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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米尔·阿明（萨米尔·阿明 埃及著名经济学家，第三世界论坛主席） 迈克·哈特（美国杜克大学文学系主任，《帝国》合作者之一） 保罗·卡恩（耶鲁大学法学院"法律与人文"教授，耶鲁国际人权研究中心主任） "9·11"过去十年，后"9·11"时代，这个世界更不太平。曼哈顿双子楼倒塌之后，接连垮掉的还有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至今在消耗美国。战争之外，美国负债直线上升，金融危机令美国经济雪上加霜；美国之外，他的重要盟友欧洲多国面临着更多经济难题和社会问题，债务、移民、就业甚至社会安全，都折磨着政客们的生命。阿富汗和伊拉克康复的如此缓慢，而它们的邻国正在酝酿变革，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多国政权更迭。对于西方世界，这是失落的十年，但对于中国、印度、巴西等国正在悄悄的改变着世界格局和经济版图，他们在将来是西方的盟友还是竞争对手？面对后"9·11"十年的世界乱局，早报记者分别专访埃及著名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美国杜克大学文学系主任迈克•哈特和耶鲁国际人权研究中心主任保罗•卡恩三人，一起就这些问题展开讨论。由于他们各自不同的政治、学术立场，面对共同问题，他们都给出了迥异的解答。 东方早报："9•11"已经过去10年，在你看来，10年前的这场悲剧从哪些方面改变了美国和世界？"9•11"是否也可被视为一个历史性的转折？ 萨米尔·阿明：回答这个重要问题，我们首先要去看看美国在过去这些年的敌对目标有哪些，这些目标又是如何被笼统归结为"恐怖主义"。美国一系列军事行动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武力统治这个星球。它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只有通过武力，他们才能保证并维持美国及其盟友欧洲、日本等国家的经济统治地位，并主导世界经济秩序。没有武力恫吓，他们就没办法压制某些新兴国家的崛起--比如中国，他们自己也没能力不依赖其他经济体独立发展经济，这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争没有关系。对于新兴经济体，美国只希望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处于适当的位置，至少能有效控制他们，成为他们经济发展的傀儡。更重要的是，他们还需要控制这个星球上的资源供应国。要想这么做，除了武力别无他法。 问题随之而来，恐怖主义是什么？恐怖主义是他们树立的敌对战略目标。因为恐怖主义给了他们以保护的名义，持续对其他地区进行武装干涉和军事干预。事实证明，对于恐怖主义的定义，华盛顿的态度经常是暧昧不清的。别忘了，他们曾经支持过塔利班以对抗苏联，他们曾经称塔利班是自由战士；别忘了，他们曾经（或者现在还支持）支持中国新疆的分离分子，华盛顿也称他们是自由战士；别忘了，他们支持达赖喇嘛和他的追随者，美国人也称他们是自由战士。在很多方面，美国从来都持双重标准。他们常常一方面支持宗教极端主义者的武力暴行，另外一方面又以保护安全名义进行武装干涉并从中得利。利比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所以，"9•11"的到来，对于美国政府来说是个非常好的机会。因为这是一个绝佳的理由入侵阿富汗，然后是伊拉克。还记得吗？为了给入侵伊拉克一个理由，美国人甚至说伊拉克政府支持恐怖主义。那是弥天大谎。就算到了现在，美国政府还在世界各地寻找恐怖主义的蛛丝马迹，然后利用他们。没人知道"9•11"到底是怎么会事情，对此事依然疑点重重。我不是说，"9•11"可能是个虚构的故事，我想说的是，布什先生很乐意得到"9•11"这份大礼。你看看他在得知"9•11"后的那张脸，我们都能从他脸上读出这么句话："哦！终于来了！"我知道华盛顿那些人需要"9•11"。仅过一天9月12日，他就悲痛宣布要用军事力量保卫美国，打击躲在世界各个角落的敌人--恐怖分子及其支持者，他甚至公然宣布："我才不管什么国际法！没什么地方我不能攻击。"等等。所以，"9•11"对当时的美国政客来说就是个好消息，这是个称霸世界的好机会。这就是我的坦率回答。   迈克·哈特："9•11"恐怖袭击毫无疑问是一个历史性转折，整个世界从很多方面都在那一天改变。但"一切都已改变"的喧嚣声又被证明，这又是错觉。这次恐怖袭击，后来被布什政府和美国内部的右翼势力所利用，以达到他们称霸全球和建立世界新秩序的目标。10年过去，这一野心被证明彻底失败了。我们再次面对复杂、令人抓狂的世界秩序，世界秩序又回到了"9•11"之前。我常希望布什式的军事信条和美国全球霸权梦想都能彻底完蛋。但事实上没有人真能说："彻底完蛋！"你们应该记得，在许多恐怖电影中，当你认为怪兽马上就要彻底完蛋的时候，总有另一只魔爪从坟墓里伸出再次让你恐惧揪心不已。 布什主义和美国单边主义（这也是美国帝国主义的另外一种名称）10年前就已经死了。布什主义和美国单边主义的破产，不是因为美国换了一个更加仁慈和品德高尚的领导人，而是因为美国没有能力再那么"单干"了。美国已经不再具有称霸世界的军事势力、经济能力、文化和政治力量了。现实是，美国的那种政治妄想早已经失败。尽管如此，这也没能阻止布什政府力图复兴美国霸权，为此美国在之后几年中像打了鸡血似的制造了一系列可怕场面和灾难。 今天，在经历了过去几年一系列军事和经济失败后，大家都该清楚（包括美国人），美国的单边主义是一个可怕的幽灵怪兽，它消灭的不仅是其他国家人的生命，也包括我们美国人自己。但是我又怀疑，经历了"9•11"后的10年，美国政治体制内的这种破坏性力量是否真的减少了。让我们希望，那些信仰单边主义的人能改邪归正。让死亡埋葬死亡。   保罗·卡恩：过去十年，美国很多方面发生了变化，包括政治决策，但是最重要最深刻的变化是整个社会安全感的消失，洋溢在美国社会中的乐观主义--对个人和家庭未来的乐观--也没了。冷战结束之后有一段时期内，整个西方世界有一种巨大的情绪，认为他们取得了20世纪最漫长的战争的胜利，在西方普世价值为基础的全球秩序下，未来经济必将不断扩张。但"9•11"后，美国人才发现，他们的后院和国土在安全上有巨大弱点，整个社会充满无休止的冲突和个人风险。没有地方是安全的，没有一个时刻是可以松懈的，也没有人知道冲突何时终结，那就意味着我们再也无法回到那个乐观主义的转折年代。 毫无疑问，"9•11"是历史性转折。"9•11"之后，安全问题戏剧性地成为美国头等大事。美国利益受到挑战的风险不再是一种想象。暴力危险来自个体行动者，常常是那些松散的跨国网络组织。这让人不断想象那些冲突场景，恐怖主义的嗡嗡声针对的是世界范围内每一个个体。   东方早报：经历后"9·11"十年，世界并不因此更加安全，是否如此？ 萨米尔·阿明：事实是，世界更不太平了，比"9·11"之前更加危险。因为这些年，美国人以反恐的名义发动了一场又一场战争和武装干涉。 保罗·卡恩：经历后"9·11"十年，世界并不安全。我认为不能孤立看待"9·11"之后的伊拉克战争，它的背景是伊朗问题，因为对美国来说，伊朗迟早是个威胁。阿富汗的未来，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还很难看清模样。但更重要的是，发生在阿富汗的暴力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全世界很多人和组织想象。我们可以看到，来自个人的暴力行为，其危害性可能甚于有组织暴力，比如在挪威发生的惨剧。  东方早报：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后"9•11"的十年也是由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衰落的十年？谁又能重建世界秩序？中国、印度、巴西还是俄罗斯？ 萨米尔·阿明：对于这个问题，我只想谈谈新兴国家在未来世界秩序中该怎么办。在技术领域，像中国、印度和巴西这样的新兴国家，只要它们愿意，就完全能不受西方控制、独立研发出自己的技术。这是新兴国家的目标之一，它们的另一个目标是和发达国家平等地获得资源，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要用军事力量保护资源、阻止中国从苏丹和利比亚获得石油的原因。总之，这将是一连串漫长的战斗，新兴国家必须结成政治联盟、共同和西方较量、向西方的军事控制说不，这样才能够赢得胜利。这是一场政治的战争，我认为由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参与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明白这一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以金融为基础的全球体系进行重组；这个体系目前是由美元主宰。我们还要抑制现有的国际军事体系，这同样是一场漫长的战斗。我们或许可以建立区域化的体系，比如上海合作组织就可能在亚洲建立这样的体系。新兴国家要保持警惕、不能抱有幻想，如果它们认为自己能加入美国、欧洲和日本组成的帝国主义阵营、对抗其他国家，他们就会犯下巨大的错误。新兴国家的唯一出路是加强和其他南半球弱小国家之间的合作，从而减少帝国主义三巨头对于他们的控制。从政治层面看，这一点是最为根本的。 迈克·哈特：我和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的另一位作者，意大利学者）在《帝国》一书的基本假设是，早在10年前，不仅是美国还是欧洲民族国家，他们都已经没有能力去主导新的全球秩序了。我们说，帝国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进入了历史的坟墓。今天，每个人都很清楚，也就是如你所说，美国和欧洲民族国家无论是他们联合起来还是各自为政，都不经不能有效主宰全球秩序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国家能对全球秩序发号施令，还是有国家能拿着警棍对其他国家说三道四。而中国，它当然也不会统治世界，俄罗斯、巴西或者印度都不会。 我们的观点是，如果将来还会产生新的全球秩序，它也不再是由某个民族国家来主导--就像以前的帝国主义。相反，我们认为新兴力量的组成将是多变的，不对称的。民族国家当然还是重要的，但为了维持现有的全球秩序和保证资本主义利润，它们不得不与其它新兴力量合作，包括跨国组织（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跨国公司、傀儡国家、媒体、非政府组织等。我也把它称之为新的帝国形式。这种帝国模式，这种权力网络正在形成中。 保罗·卡恩：在全球秩序由谁来主导这个问题上，我不认为西方在衰弱，而其他地方在崛起。要说西方在衰弱，这还言之过早。政治和经济的改变看上去比以往更加迅速，那些一向稳定的地区也开始动荡，但这不是发生在欧洲的故事，而是中东。我们去看看拉美，过去几年那里发生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     东方早报：如果回顾过去十年，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全球霸权一度因为反恐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达到鼎盛，之后因为伊拉克战争的泥潭和金融危机，又迅速衰落？但这是真相吗？ 萨米尔·阿明：美国的经济衰退是不争的事实，但这轮衰退不是1、2年前开始的，而是从30、40年前就开始了。尽管如此，到现在还是没有人能够取代美国成为霸主，无论是德国还是整个欧洲都不行，因为美国的霸权不仅仅是经济的霸权，还有军事的霸权。美国仍然是我所谓的"联合帝国主义三巨头"--美国、欧洲和日本的领袖。 迈克·哈特：正如我之前说的，后"9•11"时代美国霸权的扩张，在我看来是一种幻象，美国霸权作为帝国主义势力的一种表现形式，事实上在后"9•11"时代一直在衰弱，这才是真相。但吊诡的是，美国尤其是美国霸权的衰弱才意味着美国的重新崛起。这看上去有些矛盾，但这取决于你如何看国家的衰弱和崛起。很明显的是，美国没有能力再次充当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角色，他的军事，经济，文化和政治等方面都没能力去这么做。它甚至在国内事务上，很多方面都无能为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美国是在衰弱。但是，美国全球霸权的衰弱恰恰为美国社会的再次繁荣创造了环境，军事预算可能削减，更多钱可能会用于美国国内问题上，美国社会中的军国主义文化也可能会削弱。美国全球霸权梦失落了，美国社会平等的政治环境倒可能由此催生。但这一切谁都不能保证。 保罗·卡恩：你说的都对。帝国总是断言他们能超越他们的极限，但最后总会收缩。走得太远总会产生太多政治和经济问题，这就是美国在过去十年碰到的麻烦。这需要公正分析。美国至今还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贯穿美国历史的就是，美国从来都有强烈意愿去使用他的力量。   东方早报：过去十年，除了"9•11"，这个世界还经历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欧洲的移民问题、金融危机、中东民主革命、西欧各国的街头暴乱等等。这些事件之间有内在的逻辑关系吗？ 萨米尔•阿明：它们之间当然有联系，但也并非是前因后果关系。这个世界处于危机之中，但这并非始于2008年的华尔街金融危机，这是一个体系性的危机，它潜伏已久--资本、垄断资本都是危机的基因，而全球化和经济金融化则加深、加重的危机。资本主义的危机在于，一次又一次的泡沫，而资本的原始积累或者掠夺又需要泡沫。2008年金融危机的起因是房产泡沫，再之前是2001年的互联网泡沫，往前推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资本主义体系没办法丢掉经济泡沫的梦魇，而最大受害者永远是普通人。经济危机是资本运作所产生的问题累积爆发，而要克服危机，唯一方式就是加紧对其他国家的控制。 资本主义的第一次系统性危机是1873年的经济危机，持续时间长达7年。经过那次危机，资本和生产资料更加集中，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走向了垄断资本主义。市场和原料生产更加全球化，结果也就是工业化国家对殖民地的争夺。那次危机后来被克服了吗？从长时间段看，在那次危机之后，全世界经历了几十年的混乱、战争和革命，直接导致了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催生了俄国革命；但这并没有结束，紧接着是1929年的大萧条，随后就是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兴起，结果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在我看来，从长时间段看，这些历史大事件都是小事，都在为1873年的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做注脚。这些事件都是对危机的回应。在那个时候，资本主义的危机不能由什么G7、G20、G30来解决，而是在力量平衡的改变中得到回应，无论在国际层面上、还是在各国社会关系的层面上，都是如此。我们现在正在重走这段历史，这轮危机开始于1971年，几乎刚好是一个世纪之后，资本做出的回应也基本相同：加强垄断、推行全球化、发展金融。这么做的结果就是金融危机以及对全球的军事控制。在这次阿拉伯革命之前就已经有革命了，但我不把它们称作"革命"，因为它们不是俄国或者中国发生过的那种革命，我把它们称作"革命性的进步"，仅此而已。这个过程始于15年前的拉丁美洲，始于巴西、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它也蔓延到了亚洲，蔓延到了你们的邻国尼泊尔。然后它又蔓延到了一些阿拉伯国家。当然了，这一场场革命在各个国家都是不同的。埃及的进步性比较大一些，因为埃及人有意识地要求自由、社会民主、社会正义、收入再分配、民族独立。在其他国家，这些诉求就不那么清楚了。不幸的是，在利比亚，这个过程不是革命性的进步，只是武装叛乱，无论是卡扎菲还是叛军都只是武装力量。目前上台的新政权在武力上不占优势，没有北约的轰炸，就不可能获胜。美国在利比亚的目标不是石油，因为它已经掌握了大量石油，它的目标是建立军事基地。美国想把目前位于德国斯图加特的军事基地转移到非洲，非盟拒绝了这个要求，这就是为什么非盟对的黎波里的政府不予承认的原因。不要忘了，那个新政府的过渡委员会主席穆斯塔法•阿卜杜勒•加里尔，就是当年判处保加利亚护士死刑的那位法官。他可不是什么民主派，他是个罪犯，卡扎菲还在2007年任命他做了司法部长，他在这个位置上一直待到今年2月，他是看到大势已去才离开卡扎菲的。 迈克•哈特：许多人都说，2008年的金融危机带来了整个世界根本性改变，就像"9•11"一样，但这些都是错觉。资本主义再次危机，那是为什么？只是因为资本主义总是处于危机之中。一次次，一些人更富一些人更穷。 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初，很多人天真的认为，政府可能会放弃某些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而专向某种形式的凯恩斯主义，或者至少会对银行和金融机构加强监管。很明显的是，新自由主义政策带来了这场经济灾难，可是如今新自由主义依然主导着美国政治和经济，它带来的毒害更甚以往。如今在北美和欧洲，最流行的口号是削减社会福利项目和政府开支，以此削减国家债务。从这个方面看，金融危机并没有改变西方社会，只是使西方社会一次次加深矛盾和灾难。 过去十年，或者说后"9•11"时代，改变世界的并不是"9•11"本身或者2008年的金融危机，而是广泛意义上的社会抵抗运动的兴起。比如，过去十年，在拉美，社会运动已经成为社会改革和鼓舞人心的社会资源，这种社会运动可以是和政府的改革对话，也可以是反对它。 在过去的几个月中，突尼斯，埃及，叙利亚的社会起义，美国本土威斯康星的社会抗议，以及发生在希腊、西班牙和英国的社会暴乱，这些都为我们提出了新的政治命题。这些社会运动中，很多都打着这样的口号"我们不要为你们的危机埋单"，他们挑战的不只是新自由主义，也对民主社会提出了新要求。如果你真想知道哪一种全球秩序是可能的，先去看听听这些社会运动发出的声音。他们为未来的全球秩序提出了某种可能和暗示。   保罗•卡恩：从深层次看，我并不认为它们之间有何直接联系。房产泡沫和银行危机能怪罪于"9•11"吗？同样地，欧洲的移民问题并不是因为"9•11"。早在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兴起之前，欧洲就已经面临严重的种族主义问题。而从表面看，这些事件之间似乎有一些联系。今天的政治决策处理的是一个又一个危机。在很多人看来，许多事情已经失控。这使得许多人希望回到过去，似乎这是最简单的答案。 我认为，在"9•11"后为了应对恐怖主义和伊斯兰极端主义，阿拉伯世界的那些独裁政权因此获得喘息的机会，他们的统治也因此延长了好几年。一方面，美国和其他国家对这些政权予以了一定支持，另外一方面极端主义者对这些国家社会安全的威胁远甚于西方国家，所以那里的人民希望政府的保护。但现在发生了变化，那里的人民最终要求政府满足他们的各种权益，所以变革的渴望不可避免。   东方早报：在后"9•11"时代，美国和欧洲最大的挑战来自哪里？伊斯兰极端主义？债务问题？移民还是其他？ 萨米尔•阿明：现在，西方列强除了军事干预之外，已经想不出什么应对挑战的办法了。他们已经没有了经济上的对策，拿债务问题来说，他们无法甩掉债务、减少债务，因为债务对于垄断金融资本也是有用的。当垄断利润和超额利润无法投入经济发展，它们就必然会投入债务之中。说希望减少负债什么的全是谎话，他们已经走进了一条死胡同。 美国应该停止军事干预。我们必须动员美国国内的进步民主势力以达到这个目的，这一点十分重要。欧洲现在是美国的盟友，欧洲的民众必须明白美国是不能支持的。中国则应该有个清晰的策略，要和南半球的人民和国家结成联盟，不管对方是印度、巴西这样的新兴国家，还是暂时弱小、但前景光明的国家。 保罗•卡恩：所有这些都是。我们面对的不再是简单某一个问题，也没办法回答哪一个挑战更大。当然，西方目前面临严重的金融危机，这使得国内政策提高到国家安全同等重要位置。但所有这些都是不可预知的。一起严重的恐怖袭击可能马上就转移了我们的焦点。   东方早报：你个人生活有没有因为"9•11"而发生改变？ 萨米尔·阿明：我的私人生活没怎么受影响。我一直是支持社会主义、支持亚非人民解放的活跃分子，始终是如此。对于伊斯兰极端主义呢？那些人对于宗教的理解都是最反动的，他们的运动不是宗教运动，他们组成的是反动的政党，躲在宗教背后，操控宗教。在埃及有两个对立阵营，一个是进步民主阵营，其中包括年轻人、社会主义政党、民主政党和商贸联合会。另外一个就是反动的阵营，包括支持穆巴拉克的反动资产阶级政党，以及穆斯林兄弟会。 保罗·卡恩：最大的影响是在机场。然后也影响了我的学术生涯，我的好几本著作就是关于暴力（如《神圣的暴力》）和罪恶（《走出伊甸园》）。 

