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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述论据的要点是：如果不能建立在政府机构的坚实基础之上，民主就不可能得到发展。对于那些民主改革者来说，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地在民主化的进程中破坏或削弱政府机构的作用都无异于"自杀"，尤其是在那些政府根本不存在或极端脆弱以至于无法实行民主化的国家中更是如此。当然，在民主过渡期间，行使政府权力的方式必须改变，但政府权力本身却不应被削弱。民主改革者不应一味地试图限制政府的权力，而是应该更加努力地在原来属于空白的领域建立起新的全国性政府机构，在原来薄弱的部门进一步加强政府能力。

所谓"认证"就是在数据与人或物之间建立一一对应的关系。没有认证，人类社会便无法运作，但我们却往往对它熟视无睹。

群众路线的决策模式调转了参与的方向，要求决策者主动、持续地深入群众。公众参与模式强调参与是民众的权利，而群众路线模式则强调与民众打成一片是干部的责任。它们不是对立的，本可以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不幸的是，当公众参与模式开始吸引人们的眼球时，一份丰厚的遗产却被淡忘了。

我所关心的不是个体的问题，不是解决一个又一个乞丐的问题​，而是问为什么会出现社会不公，如何可以从制度上消除社会不公。​社会主义不是要把所有人变成与最穷人一样穷，而是要让社会中绝大​多数、甚至全体人民都能过上安全、体面、有尊严、有意义的生活。

今天的讲演，我讨论实现民主的四个"轮子"：选举、抽签、公众参与、群众路线。民主的实践方式其实比很多人想象的要丰富的多。现在的民主基本都是所谓"代议政府"，都有所谓"代表"...形式性代表可以承担实现民主的重任吗？也许一个四轮驱动的车比独轮车跑起来更快、更稳一些。

第一部分尝试解析各种民族主义，并确定它们的基本共同结构。第二部分讨论为什么民主运作有赖于某些民族主义要素。最后一部分讨论中国当代民族主义的特征，并探讨它将如何影响中国民主化的前景。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苏联东欧巨变的前夜，这些国家党员占人口的比重都不低，一般在6%以上，其中罗马尼亚是党员比重最高的国家，达16.1%，六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共产党员，但是当时垮得最惨的也是罗马尼亚，政权尚未瓦解，这些共产党员的信念与意志早就先行土崩，作鸟兽散，各奔前程了。

