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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到清华散步，站在王国维的纪念碑前，我常常想，陈寅恪说的"自由"到底是什么意思--"自由"不是白来的（The freedom is not free）。我请人刻过一方印，印文是"小字白劳"。"零"的意思就是"白劳"。

直到最近,我日常进出房内或屋外的背包里,仍然塞着一本薄薄的书。它的封面册页,从设计的眼光一瞧,就不难见出是过时的版型,不见光鲜更不见亮丽,至于创意,就更有待斟酌了…。的确,我总是提着一颗戒慎的心,盯着灯下这本看似单薄实则厚重有加的书,深怕自已的双眼,被仅仅是怀旧的情绪给整个地掠夺了去。这书是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

在纪念戊戌变法100周年之际，由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广东省社科联、南海市政府、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华南师范大学、广东康梁研究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康有为与戊戌变法”学术研讨会，于1998年9月15日至17日在康有为的故乡——广东省南海市丹灶镇举行。来自全国各地（包括港、澳地区）的学者及其他有关人士共100多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围绕康有为和戊戌变法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兹综述如下。

27日，美国国防部长盖茨指出，美国反对在利比亚出现“政权更迭”。

全球灾难带来的恐怖主义威胁也是如此，原理相同，表现各异。一个表现就是连美国这样国家也会产生无能为力感，所以它的总统会把美国置于自由和人权批评的风暴之中；与此同时，为了不可预知的恐怖主义风险而发起的反恐战争，自由与民主的价值被悄悄破坏。

1959年至今，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政治中一言九鼎，它议行合一、控制政府、主导议会、结盟工会、支配社会、统摄全局、长期执政。为什么它能够成为整个东南亚地区的政治典范：长期执政而不腐化？

甘阳、王绍光、潘维、强世功等学者就"2008与中国复兴"的话题与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的法律硕士对话的部分。

