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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共和主义思想史学派的重要代表昆廷·斯金纳的研究，为人们理解西方政治传统尤其是西方自由观念提供了新的有意义的视角。古典共和主义的自由观具有丰富的内涵，并在理论上体现了整体主义、政治平等主义、内部和平主义、公共性、相互性、积极行动等基本原则。斯金纳的研究对当代中国来说，有理论与实践之双重启迪意义。

就“学力”而言，阅读英语的能力和阅读汉籍的能力并没有什么不同，但为什么在“好恶”方面，偏偏对汉籍情有独钟，而对用英语写成的“文学”却喜欢不起来呢？――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漱石。

2009年7月21日，《潇湘晨报》报道了湖南耒阳100多名在深圳打工的风钻工人因工作过程中职业病防护措施缺失而罹患尘肺病的事情，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以北大、清华两所学校为代表的高校师生也很关注这件事情，十几名学生组成的调研小组远赴深圳、湖南，对事件进行了深入的调查。本文正是在调研小组收集到的材料基础上，结合以往的调查研究写成的。 2009年8月15日，在经历了3个多月的折腾和煎熬之后，倪桂生已经心力交瘁，拖着病重的身体，踏上了回家的列车，他只想尽早离开深圳这个让他绝望的地方。和倪桂生一起回家的还有十几个老乡。过去的十多年时间里，他们在深圳从事风钻工，并因此患上了尘肺病。原本，他们可以依法拿到高额的赔偿，可是，因为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没有办法证明自己和爆破公司的劳动关系，他们只能拿到区区几万块钱的同情费。 过去的100多天里，为了证明自己的劳动关系，这些身染沉疴的风钻工人负担高昂的食宿费用滞留深圳，并数次往返于深圳与湖南老家之间。他们消耗了太多的时间、精力还有金钱，然而事情却进展缓慢，难见转机。最终，他们再也消耗不起了，只能无奈地接受现实。当他们踏上回家的列车时，我们可以深刻体会到他们当时的心情，然而我们却没有办法给他们任何安慰。对于他们的不幸遭遇来说，所有同情的语言都显得太过苍白无力。 劳动关系缺失： 一道迈不过去的坎儿 从90年代初开始，倪桂生所在的湖南省耒阳市导子乡的村民就开始到深圳工地上，从事孔桩爆破井下风钻作业。他们的工作就是先用风钻在岩石上打眼，再用炸药爆破，在坚硬的岩石上打下直径一米到两三米不等，深达数十米的孔桩，然后在孔桩里浇筑钢筋混凝土给高楼大厦做地基。从90年代初到2003年十多年的时间里，耒阳的工人基本垄断了这一行，深圳几乎所有的标志性建筑，包括地王大厦、赛格广场、市民中心，都是耒阳人打下的地基。 井下风钻作业粉尘特别大，对身体危害极大，老板又没有提供相应的防护措施，长期从事这一工作让他们得了不同程度的尘肺病。这是一种没有办法彻底根治的职业病，这些年已经陆续有人死去。而活着的人不但忍受着病痛的折磨，还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这些正值壮年的男人原本是家里的顶梁柱，现在却已经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许多家庭为了治病已经倾家荡产，负债累累。这些年倪桂生为了治病，花掉了两个儿子在外面打工挣的所有的钱，还欠着十多万的债。当年这些人为了摆脱贫困而出去打工，如今却陷入更大的困境之中。 辛苦工作十多年，却落得如此下场，这些工人决定到深圳讨个说法。从5月中旬开始，耒阳市一共170多名在深圳从事过风钻作业的工人陆续来到深圳职业病医院进行身体检查，其中102名工人被确诊为不同程度的尘肺病。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已经有了明确的规定，如果能证明是由工作条件引起的，就能确认为职业病，职业病属于工伤，患病职工能够享受工伤待遇。参照相关法律和已有的案例，像他们这种情况每个人至少能够获得三四十万的工伤赔偿。此外，还可以拿到民事赔偿，这笔钱可以用来抚养后代和赡养老人。对于这些工人来说，再多的钱也不能挽救他们的健康和生命。个人的生死已经不再重要，他们关心更多的是自己的家人。在医院病房里，已是尘肺三期，全靠输氧维持呼吸的陈香平不断念叨：“救救我的孩子。”他们唯一希望的是能够多拿到一些赔偿，还清家里的欠债，死后家里人能够有个保障。对于他们来说，“活着是一种负担，更是一种责任”。 然而，要鉴定职业病，首先要确认劳动关系，这正是这些工人所遇到的最大障碍。在过去十多年时间里，这些工人没有一个人签订过劳动合同。按照深圳市政府最初的处理意见，没有办法确认劳动关系，他们只能拿到每人3万元的同情费，政府和企业都不承担任何责任。这一结果让他们难以接受。他们在政府门口静坐、绝食，进行抗议。深圳市政府表示将“特事特办”，并提出“法律框架、人文关怀”的处理原则，为此成立了专门的处理小组进行调查取证。但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最关键的还是卡在劳动关系上。 没有办法证明劳动关系，他们就进入不了“法律框架”，只能接受政府给予的“人文关怀”。虽然政府后来将人文关怀的数额做了提升，根据病情的不同分别给予7万、10万、13万，但相对于他们巨额的医药费和家庭的负担，这些钱只是杯水车薪。倪桂生已经是尘肺三期，可以领到13万，但这笔钱连他家里欠的债都还不清，将来的医药费更是一个无底洞。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为了证明自己的劳动关系，争取合法权益，这些尘肺病人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却受到一次次无情的打击。 劳动关系何以缺失？ 和建筑工地上其他工人一样，耒阳的风钻工人也是跟着包工头干活儿，他们和包工头之间都是口头协议，没有签订任何正式的合同。虽然早在1995年《劳动法》出台，就已经规定用人单位必须和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2008年新的《劳动合同法》进一步增强了劳动合同的强制性，但建筑行业一直游离于法律之外。