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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也证明，在我们国家，法律人是全社会犯罪率最高的一个职业群，应该是最懂法的司法人员的犯罪率是普通老百姓的五倍

莫兰认为，欧洲的概念自十八世纪以来渐渐普遍，其背景是民族主权的喧啸，是战争与法权的对峙，是权力的竞争及其均衡。欧洲自身滋生冲突同时也产生对冲突的制衡，战争使欧洲无法形成统一霸权，造就了欧洲多中心的格局。欧洲本身其实就是一个二元冲突的实体：欧洲尊重法，但也崇扬力；欧洲发明了民主，但也推广了压迫；欧洲发扬了理性，但欧洲也是神话的天下。

她在谈画时为何对塞尚(Paul Cezanne, 1839一1906)青睐有加?他的画怎会唤醒她的"苍凉"之感?对她"参差的对照"的写作方式有何关联?再进一步，在中国被西方现代主义思潮搅得眼花缭乱、吊诡变幻的1940年代，凸现了怎样一种张氏的独特取舍?

"泛滥赏赐"是元代社会的一大特色，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对元代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元朝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补救，但终元一代也未能克治这一元代“财政上的癌症”。

托马斯·皮克提（Thomas Pikkety）《21世纪的资本》英译本出版后引发了一系列讨论，诺奖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发表三篇书评，称该书引发的是"皮克提恐慌"。皮克提对西方经济学的反思，间接涉及中国国内关于坚持中国道路还是仿效美英模式的争论，值得中国学人和领导者认真思考。

世人或谓宗教与政治不同物，是以二者不可参互合论。然自来史实所昭示，宗教与政治终不能无所关涉。

苏东坡诗有「前生恐是卢行者，后学过呼韩退之。」一联（见东坡后集柒赠虔州术士谢〔晋臣〕君七律）。「韩卢」为犬名（见战国策拾齐策三齐欲伐魏条及史记柒玖范睢传）。「行」与「退」皆步履进退之动词，「者」与「之」俱为虚字。东坡此联可称极中国对仗文学之能事。冯应榴苏文忠诗注肆伍未知「韩卢」为犬名，岂偶失检耶？

甲午战败与庚子国变后，白话运动渐起。梁启超认识到开启民智须借助于白话小说，而白话地位提高"必自小说家成之"。但倡导"小说界革命"时，他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却未论及于此。白话推广遭遇到阻力，连热心白话者也艰于白话写作。市场力量的介入，增强了白话的声势，但又维持了它与文言相平衡的状态，这种平衡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才被打破。

所谓"新穷人"，挣钱不少，但花得更多，为追求新潮的生活方式和时尚的消费品而不惜将自己沦为"穷人"，是消费社会最称职、最卖力的成员。由于"新穷人"的身份认同基础由生产领域转向了消费领域，且越来越把个人身份等同于自我呈现于他人的形象，所以，他们的身份焦虑也就必然滋生出对消费的过旺需求，以及对自我形象的过度关注。

“语言转向”的核心意义在于坚持哲学之为概念考察，以抵抗把哲学转变为伪实证科学的倾向。然而，这一努力被广泛理解为应将哲学问题视作语言问题，引使人们把哲学混淆于语言学和语义学。本文通过明确哲学的反身性质，划清哲学和语言学、语义学的界限。

普米族村庄玉狮场，这里有上千年的大树，与村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土风计划”普米族传承小组追求的是“活化传承”，他们是农民，从山里来，还要回山里去。陈哲从喧嚷的流行乐坛走向了寂寞的民间。他的经历和思考或许告诉我们：文化传承、环境保护与乡村建设是怎样的密不可分，荣辱与共。

为什么老百姓感到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多？

本文利用敦煌文书、传世佛教文献记载以及后人研究成果,从四个方面论证了唐王朝以及五代后梁、后唐时期太原佛教兴盛的原因,并指出探讨这一时期太原佛教情况,对于研究唐五代太原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民族、文化、宗教、交通以及对外交往等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传统文化的复兴几乎是与中国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是同步的，以此为开端，这种传统文化热徐徐升温，直至今日形成一种波澜壮阔之势。

