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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研究"编辑同志要我写一篇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陕甘宁边区人民司法工作的 文章。这个题目很大，同时，因战争关系，材料多已散失；因此，我感到很难满足编者的要求和希望。现仅就还能找到的一点材料和自己的记忆，将新民主主义革命 阶段中陕甘宁边区人民司法工作的建立与发展情况，分期地加以概述。一政权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而法律则是政权的重要工具之一。不同的阶级掌握了政权，就把本阶级的意志制定为法律，来保护本阶级的利益。 "任何国家政权都是一定的占有主要生产资料的阶级，或阶级的联盟用暴力来对于其他阶级施行有系统的专政，借以保护这一个或几个阶级的利益，并镇压被统治阶 级的反抗的机关。有了什么样性质的国家政权，才有什么样的宪法和法律系统，才有什么样的法统。被统治的阶级必须用暴力推翻旧的统治阶级的暴力，才能夺取国 家政权。因此，革命的阶级必须废除反革命统治阶级的反革命法统，从新建立自己的革命法统。"①陕甘两省人民因不堪地主军阀的压迫和剥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于一九三四年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创立了自己的武装与政权。从这个时候起，工农政权就废除了反革命阶级的反革命法统，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法 学原理，确立了革命的司法原则。工农政权在初创时期，虽然还没有专门的司法机关，但是，是有司法工作的。当时的司法工作是由工农政府统一执掌的。它的任务，是根据党关 于组织与扩大工农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发展与巩固革命根据地、摧毁封建势力、打倒土豪、分配土地这一总任务，严厉镇压反革命，镇压地主富农的反抗；保护农 民分得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保障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一九三五年党中央到达陕北后，成立了陕北省及陕甘省工农政府，一九三六年中央红军"东渡西征"时，又成立了陕甘宁省工农政府；中央工农 政府成立了西北办事处。这时工农政府建立了司法机构。中央工农政府西北办事处之下设司法部，领导陕北、陕甘、陕甘宁三个省及所属县的司法行政事宜。各省、 县、区工农政府设立裁判部，实行两级两审制，同时，在法律依据方面，除了党中央所颁布的一些决议外，还有中央工农政府在中央苏区所制定的一些单行条例，如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违反劳动法令惩罚条例、惩治反革命条例及司法程序等。至此，革命的司法工作才进一步地开展起来了。 二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吞并中国的侵略战争后，为了实现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抗日，遵照我党中央的决定， 中央工农政府西北办事处撤销，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在抗日战争中，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司法工作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创造，现仅就法院工作概述如下：甲、组织制度（1）法院的设置与演变：中央工农政府西北办事处撤销后，原设的司法部也随着撤销，成立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统一管理边区的审判工作和 司法行政工作。同时，撤销省、县、区裁判部，县设裁判处，延安市建立地方法院。为了便利群众诉讼和加强对县级司法机关的领导，一九四三年春在各分区设立了 边区高等法院分庭；同年，又在各县设立了司法处。除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外，全边区共有三个分庭，二十九个县司法处和一个地方法院。（2）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为了更好地发挥司法工作为政治服务的效能，关于司法机关与同级人民政府的关系问题，明确规定为：各级司法机 关是同级政府的组成部分，在同级政府统一领导下进行工作；同时，并实行了专员兼分庭庭长和县长兼司法处处长制度。关于司法机关人员的产生问题，自一九三八 年起即实行了边区高等法院院长由边区参议会选举的制度；后来，重点县的司法处的裁判员，也实行了由县参议会选举的制度。经由民选产生的司法机关的人员，各 对其原选举单位负责并报告工作。（3）边区各级司法机关的内部组织是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就是集体领导，个人负责。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各分庭庭长和各县司法处处长负 责领导本单位的审判与行政工作。从一九四○年起，各县就设立了裁判委员会，由县长、县委书记和裁判员等人组成，讨论与确定重大案件。这样就能够集思广益， 从组织上保证达到判案正确、量刑适当和贯彻党的政策的目的。（4）为了健全各级司法组织，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时期，对于司法干部的挑选与培养工作，一直也是非常重视的。挑选干部的对象，着重于工农 积极分子。根据一九四一年五月十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对各县司法工作的指示，其条件是：（一）要能够忠实于革命的事业；（二）要能够奉公守法；（三）要能 够分析问题，判别是非；（四）要能够刻苦耐劳，积极负责；（五）要能够看得懂条文及工作报告。这就是说：作为一个司法干部，不仅要具有忠于革命事业的品 质，而且还要具备一定理解能力和文化水平。这些条件，当时一般是作到了的。至于干部培养工作，则着重于举办短期训练班的方式，自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年， 曾先后办过三次司法训练班，训练了近百名工农出身的司法干部。但因工作需要或战争关系，在这里学习的干部，大半未结业即调做其他工作了。延安光复后，又在 延安大学设立司法班。不久西安解放，司法班全体学员由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率领去西安参加接收工作。乙、法院的任务，民、刑政策和法律依据陕甘宁边区法院的任务，是和国民党反动法院的任务根本不同的。国民党反动法院是血腥统治的恐怖工具，它的任务是镇压劳动人民及其先进代 表的活动，保护地主、官僚买办和资产阶级的政权和财权的。而陕甘宁边区各级法院的任务，在抗日战争中，根据"应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保护抗日的人民，调节 各抗日阶层的利益，改良工农的生活和镇压汉奸、反动派为基本出发点"②这一施政方针，则是保护抗战利益，保护边区民主政权与各抗日阶级的合法利益，把裁判 汉奸、反革命当作中心，把保护人民群众当作天职。另外，边区各级法院还负有通过审判工作，进行法纪宣传，教育人民爱护边区人民政权，遵守革命秩序，积极参 加抗日救国事业，借以减少和预防犯罪的任务。根据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三年的统计，三十个初审单位共处理了一万零一百一十二件刑、民案 件，其中属于汉奸和破坏边区犯罪的，占刑事案件的百分之二十六强；属于土地与婚姻纠纷的，占民事案件的百分之六十一点九。这正说明陕甘宁边区政府在抗日战 争时期的司法工作和在完成上述任务中，曾经起了应有的作用，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当时，各级司法机关处理刑民案件的依据，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共中央西北局及陕甘宁边区政府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的实际工作的需要， 而颁布的带有法律性质的纲领、决议、决定、布告、法令、条例和法规，则又都是根据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时期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而制定出来的。（1）对于反革命分子，我们向来就是采取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的。为了镇压与瓦解敌人，发展和壮大自己的力量，"争取多数，反对少 数"，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第七条规定："对于汉奸分子，除绝对坚决不愿改悔者外，不问其过去行为如何，一律实行宽大政策，争取感化转变， 给以政治上与生活上之出路，不得加以杀害、侮辱、强迫自首或强迫其写悔过书。对于一切阴谋破坏边区分子，例如叛徒分子、反共分子等，其处置办法仿此。"在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所提出的"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原则，也是上述政策的体现。这些都是当时司法机关处理反革命案件及其他阴谋破坏 案件的依据。（2）对于人民内部的一般刑事罪犯的惩罚，根据当时社会上的犯罪情况，着重采取了教育改造政策。关于刑期的规定，原来最高刑期为五年，后因事实上的需要，一九四三年经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会会议决议，复经边区参议会常驻会议通过，确定最高刑期为十年。（3）对于土地案件，是遵照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总前提，根据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采取了不同的步骤。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施政纲 领第十条规定，在已经分配土地的区域内，采取保证一切已取得土地的农民之土地权的政策；在土地尚未分配区域内，则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按定额交租交息的 政策。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五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发布的联合布告，一九四四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陕甘宁边区地权条例草案，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公布的陕甘宁边区土地租佃条例草案，一九四三年九月十四日公布的陕甘宁边区土地典当纠纷处理原则及旧债纠纷处理原则等，关于这一 点都有了明确的原则规定。在这一整个时期内，各级司法机关受理的土地案件，都是依据这些条例来处理的。（4）对于劳资纠纷，一九三三年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以及违反劳动法令惩罚条例即明确规定了处理这类案件的原则。陕甘宁边区政 府对于劳资纠纷是根据适当改善工人生活和允许资本主义经济正当发展的政策原则来处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第十二条规定：调节劳资关系，实行十小时工作 制，增强劳动生产率，适当地改善工作生活。（5）陕甘宁边区的婚姻政策，是实行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的一夫一妻制，禁止包办买卖，禁止童养媳。一九三三年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婚姻法，即规定了这个原则。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婚姻暂行条例，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日又根据执行的经验，作了一次修改。（6）关于一般债务案件，根据禁止高利贷和保护正当债务关系的政策，视双方具体情况，予以具体处理。此外，在财政方面，曾有农业税暂行条例、征收公粮暂行办法、货物税暂行条例；在保障生产建设方面，曾有发展畜牧暂行办法、矿业开采管理 暂行条例、煤矿煤质检查暂行办法、国营公营工厂企业中建立工厂与工厂职工代表会议的组织规程等；在保障边区金融方面，曾有破坏金融法令惩罚条例等；在保障 人民自由权利方面，曾有保障人权财产条例等；在司法工作方面，一九三三年中央工农政府曾颁布了司法程序，陕甘宁边区政府时期制定了民刑案件调解条例，监所 保外服役办法及其他重要指示等。这些条例和法规的特点是：（1）有鲜明的阶级性--体现劳动人民的意志，巩固与保护劳动人民的利益；（2）有强烈的革命性 --摧毁旧基础和封建秩序，树立革命秩序；（3）是群众斗争经验的总结--它们是根据群众的经验制定的，又拿到群众中去，指导群众斗争，考验与证实其正确 性。陕甘宁边区的各级人民司法机关，当时就是依据这些政策法令，审判案件，并进行法纪宣传的。这对于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对于改造社会，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保障社会治安，树立新的生活道德，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丙、审判工作的制度（1）审判权由司法机关行使，逮捕人犯只能由司法机关和公安机关行使，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第六条规定："除司法系统及公安机关依法执行 其职务外，任何机关部队团体不得对任何人加以逮捕审问或处罚"。同时，对于司法机关与公安机关逮捕人犯，又从法律上加以严厉控制，即："逮捕人犯应有充分 的证据，依法定手续执行"（一九四二年陕甘宁边区保护人权财产条例第八条）；"司法机关受理民事案件，非抗传或不执行判决及有特殊情形时，不得扣押"（同 上条例第十二条）；"非司法或公安职权的机关、军队、团体或个人拘获现行犯时，须于二十四小时内连同证据送交有检察职权或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接受犯人的检 察或公安机关应于二十四小时内侦讯"（同上条例之八、九两条）。这些规定充分地说明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时期的审判权，是统一由司法机关行使的。（2）审讯案件，反对野蛮的刑讯逼供办法，采取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原则。这个原则，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内也有明文规定，又是区别人民 司法机关与一切反动的司法机关的一个重要标志。