跟民生息息相关的领域，完全靠市场和私有化来解决，会带来巨大灾难。重庆此时提出做蛋糕和分蛋糕的问题，正当其时 重庆日报：过去许多年里，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甚嚣尘上，认为只要将财产权交给私人，将决策权交给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私人业主，将政府干预减至最低程度，市场就会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无尽的财富，“下溢效应”最终会让所有人受益。果真如此吗？ 王绍光：卡尔·波兰尼说，“这种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理念，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20世纪末，在“华盛顿共识”蔓延的同时，穷国与富国、穷人与富人之间的鸿沟越拉越大，致使贫富差距最大的拉丁美洲国家纷纷向左转。到21世纪初，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危害变得更明显。 香港《信报》创办人林行止先生自称写了30多年政经评论，在2007年10月16日的专栏里，他开始对于自己“年轻时是盲目的自由市场信徒……一切讲求经济效益，认为企业的唯一功能在替股东牟取最大利润”反省。 2008年4月28日，他又发表专栏文章，重申“对过去理直气壮地维护资本主义制度颇生悔意”，因为“看到了太多不公平手段和欺诈性活动，而一些本以为‘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则经不起现实考验”。 重庆日报：林行止转向不久，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从美国蔓延至全世界，作为资本主义象征的大型企业一个接一个破产倒闭。 王绍光：是的。经济危机发生以后，迫不得已，冰岛、爱尔兰、澳大利亚、日本、英国、美国等政府纷纷出手将银行、保险公司、汽车业国有化。美国《新闻周刊》封面文章也惊呼：“我们都是社会主义者了”！ 虽然世界经济危机也拖累了中国经济，但现在全世界都承认，社会主义的中国经济将维持正增长，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火车头之一。 重庆日报：在这种强烈的反差对比之下，重新审视中国坚守的方向和走过的道路，意义非同寻常。如何评价中国在过去30年中的社会主义实践？ 王绍光：在过去30年中，中国不可避免地走过弯路。尤其是在1990年代，中国有意无意地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下溢理论”。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指导思想下，为了追求尽可能高的经济增速，牺牲公平、就业、职工权益、公共卫生、医疗保障、生态环境、国防建设等，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 这时，决策者开始认真反思邓小平的警告：“如果搞两极分化……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2002年底召开的十六大，使用了“初次分配效率优先、再次分配注重公平”的提法；2005年底，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未来中国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到十七大，标准提法已变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从2002年起，中国政府还开始致力于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社会服务和保障体系（包括免费九年义务教育，最低生活保障，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制度等），其进展速度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大大充实了邓小平有关“共同富裕”的理念。 这几年，重庆把很多新自由主义的僵化思维———比如私有跟公有一定是矛盾的，计划跟市场是矛盾的———给打破了。重庆的国资在过去这些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重庆经济总量中占的份额也是越来越高，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还有，重庆把地价的升值握在政府手里，地价的升值没让少数地产商全部拿走，这是重庆房价较低的原因。 重庆日报：现在重庆提出要分好蛋糕，缩小三大差距。这是否也可以看做是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 王绍光：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中国还有其它地方也做了很多探索，但层级要低一些，比如像华西村，或者一些县级市、地级市等。重庆是在省一级里比较好的一个例子。重庆的探索，放在整个国家层面来看都很有价值。 在新自由主义影响最严重的时候，许多跟民生相关的东西都交给市场了，包括教育、医疗等等。众所周知，医疗、教育跟人的发展有巨大关系。一个小孩子长大，能不能得到全面发展，跟他能否得到良好的教育有巨大关系。如果完全让家长的购买力来决定，穷人的孩子永远也不可能改变命运。跟民生息息相关的领域，完全靠市场和私有化来解决，会带来巨大灾难。重庆提出解决做蛋糕和分蛋糕的问题，可谓正当其时。 群体之间的平等应该比个人之间的平等更受关注。群体往往被内部成员和旁观者视为一个整体，从而形成一定程度的认同感。认同感一旦成形，群体之间的差别很可能变成它们相互冲突的根源 重庆日报：我们讨论分蛋糕和做蛋糕，实质上是讨论公平和效率的问题。那么，当下的中国社会是否公平？ 王绍光：回顾战后60年，在头30年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民族解放运动一浪高过一浪。连西方国家也在民众的压力下不得不对其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改造，引入社会主义因素。后30年，风向陡转，原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易帜，全世界大行其道的是新自由主义。30年过后，人们才发现，这个世界已经变得十分不平等了。 这种不平等表现在国与国之间和国家内部。以中国为例，改革初期，不管是城市内部还是农村内部，收入分配的差异都不大。而到本世纪初，农村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35，城市的基尼系数也超过了0.3。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其它转型国家相比，中国收入不平等扩大的速度实在有点太快。在131个有数据可查的国家中，中国的收入分配基尼系数排在第90位。 