编者按我们知道，近代以来，在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中国曾经以日为师；我们也知道，在现代汉语里面，有很多的日语"外来词"。但很多人不知道，很多所谓借自日语的"外来词"，实际上是近代以来汉语里出现的"新词"。这些"新词"，随着日本为了吸收西洋文明而有系统地引进中文书刊和辞书，进入日语。后来又被中国留日学生原封不动地带回中国。我相信，陈力卫教授这篇文章会给大家很多启发，让我们去深入思考近代以来中日之间的知识互动与文化交流。【一】中日同形词为什么那么多？不管是日本人学汉语,还是中国人学日语,都会发现两国之间有很多词词形相同,而且意思也一样。这种现象是怎么形成的呢?从历史上来看,大家知道,中国有着光辉灿烂古代文明,在其影响下,周围的朝鲜半岛、日本及越南都接受了汉字、汉语，形成了一个我们常说的汉字文化圈。17世纪以前,一直是中华文明向其它周边国家扩散,是这一文化圈的文明的主要发源地。所以,近代以前,是日语从中文里大量借用了汉语词而已。诸如"料理、写真、丈夫"等词现在虽然已与中文词义相去甚远,但仍可以解释为词义演变的结果。而近代以后,一般则认为是中文从日语里吸收了大量的新词,诸如"象征、科学、美学、美术、哲学"等。这类词因为在时间上距离我们现在并不远,所以词形和词义中日文完全一致。通过这样的一来一往相互借用便在各自的语言里形成了所谓的中日同形词。对于这一现象，从两千多年的中日交流史上来看,当然是近代以前日文吸收汉语的成份要多得多。早在奈良至平安初期(8-9世纪)，日本盛行汉诗汉文，《日本书纪》《怀风藻》《凌云集》都是用中文写成的作品，特别是平安初期鲜有用日文写的作品，连日本文学史上也不得不称之为"国风黑暗时代"。这反过来说就是全面接受中国文化的时期,汉语的词汇也必然成为日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17世纪以后，在欧州又出现了另一个"近代文明",它也开始向这个汉字文化圈渗透,利玛窦等早期传教士们留下了许多中文著作以介绍西方的天文地理等。进入19世纪后,中国首先被西洋列强打开门户,各种西方知识开始在中国传播。另一方面,日本也早在18世纪就以"兰学"(荷兰学)的形式开始汲取西洋文明。进入19世纪后,日本看到邻国中国在鸦片战争(1840)的失败,倍感危机,又在美国的"黑船袭来"的状况下,不得不积极主动地收集有关西洋的情报。这时候,用中文写成的西学新书和英华字典之类便成了加快西洋理解的一个便捷的手段。于是,一直到明治十年(1878)左右,通过有系统地、大量引进中文的书刊和辞书等，确立了一条经由中国吸收西洋文明的渠道。当然，在这一过程中，特别是明治维新以后,还有日本独自直接从西洋导入近代文明的步骤,即努力创造新词来对应新概念。这种双管齐下积极而又主动地"拿来"西方文明,使之迅速地加入到近代国家的行列中去。随后,便是我们知道的甲午战争后亚洲各国特别是中国和韩国开始以日本为榜样,派遣大量的留学生去日本学习,他们把日语中使用的这些新词又原封不动地带回本国,加以普及和使用,形成了汉字文化圈中的知识共有。将以上日语与中文的关系,从词汇的交流史上来看可以整理归纳成以下四种情况:1.近代以前进入日语的中文词2.近代以后日本经由中国渠道来接受西洋知识3.日本直接吸收西洋的知识4.新词向中国及亚洲各国的扩散前两种情况可以视为由中文进入日语的汉语词,如果仅限于近代的话,我们在这里就不去详论第一种情况；3则可以看做是日本的创造和改造的新词;而4正是人们爱议论的话题:近代的中国是如何接受这些来自日本的新词、新概念的。我们下面就此分别道来。【二】由中文进入日语的新词前面说过,通过中文的书籍和英华字典来汲取西方知识是日本近代化进程中的捷径之一,这是因为日本知识分子一般都通汉文,而当时能直接读懂英文的人又少,魏源的《海国图志》、传教士等用中文写成的介绍西方文化历史地理知识的书籍便成了他们的必读之作。于是乎，从这些书籍中了解西方，并且将书中用来表现新概念的汉语词汇直接就可以用于日语中了。西学新书在日本的传播，据其影响作用和时代大致可分为三期。第一期是从16世纪中后期到19世纪初期，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以利马窦为首，来到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们留下的著作。