对于今天中国几千万的建筑工人来说，一份白纸黑字的劳动合同依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黄荣清楚地记得，1992年他刚刚来深圳的时候，深圳还到处是荒山，风钻爆破才刚刚开始。深圳只有一家爆破公司——三联爆破公司。当时黄荣和他后来的老板林婵辉一起打风钻。后来林婵辉通过关系，给爆破公司承包工程。包工头在承包到工程之后，就通过自己的关系网络组织工人进行施工。这些包工头不具备法人资格，也就不可能跟工人签订劳动合同，而工人只认识包工头，在他们眼里，包工头就是公司的老板。 而这些包工头都是靠个人关系和工人们保持着联系，一旦有工程的时候，就召集工人一起来干活儿，不需要的时候就把他们解散。有活儿就拼命干，工人们说忙的时候会连干40多天；没活儿就回家，或者在工地上等下一个工程，这期间的花销全由自己负担。工人们的流动性很强，一个工地通常干一两个月就结束了，然后就找下一个工地。公司不给他们签订劳动合同，自然也不会承担社保等费用，甚至连口罩这样最基本的劳动防护用品都不给发。 和建筑工地上其他工种一样，打风钻也要靠老乡带入行。耒阳的风钻工都是亲戚带亲戚，老乡带老乡，没有关系进不来。正是这种传统的老乡网络，为老板找工人，工人找老板提供了便利。工人和老板之间是个人的信任关系，完全没有制度和法律的保障。正是包工头的广泛存在，让正式关系非正式化，用传统信任关系取代法律关系。工人出于对老板和老乡的信任与依赖，没有意识和能力去争取签订劳动合同，而老板们也利用这一点，去规避劳动合同所伴随的责任和义务。而作为政府部门，也没有进行切实有效的检查督促，致使企业逃避劳动合同的违法成本极低。如此一来，法律被轻而易举地架空。工人所有的权利都维系在他们和老板之间的信任关系之上，然而这关系如此脆弱，不堪一击，导致他们今天的维权之路走得如此艰难。 耒阳的工人们无法理解，曾经和自己称兄道弟，信誓旦旦的老板，如今完全没有了良心。老板们靠着这些工人白手起家，如今都已经家财万贯，而这些工人却只落得一身伤病，甚至送了性命。辛辛苦苦十多年，亲手建起了深圳的高楼大厦，如今却难以证明自己的劳动关系。 一场马拉松式的消耗战 没有劳动合同，并不等于没有办法确认劳动关系。针对一些企业不给工人签订劳动合同的做法，法律上是承认事实劳动关系的。劳社部发(2005)12号《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对于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的凭证作了明确的规定。工人的工作卡、出入证、记工本、工资条、考勤记录、缴纳社会保险的记录、其他工人的证言等等都可以作为证明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据。为了证明自己的劳动关系，工人们千方百计搜集证据。 有7名工人有爆破证，被首先确认了劳动关系。爆破证是公安局核发的，证明其从事爆破作业的资格，上面有公安部门的公章和公司的名称，这可以证明其劳动关系。然而，爆破证是爆破公司用于取得炸药、雷管等爆破用品而为员工在公安局办理的资格证，爆破公司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为所有工人办理爆破证。通常，一个爆破公司只有极少数员工拥有爆破证，而且这些持证者多为代工。老板一般会安排自己的亲信去考爆破证，拿着爆破证的人只需要负责安放雷管炸药，进行爆破，风钻工是爆破公司里另一独立工种，并不需要持爆破证上岗。相对于在井下打风钻的工人来说，爆破工受到的粉尘威胁要小很多，然而因为有爆破证，他们就能被优先确认劳动关系。 除了这几个有爆破证的人以外，还有几个人是因为老板给他们买了保险而被确认劳动关系。一个工人告诉我们，他曾经在下井的时候不慎掉下去，嘴巴被砸，住院治疗一个星期，老板为他买了意外保险。结果他现在因祸得福，保险公司的名册上能够查到他的名字，从而确认劳动关系。 除了这17名幸运的工人之外，其余所有的工人都没有被确认劳动关系。徐益龙生前是带工，他有厚厚的一打考勤记录，上面密密麻麻地记载着工人的工作量。他的妻子专门回老家把考勤记录拿来，但是劳动局的人不承认。倪桂生千里迢迢赶回老家，把自己的工作卡拿来。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他的名字，贴着照片，盖着公章，证明他在某某工地上从事过爆破工作。然而劳动部门的人不肯承认，说工作卡上的章应该是圆的，而他上面的是方的。像他这样的人还有很多，都没有被认定劳动关系。 黄荣的工作卡不被承认，他又找到了自己的暂住证，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公司的名字，盖着公安部门的公章，然而他得到的是同样的结果，不予认证。 比倪桂生和黄荣等人处境更差的是，还有不少工人现在一点证据都没有，他们只能寄希望于人证。因为他们都是常年在一起干活儿的，跟着同一个老板，按照法律规定是可以证明的，然而在物证都难以采纳的情况下，劳动部门更不会去承认人证的有效性。 就这样，确认劳动关系的过程成了一场马拉松式的消耗战。这些身体已经极度虚弱的工人们住在深圳坂田街道河背村的旅馆里，每天的住宿费是一人15块钱，加上饭钱，一天要50块钱。为了搜集证据，工人们都数次往返于深圳和湖南老家之间，光路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很多重病的工人还要靠吃药打点滴才能支撑下去。时间一天天过去，事情没有一点进展，他们却被严重消耗，再也支撑不住。 8月10日，是一个关键的日子，这一天，政府要安排工人们和自己的老板当场对质，确认劳动关系。工人们都把这一天当成最后的希望。他们期待着老板能够良心发现，认下他们，虽然也知道这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毕竟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当天下午，工人首先被要求签字按手印，承诺不管结果怎样不许打老板，不许闹事。在数百武警的控制之下，工人5个一组，进去和老板对质。结果可想而知，没有一个老板承认。有工人说，“老板在外面还有说有笑的，进去就不认识你了。” 