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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饶宗颐学术访谈集《选堂清谈录》

地缘政治总是牵涉到整个区域。伊拉克已经是地区霸主沙特和伊朗争雄的代理战场，而如何避免在美军离去后爆发全面内战也是对该地区的重大挑战。同样，局势严峻的叙利亚也是中东强国的博弈场，牵涉到伊朗、沙特和土耳其。 土耳其和伊朗同为叙利亚最重要的盟友，但这两个国家与后者的关系却迥然不同。德黑兰与大马士革长期保持战略同盟关系，而安卡拉仅在最近才因为为叙利亚的发展提供了关键的贸易和投资变得重要起来。同时，尽管土耳其与美国因伊朗核计划对其孤立、打压的策略保持了距离，土耳其和伊朗在大中东仍是竞争对手。沙特的情况也很复杂：该国对阿拉伯民主绝无好感，也是阿萨德政权的潜在庇护者，但亦乐见叙利亚摆脱伊朗的控制。这就不难理解，为何沙特强力镇压巴林的民主抗议，却谴责阿萨德同样的行为：巴林的抗议者是什叶派，被沙特看作伊朗代言人；叙利亚的抗议者是和大多数沙特人一样的逊尼派，而阿萨德政权则基于什叶派分支阿拉维特派。 土耳其在逊尼－什叶之争中并不一边倒。其外交政策是整合各方，照顾各方的关键利益，以此平息冲突。土耳其政府自认为是西方与阿拉伯世界的桥梁，甚至是西方和伊朗的桥梁，支持阿拉伯民主，秉承矛盾应通过反映民意的政治方案解决的原则，这在其利比亚政策中有明确体现。土耳其对叙利亚也是一样，敦促政权推行民主改革，批评对抗议者使用暴力，并允许反对派以伊斯坦布尔为基地活动。 土耳其的举措与其国内政局有关。埃尔多安政府对国内民意的重视，在土耳其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正如2009年早期对以色列摧毁加沙的暴怒，以逊尼派为主的土耳其民众对叙利亚的逊尼派群众因挑战政权被镇压亦十分愤怒，进而反对大马士革。但占土耳其穆斯林数量约20%的阿勒维派，则亲近执掌叙利亚的阿拉维特人。此外，叙利亚难民正在陆续涌入土耳其。这使得埃尔多安将叙利亚看作一个国内问题，而不简单是对外交政策的挑战。 这与伊朗的态度有天壤之别。伊朗采纳了阿萨德的说法，即抗议的背后是西方和以色列的阴谋。据称，伊朗为阿萨德政权提供了50亿美元紧急援助。阿萨德的强硬态度可能会使土耳其在这个问题上倒向西方和沙特。土耳其担心叙利亚变成伊拉克式的教派冲突泥潭，但不同意金砖四国反对任何形式干涉的建议。土耳其反对一切武装干涉，但同时认为阿萨德的轻蔑才是最危险的。 以色列媒体暗示，华盛顿方面有人认为土耳其和伊朗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分歧是把安卡拉拖回西方-以色列阵营的契机。但这种想法缺乏远见。首先，德黑兰对阿萨德政权的支持并非不可动摇，如果局面不可收拾，德黑兰也可能抛弃阿萨德，寻求与新政权建立某种良好关系。其次，尽管叙利亚是伊朗在阿拉伯世界的坚实根据地，但伊朗也非常需要土耳其的友谊，尤其是后者在伊朗核问题上对美国路线的坚决反对。 需要注意土耳其外交政策的独立性。土耳其在应对伊朗核问题时与美国分道扬镳，并不是因为在意识形态上亲近伊朗，或准备任由其获取核武器，而是因为土耳其相信美国的策略正在走向失败，不能促进地区稳定，而会把整个地区拖入灾难性冲突。无论叙利亚局势如何演变，这个判断都不太可能演变。同样基于对地区稳定的关注，土耳其可能会不顾伊朗的态度，在未来一段时间对大马士革施加更多压力。（南渝霜华　编译） 

"为石油而战"已经越来越成为"遏制中国"的观点、言论、政策、措施的公开理由。面对这种严峻形势，必须大张旗鼓，奋力创新能源革命与发展方式的跃迁。这是中国及世界大多数人发达和现代化之路，是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体液论(Humoralism)是西方古代医学理论的基石，从古希腊直至19世纪细菌理论建立之前，它一直占据着西方医学理论的主导地位。体液论作为古代西方的一种整体医学思想，在健康观和疾病观诸多方面与中国传统医学有共通之处。因此，考察体液论的源流、基本原则及其演化，不仅对于正确理解和评价西方古代医学具有重要意义，也可为我们理解中国传统医学提供一种参照。

个人道德可以说一直是中国传统的"司法理论"或"司法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道德性是在这一层面进入中国传统"司法"的。而西方学者讨论的所谓的法律的道德性问题完全不同，概括起来是自然法和实证法的冲突问题。可以将中国传统社会案件审理中所涉及的道德称为"司法者的道德性"，将西方法理学强调的道德称为"法律或司法的道德性"。

该声明将于9月28日下午16：00-17:00在日本参议院议员会馆发布

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细节的时代。我在大学教散文写作，让学生写写他们的童年，发现几乎没人会写细节。这是非常可怕的。意识形态化、商业化和娱乐化正从人们的生活中删除细节，没有细节就没有记忆，而细节是非常个人化的，是与人的感官紧密相连的。正是属于个人的可感性细节，才会构成我们所说的历史的质感。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文革"刚结束，百废待兴，整个社会充满蓬勃朝气，北大校园也一派生机。虽然那还是物质贫乏的年代，粮食、布匹和很多生活用品 还实行按量配给，师生在食堂吃饭得有粮票。电视机还是稀罕的东西，谁家有个彩电，那就可能常有人登门"借光"。多数人家里没有电话，要上谁家里去一般用不 着预约。中文系的老师很多还住在学校南门的１９、２１楼，筒子楼，一家一间１０平方米，做饭就在走廊烧炉子，厕所是公用的。也有些住中关园、蔚秀园等处的平房或楼房，一般是２间，四、五十平方，有个独立的小卫生间，那就很令人羡慕，年岁较大的老师才有入住资格。有些年轻教员结婚多年还没有住房，甚至还得两 地分居。这种困难的居住情况到８０年代后期才逐渐得到缓解。但艰苦的生活并没有阻拦老师们正常的教学科研，他们当中很多人日后成为学术名家，而他们的一些 成名作，就是在"蜗居"或筒子楼里写成的。那时老师教学上的投入很多，上完课都有辅导，或者在系里，或者到学生宿舍，师生彼此"混得"很熟。学生有什么困难也都愿意找老师。老师们的心态比较自由放松，不用赶着到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或者整天忙于争取项目。学校给老师发了红色的校徽，很多老师都乐于佩戴，那是 一种自豪与自信。当然也有紧迫感，大家都在选择各自的学术方向，做各自的研究。当时有一句流行的话：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这能反应知识分子普遍的心态。 １９７７、 ７８级本科生与研究生进校那时，部分工农兵学员还没有毕业，那时学生的成分非常丰富，老的小的都聚到一块了。大多数学生都珍惜学习机会，非常刻苦。本科生 七、八个人一间宿舍，研究生４人一间，挤得转不过身，但很少有闹矛盾的。家境富裕的学生也不会对贫寒子弟产生什么压迫感。大家除了晚上睡觉，就都在教室或 者图书馆。这两个地方总是座无虚席的。哪个老师或者哪个系有什么名牌课，不管本科生研究生都趋之若鹜。历史系开设了现代史研究专题课，中文系的很多研究生 都去选修。孙玉石、袁良骏老师给1977级本科生上现代文学基础课，在老"二教"阶梯教室，200多人的大课，抢不到座位就坐在水泥台阶上。吴组缃教授的古代小说史，金开诚老师的文艺心理学，也都是学生们经常讨论的话题。 那 时还没有学分制，更有自由度，适合个性化学习。特别是研究生，主要就是按照导师提供的书目读书。现代文学的研究生把王瑶文学史的注释中所列举的许多作品和 书目抄下来，顺藤摸瓜，一本一本地看。那时研究生很受优待，可以直接进入书库，一借就是几十本，有时库本也可以拿出来，大家轮着看，读书量非常大。读书报 告制度那时就有了，不过更多的是"小班讲习"，有点类似西方大学的Seminer，每位同学隔一段时间就要准备一次专题读书 报告，拿到班上"开讲"。大家围绕所讲内容展开讨论，然后老师评讲总结。老师看重的是有没有问题意识，以及材料是否足于支持论点，等等。如果是比较有见地 的论点，就可能得到老师的鼓励与指引，形成论文。这种"集体会诊"办法，教会如何寻找课题，写好文章，并逐步发现自己，确定治学的理路。 那 是个思想解放的年代，一切都来得那样新鲜，那样让人没法准备。当《今天》的朦胧诗在澡塘门口读报栏贴出时，人们除了惊讶，更受到冲击，议论纷纷开始探讨文 学多元共生的可能性；当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发表后，引起的争论就不止是文学的，更是道德的，政治的。什么真理标准讨论呀，校园选举呀，民主墙呀，行为 艺术呀，萨特呀，佛罗依德呀，"东方女性美"呀，......各种思潮蜂拥而起，极大地活跃着校园精神生活。同学们得到了可以充分思考、选择的机会，对于中文系的学生来说，这种自由便是最肥沃的成长土壤。他们都受惠于那个年代。 那 时很多学生年纪较大，甚至已过"而立"之年，重来学校过集体生活，困难很大。但大家非常珍惜这个机会，都很刻苦。每天一大早到食堂吃完馒头、咸菜和玉米 粥，就到图书馆看书，下午、晚上没有课也是到图书馆，一天读书十二、三个小时，是常有的。最难的是过外语关。常看到晚上熄灯后还有人在走廊灯下背字典的。 有的同学要过英语关，采取"魔鬼训练法"，宿舍各个角落都贴满他的英语生词字条，和女友见面也禁止汉语交谈，果然也就大有长进。 那 时的艰苦好像并不太觉得，大家都充实而快乐，用现在的流行语说，"幸福指数"不低。同学们每天晚上熄灯后都躺在床上侃大山，聊读书，谈人生，这也是课堂与图书馆作业的延伸。读书是多数学生最大的爱好。出版物不像现在丰富，书店很少，北大校园内外就一间新华书店，还有一间商店，都在三角地。那里便成为校园最 活跃的地方。人们有事没事总喜欢到三角地看看，顺便逛逛书店，看看又新出了什么书。那时文艺体育活动比较单调。砖头似的盒式录音机刚面世，倒是人手一件的 时髦爱物，主要练习外语，有时也听听音乐。舞会开始流行了。看电影是大家喜欢的，五道口北京语言学院常放一些"内部片"，学生们总想办法弄票，兴高采烈骑 自行车去观赏。下午五点之后大家可以伸伸筋骨了，拔河比赛便经常在三角地一带举行，有那么多啦啦队一旁当"粉丝"喝彩，实在有趣。 (选自温儒敏《北京大学中文系百年图史》，北京大学出版社版）

