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文学

林道群:座中多是豪英──《今天》100期憶舊

林道群:座中多是豪英──《今天》100期憶舊

今天

《今天》第100期;plx
最近這幾年跟北島、李陀碰面、通信,一談起《今天》,他們總嘖嘖稱奇,覺得真真不可思議。二十餘年如一夢,杯籌交錯酒意朦朧,很多人很多事都記不起來了。北島說我最後生,命我不嫌瑣碎把記得的整理出來。

 1990年《今天》(總第10期)在北歐挪威復刊,我人在香港中文大學編一本叫做《中國語文通訊》的雜誌,並參與籌辦《二十一世紀》。當時流亡在海外的朋友出版有各種各樣的刊物如《廣場》、《民主中國》等等,《今天》復刊我們在香港略有所聞,但一時沒有機會看到雜誌,其間沒有連線沒有交叉。後來看到復刊號,編委成員很多都是著名作家,但只有李陀、黃子平和劉小楓是見過面認識的。怎也沒想到,隨即不久,《今天》會移到香港印行,更難以想像的是,此後從總第11期至這本第100期竟都由我經手印行(除其間三年一度在台北印行外),前後足足跨越逾二十年。

    最近這幾年跟北島、李陀碰面、通信,一談起《今天》,他們總嘖嘖稱奇,覺得真真不可思議。二十餘年如一夢,杯籌交錯酒意朦朧,很多人很多事都記不起來了。北島說我最後生,命我不嫌瑣碎把記得的整理出來。其實一本雜誌,誰來編,怎麼編,編些什麼,甚至出版經費怎麼籌來,才是最重要的。好在除了張棗,前前後後參與《今天》的編輯們都在,他們來寫那些最關鍵最靈魂的部分。我做的只是後勤,雖無關重要,好在維持時間較長,又因天時地利,都在香港,大多數都是印製方面的雜事,無關宏旨,但記錄了在海外辦刊物的艱難。只是記憶其實也頗為政治化,一百期特刊本身就很風光,我的記憶有點酸的饅頭。比如就說最起碼的《今天》編輯部,其實沒有一個編輯部,就算這幾年北島來了香港,全力承擔起主編工作,但編輯部也只是一個郵政信箱而已,好在現在是互聯網時代,所有的策劃和編務,可以在雲端運行,不像二十年前,編輯之間有賴飛鴿傳書,文稿、雜誌都要郵差先生代勞親送上門。

    萬事起頭難,在此記錄的多是《今天》剛來到香港時的情況。

 

    1989年劉小楓、甘陽去國留學,留下近百部「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組譯的書稿,蘇國勛、孫依依和王煒因北京三聯書店出版計劃停頓,怕耽誤譯者的心血,輾轉送來香港,寄存在我家,另謀出路。我們在港台多方聯繫,想在海外繼續出版這系列叢書,大半年不得其果。1990年,我和人在瑞士的劉小楓、人在美國的甘陽決定,在香港自己註冊一家「社會理論出版社」,並開始出版「社會思想叢書」。那時我全日打工上班,他們倆根本人不在香港,說是自組一家出版社,只是一種姿態而已,哪能真的運作起來。1990年秋天,在巴塞爾讀神學的劉小楓來信,說在歐洲見到北島,並給我寄來他有份參與編委的《今天》雜誌復刊號(總10期)。

    《今天》復刊號印刷精美,但植字、排版是當時很普通的家用式打印機點陣打印,看起來顯得簡陋,那是北歐欠缺中文排版客觀條件所限。後來萬之(陳邁平)跟我說,中文環境限制固然是,最大的困難還在於,北歐挪威的印刷成本極高,郵寄費用奇昂。1990年8月創刊不久,9月初劉小楓寫信問我,既然我們自己有出版社,把《今天》接過來做如何?

 

《今天》之事我已囑北島直接與你聯繫。但《今天》之發行不宜代理,不然太麻煩。你忙不過來。(1990.9.18.)

《今天》之編務,我不同意你幹,你太累。可由小李幹,他也愛文學。編委中,我的名字印錯,但我希望錯下去,以應付共產黨的中宣部。(《今天》復刊劉小楓印成劉曉風)(1990.9.24.)

 

當時我並不太了解《今天》,北島比《今天》名聲更大,八十年代初我讀書時,曾經因為要找北島的詩,發現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期刊室有一套《今天》複印本,只是七十年代末內地的民刊不少,中大學生會當時就編印有五百多頁厚的《中國大陸民間民主運動被捕者文集》,記得看到《今天》時並沒有異常的激動,直到中大出版社印行《波動》(後來才知道那也是北島第一本正式出版的書)。

    甘陽專注他的學術,一直不太贊成我把時間承印這種文學刊物,我和淑娟回劉小楓信同意接手《今天》的原因,現在想不起來了。用今天的術語來說,那不折不扣是一個粉絲的生理反應,當然說是八九後的一種綜合徵候也無可厚非。正式的第一次接觸是人在斯德哥爾摩的萬之1990年9月24日這樣的一封信:

 

北島先生來電告訴我,《今天》在香港編排付印等事要和您聯絡。此事劉曉風[小楓]也一定已和您談過了......我們《今天》編輯部就設在我任教的斯德哥爾摩大學東亞系,地址電話等全印在信紙上了。

 

按照以下萬之的回信,我是10月3日回信同意在香港接手編印《今天》的,因為萬之10月11日的信是這麼說的:

 

10月3日來信收到,深謝您對《今天》的支持和鼎力相助。您所開列的編排印刷等價錢,對我們是很合適的,問題是我們的印數不是2000,而是2500-3000,字數是十二萬字左右......我們的業務經理夏精文因事去港,可以順便和您面談,如有簽定合同等事項,我和北島已同意由他全權處理。[1]

 