其实，这场“对质会”本身也有许多不合理的地方，劳动者和企业双方对质，有关部门却单方面采信企业一方的证言。此外，我们知道，在任何一个公司，任何一个工地上，高级管理和技术人员本来就不可能认识所有一线工人。老板的黑心和冷漠让工人们由愤怒转为绝望。有工人说，“不承认我们干过，那深圳这些高楼大厦，都是谁盖的呢？”面对警方的“严阵以待”，还有工人叹息，“唉，我们不过只是几个病人，连上楼梯的力气都不够。出动这么多警察政府也有花销。还不如把这钱用来给我们看病……” 耒阳悲剧，谁是罪魁祸首？ 耒阳尘肺工人在深圳维权之路举步维艰，在表示同情的同时，我们不得不去反思，悲剧的根源究竟在哪里？他们劳动关系的缺失，到底是谁的责任？的确，作为农民工，他们的法律意识不强，不知道该如何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没有在最初的时候签订劳动合同，而老板们利欲熏心，没有做好安全防护工作，出事后又逃避责任，这是造成今天耒阳工人悲剧的直接原因。然而，我们需要继续追问下去，国家已经制定了完善的法律体系，保障工人的权益，为什么这些法律竟然能够如此轻易地被逾越？除了指责老板的黑心和工人自己的无知之外，对此，相关政府部门不应该仅仅是承担道义上的责任，还应该承担法律责任。 首先，如果相关政府部门能够忠于职守的话，耒阳工人的尘肺病不会严重到这种地步。尘肺病不可治愈、致人死亡，但并非不可预防。早在1987年，国家就已经出台了《尘肺病防治条例》，明确规定从雇主到卫生行政部门和劳动部门、工会组织都有责任对劳动场所的粉尘污染情况进行监测和控制。劳动行政部门和卫生执法部门有监督用人单位执行国家劳动安全和卫生规程和标准的责任。相关卫生及执法部门应该对用人单位的劳动安全与卫生条件、职业病防治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违反国家劳动安全和卫生标准的用人单位责令其纠正。 调查表明，所有工人的情况都一样，在长达多年的风钻作业中，老板提供的唯一防护措施仅仅是三五块钱的普通口罩，有的用烂了都不给更换，工人都表示对与风钻工相关的职业病风险不知情，也未见相关部门的监管和查处行动。如果政府能够积极作为，监督企业采用控制粉尘的设备、措施，尘肺病是完全可以预防的。正是政府的失职，对老板们的放纵，使得企业违法成本很低，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劣币驱逐良币，最终导致任何一个老板都可能会选择尽可能降低成本、用工人生命换取利润的做法。有工人说，在几个老板里面，对工人最差的承包到的工程却最多。如果政府不去监管，类似的悲剧还会继续上演。从这个意义上说，粉尘之殇根源在于制度执行之殇。 其次，从1995年的《劳动法》到2008年新的《劳动合同法》，都规定用人单位必须和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政府劳动监察部门有责任督促企业和工人签订劳动合同，然而耒阳这些工人在深圳工作了十多年，却没有一个人签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也没有给他们购买社会保险，这些严重违法的情况迟迟没有得到查处，对此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此外，相关政府部门还有督促用人单位依法提供实施劳动关系证据的责任。然而让人不解的是，政府一方面将证明劳动关系的责任推给工人，另一方面又不承认工人提供的证据。像工作卡、考勤记录、工人的证言等等这些有明确法律效力的证据政府都不予承认，对质劳动关系的时候，仅仅采信企业一方的单方面证言，这实在令人匪夷所思、难以信服。 再者，特事特办的处理原则、“人文关怀”的处理结果，看似“人道”，实则将企业和政府的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在深圳这样一个世界工厂，劳资纠纷颇为常见，尘肺职业病赔偿完全可以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获得解决。然而政府却只强调“人文关怀”，不顾及“法律框架”，拒不采信合法证据，承认工人的事实劳动关系；将工人的维权行动作为群体性事件，“特事特办”，将普遍存在的问题个案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不是一个负责任的举措。 死亡接力棒 曾经，打风钻对于普通农民工而言是很挣钱的一份工作，耒阳人凭借着先发优势从事这一行业长达数十年。然而，赚钱的行业并没有使他们摆脱贫困，却葬送了他们的生命。耒阳市导子乡双喜村已经有十多名风钻工人死亡，平均死亡年龄40岁。尘肺病的阴影和死亡的恐惧笼罩着宁静的小山村。耒阳人再也不去打风钻了，给再多的钱也不去了。 然而城市的建设依然需要爆破，依然离不开风钻工。张家界接过了耒阳的接力棒。目前，张家界桑植县已经有两三百人在深圳从事风钻工。他们开始的时间比较晚，所以病情还没有耒阳那么严重，不过也已经有两名工人死于尘肺病，还有不少的人表现出明显的症状。 对于耒阳人的下场，张家界人心里也清楚，他们知道耒阳的今天就是他们的明天。然而难以摆脱的贫困困扰着他们，高工资鼓动着他们的欲望。张家界桑植县河口乡的胡典武已经从事风钻工很多年了，身体已经显现出尘肺病的症状，只是他不敢去检查，他觉得查出来也没有办法，反而会给自己增加心理负担。女儿上大学，一年的费用将近两万块，家里还有老人要养活，像他这个年龄进工厂已经不可能了。身上的担子让他顾不得尘肺病的威胁，明知这是一条不归路，还要硬着头皮走下去。他们是在和死神赛跑，希望能在有限的时间里挣尽可能多的钱。 早在5月份的时候，张家界的工人们也试图到深圳市职业病医院进行检查，医院给出的答复是，他们必须首先证明自己的劳动关系，然后才能进行体检。 又是劳动关系。他们被挡在冰冷的大门外。 老板不肯为他们签订劳动合同，他们面临着比耒阳更残酷的情况。老板更加狡猾了，那些表现出尘肺病症状的工人已经被老板辞退了，同时老板也更加注意销毁证据。而且，他们更不可能获得深圳市政府的“人文关怀”。死亡的接力棒，就这样开始了它新一轮的传递。 (作者任教于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