“意识形态”概念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创，但今天仍然被视作是它的专有名词。但显而易见的是，无论如何，它都是所有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特别是有关文学及观念的思想的重要概念。对这一概念，我们必须在所有马克思主义文本中区分出三种常见的含义。

赖声川，1954年出生在美国，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戏剧博士，现任台北艺术大学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客座教授及驻校艺术家、“表演工作坊”艺术总监。他29岁开始剧场创作，至今编导舞台剧27部、电视影集300集，另有剧场导演作品22部。

分析20世纪90年代近代佛教研究的发展和问题。

转基因作物大面积栽培导致作物品种和栽培模式甚至景观格局短期内迅速单一化, 遗传基因同质化 (含有抗性基因), 进而导致品种生物多样性减少、耕作模式单一等, 削弱人类应对自然挑战和环境问题 的能力和潜力。

日前，英国《卫报》称将缩减印刷版业务；美国《新闻周刊》宣布2013年起停止出版印刷版、推出数字版。这再次引发了"传统纸质媒体会否消亡"的争议。

广告似乎天生就存在某种缺陷，逐利是其本质，因而在广告主、广告代理商、广告发布者即媒介和受众以至社会环境间的各种利益流动中，广告与道德防线的冲突似乎无可避免，而广告伦理问题则成为广告学者及广告从业人员绕不开的话题。本文主要是对近几十年来国内外有关广告伦理研究的文献通过文献分析进行简单的回顾和综述，并对相关研究进行总结，以此作为进一步推动广告伦理研究发展的基础。

现代中国党政合一的政治体制，与传统政治的关系究竟为何？谢茂松的文章指出，当代中国政治体制不在“名”上，而恰在“实”上继承了传统中国政治体制的精髓。今日中国政治制度恰是政党政治与士大夫政治的混合。学院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实践之间的脱节，正源于对这一承袭中的制度性因素和德性均认识不足。要证明中国今日政治制度的正当性，正需要学术界树立一种建立在自身历史深刻自觉上的“政党政治学”。

自从19世纪初埃及的默罕默德•阿里改革开始，各个阿拉伯国家现代化的"寻路"之旅已经持续了200多年。至今，整个阿拉伯地区的大多数国家，尚未找到既适合本国国情，又顺应世界大势，还能获得国内大多数人认同的现代化道路。

如果有人有意维持一个人们所相信的政治谣言，尽管没有证据支持，它也会散播开来。比如，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的宗教信仰和出生地就被人议论纷纷：奥巴马强调他是基督徒，并且有美国出生证明，但就2010年的民意调查显示，只有46%的民主党支持者相信他是一个基督徒