跟夏精文見面的情形,怎麼也想不起來了。我給萬之的信是這麼寫的:「和夏精文見面,詳細討論了《今天》和《今天叢書》的有關事情」。[2] 在這封信中我再一次羅列了具體印刷雜誌的資料,包括每期字數、印刷數量、封面內文用紙,並同意收到來稿後在一個月之內出版印行。現在看來有趣的是,協議上列明印出來的雜誌,每本重量不得超過250克,這是因為《今天》是一本百分之九十要通過郵寄才能送到讀者手中的刊物,郵資昂貴令我們苦不堪言。1990年10月24日正式回覆萬之後,開始正式合作。過了一個星期的10月31日萬之來信:

 

用國際快件寄你全部稿件。因我們的延誤,致使雜誌略有拖期。如能在十一底前印出就好......我想,你已為《今天》工作,故將你的名字列入了《今天》名單......發稿的版式都由你決定。雜誌請橫排,這是北島堅持的。

 

在香港出版的總11期,於1990年11月底按時面世。出版時我把雜誌定價由萬之建議的港幣30元改為25元。印數3000本,其中1000本委托香港田園書屋發行,1400本,依萬之提供的名單,用國際快遞、航空、平郵、包裹等方式,寄發到全世界各地。要命的是,萬之留下600本雜誌由出版社暫時代為存放。香港是一個沒有剩餘價值、只講利潤的城市,寸地尺金,我們當時還住在父母家裏。哪有可能每期存放600本雜誌。但北島堅持既然印3000和2500差不多錢,當然多印一些。時至今日他的想法依然如此,看着他校辦公室和家裏都堆滿雜誌,我心裏美滋滋的,他倒沒有我的牢騷,最多只是說那有什麼辦法呢。

    在香港印出第一期後,已立即發覺這不是我所能承擔得了的工作。[3] 我只有業餘那丁點時間,發排編校印刷郵寄,我上班在新界沙田中大大學,植字公司在港島灣仔,印刷廠在柴灣。這樣走一次差不多是香港最遠的路途了。出版週期所謂的一個月,其實編校只有不到一週的時間,因為植字總得花去三四天,詩人文學家字跡龍飛鳳舞,複印件傳真件模糊不清,作者本人的錯別字不說,經驗老到的植字員也植得滿紙錯字,二三天能校一遍就不容易。《今天》編校之粗糙和錯漏,成了我的污點和內疚。接着花一週時間貼版製膠片,留兩週時間給印刷廠,其間看印刷藍樣和改正什麼的,只好自己跑到印刷廠就地解決問題。這種憂慮,劉小楓明白,因為我們的所謂出版社,只是一個空殼,他們在海外,我和淑娟都全職上班打工,沒有社址沒有倉庫本身更沒有資金,甚至每期雜誌所有的開銷都得先墊支,再由萬之歸賬。當時的工作條件和我自己的那點出版經驗,完全不足以在一個月之內出版和郵寄[4] 這樣的一本雜誌。這第一期剛印出,小楓即要我重新考慮值不值得做下去。尤其當1991年小楓回來,看見剛印好未及寄出的總13期都成山堆在家裏,他對自己最初的提議悔不當初,當即要寫信給萬之。只是現在找不到任何有關的來往書信,找到只是1991年2月跟萬之關於總12期的發稿信。

 

 

 

    《今天》復刊第三期開始,稿源開始後繼無力。萬之焦急,1991年2月5日,萬之來信解釋未能依時發稿:「先寄上詩歌、散文稿,評論拖後腿,李陀、李歐梵稿都未如期完工......曾千之的封面也拖遲了」。直到春節前兩天的13日才發出最後一批稿件。這樣的情況一直令人心急,1991年9月26日萬之又來信感嘆:「接到韓東從南京來信說《今天》對國內作者仍很重要,每千字二十美元的稿費不是可有可無的。」相信韓東不會想到,這句打氣話卻傷了萬之的心:「如果《今天》也就是以稿酬吸引人,其下場也是夠可憐的了......不過若是這樣能為國內朋友做些事,我還願努把力。」

    當時編輯部名義上設在瑞典斯德哥爾摩,主編北島人在巴黎,小說編輯是萬之和人在法國的張亮,詩歌編輯是北島、在德國求學的張棗和巴黎的宋琳,評論是美國的李陀負責。封面設計曾千之在挪威奧斯陸。問題是這些人在各個不同的國家,大多都只是短期羈旅逗留。1991年李陀來的信主要都是報告新地址:「我來到伯克利後一直找房子,又因要在伯克利大學教半年課,同時還得備課,故一陣忙亂。我的地址是......電話過兩天才裝上。」

    稿源不足以外,就是編輯部人手的變動,幾乎每年都會接到北島類似這樣的通知:「最近編輯部做了調整,增設孟悅做評論編輯、張亮(南方)做小說編輯,李陀因年初回國,出於安全考慮,暫不在雜誌上掛名,以特約編輯身份(不公開)在國內組稿。張亮九月份借回國探親的機會組今年第四期的小說稿,我請他設法和國內的民間發行網取得聯繫,若成功將會擴大《今天》在國內的影響。具體結果,張亮會告訴你。」寫這信時,還是1992年,北島竟然寄望國內民間會發行《今天》雜誌,對於北島這種樂觀主義精神,因而堅決不肯減少印量減低庫存,我和萬之常常哭笑不得。

    當然《今天》最大的困難是發行。我相信,從挪威轉移到香港,北島他們一度對《今天》的發行抱着很大的幻想,總11期剛印好,萬之來信問能否把存在他那裏的1000本復刊號寄到香港來。但根據我保留下來的記錄,現實非常殘酷。1991年年底的田園書屋發行結算表其實整個是一張「退書單」:

 

                 來書        銷量        庫存        退書

總10期     200         69          0           131

總11期     1300        318         0           982

總12期     1000        116         0           884

總13期     360         174         0           186

 