科学的理想目标，可以说是类似技艺精巧的东西，人文的理想目标则是智能。

来源于：《21世纪经济报道》本报记者吴铭《21世纪》：此次金融危机在全球化中心美国的爆发以及在全球的扩散，以及美国政府背离"华盛顿共识"的危机处理方式，与很多人对美国的想象大不一样，似乎此前理解的完美模式正在瓦解。这次金融危机会在多大程度改变美国和它一直声称的原则和价值？如何从理论意义上看待目前危机？    崔之元：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华盛顿共识"给发展中国家开的药方等于说："按我们说的去做，但不按我们做的去做"("do as we say, not as we do")。实际上，西方的经济早已经不是"看不见的手"范式所描绘的那样了。早在《"看不见的手"范式的悖论》（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一书中，我就认为在现代西方市场经济中广泛存在着制度性的与政策性的"软预算约束"。制度性的"软预算约束"是指有限责任公司，中央银行和"重组"破产法，政策性的"软预算约束"是指资产证券化（见原书第97页）。    《21世纪》：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认为"软预算约束"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特点和病根。你的观点是向他挑战吗？    崔之元：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我也在回顾自己的思想历程。1986 年，我和钱铭今合作翻译了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的《增长，短缺与效率》一书，由在思想解放运动中颇有影响的"走向未来"丛书出版。当时，我也和大多数中青年知识分子一样，对科尔内的理论十分赞同，认为"软预算约束"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病根。我后来赴美国学习和教书的经历，使我日益认识到"软预算约束"在西方经济中的广泛存在。当然，科尔内也承认西方市场经济中有"软预算约束"，但他认为那只是局部的或临时的现象。我则区分制度性的与政策性的"软预算约束"。有限责任公司，中央银行和"重组"破产法这三项制度所带来的"软预算约束"悖论，是现代市场经济的"质"的特征，不是科尔内的"量的"分析（即着眼于"软预算约束"的多少）所能包含的。  《21世纪》：最近美国政府处理金融危机的干预力度接连加码，从国有化"两房"（Fannie Mae和Freddie Mac），到准国有化美国国际集团（A.I.G.），以及雷曼沿用美国《破产法》第11章破产重组，到美国证监会（SEC）暂时禁止卖空799家金融公司的股票，再到美国财长保尔森提出7000亿美元金融市场救援计划，这些步步提升的措施很难让人们再怀疑"软预算约束"在西方经济中的存在。    崔之元：的确如此。但是，人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和区分制度性的与政策性的"软预算约束"。国内外不少媒体在评论此次金融危机时，认为雷曼沿用美国《破产法》第11章破产重组不是"救市"，只有美国财长保尔森提出7000亿美元金融市场救援计划才是"救市"。但实际上，美国《破产法》第11章的存在本身，已经是和"看不见的手"范式相矛盾的了。在《"看不见的手"范式的悖论》一书中，我考察了破产法的历史发展，即从不自愿破产到自愿破产，再到策略性破产。在开始时，破产法是为了惩罚采用欺骗手段的债务人。罗马的"十二铜表法"授权"债权人，作为可采取的最后的手段，可以把债务人的身体砍为数段"。由于破产是一种惩罚，它只能是不自愿的，通常是债权人来发动的清算。但重组和清算非常不同。根据美国国会1978年的破产改革法案，企业可自愿地选择申请第7章的清算或是申请在第11章之下的重组。根据破产法第7章，破产法院指定委托人来关闭企业，出卖其资产然后把向债权人赔付的程序移交给法院；而根据第11章，现存的企业经理们则可以保留对企业的控制权并继续经营六个月。重要的是，依据第11章进行重组的企业有权终止养老金计划，余下的养老金费用由政府承担。并且，他们对债权人支付利息的义务也中止了。更有甚者，重组中的企业可以把逐渐增多的税收缺额向后结转，保护企业在一段时间不交公司所得税。  《21世纪》："重组"破产法的存在为什么和"看不见的手"范式相矛盾？    崔之元："看不见的手"范式的理论论证之一是"适者生存"。但那些支持"适者生存"观点的人，比如阿默·阿尔钦，并没有证明，而只是想当然地假设在市场经济中只有"坏的"企业才会破产。这是"看不见的手的范式"作为"应用神学"的一个证据。事实上，美国的破产立法的整个历史都清楚表明，"适者生存"式的观点无法解释系统性经济金融危机给"好"企业造成的困境。如果认识不到在"市场"经济中许多"好的"企业会破产，那么就不会理解从不自愿破产到自愿破产，再到策略性破产的发展。"好企业破产"的现象对"看不见的手的范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本该被清算的"坏"企业冒充"好"企业申请"重组"，就成了一种"软预算约束"的悖论。    《21世纪》：美联储向危机中的美国国际集团（A.I.G.）提供过桥贷款并以此换取80％的政府股权，这是制度性的还是政策性的"软预算约束"？    崔之元：亚当·斯密和哈耶克是根本否定美联储这类中央银行存在的必要性的。仅有部分准备的银行充当货币创造者，这一现象构成了关于银行制度的核心问题。"看不见的手"能够操纵银行业吗？没有集中起来的准备金、没有监管，众多的银行通过票据发行中的自由竞争能实现社会的最优效率吗？不会引起混乱吗？对这一连串的问题，亚当·斯密的"实物票据论"和哈耶克的"自由银行论"给予了肯定的答复。对于仅有部分准备的银行来说，基本的任务是：持有足够的准备金，紧急之时可以保全自己；另一方面，作为需要偿付成本的企业按照传统的经营又要求以最少的准备金、追求最大的收益。这种对准备金的管理是该留给银行自己呢，还是集中于一个中心，即中央银行？这一核心问题始终都困扰着银行业经营的和理论的历史。巴格霍特（Walter Bagehot，《经济学家》杂志的创办者，于1873年发表货币理论经典著作《隆巴德街》一书的作者），将这一问题归结为一元准备体系与多元准备体系的问题。斯密认为，只要银行严格依照他所说的"真实票据论"行事，多元准备体系就能有效运转，中央银行制度就无需存在。这次美联储向危机中的美国国际集团（AIG）提供过桥贷款并以此换取80％的政府股权，大大扩展了中央银行的功能，因为AIG不是商业银行，而是世界最大的保险公司，本不在中央银行的传统监管范围之内。这是根本否定美联储这类中央银行存在的必要性的亚当·斯密和哈耶克所无法理解的。   《21世纪》：最新《纽约客》杂志强调，投资银行不应在1990年代"上市"（高盛1999年IPO, 雷曼1995年IPO）, 之前它们是"合伙制"，其中合伙人承担"无限责任"。    崔之元：在现代公司刚出现的时候，亚当·斯密就已经在反对有限责任制了。他指出由于股东们在企业倒闭时不必倾其全部财产偿还债权人的债，他们就并不承担经营中的全部风险。在《国富论》的第五卷中，斯密指出股份公司与其他的商业组织形式相比有两个基本不同的特权：股份可以不经公司的其他所有者事先同意而出卖；企业享有有限责任的优惠。斯密认为，在股份公司中所有权与管理的分离以及由于有限责任所导致的所有者监督管理者的动因的降低，必然会导致管理者在其控制内部成本和寻找市场的职责上的偷懒，因此，他对这些企业在高度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中能否生存表示悲观。在１８４４年以前英国的法律明确地对合伙企业以及非公司企业中的投资者施以无限责任的法律义务。    但是，无限责任使中产阶级办企业和工人合作社陷入不利境地。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因为无限责任制不能允许那些，"安静的合伙者"，即那些只希望分享企业的利润但并不想参与决策的投资者摆脱无限财务责任的负担。这一点在工人合作社可获得的财务要求权上就显得更为直接。工人合作社必然要采用那种只分享利润而不参与决策的金融工具来筹资。由于法律不让那些愿意放弃决策权以避免无限责任的负担的人这样做，"安静的投资者"们不得不让其财富处于风险之中，对风险的控制保障仅仅是靠工人合作社成员的声誉。