1959年至今，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政治中一言九鼎，它议行合一、控制政府、主导议会、结盟工会、支配社会、统摄全局、长期执政。为什么它能够成为整个东南亚地区的政治典范：长期执政而不腐化？

带着电影《海上传奇》走入今年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的贾樟柯，原本以为拍这部电影很简单，是写一篇关于上海的精致散文，但没有想到写成了长篇小说。影片概括了上世纪30年代到2010年的"上海经验"，这种经验可以看作是由私人讲述来构筑的中国近现代史，因此他决定把最初的《上海传奇》更名为《海上传奇》，虽一字之差，但突破了地域限制，有更丰富的历史感。或许是拍《海上传奇》让贾樟柯元气大伤，也可能是连续4年拍纪录片导致"审美疲劳"，他说，"《海上传奇》后我现在该换换口味，该回归剧情片了。"漂过了，海上改掉了片名"《上海传奇》感觉有些局限了，似乎讲的只是上海，其实不是，它是中国近现代生存经验的一种描述。"《海上传奇》的背景是上海，对白也多用方言完成。影片在戛纳的首映现场，上海记者感受最深，一位女记者听到主创说出上海话落了泪，"想家了。"不过，影片将面对的绝大部分观众不在上海话这个语境内，那为什么还要用方言拍摄？贾樟柯表示，自己在拍摄初期也不懂上海话，但发现很多上海人都喜欢用上海话聊天。用方言接受采访，对他们来讲更自然。到影片拍摄一个月后，贾樟柯已能大致听懂七成上海话。影片最初名叫《上海传奇》，但在剪辑过程里，贾樟柯的想法变了。"原本是想讲述上海的历史，但最后保留在电影里的18个人物，他们的讲述从上世纪30年代一直到2010年，内容不仅包括个人历史，也包括了这个城市的历史，也可以算中国的历史。《上海传奇》感觉有些局限了，似乎讲的只是上海，其实不是，它是中国近现代生存经验的一种描述。改成《海上传奇》，具有更大的包容性，信息量也更大。"对于影片由世博局协助拍摄，贾樟柯表示："这是贾樟柯作品，不是世博会宣传片，而是在世博会上向世界呈现的一件展品。"感动了自己"我不需要理论的阐述，寻找的是当事人鲜活、珍贵的个人回忆，从历史事件中看到个人命运。"拍《海上传奇》对贾樟柯而言是一次特殊的经历。他随时随地准备飞往某处采访某位传奇人物，每采访完一位人物，他都会陷入其中，感慨好几天。贾樟柯说，以前自己的电影拍的都是普通人，而这次几乎每一个都是传奇人物。他为自己选择采访对象时定了个规矩：不找专家学者，直接找历史当事人、有故事的人。因为"我不需要理论的阐述，寻找的是当事人鲜活、珍贵的个人回忆，从历史事件中看到个人命运。"他还把一些珍贵的影像资料与采访对象结合起来使用。贾樟柯一共访问了88位和上海发展有着紧密关系的人物及他们的后代。"许多人实在不好找。这一年里，我连睡觉都不敢关手机，生怕错过了哪个大人物。"他说，最终影片选择了杨杏佛之子杨小佛、杜月笙的小女儿杜美如、曾国藩的曾外孙女张心漪、费穆的女儿费明仪、上官云珠的儿子韦然，还有陈图画、陈丹青、韩寒等人物，讲述百年的"海上传奇"。影片长达138分钟，贾樟柯依然意犹未尽，他准备制作电视版本，此外还将出版同名图书。"你听她的语言，就感觉是在读张爱玲的小说。"最终选择的18位讲述人里，曾国藩的曾外孙女张心漪是让贾樟柯印象最深的一位。他感慨说，自己经常在采访当事人时，被他们的只言片语感动。张心漪教授对贾樟柯讲述了自己的爱情故事。贾樟柯说："她保留了旧上海的语言，她的上海话与现在年轻人的上海话完全不一样，非常优雅。你听她的语言，就感觉是在读张爱玲的小说。我问她这么多年没回上海有什么感受，她说，'女人嘛，跟着丈夫到处跑，对我来说，这样一种流浪是一种浪漫。'我觉得很感动，感觉就像小说一样。"累坏了助手"在上海这个城市，小楼背后有大楼，大街上到处都是高架桥，开车很容易就错过了。""《海上传奇》是我当导演以来拍得最辛苦的一部电影，光是为拍电影所翻阅的资料和书籍就可以堆起一人多高。在拍摄前，整整一个月，我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背包出去走路，一直走到晚上才回来。"贾樟柯的"暴走"不是为了健身，而是在上海的大街小巷寻找合适的拍摄外景，"在其他城市我都可以开个车慢慢找，但在上海这个城市，小楼背后有大楼，大街上到处都是高架桥，开车很容易就错过了。走到最后，我的两个20多岁的助手全都累趴下了。"贾樟柯以前烟瘾不小，但拍完《海上传奇》后，居然神奇地戒了烟，"我生了场大病，之后就再也没抽过了。"当然，他吃的苦远不止这些，还有他长期伏案剪片子，左眼突然彻底失明，后来两周眼睛只有光感，医生说大概要1年才能恢复，现在他随身都带眼药水。贾樟柯的海上梦想在戛纳得个奖《海上传奇》6月将于上海电影节期间在国内首映，并于6月底全国公映。贾樟柯说："我很希望得到上海观众的认可。但我是个山西人，我怕自己对上海的理解和认识有所偏差，所以有点紧张。"说起受邀进入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向来低调的贾樟柯一反常态地表示，很想拿个奖，"被邀请去参加竞赛，是一个很好的礼遇，如果能获得认可就更完美了。"下一站，武侠不想再拍纪录片从《二十四城记》到《海上传奇》，贾樟柯似乎和纪录片结了缘。这次和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合作长达1年多，充裕的资金和时间，让贾樟柯得以慢慢进入上海，慢慢追寻自己想要的东西，"可以说，这是我迄今为止质量最好的一部影片。"贾樟柯透露说，原先他的构思是一个背行囊的旅人，从重庆登船，经过武汉，一路到上海，带着所有内地人对上海的感情和记忆，"不过后来，我发现既然有时间，不如硬碰硬地触摸这座城市，确实很累，但很过瘾。"按他的话说就是，原本以为是在写一篇关于上海的精致散文，但没有想到写成了长篇小说。拍完《海上传奇》的贾樟柯不想再拍纪录片了，"前几天还有人打电话问我，可不可以拍《南京传奇》、《天津传奇》......我不想再拍了，我现在正在筹备我的两部剧情片。"拉杜琪峰拍武侠从《小武》到《三峡好人》，贾樟柯的作品无不是文艺片，但他现在想挑战自己驾驭市场的能力。新片《在清朝》讲述的是在1905年清末年间，在一个山西县城里发生的爱情武侠故事。贾樟柯苦笑说："这部戏必须马上拍了。我和片方4年前签约，一些片商又提前买了它的发行权，看到我一直不拍，纷纷要退款，片方都把钱还给别人了。"对于自己的首部商业片，贾樟柯有两个梦想：一是要在银幕再现萦绕在自己心中多年的武侠梦；二是要给中国观众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清朝。为拍这部商业大片，贾樟柯起用了香港制作班底，包括《无间道》的摄影黎耀辉，杜琪峰更是担任监制。虽然一直拍文艺片，但贾樟柯非常喜欢杜琪峰的作品，此次合作，他把后者比作"教授"，"他把商业电影从最基本的东西一点点教给我。记得第一次见面他问我，你这个电影的追踪性是什么？后来我才明白，他是指叙事动力。他经常提醒我，你是要拍一个作者电影，还是一个商业片？"（信报记者唐雪薇） 