重庆日报：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不平等程度有所扩大不一定是坏事，反而有利于调动人们的能动性和积极性。 王绍光：改革初期曾对“平均主义”进行过批判，后来的一系列改革措施都着眼于打破“铁饭碗”和“大锅饭”，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因此，改革导致收入和其它方面的差距扩大，在所难免。问题是在纠正“平均主义”倾向方面中国是否走过了头？ 重庆日报：要研究不平等首先必须了解什么是平等。那么，究竟什么是平等？ 王绍光：自从18世纪末法国革命以来，平等一直是世界上很多人追求的理想之一。“平等”看似一个简单的概念，实际上，不同人所说的“平等”意思可能千差万别、甚至完全不同。平等是个复杂的多面体，如果只从一个角度去观察它，难免失真。 谈平等，首先涉及到平等的主体问题。平等的主体既可是单个的人，也可以是人的群体。在理想的情况下，如果社会的同质性和信息的可获取性很高，平等的主体应该是单个的人。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群体之间的平等也许比个人之间的平等更受关注。这是因为，群体往往被内部成员和旁观者视为一个整体，从而形成一定程度的认同感。认同感一旦成形，群体之间的差别很可能变成它们相互冲突的根源。例如，在卢旺达，比利时殖民者曾对胡图族与图西族分而治之，并故意造成两族之间资源分配的不平等，这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对中国整体而言，最重要的群体差别恐怕是地区差别、民族差别、城乡差别、城市居民与外来人口之间的差别、性别差别以及阶级阶层差别。 收入分配，在现阶段可以实行罗尔斯原则，即能平等分配则尽量平等分配；如果某种不平等分配对最底层民众更为有利，也可以接受这种不平等。在这方面，重庆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 重庆日报：关于平等的主体，并没有太大分歧。分析和评估平等的核心问题应该是“什么东西的平等”。 王绍光：平等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尊严的平等，人应该享受同样的关怀和尊严。 二，机会的平等。机会平等要求所有的社会地位对所有人开放，反对任何基于种族、民族、性别、出身地、宗教信仰的歧视，信奉什么人得到什么地位应看他们的能耐和努力程度。与僵硬的身份等级制相比，机会平等思想的进步性是毋庸置疑的。 然而，即使消除了限制机会平等的所有法律障碍，结果方面不平等也不会消失。1960年代民权运动以后的美国如此，1990年代消除种族隔离后的南非亦如此。美国的社会流动性比欧洲国家大，也就是说，美国机会的分布比欧洲国家更平等，但与此同时，美国又比绝大多数欧洲国家更不平等。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一般所说的“机会平等”只是形式上的机会平等。家庭背景和自然禀赋方面的差异使孩童并不是处在同样的起跑线上开始人生的道路；他们从父母那里继承和自己积累的人力资本（教育和训练）、文化资本（品味与谈吐）和社会资本（关系网络的宽度、厚度和密度）又会影响自己追逐人生目标的历程。 在过去几十年里，学者们提出了各式各样的实质机会平等理论。这些理论都有一个大前提，即在某些关键领域，结果必须平等，只有这些领域的结果平等了，人们在机会上才真正平等。 三，收入的平等。绝大多数关于不平等的研究都聚焦在货币收入的分配上。认为钱越多，预算许可的范围越宽，人们的自由度越大。现在网民谈的都是“让工资飞”。这种言论存在有两方面的缺陷。一方面，它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税前收入上，忽略了税收的影响。另一方面，多数对收入分配的研究没有考虑财政转移支付和社会支出对最终分配的影响。财政转移支付包括诸如退休金、失业救济金、伤残救济金等种种收益。 仅仅盯在工资上是不够的，应该让公共消费飞起来。经济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仅仅靠提高私人的收入和私人的消费水平，不利于改善社会的福利。在这个阶段，政府应该拿出钱来，投入到教育、医疗、社会服务等领域，促进公共消费增长。公共消费起来了，老百姓花钱的地方少了，钱包自然就会鼓起来。 此外，理论界还有资产的平等、权利的平等、资源的平等、福利的平等、能力的平等、参与的平等，等等。 重庆日报：在讨论平等分配的准则时，政治理论家们往往针锋相对。对政策制订者来说，如何把握这些准则？ 王绍光：政策制订者没有必要拘泥一家之言，相反应该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博采各家之精华。 我认为，在基本权利的领域，应实行绝对平等原则。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管是男是女、出生在乡下还是城里、居住在东部还是西部，他们都应享受同样的权利、履行同样的义务。 此外，政府有责任保障每位公民形成基本能力和得到基本保障。基本能力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基本保健，一是九年义务教育。没有基本保健，孩子可能夭折，活下来也缺乏必要的体能和体力；没有基础教育，在日益依赖知识的今天就等于丧失了市场竞争能力。基本保障包括失业保障和最低生活保障，为最底层的民众提供最起码的经济安全。根据国际劳工组织2004年的各国经济安全状况的评估，中国排在四级中的最低一级。提高普通民众的经济安全感是政府的当务之急。 在现阶段，中国可以实行罗尔斯原则，即能平等分配则尽量平等分配；如果某种不平等分配对最底层民众更为有利，也可以接受这种不平等。罗尔斯没有明确说“最底层”有多大范围。我认为，这个范围不能过窄或过宽，以底层20%为准。 在这方面，重庆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譬如，重庆的户籍制度改革、公租房建设、微型企业扶持政策，都是采用了“罗尔斯原则”，更关注于最底层民众的利益。 我国目前的再分配机制问题很多。无论是救济性再分配、补偿性再分配、还是保险性再分配，着眼点都放在城镇居民身上，基本上忽略了农村居民。为了实现长治久安，中国必须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再分配机制，为大多数人提供收入保障，使之不会因失业、患病、年迈而陷入贫困。 王绍光简介 王绍光，1954年生于武汉，1982年获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学位，1984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1990年获康乃尔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1990—2000年任教于美国耶鲁大学政治系。现为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主任、教授，英文学术刊物《The China Review》主编。 记者 周季钢 龙在宇    

