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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作者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学术文章“真的有都市社会学吗？”。32年后，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段对于城市社会研究的亲身参与经历，答案是：曾经有，不过现在没有了。不过假如幸运的话，都市社会学会在21世纪复活，发展出一些新的概念、新的研究方法以及新的主题，因为它对于我们理解生活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必要。

梁启超的政治观念、学术见解常随环境、时代而变，其师康有为乃以「流质易变」加以规劝，同时代学人对此亦啧有烦言，而梁启超却依然故我，并高调宣称：不惜以今日之梁启超与昔日之梁启超战斗。

马廉（1893-1935年）曾任北平孔德学校总务长，北平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教授。1926年8月，继鲁迅之后在北大讲授中国小说史。受王国维和鲁迅影响，他一直致力于收集、整理、研究古典小说、戏曲、弹词、鼓词、宝卷、俚曲等古旧书籍与文献。

本文结合笔者在新疆维吾尔族乡村巴扎（集市）田野调查的实例，分析了南疆维吾尔族乡村巴扎日里的时间规制，指出巴扎日里的时间规制分别由时间频率、时间节奏、以及时间受控与否的观念等三种差异性的规制内容所构成，这三部分规制内容将划分巴扎上不同的群体，并足以解释"赶巴扎"群体间差异性的时间观念与时间认识。

在确立和展开“‘文革’对‘五四’及‘现代文艺’的叙述与阐释”这一课题的研究时，我充分意识到坚持历史原则与学术立场的重要，尤其是当我面对关于“五四”的解释从来就充满分歧这样的研究历史时。

这些“第一人”，都是离我们的生活最近的人。

鲁迅先生在全国木刻展会场里，《南澳岛》组照说明，爆铜工人，我的履历

到了台北人间出版社二○○一年出版的第一版《当世界年轻的时候》（繁体字版，原书名《橄榄桂冠的召唤》）之后，我才了解到，原来国际纵队里曾经活跃着一批华人志愿者。

就“学力”而言，阅读英语的能力和阅读汉籍的能力并没有什么不同，但为什么在“好恶”方面，偏偏对汉籍情有独钟，而对用英语写成的“文学”却喜欢不起来呢？――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漱石。

