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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嘉:在求真中求是——纪念谭其骧诞辰一百周年(上)

朱永嘉:在求真中求是——纪念谭其骧诞辰一百周年(上)

中国历史地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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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去年五月末,为了参加复旦大学谭其骧师诞辰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提供的一篇发言稿,压在箱底快一年了,现将其在博客上分上中下三次刊载,供大家评说。(附《中国历史地图集》体例与序言)
朱永嘉 谭其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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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去年五月末,为了参加复旦大学谭其骧师诞辰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提供的一篇发言稿,压在箱底快一年了,现将其在博客上分上中下三次刊载,供大家评说。

谭其骧先生与我师生相从前后二十七年,相互之间情谊甚深,如果大家读过《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及后传,可以知道他是跨越新旧中国二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他成长于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那时代内忧外患不断,个人的生活因战争而颠沛流离,在历经艰难的状况下,他那爱国主义的精神始终矢志不渝,坚持发扬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媚外,不媚俗,新中国成立后,他走过的道路也不平坦。在艰难曲折的环境下,仍坚持自己学术研究的方向和道路,求真求是,到了八十年代初,终成正果。他的一生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骨气,在做学问上自始至终保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在为人上一辈子与人为善,不谋私利,从未做过什么落井下石的事情,到了晚年居然还申请入党,他一身所走过的道路,代表了上个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正途。为人,就应该如他那样,有一股子浩然正气。

在中国历史上许多知识分子,他们的成就往往是在困苦、受难的过程中磨练出来的,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是先秦文学的顶峰,但他的一生受尽委屈,最终自沉于汨罗江,但千百年来,人们始终怀念他;中国史学的开山祖司马迁,他的一部《史记》是中国和世界历史上有永恒价值的不朽之作,如果读一下他写的《报任少卿书》,便可以知道,他是如何在忍辱负重的情况下完成这部著作的,他把这件事看得比自己生命还重。班固为写《汉书》,也下过班房,这样的案例我可以举出许许多多,做人要有志气,才能在艰苦的磨练中,既显示自己为人的骨气,又能创造出辉煌的成果。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典故,叫作"江郎才尽",江郎是谁?姓江名淹,字文通,在南朝时,他历仕于宋、齐、梁三个朝代,是南朝著名的文学家,他有两篇有名的代表作,《恨赋》与《别赋》,毛泽东晚年还想着读他这两篇赋,记得是在七四年五月十日,毛泽东曾通过姚文元要我们组织人为他标点注释并印成大字本供他阅读,他不仅读了,还改了我们做的注释,并作为正式文件下达给我们。可见毛泽东对二赋的赏识,因为作品曲折地反映了毛那时的心情,江淹在《梁书》有他的传,早年也蹲过班房,在文章中说自己那时是"身陷幽圄,履影吊心,酸鼻痛骨",说自己是"身非木石,与狱吏为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槌心,泣尽而继之以血者也。"他自比于"史迁下室,如下官尚何言哉!"出狱以后,他仕途也不顺畅,在三十岁左右,曾受打击,从京都贬为建安吴兴令,建安地处闽浙边界,山高水险,地僻人稀,在他离京途中,写下"一伤千里,独望淮海风,远心何所类,天边有征鸿"的诗句。人穷而后文工,他的许多代表作都写于那个时代,他的《恨赋》与《别赋》也正是创作于那个时期。后来他仕途通达,做了豫章王记室,梁天监中为金紫光禄大夫,心宽体胖,反而写不出好文章来了。故史称其"晚节才思微退,时人皆谓之才尽。"江郎才尽这个典故便是由此而来。我说这个典故,亦有感于余秋雨前后变化的那种社会现象,如今知识分子的待遇比过去好多了,环境也比过去自由了,讲学与科研的条件也比过去好多了,然而个人主义思想在一些知识分子中泛滥了,追名逐利成为风气,甚至弄虚作假、坑蒙拐骗道德败坏的现象也屡见不鲜,故如今知识分子中品德败坏的新闻也时见报端。环境的改善,物质生活的提高,本来是为学术文化走向繁荣创造条件,但在某些人身上则起了相反的作用,让物质利益侵蚀了灵魂,他们往往以知识精英自居,不择手段地追名逐利,且满脑子只有"全球化"和所谓"与国际接轨",反而把爱国主义的情怀置之脑后而变得非常淡薄了,他们笔头上喜欢挂几个洋人的名字,贩一些洋人不明不白的普世概念籍以唬人,说穿了,还不是借洋人以自重,其实反衬了他们不仅是文风不正,而且在文化知识结构上数典忘祖的无知和浅薄,在为人上缺少应有的骨气,他们那样做的一招一式还不就是为了招摇过市而又能自欺欺人而已。故而重温一下吾师谭其骧先生一生之为人和为学,对纠正某些歪风邪气,识别当今某些文人的堕落还是有意义的。我说的只是"某些"并无具体指称,只是为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如有对号入座而愤慨不已,也只能自作自受了。