摊开12月29日的一份上海都市报，相信有心的读者还是不免莫名惊讶。在头版"全城点赞、热点促销"、"6小时免单优惠"的大幅广告簇拥中，仅有三条新闻导读局促地挤在一起：第一条是"'习大大'排队买包子"、第二条是"劳教制度正式废止"、这第三条竟是"杨奎松批汪晖新作"。谁是杨奎松？谁是汪晖？为什么在头版二分之一都不到的非广告内容中，要给这条"新闻"一个大字导读？

本文选择以1946-1949年的《天风》作为分析的文本，主要是因为在基督教的刊物中以《天风》最具有争议，在与现实的结合方面又最具代表性，而其创办人吴耀宗亦是中国激进基督徒的代表人物。这个刊物在战乱中诞生，1949年以后又成为中国基督教会的机关刊物，它的命运与中国的时代变化紧密相连。因而可以有效地观察分析一批中国激进基督徒的政治主张与立场，进而探讨时代变革中基督教与政治、基督徒与社会的关联与互动。

当世俗社会普遍淘汰竹木简犊、使用纸张的时候，道教则在法术仪式活动中广为采用木质简牍，动辄十几、数十甚至上百件，而且还 继承商周秦汉古风，在木简之外又发展出简牍形制的铅券、玉简、金简、银简、铜简及铁简等

最近，我们在整理旅顺博物馆藏罗振玉手稿时，发现了一部罗振玉写于1913年的《读贞卜文字札记》手稿，我们初步认为该《札记》正是《考释》一书写作前准备工作的一部分，或者说是对书中要写的重要内容的简要提示。

国内外学术界对该领域给予了一定地关注和探讨，但是由于相关文献的缺佚和第一手资料的零散性导致了目前的研究明显不足，可以说该领域仍存在许多学术空白点。

在波兰尼看来，只要人依然以劳动力的身份存在，人就不可能是真正自由的。虽然在当下所谓的消费社会，消费自由更增强了个体自由的观念，但这种自由一方面以更加卖力地出卖自己（从而赚取更多的钱）为前提；另一方面也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消耗了更多资源，从而对自然的剥削更加变本加厉。他们没有看到，这种的统治自然从而剥削自然的意志正是来源于阶级统治，来源于雇佣劳动（劳动力）和资本家的对立。