创作电影的三个阶段，即编剧、拍摄和剪接，小津认为剪接最不重要。他认为，在理论上，一俟剧本写好，电影即告完成。一如带着蓝图的建筑师，带着工作设计图的木匠，以及所有国家的主流电影导演一样，小津认为最后这一个阶段，近乎一项技巧性的事务。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甚至是在写对白剧本的时候，他就已经在勾画电影拍摄时的场景。到场景写出的时候，他已经决定这个场景将会占据银幕多少时间。 小津因此引人注目地迥异于那些认为剪接在电影制作过程中占有重要一席之地的导演。人们因此可以预料得到，小津在剪接的时候，完全没有普多夫金和爱森斯坦向我们描述的那种剪接的快乐。对于他俩来说，正如对其他许多导演，包括黑泽明和市川昆来说，剪接阶段是电影被创造出来的阶段，先前存在的故事情节只是他们充满生机的手下一堆没有生命的赛璐珞胶片。不管这种主张是否妥当，小津不可能、也不愿自己利用剪接的创造性潜力。 这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剪接作为一种选择的过程，充满了剪接者主观评价的机会。正如人们经常指出的，剪接，给导演提供最好的和最后的诠释素材的机会。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小津不想诠释，他只想呈现。因此顺理成章地，对于小津来说，只存在一种剪接方式，就是照着剧本来。他小心翼翼而又不偏不倚地遵循剧本的观念剪接，因为他的电影的感染力，取决于他先前有意识地算计好的效果，主要是那些与形式和节奏有关的效果。他是如此严格地恪守自己的规则，我们对最后完成的影片因而获得一种必然如此的感受。 由于小津电影的形式几乎和其他部分一样具有不变性，我们可以通过电影本身的形式来着手探讨这个电影形式。它经常是循环式(环形)的：尽管其间发生了很多事情，电影却往往结束于它开始的地方。早在《东京合唱》中，小津对这种形式的偏好已经显而易见。影片的开场场景是在校园，学生们唱着校歌，最后一位学生懒洋洋地出现；影片最后的场景是学生们的重聚，校歌再一次响起，最后那位学生(现已是成年人)同样姗姗来迟。还有许多后期电影的例子：人们会注意到，《浮草》和《浮草物语》开始和结束于旅行，《父亲在世时》和《彼岸花》开始和结束于火车上。《独生子》、《长屋绅士录》、《晚春》等，则结束于开场时出现的同一间房子里。最有名的例子，当然是《东京物语》。电影开场的时候，祖父母收拾行李准备旅行，邻家妇人出现在窗口；她说的话也是电影中最初的对白中的一句：“你家的孩子在东京应该等急了吧。”电影的结尾，祖母已经过世，祖父坐在同样的房间里；同样的一位邻家妇人再一次出现在窗口，并且说出了电影的最后一句台词——“你一定会很寂寞吧。”电影的循环形式，几乎永恒不变地引发一份全面的、最终的、完整的情感。人生循环往复，我们又回到了原先的起点，但却是怀着一种与前不同的感觉。给我们展示这种差别，是电影的目的，它还使我们从中体验到的情感清晰起来。然而，话又说回来，小津常常并不满足于只是结束这个循环。毋宁说，他表现出来的这个形式，实际上是螺旋式的循环，在电影结束的时候，往往又开始一个可以说是类似的新故事。例如，在《彼岸花》的结尾，第二个故事(京都女孩想要出嫁)被提起，并延续了一两个场景；在《早安》中，家庭主妇的吵架平息了，却在片中的倒数第二个场景再度爆发，等等。与此同时，新故事，也即我们刚刚看了开头的故事，它的发展很明显地和我们刚刚看过的故事相类似。这暗示了这个螺旋是一种顺序有变、但其他方面却不变的模型。我们开始感觉到，这个世界只有很少几种情境，而这个情境重复和呼应着另一个情境；我们感觉到，这些情境都是原型情境(这种描述当然不会出于小津之口)，而这些原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仪式。它们部分地成了人类境况的隐喻。当然，这些只是感受，而这些感受当然是一些尚未成形的意念。小津电影的现实主义、自然性和自发性，使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不会强烈地留意到这类感受，然而它们确实存在，而且有助于创造出小津世界那静态和无时间性的感受。 如果说小津的电影本身常常是以循环形式呈现的话，那么，每个场景的镜头先后顺序几乎也永远如是。它们通常只由三类镜头组成，这也是初期电影的三种经典式的镜头：(一)远景，它用于表现孤独，因为它具有隔离气息；或者用于表现幽默，因为它的隔离而使得一切可以理解；或者用于表现美学上的美感，因为它隔离得足够远，让我们得以综览全局；(二)中景，这是小津电影的标准单位，这是“事件”单位，大多数的动作(例如对白)在此发生；(三)特写，用于突出一些时刻，它可能带对白，也可能没有对白，它出现的频率，少于其他两种景别的镜头，而且不容许本身进一步发展成为“大”特写。 在小津的场景里，每一种景别的镜头都有其立足之地，而场景的顺序通常是(一)—(二)—(三)—(二)—(一)。也就是说，摄影机一开始拍的是很远的位置，然后慢慢移近，随后退回到它原先的位置。这些进行过以后，一个场景也就完成了，我们随即进入下一个场景。以音乐的术语来说，这种形式类似于a—b—a的曲式，属于简单的两拍子形式。这是一种最为直接同时也最令人满意的形式体验，也许是因为(在电影中和在音乐中都一样)，它具有明确的可理解性，同样也可能因为——尽管更属于形而上的层次——其循环结构。毕竟，这种循环形式，是一种具有和人类心灵相宜的平衡的、持续的、几何学的形式。小津电影中的这些场景，像文章中的段落(在此意义上，他的电影没有章节)，而在这些段落中，景别镜头就成了句子。我们之所以对小津电影作为一个整体的结尾，以及每个像段落似的场景的结尾感到满意，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循环的形式预示了它的回旋(return)。回旋的观念，一如循环的观念，具有情感上的冲击力。还是以音乐作比方才显得最为恰当。莫扎特是应用回旋方面的大师，他以快板奏鸣曲或回旋曲的形式完成其回旋时，因其主旋律具有令人惊奇的新颖性，而表现出一种令听众耳目一新的惊奇效果。首先，在回旋中，我们回到曲子的主调(home key)，这总能带给听众一种愉悦的情感；其次，我们带着双重的满足感回到主调(正如《丘庇特交响曲》的终曲所呈现的)，这是因为愉悦地回归到熟悉之处，而这种熟悉之处又充满了新奇之美。莫扎特和小津在形式上的类似是清晰的，因为其效果同样极少拘泥于形式；拘泥于形式的情形，发生于约翰?休斯顿(John Huston)的电影或是巴赫儿子所作的一些音乐中。在小津的电影中，我们按照故事的指示、按照对各种模型的理解，同时按照严格的视觉逻辑，而被引入到循环中。对于真正的艺术，亦即技巧被隐藏的艺术而言，小津的成功之处在于，他使形式的设计表现得天衣无缝。在这方面，最主要的原因，也许在于小津的电影结构，是按照电影自身建立的条件而建立的，具有它自身的逻辑必然性。每一个景别镜头的使用，都有其明确的原因；抽去任何一个镜头，你看到的将是不同的、不那么令人满意的电影。小津的连贯性逻辑，在此意义上来说是极端的。让我们首先来看看小津引入一个场景的方式，然后再看看他将我们从一个场景带到另一个场景的手法。 从《东京合唱》开始，小津的电影就永远不变地以定场镜头(placing shots，确定故事发生场所的镜头)开始。这些镜头大致地符合以（一）—（二）—（三）的模式呈现的每一个场景的镜头顺序，其效果是直接将观众引导到第一个场景发生的场所。下面是一些例子： 《独生子》：悬挂着的吊灯的特写，时钟敲响的声音；可看到另一盏吊灯的门口，经过的行人，另一声时钟敲响的声音；一块招牌，上面写着母亲工作的工厂名；工厂的内景，母亲正在工作，故事开始。 《户田家兄妹》：沿着户田家院墙的街道；植物（万年青）和鸟（九宫鸟）的静态照，随后我们知道它们属于父亲所有；庭院的草坪，架在三脚架上准备拍全家福的照相机；家的内景，家庭成员，故事开始。 《风中的母鸡》：油气罐；另一个角度拍的另一个油气罐；然后又是一个油气罐，旁边是一条路和一幢房子；房子的内景，在房子里的母亲，故事开始。 《晚春》：北镰仓的火车站，月台、栅栏和信号；铁路钟声；另一个车站景观，更近，寺庙的石阶，菊花；寺庙的屋子；寺庙里面，正在举行的茶道，故事开始。 《麦秋》：海，在海滩上的一只狗；从一扇悬挂着鸟笼的窗子望出去的北镰仓山景；走廊，音乐盒发出的响声；正在喂鸟的父亲，故事开始。《早春》：一幅大广告牌，一小排的房子；另一个角度，火车的鸣笛声；另一个角度，火车来临时的铁轨；房子内景，一对睡在床上的夫妇，故事开始。 《早安》：住宅新区的景观，晒衣杆，高压电线；更近的角度，房子，小巷；更远的角度，走路上学的小学生们，故事开始。 《秋日和》：东京塔；从更远地方看去的东京塔；寺庙的庭院，蝉鸣声；寺庙的内景，有一个人进来，故事开始。 《秋刀鱼之味》：横滨的一家工厂，白色和红色的烟囱；从一个窗口看出去的相同的风景；空空荡荡的走廊；片中的一个人物坐在桌子前面，故事开始。 这些引导性的场景，具有很多的功能。最重要的是，它们让观众将注意力从一般性场景转到具体的场所，确保观众了解他们所处的位置，以及人物的自然延伸是什么。像这类不断重复的场景，也不时刷新我们的眼光。然而，从上述的例子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小津的手法，并没有形式化到他所坚持永远不变的（一）—（二）—（三）模型的地步。我们随意地在这三种景别镜头中或远或近地游走，因为小津关切的是，我们获得了对这个地方的印象，因此他的手法可以说是“印象派”手法。我们看到他的人物日常所看到的，我们对这些景观的反应，将会和剧中人的反应如出一辙，我们透过这些来理解剧中人。 小津在此所暗示的是总让西方人大吃一惊的一个假定：一个人的环境决定了这个人；他的环境型塑了他的性格，或者将这些环境导致的他所作出的选择进行归总，其总和就构成了他的性格。然而，一个更重要的假定是：除非我们看到了这个人物的周围环境，否则我们不可能了解他。因此，小津小心翼翼地向我们引出人物的周围环境，一旦我们置身其中，它就会确保我们不会茫无头绪。 这里有小津特别留意于此的一些非凡例子。《晚春》中的乘火车场景，《茶泡饭之味》中穿梭于东京的出租车场景，《早春》中的地下铁场景，《东京物语》中的巴士观光场景——它们全都如实地描绘；也就是说，我们沿着这些路线确认了其行程，场景是按时间先后顺序拍摄的。《早春》中的徒步远足场景始于湘南海边，背景为江之岛。随后我们看到了远足旅行者们沿着海滨前行，他们的旅途以他们在各种各样古怪但不出名的岩石前逗留而被打上了标记，这些岩石只有熟悉那一带海岸线的人才叫得出名字，但它们却与徒步旅行者们的行程相对应，该在何地出现，就在何地出现。《晚春》中搭乘火车的场景更是使人印象深刻。火车站线路从北镰仓、大船、户冢、横滨一路行进，终点站为东京。场景如下： 北镰仓车站，人们在候车。 火车开远，将要进入隧道。 火车内景，它正从隧道中开出来。 火车内景，父亲和女儿都站着。 从车窗看去的景色，北镰仓和大船沿线的风景。 女儿站着。 坐下的父亲为女儿让座。 她笑着拒绝了父亲的让座。 火车到了大船。 火车内景，可以看到途经的大船观音寺纪念碑。 父亲和女儿都坐着，都在读书。 她望向窗外，火车到了户冢郊外。 他们在交谈的几个场景。 火车内景，经过户冢站。 火车，经过横滨—保土谷郊外。 横滨，火车从视线中消失。 东京银座的服部啤酒公司的建筑大楼，在这不变的标志前火车的音乐停止。 如此按时间顺序拍摄旅行行程，看起来只是简单的一件事，然而它可不简单。人物的动作和对白必须与流动的背景同步，必须留意到每个阶段的发展。所有这些都必须按顺序先后表现出来，以传达出旅行的那种真实感。旅程可能被缩短了(实际上从北镰仓到东京需要花一个小时，横滨到东京约占一半时间，这些都没有在三分钟长的场景里表现出来)，但精髓已经表现在那儿了。大多数导演不认为这种按顺序先后拍摄有多重要。他们通常会在不同的场所、不同的时间拍下各种场景，而后通过剪接将它们组接在一起。这种组合方式，通常不会有好的效果，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我们看到的全都是不可能存在的旅行，由相应的不可能的人物在进行。当这类按先后顺序拍下的场景出现在西方人所拍的电影中，例如《法国贩毒网》《法国贩毒网》是美国20世纪60年代后期崛起而到70年代方兴未艾的“新电影”运动的代表作,是一部反映缉毒内容的影片,导演为威廉?弗里德金，影片被影评人誉为开创新式警匪动作片之先河的作品。——译者中著名的走过曼哈顿商业区的场景，它无不受到广泛的赞扬。然而，可以预料的是，小津这样拍的时候，可以说是罕见的出于对视觉真实性的关切。他这样拍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我们要相信他的电影，我们必须相信电影中发生的一切；如果我们要相信他的人物，那么他们必须活在一个可信的环境里。然而，小津之所以拍定场镜头和场景，还有一个原因。在两个场景之间使用的话，它们形成了一种转场，这种用法将在下文讨论；作为一个场景的一部分使用，或自身就作为一个场景使用，它们常常具有将我们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以及评说电影的主题这两种功能。 《早春》的开场，由约50个镜头构成(参见本书第二章所示的剧照)，首先，正如前面说过的，引介了主角家庭的周边环境，观众进入了他们的家，看到主角与其妻子醒过来了。