事隔這麼多年,我相信《今天》同人不反對我在此公開二十年前在香港第一年這樣的一份「成績單」。敏感的讀者一下子會意識到,其一,發行商很快發現雜誌滯銷無利可圖,必然逐期減少進刊量;其二,年終退書時態度堅決一本也不肯庫存;第三,年終這兩千本的退書,對於沒有社址沒有倉庫的我來說,又一次陷入了愁困。我自己那時做出版雖剛踏進第五個年頭,但也清楚知道自己在做一件吃力而極為不討好的工作。事實上,這樣的情況,二十年來並沒有明顯的改善。雖然我們先後改換了七家不同的發行商。每期不斷累積的舊刊,一直跟我們爭奪家居空間,直至北島搬家來到香港。

 

 

 

    北島一直在說,他要好好寫一篇「籌款記」。我曾略略算了一下,算上稿費編輯費,每期《今天》經費大概需要八千美元,後來的更不止,二十年九十期一共用了逾百萬美元。若加上幾次重要的活動經費,總共超過一百五十萬。所有的費用都是北島和《今天》同人籌募回來的。

    平時聽北島回憶種種籌款經歷,談笑間灰飛煙滅化為烏有,非常戲劇性,只覺得好玩好笑。因為事過境遷,淡忘了箇中的尷尬、焦慮和失望。其實,我雖一直置身度外,不知來龍去脉。只是事關每期雜誌有沒有印刷費在手,要不要付印,萬之北島總會第一時間通報消息。1990年萬之來信:「我和北島已輾轉來到芝加哥,籌款之事仍在進行之中,似有些眉目,大概不會空手而歸。」記得當時在聶華苓、戴靜、譚嘉、李歐梵等幫忙下,申請一筆五萬美元的美國洛克菲勒基會的資助,誰知這筆我們等着開鍋的米遲遲並未到手。1991年3月,萬之來信:「Rockfeller的錢尚未轉來,我們賬戶中錢不多了......下期開始,想減少印數。」9月,錢還未到位,是年第三四期合刊被迫放緩腳步。到了12月10日萬之又來信:「寄上支票一張,是我暫時籌措的。不過愛荷華那面的錢肯定會到,你可以放心......現在稿件很多,幾乎看不過來。說明《今天》會有起色」。那一期結果以合刊號(14/15)形式印行。

    總14/15號是一期評論專號,李陀主編,我一直認為是《今天》復刊後的一轉捩點。表面上只是改變了開本、我在香港請陸智昌設計封面。[5] 關鍵的是,編務從這期開始,從北歐轉移到美國,相對來說,美國的作者和人力更集中一些。我記得那一期到了1991年11月才收到目錄,為目錄中的陣容我精神為之一振:李陀、王德威、羅多弼、杜博妮、阿城、孟悅、張旭東、王瑾、王曉明、顧曉陽、奚密。其中有一小插曲,因萬之找回來的書信和我手頭的巧合,在此且叉開去,多記一筆。

    開始的時候,《今天》發稿全部由萬之統發。第二期時,萬之只寄來「發稿簽」,評論、小說、詩歌、散文,分別由各編輯直接往香港寄稿。後來連財務也這樣,根據記錄,從1990-1992年,前後收到的編印製作費,分別來自於挪威、丹麥、瑞典、愛荷華的不同銀行賬戶。

    1991年10、11月北島親自來信和發稿:「五六期(總14/15)合刊的稿子已經發的差不多了......慶幸的是,印刷費已不成問題,最近我們又得到瑞士一家基金會的一筆捐款。附上一首詩歌,請編入本期。」北島顯然對馬蘭這首《革命》[6] 情有獨鍾,他隨即寫信給萬之:「我從小查轉來的詩稿中,選了一首《革命》,作者馬蘭。我們應給國內那些不知名的作者更多的信息,這首詩我已用FAX傳給林道群,請你加入目錄中,我也同時得到了張棗的同意。」不幾天又收到北島自己為這一期寫的《編者的話》,這篇《編者的話》含金量豐富,在此且多引幾句:

 

本期為1991年三四期合刊。從本期起,《今天》的面目有所改變:縮小開本,陸續增設一些新的欄目,打破國內文學期刊分類的傳統格局。在對復刊一年多來的刊物做反省後,我們適當地調整了編輯的方針......由於舞台的轉換,許多中國作家已經處於國際文學的渦流之中。多種文化的撞擊與交錯構成了二十世紀文學的背景之一;在此背景下,第三世界文學的興起正在改變國際文學的格局。我們應從某種封閉的流亡心態中解脫出來,對國際上文學的重大變化作出回應,並關注港台等地區華語文學的發展......今天文學基金會於今年七月在美國成立。它不僅成為《今天》雜誌的後盾,而且正着手組織一系列文學活動。

 

文末是北島詩的語言:「權力依賴的是昨天,文學面對的永遠是今天;因此,文學用不着和權力比壽命。它的責任之一是從今天俯視昨天,並從中塗掉權力的印記。」

    我擅自把「權力依賴的是昨天,文學面對的永遠是今天」印在封面上作為宣傳,誰知卻有人不以為然,有《今天》的作者老友收到雜誌從美國來信:「很喜歡新版式,像樣多了。未翻開看到北島印在封面上的話,覺略過火,也許未必,自己過敏......次[S1] 吃驚於批評理論文章如此之少。不管怎樣,作為一個合刊號而不是李陀吹噓的批評專號,還是滿像樣的──指形式而言。就內容而言,小說部分慘不忍睹,如此下去,《今天》似應停辦小說欄;詩歌部分仍是一派遺老遺少,脫不了十年前的框框。」對《今天》這樣的批評,就我聽到的還不算最苛刻的,另幾個老朋友如甘陽、小楓、旭東知道我只是「承包」,說話從來不拐彎抹角。

