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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社会保障”来为现行农村土地制度作辩护，内含着这样一个前提：随着中国经济与财政持续增长，国家有能力将全体农民的社会保障彻底地从土地上剥离出来，并成为国家对农民承担的义务。

《上海国资》：重庆和成都的户籍改革现在外面议论比较多，您怎么看？曹锦清：农民的城市化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城镇化，一个是城市化。城镇化，也就是农民向乡镇、县城流动，这在目前是没有太多问题的，有些县城还有鼓励措施，但是农民的积极性不是很高。农民进城是为了获取更好的教育和医疗资源，但这种流动对农民来说，这个户籍的含金量并不高，他并不是很希望得到城市户籍。还有一种情况，现在公路交通很发达，农民会通过村庄内部自发地调整，向公路边上移动，这样他们也能享受到一些城市化以后才能享受到的便利。这种情况其实相当普遍，但是我们没有把它当成一种城市化的形式。现在出问题的是在地级市和省会、特大型城市，比如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城市，尤其是特大型城市。现在学者和媒体呼吁进行户籍改革，主要的是要给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城市工作的农民工以当地户口。给户籍是没有问题的，但要考虑到会引发的问题：第一，住房如何解决？现在连城市里的中产阶级都无法解决，农民工更说不上了；第二，失业了怎么办？按照现在的政策，农民工确实是交了一部分养老保险，包含在综合保险里面。但是这个钱少了没有用，太多了也不可能。工人负担不起，企业也负担不起。但是如果说多了，比如说按现在每个月五六百块钱的标准算，每年都要六七千块钱。这个钱看起来不多，但你要反过来考虑这个问题。你要知道，现在全国农民的人均年收入，也就是五六千块钱，外面打工的收入和农业收入都包括在内。这样，如果城市户籍放开，到了城市里就能获得社会保障，农民都不用种田了，都到城市来领失业救济好了。重庆、成都正在做的户籍改革，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要在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城市也这样做，就有问题了。为什么呢？因为重庆、成都是劳动力输出区域，而北京、上海和广州是劳动力输入区域。对于劳动力输入区域来说，如果放开户籍，那么包括医疗、教育这些公共品的需求就要暴增，政府有没有能力来满足这个需求？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城郊的农民，你让他放弃他的农村户籍，他都不愿意。这个户籍的含金量太高了，他可以盖房子出租，可以做小生意，带给他的收益是巨大的。所以说，户籍制度改革说说是可以的，但是要做起来，这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 《上海国资》：那么您认为比较理想的农民城市化的模式是什么样的？曹锦清：城市化的核心是工业化。有了工业化，才能有城市化。还没有工业化的时候，谈城市化都是废话。现在中国的工业主要的还是集中在东部，区域发展差距比较大，所以才有农民工候鸟式的迁徙这种现象。但是你要把全国的农民工都在东部的城市里留下来，这不现实，也没必要。比较理想的状态是，通过产业转移，让中西部省市也有比较好的工业基础，能够吸纳比较多的劳动力，让劳动力在本省范围内乃至县市范围内流动，让农民在附近打工，这样问题就比较少一些。如果是在县市范围内流动，农民根本都不需要城市化。现在的交通很发达，目前90%以上的农村到城市的道路都已经硬化了。农民可以住在农村，工作在城市，一个摩托车就够了。这样做的好处很多。首先，除了少数城郊地区，绝大多数乡村的宅基地都是零地价的，农民不需要支付很高的城市地价，就可以获得比较好的居住条件，他城市化的成本就很低。其次，虽然农民已经享受到了城市化、工业化的好处，但他仍然可以保留土地承包权。对农民工来说，土地就是他的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如果碰上经济危机，他失业了，他还可以退回去种地。可以说，这是“有中国特色的农民城市化”。但是，你不要人为地去推动，赶农民进城，要小心“好心办坏事”。要尊重农民的意愿，降低农民进城的成本，提高进城后的社会保障水平。最重要的是农民自己会算计，他最清楚到底是进城对他有利，还是继续在农村对他有利。现在有些地方搞土地换社保，赶农民进城、骗农民进城。这是不对的。没有工业化的城镇化就是“伪城镇化”。你把农民都赶到城镇上去，又提供不了稳定的就业和住房，你让他靠什么生存，他的医疗保障、养老保障、失业保障怎么办？当然，这不意味着每个乡镇都搞一点工业。每个乡镇都有工业是不可能的，也不需要。有两个情况你要注意，一个是年轻人都到外面打工去了，另一个是现在已经出现了民工荒，劳动力供给是不足的。剩下的年纪比较大一些的人，他们自己也未必愿意就到城市去生活。 《上海国资》：这几年围绕拆迁出现的纠纷特别多，引起的社会关注也比较多。您怎么看呢？曹锦清：中国正处在高速的城市化过程中，基础设施建设规模比较大，摊子铺得比较大，每年要修那么多公路、铁路，城市还要扩张，都需要土地。因为速度快，所以矛盾比较集中。不过这也是一个普遍性的现象，不仅中国这样，从历史上看，后发现代化国家都会出现这种问题。拆迁过程中有没有问题？当然有。相对来说，2004年之前的征地补偿标准确实是比较低的，之后因为农民的权利意识提高，加上媒体的不断曝光，补偿标准在逐步提高。尤其是在东部沿海地区，地已经征得差不多了，补偿标准也已经比较高了。现在看，拆迁纠纷主要地是由三个标准不同引起的：前后不一样，征得早补偿少，征得晚补偿多，先被征了的就不愿意；左邻右舍不一样，在具体的操作里面，每个农民、农户的谈判能力不一样，获得的补偿不一样；同一时期同一地块上面的标准有时候也不一样，比方说有亲戚关系的人家的补偿标准就比没有的人要高一些。有些钉子户认准了政府就是要这一块地，就漫天要价。你要是说要让每个拆迁户都满意，这就很困难。说要“合理补偿”，什么才是“合理”？无法客观化。现在正在搞拆迁立法，但是法律解决不了所有问题。中国一是大，二是人多，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指望一个法律解决所有问题，这是不可能的。比如说中西部地区，工业化、城市化才起步，如果征地的补偿标准太高，政府就没办法做了，企业也没办法做。现在媒体上、网上的舆论完全一边倒，让地方政府也很难做。 《上海国资》：现在媒体上对基层政府的批评比较多，所以社会上对基层政府的印象比较差。您和基层政府的接触多吗？印象怎么样？曹锦清：和县乡政府、干部接触还是比较多的。应该说，贪官污吏是有的，特权确实也有一些。绝大多数还是好的，他们都还在做事，兢兢业业，这是最重要的。不少人批评基层政府，都说中央的政策是好的，基层政府没有执行好。中央有些政策确实是好的，但是要地方政府、基层政府配合，尤其是财政上掏钱，这就比较困难，地方政府哪来这么多钱呢？东部海问题不大，中西部地方政府的问题就比较大了。所以地方政府也有怨气，觉得上面开口子，要下面掏票子。不过这样也有好处，多数人对中央政府有好感，政权比较稳定。政府的特权问题，有些实权部门，比如工商、税务这些部门，你要说没有吃拿卡要这种现象，那不可能；但是你要说全部都是这样，也不可能，要是那样，这个政权早都垮台了。地方政府当然确实有整个一窝子都坏了的情况，但这是个别现象，还是要肯定大多数基层政府和干部的工作。基层的很多事情，老百姓还是喜欢讲个情理，不能完全讲法理。比如说，一个村子五年前被征了地，当时大家都同意。现在一看旁边的村子征地补偿高了，他就不服气了。他就要找政府去要补偿。你按法律说，完全照法律来，就要尊重契约，农民就什么都得不到。但是现在就不同。农民闹了，政府算一算，财政上还有钱，再给农民一点钱，就过去了。 《上海国资》：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重点关注了农村水利设施建设。这是为什么呢？曹锦清：你看今年出现的几次比较大的灾害，一个是云南的大面积干旱，一个是江西的水灾。这两个影响比较大的自然灾害都是发生在支流区域。1998年洪灾过后，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加固了干流的堤坝，所以这些年来没有出太大的问题。现在问题就出在支流上，而支流是与农田灌溉直接相关的。建国后的前三十年搞了大量的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修了许多堤坝、水库，全国修的大大小小的水库有8万多个。但那时候由于资源有限，不是钢筋混凝土的，多数是土坝。经过这么多年，淤塞比较严重，再一个是年久失修，所以问题比较多。所以今年的自然灾害也有好处，就是把这些问题暴露出来了，让政府意识到，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以前农村搞基本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主要是靠劳动力投入，国家把农村闲置的劳动力组织起来干就可以了。现在不大可能这么干了，农村的主要劳动力都出去打工了，剩下的老人小孩也干不了，所以只能依靠国家投入资金，用机械化来替代。今后，国家要确保粮食供给的安全，就要扩大灌溉面积，这就要求增加农田基本水利设施建设的投入，把这项投入当做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上海国资》：现在社会上的不满情绪比较多，您认为原因何在呢？这三十年总得来说，中国的发展还是比较好的，政府做得也不错，这是全世界公认的。知识分子喜欢批评政府，这是好事，社会批判是他的职责。一个社会要是没有这种声音，就有问题了。但是反过来说，要用他们提的办法去解决问题，那就要出更大的问题了。现在媒体上和网上的民意，官和民闹起来，一概是官错，穷和富闹起来，一概是富错。有没有这种情况？肯定有，但要是说这种舆论都对，那也不可能。总的来说，还是大家都有怨气吧。一方面，中国毕竟是一个大国，历史这么悠久，文化积淀这么深厚，在汉唐时期曾经那么强盛过，这一百年落后了，挨打了，所以整个民族都有这么一股怨气。还有些社会群体，比如说下岗工人，他们是改革的代价承担者，有怨气也是正常的。还有某些体制内的人文知识分子，他们多少都还保留着以前的传统士大夫的习惯，现在市场经济让他们很边缘化，他们也比较不满。社会转型期把这种心态更加加剧了。相对来说，倒是中老年农民对政府还比较满意，因为不用交农业税费了，种粮还有补贴，还有合作医疗，现在还要搞养老保障，所以农民反倒比较满意。 《上海国资》：一般可能都会认为您是在做“三农研究”，但看过您的书和文章的人大概都会有一个印象，就是您入手是在三农，但关注的其实是“中国”。您认为这种观察对吗？曹锦清：这跟我个人的经历有关。我最早是学历史的，尤其是近现代史。我的很多想法，是读近代史读出来的。中国近代史，当然是以中国为对象的，要考虑中华民族的近代命运。这样就有一个惯性，就是把中国作为思考的对象。所以我后来对中国的当下和未来考虑得比较多。不过也不止是我，应该说，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都有这个特点，都会以整体的中国作为思考的对象。这可能还是在知识分子中占主流的。当然，这些年来由于学科专业分工，把中国分成了很多不同的条块，以专业化的眼光去考虑问题。因为他做博士论文、发表论文、评职称，都是要以这些专业成果做基础的。这种专业化、学院化的学术氛围就在一些领域形成了片面化地思考问题的倾向。不过在我这一代知识分子当中，还是延续了古代士大夫的传统，还是有家国天下的关怀，总是把民族、国家的命运放在思考的中心位置。1990年代，我到河南去做调查，做乡村研究，还是研究中国社会转型变化，是把农村作为中国的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篇章来研究。但是后来走了一些地方，做了一些研究，越来越觉得，把中国作为对象来研究，有些力不从心。一是中国太大，各地的情况都不一样；二是中国很古老，我们一说就是五千年；三是变动太快，几年一变。比如说农村，取消农业税前后，农村的变化是非常大的，整个分析问题的框架都要变。

