫无疑问是上海，是一个港口城市，很喧嚷，它有媒体，有娱乐，有一种做成大事的态度。我在1998年成立了这家公司，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有些古怪和陌生的行动，我来自一个孟买南部的轻工业家庭。我想在1998年，印度内部发生了很多事情互联网突然到来，然后出现了一个叫做互联网连线的东西，由于劳工问题的腐败状况，那时我在我父亲的工厂里，觉得非常地沮丧。作为一个在年轻印度的年轻人，和很多人一起被束缚在一间工厂里面，这个状况令我非常沮丧。具体地说，我从前在印度总是看到很多的宣传广告，而这些广告的经营上大多都是国外的那些，大型跨国五百强企业。如果我可以这样叫它，我的聪明点子就是，把所有的这些已经做好的竞赛资料放在一起，做成一个网络版，叫做“竞赛赢家”。这就是这个网站的功能和原创思想，寻找那些已经做好了的宣传推广素材，然后把它们转移到互联网上，所以要得到注意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而“竞赛赢家”，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保证。我们说，我们会去做任何传统广告业做不了的事，我们会创建一个量身打造的游戏，那就是互动，如果他们在一个竞赛上花上三到五分钟的时间，那么假设有两万人，每人花上两至三分钟，这样你就会有一个六万分钟互动时间的基本价值主张送到你面前。那么，老板先生，现在请你告诉我，如果要在凤凰卫视上，买六万分钟要花多少钱？迪内什·辛杜加（印度辛杜加出口公司创立人）：我用5千块钱开了第一家工厂，买了四十台缝纫机，我雇了50个人，那就是印度制衣业的全面展开。我在1971年时加入了我两个兄弟的行列，开始了这家公司，生活一直以来都是非常快节奏的，非常忙碌的。我花了一辈子时间，从18岁到现在将近59岁，一直都在这个生意里。我从1979年开始，那时有两千台机器，截至至今，我有三万两千台机器，我从6间工厂，三千雇员开始，而今天我有将近五万人左右的直接下属雇员在这个公司工作。我们为名牌作高价值的时装。如果我比较中国和印度的生意，你会发现中国的零售商是，在制作许多初级的，像黄油和面包一样常见的品牌。如果他们想要做一些特别的东西，有很多增值的东西的话，用我的话说就是做蛋糕，那就得是印度了，这就是我们可以盈利的地方。除此以外，印度在产量上，一直都是非常的灵活，我记得中国曾经拒绝任何少于一万件的订单，那正好就是印度的。这个产业成长的时候，我们甚至很乐意做只有500件的订单，这就是小公司在这个产业发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在印度如果要把一个生意拿来和中国比较，那就很小了。因为整个产业在印度，主要是以个体户形式出现的，这些都是小型的，家族式经营的公司。我完全不可能和中国竞争，因为他们的规则是完全不同的，你们的政府给工厂补贴很多钱，这在印度是没有的。 2010年印度第4次试射“烈火3”型导弹 中印戒心再度提高何亮亮：今年2月关于印度的一则报道，引起中国人的极大关注，印度成功地试射了一枚射程超过3000公里，可携带核弹头的“烈火-3”弹道导弹。“烈火-3”是印度自行研发的，射程为3500公里的中程地对地弹道导弹，能够携带重达1.5吨的核弹头，其火箭发动机技术水平，大约相当于中国60年代开始研制，70年代研发成功的“东风4号”导弹，由于“烈火-3”型导弹，可以覆盖包括北京、上海等重要城市的中国大部分地区。而又有媒体报道说，印度一位高官指这次试射是“针对印度北方头号敌人”，这使得中印之间的相互戒心再度提高，龙象之争似乎是愈演愈烈。互利互惠，和平共处固然是所有人的愿望，但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却时不时跳出来，引发一些新的纷争和误解。60年的岁月就这样在吵吵闹闹中飞逝而去，直到今天，中国龙和印度象，也还在艰难的互相靠近，尝试寻找一个远离战火的未来。谢钢：在2006年7月，青藏铁路通车了，现在这条铁路已经从格尔木，扩展到了拉萨，又将从拉萨延伸到日喀则，还有报道说它可能会延伸到尼泊尔的加德满都。到了2038年，还有另外的三条铁路将会建成，其中一条连接成都和拉萨，另一条从昆明到拉萨，还有一条则通往兰州。但是如果我们比较印度这方面，我们没有在喜马拉雅地区建造多少战略性的铁路或者公路。因此在印度就有一种看法，就是中国已经提高了它的军事后勤能力，而印度必须对此作出相应的动作。2009年3月26日印度军方担心中国在2017年之前发动战争印度斯坦报2010年3月27日印度第4次成功试射“烈火3”型导弹谢钢：印度成功地进行了“烈火-3”型弹道导弹的试验，它具有3000到3500公里的作战半径。也就是说，从理论上讲，它可以打到北京，大连或者上海，那么中国的“东风21”或者“东风3”、“东风4”型导弹，这些早就具备了打到印度境内任何一个目标的能力。不管是战略目标，还是电子通讯目标，印度国防部的公关年度报告，曾经指出有几个印度城市是中国导弹，所指向的目标。战争一旦爆发，中国将使用核弹头，或者常规弹头来打击这些目标。苏杰生（印度驻华大使）：如果您问我，印度人民是否担心国家安全问题？是的，他们会担心，而且这些担心是完全合理的。谢钢：如果我是一位军方的官员，是陆军，海军或者空军的参谋长，我肯定会针对最坏的情况而做好的准备。所以不管是中国还是印度，单纯地从军事角度上来看，双方都为核战争做好了准备，尽管双方官员都无疑会否认这一点。显而易见，这些不可能针对缅甸的，因为它是一个无核武器国家，这也不可能针对任何一个东南亚国家，它们没有一个拥有核武器。另外，印度也支持了《曼谷条约》，也就是在东南亚地区，保持一个无核地带，因此这样的部署显然也不是针对东南亚国家。这样一来，所有的推测都指向中国，这就意味着印度已经准备好了，与中国进入紧张状态。2009年4月1日印度演习报告震惊中国中国日报2009年9月16日媒体向中国宣战今日印度报穆什昆·杜贝：中印关系是我们的外交政策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我们的安定，我们的繁荣以及我们在世界中的定位都和它有很重要的关系，所以我们国内存在着对中印关系的不同看法，也是自然而然的。我相信我们的关系，完全不是那种需要惋惜的类型，我们进行得很好，这在我们的贸易进展中，有着充分的体现。自2000年起，我们的贸易额接近了3亿到4亿美元，而在短短10年内现在我们的贸易额达到了500亿美元。苏杰生：首先，我认为去年我们双方的关系由于某些媒体报道，而出现了一些动荡，这不仅包括印度媒体也包括了中国媒体。谢钢：比如说《环球日报》，它发表了一篇文章，称印度对于中国的快速崛起非常嫉妒，同时其提醒读者们不要忘记发生在1962年的那场战争。那么《环球时报》是相对自由的，比起《人民日报》来说，它具有更多的自主权。但不管怎么样，它无疑仍然受到中宣部的归管，因此不管它报道的是什么，这都经过了官方的认可，而它的这种宣传，也显然对读者们造成了影响。苏杰生：所以有时候媒体报道，不能够准且地和全面地反映事件的真相，没有，去年我们没有在边界上突然增兵。谢钢：重要的是，在1993年，我们达成了一个协议，称为《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战争排除在解决边境争议的各种手段之外，这在1993年的协定中，是明文写出的就是两国不能为了解决边境纠纷，而引发战争。1996年12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新德里，进一步达成《关于在中印边境实控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谢钢：在去年6月的叶卡捷琳堡会议上，胡锦涛主席提议在中印两国之间设立一条电话热线。如果有问题，任何问题，包括核问题或者常规问题，在边境地区发生的话，他们只需要拿起电话，就可以讨论这些问题。将大事化小因此，这条热线的设立，能够有效地降低双方在边境上发生冲突的风险。2010年1月1日印度将在2020年超越中国印度时报任嘉德：我不相信这一点，因为我根本不相信是中国跟印度要竞争。中国有他们自己的长处，也有他们自己的短处，印度也是这样。所以比较起来我看都是很多西方人很喜欢这样写，而且在印度也有很多人这样写。不过2020年印度可以超过中国，这个我根本不相信。谢钢：与此同时，我们对中国也有一个正面的印象，那就是中国人勤劳刻苦，在努力改善他们的生活。尽管有媒体的影响，但是不管怎样，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少数的精英层，这些人可能只占双方人口的1%而已，他们对彼此有清楚的认知。而另外99%的人则对于对方没有什么了解。任嘉德：去告知公众一切有关取舍问题的协议，在双方都满意的，最后方案出来之前，两国在边境地区都应该维持和平与安定，而且双方都应该意识到两国关系在很多其他领域里，都可以有进步这些是历史问题，所以我们需要有耐性。西塔拉姆·亚秋里：在解决边境问题的同时，两国的经济关系也将继续改善，这是对双方都有利的。如今，世界的未来，越来越依赖高科技资讯技术，中国在硬体发展方面有极大的优势，而印度在软件开发方面十分有优势。现在，如果有中国的硬体加上印度的软件，这就是未来。如果说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要实现这一构想，中国和印度就必须建立一个更紧密、更强大的联系。画外音：中国和印度还会再打一场仗吗？穆什昆·杜贝：不会的，我认为不会在这个时代发生。