他最后起床走向窗口，我们看到了他所看的景色：通往车站的道路。接下来还有一系列显示在办公室上班的职员们涌向城市上班的镜头。我们看到他们在等候地铁，主角就在他们之中，并随着他们到了东京站。这个场景的最后一个镜头，是车站大楼的高耸的外观。这是从办公室窗口望到的，这个窗口就是主角办公室的窗口；他正在他的办公桌前，和另一个同事聊天。这个场景以一个时钟的镜头结束；钟面的指针显示刚刚过9点，正是工作时间的开始。 这个开场是一种真实的体验，使我们从人物生活的一个点(家)移到另一个点(办公室)，它是以极为细致和符合逻辑的方式表现的。在时间上，从他7点起床起，我们知道大约已经过了两个小时，而且还告诉我们，这是他日复一日的例行之事，以此向我们指出了他的生活结构。而且，同样重要的是，小津向我们展示，这就是所有白领工人的日常生活内容。我们看到他们，成千上万的人们，在赶路上班。我们看到的只是构成他们生活的千分之一的重复，然而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仿佛看到了他们所有人的人生。小津通过这种简洁和不偏不倚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早晨两个小时间的场景，在此过程中没有任何非常规或戏剧性的事件发生，小津成功地在电影的一开场，就点出了他的其中一个主题；如此一种无聊和乏味的人生。 具有同样的效果，但更为精妙的场景是《东京物语》终场前数分钟的场景(参见本书第二章的剧照)。此处小津面对的是一个不同的问题。故事本身必须结束，与此同时，必须暗示一种同一性或日常性的感受，一种此类事情自然发生并常常存在于人生中的感受。在其妻子死后，孤独的祖父告诉二儿媳，她应当忘掉自己的儿子，也即她已过世的丈夫，改嫁他人。她掩面哭泣。小津将镜头切到了学校的教室，此时传出学生唱歌的声音。在空空的走廊的定场镜头之后，我们看到了小女儿所执教的学校。她望向窗外，我们看到她所看到的景象：一列火车离开了她与老父所在的尾道。下一个镜头不是火车的内景，而是孤独父亲的镜头。然后，在下一个镜头里，我们看到了火车在前进。至此，我们才看到二儿媳坐在火车上直视前方的镜头。这之后是一个尾道港的镜头，和电影开场的场景非常类似。镜头的顺序和其相关的长度，暗示了比故事本身更多的内容。如果小津只是为了讲述一个故事的话，镜头的先后顺序必然会很不同：我们会看到小女儿望向窗外，看到了火车，随后我们看到二儿媳坐在火车上，然后又回到小女儿的镜头，诸如此类。然而，在这个场景中，小津插入了父亲和尾道港口的镜头。这个场景里有四个“对象”，而不是两个，场景的其余部分围绕这四个“对象”而展现。呈现了港口的镜头之后，我们才回到站在窗口的女儿的镜头；随后又切到了父亲和邻居妇人谈话的场景，这个场景紧接着父亲独自一人的三个镜头，最后一个镜头远于前两个镜头，最后又是两个港口的镜头，第二个镜头较前一个远，同样地，它们非常类似于电影的开场镜头。换言之，我们只看到女儿在窗口的两个镜头，一个二儿媳在火车上的(长)镜头，而这只是电影里表面所讲述的故事，这也是按照想象存在戏剧性的地方。至少两倍以上的镜头使用于描绘非戏剧性的场景，例如父亲独坐空房仿佛要坐到死为止的场景，港口的场景，它可以视为父亲场景的延伸，然而这个场景在电影中与故事本身无关。若换其他导演来拍这样的电影，他很可能也会拍一个孤独男人（老父）的镜头，只不过，我认为，只有小津本人才会拒绝拍摄一个二儿媳最终走向更幸福的未来这样的安慰性终场镜头。他的理由是显而易见的。小津不但不相信这种安慰，或者任何更幸福的未来，他也拒绝对主题妥协，小津的描绘在逻辑上引领我们进入这个崩坏的家庭的最后幸存者身上。 通过在电影结束前先结束戏剧(二儿媳)，通过将镜头转到父亲的世界，通过向我们呈现迄今为止我们已然熟悉了的港口镜头，它就像乐章的尾章的结束和弦，最后，通过描绘城市、海、山岭的大背景，他向我们暗示，我们眼前所看到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很平常，许久之前已经发生过，而且以后也将会一次次持续不断地发生下去，这就是世界的面目。这个家庭的解体，这个世界的倏忽无常，这种人生的幻灭——这就是《东京物语》的主题，而这也是小津在最后的场景中描绘的内容。 小津的“空镜头”或曰非戏剧性镜头，除了我们通常认为的引导、收场、定场、评说的作用之外，还具有其他许多的功能。这些镜头最常用的功能是转场功能。在小津的电影中，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转变总是直接而简洁，却又并非一成不变。正如一部电影的开场对环境的描绘常常由三个静止的空镜头来表现，因而环境的改变，也通常由两个镜头表现出来。第一个镜头向我们展示我们刚刚逗留的某个场所的外景；第二个镜头是我们将要去的某个场所的外景。在小津的电影中，总是充满这种成双成对的转场镜头，如一一列举，不但浪费本书篇幅，而且意义不大，因为读者在观看几乎是任何一部小津的作品时，一眼即可见出这样的容易理解的镜头。然而，这成双成对的场景，却不是导演惟一采用的转场手法。在小津职业生涯的早期，他曾多次使用“时间推移”(time lapse)的手法来过场。在《那夜的妻子》中，有一个持续了仅仅三四秒的黎明场景，我们看到了黑夜让位于白天的景象，阳光遍洒于一切静物包括窗户之上；在《独生子》中，他使用了同样的效果来表现同样的场景，即黎明破晓的情景；在《心血来潮》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五秒钟的日出镜头，阳光在父亲挂在墙上的衣服的静物画面中逐渐消逝。他同样使用一些道具来作为转场。在《那夜的妻子》中，我们看到警察背着手把玩手套，这是一个特写；在接着的特写中，同样的手套，被猛地摔在警察总局的桌子上。在同一部电影中，我们还看到另一个特写，表现男主角在系他的鞋带，随后切到他妻子的鞋子的特写镜头，此时他的妻子正躺在床上，为他的事而忧心忡忡。这种并无任何特别之处的切换手法，是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通用的电影语汇的一部分，小津后来“放弃”了。他保留了这种切换手法的逻辑，但不再以导演或观众的主观镜头(特写)的手法来表现，代之以人物的主观镜头来表现，即他做过什么或他看到什么，以之作为转场。 这类手法当中，最为直接的转场发生于《早春》中。男主角的妻子和他吵过一架之后，早早离开了家门。她沿着道路行走，经过他的一位朋友的家门前。这位朋友正在院子外为狗舍粉刷，他抬头看到了她，便向她打了声招呼。他进了屋子，其妻望了出来，留意到邻居刚刚从门外经过。从这里开始，我们的眼光就逗留在这对新出现的夫妇身上，不再去追踪那位恼怒的妻子了。这个简单的、稳妥的手法，简洁地让我们从一个场景跳到下一个场景。同样的效果，可以用简单的跳接做到，这种手法更为常见。在《宗方姐妹》中，我们得知父亲将死于癌症；女儿听到这个消息，垂下了她的头；父亲在家中，明显表现得很健康的样子，正和妹妹谈话。这种联系很自然地让我们快速地从一个场景进入下一个场景。在《早安》中，小孩子们在谈论放屁的本能。其中一位说他父亲很厉害，是这方面的专家。镜头切到了父亲坐在椅子上读报的情景，过了一会他温和地放了一个屁。在《秋刀鱼之味》的第一本中，有一个川崎棒球场的球赛场景，镜头随后切到了银座的一家餐馆，人们通过电视在看同一场球赛。在《麦秋》中，家庭成员在看电视上的歌舞伎表演，我们看到他们颇为享受的样子。镜头随之切到了朋友家中的一个房间，两个女孩子通过收音机在收听同一个节目。由于我们体验到的，是剧中人正在体验的内容，这种转场因此既符合逻辑，又很自然。这种效果，是以随心所欲选取的道具(一双鞋子或诸如此类物事)作为过场的手法所不可能达到的。而且，更常见的是，小津不但以人物所看到的事物作为转场，他也以他们所听到的声音作为过场手法。在《东京暮色》的第二本中，时钟敲击报时，兄妹俩正在鳗鱼店，镜头随后切到了作为新环境的火车站的大钟，时钟上显示刚过1点。经常是，在场景的结尾中，时间的表现单独占据了银幕，空镜头被延长，小津通过这种方式，提示我们准备转场。在《淑女忘记了什么？》中，我们等待着时钟敲响三下，然后才进入下一个场景。在《早春》中，纪子已经离开了朋友的家，然而我们留在后面看着并听到老爷钟报完3点45分的时间——一段相当冗长、使人想起英国大笨钟的场景。在《宗方姐妹》中，我们被迫看着咖啡店Bar Accacia的招牌闪了5秒钟(闪一次1秒钟，我们看到闪了三次，熄灭了两次，一共是5秒)，才进入到下一个场景。在《麦秋》中，一家人离家出门，我们留在后面听到钟声敲响了十下。在《秋日和》中，葬礼已经开始了，我们却还留在房里听鼓敲了两下。我们可以将这些转场称之为不确定转场。我们不知道下一个场景将会发生什么，不过我们清楚，一定有事情发生，我们因此顺理成章地期待着事情的发生。当然，这些场景在许多导演的作品中也颇为常见。作为转场，对于小津的表现意图来说，它们显得特别有效，这是因为它们不是为了引导我们的注意力，而只是为了邀请我们进入下一个场景的缘故。 这种不确定转场的其他功能，正如小津电影中的许多空镜头一样，是在逻辑上表明一段时间变迁的可信，这段时间，是从上一个场景，到人物会从事某种活动的下一个场景之前，所需要的一段时间。然而任何这类空镜头所呈现的电影时间，永远不可能是对人物实际上从某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时间的复制，但这段电影时间，已经足够让我们产生期待，在几秒钟的空镜头之后，我们期待下一个场景有新的东西出现。 这或许可以解释小津电影中的另外一些无法说明白的场景。小津最著名的场景，除了空镜头外，是《晚春》中的纪子与一位年轻男子在湘南海滩骑自行车的场景中出现的巨大的软饮料广告牌。纪子和年轻男人已经有过一场谈话；镜头切到了一个软饮料广告牌，它持续了很长时间，随后再切到他俩骑着自行车沿海滨驶去的镜头。小津需要一段时间，让他们从高速路到海滨，而他在这个时间间隔中，向我们展示了这个大广告牌。这种建构手法，在其他导演的作品中并不知晓，但却经常被使用，这是因为他们在分镜头方面犯了错误，无法连接起来，不过却很侥幸地发现有足够的“空”胶片片段可以拿来填补，以此而挽救这个分镜头。而在小津的电影中，这类场景已经早早写好在剧本中了。这个广告牌是必需的，而绝非心血来潮补拍进去的，因为只要它实际上在那儿，人物的存在就有了根基。它同样也是环境的一部分；它，本身也存在。一直到电影生涯的终结，小津也使用道具作为转场手段。《东京之女》有一个场景，表现的是哥哥发现姐姐去卖身，这个场景的最后一个镜头是他房中的茶壶镜头，随后镜头直接切到妓院里的洗手盆。水(可以想象为具有清洁或去垢功能)因此成了一个转场的手段，尽管它的效果，在小津掉转场景让它再回到了哥哥身边的时候，大大打了折扣。同一部影片，弟弟的女友和其姐玩耍的时候，被叫去听电话。姐姐单独呆在房间里，她向四周环视，看到墙上的钟，我们随后看到了钟的特写，随后切到了整面墙的钟的特写。它表明女友是在一个钟表店里接电话，随后这个场景又掉转回到原先的房间。由于它的设计是如此明显地表现得那么形式主义，因而削弱了这个手法的效果，何况，在这个个案中，转场的作用非常薄弱。观众马上会认为，打电话到钟表店只是拿时钟作为转场的一个非常勉强的借口。类似的转场手法在《独生子》就使用得比较成功，它让我们在家和学校之间来回穿梭。在这部电影中，作为焦点的是一位熟睡中的婴儿。我们看到婴儿睡着了，随后是一个学校的长镜头，随后又回到婴儿睡着的镜头。这种效果非常醒目有效，因为婴儿在整部电影中一直没醒过；他一直就是那样睡着。 在另一些时候，同样的手法，小津用得更为审慎和简洁。在《户田家兄妹》中，有一个漂亮而充满逻辑性的转场，就完全由道具来构成。影片中，全家人都在担心生病的父亲，他们坐在座垫上，类似一组静物，这时我们听到了钟表的滴答声。镜头随后切到许多帽子上，帽子一一摆放在座垫上(表明这是一个很多人出席的正式场合)，鼓敲击的声音取代了原先的钟声，这意味着：父亲过世了，这是为他举行的葬礼。在《父亲在世时》中，悲剧的发生，是由一系列的五个镜头来表现的(其中四个巧妙地构成了转场)，它在银幕上只有短短的10秒：男孩们奔出湖边的寄宿旅馆；他们沿着码头跑；一片遍布墓碑和墓石的小树林；一艘被翻转的船；葬礼的场景。我们并未看到孩子们被淹死的场景。我们首先看到的反而是一片墓地，随后才是他们被淹死地点的船，随后，几乎在我们还未搞清楚事实之前，是一个葬礼的长景镜头，我们对在这10秒内发生的所有事情有了了解，这一切全都以一种省略然而却具有逻辑性的表现手法体现于这个镜头里，同时使我们的感受得到深化。 道具作为转场的手法，在《浮草物语》中有更加细腻的表现。我们看到巡回戏班班主的儿子骑着一辆自行车。这种交通工具在全片中成了转场轴心。第一个转场发生于男孩遇到后来他有可能会与之结婚的女孩的时候。他骑着自行车和女孩谈话；女孩微笑着离开了；自行车放在家中的车棚里；随后是男孩和他母亲在一起的场景。第二个转场由一个他在家中的场景构成；我们最后看到的是自行车的一个镜头；随后是女孩和男孩(没骑车)走在铁轨旁边的镜头。第三个转场出现在男孩和女孩私奔的时候：自行车像以前一样放在家里，男孩的书桌前空无一人；随后是他的母亲担忧不已的镜头。在电影的尾场，自行车最后一次露面：这个交通工具出现在另一间屋子里，这间屋子很阴暗，有点像贮藏室；接着是空房子的镜头；随后是车站的镜头，随后是尾场。

