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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赓武:海外华人眼中的中国变迁

思与文
文章谈及公共知识分子的讨论,提出另外一个角度:海外华人中的公共知识分子如何观察现代中国社会的变迁,然后对“现代中国”的概念做了分析,举出海外公共知识分子在不同阶段的四个“现代中国”概念。--人文与社会::Humanities.cn
作者简介: 王赓武
原籍江苏泰县。一九三零年出生于印度尼西亚泗水,旋随双亲迁居马来亚怡保,接受教育。一九四七至四九年在南京中央大学学习文史。返马后,进入马来亚大学,五三年获马来亚大学荣誉学位。一九五七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为中国历史方面。一九五七年起任马来亚大学历史系讲师,一九六三年晋升为教授兼系主任。一九六八年移民澳大利亚,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远东历史系主任及太平洋研究院院长。除研究工作外,还开设"东南亚的华人"课程,并指导博士研究生从事中国历史研究。一九八六至九五年间任香港大学校长,九六年起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公共知识分子的讨论是近年来知识界的一个热点。但是,大陆知识分子对这个问题的研究都是从一个本土视角出发。我想从另一个角度来谈谈看法,就是海外的公共知识分子如何观察中国社会的变迁,这也许可以为公共知识分子开辟一个新的论域。海外华人对公共知识分子自然有他们约定俗成的理解和定义。虽然他们旅居或定居在其他的国家,但是血浓于水,这些海外知识分子并未放弃对自身文化传统的关注,相反地,作为知识分子他们有着传统的“士志于道”的忧患意识,认为中国文化是无法割舍的内化到血脉的根性,因此中国的现状与命运就成了他们精神维系所在。很多国家的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都在注意中国的发展趋向,并且试图从不同角度切入对中国的现代性的问题的探索。从文化社会学和历史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其中很大一大部分是公共知识分子。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往往是指那些关注公共事物,探讨公共话题并且捍卫公共利益的知识群体。正是因为这种身份的独特性,同时也由于他们富有丰富的思想和社会经验,公共知识分子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力。海外华人社会中出现的公共知识分子同样的具有这样一种知识社会学的特征。这些知识分子置身不同国家的华人社会中,生活世界所依赖的政治环境、文化传统和社会习俗等也大相径庭,但是在歧异的日常生活之上却存在普遍的共同点,即他们都是血肉相连的华裔,有共通的文化背景,都关心中国社会的变迁和其中产生的问题。当然,海外华人知识分子有各种各样的,有成年移民后长年居住在海外的,也有在海外土生土长的的华人,这两类华人社会中出现的知识分子很可能不大一样,他们的经验、观念和生活习俗都有差异,导致他们观察中国变迁的视角也不一样。

我们要探讨的是海外华人中的公共知识分子对现代中国变迁的观察与思考。这首先就牵涉到现代中国应该如何界定的问题。“现代中国”不是一个凝固的概念,而是一个在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展开中逐渐生长的观念,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被时代赋予独特的内涵,而这种赋予的意义往往又跟海外知识分子对中国的态度和理解密切相关。海外知识分子对现代中国的观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批判性的审视的角度。在海外华人看来,近代以来的一百多年的中国历史至少存在四个“现代中国”的观念。大致可以划分为清末的现代中国、民国的现代中国、建国后三十年的现代中国和新时期的现代中国。这是从海外华人社会的公共知识分子角度来看的,这种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区分与他们作为一个知识群体的演变和成长经验是相关的。