【小引】&nbsp; &nbsp;《诗经》小雅里有一篇名叫"大东"。诗云"小东大东，杼柚其空"。前人诠释所谓"小东大东"，一向没有通解。民国时傅斯年由此出发，揭示周人东拓疆土的过程。傅氏以为，"东"本地名，西周初年指商都以东地区，大致即今河南濮阳一带之秦汉东郡地界，后来始随着疆土的拓展向东一直到今山东泰山迤东迤南地区也被称之为"东"地。"东"地扩展过于广袤，为相区别，旧地称为"小东"，新境便称为"大东"。傅斯年阐释这一观点的文章题为《大东小东说--兼论鲁燕齐初封在成周东南后乃东迁》，是一篇名作，所说观点可谓精当不易。只是他解释小东、大东之别，以为"大小之别，每分后先"，"小东在先，大东在后"，似不如以其距中原之远近为分别更加贴切，即所谓"小东"、"大东"，犹如国际上惯称之"中东"、"远东"。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日本人才会自称其国为"大东"，他们历史上有名的性读物曰《大东闺语》，便是显著的例证。就与中国中原的距离而言，可谓当之无愧，至少是比"大日本"的自号要切合得多。我这篇谈买书和翻书感想的笔记，是2002年底至2003年初期间，前后两次赴日本进行学术交流期间，徜徉于日本书肆的写真，因此便借用了这样的雅称。&nbsp; 这次在日本购书，所得均为常见大路货，收书的原则是相对比较便宜，同时我对它的内容又感些兴趣。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孤秘罕传或是精美超群的书籍，在这里拉杂写下的文字，也就以泛泛介绍和漫谈感想为主要内容。对于偏嗜奇秘书籍的藏书朋友来说，恐怕没有多少值得眷顾的东西。&nbsp;【11月23日】&nbsp; &nbsp;前天抵达日本东京，住在东京都立大学的国际交流会馆。&nbsp; &nbsp;几年前来东京，为买书花光了所有的钱，还欠下一万多元的债。所以在北京出发前，本下定决心这次在日本绝对不再这样买书。东京都立大学位于东京西郊，到市中心的旧书店街神田路程很远，不像我上次在东京住的亚细亚文化会馆，与神田近在咫尺。这也在客观上限制了我的书瘾。不过既是入瘾已深，终究心痒难耐，今天还是来到了神田。即使不买，也不能不看看。&nbsp; &nbsp;走在神田旧书店街上，一切都是那么熟悉，一切都是那么亲切，就像漫步在自己独有的私家园林，一条条小路都在等待着你踱过。空气中弥漫着旧书的气息，让人兴奋，让人激动。站在一家家一排排的书架前，眼前的书籍犹如五颜六色林林总总的花草，芳菲撩人，只欣赏，不采摘，那需要很深的内敛功夫，很超脱的人生境界，而我显然还需要在今后的岁月里得到更多的修炼。结果是在著名的一诚堂书店，买下了一本英文书籍。&nbsp; &nbsp;如果是在北京，逛一趟琉璃厂买一本旧书，好像也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可是你要知道，根本不能拿琉璃厂来和神田相比，需要知道琉璃厂只有几家旧书店，而神田的旧书店是有一百好几十家，这里是旧书的帝国，像包容百川的大海一样汇聚着各式各样的旧书。走在这里，脚下是无数沼泽一样的诱惑的陷阱。置身其中，漫步一整天，能够只买一本书即脱身出来，对于一个嗜书成癖的人来说，已经体现了极大的自我克制。只是一旦"破戒"，自我约束会变得更为脆弱无力，买书的冲动很容易随之溃堤而出，一发而不可收拾。&nbsp; &nbsp;神田旧书店虽很集中，但大多铺面都不是很大，在它们当中一诚堂的规模是相当大的。大，一般就要偏向综合，古今日外，什么都有一些，不够专门。楼上楼下两层。楼下卖普通的洋装日文旧书，种类比较繁杂；楼上则是西文旧书、和刻本和精工复制汉和刻本书籍--在这几类书中都有一部分珍本，当然，相应地价钱也都很可观。&nbsp; &nbsp;我选的这本英文书名为《THE TRAGEDY OF PAOTINGFU》（人文与社会：&nbsp;下载&nbsp;似乎需翻墙），翻译过来似乎可以写成《保定惨案》，副标题写着：这是一个关于那些生活、服务和献身于长老会、公理会、中国内地会的信徒的真实故事，他们在1900年6月30日至7月1日期间殉难于中国保定府。了解中国近代历史的人，当然一望可知这是讲清代庚子年间义和拳袭击洋人和"教民"行动中在保定死去的教徒。作者衣萨克·凯特勒（ISAAC C. KETLER），我买到的是1902年6月由美国的福莱明·雷维尔公司（FLEMING H. REVELL COMPANY）出版发行的第2版。在书中找不到初版发行的时间，而检核序言末尾所签署的时间就是这个第2版发行的1902年6月，序言中并没有提及再版修订之类的词句，所以终究还是无法判断初版印行的确切年月。 &nbsp;从版本上讲，这样的书当然没有什么特别的价值。不过这本记录中国近代史上重大事件的著述，出版已有百年，不管是对于我，还是对于中国的任何一位历史学者来说，在国内也不是很容易入手的。再说价格3，500日元，再加上5％的消费税，折合成国币大约为250元上下，比北京旧书店的价格也要便宜一些，而若是在东京专门出售有关中国文史旧书的书店，如琳琅阁等处，则至少需要翻上一番，就便宜得更多了。所以，能买到这样的书，还是觉得满惬意的。有意思的是这部书末尾钤盖有"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的蓝色中英文字号，并贴有以"人民币元"（RMBY）为单位的价签儿（具体价格已被旧书商刮去），说明它是作为旧书由中国流入日本的。现在经我手把它带回中国，带回到书中所记事件发生的国度。&nbsp; &nbsp;一本旧书，往往就是这样，冥冥中连接着某些历史的因缘。从庚子事变到今天，一百多年过去了。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很多变化，对于当年义和拳勇盲目偏狭仇外蠢动的评价也是毁誉更替，波动起伏不已。洋鬼子固然是来侵略和欺侮我们（并且残杀过许多我们的同胞），但是不分青红皂白地乱杀滥砍，甚至屠戮外交使节和妇女儿童，既愚蠢野蛮，又解决不了任何问题。&nbsp; &nbsp;义和拳本兴起于山东，起初得到山东巡抚李秉衡和毓贤的姑息安抚，势力日渐张扬。到庚子前一年，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改而施行强力镇压政策，合省之内，大力剿杀。这下子拳民们在山东不好呆了，于是纷纷向直隶发展，并最终逼向京城。当时的直隶按察使廷雍，与袁世凯不同，对于拳民采取纵容利用政策，使得义和拳的势力得以迅速膨胀，于是在庚子事变发生后，汇聚起大批拳民，围攻保定教堂。据时人刘春堂撰《畿南济变纪略》记述：&nbsp;（庚子年）六月初四日（按即西历1900年6月30日），廷雍公奉檄抚用拳匪，赏顶戴，助钱米。是日，焚北关教堂。次日，冒雨焚南关教堂。廷雍公闭城严备，派张协戎督兵弹压。教士、教民数十百人焚杀净尽，无一脱者。内地会贝教士见公理会火起，急携其妻子逃至刘爷庙营中求救。营官王占魁惧罪不敢留，送交拳匪，诣城内献俘。教士曰："死无所吝，但愿一见方伯。"当事者不许，仍舁出城骈戮之。&nbsp;《保定惨案》书中记述的就是在这两天当中被杀的西洋教士在中国的事迹，依据的多是他们及其友人的书信和当时的报道，所以对于研究相关问题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nbsp; &nbsp;上引《畿南济变纪略》文中提到的内地会贝教士，原名为Benjamin Bagnall，可音译为本杰明&#8226;贝格纳尔，原本是一名英国海军准尉，加入教会后曾在中国太原等地传教，他和妻子艾米丽·金斯蓓丽（Emily Kingsbury），就是他在太原活动期间相识并结婚的。《保定惨案》书中附有贝格纳尔一家的照片，贝格纳尔身穿教会神职人员的白色长袍，而他的妻子却穿着地道的中式衣衫，看得出对中国文化颇有些感情。书中引述一位美国教士的话说，中国人不会有比贝格纳尔夫妇更为真诚的朋友，这或许并不仅仅是泛泛褒扬，而是存有一些具体的缘由。