《水死》最早出版于2009年12月，在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学术界引发了极大反响。肇始于明治时期的绝对天皇制早已于二战结束后被取代,然 而半个多世纪以来,以 “天皇陛下万岁” 为象征的昭和精神与其他各种时代 精神混糅于诸多日本人的精神底层,围绕绝对天皇制社会伦理的较量近年来越发激烈。本文论述了大江健三郎对这些问题的思索和选择,尝试分析了大 江所追求的时代精神以及他与绝对天皇制社会伦理进行对决的现实意义和历 史意义。

如果有人问涂尔干的社会理论对我们反思今天的现实问题有什么意义，我个人认为，首先，中国的现代化转换过程中出现的失范和信任危机等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审查这些问题，不能单纯把它们看作是一种负面和反常的现象，而应该切入问题本身，考察这些现象的历史机制和社会建构作用。

诗人马骅生于1972年，2004年6月，在他志愿担任乡村小学教师的云南德钦县明永村附近，翻车落入澜沧江失踪。《雪山短歌》是惟一一本由挚友选编的马骅诗集，2007年11月出版。本文系诗人萧开愚为《雪山短歌》撰写的序。

在纪念戊戌变法100周年之际，由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广东省社科联、南海市政府、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华南师范大学、广东康梁研究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康有为与戊戌变法”学术研讨会，于1998年9月15日至17日在康有为的故乡——广东省南海市丹灶镇举行。来自全国各地（包括港、澳地区）的学者及其他有关人士共100多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围绕康有为和戊戌变法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兹综述如下。