其内容广涉宗教、天文、地理、算数等各个方面，主要的代表作有《几何原本》《职方外纪》《天主実义》等等。像"地球、几何、对数、显微镜"等词多是伴随着这些著作传入日语中的。第二期是从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来到中国的1807年到19世纪末为止，该时期的西学新书较之第一期内容更为广泛，甚至出现了特定领域的专业书。如从《博物新编》(1855)中可找出下列我们认为具有近代特征的词汇：气压　差异　流动　牵引　汽车　电气　蒸气　机器　轨道　幻影　货物　电机　航海　隧道　工程第三期则是清廷于1862年设立同文馆等翻译机构以后，该时期虽说年代上与第2期有重合，但由于是在清廷主导下有计划进行的、由外国人和中国人共同进行的翻译事业，故在性质上与前二期大不相同。著名的译书有《万国公法》《格物入门》《三角数理》《化学鉴原》《地学浅释》等，当时日本外务省官员柳原前光曾将江南制造局所译的书籍十数种购回日本，用作教科书和同类学科书籍翻译时的参考。这一事实也反映出该时期的中文新词曾系统地流入到日本。如《地学浅释》(1871)卷一中我们可找出以下词汇来：地球　地质　沉积　火山灰　深海　重力　消化　石质　斜度　时代　流动 "沉积、石质、斜度、火山灰"等地学术语自不必言，像"时代、流动"等一般用语也已相当多见了。日本对这些书籍都进行了翻刻,据调查仅19世纪出版的汉译西书就有155种被日本人翻刻利用，通过加注释、加日文翻译解释等程序后，其中的"汉语"词便也随之直接地借用到日语里去了。由此可见，西学新书在日本的利用不仅是通过中国渠道吸收西洋知识的一条途径,而且给日语语汇里灌输了近代概念的新鲜血液。19世纪的英华字典更能为我们展示当时的英汉对译以及近代新词的形成情况，而且在中国出版而后传到日本的英华字典也为数不少。其中与日本近代新词的形成关系深远的有5种,我们在这里按年代可以举出其英汉对译的新词来∶①马礼逊(R.Morrison):A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PART Ⅲ1822使徒　审判法律　医学　自然的　新闻　精神　単位/行为　言语②卫三畏(W.Williams): An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 in Court Dialect 1844内阁　选举　新闻纸/文法　领事③麦都思(W.H.Medhurst):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1847～1848知识　干事　物质　偶然　教养　天主/小说　本质④罗存德(W.Lobscheid): English and Chinese tionary, with Punti and Mandarin Pronunciation 1866～1869蛋白质　银行　幻想、想象　保险　文学　元帅　原理　右翼　法则/恋爱　读者⑤卢公明(J.Doolittle): Vocabulary and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872电报、电池、光线、分子、地质论、物理、动力/光学、国会、函数、微分学关于马礼逊的辞典，日本很早就有使用它的文字记载,也留下了部分手抄稿。其它几种或是全文照抄下来,或是在日本重新翻刻，尤其是罗存德的英华字典在19世纪末曾被数次翻刻,一直到20世纪初还在出版利用。为什么英华字典在日本那么受欢迎呢?一是因为第一本英和辞典要等到1862年才出版;二是因为后来的英和辞典里大量采用了英华字典的译词。因此围绕这些辞书，我们想了解的是，当时究竟有多少新词融入到日语中去；并且在和刻过程中，为了尽快与日语磨合，编著者们采取了怎样的态度进行了怎样的改编。上述汉语新词都是作为英语概念的对译出现在英华字典里的。所以迄今为止好多被认为是从日本进来的词实际上早就存在于英华字典中或西学新书里了。这一事实在中国国内的汉语研究领域内恐怕一直没有得到重视。比如《汉语大辞典》从不利用这批材料来佐证词义;高名凯等所编《汉语外来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中收录的800余条来自日语的词中，实际上有很多出现在我们上述①～⑤英华字典词例中(/前的词)，如果再对西学新书进行全面调查，就会发现有更多的新词实际上已在中文的语料中使用，以此足以修订许多来源于日语词的看法。"