换句话说，即使工人合作社的外部投资者愿意放弃决策权但在法律上他们却不能放弃财务的责任，因此，无限责任制使工人合作社负担了更高的资本成本 正是由于对与他同时代的工人合作社的发展的关注，"自由社会主义者"穆勒（John S. Mill）才开始研究有限责任的问题。他首先分析了一种被称作"encommandite"形式的合伙制，这种特殊的合伙制在英格兰有许多支持者，其中最突出的要算是那些"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在这种组织里那些"活跃的"合伙人要受无限责任约束，按照责任与任务统一（tying  liability  to  responsibility) 观念行事，而"睡着的"（sleeping）合伙人则只负有限责任，因为他们并没有经营企业的任务，穆勒拥护这种合伙制的形式，因为这可使工人们组织起来"从事他们所熟悉的经济活动"。 1850年，穆勒在英国国会为中产及劳动阶级的储蓄投资委员会作证，论证了这种合伙制的合理性。他进一步认为，授予有限责任的公司资格的条件应该比亚当·斯密所要求的松一点，并且这种组织形式的缺点也被斯密夸大了几分。实际上，他建议采用一般化的有限责任制的公司体制，不需特许。穆勒指出，这种一般化的能力能够限制已投入资本的责任，因而会导致富者会更自由地支持穷人的项目，穷人也会因有机会把储蓄投资到生产者或消费者合作社而获利。    有限责任的这种起源几乎已经被当代的公司法学者们所遗忘了。但在当前美国金融危机中，我们有必要回顾这段历史。"自由社会主义者"穆勒强调，有限责任使所有者在企业亏损时不承担全部责任，逻辑上要求企业在盈利时也和工人和全社会分享利润。当前美国公民和国会议员质疑美国财长保尔森提出7000亿美元金融市场救援计划的主要论据，就是A.I.G等企业亏损社会化，盈利私人化。一种非常有意义的论述正在美国形成舆论：7000亿美元救援计划的"临时国有化"（即政府买下金融机构坏帐），应该长期坚持下去。这样才能"风险社会化"和"盈利社会化"对称。查韦斯总统近日在中国开玩笑说，"美国政府的国有化规模令我自愧不如"。而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的进一步国有化呼吁，则不是开玩笑："如果联邦政府提供资金给金融公司，它就应得到金主该得的股权；如此一来，救援计划成功之后得到的收益，才不会流进捅出这次纰漏的那些人口袋"。    《21世纪》：保尔森不是说救市计划只有两年？"暂时国有化"的意义究竟有多大？      崔之元：美国政府将建立的收购私营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的机构模仿的是1932年大萧条时期的"重建金融公司"(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 简称RFC)。RFC最初也说只"暂时国有化" 两年，结果持续了13年，到1945年才结束使命。这次危机的程度极为深广。虽然这次商业银行没有像大萧条时期那样通过罗斯福9天的强制停业（"银行假日"法案）来防止兑提，但目前危机中金融衍生品的层出不穷的花样所带来的链式反应是1930年代大萧条时所没有的。例如，AIG给欧洲各银行的信用保险就高达3000亿美元。两星期前AIG向美国政府紧急求援的直接原因就是它购买了大量的信用违约互换。    所谓信用违约互换，即Credit Default Swap, CDS, 是一种可供信用提供者（放款人或公司债持有人）规避信用风险的契约， 是常见的信用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主体包含违约风险保护买方（Protection Buyer），主要是银行，以及违约风险保护卖方（Protection Seller）。买方因持有风险敏感性资产如债券或放款，希望将此违约风险转嫁给卖方，因此定期支付固定成本来获得违约风险保护。与此相对应，卖方虽然可以固定获得买方定期付给的收益，但同时负有义务当违约事件（Credit Event）发生时，将给付买方因市场波动造成的损失。举例来说，甲持有一张面额100万元5年后到期的公司债，为规避该公司债的信用风险，甲与乙承作一笔5年期的CDS，CDS的名目本金100万元，假定信用违约保险的溢价（Premium）为0.8％。依据契约内容，甲每年要支付8000元给乙，如果债券到期时没有发生违约事件，甲将不会得到任何赔付金额。反之，当公司债发生违约时，乙就须支付给甲以补偿其损失。假设，当100万元债券到期时，剩余价值仅为40％，若采用现金结算，乙就须支付给甲60万元【100万×（1－40％）】。AIG购买了大量的CDS，即是违约风险保护卖方。由于次贷危机的出现，违约事件层出不穷，AIG需赔付的金额很大，这导致信用评级机构降低了AIG的信用等级，而信用等级的降低又迫使AIG必须提供150亿美元的抵押以证明自己有能力赔付。由于AIG给欧洲各银行的信用保险就高达3000亿美元，除了美联储，没有任何私人机构能够有动机和能力援救AIG。而欧洲诸银行之所以要买AIG的信用保险，也是为了绕开欧洲各国政府要求的银行资本充足率。因此，当前整个西方，包括美国和欧洲，都面临着严重的对坏账缠身的金融机构的注资问题，而大萧条时期的"重建金融公司"(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简称RFC)救市的核心就是注入公共资金，获得公有 "优先股"。我认为这个过程绝对不会如保尔森计划所说的只有两年。  《21世纪》：如何评估中国这次所受的影响？对中国思考未来的改革发展道路有何启示？    崔之元：温家宝总理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表示雷曼破产已波及中国，中国将准备参与救市。如果中国主权基金"中投"公司慎重决策，当前不失为一个使中国公有资产在全球市场经济中大显身手的良机。复杂性在于"中投"将用什么价格来买美国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保尔森交给国会讨论的救市计划使用了"逆向拍卖"一词来刻画"暂时国有化"的方法，也就是由买家列出想买的清单，卖家来出价，因为普通的拍卖是由买家来出价，而逆向拍卖是由卖家来出价。英格兰银行货币委员会前委员、伦敦经济学院教授Willem Buiter说，这些拍卖可能会逼迫卖家掀出底牌，透露他们真实的保底价。"中投"公司可以参考这个方法。    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思考未来的改革发展道路有重大的启示。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国资委支持中央企业根据自身发展需要增持其所控股上市公司股份，支持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回购股份。这说明我国的国有资产是资本市场上的积极稳定力量。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最大成绩是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系，这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8个字要做完整理解，不能把8个字化约为4个字。最近，和国际金融危机同时，还有一件大事，即欧洲原子核研究中心的"宇宙大爆炸"实验，它的重大意义是将会对人类认识世界的基本概念进行创新，如我们往往不假思索的"质量"概念。我相信，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将促使我们对西方经济制度的流行观念进行深刻反思，将我们总结改革开放30周年的经验教训的活动提高到新的水平。    崔之元，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95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系，并曾在德国柏林高等研究中心、哈佛大学法学院从事研究。主要研究兴趣在政治经济学、法律与经济和政治哲学领域。著有《看不见的手的范式的悖论》、《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等中英文著作。