认真实行这个原则，不仅是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表现，而且将审判工作置于注重调查研究的科学基础之上，是防 止错判或造成冤案的必要保证。（3）审理案件，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一律采取公开的方式进行，准许群众旁听和发言。这种公开审理案件的原则，体现了人民司法工作的民主 性，它不仅使法院可以对群众进行法纪宣传教育，提高群众的法治认识，培养群众遵守法律的习惯，而且使审判工作置于群众监督之下，有利于审判质量的提高。（4）边区司法机关对于保护诉讼当事人的民主权利也是重视的。当时，由于条件限制，虽未设律师，但法院准许诉讼当事人请其亲属或有法律知识的人，出庭充任辩护人或代理人；人民团体对于所属成员的诉讼，也可以派人出庭帮助辩护或代理进行诉讼。（5）对少数民族，根据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第十七条的规定，实行民族平等的原则，建立少数民族自治区，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的精神，住在边区的少数民族，在进行诉讼时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这是在司法工作上贯彻民族平等原则的具体体现。（6）审判程序的改革。国民党反动法院的审判程序是从控制、压迫与欺骗人民出发的，因而形式机械，手续繁琐，只便利于有钱有势的人。单 就诉讼手续方面来讲，据伪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的项目，就有诉费、状纸费、抄录费等十多种，如果加上其他不公开的或变相的敲诈、勒索、送礼、讲情，如监狱接 见费、卸镣费等，那就难以胜计了。所以，旧社会劳动人民描写伪法院说："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陕甘宁边区各级司法机关诉讼手续完全是以便利人民 诉讼为原则，甚为简便。无论一审或二审机关，受理人民群众的民、刑诉讼，口头申请或书面起诉都有同等效力；当事人要求法院代书呈状或口诉者，即无条件代为 缮写；当时各级司法机关免收一切讼费。 审判程序中的审级设置，也是从便利群众诉讼出发，采取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的两级两审制，即县司法处进行初审，高等法院及其分庭履行终 审。这种两级两审的好处，不仅保障了当事人能行使其上诉权，而且，使法院能及时惩治汉奸、反革命分子及其他破坏分子，同时，又可避免少数当事人，因缠讼不 休，以致造成当事人及社会人力、财力与生产上的损失。在审判监督方面，上级法院除了通过审理上诉案件对下级审判机关进行审判监督外，当时还创立了再审与复核制度。判决死刑的案件，均事先由 初审机关将原卷、材料等件呈报高等法院审核。认为不当或有疑点与遗漏之处，即发下去再审或补报材料；认为事实证据确凿，高等法院经过审判委员会讨论，提出 处刑意见后，转呈边区政府主席核批。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再审与复核制度的建立，是很必要的，这样，在量刑上可以避免畸轻畸重的现象，同时也可以避免或减 少错判。此外，通过派人下去检查工作和召开司法会议的方式进行监督。（7）审判方法和作风。陕甘宁边区政府时期，审判制度建设成就之一，就是树立了群众路线的审判方法和作风。这是人民司法机关区别于旧社 会的法院的一个显著标志。国民党反动法院是刑讯逼供、主观臆断、徇私舞弊、不加调查研究的衙门作风。陕甘宁边区司法机关曾采取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的审判 方法和作风，也就是依靠人民、联系人民、便利人民的群众路线的审判作风。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也是党的一切工作的基本方法，因为"人 民群众是真正伟大的，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我们只有依靠了人民群众，才是不可战胜的"③。所以，当审判工作依靠与联系人民群众来进行时，也就得到 了无穷无尽的力量，不论如何错综复杂的案件或纠纷，也就易于弄清案情和解决。正因为这样，我们不但反对刑讯逼供的审讯方法，同时，还树立了为人民服务、认 真负责和民主的审判作风。（8）审判方式。陕甘宁边区政府时期，司法机关所采取的审判方式也与国民党反动法院的审判方式有原则的不同。国民党反动法院所经常采用 的审判方式是高高在上的"坐大堂问案"的方式；而我们所采用的审判方式，除了一些简易或不必就审的案件实行法庭审判外，经常根据不同的案件，采取群众路线 的审判方式。必须指出，我们的法庭审判也不同于国民党反动法院的法庭审判，举行时不象国民党法庭布置十分森严，使人一见生畏，在保持法庭严肃的原则下，由 裁判员采取谈话的方式进行审讯。当时所采用的群众路线的审判方式有下列几种：（一）就地审讯：这是初审机关走出法庭，携卷下乡，联系群众，处理案件，并通过具体案件的处理，进行政策法令宣传，教育群众，借以减少 纠纷，增强群众团结和促进生产的一种好方式。就地审判案件并不是案案就审，而是有计划地选择有教育意义的案件，或是比较复杂的案件，或是一般案件而当事人 思想阻力较大者，或是带有普遍性并有发展局势的案件，才实行就地审判的。未出发前，必须研究案情和案件发生的社会原因以及对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危害或影响程 度，做到心中有数。这种审判方式的基本特点是深入农村，调查研究，不拘形式就地审判，在群众参加之下，解决问题。从调查到审讯都是密切联系群众进行的。因 此，结案迅速正确。凡属调解范围的案件，就在裁判员掌握下或交由群众调解结案；凡不能调解或调解不成的案件，就把调查研究的情况放在群众中进行酝酿，是非 曲直摆在明处，取得多数人思想认识一致后，再行判决。这样，既合原则，又易于为群众所接受。同时，由于从调查到审讯和宣判整个过程都是联系群众进行的，所 以，这种就地审判对于提高群众的法律认识和守法精神曾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当时这种审判方式很为群众欢迎，也是初审机关常采取的一种方式。（二）巡回审判：这是陕甘宁边区政府时期高等法院及其分庭为了便利人民诉讼或因案情复杂，将案件带到当地，深入对证，进行处理的一种审 判方式。这种审判方式不仅使案件（特别是少数缠讼不休的案件）可以得到迅速正确的处理，而且通过处理案件，可以检查下级司法机关的工作，帮助建立制度，总 结经验，提高思想，改进工作。我在陇东任专员兼分庭庭长时期，每年都有计划地带上案件深入农村，就地处理。在处理过程中，结合中心工作，帮助农民生产，深 入调查，给下级司法机关解决疑难问题，在群众中进行法纪宣传。如华池县张柏和封胖的婚姻纠纷，起先县司法处以抢亲判决张柏和封胖解除婚姻关系，引起群众不 满。经我们深入访问，把案情弄清楚，最后在群众大会上公开进行改判，对封彦贵将一女数卖的违法行为给以处分；对张金才半夜抢人，给以法律制裁；对封胖和张 柏基于恋爱而自愿结婚，予以保护。这样判决，惩罚了违法行为，打击了封建包办买卖婚姻，保护了正确的婚姻关系，从而提高了干部，教育了群众，获得了群众的 拥护与好评（张柏和封胖案就是刘巧儿告状一剧中男女主角的真姓名）。又如苏发云兄弟三人因曲子县司法处的错误认定谋财杀人一案，将人押了一年之久，没有解 决。原来该县司法处发现苏发云家中炕上、地下及斧头上都有血迹，便认为苏等杀人是事实。经我们多次深入当地调查后，证明苏发云家离杀人现场有二十多里远， 如果是在苏家杀死的，以时间计算不可能移送到现场这样远；其次苏发云与被害人孙某同行及以后分路都有人证明；此外，并查明苏家炕上的血是产妇生孩的血，地 下的血是苏家有人害伤寒时流出的鼻血，斧头上的血是杀羊时糊的血；而孙某的被害，查明是一拐骗犯杜老五所进行的。事实弄清楚后，在群众大会上宣布苏发云兄 弟三人无罪释放。群众说："这个案子如放在旧社会的官僚衙门，高高在上，原先有那么多的证据，早已枪毙了。只有人民的司法机关的负责人，才深入调查，不冤 枉好人，判的非常正确。"再如一九四六年秋天，我和延安县司法处审判员赵志清同志到盘龙区处理杨兆云缠讼数年不休的案子。此案经当地政府和有关机关处理， 一直未解决，区乡干部提起杨兆云都有愤懑之言，县上干部一提他也是摇头没办法。我们到延安县司法处由赵志清同志介绍了案情，经过分析，认定：杨本人缠讼胡 闹固然属实，但当时区乡干部处理杨的问题也有错误的地方。如不首先纠正区乡干部的错误，而只强调杨的不对，杨是不会悦服的。杨所告的内容有三：一是别人侵 占了他的土地；二是贼偷了他的东西；三是区乡干部偷打了他的麦子，强迫他多交了公粮。根据所告，我们先到区政府召集了干部会，了解了杨抗粮不交的经过。那 年杨欠公粮一石多未交，有麦垛一个，乡干部催交数次，杨既不打麦，也不交粮，引起乡干部不满，报告区上说杨抗交公粮，影响公粮入仓，请批准强令杨打麦交 粮，如杨不打，就叫民兵去打，打了先交公粮。因区上对杨也有成见，认为他是个顽固分子，便同意了乡上的意见。但杨见乡上态度不好，怕出问题，就叫他儿子背 了二斗麦送到仓库，打了收粮证。而乡上干部得到区上批准后，也未再调查，即贸然派民兵将杨麦垛拆开，打了一石多交了公粮，尚欠几升；但是加上杨的儿子所交 的二斗麦，又长交了一斗多。杨以此控告，理由是：头一天他还交了二斗麦，为什么说他抗粮不交？欠粮少，为什么还多拿他的麦？民兵强打民粮，是否违法？根据 这些情况，我们又到青花砭区政府召集干部会，批评了区乡干部不深入调查的官僚主义作风，批准强打杨的麦是违犯政策的行为，应主动向杨道歉；多交公粮应如数 退还；杨的生活有困难可以给以适当照顾（杨系军属）。这个问题处理后，再到当地处理杨兆云所告的侵占土地的问题。首先，我们用帮助农民生产的方式进行了调 查，并亲到争执的地界处与农民共同研究了历来土地纠纷的情况。这样，很快地掌握了案情，证明别人未侵占他的土地，相反，他倒有霸占别人土地的行为。于是， 我们就利用晚间召开群众会议，叫杨本人到场，进行处理。会上，群众揭露与批评了杨兆云屡次侵占别人土地的事实，至于别人偷他的东西，毫无事实根据，全系捏 造。这时，杨再无法抵赖，只得低头认错，接受了政府和群众的批评。这样，一个缠讼数年的案件，在依靠群众力量下获得彻底的处理；区乡干部也从本案处理过程 中提高了政策思想，改进了工作作风；广大群众也受到了一次生动的法纪教育。同时也教育了几年缠讼不休的杨兆云，他满意地说："大家心平气和，尊敬我，又批 评了区乡干部，指出了我的错误，我再没啥说，只有服从"。（三）公审制：公审这一审判方式远在土地革命时期就已创用。它是镇压反革命活动，对敌对阶级的反抗行为作斗争和提高群众阶级觉悟的有效 方式。凡是富有社会教育意义的重大案件，都是采用这一方式进行审判的。当时采用的方式有三种：一是群众公审会；二是宣判大会；三是代表公审会。不管那一 种，都是有领导的进行的，经过组织与准备工作才召开的。如光复延安后，延安市地方法院审判罪大恶极的投敌分子毕光斗、张永泰等罪犯，就是采取群众公审会的 形式进行的。首先，调查收集罪证，召开群众代表的小型座谈会，进一步对证事实，并提出科刑意见，再交群众讨论，最后由审判委员会确定处刑，召开群众公审大 会判决。这样，上下意见一致，因而秩序很好，效果也大。再如西安解放后，西安市人民法院审判贾子光、陈元喜等土匪案件，就是采取代表公审会的方式进行的。 当时因西安初解放，社会秩序尚未安定。在此种情况下，采取代表公审会的方式，便于法院组织领导，也起了镇压匪特，安定社会秩序和扩大宣传政策法令的作用。 总之，公审方式对于推动运动和教育群众都曾收到很大效果。所以，解放后，在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运动中，各地仍然广泛地加以采用。（四）人民陪审制度：人民陪审制度是审判工作民主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实行人民陪审，不仅可以吸引群众参加国家管理，提高人民群众的主人 翁思想和政治责任感，而且，可以使审判工作置于人民群众监督之下，不断提高质量，以防止错判。因此，人民陪审制度，在人民民主法制建设初期，就受到重视。 当时人民陪审制的形式有三种：一是由审判机关邀请；二是由团体选举陪审员；三是由机关、部队、团体选派代表出席陪审。在抗日战争时期，主要是采用了机关、 部队、团体选派代表出席陪审的办法。如处理工人违反劳动纪律案件，即请工会选派代表和工人出席陪审；处理婚姻案件，即请妇联选派代表出席陪审；处理农民间 的案件，则请农会选派代表出席陪审等。通过陪审员参加审理案件，能够协助搜集证据，搞清案情，事实摆在明处，进行说理说法，使当事人无法狡辩，心悦诚服。 因而，对于法院迅速正确结案以及扩大政策法令的宣传都曾起了很大作用。（五）调解工作：陕甘宁边区政府时期，曾经大力地组织和发展了调解工作。但我们的调解工作是和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的所谓调解工作有着根 本的不同。在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时代，他们虽然也调解案件，但这正是土豪劣绅包揽词讼、吃钱卖法的机会和欺压劳动人民的圈套。他们对杀人的案件可以调解； 对虐待和杀伤妇女、儿童的案件，也可以调解。有钱的人犯了罪，只要花上些钱，就可以逍遥法外。而我们的调解工作，是增强人民内部互相团结、便利生产、教育 人民爱国守法、减少讼争的有效方法，也是实现司法群众化的重要标志。并且它只限于一般民事纠纷和轻微刑事案件，而对社会危害性较大的刑事案件，是不能调解 的。我们远在工农政权时期，就开始了调解工作；在抗日战争时期，更加重视。一九四三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了关于普及调解工作的指示；同年， 边区高等法院也发布了实行调解办法、改进司法工作作风、减少人民诉讼的指示。从此，调解工作普遍展开，收到巨大效果。当时调解工作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审 判机关用调解方式进行处理案件；一种是民间调解。从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四年全边区审判机关所处理的民刑案件中，因调解而结案的百分比的逐年上升，就可以看 出调解工作的发展情形。一九四二年民事案件中，调解结案的占百分之十八弱，一九四三年上升到百分之四十，一九四四年达到百分之四十八；在轻微刑事案件方 面，一九四二年调解结案的是百分之零点四；一九四三年上升到百分之五点六；一九四四年达到百分之十二。另外，在民间调解工作方面，还出现了调解模范村、乡 和模范人物。如子洲县的杜良佐、绥德县的郭维德、淳化的房殿有、鄜县的吴殿富、定边的白玉堂等。这些调解模范的共同特点是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熟悉群众生 活；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公正无私，热爱群众。由于调解工作的开展，农村和睦了，生产加强了。但当时调解工作中也曾发生过"民事均得进行调解"、"调解 为主、审判为辅"、"调解是诉讼的必经程序"以及由此产生的强迫调解等错误。但这些错误，很快就得到了纠正。根据这种经验，以后确定了调解工作的三项原 则：即1.调解必须双方自愿，不能有任何强迫；2.调解必须遵守政府政策法令，照顾进步风俗习惯；3.调解不是诉讼的必经程序。这样，才使调解工作走上了 健康发展的道路。 三 抗日战争结束后，全国人民因经历了多年战争，要求和平，恢复战争创伤；要求实现民族的独立和政治的民主；农民要求得到土地。但是，代表 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反动派不顾全国人民的和平民主团结的要求，又发动了反人民的内战。为了实现和平、民主、独立，陕甘宁边区人民和全国人民在一 起，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从一九四七年起至一九四九年进行了人民解放战争。