/"后面的词汇在日本也经常被认作明治时期的译词，其实也是由中文汉语进入到日语中的词汇，在此列出，以便对照。【三】日本人的新词创造和改造当然，日本人有其独自接受西洋学的历史，从18世纪开始吸收兰学文化，到19世纪向英学方向转换，都伴随着大量的翻译活动,从中也促使不少译词的产生。1774年出版的《解体新书》是由荷兰语翻译过来的外科解剖书,它是考察日本人独自创作汉语译词的绝好资料,比如通过此书的翻译产生了"十二指肠、软骨、盲肠"等名词。再看嘉永二年(1849)出版的《炮术语选》，可以发现从荷兰语翻译时的对译方式:ワルムテストフ温素、シュールストフ酸素、リグトストフ光素、等词都是在基本结构"ストフ＝素"的概念上逐个配置了相对应的汉字形成的。进入明治以后人们开始尝试对概念的直接对译，其过程不一而足。从西周、津田真道、福泽谕吉、中村正直、井上哲次郎等明治知识分子留下来的翻译或笔记当中可以窥见他们为找到一个合适译词煞费苦心的样子。比如"哲学"一词，对应Philosophy，西周一开始联系中国宋明理学所讲的"希贤、希圣"提出"希圣学"或"希哲学"的方案，后来又将"希哲学"的"希"字去掉简化为"哲学"。再比如"人格"一词，是井上哲次郎被某伦理学教授请教Personality的译词时提议的，后来便流传开来了。据说此前西周曾把它译作"自身之情"。此外，利用古代汉语翻译外来概念也是一种方法，《哲学字汇》著者井上哲次郎对此作过介绍，并在汉语译词上都注明了出典。比如，Motive动机(列子天瑞篇云、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注、机者群有始动之所宗云云、今取其字而不取其义)(《哲学字汇》第三版)像这种译词的产生方式曾经获得过很高的评价，但是通过调查井上的亲笔稿本可以发现，大多是译词成立在先，而出典是后加的，所以也可以认为他是为了实证译词的妥当合理性而添加了古代汉语的用例。《哲学字汇》(1881)中能见到的，类似"抽象、范畴、绝对、相对"等词汇属于日本独自发明的译词，这一类词在哲学、思想、社会各领域内逐渐增殖，表示抽象概念的译词越来越丰富。并且，随着概念的分类精细化，像"人格、人生观、世界观、美学、幻觉、个性、错觉、性能、感性"等日本独自发明的译词开始出现在英和词典中。"观、学、性、觉"等接尾词的使用大大提高了语汇的制造能力。另外，正如从"感觉"一词可以区分出"幻觉、错觉、感性"等近义词一样，意思区分的严密化也能促使译词的产生。作为近代语比较容易确定的一个根据是意思的差异。有很多具有明显的时代差别，像中国古典中使用的"文化""经济"分别意指"以文教化""经世济民"，而日语中它们一旦作为外来英语概念的culture与economy的对应译词固定下来后，就很难望文生义地解释了。另外像"印象、对象、现象、观念、存在"等不少来自于汉译佛典的词汇，作为古汉语的用法和近代日语中的用法无论在语义、文体、时代性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越大，就越能体现出在日文环境中的近代意义来。比如"印象"一词原用于佛教用语中，而实际上明治七年五月的《明六杂志》第八号登载的箕作秋坪的"教育谈"中开始作为近代意义出现。明治十四年的《哲学字汇》第一次把它固定为Impression译词，后来的《普通术语辞汇》(1905)则在"印象"之外还以形容词的形式收录了"印象的"一词，成为日后"印象派""印象主义"等概念产生的土壤。可以确定地说，明治时期的日本知识分子并不是在外来概念涌入时才临阵磨枪似的从大量的汉文书籍中找出适当的汉语来的，他们头脑中的汉语词汇，无庸说是自近世后期到近代之间随着汉籍的流传普及，熟读中国古典并在日本汉文、日语文章中活用的结果。比如安政六年(1858)盐谷世弘着的《隔鞾论》中就出现了与近代概念无关的"政治、宣言、文明、组织"等"汉语词"，而"文化"一词的用法与明治初期之前的译词也并无太大的关联。自明治中叶以降，经由中文汉语进入日语的译词逐渐减少后，在日本土生土长出很多新词来。若按时代和领域对其形成进行考察，不难发现在明治大正时期之前产生的人文社会科学用语明显较多，以后伴随着日本的技术革新，理工科用语的新词剧增。像《大言海》(昭和七～十)收录的词尾带"～素"表示元素的二字词条仅十二个("平素"等常用语除外)。