照片上他们夫妇二人并排而坐，神态安祥，身前站立着他们的小女儿格拉迪丝（Gladys）--五六岁的样子，怀里抱着一只小黑猫。她是保定西洋教士圈子里面很讨人喜欢并受到普遍钟爱的孩子。《畿南济变纪略》云贝教士携"妻子"求救，所谓"子"指的就是这个小女孩。《保定惨案》一书中对于他们被杀的经过有如下记述：&nbsp;他们被带到城东南角处的拳坛。稍过一些时候，贝格纳尔夫妇和他们的女儿格拉迪丝以及库珀（Cooper）也被带到这里。他们是逃到王占魁的军营中避难时，被这位凶残的军官采用卑劣手段逮捕的（王占魁后来被联军斩首以惩处他的罪行）。当天下午，他们所有人都被四五个中国人带到城外，捆绑的双手举在头上并与脖子系在一起。......小格拉迪丝靠在妈妈身边走着，身体没被捆绑，可是她却第一个被长矛刺死，尽管她的母亲恳求留下她的生命。他们全部被杀死在城东南角的护城河外，并且被埋葬在那里，死前没有受到折磨。&nbsp;读到这些，使我们对于这一段历史会产生微妙的切入肌肤的具体感觉。小格拉迪丝自然是完全无辜的，但这悲剧并不完全是由中国义和拳民的无知与野蛮造成的，而是历史本身就是这样残酷。作为一个西洋人，《保定惨案》的作者衣萨克·凯特勒当然不会去记述西洋侵略者对无辜中国民众的虐杀，而在中国人撰写的《畿南济变纪略》一书中，我们却可以看到，八国联军入侵后，在保定附近仅一次就"屠男女二百馀口"的野蛮行径。即使是在一百多年以后的今天，这种历史的残酷性，在本质上也并没有任何改变。或许大家多交互着看一看这种战争双方的记载，会有助于我们从人性的角度，更为清醒地认识历史，更为智慧和理智地处理国家间的利益争端，至少应当有更多的人能够怀抱着这样的期望。&nbsp;【11月26日】&nbsp; &nbsp;从上午起，又去神田的书店看书。大前天开了个头，买书的欲望又在提升。&nbsp; &nbsp;在专门卖中国文史书籍的山本书店，仔细看了很长时间。店里中国古籍的价位、品种和档次都与几年前没有多大差别。山本书店每有新的售书目录出版，大阪的友人泷野邦雄先生都会寄给我看，这样看着架上的书籍，更缺少新鲜刺激的感觉。记得在近期的《山本书店古书目录》上，见到过一部清人江有诰的《江氏音学十书》。这是研究古代音韵的名著，书为嘉庆、道光年间刊刻，是我感兴趣的清人学术著作中极为罕见的一种，旧时学者珍若球璧。现存国家图书馆的王国维旧藏本，其中尚有部分抄配，其入手之难，可想而知。正因为罕见难求，书店虽标价高达50万日元（约合国币三万三四千元），还是很快就被人买去，我在店里仔细看了好半天，也没能看到它的容颜。感兴趣的书只有一部清人赵绍祖的《通鉴注商》，这书订正了胡三省《通鉴注》的许多疏误，是作者在嘉庆年间家刻的本子，虽是清代通行的方体字，而镌刻精整，刷印无多，一向流传很少，故深得旧时学者的青睐。只是山本书店所定的价格也颇为不菲。离开书店时在店门口瞥见一叠五六十年代印制的复制木版画明信片，画面满有味道，每样各选一种，总共买了六七套。一套仅一百日元，物美价廉，是很惬意的收获。&nbsp;【12月28日】&nbsp; &nbsp;上午，赴高圆寺古书会馆。会馆离电车站很近，加上此前已经在神保町抄下了地址和指示图，所以出车站北口走两分钟，很容易就找到了地方。赶到稍晚了一点儿，大致是在10点半前后。按常规，展卖会10点钟开始。&nbsp; &nbsp;规模比前几天去的五反田南部古书展要稍大一些，可能是展卖第一天刚刚开始的关系，人也稍稍拥挤。不像在五反田看到的那样冷清。不仅要像神保町教育会馆那样存包，还需要拖鞋。&nbsp; &nbsp;照常规先是大致巡视一周，没有见到什么线装古籍或是迫切需要的专业书，于是一一从头看起。&nbsp; &nbsp;先是拿到一本《海南岛记》，昭和十四年亦即1939年5月改造社初版首次印刷。品相很好，干净整齐。封面图案是日本传统的木版画风格，椰树、茅屋、芭蕉叶，一派恬静的田园气息。不过书的内容却与此大相径庭。&nbsp; &nbsp;作者火野苇平，是日本战时臭名昭著的战争吹鼓手，战争期间曾因写下赞美侵华战争的《麦与士兵》（《麦と兵队》）、《土与士兵》（《土と兵队》）、《花与士兵》（《花と兵队》）士兵三部曲而名噪一时，据云三部曲的总印次上百，总销售量超过200万部，还被搬上舞台演出，是当时最畅销的"文学作品"，战后被列为头号战犯作家，算是罪有应得。&nbsp; &nbsp;除了这本《海南岛记》之外，在展卖场上同时也见到了这家伙写的《麦与士兵》，但已经是第十几次以刷的印本，而且价格也并不便宜，便没有收。选择这本《海南岛记》，一是因为它是初版首次印刷，二是内容为"纪实性"的记述，不像《麦与士兵》，虽然配有一些战地照片，但实际是小说。当然，这是因为我是搞历史的，从研究的角度看重记事的书籍，而藏书家的正宗和主流，走遍全世界都是以文学作品为首要集藏对象。&nbsp; &nbsp;火野苇平在前言中说，他是作为"军部报道员"参加进攻海南岛的战役的。本书记录了从1939年2月10日登陆起，到农历大年初一即2月19日止共十天期间在海南岛的经历和见闻。后面附有1938年12月间在广东东莞的行记《东莞行》。他自己说，或者可以称之为"海南岛资料"，自己感到可能罗列了一些原始资料。然而，这正是我对此书最感兴趣的地方。对于海南抗日战争史研究来说，这是一本非常重要的正式出版物。由于它的性质与畅销的小说不同，所以也不大可能像《麦与士兵》等书那样一再重印。不管是在中国，还是日本，想买一本放在手边，恐怕都很不容易了。&nbsp; &nbsp;附带在这里顺便说一句，时下国内很多新闻媒体，甚至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常常报道某地某人"发现"某部书籍，找到了日本侵华残害中国人民的又一"铁证"。其实基本上都是像《海南岛记》这样的日本战时公开发行的很普通的正式出版物。虽然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书，现在在日本也不容易买到，但图书馆和藏书家手中终归是存有许多的，用不着什么人去"发现"，更不宜拿它当什么新证据。事实上即使是日本极右翼分子，也没有办法否定对华战争本身，只不过他们丧心病狂地叫嚣"大日本皇军"是在"替天行道"，如同本书所录日本侵略军的布告中所说，"日本军是为打到榨取人民膏血之暴蒋，拯救脱离苛敛诛求之政府，使日华提携永久，建设和平乡"，因而根本不存在侵略谁的问题。这也是日本当道政客始终不愿向中国人民正式道歉的内在原因。&nbsp; &nbsp;书中不仅收录了许多日本侵略军的布告、传单和招贴画等，更有研究和资料价值得是海收录有一些抗日宣传品，包括标语、招贴画，以及期刊、杂志、书籍的情况。如海南抗日刊物《前哨》旬刊和广州抗日刊物《抗战大学》的封面，题为《打到日本去》的招贴画，抗日连环画《绘本台儿庄》的书影等等。上岛后，火野苇平在海口海南书局看到的抗日宣传品堆积如山，除留下少量供他们揣摩参考之外，全部焚烧销毁。其中仅被他随意列举的一小部分书刊名称即有：《东洋鬼子怀鬼胎》、《日本人民的反战运动》、《日本在中国的赌博》、《血战卢沟桥》、《抗日英雄苗可秀》、《抗日十杯茶》、《抗战歌谣》、《飞将军空中大战》、《郝梦麟抗敌殉国》、《抗战时期民众训练与组织》、《抗日游击战争》（朱德著）、《中国抗战地理》、《战时读本》（民众训练及小学校用）、《战时的妇女工作》、《怎样组织义勇军》、《战地半月》、《抗战文艺》、《解放》、《全民抗战》、《抗日漫画集》等等。其中有些就是海南书局自己出版的。抗战硝烟散去已近半个世纪，这里列举的书刊有些可能是仅存名目于此，不易找到原件了。&nbsp; &nbsp;海南书局是当时海南第一大书店兼出版商社，老板唐品三，是海南抗日三大领袖之一。日军入侵后，书局被视作"敌产"，为侵略军没收，火野苇平上岛后就住在这里，并在这里炮制出版了侵略宣传刊物《海南迅报》。所以他对海南书局的情况有比较具体的记述。研究30年代海南图书出版发行的历史，在这里可以找到一些很具体的资料。&nbsp; &nbsp;除了研究日军占领时期海南地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之外，书中还记录有一些海南地风俗民情以及外侨、台湾渔民、僧侣等在海南地情况。这些也都是研究者可以参考的资料，不仅仅是"供批判用"而已。这是火野苇平从事罪恶写作时预想不到的事情。&nbsp;接下来是几本专业书。&nbsp; &nbsp;石田干之助的《长安之春》，是研究唐代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名著，中国学者都很熟悉，书我也 早已买过。这次买到的是收入平凡社所刊《东洋文库》的文库丛书本，为1967年5月初版之第20次印本，印刷量大，许多书店都可以看到，但价格一般在一千日元上下，这本500日元，稍廉。这书之所以流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文笔比较流畅一些，每篇文章又都短小精悍，雅俗共赏，两相兼宜。