    愛荷華─芝加哥聚會,對《今天》復刊來說是一次遵義會議,方針和策略都得以重新調整。一是《今天》同人在各處難得有機會見一次面,其二是在芝加哥因為李歐梵組織的研討班,相聚的時間長,各方的朋友來得很多。我並沒有參與愛荷華聚會,都是聽說的,1991年編輯碰頭會[7],1993年那個後來成為文學評論界一個「傳說」的《我們怎樣想像歷史》討論會。[8] 我來到芝加哥的時候已到尾聲,很多與會者如香港的也斯、陳清僑、台灣的南方朔雖都回去[9],但國內來的王曉明、朱偉、吳彬等等都還在,加上旅居芝加哥的李歐梵、劉再復、甘陽、黃子平、查建英,我記得大家都在討論「民間社會」。後來一直忘了問陀爺、北島和萬之,芝加哥研討班有關民間社會的討論,怎一個字也未出現在《今天》上呢。反而,我離開芝大時帶走甘陽的一篇《民間社會概念批判》長文回香港,文中把與會者的討論徹底地清理了一遍。

    說起來芝加哥之行是我第一次見到《今天》同人。1991年3月萬之來信說夏天他們在芝加哥聚會,津貼半張機票,要我也參加。北島、萬之那時候還不完全知道,我們注冊的所謂「社會理論出版社」,雛型跟芝加哥同人有關。1990年甘陽、劉再復等通過當時芝加哥大學東亞系的李歐梵教授,向盧斯基金會遞交申請,申請項目包括在香港成立一家學術出版社。而更早的1988年,我因編輯《鐵屋中的吶喊》,跟李歐梵先生早有聯繫,1989年更一度携手在香港協力幫助過流亡學者。加上當時人在香港中大的王曉明也參加芝加哥聚會,1991年7月中我和淑娟遂也到芝加哥甘家裏呆了半個夏天。記得當時所帶的行李是幾十本總12期《今天》,到埗那天北島請吃墨西哥飯,萬之來接我們,捧抱的幾十本《今天》在馬路上脫手散了一地。

    當時香港的《二十一世紀》也剛創刊,專職編制有七位人員,本來是完全不相同的刊物,聊天時大家總免不了會問一些比較性的問題,一相比較《今天》顯得更為艱難。我記得北島當時的神情並不服氣。

    《今天》的艱難於我來說有一件小事令人難忘。1992年我從《二十一世紀》轉到了牛津大學出版社工作。此前我跟《今天》的聯繫多用學校的自費傳真機,因轉換公司,我要求《今天》花三千港幣買一台傳真機。此事雖最後落實但過程無趣之極。而在家裏安裝上這台屬於《今天》的公家傳真機後,因時差關係經常深更半夜接收歐美發稿,對家人的騷擾在此更不足為外人道。

 

 

 

    買傳真機只是小插曲,後來我才漸漸從萬之那裏知道,自從《今天》成立顧問委員會和基金會後[10],問責和財務管理要求嚴格。遂有1992年萬之和孟寧執筆全面整理的《今天》工作報告和財政報告。到了1992年秋天我已決定辭退,因為實在力有不逮。然而一直拖到年底,《今天》仍未找到接班人。我遂建議《今天》和牛津大學出版社合作。所有印製費、郵資,實報實銷,牛津負責所有人力行政支出,其中500本《今天》牛津可自行發行收益(其實平均每期發行並不超過200本)。

    譚嘉(後來我才知道她也是香港人)打理《今天》財務的認真和嚴格,和牛津合作無間,我不再理會財務和郵寄刊物事宜,在一家有規模的出版社裏編刊,畢竟跟以前大不一樣。最主要的還是,從1993年開始,主要的編輯校對工作放在美國,由紐約的王渝大姐和加州的王瑞芸負責。雖然當時電腦開始普及,但彼此所使用的電腦不一樣,常常因為文字檔案未能互相兼容叫苦連天,甚至導致嚴重的錯漏。但那畢竟是科技時代和手工作業時代的差別,與復刊初期的工作量不可同日而語。

    1993年是《今天》轉折年,但那年秋天顧城謝燁的慘劇,對《今天》來說是一大震驚。我並未見過顧城謝燁,《今天》復刊後好像也未發表過顧城的新作,但顧城出事,很多人看着《今天》。10月12日王渝傳真:「顧城之事感覺不好,很難受。為謝燁、謝的男友、親友還有他們的幼兒。我和張棗、李陀、北島、萬之都討論了,正在收集他們的遺稿,就刊出他們的遺稿作為追思。」過幾天10月16日王渝又傳真:「顧城之事,先是不知如何感覺,後來感覺很不好,很不好。我們還沒找到謝燁的稿子。我希望能找到。」後來找到了,這就是後來《今天》1993年冬季號(總23期)刊出的謝燁《你是小木耳》、顧城《鬼進城》(組詩)和張穗子的的《顧城訪談錄》。[11] 當時遠在倫敦的趙毅衡也來傳真「謝顧慘劇,令人震驚,日夜不安」,趙毅衡和在英國一群關心中國現代文學的朋友想10月23日辦一展覽,展出謝顧兩人的照片、手稿和畫作,希望《今天》給他們一些複印件。

    自從在美國成立基金會後,《今天》的財務情況有所改善。1993年北島來信說,我們最近籌到一點錢,印刷費危機過去,有點餘錢,能否送點小禮物給讀者,恰逢《今天》十五週年了(1978-1993),這一期加印一張日曆卡好嗎?我說好呀。周氏兄弟畫作,陸智昌為《今天》設計了一張別致的1994年日曆卡。直至2008年《今天》紀念活動,我印象中這是《今天》唯一一次送「禮物」。