出口导向，成绩很大，问题很多，向内需转型，迫在眉睫。

现在有一个因为婚嫁而产生的问题。因为本村的女孩嫁出去以后，不可能回来种地，等于变相将土地交给了父亲兄弟，但她在嫁入的那个村是没有土地的。这个“长久不变”的制度使得农村的女性丧失了土地，恢复了古代村庄土地的男权性质。

从对中国社会影响至为深远的丧服制度出发，探讨中国古代婚姻、家庭及相关政治观念的真实情形。

《海角七号》导演魏德圣监制的影片KANO以台湾「嘉农」棒球队历史为素材，透过日本人视角所呈现的「日治」荣光，不但燎起了民众把日本殖民当作台湾「现代化」原乡的集体想像，投合了时髦的媚日哈日风潮，更符合台独意识的政治正确，大大挑动了文化历史认同的集体亢奋。KANO热潮突显了台湾的精神自我「再殖民化」危机。

[龙应台]不去正视失败原因，不对历史反省，而只图以夸大战争的受害来掩蔽曾是加害者也是自害者的身分，再以虚夸的口气说以「失败者」为荣，这只会把自己囚禁在内战的咒语中，无以救赎。

小莽苍苍斋是父亲田家英的书斋名，这本图录集纳的是他生前所藏清代学者的信札。在此之前，已出版两部图集，囊括的是清代学人的楹联、字轴、册页、扇面等。故这套书系统称《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法书选集》。

农业生物的多样性是中国农业得以维持几千年而不衰，并且成功地支持了由人口不断增长引起的对农产品不断扩大需求的重要原因之一。传统的农业生物多样性在为人类提供营养的同时，还满足了人类生产和生活多方面的需要，这也不是用现代"产量"的概念所能够衡量的。

关于人民法院惩治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有关情况的新闻发布稿：两案均发生在经济发达地区，两罪犯同样都曾经担任主管城建工作的政府领导，两人的主要犯罪行为也均与土地审批和建设领域相 关，都是利用手中掌握的土地审批等行政权力违规操作，为自己攫取巨额私利，且犯罪数额特别巨大，在城市开发建设领域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构成群众的个体要么对公共事务毫不关心，一到选举就投弃权票；要么只考虑自己的利益，或按消费者一时心血来潮的想法参与选举。他们以直接组合起来的利益为名，用罢工和游行等手段反对那些旨在保证他们未来退休生活的措施；选举期间，他们完全听从个人喜好，看谁顺眼就选谁，仿佛在面包店选面包一样随便。结果就是"抗议式候选人"往往比"执政党候选人"获得更多选票。

