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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容上来看《高家村》是讨论高家村从1949年到90年代中期的变迁，本书的主要内容都是根据主题而写的，每个主题自成一章。这些主 题包括：土地、水域与地方政治，人口与政治，生活水平，农村卫生，农村教育，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改革，移民打工，风俗习惯的变化和延续，高家村与外 部世界。

祆教在中世纪藉由中亚移民而传入中国。至于汉人有无信徒，史无明载。作者认为敦煌、吐鲁番文献所见人名中，不少即显然与拜火教有关，此类与火祆神有关的汉文人名的存在，堪当祆教在中国西北有本土信徒的铁证。

纪念谭其骧诞辰一百周年

一、方法现在交在读者手上的第三版，主要对原书的理论部分做了增订。特别是，下篇的第四节（《从康德到列宁》）、第五节（作为"中国方法"的《大同书》）中，原来只是略略提到的许多论点，现在都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如同对待马克思和列宁一样，康德、黑格尔、康有为的著作，今天已被当作了十分古旧的知识，人们怀疑它们与现实究竟有何关系、还能派上何等用场。实际上，这种怀疑，是从这些著作诞生伊始就存在着的。例如，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非但一直被批评为"文字粗拙晦涩、令人无法了解"，文德尔班甚至这样说过："能了解精神现象学的那一代人早已死绝了"。在实用主义的时代，像一切不能直接变成钱的东西一样，人们普遍地怀疑"理论"的价值、"理论"的用处，这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当年的左文襄公曾经感慨说："今之农者，亦如今之学者，欲速见小，自误以误人。吾三十以后，读书渐多，阅世渐深，知区区之存于心中，自以为是者，仅足以仿当今无足指数之人，而于古之狂狷尚未逮也。" 这些话若换成今天通俗的说法就是：所谓实用主义学风，便是"小农经济"在思想、学术领域中的反映。它的表现，也就是左宗棠所说的"欲速见小，自误误人"，更进一步说，它使得我们的发展没有坚实的基础、长远的眼光和持续的内在动力，更使得我们日渐丧失了"理论"这个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马克思曾经这样说到他自己所处的时代、说到那个时代的德国："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了活人！" --实际上，马克思所说的，也就是我们的时代和我们当下的处境：今天，不仅肆虐全球的资本主义大危机使我们受苦，而且，旧的生产方式、旧的发展方式同样也深深地束缚着我们、使我们受苦。马克思的时代，其实离我们并不那么遥远，而上述那些被判为"古旧"的知识、那些"古之狂狷"者--康德、马克思、康有为，他们的写作所针对的，实际上也便是我们的现实，他们能够告诉我们的，比当下的时尚宣传所能给予我们的，要多得多。今天的人们似乎已经忘记了：正是康德第一个指出，英国人率先发明的"战争国债"和战争金融制度，乃是现代欧洲思想错误的结果、是西方思维最大的失误；而黑格尔则认为：推动现代西方世界发展的两个真正动力，无非是战争与财富；尼采更一针见血地断言："债务关系"，乃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正是马克思指出：在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之后，一切旧的经济学实际上都已经死亡了，因此，从今往后，我们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学；而列宁认为：金融垄断和跨国公司的垄断是20世纪世界经济的主要特征；康有为则第一个提出了"大同"、"小康"之辩，他说：未来的"大同社会"，必定是以劳动者为主体，以科技、思想和知识创新为动力的社会，必然是"劳动社会"和"创新型社会"。这些被判为古旧的知识、这些晦涩的理论，恰恰是今天我们认识、改造现存世界的最有力武器。本书第一版面世不久，就有学者希望我谈谈"理论叙述"与现实、历史叙述的关系问题。因为在一些读者看来，本书的"上篇"以历史和现实的叙述为主体，而"下篇"则似乎更为侧重于"理论"。而对这个问题，其实再也没有人比马克思阐述得更好了。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他便深刻地谈到了究竟应该怎样对待"理论"这个问题。马克思谈到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谈到了这个有史以来最大的"理论狂人"，他这样说：在黑格尔那里，理论"是现实事物的造物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与黑格尔不同，马克思自己则是把理论当作"材料"--或者更直率地说，就是"生产资料"。马克思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索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与一切"空头理论家"不同，马克思乃是一个在欧洲各地流亡、没有"绿卡"的"知识民工"，正如建筑工人的劳动离不开建筑材料一样，知识劳动也离不开特定的"材料"，马克思反对将理论神秘化、反对理论的垄断、反对"现实世界是理论和思维的产物"那种装神弄鬼、颠三倒四的说法，而是平实地将理论视为"知识民工"劳动所必须的"材料"；但是，我们同时还要记住：马克思更反对"束书不观"的玄想、更鄙弃那种离开理论、离开知识材料，直接"从客观现实"出发的幼稚的"唯物主义"思想贫困。在马克思那里，作为知识工作"材料"的"理论"，不过是物质存在的一种特殊形式，或者说：物质的世界凝结为知识的材料；物质世界的运动，则造成了这些材料不同的发展形式、造成了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正如只有通过树的"年轮"才能去了解一棵大树成长的轨迹一样，马克思说："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而这就是马克思的辩证法，即我们所说的辩证唯物主义。正如大树的年轮一样，理论是物质世界的一种存在形式，所谓理论，只不过是以抽象的形式存在着的物质世界。凝练的理论，则如短刀出鞘，是开启物质世界运动的钥匙。因此，为了探索中国道路，我们必须全面地批判和继承既有的人类思想遗产，必须像马克思那样，将这些理论遗产，理解为特定的"物质形式"，将理论打造成建筑未来新世界大厦的"材料"，锻造为通向未来道路的铺路石。或者说--必须像当年的毛泽东那样，将哲学和理论，锻造为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二、破题长期领先于世界的中国，为什么在19世纪走向衰败和落伍？长期战乱分裂的欧洲，为什么会在19世纪后超越中国、领先世界？--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在世界学术界，它被称为"李约瑟之谜" 。而本书的基本目标之一，便是以上述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去回应这一课题。许多杰出的学者已在破解这个谜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如麦迪逊（Angus Madison）的《世界经济千年史》（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以及伊懋可（Mark Elvin）关于"高度平衡陷阱"的重要论断（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按照麦迪逊的统计：中国经济在公元一千年里一直保持持续增长，并在1820年左右达到了世界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 ；但是，尽管如此，中国经济的增长却一直是依靠不断增加劳动力投入而维持的，而1500年之后，西方的增长则主要是依靠技术、生产方式的创新来实现的。如果说西方1500年之后的增长，体现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的话，那么观察同时期的中国，却会发现：经济增长伴随的乃是劳动生产率的下降，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人口很少的西方却创造了越来越多的财富，并最后超越了中国。麦迪逊和伊懋可的论断，就"李约瑟之谜"给出了一个典范性的解释模式，但是，他们的解释也遭到了两个方面的有力挑战。一个挑战就来自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西方的增长方式受资本积累这个基本目标的制约，这使得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排斥人类劳动的弊端。同时，西方在1500年之后的飞跃增长不仅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也是近乎无偿占有当时还很廉价的世界资源的结果，这包括无偿占有美洲、印度的农产品、以及世界绝大部分矿产品，西方的增长带有掠夺自然的特性，并与残暴的殖民主义统治相联系。因此，从排斥人类劳动以及掠夺自然、殖民地统治这两个方面来看，西方19世纪的增长方式也是不能持续的。而第二个挑战则是伴随着1950年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开辟、特别是1970年代以来，东亚经济的持续起飞而产生的，这个学派把新中国的发展，以及1970年代以来的东亚经济"奇迹"，解释为东亚具有大量高素质劳动力的结果，是这些优质劳动力通过建立合作型社会、创新西方单一竞争型模式的结果，他们认为：这条以农业为基础，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互相协调、促进发展的道路，既接续了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推崇的"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之路"（斯密认为这条道路为英国的"工业革命"所中断），更是对人类现代发展方式的创新。与排斥劳动和就业、依靠自然资源的大规模耗散、通过掠夺殖民地谋增长的方式不同，前者是被称为"勤劳革命"，后者被称为"工业革命"。因此，当代西方学者倾向于从劳动力的"质"而非"量"的角度，来观察中国的劳动力优势在持续发展中的作用，他们认为："与普遍的看法相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资的主要吸引力并不是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而主要是这些劳动力在健康、教育和自我管理能力上的高素质"，而且，这种质的优越性与中国长期坚持的社会主义道路分不开、与以农业和民生为本的发展方式分不开。如萨米尔•阿明认为：在中国，农民与土地的直接结合使中国能够创造新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必然与只能用贫民窟和失业来解决经济危机的资本主义逻辑完全不同。三、探求而本书的基本探索之一，就是对"李约瑟之谜"提出进一步的、不同的解释。这种解释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地缘政治性的。自公元十世纪以降，在中国的推动下，逐步形成了横跨欧亚大陆，联络东洋、西洋和南洋的贸易和金融流动体系，其中，以恰克图为核心、贯通"内陆欧亚"的北方贸易体系，以及以琉球为核心、联系西洋、东洋和南洋的海洋贸易体系，乃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的两个重要枢纽。16世纪中后期以降，随着美洲白银的输入和帝国主义军事扩张的加剧，随着世界地缘政治态势的大变动，最终导致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世界贸易和货币流动体系于19世纪走向瓦解。而中国的衰落，首先是上述世界地缘政治体系变动的结果。第二个解释是金融性的，它基于一个简单的事实：尽管在十世纪之后中国社会就开始进入"近世"，但自宋、元、明、清到中华民国长达数百年的时间内，由于长期实行经济、社会的放任主义，中国都没有自己的自主货币，宋代经济已经依赖南洋、西洋舶来的白银，而明隆庆之后，从美洲大量进口白银和银元，更成为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与货币短缺矛盾的基本国策，从而使得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依赖于美洲白银供给，这成为阻碍中国长期发展、实现革命性发展的重要瓶颈。魏源早就深刻指出："人知中国之银出漏外洋，而不知自昔中国之银大半来于外洋"，"而近数百年间，粮钱改银以后，白金充布天下，谓非闽、粤番舶之来，何自而得之？""银之出于开采者十之三四，而来自番舶者十之六七"，"银来番舶数千年，今复为番舶收去"，"中国争用西洋之银钱，昂于内地之银值，则中国银币行之数百年，亦必因时而变"。因此，魏源倡仪：中国欲求富强，必先从国家自铸货币，驱逐西方银元始 。而近代中国改革的先驱者康有为上清帝的第一份奏折，就是《钱币疏》，其中即提出中国四百年均没有国家主权货币，指出货币供给依赖外洋所造成的"失名、失实、失用"，乃是"旷世之大弊"，康有为更首倡"废两改元"，即废除银两，改行国家铸造、发行的银元为主权货币 。中国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目标之一，也便是"货币革命"，但是，直到1935年，中国国民政府才力图废除白银和银元而发行国家货币--法币，但是，法币的发行由于没有当时中国经济的主体--农业经济的支撑，也难以深入中国的广大农村，故不得不以外币为"准备金"，法币发行，既与英镑汇率挂钩，又以美国的"银本位制"为基础，这种在列强之间"左右逢源"的币制设计，却因独将日本排除在外，竟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重要借口。法币发行，终至1940年代严重的通货膨胀而陷入崩溃。因此，与1500年以降的西方相比，中国经济的增长缺乏国家财政组织、金融战略的支持，这是它陷入发展困境的又一个重要原因。第三方面的解释就是政治上的，具体说就是"国家组织能力"上的。宋代以降，经济和市场的不断发展，与国家组织能力的持续下降这个矛盾现象，是我们观察历史得出的第三个基本结论。中国政治史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宋代以降之所以出现了国家组织能力下降的问题，其根源就在于国家治理能力的全面下降，中国的士大夫阶级，自那个时候起，就已经不再能够担负起一个逐步近代化的国家的治理之责，即他们既没有管理经济、财政、税收、司法、军事和金融的具体能力，也不再能够担负起组织人民、教育人民的责任。华而不实、日益腐化的士大夫阶级，已日益成为中国社会近代发展的阻碍力量，而中国基层治理，早已经落在了横征暴敛的胥吏手中，即从那个时候起，中国其实已经出现了管理者、治理者"缺位"的危机。被列宁称为"11世纪伟大的改革家"的王安石，在其政治名篇《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中，率先提出了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政治危机这个重要课题。面对着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和强大的外敌入侵压力等多重难局，宋王朝暴露出的核心问题并不是缺乏经济能力，而是整体上丧失了政治能力。王安石指出：宋王朝没有政治。这就是说，国家没有真正的治理者。儒家文化的根本缺陷，在于其目标是培养"圣贤"和文人，而非日益近代化的国家治理者，儒家学说作为政治学是不合格的，因此，在这种思想文化体系中培养出来的官员，作为"治理者"也都是不合格的。王安石的文章开篇即痛陈中国"没有人才"，而他所谓的人才，并不是指文人，而是指治理者，并不是指儒家意义上的"圣贤"，而是指政治家--即治国理政的人才。他认为儒家文化培养出来的，只能是口吐莲花的文人和独善其身的"贤达"，而不是治理者，这就是他所谓：从造就治理者的角度看，儒家学说之于人才的"教、养、取、任"，皆不得法，甚至可以说是一塌糊涂。王安石之所以被称为中国政治改革的第一人，就是因为他提出了培养、选拔、约束和监督治理者的一整套办法，即他力图将治理者从"文人"和"圣贤"中剥离出来，造成一个职业化的治理者队伍，从今天的角度来说，他的这一举措可以被称之为"政治的理性化"。王安石希望造就一支职业化的治理者队伍，以此加强宋的国家能力，然而，在与庞大的士大夫阶级的对抗中，他失败了。象中国此后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一样，王安石的改革也是自上而下的改革，这种改革无一例外地不能触动中国基层，尤其不能触动长期把持中国基层税收、司法、财政和军事的基本力量--胥吏阶级。胥吏是从唐代的"役法"中演变而来的，按照役法，基层的事务是由人民轮流担任的，国家并不发给俸给，而唐中期以降，基层事务已由专任的事务员来把持，他们的收入不是来自国家，而是来自办事获得的"好处费"，而这种把持基层的事务员，也就是胥吏。实际上，国家治理者的缺位，其造成的最为深刻的弊端，尚不在困扰着王安石的"上层"，而在基层政治的瓦解、或者在于胥吏之害，它导致的结果就是所谓"官无封建、吏有封建"。南宋的改革家叶适说："何谓'胥吏之害'？从古患之，非直一日也。今为甚者。盖自崇宁极于宣和，士大夫之职业，虽皮肤蹙浅者亦不复修治，而专从事于奔走进取，其薄书期会，一切惟胥吏是听。而吏人根固窟穴，权势熏炙、滥恩横赐、自占优比。渡江之后，文字散逸，旧法往例，尽用省记，轻重予夺，惟意所出。其最骄横者，三省枢密院，吏部七司户刑，故今世号为'公人世界'，又以为'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者，皆指实而言也。"我们要理解叶适上面这些话，其实只要读读《水浒传》--甚至是只需认清其中宋公明这个人物的真实面目就足够了。研究中国政治史，我们竟然发现，宋代其实主要有两种干部：一部分是王安石所谓无能、无为的"三门干部"，一部分就是叶适所谓胥吏式的"江湖老大式干部"，前者的代表是朱熹，后者的代表就是宋江。或曰：雅者朱子，俗者宋江，前者无为，后者胡为，而且又正是前者的无为，造就了后者的胡为。宋江者，郓城县押司也，负责案卷的起草和管理，是个公职人员，属于叶适所说的"公人世界"里面的人物。这个人"刀笔精通，吏道纯熟"，"自小为吏，结识英雄辈"。不过，宋江这级干部，在宋代是没有国家正式工资的，虽然经过王安石、苏辙等人的呼吁 ，朝廷六部里的胥吏（即叶适所谓"最为骄横者"）算是有了工资，但地方州县还是基本没有，--这不是因为财政困难发不出去，而是由于胥吏所担任的工作牵扯千家万户、人命关天，搞钱是根本不困难的。王安石批评士大夫出身的官员没有真本事，如此才放任了胥吏，而他的政治对立面司马光，则把批判矛头主要对准了胥吏，司马光以为胥吏"以啖民为生"，此所谓"是以百姓破家坏产者，非县官赋役能使之然也，大半尽于吏家也"，这就是说：中国历史上最为腐败、骄横而激发民怨、民变者，即是基层的事务员。如宋江这种人，由于没有正常收入，又没有升迁的希望，当然要通过包揽诉讼大发横财，他那个"及时雨"的称号，也就是靠着"仗义疏财"获得的，而宋江尽管并不是柴进那种天皇贵胄，可他倒是比柴大官人还出手大方，宋江钱从何来呢？--比如他给晁盖通风报信，让晁盖赶紧逃跑，后者马上就让刘唐拿一百两黄金酬谢他，可见，宋江已经到了不必索贿，而是有人感激涕零给他送黄金、称他为"及时雨"的地步，这个人代表了胥吏阶级的最高境界。而宋江这种人成为国家行政的基石，掌握了真正的"事权"，这说明宋代的无政府状态达到了什么程度、国家能力下降到何等程度。叶适说：如果士大夫出身的官员不能干事，不愿干事、不会干事，那就不能从根本上避免胥吏胡作非为、什么事都敢干了，在这个意义上，恰恰正是"平日袖手看文件"的朱熹，造就了官场上黑白通吃的"江湖老大"宋公明。而既然没有一套培养、选拔、监督和约束管理者的办法，于是官员的进退自然没有什么切实标准可依，那么官员要升迁，除了奔走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既然儒家培养士大夫的标准如此脱离治国理政之实际，那么标准越多、条文越细，就越不能执行，唯一的结果是行政变成了文牍，变成了以开会落实开会，以文件落实文件。实际上，是连起草文件的事，又都交给了胥吏。官员忙于奔走，更把基层的实际事务交给地方上的能人"胥吏"去操办，这样官员等于浮在上面，于是一切都成为表面文章，胥吏成为操持地方的黑社会势力，而国家没有了他们却竟然无法在基层办事。--宋代对外不能抗击辽金，对内不能制止社会陷入无政府的江湖状态，即使它经济和商业搞得即使再好，也难以避免亡国的命运，我们所谓"弱宋"，也就是指其国家能力的衰弱。对于王安石改革的失败，叶适更曾有别开生面的总结，他在《民事》篇中这样说：即使王安石成功将士大夫阶级改造成有富国强兵真本事的"边才"和"吏才"，即使他能解决宋王朝国家能力下降的问题，但王安石的办法，却不能应对和解决宋王朝内部此起彼伏的社会问题，王安石的方案足以"强国"，但却不足以"安民"。因为王安石所谓的有富国强兵能力的"人才"，与士大夫阶级一样，同是精英阶级，区别只在于前者是有能力的精英，而后者乃是袖手空谈的精英，而在脱离基层老百姓这一点上，他们则是相同的。叶适以为：王安石理想中的"专家型人才"乃是"干大事"的，而基层社会和普遍百姓面对的却是日常小事。而今天我们不也常说："老百姓的事无小事"、"百姓的事情大如天"吗？实际上，确如叶适当年所一针见血地指出的："老百姓的事"却主要便是"小事"、"细事"和"碎事"，对老百姓来说，"富国强兵"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却是娃娃上学、老人看病、家长里短，乃至谁比谁多拿了五十文大钱这种"分配不公"；而以专家决策为主体的科层制度，在制定规划、举全民之力"办大事"方面具有优越性，但它所针对的，却并非邻里打架酿成的"群体事件"，更容易忽略"五十文大钱的差别"造成的基层"分配不公"，忽视恰是这种小小的"不公"，乃是酿成"社会戾气上升"之根源。重读叶适的文章，我们不禁要感喟：以精英、专家为主体的"民主决策"之"先天不足"，实际也便在于此，即在于处理"细事"、"小事"、"碎事"方面的捉襟见肘。而当年的叶适，只是把希望寄托在空虚飘渺的"三代之治"上，他以为"三代之治官非官"，即那时的"官"，只不过是立足于井田制上的基层民众召集人和跑腿者，充其量不过是个基层群众领袖而已，其作用就在调解和解决基层社会共同体中的小事和碎事；而后世的官员，最优秀者是有治国理政本事的专家，其余则为袖手清谈的混混，等而下之则是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贵族与豪族，指望他们深入基层，为老百姓解决"细事"，那是不可能的，所谓"古者君与民为一体，后世君与民为二本"，叶适的这句话，道出了中国传统的政治的死结。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从三皇五帝到国民党，中国政治最大的弊端，就是理论与实际脱节、政治与基层民众脱节、经济活动与国家财政金融脱节，而历代统治者想出来的办法，竟是主张放弃基层，并放手让土豪劣绅、黑社会和非正式的"包税人"控制和鱼肉基层。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更把放弃基层看作中国政治的最好传统，即他认为：基层靠那些土豪劣绅和黑社会去"自治"："可以举修齐的实效，而不待法令的干涉。其互助的道德，可以谋公众的福利，而不待政府的督促。言教育则有乡校和乡学，言赈济则有义田和义庄。言积谷备荒则有社仓的储蓄。言防盗缉奸则有保甲的连坐。乃至堤防沟洫，道路河川，无不由乡社的群力从事于修筑和疏浚" 。而蒋介石的上述梦话，掩盖了所谓"役法"，实则早于唐末便已彻底崩溃的事实，而所谓胥吏，亦自那时起，由组织基层人民从事公益事业的事务员，变成了鱼肉基层和乡里的赢利阶级，他的上述说法，简直是把长期由土豪劣绅和黑社会把持的中国基层说得如同天堂一般，但恰暴露出国民党政权脱离民众、无力组织和动员基层的痼疾。而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成就之一，就是深入基层，在基层与人民群众建立起了血肉联系，把土豪劣绅和黑社会掠夺的剩余夺取，一方面用于改善广大基层群众的民生，一部分有组织地用于国家的发展与建设，从而一举结束了国将不国的"江湖"局面。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基层建设是我们的立国之基，与基层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的执政之本，基层是中国政治的最大舞台，我们不去占领，土豪劣绅黑社会和会道门势力就会去占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理论与实际结合、政治与民众结合、国家财政金融制度与生产发展及改善民生结合--这便是中国共产党扭转"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胜利之道，是人间正道。中国历代变法之所以均不能成功，究其根本原因，就在居于治理者地位的士大夫阶级，他们与广大人民群众（主要是农民）的根本利益是完全对立的；宋代的宰相文彦博，曾一语道尽了中国传统政治的本质，在回答宋神宗关于"新法虽使士大夫稍不悦，然与百姓有何不便"的质询时，文彦博断然对宋神宗说道："殿下为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提及这一节，连梁启超也不禁感慨："吾请正告天下后世读史者曰：荆公当时之新法，无一事焉非以利民，亦无一事焉非不利于士大夫；彼士大夫之利害与人民相冲突者也。"他更愤然指斥文彦博的上述名句："是豺狼言也，稍有人心者何忍出诸口" ；然而，两千多年来，中国所有的王朝实质上无不是如此。只不过到了国民党统治后期，却连士大夫阶级也被通货膨胀搞得一贫如洗，只好去吃"嗟来之食"--美国人的救济粮了。于是他们方才第一次同情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并逐步在这场革命中发现了"大我"。中国历史数千年，何以都不能解决国家组织能力问题？这里的要害就在于，无论是儒家的士大夫精英政治，还是法家积极有为的官僚政治，均不能面对中国政治改造的核心：即如何从根本上调动人民的积极性。而自皇帝到基层，层层复杂的国家机构，如果不靠人民积极的有所作为，也就不能充分发挥组织能力。而几千年来，人民逃避压迫剥削，其实质也就是逃避政治、逃避组织，其消极的方式是逃避赋役、消极怠工，而积极的抵抗便是造反起义、落草为寇。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惟有近代以来的中国革命者方才深刻地了解到：学问与实际脱节、政治与民众脱节、国家财政金融制度与生产和民生脱节，这便是中国社会组织能力持续衰弱之根本原因，从而，方才把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将"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作为一切行动之指南，更专心致志、全心全意致力于改造基层，从基层入手教育人民、组织人民和发动群众。在"为有牺牲多壮志"的革命斗争年代，在筚路蓝缕、一穷二白的共和国大厦破土动工的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物质资源、黄金美钞去激励和动员人民和劳苦大众，之所以能够"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者，就在于共产党人能够使得中国人民心悦诚服地觉悟和相信："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就在于共产党人有办法启发人民觉悟和相信：每个中国人自己就是革命的主体，每一个老百姓都是新中国的新主人。讽刺的是，在当今精英们"民主"、"宪政"的高调里，"人民"往往在"民粹"的释义里成了反义词，在他们鼓吹、设计的"市民社会"中，底层劳动大众和人民政府，则成了贬义词。既然漠视人民，那又何谈民主？即使确有文化大革命时代群众专制、群氓哄起，即使确有现时代"公德沦丧"的悲哀，但倘若睁了眼睛看，任何不持偏见者，都不能不承认：在中国的普通百姓身上，始终肩负着民族的希望，忍辱负重、勤劳善良的中国劳苦大众，在面对地震、洪水的奋勇救灾中，表现出的同甘共苦的毅力、救苦救难的情怀，感天动地、气壮山河。历史反复证明，也只有他们才能在实践中去不断发现、发明新的民主形式。法制即是民主，这是个基本的误解。因为民主的标志，乃是人民成为法律的制定者和社会的主人。而当天下大事、国家大事成为少数精英、专家和治理者的私事，当"为人民公天下"成为官面文章，实则却是回到"民可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的封建主义老路，那么，即使干部再辛苦、再操劳、再敬业，人民群众依然还是会困惑不满、依然还是会怨声载道，而这就是由于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被消弱，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被消弱，遂使民众不再心悦诚服地相信：国家者我们的国家、天下者我们的天下，遂使民众不再相信：五星红旗上的每一片光彩、人民政府的每一个成就与失误，对每一个中国人而言，皆是人人有份的。甚而是相反--遇事皆把好处留给自己，而把一切问题推给国家、留给政府。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生命线。这句话的核心就是指：必须深入基层、组织和教育基层人民，全心全意地密切联系基层群众，而绝不是"全心全意地密切联系精英"，更不是以"市场放任"的名义，把关乎千家万户、生老病死的基层事务，"承包"给各类赢利性组织、"赢利型经纪"。中国共产党90年奋斗的历程表明：凡把思想政治教育、思想路线问题的讨论放在基层，凡是思想路线在普通劳动者中普及、展开的时候，我们的事业就会成功、就会兴旺发达，相反，凡思想政治路线与基层脱节的时候，我们的事业一定会遇到挫折乃至失败。凡以为思想教育、组织工作的核心在于"密切联系精英"，而以为"民可由之，不可使知之"，我们便又回到了传统政治失败的圈套之中，无论今天还是过去，正反两个方面，都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历代的问题是：皇帝久居深宫，治理依赖精英，于是统治者听到的，都是精英的声音，而精英们最不希望的事情，也就是老百姓知道国家大事。共产党发明了种种方式：报纸、期刊、广播经常分析最高领导的政策意旨，报告各地建设、政情和民隐，至于成千上万大字报、连篇累牍互联网，更是人民主动发表意见的媒体创举，而文艺作品，亦无不以最基层、草根的普通百姓、工农兵中之先进人物为主角，以他们喜闻乐见、全心接受仿效为鹄的。凡此诸端，无不在于促进上令下申，民情上达，从而才极大增加国家组织能力，增强十几亿人戮力同心建设新中国。而其中的要害之一，更在于绕过精英、官僚，彻底摧毁把持基层事务、敲诈勒索的各类黑社会组织，而使得政策可以直达基层。当今之时，如果听了某些不学无术者们的宣传，则中国似乎已经国将不国，除非改制换人、卷旗缴枪，让某些"高等华人"上台，心无挂碍的跟着美国走，最好能成为美国的一个州。但如果肯听老百姓的声音，那么其中头几条便是：当今精英祸国、律师谋财、"赢利型经纪"黑白通吃，面对着为富不仁者，某些干部官员竟不作为乃至沆瀣一气，而相当一部分媒体、小报记者却专打便宜拳。当此世变之亟，政治工作到底该抓哪头，究竟应该联系谁、打击谁，以谁为宣传对象、服务对象，应该以谁为主角，这就取决于共产党的屁股是否真正坐在最基层的老百姓那一边，这就取决于共产党是实行"三进三同"（即干部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还是在沙龙里与精英们闭门思过、云山雾罩地开学术思想讨论会。变民风易，变仕风难，变仕风易，变士风难，变士风易，变文风难。文风变，气象新也。自王安石、张居正、王阳明以来，历代改革家之所以推崇"尚质省文、反薄归厚"的文风，之所以把"改造文风"当作政治改革的要务，这就是由于文风败坏，乃是治理者脱离现实、脱离实际之作风败坏的集中表现。魏源曾这样批判中国士大夫作风和文风之败坏：工骚墨之士，以农桑为俗务；而不知俗学之病人更甚于俗吏。托玄虚之理，以政务为粗才，而不知腐儒之无用更甚于异端......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使其口心性，躬礼仪，动言万物一体，而民瘼之不求，吏治之不习，国计边防之不问，一旦与人家国，上不足制国用，外不足靖疆圉，下不足苏民困，举平日胞与民物之空谈，至此无一事可效诸万民，天下亦安用此无用之王道哉！什么叫做王道？所谓王道，也就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政治与民众相结合，国家财政金融与生产和民生相结合。王者，往也，政者，正也。解民于倒悬，方才能民心所向，与民同心，斯即为大同。中国共产党人何以能够改造旧中国和旧文明呢？这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一支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纪律严明的战斗队、宣传队和工作队。有了这样一支队伍，中国社会组织能力的长期瓦解，才得到了制止，中国人民方才焕发出改天换地的能力，中华文明的腐败病根才得到了医治，中国传统方才在革命中得到了更新。这是历史的结论。相反，如果现代中国最强大的组织力量--中国共产党不能克服"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和消极腐败"的病症，中国社会的组织能力就将会被再次瓦解，中国历史就将可能再次陷入悲剧性的循环之中去。而这同样绝非是危言耸听。古人云：人情耽于逸乐。当无事之时，觉眼前无可复虑，耳目口体之欲日盛，而德慧术智消亡。遇不如意事，见不如意人，读蹈厉奋发书，斯可验平素之道力。愿为饮冰茹蘖之劳臣，不为肠肥脑满之达官，而任事以勇猛精进者，呜呼，此所以舍命不渝，而能视死如归也！当今之世，果天下无事之时乎？当今之士，果饮冰茹蘖之臣哉？索诸八荒，任事以勇猛精进者，安在！愿以此卷，与读者诸君共思之。  2011年8月11日，于北京。