    1994年4月5日紐約的王渝大姐寄來機票,忘了從哪裏籌募到的經費,這是一次編輯部擴大會議。後來都叫做第三次編輯會議。我是4月9日晚上才到肯尼迪機場的,王渝怕我人生路不熟,一再傳真教路令我感動。這一回又是第一次見到很多新的《今天》成員,除了萬之北島,新任社長譚嘉原來是香港人,在紐約開會期間我們常常私下用香港話笑駡其他與會者。和王渝第一次見面一見如故,她跟我香港很多朋友作家如古蒼梧是七十年代保釣運動的戰友。我還抽空拜會牛津的作者嚴家其和胡平。有趣的是我手頭還留着一紙會議議程:

 

1994年4月14日星期三,在北島房間。

上午:孟悅主持會議,倫敦大學的趙毅衡報告《今天》英文選集的進度。

張亮作文藝上「西方中心」論與民族主義心態的探討。

下午:王渝主持,漫談編務,包括如何申請基金如何推廣如何發掘新稿源。

 

來自倫敦的胡冬在我這張會議議程背面留下了他住在Earldom Road的地址和電話號碼,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會上滔滔不絕發言的歐陽江河(《今天》現任社長)。晚上在236E. 47th Street, Apt. 27F附近第二大道,有精美點心和美酒宴會,尤其讓我感到溫暖的是,這位家在曼哈頓酒會招待我們的主人,是在聯合國總部工作的一位香港人廖女士。最近虹影還在微博上跟我說起這一次見面好玩的事。關於這一次的編輯會,我還寫過以下的文字,紀念逝世的《今天》重要成員張棗。

 

詩人張棗三月八日於德國圖賓根大學醫院病逝時才四十八歲,北島寫了一則悲情往事,用電子郵件傳給我們跟張棗一起編過雜誌的人。在不容易的九十年代,我們幾個人跟張棗一起,編過十年的《今天》。說是「一起」,其實有些言過其實。張棗一個人在德國念博士的時候,和他一起編詩的另一位詩歌編輯宋琳寄居巴黎,其後又搬去阿根廷布宜諾斯艾里斯。主編北島居無定所,十年間住過十個國家。評論編輯李陀和劉禾雖一直在美國,但從芝加哥到柏克萊到密西根到紐約,地址變了又變。很多時候稿子寄出的和收樣刊的地址已不一樣。只有小說編輯陳邁平的不變,那是借用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東亞系的郵址,那是在北歐,差不多有北極那麽遙遠。
這樣的一些人「一起」編雜誌,以前沒有電子郵件,又不可能每個人都買得起傳真機,靠的只能是寫信。信件稿件從世界各個角落寄到編輯手上,再從四面八方的編輯分寄到香港,印成雜誌,再分寄回內地和世界各地。如此這樣,1990年復刊後的《今天》一直活到今天,一度也被稱為流亡雜誌。這個「流亡」,不是詞語,是生活。相對很多已經停刊的流亡雜誌,很多人都說,《今天》這樣活下來是一個奇蹟。事實上,現在不管我怎麽回過頭去想,也覺得當時那樣的操作模式,實在有點匪夷所思。
那樣的編輯操作模式,是1994年在紐約,似乎是唯一一次編輯碰頭會議上决定的。忘記了是什麽人贊助的機票,在紐約開編輯會,但我記憶清晰,最後一夜在高樓天台看曼哈頓夜景,對着璀燦的燈海,張棗忽然向下縱身一躍,他說真有跳下去的衝動。我當時覺得他舉止狷狂,有些造作。他那種過於奔放的浪漫,和九十年代初那種壓抑的政治氣候、和別的流亡者那種焦躁不安,格格不入。那是我初次也是唯一一次見到他。當然後來的十年我們寫了很多信。找回那些寫信的日子,讀已不復在世的你的信。
《今天》最重詩歌,整個九十年代主要是張棗在編,他編的這十年詩歌,後來精選成一部《空白練習曲》詩集,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那無疑是當代中國文學史不可能被忽略的成果。張棗寄來詩稿之餘,有時候也會爲大家打打氣,他引豪夫里斯塔,這是「詞語拋下我們不管」的時代。接着張棗總會說,真正的詩人必須活下去。舉步維艱,荷戟獨往,就算是一個結結巴巴的追問者。他喜歡、或者說妒忌北島,他愛引用北島的話,比如他也說詩人是「黑暗中的演講者」。
認識張棗之前,讀過他的《鏡中》。今天重讀,仍覺得好:「只要想起一生中後悔的事 / 梅花便落了下來 / 比如看她游泳到河的另一岸 / 比如登上一株松木梯子 / 危險的事固然美麗 / 不如看她騎馬歸來 / 面頰溫暖 / 羞慚。低下頭,回答着皇帝 / 一面鏡子永遠等候她 / 讓她坐到鏡中常坐的地方 / 望着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後悔的事 / 梅花便落滿了南山。」據說是大學時期寫的,據說他很早就意識到自己的出類拔萃。北島說,張棗無疑是中國當代詩歌的奇才。
讀着北島的〈悲情往事〉,我回了一封雜亂無章的電子郵件,說了一些無關重要的瑣碎,比如說張棗為了說服我出版柏樺的《毛澤東時代的抒情詩人》,破費給我打了好幾個越洋電話;比如說張棗讓我記着當年編刊的艱難,那時每期收到張棗寄來的詩稿,所有的詩稿都被剪裁修葺過,繞着詩行字句,裁掉空白的紙張,只保留寫有詩行的小紙塊。不是嗜好手工藝,張棗要減輕郵件重量,省下郵資。

 

 

 