在这一时期内，人民司法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从司法方面以全副力量保障革命战争的胜 利，其具体活动是：（1）部分敌占区的司法机关干部参加战勤或直接参加军队工作；（2）自一九四七年党的土地政策转向彻底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 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以后，司法机关即根据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三日全国土地会议所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关于在老 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以及同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三三年两个文件的决定（怎样分析阶级、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 组织人民法庭，审判破坏土地改革的罪犯；（3）在恢复区和新解放区，配合公安机关，根据"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方针，处理敌伪分子、暗 藏的特务破坏分子及土匪流氓等；（4）恢复与建立健全机构及必要制度，加强对犯人的管理，实行"法官下乡，就地审判"，处理民刑案件；（5）随着西北全区 的解放，打碎国民党反动法院，向西北各省输送大批的人民司法干部，迅速普遍地建立西北各级司法机构。通过以上活动，人民司法工作在保障革命战争的胜利，推动与促进土地改革的顺利完成，保护生产建设和安定社会秩序等方面，都起了重大的作用。 四 人民解放战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终于在一九四九年取得了全国范围的胜利，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集中表现者 --国民党的反革命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对于过去陕甘宁边区和其他各解放区的人民司法工作的一些成就和创造，进一步加以总结提高，逐 步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成为我国人民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建国以来，在中央和西北各级党政的领导下，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西北人民 司法工作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除了在自己日常审判工作中，对于盗窃国有、公有财产和破坏工农业生产的罪犯进行坚决斗争、促进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外，它并集 中主要力量，以人民法庭的形式，配合为扫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残余势力而进行的各项民主改革运动，及时处理了案件，保障与推动了各项民主改 革任务的完成。并且，在完成这些任务中建立与健全了各级司法机构和各项制度。陕甘宁边区人民司法工作的建立与发展过程表明，我国人民的司法工作，一开始就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建立的；并且陕甘宁边区的人民 司法工作是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建立与发展起来的；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对于司法工作的各项原则问题也都曾经及时地做出了明确具体的指 示。例如一九四四年一月六日林伯渠主席在边区政府委员会关于边区政府一年工作总结报告中，就曾提出了改善司法工作的方针，批判了某些人的旧法残余影响。林 主席当时指出："一方面要彻底纠正被侵入的坏作风，又一方面要发扬新的创造，使司法工作完全符合于保卫抗战利益，保卫边区民主政权与人民权益的需要。司法 机关的法律根据，必须是边区施政纲领及边区政府颁布的各种现行政策法令。司法机关审判案件时，须切实照顾边区人民的实际生活，切实调查研究案情的具体情 况，分别其是非轻重。审判人员须具备充分的群众观点与对敌观点，把制裁汉奸、反革命当作中心，把保护群众当作天职。"这个指示，是边区司法工作长期遵循的 方针。虽然陕甘宁边区的司法工作是根据党的正确路线建设起来的，但旧法思想也曾侵蚀了某些人的思想。这些人崇拜国民党的伪六法，曾经使边区司 法建设工作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为了纠正这种错误思想，党中央于一九四九年二月发布了"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严肃 地批判了上述错误观点，又一次指示了人民司法工作的阶级任务。指示第五项指出："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下，国民党的六法全书 应该废除。人民的司法工作，不能再以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为依据，而应该以人民的新的法律作依据。......在人民的法律还不完备的情况下，司法机关的办事原则，应 该是：有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规定者，从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之规定；无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规定者，从新民主主义的政策。同 时，司法机关应该经常以蔑视和批判六法全书及国民党其他一切反动的法律法令的精神，以蔑视和批判欧美日本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反人民法律、法令的精神，以学习 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国家观、法律观及新民主主义的政策、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的办法，来教育和改造司法干部。只有这样做......才能彻底 粉碎那些学过旧法律而食古不化的人的错误的和有害的思想，使他们丢下旧包袱，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重新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我们的政策、纲领、 命令、条例、决议学起，把自己改造成为新民主主义政权下的人民的司法干部。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为人民服务，才能与我们的革命司法干部和衷共济，消除所谓 新旧司法干部不团结和旧司法人员炫耀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和自高自大的恶劣现象。"这些，本是党中央早已肯定了的方针，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更加明确具体地提出 来，对司法建设有其更重大的作用。这一指示已成为人民司法建设的重要文献。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都已公布，我们人民司法工作者应该根据宪法和法院组织法的规定，进一步健全和运用人民民主法 制，继续坚决地和一切反革命分子及其他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为更加巩固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保障宪法和一切法律的顺利实施，保障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 会主义改造事业的顺利进行而斗争。                              　　　　　　　　　　　　　1954年12月1日① 引自一九四九年新华社信箱《关于废除伪法统》。②《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1952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七一五页。③ 刘少奇：《论党》一九五一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五八页。 －－1944年3月13日《解放日报》评论：马锡伍同志的审判方式马锡伍同志的审判方式一月六日林主席在《边区政府一年工作总结》报告"关于改善司法工作"中曾经说到："提倡马锡伍同志的审判方式，以便教育群众。"什么是马锡伍同志的审判方式呢？这里有几个具体的判例：华 池县温台区四乡封家园子居民封彦贵，有女儿名叫捧儿，民国十七年许与张金才次子张柏儿为妻，尚未过门。三一年五月，封彦贵见女儿既已 长大，而现时聘礼又复大增，遂企图赖婚。一面教唆捧儿以"婚姻自主"为借口要求与张家解除婚约，一面却以法币二千四百元，硬币四十八元暗中许与城壕川南源 张宪芝之子为妻。被张金才得悉告发，经华池县府判决撤销后一次之婚约。三二年二月，捧儿赴赵家坬子钟聚宝家吃喜酒，遇张柏儿亦到，由第三人介绍，虽未当面 谈话，捧儿已表示愿与结婚。但同年三月，封彦贵复以法币八千元，硬币二十元，哔叽四匹另许庆阳新堡区朱寿昌为妻。张金才得悉后，即纠集张金贵等二十人，携 棍棒为武器，于三月十三日深夜闯入封彦贵家，封姓惊恐四散，遂将捧儿抢回成婚。封彦贵控告到县，经判决：张金才徒刑六个月，张柏儿封捧儿婚姻无效。当时封 张两造都不同意，附近群众亦感不满。适值马锡伍同志赴华池巡视工作，经上诉前来。受理后，首先详询当地区乡干部，了解了实际情况；其次又问了附近许多群 众，了解了一般舆论趋向；下来就派平日与封捧儿接近的人去与谈话，再亲自切实征求她的意见，了解了她是不愿与朱姓结婚，她说："死也要与张柏儿结婚的"。 全部真相既明，于是协同华池县上同志举行群众性的公开审理，将与此案有关的人一并集合起来，审明：封姓屡卖女儿；张姓以张金才为首，张金贵为次，纠众抢亲 属实。以后复征询封捧儿对婚事意见，与前无异。最后征询到场群众对全案意见，一致认为："封姓屡卖女儿，捣乱咱政府婚姻法，应受处罚。张家黑夜抢亲，既伤 风化，并碍治安，使四邻害怕，以为盗贼临门，也应处罚，否则，以后大家仿效起来，还成什么世界"。群众特别关心的，就是张柏儿、封捧儿两人的婚姻问题，认 为一对少年夫妇，没有问题，不能给拆散。至此，一切都弄明白了，于是判决：张柏儿与封捧儿双方同意结婚，按婚姻自主原则，其婚姻准予有效；但不论新式旧 式，均应采取合法手续，黑夜纠众实行抢亲，对地方治安及社会秩序妨碍极大，因之科处张金才、张金贵等以徒刑，其他附和者给以严厉之批评；封彦贵以女儿为货 物，反复出卖，科苦役以示儆戒。群众听到这一判决后，十分高兴，认为入情入理，非常恰当。各当事人听到这一判决后，受罚者也表示自己罪有应得，胜利者（如 张柏儿、封捧儿）更是皆大喜欢。尤其重要的，是因此用最生动的实例当场教育了群众，教育了工作人员。这是一件婚姻纠纷案。合 水县五区六乡王家庄王治宽，父亲时买得高姓之地一块，计四段五亩，约据上写明东南北三面俱靠王统一家的地，西面为庄窑。王治宽企图霸 占王统一家的一亩打粮土地地基，遂故意歪曲方向，把南面说成西面，因此发生土地纠纷，当时区乡干部及四邻群众出面调解，认王治宽为无理。王治宽不服，告到 合水县府，县司法处只凭呈状所说，未往实地调查，致将土地判归王治宽所有。王统一不服，上诉分庭，双方辩论，各有各的道理。马锡伍同志即派石推事赴当地实 际调查，石推事在马锡伍同志的审判精神之下，就协同县、区、乡许多干部及约据上所写有关房亲与证明人，四邻居住的老年人等共二十余人（出卖人已经不在）， 一面展开约据，对照方向仔细丈量段数亩数，同时征询老年人及四邻意见，一点一滴加以研究。这时群众首先发言，干部接着发言，王治宽理屈词穷，遂出面承认自 己的占地错误，自请处分，于是群众都哈哈大笑起来。结果经解释说服，土地仍归王统一，双方互请吃了饭，王治宽并给王统一装了烟（农民敬人土俗），取和了 事。一般群众一致欢呼："真是清官断案。"合水县五区六乡丑家岘子丑怀荣拥有丑家梁山地；同区二乡丁家北堡子丁万福拥有川子河及附近山 地。原来地广人稀，大家对土地都不很重视， 八路军到来实行生产自给后，才注意起土地来。丁、丑双方都企图扩大土地面积，于是丁姓从川子河上向北发展，丑姓从丑家梁山上向南发展，双方接触，发生冲 突。民国二十七年涉讼至宁县政府（友区政权），丑怀荣借助于该县保安队长（侄女婿）之势，得县府发给补契承业执照一纸，不仅把丑家梁山地，而且把丁万福老 业川子河及附近山地二百四十多亩完全断给。丁姓不服，上诉平凉高等法院（友区政权），并于当地杀猪请客，以金钱笼络得力士绅及法院官吏，结果不仅收回川子 河及附近山地，而且连丑家梁丑姓土地与坟墓一并归其所有。群众纷纷议论："贪赃枉法，徇情舞弊，两家都无理，谁有面子能抵事，谁有金钱能抵事。"二十九 年，我合水政权建立，丑姓又告诉前来。当时因百废待举，无暇详为研究，暂仍原状。去年经马锡伍同志指派分庭石推事前往就地勘查，当经会同合水县人员至当地 召集了四邻七、八人，公正士绅与老年人四人，一个个慢慢的谈，两天后才将以上情况谈清。第三天，召集群众及干部廿余人，勘验地形一天。然后先与干部讨论， 再征求一般群众及公正人士之意见。最后即以石推事与区长为首，另外再在下面干部及积极群众中组织了一批人，正式分头出面进行调解。揣测双方心理，将川子河 及附近山地判归丁姓，丑家梁山地判归丑姓。双方都乐意接受了调解，并同意了这一判决。于是划了疆界，订了息讼契据，数年争论未决的土地纠纷，遂于四天内彻 底解决。当事人与一般群众都说："政府处理案件，真正适合人心。"这是两件土地纠纷案。这就是马锡伍同志的审判方式。第 一，他是深入调查的：以前举婚姻案来说，他不象华池县初判那样，不调查不研究，片面地认为张金才抢婚不当，于是一切都无理，不征询婚 姻当事人意见，不追究封彦贵以女儿为财物反复高价出售之错误；以前举第一件土地纠纷案来说，他也不象合水县初判那样，不调查不研究，轻信呈状，草率判决， 使狡黠者反获胜利。因此，他就能抓住案件关键，就能从本质上，而不是从现象上解决问题。他真正做到了林主席报告内所说的："切实照顾边区人民的实际生活， 切实调查研究案情的具体情况，分别其是非轻重。"我们今天的司法工作主要依靠初审，但现有负责初审的干部一般能力较弱，阅历较差，要克服这一缺点，就必须 使司法干部多下乡锻炼，多联系群众。关起门来把玩旧型法律教条，是无补于事的。第二，他是在坚持原则、坚决执行政府政策法令、又照顾群众 生活习惯及维护其基本利益的前提下，合理调解的，是善于经过群众中有威信的人 物进行解释说服工作的。是为群众、又依靠群众的。马锡伍同志说："真正群众的意见比法律还厉害（所谓'三个农民老，顶一个地方官'）"。这在前举三个判例 中都表现得很明白。因此，他就能抓住所有人心，就能在当事人的内心，而不是表面上解决问题。他真正做到了林主席报告内所说的："依双方自愿为原则的民间调 解。"第三，他的诉讼手续是简单轻便的，审判方法是座谈式而不是坐堂式的。不敷衍，不拖延，早晨，晚上，山头，河边，群众随时随地都可要 求拉 话，审理案件。华池婚姻案，最初就是封捧儿在路上碰到马锡伍同志，拉住他，在一棵树下告的状。而马锡伍同志自己，每年总要往各县巡视工作数次，在巡视过程 中，必严密检视监狱，查问犯人，遇有可以改造者，即令交保释放，以便增加我边区劳动力，增强生产。因此，他是真正"民间"的，而不是"衙门"的，真正替人 民服务，而不是替人民制造麻烦的。一句话：马锡伍同志的审判方式--这就是充分的群众观点。这就是马锡伍同志之所以被广大群众称为"马青天"的主要原因。