德国记者吕布克与斯蒂格利茨的对话,译自《未来源自危机》(德国黎曼出版社2009年版,中文版即将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一书。围绕全球金融危机以及气候危机的原因和未来趋势展开,严厉批评美国政府和华尔街的不负责任,批判了新自由主义

美国是一个典型的由精英阶层主导的国家，而精英大都又是形形色色举足轻重的集团首脑或国家机构中核心职位的占据者，尤其是那些巨型商业集团的领导者。他们既受价值理念的驱动，又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着传统的行为模式，更要为他们所代表的、其自身利益又融入其中的集团利益而打拼。在实践的层面上，美国的行为或政策制定多为各利益集团之间、压力集团与官僚集团之间的利益博弈所操控。我们将此称之为集团政治。精英主导和集团政治的影响深刻地体现在美国国内的宪政法律结构和政治经济制度中，并构成了美国行为的实践过程与内容。　　一、阶级分层:对美国社会的纵向考量　　托马斯·戴伊曾断言，在一切社会里，无论它是原始的还是发达的、集权制的抑或民主制的、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都只有一小部分人在行使大权，不论这些权力是否假借“人民”的名义行使，这都是千真万确的事。此判断对长久以来被“阶级平等”神话所笼罩的美国而言也不例外。表面上看，美国人生活在一个像伍德罗·威尔逊所描述的“没有阶级区别、没有地位差异”的平等社会中。而实际上，在民主制度和宪法框架之下，美国一直都是一个阶级分层或分割严重的国家，其阶级界限和社会地位之差异在美国确实存在，而且始终存在。19世纪上半叶，美国最富有的1%的家庭拥有全国资产的1/3，前1/10的富裕家族拥有4/5的社会财富;与此同时，大部分美国成年人都不拥有具有市场价值的财产。尽管人们普遍相信这个时代的美国商业“大亨们”大都是从贫贱的环境中发家致富的，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大亨们的财富积累主要是由早期富有者的亲属及后人完成的。经济学家威廉·米勒及其弟子的研究揭示了如下事实，即变成商业头面人物的穷孩子“在美国历史书里比在美国历史里更显眼”。在20世纪的美国，只有1%的人口属于上层阶级;1%~2%的人口属于次上层阶级，其成员拥有的财富与上层阶级不相上下，但由于其暴发户的身份，他们在社会威望上较前者略逊一筹;9%~10%的人口属于上中层，他们大多是中等财富规模的商人和专业人员中的少数佼佼者;28%~36%的人口属于次中层，其成员主要包括小业主、农场主、职员和技术工人;33%~35%的人口属于上下层，其构成以半熟练工人、职工和农业劳工为主;最后17%~25%的人口属于下下层，由非熟练工人、失业人员和所谓的“流氓无产者”等人群组成。　　以社会成分多元化和民主制度之发达而闻名于世的美国，其社会制度的本质却是典型的精英政治。恰如沙特施奈德在《半主权的人民》一书中所揭示的那样：“多元天堂的缺陷在于天国的合唱带有浓厚的上等阶层的音调。很可能有90%的人民进不了这个集团系统。”社会学家米尔斯撰写的《权力精英》，是有关美国精英统治最知名的学术著作之一，在20世纪50年代曾名噪一时，至今影响犹存。米尔斯在书中指出，美国的多元政治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在政府机构和整个社会中，权力最终的行使受到严格控制，只有极少数精英操纵着美国政策的方向。不但如此，权力精英们还主宰了美国社会的主要等级制度和组织结构，他们支配着商业大公司、操纵整台国家机器并拥有凌驾于一般社会之上的种种特权。在米尔斯看来，美国的权力精英阶层由三类人构成：在经济的顶层，是商业界的大富豪和位居他们之下的大公司高级行政长官;在政治的顶层，是政治领袖和各个决策机构的负责人;在军事机构的顶层，是围绕在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军方高层周围的、身兼军职和政治家双重身份的人士。这些由商界、政界和军界高层构成的精英们，共同组成了美国的权力精英统治。　　在如今的美国，社会层次远未消失，树立在各阶级之间的城墙也没有坍塌的迹象。时至今日，身处社会顶层的精英依旧风光无限，享受着那些仍只是极少数人之间的游戏。目前美国大约有七千多个重要职位，并被六千人左右所掌控，其中有人身兼数职。这些重要职位囊括了国会议员、州长、将军、内阁部长及联邦机构负责人、法官和检察官、大学校长、大型商业机构负责人、基金会领导人、传媒精英、工会领袖、有影响的非政府组织领导人等，构成了国家权力的大脑和心脏。处于社会中、下层的美国人，在今天尽管可以得到并享受比他们前辈人更多的权利和物质财富，但对他们而言，权势及与之相匹配的社会地位等绝不比早年时期更容易获取。美国作为一个始终在精英阶层统治下的等级社会，它的阶级性在现代社会中变得更加隐蔽，主流意识形态已经把人们的阶级意识大为淡化。诚如爱德华·佩森所言，“阶级仍然是重要的，但也是……不易察觉的”;这种情况在美国“历来如此，今天也不例外”。　　在美国，精英阶层形成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特殊亚文化群体。在这个默契的小圈子里，精英们按照某种秘不外宣的“潜规则”博弈。罗赛蒂特别强调，理解 “华盛顿政治社团”的亚文化群是理解复杂的美国对外政策政治学的关键之一。所谓华盛顿政治社团，是指“成千上万与政府有关的人，尤其是那些处在权力顶峰、与政治休戚相关的人们”，这些人是美国精英阶层的核心人物和真正代表。每年一度的私人俱乐部春季豪华饮宴是美国最上层社会人际关系的一个侧面写照，它不但是“华盛顿高层人士的礼仪活动”，也是这个国家“阔佬、权贵和名流们的私人聚会”。届时，600名美国最显赫、最知名的人物会在希尔顿饭店大厅会聚一堂。工业巨头、金融家、出版商和新闻界巨子、外交界的名人、最高法院的长者、国会中的煽动者和鼓动家、现政府的高级官员以及好莱坞的明星们摩肩接踵、谈笑风生。自本杰明·哈里森总统开始，每位美国总统在其任职期间，都会参加至少一次这样的聚会。“华盛顿政治社团”的成员极为重视彼此之间的社交关系网络，并信奉实用主义原则。在这个圈子里，私人关系往往超过党派和意识形态的界限。保守派和自由派的斗士在国会的辩论中争执得面红耳赤，但“他们却在周末一起打网球或是在国会休息室一起调笑”。“华盛顿政治社团”对美国最高权力的运行影响如此重大，以至于对该社团所知甚少、往来不密切的政治领导人，如卡特及其工作班底，在行使其权力时经常寸步难行，而深谙其游戏规则的人，像里根与其工作班子，便可实行更为便利和成功的统治。　　在精英阶层之下，人数众多的美国中产阶级和下层民众分属于不同地区或产业集团。由于人数众多、领域各异、分布广泛，导致了他们的某种程度的软弱性和易受影响性，他们最终很难达成集体行动，来影响国家政策以确保自己的利益。米尔斯认为，美国社会的最底层是广大的、漠不关心政治的大众社会，他们在政治上是一盘散沙、毫无作为;中间阶层则呈现出政治多元性，由一股飘浮不定的、相互僵持制约的力量构成。总体来说，这两大阶层对美国政治几乎不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在主流媒体的大肆渲染下，美国给人的印象是一个由“积极进取”、“蒸蒸日上”的中产阶级或称“白领”阶层之利益所主导的国家。然而，事实却具有相当的讽刺意味。米尔斯在其另一部力作《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中指出，由于社会形态迥异、物质利益矛盾、意识形态不一，美国白领阶层的成员之间没有形成共同政治行动的同质基础。即便他们之间确实存在某些共同的利益，这些利益也不可能将他们凝聚为一个整体。他们是一群政治上默默无闻之辈。美国两大政党在制定其政治纲领时，从不直接过多考虑这一阶层的利益。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巴尼·弗兰克的话印证了米尔斯的论点，他说“，有时我认为这里没有代表的惟一一批人就是中产阶级”。　　在阶级和等级观念方面，美国是一个具有保守传统的国家。大多数人只知道美国社会是主张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洛克式自由主义社会，但却忽略或有意回避了它的另一面，即它同时也深深植根于主张权威、等级和精英主义的柏克式保守主义。在美国的上层社会中，这种等级观念上的保守主义尤为明显。克里斯托指出，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并非民众主义者，他们竭力实现的目标是让美国政体免遭多数暴政的侵害;两院制议会、三权分立和宪法本身都带有避免民众暴政的意图。美国新保守主义者施特劳斯就是一个彻底的精英主义者，他极力推崇由少数人统治的等级制度，其理想中的政治方案是在自由民主制中确立贵族统治，而这也正是当年汉密尔顿一心向往的美国政治蓝图。在施特劳斯眼中，民主的实质取决于由谁来形成人民的意志。他经常引用色诺芬的如下观点：最好的政权是假扮成民主的贵族统治。正如德鲁里总结的那样，保守主义者理想中的社会是“基于较高等级和较低等级之间的相互服务和彼此忠诚”的社会。　　精英阶层的成员有时并不避讳他们的等级观念和优越感。被比尔德尊为美国“新制度巨灵”的汉密尔顿就公开推崇贵族政治。他曾直言不讳地说“：尽管人们时常引用并信奉‘人民的呼声是上帝的呼声’这一格言，但事实上这并不是真理。人民总是扰攘不安的，他们很少判断或做出正确决定。因而，应该使少数富人阶级在政治上享受永久的特权地位，他们可以阻止多数阶级的骚动。”在美国精英阶层的眼中，所谓民众倾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可以被创造、被调动并可假以利用的情绪。凯南指出“：如果我们要消极无为，将自己知道的埋在心里，说‘我们自己的看法不掺和进来，我们恰恰只是做人民告诉我们去做的事情’，那么我们确实将是我们国家的非常糟糕的代表。”又如亨廷顿所讲，在美国“权威寓于许多机构之中，每一机构皆可标榜其来自于民，从而为自己的权威辩护”，然而， “主权在民之说同主权在神之说一样含混不清，人民之声和上帝之声一样，也可呼之即来。”　　在国家事务的操作层面，精英阶层的行为则代表着美国的“国家行为”。相对于国内事务，精英阶层在对外事务上主导美国行为的印记更为明显。美国公众通常不愿理会那些含意还不够明确的政策，对需要长期谈判的复杂外交难题表现得很缺乏耐心或漠不关心。同公众相比，美国精英人士显然对国际社会这一与其商业利益密切相关的领域抱有更大的热情并投入更多的关注。长期以来，民意测验的结果都证明，广大美国公众对国际事务所知甚少。如此一来，精英阶层对美国的对外行为便拥有了更多的独立决策空间。这里特别需要补充的是，由于具有共同的社会经济背景、相似的社交阅历和职业上的相互影响，因而美国精英阶层的联合有着同质的心理和社会基础。进而，在涉及国家基本制度、价值理念、国际秩序等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时，他们通常具有高度的共识。