    如此這樣,《今天》和牛津合作了四個年頭(1993-1996),雖說是牛津和《今天》的合作,其實除了財務、郵寄和存貨不用我操心,其餘的仍是我獨自在編印,所以當1997年我有意移民海外時,牛津也不可能再繼續下去了。幸好[S2] 譚嘉找到了台北的聯經出版社。為了交接工作,譚嘉回到香港,那是1997前,我們兩個《今天》香港人的寒暄家常,她代北島送了我一支名貴的Waterman原子筆,我一直沒用過,權且留着作為紀念。1997年《今天》轉移到台北後,生生不息。而我和家人雖最後放棄了移民,但九七前後香港的故事太熱鬧,竟漸漸的和《今天》相生相忘了。直到有那麼一天,北島來信說台北出版愈來愈困難,問我能否再接着幹下去時,我笑着說,《今天》離開香港這幾年,你們連雜誌都沒給我贈閱過一期啊。我雖開的是玩笑,但事實上我知道,包括我自己參與的那些年,《今天》的確沒能力顧得上每一個作者和讀者朋友,有的更多只是作者和讀者的默默支持。

    我回覆北島和譚嘉說好吧。這大概可理解為一種復婚吧,只是事過境遷,牛津的出版方向早已調整,不再出版文學期刊。我遂建議以「今天文學雜誌」名義在香港印行,法律名義上保留美國註冊,也照樣沿用美國的通訊地址。[12] 每期雜誌文章稿件均由美國的王瑞芸統籌,完成錄字校對後寄一張磁碟到香港,一如既往,我工作之餘擠時間在香港編排,跑印刷廠印行出刊,再從香港郵寄發行往內地和世界各地。好在經過十年操練,加上王瑞芸負責編校工作,我自己的電腦文字排版技術,從PageMaker 4.5到7.0持續跳了六個階梯,再進入InDesign世代,早已能獨立操作,不用再如十年前般跑植字公司,假以他人之手。發行方面,在本地仍找回田園書屋[13],經過那麼多年,我已不敢再抱有幻想,田園代理只維持最低的發行數量(雖然在港台這樣的商業社會,低處總還有更低,每期仍存貨不少),我要感激的是,找到了劉氏友人願意負責所有的刊物郵寄工作,感謝老友魏承思代為存放過期刊物。

1999年10月11日譚嘉以社長名義,代表《今天》跟牛津大學出版社簽署合約,出版「今天文學叢書」五種。牛津「今天文學叢書」計劃中的五種選題分別為:劉禾編《持燈的使者》、柏樺《左邊:毛澤東時代的抒情詩人》、張棗、宋琳編《空白練習曲:今天十年詩選》、萬之編《廢墟上:今天小選1978-80》、李陀編《另一種聲音:今天小說選1990-99》。後兩種出版時改換為李陀編《昨天的故事》和歐陽江河編《中國獨立電影:訪談錄》。復刊十年後的2000年,「今天文學叢書」面世。

 

 

 

    2007年北島全家移居香港,這象徵着《今天》真正落戶香港。為歡迎他們全家,我把家裏保存的一套《今天》送到他家裏,我的意思當然是把所有寄居我家的《今天》歸還給它的主人。沒想到北島稍為安頓下來後,不但無意改變我編印的工作,還開始了策劃新的計劃。《今天》在香港正式注冊為合法團體「今天文學社」,從此以後《今天》正式以「今天文學社」名義出版。以香港為基地,《今天》重新調整各編委的工作,歐陽江河加盟出任社長,他很多新的思路顯然堅定了北島的信念:「多種文化的撞擊與交錯構成了二十世紀文學的背景之一;在此背景下,第三世界文學的興起正在改變國際文學的格局。我們應從某種封閉的流亡心態中解脫出來,對國際上文學的重大變化作出回應」。《今天》在香港組織起文學沙龍,北島、李陀、歐陽江河、劉禾、翟永明、西川等志同道合,一個文學流派似乎再次塑型起來。《今天》跟香港愈來愈密切,除了前述1995年委託也斯策劃的「香港文化專輯」,北島再次委託葉輝策劃「香港十年」(總77期)和黃愛玲策劃「回歸十五年:香港電影專號」(總99期),當然其間還有北島自己策劃的「香港國際詩歌之夜」專輯(總87期)。

    2008年《今天》三十年,承蒙香港利希慎基金、友好詹德隆先生的支持,《今天》在香港舉辦隆重的紀念活動。《今天》複刻重印了總第1-9期的老《今天》雜誌,並出版徐曉主編的《今天三十年》一書以誌自1978-2008年的大事,全書二百頁篇幅,復刊後的二十九年只佔其中的十分之一。後來者如何艱難,豈能與開創者相比。然而相信只有親自經歷了整整100期的北島體會到,像《今天》這樣的文學,對手不是專制,與商業社會的庸俗作戰,同樣荷戟彷徨:

 

一個民族需要的是精神的天空,特別是在一個物質主義的時代。沒有想像與激情,一個再富裕的民族也是貧窮的,一個再強大的民族也是衰弱的。在這個意義上,《今天》又回到它最初的起點:它反抗的絕不僅僅是專制,而是語言的暴力、審美的平庸和生活的猥瑣。

 

我們把這幾句話印成海報,讓與會的新老《今天》同仁[14] 簽名見證,我們奢望說不定資本家也有附庸風雅的時候,會花巨資收藏這樣的海報,以補助《今天》的印刷經費。願望再一次落空,《今天》的道路畢竟是寂寞的。《今天》同仁相信也會寂寞地走到下一個一百期。

 

 

 

    南宋詞人陳簡齋《臨江仙·夜登小閣,憶洛中舊遊》有句「憶昔午橋橋上飲,座中多是豪英......二十餘年如一夢,此身雖在堪驚。」在此借以為題,聊記為《今天》服務二十年之感懐。

 

 

 