珪素、水素、要素、臭素、色素、窒素、砒素、元素、酸素、炭素、沃素而一九九五年的《大辞林》中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十二个。酵素、同素、硼素、尿素、画素、毒素、酪素、热素、弗素、茶素、音素、燃素如果再加上"血清素、红藻素"等三字词条或"酸化窒素"等四字词甚至五字词，那么新词的总体数量将显得十分庞大了。这种现象在人文科学用语中同样存在。从昭和九年的《新语新知识附常识辞典》(大日本雄弁会讲谈社)摘出下列新语来看，由三字以上构成的新词显然要比二字构成的词汇多得多。如:座谈会营业中生命线主题歌肺活量陪审员扁平足公证人再教育英雄主义阶级意识军国主义最后通牒三角关系变态心理报告文学浪漫主义此外，像上述这些在明治以后形成的新词汇，还有很多作为日中共同拥有的同形语被吸收入中文汉语中。三字以上构成的词汇比较带有说明性，也容易被中文汉语所吸收。【四】由日语进到中文里的新词前面提到日语的近代新词先是通过中国的西学新书和英华字典由中国流入到日本的。而后期的则主要是由日本流向中国。这一循环正是近代以后中日同形词增多的最大原因。这里我们先看看日语新词是通过哪些媒介传入中文的。进入20世纪以来，特别在1902年以后、中国留学生对日本书籍的翻译呈现出一个新的高潮,日本新词也随之涌现。特别是在中国编辑的英华字典反过来开始利用日本编的英和辞典作为主要参考书,如:《英华合解辞汇》(1915)的例言里有这样一段话:"吾国通行之英汉字书非由英文本直译、即由和文本改纂",这就是说当时中国编的英华字典多从"和文本"改纂而来。再如,中国的《德华大字典》(1920)的编撰也是参考了六本日本的独和辞书而成的:《独和字典大全》《独和新辞书》《独和大字典》《独和法律新辞典》《独和兵语辞书》。实际上,这种做法一直持续到1950年代初为止,通过这一渠道,日本的新词以迅猛的势头进入到中文里来了。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中文词汇的现代词义的形成与日语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再比如,20世纪初的这两本中国出版的英华辞典已经开始书收录日本造的新词了。⑥マーチン狄考文(C.W.Mateer):TECHNICAL TERMS ENGLISH AND CHINESE 1904序1902形而上学、哲学、腺、卫生学、物理学、科学、动产、真理⑦商务印书馆英华新字典SECOND EDITION 1906序1904目的、信托、发明、经济学、革命、主义、商标、发行新词的传入一般都是通过辞书、报纸、杂志、教科书等,但新词表也是重要的媒介之一。起初人们并没有特别认识到某些词是从日本借用的,只是将之笼统称为"新名词"。留日学生编纂的《新尔雅》(1903)是最早的新词表之一,为新词的普及做出了贡献。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传教士们编写的新词表。TECHNICAL TERMS初版1904把Communism译作"有无相通"，1910版则改译为"共产主义"。再比如初版为"Society人世"，而1910版则为"社会"。日本国字的"腺"也是出现在1904年版的。新词在中国的普及,报刊杂志及留日的著名知识界人士,如:章炳麟、梁启超、孙文、鲁迅的文章所起的作用极大。在日留学生办的《清议报》更是语词交流的一个重要数据。还有对中国社会产生极大影响的《共产党宣言》因为也是从日文直接翻译过来的,所以,不光是语词问题,整个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也是来自日本的。实际上,由日本进入中国的新词还有一些是日语固有词的汉字表记,如:"取缔、组合、立场、入口、出口、广场、打消、引渡、场合、见习"等,也有用汉字音译的外来词:"瓦斯、倶乐部、淋巴、浪漫、混凝土"等。还有"瓩、竰、糎"等日本独自创造的国字也一同为中文所吸收，当然现在有些已被其它词所代替。面对大量的日本新词的涌入,中国人自己的民族意识有点受不了,早在当时就有人举出中国本源说来强调新词和中文古典的关系。如:民国七年(1918)的《新名词训纂》(周商夫编)里收有"出张、裁可、商标、目的、时计"等词,但其训释很是牵强。如"出张"一词,用《周礼》的例子来关连。"出张"，《周礼》天官掌次。掌凡邦之张事。《汉书王尊传》供张如法。