2005年初，《人民音乐》杂志第一期刊发了北京歌舞团作曲家王西麟写的一篇长达万言的评论文章《由〈夜宴〉〈狂人日记〉到对“第五代”作曲家的反思》，文中由于对以郭文景、谭盾、陈其钢等在国际上获得成功的“第五代”作曲家只关注风花雪月、缺乏历史责任感提出批评。郭文景、陈其钢等也作出了自己的回应。本周我们将对这次争论进行专题回顾。

 中国边疆是统一多民族国家长期发展的历史产物。正如中国边疆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一样，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在本世纪到来之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至少已有2000年以上的发展史，留下了大量宝贵的历史遗产。进入20世纪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从20世纪初至40年代末，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在逐渐实现由近代发展阶段向现代发展阶段的过渡后，又出现了始于20年代末的边疆史地研究新的发展高潮；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陆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时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在指导思想的转变、研究重点的转移、研究成果的分布和某些研究禁区的形成等方面均出现了新的局面；80年代以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百花齐放已成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重要特征。本文将依据近百年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发展的脉络，分别予以概述。至于1949年以后，台湾省史学界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无论是研究成果，还是资料收集与整理，在并不理想的客观环境制约的条件下，沿着前辈学者开创的边政研究的格局，有所前进，有所发展，他们的众多成果成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总成果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由于本文篇幅所限，当另文阐述。一在内忧外患的压力和寻求强国富民的动力交相推动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在20世纪前半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从传统的边疆史地研究向一门发展中的现代边缘学科演进的阶段，以下四个方面是应予重视的。（一）在爱国救亡运动中发展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在20世纪前半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而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则在包括边疆研究工作者在内的全民爱国救亡运动中得到了发展。从中国边疆整体角度观察研究问题是本时期中国边疆研究取得重要进展的突出体现。华企云著《中国边疆》（新亚细亚学会，1932年出版），是较全面地论述中国边疆问题的第一本专著，该书上篇综述边疆之沿革与现况，边疆之勘界与失地，边疆邻接各地之地理概况与最近民族运动之鸟瞰，边疆邻接各地之对华历史与受治帝国主义之经过和边疆铁路之沿革与现状；下篇则分别论述国际角逐下之东三省、外蒙之独立、新疆之三大问题，英人侵略下之西藏和云南之界务问题。该书的撰写与出版在20世纪中国边疆研究发展史中具有重要意义。作者从国家兴亡考虑到边事盛衰，从研讨边疆全局大势到考察边疆局部问题，从分析国内边疆问题联系到中国周边及世界格局，在论述以上诸多问题时，又兼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宗教、地理等诸多领域，并以现代人的眼光审视历史问题，这样中国边疆作为一个完整的研究客体即被明确地推上其自身应有的独立地位。这一时期论述中国边疆问题的著作还有：方秋苇《中国边疆问题十讲》（引擎出版社，1937年）、思慕《中国边疆问题讲话》（上海生活书店，1937年）、西尊《边疆问题与国防》（曲江广东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委员会，1942年）、蒋君章等《中国边疆地理》（重庆文信书局，1944年）等。而同一时期论述中国边疆问题的论文数量则更多。对于各个主要边疆地区的研究著作，东北地区有刘瑞麟、孙凤翔和赵崇荫辑《东三省交涉辑要》（常州刘氏，1910年）、吴廷燮《东三省沿革表》（天津徐氏退耕堂，1911年）、徐世昌《东三省政略》（1911年）、傅斯年等《东北史纲》（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2—1933年）、卞宗孟《东北史研究纲要》（东北大学，1938年）、金毓黻《东北通史》（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1943年）等；北部地区有：姚明辉《蒙古志》（中国图书公司，1907年）、卓宏谋《蒙古鉴》（1919年）、陈崇祖编《外蒙古近世史》（商务印书馆，1922年）、华企云《蒙古问题》（上海黎明书局，1930年）、谢彬《蒙古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等；西北地区有：许景澄《西北边界地名译议考证》（上海藻文书局，1902年）、阚凤楼《新疆大记》（1907年）、华企云《新疆问题》（上海大东书局，1932年）、洪涤尘《新疆史地大纲》（南京正中书局，1935年）、蒋君毅《新疆经营论》（重庆正中书局，1939年）等；西藏地区有：许光世、蔡晋成编《西藏新志》（上海自治编辑社，1911年）、白眉初《西藏始末纪要》（北平建设图书馆，1930年）、谢彬《西藏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华企云《西藏问题》（大东书局，1931年）、任乃强《康藏史地大纲》（雅安建康日报社，1942年）等；滇桂地区有：华企云《云南问题》（大东书局，1931年）、云南省立昆华民众教育馆《云南边地问题研究》（1933年）、陈碧笙《滇边经营论》（1938年）、孟森《广西边事旁记》（商务印书馆，1905年）、吴■《广西边务沿革史》（广西省政府编译委员会，1938年）等；台湾地区有：王子毅《台湾》（重庆自由出版社，1944年）、李震明《台湾史》（上海中华书局，1948年）等。上述众多著作出版的时代几乎遍布20世纪前半叶的50年间，但以30年代最为集中，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形成于此时的研究高潮。19世纪后期的边疆研究以对西北地区的研究最为突出，50年代后边疆研究的各地区分布格局虽较前一段有所均衡，但北重南轻的格局尚未突破，特别是对海疆的研究就更薄弱了。进入20世纪以后，大量研究论文的涌现是中国边疆研究取得长足进步的重要标志。现代学术期刊的问世是中国学术研究步入现代化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文稿作为刊物主要或重要内容的学术期刊即诞生于20世纪初，发展壮大于20世纪前半叶。创刊于1910年由中国地学会主办的《地学杂志》和创刊于1934年由禹贡学会主办的《禹贡》半月刊在其间占了突出的地位。30至40年代又相继出刊了一批中国边疆问题研究的专业刊物，这批刊物包括：《新亚细亚》（南京新亚细亚月刊社，1930年创刊）、《边政》（川康边防总指挥部编，1931年创刊）、《边事研究》（南京边事研究会编译组编，1934年创刊）、《边疆》（南京边疆半月刊编辑部，1936年创刊）、《中国边疆》（中国边疆月刊社北平总社，1937年创刊）、《边疆研究季刊》（中国边疆文化促进会，1940年创刊）、《边政公论》（边政公论社，1941年创刊）、《边疆研究论丛》（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41年创刊）、《边疆周刊》（中国边疆学会成都分会，1942年创刊）、《边疆研究通讯》（成都金陵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边疆社会研究室，1942年创刊）、《边疆通讯》（蒙藏委员会边疆政教制度研究会，1942年创刊）、《边疆人文》（昆明南开大学文科研究所边疆人文研究室，1943年创刊）、《边疆建设》（东北边疆问题研究社，1946年创刊）、《中国边疆》（北平中国边疆月刊社，1948年创刊）等。这批刊物的组织背景是较复杂的，其中既有官方政府组织，也有文化教育单位和社会团体。各刊存在时间与社会影响大小也各不相同，其中《边政公论》从1941年8月创刊至1948年12月出刊期间，其办刊有目标、有体系，代表了这一时期中国边疆研究的一个重要流派。（二）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发展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群体20世纪前半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新的群体逐步形成，研究活动已不再仅仅是研究者的个人行为，社会化的发展趋势十分明确。1909年9月28日（清宣统元年八月十五日）一个基础广泛、与中国边疆局势及边疆研究密切相关的现代学术团体诞生了，这就是中国地学会。中国地学会是成立于清代仅有的三个科学团体之一，除抗日战争时期学会被迫停止活动外，一直存在到1950年汇入新成立的中国地理学会。中国地学会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学科基础，其成员包括了一大批清末民初的著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有地理学家张相文、白眉初、黄国璋、王成祖，历史学家陈垣、张星、聂崇岐，教育家张伯苓、蔡元培，地质学家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邝荣光，水利专家武同举等。兴地学研究，以救国图强是学会活动的宗旨；唤起公众关心国家的安危与发展，促进地学各领域的学术进步，并使之普及于大众，就成为学会活动的始终目标。此时如此众多的学者自愿地组织起来，维系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再仅仅是以前常见的师生、门派、亲友关系，是共同的社会理想和学术领域使他们集合于一个开放性的现代学术社会团体之中。这种团体在中国的出现反映了现代社会意识和现代学术活动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而学会有组织的活动不但扩大了学者们在社会活动中的声音，且因加强学术交流而促进了学科发展。禹贡学会是继中国地学会以后成立的又一对20世纪前半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学术团体。禹贡学会筹备处成立于1934年2月中旬，正式成立于1936年5月24日。禹贡学会与中国地学会一样，主要活动地点在北平，但与后者广纳各界人士参加不同，前者主要为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和辅仁大学三校历史系师生组成。禹贡学会的发起与倡导者是顾颉刚和谭其骧，而顾颉刚则为学会最重要的组织者。禹贡学会先后吸纳了许多著名学者，他们包括钱穆、冯家癉、唐兰、王庸、徐炳旭、刘节、黄文弼、张星、于省吾、容庚、洪业、张国淦、李书华、顾廷龙、朱士嘉、韩儒林、张政、翁独健、吴丰培、苏秉琦、商鸿逵、王光玮、冯世五、侯仁之等等。《禹贡学会会章》明确宣布：“本会以集合同志研究中国地理沿革史及民族史为宗旨”，而学会的工作范围“为搜集文书材料”，并实地调查，从事编辑中国民族史、地理沿革史、各代疆域图、各省分县图、文化统计表、地名辞典等图书1。学会虽然制定了较为专门的研究领域，但由于社会形势的发展和众多学者的努力，学会活动领域有了越来越宽广的发展，正如顾颉刚在《禹贡月刊发刊词》中指出，“扩充范围乃于民俗史、边疆史、内地移民史、中外交通史、方志学等方面，蔚为‘历史的地理’之总集”2。禹贡学会存在并开展活动的时间是很短的，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禹贡学会工作被迫停顿下来，至1946年3月10日，学会复原第一次会议召开，学会工作又延续了很短时间。内战爆发后，学会工作再陷停顿。1952年2月，在顾颉刚主持下禹贡学会结束了业务活动。禹贡学会的学术成功与成绩，主要得益于学会有效且有特色的组织工作，而这又首先体现于学会拥有一流的学术活动组织者和一批学有专长的学术带头人及骨干；其次学会制定了顺应中国社会发展和学术进步趋势，又具有较强可行性的工作计划。禹贡学会的学术成功与成绩，又是与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的长足发展分不开的。学会拥有数百名以燕京、北京、辅仁三所著名大学师生为基础的基本学术队伍，进而拥有一批一流的学术骨干。随着现代高等教育事业在全国各地逐渐普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基本队伍也由北京等少数大城市逐步遍及到各地，这一动向不但成为发展的趋势，而且有着较为稳定的特征，随之而来的则是发展中的现代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发展的新格局。最突出的事例就是随着云南现代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以方国瑜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以云南大学等高校为主要基地，较为稳定地开展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主要为西南边疆史地研究）的教学与科研工作，进而使原本较北部边疆研究明显滞后的西南边疆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而有利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整体布局和进步。20世纪前半叶（特别是30、40年代），一批官方或半官方的中国边疆研究团体也先后成立并开展活动（如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下属的研究机构等），对于这些团体的评价就比较复杂了。成立官办团体的首要目的是要为现政权的统治服务的，而显然当时的政府并未选对一条能使中国繁荣昌盛的正确之路；但也不能就此认为其下属研究机构的每一具体举措都是不利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及其边疆安全与发展的。因此，对于这些团体的作用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三）在拓宽中国边疆研究视野过程中发展的边疆考察活动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边疆实地考察有了比较广泛的开展，在传统的东北和北部边疆地区考察继续得到发展的同时，对西南边疆——主要是云南、西藏地区的考察亦有相当进展，但规模和影响较大的则是新疆地区的考察和研究。新疆地大物博，多民族聚居一处，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在20世纪前半叶，这里政局动荡，外来势力介入。瑞典人斯文赫定、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德国人格伦威尔德和勒柯克、日本人大谷光瑞等纷纷进入新疆活动。他们虽然在学术研究领域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他们中有些人无视中国主权，滥挖遗址并偷盗文物，这就使他们在华活动的性质变为一种强盗侵略行为。国人对新疆的实地调查与考察，大致有官方组织、学术团体组织和个人活动三类3。清末对新疆进行个人游历性考察的成果有：1906年赴疆的方希孟《西征续录》（郑树荣抄本）、1907年赴疆的裴景福《河海昆仑录》4卷（河海昆仑客署本）、1910年赴疆的袁大化《抚新记程》（新疆官报印书局宣统三年刊本）和1910年赴疆的温世霖《昆仑旅行日记》（1941年铅印本）等。辛亥革命后不久，北洋政府亦派人赴疆考察，以求治新之策。1915年冬林竞赴疆考察，历时9个月，作考察报告《新疆纪略》（天山学会1918年4月铅印本），重点提出修通道路和移民实边的对策。1916年谢彬赴疆考察，历时14个月，在对天山南北进行广泛考察后，重点提出开发新疆、发展经济、便利交通的对策。20年代至30年代，对新疆的考察以中国和瑞典联合主办的西北科学考察团最为著名。1927年4月26日，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与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签订协议，共同组团进行地质、地磁、气象、天文、考古、人类、民族、民俗等方面的考察。中方团长为徐旭生（炳昶），团员有袁复礼、黄文弼、丁道衡、詹蕃勋等共10人。从1928年2月14日抵哈密至1929年1月27日徐旭生等离开迪化（今乌鲁木齐），这次综合性科学考察取得了丰硕成果。这是近世以来，中国人在维护主权的条件下与外国学者平等地开展较大规模的边疆考察工作，也从一侧面反映了中国知识界的团结与日趋成熟。30年代至40年代，中国学者对新疆的考察成果最丰的是考古学家黄文弼对新疆的三次考察（即1928—1930年、1933年和1943年）。黄文弼考察工作的重要成果有《高昌陶集》、《罗布淖尔考古记》、《吐鲁番考古记》和《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等。（四）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资料的整理与出版20世纪前半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资料工作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档案文献的整理、出版方面当首推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的业绩。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前身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文献部成立于1925年。在其后的24年里，档案文献的编辑出版始终得到特别的重视。与中国边疆问题有关的档案文献集有：《筹办夷务始末》、《朝鲜迎接都监都厅仪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朝鲜国王来书》、《清代外交史料（嘉庆、道光朝）》、《清宣统朝中日交涉史料》、《清光绪初中日交涉史料》、《广西沿边各营驻防中越交界对汛法屯距界远近图》、《故宫俄文史料》等。文献馆还出版了《掌故丛编》、《史料旬刊》。上述档案文献的刊布，对于近代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尤其是与界务交涉有关的近代中外关系研究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但是，如果从档案文献编纂学角度来审视，当时史料编纂工作尚存在较大局限性，主要表现在选题、选材的随意性，较多注意史料的新鲜趣味性，所以题材比较芜杂，材料也未经全面搜集，基本上是采取编者随手捡来，难求完整系统。在编辑加工方面，文献一般不加标题，也无标点分段，有的甚至没有目录，也没有编例或编者说明。 在跨越了晚清和民国两个历史时期的近半个世纪里，由于连年内乱、社会动荡，总的来看，边疆地区的方志编纂显得冷落，所成诸志，精心之作不多，但“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边疆方志中仍保存了一些社会历史实录。晚清的方志编纂中，乡土志的撰写工作尚有建树。1914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又催促各县编修乡土志。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所载统计，现存全国乡土志493种，其中陆疆省区编存乡土志列表如下：            完成于清朝末年 完成于民国年间       黑龙江   3              2       吉林     18             14       辽宁     29             2       蒙古     无             无       新疆     39             无       西藏     无             无       云南     12             1       广西     2              2  将有关图书编辑在一起做成丛书既方便读者查阅，又扩大了原书的影响，这对选题比较分散的中国边疆史地古籍而言就更有意义了。从20世纪初起，不断有新的丛书问世：金匮浦氏编《皇朝藩属舆地丛书》6集28种（上海书局，1903年）、胡思敬编《问影楼舆地丛书》10册15种（1908年）、丁谦撰《蓬莱轩地理学丛书》28册（1915年）、中国地学会编《地学丛书》（1921年）、李季等主编《中国内乱外祸史丛书》（1936年）、吴丰培、顾廷龙编校《边疆丛书甲集》6种（1936—1937年）、吴丰培编《边疆丛书续编》6种（1946年）等。除了综合性边疆研究丛书，还有地区性边疆研究丛书问世，较著名的有：金毓黻编《辽海丛书》87种（1933—1936年）、赵藩和陈荣昌编《云南丛书》152种（1914年）。二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在中国当代历史上实际上包括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至文革前17年和文革动乱10年。中国革命的胜利，使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成为国家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仅成为中国人民政治理论的准绳，同时也成为指导中国人民日常思维和生活的准则。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于自己的学术研究之中，不仅仅是当时知识分子（包括已是学问家的老一代知识分子）追求的时尚，而且是真心实意地在科研工作中实践着。从史学研究领域的发展看，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中国历史学的主流，它不仅超过了具有优良传统和丰硕成果的古代史学和近代史学，也大大超过了1919年至1949年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创立和初步发展时期。中国历史学所取得的成就，不仅在理论方面，而且在具体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方面，都是前人无法企及的，尽管走过的路不是平坦的。但我们必须坦率地指出，所有这一切变化，从总体上看对于中国边疆研究的开展，并未带来太多实际的推动力，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中国边疆研究的总体性、完整性和重要性尚未为研究者所认识，即使是具有优良传统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也遭到冷落。可是事物的发展是复杂的，在50年代以降特定社会条件下，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密切相关的帝国主义侵华史和中国民族史研究却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一）帝国主义侵华史研究的兴旺帝国主义侵华史在这一时期史学研究中占有一个重要地位，这与当时时代背景有关。此时研究内容的两个重要方面：一是澄清史实，恢复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掠权割地的历史本来面目；二是揭露帝国主义通过发动一系列侵华战争，迫使清廷订立不平等条约，从而不断扩大在华权益，这是近代列强侵华的主要方式。此时研究的重点国家是美国、英国和法国，尤其是美国侵华历史的研究，占有突出的地位。刘大年《美国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51年）和卿汝辑《美国侵华史》（三联书店，第一卷1952年，第二卷1956年）是此时揭露美国对华侵略的代表作，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揭露英国侵华的著作，有余素《清季英国侵略西藏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该书集中阐论了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英国对西藏地区侵略的全过程。其他如蒋孟引《第二次鸦片战争》（三联书店，1965年）和牟安世《中法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凌大《法帝侵华史》（新潮出版社，1951年），陈伟芳《朝鲜问题与甲午战争》（三联书店，1959年）等，则是对英、法、日等国发动侵华战争的个案研究。对列强侵华史进行综合性研究的第一部著作，是丁名楠、余绳武、张振、沈自敏、贾维诚、康右铭、李明仁等学者合著《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科学出版社，1958年初版，1961年改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起迄时间是1840—1895年，是书第二卷在中断20余年后于1985年出版，写到1919年。全书虽未告成，但仅就一二卷而言，已是迄今研究帝国主义侵华史最引人注目的成果。50年代的帝国主义侵华史研究中，对于沙皇俄国侵华活动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对于沙皇俄国通过不平等条约割占大片中国领土的历史更是噤若寒蝉。随着60年代以后中苏关系恶化，沙俄侵华史研究才日益为政治家所倡导。1969年中苏两国重开边界谈判，某些苏联学者为了替苏联政府的扩张主义立场制造根据，大量歪曲中俄边界形成史，公然为沙俄侵占中国领土辩护的论著不断出版。这就使得主要从事清史和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者，不能不发表自己的研究论著，以澄清历史真相。此时除发表了大量有关中俄关系的论文外，还出版了几本沙俄侵华简史。这些论著与文章，依据历史事实，驳斥苏联学者的错误观点，既为揭露霸权主义作出了贡献，也打破了建国以来中俄关系史研究的禁区，同时也表明，即使在“文革”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正直学者的良知仍显示出其灼人的光辉！与近代界务交涉有关的资料编辑出版，当时由于受到种种规定的限制，仅有中国史学会主持编纂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鸦片战争》（1—6册，神州国光社，1954年）、《中法战争》（1—7册，神州国光社，1955年）、《中日战争》（1—7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中有所涉及。（二）边疆民族史研究的崛起在民族史研究开创阶段，民族调查的开展占有一个突出的地位。建国初期为摸清我国各民族情况，国家组织专家、学者和民族工作者进行少数民族识别工作。通过对中国少数民族历史、语言、社会形态、文化习俗的综合调查，初步弄清了各地群众的族属问题。1956年，在综合调查基础上，确定了我国51个少数民族（后增加到55个）。1956年，民族地区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蓬勃开展，社会面貌发生了急剧变化。根据党中央指示，在人大民委领导下，调动全国有关力量，组成八个省（区）的社会历史调查组，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历史调查，抢救民族地区原始社会形态、奴隶社会形态和农奴制度下的经济、文化、生活习俗等方面资料，包括文献、口碑和影片资料，并提出了在调查基础上编写55个少数民族简史和简志的任务。经过几年努力，调查组调查搜集了几千万字的资料，还搜集了历史文献、档案资料近两千万字，摄制了十几部保留三种社会形态的民族科学纪录影片。编写少数民族简史工作至1962年，在作为1959年国庆10周年献礼的初稿基础上，都写出了修改稿或征求意见稿，并于1964年内部铅印成书。在国家的倡导、支持和民族调查蓬勃开展的推动下，民族史研究工作也有较大进展。这一时期出版了一批民族史专著，如马长寿的《北狄与匈奴》（三联书店，1962年）、《乌桓与鲜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突厥人和突厥汗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南诏国内的部族组成和奴隶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余元《内蒙古历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陶克涛《内蒙古发展概述》上（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57年）、安作璋《两汉与西域关系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白寿彝《回回民族的历史和现状》（民族出版社，1957年）。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57年）等。再版了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华书局，1958年）、《突厥集史》上、下册（中华书局，1958年），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华书局，1957年）等。在当时的研究群体及众多研究成果中，中央民族学院和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尤其引人注目。早在1951年，为了贯彻国家的民族平等和团结政策，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在北京成立了中央民族学院，集中了一大批各民族专家、学者。至1958年6月，又成立了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具体主持正在开展的全国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实践证明，上述两个部门（实际上是具有雄厚实力的研究群体）在民族研究的开创阶段所起的主导、推动作用和聚集人才、培养人才的功能是十分重要的。其实两个机构有着密切的延承关系。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成立之初的基本研究力量即是从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移植的。民族研究所建所之初拥有30年代即享誉史坛的一批著名学者如冯家癉、陈述、王静如等，原来即是研究部的成员。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63年）、冯家癉等编著《维吾尔族史料汇编》上、下册（1955年铅印，1958年民族出版社出了上册）等，在当时都是学术上乘之作。有关这一领域的资料编辑与出版，较重要的有：翦伯赞等编《历代各族传记汇编》（第一编，第二编上、下册）（中华书局，1958—1959年），中国史学会主编《回民起义》（1—4册）（神州国光社，1952年），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史料编纂组编《柔然资料辑录》（中华书局，1962年），北京大学历史系等编《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三联书店，1963年），方国瑜《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云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等。这一时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其制约因素，如下四端应是最重要的：1、建国伊始，百废待兴，国家发展现状不可能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开展提供一个有利的客观环境；或者说，现实社会生活还没有向学术界提出迫切开展中国边疆研究的呼声。2、立国之初，外患未消，帝国主义阵营对新生人民政权的禁运、封锁，迫使新中国在外交上实施“一边倒”政策，即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加之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过分真诚，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涉及外交政策、民族政策，以及诸如边界走向等敏感问题，研究禁区大量存在，政府决策与学术研究两者界限严重混淆。所有这一切，大大制约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正常展开。 3、继承学术遗产上的简单化倾向，造成当时对本世纪上半叶中国边政研究采取简单否定、摈弃的态度，加之上半叶有相当一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者都有旧政权形式不同的政治背景，这就造成在这一时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在学术研究中鲜被提及，大量边疆史地研究成果或因其作者的政治身份，或因其学科的资产阶级理论体系，不是被批判，就是不再为研究者提及。4、非学术因素对学术研究的冲击，缺少可以进行正常学术探讨的外部条件。建国后迅速膨胀的“左”的政治路线，日渐压挤学术民主。特别是1958年后的“史学革命”、“拔白旗”运动，实使研究屈从于政治。基于上述原因，50年代以降造成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相对停滞的局面。三1976年10月，神州从“文革”噩梦中惊醒，历史终于翻开了新的一页，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学术界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思潮的主旋律。中国历史学家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历史科学领域的拨乱反正斗争中，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逐步克服简单化、绝对化的形而上学思想和方法。同时，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发展，历史学家的视野不断扩大。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密切相关的中外关系史、中国民族史，以及断代史、历史地理、边疆考古诸研究领域得到蓬勃发展。正是在这学术大潮的推动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也开始了自己新的起步。新的起步标志之一，是1983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成立，它是建国以来第一个以中国边疆为自己研究对象的专门研究机构。基于学科建设的需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提出，近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应着重研究下述三个方面：中国古代中原王朝与边疆地区关系，中国近代边界变迁史，中国边疆研究史。中国古代中原王朝与边疆地区的关系，其研究内涵十分丰富，尤其是其中的中国古代边疆政策，是一个带全局性的研究课题。今天我们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这一前提出发，撰写中国疆域史和开展中国古代传统治边思想、中国历代边疆管辖制度等课题研究，新研究课题的提出以及这些课题周缘的扩展，必将不断拓宽研究者的视野。开展中国近代边界变迁史的研究更是刻不容缓。40余年来中国近代史、帝国主义侵华史、中外关系史、民族史、地方史等研究领域的丰硕成果及研究已达到的广度与深度，为深化近代边界变迁史研究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当前，除应积极编撰多卷本的《中国近代边界变迁史》外，还应开展多界面、多层次的专题研究，诸如地区性的边界变迁史，近代不平等条约与边界问题，近代中国边疆危机与中外诸方对策，近代边疆危机与边疆社会变化，等等。总之，这一领域关系到近30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以及中国与有关各国政治、外交、军事、经济、民族等方方面面。从史学史角度系统收集与评述本世纪以来中国学者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的成果，是一件值得下大力气的工作。要了解20年代至40年代边疆史地研究全貌，有待进一步做细致的工作，当时活跃于这领域的学人、有影响的学术团体、受人注意的刊物，犹如灿烂群星。可以说在相对集中时间里，出现了这么一批研究群体的本身，就是发展的明显标志。只是这些学人、团体和刊物，近半个世纪来由于种种原因被人们遗忘了，只要我们拂去边疆史地研究果实上的历史尘埃，它们仍能被我们今日研究所借鉴。追寻20年代至40年代研究发展的轨迹的工作很多。在宏观上，我们可以总体评述这一时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发展的成就与不足；在微观上，可以研究学者、学术团体等个体的学术活动的成败得失。对研究个体、研究群体的评述尤应重视，因为从个体到群体的过渡和群体的形成是学科发展的标志和保证。就个体而言，应花大力气总结每个学人的学术成就与不足，调查20年代至40年代边疆史地学工作者的学术生涯，从中获得生动和丰富的感性认识，使我们对学人的评述更完整、更富立体感。至于国外研究的进展更不可忽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唯有知人之长，才可补己之短，加快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发展。当然，上述三大研究系列，并不能包括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全部内涵，诸如边界理论的研究，边疆史地研究与法学、外交学、民族学、社会学、考古学等众多学科的关系，作为一门多学科交叉的边疆学的内涵与外延、对象与方法等等，都应成为学者们求索的对象。 1987年以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办的学术专栏和编印出版了多种期刊、丛书、丛刊，成为当代中国史坛刊发以中国边疆史地为研究客体的研究成果的主要园地。其中在《西北史地》上开辟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专栏（1987年9月至1989年12月，出刊10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导报》（1988年至1990年，出刊16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87年至1993年，出刊17期），以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创刊），至1995年，5年多时间，共刊发各类文章461篇，基本体现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提倡的研究重点的宗旨，如此集中发表有关中国古代疆域史、近代边界史、边疆研究史和当代边疆问题的研究论文，在本世纪尚无先例。尤其是中国近代边界史的研究，涉及几乎所有近代以来的边界问题，这是中国学者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爱国主义优良传统的发扬，也是对长期以来这一研究领域有形无形禁区的一次大冲击，其深远意义作如何估价也不为过。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为推动边疆史地研究，为研究者提供更宽阔的园地，自1988年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社会出版界的支持关心下，组织出版了5套丛书、丛刊，至1995年底已出版专著和资料集45种47册。1、“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丛书”。199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开始出版，至1995年第一批选题8种已出版了7种，它们是《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马大正主编），《清代的边疆政策》（马汝珩、马大正主编），《清代边疆开发研究》（马汝衍、马大正主编），《中国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沿革史》（赵云田著），《辽代经营和开发北部边疆》（林荣贵著），《康雍乾经营与开发北疆》（袁森坡著），《中亚浩罕国与清代新疆》（潘志平著）。《顾颉刚中国边疆与民族论说》（顾潮编）已编就。总字数达300万字。2、“边疆史地丛书”。1990年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开始出版，至1995年底已出版了19种，总字数近500万字。这套丛书选目除专著外，还包括译著和资料集，其内涵比“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丛书”要丰富。已出版19种是：《中国边疆史地论集》（吕一燃主编），《中国北部边疆史研究》（吕一燃著），《边疆与民族——历史断面研考》（马大正著），《清代前期西部边政史论》（张羽新著），《中国海疆历史与现状研究》（吕一燃主编），《南海诸岛——地理·历史·主权》（吕一燃主编），《两汉时期的边政与边吏》（李大龙著），《贝加尔湖地区和黑龙江流域各族与中原的关系史》（吕光天、古清尧著），《清代北部边疆民族经济发展史》（卢明辉主编），《安西与北庭——唐代西部边政研究》（薛宗正著），《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史》（华立著），《十七世纪沙俄侵略黑龙江流域史资料》（刘民声、孟宪章、步平编），《古代突厥鲁尼文碑铭——中亚细亚史原始文献》（〔苏〕克利亚什托尔内著，李佩娟译），《清代蒙古的历史与宗教》（〔日〕若松宽著，马大正等译编），《1898—1903年美国对满洲的政策与“门户开放”主义》（〔苏〕戈列里克著，高鸿志译），《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陈春华译编），《马克思恩格斯论国家领土与边界》（吕一燃编）。3、“中国边疆史地文库”。1993年开始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至1995年底已出版了4种，它们是：《中东铁路护路军与东北边疆政局》（薛衔天著），《中国边防史》（郑汕主编），《南海诸岛史地研究》（韩振华著），《中越边界历史资料选编》上、下册（萧德浩等编）。4、“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资料丛书”。自1988年出版第一种《清代边疆史地论者索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以来，这套丛书主要是出版有关论著索引的工具书。研究索引工具书还有《西域史地论文资料索引》（刘戈、黄咸阳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海南及南海诸岛史地论著资料索引》（李国强、寇俊敏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出版）。其他选题还有《中国边疆古籍题解》（范秀传主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两唐书回纥传回鹘传疏证》（刘美崧著，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出版）。5、“中国边疆史地资料丛刊”。该丛书以收集中国边疆史地古籍中罕见的稿本、抄本和刻本为主，兼收有重要史料价值的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的汉译文。丛书依中国边疆地区立卷，1988年至1995年已出版6卷9种10册。它们是：综合卷2种，《清代理藩院资料辑录》（赵云田编）、《蒙古律例·回疆则例》；蒙古卷2种，《清代蒙古高僧传译辑》（成崇德、申晓亭译编）、《清末蒙古史地资料荟萃》（吴丰培编）；新疆卷2种，《清代新疆稀见史料汇辑》（马大正编）、《新疆乡土志稿》（马大正、黄国政、苏凤兰编）；东北卷1种，《光绪朝黑龙江将军奏稿》上、下册（杜春和编）；西藏卷1种，《达赖喇嘛三世四世传》（陈庆英、马连龙译编），滇桂卷1种，《苍梧总督军门志》（何林夏编）。1983年以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还编印、出版了未列入上述丛书、丛刊的专著和资料，主要有：《西藏学研究在俄国和苏联》（房建昌编），《明实录邻国朝鲜篇资料》（王其榘编），《清实录邻国朝鲜篇资料》（王其榘编），《壬辰之战史料汇集》上、下册（吴丰培编），《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译编》（牛平汉、吴元丰、阿尔亚主编），《清代政区沿革综表》（牛平汉主编）等。有关著作还有：马大正、华立《古代中国的北部边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马大正、王嵘、杨镰主编《西域考察与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邢玉林、林世田《探险家斯文赫定》（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年）等。上述著作的出版，大大丰富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有助于推动边疆史地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有助于促进人才培养和在全国形成一支比较稳定的、具有较高水平的研究队伍。80年代以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学术成果绝不仅仅上述所举的这一些。中国学者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众多领域进行了探索，至少在以下六个方面取得了喜人成绩：1、对中国边疆研究的理性思考；2、历史上的中国疆域研究；3、中国封建王朝边疆政策研究；4、中国封建王朝民族统治政策研究；5、近代中国边患与边界问题研究；6、近代中国边疆研究的思潮、群体、学者和著作研究4。因篇幅有限，仅对其中历史上的中国疆域研究和近代中国边疆研究的思潮、群体、学者和著作研究略作介绍。（一）关于历史上的中国疆域研究历史上的中国疆域，一直为中国史学家所关注和研究。50年代初，白寿彝针对当时史学工作者“似乎都还在历代皇朝的疆域里兜圈子”的现状，发表了《论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提出处理我国历史上国土的两个办法：“一个办法，以历代皇朝的疆域为历代国土的范围，因皇权统治范围的不同而历代国土有所变更或伸缩。又一个办法是，以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为范围，由此上溯，研求自有历史以来，在这土地上的先民的活动。”作者认为：“用皇朝疆域的观点来处理历史上的国土问题是错误的办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范围来处理历史的国土问题，是正确的办法。5”30年后，作者又在《中国历史上的疆域问题》中重申并补充了自己的认识，指出在处理中国历史疆域时，“不只是说当时王朝的统治地域怎么样，也要从中国历史的发展上来看待疆域问题，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比过去朝代大得多了，好多地区不属于当时的王朝，而是属于当时的好多兄弟民族活动的区域。当时中原地区的人不承认他们属于中国，这些兄弟民族自己也不一定就说他们是哪一国的人。但是，今天我们这些兄弟民族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他们居住的地区，就是他们自古以来活动的地区。”所以作者认为要讲中国疆域，“就要以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为基础，不应把过去王朝的统治地区来作为咱们中国的疆域”6。杨建新在《沙俄最早侵占的中国领土和历史上的中国疆域问题》中对如何确定历史上中国疆域范围的标准提出：“中国历史上的秦、两汉、隋唐、元、明、清这些朝代，都是基本上实现了全国统一的时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干，这些时期的疆域，也是确定历史上中国疆域范围的主要标志”，他认为“行政管辖对确定历史上的疆域范围，是个主要的因素，而一个国家对自己领土和人民的管辖，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形式，是不能强求一律的”7。同一作者在《再论中国历史上的疆域问题》中补充了关于行政管辖的内涵，指出，那种认为只有汉族在中原建立的王朝的行政管辖权所达到的地区才是当时中国的疆域，是片面的，“中国民族政权行政管辖所达到的地区，当然也是当时中国的领土”，并进一步阐述了确定中国历史上疆域应遵循的原则，即应当“从当前中国的疆域出发”，“从我国是多民族国家出发”，“从历史实际出发”8。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由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一卷对于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疆域的阐述更为完整，其基本点可归结为以下5点：1、“疆域，是历史活动的舞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共同进行历史活动的舞台，也就是我们撰写中国通史所用以贯串今古的历史活动的地理范围”（第79页）。2、“这个疆域，基本上包括了汉族的历史活动的地理范围，但并不局限于这个地理范围。如果局限于这个范围。许多少数民族的历史都要排挤出去了”（第79页）。3、“这个疆域，是国内各民族共同进行历史活动的舞台，但并不包含某些民族外国成员的活动在内，这是因为有些民族是跨国境的，我们只写这些民族在我们国境内的这部分人的活动，一般不写这些民族在国外的那一部分人的活动。”对于历史上曾显赫一时但后来已消失的民族，对于见于古老传说的记载，但弄不清他们跟现在国内民族的关系，“对于这些民族也要写，因为他们都曾在这块广大的国土上生存过，活动过”（第79—80页）。4、关于疆域问题应完全摆脱皇朝疆域的圈子。历史工作者“就殷周史说殷周史，就春秋战国史说春秋战国史，就秦汉隋唐的版图说秦汉隋唐的版图，这都是对的。但如从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过程来看，这是不能说明中国各族人民是如何共同创造祖国历史的”（第80—81页）。5、总之，在研究历史上中国疆域时，“我们既要注意疆域问题同祖国各族人民密切联系，也要注意到中华民族和其他民族或国家间的历史关系”（第81页）。谭其骧在《对历史时期的中国边界和边疆的几点看法》一文中着重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即某一历史时期的中国边界不等于这一时期中原王朝的疆界，这是两个不同（以下缺）_______________________1.《禹贡》第5卷第7期。2.《禹贡周刊》第1期，载1946年3月21日《国民新报》。3.参阅马大正《20世纪新疆考察述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3期。4.参阅马大正、刘逖《20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一门发展中边缘学科的演进历程》，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5.1951年5月5日《光明日报》。6.《历史知识》1981年第4期。7.《中俄关系史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8.《兰州学刊》1986年第1期。马大正，1938年生于上海，山东大学历史系本科、研究生毕业。著有《边疆与民族——历史断面研考》、《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一门发展中的边缘学科的演进历程》（合著）、《漂落异域的民族——17至18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合著）、《天山问穹庐》、《海角寻古今》等及论文百余篇。主编“中国边疆探察丛书”、“边地文化探踪丛书”等。