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芝加哥大学"温得尔·哈里森杰出贡献"政治学教授、国际安全政策项目主任，曾著有《大国政治的悲剧》等有影响力的国际政治著作。

可怕、残暴的"9·11"已经十年了，这一天改变了世界。这次恐怖袭击给世界带来的冲击是毫无疑问的。 "9·11"对西方和中亚的余波持续至今：阿富汗至今半死不活；伊拉克已经被搞得面目全非；巴基斯坦处于灾难边缘。2011年5月1日，经过精心策划，奥萨马·本·拉登在巴基斯坦被暗杀。最直接后果首先在巴基斯坦显现。在当时，充斥了太多关于华盛顿对巴基斯坦恼火的争论，指责后者没有尽力搞掉拉登。但这些讨论却很少提到巴基斯坦人对美国擅自进入巴境内，进行政治暗杀行动，同样非常愤怒。这种强烈的反美情绪在巴基斯坦不断被激化。 今年2月，英国军事史学家阿纳托尔·利文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正，认为阿富汗问题正在使"巴基斯坦不稳定并更为激进，美国包括整个世界也正面临地缘灾难的风险，而这又使阿富汗发生的事情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放到社会层面，阿纳托尔·利文又写到，绝大多数巴基斯坦人对阿富汗塔利班持同情态度，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喜欢塔利班，而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塔利班是在抵抗联军对阿富汗的侵略，这一行为具有合法性。"这就像塔利班在1980年代抵抗苏军占领一样。 这些复杂的情绪当然为巴基斯坦军方领导人所觉察，他们对美国的压力非常愤慨--美国要求他们和华盛顿站在一起抵抗塔利班。美国在巴基斯坦境内发动的恐怖袭击带来了更多痛苦，美军无人驾驶机的空袭频率自奥巴马上台以来就急剧上升。此外，美国还命令巴基斯坦军队将华盛顿燃起的战火带到巴国的部落中间；而即便是在英国统治期间，这个国家大致上都保持了独善其身。 军方是巴基斯坦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军方支持美国的军事情动可能会"激怒军方的某些势力，" 阿纳托尔·利文说，一旦造成巴军方内部分裂， "巴基斯坦会迅速崩溃，这将导致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潜在的最大灾难时巴基斯坦的核武器怎么办？ 其实所有这些都是里根政府遗留的遗产，里根政府假装他们不知道亚齐·哈克这个独裁者所作的一切，但他是华盛顿喜欢的人，也就是在他手下，巴基斯坦开始发展核武器，和沙特有牵连的巴基斯坦伊斯兰极端主义问题也出现了。 阿纳托尔·利文总结说，"美国和英国士兵在阿富汗抛洒热血，最终的结果是，对美国和英国来来说，这个世界更加危险了。"华盛顿当然明白美国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军事行动，最终将动摇巴基斯坦，并可能使它更为激进。 根据维基揭秘公开的文件，美国驻巴大使安妮·帕特森支持美国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军事行，但她也警告，美方的行动会"承担动摇巴基斯坦政权稳定的风险，疏离军方和文官政府之间的关系，最终导致巴基斯坦政府更大危机。"安妮·帕特森写到，最大的可能是，"巴基斯坦政府内部会有人偷偷摸摸地走私出去足以制造一枚核武器的核原料。"走私的最大可能性是在运输途中。 许多分析师认为，在这场针对美国的战争中，本·拉登是最大的赢家。今年5月，埃里克·马格里斯在《美国保守派》杂志撰文，"（本·拉登）一再宣称，把美军从穆斯林世界赶出去的唯一途径就是，把美国卷入一系列规模不大但耗费高昂的小型战争冲突中，最终导致美国的破产。"目前情况看，在"9·11"之后，一系列迹象表明，华盛顿真的中了本·拉登的圈套。 美国中情局前猎杀本拉登特工小组负责人迈克尔·舒尔从1996年起就开始追踪本·拉登，他在2004年写了一本书叫《皇帝的傲慢》，他说："本·拉登一直很明确的告诉美国，他为什么要发动针对美国的战争。他就是要彻底改变美国和西方针对伊斯兰世界的政策。"他成功了。迈克尔·舒尔还说："美国的军事和政治政策完全激化了伊斯兰世界，而这也是本·拉登从1990年代初以来一直努力做的事情，他成功了。" 过去十年，惨剧不断，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西方对9·11的反应还有其他选择吗？ 在阿拉伯世界的许多区域，本·拉登因其恐怖活动被宣判有罪，这是很有有价值的地方。他死了之后，本·拉登的影响迅速褪去。相比阿拉伯之春，他影响力就已经黯然失色了。所以《纽约时报》中东特派记者吉勒斯·凯佩尔在一篇文章的标题就写到："本·拉登早已死去。" 在伊斯兰圣战运动中，本·拉登毫无疑问是个受到崇敬的符号，但他扮演的角色显然不及他对基地组织的重要性。 石剑峰 译