当然，所谓"俗"也不能太俗，是指具有一定中国古代文史知识的非中国古代史专业人士。&nbsp; &nbsp;对于喜欢古籍或者书籍史的人来说，这本书里所收录的《唐代图书杂记》，就是一篇一定会得到大家喜欢的好文章。作者一一讲述了唐代书店、藏书家、书籍装订与装潢、插架形式，直至藏书目录等各方面有关书的情况，很值得翻译介绍给中国爱书的朋友们，只是不知道出版方面有没有什么法律问题需要解决。&nbsp; &nbsp;附带在这里狗尾续貂，替石田氏补充一点儿有关唐朝人读书情形的资料。唐代书籍装订，通行的是像现在字画一样的卷轴装，即石田干之助所说的卷子本。每一个卷子往往很长，而写卷子的纸是一张张分页写的，写好后再粘到一起，成一长卷。这样读书的时候，要把粘连在一起的一页页书从头展开，才能逐一阅读，一边读，还要一边把读过的部分卷拢起来，需要查阅读过的部分的时候，则要重新展开，反反复复，读起来是很麻烦的。柳宗元的文集《柳河东集》卷三十《寄许京兆孟容书》中，就反映出他阅读这种卷子本的劳累："往时读书，自以不至抵滞，今皆顽然无复省录。每读古人一传，数纸以后，则再三申卷，复观姓氏，旋又废失。"正因为这样辛苦，中国古代书籍装订的通行形式后来才发生改变，陆续出现了经折装、胡蝶装、包背装，直到万历以后通行的线装。&nbsp; &nbsp;卫藤利夫《鞑靼》。原书初版于昭和十三年（1938年）4月，由满铁社员会刊行；同年7月，朝日新闻社有重刊本；后来又被收入昭和三十一年（19556年）出版的《鞑靼--东北亚的历史与文献》一书。此次所得是1992年3月由中央公论社发行的《中公文库》丛书本。虽然算不上什么旧书，书品也显得和市上新出的文库本没什么两样，但说起来发行也有十年了，而且书口有毛边未裁，这也是时下新刊文库本所少见的。&nbsp; 作者卫藤利夫，终身从事图书馆工作，大正八年（1919年）至昭和十五年（1940年）期间，曾任满铁奉天图书馆馆长，在中国东北生活过很长时间。因为是搞西语翻译出身而在中国东北从事图书馆事业，所以卫藤利夫研究关注的焦点，是西洋文献中对于中国东北历史的记载，具体地讲，就是西洋传教士在中国东北的活动。作者的研究显然更侧重文献学方面。他主持满铁奉天图书馆时确定的一个重点采购方向，就是收集耶稣会士的书翰和年报等西洋资料。以前我曾随便猜想，中国国内图书馆的早期西文资料，可能都是西洋人带到中国的书籍。其实至少满铁奉天图书馆的西文书籍，很多都是由卫藤利夫经手，通过书店的书目，向巴黎、伦敦等地经营珍稀版本的著名旧书店订购来的。研究这些资料，既是他个人兴趣所在，也是他的工作任务，还有他作为外国人踏上中国领土后与这些传教士相通的个人情感。&nbsp; &nbsp;除了作者节译的南怀仁《鞑靼旅行记》（节译关于东北部分，题名为《南怀仁满洲旅行记》）之外，别的内容都太专门，一时顾不上看。更吸引我一口气读完的是书后所附《卫藤利夫与<鞑靼>》一文（作者中见立夫，是卫藤氏之子卫藤沈吉德朋友，当时任东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文章的副标题为："战前时期中国东北地区的图书馆和图书馆人"。&nbsp; &nbsp;满铁图书馆的图书收藏和发展状况，一直是我所感兴趣的问题，可是在中国没有读到过系统的介绍，始终弄不清楚其来龙去脉。本文虽然也是根据旧有资料编写而成，但叙述简明扼要，线索清晰，不仅谈"物"的图书馆的发展，还谈活的能动的人在里面起到的作用。&nbsp; &nbsp;基于满铁在中国东北攫取得巨大财力基础，和相关负责人的眼光、魄力，满铁三大图书馆即大连图书馆、奉天图书馆和哈尔滨图书馆，不仅在图书收藏方面可以与日本国内的一流图书馆相篦美，而且在为满铁购藏图书工作中成长起来的卫藤利夫等人，也成为日本一流的图书馆专家。战后日本许多大型图书馆的建设，都有满铁图书馆旧人在里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卫藤利夫本人则在战后荣任日本图书馆协会理事长一职。&nbsp; &nbsp;卫藤利夫和其他满铁专家为满铁图书馆收罗的书籍，除大连图书馆藏书有一部分被苏联红军掠走下落不明之外（苏联红军掠走的书籍中也有一部分由苏联政府交还给中国，如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几十册《永乐大典》），其余都在战后为中国政府所接收。尽管在当时的环境下，卫藤利夫的工作只是为效忠于他所生长的日本国的政府，他也曾为"九·一八"的无耻入侵和伪满洲国的建立而奔走欢呼，但历史是立体的。我们今天读他的文章，看他的演说稿，回顾他在满铁奉天图书馆的工作，还是能感受到一种为图书馆这种社会文化事业本身而献身的服务精神。仅仅就这一方面而言，客观上他对中国的图书馆事业，也是一位做出过一定贡献并值得纪念的人物。&nbsp; &nbsp;《北京年中行事记》。这书是清末敦崇所著《燕京岁时记》的日译本，讲北京各时令的习俗。本来我收有这书的光绪丙午（1906年）原刻初印本，而且还是作者敦崇本人自藏旧本，钤有"铁狮道人"（敦崇号）印章。既然如此，而又要买日文本，似乎有些荒唐。其实我主要是想看它的注释，而不是刻意收藏配置这类关于"老北京"的书籍。注释此书的小野胜年，是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专家，熟悉注释此书所需要的相关典籍，并在北京留学过一段时间，对于书中记述的许多节令习俗，都有亲身见闻，所以所做注释既有文献参稽，又有实地验证，具有很高学术参考价值。此注释本前有昭和十五年亦即1940年7月小野氏序，因此注释中提到的当时的实际情况，可以帮助读者了解有关节令习俗在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的演变情况，作为对原书的补充。&nbsp; &nbsp;这书此前另有Derk Bodde 所做的英文译注本，题作Annual Customs and Festivals in Peking，在欧美关注中国社会风俗的人士中间比较流行。在北京大旧书店里和拍卖会上见过几次这种英译本，均因标价过昂未买，也不知其注释是否也像日译本一样具有参考价值（此外，本书过去还有法文译本）。&nbsp; &nbsp;这个日译本虽然是很不起眼的软皮小文库本，但却是昭和十六年（1941年）8月初版首次印刷的岩波文库原版，上口还留有毛边。尽管是没什么值得稀罕的大路出版物，常逛书店总可以找到，价格一般也都很便宜，但特意要找初版文库本中自己喜欢的某一种书，也不容易。所以日本有些旧书店会专门经营初版文库本。不过即使是在那里，品种也不能应有尽有，个别想要收齐某一文库的藏书家，还需要用复制本来凑数，况且一旦到了那里，价钱可就比较贵了。小野胜年的这部译本，后来又被收入了平凡社刊行的《东洋文库》丛书，现在在旧书店里非常好找，却是无法体味到这种初版本的古雅韵味。&nbsp; &nbsp;除了注释以外，日译本书里还增附有一些插图，包括照片。插图主要是采自《鸿雪因缘图记》、《唐土名胜图绘》、《万寿盛典》、《清俗纪闻》等中日古籍的版画，还有没有交待来源的素描画，不知道是否出自小野胜年本人之手。图片配得不俗。只是初版本也有初版本次坏处，就是当时制版不佳，图片大多模糊不清。&nbsp; &nbsp;日本译注本还有一点很不妥当地地方，这就是删除了原书各项节令习俗下面所附的古今诗文。虽说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乾隆皇帝的所谓御制诗（实际上不需要乾隆爷自己动手，自有如沈德潜一辈奴才代劳），感兴趣的读者不一定十分普遍，但既然是印行古书，只要没有什么不可克服的障碍，就应当尽量保持原貌。其实仅仅是乾隆皇帝这样到处乱题所谓御制诗本身，就是一种很有趣的文化现象。稍有文化的读者，看了以后都会得到清楚的启示，理出相应文化现象的历史轨迹。除了专业需求和个人兴趣之外，我想读史书对所有人都会产生的潜移默化的社会功能，就是使人的思维更深刻，头脑更智慧，每一个人也就会因此而变得更为成熟。从而了解历史完整的本来面目，也就变得尤为重要。&nbsp; &nbsp;不管怎样，日本人做事还是很负责任的（他们对侵华战争不负责任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在前言和凡例中都对所删节内容做了认真的说明，这很值得尊重。比较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国内的北京出版社，在排印出版《燕京岁时记》时，不知为什么，也同样删除了这些诗文，可是却没有做任何说明，如同剪径大盗一般。&nbsp; &nbsp;《北京笼城·北京笼城日记》。