当代政治危机的核心是与政治体制相应的社会形式发生了解体。政治合法性的危机主要来源于政治体制的代表性断裂，即政治形式与社会形式的脱节。在讨论"代表性断裂"这一政治危机及其诸特征之前，有必要分析这一"脱节"或"断裂"在两种社会体制中是如何构成的。

陳映真的文學不只是台灣文學與思想的資產，甚至也不只是中國文學與思想的資產，而是整個第三世界文學與思想的資產，因為它是建立在一種具體的地方感與時間感的對真實歷史與具體問題的反思。對我而言，這也包括了兩岸一起重新閱讀魯迅以及其他的歷史中的思想，一起思索如何走出最適合自身歷史背景與社會條件的路徑。

龚自珍不再专注于学术层面上的公羊学研究，转而致力于援公羊学说抨击时政，倡言变法，真正发挥了公羊学经世致用的学术特点，推动"公羊学理论从书斋走向社会，从论学转向议政"

曹操说的"二三子其佐我"，就是希望大家帮助他来荐举有才能的贤士大夫。曹操在建安十五年春下这份求贤令，与他赤壁之败以后三国鼎立局面形成有关，他需要的是能打破这个格局的谋略之士，而不是那些只会空谈道德修养的人。《论曹操》选章，转载请注明出处和网址