按日本以因公出外曰出张。供张之所曰出张所。这种做法后来又被《王云五新词典》(1943)所継承。它给几乎所有的新词都找出一个汉籍出典,把很多与近代的意味无关的词,都纳入到中国由来的框架之中。正是因为这类词兼有中文固有的意思和日本新来的意思，所以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总被新旧两义所搅扰，感到困惑。并在思想上、文化上对之有很大的抵触情绪。有关"革命""哲学""经济""社会"等词，当时的思想家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都有过议论(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179页、中华书局、1979年。"释革"《饮冰室合集·文集一》中华书局、1989年。王国维"哲学辨惑"《教育世界》55号、1903年7月、《王国维文集》第3巻、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当然,中国自己也独自翻译了很多新词,社会为"群"、进化论为"天演论"等。严复的翻译用全新的词的组合来翻译新概念,在回避误解和词义混乱上有其独特的贡献。而来自日本的新词新概念由于采用古代汉语的词形较多,虽然伴随着一定程度的词义上的混乱,却逐步浸透新概念,最终为中国社会所接受。【五】亚洲共识的平台---现代化进程的知识共有以上我们看出,亚洲的现代化的进程是通过这种语词的交流得以实现的。初期是中国领先,日本从中吸收了大量的西学情报和概念,而后期则是日本创新的多,发自日本的近代化在语词方面得以完善和扩充,然后再传到中国和周辺的朝鲜半岛及越南等地。由此,在东亚形成了一个有关近代化的知识共同体,在接受和理解西方的新概念、新思想时可以相互沟通,为各国的现代化的进程和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日本的报刊杂志在谈到近代新名词时,一般是朝两个方面来解释这一现象的:一是说明治时期的知识分子具备汉文的素养,在充分把握了外来的概念后,创造出了最为贴切的译词;二是说这些词不仅是日语中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概念,而且影响到中国、朝鲜半岛成为东亚各国的同形同义词。照这种说法推导下去,似乎给人们的印象是近代新词都是从日本流向中国的。中国方面也是不加批评地照搬此说,以至于像滚雪球一样,这种说法愈演愈烈,快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了。但通过上述的验证就会发现,事实上并非如此,这里面有许多误解和臆说。而其中最大的一点是完全忽视了由中文直接进入日语的大量新词。所以,我们可以把这类近代新词分为三类来看的:a由中文进入日语的新词:电气、电报、电信、铁道、工业、银行、保险、医学、化学、直径、风琴b用中文的古典词来对译外来概念演说、主义、经济、社会、文学、文明、教育、艺术、思想、自由、交通、流行、革命c日本人独自创新的汉语词电话、商业、情报、象征、科学、美学、美术、哲学、心理学、地理学、天文学、客观很明显,在日本，一般人完全忽视了第一种a可能性,而报刊媒体又只是基于第三种c的事实,再将b加以扩大解释,便导致了一边倒的结果。这种误导不光停留在一种文化现象上,而是混淆了一些语言问题。比如,第一种a类可以按汉语构词法分析并得出相应的意义;而第二种b类则容易受古代汉语的影响,以致新旧词义之间摇摆很大;第三种c里,有些无法按构词法分析的词,只能是囫囵吞枣地将其词义与形态"约定成俗"而已。总之,围绕着近代新词展开的各种议论,实际上都是关注着近代化进程中如何接收西方概念的问题。中国在19世纪初期被西方打开门户后所界定的对译词,通过词典和书籍为日本所利用。而后日本独自地吸收和创造的新词又在甲午战争以后通过留学生的翻译传到中国。这样一来,中日双方在近代新词上便形成了大量的同形同义词,而且这部分词同时也传到朝鲜半岛和越南等东亚各国,构成了整个东亚的一种近代概念的共识。从这一意义上说,中日近代的语词交流不光是丰富和发展和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而且也成了一份亚洲共同的财富。 陈力卫（日本目白大学外国语学部教授）