由于当代台湾承继了殖民历史、内战与冷战的遗绪，以及由此造成的内部歧异，台湾的中国大陆学界在假定以日本、美国与中国为出发点的研究议程上往返辩证，在其间进行组合、再组合。关于中国大陆的文本随着学者的选择，成为看起来是既是如此又是那样的综合体，没有一种中国大陆观能免于政治影响以及政治化的社会环伺。

账本的作者为清初在中国江南地区传教的比利时耶稣会士，1658年7月到达澳门，随后前往江南传教，驻地常熟，主要活动于常熟、苏州、松江、上海等地。1676年11月在太仓去世，葬于常熟虞山北麓的天主教墓地。

如果有人问涂尔干的社会理论对我们反思今天的现实问题有什么意义，我个人认为，首先，中国的现代化转换过程中出现的失范和信任危机等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审查这些问题，不能单纯把它们看作是一种负面和反常的现象，而应该切入问题本身，考察这些现象的历史机制和社会建构作用。

从资料看，很多论文从2000年起就开始提出中国产业被乌外资控制的现象和危害，但是最近直到商务部2006年6月发布了《中国产业外资控制报告》，检讨数年来吸引外资投入中国的成效，这个问题才引起了更多的关心。作为引资的主要政府部门，商务部这份报告“倾向于认为中国产业已为外资控制，充满经济安全的忧虑”。惊人的数据是：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中，排名前5 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 21 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引进外资在中国很多城市都是一个建设发展的重要手段，地方政府更是希望依仗外资获得体面的政绩。随之产生的问题就是国内产业对外资的依赖，甚至引起行业萎缩和国家安全隐患。这篇文章是本站编辑的专题：外资在中国的一部分。