安德森教授应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邀请，于2014年3月元19日与26日在清华做两次公开演讲，第二次讲演主题为：东南亚华人认同的悖论。

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人文与社会系列讲座，第一讲 （2014年3月19日）

1）政治为何？2）友谊为何？3）民主是怎么一回事？4）好客是怎么一回事？

Brecht, last night: 'There can't be any doubt about it any longer: the struggle against ideology has become a new ideology.'
29 July

中国崛起带动西方世界全面崛起，根本改变了工业产品和原物料之间的交换条件，加速全球财富的重新分配。我们过去所熟悉的一元现代性历史格局在消失。不同的历史背景、文化背景的国家，可能会以不同的路径走向现代化，而且它们成熟稳定的现代化社会的模样、组织原则中，有现代性成分，也有共通的成分，也有其特殊的成分。

战后台湾的农业发展，是相对比较成功的农村建设经验，曾经是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学习与借镜的对象。

2008：“巨变时代”的来临 对中国来讲，2008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很不平凡的年份。对有些人而言，还可能是刻骨铭心的年份。年初冰雪灾害，然后是汶川大地震，随后迎来北京奥运会，还有两岸正式大三通等等。 从人类历史角度思考去年种种非常特殊的历史事件，我认为，历史学家会给予2008年一个非常特殊的评价——极不平凡的一个年度。在这一年里全球发生多起重大而罕见的事情，向我们透漏了这是一个“巨变时代”的来临。所谓“巨变”，是指人类社会结构与秩序出现剧烈变动。通常出现的是一种渐进式演化，而在“巨变时代”，我们过去认为理所当然或非常熟悉的历史坐标，很可能会在很短时内消逝；或是有些历史大趋势我们认为是无可逆转或势不可挡的，很可能就会出现转折。 站在2009年回顾2008年，对于未来人类发展的几个大趋势，我觉得会看得更清楚。这些趋势是在过去很长时间内存在的秩序与结构出现剧烈变动的一个关头，一个历史分水岭。 归纳起来，有四个或四重我们过去非常习惯或视为当然的历史趋势，这时同时出现转折。这种情况我认为不仅是百年不遇，可能是数百年都很少碰上的。这四重历史趋势，昨天我们觉得它们是“浩浩荡荡”，今天来看则是“摇摇欲坠”。 第一个是比较短的历史趋势。后冷战结束至今，由美国唯一超强所打造的国际新秩序（也被称作单极世界），很明显松动了。美国作为唯一超强的霸权地位面临各种力不从心的困窘。它只有20年时间，说它是一个趋势有点勉强，不过回头看，十几年前，主流观点一致认为这个结构很牢固，会维持很长时间。 第二重历史趋势，到今天为止也不过40年左右，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称之为“第三波民主化”。这一波民主化浪潮似乎也已走入一个退潮阶段。福山宣称的历史终结论，到今天来看，很明显完全破产了。这个趋势也仅仅持续40年。 第三重历史趋势，我称之为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周期。先是战后重建，然后在一定的范围内建立一个比较自由的经济秩序。中间也发生一些波折，包括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特别是到了后冷战时期，前苏联以及其他很多过去没有被吸纳进入全球化经济体系的国家和地区一一纳入了该体系。我认为，这个扩张周期至少是遭遇了一个瓶颈，也可能是到了走向颓势的转折点。这个周期大概就是60年。 第四重历史趋势，大概有将近300年，我认为也是最有意义的。根据不同角度来界定，这个时期可以拉长点或缩短点。这300年，是西方世界独占人类历史舞台、作为唯一主角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我认为从今天来看比较清楚，就要告一个段落，接下来非西方世界将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世界历史进入了这样一个新的阶段。 第一重历史转折：美国单极体系的衰落 在单极体系下，美国不断地试图扩张军事投射力量，试图支配所有地区安全结构与秩序，试图对它未来所有可能的潜在对手做严密的围堵防范。这让它在军事扩张上、军事联盟的扩张上，出现过度扩张(overreach)，达到一个临界点，就会出现各种反弹。北约东扩，把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中东欧国家一个个纳进来，更准备在这些国家包括波兰、捷克部署反导防御体系。这逼近了俄罗斯忍让的极限，导致了俄罗斯在军事战略上全面性反击，正式与美国摊牌。有几个明显的例子，一个就是北京奥运会开幕那天，俄罗斯派军进入南奥塞梯地区，这是冷战结束以来第一次我们可以看到的。另外一个就是普京把战略结盟延伸到美国的后院，与查韦斯签署军事合作协议。这也是后冷战以来俄罗斯的海军“彼得大帝”核动力巡洋导弹舰，第一次进入拉丁美洲水域，与委内瑞拉进行联合演习。 所有征兆里，第一届拉美跟加勒比海国家首脑会议可能是最具有意义的。这次会议在巴西举行，有36个国家参加。跟以往所有拉丁美洲国家首脑会议最大的不同，是美国没有被邀请，古巴被邀请了。有人说这是向门罗主义发起挑战的起点，就是说拉美已经开始寻求挣脱美国对这个地区的独霸。这里是美国的后院，这更明显地说明美国单极体系的衰落过程。 包括美国自己的外交政策精英，2008年都不约而同在思想上有这种准备和调整。这里引用的代表性言论，均是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倒闭事件所引发的大范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 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东岸最重要的外交精英智囊机构“外交事务协会”总裁Richard Haass在《外交事务》上写文章，明确指出美国单极时期已经结束，21世纪的国际关系将是一个“无极”的秩序。当然，到底是一个无极还是多极值得商榷。今年上半年“外交事务协会”还组建一个课题小组，专门研究未来拉美与美国的关系。他们说美国在拉美的霸权结束了，美国必须重新调整在拉美的政策。《外交事务》是美国权威性的外交刊物，至少代表了美国的权威性观点。它对东北亚的战略评估也是一样的。 后冷战的单极体系为什么维持了不到20年？作为唯一超强的局面为什么无法持续下去？大概可以归纳成几点： 第一，美国的经济竞争力跟其他国家的差距在缩小，尤其是科技领先力和产业竞争力。美国过去15到20年的高生活水准以及每年3%～4%的增长率，很大一部分源于虚拟财富，也就是资产泡沫。它需要资产泡沫，向未来举债，和向国外借贷来支撑它的繁荣。从1985年开始，美国就由净债权国变为净债务国。 2007年外国机构与个人对美国的净债权总额已经超过美国的经济规模。美国私人部门的整体负债，也从1978年GDP的118%增加到2008年的 290%。美国联邦政府的负债总额在2007年底就已经达到GDP的65.5％。 经过2008年的金融危机，联邦负债更是直线上升，2009年首季已达到11兆美金，而美国GDP大约是14.2兆。