纪念谭其骧诞辰一百周年

《环球时报》记者王文在伊朗访问期间做的笔记

长诗（选章）

本名"工人阶级"；假名"社会主义中国的领导阶级"；经济学定义"低收入阶层"；洋名"蓝领"；别名"体力劳动者"；昵称"弱势群体"；外号"蚁族"；社会 学定义"生存性生活者"；政治学定义"社会不稳定因素"；经常性称呼"失业者"；政府给的名字"下岗工人"；民政定义"低保户"；真名"穷人"。--引自 网上佚名微博 首先需要交代，本人对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并没有专门的研究，所能贡献给各位的，仅仅是一些个人零星的观察和不成熟的思考，这些肯定都不在学术研究之列，唯一的希望是它们能成为学术研究的资料。本人把它们放入沿时间-历史的叙述之中。 中国人讲究"名正言顺"，因此，究名实往往是第一步的工作。本文要讨论的 "工人阶级"究竟说的是谁，是马克思意义上的近代产业工人么？应当说，也是但也不全是。在社会人文领域，任何概念的边界都该相对模糊、相对开放才好，因为 它们所对应的现实本来如此。我读中共早期文件时，发现他们面对"工人阶级"这个中国革命要仰仗的力量时，也是闪烁不定。一方面是他们要大力发展的、能与欧 洲工人运动接轨的"铁路工会""冶金工会""海员工会"。另一方面是从悠悠历史中走来的、工不工农不农的"手工业工人"。前者虽然条条达标，但规模可怜 --中国当时的海轮就没几艘，海员工会又能凑多少人？后者按马克思主义的定义虽然缺斤短两，但毕竟人多势众。当代的"工人阶级"会让人产生类似的纠结 [1]。例如农民工，农闲在城里，农忙回乡下，今天盖楼，明天看门，后天流浪，对于相对稳定的概念，实在太游移不定了。所以，在很多年很多人的心目中，他 们算不算"工人"是成问题的。最近中国的"左派"陷于分裂，其中一派特别激进的就认为，"工人阶级"不应是现代大企业中、具有城市身份的工人，而应是在城 乡间频繁流动的"农民工"，或"流民"，甚或"流氓无产者"[2]。他们虽不一定明说，但确有这样一个意思：工人阶级是毛时代的贵族阶级，如今破落了，只 好到公园里唱"红歌"，把头埋进往日的回忆。这样的观点虽不可取，倒也不无道理。因此，在讨论"中国当代的工人阶级"时，需要有道墙，只是墙别太高了，以方便腿儿长的进进出出。 一、 中国古代的商业经济相对发达，有些产业具有相当的规模。例如盐业，就可以说 是个支柱产业，盐政则是社会管理的重要部分。距今2000年前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以及会议论文集《盐铁论》成为后来两千年中华帝国统治的一块理 论基石。到了中华帝国末期的200多年前（1887年），一名叫弗吉尔·哈特的美国人造访了有着两千年盐业史的自贡，他在在自己的日记中慨叹，全世界哪儿 能找到年代如此久远、规模如此宏大的企业。据同时期一位县太爷的观察，在盐场运水的挑夫就数以万计。不过，有点不幸，关于这些工场的工人生活以及阶级关系 包括劳资关系等等，就笔者有限的阅读而言，历代似乎并未留下太多的记录。我们都知道，古代中国文人的书写工具是毛笔、墨和研磨的砚台。产自端州悬崖峭壁的 端砚最为文人所宝爱。一千多年前的著名诗人李贺曾用瑰丽的诗句赞美制砚工人巧夺天工，说他们"磨刀踏天割紫云"。有趣的是，到了把工人阶级奉为"第一阶级 的"、并不惮气力搜罗劳动者史料的毛时代，这句诗被唐代诗集的编纂者当做诗人同情和热爱劳动人民的有力证据。毛时代以后的几十年里，中国经济史的研究相当 繁荣，不过经济史中工人阶级状况却不在聚光灯下。吸引学者尤其是大众兴趣的，还是资本家阶级的"徽商""晋商"之流，即这个时代人人都想成为的那类人的鼻 祖。 西方资本主义从十九世纪开始向中国的扩张，不但造就了中国革命，也早就了近 代产业工人阶级。近代产业工人阶级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很有意思。在中国革命的初期，"工人阶级"基本上就像苏联飞机撒下的一张传单，中国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 拿着传单上的画像按图索骥，寻找据说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工人阶级"。这个阶级中国确实有，但由于规模太小，在中国近代的大舞台上基本上属于那种没 两句台词的演员。就拿中国经济比较繁荣的所谓"民国黄金十年"[3]中间的1933年为例吧，那年的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是249.55亿元，其中属于传统农 业和手工业的产值占了87.7%，剩下的区区12.3%才归现代工业[4]，能容纳多少工人阶级呢？但既然中国革命选定了苏俄道路，既然苏俄道路上的"工 人阶级"一马当先走在头里，中国革命也只好将工人阶级奉为领导阶级。中共早期的骨干或实干人物如毛泽东、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等人于是跑铁路的跑铁路， 下煤矿的下煤矿，又是组织工会，又是发动罢工。在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中，他们领导上海工人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与北伐军里应外合，解放了这座远东最大、也 是工业化程度最高的都市之一。但在随后的"四一二政变"中，蒋介石的部队轻易解除了工人的武装，还砍了许多共产党员的脑袋，结果是中共的第一次重大挫败。 挫败之后，一些中共领袖紧紧攥着那张俄国传单不放，对工业化的城市恋恋不舍，继续在大城市里开会、串联，撒传单，贴标语，组织罢工，发动起义，以及--东 躲西藏。而另一些中共领袖如毛泽东等则转变了思路，虽然他们嘴上须臾不离"工人阶级"，但他们的脚却走向了广阔无际的农村，把农民当成中国革命的主要力 量。至于苏联或共产国际，他们似乎把中共的失败归因与文弱的书生而非工人的领导，于是指定一位工人当一把手。这个一把手没当多久就被捕了，被捕没多久叛变 了，叛变没多久就枪毙了。中共中央在上海实在无法立足，不久也转移到了农村革命根据地，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实事求是地说，中国革命的社会基础或 主要依靠的力量并非工人阶级，尽管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中一直名列前茅[5]。 虽然中国革命的成功靠的不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真正壮大却靠的是中国革命 的成功。这个革命结束了晚清以来中国实际上的分裂局面，启动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大大扩展了整个工人阶级的规模[6]。作为现代化核心内容的工业化的主体， 工人阶级在社会生活中地位显赫。显赫的地位落实在以下方面。第一，在物质利益上，国营（全民）企业职工享受了和官僚群体差不多的保障，也就是说，工厂不会 倒闭，工人不会失业，看病有本，理发有票，恨不得几月份怀孩子都等着厂里下指标[7]。虽然名义上"工农"像连体婴似的形影不离，农民就享受不到这些-- 原因不光是这些大家年喋喋不休的"城乡二元体制"[8]。第二，在生产关系中，工人和管理者收入上的差距不能说没有，但跟今天一比，几乎就是没有。而且， 由于企业的国家或集体所有制，职工和管理者之间并不存在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都是给国家干"的感觉缩短了二者在等级制中的距离[9]。第三，我曾在中国 的文化馆系统做过一点点调查，他们在五六十年代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向工人普及文化艺术，经常组织中国最优秀的艺术家辅导工人中的文艺爱好者。我们可以想 象，当一个工人哼着《卡门》中的咏叹调换工作服时，他对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我的印象中，那个年代会玩乐器的青年工人为数不 少。第四，对于亲属子女，工人的身份在入团、入党、升学、就业等人生重要关口，都意味着更多的机会。例如入伍这个毛时代社会流动的黄金渠道，"出身不好" 的子女是进不去的。军工及高科技保密企业也只招募"政治上可靠"的人群包括工人阶级的子女。教育政策上也是像向工农倾斜[10]。最后，符号上，毛时代可 谓钩以工人，凿以工人，标语、口号、报刊、党章、小说、诗歌、音乐、绘画、雕塑、银幕等等，都给予工人阶级最高的礼遇。符号上的最高礼遇，肯定是可以兑换 其他实际好处的。不过有个兑换率，肯定是以多换少。举个例子，那个年代的女子嫁人--我一直把女性的择偶标准看做社会实际价值观的最便捷指标--工人并不 是首选，而是排在大学生、军人、干部之后。今天很多左翼青年看了毛时代报刊，听了毛时代的歌曲，便天真地以为那个时代工人阶级的地位真的那么高。我常对这 些年轻人说：真的比现在高，但真的不如你们想得那么高。 毛时代是国家主义型社会主义，党国一体。这种体制的长处是好起来无微不至 --坏起来也是无孔不入。在这样的体制中，各个阶层和人群都无法形成自为的独立政治力量。人群只有在面临危难时才会想到抱团行动，而毛时代的工人阶级实在 看不出他们有结社集会示威游行的必要，他们的生活被国家照看得不能再好了。文革中有一个著名的口号是"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11]，听着很唬人，好像 国家大事真由他们说了算。其实在毛时代，除了官僚阶级，文革前的旧官僚也好，文革中的新官僚也罢，中国没有任何别的阶级是领导阶级。 二、 后毛时代，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当代"，在其最初岁月里，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 是相当不错的，企业发奖金是很普遍的事情。他们的心情也比较轻松，改革所释放的自由，他们尝到了甜头，苦味还要等等。我五年前曾创作过一部表现主义戏剧 《我们走在大路上》，描画了改革开放三十年里各类人群命运的起伏升沉。其中一位青年工人，走在五线谱一样的大路上，有这样一段独白： 三接头倍儿亮毛哔叽倍儿垂 奖金倍儿高 路子倍儿对 电大下课 约女友去参加一内部舞会 据说一关灯整个一慕尼黑！[12] 当时的改革在"增量"上做文章，即让一些人更富而不是让任何人更穷，让一些 人上去而不是让任何人下去。但社会关系也是相对的，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相对于迅速蹿升的知识阶级则在下跌，但跌幅远远小于文革期间的中国第一阶级即军人及 其子弟[13]。我1980年代中结婚，妻子在企业工作，她的收入是我在社科院收入的差不多一倍，她曾笑问我，作为一个东方男人是否感觉不适。我真的没感 到任何不适，因为作为一个小知识分子，我的经济地位虽是她的一半，社会地位很可能是她的一倍。而当时的价值汇率，一斤后者肯定折合一斤多前者。当时挣钱最 多的，多是被人看不起的个体户即最初的民间资产阶级--很多人不分青红皂白也不嫌说话啰嗦，管他们叫"大狱里放出来的"。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排行榜上， "科学"[14]这时成了"第一生产力"，据说是因为马克思说过这话--马克思好就好在他什么都说过。知识分子升格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5]。知识 分子对这次提升又满意又不满意：共产党的好意他们当然明白，但"工人阶级"的"前进帽"[16]谁还稀罕戴呢？总之，他们是觉得，把自己搁工人阶级里面， 太让工人阶级占便宜了。 到了1980年代末，部分工人开始尝到改革的苦涩。纺织行业最先沦为"夕阳 产业"，大面积经历了关停并转。我在袜厂工作了二十年、将将四十岁的大姐也在"下岗"之列。关于她的下岗，我当日的一些观感还记忆犹新。第一，她没怎么抱 怨，因为很快就被亲戚介绍给从前的徒弟，在人家开的一个私人小公司里做雇员[17]，收入比原来要多；第二，成为亲戚的徒弟的下属，这在她多少有点社会地 位上的难堪，虽然没说出来，但可以感觉到。最早的下岗工人有相当比例不愿到私营部门再就业[18]，想必与毛时代的企业职工身份以及自尊感有一定关系。第 三，我们家人，具体说也就是我和父亲这两位知识分子，当时虽然都为她的下岗感到难过，但同时又觉得这是中国改革需要付出的正当代价。 九十年代到两千年初，新自由主义席卷世界，中国改革也进入"攻坚阶段"。在 "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企业重组"的喧嚣声中，企业大规模倒闭，工人大规模下岗[19]。往往一个国营企业倒闭的同时，一个生产同类产品的私营企 业便转世灵童般诞生，而老板则不是原来的书记厂长就是销售科长。这种现象非常普遍。可以说，书记变老板，是中国改革的根本机制和主要动力之一。在书记变老 板的过程中，主流知识精英提供了一系列不但生动还特别生理的理论支持。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张维迎教授的"吐痰"理论[20]，其灵感来自饭馆里的一种乞讨行 为：好好一桌酒席，被乞丐吐了口痰，败兴的客人离席而去，乞丐便成了接收大员。国有企业就相当于这样一桌酒席，书记厂长先要想办法把它搞得声誉扫地，资不 抵债（这事谁都会），然后政府便依照张教授的另一个"冰棍理论"--反正吃也化，不吃放那儿也得化，还不如送个人情--把企业几乎白送给书记厂长们去慢慢 嘬。 书记厂长出身的老板把设备、厂房、土地嘬进肚里，几口就把自己嘬到了中国财富金字塔的塔尖上；他们把工人吐了出来，吐向刚刚开工的社会保障体系。《我们走在大路上》前引那位工人此时走在黄昏的街头喃喃自语： 这一辈子的饭碗说砸就砸了 这一万来块钱儿工龄买断费说光就光了 这一身毛病说来就来了 找了一天工作，这天，说黑就黑了--车带还扎了 由于"改革"的合法性当时还是满满的，没有谁会质疑它。