以下几篇：《阮玲玉的短见》，《上山》，《怀监狱》。

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2009年10月30日，中国人民大学
发言文字实录

2010年12月16日晚，应北京大学批评理论中心邀请，甘阳教授在北大做了一场题为"全球化时代的大学通识教育"的公开演讲。虽然是期末学生忙碌的时节，二教两百人的大教室却座无虚席，过道里也站了不少听众。演讲由批评理论中心主任，纽约大学教授，北大中文系"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张旭东老师主持。他简单介绍了举办这次演讲的由来，意在继今年八月批评理论中心、中山大学博雅学院，以及中国文化论坛共同主持的全国第四届通识教育暑期班在北大的成功举办，在本科教育大学理念的讨论和探索方面，和甘阳主持的中山大学博雅学院有进一步的合作和交流。 甘阳老师首先就演讲的题目做了一下解释，指出这次北大演讲与他近几年来关于通识教育只讲操作不讲理念稍有不同，而要先讲一下理念问题，即题目中的前半部分："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大学"。在他看来，这个首先是中国大学总体面临的问题，通识教育是全球化时代中国大学面临问题的一部分，而他想探讨的，就是全球化时代对中国大学到底意味着什么，特别对像北大这样的大学意味着什么。 从近年来备受关注的建设一流大学的提法和大学排名问题谈起，甘阳尖锐地指出全球化时代大学评判标准变为以英文为主导的趋势，并要求听众追问：在这样的局面中，中国大学应该怎样应对？是否要北大追随近年来大学排名中急速升为亚洲第一的香港大学那样，实行全英文教学？中国的大学是否有权自己定标准？更进一步，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应该怎样思考自身的问题？就此，甘阳重提胡适近百年前所写《非留学篇》，强调中国一定要摆脱教育、学术、大学体制的殖民地心态，而明确自己的大学建设目标。他说，香港大学不是一流大学，它不能做原创性的问题，第一流的人才是打破现在流行的说法提出新的说法，而不是在给定的潮流和变体下做文章，这才叫一流人才，二流人才都是跟着人家做。北大确实是应该培养一流人才，北大应该有这个条件，更应有这个心气。明确一流大学的标准，这是涉及到全球化时代中国大学理念真正要想的问题。陈寅恪在清华大学建校20周年的时候有一篇很短但很重要的文章，谈中国各个领域的学科状况，谈的是这个问题。一直到1947年胡适当北大校长的时候提出中国大学发展十年规划，想的都是这个问题。而他2003年重提这一问题，却被视为荒谈，这实在是值得思考的。 具体到全球化时代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方面，甘阳提出了如何借鉴美国大学模式的问题。他认为，借鉴美国的大学模式是应该的，因为通识教育的确只在美国成功了；但是，当各国都处于全球平面竞争的状况下，却尤其要注意不应一味迎合外在的普遍性标准，而必须要考虑自己的实际情况。参考美国大学的时候，首先要问：参考的是哪个时代的标准？比如说，哈佛大学2009年公布了新的通识教育方案，是否这就是北大应该参考的方案？甘阳的回答是，要学的应该是美国大学通识教育真正的精华所在，而不是外在皮毛的东西；对此，非常重要的方法是看它一百年的历史，看美国的通识教育从1920年到现在一百多年的完整历史，一定要把美国的通识教育作为一个历史阶段来考察。而就2009年的方案来说，它其实是一无可取，毫无价值，实在不应成为中国大学仿效的模板。甘阳还特别指出，哈佛大学校长就经常对其他访问哈佛大学的校长们说，你们绝对不能摹仿哈佛，因为哈佛每一个新的方案都是在纠正哈佛原先的错误，你如果不了解哈佛上一个方案是怎么做的而单纯摹仿抄袭它现在的方案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它针对的问题何在，它每一个方案都是在根据自己的情况做调整。 甘阳接下来介绍了美国通识教育发展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20年哥伦比亚大学开始到1930年代的芝加哥大学，一个关键是1930到40年代Hutchins当政时一场全国性的辩论，到1945年二战结束以后哈佛大学发表所谓哈佛红皮书--《自由社会的通识教育》，标志着美国大学在现代的条件下重新建立通识教育最完整的努力。第二阶段则是1987年以斯坦福大学的通识教育改革--那场改革成为全美当时最大的政治风暴--为标志，又有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甘阳指出，要真正了解美国的通识教育，得看哥伦比亚大学的报告或者芝加哥大学校长Hutchins发表于1937年的High Education in America，再加上哈佛大学1945年的报告，这些对中国的大学都有着根本的借鉴意义。从这些报告中，可以看出美国通识教育的中心问题，即多元社会下的教育的共通性。通识教育严格来说是common education，它所要面对的，是多元社会在离心力极强、没有共同语言的条件下，如何重建社会认同的问题。哈佛红皮书之所以题为"自由社会的通识教育"，本身就能看出这一点。 美国通识教育虽然有很多的课程，中心是西方文明课，这是全部通识教育的核心所在。就具体的参考对象来说，甘阳认为最值得借鉴的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传统，它到现在基本上还是1920年代的传统，是最理想也是北大最应该有条件发展的。甘阳具体介绍了哥大的通识教育模式，即人文社科自然科学三类的基础课程设置，他以为虽然美国大学自然科学一类的通识教育整体都不太好，但人文社科方面却的确出色，有着鲜明的建立西方文明传统认同感的意图。 回到中国大学自身，甘阳再次强调不可盲目追随美国近些年来的教育改革。比如哈佛2009年提出要"淡化经典"，甘阳认为这句话在中国一定要仔细分辨，因为它所谓的经典是从1920年代以来经典阅读极为强化、高度制度化的情况下来放松一点经典，如果中国大学以此为依据，说连哈佛都淡化经典了，我们就也不要搞经典阅读了，这是大错特错。