这个数字还不能反映美国国债真正的规模，根据美国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大卫·沃克尔（David Walker，曾担任美国财政部次长）的估计，将美国政府各种隐形负债（如对国民社会保险及退伍军人抚恤的支付义务）累加，2007年底，已高达52兆美金，接近2007年全球GDP54.3兆的规模。今天，它的三大赤字：国债、贸易赤字和私人借债赤字已经累积到了极限，难以为继。 其次，美国经济结构的长期失调，也导致美元霸权地位摇摇欲坠，这也是加速美国单极体系式微的一个重要机制。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滥用其铸币特权、涣散的金融监管与松弛的财政纪律，让美元币值信用成为威胁全球经济体系稳定的不定时炸弹。这次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风暴，更激发世界各国倡议建立新的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来彻底打破美元的独占地位。例如，最近联合国大会成立“国际货币及金融体系改革委员会”，提出一系列相当激进的改革建议。这个委员会的专家小组主席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出任，他一向认为IMF在处理亚洲金融危机时严重失职，这才导致亚洲国家在过去十年间大量囤积外汇，加速了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失衡。 斯蒂格利茨主张，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未必需要积极响应欧美所提IMF增资的要求，他们应该考虑在IMF架构外成立一个新的国际货币储备体系。在此之前，他们可以先扩大区域性的货币基金，例如“清迈协议”所倡导建立的亚洲区域外汇储备基金，或是由委内瑞拉等7个南美洲国家组成的“拉丁美洲外汇储备基金”(FLAR)，让这些区域性机制扮演短期融资与稳定区域金融的功能。这些大胆的提议现在纷纷出笼，因为许多国家都意识到，美国已经不再是一个负责任的全球经济管理者，必须建立一套新的机制来限制美国滥用其铸币特权。 第三，政治上，过去的十几年，甚至可以回溯到里根时代，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当道，让美国的软实力大幅消退，在全球范围内的领导地位的道德基础受到严重的打击，更必须倚赖军事威慑力量。它对俄罗斯和中国的安全围堵，也使它陷入一种过度扩张。它的资源，它国内的政治支持的基础都不足以支撑这种无止境的全球范围内的围堵政策。 意识形态上来讲，它所主导的这种全球经济秩序所依赖的核心思想，有些学者称之为“华盛顿共识”。这种经济自由主义核心思想也开始退潮，在世界各地都出现反全球化社会运动。最近几年，拉丁美洲的左翼势力明显兴起。看近一点，9·11事件和美国进军伊拉克发动战争加速了这种整体体系的颓势。在这个大背景下，“次贷危机”只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些趋势在之前就已经显露出很清楚的征兆。所以《纽约时报》很有名的专栏作家、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说，美国在伊拉克没有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武器就藏在美国自己家里面，藏在华尔街。过去的金融创新，衍生性金融产品，它所累积的风险最后变成一个巨大的财富摧毁力量，对实体经济的摧毁力量比原子弹还可怕。 第二重历史转折：第三波民主化退潮 对第二层或第二重历史趋势的观察，我觉得可以从东亚，从我们自己的周遭环境来思考。先看东亚唯一的算是比较有长久实施民主经验的日本，三年换了三个首相。我觉得这不是个人领导问题，也不是派系政治问题，而是它的政治体系在应付日本当前所面对的经济危机或者结构转型障碍时，遇到了一种公共治理上的难题，所以每个首相的政治生命都很短。 2006年他信被军队推翻以来，泰国事实上就陷入严重两极对立的困境。2007年年底恢复选举，他信集团仍获得国会多数，反他信的泰国曼谷中产阶级没有办法接受选举结果，乃用社会运动方式，组织“黄衫军”用街头对抗方式，来瘫痪执政党。他信支持的政府倒台，他信集团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鼓动支持群众组织“红衫军”包围总理府，甚至逼使泰国政府临时取消东亚高峰会。这样的街头斗争恶性循环已经轮回好几次，到今天为止也还没有真正找到出路。 韩国的左右两个阵营的对立也越来越激化。它不仅表现在2008年初的美国牛肉进口事件，还表现在最近国会要批准的美韩自由贸易协议（FTA）。韩国内部的冲突无法在正常的民主轨道上获得解决。 再看北边的蒙古，上次国会选举也出现一次大规模的选举暴动。也有人说这可能跟境外势力有关，也可能是另外一场没有成功的颜色革命，当然这只是一个揣测，没有直接的证据。但说明他们内部的两个政治力量之间，都不遵守基本的民主游戏规则，对于民主程序事实上没有牢固的共识，而且政治上的竞争已经转化为政治上的斗争。 在整个东亚，菲律宾可能是实施民主最凄惨的社会。菲律宾现在的总统阿罗约，我相信各种对她的指控应该是证据确凿。她个人、家庭跟丈夫的贪腐，跟她过去在大选里面的做票问题，在任何一个正常民主国家里都会导致总统辞职或者被弹劾。菲律宾的反对运动结合部分国会议员在国会里面已经发动了4次弹劾。因为宪法规定每年只能最多提一次，一次失败以后要隔一年，2008年是第4次，但她每次都能很轻松地躲过这种弹劾。她如何躲过弹劾？很简单，就是用现金买通绝大多数国会议员，这种政治操弄已经让民主变成一场虚有其表的假戏。 根据我对于东亚国家公民对他自己政治体系的评价所做的一些调查，有些信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我们收集的指针非常多，这里只选择其中一个相当有代表性的指针加以说明。该课题叫Asian Barometer（网站是www.asianbarometer.org）。这个指针就是问受访的群众认为他们的政府是否能够有效响应民众的需求。在我们所调查的国家中，一类是传统上被分类为民主的国家，也包括新兴民主国家：日本、韩国、蒙古、菲律宾、泰国、印尼。另一类是新加坡与马来西亚这些通常被认为不民主或者说民主不够充分的国家或地区。很有趣的对比是，在日本等这些民主国家，认为政府能够有效地响应民众需求的比例都很低。日本只有33％，韩国只有21％，台湾只有35％。这个调查是2006年做的。蒙古只有24.6％，菲律宾32.7％。泰国稍微高点，47％，调查是在上一次军事政变之前做的。如果来看马来西亚跟新加坡的情况，马来西亚是56%，新加坡是66%。 这个对照让很多人惊讶——在能不能响应民众需求或需要方面，半威权体制评价要高于民主体制。我相信，拉美、东亚、中东欧等很多的新兴民主国家或地区，它们的整体表现让那里的很多民众感觉到他们的期望与实际有很大的落差。 我们也可以评论一下印度的民主实施经验。西方媒体总是给印度冠上“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这个头衔。印度每5年举行一次国会选举，每次选举覆盖七亿一千四百万的合格选民，这是全世界最多选民参与的选举，也是选务最为繁重而复杂的选举。不过，最大的民主并不意味着印度的民主可以造福最多的人民，实际的情况可能正好相反。 学术界对于印度民主一向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正面观点认为，印度民主虽有明显的菁英主义色彩，但基本上还是可以促使印度政治菁英重视中下层民众的需求。