　　祖父的遗像，悬挂在家乡老屋的中堂上。像框很大、很方，而像本身是半身椭圆形的。像中的祖父有着家族男性典型的鹅卵石脸型，清廋、单眼皮、高鼻梁。他是1927年牺牲的。那年，他二十一岁。这张照片，大概是他牺牲之前不久照的。二十一岁的他，留着当时流行的中分短发，着一件得体的中山装，脸上带着不属于他那个年龄的矜持，成熟、安详。 　　祖父在三个兄弟中排行老三，是唯一接受过现代教育的。新干县1990年版的县志里是这样记述他的事迹的（第978、979页）： 　　姚有光（1906-1927）沂江乡湖江背村人，男，1906年10月24日出生，父亲姚哲夫是清末秀才，在乡间小学里以“穷教书匠”终其一生。……1924年7月，姚有光参加中共党员邹努举办的新干县暑期学生补习班学习，阅读了革命书刊《新青年》、《向导》、《红灯》等；8月，加入社会主义共青团。…… 　　1926年3月，姚有光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新干县支部委员；5月任新干县农民协会青年部部长。　　1927年1月，姚有光当选国民党新干县执行委员，并调省农协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后担任新建、新干、峡江3县农运特派员，并亲自领导和多次发动农民群众运动，帮助建立3县农民革命武装 — 农民自卫军。……“四•一二”事变之后，姚有光奉命调省农协工作，为安全出境，他曾巧妙地从峡江仁和墟镇混装在辣椒麻袋里乘坐木排下南昌，躲过国民党新干党部的搜捕，胜利地完成转移任务。　　是年8月1日，姚有光参加了举世闻名的“南昌八一起义”，后服从组织决定，留在南昌进行地下革命活动。11月初，姚有光不幸被国民党右派搜捕，11月21日黎明，被国民党右派秘密枪杀。第二天，《岭南报》刊出消息：江西土地革命首领姚有光等七人枪决。临刑前，姚有光慷慨高呼：“吾为共产主义而死，死吾一人便有千百万个共产党人出现！” 　　祖父在县里打土豪、分田地，家里人听到风声，担心得不得了。曾祖父曾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清江县（现樟树市）县长，但没到任就病逝了。家里到了祖父这一代，虽不是富裕大户，但也无法理解祖父的“造反”行为，于是就派二祖父步行三十里，到县城劝说祖父，告诉他：“造反是要杀头的。”此话不幸言中。 　　祖父在南昌被杀害，家里的两个兄弟也没有得到安宁。大革命失败，还乡团回来了，两个兄弟只好躲到山里去，一去就是三年。祖父的妻子带着一岁多的儿子东躲西藏，儿子最终夭折在逃难的路上。为了不让祖父断后，家族决定把大祖父的三儿子，即我父亲过继给他。 　　一九八三年年初，我在南昌革命烈士纪念堂里第一次看到连绵不绝的江西籍烈士名录，试图想象那些只剩下姓名或者干脆连姓名也不周全的烈士们当年的音容相貌，心情不是“感慨”二字就可以形容。祖父是他们当中幸运的一位，纪念堂里悬挂着他的同一张遗像。站在祖父的遗像前，我久久不愿离去。尽管祖父的遗像一直挂在家乡的老屋里，但之前因为年幼，我并没有对祖父产生多少兴趣，而家里人除了过年给他的像供上贡品之外，也不特别提到他。一九八三年，当我的年龄接近祖父牺牲时的年龄的时候，我才真正开始面对祖父，试图读懂他的短暂生命的意义。现在，我的年龄已经超过了祖父牺牲时年龄的两倍，我仍然在思考那个年轻生命的意义。他的牺牲值得吗？他的追求实现了吗？如果看到今天的中国，他会作何感想？这是他理想中的中国吗？ 　　是的，经过二十二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他的战友们战胜了国内外敌人，建立了属于自己理想的人民共和国，他应该为此而高兴；是的，农民们得到了土地，土豪劣绅被消灭，他应该为此而高兴；是的，中国没有再遭外敌入侵，而是在赢得世界的更多尊重，他应该为此而高兴；是的，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没有人再为吃不饱肚子而犯难，他应该为此而高兴；…… 但是，六十年来，也有很多事情，他会无法理解。 　　毛泽东在1940年代初完成的《论新民主主义》中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性质定位为新民主主义，并设想在革命胜利之后，新民主主义政策将实行较长的时间。于是，我们看到了土地改革，农民获得了土地，实现了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在城市，除垄断资本被国有化之外，多数私人工商业没有被触动，而且得到了继续发展的机会。但是，历史的进程并没有跟随毛泽东当初的设想而展开，社会主义改造很快来临。私人工商业要么被赎买，要么被公私合营；农民不得不放弃他们刚刚得到的土地，加入人民公社。尽管在意识形态上，公社被定位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但在现实中，公社是国家为了控制农民所采纳的手段之一。为了快速地实现工业化的目标，国家不得不向农民伸手，攫取农业剩余，以加速资本的积累。但是，在分散的小农条件下，这种攫取的组织成本很高，而当时的经济管理者又没有利用和管理市场的经验，因此采纳了公社化这条路。如果公社的组织能够更理性一些，我们还不至于看到1959‐1962年的灾难；但是，大跃进期间的歇斯底里，给国家和民众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前所未有的饥荒，成为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一块无法抚平的伤疤。然而，大跃进对中国的破坏虽然痛苦，但其效果却是暂时的。相比之下，文化大革命给中国造成的破坏，不是一代人可以恢复的。 　　如果祖父经历了1956‐1976这段历史，我相信他会和他的多数同志那样，有许多的不理解。但是，我也相信，他也会像他的多数同志那样 — 如果他没有在文革的迫害中丧生的话 — 在文革结束之后给予党一次改过的机会。相比之下，他可能更不愿看到今天的中国。不错，百姓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我们那个小村子里几乎家家有了电视机，或安装了电话，或买了手机。但是，有一些东西和他的理想格格不入。农民虽然比过去富有，但他们的社会生活却混乱了。公共事务无人组织，过去和谐一致的村庄建筑格局也被混乱的各式房屋打乱。年轻人纷纷到广东、浙江去打工，他们带回来的，却更多是失望和无助。城乡差距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大大扩大了，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不会缩小。另一方面，部分党的干部贪污腐化，权力在他们手中没有用来为百姓服务，而是用来攫取他们的个人收益。所有这些，都有违祖父的理想。　　也许，最让祖父无法理解的，可能是，中国在过去六十年里好像是画了一个圈：他所投身的革命，初衷是造就一个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平等社会，而现在的中国，就其经济制度和社会形态而言，又仿佛回到了1956年、甚至是革命之前的样子。难道革命是不必要的吗？这个问题，既是我替祖父问的，也是我向我自己问的。经过几年的思考，我自认为找到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那就是：“革命是必要的。” 　　理解这个答案的起点是把中国革命放到近代世界历史中去认识。过去的三、四百年间的历史，是人类走出古代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历史。在古代社会里，独裁是常态，左右人们行为的往往不是理性，而是成见和迷信；而现代社会的标志是自由民主，是理性。两者针锋相对。在从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几乎所有原生性的国家都发生过革命，英国如此，法国如此，日本、俄国、西班牙也莫过如此。革命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古代社会造就了一批从中得益的利益集团，他们不愿失去过去所拥有的特权。 　　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我们就有必要把1840年以来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在此之前，中国只有天下，没有国家。中国的国家认同是在抵抗帝国主义入侵的过程中形成的。无论是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它们的政治理念虽然有很大的不同，但它们的出发点都是反帝反封建。