开头的话

二、三月间,收到邀请我参加纪念谭其骧先生一百周年学术活动的信件,谭先生享年八十二岁,我今年也八十一岁,所以这封信再一次激起我为纪念谭先生说点什么的冲动。"历历往日事,分明在目前",谭先生最大的功绩是他花了一辈子心血,三十多年的努力,绘就了八大册中国历史地图集。他从沿革地理出发,为中国历史地理学作为历史学和地理学之间的边缘交叉学科,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他在复旦大学留下了历史地理研究所,留下了一支能继承他事业的队伍。这些成绩是大家都知道的,用不到我进一步去阐释了。我想说的是什么样的精神力量支撑着他三十多年来矢志于此,是在什么样的大环境下实现他的理想,这能为后人提供哪些警示和启迪。在说这些问题之前,我想先说一下谭先生作出这些成果时所处的时代,在那个时候社会大环境之下,他是怎样矢志不渝地坚持自己所抱定的宗旨,这个大环境既有支持他的一面,也有困扰他的一面,我只想比较客观地说明这一问题。

从五〇年进复旦起,到七六年文革结束为止,我与谭先生断断续续相处二十七年的情景,始终让我难以忘怀,而这许多一起相处的日子,也正是我们国家建国三十年来革命运动激情澎湃的时代。我与谭先生相处的日子,我们之间是工作上的关系,它毕竟是一个小环境,它离不开外部的大环境,许多因素是由大环境决定的,我与谭先生都是在那个大环境中走过来的。谭先生一生在历史地理这一学科上的成就,也与这个大环境息息相关,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建国以来我们经历过那么多群众运动,作为群众运动,总还包含两个方面,既有其内在矛盾的必然性,又有它非理性的情绪性的一面。理性与感性是人认知不可或缺的二个侧面,如果没有激情,那什么事情都会缺少动力,而激情奔放的时候,往往又会出现非理性的情感冲动,也会坏事。

我写过一篇《谭其骧先生的二三事》,那是讲谭先生在土改中的生活。土改是一项群众运动,谭先生去安徽参加土改,是知识分子到实际斗争中接受教育和锻炼。谭先生以工作队员的身份下去抓一个自然村的土改,他作为上级机关的代表,当然还能使整个运动处于受控的状态。然而土改毕竟是一场群众运动,斗地主的大会,控诉地主剥削与压迫的大会,难免出现各种非理性的行为,打一下,踢一脚,会场上出现各种宣泄情绪的表现,这就看领导者的掌控了。谭先生在五河对一个自然村的土改掌控得比较好,制止了许多土改过程中非理性的行为,以及一些地方干部的私心杂念,最终赢得了当地村民一致的拥护,所以他们一再挽留谭先生留在那里,那时谭先生也动了感情。理性与感性这二者是可以一致的,然而不是所有群众运动都是那样可以处于掌控之下,取得理想效果的。实际生活中往往会出现许多非理性的情绪冲动的状态,一旦失控了,那会造成许多严重后果。而这种失控的状态,一旦身临其境,即使你头脑很清醒,也难以力挽狂澜,最多只能避开一阵子,慢慢来扭转其倾向。在这个大环境下,尽量做一些有益的事。