　　祖父的遗像，悬挂在家乡老屋的中堂上。像框很大、很方，而像本身是半身椭圆形的。像中的祖父有着家族男性典型的鹅卵石脸型，清廋、单眼皮、高鼻梁。他是1927年牺牲的。那年，他二十一岁。这张照片，大概是他牺牲之前不久照的。二十一岁的他，留着当时流行的中分短发，着一件得体的中山装，脸上带着不属于他那个年龄的矜持，成熟、安详。 　　祖父在三个兄弟中排行老三，是唯一接受过现代教育的。新干县1990年版的县志里是这样记述他的事迹的（第978、979页）： 　　姚有光（1906-1927）沂江乡湖江背村人，男，1906年10月24日出生，父亲姚哲夫是清末秀才，在乡间小学里以“穷教书匠”终其一生。……1924年7月，姚有光参加中共党员邹努举办的新干县暑期学生补习班学习，阅读了革命书刊《新青年》、《向导》、《红灯》等；8月，加入社会主义共青团。…… 　　1926年3月，姚有光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新干县支部委员；5月任新干县农民协会青年部部长。　　1927年1月，姚有光当选国民党新干县执行委员，并调省农协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后担任新建、新干、峡江3县农运特派员，并亲自领导和多次发动农民群众运动，帮助建立3县农民革命武装 — 农民自卫军。……“四•一二”事变之后，姚有光奉命调省农协工作，为安全出境，他曾巧妙地从峡江仁和墟镇混装在辣椒麻袋里乘坐木排下南昌，躲过国民党新干党部的搜捕，胜利地完成转移任务。　　是年8月1日，姚有光参加了举世闻名的“南昌八一起义”，后服从组织决定，留在南昌进行地下革命活动。11月初，姚有光不幸被国民党右派搜捕，11月21日黎明，被国民党右派秘密枪杀。第二天，《岭南报》刊出消息：江西土地革命首领姚有光等七人枪决。临刑前，姚有光慷慨高呼：“吾为共产主义而死，死吾一人便有千百万个共产党人出现！” 　　祖父在县里打土豪、分田地，家里人听到风声，担心得不得了。曾祖父曾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清江县（现樟树市）县长，但没到任就病逝了。家里到了祖父这一代，虽不是富裕大户，但也无法理解祖父的“造反”行为，于是就派二祖父步行三十里，到县城劝说祖父，告诉他：“造反是要杀头的。”此话不幸言中。 　　祖父在南昌被杀害，家里的两个兄弟也没有得到安宁。大革命失败，还乡团回来了，两个兄弟只好躲到山里去，一去就是三年。祖父的妻子带着一岁多的儿子东躲西藏，儿子最终夭折在逃难的路上。为了不让祖父断后，家族决定把大祖父的三儿子，即我父亲过继给他。 　　一九八三年年初，我在南昌革命烈士纪念堂里第一次看到连绵不绝的江西籍烈士名录，试图想象那些只剩下姓名或者干脆连姓名也不周全的烈士们当年的音容相貌，心情不是“感慨”二字就可以形容。祖父是他们当中幸运的一位，纪念堂里悬挂着他的同一张遗像。站在祖父的遗像前，我久久不愿离去。尽管祖父的遗像一直挂在家乡的老屋里，但之前因为年幼，我并没有对祖父产生多少兴趣，而家里人除了过年给他的像供上贡品之外，也不特别提到他。一九八三年，当我的年龄接近祖父牺牲时的年龄的时候，我才真正开始面对祖父，试图读懂他的短暂生命的意义。现在，我的年龄已经超过了祖父牺牲时年龄的两倍，我仍然在思考那个年轻生命的意义。他的牺牲值得吗？他的追求实现了吗？如果看到今天的中国，他会作何感想？这是他理想中的中国吗？ 　　是的，经过二十二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他的战友们战胜了国内外敌人，建立了属于自己理想的人民共和国，他应该为此而高兴；是的，农民们得到了土地，土豪劣绅被消灭，他应该为此而高兴；是的，中国没有再遭外敌入侵，而是在赢得世界的更多尊重，他应该为此而高兴；是的，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没有人再为吃不饱肚子而犯难，他应该为此而高兴；…… 但是，六十年来，也有很多事情，他会无法理解。 　　毛泽东在1940年代初完成的《论新民主主义》中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性质定位为新民主主义，并设想在革命胜利之后，新民主主义政策将实行较长的时间。于是，我们看到了土地改革，农民获得了土地，实现了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在城市，除垄断资本被国有化之外，多数私人工商业没有被触动，而且得到了继续发展的机会。但是，历史的进程并没有跟随毛泽东当初的设想而展开，社会主义改造很快来临。私人工商业要么被赎买，要么被公私合营；农民不得不放弃他们刚刚得到的土地，加入人民公社。尽管在意识形态上，公社被定位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但在现实中，公社是国家为了控制农民所采纳的手段之一。为了快速地实现工业化的目标，国家不得不向农民伸手，攫取农业剩余，以加速资本的积累。但是，在分散的小农条件下，这种攫取的组织成本很高，而当时的经济管理者又没有利用和管理市场的经验，因此采纳了公社化这条路。如果公社的组织能够更理性一些，我们还不至于看到1959‐1962年的灾难；但是，大跃进期间的歇斯底里，给国家和民众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前所未有的饥荒，成为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一块无法抚平的伤疤。然而，大跃进对中国的破坏虽然痛苦，但其效果却是暂时的。相比之下，文化大革命给中国造成的破坏，不是一代人可以恢复的。 　　如果祖父经历了1956‐1976这段历史，我相信他会和他的多数同志那样，有许多的不理解。但是，我也相信，他也会像他的多数同志那样 — 如果他没有在文革的迫害中丧生的话 — 在文革结束之后给予党一次改过的机会。相比之下，他可能更不愿看到今天的中国。