杨逵的《送报夫》1972年当我就读台湾大学哲学系时，中国已经进入联合国，中美开始重建友好关系。我曾参与其间的台大学生保卫钓鱼台运动，及其激发出来的校园民主潮，也已到了被收拾的阶段。我照例在寒暑假回南台湾老家的途中，路过台中大度山上的东海大学去找我中学时代的老友。老友向来会带着我在大度山上四处寻幽，而这次他则兴奋地带着我去寻访附近一处新发现的花园。花园主人是一位老者，独守着一栋老旧农舍，在一块硗薄的土地上栽植一方花草。他并非陶渊明式的隐者，躲在山上采菊东篱下以度余生。他可是为了糊口度日，种的花是运到山下市场去卖的。这位老农既非山中隐士，也非一般花农，他是杨逵──台湾在日据时期的小说家及抗日农民运动的组织者。杨逵这名字在当时对我们后生晚辈是陌生的，他在1949年因为一篇反内战的《和平宣言》而被当局投狱十多年之后，就未出现在台湾的报章杂志上了。出狱数年后他终于在大度山上觅得一块地做起花农来，而我们来访的这一年，他已经67岁。我们这些战后婴儿潮的一代当然无从知道这么一号人物，也无知于台湾在日据时期曾有过的抗日运动，更不可能去读到他那篇描写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著名短篇小说《送报夫》。这篇小说，老友给我一份手抄本，令我读得热血沸腾。我又得知这篇发表于1934年的小说原是以日文书写的，日文是我父母那一辈如杨逵者所能掌握的现代语言。然而我却又发现手上拿着的中文版翻译者竟是大陆的胡风，心里更是惊喜万分。为了追寻前辈的足迹，老友开始探讨台湾历史与文学，挖掘杨逵那代人的历史。此后杨逵遂再度为台湾的知识界所知，重新与当时台湾的文化知识圈挂了钩。而他所代表的历史意义也重被肯定，在70年代末的乡土文学论战中，他是乡土派作家黄春明、王祯和、陈映真等人可以回溯的文学源头。1972年的台湾，大家有机会重新读到杨逵的《送报夫》，有着很重大的现实意义。那是个台湾的知识青年在各种历史断裂中，重新寻找任何弥补可能的时代。台湾战后新生代直到那时还是基本无知于台湾日据时期在文学、思想与政治上的各种抗日活动，因为教科书与历史书在这方面是空白的，而我们也不曾从父祖辈得知。这样的噤声状态主要由于当局在50年代对左翼人士的全面镇压，台湾日据时期抗日运动的基本力量正是像杨逵那样的左翼分子，这些人在1950年代自然成了国民党镇压肃清的对象，而劫后余生者也就只能噤声无语。这对我们而言是个巨大的历史断裂，而也只能等70年代各种条件成熟后，才能将这条中国历史传承的线索重新串起。《西潮》与《阿Q正传》过了50年代这段思想荒疏、精神压抑的白色恐怖时期后，思想逐渐解放。1966年我上高中，一位初中时的国文老师给了我一本书，让我废寝忘食地啃读，那是前北大校长蒋梦麟的《西潮》。这本五四时代人物的自传，作者以其亲身经历铺陈中西文化碰撞的历史，第一次让我能超越教科书里对五四的教条叙述，而直接从参与者口中来认识五四那个年代前前后后的社会巨变。其实1966年前后的台湾新生代就曾多方面重新排演了四五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而我那年读到的《西潮》不过是其中一段插曲。台湾在度过严厉的50年代后，60年代有个出版的荣景。不仅冒出许多新出版社像文星、水牛、志文等，更有很多大陆迁台的老出版社，如商务、世界、中华等，也将大陆时期的旧书大批翻印。其中尤其是商务的人人文库，涵盖了大陆时期那二三十年的各种思潮与论战。这些新旧出版物不仅让青年学子大开眼界，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对中国近现代史的补课。这个对五四的补课不只限于阅读，甚至还以思想论战的方式实际操作了一次，这是李敖以《文星》杂志为基地所点燃的"中西文化论战"。李敖当时以"全盘西化派"的姿态及其泼辣的文笔挑战对手，他们所争论的观点与视野虽没超过大陆时期，却无损于是一次中国现代化议题的论辩，也无损于是一次台湾迟来的五四的重演，即使这些补课与排演都必须限制在当时亲美反共的思想框框之内，只能触及有着丰富意义的五四的有限面向。这些翻版的大陆旧书，及与此论战相关的各种论述与翻译，包括李敖与殷海光的一系列著作，构成了60年代在台湾成长的知识青年的思想背景。在这论战高潮的1966年，我那位初中老师不仅介绍我读蒋梦麟的《西潮》，提供我得以了解这场论战的一些历史背景，他还塞给我一本小书，竟是鲁迅《阿Q正传》的手抄本。鲁迅这名字在台湾当时的主导论述中是归于"附匪文人"之类的，而一般人对"30年代左翼文学"更是闻所未闻。然而随着60年代这么一次小小的文艺复兴，鲁迅以及其它的左翼文学也随之挣出地面，但大半都在一些旧书店的隐晦角落。而我手中拿到的这本《阿Q正传》竟是师母的笔迹，那时没有复印机，不知已如此传抄几手了。虽然鲁迅是左翼文学巨擘，而蒋梦麟则是随着国民党到台湾的亲美派，但我当时读《阿Q正传》的心情却完全接得上读《西潮》的心情，因为他们都提供了异于教科书的中国历史信息。1966年大陆爆发"文革"，台湾则相应推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这个"文化复兴"除了用来加强思想管制外，只能流于口号，而不像对岸"文革"那般引发实质的冲撞。"文革"不管牵涉多少复杂的权力与路线斗争，"打倒官僚"与"破四旧"的主张在台湾的知识青年中却能引发一些遐想，因为台湾的知识圈就在那时才经历过那场延续五四的中西文化论战，而且还以全盘西化派占上风。60年代后半期大陆进入"文革"的疯狂状态，血淋淋的现实当然就成为当局现成的反共教材。但是其中的一些理想性主张，竟还隐隐然接得上那时台湾知识青年的心境。陈映真与张爱玲处于这种诡谲的局势，1968年我读高二时曾参加一个同学组成的读书会。那时升学联考制度已开始笼罩台湾青年学生的一切活动，而我们这些胆敢搞读书会、读课外书的，自然就是较为叛逆的，不仅无视于联考对个人前途的重要性，也不甩思想的管制。这个读书会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我们讨论的两篇小说：张爱玲的《留情》与陈映真的《我的弟弟康雄》。我们不只把这些当作小说来读，还要读出其背后所蕴含的时代意义。我们不仅读书，也看法国的前卫电影，听Joan Baez与Bob Dylan的抗议歌曲，开始汲取美国民权与反战运动的养分，而陈映真作品中极为浓厚的社会意识也在我们之间传播。陈映真在1968年入狱前的小说与论述，对那一代的知识青年有着巨大的冲击。从《我的弟弟康雄》开始，他笔下市镇小知识分子苍白而缺乏行动能力的自我形象，与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相互映照，一直触动我们这些知识青年的敏感心灵。旧俄小说也在60年代的台湾风行，大陆时期翻译的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随着那时的出版潮纷纷翻印出来，为60年代的台湾补足了30年代的大陆氛围。从19世纪末的旧俄知青，到30年代的大陆知青，最后是60年代面对威权体制的台湾知青，那种心境似是一脉相传。而陈映真充满深刻内省的作品，似乎就在直接呼应这个时代传承，深深吸引了心中有所觉悟，但现实上却几乎无能的台湾青年学子。而张爱玲写于40年代初沦陷区上海的小说，在60年代台湾的重现，成了文艺青年捧读再三的文学作品，则令人有着从天而降的感觉。除了夏济安与夏志清兄弟的引介所起的关键作用外，她是如何与台湾的现实处境扣得上呢？我手上还留着当年在一家旧书店找到的《张爱玲创作小说集》，1960年台湾翻印，原版来自1954年的香港。张爱玲在《自序》里提到"如得其情，哀矜而勿喜"。或许就是这个哀矜勿喜的普世内涵，让她的小说在60年代的台湾流行起来，甚至进到我们这个小读书会的书单里，与陈映真的作品一起捧读。后来张爱玲的作品在台湾的正式发行全部经由皇冠出版社，《皇冠》杂志是60年代台湾最风行的大众文学刊物，其中最著名的作者就是琼瑶。琼瑶的爱情小说，就像武侠小说一样几乎成了当时男女青少年在成长时期的必读，同一个报纸副刊版面可能同时连载卧龙生的《飘花令》与琼瑶的《菟丝花》。在70年代政治局势的巨大变化之前，男女关系与爱情主题一直是大学校园刊物的重要论题。在这个背景下，张爱玲的流行确实与知识圈文以载道的文学创作有着不同的背景，而与皇冠的各种大众文艺构成了60年代台湾的另一番风景。因此张爱玲与陈映真的作品会在1968年同时出现在我们那个读书会，是有着上述这两个层次的交错影响的。然而就文学作为时代思潮的艺术呈现而言，却还是陈映真这一脉络的作品更能吸引住知识青年。陈映真于1967年写的小说《唐倩的喜剧》就很经典地描绘了60年代台湾的两大思潮──逻辑实证论与存在主义，在台湾文化圈的风行景致。小说描述女主角如何游移于文化圈的两位青年思想大师之间，其中一个搞存在主义，另一个则是搞逻辑实证论。《思想与方法》与《从异乡人到失落的一代》当我在1970年来到台大哲学系时，逻辑实证论与存在主义还是系里的两大思想主流。逻辑实证论在60年代台湾知识圈的风行，离不开台大哲学系教授殷海光。殷海光与李敖等人在60年代的台湾，为我们这些战后出身，活在反共教育阴影与威权体制精神困境下的知识青年，极为关键地引发了思想启蒙与精神解放的作用。这套发源于上个世纪初欧陆维也纳学圈，而后在英国与美国发扬光大的逻辑实证论，就像其它哲学派别一样有其霸道的一面。其所衍生出来的分析哲学、语言哲学与科学哲学，企图取消西方传统哲学的各种命题，认为这些命题若非语意上无意义，就是科学上不可验证。这么一套全盘性的思维十分投合当时知识青年用来反抗以文化道统自居的威权当局，何况这套哲学流行所在的英美等国又是西方政治制度的典范所在。殷海光不仅引介逻辑实证论，写了《思想与方法》一书，还大力推介自由市场派大师哈耶克。维也纳学圈的另一名闯将波普的开放社会论同时风行，而这套哲学理论的早期开拓者罗素的传记也及时有了译本。这个结合政治、经济与哲学于一炉的思想体系，竟能在台湾的知识青年中成为显学，其复杂的内涵是否真被读者所理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可以拿来当作批判的武器。作为批判的武器，存在主义也成了当时台湾知识圈的另一门显学。存在主义从"存在先于本质"的立论出发，反对任何先验理念加诸人具体存在的种种束缚。这套与逻辑实证论并不搭调的欧陆哲学，先在文艺圈作为一种苦闷时代的文学思潮而流行，英年早夭的医学生王尚义的散文集《野鸽子的黄昏》与《从异乡人到失落的一代》，就风靡了不少文艺青年。存在主义在台湾虽然大半以文艺创作来呈现，但也少不了哲学界的参与，譬如台大哲学系的陈鼓应。而陈鼓应竟然也是殷海光的弟子，陪着他走完生命的最后阶段。殷海光与陈鼓应的亲密师生关系，可以用来理解这两套格格不入的哲学理论，在当时台湾被用作思想武器的同构型。这个同构型又可由当局在1973年开始，对台大哲学系展开清除殷海光残余影响的整肃行动，来加以确认。在这个史称"台大哲学系事件"的大大小小行动当中，有一位教语言哲学的美籍客座教授被当成"匪谍"而不能入境，存在主义也曾一度被官方当成共产主义的同义词来对待。对于当局，这两套哲学思想都有"反动"的成分在内，对于知识青年，这两套东西也确实都提供了批判的养分。《战报》与《天雠》如果说思想主要是被当成现实的工具，那这两套流行思潮在70年代的退潮就很可以理解了。这时对岸"文革"热潮已过，越战基本结束，欧美青年的反对运动也达到了基本目的而开始收尾，但台湾都还能感觉到外头这些运动的残余热度。因此虽然60年代的反叛旗手都已不在，陈映真在1968年身陷囹圄，殷海光在1969年去世，李敖被软禁，接着在1971年也步入牢笼，很多摇旗呐喊的也都出国或躲入学院里，但台湾却已积蓄了足够的典范转型能量。或许这些人的消失是为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新的时代以一个政治运动来开始，保卫钓鱼台运动在1971年同时爆发于台湾与美国的大学校园。这是一次纯粹的政治行动，学生重提五四口号"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不可以低头"。要求当局在钓鱼台列屿的问题上不能屈服于美日强权。而留学生在美国办的保钓刊物，像刘大任的《战报》突破了台湾的言论禁忌，也纷纷流入台湾的大学校园。总的说，过去只能在文学与哲学上寻求精神出路的知识青年，如今转而要在政治上找出路，60年代所累积的能量都汇聚到保钓运动及其衍生的政治行动上了。这个转向还来自于两岸形势的变化。1971年夏天，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访问北京，年底国府退出联合国。两岸形势的巨变也迫使台湾的知青在钓运之后进一步走上政治诉求之路，台大学生接着进行校园民主抗争，在美国的留学生则促成了中国统一运动。这些政治运动补足了五四在台湾重演的完整性，毕竟五四是以一个外抗强权的政治运动开始的。然而这却是一个倒着走的五四，政治运动不是它的开始，而是它的尾声，因为接着而来的台大哲学系事件基本清除了还带着五四风范的殷海光在台湾知识界的影响。不论是在台湾还是海外，它都代表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个由台湾来代表的"中国"的结束。在这样的新时代里，大陆的形象也起着变化。"文革"前大陆的形象在当局管制下十分刻板。然而"文革"之乱却也带来信息的溢流，尤以来到台湾的几名前红卫兵更具冲击力。其中一位王朝天，在1968年时巡回台湾的中学演说，而令当时台湾中学生震惊的不只是他的演说内容，更是他那能言善道的便给口才，是我们同龄的台湾青年所难望其项背的。那时台湾的教育十分传统保守，不多言是美德。王朝天或许就因言多必失，后来就被软禁在外岛了。再来又有一位就读台大的前红卫兵，在1972年以凌耿为笔名写了《天雠》一书，叙述他的"文革"经验。其中描写到他"文革"前在厦门成长的日子，家里有钢琴，早餐喝牛奶，条件完全不输台湾的中产阶级。这些细腻描写也让台湾的读者开了眼界，原来大陆同胞并未如当局所宣传的那样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本书畅销一时，透露不少大陆"文革"实况。再加上当时保钓运动与海外统一运动带来的效应，知识青年遂开始有了重新认识中国的想望。这个想望曾在1972年底的台大校园，引发了论及义和团历史意义的民族主义论战，而最后汇聚到70年代中期出刊的《夏潮》杂志上。《台湾社会力分析》与现代化理论如此，保钓运动所企图重燃的五四香火，抗日老作家杨逵的出土，以及重新认识左翼中国的努力，后来就由《夏潮》杂志延续，并表现在70年代末期的乡土文学论战上。但是这个传承比起铺天盖地而来的另一个力量，却显得脆弱而逐渐边缘化了，这力量是紧接中西文化论战全盘西化论而来的"现代化理论"。1972年，当我们惊喜地读到杨逵的《送报夫》时，一本名为《台湾社会力分析》的小书已在台湾知识界风行。"社会力"一词，读者很快就理解到其实就是"阶级"之谓。就是说这本书是在对当时的台湾社会进行阶级分析，只是因为当时阶级一词在台湾较为敏感，而以社会力代之。对社会进行阶级分析向来是左翼的职志所在，但这不仅不是一本以左翼立场出发的书，甚至可说是偏右的。在4个联名作者里有两位是企业界人士，另两位则后来成了民进党的创党者──许信良与张俊宏。许张两人当时却又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属于培养中的青年才俊，尚未加入反对运动。由这些背景的人来进行台湾的阶级分析，当然不会从左翼立场出发，从他们分析的结果也清楚揭示。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台湾的中产阶级在60年代的经济发展中已经壮大，而这将是带领政治革新的新兴力量。这本书由与国民党有关的人来撰写，与当时蒋经国以革新之名全面掌权的政治局面，当然是有关连的。但是它又是整个时代潮流的反映，在60年代全盘西化派在中西文化论战占了上风之后，以英美为标杆的现代化理论开始风行。这是个不再局限于文学与哲学，而踏足于政治与社会的思潮，具体地谈到政治制度与社会改革。而其中的一面大纛金耀基在1967年出了《从传统到现代》之后，到了70年代更是屡屡在《大学杂志》为文。这本杂志后来成了以现代化理论来推动政治社会改革的知识分子聚集之处，包括撰写《台湾社会力分析》的4位作者。而这本书也的确吸引了"新兴中产阶级"的注意，不再局限于知识文化圈，也在企业界的少壮精英中传阅，成为后来中产精英支持党外运动的思想武器。此后介入政治的刊物遂成为光点所在，从《大学杂志》开始，接着是1975年的《台湾政论》，而在70年代末的《美丽岛》达到高潮，然而都摆脱不了这个"美国现代性"的阴影。如今回首，六七十年代之交台湾的思想交锋，竟是今日当道思想的滥觞。那真是一个全新的局面，以中产阶级现代化为诉求的思潮，取代了早期雷震、殷海光等人对自由与民主的素朴诉求。五四所代表的种种争论，到此竟汇流成以英美为师的单一面向现代化方案。正如陈映真的小说《唐倩的喜剧》的结局，唐倩最后的归宿只能是一位在美国大军火公司工作的华人科学家，什么逻辑实证论，什么存在主义，最后竟都抵不过美国的全球化大企业，及其背后的现代化理论。

德裔英国经济学者舒马赫（E. F. Schumacher, 1911-77）早在50及60年代便开始寻求“可持续的发展模式”（patterns of sustainability），提倡“小即是美”（Small is Beautiful）、“适用／中间科技”（appropriate / intermediate technology）、“佛教经济学”，“国有化工业”等与西方主流经济思潮背道而驰的观念。《小的是美好的》出版后于1973~1979年间再版了12次,至今仍是发展经济学的经典之作。1984年,商务印书馆引进该书。2007年，在舒马赫辞世30周年之际，南京译林出版社近日重版了这本书。

除了对经济学的贡献以外，他对科技的理解也很中肯。他认为，中间技术应当具备这样的特性：有利于“创造工作机会”这一首要目标的实现；有效地利用本地资源；能增加劳动的愉悦，而不是把人变成技术的奴隶；经过适当培训，人人可以运用。大众生产的技术正是这样一种“中间技术”，正如“圣雄”甘地所说，大量生产帮助不了世界上的穷人，只有大众生产才能帮助他们。