虽然1840年之后的百年充满了杀戮，但中国完成了民族国家的建构以及从古代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从大的历史尺度来看，用一百年来完成这个转型是值得的；与这个伟大转型相比，其中的种种意识形态之争就不那么重要了。如果仔细比较一下1950年代的大陆和台湾，我们会惊讶地发现，两个地方除了执政党不同而外，其他方面都非常相似。两个地方都进行了彻底的土改；两个地方都强调发展重工业的重要性；两个地方都搞国营企业，而有都允许私人工商业的发展；两个地方都借助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从农业攫取剩余；等等。这里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两地之间也存在很多差异，但共同的原因是，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认识到社会平等对于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重要性。而且，也正因为两地都造就了一个平等的社会，两地政府才能放开手脚搞经济建设；特别地，土改给予农民土地所有权，提高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因而政府才可能从农民手中攫取剩余而不至于引起他们的反抗。 　　就平等的社会而言，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到1978年间的历史也不是乏善可陈。不错，中国人民在这二十余年间所经历的苦难远多于他们所得到的幸福，而改革开放之后的三十年似乎画了一个圈，让中国从新回到了1956年之前；但是，在这二十余年间，我们在强化社会平等、提高民众能力以及建立民众的公民意识方面取得了瞩目的成就。在平等方面，公社制度和城市的公有制几乎完全剥夺了民众积累个人和家庭财富的权利，从而使得收入分配达到了极端的平等。这种平均主义制度对当时的经济发展有极大的负面作用，但也起到了把中国社会彻底扯平的作用。另外，妇女大量参与就业，大大提升了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上的地位。在提高民众能力方面，政府大力倡导识字运动，普及基础教育，普及基本医疗，使得中国到改革开放之初有了较好的人力资源准备。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在比较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的时候，多次强调中国在人力资源方面的优势，认为这是中国比印度增长快的主要原因。在建立公民意识方面，各种组织化手段开启了把民众从自然人转变为政治人的过程。这个过程还没有完成，但却是中国国家建构不可或缺的一环。民族国家不同于“天下”之处在于，在“天下”之下，一个人或一个小团体可以脱离其他人存在，而在民族国家之中，每个人都是国家这个共同体里的一员。因此，“天下”之下老百姓可以是自然人，而民族国家之中老百姓必须变成政治人，即公民，这是人类由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所必经的过程。由此，我们可以理解梁漱溟晚年在《这个世界会好吗？》里对自己在建国之初挑战毛泽东的自我批评。梁漱溟以及他同时代的乡建派所进行的乡村建设，其取向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历史要求他们做的，不是让农民回归传统，而是让农民参与国家建构的进程，成为现代社会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在农村所面对的任务仍然没有改变，而以村庄民主为核心的组织建设是重建乡村社会的最佳选择。 　　平等的社会结构和民众能力的提高，为人民共和国后三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提供了基础。民众能力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容易理解，我这里着重讨论一下平等的社会结构和高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平等的社会结构意味着中国没有强大的利益集团，政府的经济政策因此更可能着眼于国家的长期经济发展，而不是某些人群的短期利益。我们可以做一个思想实验，假想你是一个国家的统治者，面对一个平等的社会，你会如何选择，而面对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你又会如何选择。在一个平等的社会里，没有哪个社会集团有足够大的力量挑战你的统治，也没有哪个社会集团有足够多的财富来贿赂你，因此，你的理性选择是不迎合任何集团的利益，也不和任何集团结盟。我把这样的政府称为中性政府。因为它对社会集团保持中性态度，这样的政府才会放开手脚采取鼓励经济增长的政策，哪怕这些政策会伤及一些集团的利益。相反，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里，一些集团强大到足以推翻你的统治，或者富裕到足以用金钱把你收买了，你的理性选择就是做一个有偏的政府，更多地照顾强势集团的利益，而不是社会的整体经济发展。由于中国社会不存在强势利益集团，中国政府在过去三十年里成为一个中性政府。回顾一下过去三十年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政府的经济政策都是有选择的，经济特区、对外开放、企业改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等，无不是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但又伤及一部分人利益的举措。但是，政府政策没有长期偏向某些人群的利益，也没有长期伤害某些人群的利益；长期而言，即使是在政策层面上，各个人群得到的待遇也大体相当。 　　因此，在我看来，中国过去三十年不是对1956年之前简单的回归，而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但是，我相信，祖父不会完全满意我给出的答案。也许他会赞同我对中国革命的总体评价，尽管他可能仍然认为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之争是重要的；也许他会赞成我对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的评价，尽管他可能仍然认为社会主义改造是必要的；但是，他肯定会继续问：“为什么现在的贫富差距比1956年之前大得多？为什么城乡差别在扩大？”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当然可以把责任推给市场。的确，市场天然地扩大贫富差距。但是，我知道这没有回答祖父的问题。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本可以做得更好。我没有把这个问题想清楚；然而，我可以确切地告诉祖父的是，自二十六年前我面对他的遗像开始认真思考他短暂的生命的意义以及我即将开始的成年生命的意义之后，我已经获得了关于中国革命以及当代中国得失的一些答案。 　　六十年前，毛泽东在为人民英雄纪念碑所题写的碑文里写道：“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人民英雄纪念碑因为这个碑文将流芳万世，祖父因为是无数知名和不知名的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当中的一员而永垂不朽。 　　一个初秋的傍晚，我和妻子在后海散步。我们避开繁华的商业路段，沿着湖边小道走到大杂院聚集的地段，这里更安静，也更自然。忽然闻听动人的合唱和配乐从不远处传来，循声行至一座亭子下，见一群由中老年男女组成的合唱和伴奏队伍在忘情地表演，周围观众云集。我们走到的时候，他们正在唱《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演唱的是十来个五六十岁的妇女，领唱者是一位打扮鲜艳的老太太，嗓音高亢嘹亮，唱到最高音仍然底气十足；伴奏者是六七个同样岁数的男人，配器各式各样，中式的、西洋的，什么样的都有，但人人激情澎湃。演唱者、伴奏者、观众，所有人都如痴如醉，好一派祥和景象！我禁不住热泪盈眶。祖父九泉之下若有知，当感欣慰。 　　谨以此文献给人民共和国六十华诞。2009年6月9日初稿于北京至纽约的航班上 2009年6月25日定稿于世纪城家中