布尔加科夫一九三○年三月二十八日，贫困潦倒的布尔加科夫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希望得到莫斯科艺术剧院一个助理导演的职位，"如果不能任命我为助理导演......"他说，"请求当个在编的普通配角演员；如果当普通配角也不行，我就请求当个管剧务的工人；如果连工人也不能当，那就请求苏联政府以它认为必要的任何方式尽快处置我，只要处置就行......"作为一位作品被禁的大师，布尔加科夫在骄傲与克服饥饿之间显得困难重重，最终他两者都选择了，他在"请求"的后面没有丝毫的乞讨，当他请求做一个管剧务的工人时，依然骄傲地说："只要处置就行。"同年四月十八日，斯大林拨通了布尔加科夫家的电话，与布尔加科夫进行了简短的交谈，然后布尔加科夫成了莫斯科艺术剧院的一名助理导演。他重新开始写作《大师和玛格丽特》，一部在那个时代不可能获得发表的作品。布尔加科夫深知这一点，因此他的写作就更为突出地表达了内心的需要，也就是说他的写作失去了实际的意义，与发表、收入、名誉等等毫无关系，写作成为了纯粹的自我表达，成为了市尔加科夫对自己的纪念。这位来自基辅的神学教授的儿子，自幼腼腆、斯文、安静，他认为："作家不论遇到多大困难都应该坚贞不屈......如果使文学去适应把个人生活安排得更为舒适、更富有的需要，这样的文学便是一种令人厌恶的勾当了。"他说到做到。无论是来自政治的斯大林的意见，还是来自艺术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压力，都不能使他改变自己的主张，于是他生活贫困，朋友疏远，人格遭受侮辱，然而布尔加科夫"微笑着接受厄运的挑战"，就像一首牙买加民歌里的奴隶的歌唱："你们有权利，我们有道德。"在这种情况下，布尔加科夫的写作只能是内心独白，于是在愤怒、仇恨和绝望之后，他突然幸福地回到了写作，就像疾病使普鲁斯特回到写作，孤独使卡夫卡回到写作那样，厄运将布尔加科夫与荣誉、富贵分开了，同时又将真正的写作赋于了他，给了他另一种欢乐，也给了他另一种痛苦。回到了写作的布尔加科夫，没有了出版，没有了读者，没有了评论，与此同时他也没有了虚荣，没有了毫无意义的期待。他获得了宁静，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写作。他用不着去和自己的盛名斗争；用不着一方面和报纸、杂志夸夸其谈，另一方面独自一人时又要反省自己的言行。最重要的是，他不需要迫使自己从世俗的荣耀里脱身而出，从而使自己回到写作，因为他没有机会离开写作了，他将自己的人生掌握在叙述的虚构里，他已经消失在自己的写作之中，而且无影无踪，就像博尔赫斯写到佩德罗-达米安生命消失时的比喻："仿佛水消失在水中"。在生命的最后十二年里，布尔加科夫失去一切之后，《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写作又使他得到了一切；他虚构了撒旦对莫斯科的访问，也虚构了自己；或者说他将自己的生活进行了重新的安排，他扩张了想象，缩小了现实。因此在最后的十二年里，很难说布尔加科夫是贫困的？还是富有的？是软弱的？还是强大的？是走投无路？还是左右逢源？大师和玛格丽特在这部作品中，有两个十分重要的人物，就是大师和玛格丽特，他们第一次的出现，是在书的封面上，可是以书名的身份出现了一次以后，他们的第二次出现却被叙述一再推迟，直到二八四页，大师才悄然而来，紧接着在三一四页的时候，美丽的玛格丽特也接踵而至了。在这部五八○页的作品里，大师和玛格丽特真正的出现正是在叙述最为舒展的部分，也就是一部作品中间的部分。这时候，读者已经忘记了书名，忘记了曾经在书的封面上看到过他们的名字。在此之前，化名沃兰德的撒旦以叙述里最为有力的声音，改变了莫斯科的现实。虽然撒旦的声音极其低沉，低到泥土之下，但是它建立了叙述的基础，然后就像是地震一样，在其之上，我们看到了莫斯科如何紧张了起来，并且惊恐不安。显然，布尔加科夫的天才得到了魔鬼的帮助，他饱尝痛苦和耻辱的内心，使他在有生之年就远离了人世，当他发现自己讨厌的不是几个人，而是所有的人时，他的内心逐渐地成为了传说，在传说中与撒旦相遇，然后和撒旦重叠。因此可以这样说，《大师和玛格丽特》里的撒旦，就是布尔加科夫自己，而大师--这个试图重写本丢·彼拉多的历史的作家，则是布尔加科夫留在现实里的残缺不全的影子。从钱诚先生的汉语翻译来看，《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叙述具备了十九世纪式的耐心，尤其是开始的几章，牧首湖畔的冗长的交谈，本丢·彼拉多对耶稣的审训，然后又回到牧首湖畔的谈话，五十一页过去了，布尔加科夫才让那位诗人疯跑起来，当诗人无家汉开始其丧失理智的疯狂奔跑，布尔加科夫叙述的速度也跑动起来了，一直到二八三页，也就是大师出现之前，布尔加科夫让笔下的人物像是传递接力棒似的，把叙述中的不安和恐惧迅速弥漫开去。我们读到的篇章越来越辉煌，叙述逐渐地成为了集会，莫斯科众多的声音一个接着一个地汇入红场。在魔鬼的游戏的上面，所有的人都在惊慌失措的摇晃，而且都是不由自主。所发生的一切事都丧失了现实的原则，人们目瞪口呆、浑身发抖、莫名其妙和心惊胆战。就这样，当所有的不安、所有的恐惧、所有的虚张声势都聚集起来时，也就是说当叙述开始显示出无边无际的前景时，叙述断了。这时候大师和玛格丽特的爱情开始了，强劲有力的叙述一瞬间就转换成柔情似水，中间没有任何过渡，就是片刻的沉默也没有，仿佛是突然伸过来一双纤细的手，"咔嚓"一声扭断了一根铁管。这时候二八三页过去了，这往往是一部作品找到方向的时候，最起码也是方向逐渐清晰起来的时候，因此在这样的时候再让两个崭新的人物出现，叙述的危险也随之诞生，因为这时候读者开始了解叙述中的人物了，叙述中的各种关系也正是在这时候得到全部的呈现。叙述在经历了此刻的复杂以后，接下去应该是逐渐单纯地走向结尾。所以，作家往往只有出于无奈，才会在这时候让新的人物出来，作家这样做是因为新的人物能够带来新的情节和新的细节，将它们带入停滞不前的叙述中，从而推动叙述。在这里，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出现显然不是出于布尔加科夫的无奈，他们虽然带来了新的情节和新的细节，但是他们不是推动，而是改变了叙述的方向。这样一来，就注定了这部作品在叙述上的多层选择，也就是说它不是一部结构严密的作品。事实也正是如此，人们在这部作品中读到的是一段又一段光彩夺目的篇章，而章节之间的必要连接却显得并不重要了，有时候甚至没有连接，直接就是中断。布尔加科夫在丰富的欲望和叙述的控制之间，作出了明智的选择，他要表达的事物实在是太多了，以至于叙述的完美必然会破坏事实的丰富，他干脆放任自己的叙述，让自己的想象和感受尽情发挥，直到淋漓尽致之时，他才会做出结构上的考虑。这时候大师和玛格丽特的重要性显示出来了，正是他们的爱情，虚幻的和抽象的爱情使《大师和玛格丽特》有了结构，同时也正是这爱情篇章的简短，这样也就一目了然，使结构在叙述中浮现了出来，让叙述在快速奔跑的时候有了回首一望，这回首一望恰到好处地拉住了快要迷途不返的叙述。《大师和玛格丽特》似乎证明了这样的一种叙述，在一部五百页以上的长篇小说里，结构不应该是清晰可见的，它应该是时隐时现；它应该在叙述者训练有素的内心里，而不应该在急功近利的笔尖。只有这样，长篇小说里跌宕的幅度辽阔的叙述才不会受到伤害。大师和玛格丽特，这是两个雕像般的人物，他们具有不可思议的完美，布尔加科夫让他们来自现实，又不给予他们现实的性格。与柏辽兹、斯乔帕、瓦列奴哈和里姆斯基他们相比，大师和玛格丽特实在不像是莫斯科的居民。这并不是指他们身上没有莫斯科平庸和虚伪的时尚，重要的是在他们的内心里我们读不到莫斯科的现实，而且他们的完美使他们更像是传说中的人物，让人们觉得他们和书中的撒旦、耶稣还有本丢·彼拉多一样古老，甚至还没有撒旦和耶稣身上的某些现实性，而大师笔下的犹太总督本丢·彼拉多，倒是和今天的政治家十分相近。布尔加科夫在描叙这两个人物时，显然是放弃了他们应该具有的现实性！因为在《大师和玛格丽特》里，我们已经读到了足够多的现实。在柏辽兹、里姆斯基这些莫斯科的平庸之辈那里，布尔加科夫已经显示出了其洞察现实的天才，可以说是我们要什么，布尔加科夫就给了我们什么。就是在撒旦，在耶稣，在本丢·彼拉多那里，我们也读到了来自人间的沉思默想，来自人间的对死亡的恐惧和来自人间的如何让阴谋得以实现。在长达十二年的写作里，布尔加科夫有足够多的时间来斟酌大师和玛格丽特，他不会因为疏忽而将他们写得像抒情诗那样与现实十分遥远。当然，他们也和现实格格不入。布尔加科夫之所以这样，就是要得到叙述上的不和谐，让大师和玛格丽特在整个叙述中突出起来，然后，正像前面所说的那样，使结构在叙述中得到浮现。在《大师和玛格丽特》里，作为一个作家，大师与现实之间唯一的联系，就是他被剥夺了发表作品的自由，这一点和布尔加科夫的现实境况完全一致，这也是布尔加科夫自身的现实与作品之间的唯一联系。这样的联系十分脆弱，正是因为其脆弱，大师这个人物在布尔加科夫的笔下才如此虚幻。在这里，布尔加科夫对自己的理解产生了虚幻，或者说他宁愿虚幻地去理解自己。现实的压制使他完全退回到了自己的内心，接着又使他重新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他将自己的命运推入到想象之中。于是出现了玛格丽特，这个美丽超凡的女子，与大师一样，她也沉浸在自己的想象之中。两个同样的人在莫斯科的某一个街角邂逅时，都是一眼就看出了对方的内心，爱情就这样开始了。玛格丽特的出现，不仅使大师的内心获得了宁静，也使布尔加科夫得到了无与伦比的安慰。这个虚幻的女子与其说是为了大师而来，还不如说是布尔加科夫为自己创造的。大师只是布尔加科夫在虚构世界里的一个代表：当布尔加科夫思想时，他成为了语言；当布尔加科夫说话时，他成为了声音；当布尔加科夫抚摸时，他成为了手。因此可以这样说，玛格丽特是布尔加科夫在另一条人生道路上的全部的幸福，也是布尔加科夫在现实与写作之间的唯一模糊之区。只有这样，布尔加科夫才能完好无损地保护住了自己的信念，就像人们常说的这是爱情的力量，并且将这样的信念继续下去，就是在自己生命结束以后，仍然让它向前延伸，因为他的另一条人生道路没有止境。所以当大师的完美因为抽象而显得苍白时，玛格丽特的完美则是楚楚动人。对布尔加科夫来说，《大师和玛格丽特》中的大师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结构的需要，玛格丽特就不仅仅是结构的需要了，她柔软的双肩同时还要挑起布尔加科夫内心沉重的爱情。于是她不可逃避地变得极其忧郁，她的忧郁正是大师--其实是布尔加科夫--给予的，是大师在镜中映出的另一个人的现实造成的。玛格丽特被撒旦选中，出来担当魔鬼晚会的女主人，这位一夜皇后在布尔加科夫笔下光彩照人。虽然在这辉煌的篇章里，有关玛格丽特最多的描绘是她的视线，让她的视线去勾勒晚会的全部，也就是说在这个篇章里主要出现的都是别人，玛格丽特出现的只是眼睛，然而这正是人们常说的烘云托月，布尔加科夫向我们证明了烘云托月是最能让女人美丽，而且也是女人最为乐意的。不久之后，玛格丽特开始在天空飞翔了，这又是一段美丽无比的描叙，让玛格丽特的身体在夜空的风中舒展开来，虚幻之后的美已经无法表达，只有几声叹息来滥竽充数。飞翔的最后是看到了一条月光铺成的道路，这条道路来自于遥远的月亮，在月光路上，玛格丽特看到本丢·彼拉多拼命地追赶着耶稣，大声喊叫着告诉耶稣：杀害他的不是本丢·彼拉多。作家就是这样，穷尽一生的写作，总会有那么一、两次出于某些隐秘的原因，将某一个叙述中的人物永远留给自己。这既是对自己的纪念，也是对自己的奖励。布尔加科夫同样如此，玛格丽特看上去是属于《大师和玛格丽特》的，是属于所有阅读者的，其实她只属于布尔加科夫。她是布尔加科夫内心的所有爱人，是布尔加科夫对美的所有的感受，也是布尔加科夫漫长的人生中的所有力量。在玛格丽特这里，布尔加科夫的内心得到了所有的美和所有的爱，同时也得到了所有的保护。玛格丽特在天空的飞翔曾经中断过一次，就是为了大师，也就是布尔加科夫，她在莫斯科的上空看到了伤害大师的批评家拉铜斯基的住所，于是她毅然中断了美丽的飞翔，降落到了拉铜斯基的家中，将所有的仇恨都发泄了出来。事实上她的仇恨正是布尔加科夫的仇恨，而她的发泄又正是布尔加科夫内心深处对自己的保护。有时候道理就是这样简单。幽默与现实可以说，《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写作，是布尔加科夫在生命最后岁月里最为真实的生活，这位几乎是与世隔绝的作家，就是通过写作，不停的写作使自己与现实之间继续着藕断丝连的联系。在卡夫卡之后，布尔加科夫成为二十世纪又一位现实的敌人，不同的是卡夫卡对现实的仇恨源自于自己的内心，而布尔加科夫则有切肤之痛，并且伤痕累累。因此，当他开始发出一生中最后的声音时，《大师和玛格丽特》就成为了道路，把他带到了现实面前，让他的遗嘱得到了发言的机会。这时候对布尔加科夫来说，与现实建立起什么样的关系就显得极其重要了，显然他绝不会和现实妥协，可是和现实剑拔弩张又会使他的声音失去力量，他的声音很可能会成为一堆谩骂，一堆哭叫。他两者都放弃了，他做出的选择是一个优秀作家应有的选择，最后他与现实建立了幽默的关系。他让魔鬼访问莫斯科，作品一开始他就表明了自己的态度，那就是他要讲述的不是一个斤斤计较的故事，他要告诉我们的不是个人的恩怨，而是真正意义上的现实，这样的现实不是人们所认为的实在的现实，而是事实、想象、荒诞的现实，是过去、现在、将来的现实，是应有尽有的现实。同时他也表明了自己的内心在仇恨之后已经获得了宁静。所以，他把撒旦请来了。撒旦在作品中经常沉思默想，这样的品格正是布尔加科夫历尽艰难之后的安详。因此，布尔加科夫对幽默的选择不是出于修辞的需要，不是叙述中机智的讽刺和人物俏皮的发言。在这里，幽默成为了结构，成为了叙述中控制得恰如其分的态度，也就是说幽默使布尔加科夫找到了与世界打交道的最好方式。正是这样的方式，使布尔加科夫在其最后的写作里，没有被自己的仇恨淹没，也没有被贫穷拖垮，更没有被现实欺骗。同时，他的想象力，他的洞察力，他写作的激情开始茁壮成长了。就这样，在那最后的十二年里，布尔加科夫解放了《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叙述，也解放了自己越来越阴暗的内心。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日

对有些人来说，恐怖主义袭击是他们的金矿……“红十字会试图将9/11捐款挪作他用。会长辞职了，她的继任者公开致歉”等等，文中列举了利用911获取利益的各种蝇营狗苟方式，其中不乏诈骗贪污 （英文）