在海外公共知识分子看来,清末的知识分子是传统的士大夫阶层,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代表。这批读书人既有希望身体力行,通过政治改革化解民族国家危机的,也有试图借助发展实业壮大国家力量的。但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里,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形成出国留学的风尚,他们仍然被华夷之辨的窠臼所拘泥,至少在文化精神上,他们对西方社会存在一种鄙夷的情感。从今天这样一个后设立场来看,当时华人社会中的公共知识分子对于这群士大夫是怀着仰慕和敬重的情感的。近代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建构一套民族国家意识的叙述,以此替换已经失效的文化价值体系,重新整合社会人心,以抵抗西方殖民力量的入侵。而这种叙述主要由当时的士大夫承担。当时的海外华人目睹了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是如何处理和应付这种亡国灭种的挑战的,期间他们的情感也经历了一个微妙的变化,即从对士大夫阶层的羡慕和尊敬,慢慢地转变为对他们的失望和愤怒。这种愤怒的根源是他们发现这批知识分子是无法拯救中国的。不过这里也有例外的情况,比如生活在马来半岛的侨生辜鸿铭。他接受的教育基本上是西方式的,按照他在英国殖民地的生活经验,他本来是极可能完全西化的。但是他却回归到传统文化的怀抱,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知识分子论战,论战的内容涉及到后来的新文化运动的一些基本主题,例如传统文化是否还有保留的价值。以他为代表的海外华人当时有这样一个普遍的特征,即他们接受的教育往往都是西式的,但是他们在内心深处认同的依然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且一致认为应该尽力来继承和发扬中国的文化传统。另一个例子如林文庆,他是在英国和新加坡念书,他本来研究的内容是科学文化,最后他却回到厦门大学,投身于儒家文化的传统。这是当时的一些海外华人中的知识分子的一个普遍经验。所以清末的海外知识分子总体上是仰慕中国文化的,但是对于中国本土的士大夫,他们存在一种从仰慕滑向失望的心理趋势。

民国时代是海外华人眼中的第二个“现代中国”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国出现了一批新的知识分子,海外华人也看到了这些新的知识分子救国的努力,即是根据新的历史经验和方法来救亡图存。在海外华人看来,这些知识分子采用了西方的思想与方法来讨论中国社会的危机,试图寻求到一条新的拯救民族国家的历史道路。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国社会情势异常复杂,社会矛盾非常突出。因为沟通渠道的限制,信息来源的堵塞,海外华人并不是非常了解当时中国社会变迁的实际状况。当时的海外华人主要是通过上海文化来观察中国的,因为他们认为上海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代表了当时新的文化潮流和社会观念。当时的海外华人是这样看待当时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他们认为这些知识分子群体迅速分化,很大一部分在急剧的社会动荡中迅速党派化,知识分子的政治色彩变得非常明显。当时社会的基本状况是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竞争。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危机激荡起海外华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以及当时反侵略反封建的整个社会风尚有关系。在这个阶段出现了“爱国华侨”这样一个具有政治色彩的称谓,这些爱国华侨希望中国能够富强起来,抵制外国殖民势力的侵略。但是这些知识分子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处身在具体的海外华人社会中的,他们的社会实践工作,包括他们为支援中国的努力而进行的活动,都遭到了当地政府的监控,他们的民族情绪也不得不有所保留,部分华人甚至为此而被逮捕和杀害。在当地政府的眼中,这些知识分子的爱国活动是非法的,是必须被禁止的。在这样一种情景下,一部分知识分子就学会了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接受他们的规则和习惯,一些人通过著书立说的方式成为专业的学院化的知识分子。他们以医生、律师和科技工作者等特殊的职业角色,从事专门化的职业分殊的社会活动。在那个时代,专门化的公共知识分子还没有诞生。特定的社会环境也不允许他们从事公开的公共性强的社会活动。如果他们要进行交流和对话,那么讨论的主题肯定是关于中国社会的。这种谈论一旦被官方禁止,这些知识分子社会交往的公共空间就不复存在了。