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拥有共识，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不存在分歧或冲突。确实，不同精英所代表或控制的集团之间的矛盾甚至会显示出不可调和性。然而，这类分歧或冲突往往是在既定制度下的利益争夺，也源于对实现共同目标之途径的理解差异。　　二、利益集团与党派政治:对美国社会的横向考量　　对美国社会的纵向考察使我们看到美国是一个由上层精英主导的国家。从横向看，我们很容易发现美国社会内部充斥着大量利益相互重叠或竞争的利益集团。概括地说，居于历史核心位置的社会集团有两大类，即以赢利为目标的商业集团或商人集团、由公共权力运用者组成的官僚集团或政治集团。尽管两大类集团存在一定的交叉，但从社会政治制度上看，大体上还是以两种模式存在：一类是官僚集团控制商人集团，另一类是商人集团控制官僚集团。现代社会运动发展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便是这两个集团之间的关系。按此分类，美国便是一个典型的商人集团控制官僚集团的国度。精英在此随之被区分为商业精英和官僚精英。这样一来，两大集团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两大集团内部各“子集团”之间的共谋与竞争，也就转换成了商业精英与官僚精英之间的关系，以及商业精英内部为争取、影响或控制官僚精英的博弈。这一切构成了具有典型意义的、美国式的集团政治或党派政治。表面上看，美国的党派政治力求使公平、秩序和自由各得其所，但实际上美国社会政治体制得以运转的动力和润滑剂均来自这些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其间的斗争和妥协决定了美国政策的方向和力度。利益集团在美国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如此重要，以至于“集团理论”发展成为了一套成熟的政治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正是将政治过程的一切方面都归结于利益集团作用的结果。关于政治从根本上说是集团过程的思想，至今在美国从未受到实质性的挑战。　　集团博弈与党派政治在美国由来已久。托克维尔称，美国是“世界上最便于组党结社和把这一强大行动手段用于多种多样目的的国家”。在《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中，麦迪逊谈到，党争就是“一些公民，……团结在一起，被某种共同情感或利益所驱使，反对其他公民的权利，或者反对社会永久的和集体(的)利益”。他认为党争不可避免，因为它基于利益分歧“,造成党争的最普遍而持久的原因，是财产分配的不同和不平等。有产者和无产者在社会中总会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债权人和债务人也有同样的区别。土地占有者集团、制造业集团、商人集团、金融业集团和许多较小的集团，在文明国家里必然会形成。”它们被“划分为不同的阶级，受到不同情感和见解的支配”。而管理这些“各种各样、又互不相容的利益集团”，并且“把党派精神和党争带入政府的必要的和日常的活动中去”，在麦迪逊看来，这正是现代立法的主要任务。《美国政治》一书的作者维尔亦指出，美国政党政治和利益集团政治纵横交错、相互交融，形成一种不断变化的立法和行政机构格局;这一格局的演变趋势是，政党和利益集团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利益集团与政府机构本身合为一体。　　自建国以来，美国一直表现为商人集团和官僚集团主导和互动的国家。在其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商人集团有效地控制着政府所代表的官僚集团。独立战争源于北美商人集团的壮大。当时的北美商人需要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做后盾，出面保护他们的财产利益，帮助他们与包括英国在内的其他国家进行竞争。以脱离英帝国实现自治为政治目标的独立战争之爆发，其核心原因正是北美商人集团对于一个可以有效执行其意志、对其财产实施歧视性保护的权威官僚机构的强烈需求。 1787年制定的联邦宪法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它将国家权力交付到一个代表商业利益的统一的联邦政府手中。南北战争的政治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战争和制宪运动的延续，其结果意味着生产性最强的美国东北部工商业集团的财产利益在政治上进一步得到了巩固和加强。国家或其官僚集团一方面通过议会制定的法律及政府推行的以关税保护和国民银行为核心的贸易、金融政策，对工商业集团给予制度上的特别支持;另一方面，美国外交战略的制定和调整以及军事力量的建立，都是以保护和扩大商人集团财产利益为核心目标的。在国家力量的庇佑和支持下，美国商人建立了自己的工商业体系，并开始投入到对世界资源的争夺之中，而这一过程与美国国家实力和政府权力的迅速扩张是同步进行的。　　在经历了商人集团控制官僚集团的漫长历史之后，尽管官僚集团的影响力从罗斯福推行“新政”以来已经得到大幅度提升，两大集团的力量对比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但商人集团在相当意义上仍然占据优势，美国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体系也在很大程度上仍继续扮演着商人集团保护人的角色。在当今美国，性质不同的利益集团虽然数目巨大，但真正能够决定美国国家政策的力量，仍旧集中于那些最有钱的、同时也是在政治决策过程中最有影响力的商业利益集团。奥尔森指出，在美国社会中，商业界拥有的利益游说团体数目最多。由于美国的商业利益通常集中于垄断性集团或企业之手，因此商业集团一般能够自动且直接地组织起来，并达成强化其共同利益的集体行动。面对其他利益集团组织松散这一事实，商人集团的组织程度之高显得格外突出，以至于“在华盛顿设有办事机构的众多集团组织中，它们所代表的利益没有一个比美国产业界更充分、更综合、更有效”。在美国，许多人对商业组织在美国民主中的力量之强大感到惊讶;由社会少数人组成的商界组织在美国政治中行使着巨大权力，这使得热衷于民主的人士困惑不解。美国的政策大多是商业集团内部不同的派别相互斗争、妥协，以及它们与官僚政府之间博弈的产物。商业集团影响公共政策以求最大限度地谋求自身特殊利益的途径，主要有六个渠道。其一是所谓的“旋转门”机制，即个人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双向转换角色、穿梭交叉为利益集团牟利的机制。其二是选举。尽管几乎所有大型组织都宣称自己是非政治的，但几乎所有利益集团都党同伐异，力求通过政治捐款来推出能够照顾自身利益的政治家。其三是积极介入政府管制形成过程。美国联邦独立机构和各个内阁部门必须在《联邦文档》公布拟议的各项规章条例，并在它们正式出台之前欢迎所有回应。而利益集团具有迅速接近规章制订过程并做出反应的能力。其四是游说，即利益集团直接向国会议员或政府官员陈述其立场和观点以影响决策。其五是诉讼。当利益集团发现正常的政治渠道不畅通时，它们便会借助法庭或法官判决来影响公共政策。其六是劝说，即利用媒体、信件与宣传材料以及面对面交谈等，在选举期间影响选民，在其他时间促使选民与他们的代表保持联系。企业在这方面享有特殊的有利条件，因为其所有者和经营者拥有利用宣传机器的金钱。　　商业利益集团通过其成立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简称PAC)，直接影响和干预美国的政治选举过程。PAC是完全合法的利益集团组织，它通过控制竞选捐助和直接游说来向国会中有权势的议员施加压力，以保护自身的利益。美国政治中流行一句俗语“：金钱是政治的母乳。”这一黄金规律导致PAC成为美国当今政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商业集团通过PAC选择政治捐款的对象，并以此来支持或反对某位政治候选人。据统计，如今美国57%以上的政治捐款是由180 个PAC所提供的，其中近1/3的捐款来自规模最大的33个PAC。那些对选举起决定作用的PAC大多从属于商业集团。政治候选人争相谋取大型商业PAC 的支持，因为这些PAC的影响很大，其他PAC一般惟其马首是瞻，一旦得到它们的支持，候选人就容易获得同类PAC源源不断的捐助。对PAC经费的依赖使当选议员在国会的立法中通常把大的商业集团之利益置于优先考虑的位置，并经常根据这些集团的意愿来投票。对此，一位美国国会议员感叹道“：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简单事实，当大量金钱流入政治角逐场所时，大量的义务也就承担下来了。”一位愤世嫉俗的说客也无可奈何地断言“：企图让这个政治制度清除金钱的罪恶，就像制定一个让十几岁的孩子不得考虑性问题的法律一样……你需要的不是法律而是脑白质切除术。”　　通过政治竞选者对大型商业PAC的“朝觐”过程，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商业集团控制官僚集团的一个缩影。美国各地的国会竞选者成群结队地来到华盛顿寻求PAC的捐款，这种朝觐仪式已经成为国会竞选活动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工商业PAC的政治战略家巴迪说“：差不多每一个(政治候选)人都要来到这里。”住宅承建商全国协会政治事务副主席贝克特也感慨道“：要让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离开华府是很难的。”到华盛顿朝觐PAC的政治候选人不但人数逐年增加，而且其朝觐的时间也越来越提前。通常大选日刚过，着眼于未来两年竞选而进行的朝觐便开始了，随后这支队伍会“首尾相接地到来”。大型PAC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候选人的政治前途，也决定着现任议员或官员的政治命运。从大型PAC负责人不时透出的居高临下和不屑一顾的口吻中，我们可以听出美国官商关系的端倪。在PAC的办公室里，政治候选人和一个急于申请工作者面对潜在雇主时的紧张心情大致相同，因为那些可望成为国会议员的人若有上佳表现，将可能引起整个 PAC圈子对他竞选活动的兴趣;而一次糟糕的亮相则很容易把他挡在PAC金库的门外。他们必须努力“使PAC在为他们花钱时确信，他们是能战斗到最后胜利的人”。在一次对PAC的成功“朝觐”之后，政治候选人还必须动用各种手段，努力争取PAC圈子对他的竞选进程投以持续的关注。正如美国政府一位咨询专家所说，向PAC筹集捐款对政治竞选者而言，差不多已变为“一项不间断的公关工作了”。　　影响巨大的游说公司主要是设在华盛顿和纽约的二三十家“超级”律师事务所。