[1] 我手頭保留着一份1992年9月10日由孟寧和陳邁平向基金會作的財政報告。一開始是這樣的:「《今天》於1990年第二期起改在香港排版印刷(包括郵費1000美元)。一開始採用承包辦法......總計每期5000美元。自1991年第二期起由於雜誌重量增加,郵費超支至1500美元,因而改為5500元。」這種承包關係,其實很快就不一樣,根據我保留的1991年12月15日給萬之的信:「那一期的開支是植字排版HK$12,000,印刷HK$19,000,郵費HK$13,000。」加上勞務費和封面設計費等,已超出了預算。到了1992年,據說因為財務不夠清晰,引來了非議。詳情我並不了解,據保留的書信記錄,1992年7月21日我遂寫長信向萬之交待和解釋,並請他轉給北島,正式提出合作至1992年第三期結束。不久,北島於8月11日從巴黎來信對彼此的誤會表示遺憾。9月9日萬之又來信說找不到人接,希望我接着做下去。那時我自己正在轉換工作,我後來想到的辦法是讓《今天》跟牛津合作,略為減輕《今天》的財政壓力。這是後話了。

[2] 本文中提到的《今天》,有時候是包含着《今天》雜誌和《今天》文學叢書的。從復刊開始,北島他們的想法是,既出版季刊《今天》文學雜誌,同時不定期出版今天文學叢書,這當然是老《今天》的傳統。只是在開始的那些年,叢書一直都未能排上工作日程。雖然萬之在復刊第二期已在「編者語」中宣佈:「第一批正在編印的叢書包括《黑盒》(北島新作38首)、《多多詩歌散文集》、《今天小說選》」。萬之來信有時候也會跟我商量一下印叢書事宜,比如1992年4月萬之來信:「另一個問題是早就名聲在外的今天文學叢書。現在我手邊有現成的多多、楊煉和趙毅衡三本書。如果每種印兩千冊,你認為要有怎樣的預算,包括稿費。我真懷疑我們有沒有這個能力。」萬之很快又告訴我,當時整個賬戶裏僅存四萬美元左右,怕連維持《今天》雜誌出版也成問題。結果叢書的事一直未能付之實行。直至到1999年──那已是和牛津合作的後話了。而這個合作,所有的製作費用全是由牛津承擔的。

[3] 現在,打字排版電腦化,非常簡便。從出版發展史上來講,由傳統式手民鉛字排版,到電腦打字排版之間,還有過「植字」這過渡期。九十年代初《今天》的排版在當時的香港,正處於這一過渡階段,比內地略為先進。收到稿件後,我會送到專業的植字公司(有意思的是為了保證賬目清白,我至今還保留着很多聯興植字排版公司的發票),百度百科說「植字是將鉛字一個一個地從木架上選出置入排版用的鐵盤,稱為揀字或植字」。這指的植字是更早的時期。《今天》經歷的已半電腦化,植出來的字,不需要從木架上選字,先用點陣機打印在摺紙上校對,為了節省成本,植字公司使用疏鬆的點陣列印,分段不分行,而是從一桌面大的鍵盤上選字,植入電腦中。校改過後,沖曬相片般沖印成「咪紙」(說白了,其實就是文字的相片,等於我們現在高質素的雷射打印)。為節省成本,分行分段但不分版。一篇文章一長卷。這種文字相片,按尺寸長度算價錢。好心的植字員,看到《今天》這種一行只有幾個字的現代詩,會好意地代為充分利用空間,把幾十頁的詩行拼排在幾頁裏以節省成本。一卷卷的文字相片沖曬出來後,手工切割,分頁貼版。拿去沖曬成一頁頁膠片,再送到印刷廠。這些工序在一家出版社裏,歸製作部管,很少有人是從編輯校對到植字印刷跑腿,都由一個人在工餘時間做的。

[4] 每期1400本五花八門的郵寄,於我來說至今仍在是一夢魘。我相信沒有哪一本中文文學雜誌像《今天》一樣出現在世界各個角落。而因這個「世界各個角落」郵資差別很大,收件者又由1本到100本的,數量不等,各式其式。有的寄印刷品,有些因數量逹一百本,必須分成四五個包裹郵政局才肯受理。我們沒有工場,2000本雜誌先運到家裏,在三五天內,拆包入袋重新打包、計算郵資、搬運到郵政局,沒有車,出租車也不能停靠在郵政局門口的。連家人朋友都發動起來,仍疲於奔命。一開始沒有經驗,不懂得要事先向郵局申請,才能印製使用塑料郵袋,貼上郵票後因為黏貼不牢,被郵政局召到國際郵件中心訓斥,蹲在地板上逐一郵件檢查補貼膠紙。這樣被監督着幹了大半天,在灰溜溜的回家途中,我記得很清楚,決定從今以後不再跟《今天》有任何瓜葛。

[5] 《今天》復刊後封面,由至今人仍在挪威的曾千之設計,一直沒有機會見面,最近偶爾在微博遇上。曾千之的封面設計,特別是封底採用多多、北島、楊煉、張棗詩作手書,現在看來,頗得讀者喜愛,但當時他的設計頗受到北島等編委的壓力。希望曾兄不介意我在此引用萬之的來信:「曾千之的封面,普遍地對他設計反應不好,但為了頭一年四期統一風格,我和北島仍請他設計第四期。以後想請你在香港物色一人,也可省去設計稿來回郵寄的麻煩。設計不用繁瑣,簡單些就行。」此後一直到1996年,封面設計由陸智昌和我自己來設計。再後來由美國的李曉軍擔當大旗。

[6] 馬蘭《革命》:「革命的意義/產生在特別的領域/那時候,頭痛/而且眼前模糊一片//對手把自己掩藏起來/但是/他身上的條紋,那件衣服/使我憤怒不已//他是很強健的/我是很堅強的//我的血還沒有開始流/可已經有人在譴責我了」。