全球化时代往往让大家完全忽视原本的差异，但美国的通识教育原先是非常强固建立起来的传统教育体制规定的，而中国大学是没有奠基过、没有这个传统，如果也按照美国现在这一套弄，就完全没有一个奠基的过程。甘阳认为，中国大学特别需要参考的是美国1920年到1960年代这一段，这样才能使通识教育真正能够扎下根来。美国所有基本的制度都是那个时候形成的，现在的这些改革都不是最重要的，都是在原有的基础上的调整，而且每个学校根据它的学科重点、师资配备等特殊情况会有些差别，这些区分都不是十分重要。 在甘阳看来，中国社会当下的状况非常像美国的工业化时期，整个社会完全无序、没有规范。大学也是在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上改革，在这一样意义上，Hutchins校长1937年的High Education in America如果改成High Education in China，几乎不用动，完全适合中国大学今天的现状。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甘阳提出了他所以为的中国大学改革的真正问题：在一个离心力非常强的现代社会里，如何找到某种共同的文化？是不是应该把中国的文化传统作为中国通识教育的核心？甘阳强调，虽然这个问题常常会变成一个意识形态的争论，但至少从一个非常理性的角度来说，这是需要思考的问题。他大体上认为中国大学通识教育有两个基本的观念，也就是说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大学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设置应该考虑两个点。一是重新认识中国文明的问题，需要通过通识教育的课程使中国文明的制度的、思想的、文化的东西重新成为中国大学生思考的问题，可以批判它，但不应是毫无了解的谩骂。另外一个问题是全球化时代的问题，尤其要把重点放在对西方文明的认识上。甘阳还介绍了他去年正式加入中山大学后，给中大设计的异于现在所有其他大学的通识教育分类。具体说来，第一类是中国文明课，所有学生必须修四个学分的中国文明课。中国文明包括中国环境史、中国宗教史、中国艺术史、中国制度史等，学生可以选择，但要选四个学分。第二类是全球视角，是全球化的课程，还有一类是经典阅读，最后一类叫做科技经济社会。甘阳强调，不应简单计算人文社科自然科学每一种占多大比例，关键是希望彼此打通一些问题。比如说，今天的科学不应该按从前的观念好像就是数理化，对今天学生更重要的是考虑21世纪对人类社会影响最大的科学发展，如环境科学、生命科学和地理科学，应该强调的是科技与社会的关系，而不是单纯学习科学方面的东西。 甘阳批评了当下谈论中国大学改革理念方面的许多伪命题，诸如文理贯通、全人教育、公民教育等。许多人一提通识教育就要讲文理贯通，但在甘阳看来，这往往是一句空话，很难订出一个标准说是达到怎样的程度才能算是文理贯通。再如全人教育(whole man education)，理想当然很好，但问题是怎么叫"全"？要"全"多少才是"全"？甘阳认为，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全球后现代社会，后现代社会每个人都是支离破碎，所有的生活方式都是支离破碎的，所谓灵魂的全人根本就不存在，全人教育的提法只能是自欺欺人。还有一个更时髦的说法是公民教育，要学生参加社团活动，这个要求是没错的，他也鼓励学生参加社团活动，但问题是，中国大学里社团活动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一到开学期间往往出现"百团大战"的局面，弄得学生无所适从，社团活动严重干扰了教学的进行。在甘阳看来，公民教育第一是要有独立思考能力，而没有阅读是不可能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没有深度阅读、大量阅读，所谓独立思考不过是跟着报纸跑，不是独立思考。在此，甘阳再次强调，在通识教育的问题上，近年来他的投入主要是在操作层面，因为如上的一些理念问题往往停留在空洞的层面上，没有实际效用。而操作层面的问题也即是今天演讲的第二个主要方面。 在甘阳看来，通识教育在操作上其实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阅读，一个是讨论，小班讨论。他比较了美国和中国的大学，认为美国的好大学胜过中国大学的地方，就在于它四年之内能把一个很平庸的人培养成一个精英。这其中的关键，最大的问题在于阅读量，中国学生的阅读量比美国学生差太多了，没有阅读量学生水平是根本上不去。还有一个是小班讨论，小班讨论就是检查学生读了还是没有读。每个人都要发言，要在阅读的基础上讨论。中国许多大学虽然也都设有公选课，表面上是完成通识教育了，但却没有一定的标准，课程质量根本不行。他提出阅读量和小班讨论的要求，所针对的正是这一标准问题。 但仅仅这两点，在甘阳看来，中国所有大学包括北大都做不好做不到，首先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因：中国大学课太多了！他比较了美国的哈佛、耶鲁、斯坦福、芝加哥大学等和中国的清华、北大、人大等，强调了中国大学生课时负担过大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这样造成的局面往往是，美国的大学生虽然一共只读了那么几本书，却养成了真正的阅读和思考能力；中国的大学生四年里被灌输了一堆东西，却什么都没有深入。甘阳强调，所谓的大学是培养能力而不是给学生脑子里灌输一大堆既定的知识，真正要学知识的话学生以后可以自己去学，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老师塞到脑子里去的。真正好的学者、学生一定是自学能力强的人，而好的大学训练的就是这个能力，通过重要的几门甚至一两门课给学生一个训练，比如说一门历史课就让学生知道历史学的思考方式大概是什么样的，历史文献怎么去查的，然后自己回去读，历史学怎么都不可能把二十五史从头到尾教完的。