民主制度能够在一个像印度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资源贫瘠、贫富差距悬殊、族群关系复杂、宗教信仰冲突不断、经济发展程度低的国家落地生根，诚属难能可贵。乐观的学者甚至认为，民主赋予印度政治制度上的竞争优势，印度的崛起最终可以迎头赶上中国大陆。 负面观点认为，选举只是为世袭政治菁英长期垄断政治资源披上合法外衣。印度民主空有其表，无法有效增进大多数民众福祉，大量印度百姓的人身安全与基本需求仍得不到保障，还须长年忍受贪污横行、效率极低的官僚体制。尽管印度这几年经济发展速度十分亮眼，但在减少城市贫困人口、解决农村土地分配严重不均、消除贱民阶级与妇女受到社会歧视、化解族群间暴力冲突、消弭黑社会对贫民窟宰制等问题上，进展十分缓慢。悲观的学者甚至认为，印度的劣质民主永远无法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民主将是限制印度崛起的一大障碍。 最近《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这部金像奖名片，让从来没有去过印度的人，对孟买贫民窟实况大开眼界。不过，一般观众可能不知道，在孟买这个1400多万人的大城市中，60%左右的人至今还住在贫民窟。有一个叫达拉维的贫民窟紧靠着孟买金融中心，可能是亚洲最大的贫民窟，居住着一百万人。这里人均居住面积不到3平米，没有正常的供水，平均1400多人使用一间厕所，苍蝇乱飞，老鼠横行，各种传染病频发，堪称人间炼狱。 孟买贫民窟里有很多民间志愿者组织，真心诚意为贫民服务，如办教育与提供医疗服务等，但真正在贫民窟里呼风唤雨的是黑社会老大，他们控制水电，掌握奴隶一般的童工与娼妓，他们长期包养警察，还与政客勾结，让孟买贫民窟成为一些政客的稳定票仓。孟买市政府过去10年推动的贫民窟改造计划像蜗牛爬行一样慢，还不如重庆市一个季的旧城危房改造进度。 最近总部设于华盛顿的国际食品政策研究所(IFPRI)发布2008年全球饥饿指数报告。在全球88个中低收入国家中，刚果得分最高，为全球饥饿问题最严重的国家，印度排名第66位，北韩排名第53，中国大陆（不含港澳）位居15。也就是说印度面临的饥饿问题要比经常闹饥荒的北韩还要严重。“最大的民主国家”这顶帽子实在应该让印度政治菁英感到汗颜。 所以最近研究民主的学者开始担忧这样一个倾向。有一位很有名的学者Larry Diamond，美国刊物《民主》的共同主编，在2008年《外交事务》上发表一篇文章，被很多人引述。他说，经过多年的民主进展，现在全球进入民主萧条期或衰退期——在很多新兴民主国家，民主只是一个表象，各种劣质治理是很普遍的，他们的司法机构或军队滥权，或者说少数的寡头精英透过民主程序完成权力的独占，等等。我认为他所谈的民主退潮现象，不管是说民主体系本身可能不能稳定地维持住，或是说民主的门面勉强留下来，它的内容或内涵都已经被腐蚀或掏空。这种现象大概在很多第三世界民主国家都很普遍。 他的分析角度是纯粹从政治运作的角度出发。从新兴民主国家的危机根源来看，我认为一种病症普遍出现在很多新兴民主化国家——他们的宪法是没有根基的，是移植过来的，不是自己社会土壤或文化土壤中成长出来的。所以它的精英的民主信仰与法治基础是非常薄弱的。这些人并不真正相信这些东西，对他们而言民主不过是取得权力的必要手段。如果只要任何情况下能够躲过制裁或者愿意冒风险，政治精英经常可以违背民主程序。在竞争中，你不遵守游戏规则，我也不可能遵守，最后这个竞争就变成斗争。不同国家之间，邻国和邻国之间，不同地区和地区之间，经常会学习别的国家的这种恶质的竞争伎俩，变成一个传染性的东西。 如果它无限制地扩散，就会让选举变成一种社会里不断加深对弈矛盾的机制，而不是一个化解冲突的机制。这与原来民主理论想象的不太一样。选票替代子弹，这只是原来对和平竞赛的一种想象，但它的现况可能不全是这样。大多数新兴民主国家的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过程不充分，官僚体系也缺乏治理能力和独立性，军队与司法也无法超越党派，所以它根本不具备一个法治国家的条件。最后一点，我想是政府能力跟不上网络时代信息传播跟社会动员的速度。这个也会让政府经常面对它的供给与需求之间巨大落差的治理危机。挖得更深一点，像 Larry Diamond 所谈的这些现象，实际上还忽略掉了第三波民主所源于的历史大环境本身就存在着两重结构性困境。这两重结构性困境，实际上让第三波民主注定在很多国家都很难成为一个良好治理的政治体制。 第一个困境是，美国作为推动民主的唯一超强，却不能提供一个民主治理的好示范。特别是过去的20年，他的民主遭受市场原教旨主义与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双重侵蚀。美国也干预很多其他国家的政治，有时是从人权民主角度，更多是从美国战略利益角度，也就是说扶持亲美派，打击反美派。亲美政权做票赢得选举，美国也会纵容它；反美力量即使符合民意而上台，美国也会制裁它。这样它就没有办法帮助这些国家的民主走上正轨——反美的暴力行动就是恐怖主义，亲美的就是“自由斗士”。很多中小型国家都面临这样一个困境，多党竞争反而给外来强权提供一种干预机会。国内竞争团体各自有后台老板，不愿意妥协，斗争更加剧烈，更加深化社会内部的分裂。 另一个困境也很重要，这是第三波民主与前两波最大的不同。第二波民主化，是由工人和农民反抗资产阶级压制，争取参政权，经过很长时间斗争取得的成果。第三波民主化看起来很平顺，很多国家旧的政治体制结构一瞬间可以被替代。在很多原来采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资产阶级不对民主化有任何抵制，甚至是十分欢迎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波民主化，对资产阶级是毫无威胁的，市场化与民主化结合成一个连体婴儿。彻底市场化、彻底自由化，让劳工群体不可能透过民主真正改变他们的不对等经济地位。 在这个层面上，进一步的经济全球化不断地在加速掏空国家的社会保障职能。虽然政府是民选的，但是选出来的政府能做的事情很有限，因为它受制于全球市场力量的强大节制。同时政府面对越来越多的两极分化、贫富分化，能够着力的地方也非常有限。这时社会冲突是很难避免的。在过去，民主社会主义是可能的，比如说战后头20年，资产阶级跟劳工至少在福利国家上达成了一种妥协。但现在这种妥协从资产阶级看来是一种奢侈，不需要。因为经济自由化给他前所未有的一种移动能力，一种在全世界到处自由移动的选择，一种制定基本社会游戏规则的特权。这样他根本无需跟国内其他团体做任何妥协，它甚至不需要长期呆在特定的一个国家。这是第三波民主化的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我觉得这也造成它一种必然的困境。 第三重历史转折：资本主义全球性扩张已成强弩之末 在这个问题上，在今天这个时点上，这是一个阶段性震荡还是一个很长的历史周期结束的先兆，还需进一步观察。不过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框架可以引导我们做两种思考，一种思考是，我们至少可以说它的扩张动能，尤其是以一种自由经济秩序作为指导原则的动能，已经很清楚地在减弱。这个减弱第一个明显征兆就是2008年多哈回合谈判的触礁。过去美国和欧盟主导多边贸易自由化，这套游戏规则在制定过程中遭遇到强大的反对力量。这些反对力量实质上是质疑，全球化风险跟利益分配在很多国家内是不公平的，是完全不对等的。这说明了为什么在很多社会里形成了对全球化的阻力。这在当时还不是一个危机，也只是说脚步放慢，或者说必须做进一步调整。