目前世界上的宪政体制，大体分为三种模式：其一是超国家宪政模式，其二是神权宪政模式，其三是党国宪政模式。本文集中介绍了白轲对中国党国宪政体制的研究。

由于缺乏直接的语言及其它历史资料，要研究古代北族纷歧错杂的部族名称与制度名号，常常会陷入“文献不足徵”的困境，或竟不免穿凿附会、强立异说①。可是，随着学术研究的积累和推进，如果我们能够深入广泛地参考各相关学科的成绩，即使原始史料并未增加，对原始史料的认识却可以越来越丰富。对于研究北族名号来说，我认为近代以来国际阿尔泰学（Altaic Studies）的研究成果，特别是阿尔泰语言研究的成果，我们是必须重视和参考的，甚至我们也应把其中有关内亚（Inner Asia）民族语言的探索视作中国史研究的重要积累。在这一前提下，科学地探寻北族部族称号与制度名号的发生与发展，就是可能的和理应尝试的。本文以考察鲜卑拓跋部的得名为题，意在通过这一个案研究，揭示或部分地揭示魏晋时期鲜卑诸部得名的一般情况，从而扩展我们对中古时期北方民族部族传统的认识。作为部族名称的“拓跋”是如何得来的？魏晋时期鲜卑诸部的得名，是不是有大体相似的路径？借助国际阿尔泰学界对阿尔泰诸语言特别是对突厥语和蒙古语的研究，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一研究推向新的阶段。本文还将使用基于北族政治文化传统而总结出来的“名号分化——官号与官称”的分析方法②，加强我们对北族各种专有名号(proper names)的分类和定性，希望有助于我们从北族名号的乱麻中理出头绪，为整理中古民族史的纷乱史料提供一条新的途径。一、拓跋语源的检讨对于“拓跋”语源，《魏书》开篇就有解释：“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③《资治通鉴》载北魏孝文帝改姓诏书，亦称“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④。这种说法后世或偶有信从者，如清人吴广成辑《西夏书事》，犹称“北魏孝文取拓跋为土之义，改元氏”⑤。然而北魏官方对于“拓跋”语源① Denis Sinor, Central Eurasia, in Denis Sinor ed., Orientalism and Histor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109-110.② 罗新：《可汗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177-188页。③ 《魏书》卷一《序纪》，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1页。④ 《资治通鉴》卷一四○齐明帝建武三年，中华书局标点本，1956年，4393页。⑤ 龚世俊等：《西夏书事校证》，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132页。 1的这一解释，深为现代史家所怀疑，或斥为“假托”、“附会”①，或看成“造作先世事实以欺人”②。《宋书》虽然说“索头虏姓託跋氏，其先汉将李陵后也”③，但并没有解释“託跋”词义。《广韵》记录“或说自云拓天而生，拔地而长，遂以氏焉”④，显系望文生义。《南齐书》云：“初，匈奴女名托跋，妻李陵，胡俗以母名为姓，故虏为李陵之后，虏甚讳之，有言其是陵后者，辄见杀，至是乃改姓焉。”⑤这又不过是《宋书》说法的变种。拓跋，或写作托拔、託跋、拓拔等等，应该都是同一个代北名号的中文音译。如果没有新的历史资料及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的介入，这个问题只会是死水一潭。19世纪末发现于蒙古高原鄂尔浑河与土拉河流域的鲁尼（Runic）字母古突厥文碑铭，给拓跋一词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及稍晚发现的暾欲谷碑，都有一个专门的名词（鲁尼文是自右向左书写）指代唐朝，其罗马字母转写形式为t(a)bg(a)ç ⑥，或作tabγač ⑦，也写作tabgatch等形式，都是古突厥文的西文转写。这个指代唐朝的名词，本义究竟是什么，经历过长久的争论。夏德（F. Hirth）提出tabγač是“唐家”一词的突厥文对音转写（后来桑原骘藏在此基础上提出“唐家子”一说⑧），他还指出tabγač与拜占庭历史学家Theophylacte Simocatta所提到的Taugast⑨，以及《长春真人西游记》里用来称呼汉人的“桃花石”一词⑩，应有共同的语源（etymology）11。这就把突厥碑铭资料与传世的文献史料结合了起来。问题是，Theophylacte Simocatta所讲述的Taugast国内对立的两个政权之一渡过大河实现统一的战争，一般认为就是隋平陈的战争，时间早于唐。而据卜弼德（P. A.① 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上编，收入白鸟库吉《塞外民族史研究》上册，东京：岩波书店，1986年，147-149页。《东胡民族考》有中译本，方壮猷译，商务印书馆，1934年，120-123页。本文此后各注所标《东胡民族考》页码，都是指中译本。② 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90页。③ 《宋书》卷九五《索虏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2321页。④ 陈彭年：《钜宋广韵》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南宋闽中刻本，1983年，410页。胡三省亦引用这一说法，文字小异，见《资治通鉴》卷七七魏元帝景明二年胡注，2459页。⑤ 《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2年，993页。⑥ M. Springling, Tonyukuk’s Epitaph ,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emitic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vol. 56, No. 4 (Oct., 1939), p. 365; Talât Tekin, Orhon Yaıitları, Ankara: Türk Tarıh Kurumu Basinm Evı, 1988, p. 2; Talât Tekin, Tunyukuk Yazıtı, Ankara: Sımurg, 1994, p. 3.⑦ Talât Tekin, A Grammer of Orkhon Turkic,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1968, p. 231; Volker Rybatzki, Die Toñuquq-Inschrift, Szeged: the Department of Altaic Studies (University of Szeged), 1997, p. 43.⑧ 桑原骘藏：《蒲寿庚考》，中译本，陈裕菁译，中华书局，1954年，103-109页。⑨ Theophylacte Simocatta的原著为希腊文，其法文翻译参看: George Ceodès (戈岱司), Testimonia of Greek and Latin Writers on the Lands and Peoples of the Far East, 4th c. B. C. to 14th c. A. D., Chicago: Ares Publishers Inc., 1979, pp. 138-141. 该书有中译本，即《希腊拉丁作家远东文献辑录》，耿昇译，中华书局，1987年，104-106页。英文译本请参看: Henry Yule (裕尔),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new edition, New Delhi: Munshiram Manoharlal Publishers Pvt. Ltd., 1998, Vol. 1, pp. 29-33. 此书亦有中译本，见《东域纪程录丛》，张绪山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17-18页。⑩ 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党宝海译注本，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51页。11 Friedrich Hirth, Nachworte zur Inschrift des Tonjukuk, in: W. Radloff, Die Alttürkischen Inschriften der Mongolei, Zweite Folge, St. Petersburg : 1899, p. 35. Rprinted in two volumes, Osnabrük: Otto Zeller Verlag, 1987.2Boodberg）研究，那个故事描述的本是北周灭北齐并统一北方的历史，时间就更早了①。因此，可以肯定Taugast与唐无关。自从伯希和（Paul Pelliot）与白鸟库吉分别提出tabγač是指拓跋以后②，这种从历史和语言两方面都能获得圆满解释的说法，已经成为国际突厥学界的通行观点，尽管种种新说迄未停止其涌现③。《长春真人西游记》里中亚人称呼汉人的“桃花石”一词，也由于1917年在土耳其发现麻赫穆德·喀什噶里（Mahmud Kashgari）的《突厥语大辞典》（Dīwā Luγāt at-Turk），而找到了原型。《突厥语大辞典》收有tawγāč一词，义为马秦（Māsīn），马秦加上秦（Sīn）和契丹（Khitāy）的范围，也可以统称tawγāč④。可见tawγāč就是指中国，“桃花石”乃是tawγāč的中文译写。因此，突厥碑铭的tabγač，拜占庭史料里的taugast，与11世纪流行于中亚突厥诸族中的tawγāč，都是指中国（至少是指北部中国）。这几个词汇有同源关系，而突厥碑铭里的tabγač是其中最为原始的形态，它是北魏统治集团的核心部族“拓跋”部名称的突厥文音译。⑤克劳森（Sir Gerard Clauson）《十三世纪以前突厥语语源辞典》（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Century Turkish），收有tavğaç一词（即tabγač），解释为“一突厥部落名，其中文转写作‘拓跋’”。⑥关于拓跋是否突厥语部族的问题，我们另外讨论，这里我们只注意突厥人以拓跋部名当作中国北方政权称谓的问题。依据白鸟库吉和克劳森的意见，突厥是在拓跋统治中国北方的时代与中国发生联系的，因而以其部族名称代指华北政权及其统治区域。⑦可是，突厥与西魏第一次进行正式官方联系，是在西魏文帝大统十一年（545）⑧，非正式往来更在三年之前或更早⑨，而宇文泰复鲜卑旧姓在西魏恭帝元年（554）⑩。也就是说，突厥与西魏发生军事、政治接触的十多年之后，西魏皇室才复姓拓跋，而且不出三年即被宇文氏取代，为时短① Peter A. Boodberg, Marginalia to Histories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3, No. 3/4 (1938), pp. 223-253. 此文后收入Selected Works of Peter A. Boodberg, compiled by Alvin P. Cohe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pp. 265-349.② 伯希和：《支那名称之起源》，中译本，载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一编，商务印书馆，1962年，40-41页；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上编，131-132页。③ 最新的解说是由芮传民作出的，他认为tabγač是中文词汇“大汉”的突厥文转写；此外，他还介绍了历来中外学者对tabγač的各种假说，请看芮传民《古突厥碑铭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34-147页。④ Mahmūd al-Kāšgari,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Dīwā Luγāt at-Turk）, Edited and 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Indices by Robert Dankoff, in collaboration with James Kell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1982, Part I, p. 341.⑤ 张广达：《关于马合木•喀什噶里的〈突厥语词汇〉与见于此书的圆形地图》，载张先生《西域史地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57-82页。⑥ Sir Gerard Clauson,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Century Turkish,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72, p. 438.⑦ 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上编，131-132页；Sir Gerard Clauson,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Century Turkish, p. 438.⑧ 《周书》卷五○《异域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1年，908页。⑨ 岑仲勉：《突厥集史》，中华书局，1958年，15页。⑩ 《周书》卷二《文帝纪下》，36页；《资治通鉴》卷七七梁元帝承圣三年，5111页。 3暂，匆匆有如奔驷。在恭帝元年之前的六十年间，皇室姓元，国号为魏（亦偶有称代者），经历了几代人之久，必已深入人心。这个时候突厥人所了解的西魏，哪里会有拓跋的名号呢？我认为，漠北部族以拓跋名号称呼北魏及其统治区域，要远远早于突厥人与西魏的初次接触，而且这一传统很可能是由敌视北魏的漠北政权建立的，当然这个政权就是柔然。柔然几乎是在北魏道武帝率领拓跋联盟创建政权的同时，开始其争霸草原的长期战争，而柔然的游牧政权也是在与拓跋部落联盟的对抗中渐渐形成的。①柔然并未认可北魏对于大漠南北草原地区的统治权，自然也不会接受北魏的国号及其历任皇帝的年号，可以想像的情况是，柔然仍然以拓跋部的本来部族称号来称呼北魏国家。这种在名称上做文章以显示敌对政治态度的做法，也反映在北魏太武帝改柔然之名为蠕蠕上。②随着北魏逐步统一北方，柔然及其统领下的漠北草原诸部所称呼的拓跋，也渐渐扩大其内涵，终于变成了指称北部中国的一个固定名词。作为柔然部落联盟的成员，突厥是从柔然政权接受了tabγač一词的。这就意味着，从柔然与拓跋为敌算起，一个半世纪以后突厥人使用的tabγač一词，很可能早已完全失去了拓跋部族名称的原本词义了。既然如此，经过柔然而传递到突厥部族中的tabγač，无论概念内涵还是构词形式或发音方式，都会发生或多或少的变异。从这个意义上说，简单地把tabγač解释为部族名称，很可能是不符合事实的。这也可以帮助解释，为什么学者们难以从语源学上解读tabγač一词。因此，尽管具有语言上的亲缘优势，但突厥人的tabγač一词，未必会比中文音译的“拓跋”一词，更接近拓跋名号的原本音、义。要解释“拓跋”名号的词义，不应该完全放弃北魏统治者自己提供的信息。根据孝文帝的改姓诏书，“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这个说法即使有自美姓氏来历的一面（特别是与黄帝的土德联系起来，明显是一种攀附③），也可能有包含真实历史线索的一面④。白鸟库吉是最早利用这一线索的学者，即使他只是部分地相信这一线索的价值。根据《魏书》和孝文帝诏书对于拓跋二字的解释，拓跋是一个复合词，是由表示土地的拓与表示君主的跋两个单词复合而成的。白鸟库吉在蒙古语里找到表示泥土的tôhon和toghosun，推测即是拓跋之“拓”；又在通古斯语中找到表示君长的boghin，推测即拓跋之“跋”的对音。然而尽管作了这一研究，白鸟库吉自己并不满意，他相信所谓“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的解说，仍然① 内田吟风：《北アジア史研究•鲜卑柔然突厥篇》，京都：同朋舍，1975年，280-283页。② 周伟洲：《敕勒与柔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81-85页。③ 有关民族融合、社会整合中大量存在的攀附问题，请参看王鸣珂：《论攀附：近代炎黄子孙国族建构的古代基础》，《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3本第3分，2002年，583-624页。④ 内田吟风：《北アジア史研究•鲜卑柔然突厥篇》，96页。 4是拓跋氏为了自我夸耀，取其音近而进行的一种附会，因此拓跋本义“仍属不明也”。①著名的蒙古学家李盖提（Louis Ligeti）在他那篇研究拓跋语言属性的文章里，证明北魏统治者自己的这一解释是可信的。李盖提考证《三国志》所记的“託纥臣水”与《新唐书》所记的“土护真水”是同一条河流，而“託纥臣”与 “土护真”就是蒙古语词taγušin或toγočin，意思是“土，泥土”，而这个词与拓跋之“拓”是同一个词。②因此，拓跋的确是一个复合词组，是由拓与跋两个不同词义的北族词汇联合构成的。既然拓跋之拓恰如北魏统治者自己的解释那样是“土”的意思，那么拓跋之“跋”是否的确是“后（君主）”呢？近年林安庆（An-King Lim）发表的有关中国北方地带突厥语成份的几篇文章③，对于这个研究的推进有很大帮助。他在一篇研究拓跋语源的文章里，和白鸟库吉一样，抓住“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的历史线索，首先建立“拓跋”二字的中古读音，然后在阿尔泰语系各语言中寻找音义相应的词汇。④根据林安庆的研究，与“拓”对应的词汇是[to:ğ]，与“跋”对应的是[be:g]，两者都是突厥语词汇。克劳森解释to:ğ为尘土、泥土⑤，be:g为氏族和部落首领，并怀疑可能最早是借自中文表数量的“百”字（这个说法源自很多突厥学者的猜测，恐怕是不能成立的）⑥。林安庆还发现，今天厦门方言中的拓跋发音，与突厥语这两个对应词汇几乎没有分别。他得出结论说，汉字“拓跋”二字并不是古突厥文tabgatch（即tabγač）的对音转写，而是古突厥文[to:g beg]这一复合词组的对音转写，其词义正是土地之主人，完全证实了北魏官方自己的解释。这一研究确认了我们在前面对tabγač一词经柔然传递至突厥过程中音义发生变异的猜测。从tabγač本身，无法分解出[to:g beg]，也就是无法探究其语源。从李盖提和林安庆的研究出发，我们还可以分析“拓跋”这一词组的性质。根据我们对内亚政治文化传统中可汗号、官号的观察，以及我们对内亚诸族政治制度的制度形式及其名号演化的认识⑦，可以知道 “拓跋”是一个由官号与官称相结合的复合词。“拓”是官号，“跋”是官称，“拓”是修饰“跋”的，“拓跋”结合在一起就成为政治实践中某一固定的名号。关于“拓”（即to:g）作为官号的应用，我们还可以举出突厥时代的一个例证。据《旧唐书》： “阿史那社尒，突厥处罗可汗子也。年十一，以智勇称于本蕃，① 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上编，128-129页。② Louis Ligeti, Le Tabghatch, un dialecte de la langue Sien-pi, in: Louis Ligeti ed., Mongolian Studies, Budapest: 1970, pp. 265-308.③ 除了本文重点介绍的一篇之外，还值得推荐的一篇是他在韩国杂志上发表的：An-King Lim, Old Turkic Elements in Certain Apellatives of Ancient Han Frontier Histo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entral Asian Studies, Vol. 4, 1999.④ An-King Lim, On the Etymology of T’o-Pa,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vol. 44/1(2000), pp.30-44.⑤ Sir Gerard Clauson,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Century Turkish, p. 463.⑥ Sir Gerard Clauson,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Century Turkish, p. 322.⑦ 罗新：《可汗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177-188页。 5拜为拓设，建牙于碛北。”①拓设，即[to:g šad]，“拓”是“设”的官号。对于beg（跋）作为官称的使用，还有古突厥文碑铭的证据。阙特勤碑东面第20行有b(a)rs b(e)g②，或转写作bars bäg③。Talât Tekin解释bäg为“主人、首领、统治者的一种称号”④。有的中文译本把bars bäg音译为“拔塞伯克”⑤，这种处理也基本可以反映官号与官称相结合的性质。不过，《旧唐书》里记有一个突厥首领为“拔塞匐”⑥，蒲立本（Pulleyblank）认为这个名号对应的就是阙特勤碑铭里的bars bäg，唐代以汉字“匐”对译bäg的例证很多⑦。岑仲勉迳译bars bäg作“拔塞匐”⑧，是比较可取的。这里，Bars（拔塞）是beg（匐）的官号。当然bars也可以用作其它官称的官号。《旧唐书》还记录西突厥弩失毕五俟斤之一曰“拔塞幹暾沙钵俟斤”⑨，拔塞是俟斤的官号，犹如阙特勤碑铭中Bars是beg的官号。拓（to:g）意为土地，可引申为国土、领土。突厥语中以“国土”作为美称和官号的辞汇，还有el，中文或译作“伊利”。突厥有伊利可汗，学者认为即El Qaγan，其可汗号el意为土地。⑩古突厥碑铭中的ellig的词根就是el, 回鹘九姓可汗的可汗号里有“颉”字，是这个词的异译。11 西晋时期拓跋部的首领有个猗卢，“猗卢”也可能是el一词的异译。以“土地”为美称，与土地、土壤所代表的国土、领土有关。春秋时晋公子重耳避难于卫，乞食于野人，野人“与之块”，子犯却说“天赐也”，杜预的解释是“得土，有国之祥，故以为天赐”12。高句丽第十八代王伊连“号为故国壤王”，亦以壤为王号13。正如下文所要论证的，拓跋一词中的“跋（beg）”在魏晋鲜卑诸部的部族名号中发挥① 《旧唐书》卷一○九《阿史那社尒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3288页。② Talât Tekin, Orhon Yaıitları, p. 12.③ Talât Tekin, A Grammer of Orkhon Turkic, p. 234.④ Talât Tekin, A Grammer of Orkhon Turkic, p. 311.⑤ 芮传民：《古突厥碑铭研究》，222页。芮传民在注释里解释了作如此翻译的理由，见该书251-252页。关于伯克制度自突厥以后至清代的变迁情况，请参看苗普生《伯克制度》，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1-22页。有关清代新疆的伯克制度，佐口透《18－19世纪新疆社会史研究》一书有专章讨论，中译本，凌颂纯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1-222页。⑥ 《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5165页。⑦ Edwin G. Pulleyblank, The Chinese Name for the Turk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85, No. 2 (1965), pp. 121-125. 这种把bäg对译为“匐”字的情况，还得到古吐蕃文史料的证实。请参看Christopher I. Beckwith, The Tibetan Empire in Central Asi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58, note 23. 除了把beg译作“匐”以外，唐代史料也把beg译作“辈”。如《新唐书》叙坚昆国曰：“其酋长三人，曰讫悉辈，曰居沙波辈，曰阿米辈，共治其国。”