陈其钢2004年的访谈。曾经读到过陈其钢当张艺谋面批评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宣传时，含糊其辞，不指出作曲者是陈其钢。这次奥运开幕式女孩演唱风波，又是陈其钢出面承认是配音演出。

陈其钢在这次访谈中谈到了他的音乐创作主题选择以及对音乐的娱乐性的理解。

陈其钢谈学音乐的过程以及他对“传统音乐”的理解。

希望台湾批判的学术思想界能够认识自身的第三世界历史属性，期许中国大陆知识界不要丢弃第三世界的属性与思想资源，要保留第三世界想像的香火，扩大我们极为狭窄的知识对象，使得他者与自我能够更为开放、多元。

本文为2008年台社二十周年会议超克分断体制组的六篇文章之一，应与其他文章一同阅读；本文受到的分工在通过白乐晴在两韩脉络中发展出来的超克分断体制论为参照，思考两岸问题。

1　　Partha Chtterjee 出生于 1947 年，于 1967 年在印度加尔各答大学取得政治学的学士学位后，前往美国罗雀斯特（Rochester）大学攻读政治学研究所，1970 取得硕士，1971 年取得博士学位。留校任教一年后，于 1972 年回国执教，自 1973 年起任职加尔各答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udies in Social Sciences, Calcutta）至今，1979 年升任为教授，1997 年起任该中心主任。此外，他曾在牛津大学、纽约 New School、荷兰 Leiden 大学、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担任客座访问教授。　　出身政治学，而影响力渗入其它领域，从国际性文化研究及后殖民论述的学术领域来看， Partha Chatterjee 是亚洲最为重要的学者之一，其影响力在印度、亚洲及英语世界无人可以取代。Chatterjee教授的重要性可以由几个部份来分别说明。他的成名作国族主义份子的思想与殖民世界 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A Derivative Discourse? （伦敦：Zed Books；印度德里：牛津大学出版社，1986；美国米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3）被视为研究第三世界民族主义理论的经典作；无论在英语世界、第三世界，乃至于台湾学界，该书对于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之间在具体历史过程中复杂纠结关系的处理，提供了民族主义研究的新观点，迫使研究者不能再将民族主义视为一种相对自主的力量，而必须与在地的历史传统、殖民史，以及阶级、性别结构等相结合才能有解释力。　　借用葛兰西的理论与方法，放在印度近代政治／思想史的脉络中来讨论，作者不仅画出不同种民族主义的思考模态（从甘地到 Nehru）在当时战局中形成的不同位置，同时也指出这些立场如何在独立建国后持续发挥效应。该书被视为法农 (Fanon) 之后少有的来自于第三　　世界，而又由批判性思考来面对第三世界民族主义问题，从而经过扎实研究而形成的理论论述，因此 Chatterjee 快速的成为立足第三世界后殖民研究的大家。国族及其片段︰殖民与后殖民历史 TheNation and Its Fragments: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Histories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3）一书，进一步深化上一本书的理论讨论，透过历史的分析，厘清国族与其它社会力量的接合点，特别是对照殖民时期与后殖民阶段的连续与断裂。这本以历史为操　　作场域的著作被评为民族主义理论的突破──突破以往以race-nation-ethnicity 为主要思考轴线的限制，一方面将民族主义碎片化来掌握它散布在诸多场域的力量，另一方面则辩证的将碎片化、看似与民族主义无关的社会力与其相连结，而这也正是民族主义动员力量之所在。这两本书的出现使得 Chatterjee 在学界建立起无可取代的地位。　　除此之外，Chatterjee 尚有诸多以印度社会及政治为分析对象的专书，他的在地性也使其被印度广大的知识界认定为当代最被尊敬的学者／知识分子。这些著作大都介入在地公共议题的讨论或是知识圈之辩论，包括：　　⊙武装，结盟与稳定 (Arms, Alliances and Stability: TheDevelopment of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德里：麦克米伦，1975）　　⊙ (与 S. Kaviraj, S. Dattagupta and S.K. Chaube 共着），政治理论的国家／现况 The State of Political Theory （加尔各答︰印度研究，1978）　　⊙（与 Asok Sen and Saugata Mukherjee 共着），1920 至 1947年班格尔地区农业结构的三个研究 (Three Studies of theAgrarian Structure of Bengal 1860-1947) （加尔各答︰牛津大学　　出版社，1981）　　⊙ 1920 至 1947 年班格尔地区的土地问题 (Bengal 1920-1947:The Land Question) （加尔各答：K. P. Banchi，1984）　　⊙西班格尔的当代史︰政治评论文集 (The Present History ofWest Bengal: Essays in Political Criticism) （印度德里：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　　⊙一个可能的印度︰政治评论文集 (A Possible India: Essays inPolitical Criticism) （印度德里：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　　另外，他编着了几本重要专着，包括：　　⊙（与 Gyanendra Pandey 合编），(Subaltern Studies VII) （印度德里：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2）　　⊙权力的文本︰规讯在殖民时期班格尔地区的浮现 (Texts ofPower: Emerging Disciplines in Colonial Bengal) （美国米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5）　　⊙印度的国家与政治 (State and Politics in