第三个阶段是建国后三十年的“现代中国”阶段。这是海外华人眼中的第三个“现代中国”阶段。在这个阶段,海外华人对中国的态度和观念发生根本性的逆转和分化。一部分爱国的海外华人毅然离开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环境,直接地回到新中国参与当时的现代化建设。当然也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是支持台湾和国民党的。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海外华人对中国社会的了解渠道缩小了很多,中国社会处于一种几乎封闭的状态。当时很多华人对中国政府破坏传统文化是非常反感的。虽然海外华人也在吸收西方文化,也在不断的学习西方知识,但是他们并不认同中共的极端方式,并且强烈反对中国政府打倒孔家店的呼吁,对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政治操作深感忧虑却回天无力。与中国政府的价值取向截然相反,这些公共知识分子认为必须保存儒家思想与文化传统的精华,现代化不可能仅仅是完全照搬西方文化模式,同时应该从文化传统中寻找本土资源。在这个现代中国阶段,海外华人与中国社会基本上是隔离的。由于不赞同中国政府自我封闭的政策趋向,也反感其对传统文化的肆意破坏,同时他们又必须与所处身的国家地区的环境相适应,以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所以在这个时期,他们几乎很少关注中国问题,也很少谈论中国的前途和出路。可以说,这个时期的“现代中国”是他们最不屑的一个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中国,是第四个“现代中国”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力图改变积贫积弱的状况。这种政府和民众的努力重新吸引了海外华人的兴趣与热情。现在大陆、香港和台湾去海外留学和定居的华人很多,他们都有在中国社会生活的具体经验,所以当他们到了海外社会之后,依然与中国知识分子有着共同关心的话题,共享相同的语言、风俗和生活习惯乃至思维模式。大部分在海外生长的华人,对中国的看法或多或少有所转变。但是其中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中国政府仍然有所保留,对中国政府持一种观望的姿态。这里的情形相当复杂,不能用一种态度将它简单化成一种完全一致的社会心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历经的道路,跟海外华人社会的历史演变存在某种类似,可以通过类比从中吸取一些经验。海外华人如何适应民主国家的政治制度、社会生活对于当代中国可能都有借鉴作用。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参与当地政府的政治运作和公共管理。也有一些公共知识分子生活在没有民主制度的社会中间,那么他们如何在这种社会形态里寻求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言论空间,如何建构表达他们的意愿与意见的公共领域,也是一个值得考察的历史现象。比如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就没有民主制度,但是不能因为它们不是民主社会,就否认公共知识分子的存在。在一个民主社会与在一个非民主社会里,知识分子发挥作用的形式和空间很不一样。对这两种社会形态里的知识分子群体的状态进行类型学上的比较是很有意义的,将之与中国社会的公共知识分子进行比较也不无裨益。当然,因为海外华人社会处在变化之中,而中国社会更是变迁得非常剧烈,对这些社会中的公共知识分子做一个定性的描述和判断是困难的。一方面,海外华人知道中国社会现在与西方文化接触得非常频繁,在积极地引进西方主流的思潮和学术,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对西方思想文化的了解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另一方面,随着新儒家学说的兴起,部分公共知识分子也在思考如何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以形成一种中国化的现代性模式。在海外华人看来,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正在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举棋不定,现代性成了一个普遍的困境,也成了他们思考中国出路的一个轴心。如前所述,海外华人对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社会的全面反传统是相当反感的,这就给今天的海外华人社会造成了难以迅速消解的历史阴影,现在的海外华人社会对于中国的关心可能并没有老一代那么强烈,他们更多的是与当地社会合流,通过积极努力,以融入当地社会的文化和习俗中间。但是,当他们观察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积极的引进西方文化的同时,也有部分知识分子呼吁回归自身的文化传统,他们的文化情感的神经被深深触动了。这也许跟他们虽然生活在当地的社会文化中,但是在骨子里还是认同中国文化传统有关。他们认为西方文化不是万能的,西方社会同样地面临着很多社会难题,中国全盘照搬西方文化模式更是不切实际的,会导致文化价值冲突和文化秩序的崩解。中国的知识分子如果能够在自身的文化传统中间,寻找到可以为现代中国的发展服务的精神资源,并同时融合西方价值的可取之处,这是海外华人社会乐意看到的前景和局面。

原载许纪霖、刘擎编《丽娃河畔论思想——华东师范大学思与文讲座演讲集》,华东师大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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