在国际贸易一体化形势下，食品市场更加注重食品的安全与质量。近年来，发达国家和地区通过制定农药最高残留限量标准设置食品贸易技术性壁垒，使我国食品出口连连受阻，导致我国食品贸易损失巨大。为此，通过我国与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欧盟、美国和加拿大食品安全限量标准对比分析研究，从比较中发现差距，从比较中吸收经验，对于制定和修订我国农药残留限量标准，提高我国食品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1  CAC、美国、加拿大、欧盟食品中农药残留限量标准状况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下设农药残留专家委员会联席会议（JMPR）和农药残留法典委员会（CCPR）两个组织专门负责制定和协调食品中农药最高残留限量。JMPR负责农药安全性毒理学学术评价，修订农药每日允许摄入量ADI，仅从学术上评价各国政府、农药企业、公司提交的农药残留试验数据和市场监测数据，提出MRL推荐值。CCPR负责提交进行农药残留和毒理学评价的农药评议优先表，审议JMPR提交的农药最高残留限量草案，制定食品中农药最高残留限量标准［1］。协调制定农药残留标准是CAC的重要职责，目前已形成了包括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农药残留分析采样方法、农药残留分析方法标准以及农药残留分析的实验室操作规程等较为完善的农药残留限量标准体系。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制定的农药残留最大限量标准收录在食品法典委员会MRL1内，目前，共制定了197种农药在农产品及食品中的2374个农药残留最大限量值［2］。欧盟的农药残留立法始于欧共体在1976年11月制定的理事会指令76／895／EEC，该指令确定了43种农药活性物质在部分水果和蔬菜上的MRL标准。1986～1990年又先后发布了3个有关农药MRL标准的理事会指令86／362／EEC、86／363／EEC和90／642／EEC，为植物（包括水果和蔬菜）产品、谷物、动物产品表面和内部农药含量设定了MRL标准。在1997年前的理事会指令中制定的农药MRL标准仅仅限于未加工的食品，从1997年的97／41／EEC指令开始有3个方面的重要变化：一是规定了建立加工食品和复合食品的农药MRL标准体系；二是建立了欧盟内部国家间农药MRL标准差异的协调程序，以解决由于这种差异而导致的贸易障碍；三是将制定农药MRL标准的职能从欧盟理事会转到欧盟委员会［3］。目前，欧盟共制定出了200多种农药活性物质在食品中的30000多项农药MRL标准，其中有3／4以上的MRL标准设定在检测限上。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家也在加紧制定和修订本国的农药残留限量标准，美国政府由农业部负责制定农产品的农药残留限量标准，由卫生部负责食品、动物饲料在生产和注册环节的农药残留管理，包括生产过程中的残留监测和产品注册时的残留检测，制定相应的残留检测程序和实验方法。目前，美国共制定320多种农药的9600多项最高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并计划在10年内完成对现有残留限量的再评价。加拿大由卫生部负责制定农药残留的标准，由食品检验局负责农药的残留监控。到目前为止，加拿大制定了150多种农药的农药残留限量标准。2  我国食品中农药残留限量标准状况为了与国际标准接轨，我国政府和有关部门非常重视农药残留限量标准的制定修订工作。我国现行的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是GB2763-2005《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该标准包括136种我国正在使用的农药［4］，基本涵盖了获得农药登记、允许使用的农药和禁止在水果、蔬菜、茶叶等经济作物上使用的高毒农药。该标准依据安全性毒理学评价以及根据我国居民食物消费量估算摄入计量和实际污染水平的监测结果，并参考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美国、欧盟等制定的标准。目前我国国家标准对农药限量的规定涉及136种农药的480项农药残留限量指标数量。3  我国与CAC、美国、加拿大、欧盟食品中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存在的差异CAC、欧盟、美国、加拿大等国际组织和国家的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几乎涉及所有的农产品及食品，且各项指标分类较细，往往一种农药在不同的作物和食品中均有详细规定。特别是近年来，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农药残留限量标准不断修订，限量指标数量不断增加，甚至很多低毒、低残留的农药也制定了很严格的限量，其中大部分是以最先进的仪器检测限作为限量标准值，这就给我国农产品和食品出口造成了很大的贸易技术壁垒。3.1  我国标准中农药残留限量指标数量偏少目前，CAC共制定了210多种农药在农产品及食品中的3000多个农药残留最大限量值；欧盟共制定出了200多种农药活性物质在食品中的30000多项农药MRL标准；美国共制定320多种农药的9600多项最高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加拿大也制定了150多种农药的2000多项农药残留限量标准。而我国国家标准对农药限量的规定仅涉及136种农药的480项农药残留限量指标，相比这些国家或地区，我国在这方面无论是标准数量，还是指标数量都较少。3.2  我国农药残留限量指标过于单一，食品限定过于笼统我国农药残留标准对粮食、蔬菜和水果等食品的限定不如CAC、欧盟、美国和加拿大标准中那样具体。我国现行的农药残留限量标准中规定的食品分类比较笼统，而CAC、欧盟、美国和加拿大在农药残留限量标准中规定的食品详细划分到具体的每一种粮食、蔬菜、水果品种。例如在我国国家标准中乐果在蔬菜上的MRL值统一限定为1mg／kg，而CAC国际标准中针对菠菜、番茄、胡萝卜、芹菜等蔬菜品种制定农药乐果的MRL值。欧盟食品分类更细，我国的粮食是指原粮产品，而欧盟进一步细分为大麦、小麦、黑麦、燕麦、大米；我国蔬菜包括叶菜、果菜和根块类菜，而欧盟蔬菜进一步细分为黄瓜、菜花、甘蓝等；我国水果只是一大类，而欧盟分为干果、鲜果、硬果和软果等，其中鲜果又分苹果、香蕉、葡萄、柑橘等，并且每一种农产品都对应各自不同种农药的限量标准。美国食品标准中，苹果中有160多种、梨中有80多种、白菜中有60多种、芹菜中有30多种、菠菜中有30多种的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加拿大农药残留限量规定也比较细化，例如畜禽产品中农药残留限量，我国只是对肉及其制品统一进行限定，而加拿大详细规定了牛肉、山羊肉、绵羊肉、马肉、猪肉及其副产品中的农药残留含量；我国豆类蔬菜作为一类进行农药最大残留限量限定，而加拿大的豆类蔬菜包括四季豆、菜豆、红花菜豆、食荚菜豆、红菜豆等品种。3.3  限量标准中农药品种间存在差异发达国家和地区根据各自农药使用情况，结合农产品原料质量安全现状和食品生产方式，对相应的农药进行了限定。国际组织或发达国家标准已制定限量标准，而我国未制定限量指标的农药品种包括2-苯基苯酚、甲基谷硫磷、苯霜灵、恶虫威、苯菌灵、苄呋菊酯、联苯三唑醇、溴离子、灭螨猛、毒虫畏、噻草酮、三环锡、甲基内吸磷、抑菌灵、氯硝胺、落长灵、乙拌磷、二噻农、二硫代氨基甲酸盐类、多果定等。另外，我国国家标准已制定，而CAC、欧盟、美国和加拿大也有一部分农药未制定相应的残留限量标准。CAC未制定限量标准的农药品种包括三氟羧草醚、甲草胺、涕灭威、磷化铝、莠去津、丙硫克百威、苄嘧磺隆、杀虫双、丁草胺、丁硫克百威、杀螟丹、灭幼脲、矮壮素、氯化苦、绿麦隆、氰化物、野燕枯、烯唑醇、敌瘟磷等。与我国国家标准相比，欧盟标准中未规定多效唑、辛硫磷、恶草酮、异丙甲草胺、氟乐灵、蚜灭磷、稻丰散、甲基对硫磷等农药品种限量；美国标准中未规定三唑酮、二唑醇、特丁磷、戊唑醇、稀禾定、五氯硝基苯、咪鲜胺、抗蚜威、辛硫磷、磷胺等农药品种；加拿大农药限量标准中没有规定甲基对硫磷、百草枯、多效唑、恶草酮、禾草敌、异丙甲草胺、代森锰锌、咪酰胺、稻丰散、辛硫磷、敌百虫、甲拌磷、三唑酮、蚜灭磷等农药品种。3.4  农药残留限量标准中限量指标存在的差异3.4.1  农药残留限量标准中部分限量指标一致通过比较，发现我国农药残留限量标准中有部分限量指标和CAC、欧盟、美国或加拿大规定的农药残留限量指标相同。新制定的农药残留限量标准中有80多种农药的270多项标准采用CAC标准或与CAC一致。如葡萄中四螨嗪、乐果、杀螟硫磷等农药限量，苹果中克菌丹、甲萘威、倍硫磷、马拉硫磷、对硫磷、亚胺硫磷、敌百虫和三唑锡等农药限量，胡萝卜、叶球甘蓝和花椰菜上的白菌清限量与我国限定其含量相同，溴氰菊酯在果菜中的限量值一致。欧盟标准中双甲脒在梨中的限量和我国梨果类水果中的限量均为0.5mg／kg，在大豆、番茄、芦笋中的多菌灵、葡萄中腐霉利、黄瓜中乙烯菌核利、棉籽中氯氰菊酯等农药限定于我国对其限量规定相同。美国农药MRL标准中大豆中的氟乐灵和灭多威、葡萄中的腐霉利、花生和棉籽中甲拌磷等农药残留限量指标与我国国家标准相应的限定指标一致。加拿大标准中柑橘中灭多威、葡萄中甲霜灵、芹菜和葡萄中的马拉硫磷，黄瓜、番茄中的乙烯菌核利等农药限量指标与我国国家标准限定值相同。3.4.2  农药残留限量标准中部分限量指标低于国际或发达国家标准某些粮食、蔬菜等食品，因我国居民的食用量较大，其农药残留指标严于CAC标准，如国家标准中规定马拉硫磷、对硫磷、甲拌磷、甲胺磷、久效磷、氧化乐果、克百威和涕灭威8种高毒、高残留农约为不得检出品种。这项规定严于CAC、欧盟、美国、加拿大等农药残留限量标准。此外，我国农药残留限量标准中某些农药在某个蔬菜品种上的MRL值低于CAC、欧盟、美国或加拿大，如CAC标准芜菁甘蓝中多菌灵、莴苣头中五氯硝基苯、结球甘蓝中的乙酰甲胺磷等农药限量值均高于我国；我国标准中小麦和香蕉中丙环唑、小麦粉中甲基嘧啶磷、大麦中溴甲烷、棉籽中亚胺硫磷等农药限量严于美国；加拿大标准中黄瓜的甲霜灵、肉及肉制品与乳及其制品中林丹等农药限量指标比我国高；欧盟标准中黄瓜、茄子中敌百虫，芒果中咪酰胺等农药限量要求松于我国。3.4.3  农药残留限量标准中限量指标高于国际和发达国家标准我国食品中限定的个别农药品种的MRL值大于CAC、欧盟、美国、加拿大等标准，已不适应现在的食品质量安全要求，按这种标准检测判断，是食品安全的潜在威胁。例如果菜类蔬菜中甲氰菊酯的残留标准，国家标准是1mg／kg，而CAC、美国、欧盟的标准均为0.2mg/kg；我国蔬菜中毒死蜱残留标准为1mg／kg，而CAC根据不同蔬菜品种制定标准，除叶菜类为1mg／kg外，其它类蔬菜的MRL值都很低，青菜和花椰菜仅为0.05mg／kg。加拿大苹果中灭多威，甘蓝、黄瓜、番茄中氯菊酯，美国大豆中异丙甲草胺，欧盟苹果、梨中的三唑酮，柑橘中噻菌灵，番茄中乙烯菌核利等农药限量值均低于我国相应的残留限量值。4  小结我国食品中农药残留限量标准与CAC、欧盟、美国和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农残留限量标准在农药限量指标数量、食品限定范围、农药种类限定、限量指标值等各方面存在很大差距，主要是农药残留限量指标较少、食品限定过于笼统、限定的农药品种较少、有些限量指标高等问题。因此，为了尽快使我国食品农药残留限量标准适应国内外食品市场发展需要，打破国际贸易技术壁垒，应加速农药残留限量标准的制定修订工作，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应加强风险评估等科学方法在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制定中的应用，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同时应积极采用国际标准和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提高我国农药残留限量标准水平，使我国农药残留限量标准既适应国内食品工业发展需要，又适应经济全球化和科技经济一体化进程的需要。◇参考文献［1］耿天霖.中国农药残留领域采用CAC标准研究.世界农业，2005，10：39-42.［2］高景红，肖志勇.我国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存在的问题探讨.农业环境与发展，2002，4：32-33.［3］张志恒，陈丽萍.欧盟农药MRL标准及中国的主要差距.世界农业，2004，10：47-48.［4］张莹，王绪卿，赵丹宁，等.GB2763-2005《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05.