最极端的一种可能性，就是这波金融危机可能会引发一个类似20世纪30年代全球性的大萧条。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在今天这个时点上还不能说是肯定的，但也不能完全排除有这个可能性。 There’s no way like the American way这张图片(见上图)，是关于美国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街头一个景象的。这群人在排队领取饮水和免费的食物。他们都是失业人口。后面有一张很大的海报，在宣扬American dream或者美国生活方式，标题叫作“world’s highest standard of living”（全世界最高的生活水准）。这是大萧条时代留下的最具讽刺意味的一张图片。70多年后，全球经济会不会再度陷入这样的谷底？ 目前全球遭遇的经济危机，到底是资本主义扩张过程中暂时的一个脚步上的减缓，还是真正进入一个结构剧烈震荡的阶段？我觉得两个可能性都存在。我觉得思考当前全球资本主义扩张所遭遇到的危机，可以参考乔万尼·阿瑞吉的经典性著作《漫长的20世纪》。阿瑞吉的累积周期理论从历史的角度，也从马克思的分析架构里，演绎归纳出一种历史分期。他把以美国为核心的周期，相对于之前以意大利城邦及西班牙、荷兰、英国为核心的三个历史周期，每一个周期大概都是一百年或者是一百年多一点，而且周期似乎有缩短的景象。这四个周期都有类似的特征，通常都是经过一定的物质资本扩张时期，然后进入金融资本扩张的转换过程。尤其核心国家，其经济结构表现非常清楚。后面的推动力量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资本要求自由，最自由的资本就是金融资本，因为所有的工业资本会固定在一个特定的生产过程上，不容易被随时随地变现。 另外一个就是利润逐渐下滑的必然趋势。因为这两个趋势，物质资本扩张的初期可能会产生巨大的增长动力和累积速度。越来越多的市场变成商品竞争市场，它的利润就会不断下降。过去累积的资本要寻求新的出路，就会进入金融资本扩张时期。资本主义扩张最终都会由于金融危机爆发而出现整个累积周期的断裂。这是前三个周期都出现过的历史循环现象。 可以这样讲，我们现在进入了阿瑞吉所讲的资本扩张时期。是不是已经走到这个周期的尾端，这可以做进一步的思考。不过可以看出，这个转化从物质扩张到资本扩张是从70年代后期开始的。这从核心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来看尤其如此。表现在金融国际化方面，最早开始出现的就是以石油美元为基础的回流，这种回流过程以跨国金融机构开始进行所谓主权国家的借贷，这是第一期的金融国际化的过程。它后来导致80年代的外债危机和90年代初期的外债危机。不过这个动能还是非常强，尤其华尔街对美国财政部的影响力，然后是财政部对IMF的影响力。美国从90年代开始全面推动金融全球化，要求每一个国家开放资本市场，然后让跨国资本以及各种金融创新工具无止境地加以扩充。虚拟经济的增长达到一种难以想象的规模和速度，在这个过程中资产泡沫也不断膨胀。 2008年全球外贸交易市场，每天的交易量大概是3.9兆（万亿）。这里有将近2/3都是衍生性交易，也就是说都是高杠杆投机套利的，或者说把外汇交易转换成一种赌博工具。2007年全球全年贸易总量不过30兆多一点，而每天的交易量就有3.9兆。一年大概有200个交易日，也就是说一年将近有 700多兆的外汇交易量，虚拟经济的交易总量是实体经济交易总量的20几倍。过去7年平均起来，每年全球金融商品交易总量，也是全球GDP的35倍到50 倍之间。 这几年最流行的一种衍生商品CDS（信贷违约掉期）是导致美国最大的保险集团AIG倒闭的地雷。现在虽然信贷违约掉期市场已经从2007年的高峰开始萎缩，但仍旧很大。它的部位有多大呢？2008年年底还有54兆或是54万亿美金那么多，单这一项衍生型金融商品就等于全球GDP总和。这些合约大多在2009与2010年将陆续到期，如果出现大量违约，美联储就会没有足够的“子弹”来解决这个问题，除非大量印钞。 去年9月美联储一口气向AIG集团注资750亿美金，让AIG不倒闭。今年3月又提供300亿美金的紧急融资。因为AIG是信贷违约掉期市场上最大的发行者，如果AIG倒了，它所有的交易对手（包括花旗、高盛、摩根土丹利等）都会出现倒闭风险。2008年9月14日，就是美联储跟美国财政部出面救 AIG的时候。他们向国会山美国两党政治领袖做了一个汇报，说明为什么必须动用750亿美金救AIG。 他们告诉美国国会议员，如果明天纽约股市开市时还不救AIG，那么就不会有“美国经济”。这话等于是世界末日警告。很难想象这是来自美国财政部长跟美联储主席之口。在这个金融高度扩张、虚拟经济快速膨胀的时期，全球大多数主要投行的避险基金，他们的杠杆都是高达35倍到50倍。现在就是一个去杠杆化的过程。去杠杆化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巨大的金融摧毁力量？就是因为它的高杠杆。所以难怪最近克鲁格曼又写了一篇文章，说最近20年的美国经济就趋于变成一种“老鼠会”经济。 我前面所讲的三重历史趋势转折，其实都有中国直接或间接的因素。虽然它不是唯一的因素，甚至也不见得是关键性因素，但仍然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一是中国崛起本身就是在削弱美国独霸的战略格局，为亟欲摆脱美国战略围堵或政治支配的国家找到战略依托。所以不管是普京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还是委内瑞拉查韦斯21世纪社会主义路线，后面都有中国崛起的因素，当然还包括巴西主导的拉美与加勒比海峰会。 二是中国崛起带动能源与原料出口国经济地位上升，再加上中国所展现的有别于典型自由市场的特殊发展模式，让准备寻求其他发展模式或政治模式的国家，不管在物质条件或意识形态空间上得到一个喘息的机会。这在拉美表现得更清楚。 第三点就是中国的崛起意味着全球经济体系内工业生产能力和制造业的劳动供给急剧扩张，加速了马克思和阿瑞吉所说的投资报酬递减的过程，推动西方国家经济体系从物质扩张往金融资本扩张的阶段加速移转，但快速的移转也造成了这波金融危机，整个20年的虚拟经济膨胀和资产泡沫增长。 这里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中国崛起在过去特别是过去的20年，对全球商品尤其是工业产品带来通货紧缩的效果，或至少是压低物价的效果，中美间贸易的基本失衡反而诱导美国产生一种错觉，包括格林斯潘这样的人，以为美国真的出现了“新经济”，美国真的有一个生产力奇迹般的持续高增长的新经济，然后美国可以享受低利率、低通膨这样一种长期繁荣。这是中国崛起带来的一种潜在作用，这作用让他们有这种错觉，让它敢用历史上最低的实质利率去支撑这个资产泡沫，最后让这个泡沫累积到一个几乎失控的地步，而且在破灭过程中会产生巨大的破坏力。这个过程没有任何阴谋在里面，也不是事前能预料的，它是属于不因人的意志移转所形成的一种后果。 第四重历史转折：非西方世界的全面崛起 最后谈论第四层。我们现正进入一个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的时代。西方国家独占世界或人类历史舞台的时期结束了。这个观察其实也不仅仅是我有这样的判断，不少美国以及美国以外的公共知识分子都看到了。 2008年有两本书提出这个大课题。美国《新闻周刊》总编辑Fareed Zakaria 2008年出的一本书叫做Post American World。他认为当前的转折是过去五百年来人类历史第三个重要的结构性转移。