最早起来说三道四的 是思想界的新左派。但新左派大多披挂厚重的西方左翼理论迷彩服，很像上个世纪初躲在租界里活动的革命家，他们用特别宜于译成英文的中文讲也不知哪国的事， 别说工人了，一般学人听着都费劲，因此，影响范围一直有限。得不到思想支援的工人阶级，除了任人宰割，也就剩嘟嘟囔囔了。再引几段《大路上》的台词： 工人一：咱也闹不清国外是不是真那样：四十不到就让回家 工人二：咱也闹不清铁饭碗是不是真该砸，反正我跟小孩他妈二十年 就没请过事假 工人三：咱也闹不清那什么"现代企业制度"到底啥意思：厂子被他们几个搞垮，一转脸儿又成他们几个的啦 工人四：咱也闹不清市委党校都教什么，单位头儿进修了俩月真他妈跟大红门屠宰场学徒回来似的！ 大路中央的书记-老板们则在交流抢劫经验，蔫损坏的天津卫口音充满了对工人阶级的蔑视： 精英一：我直截了当告诉他们：别给脸不要脸，趁那什么主义还没凉透，赶紧领俩钱走人，往后下岗，可都扒了工作服，光着滚蛋！ 精英二：我们那儿有俩戆头跟我论"领导阶级"这个理儿，我说哎呀呀，咱就别撒泡尿照照了，咱还是拿份报瞧瞧吧，扒开眼儿好好瞧瞧，名都改啦--"弱势群体"--我没造谣吧？遇着那干哏倔，就得阴损坏--"领导"？还真拿小鸡鸡当高射炮了！ 精英三：你说怎么着，那天厂里一楞头青到党委找我，说凭嘛我们下你不下？我说凭嘛，这 间屋子就俩人咱不说仨人的话：就凭改革相当于踢球，你踢不过我呗！这小子唰--从腰里掏出家伙，我"啪"--三百块钱工资拍桌上：好样的，你干不了别的肯 定胜任保卫工作，我聘你当私人保镖！这小子傻么壳眼的还替他一家老小千恩万谢呢警车就到了--这段儿听着是不是跟惊险小说似的？ 我十几年前参加过一个座谈会，会上的主流经济学家、部长、省长们畅谈经济形 势，他们对工人阶级可能的反抗毫不担心。我记得其中一位主流经济学家说，毛泽东当年井冈山造反，确实不容易镇压，现在高科技时代毛泽东一露头卫星定位导弹 就下去了。还记得中国东北工业大省的一位省领导介绍他们那里的社会保障，说那里的工人下岗，每人不到七千块钱便买断，还说做职工思想工作就两条，第一条比 上不足比下有余，第二条认命。当然就全国来说，肯定不止这两条，例如当时国家就力推一首流行歌曲安慰下岗工人，歌名是《从头再来》，由后来2008年奥运 会主题歌的男歌手刘欢演唱。这首歌没有谴责和愤怒，只有"记忆""梦""爱"以及比早市上土豆还便宜的达观，其中"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从头再来"成为 电视剧中的调侃语了。作为新中国"长子"的东北工业垮得最惨，那里的工人心理落差也最大，他们展开大规模的心理自救运动：东北二人转近乎自虐的自嘲，之所 以在白山黑水如火如荼，与那里工业大规模凋敝、工人大规模下岗，陷入无助无告的境地有着直接的联系[21]。人应付承受不了的环境压力，会走自杀和精神分 裂两条道，东北人以及很多中国人则选择了第三条道--笑。笑在这些年里已成为中国最大宗的文化消费品了。 继知识分子成为"工人阶级一部分"之后二十年，2001年资产阶级也正式加 入了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就是争讼一时的"资本家入党"。平心而论，毛时代的共产党也很难说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虽然它的政策向工人倾斜。那时党 代会上不乏身着工装的工人代表、头裹白毛巾的农民代表。但决定工农命运的并非这些工农代表，而是党国。到如今党代会上是清一色的西装了--代表净是些大款 大官和大腕[22]。现在倒是应该问问党和国家究竟代表谁的利益了，原因倒也不在于这些精英坐在了代表席上，而在于他们已经蓄积了雄厚的社会经济力量，已 经到了问鼎政治、让国家机器一心一意为他们办事儿的时候了。 在工人阶级的这场浩劫面前，当代文化表现得异常可耻。中国的文化精英早已养 成了一个良好的习惯，就是把自己当年也积极参与了的罪行通通推给"专制集权"的政治精英去埋单。例如《河殇》的作者苏晓康，1990年代初已为流人，还在 海外献计献策，让当局坚决搬开老工人这块改革的绊脚石呢[23]。等到政治精英照他们的意思"壮士断臂"、搬开了绊脚石之后，他们又转而呼吁绊脚石们起来 闹工潮，说绊脚石之所以被搬开，都是因为没有民主宪政，没有独立工会。除了这些胸有蓝图、先轰工人下岗、再哄工人上街的公共知识分子之外，一般的学者文学 艺术家则对成千上万工人的沦落采取装没看见的态度。也许，他们是真没看见。他们1980年代三步并作两步走向戛纳走向柏林"走向未来"；1990年代则齐 刷刷钞票似的从一台点钞机直奔另一台点钞机--即便被方舟子验出是假钞也绝不掉队。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又哪来余光顾及别的事情[24]？少数有良知的艺术 家留下寥若晨星的见证，包括描写沈阳工业败落的纪录片《铁西区》、描写黑龙江国企工人挣扎的小说《父恩难辞》，描写深圳南方工人苦难的《那儿》以及最近的电影《钢的琴》。《父恩难辞》的作者赵剑斌我认识，他的小说出版极其艰难，更不用说搬上银幕了。感人至深的《钢的琴》虽然荣获东京电影节的奖项，但在国内 上映时，友人祝东力去的那个影院放映厅里只坐着他自己，与张艺谋、陈凯歌导演的那些没灵魂没血肉但就是有钱吆喝的商业电影形成刺眼的反差。 2003年当国的胡温政府，对1990年代的路线做了某些善后。社会保障体 系有所加强，城市低保水平有所提高，企业退休职工待遇有所改善。这一代工人阶级的问题，政府解决了一部分，家庭子女消化或稀释了一部分。剩下的部分，交给 了时间：随着他们的老去，随着他们逐渐失去行动上的抗议能力，他们的问题也就不成为问题--当然还是他们自己和家庭的问题，但已不是国家和社会的问题了。 中国工人阶级的这一部分，即有城市居民身份的企业职工，总的说来是一个相当温顺的群体，与正统马列主义照着1870年巴黎、1917年彼得堡、1919年 柏林--也许还可以加上1980年格旦斯克--情形所绘制的反抗、斗争的工人形象基本不沾边。但中共的意识形态继承了这个孔武有力的工人标准像，一直把工 人看成"不动则已"的力量[25]，以至我们经常听到"关键就看工人的了""只要工人动起来"之类的说法。但回顾一下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工人阶级从来 也没真正地"动"过。这也可以理解：工人阶级是新中国的主要受益者，既没"动"的动力，也没"动"的能力。改革开放后，他们的地位每下愈况，动力虽然有 了，但能力还没有，还没等逼出能力来，甚至还没等明白怎么回事，他们就基本淘汰出局了。2000年以来，随着社会矛盾的积累和发酵，"改革"逐渐用尽了它 原有的能量，质疑和反抗随之浮出水面。2006年创作的《大路上》中有这么两句台词： 精英一：从前，咱们一提"改革"，干他妈什么不行啊！ 精英二：如今，他们一听"改革"，就想着锁防盗门拨110-- 2009的通钢事件，中国国企工人阶级终于第一次、大概也是最后一次，把一个人或一条狗所应有的血气喷溅在了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白皮书上。 三、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多人心目中的"工人阶级"是不包括农民工的。这也不奇 怪，农民工是一种工农混合身份，两种身份此消彼长，农忙时是农，农闲时是工，刚"洗脚上田"，又脱鞋下田，有的弃农务工，但离土不离乡[26]，有的离县 离省甚至远走深圳北京，身份飘忽不定。不过这些年随着农民工的新老换代，"工"的比例明显占了上风。我去过的农村，交谈过的打工青年中，会做或做过农活的 真不多了，他们认同城市生活方式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对农村的认同。这种认同上的变化所形成的张力势必对目前的城乡二元体制发起新一轮的冲击，在推动城市化 进城的同时，改变既有的"工人"定义 农民工不是工人阶级？ 农民工一度也叫"盲流"。这两个字颇为传神，它描画出了一种坚定不移却又不 拘一格的原始冲动，就像黑暗中奔行的河流。这股集地域流动和社会流动于一身的近代以来中国最大的人口迁徙[27]，很多人喜欢将它追溯到1979年代末、 1980年代初的农村改革，认为家庭联产承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而造成了大量农村剩余人口，这个剩余人口与方兴未艾的城市商品经济所拉动的工业对劳动力的 需求一拍即合。这种经济学的解释大致不错，但也有个小问题：以中国的人均耕地水平，剩余劳动力其实不用等到家庭联产承包早就是一个事实了[28]。是巨大 的城/乡、工/农差距造就了缩短差距的欲望，是适时的时代变迁尤其是政策转变成就了这个欲望[29]。从社会关系的角度看，农民打工潮是一场追求平等的运 动--当然，相对于打工者在乡间的左邻右舍，它也是一场追求不平等的运动[30]。 农民工的出发点是城乡二元体制下极为低下的生活水平、极为艰苦的劳动环境。 如果忘了这个起点，我们就无法理解他们的真实处境尤其是真实心境。这个起点决定了打工者几乎无论往哪儿走都是往上走。往上走也会经历种种痛苦，感受种种艰 难，但这其中自有一股精气神，与城市工人阶级的消沉绝望形成鲜明反差。我有回在北京一个商店买了两条便宜裤子，店员介绍我去附近一个省钱的裁缝铺给裤子牵 边。那个铺子是一对中年农村夫妇开的，一间六七平方米的屋子，差不多成了衣服裤子的密林。工作台、饭桌、床三位一体，上面堆着几摞衣物，其中一摞忽然一 动，原来是个孩子看小人书看完了。厕所也兼着厨房，男主人正蹲在马桶边淘米洗菜。门随时被推开，不是顾客来取衣服，就是邻居大妈来搞自助--"还儿你的烙 铁好使！"女主人应对裕如，很会来事儿。如果不是配备了这样一种上坡心态，数亿农民工如牛似马的打工生涯是难以想象的。他们的廉价、耐苦、乐观和规模所合 成的"比较优势"，在过去几十年中攻城略地，摧枯拉朽，不仅深刻改变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也对世界其他地方产生了真真切切的影响[31]。 就像前面说过的，农民工整体上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当他们从中国社会阶 梯的最底层攀登向上，"境"有所改观时，"心"也会随之改变。新一代农民工所受教育程度要远高于老一代农民工[32]，他们心中所想已不再是父兄们的"空 手出门，抱财回家"了[33]，他们的心态应该更接近城市的边缘群体或发达国家的二代移民。构成他们人生参照的，已越来越不是老家的左邻右舍，也不是同学 亲戚，而是城里的红男绿女了--一些倒饰得跟出口转内销似的农村打工妹，跟二三十年前当保姆、弹棉花的看着已全然两样了。他们正在从小池塘里的大鱼中鱼， 变成大池塘里的小鱼。小鱼对苦难会更敏感，对公平会更期待，对大池塘的现状会更不满，但这一切的前提是，小鱼在情感上已不属于小池塘了[34]。2010 年的富士康十三连跳令整个社会惊骇莫名[35]，公众忽然间发现，此农民工已非彼农民工。一个企业如此短时间内如此密集的自杀行为，当然可以有更复杂的、 包括精神卫生方面的解释，但这个事件无疑标志着中国的发展已进入一个历史转折期[36]：向劳动敲骨吸髓、榨取最大利润的野蛮资本主义，已遇到来自新的底 线--读过小说、写过诗歌、没事就泡网的新一代农民工--的以死抗争。 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文化圈，近些年对农民工的境遇表现出难得的同情，他们不 但兴致勃勃地教他们跳舞、同他们唱歌，把他们拉进"行为"或"装置"艺术，还红着眼圈看他们表演自己的故事。很难想像这些慈爱的面孔头些年会对城市工人阶 级冷若冰霜。这其中的原因可稍作分析。首先，农民工还是农民，在社会光谱上离知识分子足够远。有的东西要近了才可亲，有的东西得远点才可爱。农民属于后一 种情况，他们更像书中人或画中人[37]。城市工人可惜就没这么抽象。其次，在利益上，农民工对以文化产业及创意产业为生的知识分子群体构不成威胁，他们 冲击的，是处于经济低端的城市工人阶级的就业机会和工资水平。农民工以廉价劳动攻克城市工人阶级铁饭碗的同时，拉低了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这让包括知识分子 在内的城市中产阶级受益匪浅。再次，在传统阶级斗争理论中，并没有"农民工"的说法，这样一个陌生的概念，不会勾起知识分子的伤心往事。此外，同情农民容 易整合知识分子对毛时代的憎恶，因为他们已经论证出来了，是毛时代开始实施的城乡二元体制造成了农民的绝对贫困。最后，近一二十年的改革实践把一部分知识 分子一遍又一遍从虚拟精英的半空活活摔在柏油马路上，这让其中一些感觉敏锐者觉得自己跟农民工也差不来离，甚至还不如呢，同情他们就是同情自己[38]。 总之，知识分子整体对农民工的态度，比起1980、1990年代对农民的鄙视和对工人的无视，有了历史性的进步。 其实他们跟农民工群体多些往来，回报未必小于付出。去年底今年初著名摇滚歌 手汪峰有首不太著名的《春天里》，就是因两位农民工旭日、阳刚的演唱而家喻户晓，红极一时。那首歌讲的是：如今已经是中分背头要什么有什么的艺术家，无限 怀念留着长发背着吉他有席梦思不睡非睡桥洞的少年时代即"春天里"。这种近乎无病呻吟的小情小调，缺少摇滚所要求的、有充分社会根据的冲击力。而两位胡子 拉碴青头楞脸的原生态农民工，一手拉着亿万农民工几十年冲寒冒暑的浩荡奔走，一手拉着艺术家的个人主义抒情怀旧，真不啻为一笔小生意拉来巨额投资。作为中 间人，这二位农民工歌手自然也拿到不菲的"提成"，如今各自都配备上经纪人了。 四、   工人阶级的未来在哪里？ 最后，谈谈对未来的看法。在一个资本主义全球化已经进行了数百年的今天，中国与世界密不可分，中国的问题与世界的问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且，情况只能越发这样。中国工人阶级的未来，也取决于世界未来的走向。 中国自十九世纪以来，被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逼上了一条上气不接下气的跑道。