2011年9月7日：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的最新调查发现：乐购、卜蜂莲花，联华超市所出售的散装大米上含有多种微量的农药残留，在草莓、空心菜、韭菜等生鲜蔬果上也含有多种农药残留，其中包括多菌灵等内分泌干扰素类农药，以及违禁农药甲胺磷。

1850年前后开始得到使用的资本主义(Kapitalismus)概念,一开始只不过被当作"资本"(Kapital)概念或者"资本家"(Kapitalist)概念的同义词来运用。直到在马克思那里,这个概念才获得了一种抽象的意义,但是还没有形成最终的术语形式。

记者：您曾经撰文反思过美国的大国强权政治，请问您如何看待当下的中美关系？乔姆斯基：我认为，非常明显，中国希望通过和平方式提升和美国的关系，至少美国的战略分析家是这么理解的。举个例子吧，美国有一份关于文学和科学研究的杂志，里面的文章在美国是比较受推崇的，一位非常著名的战略分析家约翰·史坦布兰诺两年前曾在这本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警告美国政府，尤其是当政的布什政府，军事侵略政策最终将带来毁灭性的灾难。这个观点得到了一群严肃的战略分析家的普遍认同。他们认为，应该由中国领导联合呼吁爱好和平的国家，同美国的军国主义相抗衡，而不能由欧洲领导，因为欧洲是美国的同盟。记者：为什么这么说？如果由中国牵头与美国军国主义抗衡，会不会正给了某些人"中国威胁论"的口实？乔姆斯基：原因就在于核武器。在军事发展和行动上，中国已经显示了巨大的克制。事实上在这个时候，面对美国军事侵略政策不断扩张，中国和俄罗斯一样已经建立自己的军事防御能力。战略分析家选择中国的原因，就是看到了中国在联合国为推进和平开发外太空而做出的不懈的努力。试图通过中国来加强遭受克林顿政府和布什政府反对的，约束力还并不强大的条约。但是情势正在改变，布什政府的军事侵略直接或间接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军事状况。破坏《核不扩散条约》就是如此，这个条约至关重要，如果没有这个条约限制，全球将陷入严重的危机。布什政府拒绝执行这个条约，最近印度的核事件给了《核不扩散条约》严重一击。条约体系中的一部分规定，就是控制向发展核武器的非成员国提供核的相关材料，但是美国无视这一规定，向印度提供了核技术，本质上同意了印度发展核计划。接着中国表示抗议。情势非常微妙，一连串的波浪效应危及到了这个条约的基本生存。事实上所有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都破坏了这个条约，尤其是美国，其他国家也是。条约中规定了他们的义务是逐渐消除核武器，并受国际法庭检验。《核不扩散条约》遭受了美国最恶劣的破坏，其约束力目前变得非常弱。记者：那您认为，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和平事业是否起了稳定作用？乔姆斯基：我想，没有人会真的认为中国会威胁世界和平。说到"威胁"也只是威胁到了美国的统治或是所谓的"稳定"。稳定是个科学术语，但这里"稳定"的意思是由美国来定义的。所以如果你看了昨天出版的《贝克－汉密尔顿报告》，就可以发现"稳定"这个词出现了不下500次。报告中每一个"稳定"的真实含义都是：美国霸权。例如：叙利亚和伊朗被控告干涉伊拉克国内事务。即使是火星人看到这个，肯定都会崩溃。只有被军事占领的国家才能控诉某国干涉本国国内事务......值得注意的是西方人都意识不到这点。由于多年来庞大宣传机器的运作，霸权心理在西方文化里根深蒂固，以至于没有人意识到这个偷换概念是非常荒谬的。记者：除了政治上的微妙关系，中美两国的经济合作往来也非常值得关注。乔姆斯基：中美关系直接影响到美国大公司的利益。对大多数美国公司来说，中国可以提供非常廉价的劳动力，他们可以招来年轻的农村妇女工作，并且他们不用承担对环境保护的责任。在中国他们获取了巨大的财富，所以这些美国公司非常喜欢中国这个出口平台，同时还可以借此压低美国工人的薪水。在这种关系中，中国对于美国是有价值的。同时，中国持有超过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笔巨款目前主要用来购买美国国家债券（中国是入不敷出的美国的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债权国），由于美元连年疲软贬值，这显然不是中国最佳的投资选择。有朝一日中国决定投资多样化，将这笔钱投向别处，这对美国的金融将是致命的打击。从这点来看，美国商界是非常赞成加强中美关系的。但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害怕中国，这里的害怕并不是因为军事上的威胁。这并不是开玩笑，国际关系多少有点像黑社会，比如黑社会老大发现有人没有交保护费，又没有方法胁迫他就范，美国对中国恰恰就是这种情况。美国挥舞着拳头对欧洲扬言：停止在伊朗投资。大部分欧洲国家都很顺从地撤出了伊朗；而中国偏要加强在伊朗的投资。中国才不看美国的脸色，中国的态度就是：我们在这里待了3000多年，用得着看野蛮人的脸色么？这种态度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恐慌。记者：您的观察很有意思。乔姆斯基：我再说一个细节。去年春天胡锦涛主席访问华盛顿，布什政府决定用国家午宴取代国家晚宴，结果胡主席非常平静地用完午宴，然后直接飞到沙特阿拉伯的首都利雅得。沙特阿拉伯是美国主要的石油国和军事武器输入国，一直是握在美国手掌心里的一颗明珠。在利雅得，胡主席受到了最尊贵的接待，双方签署了一系列协议，这等于向美国宣告：你少我一顿晚宴，我会加倍拿回来。我就要从美国你这个老虎口里拔下利雅得这颗牙。这件事一举震惊了美国。在拉丁美洲的情况也是如此，中国让美国丧失了对拉丁美洲国家的控制。如果你看了美国内政报告，就能了解美国是多么地想控制这些拉美国家，不仅仅是因为这些拉美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巨大的市场，而且因为美国相信，如果连自家后花园的拉丁美洲都不能控制，又怎么能征服世界上其他国家呢？其实中国对此并不很在意，目前主要是在努力增加贸易往来和投资。面对充满敌意的美国政府，委内瑞拉出口部分产品到中国，拉美其他主要的出口国，如巴西、智利、秘鲁也纷纷向中国示好，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合作。中国开始让他们获得利润，这些贸易挖了美国的墙角。美国政府官方报告《国家战略分析》把中国视为首要的长期威胁，这当然不是出于军事原因，没有人认为中国会在军事上侵略别人，也没有人认为中国会希望发展更厉害的防御武器，就因为美国威胁不了中国，这么简单的原因。记者：作为一个关注国际政治，且时刻保持在激活状态的学者，您对今日中国的大致印象是怎样的？乔姆斯基：虽然任何印象一定有其局限性，但是我对中国仍有一些大致的印象：比如说，很明显的经济高速增长，以及经济高速增长所产生的严重的副作用，这对大部分人甚至绝大部分人来说都是不利的，乡村田园被严重破坏，人们失去了传统的赖以生存的家园。许多农民背井离乡，来到城市，居住在贫民窟中，最终死于工作。另一方面，从中国的新闻报道中可以看到很多腐败事件，这是一个混杂体。现在的上海是一座迷人的城市，但在这个城市里也隐藏着不同的两面--一方面上海的经济在惊人地飞速发展，另一方面这些发展也混杂着其他的东西：很多出口公司是由外国人经营的，海外华人或者外国投资者和本地人一样不断地向更高端前进发展。同时，发展中的中国让大量的工程师去发展本土产业，或许还能接管自己的工业，我想中国比印度更有希望做到这点。记者：就您分析，这种混杂，这种经济高速发展伴随着问题的高速产生，会不会对社会带来潜在的危险？乔姆斯基：前几年获得诺贝尔奖的英国籍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和他的比利时同事约翰曾做过一个十分有趣的研究。研究中，有一部分是已知的，另一部分是未知的。在研究中，他们比较了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在很多方面存在着相似性和可比性的国家：从印度独立的1947年直到中国改革开放的1979年，因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向不同的方向发展了。这段时期中我们可以看出一点，在英国的统治下，印度发生了骇人听闻的饥荒，数百万的印度人民不断死于饥饿，但是印度独立后，饥荒就停止了。阿马蒂亚·森他们把这个归功于民主政治，完全不同于英国统治下的政府。如果处于民主政治中的印度有什么地方发生了灾难，大量消息将会传播出去，只有消息传到中央政府，政府才能够对此做出反应，减轻饥荒的影响。1958－1960年，中国爆发了一场大饥荒，他们把这场饥荒同样归因于政治体制，当政府发现一场大饥荒爆发时，做什么都太迟了。这就是研究中已知的那部分，这一部分获得了诺贝尔奖。阿马蒂亚·森他们研究中的另一半你们也不能错过。他们比较了1947－1979年间印度和中国的人口死亡率。 印度由于信息的相对畅通，没有发生像中国三年自然灾害的大范围饥荒。但由于中国的医疗制度的普及，中国的人口死亡率下降较印度快了许多。结果是，30年来中国比印度少死了1亿人之多。即使在今天，印度仍以发达的软件产业和生物实验室闻名。他们确实很棒，和麻省理工学院一样优秀。但他们不会告诉你，就在几英里之外的乡村，印度农民自杀率不断上升，因为政府把用于农村人口、灌溉以及国家信贷等的国家资金投入到高科技产业中。事实上，印度在1991年改革时，位列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排名第124位，虽然改革给印度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并提升了科技，但改革后，印度的人类发展指数排名却降至127位。玻利维亚进行的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根本不是美国！记者：您是一名语言学家，毕生都致力于研究语言这一表达思想的工具，但是您所表达的言论却在美国遭到了最广泛的误解和攻击，这是否会使您感到失落？乔姆斯基：失落？就像我今天看到外面在下雨一样失落。呵呵。受到误解和攻击一点都不值得奇怪，享有特权和权力的人面对批评就是这种反应。他们不愿接受独立的质疑，即使是出于善意的，这不难理解。如果人们变得思维独立，思想自主，他们会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这是一心想控制人心的精英层最不愿见到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富裕强大的国家里，你不可能享有真正的选举权。记者：您的意思是说，在富裕强大的一向号称人民享有民主的国家，反而没有真正的选举么？乔姆斯基：我们来看一下西半球，如果你比较最富有的美国和南美最贫穷的国家玻利维亚，过去几年中两国都有总统选举，你认为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民主选举？答案可能会让包括中国朋友在内的所有朋友大跌眼镜。事实上玻利维亚进行的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而根本不是美国！在玻利维亚，绝大部分人不只是在选举日参加选举，他们一直在关注并参与到重大问题的讨论中，比如他们如何接受世界银行的充满附加条件的贷款，并使之私有化？玻利维亚是否控制它的财力？或是把它们放任给外企？大部分印地土著人是否应该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这些权利自从大约500年前玻利维亚沦为西班牙殖民地时就被剥夺了。这些问题对民众来说非常重要，人们每天为此争论，选举日到来时，人民选出了来自自己阶层的人作为领袖。而美国则不同，两个候选人都来自富裕和政治权贵的家庭，都享有特权，进同样的名校（耶鲁大学），参加相同的秘密俱乐部，该俱乐部旨在培养未来的统治阶级--实际上他们背后都有相同的利益集团在支撑。所以候选人都有基本类似的计划一点也不奇怪。美国的选举是由公共关系那套理论运作的，他们像推销牙膏一样宣传候选人。他们让那些问题远离选举议程，人们永远也弄不清楚候选人在关乎民生的重要问题上的立场。公共医疗制度就是美国人民关心的重要问题，美国的公共医疗制度问题重重，有4500万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险，因为私有化造成了卫生保健系统的效率低、官僚化甚至不作为。但是有普通百姓能指出约翰·克里（2004年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在卫生保健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么？没有人。选民不是傻瓜，可选举就是设计好了让人们弄不清候选人的立场。在西方发达国家， 越来越多的权势集中控制着选举，广大人民却被排除得越来越远。  记者：您如何看待美国在萨达姆事件上的态度？乔姆斯基：我曾经说过，布什和布莱尔都应该被战争法庭审判，就是在海牙，审判前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的那个国际法庭。1999年北约轰炸南斯拉夫实际上是一个阴谋，轰炸的目的就是为了激起米洛舍维奇去做一些大规模的破坏性事件作为报复。轰炸了以后，米洛舍维奇做出了报复，正好给他定罪。如果你看一看英国的议会所进行的调查，他们的结论是直到1999年1月，大部分的战争罪行是由KLA游击队犯下的，而不是米洛舍维奇犯下的。萨达姆当然是一个可怕的恶魔，但是现在控告他的是他在1982年杀害143个什叶派人士。当时什叶派试图来谋杀他，谋杀的计划失败了，他作为报复杀掉了143个什叶派的人。1982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里根把伊拉克从恐怖政府名单中拿掉了，所以美国可以向他们的好朋友萨达姆提供大规模的援助。不仅包括经济援助，还包括帮助他们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化学武器。为什么这么做呢？实际上是针对伊朗的。这些武器由美国来提供，还有英国、德国、法国和前苏联。既然美国和英国当时是支持伊拉克的，对伊拉克扩张的野心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那为什么他们不和萨达姆一起接受审判？记者：您年轻时就写过一篇小文章《知识分子的责任》，请问您如何理解知识分子的责任？乔姆斯基：我惟一能说的就是真理。 有的知识分子为了显示自己是一个深刻的思想者，喜欢用华丽的辞藻和晦涩的注解来装饰真理。其实真理无庸多言，就像两点之间直线最短一样是常识。从基本面上，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与其他人并无二致。之所以称其为知识分子，不是因为他们特别聪明，而是他们享有一定的特权：他们享有更多的资源，他们更有影响力，他们比大众幸运。特权赋予责任。如果你是个生活在底层的劳动者，一生都在为温饱挣扎，你能做的肯定有限。但如果你享有特权，拥有丰富的资源，并受过训练，等等，你能做的就更多，你的责任也就更大。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责任：发掘真相，并帮助他人找到真相；设法和当下的主流竞争并且交战；设法让这个世界进步，这才是我们所谓的知识分子的重大责任。

2010年3月"我的孩子，春天来了"珂勒惠支个展在北京隆重启幕。据悉，该展是继1979年以来、30年之后珂勒惠支再度亮相中国的最大规模展览，从而引起艺术界的轰动。