第一个是西方世界的崛起，第二个是美国的崛起，第三个是非西方世界的崛起。 新加坡李光耀管理学院院长吉斯霍尔·马哈布班尼的《新亚半球的兴起》也试图描绘这样一个趋势——几个世纪以来亚洲人，中国、印度、穆斯林跟很多其他民族都是世界历史里的配角或甚至旁观者（这是比较委婉的说法，实际上是被支配者），今天他们已经准备作为主导历史的共同的主人，共同掌舵人。 去年11月华盛顿和今年4月伦敦的两次G20高峰会，也是划时代的历史大事，正好印证了我们所讲的这个新时代的开端。 首先我们看华府的G20峰会。不用说20年前，也不用说10年前，5年前都无法想象这个画面会出现——美国为了解决金融危机，邀集全世界重要工业国家的领袖会商对策。华府峰会主角都是非西方世界的领袖。这会议形式意味着西方国家承认这些非西方世界重要国家在全球事务上举足轻重的力量，且准备跟他们分享这个决策权。当然在这个阶段，西方国家更多是想让这些非西方国家多承担，来帮助西方国家解决所面临的金融危机。 如果说华府峰会只是一个临时性集会，而且是一场形式重于实质的政治大秀，那么伦敦峰会的召开，意义就显得不同。首先，伦敦高峰会确认了G20的地位，成为最重要的、定期性的全球议题协商机制，它的功能马上取代了富国俱乐部G8过去的角色。伦敦G20会议最值得注意的成果，就是激活了国际货币基金（IMF）的改革计划。这个改革计划真正有重要的内容，不再只是大幅增加可贷资金规模，而是针对IMF的宗旨与任务、决策机制、经济治理哲学，以及最高层人事进行改革。 伦敦峰会前夕，美国与欧洲担心金砖四国试图在IMF架构外另起炉灶，更担心他们不愿意参与IMF的增资计划，所以实时推出改革计划。欧美承诺在 2011年1月前重新安排IMF投票权，让金砖四国取得更大份额。虽然目前仍不确定美国是否愿意放弃它的否决权（让投票权降低到15％以下），不过至少会让四国投票权比例总和也超过15％，这样双方都有权否决对方的提案。美国也私底下说服欧洲准备放弃对于IMF高层人事的独占权，打破世界银行总裁一向由美国指定、IMF总裁一向由欧洲人出任的惯例。现在西媒已经开始评论，一个可能性很高的妥协方案是：下一届世界银行总裁将由中国人出任，下一届IMF总裁将由印度或巴西人出任。这在过去也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我们思考这个大转型过程，需要一个更宽广的视野，需要更长的历史坐标。麦迪逊的《世界千年经济史》可以提供一个很好的分析框架。美国在后冷战的 20年里，曾经短暂地维持了单一超强地位。这个短暂的历史结构，是人类历史的一种例外，而不是一个常态。麦迪逊的长程历史观告诉我们，如果把历史的尺度拉长为一千年，西方国家独占人类历史舞台可能也是一千年里一个特殊的而不是一个常态的时期。世界经济的这个结构会出现一个明显的重组，而且这个重组的脚步在过去50年内是在加速进行。可能30年或40年后会出现一个非常不一样的面貌，出现全球生产力的重新分配或者财富的重新分配，这也必然带来一种权力结构或者意识形态场域的多元化格局。这就是今天可以预见到的。麦迪逊对2030年全世界GDP比重有一个预测，按照购买力等值计算，美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将逐渐降到17.7％，中国将上升到18.4％，印度将占10%，西欧将下降到13％。对全世界人类来讲，这个可能是更公平一点的经济资源配置的结构，也更接近人类千年历史的常态。 这几年一些西方学者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且在思考这个问题：如果世界经济结构出现这样一个深刻变化，那它对全球秩序会带来怎样的意涵？可能出现怎样的秩序与权力结构变化？过去，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对于全球事务应该遵循什么样的秩序与规则来进行管理，大多是一种西方中心的思考。如果西方中心的这种观点正逐渐被淘汰或被迫调整，接下来可能是一个怎样的世界？西方国家是比较忧虑的，他们担心混乱与冲突，或从他们角度来说，一种文明的倒退。我认为这种忧虑本身还是西方中心思想下的一种反射，Steven Weber和他的学生2007年在美国《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上的文章《一个没有西方的世界》就代表这样一种思维。这篇文章忧虑非西方世界会根据不同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另外建构一套国际交往规则，把西方国家的国际规则摆在一边。他的忧虑是非常深刻的。 如果跳脱西方中心思维来理解非西方世界崛起的意义，它首先意味着传统的南半球与北半球的贸易关系或分工体系会出现根本变化。南方国家长期以来受制于一种不公平的交换。这样一种不对等国际交换体系会出现根本改变。因为中国和印度以及很多新兴国家加入这个工业化的过程，工业产品价格会更趋于合理化，相反农业矿产资源生产国家会得到一种比较合理的回报，也因此财富会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一个剧烈的重新分配，当然也包括权力结构。 更重要的是思维或意识形态的变化。我们过去非常习惯一种一元的现代性观点或者说一元的现代性坐标。我认为将来可能会普遍接受多元现代性观点，就是说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历史与文化，走不同的发展路径。他们可能会循着不同的道路或模式走向现代化，没有单一的现代化道路，也没有共同的终点。这样一种思维坐标，将是未来的一个特征。 还有因为中国和印度崛起，他们的人口和经济规模及他们对地球资源的潜在需求，让很多第三世界知识分子都已看清西方国家的发展历程，尤其是物质文明是没有办法在全球范围复制的，尤其是美国消费主义，是不能复制的。复制的话，我们就需要6个地球，而不是一个地球来维持这一个物质文明。后进国家没有选择，被迫找寻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和一种社会发展模式，来解决公正问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 在这个背景下，我认为中国崛起是加速多元格局的重要力量。其重要的意义还不在于中国经济地位的提升，而在于它的发展模式怎样被理解。中国的发展模式不是一个固定模式，而是一个演进的、不断修正的模式。但它毕竟已经产生出一种具有自己特征，以及有别于西方的一种理念导向。这种发展模式所受到的重视，以及不断被第三世界国家的知识分子加以重新的理解和认识，会加速一元现代性架构的危机。在全球意识形态场域里，将来我们会看到这样一种讨论，西方世界的发展模式并不是唯一可参考的架构，也不能简单地以形式化的指针来评价文明的先进与落后。在这个多元格局里，没有先验的普世价值，任何制度和价值都必须在不同的土壤、不同的社会条件下，经过实践来检验，才能获得特定时空下的正当性，没有国家和地区仅仅因为披上代议民主的外衣就自动取得政治文明的优越地位。谁都不应该有这种优越感。 西方代议制民主，必须要在更根本层面上响应民众的基本需求，也就是说人的安全保障、人的发展的保障、社会公正，以及维护民族与国家生存发展的机会。在这些最基本的国家职能上满足公民的期待，才可能具有正当性。如果代议民主体制在这些重要职能上满足民众需求，才可以与中国模式相提并论，或进行竞争，否则，并不能产生先天的优越性。 不同体制有自身的弱点，也有自身的长处，只能说各有其特性与特色。很有趣的是，《纽约时报》很有名的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写了一本新书，叫做《世界又挤又热又平》，其中一个章节的标题非常有趣，叫“做一天中国”。