见《新唐书》卷二一七下《回鹘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6149页。⑧ 岑仲勉：《突厥集史》，882页。⑨ 《旧唐书》卷一九四下《突厥传下》，5186页。⑩ Omeljan Pritsak, Old Turkic Regnal Names in the Chinese Sources, Journal of Turkish Studies, Vol. 9 (1985), pp. 205-211.11 Volker Rybatzki, Titles of Türk and Uigur Rulers in the Old Turkic Inscriptions,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vol. 44/2 (2000), p.207.12 杜预：《春秋经传集释》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335页。13 金富轼：《三国史记》卷一八，见郑求福等《译注三国史记》，第1册，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1996年，182-183页。 6了极为突出的作用。显然这个词在突厥时代及突厥语诸民族的历史中相当常见，但它是不是一个突厥语词呢？虽然林安庆认为这是一个突厥语词，但是克劳森却无法在突厥语中找到它的语源。巴赞（Louis Bazin）和博文（Harold Bowen）为《伊斯兰百科全书》（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所写的“beg or beγ”条，列举了中亚突厥语诸民族使用beg一称的情况，①很显然他们也不能找到这个词的突厥语语源，可是他们在明确指出突厥语的beg是借词之后，却又猜测beg很可能是从伊朗语借入的，其原型是萨珊王朝王号中的bag, viz，意为神圣（巴格达Bag-dād即由此得名）。Karl Menges认为，bäg是从baγa演变而来的②，巴赞一再强调bäg的源头在伊朗语之中③。然而根据我们的研究，baγa与bäg都是很早就出现在说古蒙古语的蒙古高原东部的族群中间了，它们同时并存，甚至一起组合成新的、较为稳定的名号（莫贺弗）。因此不能得出bäg源于baγa的结论。而且，如果认为bäg是从萨珊波斯时代的王号借入阿尔泰民族中，那么，蒙古高原上出现bäg的时间，绝不能早于萨珊波斯的鼎盛时期。伊朗学家一般认为萨珊的兴起不得早于3世纪，3世纪后期萨珊政权的影响力开始深入到阿姆河以北的草原地带。④可是正如我们下面就要论证的，这恰恰是蒙古高原上鲜卑诸部的政治发育进入全新时期，即从部落向酋邦（chiefdom）或原始国家（premitive state）跃进的时期，也正是各部首领的官号中包含有bäg名号的时期。这说明，鲜卑诸部采用bäg称号，并不晚于萨珊波斯，自然也谈不上从萨珊波斯借入这一称号。因此，对于bäg或beg一词的语源，现有的解释还是不够的，新的突破很可能仰赖我们对中国北族名号制度的进一步研究。有关“拓跋”语源的探讨，到此暂时告一段落。现在可以肯定，拓跋这个长期作为部族名称并进而成为部族核心家庭姓氏的名词，原本不过是作为官号与官称相结合的一组复合词，也就是说，很可能本来只是该部落某一首领所担任的职务的名号（这种名号包含官号与官称两个部分），后来竟然凝固而成为部族名称和家族姓氏。这种以官为氏的例证，在华夏与北族中都很容易找到。与拓跋同时的北族的例子，最明显的是建立了北凉政权的卢水胡沮渠氏，正是号称“其先世为匈奴左沮渠，遂以官为氏”⑤。沮渠的语源早已无迹可寻，但幸好拓跋一词还可以获得以上所述的分析。以此分析为基础，我们将尝试对中古早期的北方民族问题，进行更深入、更有趣的考察。① 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 vol. I, 1159a. CD-Rom edition, Leide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2003.② Karl Menges, Titles and Organizational Terms of the Qytan (Liao) and Qara-Qytaj (Śi-Liao), Rocznik Orientalistyczny, Tomo XVII (1951 - 1952), pp. 68-79.③ Louis Bazin, Pre-Islamic Turkic Borrowings in Upper Asia: Some Crucial Semantic Fields, Diogenes, vol. XLIII (1995), pp. 35-44.④ Richard N. Frye, The History of Ancient Iran, München: 1984, pp. 291-292.⑤ 《太平御览》卷一二四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北凉录》，中华书局影印本，1960年，602页。 7二、魏晋时期鲜卑各部的部族名号以上对拓跋语源的讨论，说明拓跋得名于一组由官号（拓，即to:g）与官称（跋，即beg）相结合的名号。但是应当说明的是，中文史料所记录的北族职官体系里，前于拓跋的匈奴①，后于拓跋的突厥②，以及与拓跋同时的柔然③， bäg都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官职出现。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求助于中文以外的、史料价值更为重要的史料。在古突厥碑铭里，bäg显然是常规的政治职务，代表着某种政治地位。暾欲谷碑第二碑西面第1行和第7行记突厥军队与十箭（On Oq）的战争，称突厥部族首领和十箭部众首领时，表示首领的词是bägläri，正是bäg（即beg）的复数形式。④由于暾欲谷碑此处所说到的bäg是一种泛称，并不是指某一位具体的bäg，所以只有官称而没有官号。Tekin解释复数形式的bägläri为“突厥贵族、上层社会、大人、武士”⑤。在古突厥碑铭里，bägläri与buyruq常常作为贵族和官员阶层的代称，buyruq意为大臣、高官⑥，唐人译作“梅录”⑦。克劳森把buyruk解释为可汗之下负责军、政事务高级官员的通称（generic term）⑧。古突厥碑文里bägläri与buyruq同样起着通称的作用。中文里这种通称有“官”、“大臣”等等，并不是具体官职。bäg与buyruq是不是并不作为具体官称使用呢？前面提到bars bäg，证明bäg也许同时还是一种具体官称。中文史料里，回纥时期梅录常常用作官号（梅录啜、梅录将军），也用作具体官称（大、小梅录）。我们在研究官号与官称起源演化的问题时，已经指出官称与官号有着共同的名号起源，名号分化为官称与官号，“官号与官职都是从名号中发展出来的，一部分名号凝固成为官职，一部分名号成为官号，某些名号在凝固为官职的同时，其‘美名’、‘美称’的属性并未消失，仍然可以被当作修饰词使用，也就是说，同时保留了官号的形式”⑨。可以肯定的是，与可汗、设、特勤、达干等等为人熟知的突厥官称一样，匐（bäg）和梅录（buyruq）也是从美称、美名的名号发展而凝固成为某种官称的，但它们又都保留了官号的形式，可以用于修饰其它官称，或仅仅作为美称、美名使用。这种官称、官号、美名与美称的纷繁重叠，是内亚社会政治制度发育历史的重要特征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即使已经知道拓跋是一组官号与官称相结合的名号，也很难确认拓跋之跋是否某一具体官称，更无从了解它是从哪① 谢剑：《匈奴政治制度的研究》，《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1本第2分，1969年，231-272页。② 杜佑：《通典》卷一九七《北狄·突厥上》，中华书局，1988年，5402页。③ 周伟洲：《敕勒与柔然》，165-173页。④ Volker Rybatzki, Die Toñuquq-Inschrift, pp. 65-67; Talât Tekin, Tunyukuk Yazıtı, pp 17-19.⑤ Talât Tekin, A Grammer of Orkhon Turkic, p. 311.⑥ Talât Tekin, A Grammer of Orkhon Turkic, p. 322.⑦ 岑仲勉：《跋突厥文阙特勤碑》，《辅仁学志》第六卷一、二合期，1936年。⑧ Sir Gerard Clauson,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Century Turkish, p. 387.⑨ 罗新：《可汗号研究》，184页。 8一个政治组织内获得的。值得注意的是，魏晋时期各鲜卑部族的部族名称，有很多与拓跋一样是由官号与官称相结合的一组名号，而且其官称部分与拓跋一样也是bäg，虽然中文翻译时用字不同，但经过研究可以肯定都是bäg一词不同的的中文音译（transliteration）。最明显的是秃发。钱大昕早就说过，秃发与拓跋，本同音异译①。《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史部，有《托跋凉录》十卷②，《旧唐书》卷四六《经籍志上》写作《拓跋凉录》③，这部南凉史书，应当是北魏迁洛以前的作品，那时南凉国姓，与北魏相同，故称拓跋凉。孝文区别南凉国姓曰秃发，改为源氏，而以北魏皇室独专拓跋，改为元氏④。此后有关南凉诸史，遂尽用秃发一姓⑤。尽管史书中有关秃发与拓跋同源异流的证据很多，但我怀疑都是北魏太武帝接纳源贺（贺豆跋）成为拓跋宗室以后伪造的。秃发鲜卑同样得名于[to:g beg]，但被译成含有贬义的秃发，很可能是由于这一部族从未与江左的东晋和刘宋建立官方联系，并且对于仇池等地构成威胁⑥。太武帝接纳源贺，赐予同姓，就是否定了江左的译名，允许源贺一家使用拓跋姓氏。然而《宋书》记元嘉二十九年有北魏“长社戍主永平公秃发幡乃同”⑦，《资治通鉴》作“秃髠幡”⑧。如果作秃发是，那么存在两种可能：一，源贺以外的南凉宗室未必得到了改姓的许可；二，这个秃发幡乃同尽管已经改姓，但刘宋人知道他来自南凉的背景，因此仍然译其姓氏为秃发。到孝文帝改革姓氏，别秃发、拓跋为源、元二氏，其实就是要澄清二者同音不同源、同名不同实的事实。《魏书》还特地解释了“秃发”得名之由来：“初母孕寿阗，因寝产于被中，乃名秃发，其俗为被覆之义。”⑨这个解释应当是北魏人所给出的，目的正是为了区别秃发与拓跋，掩盖拓跋与秃发同音异译的事实。无论秃发与拓跋部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遥远而难以确认的亲缘关系，秃发与拓跋一样得名于[to:g beg]，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十六国时期建立了西秦政权的陇西鲜卑乞伏部，其部族名称“乞伏”，或作乞扶、乞佛、①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二二，商务印书馆，1958年，446页。② 《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年，963页。③ 《旧唐书》卷四六《经籍志上》，1993页。④ 罗新：《北魏直勤考》，《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27页。⑤ 姚薇元认为秃发是魏收所改，见姚薇元《北朝胡姓考》，中华书局，1962年，239页。其实改南凉拓跋为秃发，要早得多。崔鸿《十六国春秋》有《南凉录》，已尽改为秃发，见《太平御览》卷一二六南凉三主各条，609页。亦请参看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上编，128-133页。⑥ 由于政治关系不同而有不同译名以见褒贬之义的情况，既发生在部族名称上，也发生在个人名字上。前者如南朝译柔然为芮芮，北魏译作蠕蠕；后者如北凉的第二任君主，南朝译作沮渠茂虔，北魏译作沮渠牧犍。⑦ 《宋书》卷七四《鲁爽传》，1924页。⑧ 《资治通鉴》卷一二六，3978页。⑨ 《魏书》卷九九《鲜卑秃发乌孤传》，2200页。 9乞步①。据蒲立本构拟的早期中古音，伏音buwk,与匐完全一样②。又据李珍华、周长楫《汉字古今音表》，伏、匐的中古音拟音都是bǐuk，两字完全同音③。可见“乞伏”之“伏”，与“匐”一样是beg的又一种翻译。乞伏是由官号（乞,其语源有待研究）与官称（伏，即beg）相结合而构成的一组名号，结构形式与拓跋、秃发一样，甚至官称也一样（beg）,不同的仅仅是官号。《晋书》记陇西鲜卑“自漠北南出大阴山”时，先只有“如弗斯、出连、叱卢三部”，然而当叙及“一小儿”出现时，却说“时又有乞伏部有老父无子者，请养为子”，似乎三部之外，别有乞伏部。④可是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很可能是后人不理解乞伏名号起源而给收养了小儿的老人妄加“乞伏部”的说明。我认为，实际上乞伏作为部族名称是后来出现的，是在那个小儿成长起来以后才获得的。这个后来号称“乞伏可汗托铎莫何”的人，在传说中无父无母，正是为了强调他是乞伏部的始祖，乞伏的名号应当是在他获得“乞伏可汗托铎莫何”称号之后才出现的。这个“乞伏可汗托铎莫何”称号，也是一组官号与官称相结合的名号。《晋书》解释托铎为“非神非人之称”，卜弼德在其《胡天汉月方诸》系列札记里讨论及此，认为即是突厥语中的taγdaqï，意为“山居者”，与突厥人的高山崇拜传统颇有关系⑤。莫何即古突厥碑文里的baγa，夏德早就把Baga Tarkhan与唐代史料中的“莫贺达干”对应起来⑥。莫贺即莫何，陈三平认为莫何来自古伊朗语的bagapuhr，原意指神之子，这个名号后来经历了贬值（devaluation）过程，被北方诸族用于指称部落酋长⑦。Tekin解释baγa是低级官员⑧，这恐怕是不够的，baγa既是部落酋长一级的官称，也是用途广泛的美称与官号，比如在“莫贺达干”这一词组当中，莫贺就是达干的官号⑨。在“乞伏可汗托铎莫何”里，“乞伏可汗托铎”应该都是官号，这组官号由乞伏、可汗、托铎三个美称构成⑩。乞伏作为一种美称的语源虽已无从考证，但如前所述，它本身是由乞（美称，官号）与伏（beg, 官称）两个部分组合而① 陈连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178-180页。陈连庆把“乞步落坚”说成姓乞步、名落坚，我以为是错误的。步落坚为一突厥语词，卜弼德对此有非常好的研究，见Peter A. Boodberg, Two Not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Frontier, pp. 301-304.② Edwin G. Pulleyblank, Lexicon of Reconstructed Pronunciation in Early Middle Chinese, Late Middle Chinese, and Early Mandarin,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1991, p. 98.③ 李珍华、周长楫：《汉字古今音表》，中华书局，1999年，22页。④ 《晋书》卷一二五《乞伏国仁载记》，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3113页。⑤ Peter A. Boodberg, Selected Works of Peter A. Boodberg, p. 103.⑥ Friedrich Hirth, Nachworte zur Inschrift des Tonjukuk, p. 56.⑦ Sanping Chen, Son of Heaven and Son of God: Interactions among Acient Asiatic Cultures regarding Sacral Kingship and Theophoric Name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Series 3, 12-3, 2002, pp.289-325.⑧ Talât Tekin, A Grammer of Orkhon Turkic, p. 307.⑨ 关于达干，请参看韩儒林《蒙古答剌罕考》，载其论文集《穹庐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18－46页。⑩ 这就意味着，后来成为内亚民族高级政治体元首称号的可汗，也曾经仅仅是一种美称，被用作莫何等官称的官号。这完全符合我们对内亚政治组织制度形式演化的基本看法。 10成的词组，而这个词组作为一个整体又演化为官号与美称。获得了“乞伏可汗托铎莫何”称号的人，通常会从这一组官号中选取一部分作为简称，“乞伏”就是被用作简称从而成为那位莫何的通用代号，这样的英雄人物的出现，会给部族的Identity注入新资源，引起新变化。这也就是乞伏部族名称的来历。部族名称来源于部族某一重要酋首官号的显著例证，还有贺兰氏。据《周书》，“其先与魏俱起，有纥伏者，为贺兰莫何弗，因以为氏”①。纥伏得到贺兰莫何弗的称号，贺兰是官号，莫何弗是官称②。贺兰部族名即得自于纥伏的官号。可见部族名称源于该部族历史上某一重要酋首的名号（正如我们以前所讨论过的，当这位酋首获得某一官称时，他也同时获得一个或一组官号，官号与官称共同构成他的名号，这一名号立即成为他的新身份，旧的名字或名号即被弃置，不复使用），而且主要来自名号中的官号而不是官称，很可能在中古北族中并不是孤立的现象。我们还可以举出另一个例证。关于慕容鲜卑的得名，《晋书》有关莫护跋效法燕代风俗习戴步摇冠，从而被其他鲜卑称为步摇，其后音讹变成慕容的说法，显然是一种附会；此外，《晋书》还提供了一个更离奇的解释，“或云慕二仪之德，继三光之容，遂以慕容为氏”。③胡三省斥之为诞，一概不予采信。④《三国志》注引《魏书》，记檀石槐之中部大人有慕容。⑤胡三省说“是则慕容部之始也”⑥。马长寿据此推论，“若然，则‘慕容’原为大人之名，后世始演变为氏族之名”⑦。虽然否定了步摇冠的附会，但把慕容鲜卑看成檀石槐中部某大人之后，在空间上存在严重的困难。如果把慕容理解成北族使用很广的某种美称、某种名号，就不会一见到它便与后来的慕容鲜卑联想到一起，正如我们不必把唐代的慕容氏与十六国的五燕联系到一起一样。我认为，《晋书》所记关于慕容得名于步摇冠的传说，很可能也含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这就是标识了时间，把慕容名号与莫护跋时期的历史联系起来。莫护跋是慕容廆的曾祖，“魏初率其诸部入居辽西”，开始与中原政权发生密切联系，并慕习华夏，“敛发袭冠”，是慕容鲜卑发展史上划时代的人物。吕思勉早就注意到莫护跋对于慕容部历史的重要性，指出慕容部的名字即来自莫护跋之名，并且强调“慕容二字，固明明① 《周书》卷二○《贺兰祥传》，335页。案《北史》卷六一《贺兰祥传》，纥伏作乞伏，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2179页。如果《北史》不误，那么用作人名的乞伏这一词组，作为美称而成为北族传统的一部分，更得到了新的证据。② 莫何弗，或作莫贺弗，或省称莫弗，是由莫何与弗组合而成的一种官称，即[ baγa beg ]，有关弗的论证详见后文。③ 《晋书》卷一○八《慕容廆载记》， 2803页。④ 《资治通鉴》卷八一，2576-7页。⑤ 《三国志》卷三○《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注引《魏书》，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年，838页。⑥ 《资治通鉴》卷八一，2576页。⑦ 马长寿：《乌桓与鲜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185页。 11莫护转音也”①。白鸟库吉考证，莫、慕二字，中古译名时常可互用，慕容可能就是阿尔泰语系bayan一词，意为富，是一种美称。②据此，我们可以推论，慕容并不是步摇的“音讹”，而是莫护“音讹”的结果。无论莫护的语源是什么③，莫护跋与拓跋、乞伏一样，也是由一个官号（莫护）加一个官称（跋，即beg）组合而成的一组名号。这组名号的性质是官号而不是官称。莫护跋当时的官称，很可能是可汗。《宋书》记慕容鲜卑乙那娄与吐谷浑对话，称吐谷浑为“可寒”④。由此知道吐谷浑当时的官称是可寒，可寒即可汗（Khan）⑤。《旧唐书》记北魏乐府所传北歌，有《慕容可汗》、《吐谷浑》等篇⑥。《慕容可汗》当是歌咏慕容廆事迹的，而《吐谷浑》很可能就是慕容廆思念其兄的所谓《阿干之歌》。慕容廆称可汗，吐谷浑亦称可汗。而二人的父亲名“亦洛韩”，“韩”字当是“可汗”的省译，而“亦洛”很可能是el的音译（亦洛韩即el khan）。可见慕容鲜卑的君长父子皆称可汗，这是因为当时可汗一职尚未演化为高级政体（supratribal polities）的首脑（supreme ruler）的称谓⑦。由此可知，慕容廆的可汗号是若洛廆，吐谷浑的可汗号就是吐谷浑，若洛廆和吐谷浑都是可汗号。可汗号加上可汗的官称，构成慕容廆和吐谷浑各自的政治名号。有趣的是，正是这个名号中的官号，而不是其官称或名号的全部，最终演化成为本部族的名称。这与乞伏、贺兰两个部族得名的模式完全一致。那么，拓跋这个同样由官号加官称组合而成的词组，到底是拓跋先世某位酋首的全部名号呢，还是如贺兰、乞伏、慕容一样仅仅是他的官号或官号的一部分？这当然是一个难以确认的问题。拓跋部的酋首似乎早在南迁之前就获得了可汗的称呼，嘎仙洞石壁祝文有“皇祖先可寒”、“皇妣先可敦”⑧，而在《魏书》里写作“皇祖先妣”⑨。北魏奚智墓志称奚氏（即达奚氏）“始与大魏同先，仆脍可汗之后裔”⑩，罗振玉认为“仆脍可汗”即《魏书》所记献帝隣之父威皇帝侩11。《资治通鉴》屡以可汗称拓跋先世君长，必有所据。12如果我们相信① 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808页。② 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上编，60-64页。③ 从语音上看，莫护与莫贺更加接近，把莫护跋理解成莫贺跋，即莫贺弗[ baγa beg ]，似乎是更合理的。但无论莫护跋的语源是什么，在深入接触幽燕地区华夏文化之后，慕容鲜卑开始以汉字中的美名嘉字音译自己的部族、氏族及个人名号，这个过程才会发生所谓“音讹”的问题。这似乎也说明了，慕容名号的获得是比较晚的事情，作为传奇祖先的莫护跋的名号（应当仅仅以莫护称他）已经行用很久了，这样才可能会出现“音讹”。④ 《宋书》卷九六《鲜卑吐谷浑传》，2369页。⑤ 《北史》卷九六《吐谷浑传》载此事与《宋书》略同，可寒即作可汗，见3178页。⑥ 《旧唐书》卷二九《音乐志二》，1071-1072页。⑦ 罗新：《可汗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178页。⑧ 米文平：《鲜卑石室寻访记》，山东画报出版社，1997年，55页。⑨ 《魏书》卷一○八《礼志一》，2738页。⑩ 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科学出版社，1956年，图版二○七号。11 罗振玉：《丙寅稿》，《罗雪堂先生全集续编》第一册，台北：文华出版公司，1969年，185-186页。12 罗新：《可汗号研究》，177-178页。但是，必须注意的是，所有关于拓跋早期君长称可汗的证据，都来12这些证据，那么拓跋部至迟是从威皇帝侩就称可汗的。当然，这时的可汗称号还不是专属于部族酋首的，部族君长的父子兄弟很可能都称可汗。力微长子名沙漠汗，这个“汗”应即可汗的省译，“沙漠”是可汗号①。可见拓跋鲜卑与慕容鲜卑一样，其君长大人皆以可汗为官称。而据《魏书》，在迁至漠南的重要事件前后，献帝鄰对本部落进行了一次大分割，“至献帝时，七分国人，使诸兄弟各摄领之，乃分其氏。自后兼并他国，各有本部，部中别族，为内姓焉”②。这段话说明，在献帝这次部族整合重组之后，八部的结构才稳定下来，此前还没有拓跋部名，所以诸兄弟之部后来各自得姓，拓跋一名应当是在八部架构确定以后才获得的。那么，拓跋部到底是什么时候获得拓跋称号的呢？如果此时拓跋君长皆称可汗，那么拓跋就只能是某位可汗的可汗号，或是其可汗号的一部分。《魏书》记两位先后领导了南迁伟业的宣帝、献帝，都号曰推寅③，也就是说，这两位功业相当的可汗的可汗号都是“推寅”。蒙古可汗号有“达延”、“塔阳”，其语源很可能是突厥语的tayan，克劳森解释说“明显是一种官职名”④。檀石槐西部大人有名日律推演者，学者多认为此日律推演即拓跋之推寅⑤，但在排比年代上存在着矛盾⑥。其实，明了推演或推寅不过是一种常常作为北族官号使用的美称⑦，就不必一定要在檀石槐的日律推演与拓跋历史上的两个推寅之间寻找相关性⑧。拓跋不是献帝鄰的可汗号。献帝之子诘汾，在位不久，事业无闻，他对于拓跋部的历史影响较弱。诘汾音近去汾，去汾在柔然职官体系里相当重要⑨，也是北族常用的官号与官称，因此诘汾应当是圣武帝的可汗号而不是他的名字⑩。既然献帝与圣武帝的可汗号中都没有拓跋，那么可以肯定拓跋部名不是从他们的可汗号中得来自北魏建国之后，存在追称可汗的可能。① 东汉末年幽州东部塞外鲜卑有部落大人厥机，其子名“沙末汗”，与拓跋部沙漠汗的官号、官称都一样。见《三国志》卷三○《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840页。② 《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3005页。