中共干部选拔、人事调动制度化的历史并不长，只有10年左右。2011-2012年，几乎是个全球换届年。"选战刚刚启动。我们正在设立办公地点、取出筹款箱，与帮助我们走向胜利的支持者们启动对话。2012年从现在开始"今年4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将参加2012年总统竞选，由此正式拉开竞选连任的序幕。2012年11月，将选出美国新总统，俄罗斯、韩国新任领导人也将在此前后履新。届时，中共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也将全新出炉。这个从乡、县、市到省、中央的五级党委班子，任期五年，换届工作从今年1月开始，历时将近两年，涉及大陆31个省区市、361个市、2811个县、34171个乡镇，波及到的干部总规模达到3千万。中国的党委换届--接班行动，没有西方大选的轰轰烈烈，工程量却更为浩大、绵密。选人既要民主，又要科学；既要票决制，又不能简单以票取人；书记的用人权既要得到保证，又要有效监督，"辩证法"，这个马克思哲学中的经典术语，在大陆人事问题上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印证。一直以来，干部工作始终是党委最重视的工作，被认为是最不能出现问题和最不允许出差错的工作。由此而来的特殊性、保密性，使得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神秘面纱，在经济体制改革推进30年后的今天仍然没有全部撩开。地方换届顺序中的大区组合在大陆，人事调整是融政治性与科学性为一体的高难度动作。政治性体现在考虑民意反应、现任领导升迁以及省与省之间搭配；科学性则要满足每层级党委的合理搭配，包括年龄梯队、性别组合、知识结构等，目的是形成争优创先的战斗力。按照以往经验，这项工程量浩大的政务，需要一年左右时间来完成。如在十七大换届那次，从2006年7月开始，到2007年7月完成，历时整整一年。其间，31个省市区分批进行，2006年完成14个省，2007年上半年完成17个省市区。而2011年正式开始的新一轮四级班子换届，时间要求更为集中。涉及31个省市区的换届秩序安排，外表乱象之下，有规律可循。回看上一轮换届，可以发现，2006年完成14个省，2007年上半年完成17个省市区。其中，2006年10月，西藏、新疆、辽宁、河南、安徽和山西等6个地方成为首批完成地方党委换届的省区；12月，内蒙古、江苏、湖南、河北、云南、广西、福建7个地方完成换届，12月江西省完成。这些省份换届顺序遵从了历史惯例。比如江西省委换届时间与上次2001年的换届时间相同，都是12月16日，其他省份也与此差别不大。总体来看，换届顺序，一般是西藏党委率先完成换届。十六大前，西藏是2001年9月10日换届，浙江最后完成换届，时间是2002年6月16日。十七大前，西藏最先完成换届，最后完成的是浙江、山东。如果翻开中国地图，地方换届时间的敲定，体现的一个特点是错落有序。背后的规律是按照华东、华南、华北、中南、东北、西北六大区来分别抽出省份，形成先后批次。如上一轮第一批次的两区四省换届：西藏、新疆、辽宁、河南、安徽和山西，均匀地分属于西南区、西北区、东北区、中南区、华东区和华北区。大区的形成最早可追溯到大革命失败后党在一些地区设立的中央局，后经过合并重组，到1949年形成了西北、华北、东北、华东、中南和西南六大局。知情人士介绍，划分换届地理顺序，其实是和中纪委、中组部的部门设置特点相结合。每当全国性换届，中纪委和中组部都需要抽调人员，分批次赴各地进行换届督导。在上一轮历时近两年的全国地方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领导班子换届工作中，中组部会同中纪委先后派出20个换届选举工作督导组到31个省区市，在各省区市"两会"期间加强换届风气监督。同时，中纪委各巡视组也要启动运转。而中纪委和中组部的内部机构，是分片设置的。如中纪委五室负责联系西南、西北地区10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纪检工作；中纪委六室即华北东北室，分管该室的中纪委副书记还分管中纪委信访室的工作；中纪委七室也即华东室，纪检监察工作管辖范围包括华东六省一市；中纪委八室则负责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广东、海南中南六省区。"如果一个大区的所有省份都同时进行换届，那我们就忙不过来了，中央的精神也就难以贯彻到位。"一位纪委人士透露。中组部也是实行分片管理干部。中组部涉及干部管理的局有五个，其中的党政与外事干部局（干部二局）最为显赫，其下属各处，分片负责31个省市区的中管干部的考察、考核。党委换届之后，也就是2012年十八大结束后，紧接着将开始政府、人大、政协三套班子换届选举。这个安排日程更紧。上轮换届，所有省区市政府、人大、政协都要在2008年1月份完成，许多省市甚至都安排在同一天开幕，以便更好地为全国"两会"做准备。最后结束于2013年春天全国人大、中央政府和全国政协层级的换届。十七大的换届模式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比如2003年上一轮换届时，日期比较分散，有的省甚至直到全国"两会"之后才举行省人代会，时间跨度超过四个月。领导班子科学搭配中共掌管着内地私营部门以外所有精英的职业升迁。据美国学者李侃如在《治理中国》中的研究，80年代末，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提名清单上大约包括800多万个职位。如今，全国副处以上职位数，据一位国家公务员管理局人士介绍，没有清楚的说法，但如果包括国企、事业单位，远超800万。对这个清单进行干部考察、甄选的是组织人事部门。据组织系统人士透露，这个很少对外露面的"管官"部门，从中央到县级组织，人数规模达10万人左右。在换届期间，平均1人要为80个职位找到合适人选，两相对比，数字差距之大，使得组织部门的工作不堪重负。组织部门掌管干部的撒手锏是档案制。组织系统保存的档案不仅包括个人出身、民族、性别、教育和工作经历，也包括年度考评、违纪处分情况。通常情况下，档案将伴随每个干部一生，而个人无权查看自己的档案。围绕用人权，体制中的每一个地方或职能单位的党委及组织部构成了一个强大的联合体。虽然党委会拥有最终批准权，但组织部门的档案材料和推荐意见通常会大大缩小党委会的选择范围。组织部门对干部职位的冗缺调配、干部的任职情况、上级的用人意向等关键信息，都有通盘了解。他们对干部有考察权、汇报权、建议权，直接影响和左右干部任免。因此通常情况下，党委书记会安排信赖的人掌管组织部，视其为第一要务，从职业调换和仕途升迁上加强对下属干部的控制。在议会制国家，部委和地方一把手往往由选举产生。日本的首相有权提名4位党的官员和约20位大臣，而美国总统至少能够任命1000人就职于政府。在中国大陆，因无政务官与事务官的分离，公务员从科级起就身处政治场，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不得不在做人做事上费尽心思，以求进入上级领导视线，在组织部门挂号。为避免出轨和影响工作，找到一条较少破坏性的路径以实现体制内各级领导人的正常更替，便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关键目标。现在形成的一套法理化接班程序是：以发展主义要求党内顾全大局，以德才多寡来分配政治资源，以年龄进行自然更替，在执政的有效性中积累社会认可。在《公务员法》中，上至国家总理，下至科员，外至党务、政协、检察院、法院系统人员都属于公务员，普遍接受任期制加年龄界限的调整。上一轮换届中，年龄梯队建设上因各地矫枉过正，引起基层干部反弹，习近平和李源潮在2010年定换届总体方案时频繁讲话予以纠正。本刊记者了解，此次换届，所要求的领导班子人数延续了十七大前换届的要求，即省级党委常委职数一般为11-13人，西藏、青海、新疆可以14-15人。总量控制下，对领导班子的结构是否优化，另有一套科学的衡量指标，涉及专业知识结构、年龄结构、少数民族、女性比例、非党干部搭配、本土与外籍干部比例等，此外还有经历、性格、气质等搭配问题，堪称浩大的系统工程。"十指再强不如拳头有力。"李源潮称，一个班子的领导力、执行力、战斗力，不仅取决于班子成员个体是否优秀，而且取决于班子结构是否优化。而对目前有些地方的党委班子现状，李源潮并不满意。问题集中在：专业知识结构不够合理，缺少懂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金融、法律、城市建设和社会管理的干部；年龄结构不够合理，县、乡领导干部任职年龄层层递减，没有形成合理的梯次配备；平时对女干部、民族干部培养不够，换届时找不到合适人选；班子成员经历、性格、气质等搭配不够合理，影响了班子团结和整体功能。目前的班子搭配中，有一个不同上届的特点是，从重年轻化转向重专业结构和女性选拔。其中，侧重培养选拔妇女干部、少数民族干部、非党干部相对不为外界熟知。本刊记者统计，2010年调动的女性省委一级领导至少有5人。2011年1月苏宁被擢升为青海省委常委，省总工会主席、党组书记。青海省一直盛产省部级女干部。此前，青海省省长宋秀岩一度是全国最年轻的省长。采取这些举措的思路是用扩大科学的调整范围，来约束政治的不确定性。海外研究者简称为：科层制吸纳政治。这个过程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当时百万干部大平反，得以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但1982年起，同样是这批人被动员给年轻人让路。这项政策实施过程中，确立了一个新规范，即当干部是一项到了年龄就要退休的工作，而不是一个革命者的终身义务。1982-1984年，集中的人事改革确立了四大杠杠：向干部灌输新的退休规范；减少干部的总体人数；任用年轻的知识水平较高的干部；再发掘一批可以培养并在数年后接任重要职务的人才。这些，如今已细化为人事领域的导航手册。正省部级任职门槛主政一方的大员人选，在政治布局中，有着头等分量。正省部级岗位特别需要总揽全局的能力。因此，担任正省部级的干部一般要经历多个副省部级岗位的历练，积累例如组织干部、综合经济、区域经济、政法等领导岗位的丰富工作经验。因此，被选任正省部级岗位的干部一般都有10年左右、至少5年以上副省部级岗位的任职经历。正省部级干部的更迭，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到其任职地区或部门的工作稳定和政策的延续性。因此，中央在选正省部级干部时，通常会考虑其任职空间，一般在一届5年左右，不过于频繁。这些都显示了正省部级职位的空缺机会相当难得。而上述密密麻麻的条件和资历，使得有幸被选任正省部级岗位的，一般都在50岁前进入了副省部级行列。不少符合正省部级任职条件的干部往往到了60岁退休年龄，都等不到合适的正省部级职位的空缺。为此，继续指导本届人事的2006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要规范任职年龄：省委书记、政府正职副书记为65岁，纪委书记为63岁,其他为60岁。在提名上述三类任职人员时，如果年龄分别已经是63、61、58岁，则一般不列入提拔行列。在干部年轻化方面，换届时要达到：省级党委班子中50岁以下的要有3名，45岁左右的要有1名。对多数公务员来说，50岁以下进入省级党委班子，基本无望。据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介绍，1名公务员从乡科级到县级，再到副省级，约有18个或明或暗的台阶，就算3年一个台阶，也要60年。如果破格提拔，按照各省的《党政领导干部破格提拔暂行规定》要求：同一名干部不得连续破格提拔，越级提拔一般只可以越一级。也就是说，一个20岁的大学毕业生从科级晋升到省级干部，最快也要50岁。而中央领导层面的梯队建设上，则需要更年轻的正省部级干部作后备。这项工作在2009年与2010年早已进行调整。包括，习近平在十七届五中全会当选军委副主席。孙政才从农业部部长调任吉林省委书记和河北省省长胡春华调任内蒙古自治区委书记，履历丰富的这两人都属于"60后"。正省部级任职年限为65岁，比其他公务员多出5年。接下来在党委换届中可能需要调整的正省级官员还有近十人。此外，江西、西藏、四川等省区的省委领导序列中，也有1940年龄层次的领导干部。这些领导干部的到龄，或许会再次触发中央进行地方省部级官员的一系列调动调整。干部交流去板结化人也简单，事也简单，人事却不简单。据本刊记者了解，协助胡锦涛总书记分管中央人事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对今年换届的一份讲话中，大篇幅地把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有关任人要五湖四海的话语复述了多次。如此做法，在习近平讲话风格中并不多见。"调整干部，看似简单，实际没有足够的能量，很难动它。人事方案最后很可能是几经修改。"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一位教授表示，在官场，一个普通干部往往都可能与一定级别的领导有家族、乡籍、学籍、工作等特殊关系。蜘蛛网般的复杂关系，限制了任人唯贤的空间。党委领导班子的调整方案，因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往往在正式出台前，已反复多次。干部平级或升迁式交流，成为纾解板结化的便捷手段。本次换届之初，2010年11月，具体负责人事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在市县乡党委换届工作座谈会上讲话称，要推进上下交流、地方与地方之间交流，保持本地干部与交流干部的适当比例。省级政治机构变得越来越本地化，是1984年提名制改革造成的。干部本地化加强了对当地的了解和支持，也在某些方面给中央提出了更大的挑战。从50年代中期到1984年，提名制允许任命体制中的下两级官员。因此中组部的清单上不仅有省部级领导，还有部属司局级和省属厅级的领导，这些职位数目高达数千个。"下管两级"制度把同一职位放在两份不同的提名名单上，中央和省委都要参与选择，带来很多麻烦。1984年"下管一级"后，中组部的提名清单总数减少至5000左右，意味着省级领导人及以下获得了对其管辖范围内官员任免的几乎全部控制权，本土干部或有本地任职经历的干部比例开始普遍增加。其后，鉴于地方腐败大案往往以本土干部居多，中组部出台了干部交流回避制度，加大对中直干部与地方干部的调换，干部本土化现象得以改善。十六大前换届，本土化倾向得以制止；十七大后，东中西部干部交流继续加速。从现有31个省市区党政一把手结构看，多数属于非本地籍贯，之前有多个地方任职的经历。这非常有利于省级班子在政治上具备全国视野，与中央保持一致。在主要领导是交流而来的情况下，地方常委中本土籍或者在本省有相当长工作经历的干部，仍保持一定比例。不过也存在个别特例，比如山东省。2011年山东有两个新任省委常委：孙伟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空降到山东任省委常委、副省长；李法泉从吉林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一职调任山东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接任因病去世的杨传升。这样，据不完全统计，山东省委常委领导干部中，除省委常委、组织部长高晓兵的籍贯未公布外，其余省委常委的省籍均为山东籍。干部选拔制度网换届年，往往也是党规频出的一年。人事调动制度化的历史并不长，只有10年时间。2000年6月，中共中央颁布《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力图在21世纪的头十年，建立起能上能下、能进能出、有效激励、严格监督、竞争择优、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由此，以往由党内少数人掌握的知识经验，开始了上升到党规的制度化进程。2002年7月23日，中共发布《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这是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规章，堪称人事领域的"宪法"。外界第一次清楚地知道，中共选拔每个干部需要走哪些程序。人事"宪法"毕竟笼统。十七大换届之前的2004年，中央密集出台《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暂行规定》、《党政机关竞争上岗工作暂行规定》、《党的地方委员会全体会议对下一级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正职拟任人选和推荐人选表决办法》、《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和《关于党政领导干部辞职从事经营活动有关问题的意见》。这5个文件，加上此前中央纪委和中央组织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对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进行清理的通知》，通称"5+1"文件。对领导干部的公开选拔、竞争上岗、任职期限、交流回避、辞职等，均作出了详细规定。当时，中央党校党建部宋福范曾对本刊记者兴奋表示，"如此之多的党内法规作支撑和保障，这是历次换届不曾有过的。"2006年8月，中央办公厅又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暂行规定》三个法规文件，在领导班子任届期满前，全面推广干部任期制，实现干部任期、换届的最优结合，既避免干部任届任期上的混乱，也有效回避了干部任职期间的大面积调配、交流问题。随着吏治整饬的文件增多，知情和参与权由少数人扩大为多数人，外界对党内干部运转有了可窥探的路径。不过，人事工作尽管有了10个党内文件的约束，但一直缺乏对用人提名权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约束，也没有用人权的追究责任，如果这个源头不透明，一些观察人士感觉，后面的环节规定，就极易流于形式。2010年，中共一口气连发四个文件：《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关事项报告办法（试行）》、《地方党委常委会向全委会报告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并接受民主评议办法（试行）》、《市县党委书记履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职责离任检查办法（试行）》。这四个文件，共同构成选拔任用干部事前要报告、事后要评议、离任要检查、违规失责要追究的监督链条。一位组织系统人士介绍，以往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出现的违规违纪行为，干部管理部门想追究，但苦于没有相关的法规依据，不知"板子怎么打，打多重"。现在四项监督制度，责任到人，明确地给出了组织处理、纪律处分和法律处置等3种责任追究方式，弥补了制度系统性方面的缺漏。不过，2010年的四个文件只是打上了用人权责任追究这个补丁，以此倒逼干部提名的负责。干部初始提名环节和酝酿环节，还没有统一的操作标准，缺乏《民主提名、考察对象人选试行办法》。"看票又不唯票"的复杂要求，各地尚处于探索落实阶段。"这将是下一步文件制定的重心，如果标准模糊，信息公开和考核体系不配套支持，用人制度的公信力还是欠缺。"前述组织系统人士介绍。不过，条条框框多了，王长江担心有可能还是会被一把手绕开或架空。"我们把制度简单地理解成为规定或条例。那不执行又如何？"王长江称，所谓的规定、要求、条例都不叫制度，最多只能算做制度的要素；制度是要素之间的有机连接，形成网络系统；动其中一个点，整个网都动，就好像蜘蛛网一样，使得你各个方面都不舒服，不敢碰，这才是真正的制度。王长江表示，制度应该是相互有机连接的一套网络和系统。而现在缺乏的正是这个东西。"我们出台了很多要求，甚至连不许'包二奶'这样的要求也有了，这已经到头了，不能够再细了，但还是接连出现了问题。"中组部的应对之策是对市县乡三级的一二把手制定特殊法，管住权力源头。此前，2010年下发了《加强乡镇党委书记队伍建设的意见》，2009年下发了加强县委书记队伍建设"二十条"。据悉，中组部正在研究制订《关于加强市委书记队伍建设的意见》。该意见的出台，标志着对重要岗位干部实行重点管理上，将形成组织系统的条条整合。