不能每天做中国，但可以做一天中国。为什么做一天呢？他的比喻怎么来的呢？他跟最大的工业集团之一通用电气的总裁伊梅尔特讨论美国未来的能源政策。伊梅尔特谈了一套构想，美国应该在能源税制、资助替代性能源科研、制定汽车工业新的排放标准等各方面立即做全盘性调整，美国才能充分摆脱对进口石油依赖，能够节能减排，能开发新的绿色产业，同时彻底改变美国人浪费能源的习惯。他说美国下一任总统一定要做。 托马斯·弗里德曼说，你讲的我完全同意，不过在我们的政治体制里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因为我们的利益团体政治本身。既得利益集团很容易透过游说来否决你建议的立法。他说，我们也许在一个情况下可以做到。什么情况？当一天中国。当然他把中国的体制也想得太简单，其实没那么单纯。不过我们可以假定他想象的情况——某一天政治局开会，一口气发布中央1号、2号、3号、4号、5号文件，把所有你要的法律一次性颁布，第二天又回到美国，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话背后的政治学理论意涵在哪？就是说中国这个体制有它各种不合理的地方，但可能追求在实现“社会最佳结果”上，相对于美国多党制的利益集团、多元政治体制，有它的优越性。这个话我觉得是半开玩笑半认真，但说明了一部分的中国政治体制的特殊性。 针对中国政治模式的特殊性，我最近提出一个新诠释。它正当性的基础在哪里？它对第三世界国家值得参考的价值是什么？西方模式基本上强调“民治”，就是人民治理、人民统治。这个概念借用了林肯的“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是说一个理想体制应同时具备这三要素。of the people ，“民有”这东西很抽象，不易具体化。顶多是对外要独立自主，对内则能同时具备“民治”与“民享”，那也就能够达到“民有”了。重点是怎么来设法实现“民治”和“民享”。但西方体制把“民治”摆在首位，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是保障人民参政权利，只要有定期选举，有选举权，有多党竞争选举，在他们的假设里，民享是必然的结果，甚至你不必问是否有民享。因为只要有民治程序，就自然会得到民享，民治就决定了民享。这是西方主流政治思想的假设。 我觉得中国的体制更多的是建立在实质上是否会实现“民享”，或者用胡锦涛的话就是“为民”，为民所想，为民所用。诉求重点在于结果，在于 output，而不在参政，不在公民是否有机会参与决策过程。西方国家，也有些是在程序上具备民治的制度安排，在实质结果上也接近民享的理想，比如北欧。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多半情况是形式上模仿“民治”程序，“民享”常常是落空的。在特定历史条件形成的，比如中国政治体制是一党执政与多党协商，是刻意排斥西方民治程序的，但相对来讲可能有更大机会实现民享。这也不是绝对的，是相对的。这是我对中国政治模式的一个重新理解。我判断在下个10到20年里，发展中国家意识形态场域里面，中国的政治模式会变成受到很大关注的一种话题，一个辩论焦点。 最后我谈的是，我们过去所习惯的全球化过程，会不会因为金融危机的爆发或者说全世界各种反全球化运动，而开始出现退潮。我觉得其实倒也未必。应该说，第三世界国家也因为这样一个新的时代，这样一个网络科技发达的时代，不管是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或者是他们彼此间所能发展出的一种更深刻的合作与交流机会，他们之间绝对可能进行一种更全面的全球化。但这个全球化跟前面20年不太一样，它最大特征就是deAmericanization(去美国化)，就是逐渐摆脱和降低美国的主导与影响。美国作为资本主义的一种模式会逐渐被扬弃。或者至少说，经过美国这次经济危机，他们的社会发展模式的弊病与风险可能被看得更清楚，他们的物质文明模式的不可持续性也会被看得更清楚，更不用讲它所产生的社会不公正、社会分化、贫富差距以及对环境的巨大威胁。作为一个创造财富跟繁荣模式，美国模式有其不可持续性。 欧洲也会松口气，因为原来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在过去20年里是在巨大压力下被迫做调整的，是处在以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美式资本主义的压力下的。现在这个压力会减轻很多。有人说美元霸权短时间不可取代，我看未必。美元币值的信用危机会来得非常快，可以在短短几个月内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征兆在我看来已经开始出现了。最近中国跟韩国的换汇协议，短期内解决韩国的外汇不足问题，但它带来新的交易模式，以后某些韩国企业跟中国企业交易，在局部范围内可能是用韩元计价或者说人民币计价，而不直接用美元。日本跟韩国也进行换汇协议，也意味着他们会用双边货币作为某一些贸易活动的计价基础。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有深远意义的变化。我最近也注意到香港正慎重思考港元是应该与美元挂钩，还是跟人民币挂钩，以及它跟内地的贸易是应该用美元计价还是用人民币计价。人民币虽然不会全面的国际化，但是局部的国际化已经开始。这对美元霸权长远来看会产生一种撼动力量，尤其这一波美国为了解救其金融危机，大量无限制的发国债，它的债信危机可能也会慢慢浮现上来。 “去美国化”的全球化另外一个特征是，它的例外主义应该不被接受，不被承认。过去美国制定游戏规则，但它自己却保留选择性不遵守的自由。这包括美国滥用铸币权，可以累积大量的贸易赤字，但不需要做任何严厉的宏观机制调整。在“去美国化”的过程里，我认为更公正的全球秩序比较可能出现。虽然不一定会出现，但出现的机会会更大一点，也让第三世界国家有机会追求一个更公平、可持续性更强的发展模式。 我也不希望美国一蹶不振，希望奥巴马政府对于美国过去20年或30年的结构性问题进行一个比较大的矫正。我也不是很乐观，因为一个人很难改变一个大的历史结构。最近他所任命的财政班底还是华尔街的核心精英集团，大部分都是与美国克林顿时期的财长鲁宾关系非常密切的人士，所以未必带来很好的预期。 不过我们也可以说今天的全球秩序里充满着荒谬，充满着不公正，人类历史不应该长期保持这种状态。我随便举个例子，全世界今年大约有10亿人处在饥饿和极度缺乏营养的状态。发达国家对于这些问题的援助金额非常有限，远小于美国在伊拉克战争几个月所需的军费。全世界资源的配置，所有过去主导事务的基本框架的确是以西方世界利益为核心的，只照顾地球上一小部分人的利益。我们期待有一个全面性的调整。也许当一个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的时候，这样一个可能性越来越近。 作者系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政治所特聘研究员，蒋经国基金执行长。

作者为朱希祖孙，根据此文，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中暗示的黄侃朱希祖不合，孙希扬因范文澜嫁祸而被北大开除一说似不为真。－－人文与社会

"保钓"，其意义除了群岛的主权归属外，还具有当代台湾思想史上的重要性：它是台湾思想界对于"冷战思维"和"反共意识形态"的首次诘问和批判，堪称一次"深刻的海外华人的文化思想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