此外，就小班讨论而言，甘阳指出，要求所有的博士生做助教，要他们带动教学，这应该是没有异议的。美国大学都这样，香港的大学也都这样设置，很简单，拿了奖学金就要做助教。在中国是大家拿了奖学金从来不觉得这是奖学金，好像是天经地义的，其实不应该如此。 甘阳尖锐地指出中国大学当前通识教育中普遍存在的恶性循环局面，即由于课程设置不合理，通选课无法对学生提出基本要求，就使越好的老师越不愿意上通选课，而如此又造成学生越不愿意听，大多只是混学分。最近几年通识教育被提出来重新讨论，也正是要面对这一状况。甘阳认为，目前改革中心的问题仍然比较困难，就是说，本科课程体制没有一个比较大的改革的话，通识教育会非常非常难，但正视这一现实，在可能的范围内进行一些工作，却是可能而且必要的。在他看来，现在中国比较实际的，而且实际上也是如此的做法，是在一个双层体制下运作，一是在全校学生的范围内有步骤地推动，另一个是各个地方在做、不是全部体制的而是部分体制的学院，比如北大的元培、南大的匡亚明、浙大的竺可桢，以及中大的博雅学院。中国现在的情况下，整个大学要在短时间之内达到一个标准比较完美、质量比较高的通识教育，即使在北大也不太可能。但就现存的双层体制而言，一方面可以全校比较有步骤地一部分课程先提出一个要求，特别是中青年的教授要有投入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小的学院试点实验，为全国大学提供一个课程体制设置的示范和探索，因为很小、人少，即使做得不是很好，影响面也不会很大。 最后，甘阳再次强调，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大学通识教育要回到一点，要考虑到自己的实际情况，自己的历史，要从苏联大学体制转到一个比较现代的、比较符合目前条件的体制。以高度专业化为特点的苏联体制有它的优点，特别是在以前五六十年代没有研究生的情况下，十年之内能造就一个合格的理工科的工程师、技术员，能够满足国家工业化的需要，所以不是说没有长处，有非常大的长处。但是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硕士生的数量在北大已经远远超过了本科生，真正专业化了必然要去读硕士甚至博士，所以没有必要把所有专业课程都压在本科生身上，大学的教育所应担负起的应该是另一种使命，应当致力于重建现代社会的共同文化。甘阳指出，要转变机制当然非常非常困难，尤其在操作层面，但这也正是他一般只讲操作层面问题的原因。如果操作谈不上的话，什么文理贯通、全人教育、公民教育都是空话，只有把它落实在可以操作的课程体制上，怎么设置核心课程、哪些课可以归入核心课程、大概每门课的阅读量有多少、一个学期讨论几次。这些问题能有一个可操作可制度化的解决，那么中国的通识教育也就有可能。而这，也是甘阳在演讲结尾对于北大提出的期望，--北大应该来说是中国最好的大学，应该能做得最好。 演讲在当场激起了热烈回应，听众从各个方面对甘阳做出提问，比如关于核心读本的选择，公共课与专业课的关系，通识课与现有体制内的政治课的关系，小班讨论制度对博士生的压力，中山大学博雅学院的培养目标，大学教育的中西并重等等。甘阳对各个问题都给予了深入的回答，进一步澄清了其通识教育理路的许多具体方面。 在核心读本的选择问题上，甘阳强调，难的不是在于多选，而在于少选。西方文明有他们的sacred fifteen，即神圣的15种，15本著作里面可能每家有两三本的差异，但10本以上基本没有什么差异，这个是他们的common education。美国通识教育的成功，部分原因就在于对神圣十五种的共识是相当清楚的。说到中国文明，从先秦一直到晚清，那么多书是谁也看不了的，不可能希望现在的学生读太多的书，而必须考虑让他们看最必须读的书。甘阳还举出他给博雅学院开书单时的设想，哪几本是必须要读的，比如《史记》《诗经》《左传》《楚辞》是必须要读的，其他的看看就可以的，如果有师资有时间的话《资治通鉴》也需要看。不是要把所有的都列举穷尽，要考虑的是中西两部分的经典。暂时还不算印度日本等，假定最必要的中西经典列三十本左右，怎么列？而且经典怎么读？芝加哥大学是每学期四本，斯坦福、哥伦比亚每学期是十几本，甘阳表示，他个人比较倾向于十本，因为毫无疑问，十五本也是读不了全部，要选着读，一本霍布斯的《利维坦》这么厚，不可能一个礼拜读完，如果读完了也读不懂。当然要选读，读的时候也要有选择。总之，书目怎么列是很值得考虑的问题，下一步中国的学术界要逐步达到一个共识，要能够形成一个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经典阅读的书目。 就公共课与专业课的关系而言，甘阳不大主张把中国大学教育改革搞得太激烈，他认为中国大学的专业化本身毕竟有自己的特长，包括一些院系都有自己的传统和文化，因此比较合适的做法是在保留现有的院系情况下加强通识教育，关键是课程的数量要下降，质量要提高。他反对另起炉灶专门搞一套通识课，尤其是像北大这样的学校，应该尽可能利用现有的教育资源，也就是说把课程做成双编码，让不同院系的学生能够选修同一门课程。在甘阳看来，中国最好的大学，哪怕是北大，资源与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相比仍然较少，但是最大的问题在于资源共享一塌糊涂，每个院系都是封闭的堡垒。比方说我们现在的老师很少有人是双重教授，而在美国，人文社会学科基本没有人不是两个院系的教授，这就叫资源共享，他们的课都是多编码的，既是历史系的课也是中文系的课，大牌教授的课是五六个系的课。 对于通识课与现有体制内的政治课的关系，甘阳指出这是他每次演讲必然有人提的一个经典问题。这个问题往往被视为通识教育改革最大的障碍，他认为这是不公平的。就实际来讲，四门政治课的大多数授课老师都是非常liberal的，他们不是在做意识形态洗脑，因为这个公共课本身确实和中国的改革开放都有非常大的关联，每一次变化都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很有关系，公平地说是改革开放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它所传达的信息是改革开放，并不是从前那种完全教条化的。