随着现代社会的复杂性日益提高，社会对规章制度的需求也急剧增长，通晓相应规章制度及其形成过程者愈发显得重要。这些扮演游说公司角色的律师事务所不仅在法庭上，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国会和联邦机构中，无一例外地都是巨型公司 (如通用汽车公司、美国电报电话公司、杜邦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委托人的代言者。此外，成为超级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是美国律师界的最高追求。这些高级合伙人普遍认为，担任公职是他们的义务。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艾奇逊、万斯乃至前总统尼克松均来自这些超级事务所。与此同时，许多超级事务所的创办人或合伙人就曾是政府高官或国会议员。担任过杜鲁门总统顾问的克拉克·克利福德在白宫任职五年后，在华盛顿建立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他的第一批大委托人包括菲利普石油公司、加利福尼亚石油公司和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等。甚至在杜鲁门离任后，他的生意仍然十分红火，原因之一在于他的密友斯图尔特·塞明顿还在担任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生产军用飞机的大厂家麦道公司自然也成了他的委托人。由公职人员摇身一变成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或说客，业已成为美国众多的政府官员、议员和政府与国会助理离任后的生财之路。在20世纪90年代，公职人员贩卖政治资本就已成为美国“最兴旺的一门行业”。近些年来，他们穿梭“旋转门”的频率急剧加快。从国会通往游说公司云集的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K街的道路上人头攒动，这些具有政治影响力的前公职人员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淘金热”。在相当意义上，国会俨然成为一个讨价还价的政治市场。在那里，议员们对各种利益集团的直接压力、利益集团施加给联邦政府各部门进而由后者反馈给国会的间接压力进行评估和调和，以便在立法层面上进行取舍，达成妥协。美国联邦政府和各级政府也为利益集团进行多重博弈提供了政治活动平台。　　官商勾结的最具戏剧性的场所，就是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那个著名的、同时也是无形的“旋转门”。华府权贵们可能昨天还是受人民委托、保护国家利益的议员和政府官员，今天摇身一变就成为某个大公司的代言者。有些人甚至不等转过这道门就公然身兼两任———既是民意代表，又接受商业私家委托。大体而言 “，旋转门”机制可以被归为两类。第一类是由产业或民间部门进入政府的“旋转门”，这主要是指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商业利益集团游说者进入联邦政府并担任要职。由于其特殊背景，在政策制定和实施政策与管制过程中，他们不可避免地会偏袒特定的商业利益集团。第二类是由政府进入私人部门的“旋转门”。其中又有两种情况：一为公职人员跳入薪俸丰厚的私人部门，并在新职位上利用以前的行政工作经验或政治影响为私人雇主在联邦政府采购和管制中求得收益，从而使受雇公司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二为政府与说客之间的“旋转门”，即离任的国会议员或行政部门高官效力于游说公司，他们运用在公共部门任职期间搭建的关系网和影响力为游说公司客户争取利益。概言之，商业利益集团重金收买公职人员、公职人员贩卖其政治影响，这两点构成了政治和金钱交易之渊薮的“旋转门”的基本特征。在当今美国，司空见惯且运转良好的“旋转门”机制为商人集团借助公共权力牟取利益的行为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在这层外衣之下，利益集团凭借游说、收买或控制政府的手段来实现一己之私的现象或存在，深深植根于美国的政治文化传统，被称作除行政、立法和司法之外的美国“第四权力中心”。　　美国经济学家们对政府管制和立法过程等进行了深入讨论，深入系统地把制度与政策形成之过程纳入了所谓“新政治经济学”分析。产生于美国经济学界的“寻租”理论和“俘虏”理论，正是对这一议题的理论总结。安妮·克鲁格最早使用了“寻租”这一概念。她分析了商业集团与政府之间出现“寻租”活动或形成租金的动力和过程。随后，塔洛克、托里森为这一理论提供了系统性的解释和概括。布坎南、本森等学者对寻租理论在美国的适用性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就美国的经验样本得出如下结论：现代议会制民主政体由投票联盟支配，这类联盟往往受惠于大的工商业利益集团。如此一来，议会的多数就会向他们的客户集团提供歧视性的保护和优待，这种现象在美国被称为“投桃报李”(log rolling);“投桃报李”行为极大地助长了政治性再分配和“寻租”活动的兴起。斯蒂格勒等学者提出的“俘虏”理论和与之相关的产业组织理论，与寻租理论对政府与利益集团之关系的看法如出一辙。这一理论将政府看作利益集团的俘虏，认为多数管制政策是政府为满足利益集团的要求而制定的。政治代理人(政府)常常为迎合被代理人(产业集团)的要求，建立管制市场并限制市场准入机会，以此帮助被代理人排挤其竞争对手。在斯蒂格勒看来，没有什么政治领袖会与 “对所有人不偏不倚”的战略联姻。在实践中，他们始终奉行对不同产业或利益集团的歧视性政策。少量规模大、组织完备的产业集团在形成公共政策中起到主导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美国政治决策过程。　　经济学家对美国贸易政策形成过程所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很有说服力，并极大地提升了对利益集团和党派政治的理论研究水准。早在20世纪50年代，戈登·塔洛克就明确提出了关税是利益集团游说之结果的观点。根据鲍德温的总结，分析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和贸易保护形成的政治过程———“内生贸易理论” ———的文献，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建立在经济学自利方法之上，即选民、利益集团和政策制定者都追求自身福利最大化;二是强调选民和官员对社会福利的关心。相应地，经济学家提出了两大类贸易保护模型。第一类主要包括当权政府模型和政党竞争模型，其中，当权政府模型又包括需求方模型、供给方模型、市场竞争模型。在政治需求模型中，游说集团恳求政府以获得对自己有利的贸易政策。在政治供给模型中，政府利用手中的政策制定权去迎合不同利益集团以求获得最大的支持。这样一来，关税税率的选择可以看作一个最优化问题的解，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要权衡从工业利益集团中获得的政治支持和由于消费者的不满而失去的选票。在政党竞争模型中，两个政党为上台执政而提出特定的贸易保护政策以寻求最大的政治支持。随后，格罗斯曼与赫尔普曼又提出了“保护待售模型” (protection for sale)。在政府和利益集团都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行事的假定下，该具有集大成性质的模型从贸易政策的需求方(利益集团)和供给方(政府)分析了贸易政策的形成过程，并且成为当今内生贸易理论的基础模型。第二类模型主要是一部分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提出来的，他们对经济学家的“自利”假定不满，提出了略有差别的模型。考虑到这些模型同样采用了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即从行为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出发，故从广义上讲，它们也可以看作内生贸易模型。总而言之，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逻辑，恰如戴斯勒所概括的那样：纵观大部分美国历史，那些特殊的商业利益集团的确起到了主导作用，贸易政策过于倾向这些商业利益集团的利益。　　当然，对美国政策施加影响的不仅仅是商业集团，还包括那些非商业集团。其中，以种族划分的利益集团占据着一个十分独特的位置。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就曾撰写长文，讲述了一个由美国犹太人组成的强大利益集团如何威胁利诱美国政府和控制舆论以制订偏袒以色列之对外政策的故事。另外，在某些人看来，美国存在着一个游离于政府和企业界两大势力之外、超乎集团与党派狭隘利益之上、以谋求公正无私和提高公共道德为目标的第三力量，即由大学、基金会、传媒精英及研究机构等组成的所谓“权势集团”。这些权势集团能够在追逐权力的政府和追逐利润的企业界之间起平衡作用。无疑，这些都是事实。但我们在此想表明的是，在美国的各种利益集团中，非商业集团通常处于次要位置或居于从属地位，无论它们多么有影响力，其影响力的主要源泉恐怕还是源自它们与商业集团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存在和活力往往是以为商业集团的赢利提供服务为前提的。　　三、以保护商业利益为根本的制度框架　　在利益集团和党派政治影响下，尽管受到基督教传统的熏陶，但美国的国家行为不可避免地要遵循商业原则行事。无论是统治精英还是各商业集团，其利益在具体层面上虽千差万别，但在大方向上却别无二致。他们在下述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达成了高度的共识：建立一种以保护财产利益为目的，强调“有序自由”的宪政体制和政治、法律、经济制度。　　想要理解美国，似乎很难绕开那部带有传奇色彩的美国宪法。1787年出台的联邦宪法一直被美国人沿用至今，由此建立的美国宪政结构在随后二百多年的时间里变化甚微。联邦宪法是一部令美国人引以为荣的、代表着“自由、平等和民主精神”的政治经典文献。事实上，这部美国人心目中至高无上的“世俗圣经”一直充当着精英阶层私有财产的“守御神”。　　在订立之初，宪法更多体现的是那些为财产权利寻求保护的商业精英阶层的利益，其制度的歧视性或非中性比较明显，即它保障和拓展了动产持有者的利益，同时忽略了对不动产持有者的利益直接补偿。