看到书名--《马克思的生态学》，我们不禁要问：马克思与生态学有什么关系？作为启蒙运动后裔的马克思，他所信仰的进步观和科学世界图景难道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吗？马克思的未来世界难道不是以人类对自然的控制为基础的吗？用恩格斯的名言来说就是，对人的政治统治应当变为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在我们的"常识"看来，在马克思所预言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自由必然要以对自然的奴役为前提。因此，自然在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中完全是一个被动的客体。 但是本书作者福斯特却给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思想谱系。 福斯特的全名是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美国俄勒冈大学社会学教授，《组织与环境》和《每月评论》的主编，当代生态马克思主义的领军人物。福斯特早期的研究对象是保罗·斯威奇（Paul Sweezy）和保罗·巴兰（Paul Baran）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就决定了其学术进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歧异，我们会在后面的论述中细细辨明。 福斯特在书中指出，除了我们所熟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之外，马克思还发展了唯物主义自然观，这种自然观来源于费尔巴哈。费尔巴哈认为，黑格尔不能提出一种真正的自然主义，因为他将外在自然视为理念的外化，人类与自然是分裂的；而费尔巴哈认为人的存在乃是基于自然，自然就寓于人的感性体验中，也正是在这种直接性的感性体验中，自然与人类是统一的。马克思通过费尔巴哈认识到，自然与人类之间不存在不可逾越的界限，因此自然只有置于（人类）历史中才能得到理解，人类的欲望和思维在与自然的互动过程中得到了转化的同时，自然也经历了种种变迁，这变迁的过程就是"自然史"。 这里我们要搞清楚，自然并不是外在于我们的存在，并非当我们去"回归自然"时，我们才处身于自然之中。我们一直就在自然之中。在马克思那里，自然与历史这一对子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处于辨证的关系中。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认识到，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是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 所以当人在进行再生产的时候，也就"再生产整个自然界"（第82页）。 自然史与人类史相辅相成。 以上所述的就是马克思生态学的哲学基础。正是在自然与历史的相互牵连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下生态危机就不单纯是自然环境问题，它与整个人类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构型为一种辩证的总体性，当务之急便是对这种总体性进行考察。这里福斯特引入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来对生态问题进行总体性的分析。 福斯特从《资本论》中拈出了他的核心概念：新陈代谢断裂（metabolic rift）--这一概念是马克思对农业化学家李比希土壤退化理论的发展。这里所谓的新陈代谢不是我们生物体内物质和能量的转变过程，而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然而，因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以及随之而来的城乡差别，这种新陈代谢出现了无法弥补的裂缝。这种断裂的现实表征就是生态危机，其根本原因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土地的"剥削"。 马克思比较了小土地私有制和大土地私有制，前者对应的是前资本主义的小农社会，后者对应的则是按工业方式经营的大农业和工业社会，即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大土地所有制使农业人口减少到一个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而在他们的对面，则造成不断增长的拥挤在大城市中的工业人口。由此产生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决定的物质变换过程中造成了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李比希）"（第172页）。这种浪费不仅会耗费自然即土地的自然力，同时也会损害人类的自然力。劳动本来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是为了满足人发展的需要。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在交换价值取代使用价值的逻辑中，劳动破坏了让土地肥力得以持久的自然条件，从而最终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这不仅造成了劳动异化，而且也导致了土地或自然异化。 这与马克思所接受的达尔文进化论背道而驰。 马克思通过达尔文的进化论认识到，人与其它物种一样，同样来自自然，并不是什么"万物的灵长"。这里福斯特特别指出，《物种起源》第一版中并没有"进化论"和"适者生存"的概念。这种具有目的论意味的概念无疑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但福斯特却将达尔文与这种具有沙文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区别开来，从而也让马克思与其划清界限。在马克思看来，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第一次给了自然科学中的'目的论'以致命打击"（第220页）--拒绝了人类中心主义的马克思认识到，不光人要发展，要进步，自然也需要得到发展，要与时俱进。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不仅人作为劳动力被异化了，土地作为自然力也遭到了异化。于是，为了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问题，即实现人与自然的"共同进化"，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必然要被超越，我们必须走向生产者（自由人）的联合体。只有在这种联合体中，社会的物质发展才能和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发展联系在一起。 因此，在马克思那里，自然史与人类史是统一的，由此形成了历史的和自然的总体性，这意味着，马克思的生态学同时也是一种政治经济学，其生态批判最终就落实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从这个意义上，福斯特认为，真正继承马克思生态思想的是列宁、考茨基、布哈林、卢森堡、莫里斯和考德威尔等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诸如法兰克福学派这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更像是韦伯主义者。正是基于此，福斯特与法兰克福学派在生态学上的分歧也彰显出来，前者的进路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旨在揭示生态危机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后者进路却是文化批判，旨在揭示生态危机背后的工具理性和征服自然的思想观念。 于是，按照福斯特的看法，我们就不可能在维持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前提下，去进行生态保护--晚期资本主义国家对气候危机只能采取零敲碎打和算计式的策略，如碳配额、碳交易和碳关税等措施，《京都议定书》的几近破产就是明证。真正的解决之道只能是后资本主义的环保观，这就是马克思的生态学。 但海德格尔早在冷战之前就认识到：苏联与美国，一个共产主义，一个资本主义，但"这两个国家在形而上学上是相同的"，因为它们在形态和精神上，都为技术的"命运"所笼罩，处于沉沦之中。不论我们是处于后工业时代，意识形态终结的时候还是信息时代，技术无疑当下最为重要的中介，规定着我们的存在方式。也因此，即便二者在生产方式上存在根本性差异，共产主义的苏联却未必比资本主义的美国更加环保。 关于苏联，福斯特辩解说，斯大林偏离了列宁的生态思想，所以才会造成自然异化。但这种说辞与关于"真正存在的社会主义"所进行的辩解--苏东集团偏离了马克思思想，所以乌托邦才变成了异托邦--可谓"异曲同工"，并不那么令人信服。在当下的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我们怎样才能在利用技术的同时，不为技术所挟持，怎样达成人与自然的和解，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或许是更为切近的问题。于是，为了解决生态问题，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外，我们可能还需要引入一种技术批判。 《马克思的生态学》，[美]福斯特著，刘仁胜、肖峰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2月，24元。 （责任编辑：夏永红）