③ 《魏书》卷一《序纪》，2页。④ Sir Gerard Clauson,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Century Turkish, p. 569.⑤ 最早提出这种联系的是胡三省，见《资治通鉴》卷七七胡注，2459页；白鸟库吉据此论证第一推寅即推演，见《东胡民族考》上编，123页；中国学者中有代表性的，见马长寿《乌桓与鲜卑》，185-186页。⑥ 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年，278页。一定是面对这一年代上的差互矛盾，所以田余庆先生在《拓跋史探》的两个地方，分别以两个推寅与推演相勘同，见《拓跋史探》，三联书店，2003年，147页、220页。⑦ 吐谷浑的长子名吐延，吐延很可能就是推演的另一种译写。⑧ 这种把檀石槐时期的西部大人日律推演（我认为日律是一种官号，与猗卢同源，亦即突厥时代之伊利，el是也），与拓跋先世的两个推寅联系起来的观点，在中外学者中影响很大。见K. H. J. Gardiner and Rafe de Crespigny, T’an-shih-huai and the Hsien-pi Tribes of the Second Century A. D., 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77, pp. 1-44. 与Gardiner 和 de Crespigny同校的Jennifer Holmgren，还根据这种相关性，提出两个推寅其实是根据同一个推演制造出来的，她还由此编制了全新的拓跋先世谱系。参看Jennifer Holmgren, Annals of Tai, Early To-pa History According to the First Chapter of the Wei-shu,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19-20.⑨ 周伟洲：《敕勒与柔然》，169页。⑩ 高车十二姓有俟分氏，见《北史》卷九八《高车传》，3273页。俟分，很可能与诘汾是同一个辞汇。据《新唐书》，宇文氏本姓俟汾，音讹而为宇文，见《新唐书》卷七一下《宰相世系表一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2403页。 13的。在南迁后的拓跋部的历史上，只有力微具有无比的重要性。①孝文帝太和十四年（490）八月，李彪、崔光等议五行历运时，说“然此帝业，神元为首”。②神元帝力微的突出功业与漫长统治，极有可能使他本人的名字，即他的官号（可汗号）或官号的一部分，变成草原上其他部落对他的酋邦或其本部的代称，并且使这种代称稳定和凝固下来。当然史料中找不到任何直接的证据说明拓跋曾经是力微的可汗号或可汗号的一部分（显然“力微”也应当是可汗号的一部分），但作如此推想的理由确实也是存在的。力微领导的拓跋部与中原政权发生正式交往，在魏元帝景元二年（261），自后往来频数，而《晋书》等史料中率皆以“鲜卑力微”相称，不见拓跋之号。甚至到西晋末年，刘琨上表提到猗卢，亦只称“鲜卑猗卢”③。即使此时拓跋部名已经行用于代北，其时间必不甚久。我怀疑，作为力微可汗号一部分的“拓跋”，是在力微时期成为整个部族的他称，而到力微死后才逐渐作为自称而成为拓跋部族正式名称的。这种情况与慕容、贺兰、乞伏的得名模式也完全一致。如果以上论证成立，那么，有关秃发、拓跋同源的说法，就明显是站不住的。河西鲜卑秃发部之得名，一定与自己部族历史上某位君长的名号有关，而与阴山地区的力微无关。这种名号恰巧重合以致部族名称重合，但汉字译写时以不同汉字以加区别的情况，在中古早期的北族社会里应当比较普遍。比如，《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记代人改姓，有叱罗氏、叱利氏、叱吕氏、叱卢氏，分别改汉姓为罗氏、利氏、吕氏、祝氏。④汉字译写成叱罗、叱利、叱吕、叱卢的时候，已经分明区别为四个名号，而进一步改成罗、利、吕、祝四姓，就完全看不出它们本来的同音同名关系了。其实，叱罗、叱利、叱吕、叱卢，极有可能是同一个突厥语词汇kül（唐人常译作“阙”）的不同译写。毗伽可汗碑里记有Kül Čor（唐人译作“阙啜”）、Kül Irkin（唐人译作“阙俟斤”）⑤，更著名的例子是阙特勤碑里的阙特勤（Kül Tigin）。在这三个用例中，Kül都是作为官号，分别与三个不同的官称（啜、俟斤、特勤）结合而成为三组专门名号。Tekin解释kül的意思是“人名”⑥，恐怕是不确切的，kül作为美称，首先是官号，当然可能也演化成一级官称。叱罗、叱利、叱吕、叱卢作为四个部族的的名称，其得名模式，很可能与前文讨论过的乞伏、贺兰等等一样，都来自官号kül，当然各自所修饰的官称已无从考知。这种重复在北族社会里本来并不奇怪，但若是译成同样的汉字，① 姚大力：《论拓跋鲜卑部的早期历史》，《复旦学报》2005年第2期。姚大力先生在此文中论证《魏书》所记力微生年之提前，以及作为最高游牧君长的可汗称号始于力微，都不是我能够赞同的。不过他论证的起点是强调力微对于拓跋历史的重要性，这无疑是可取的。② 《魏书》卷一○八之一《礼志一》，2746页。③ 《晋书》卷六二《刘琨传》，1684页。④ 《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3007-3013页。⑤ Talât Tekin, A Grammer of Orkhon Turkic, p. 246.⑥ Talât Tekin, A Grammer of Orkhon Turkic, p. 353.14则容易使人误会为同部同族，这应该是译成不同汉字的主要原因。这种有意识的纷歧，恰恰能够准确反映北族社会部族结构的实际面貌。秃发与拓跋的关系，当作如是观。其实拓跋作为美称或官号，在后来的突厥政治体中，也还可以找到用例。比如他钵可汗的可汗号“他钵”①，其实就是[to:g beg]的异译。西突厥有“他匐十姓”②，“他匐”，也是[to:g beg]的异译。魏晋时期鲜卑诸部的部族名，明显是以某个官号加[beg]官称构成一组名号的，除了拓跋、秃发、乞伏以外，还有游牧于青海湖地区的乙弗部。蒲立本构拟弗的早期中古音是put, 与伏、匐相近③。据李珍华、周长楫，弗的中古音是bǐuət，亦与伏、匐相近④。乙弗很可能与刘卫辰所居住的悦跋城之“悦跋”是同一个词，因为这个时期汉字“悦”和“伊”在翻译外族名氏时可以互用，如北魏的伊力氏，又作悦力氏⑤。北魏宣武帝时立伊匐为高车王⑥，伊匐，与乙弗、悦跋是同一个词。在青海的乙弗部之外，拓跋鲜卑的代北集团中，也有一个以乙弗为名的部落。《北史》卷四九《乙弗朗传》：“其先东部人也。世为部落大人，与魏徙代，后因家上乐焉。”⑦《魏书》记载北魏初年有“乙弗部帅代题”⑧，北魏有乙瓌、乙浑等，皆出于其部。这两支乙弗各自为部、各自得名的过程，大概类似于拓跋与秃发。姚薇元把他们放在同一个姓氏里考索⑨，似乎认定二者是同源异流，其实他们并不相干。《魏书》另列羽弗氏，陈连庆怀疑羽弗即乙弗异译⑩。根据我们前面对部族得名偶然重合问题的讨论，即使羽弗与乙弗是同一个北族词汇的不同翻译，它们各自所指代的部族也未必相同。北朝内入北族的姓氏，通常都是其所属部族的名称。号称鲜卑的姓氏中，还有拔拔氏（长孙氏）、他骆拔氏（骆氏）、俟力伐氏（鲍氏）、柯拔氏（柯氏）等等；高车诸部，有黜弗氏、斛拔氏（贺拔氏）等等，其部族名称明显带有[beg]一词，其构词形式与拓跋相类，其得名方式，很可能也相去不远。特别显著的例子是俟力伐氏（鲍氏）11，俟力（俟利）是一种普遍见于中古北族的官称12，必为美称无疑，亦必具有官号功能，而俟力（俟利）与伐（beg）① 《周书》卷五○《异域传》，911页。② 《旧唐书》卷九七《郭元振传》，3046页。③ Edwin G. Pulleyblank, Lexicon of Reconstructed Pronunciation in Early Middle Chinese, Late Middle Chinese, and Early Mandarin, p. 99.④ 李珍华、周长楫：《汉字古今音表》，192页。⑤ 陈连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81页。⑥ 《北史》卷九八《高车传》，3275页。⑦ 《北史》卷四九《乙弗朗传》，1810页。⑧ 《魏书》卷二《太祖纪》，20页。⑨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160-165页。⑩ 陈连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86页。11 隋代《郁久闾伏仁墓志》中，提到伏仁的曾祖“俟利弗”，俟利弗即俟利发的异译。见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科学出版社，1956年，图版五九九号。12 俟利发，很多突厥学家认为即eltäbir，但是蒲立本（Pulleyblank）认为这个对译“在语音上不严格”，因而持怀疑态度。见其所著《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T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 Asia Major, new series, IX, 1962），中译本，潘悟云、徐文堪译，中华书局，1999年，10-11页。我认为，俟力（俟利）很可15结合，既构成新的官称，也可以作为官号使用。突厥语[beg]一词在魏晋时期的北族特别是鲜卑诸部政治文化中的重要意义，于此可见一斑。至于以[beg]为美称而取作名字的（中文译名的最后一个字是跋、拔、发、弗、馛、伏、伐等等），就更加普遍，不胜枚举了①。三、部族得名与部族政治体的发育卜弼德（P. A. Boodberg）总结游牧组织及个人得名的七个来源，其第三项即是official titles，特别是部落首领在游牧国家组织（如单于庭、可汗庭等等）里的政治职位。②Lindner在他那篇讨论游牧部落定义的著名论文中，明确指出游牧部落的Identity来自其政治首领。③Golden也说，当游牧部落组织发生政治重组的时候，其军事领袖在决定整个集团的Identity方面变得至关重要，尤其表现在部落名称上面，比如奥托曼（Ottoman）得名于部落首领Osman（Ottoman源于Osmanlı，而Osmanlı是首领名Osmân加上了一个后缀-lı，意思是“Osmân的民众”）。④可见许多研究者早就注意到，游牧部族的政治体名称，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该政治体的政治领袖。问题在于，游牧政治体政治领袖的名称，又是如何获得的呢？根据我们对内亚民族政治名号分化问题的研究，游牧政治体的政治领袖，在获得某一新的政治职位时，他的称号也应发生相应的变化，新称号中，既包含了他所担任的新职务（官称），也包含了专属于该政治领袖个人的新美称（官号）。新的官称与官号，共同构成了该政治领袖的Identity，然而其中最重要的成份是官号而不是官称。本文前面对拓跋及其它魏晋时期鲜卑诸部得名由来的研究，也显示了部族首领的官号转化成为部族名称的普遍情况。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中古时期北族部族得名的一种机制：部族首领的官号，成为人们称呼该首领的主要名称，官号转化为该首领实际行用的名称；该部族首领的名称，又成为外部世界（与该部族相对应的其它游牧部族及农耕社会组织）称呼该部族的主要名称，经过一段时间，起于他称的这一名称最终为该部族内部所接受和认同，从而凝固成为该部族的正式名称。举一个例子，吐谷浑正式成为部族名称，在吐谷浑之孙叶延时。 据《宋书》：“（叶延）自谓曾祖弈洛韩始封昌黎公，曰：‘吾为公孙之子，案礼，公孙之子，得氏王父字。’命姓能与突厥时期也很常见的伊利是同一个词，即突厥语之el，意为国土。① 我怀疑汉晋之际北方部族较低级别的政治体首领，被记作“大人”、“酋大”、“帅”等等称谓的，其原型很可能就是beg之类的词汇。② Peter A. Boodberg, Two Not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Frontier,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1, No. 3/4 (1936), p. 306. 此文后收入Selected Works of Peter A. Boodberg, pp. 240-264.③ Rudi Paul Lindner, What Was a Nomadic Trib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24, Issue 4 (Oct., 1982), p. 701.④ Peter B. Golde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Turkic Peoples,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92, p. 5.16为吐谷浑氏。”①这显然是以华夏传统附会吐谷浑部族之得名。根据我们的研究，吐谷浑与暾欲谷是同一个词，即Toñuquq，而Toñuquq作为北族的一组官号，是由暾（即吐，ton）和欲谷（即谷浑，juquq）两个官号联合构成的。②吐谷浑在世时，其部落由其名称（即官号）已暂时获得吐谷浑之名，不过这很可能仅仅是他称，而不是自称。吐谷浑去世后，也许周围诸部对吐谷浑部的称谓并没有改变，原来的他称由此得以强化，促使吐谷浑部族内部开始接受这一称谓，并使之变成自称，到叶延时候才正式予以确认。与此相应，拓跋、秃发、慕容、乞伏、乙弗、贺兰诸部的得名，也大致走了同一路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从三世纪后期吐谷浑率领他的部落远徙青海，到八世纪中期慕容兆即位，近五个世纪的时间内，吐谷浑共传十九代二十六主。③然而，经历了这么多的政治首领，内部结构及构成必已发生众多变化的吐谷浑政治体，却始终保持了“吐谷浑”的国族名号。也就是说，吐谷浑之后的二十五任首领，都没有能够把自己的Identity（无论是个人的名字、官称还是官号）作用到其政治组织的Identity之上。中古时期其它北族的政治体也有类似的情况，看不到一个已经以某一名号为世所知的部族，会因为新的政治首领而改换其部族名号。这说明，部族名号既有随部族政治首领的改变而改变、富于变化和不稳定的一面，又有在某一政治体内长期延续、相当稳定的一面。这种相互对立、却明显共存于北族政治传统之内的两面性，又当如何理解呢？我认为，北方部族政治传统中的这种两面性，并非同时共存的，它们分别是部族政治体的政治发育处于不同阶段时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特征。研究国家形成理论的学者，特别是其中的文化人类学家，都同意早期社会政治体演化过程中，从较低级别如氏族（clan）或群队（或译作游团，band），经部落（tribe）阶段，向部落联盟（tribal confederacy）或酋邦（chiefdom）演进，最后上升到原始国家阶段，并不单单是数量的累积和规模的扩大。每一阶段的演进，都涉及社会内部构造与政治权力关系的重组。Krader指出，群队阶段社会统一的宗教表达方式，明显不同于国家阶段社会统一的表达方式；国家阶段的区域统一也不同于群队阶段的区域统一；比起简单社会来，国家阶段社会控制的技术，在功能和意义上都有显著的变化。④Krader还举出成吉思汗大札萨对于牧民家庭事务的干预，说明国家阶段，政府增大了权力和责任，家庭相应地减少了自治权，因而可汗统治① 《宋书》卷九六《鲜卑吐谷浑传》，2371页。② 罗新：《再说暾欲谷其人》，《文史》2006年第3期。③ 周伟洲：《吐谷浑史》附录一与附录二，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④ Lawrence Krader, Formation of the State,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Inc., 1968, pp. 108-110.17的后果便是家庭不再是帝国中的帝国（an empire within the empire）。①文化人类学家把酋邦或原始国家之前的社会阶段(群队和部落阶段)，看作平等社会（Egalitarian society）。②平等社会同时也是分散社会（Segmentary society）。③而分散社会的政治结构是不稳定的。Service指出，平等社会在血缘系统上维持较久的联系，氏族结构相对稳定，但是氏族与氏族之间的关系却十分不稳定，几个氏族为了某种共同的目标（仪式、节日和战争）会暂时联合起来，但第二天就可能分崩离析，回归分散状态。④即使同为分散社会，在部落和群队两个阶段，社会内部的构造又有不同，比如，“氏族在部落社会中的地位就不如世系群那么重要”⑤。只是在这两个阶段，都不存在真正有权的政治职位，首领仅仅是个人的、为某一具体缘由而设的、charismatic型的，首领仅仅是某种个人影响，某种顾问。⑥东汉乌桓“有勇健能理决斗讼者，推为大人，无世业相继”⑦，“大人”是凭借个人才干推选出来的，其政治权力不能世袭，主要功能对外是作战，对内则是调解利益纷争。显然这里只有平等社会的特征，还没有进入酋邦阶段。⑧在平等和分散社会里，政治权力是不稳定的。用Service的话来说：“权威与平等必不相容，因为真正的权威依赖于等级制度（hierarchy）。”⑨只有进入酋邦和原始国家阶段以后，等级制度和永久性的社会分层才得形成，政治权力的分配方式也才趋于稳定。前面所讨论的部族名号的两面性，即既有富于变化和不稳定的一面，又有在某一政治体内长期延续、相当稳定的一面，所反映的恰恰是平等社会向酋邦和原始国家过渡时期，在不同阶段所呈现出来的不同特征，其相互对立的不稳定性与稳定性，所对应的正是不同社会阶段政治构造的基本特征。部族名号的迁改无常，是因为部族首领的政治权力没有制度性的保障，而且部族政治体本身也常在聚散生灭之间。东汉乌桓“氏姓无常，以大人健者名字为姓”⑩，就是这样一种情况。较为稳定的部族名号，反映的是较为高级的政治体发育阶段，这个① Lawrence Krader, Formation of the State, p. 92.② Elman R. Service, Profiles in Ethnology, New York: HarperCollinsPublishers, 1978, pp. 4-6.③ 关于分散社会的研究和表述，除了本文列举的Service的论著以外，还请参看Paul Dresch,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ourse Events Take in Segmentary Systems, American Ethnologist, Vol. 13, No. 2(May, 1986), pp. 309-324.④ Elman R. Service, 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Evolu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75, p. 65.⑤ 易建平：《部落联盟与酋邦――民主•专制•国家：起源问题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166页。⑥ Elman R. Service, 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 1962, p. 103.⑦ 《后汉书》卷九○《乌桓鲜卑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年，2979页。⑧ 谢维扬认为这些记载所反映的东汉乌桓已经处于较发展的酋邦阶段，见所著《中国早期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55年，508-509页。⑨ Elman R. Service, 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Evolution, p. 53. 这里借用了易建平对这句话的翻译，见前引易建平书，168页。⑩ 《后汉书》卷九○《乌桓鲜卑列传》，2979页。 18时候，世袭权力和等级制度保证了单一政治体的内在凝聚，社会分化使政治结构的稳定能够超越个体的生命周期，制度化的权力交接方式（继承制度）保证了政治体的连续和统一。①从这个意义上说，越发达、越高级的政治体，其内在结构的稳定就越持久。魏晋时期鲜卑诸部在名号上所反映出来的稳定的一面，说明这正是鲜卑诸部的政治发育达到较高阶段、发生转折的时期，因而对于北方各部族的社会进步和政治发展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时期。从本文前面的研究可以知道，魏晋鲜卑诸部得名所自的那些部族领袖，都可能处在该部族政治发展史上某个特定的时刻。“乞伏可汗托铎莫何”的时期，陇西鲜卑的政治发育还远远不能与后来的西秦国家相比，但是他统一了陇西鲜卑各部，率领陇西鲜卑在陇山前后立足，因此他才是领导了陇西鲜卑走出部落阶段、进入酋邦时代的部族英雄。莫护跋当然比不上后来慕容廆的功业显赫，他那个时期辽东鲜卑的政治发育也无法与前燕建国时期的慕容部相提并论，但是，很可能正是莫护跋开创了慕容部的酋邦时代。如果我们前面有关拓跋得名于拓跋力微可汗号的猜想是有道理的，那么与乞伏、慕容的例子就非常契合。正是力微在位期间，拓跋部走出了部落阶段，从而揭开了拓跋部酋邦时代的新篇章，对北魏直勤制度的考察已经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据。②这给我们一个启示：是不是本人的Identity（主要是官号或官号的一部分）竟然发展成为部族名称的那些人物，基本上也都是把本部族带出部落阶段并开启酋邦时代的英雄呢？给本部族的Identity打上最鲜明印迹的人，是酋邦时代的第一批英雄，而不是后来那些以各部族为主体的国家的创立者，这是我们应当特别留意的。现在已知的魏晋鲜卑诸部，其得名差不多都在魏晋之际。这是不是说明，魏晋之际才是鲜卑各部的政治发育发生重大飞跃的时刻？我认为，有两种历史因素对于鲜卑诸部的政治发育影响最深。首先是檀石槐的军事大联盟。史籍所见第一个鲜卑高级政治体，是汉末檀石槐所建立的规模巨大的军事联盟③。但这个联盟随着檀石槐的死去而解散，说明这个政治体的性质显然还不是较发展的酋邦或原始国家。但是，檀石槐死后他的儿子曾经短暂继位，说明世袭制度的存在，这已经不再是部落阶段的特征。而且，史书所谓“自檀石槐死后，诸大人遂世相袭也”④，又证明檀石槐的政治遗产对于草原部族政治发育的影响，是何等深刻而持久。我们看到草原上鲜卑诸部久已积蓄的政治能量，正在转化为鲜卑部族政治体发育和演化的强大动力。檀石槐当然不是这一历史进程的启动者，但他和他的大联盟的出现，无疑大大加速了这一进程。在檀石槐之后，深刻影响了鲜卑各部政治发育的另外一个历史因素，就是① Elman R. Service, 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p. 146.② 罗新：《北魏直勤考》，35页。③ 马长寿：《乌桓与鲜卑》，179-188页。④ 《三国志》卷三○《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注引《魏书》，838页。 19田余庆先生在《拓跋史探》中重点关注的乌桓。幽州长城地带的乌桓早在东汉末年已经形成几个重要的政治集团，据《三国志》：“辽西乌丸大人丘力居，众五千余落，上谷乌丸大人难楼，众九千余落，各称王；而辽东属国乌丸大人苏仆延，众千余落，自称峭王；右北平乌丸大人乌延，众八百余落，自称汗鲁王。”①这时的幽州乌桓政治体已经处在发达的酋邦阶段，很快就要进入原始国家了。虽然幽州东三郡乌桓遭受曹操的毁灭性打击而中止了政治发育进程，但从这些高级政治体流散出去的种种政治和文化因素，帮助了社会及政治发展相对落后的鲜卑，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田余庆先生所揭示的拓跋鲜卑与乌桓在代北地区的长期共生。②从十六国北朝鲜卑诸部的发展概貌推测，魏晋时期鲜卑诸部的政治发育，不是个别部落、个别地区的偶发现象，而是遍地开花、杂采纷呈的。部落与部落之间，酋邦与酋邦之间，原始国家与原始国家之间，以及鲜卑与乌桓之间，鲜卑与其它北族之间，重组、融合的历史浪潮席卷了一切，改造了一切。等到拓跋珪建立北魏时，在拓跋鲜卑统一的旗帜下，已经整齐地排列着此前二百多年间为各自部族的前途而奋力打拼的鲜卑各部的人民。曾经的部族结构已不复存在，只剩下一些正在变色的历史印记，偶尔让他们回忆起祖先的光荣。为数不多的印记中，来自早先部族名称的姓氏，是他们赖以记忆各自部族历史的重要凭借。可是，这些多音节的、不符合华夏传统的姓氏，在不久以后也将会被放弃，而代之以华夏式的姓氏，并附以崭新的、与炎黄血统相联系的谱系清单。草原部族的后代与草原历史的联系，至此已经几近于无。而那些即将被放弃的姓氏，即以前草原上各个部族的名称，与魏晋鲜卑诸部那些开创了大时代的马背上的英雄们之间的联系，慢慢地也会被时间的烟尘所遮盖。① 《三国志》卷三○《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834页。② 田余庆：《拓跋史探》，108-203页。 20