几内亚总统阿尔法·孔戴在中国大连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时，接受了FT中文网总编辑张力奋的专访。他说，他和中国的双边关系，不是用几内亚丰富的矿产来换取中国的资金、技术和基础设施；就一些西方国家批评中国的非洲政策，他回应说，中国不是“新殖民主义”。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在类似布满了裂隙社会语境之中，90年代的中国都市悄然涌动着一种浓重的怀旧情调。而作为当下中国重要的文化现实之一，与其说，这是一种思潮或潜流，是对急剧推进的现代化、商业化进程的抗拒，不如说，它更多地作为一种时尚；与其说，它是来自精英知识分子的书写，不如说，它更多是一脉不无优雅的市声；怀旧的表象至为"恰当"地成为一种魅人的商品包装，成为一种流行文化。

中央美院首届油画研修班(1982-1984)部分同学公开信称2010年6月，以7280 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拍出名为《人体蒋碧薇女士》之画非"徐悲鸿油画”

为什么老百姓感到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多？

在食品安全问题突出的当下，所谓的"有机食品"让惶惶不安的消费者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但这根稻草并不那么可靠。

《现代中国》杂志2009年7月号刊登了英国谢菲尔德大学中国政治经济学教授克里斯·布拉莫尔（Chris Bramall）题为《走出黑暗--中国转型之路》的文章。作者指出，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确实一直在快速增长，然而，中国也错失了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即没有继续发展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医疗和教育方面的福利制度，而是转向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过于一味地追求增长，这造成了很多问题。而2008-2009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使这一模式遭到了质疑，这同时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建立小康社会主义的机会，而中国目前的领导人也认识到了另外一种现代性的可能性。文章内容如下：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异常迅速。可以肯定，其前景比它在2008年夏季全球化的"高潮"时期要暗淡，但30年来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的经济增长依然强劲。全球经济衰退使增长率削减了几个百分点，但依照世界标准，这一比率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事实上，如果国内生产总值根据购买力等价来衡量（这种评价标准赋予非贸易部门较高的权重，从而降低了外部冲击对统计数据的影响），那么，经济放缓甚至不太明显。樊纲和胡永泰认为，中国的成功归功于他们所谓的"平行推进"（parallel partial progression）。中国如此成功是因为它没有遵循循序渐进的方式，而是很早就开始在几乎每一个部门进行改革。在每一个领域都很快进行彻底的转型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一进程在每一个领域都开始了，并且推进迅速。一个部门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即改革由此在某些领域而不是其他领域开始并被推进到得出一种结论）将不可能十分有效。然而，中国的改革在某些领域确实太慢；樊纲和胡永泰特别指出了金融自由化步伐缓慢。其结果是，中国无法利用获得外国资本所提供的机会。王绍光有着与樊纲和胡永泰相同的乐观评价。他批评了农村医疗改革的诸多方面，但他仍然得出结论认为，中国政府已显示出它自身既有非常强的适应能力，又是善于学习的。黄宗智对中国的转型道路有着更多的批评。他的很多文章为中国的"非正规部门的社会公平"进行了呼吁，实际上就是要创建体制和机构以改善非正规部门的大量雇员的待遇，包括工厂内部的待遇（就工资和工作条件而言）和工厂外部的待遇（就非正规部门工人的孩子所能获得的医疗和教育而言）。但黄宗智认为，不存在一种简单的新古典主义的补救办法。相反，中国需要同时拒绝过去30年里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毛主义时代的国家社会主义。这不仅对于非正规部门是如此：更一般地讲，中国需要在极左和极右两极之间开拓出第三条道路。所有这些作者都在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解决关于中国转型之路的两个基本问题：它是成功的吗？中国现在应该走什么路？ 局部改革的局限我发现樊纲和胡永泰为跨越所有部门同时进行改革而举出的例证是很难令人信服的。我对这一证据的解读是，中国在那些改革既是必要的又进行得彻底的领域（如农业和农村的工业化）做得较好，而在改革或者是不必要的或者改革只是局部的领域就做得较差。有许多失败的局部改革的例证。中国的双轨制价格体系被一些人看作是帕累托改进型的"没有输家的改革"的一个例子。但是这忽视了双轨制所带来的价格套利（price arbitrage）的各种可能性。它可能增加了产量，但它形成了一个食利者阶层，这一阶层通过在国有部门低价买进商品并以高得多的价格在市场卖出而致富。当今中国存在的大部分的不平等，尤其是财富的不平等，都根源于双轨制价格体系。开放政策也说明了樊纲和胡永泰倡导的局部改革的危险。中国严格遵循着自己的改革方案，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最初的4个经济特区的建立到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之间过去了很多年。局部开放政策背后存在着这样的逻辑，通过把开放区域限制在工业相对欠发达的广东、福建，中国的工业中心（上海和辽宁）避免了"资本主义污染"。然而，这一做法导致了切实的代价。上海的再次发展被耽搁，邓小平自己后来承认，没有及早给予这座大都市经济特区的地位是错误的。更重要的是，由局部开放造成的不公平竞争加剧了地区间的不平等，这已成为目前中国最大的问题之一。中国非正规部门提供了局部改革固有危险的第三个例证。在许多方面，中国的非正规经济部门的发展，如黄宗智所记录的，遵循了樊纲和胡永泰所提出来的进程。改革是局部的：中国只是缓慢放宽了对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限制，同时很少关注劳动条件。其结果是经济得到了快速增长，但劳动力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黄宗智恰恰对这一结果提出了异议。沿着这些思路展开争论本身并没有什么难以令人置信的，而且中国越早改善它的非正规部门的工人所面临的条件，其情况会越好。此外，提高工资几乎肯定会提高效率。通过减少由小型企业对中国的大公司所形成的竞争性的、基于价格方面的威胁，它将使中国的大公司能够更加注重产品的开发和售后服务，这对于打入全球出口市场是必不可少的。对全球出口市场而言，是质量而不是价格决定成败。在非正规部门中，劳动力成本的增加也将提高效率，因为这将迫使小规模的公司变得更加趋向资本密集和创新。所以，与樊纲和胡永泰认为的相反，真正的教训是这样的：如果改革（私有化、自由化、民主化）是值得实施的，就应该迅速和彻底。 莱茵型资本主义与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由樊纲和胡永泰提出的关于中国转型分析的更根本的问题是，他们关注的焦点是转型道路的问题而不是最终目标的问题。真正重要的不是"所走过的路"是循序渐进的或连贯的，而是对任何转型进程最佳终点（optimal end-point）的确定。樊纲和胡永泰含蓄地提出，中国的目标应该是复制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的制度和机构--不受管制的金融业、自由贸易、最小福利政府，以及关注于技能和基础设施的发展而不是特定行业的补贴的非选择性产业政策。这是美国、英国、新西兰的经济的特点，而自1990年以来，这种类型的许多政策已经日益被西欧、日本和韩国采用。然而，显然存在另外一种选择--莱茵型资本主义，它在日本（80年代末以前）、韩国（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以前）以及创建欧元区之前的法国和德国得到实行。尽管大多数莱茵型资本主义国家也强调了高工资和一个发展成熟的福利政府（在日本和韩国）的可取性，但选择性的产业政策和政府对银行部门的控制都是莱茵型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 金融暴政樊纲和胡永泰深信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优越性。然而，证据并不那么充分。以金融为例，关于中国应该做什么，樊纲和胡永泰提出了相当明确的观点。他们大胆地断言："在经济领域最大的瓶颈是私营金融机构的发展非常缓慢......整个金融体系仍由国有部门所控制，市场竞争基本上缺失。"但是他们像大多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一样，还是不明白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反映了根本性的体制缺陷。金融市场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唯一避免的方法是关闭市场并引入对银行部门的政府控制。当然，这将阻碍金融创新的步伐，但由于正是"创新"首先引起了危机，所以很难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因而中国是幸运的，它没有沿着美国的道路走下去。此外，在盎格鲁-撒克逊经济体（例如英国和美国）中金融部门产生的周期性泡沫仅仅是金融自由化所固有的不足的例证之一。更严重的问题是对长期风险投资项目和新兴产业资金供应不足。英国提供了一个说明这一金融偏斜（finance bias）的明显例子。部分地说，英国的问题是政治方面的问题。金融（"伦敦城"[英国最古老的金融服务区。--译者注]）对英国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影响，这方面的一个证据是，因投机和完全不称职而接受调查的银行家们仍然被指派到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属中央管理机构），成为政府顾问。更普遍的情况是，宏观经济政策方面呈现出一种持续的通货紧缩偏向。即使在英国的跨世纪蓬勃发展的鼎盛时期，失业率仍然长期居高不下，因为"伦敦城"（作为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代表）对通胀的害怕更甚于对失业的害怕。在实行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中国经历着同样的风险；它所导致的不平等螺旋（spiral of inequality）将强化金融资本，并且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会弱化中国政府。在盎格鲁-撒克逊经济体中，工业投资不足的另一个原因是银行借贷所特有的短期盈利主义，其导致的结果就是很少会有长期贷款，并迫切要求快速偿还贷款。结果，英国经济已经变得依赖于金融服务，所有这些意味着它容易受到冲击以及技术进步的长期过程将放缓。从这方面看，英国的问题很多年来已经众所周知（它们在麦克米兰委员会1931年的报告中就被提到过），但是因为金融资本的政治权力，所以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相比之下，德国和其他莱茵经济体创立了国有开发银行（如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它们在为小型公司和中等规模企业，即德国著名的中小型企业（Mittelstand）扩大长期融资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因此，由樊纲和胡永泰倡导的金融自由化造成的问题将比其所能解决的问题更多--正如在韩国所发生的那样，韩国1997-1998年的危机不是由于监管失败而是由于放弃了产业政策。在盎格鲁-撒克逊经济体中，资本市场失灵现象很普遍，并且只能通过政府干预才能避免。它是一个这样的领域，在其中中国经济需要一些更具社会主义性质的东西--摆脱其赌场般的股市将是一个开始--和许多较少进行改革的东西。 福利资本主义和动态效率反对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的理由不只限于金融市场的失灵。关于美国经济的一个更加不同寻常的事实是，尽管自1973年以来生产率迅速增长，但每小时实际工资的中值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而且，工资差量（dispersion of wages）和相对贫困程度比其他任何富裕国家都大。美国的工作时间长度应该与法国的情况加以对比，法国人选择了以减缓GDP的增长为代价，从而促进闲暇时间的增加。一些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像奥利维尔·布兰查德）试图证明，因为其经济被过度征税以及被过度管制，法国"错误"地选择了闲暇，但是这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绝望（ideological desperation）：正是对闲暇的偏好决定了税收和管制制度，而不是相反。同时也需要我们提醒自己注意的是，美国以保险为基础的医疗保健系统在20世纪80年代让中国的政策决策者羡慕不已，其开支超过了富裕国家平均水平的90%左右。然而其预期寿命并没有超过平均水平，并且5000万左右的美国人没有保险。虽然对莱茵型资本主义而言，在福利基础方面有了清晰的初步发展势头，但是在动态效率方面情况似乎不太明显。皮奥里（Piore）和萨贝尔（Sabel）（1984年）盛赞小规模手工业的优点，这些也都是日本资本主义的特点。而日本非正规部门的表现中断了所有关于小规模工业和服务企业的争论。日本制造业中最先进的部门（比如：汽车行业）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但这种双元经济（dual economy）中的"传统"因素显然是不具有生产性的。小规模农业的情况也是如此。服务部门更是如此。有个例子说明了这一点：在1999年，日本超市的平均面积只有832平方米，与美国超市的4200平方米形成了鲜明对比。更普遍地说，从1995年起日本、德国和法国的生产率增长要慢于美国和英国（表1）。这一特点的对比在服务行业表现得尤其明显，这显然是因为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在零售和批发分销部门被采纳的速度十分缓慢。在日本，劳动生产率在服务部门的增长从1976-1989年间的每年3.5%下降到1999-2004年间的每年仅0.9%。此外，日本服务行业的生产率增长在1999-2004年间仅相当于制造业的1/4；在英国和美国这种差距就小得多。表1 劳动生产率增长表 1958-2008年（每小时生产的GDP，每一年的百分比）   1959-1973 1973-1989 1989-1995 1995-2008 德国 5.3 2.7 1.9 1.5 法国 4.9 3 1.9 1.6 日本 8.6 2.8 2.6 1.9 英国 3.6 2.7 3 2.2 美国 2.6 1.3 1.3 2.1资料： 出自格罗宁根大学数据库 www.conference-board.org/ economics/database.chm备注：德国指1989年前的西德然而，对于莱茵型资本主义这种看起来逃避不了的指控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日本、德国与法国的经济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抛弃了莱茵型资本主义，这些国家近期经济的平庸表现也刚好反映了这一点。以日本为例，"失去的十年"部分地反映出20世纪80年代晚期房地产泡沫所带来的一系列后果，这一事件自身的爆发仅仅是因为日本屈于美国的压力，降低利率使美元升值。更重要的是，正如废除国际贸易工业部和提高中央银行的权力所暗示的一样，它反映了华盛顿共识在日本政治圈中的影响在日益增长，以致于莱茵型资本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就已经被抛弃了。当莱茵型的工业政策（从战后至1989年以前）得到切实实施的时候，莱茵型经济体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明显高于英国和美国所达到的增长。根据每小时生产的GDP，法国和（西）德国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已经赶上了英国，在90年代赶上了美国。 第二，即使认可1989年以后日本、德国和法国的经济仍然是莱茵型的，但它们过去20多年的糟糕表现更多的是因为这些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失误（确切地说，是需求增长缓慢），而不是供给方面的失败。这一通货紧缩偏向是重要的，就像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多年前就已经认识到的那样，生产率的增长首先依赖于需求的增长率。以法国和西德为例，根本问题是欧盟中央银行在欧洲地区所推崇的保守的宏观经济政策。德国的问题则因为要把东德并入而更加严重。日本方面，日渐增长的中央银行的权力使得需求方面在应对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的问题时表现软弱和疲软。当然，日本也有供给方面的问题，但是最基本的问题是需求方面的。因此，莱茵型经济在1989年之前的黄金时期引人注目的表现为支持中国基于福利和效率而采用这一模式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正如我前面所提到的，依然有比较坚实的证据支持人们相信，在盎格鲁-撒克逊经济体中，金融部门的政治影响威胁到经济增长的持久稳定。 建设小康社会主义：还没有实现的道路在许多方面，中国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所实施的发展之路暗示着对莱茵型资本主义的可行性的认可。在邓小平逝世之前的岁月里，中国通过寻求一种积极有效的工业政策以保持和莱茵型模式的高度一致，这一情形在农村地区尤其突出，在那里，乡镇企业的发展是由当地政府所驱动的。中国与世界经济有战略的一体化限制了来自进口方面的竞争，并使得政府能够开始建立一个在全球具有竞争力的工业部门。这一莱茵型模式在1996年以后的十年里被抛弃了。将城市和乡镇的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的决定以及中国加入WTO的决定，都表明了对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的转型。所以过去十年广东非熟练工人的实际工资处于停滞状态的情况也被人们接受了，这促使我们将其与美国中等薪资的发展轨迹进行对比。然而即使是在1996年之前，中国政府--当时为了促进增长遵循着莱茵型发展方案--在关键的教育和健康领域也忽视了莱茵型资本主义的福利维度。在这方面，邓小平执政的时代曾错失了机遇。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竭力想要建立一个独一无二的福利资本主义的中国模式--因缺少更好的表述，他们将其称为小康社会主义（"中等富裕"社会）。毛泽东遗留给中国的是一个福利政府的胚胎。就像王绍光所指出的那样，1967-1977年大约有90%的儿童进入了初中就读，超过90%的乡村建立了合作医疗体系（CMS）。那么扩大中等教育，改善农村医疗质量，提高闻名的赤脚医生的培训，为受雇于非正规部门的员工提供医疗服务，是不是一定极其困难呢？相反，中国转型之路并没有为小康社会主义的发展留下任何空间。没有人关心高中的入学率，甚至初中教育也被视为对中国农民而言是一种不必要的奢侈，注册入学率也大大降低了。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达最低点之前，小学升初中的升学比例降至70%，关于农村医疗保健的数据也显示了同样的下降过程。公社的消失无情地导致了合作医疗体系的瓦解；到了1983年，它仅在中国11%的农村中运作了。王绍光认为我们应该承认，中国的政府是特别擅长学习和具有很强适应性的。然而他关于农村医疗保健的论文中经验事实的部分体现的是相反的一面。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已经有了一个低成本高效率的医疗保健体系，这一体系在农村地区几乎实现了普遍覆盖。不是提高它的质量和扩展它的覆盖面，而是这一体系被废除了。取而代之的是出现了一种"即买即付"的付费体系（a system of payment at point of delivery），这一体系在1949年之前就已被不完整地实行过，并且使得大批的中国农村人口被抛弃在医疗保健的大门之外。这一事例说明了政府既不善于学习，又缺少实用主义精神。就邓小平时代对"白猫黑猫"论的大肆宣扬而言，它表明了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思想体系充满着命令的十年。可以肯定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还是一个贫穷的国家。根据麦迪逊估计，中国1978年的人均GDP只是同时期古巴的一半，相当于1700年时英格兰的水平。这一因素无疑限制了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的视野。然而，回头看到共产党是那么急切地想要抛弃毛主义的福利维度，这一点很奇怪。这样做没有政治动机，在毛时代的后期，扩大医疗保健和教育是很受欢迎的。更有意义的是，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就已经建立了这种类型的福利政府，这一事实正好暗示它是能够在80年代继续推行下去的。实际上，由农业产量和农村工业极快的发展所产生的红利的增长，原本会使得支撑和扩展中国处于胚胎状态的福利政府变得更容易。而且，尽管中国的转型常常拿来和俄罗斯的转型相比较，然而比较好的对比应该是与战后的英国进行比较。英国在"二战"胜利时期的经济处在一种危险状态。它在很多方面都是一种典型的计划经济：国防开支非常高，消费品实行定量配给（面包在1946年7月加入到了配给名单里，以保证足够的谷物提供给德国人），住宅在轰炸中被大量摧毁，国家同时面临着遣散500万男女军人的难题。毫不奇怪，科雷利·巴内特（Corelli Barnett）将20世纪40年代晚期的英国与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俄罗斯相比。英国还存在的其他问题是，它是一个小规模开放的经济体，因而依赖出口和资本项目的剩余满足它的消费需求。但是它的出口产业已被毁灭，并且它的海外资产已经被卖掉了。因而英国面临着如下严峻的挑战，即再次变为通过制造业出口从而能满足它的进口需求的工厂经济。然而，尽管存在着所有这些问题，英国政府还是承诺要建设一个"理想社会"，这一"理想社会"建立在普遍医疗基础之上，继续实行基础设施国家所有，继续实行为养老金和其他福利支出筹措资金的国家保障体系；除此之外，一个庞大的住宅建设工程也已经启动。当然，战争时期的毁坏依旧存在，但1945年的英国已并不贫穷；如果英国放弃它一直以来的帝国迷梦，为"理想社会"的建设筹措资金将会轻而易举。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被英国战后庄严宏大的图景而打动，被许多已经实现的和长久存在的卓越的事件所打动。比较而言，毛主义时代晚期的中国存在的问题并不突出。必须为那些从农村返城的人找到工作，但这一挑战与1945年的英国相比不算激烈。和文献中所表达的观点相反，中国的经济并没有处在崩溃的边缘；农业危机是由气候引发的，工业产量的短暂下降是因为1976年政治上的分裂状况造成的。事实上，中国经济长期增长道路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趋向好转，其原因是绿色革命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农村产业的日渐成熟，以及生产资料的进口。而且，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享受了这种巨大的优势。从而它可以以一种战略性的方式加入到世界经济中，寻求一种对其尚在襁褓中的工业实行选择性保护的政策，并且只是逐渐扩展其出口行业。英国就没有这样优厚的条件可以享受。然而，尽管拥有所有这一切的优势，20世纪70年代晚期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的眼光还是受到了限制。对建设小康社会主义所思甚少，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对增长的几乎盲目的崇拜。回顾过去，他们要克服贫穷的雄心是极端的。中国因而错失了建设一个可以真正代替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的方案的历史机遇。这样的选择依然是可能的，因为美国模式以及那些主张整体采用这一模式的中国经济学家们因为2009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而遭到了质疑。最近有迹象表明，胡锦涛与温家宝认识到了另外一种可选择的现代性对他们而言是可能的。果断地迈向小康社会主义的时机现在已经成熟。云南师大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 译