中 华民族近代以来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死地求生、后来居上。以社会主义的平等互助为价值、目标、乃至手段的中国革命，也许不是最好、但肯定比其他力量更好地实现 了这个任务。毛时代的国家社会主义运行了三十年，逐渐耗尽了它的体制和文化的能量，最后为资本主义市场路线所取代。这后一条路线，在把中国推到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的位置之后，似乎也到了强弩之末。天差地别的两极分化使社会干柴遍布，危机四伏，濒临分裂。中国用于"维稳"的经费，据说规模逼近军费了[39]。 "重庆模式"从惰性十足的官僚体制中横空出世，也说明中国到了非改弦易辙不可的时候。 很难说，中国今天不是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受益者，因为它在这条道上走得 够顺的了，居然一路走成了"中国模式"，这让许多左翼理论家的预言落空。但问题是，刚准备终结历史就被历史一腿绊倒在2008年的世界资本主义，看着又是 一副穷途末路的样子。这个已经领导了人类发展数百年、把人类领进技术和物质奇境的体制，如今把又把人类领到了马上就要见底的油箱前，领到了照出人类四分五 裂的镜子前。这致命的分裂也包括了工人阶级的分裂，其中有我说到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分裂，也有我没说到的世界工人阶级的分裂。已经走到坑蒙拐骗地步的现行资 本主义体系，不可能缩小更别说消除这些分裂了。我在2008年底写了篇文章，题目是"火烧楼跨，又到了想象未来时候"。世界以及中国还有工人阶级，现在需 要他们的理论家和思想家想象另一个世界、另一种未来了。 -------------------------------------------------------------------------------- [1]在中文里，"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常常混用，为近义词乃至同义 词，但在某些场合区别也不小。另外"工人"和"劳工"、"职工"也是若即若离。我的印象中几十年前工厂的工人才叫"职工"，如今我在社科院的学者同事，也 都叫"职工"了。如今又有人将"工薪阶层"英译成"workingclasss"，实在是浑成。 [2]不久前当欧洲发生骚乱时，激进的左翼理论家便马上指出，这正是流民无产阶级的国际版。参见blog.sina.com.cn/s/blog_67dbd70d0100tytt.html [3]据孙健《中国经济通史》中卷，1912年到1949年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率每年平均递增5.6%，1928年到1936年则为8.4%。 [4]中央财委编：《一九四九年中国经济简报》，转引自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简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北京。 [5]有一件轶事就很能说明这一点。那是1948年底，共产党经20年"农 村包围城市"终于要进入北京，毛泽东率领党中央临时住在北京西郊的香山。毛患有失眠症，他睡觉的时候周围一点噪音最好也没有。但那天离他卧室不远却叮叮当 当响个不停，有水暖工人在那里干活，警卫战士回忆说当时急得不成却又不敢前去制止，因为干活的就是如雷贯耳的"工人老大哥"，是中国最先进的阶级。 [6]据《中国工会统计年鉴2008》，第二产业就业人数1952年为1531万，1965年为2408万，1975年为5152万 [7]其实集体企业尤其是所谓"大集体"也享受同样的待遇，只是程度稍低而已。但和今天农民工近似的"合同工"情况就大为不如，所以文革其间他们曾闹过一场小小的风波。 [8]大体以1958年颁布户口登记条例为标志。 [9]这种主观距离以及社会、政治距离，都不是瞄准收入的基尼系数所能量度 的。说到基尼系数，毛时代大体在0.3上下，如今飙升到0.5左右了。基尼系数并不总是不平等的最佳指标，例如，文革初期的不平等，用"红五类""黑五 类"的社会政治排名就比基尼系数要实事求是得多。 [10]前不久见到一位从事音乐剧创作和评论的老人，像其他那一辈知识分子 一样，他对毛时代整体上持否定态度，但大学招生政策是个例外。他说要不是"毛主席的政策好"，他根本干不上这一行。因为公共艺术教育在当年是一种奢侈品， 音乐的早期教育全由家庭来承担，这就使得不少有音乐天分却无家庭背景的孩子被埋没，无缘进入（中等和高等）音乐院校学习。好在毛时代的音乐学校降低入学考 试的技术门槛，取消了多声部一项，因为像他这样的工人子弟只买得起笛子，见都没见过钢琴。他说，"等我进了学校，有了钢琴，和声这些我很快就赶上去了，起 码不比那些世家子弟差。" [11]工人阶级曾被一次次推到"领导阶级"的位置上。1957年，当官僚 集团不能容忍知识阶级的批评而决定反击时，第一个或第二个动作就是在《人民日报》上登出"工人说话了"的文章。1960年代末作为文革主力的知识分子'造 反'失控时，"工宣队"被派去回复秩序。1970年代中期镇压四五运动，也是打的"工人民兵"的旗号。1980年代反对知识阶级的"自由化"时，记得当时 党的意识形态负责人邓力群就在报纸上催促"工人阶级"站出来说话，忘了知识分子也刚刚被他们提拔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12]据说全国总工会1980年代初曾搞过一次内部的职工思想调查，又据 说百分之六十几的受访者被问到"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时选择了"资本主义好"，理由是"钱包鼓了，还可以乱搞"。这个调查的真实性固然可疑，但改革 开放的动力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对西方或未来性自由的期待，则是很多人私下都同意却又不好意思公开承认的。 [13]中国有位传奇人物李春平，就是老红军的儿子，他在文革末期加入了无 数青年梦寐以求的解放军。文革结束后转业当了一名普通职工，失落之余打架斗殴判刑坐牢，出狱后便频频出没于外国人光顾的饭店。其英俊的外表终于引起了一位 好莱坞老奶奶的注意，老奶奶将他带回无数青年梦寐以求的美国去同居。十几年后，他携带着老奶奶留给他的巨额遗产以及禁止他再婚的遗嘱附加条款回到中国，从 此乐善好施，曾被誉为"中国慈善第一人"，2006年出版《忏悔无门》，风行一时。 [14]在中国当时的语言体系中，"科学"也可掉过来作"学科"，从事文史哲学教学和研究的人一度都被视同"科学家"。 [15]知识分子可谓改革前十年的第一阶级，他们今天羡慕老板，一口一个"张总""李总"，而当年的张总李总却把他们羡慕个不成，居然给自己想出"管理教授"这样不三不四的名号。 [16]一般叫"鸭舌帽"，一度是中国招贴画上工人的标准佩戴。 [17]"受雇"、"老板"之类在当时是很陌生的词汇，毛时代也用，但多用 于被中国革命推翻了的"旧社会"。老板一词最早在海外中国留学生中开始流行，他们给教授当researchassistant，于是爱说boss或老板。 揣摩其口吻，似乎也多少流露了一种时髦而浅薄的价值取向，因为这些留学生在1980年代初国内读本科的时候就喊出"宁要资本主义的剥削，不要社会主义的贫 穷"的口号。 [18]这在1990年代初的媒体上曾有过议论，多被解释为城里人当惯了"爷"，吃不得苦。 [19]据国家统计局编《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4》，国有企业的职工人数 从1997年的7千万到2003年的不到4千万，呈锐减趋势，转引自常凯主编《中国劳动关系报告》，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9，81页。关于九十 年代中期到两千年初期下岗工人的总数，不同研究者的估算出入极大，有说2000万，有说4000万，还有说6000万的。这并不奇怪，首先"工人"的定义 就有分歧，是仅仅产业工人呢，还是也包括第三产业的商业职工？其次"下岗"的标准也不清晰，"待岗"算不算？"内退"怎么算？再者，有人登记了下岗，有人 没有。 [20]参见本人2004年写的《经济学家与资本家的性关系》，《与精英保持距离》，九州出版社，2009。 [21]参见本人与祝东力的对谈《笑里藏着什么？》，《艺术评论》2004年2期；祝东力《小丑的夜晚：关于东北二人转的所思所想》，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b5b01d010007z3.html。 [22]据已故法学家、宪政学者蔡定剑的研究，全国人大代表大会到了最近的第十届，工农代表已从第四届的51%，下降到第十届的不足4%。转引自邋遢道人的网文《工农代表占51%时不说，4%时要改献策为"谋策"？》，http://www.wyzxsx.com/Article/view/201109/262258.html。 [23]见苏晓康1990年代初发表在《中国之春》上的政论。我在戏剧《切·格瓦拉》里，曾把他们想法压缩成一小段台词："工人阶级哪儿是什么先进生产力呀，顶数他们落后，垃圾！有他们赖在岗上，科技就甭想进步，效益就甭想上去。" [24]参见本人的《3+X：国家、西方和市场之间的文艺琐谈》，载《博览群书》2003年11、12期或本人博客，http://blog.voc.com.cn/blog_showone_type_blog_id_67251_p_1.html。 [25]相形之下，官僚阶级对读书人的能量一贯轻视，觉得他们只会摇笔杆子、耍嘴皮子，成不了气候，大概是到了1989年才转变思想，实事求是。后来通过211工程以及最近的社科创新工程等等形式对知识分子的大笔投入，想必跟这种认识上的变化有一定关系。 [26]据《中国统计年鉴2008》，乡镇企业职工人数1980年为三千万，2007年为一亿五千万。 [27]据《2010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估计，总数多达二亿四千万，见http://www.gdcct.gov.cn/politics/chin ... 105/t20110524_494758.html [28]1960、1970年代还集体化的时代，"冬闲"时节，公社一般会组织农民修水库什么的，其实也是一种为剩余劳动力创造需求的凯恩斯主义，用民间幽默的说法就是"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供-需以及所谓劳动力的"剩余"，其实也有辩证、相对的一面。 [29]同注26。乡镇企业1980年人数为三千万；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镇做工、经商、办企业；1985年人数接近7000万。亦见《南方都市报》2011年7月7日。 [30]关于平等与不平等运动既对立有同一的辩证关系，我在《高高低低话平等等》中有更详尽的讨论，见《与精英保持距离》，九州出版社，2009。 [31]城市里的很多行业，如餐饮、快递、建筑装修，甚至制造业的一些部 门，就算城里人想干，恐怕也拿不起来了。发达国家的一些低中端产业也遭遇了同样的冲击，气得他们直烧中国的裤子。无论是中国的城市，还是世界的城市，他们 在享受便宜商品的同时，丧失了生产它们能力和机会--谁也不可能哪头都合适。 [32]据调查显示，92.4%的新生代农民工接受过初中以上教育，62.5%的人接受过职业技能培训，这个比例远高于他们的父辈。见《农民工对城市满意度：二代不如一代》，《新华日报》2010年8月10日（http://news.163.com/10/0810/07/6DN65GOU00014AED.html） [33]这一时期农民农工最突出的问题是欠薪，结果是空手离家，空手回家。农民工讨薪的艰难测量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野蛮程度。参见笔者前不久写的《农民工讨薪六法》，《凤凰周刊》2011年17期。 [34]忘了是《天涯》2000年具体哪年哪期了，上面登了一组在珠三角血 汗工厂打工、后在火灾中丧生的农村女孩日记，她们悲惨的境遇让人动容。日记中提到，城市再难，也绝不回去了，因为"那不是人过的日子"。在融入城市生活的 决心上，男女间会有一些差别，因为性别文化通过婚姻为二者提供的机会是不大一样的。这一点跟1980、1990年代中国在西欧北美的留学生境况仿佛。 [35]在维也纳这次会议上，来自西方的与会者听到有关十三连跳的介绍都称"太可怕了"。我跟其中一位说，如果富士康工人不跳，还像一代农民工那样无动于衷，那对西方才真可怕呢。 [36]十年前中国的经济学家就在谈论"刘易斯拐点"（Lewisturningpoint），似乎说的早了一点。不过就长期趋势而言，这个转变迟早要到来。但考虑到中国巨大的农村人口以及东、中、西部的地区差异，这个"点"会是一个相对漫长而模糊的时间段。 [37]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是，这些年"三农"同环保绿色一道几乎成为城市中产阶级的口香糖了，成全并维护着他们的爱心和高尚感。 [38]有位女诗人将自己的漂泊潦倒经历稍做移情，创作了一组悲愤而有力的现代诗《弱势群体之歌》，其中失意知识分子和农民工光影交叠，都分不清彼此了。参见笔者《世路上行走的诗行》，《与精英保持距离》，九州出版社，2009。 [39]这条消息在媒体上耸动一时，不过，在政府财政预算中并无"维稳"一 项，有的是"公共安全"，其2011年预算为6244亿，超过了国防预算。正像有论者指出的，这个界定含糊的"公共安全"预算有可能夸大了实际的"维稳" 经费。但定义更含糊的"维稳"，其实际花销也有可能比6244亿还大。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形势下，有些在财政预算中会落在非"公共安全"的开支下，如近 年藏、疆两地开工的一些"民生"工程，是跟维稳直接相关的。