[7] 住在愛荷華的譚嘉女士自此擔任《今天》的財務,隨後1993年起更接任萬之擔任《今天》社長近十年。

[8] 李陀、黃子平以《今天》名義1993年5月1日在愛荷華組織了《我們怎樣想像歷史》討論會,與會者包括李陀、黃子平、孟悅、劉禾、鄒羽、張旭東、唐小兵。黄子平曾把這次討論導言部分,整理發表在《今天》,並作為附錄收在唐小兵編《再解讀》一書中,由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年出版。李陀更希望牛津能出版整個討論記錄。1993年5月李陀來信說:「你同意為愛荷華會出本書我真高興極了!將此消息告訴幾位同仁也都十分興奮。我以為此書將會有不一般的意義。」10月陀爺再來信:「愛荷華會議一書,諸人都同意寫文章,且態度都非常積極,只是我還在同大家商量諸文如何形成一個共同的傾向(主題)。子平已給我來信,你應催他盡快把全文整理出來,這會是一本好書。」陀爺再在「好書」加上着重號。時至二十年後,另一與會張旭東在一本《我們時代的寫作》中還舊事重提:「《再解讀》裏邊有個談話記錄,記錄了這場討論,是《今天》雜誌在愛荷華城聶華苓家辦的。大家態度都是認真的,是在談當代文學和當代批評之間的關係。」

[9] 在此特別提到今年(2013)剛去世的也斯(梁秉鈞),是因為也斯跟《今天》關係淵源流長,1991年芝加哥一聚,李陀更委托他為《今天》策劃一期「香港文化專號」──也就是後來1995年出版的總28期。這期是所有《今天》期數裏印數最大的,先後加印了四次。只是連北島也不知道的是,這期專號剛出版後,我代《今天》把稿費付給也斯和各香港作者,《今天》的稿酬只是當時香港普通標準的一半。

[10] 根據譚嘉當時印在《今天》信紙上的資料,顧問委員包括:Margaret Atwood, Allen Ginsberg, Maxine Hong Kingston, Liu Zaifu, Czeslaw Milosz, Pai Hsien-yung, Octavio Paz, Susan Sontag, Jonathan Spence, Tomas Transtromer, Tu Wei-ming, Kurt vonnegut。編委成員:聶華苓、北島、陳邁平、多多、黃子平、李歐梵、李陀、譚嘉、戴靜、查建英、鍾阿城。這個名單跟復刊時已頗為不同,沒有了高行健、郭順、顧城、顧曉陽、黃銳、孔捷生、劉小楓、劉索拉、裘小龍、徐星、楊煉、張棗、趙南和趙毅衡等14人,新增的則有聶華苓、李歐梵、譚嘉、戴靜等四位。可說是大換班。

[11] 就我的所知,顧城雖一開始是復刊號的編委,但不太參與編務。1991年9月2日他曾給北島寫過一信(刊總18期,改為《致編輯的信》),令人非常難以忘記。信是這樣結束的:「我們都知道我們為什麼在一起(顧城自己加重符號)。在沒有自由的時候,我們獲得了精神。沒有精神的年代,起碼我們保存了真誠,真的,因為已經有人在遠遠地說了:高尚是卑鄙者的通行證,卑鄙是高尚者的墓誌銘。」

[12] 編輯部地址是王瑞芸在加州登記的P.O.Box 2049, Thousand Oaks,發行代理地址則是譚嘉P.O.Box 3384, Iowa City。

[13] 雖然這樣,發行仍然是《今天》的最大困局。後來跟萬之交談,我們對復刊初期國際各大學東亞系圖書的徵訂反應記憶猶新(不計個人就超過三百個訂戶),可惜因為多年編輯部發行部輾轉變動,青黃不接。書店發行方面,自從北島來香港後,我們為求突破,先是由田園書屋換到同德書報社,再換到香港最大的發行公司聯合物流,後來又換到目前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台灣方面,我們也先後委託唐山出版社、聯經出版社、印刻出版代理過發行業務。

[14] 包括了:芒克、北島、舒婷、嚴力、翟永明、韓東、歐陽江河、西川、柏樺、宋琳、朱朱、孟浪、廖偉棠、朱金石、陸煥興、徐曉、鄂復明、程玉、李鴻桂、程奇逢、王渝、是永駿、王瑞芸、胡仄佳、李彦華、葉輝、王苗、朱濤、林歆菊、肖海生、陳仲義、任傲霜、劉蓉蓉、潘無依、徐文、甘琦、林道群。


?

 

 

 

请您支持独立网站发展,转载请注明文章链接:
  • 文章地址: 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c2/3890
  • 引用通告: 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trackback.php/3890

陆学艺:新中国社会学五十年 李欧梵:永远的《今天》
相关文章
里尔克:秋日
北岛:缺席与出发——获奖感言
北岛: 洛尔加, 橄榄树林的一阵悲风
李陀:1984年的夏天
李陀:回应林毓生的公开信
李陀:致林毓生先生的一封信(完整版)
李陀:九十年代的分歧到底在哪里?
北岛:我的记忆之城(访谈)
北岛:我的乡愁没有指向性
北岛:翻译与母语
林道群:書和事
李陀专访:继续重写文学史
《今天》 11年秋季号总 94 期
田原:谷川俊太郎在香港
北岛:古老的敌意(修订稿)
北岛:长诗(选章)
李陀:无名指(选章)
北岛:歧路行(选章)
李陀:诺贝尔奖评价中充满种族歧视
李陀:“新小资”和文化领导权的转移--北岛《波动》序
李云雷:新小资的"底层化"与文化领导权问题
李欧梵:永远的《今天》
API: 工具箱 焦点 短消息 Email PDF 书签
请您支持独立网站发展,转载本站文章请提供原文链接,非常感谢。 © http://wen.org.cn
网友个人意见,不代表本站立场。对于发言内容,由发表者自负责任。



Xoops 苏ICP备10024138 | © 06-12 人文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