在甘阳看来，这些课本不是问题，不管是什么政治意识形态，如果谈中国问题，诸如毛泽东选集是必须要读的，不读毛选就不能理解中国问题，即使批判、反对毛泽东也需要读，要把它作为经典文本认真贯彻下去。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来说，政治课是刚性的，一时大概取消不了，但实际上可以把它变成中国现当代史来讲，而这是中国的大学生应该了解的。问题往往是，由于老师也觉得这个课不好，大多时候讲得乱七八糟，拼命讨好学生，很难保证教学质量。而且因为四门政治课往往都集中在一二年级甚至全部集中在一年级学完，学生以为大学学得都是这些东西，以后就不好好上课了，这倒是首先应该反对的。甘阳在博雅学院的做法是一年一门，一个学期有一个学期没有，第一个学期有第二个学期没有，理由也很正当：重视政治课，要让学生好好地消化。 有关小班讨论所需实施的助教制度对于博士生所可能带来的压力问题，甘阳再次强调，这主要是个心态问题，一旦制度定下来大家认为就是如此就可以了，这个必须严格规定，不能民主讨论，没那么多民主讨论，规定要做的就做，很简单，有心态了博士生们也就会安排自己的时间。他还认为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博士生做助教本身就应该是博士生培养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现行培养模式中，中国的博士毕业了往往不知怎样教书，而相比之下，美国的教师资格考却比我们严格很多，美国博士生因做助教有很多的经验，毕业一上来就能教。 就中大博雅学院的培养目标，甘阳也做出了进一步介绍。他说，博雅学院的四年制本科教育，前两年集中在中西经典上，三年级开始分两个大方面，一个是人文方向，一个是社科方向，他会指定一批合格的博雅学院导师，比如要做人类学可以让人类学的教授指导论文，或者是做法学的，也都有相应的导师，博雅学院可以根据学生以后的方向授予人文社会科学的任何学位。当然，现在因为还是二年级上半学期，他还不能说学生到底往哪儿走，人文社科两个方面都会有，但希望是不管哪个方向，都是综合的人文社会学科的训练。博雅学院的课程每门都很吃力，课程任务很重，阅读量非常大，作业很重，另外还要求每个博雅学院的学生每个月写一篇5000字的课外读书报告，培养基本的写作能力。至于博雅学院的学生中间可能存在的精英取向问题，甘阳承认，他一开始就很担心，而且事实上的情况比他想象的还要严重。90后的学生大多是独生子女，互相之间很少沟通，即使有，也只是日常生活方面，却极少思想方面的交流和讨论。这与七、八十年代的学生非常不同，的确是应该正视的问题，但也只能通过逐步的磨合，养成平等讨论、互相学习的能力。 关于大学教育中西并重的问题，甘阳指出，自然科学的确主要是西方的科学观念，但人文社科方面，必须细加辨析，尤其是社会科学一类。在甘阳看来，我们现在的社会科学是完全照搬西方，它也是现在中国所有学科中最差的，因为是它是最没有基础、最没有传统、最没有学术积累的。中国社会科学是在90年代里突然爆发出来的，因为就业好而看上去比较好，其实开的课是一塌糊涂。甘阳认为，应该去参考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科学，它叫做contemporary civilization，虽然很当代，但还是从希腊罗马讲起，同理，中国的社会科学也应把中国历代制度史的东西贯彻到社会科学的课程里去。中国的税制、财政制度、官吏制度、考试制度等各个方面，两千多年的文明，二十五史这么多史料记载，所有基本的知识都应该变成社会科学基本的训练，然后才能去想中国文明里是不是有很多资源。通识教育如果从比较高的角度讲确实需要对整个课程有一个新的想法，比方说历史系很多的课程尤其是涉及到制度史的部分，官吏的考试、地方政府的设置、中国历史地理变迁，都应该成为社会科学最基本的训练。如果做好本科通识教育的话，每个人出去对中国几千年文明至少有一个基本了解，中国的兵制如何、中国的学制如何、中国的官制如何有基本了解，才能把中国文明的资源动用起来。可以批判它、修正它、改正它，但这个资源是你所有的资源，放着资源不用，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甘阳特别指出，这是中国比较高层次的问题，他也只在北大提这个问题，因为大多数学校首先都做不到把通识课开得相对有些质量。但北大的老师学生应该想这个问题，因为这是真正需要想的问题。十年、二十年之内我们能不能把中国相当一部分文明的最基本的东西变成自己的文化资源？在这个发问中，甘阳结束了整场精彩的演说。 （崔问津 整理） 

鼎鼎大名的贝克当然不会犯一个连初学德文者也不会犯的错误，合理的解释只能是：这个not是他有意加上的，他的理由是为了纠正康德的“笔误”。现在问题的关键是：贝克为什么要认为康德有笔误呢？康德在这里究竟有没有笔误呢？

《天下――包纳四夷的中国》更侧重于空间、地理和结构塑造，即从空间角度去反思我们的地缘政治观念和国家发展战略。因此，我个人认为有两个问题值得特别强调：一，内陆欧亚（Eurasia）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块大陆；二，“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Inner Asian Frontier of China）恰处于内陆欧亚的核心地区，它包括：东三省、蒙古高原、黄土高原的北部、大西南地区、新疆与西藏。而大西北和中西部地区便是其中重要的部分。

我认为，"法"字的真实内涵是：人产生纠纷后，由廌根据证据对渎神和违背习俗一方进行的处罚，将渎神与违背习俗者赶到河那边去(即流放)，进行宗教上的洗涤，使神保护群体的平安。

我们甚至可以通过考察复仇来重新理解刑法及其它法律的缘起，复仇制度的核心要素依然是实践中传统法律所必有的组成部分。从这个层面上讲，复仇的研究探讨具有鲜明的法理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