《天下――包纳四夷的中国》更侧重于空间、地理和结构塑造，即从空间角度去反思我们的地缘政治观念和国家发展战略。因此，我个人认为有两个问题值得特别强调：一，内陆欧亚（Eurasia）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块大陆；二，“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Inner Asian Frontier of China）恰处于内陆欧亚的核心地区，它包括：东三省、蒙古高原、黄土高原的北部、大西南地区、新疆与西藏。而大西北和中西部地区便是其中重要的部分。

本文仅考察马克思文本中的三种自由概念：作为自我意识的自由，作为权利的自由，和作为一种存在方式的自由。探讨马克思为什么特别藐视所谓的人权；对于以社会主义政党自居的德国工人党及其纲领性文件，马克思为什么报以种种微辞；人类解放和共产主义对于马克思究竟意味着什么。

印欧语系语言学研究在其早期发展阶段，曾经纠缠于人类起源问题，最终导致宗教史观与科学史观的对立。英国殖民者语言与印度被殖民者语言之间存在相似性的发现将印欧语言研究引向人种学。但是，对于印欧语言发源地的研究也促进了对生活在广袤的欧亚草原上的游牧民族的研究，并且证明游牧民族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这个角度看，印欧语言学研究也存在局限性，因为生活在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以及历朝历代入侵、占领农业地区的民族并非只有印欧民族。

雍正动用国帑大规模修筑江南海塘工程，真实的经费来源是列位获罪官员所出罚金，其根本目的是整顿吏治和巩固统治。雍正朝江南水利、海塘工程之所以能大规模兴修，都和这个特定的社会背景有关。

综述日本的中国科学史研究。日本的中国科学史研究开始于十九世纪明治时代(1868-1912)的中期，此后经历了约10O多年的研究历程。在此期间，研究方法及研究角度先后出现了两次大的转变，一次在20世纪30年代，一次在70年代。日本的中国科学史研究发展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1、开拓期阶段（1900～1930）；2、发达期阶段（1930～1970）；3、现阶段（1970以来）。

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2009年10月30日，中国人民大学
发言文字实录

早晨，到清华散步，站在王国维的纪念碑前，我常常想，陈寅恪说的"自由"到底是什么意思--"自由"不是白来的（The freedom is not free）。我请人刻过一方印，印文是"小字白劳"。"零"的意思就是"白劳"。

摄影最主要的是找到可以打动我们眼光的记忆。我们不一定每次都有很好的眼光，有时会犹豫，这个时候就拍不出很好的照片。

这三章的标题是：李登辉加入共产党，李登辉背叛共产党始末，李登辉出卖同志？作者父亲徐庆钟先生为前台湾行政院副院长，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台大任教时曾为李登辉师长，在白色恐怖中为之做政治担保，后向蒋经国推荐李登辉

在以儒家学说为主导的古代知识体系中，文字学知识向来享有崇高的地位，而道家却倡导“道法自然”、“妙趣天成”等思想。该文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一些道教文字观，可资非专业人员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