这是捆成一册出版的两种书，都是记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亦即庚子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前义和团和清军围困列国使馆情况的日记式记述。虽说是研究相关问题的基本史料，一般读者看一看却也很有意思。我得到的是昭和40年（1965年）刊行的平凡社《东洋文库》丛书本，而且是很晚的后印本，从藏书的角度看，没有任何特别的价值。&nbsp; &nbsp;《北京笼城》作者柴五郎，时任日本驻华使馆武官，军衔为炮兵中校。《北京笼城日记》作者服部宇之吉，时为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副教授，受日本文部省派遣，在中国留学，被日本使馆招募为所谓"义勇军"，参加列强守护使馆区的战事。&nbsp; &nbsp;柴五郎书的底本，是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年底应日本军事教育委员会之邀讲演之后，翌年（1902年）7月由军事教育委员会据讲稿发行的小册子，原本自然不易一见。&nbsp; &nbsp;服部宇之吉的日记，在他当年底回到日本后就有刊本，至大正十五年（1926年）7月，作为其还历（60岁）纪念，又增附他所撰写的《北京笼城回顾录》，以及服部夫人繁子所写的《大崎日记》，出版了私家限定版。当时限定发行300部，我在北京旧书店中曾经见过，嫌价格稍昂，没有收下。这个《东洋文库》印本，便是以服部私家限定版为底本，而删略去了服部繁子的《大崎日记》。这样一看，以后遇到原版限定本的《北京笼城日记》，还是应该买下。看被人删削不全的书籍，总有自己身体的某一部分被人肢解了似的感觉，很不舒服。再说七十多年前限定300部的限印本，现在也很稀少了，即使谈不上"稀若星凤"，也绝对是可遇而不可求之物，身价高一些，也是有资格的。&nbsp; &nbsp;除此之外，《东洋文库》丛书的出版者还专门请人做了许多编辑加工，对于原文中清廷上谕等朝命之日文训释的刊载位置有移易，对原版所附照片有增删、地图有减省，甚至对原文所用名词也有改写，如改"法国"为"佛国"，改"俄国"、"鲁国"为"露国"，等等，简直是肆意阉割，真真岂有此理。这样一看，遇到原版，即使价高，也更是非买下不可。&nbsp; &nbsp;当然，编辑者大山梓其人也做了许多富有意义的工作。他引据其他原始资料，为这两种书都加了对研究者很有用处的注释，还编辑了"北京笼城年表"，附在卷末，对阅读原书和从事研究也都很有帮助。公允地讲，功过相较，对于大多数一般读者来说，还是功大于过。&nbsp; &nbsp;服部宇之吉《北京笼城回顾录》，是事后用专题笔记得形式，根据回忆，记录此役间的逸事，其间夹杂着作者的一些看法和推测，所以对于不专门搞这一段历史研究的人来说，读起来要更有味一些。比如他讲到人力车引入中国后，从上海到天津，再到北京的滋漫流行过程，联系到北京大人力车夫等苦力多来自义和团的发源地山东，从而推测义和团在北京的兴盛与北京人力车的增加，二者之间具有某种联系。这种想法有没有道理姑且不论，所说人力车引入北京及其逐渐流行过程却满有意思。&nbsp; &nbsp;在这些专题记述当中，我最感兴趣的是《永乐大典》的毁失情况。据服部宇之吉讲，6月23日上午，微微有一点儿北风，中国军民利用风向，在英国使馆北面相邻的翰林院放火，试图火攻英国使馆。而当中方大举进攻之前，列国决定固守待援的时候，商定把妇女、儿童和老人、病人集中到馆舍最宽敞的英国使馆，日本书记官石井的夫人等日本妇女、儿童，就呆在离翰林院最近的一所建筑里。这样日本人便不能不拼死救护。&nbsp; &nbsp;当时，服部宇之吉等日本"义勇队"员和一些英国水兵，凿破院墙突入翰林院后，把院中的书籍纸片等投入水池中，后来房屋倒塌，火很快就要延烧到这里。这时服部宇之吉看到了堆积在书架上的《永乐大典》，他无暇估摸具体册数，试着随便抽几册看了一下，知道堆放的次序并不规则。服部觉得其他东西扔到水池子里也就算了，却实在舍不得扔《永乐大典》。可又确实没法全部都保存下来，这样就怎么也要想办法留几册样本给世人。于是，随便抽了三册，存放到日本妇女的住处后，又返回翰林院，找到狩野直喜、古城贞吉（时任《东京日日新闻》社特派记者），以及莫里逊博士，他们也各自带出若干册来。&nbsp; &nbsp;这场大火大约在傍晚时分被全部扑灭。第二天，日本公使馆二等秘书官楢原陈政，向他转达了英国公使的意向，准备日后向中国政府全部返回翰林院的书籍，因此，个人带出的书籍，应全部缴出。于是服部宇之吉便如数上缴了自己带出的《永乐大典》。&nbsp; &nbsp;服部宇之吉在同年10月回国后，又赴德国留学。在留学期间，升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明治三十五年（1902年），被清朝政府聘为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的主任教授，后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回国，继续任教于东京帝国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和哲学。&nbsp; &nbsp;上面提到的合他一起困在使馆区内的狩野直喜，当时也也是日本文部省派往中国的留学生。他在脱离笼城后，先是一度回国，后又去上海学习，学成回到日本，出任京都帝国大学教授，也是讲授中国哲学和文学。&nbsp; &nbsp;服部宇之吉和狩野直喜，后来都成为世界知名的汉学家，一东一西，两相照映，在当代日本汉学发展史上占有同等重要的关键地位。&nbsp; &nbsp;当时困在笼城中的还有另外一名日后驰名世界的汉学家，这就是从事敦煌文书整理研究的法国人伯希和。当时他的身份是新闻记者。&nbsp; &nbsp;笼城中另一位与后来的海外汉学乃至整个东洋学研究具有密切关系的重要人物，是上面提到的和服部宇之吉一样拿出过几册《永乐大典》的莫里逊博士。莫里逊为英国人，当时在华的身份是《泰晤士报》通讯员，后来被北洋政府聘为顾问。&nbsp; &nbsp;莫里逊是在1897年来到中国的，来华后即留心收集用世界各国文字撰写的有关中国的文献和著述，到使馆被围时，虽仅有几年时间，却已经初具收藏规模。为保护图书免受池鱼之灾，困守笼城时他把书籍存放在毗邻英、日使馆的肃亲王府内。到1917年，前后二十年间，莫里逊的这批特藏书籍，已经相当可观，总数达两万五千册上下。这年8月，他把这批书籍整体卖给了日本三菱财阀岩崎久弥，岩崎氏将其命名为"莫里逊文库"。岩崎久弥买书时曾延请著名东洋史学家石田干之助一同来华，帮助把握，看重的就是这批藏书的学术价值。至1924年，便以莫里逊文库为基础，拨款建立了后来驰名国际学术界的中国及亚洲历史文化研究专业图书馆--东洋文库，当然这也是日本汉学家所依恃的重要专业图书馆。随便说说，东洋文库存有许多册《永乐大典》，不知道其中是否包括莫里逊在翰林院拿走的那几本。&nbsp; &nbsp;一般中国学者到东洋文库，多是查访和利用汉文史料，尤其是中国古代典籍。其实东洋文库虽然陆续获得了许多中国古代典籍，包括如滕田丰八等一些汉学家的藏书，但其馆藏中国版刻古代典籍，除极个别书籍如宋版孤本《历代地理指掌图》等之外，，都是很平常的学者用大路书，它并不是以版本珍贵或书籍稀罕见长，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可以说没有太多特别值得在意的东西。东洋文库对于我们利用价值更大的应该说是以莫里逊旧藏为主体的西文书籍，以及满、蒙、藏、朝鲜、越南等亚洲民族语文史料，还有一批中、日文近代史资料，如汪伪政权档案等。莫里逊旧藏有关中国的西文书籍，因为全面、集中而查阅便利，况且其中也确有一部分很罕见的资料。只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这一代中国史学者的西文水平从总体上来说，似乎还有很大有待提高的差距，因而还没有很好利用这批宝藏，相信未来更年轻的中国学者，能够尽快追赶上来，弥补这一缺憾。&nbsp;庚子之役与后来日本汉学研究的联系还不止于此。&nbsp; &nbsp;围攻使馆这一愚蠢至极的举措，导致八国联军入据京城，不仅当时大肆抢掠，第二年善后处理时列国强盗又大开血口，索取所谓"赔偿"，强迫清廷总计支付四亿五千万两白银，付款期限三十九年，这样本息合计届时总共将被勒索九亿两白银。如此高额勒索，除了大饱其贪欲之外，其中更险恶的用心，就是要彻底摧垮中国的经济，从而也就彻底丧失了军事防卫能力，使中国在经济上彻底依附于列强，成为其永久的大市场；政治上完全听任其摆布，成为其鼓掌之中的棋子。&nbsp; &nbsp;这笔钱清政府虽然不得不认，可中国与其它受西方列强欺侮的弱小民族有很大的不同，它有非常深厚悠久的文化传统，有一大批秉承自己文化传统的优秀知识分子。