鲁迅在《写于深夜里》一文中说："这里面是穷困，疾病，饥饿，死亡......自然也有挣扎和争斗，但比较的少；这正如作者的自画像，脸上虽有憎恶和愤怒，而更多的是慈爱和悲悯的相同。这是一切'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的母亲的心的图像。"

青年时代，我在学生运动的大潮中与鲁迅相遇。读到鲁迅的《写于深夜里》，知道了珂勒惠支，这篇文章由《珂勒惠之教授的版画之入中国》和描写学生们因为受到法西斯权力无情拷问而身心俱损的当时中国的现实的四个短章构成。鲁迅写道，年轻同路人柔石因为国民党"猎赤"而遭枪杀，为了献上自己无言的祈念，把凯綏·珂勒惠支的作品《牺牲》刊登在杂志《北斗》上之后，许多人都感到了其中的含义。文章的最后,以"作者虽然现在（在希特勒政权之下）也只能守着沉默，但她的作品，却更多的在远东的天下出现了。是的，为了人类的艺术，别的力量是阻挡不住的"结尾，表达了为了人类而创作的艺术无论在何种绝望的状况之中，都和人们的灵魂紧贴在一起，并激励着人们。在木刻运动中孕育的众多版画家的作品正是做了最好的实践。由此，我渴望看到珂勒惠支的作品。但是，在当时的日本，还很难有看到珂勒惠支作品的机会。我听说石母田正的书《历史和民族的发现》中使用了珂勒惠支的《牺牲》，就去把书买回来。但是，印在书上的作品照片很小，虽然可以看到大致的轮廓，但远远谈不上作品的鉴赏。我第一次面对珂勒惠支作品，是在东京银座的画廊见到的《女人和死去的孩子》。母亲太过悲伤，死死地抱着孩子，下颚紧紧抵着已经死去的孩子的胸。有那么一瞬间，恍惚觉得母亲几乎要把孩子吞噬。一时错愕无语，静静过了一阵，眼前好像浮现出圣母像。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深沉的哀叹和爱意四溢的母子像。越过简洁的构图，我感受到表现失去世界般的母亲的悲伤，我痛感鲁迅的思绪。1903 蚀刻 女人与死去的孩子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作为志愿兵的18岁儿子皮特的战死，珂勒惠支夫妇沉浸在绵长的悲苦之中，然后决议创作包含了青年们对战争的狂热、母与子、家庭等所有问题的皮特的悼念雕塑。名为《双亲》的石像历时18年的岁月完成。睁着双眼的僵直的父亲的雕像，和勾着背透着难以言传的深沉悲哀的母亲的雕像。父母二人的雕像之间没有皮特的像。但反而更向人们倾诉失去儿子的感受。每个战死的年轻人的背后，都有遭灭顶打击的双亲和家族。珂勒惠支就是这样诉说着战争。石雕 双亲我一直想在遭受过战争重创的冲绳土地上建立能整合内心的"思考空间"，于是在1994年开设了佐喜真美术馆。主要的收藏包括丸木位里、丸木俊的《冲绳战之图》系列14副作品、乔治·鲁奥的版画、凯綏·珂勒惠支的版画、上野诚的木刻版画、浮世绘等等。这些都是竭力向民众传达艺术力量的艺术家的作品。珂勒惠支的作品充满了对人的深刻洞察和爱意，富于激励的力量，和冲绳人的灵魂相连。我直觉到"珂勒惠支正是冲绳所需要的"，于是开始义无反顾地收集她的作品。现在时隔40年我重读鲁迅的文章。没有真正关于美术的研究和准备，仅凭着对艺术的强烈憧憬，就开设了美术馆，这是因为学生时代读过的鲁迅的语言赋予我巨大的力量。我再次意识到从鲁迅的思想汲取了诸多行动的指针，暗暗地感动。我由衷地感谢此次自己收藏的珂勒惠支作品能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和浙江美术馆展出。感谢浙江美术馆马锋辉馆长基于对鲁迅和珂勒惠支深厚理解的诚挚邀请，感谢展览编辑刘颖女士，画册设计师章利民先生等浙江美术馆工作人员的细致入微的工作。同时感谢鲁迅博物馆的肖振鸣主任，展览的提案者清华大学文学院汪晖教授，展览策划人胡冬竹女士，顾问横地刚先生，奈良和夫先生。孙郁老师（原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曾说"我们珍视不是从德国而是从琉球借展（珂勒惠支作品）"。但愿，来自琉球的小小的收藏，能成为载负鲁迅和珂勒惠支思想的磁场，化为创造东亚新的和平的博大想象的第一步。佐喜真美术馆长 佐喜真道夫 2011年8月 

野地上有一堆烧过的纸灰，旧墙上有几个划出的图画，经过的人是大抵未必注意的，然而这些里面，各各藏着一些意义，是爱，是悲哀，是愤怒，......而且往往比叫了出来的更猛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