今年是美国内战150周年，我在这里提出由美国内战引出的四个问题

近三十年來，「中國」「姓資」與否的問題，往往成為台灣爭論兩岸前途的論據之一。彷彿「不姓資」（或「姓社」）就有利於論證統一，「姓資」則有利於論證獨立；「統／獨／左／右」各派都是如此。至於判斷「姓資」與否的標準，則又不斷重複中國社會性質等三次論戰以來以各種資本主義現象的存在為判準的邏輯。本文希望通過重新疏理這段從二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期的討論史，抉出歷史上另一種探討中國「姓資」與否的思考進路。為今日或將來的討論提供一些討論資源。

1992年初，我随耶鲁大学代表团去俄罗斯推广民主，但在俄罗斯目睹的惨状更使我坚定了自己的看法：国家能力是实现民主的前提条件之一。 市场经济只是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手段之一，绝不能把市场本身变成目的，绝不能让市场原则渗透到社会生活中去。所谓代议制民主是金丝鸟笼式民主，正面临严重危机；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可以超越它，实现真正让人民当家作主的大众民主。

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政治学的历史大概可以追溯到1880年。那一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设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政治学系。说起来，中国政治学起步并不晚。如果从1905年设立专门学习法律和政治的京师法政学堂算起，中国政治学也已有了近百年的历史，比美国政治学的历史只短二十几年。但令中国政治学者尴尬的是，时至今日，我们一直都是亦步亦趋地跟在别人后面学舌。只有在50~70年代，欧美中心的政治学才在中国大陆遭到否定。但当时的态度是干脆将政治学一笔勾销。这不是本土化，而是虚无化。

臺灣地區的道教研究書目（1945-2000）

托马斯·皮克提（Thomas Pikkety）《21世纪的资本》英译本出版后引发了一系列讨论，诺奖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发表三篇书评，称该书引发的是"皮克提恐慌"。皮克提对西方经济学的反思，间接涉及中国国内关于坚持中国道路还是仿效美英模式的争论，值得中国学人和领导者认真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