大跃进、文革便是一种运动失控的状态,要扭转乾坤,得花费代价。我们所处的地位,也只能尽力而为,自己也不可能始终保持清醒,往往处于似醒非醒的状态。而且许多事情往往带有很大的偶然性,譬如文革初期,一九六六年八月,发生在上海的斗鬼风,先不说这次事件的起因,只说谭先生挨斗,那就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八月八日上午,谭先生去学生宿舍看大字报,忽然听到有人高喊"这就是反动学术权威谭其骧",一批学生一拥而上,将他团团围住,有人喝令他跪下,接着便是对谭先生残暴对待、折磨侮辱的一幕了。折磨到十点,这群学生才把他放走了。那时我不在学校,更不在场,即使在场,我也阻拦不了,最多事后做一些弥补。当天下午历史系的总支书记余子道同志也只能事后去谭先生家安慰谭先生,事前他也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那时红卫兵"破四旧"的运动,个人的力量很难阻拦。当时我自己老家也被抄了好几次,父亲母亲因为是资本家,每天被迫去打扫弄堂。我知道以后,只能把父亲母亲转移到亲戚家,避开风口浪尖,让我儿子去代替他们劳动。那时搞这些非理性行为的都是中学的红卫兵,他们什么也不懂,他们认为自己搞的是革命行动。这其中当然可能有个别坏人出于私心,在背后唆使他们做这些事,但在当时形势下,没有组织的力量是无法阻止的。在事后也不能太多地责怪那些青年人,他们毕竟缺少人生的经历。

1967年文革运动高涨时期,历史地理研究室的工作被迫中断,有一年半的时间,我也无法干预学校的工作,那时张春桥要我负责全市文教组的工作,我不敢接受,为什么?我怎么指挥得了那些红卫兵?一旦卷入他们的派别之争,最后还不是挨斗嘛!工、军宣队进驻学校以后,学校的秩序稍稍恢复到可以控制的状态,我才能回学校做一点工作。

我讲这一番话,是说明回过头来追溯我与谭先生相处的日子,它离不开建国以来那三十年的大环境,那是一个革命运动激情澎湃的时代,群众运动不断的时代。那个时期,从总的方面讲,确有不少成就,但在那个大环境下,它既充满着热情,又往往有许多非理性化的过激的事情夹杂其间,它或多或少伤害了人与人之间基本的相互关系,包括师生之间的感情。总之,我们应该客观地历史地对待这个历史时期,在当时的大环境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谭其骧先生没有一蹶不振,反而只要有机会,他还是继续努力地工作,为自己的理想去奋斗。只有放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来考察谭先生在这个阶段所作出的贡献,才能明白它的来之不易。也许我不该在大家高兴的场合,一起来庆贺谭先生百年诞辰讨论他学术成就的场合,说这些非常扫兴的事,我想还是说一下好,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嘛。这就算我的开场白吧。

下面言归正传,想先说一下谭先生所以能取得成就,他如何为学为人的那些最基本的信念,正是这些信念支持着他一生坚持不懈努力奋斗。他留给后人最珍贵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他终身坚持的那些信念。

谭先生的求真精神

谭其骧先生是我的老师,从五〇年那一年进复旦起,我与他师生相处前后也有二十多年。七六年以后,与他相离了十二年,那是因为我被隔离服刑。即使如此,他还关心我,通过师母李永藩与我夫人张惠娟联系,表示关切。我出狱以后,还去他家探访过他几次。在过去与谭先生相处的日子,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求真以求是的精神。用谭其骧先生自己的话,那就是"求是师求真,要求是求真,必先辨是非真假"。真理是我们大家一心追求和奉行的目标,那么真在前,理在后,真是真实,研究历史的前提便是恢复历史本来的面目,理是说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找出事物内在的规律。从是与非讲,还包括对事的价值取向。说到底还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立场问题,也就是如何能为广大人民谋取最大的利益,这是我们判断事物的是与非、正确与错误最基本的立足点。在真与理之间,真是前提,如果连真也不敢讲,那还有什么理好讲呢?要讲也是歪理,对于我们搞历史研究的朋友来说,求真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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