这些人是真正维系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洋人即使可以靠洋枪洋炮肆意恐吓朝廷，却对这些人不能毫无顾忌。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这种无耻的敲诈，会给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带来怎样的侮辱和伤害。于是，出于缓和中国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反感情绪的考虑，列国强盗又商议各自拿出所谓"赔款"，为中国办一点儿"文化事业"，比如后来很有名的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协和医院，就是由美国用庚子赔款兴建的。&nbsp; &nbsp;日本政府的做法却与美国不大相同。日本最终共分得3，479万两赃银。它是在外务省下面设立了一个"对支文化事业部"。大正十二年（1923年）三月，日本政府公布"对支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宣布每年从庚子赔款中为有关中国的学术研究和服务于中国的文化事业，支付三百万元。大正十四年（1925年）10月，由对支文化事业部出面，在北京组建"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并设立东方文化图书馆和北平人文科学研究所，其主要工作是想续修《四库全书》，首先是收集书籍并组织撰写提要。现在由大陆和台湾方面分别出版的《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是这个组织的工作成果。此外，还在上海设立了一个"自然科学研究所"。&nbsp; &nbsp;需要注意的是这笔钱的用途，首先是资助日本学者的对华研究，虽然这在客观上有助于日中文化交流，但其出发点，显然是服务于日本政府。其次所谓"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委员长是由日本人担任，委员中虽然有中方人士，但也是以日方为主。这个组织尽管是在中国开展工作，实际上却形同于日本驻外学术机构，只不过是有一些中方雇员而已。所以从其组建伊始，中国留日学生和国内文化团体，就纷纷进行抵制，指出要警惕日本的文化侵略野心，并要求完全由中国的文化教育团体来主持工作。至1928年（日本昭和三年）5月，日本借口保护侨民，出兵济南，与国民革命军发生直接冲突，激起中国民众强烈不满，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当中的中方委员宣布退出，以示抗议。这样北京的研究工作便已很难开展局面，而日本政府则干脆直接把资金主要都投向其国内，第二年设立了东方文化学院，研究中国历史文化。东方文化学院下设两个研究所，即东京研究所和京都研究所，分别设在当时的东京帝国大学（即今东京大学）和京都帝国大学（即今京都大学），这就是当今日本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两大重镇--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前身。而这两个研究所的首任所长，即分别为《北京笼城日记》的作者服部宇之吉和同他一起困在笼城之中的狩野直喜。不仅这两个研究所是靠庚子赔款发轫运作，很多后来很有名的日本汉学家，当时到中国留学，也都是依靠这笔经费。日本政府最后完全是拿这笔钱搞了自己的文化事业。&nbsp; &nbsp;抛开日本和其他列强收买人心的用意不谈，其实任何国家资助对外文化交流，都不同程度地带有扩大自己文化影响的意图。日本学者说，当初日本决定用庚子赔款搞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等事情，与中国赴日留学生学成归国后对日本普遍存在反感情绪这一背景具有密切关系，即试图以此来改变中国文化界对日本的看法。而其结果却是适得其反，引起中国文化界更深的反感。五年前我曾看到一份日本某民间对外文化交流团体所做问卷调查的统计资料。材料显示，直到今天，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大多数各国留学生，仍然比较普遍地对日本持有某种反感情绪。我个人是非常地不认同这种情绪的。我想，既然是留学，就要入境随俗，尽可能多发现和学习人家的长处。如果我们中国人能够认真地学习到日本民族一些优秀品质，将会对我们的生活面貌产生非常深刻和积极的影响。这些反感情绪的形成，原因可能比较复杂，我没有实际体会，不好胡乱猜测。但是在如何使用庚子赔款达到扩大自己文化影响这一目的方面，美国和日本用不同做法儿产生的不同效果，或许可以给人们一些启示。即以美国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一事为例，它让中国人切实得到了好处（尽管这本来就是我们自己的钱），借此成就了自己的事业，从而当然对美国心存好感；而不是像日本人，拿这钱搞自己的事业。虽然日本汉学研究以此为基础，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中国学术界对此也很钦敬，但这毕竟是日本人自己的荣誉。既然是想做"善事"，就要拿出世界经济大国的气度，要放开手脚，不要总有自己过小日子的想法。这样对世界文化交流可能会起到更大的作用，自然也就会对日本文化的传播产生更积极的影响。&nbsp; &nbsp;虽然上面谈的都是书外边的闲话，但专业书谈起来毕竟要更沉闷一些。下面谈谈这次得到的一本北京导游书。书的名字就叫《北京》，这也是当时西文北京导游书习惯的命名方式。不过本书还有个副标题--"名胜与风俗"。全书一共十二章，第一章是总括性的介绍和印象，第二至第七章是谈名胜，后五章是讲风俗。&nbsp; &nbsp;书初版于昭和九年（即1934年）九月，我买到的是昭和十四年（1939年）六月的第四版本。出版印刷在日本东京，发行所则是设在北京东单的东亚公司，另有销售商是西单市场的东明书局。&nbsp;作者村上知行在序言里说，本书首先是北京导游册，同时也是关于北京的随笔。作者不愿意写成简单的导游手册，因为他觉得这作为读物太过于乏味，于是写成了现在这样：以自己的亲身游历过程为线索，在向读者介绍名胜、风俗的同时，信手铺陈有关历史典故，漫然诉说见解感想。北京过去的导游书籍，我只买过一本朱利艾特·布莱登（JULIET BREDON）撰写的英文书籍，书名为PEKING（《北京》），也没有仔细看。但与建国以来新出的书籍相比，这是我读过的最好的北京导游书。读他的书，像是和好朋友同行，听他向你娓娓叙说，指点门径，倾吐心绪，交流感受。&nbsp;【12月29日】&nbsp; &nbsp;上午，赴神奈川县古书会馆的旧书展卖会。10点多钟出发，由南大泽乘电车到桥本，再换车到东神奈川，下车时已接近11点半。&nbsp; &nbsp;陈捷在电话里指点说，神奈川县古书会馆设在东神奈川车站附近反町公园边上。下车后在电车站内的一幅地图上，很容易找到了反町公园，走过去只用5分钟左右。公园很小，可还是没有一眼就看到古书会馆。问路，估计女人一般对此不感兴趣，找到了两个中年男人。第一个人对于世界上还有"古书会馆"这等机构存在，显然感到诧异；第二个人则同样苦笑对此一无所知。幸好看到以为老者，手持旧书，悠然漫步，酷似道中人的神态。上前一打听，老人嘿嘿直乐。可能是觉得我这怪腔怪调的外国人，竟然跑到这么偏僻的地方来找旧书，很有意思。不过推己度人，我觉得老人更像是有一种与海外同道人相遇的喜悦。为什么不呢？同是天下爱书人，四海之内皆兄弟嘛。老人很快活地随手一指--原来古书会馆就在前面不到200米远的地方。走了几步，就看到了随风招展的展卖会的旗帜。&nbsp; &nbsp;展卖会规模不大。与前几天去过的五反田南部古书会馆的展卖会大致相当。有了五反田的经验，这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情，或者说比我事先估计的还要好些。因为五反田还在东京城市中心区域，而这里已靠近横滨，能达到这样的规模，算是不错了。试想一下，要是在北京的丰台一带搞一次旧书展卖，能是什么样子呢？相比之下，东京简直处处都是购书的天堂。&nbsp; &nbsp;由于这里比较偏僻，而且是展卖会的第二天，场内选书的人并不很多。在我选书期间，一直保持在不超过十个人的样子。&nbsp;一个多月过来，特别是最近连续几天跑下来，书瘾真是快过足了。我也不再先绕场一周，巡视是否有迫切需要的书，以便"抢购"，只是从头逐一看起。&nbsp; &nbsp;最先是主展场边上一小间屋里的几架最廉价的书，每百元三册，折合国币两元多一本，可谓奇廉。