与自由主义拒绝本土化相反，新自由主义在中国被本土化了，这导致了很大的负面效果。中国公共事业的市场化改革之所以那么迅速，就是因为没有抑制新自由主义的力 量。

问：《经济观察》记者殷宴；答：北京外国语大学王炎；时间：2011年11月17日。（殷宴录音整理）问："占领华尔街"从九月到现在已经持续了两个多月，不但没有冷却，反而在迅速扩散到美国各大城市，声势和规模远远超出了多数美国媒体最初的预料。您认为这样一个草根运动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能量？答：与"占领华尔街"相比，让我更震撼的是"伦敦暴乱"。两个事件虽然发生在不同国家，主体也不同，伦敦主要是有色种族的青少年，华尔街则以平民大众和知识分子为主，但我觉得两者有内在的联系。两事件都表达出民众对现有制度的不服从，而且抗议采取了一种全新的方式。这方式无法在现有的意识形态或现成的概念框架中表达，因为它崭露头角的新东西。观察媒体对"占领华尔街"的反应，基本上都在用传统的概念表述：什么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运动；或极端主义、激进主义等。这些标签来自于过去的历史经验，而"占领"事件实际上与以往任何运动都不同，它挑战着我们的知识系统，让我们失语，表达不出它的新涵义，这才是最有意思的地方。当付诸极端主义、保守主义，乌托邦、无政府、或民权运动时，我们的想象空间应对的是十九世纪形成的工业时代的反抗形式。这些概念当时是有效的，但自伦敦暴乱，它们已显得词不达意。全球化网络时代，伦敦暴乱和"占领华尔街"在组织形式上、抗议方式和目标上与工业时代都不同。抗议者没有完整的政治主张，也没提出替代性制度，甚至没有要求政府颁布新政策，我们如何理解一个没有理论化政治诉求的运动？问：很多评论家以及一些示威者自己也指出了这一点，"占领华尔街"的一大弱点就是它缺乏明确的政治诉求。答：我们说它缺乏政治诉求时，又不自觉地套用"冷战"两大政治意识形态的模式：一是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的、小政府大自由市场的。另一是社会主义的、专制的、计划经济并缺乏民主的。这是"冷战"两大阵营二元对立思维的定式。但"占领"运动属于"后冷战"，其诉求不是这两元中的任何一个，"冷战"的政治对立已一去不返。可"冷战"的思维还在，对抗性的政治观念不过是摆出来的姿态。毕竟已经没有真正的列宁、斯大林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前社会主义国家也或多或少地资本化了。全球化一体化时代，无论你给一个国家戴什么帽子、贴什么标签，它实际上都是市场经济的，中国的市场不也很深入吗。我看媒体报道华尔街时，仍沿用传统的政治术语。齐泽克在华尔街发表一个情绪亢奋的演讲，他有个固定的思维模式，即从马克思的立场批判资本主义。他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人没有选择的空间，也没有选择的可能性，除了资本主义还能有什么社会方案呢？所以资本主义社会根本没有自由！齐泽克的东欧前社会主义背景，让脑子里只装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项选一。他昨天站在那一方，今天站在这一方，但始终没有意识到，"占领"并非要搞社会主义革命，这场运动不是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它属于年轻人和网络时代，是"后冷战"全球一体化背景下的新运动，不会提出齐泽克那一代人的社会整体方案。所以，描述这场运动须启用新词汇和新视角。说什么"预示着资本主义的灭亡"，装神弄鬼，把"十九世纪的幽灵"请回来，拿1848年革命附会华尔街穿凿敷衍。恐怕华尔街的年轻人脑子里压根就没有出现过马克思或者任何经典社会主义理论。问：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视频，著名金融家彼得•希夫自称代表"1%"去和华尔街示威现场的"99%"对话，试图向群众讲解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理论，然而群众只是质问他：为什么你挣得这么多，我们挣得这么少？尽管彼得•希夫的论点乍看之下很能自圆其说，但是群众根本不吃他那一套，他的逻辑在他们面前行不通。答：彼得•希夫的观点隐含一套思维模定式：如果你们想分配平等，那就得搞计划经济，大政府小社会，分配、税收制度依照社会主义模式；而历史经验已经证明，平均必然带来低效，政府介入经济会使市场无效、劳动力浪费，最终造成整个社会贫穷。这是一套陈词滥调！因为我们并非生活在十九世纪古典经济学时代。今天讨论经济必须要意识到，网络、IT等新技术让古典经济学失效了。传统经济理论无法解释比尔•盖茨、乔布斯以及他们所代表的经济现实。这才是今天我们谈话的核心：华尔街运动向我们预示着什么？美国目前的危机不是突发式的，从冷战结束那一刻就开始酝酿着。我在美国上学时还在克林顿时代，曾选修过一门政治学，阅读材料上说美国两党制越来越不能代表民意了。因为移民不断增加，美国的社会形态、经济模式趋向多元化，美国政治图谱像七色光一样，呈现多层次、多色调。曾代表大资本家的共和党与代表中下产的民主党所构成的两党代议制，无法代表如此多元的社会结构。尽管人们意识到两党制的缺陷，但美国大选仍由两党掌控，偶尔出现个独立竞选人也得票不多。"冷战"刚结束时，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普遍存在一种乐观情绪，国际大企业把劳动力密集型生产分配到第三世界国家，通过廉价劳动赚取巨额利润。特别是克林顿时代，美国经济飞速发展，就业率很高，经济出现奇迹。政治变革只是理论上谈谈而已，不会落到实处。但增长总有个限度：资本贪婪的本性使大企业转移资本到国外，在海外成立独立法人公司，这样盈利便不算美国收入，合理避税，为美国经济危机埋下伏笔。另外一方面是"911"，十年之后回望便很清楚，"911"激化了少数族裔与美国主流文化之间的冲突，被经济高速增长掩盖的社会矛盾现在表面化了，原本充沛的美国认同感，在事件后也出现危机。                             问：美国人过度膨胀的自信心被戳破了，他们突然看到这个世界其实并不那么崇拜、热爱美国模式。答：对，这个气球被戳破。同时，民主代议制蕴含的问题也再次以新的形式浮现。过去有独立竞选人抵抗两党制，现在却出现茶党运动。茶党的产生经历了漫长的酝酿过程。在新泽西开车时，我常听收音机，总选两个台，一个是AM820的WNYC，一个左倾的自由主义公共电台，另一个是AM710台的"林博秀"（Rush Limbaugh Show），极右翼的、有民粹倾向。"林博秀"已经有十几年了，非常受草根白人民众的欢迎。这台节目促生了茶党的兴起，如今已变成茶党的喉舌。主持人林博（Rush Limbaugh）代表美国最传统、最保守的价值观，反移民、反有色人种，白人至上。这股力量曾是共和党政治光谱的最右翼，但过去的十年间，林博不断表达对共和党的失望，认为两党一起朝中间靠拢，区别越来越小。原因很简单，这样得票最多。政治学者将这一现象归咎于美国选举"赢家全得"（The Winner Takes All）规则：一党在一个州获得较多选票，就拿到整个州的选票[编者注：美国有48个州实行这个原则]。党派如要尽量扩大票数，就不能表现极端，抢中间派。所以像林博这样极端的右翼会感到沮丧，认为共和党不可依靠。同样的逻辑，左翼自由派对民主党也很失望。这样的政治环境，会使社会力量摆脱政党政治，用其他方式表达自己。例如茶党用电台、电视节目，乃至给白宫寄茶包等，直接言说政治主张。"占领华尔街"的自由主义者则上街示威，伦敦黑人青少年干脆以暴力宣泄不满。而且，这种暴力是赤裸裸的，无须声明想要什么，就像绑架不要赎金一样，只要一个过程。19世纪的经典政党政治一定会有政治方案，党员经历多年斗争去实现这个方案。工人罢工、示威也经由工会与雇主谈判，提高多少工资，解决什么待遇。这是典型的代议制，毕竟人数太多了，不可能像希腊城邦那样直接表达政见，须有代表中介。希腊的直接民主是小国寡民的产物，现代社会则只能通过政党、议会等中介。而这个时代新变化出现了，伦敦暴乱、"占领华尔街"，即使美国改革两党制，转向欧洲多党议会制，也于事无补。显然，大家要抛弃政党、放弃组织、绕过合法程序。"占领华尔街"最重要的标识是什么？一场没有领导的运动。问：是的，"占领华尔街"有各种小组，分别负责食物、联络等工作，但仅仅是为了保障活动的正常进行，并没有出现一个或者一群政治领袖。示威者有各种各样的立场和诉求，各自为政。答：伦敦暴乱就更绝了，完全是暴力性质。通过短信、微博等方式联系，就像2008年国内抵制家乐福一样。这种联络网往往是一次性的，过去就过去了，下次大家通过其他方式再联系。这里有几个问题值得思考：第一是技术革命；网络技术、通信技术在新的民主表达中扮演特别重要的角色，不容忽视。整个十九和二十世纪大部分时期都不可能出现这样的聚会形式，当时人们需要传统的组织方式，因此，技术手段决定着运动形式。在今天，选举、开会都太麻烦、太庄重了，只要发个短信，大家去就行了。问：科技使人与人之间连接的能力增强了，个人的声音被放大了。答：正是。大家讨论活动方案时采取微博等网络方式，一两句话，特别快，很感性地交流，而不是把观点理论化、系统化，像马克思那样写成一部巨著。青年一代人不让系统化的理论再操纵生活：我们不需要政治演说家洗脑，我们只凭感觉去做想做的事。只有在网络时代，这种选择才是可能的。而几十年前，你只能呆在家里，无法与其他人直接互动；现在社群联系完全可以抛开组织者、煽动家或知识精英。基于十九和二十世纪初技术与通讯方式构建的政治体系，什么代议民主、政党政治、国会选举等，我们耳熟能详，可以自如地分析和阐述。但是，新的现实正逼迫我们重新思考：那些无须反思、自然而然的政治制度，真是普遍永恒的吗？还会像以前那样统治我们的未来吗？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民选代表上台之后便不兑现承诺，是代议制走向沉滞、腐朽的主要原因，政客一词也因此带有贬义。我们谈网络民主，以博客、微博或其它互联网为依托的新民主，或许在技术上宣布了传统议会的过时。未来民主也许会采取更加直观的形式，如点击率、回帖、热议等，而不需要议会代表中介。回顾药家鑫案，辩方一直走司法程序争取死缓，而网民在互联网的热议中让高法判了死刑。有人说这是多数人的暴政，以传统的政治民主思想批评这一现象。但曾未全民公决，也没有严格的统计，网民是多数还是少数无从知晓。这不是数字量化的民主，网络以往不同的方式挑战了程序正义。当然，我不相信经典政治制度会几年之内被取代，这应该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或者上百年甚至更长。要知道，现代制度的更迭体现在权力的微观层面上，细枝末节的升级与调节，最后会产生宏观巨变。问：我最近重读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感到他在这书里描述的理想化的、与欧洲完全不同的美国民主并不符合今天的实际情况，美国大众根本不能像他所说的那样充分行使权力。这种民主制度在发展的过程中是否发生了变质？答：托克维尔是敏感的预言家，在十九世纪美国民主尚未成熟时，便预见了未来发展的走向，他的预言启发了一代代美国政治家的智慧。一个社会制度初生阶段往往有极强盛的生命力，但任何制度都会从盛到衰、从鲜活到僵死。经历两百多年后，美国两党政治越来越低效，缺乏明确的政治主张。最近的例子便是奥巴马竞选时做出的种种许诺，上台后无力兑现，特别是对于中下层民众至关重要的医保改革。不兑现承诺的原因是两党之间勾心斗角、相互掣肘。问：今年春天的债务危机也是一个例子，两党之争已经到了荒唐的地步，双方为打击政敌甚至不惜让整个国家陷入困境。答：我们这个时代恰好见证了美国民主制度走向僵死的过程，这个制度已经没有托克维尔所预言的活力。那么，我们有没有新的可能来讲述这场革命与社会转型呢？我觉得有，福柯早在七十年代便提供了这种可能性。他敏锐地洞察到，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控制不仅停留在国家机器、法律制度等宏观权力层面，而且已进入到微观权力网络中。在《规训与惩罚》里他分析道，资本主义对人的异化从出生便开始了，通过义务教育、技能教育、职业教育，以及保险、税收等制度，将一整套微观控制机制落实到每个人身上，把个体规约为工具，服务于资本主义庞大的机器生产。这种工具没有主体，也没有个人意志，他被肢体的规训异化，只服从于资本意志。你看今天无论是学外语的、学会计的、还是学管理的，只专注于专业技能，不让你质疑制度本身。学校教你如何做最好的职员，在体制内成为一颗优秀的螺丝钉。学会计的不会质疑税收制度，学外语的不会质疑全球化，学会正确地记账、信达雅地翻译就好了。当代规训机制原本脱胎于冷战的宏观意识形态，逐渐进化成一套精微的系统，"占领华尔街"或许可以理解为对微观权力的抵抗。它的目标不再是替换总统或重选议会，总统、议会乃周期性选举产生，人事变动对美国政治影响甚微。这便是现代国家的特征，社会由巨大的无人科层机器管理，它不需要领导者，只需普通的、平庸的行政管理者在职位上恪尽职守。维系这个体系的代价是不断泯灭人性。所以，"占领"运动的特点是技术革命的前提下，抛开一切现成理论，以纯粹个人化的、最简单、直接的方式，呐喊出人最基本的生存愿望：我为什么活不好？为何会有如此大的不平等？这是初露端倪的政治方式，知识界如何认识和理解这个新东西，而不是把它引回传统、重读经典，以陈词滥调去遮蔽喷薄欲出的新事物。问：除了"占领华尔街"和伦敦暴乱，今年年初的"阿拉伯之春"也引起了广泛关注，有人因此把"占领华尔街"比作"华尔街之秋"。"阿拉伯之春"反对的是专制统治，而"占领华尔街"实际上反对的是美国的代议民主。"阿拉伯之春"引起了一场快速的大规模变革，您认为"占领华尔街"能否给美国的政治体制带来类似的冲击？答："阿拉伯之春"的形式跟伦敦暴乱、"占领华尔街"有相似之处，只是它仍然戴了顶"冷战"的旧帽子--反专制。这个标签得到西方广泛的认可与支持。尽管戴着旧帽子，阿拉伯世界发展走向可能并不符合西方世界的预期，它不一定会走上美式民主的道路。我们头脑中的固定模式：社会主义专制vs.资本主义民主，没有其他选项。二元对立的想象中，阿拉伯世界既摆脱了专制，就必然走向资本主义民主。而我认为"阿拉伯之春"与"华尔街之秋"都在反二元意识形态。我们谈论"阿拉伯之春"似乎更容易一些，它属于我们熟悉的知识范畴--推翻独裁的旧制度，可是迎来什么样的新制度却未必顺理成章。很可能既非美国的两党制也非欧洲的议会制，而是现有政治概念无力描述的新形式。反之亦然，也不该给"华尔街"贴上共产主义的标签。问：目前"占领华尔街"尚未获得任何标志性的成果，茶党指责他们是乌合之众。您认为这场运动最后会走向何方？答：确实，这种运动形式可能不会取得很大成果，因为新形式的抵抗在当下还没有足够的空间展开。比如伦敦暴乱，当局冠以恐怖、暴乱的罪名，抓几个人杀一儆百，以传统司法程序起诉、监禁，运动也就平息了，似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同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华尔街"也可能不了了之，因为没有领导、缺乏诉求的抗议，在现存制度中无法赢得胜利。但"占领"的意义不在于其直接的效果，而是它留下了文化和思想遗产。这遗产让我们重新认识和理解现代政治体制，反思经典的民主与自由观念。茶党指责"占领华尔街"可以理解，因为那是美国最保守的力量。但有意思的是，茶党的运动偏偏采取类似"华尔街"的无组织的激进形式。从传统的政治学角度，茶党组建政党并赢得选举才算修得"正果"，但这恰是他们要避免的。这条路只会让茶党重蹈民主党、共和党的覆辙，蜕变为一个没有活力的党派。茶党的草根性--中下层白人、以及它的活力，都来源于对精英的抵制。一但茶党选出一个主席，比如那位林博先生，便会陷入传统政党政治的泥潭，林博堕落成一个腐败的、利欲熏心的政客。茶党拒斥从地方到中央的组织科层，提倡直接行动，如给白宫写信等。但无组织、直接性在当下社会里肯定缺乏效率。"华尔街"的困境也是如此：没有共同观点，没有人能代表大家谈判，所以也达不到效果或取得妥协。因为非政党组织与现有权力体制不匹配，才可能会骚乱。新事物毕竟出现了，旧机制强迫它遵循传统的游戏规则，博弈的结果，从长远来看，旧制度最终会退出舞台。从伦敦暴乱、阿拉伯之春到"占领华尔街"，一系列的连动与十九、二十世纪的革命相似，新的变革形式暗流涌动，从点到面，不断扩展，最后形成一个全球性的总趋势。这是一个信号，它呼唤着现体制的认可、知识界的认知。其实，最困难的就是认知。我们的知识总是回溯性的，而非预见性的，当"占领华尔街"等形成新的知识型时，我们才能言说它。难道现在不是促生新知识产生的时候吗？ 问：我感觉"占领华尔街"不像一场革命，倒更像现在流行的"快闪"游戏：一群人通过网络约好时间、地点，同时出现在指定的地方做指定的动作，然后立刻散去，不留下任何痕迹。"华尔街"就像这个游戏一样，看似毫无意义，但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 答：确实很像一场游戏。过去革命者动不动为主义慷慨赴死，抛头颅、洒热血，但现在的示威者却悠然而至，悄然而去，游戏性特别强。 问：我觉得"占领华尔街"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就是特别平和。他们从来不硬拼，而是用各种方法绕过限制性的规定，例如法律规定不能任意使用扩音器，示威者就发明"人肉扩音器"，用传话的方式来传达信息。他们不和现行体制对着干，但同时又摆出了不妥协的姿态。 答：他们的不妥协表现在不接受现有政治方案上。与六十年代民权运动和1968年学生运动相比，会发现六十年代的示威者默认了一个大的前提：即"冷战"意识形态对垒背景下的资本主义制度。他们只是不接受制度框架内的一些具体法律、以及法律所指涉的道德含义。例如黑人要求修改选举法，让人人都有一票，抗争是资本主义选举法的不平等和不道德。而"华尔街"、伦敦暴乱不要求提高补助、增加社保或公费医疗，他们对整个制度藐视与不服从，却不提出一套替换性方案。黑人民权运动有一揽子计划，像罢工示威要求涨工资一样，可以谈判，也可以妥协；而"占领"却没有。在我看来，没有方案不说明示威者混乱、无知或不严肃，而是抗议的性质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范式，甚至也超出了示威者自己的认知力，因此他们才无法清晰地言说主张。但是，我们应该努力去认识新生的运动，澄清流俗观点的遮蔽，因为这样的抗议还会不断发生。 问：这新的运动会不会被老的体制所利用？2010年中期选举的时候，共和党就利用茶党运动争取了相当一部分选票。目前"占领华尔街"受到了民主党人的普遍同情与支持，很多观察家都认为这个运动有可能在明年大选中助民主党人一臂之力。您对此怎么看？ 答：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大。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光谱上，凡是偏右的就会被共和党收编，偏左、偏自由的便被民主党收编，而"占领"运动与民主党在谱系上有亲缘性。所以，真正能让政坛运转的还是已确立的体制，政党仍足够强大、足够稳固。如果新生力量想让自己的主张付诸实施，恐怕还得暂且委身于两大政党。可吊诡的是，就像之前我们谈茶党运动时提到的，一旦草根运动被共和党收编，它也就失去了活力和生命力，这是一个无解的悖论。问：换句话说，任何一种新的政治力量要在已有体制内部取得地位就必须服从体制的规则，而一旦服从，它的反抗性也就被取消了。答：这就是为什么政治运动的新形式在现体制中脆弱、无效。从这个意义讲，"华尔街"最可能产生的短期效果是推动民主党的选票，而民主党地位的稳固之后，却不能满足这场运动本身的政治诉求，至多给些间接的帮助、或有所顾及罢了。人类历史不断重复，一次次面临转折点。每个拐点出现时，人们开始可能不理解，甚至无端诋毁，但历史创新最终会被接受。目前国内对"占领华尔街"的态度分成两派，有夸的、有骂的，双方还是以二元思维认识它。我认为，无论欢呼还是批判，没有新观察，就是在遮蔽，因为你拒绝了新的政治的可能性。我们生活在历史转折的时刻，如何从观念上拥抱新事物，不带成见，也不急于评判其优劣。"占领华尔街"测试着我们审视历史的目光，这目光是否敏锐，心态是否真正开放。 