虽说具有非中性，但总体而言，无论是对动产持有者还是不动产持有者来说，宪法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代表不同利益的议员们之所以能达成妥协，也正是由于他们的利益大体是一致的，由于他们对于主要问题的意见都是相当接近的。对此比尔德的评论具有经典意义：在各州批准宪法的会议上拥护宪法的领袖们，他们所代表的经济利益与费城制宪会议成员所代表的经济利益几乎完全相同;这些宪法的制定者和批准者们利用宪法为个人或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牟取经济收入的同时，也把新政府建立在稳固的经济利益的基础之上。他们争执不休和相互扯皮的，多是些涉及新政府机构的细枝末节问题。在麦迪逊留下的制宪会议的辩论笔记中，我们不难领略到这一点。　　制宪会议代表着那个时代少数最富有的美国人的利益。在宪法的制定过程中，没有一个会议成员的切身经济利益可以代表小农或技工阶级。在制宪会议的元勋中，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人明显倾向于富人产权和贵族政治，坚决反对财产和政治权利的平均趋势。汉密尔顿的主要追随者是东北部的富商集团，他们被杰斐逊贬斥为“一伙人数不多，但财大气粗的党徒”。但是，这位与汉密尔顿在政见上势不两立的民主共和党领袖也同样认为，政治权利必须取决于财产的多寡。在绝大多数州中，只有那些拥有大量土地和动产的人们才享有选举权和担任公职的机会。那些“头戴假发、彼此默契的绅士们在秘密会议中操纵美国的一切事务”。在联邦宪法之下成立的中央政府为有产者的各利益集团所垄断，成为制定并执行对其有利的歧视性产权制度的权力和服务机构。　　在当时，联邦宪法首先是一份以抬高私有产权为目的的文件，尤其是投资在动产方面的权利，将会得到宪法的严密保护。财产权作为自由的保障，在宪法中应享有特殊而牢固的地位，这是制宪会议成员的共识。诚如汉密尔顿所言，宪法的神圣职责就是“对自由与财产的进一步保证”。制宪者们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进行了两个维度的诠释：一方面，私人财产先于政府存在，因此不能被政府任意掠夺和侵犯;在宪法赋予国会和联邦政府的权力中，没有一项是允许直接侵犯或限制财产权利的。另一方面，宪法授权下的中央政府随时准备“纠正由于民主而引起的困扰这个国家的罪恶”，并设法保护少数阶层的既得财产免受多数大众的干涉和危害。虽然一些欧洲国家的宪法性文献也表达了私有财产之神圣不可侵犯系由自然法则决定的理念，但惟有在美国，这一假说真正成为宪法的理论依据和大法官的判案准则，并在美国历史中的许多著名案例判决中得到贯彻。　　除了确立财产权利至高无上的地位之外，宪法还将制定产权规则和实施产权保护的权力集中授权给国会和联邦政府。在对权力进行根本性重组后，中央的力量得到显著加强，各州的势力则予以大幅度的削弱。从邦联自治到联邦政府的转变，对工商业、海外贸易和货币领域的影响最大。几乎所有重要的财政、金融和商务方面的权力都从各州转移到国会和联邦政府手中。宪法明确授予联邦(同时限制了各州)的重要权力有：征税、战争、招募并维持常备军队、管理国内外贸易、铸造货币、保护工业、募集公债、开拓西部土地和颁发专利权等。对企业具有重大意义的条款是，禁止各州通过破坏契约义务的任何法律。　　在以上权力的保证下，工商业、贸易和信贷活动规则的确定性得到了加强：公债可以获得充分的清偿，国家信誉得以建立，国内的安定可以得到维护，同外国的贸易往来可获得安全保障，统一的货币可以降低商业成本，工商业可以得到扶植，企业的创新活动可得以保护，西部的投资事业可以获得保障。各自为政的邦联被宪法维系成为统一的国家后，市场规模的扩大将产生规模经济。集中的中央财政可以提供更为充足的公共产品，如统一的关税、资本市场、更强大的军事防御和扩张能力，以及跨州的公共运输工程等。而在公共产品的消费过程中，商人阶层将享受最多的收益份额。可以说，商业精英阶层的利益和目标几乎都融入新宪法中了;不但如此，他们还掌握着对整部宪法的解释权。宪法为美国建立了自己的重商主义体制，从而为与那些在当时同样奉行重商主义的欧洲国家展开更为有效的竞争铺平了道路。历经二百余年，美国宪法致力于保障商业和财产利益的性质并没有多少变化。宪法框架下的美国法律体系和司法实践同样遵循着财产和商业利益至上的原则。那些由总统精心挑选的、参议院批准的、为统治精英阶层效力的最高法院的法官们，先前大多是来自上流社会的富有律师。他们无论在思想意识上还是在实践操作中，几乎都不可能在贫富阶层之间保持真正的中立。1893年，美国最高法院法官戴维·布鲁沃在写给纽约法院协会的信中曾公开承认这一点。他写到：“社会财富由少数人掌握，这是恒久的法律。”　　美国的政治传统同样具有鲜明的商业色彩和阶级歧视性。霍夫施塔特指出，人们通常以为，美国政治中包含有一系列特殊商业利益之间的冲突，例如土地资本与金融或工业资本之间的冲突、新老企业之间的冲突、大小资本之间的冲突，而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则未显出多少迹象，而实际上这种幻象掩盖了美国政治的本质。他进而揭示，美国政治上层的视界“通常仅局限于财产和企业的天地之中”;无论在具体问题上其成员的分歧有多大，但从大的政治传统来看，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个人处置私有财产和用其投资的权利、机会的价值、个人利益和自主、在宽松的法律限度内向有限的社会秩序的自然演化等，都是他们政治思想意识中的核心信仰或主要原则。在美国，从事政治的任务就是要维护这些传统，并不时对其加以扶持，对偶尔出现的弊端随时予以制止。政治传统的统一体超越了各种暂时的和局部的利益冲突，在霍夫施塔特看来，这正是理解和分析美国历史和行为的主要线索之一。换言之，在美国，具体的政治目标可能为适应不同时代和不同利益而发生变化，但其政治的核心理念，即保护商业利益并把利益集团竞争限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则万变不离其宗。正如津恩所评论的那样，美国政府的行为是伪装中立以维持国家秩序，它实际上只为富有阶层的利益服务;美国政府的目标是平息和调解上层社会的争执、抑制社会底层的反叛，以此保持现行政治制度的长期稳定。　　高度统一的政治传统之特点有效地体现在美国的政党政治中。从属不同政党的政界决策人物对各种具体议题会各持己见，有时甚至尖锐对立，但他们在总的思想框架下又保持了相当的一致性，因而在竞选结束后他们仍然可以彼此合作。建国之初，以杰斐逊为代表的民主共和党和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相互攻击、势不两立。然而，杰斐逊执掌国家后实际推行的政策，与当年汉密尔顿力主保护工商业和其利益集团的主张仅有微不足道的差别。霍夫施塔特看到，若用实践来检验美国两党各自的政治思想，则这些思想反映的“一致之处极多”，其体现在政策中的差异和分歧甚小，以致“根本找不出什么重大的争论问题”。美国两党所达成的主要默契在于，无论哪一党获胜，国家政策在倾向商业利益的原则和任何与之相关的重要内容方面都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动。1844年，民主党总统克利夫兰亲自向资本家保证“：我在位期间，政府实施的所有政策都不会对任何工商业利益造成损害。……行政管理权力从一个政党转移至另一个政党手中，并不意味着目前这种状况会受到任何严重干扰。”今天美国的两党政治完美地秉承了这一政治传统，其两大政党是“无明显阶级区别”的政党，它们的政治信仰在本质上都是致力于维护美国既有制度和有产阶级的既得利益。两党的上层精英人士在主要观念上几乎没有区别，并且职位越高，其区别越小，代表的是同一阶级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只是在策略上，共和党更加立场明确地强调自己代表大企业家、金融家及投资者的利益，而民主党则喜欢把自己装扮成普通人、弱势集团和少数族群的代言人。　　表面上看，美国是一个“小政府”社会，其经济活动完全遵循自由市场的原则运转。然而事实却和人们通常的理解大相径庭。无论在其迅速崛起的历史中，还是在经济高度繁荣的今天，美国的政府一直通过它的权力和非中性手段，为精英阶级或各大利益集团做出重大贡献。扎卡利亚指出，19世纪80年代和90 年代，美国现代政府体制的形成导致联邦政府权力的进一步加强。实现经济增长目标之迫切与国会寻求最高权力企图的崩溃，赋予了联邦政府更为集权、更少政治性且更具有理性的结构。19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已然可以绕开或迫使国会同意美国对外利益的扩张。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美国政府通过各种管制规章和政策，以及各种直接干预的方式，对社会经济起着更为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美国强大的自由经济制度与其同样强大的政府管制之间看似存在着逻辑上的矛盾，其实并不然。管制与自由市场之间并非总是紧张的对立关系，有时情况刚好相反。在美国，强有力的政府管制正为其自由有序的市场经济提供了一种规范、保障和促进作用。奥尔森说明了国家权力与私人权利，或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相互关系决定了经济的繁荣程度，论证了国家兴衰盛败取决于政府对权力运用的效率。他还提出了所谓“扩大与强化市场型政府”的概念，强调了没有政府就没有产权、没有产权就没有市场、没有市场就没有分工与交换这一支配现代经济增长的经济学逻辑。拒斥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不只是奥尔森。其前辈弗兰克·奈特对“经济自由”亦做出了类似的评论：“古典思想家们似乎忘记了，经济自由是使用经济权力的自由，其内涵涉及从奴隶制到依仗对经济权力加以分配而奴役他人的诸多方面。……他们没有注意到，用权力获得更多权力的自由，涉及不平等的一种积累趋势。”　　关于“大政府”或者奥尔森所言的“强化市场型政府”与美国资本及资本界的关系实质，哈特和奈格里曾写下一段言辞刻薄、却又不乏深意的评论，我们借用它来结束这一部分“：当资本全球化的拥护者们叫喊着反对大政府时，他们不仅虚伪而且忘恩负义。倘若资本没有控制过大政府并使之为其专门的利益效力数世纪，它会怎样呢?而今倘若大政府没有大到足以发挥左右整个全球民众生杀大权的话，那么帝国的资本又会如何呢?倘若没有一个大政府能够印制钱币来生产与再生产一个保证资本主义权力和财富的全球秩序，资本又会怎样?抑或没有了争取生产性民众的合作的通讯网络呢?每天早晨，当全世界的资本家及其代表醒过来之后，他们不应去读《华尔街时报》上反对大政府的骂词，而应该跪下来称颂它!”　　本文节选自作者《美国行为的根源》(即出)一书的第三部分。限于篇幅,发表时删去了原文中的注释。欲阅读者,请与编辑部联系索取。编者注。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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