India) （印度德里：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 ）　　⊙自由的代价︰印度民族国家的五十年 (Wages of Freedom: FiftyYears of the Indian Nation-States) （印度德里：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　　⊙（与 Gautman Bhadra 合编），Nimnabarger itihas [TheHistory of the Subaltern Classes] （加尔各答：Anada，1999）　　从以上的著作及编着显示，与 Stuart Hall 相类似，ParthaChatterjee 无法取代的重要性在于其集体研究的表现，特别是他从七０年代起参与的「下层人民研究群」（ Subaltern Studies Group），是极少在国际批判学界被注意到的学术群体，不仅在历史学上开出以下层人民为主体的研究方向，而且在理论深度上不断挑战西方既有的理论体系及思辩方式。至目前为止，国际性文化研究除了柏明罕学派外，大概还没有其它团体足以与「下层人民研究群」分庭抗礼。值得一提的是，该团体在八０年代中期崛起后，许多成员陆续离开印度至英语第一世界学界中求发展，而 Chatterjee 固守阵地，成为当代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代表性人物。　　2　　受国科会邀请以讲座教授身分来台讲学，Chatterjee 教授的三场演讲环绕着他企图发展的新概念──「政治社会」──来捕捉许多国家在独立建国之后的后殖民时期所浮现之新的民主抗争空间与形式。他的核心论点是，既有的国家 v.s. 公民社会分析架构并不足以描绘　　与解释第三世界地区的下层人民，是如何在实际的社会关系中创造非主流政治的民主空间。这些人民不是国家的主体，也不是公民社会的主体，她／他们的存在甚至被认定为非法的，或是要在现代化过程中被清除的，也因此基本上被排除在正轨的政治参与过程之外，最多不　　过成为社会菁英动员的对象，在权力分配完成后，继续被统治；但是在许多状况中，为了生存而必须与这两造（国家及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公民社会、或是公共领域）周旋。在这个周旋过程中，他们的目的不在夺取国家机器，也不在于取得公民社会的领导权，因而开启了这　　个中介于两者之间的暂时性空间，称为政治社会。这些来自下层人民的抗争其实是后殖民时期主要的政治活动，只是国家菁英不以 " 政治 " 来对待他们，也正因为如此，Chatterjee 企图创造新的理论概念来点出这个新政治空间的重要性。　　六月二日在第一场以工作坊形式进行的演讲──「社群在东方」（Community in the East），Chatterjee 以加尔各答地区铁道附近存在五０年之久的违建户为例，挑战西方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间辩论的贫乏，而且同时指出非西方的民族主义菁英如何与翻转的东方主义共谋，本质化西方（物质主义、个人主义、忽视传统）与东方（精神文明、社群团结、尊重传统），完全复制原有西方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辩论框架。而这些论述都无法解释这些（所谓违法的）居民团体，如何能够以社群的形式出现，动员公民社会的非官方组织与国家所属的社会福利部门来取得生存的权力。　　第二场「民主与国家暴力：一个死亡的政治交涉」（Democracyand the Violence of the State: A Political Negotiation ofDeath）承续上一篇文章，以一个九０年代在地小宗教教派领袖之 "　　死 " 为分析焦点，探究现代性中的国家暴力。这个宗教团体的信众认为他们的领导人是在灵修，只是肉身暂时停止作用，随时会醒来，而社会菁英及媒体以现代化工程代言人自居，以迷信与非理性来指责，迫使国家以卫生为由来介入，最后以五千警力强行抓走还在 " 灵　　修 " 的教主，造成大规模暴动。事后信众以现代语汇来指控国家的威权主义与反民主，剥夺他们的宗教信仰自由与公民权。Chatterjee的细密解剖呈现的分析策略并非将宗教当作迷信看待、以道德问题来处理，而是透过事件看到宗教实践如何与其它的政治、社会力量对立　　、结盟、交涉，如何在政治社会的场域中操作，进而他观察到印度社会不同的作用者（国家、媒体、菁英、信徒），在政治社会中的互动所展现的性质。　　第三场「论后殖民民主中的公民与政治社会」（On Civil and Political Society in Postcolonial Democracies）把分析对象摆在十九世纪末，青年诗人泰歌尔与名作家那槟（Nabinchandra Sen）之间的论辩，针对是否该为现代主义派作家班罄（ BankimchandraChattopadhyay）之死举行（西式）追悼会一事，所呈现的殖民现代性之多重矛盾如何延续、转化至后殖民情境，来总结政治社会的理论性质。他指出三点：（1 ）在殖民时期，最为重要之转变社会的场域　　在公民社会，在后殖民时期则是在政治社会；（2）在殖民时期，现代性是框架社会转变论辩的主要问题，而在后殖民时期的政治社会中，主要的是民主问题；（3）在近期资本全球化的时代中，我们看到了一组正在出现的对立：即，现代性 v.s. 民主，亦即公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对立。　　Chatterjee 的讨论很能够引发台湾民主经验的讨论。在阅读文章的过程中，不断浮现的是台北市十四、十五号公园、和公娼抗争，同性恋 AG 事件、宋七力、妈祖、地震后的灾区、镇暴部队等等，由于这三场演讲直接关乎台湾当前社群主义及公共领域的争辩、社区总体　　营造运动、新兴的社群（外劳、网络、同志、性工作者等）、新兴宗教、民族主义与现代性等等议题的讨论，因此，我们请来相关的研究者来对话。我们以为第三世界的共同经验是需要经过比较，进一步被理论化，而不是一再对争议的现象只作道德化的争辩与粗暴的处理。　　Chatterjee 对于公民社会的质疑也再度勾起八０年代末、九０年代初台湾知识圈有关民间社会 v.s. 人民民主的辩论；而或许Chatterjee 所画出的政治社会空间正是人民民主操作的场域吧！　　与以往英文学术演讲不同的是，主办单位不仅将讲稿事前译成中文，还请口译人员现场翻译，使更多的听众可以尽可能的跨越语言障碍；更重要的是在各场次均安排了本地的学者，在会前详读讲稿之后，以对在地历史经验的思考与研究来响应讲者对于印度的讨论，目的在　　开始进行初步的第三世界／亚洲内部之比较与对话，期盼在未来能够形成更为贴切的理论解释。　　(2000.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