唯廉则廉矣，却基本上没什么想要的东西。最后看到一叠线装本，大多是明治、大正年间铅印的书籍，没有中意的内容。心想百元三册，当然只能如此，翻了两翻，正要离去，不意发现其中夹杂着一册大字刊本《古文孝经》。虽稍有蛀蚀渍污，却刻印俱佳，混在一大堆垃圾书当中，颇似鹤立鸡群一般。捧在手中，心头一喜，随之却又觉得似乎不大真实。同样的书在专门卖中国古书的旧书店里要卖一万日元上下，天下怎么会有这样便宜的事情？于是询之于书肆主人，答云一视同仁，并没有觉得它有什么不同凡俗的地方而需要青眼相看。喜出望外。本来花上一百元买下这一册书已经如同白捡，可是爱书的人似乎都有一种无限贪婪的欲望。既然每百元3册，为什么不另外再选两本书呢？结果又找到7册线装刻本《诗经》。与《古文孝经》加在一起8册，还需要再凑一本才成整数。正为每什么书可选而踌躇，忽然看到书架边有一8开大本英文原版泰晤士《世界地图集》。既然精刻本《孝经》都可以视同垃圾廉价甩卖，这种大路货自然更不足以值得珍惜。果然主人非常爽快而且高兴地加上这本地图，收了我三百日元，同时行礼如仪，表示感谢，我则因以廉价得到喜欢的书，从内心里向主人道了声谢。&nbsp; &nbsp;这本《古文孝经》从内容上看，当然没有什么特出的地方，我喜欢的只是它的版刻。书开版于日本嘉永庚戌（三年），值清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由萨摩藩世子市河三亥手书上版，萨摩府学雕版颁行于藩府子弟（内封面题"萨摩府学藏板"，卷末钤"萨摩府学刊行"阳文长方朱印），"使其一以诵读，一以学字"。当时日本正处于锁国末期，对于中国文化还比较重视，故有此举。这时虽不断有英美等国舰只试探进入日本港口，各藩府尚一律予以拒绝。但紧接着就陆续允许各国船舶入境通商贸易，导致十几年后，明治维新，唯西学是崇，这类中国传统书籍，也就很少有人诵读了。&nbsp; &nbsp;此本极初印，墨色如漆。加之日本皮纸精良，可谓美轮美奂。版刻字作颜体，庄重谨饬，风骨岸然。民国十五年时，曹锟也曾刻过大字本《孝经》（所谓唐玄宗御注今文本），刊印也很精整，但字体呆板，与此相较，差之甚远。此本虽有日人训读汉籍所必需的训点，但汉字大而醒目，训点小而雅致，对于版面美观，并无多大影响，看上去依然清爽净洁。卷末刊有题识四字，曰"邨嘉平刻"。这应当就是后来帮助杨守敬刊刻《古逸丛书》的日本雕版高手木邨嘉平，"木"字略而未刻，不知是日本有此惯行用法，还是寓意于此"木"字已暗存于版木之中。检陈捷贻所著《杨守敬与宫诚一郎笔谈录》（刊东京大学中国哲学研究会编《中国哲学研究》第12号，1998年11月），知木邨嘉平大致逝世于明治十七年（清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前后，虽不详木邨嘉平行年，但按一般情况推测，嘉永三年刊刻这部《古文孝经》时，应正值他年富力强的时候。这部《古文孝经》刊刻之精美，不亚于《古逸丛书》，可以看出当时木邨嘉平的雕版技艺，已经相当高超纯熟（另据陈捷撰文介绍，此木邨嘉平系日本雕版世家，且自祖上连续几代俱袭用"木邨嘉平"一名，所以此《古文孝经》也有可能出自其上一辈"木邨嘉平"之手，但无论如何，都应是这一家族的作品）。仅此日本版刻技艺史上的价值，即值得珍之重之，怎么能像现在这样弃如故纸呢？此番东行，无意间得到两部木邨嘉平刊刻的书籍（另一部是前此在京都得到的由木邨嘉平刻序的《橘门韵语》），或是木邨之灵冥冥中还维系着与中国文化的联系，因而赐福于我。&nbsp; &nbsp;《诗经》是嘉永己酉（清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大阪书林所刻，比上面所说的《古文孝经》早一年。书前有天明丙午（六年，值清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序，内封面题"嘉永己酉再刻，当是书坊据旧本翻刻。此书是日人以其国字解汉文典籍的《经典馀师》中的一部分，版刻虽远不及前述《古文孝经》，但刷印也不晚，其汉字正文字体模仿清前期之方体字，初看稍显呆滞，仔细揣摩，则别有一种厚重点韵味；而其训释内容，则汉字娟秀疏朗，假名洒脱飘逸，别具一种中国刻本所没有的韵味。虽是坊刻，亦颇不苟。欣赏书籍之美，需要静下来独自用心品味，去发现每一种书不同的美感。尾随时尚，人云亦云，即使觉得好，也不会有那种沁入肌肤的美感。&nbsp; &nbsp;这书美中不足的是缺了一册，实际上是个残本。买的时候就对全书装为7册有些犹豫，只是看到最后的第7册即卷七末尾附有版权页，就匆忙收下。在返回住所得电车上，才注意到原来少了最后一卷，即卷八。等回到住所后仔细一看，又发现卷末的版权页竟然是书商移花接木，从别的书上嫁接过来的。原来书前内封面上本镌有"大阪书林柳原藏板"字样，而卷末版权页上却首署"江户书林须原屋茂兵卫"，次题"大阪书林柏原屋清右兵卫"，均与所谓"柳原"毫无干系。看来这种以残充全的勾当，各国都是相同的（当然这是过去的书商所做的手脚，不是这次卖每百元三册的书商所为）。只是不知道日本书商是否受到了中国贾人的影响所致。 &nbsp;英文版泰晤士《世界地图集》看上去极便宜，其实是块很大的鸡肋。因为书太重，达5公斤，寄回国内需要近3，000日元，是书价的90倍。贪便宜往往如此。拣的时候很兴奋，拿到手里却常常很让人沮丧。虽然沮丧的原因不尽相同，但我想大多数赶书市大批往回兜书的人，或多或少都有过类似的体验。花300日元买下这几部便宜书之后，进入主展场又慢慢寻觅。一边读书，一边选书，总共三个小时，选出4册书。回到住所，已将近4点，稍慰饥肠，便坐下来一一品味大半天的收获。&nbsp; &nbsp;（1）《日本的城》（《日本の城》），鸟羽正雄著，创元社刊《创元选书》丛书中的一种，昭和十五年（1940年）7月初版，昭和十六年第四次印本（600日元）。&nbsp; &nbsp;买这书本来是为自己了解中国古代城市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做参考，可这书却是由非专业人士写给专业以外的一般读者阅读的介绍性书籍，似乎有违初衷。实际上专业与非专业是相对的，若论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在一定程度上自己可以说属于专业人士，可对于日本古代城市的知识来说，却几乎一无所知，与一般读者没什么差别。这本书从历史角度概述日本城郭的发展过程、它的种类和构造等等，简要明了，其实很适合我的需要。至少目前正符合我的程度。&nbsp; &nbsp;古人讲人身修养之形成，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而今盛行旅游，稍有文化的行游者，往往借用"行万里路"这句话，说出游是为了增广见闻以提高学识。其实学海无边而人生有涯，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要想两全其美，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恐怕只能梦寐求之，在现实生活中是很难做到的（明清之际的顾炎武，大致是做到读书、走路两得其美了，但他是盖世奇才，一般人恐怕不好随便相比）。退而求其次者，则只能依据个人的偏好和具体条件而取舍倾斜了。&nbsp; &nbsp;用不到一个钟点的时间，把这本书粗粗翻看一遍，我对日本古城已有了基本的了解。而去看古城遗址，不仅费时、费力、费钱，得到的知识也七零八落，不全面也怒系统。人类文化的积累，很大程度上就是书籍的累积。时至今日，已非司马迁之时代可比，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一一通过足履目验去直接获取知识。术有专精，业有分工，通过书籍间接获取知识，应当是最普遍地途径。至少我相信来日本参观古城址的中国人中，很少有人能够得到这样系统的知识。在这一点上，我是笃信百见不如一闻的。&nbsp; &nbsp;该书出版时，日本正处在举国疯狂的侵略战争状态中，所以书中颇有一些那个时代的不伦不类的胡话。这样战后一般也就不会重印了。这书在当时应当是一本商业性较强的非学术书籍，可是作者却有很强的学术意识。虽没有什么文彩可言，叙事却简练干净。要是现在出这种书，不知要缀加多少毫无必要的花样，增加几多篇幅。&nbsp; &nbsp;书系精装，封套白纸素底，上下两端，各缀有一道与蜡染布颜色相似的蓝色花纹图案，通贯封面、书脊与封底，上窄下宽，秉承中国典籍天头小、地脚大的古意。书名、作者、丛书名、出版社名，都用宋体端端正正居中排印。丛书名和出版社名分别靠近上下两端图案，颜色是与图案相同的蓝色；书名和作者却用紫红色。红、蓝两色，相互衬映，看上去颇有明清套印本的韵味。看似简单，却品位十足。