陈桂林是东北一家大型国有企业铸造分厂的工人，40来岁那年，工厂难以为继，被"改革"了，他和同在厂里干活的妻子同时下岗。他会拉手风琴，便与几位同样下岗的老伙伴组成了一个草台班子，在人家出殡和商场搞促销时赚点辛苦钱。他有一个正在读小学、特别喜欢弹钢琴的女儿，因为买不起琴，他跟几位老伙计去偷琴，被抓进了派出所，他还用木板为女儿"画"了一架不会发出声音的"钢琴"。陈桂林的生活"一败涂地"。他的妻子离家出走，跟上了一个卖假药的老板。两人开始争夺女儿的抚养权。女儿倒也现实，提出谁能给她一架钢琴就跟谁。身无分文的陈桂林就回到败破不堪的废弃车间，跟几位老伙计一起--他们现在的"身份"是大嫂级歌手、小偷、黑社会团伙的小头目、打麻将还耍赖的赌徒、杀猪专业户、退休老工程师，硬生生地"铸造"出了一台钢琴。这是一部正在国内院线放映的电影，名字叫《钢的琴》。上周，在只有四个观众的、空荡荡的影院里，我静静地看完了。根据我有限的知识，这个故事一定发生在1998年到2003年之间，当时，中央政府提出"三年搞活国有企业"，除了少数有资源垄断优势的大型企业之外，其余数以十万计的企业被"关停并转"，超过两千万的产业工人被要求下岗。当时还没有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实行的是工龄买断的办法，一年工龄在各省的价格不同，东北地区大约是2000元，江浙一带则是800元到1000元--也就是说，一个工龄二十年的工人拿了几万元钱就被扔到了马路上。南方地区因为商品经济活跃，下岗工人投亲靠友，很快就能找到工作，而在一些老工业基地，往往一家两代人都在一个工厂，在过去几十年里，他们自认是"工厂的主人翁"，从来没有培育自主谋生的技能。一旦失去工作，马上成了流氓无产者。陈桂林和他的妻子、老伙计们正是这样一群，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突然抛弃的工人阶级。当时，下岗情况最严峻的正是《钢的琴》的故事发生地--在计划经济年代有"国老大"之称的辽宁省。2002年，我曾到沈阳铁西区去做下岗工人情况调研，那里是中国最著名的机械装备业基地，从日据年代就开始建设，1940年代有"东方鲁尔"之称，新中国成立后，这里又是"一五规划"的重中之重，苏联援建的"156工程"中有三家建在铁西。这里还有全国最大的工人居住区。上世纪90年代末期之后，铁西区江河日下，成了下岗重灾区。我去调研一周，目睹情况之悲惨，触目惊心，其中听到的两则真实故事如下：--当时铁西区很多工人家庭全家下岗，生活无着，妻子被迫去洗浴场做皮肉生意，傍晚时分，丈夫用破自行车驮她至场外，妻子入内，十几位大老爷们儿就在外面吸闷烟，午夜下班，再用车默默驮回。沈阳当地人称之"忍者神龟"。--一户家庭夫妻下岗，生活艰辛，一日，读中学的儿子回家，说学校要开运动会，老师要求穿运动鞋。家里实在拿不出买鞋的钱，吃饭期间，妻子开始抱怨丈夫没有本事，丈夫埋头吃饭，一语不发，妻子抱怨不止，丈夫放下碗筷，默默走向阳台，一跃而下。我至今记得那些向我讲述这些故事的人们的面孔，他们静静的说，无悲无伤，苦难被深锁在细细的皱纹里。到今天，我常常在梦中遇到他们，浑身颤栗不已。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产业工人，技能高超否则不可能用手工的方式打造出一台钢铸的钢琴，忠于职守，男人个性豪爽，女人温润体贴，他们没有犯过任何错误，却要承担完全不可能承受的改革代价。在后来做改革史研究中，我还接触到下面这个史料：早在1996至1997年间，由于国有企业的大面积亏损以及随之而被迫展开的产权改造运动，按官方的统计数据，下岗工人的总量已经达到1500万人，其后一直居高不下，这成了当时最可怕的"社会炸弹"。在1998年前后，世界银行和国务院体改办课题组分别对社保欠帐的数目进行过估算，一个比较接近的数目是2万亿元。一些经济学家和官员包括吴敬琏、周小川、林毅夫以及出任过财政部长的刘仲藜等人便提出，"这笔养老保险欠帐问题不解决，新的养老保险体系就无法正常运作，建立社会安全网、保持社会稳定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在后来的几年里，他们一再建言，解决国有企业老职工的社保欠帐问题和建立公正完善的社会保障基金，2000年初，国家体改办曾设计了一个计划，拟划拨近2万亿元国有资产存量"做实"老职工的社会保障个人帐户，然而，几经波折，这一计划最终还是流产。反对者的理由是"把国有资产变成了职工的私人资产，明摆着是国有资产的流失"。晚年吴敬琏在评论这一往事时，用了八个字："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去年，在参加一个论坛时，我遇到一位当年反对2万亿划拨计划的著名智囊、经济学家，我问他，十年以降，对当年的主张有何反思。他一边吃饭，一边淡淡的回答我说，"不是都过去了嘛。"是的。都过去了。一地衰败的铁西区过去了，国有企业改革的难关过去了，两千万下岗工人的人生也都过去了。现在，只有很小很小的一点忧伤，留在一部叫做《钢的琴》的小成本电影里。历史常常做选择性的记忆，因而它是不真实的，甚或如卡尔.波普尔所说的，是"没有意义的。"这个时代若真有尊严，它从来在民间。在这篇与文艺无关的专栏里，我要向《钢的琴》的主创人员致意他们是导演张猛、男主角王千源以及不取报酬的东北籍女演员秦海璐，你们做了一份真实的工作，让那些企图在电影院里逃避现实的人们有了一次突然与当代中国直面相撞的机会。有可能的话，去看一下《钢的琴》吧。它被安排在"中国年度大片"《建党伟业》和"世界年度大片"《变形金刚3》之间上映，仅仅是一个"聊胜于无"的插曲。

本期【经略】，我们关注“民国”。“民国”这个概念，媒体炒作、图书出版、众多微博知识分子鼓吹，各路人马喧嚷着“民国好”，搞的这两年着实很热闹。

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对1911－1917"旧邦新造"的历程进行分析：第一，主权连续性：既然是"旧邦新造"，在国际法意义上，革命后的中国与革命前的中国保持着同一性。第二，政治正当性话语：在政府、天与民三者之间，"天"从政治正当性话语中淡出，政府正当性的来源日益被直接归诸于民。第三，政体形式：政府的组织方式被要求体现新时代的政治正当性观念。

可能的胜利，在内耗中消耗殆尽。国民党民国的政治未来，一如民国前十七年的军阀时代，在失败中不断暗淡。"黄金十年"，属于文人骚客的纸面想象。

这是去年五月末，为了参加复旦大学谭其骧师诞辰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提供的一篇发言稿，压在箱底快一年了，现将其在博客上分上中下三次刊载，供大家评说。（附《中国历史地图集》体例与序言）

克鲁格的电影不是9小时而是9个半小时

《新丝绸之路：阿拉伯世界如何重新发现中国》一书节选

古物陈列所的成立历时一年有余，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长期陈列与对外开放，是民初学界的重大事件之一，对方方面面都产生了较为重要的影响，尤其 对绘画更是如此。因为古物陈列所的开放，令一些以前"秘不示人"的古代绘画作品能够被呈现于公众眼前，使民初绘画资源的信息传播相对前代更为快捷而丰富。

中国古装大巨片困境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在近乎短短的十年间陡临中国的"崛起"。从熟悉的自我叙事--闭关锁国、积弱不振、落后挨打、东亚病夫，"突然"转 化成了世界"第三极"。电影的历史叙事不仅关涉自我言说，而且联系着朝向世界的言说。我们更关注的，是"作为过去的未来"。

我们将上述和合本的一些表达归于误译，只是就学术或译艺的基本要求而论。但传教士译经绝不是做学问，而是为了布道牧灵，达成诸教派的妥协合作。所以，历史地看，此类舛错未必都是学力不逮或圣职疏忽所致，而可能体现了新教中国化过程中，牧灵者有意无意的选择。

谈及陈列所文物之精，“宋代的院体画和明代的文人画，精妍秀逸之气朴人眉宇。把以前所见的一比，就显出我家收藏的粗陋，而珂罗版印本也已失了神采”，也提及民初文物管理不善，非但失窃，且门票昂贵，不许笔记，经费窘迫，常遭巧偷索夺

德国著名马恩著作编辑学家、MEGA编辑促进协会主席罗尔夫•黑克尔教授从编辑语言学的角度阐述了恩格斯编辑出版马克思未完成的《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的艰难过程，介绍了MEGA相关卷次在重现恩格斯的编辑工作、反映恩格斯的编辑稿和马克思的手稿之间的差异等方面所做的尝试，总结了从恩格斯的编辑工作中得出的几点结论

2月10日，在经历了许多天的跌宕起伏之后，希腊内阁通过了总额为33亿欧元的新财政紧缩措施。当地时间13日凌晨时分，希腊议会终于以199票赞成、74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该项措施。 根据该协议，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向希腊提供1300亿欧元的新救援贷款。作为条件，希腊政府要做到将私营部门的最低工资标准降低22%、年内减少32亿欧元政府开支并在2015年之前裁减15万名公务员等。 在议会表决时，组成联合政府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PASOK）、新民主党（New Democracy）共有43名议员对议案投了反对票，这些议员随后被开除出各自的议会党团。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认为，那些不能担当"历史责任"的成员应当离开内阁。"一场混乱的拖延将使我国陷入绝境，将造成不能控制的经济混乱和社会动荡。" 帕潘德里欧希望希腊保留还债能力，并且留在欧元区。但他有一个难题，自己的45人内阁是由三个长期争执的不同党派成员组成，又缺少职业政客和专业人员，如其中规模最小的人民东正教阵线（LAOS）领袖卡拉扎菲利斯是个前健美先生和电视台老板。就连卡氏也指出帕潘德里欧应当起用更多的专业人员任职内阁。 随着四月份换届选举的临近，希腊国内各党的支持率发生了很大变化。两年前选票最多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的支持率降至8%。反对紧缩措施的左翼党派支持率正在上升。萨马拉斯领导的新民主党支持率目前最高。令人担忧的是，一些极端民粹主义党派的支持率也在上升，如金色黎明党，以袭击移民闻名，得到了3%的支持率。 "三驾马车"（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不相信希腊将贯彻新的紧缩措施，因为希腊还在沿用之前的一些措施，例如国有财产私有化以及职业自由化。希腊债务危机爆发两年多来，希腊承诺的每一项紧缩和改革措施都没有落到实处。往往在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拨款前，希腊议会都忙着通过紧缩措施。而一旦贷款到手，立刻天下太平，紧缩措施落实问题就乏人问津了。 由于政府通过财政紧缩将影响民众的福利，希腊警察和示威者在首都雅典的街头爆发了冲突，大约10万名示威者走上首都雅典街头。根据希腊媒体12日发布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目前48%的希腊人宁愿国家违约也不愿接受痛苦的紧缩措施，38%的希腊人支持实施紧缩措施。 希腊是否要继续留在欧元区？德拉克马的阴影逐渐笼罩着这个国家。 希腊媒体本周早些时候发布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70%的希腊民众希望该国留在欧元区之内。然而继续采取紧缩措施的前景并不乐观。希腊已连续四年经济衰退，失业率达到22%，48%的年轻人找不到工作，2011年11万余间商家倒闭。希腊的债务已经达到GDP的160%。 在欧元区内部，把希腊驱逐出欧元区的话题不再是禁忌。而此次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第二轮救援贷款条件问题上寸步不让的强硬态度应该令希腊明白：它的机会不多了。 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委员、希腊央行行长普罗沃普洛斯表示，假如希腊重新使用德拉克马，这将是一场灾难，他警告称，此举将意味着该国货币将贬值60%-70%。 德拉克马不仅代表了迅速的贫穷，也象征着退到过去。对于很多希腊人来说，离开欧元区意味着在欧洲被孤立，这种处境将使他们更加不知所措。（编译 桃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