如同中文"美声"一词一样，bel canto有时也存在广义和狭义的词义模糊性。

2005年初，《人民音乐》杂志第一期刊发了北京歌舞团作曲家王西麟写的一篇长达万言的评论文章《由〈夜宴〉〈狂人日记〉到对“第五代”作曲家的反思》，文中由于对以郭文景、谭盾、陈其钢等在国际上获得成功的“第五代”作曲家只关注风花雪月、缺乏历史责任感提出批评。郭文景、陈其钢等也作出了自己的回应。本周我们将对这次争论进行专题回顾。

财富与健康的因果关系这一曾被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现在受到了挑战。作为中低收入国家,古巴的国民健康状况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20世纪90年代,即使由于美国的封锁而使古巴经济陷于困难时期,古巴在国民健康方面的情况依然如此。古巴之所以取得如此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主要得益于其医疗体制。

随着人们对移民或新移民术语的广泛使用，关于华侨和华人的问题争议少了很多，"移民"这一概念某种意义上取代了之前华侨和华人的概念。

文章谈及公共知识分子的讨论，提出另外一个角度：海外华人中的公共知识分子如何观察现代中国社会的变迁，然后对“现代中国”的概念做了分析，举出海外公共知识分子在不同阶段的四个“现代中国”概念。－－人文与社会::Humanities.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