看多了这种封面设计，时下花里胡梢的图书装幀，真是不值得一顾（这书封套里面硬纸板封面上的图案也很雅致，只是过去的藏书人把封套粘在了封面上，没法仔细欣赏封面设计）。&nbsp;（2）《中国人的生活景象》（《中国人の生活风景》），内山完造著，东方书店《东方选书》丛书中的一种，1979年6月初版首次印本（500日元）。&nbsp; &nbsp;可能与头脑简单，惯于直线式思维有关，对于书籍装幀，我总是偏爱简洁的风格。内山完造这本书的封套，是在浅米色的底色上，印上咖啡色的字，中间偏下缀加海蓝与深蓝相并的色带。封套内的封面，风格也大致相类。这在70年代以后日本的出版物中，应该算是相当简洁的了。书中每一章标题占一页，字很小，居左上角竖排；右下方对角位置上则缩印有一幅黑白版画，出自作者的弟弟内山嘉吉之手。画面平实近人，与50年代以前中国的黑白版画风格相近，很雅致，而且贴切书的内容。500日元一本，算不上怎么便宜。买下这本书，主要出自对内山先生的崇敬。至于这部书本身的吸引力，其装幀设计形式，至少不逊于书的内容。&nbsp; &nbsp;作者内山完造先生，因为与鲁迅先生的特殊交往，成为中国人熟知的朋友。他生前总共出版过12册关于中国的随笔集，战前6册，战后6册（另外还编集过两本同样内容的随笔）。这本书是在他身后主要从上述文集中选取编集而成，重点放在内山先生对于中国人生活观念的认识上。从1917年在上海开办内山书店时起，他就痛感当时日本学者单纯通过文献来研究"中国文化"与中国实际社会生活的隔膜，从而不间断地向日本介绍他通过自己与中国普通民众的共同生活而切身感受到的中国人的生活形态。&nbsp; &nbsp;内山完造和他的妻子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对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认识，充满善意和理解，并洋溢着温馨的友情。除了基督教徒的爱心之外，我想更重要的还与他在中国取得的事业成功有很大关系。&nbsp; &nbsp;内山完造在中国的生活确实非常幸运。1917年他刚到上海开办内山书店时，仅携有此前四年间辛苦积攒下的240元现金，和一个装有80多册圣经、赞美诗等宗教书籍的废啤酒箱。

李伯斯金，设计了柏林的犹太博物馆，纽约的ground zero，最近设计德累斯顿的军事历史博物馆（将于2011年10月14日开幕）。建筑与历史记忆的关系是怎样在他的作品中体现出来的？他又怎样理解德累斯顿这个在二战中被盟军炸弹摧毁的城市？

辛亥百年之际，关于辛亥革命题材图书的出版，自年初至现在，或旧版重出，或引进台湾学者的论述，或新著刊行，不下数十种。抛开一些出版业制造的似有如无的通俗历史绍介，无论重看旧章还是阅读新篇，寻找其间的分歧，重回辛亥年的政治空间，对众多潮流进行判断，绝非简单的"历史癖与考据癖"。

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举办了一个达尔富尔辩论会，邀请著名非洲专家哈茂德·马姆达尼(Mahmood Mamdani)到场，与人权活动家、前克林顿政府外交官约翰·普伦德加斯特（John Prendergast）交锋

都市中的人开始寻找农村生活跟现代生活连结的可能。这也使得我们回到农村，越来越少了很多观念上的拉扯。以农村为主体进行价值再现、文化再现，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面向。

在广东南海本田职工罢工事件中以劳工法律顾问身份参与事件解决全过程的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常凯13日表示，集体劳动关系的调整已成为中国当今劳动关系发展最主要的表现。"如果说在西方工人的集体行动和工会发展趋于衰弱的话，中国则正处于一种发展的过程中。"他认为南海罢工事件的解决带来了重要启示：一是罢工的合法性问题，二是理性对待、法制解决，三是工会应支持工人合理要求。在中国高层不断发出"体面劳动"、"有尊严地活着"等声音之时，发生在五六月份的本田南海职工罢工事件与富士康跳楼事件，再次引发中国当局对劳资纠纷和劳动者集体争议问题的高度重视。常凯认为，南海罢工是中国劳动关系发展过程中一个非常具有标志性的事件。"罢工工人开始是通过媒体知道了我的电话，希望我提供法律帮助。但我比较犹豫，因为在中国介入这种事情的话，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带来麻烦。但我觉得作为一个法律学者，关注和帮助工人解决这种事情是基本职责。所以我说，我可以提供法律帮助，但必须得到书面委托和书面签名。这样，南海罢工工人代表在获得一致意见后，第二天就传来了有所有代表签名的委托书。然后我立即揣了两万块钱，和两名助手直奔机场。"常凯认为，南海罢工事件的解决对当前有几个重要启示：一是罢工在中国的合法性问题。"中国的法律在罢工立法当中处于一种不明确的状态。有人说，在中国罢工是违法的。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中国法律从来没有禁止工人罢工的法律规定。"此外，中国批准的国际公约中，也没有对工人的罢工权有特别的声明和保留，这显示工人罢工在中国并不违法。他强调，将罢工定性为过激行为是不对的，"罢工本身不是过激行为，过激行为是指违反法律的行为，如打砸烧，上街堵交通干道等。"关键解决工人合理要求二是罢工事件的解决。一是政府要理性对待，二是采取法制解决的方式。"政府如何看待罢工？南海区政府开始就有明确的认识，就是罢工事件属于劳资纠纷，解决的办法要让劳资双方通过谈判处理，而政府不用其他力量强制性介入，政府仅仅站在中立立场上协调劳资双方。所以在南海罢工事件中没有动用防暴警察、公安武警等力量介入。这体现了政府对罢工合法性的理解。因为如果罢工是违法的，就不仅仅是谈判的问题了，而是要追究组织罢工或参与罢工人员的问题。""如何进行谈判？企业谈判的诚意就非常重要。以前雇主把重点放在追求利润最大化上，而忽略工人权益和公平。事实上，谁都不愿意罢工，罢工劳资双方的成本都非常高。本田在中国去年利润将近翻番，但工人工资基本没有增长，这是不公正的。罢工的一段时间，广州本田总经理曾庆洪承认，他们一下子就损失了几十个亿。南海罢工最终的结果跟富士康一样，工人工资增加了38%。这给我们的启示是，第一雇主要主动加薪，建立企业人员工资管理制度；其次工会要代表工人与雇主集体谈判、协商；最后是国家提高最低工资。"工会应支持工人合理要求常凯认为，在劳动者集体争议中，工会经常失声、软弱，甚至站在雇主立场上的现象非常不好。"南海罢工事件中，工会的作用非常令人遗憾，工会不仅没有代表工人向雇主提出合理要求，反而与工人发生冲突，这种情况在国际劳工运动史上是罕见的。"他说，工会应该支持工人的合理要求，而这一点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法律障碍。《工会法》规定，工会定位就是"代表工人"。"即便罢工不是工会领导的，罢工以后工会也应站在工人代表的立场上积极促使有关问题的解决。""现在的工会为什么得不到工人的承认？就因为有的工会不代表工人。在目前现有工会体制难以改变的情况下，应要求它能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而不是说必须推翻、重选。"对于南海罢工事件会否引发中国大规模的罢工潮，常凯表示，中国其他企业如果出现罢工问题，绝不仅仅是因为南海出现了罢工，更重要的是这些企业存在引发罢工的原因。"我们要解决引发罢工的矛盾，而不是为了一般的稳定采取回避或压制手段。南海事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决类似事件很好的范例，所引发的一系列思考，所涉及的很多法律问题，恰恰是今后需要解决的。"

对乌克兰的局势的若干猜想

如果有人有意维持一个人们所相信的政治谣言，尽管没有证据支持，它也会散播开来。比如，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的宗教信仰和出生地就被人议论纷纷：奥巴马强调他是基督徒，并且有美国出生证明，但就2010年的民意调查显示，只有46%的民主党支持者相信他是一个基督徒

要下乡成为社会运动的组织工作者，不只是把自己知识分子化而已，还必须把自己有机化。所谓有机化，就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不是服务于某一个社群，某一个阶级，而是为了促进社会整体的进步。...知识分子的有机化与公共化，才能抑制形式民主的弊病，实现更好的有机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