不错，百姓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我们那个小村子里几乎家家有了电视机，或安装了电话，或买了手机。但是，有一些东西和他的理想格格不入。农民虽然比过去富有，但他们的社会生活却混乱了。公共事务无人组织，过去和谐一致的村庄建筑格局也被混乱的各式房屋打乱。年轻人纷纷到广东、浙江去打工，他们带回来的，却更多是失望和无助。城乡差距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大大扩大了，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不会缩小。另一方面，部分党的干部贪污腐化，权力在他们手中没有用来为百姓服务，而是用来攫取他们的个人收益。所有这些，都有违祖父的理想。　　也许，最让祖父无法理解的，可能是，中国在过去六十年里好像是画了一个圈：他所投身的革命，初衷是造就一个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平等社会，而现在的中国，就其经济制度和社会形态而言，又仿佛回到了1956年、甚至是革命之前的样子。难道革命是不必要的吗？这个问题，既是我替祖父问的，也是我向我自己问的。经过几年的思考，我自认为找到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那就是：“革命是必要的。” 　　理解这个答案的起点是把中国革命放到近代世界历史中去认识。过去的三、四百年间的历史，是人类走出古代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历史。在古代社会里，独裁是常态，左右人们行为的往往不是理性，而是成见和迷信；而现代社会的标志是自由民主，是理性。两者针锋相对。在从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几乎所有原生性的国家都发生过革命，英国如此，法国如此，日本、俄国、西班牙也莫过如此。革命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古代社会造就了一批从中得益的利益集团，他们不愿失去过去所拥有的特权。 　　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我们就有必要把1840年以来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在此之前，中国只有天下，没有国家。中国的国家认同是在抵抗帝国主义入侵的过程中形成的。无论是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它们的政治理念虽然有很大的不同，但它们的出发点都是反帝反封建。虽然1840年之后的百年充满了杀戮，但中国完成了民族国家的建构以及从古代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从大的历史尺度来看，用一百年来完成这个转型是值得的；与这个伟大转型相比，其中的种种意识形态之争就不那么重要了。如果仔细比较一下1950年代的大陆和台湾，我们会惊讶地发现，两个地方除了执政党不同而外，其他方面都非常相似。两个地方都进行了彻底的土改；两个地方都强调发展重工业的重要性；两个地方都搞国营企业，而有都允许私人工商业的发展；两个地方都借助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从农业攫取剩余；等等。这里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两地之间也存在很多差异，但共同的原因是，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认识到社会平等对于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重要性。而且，也正因为两地都造就了一个平等的社会，两地政府才能放开手脚搞经济建设；特别地，土改给予农民土地所有权，提高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因而政府才可能从农民手中攫取剩余而不至于引起他们的反抗。 　　就平等的社会而言，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到1978年间的历史也不是乏善可陈。不错，中国人民在这二十余年间所经历的苦难远多于他们所得到的幸福，而改革开放之后的三十年似乎画了一个圈，让中国从新回到了1956年之前；但是，在这二十余年间，我们在强化社会平等、提高民众能力以及建立民众的公民意识方面取得了瞩目的成就。在平等方面，公社制度和城市的公有制几乎完全剥夺了民众积累个人和家庭财富的权利，从而使得收入分配达到了极端的平等。这种平均主义制度对当时的经济发展有极大的负面作用，但也起到了把中国社会彻底扯平的作用。另外，妇女大量参与就业，大大提升了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上的地位。在提高民众能力方面，政府大力倡导识字运动，普及基础教育，普及基本医疗，使得中国到改革开放之初有了较好的人力资源准备。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在比较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的时候，多次强调中国在人力资源方面的优势，认为这是中国比印度增长快的主要原因。在建立公民意识方面，各种组织化手段开启了把民众从自然人转变为政治人的过程。这个过程还没有完成，但却是中国国家建构不可或缺的一环。民族国家不同于“天下”之处在于，在“天下”之下，一个人或一个小团体可以脱离其他人存在，而在民族国家之中，每个人都是国家这个共同体里的一员。因此，“天下”之下老百姓可以是自然人，而民族国家之中老百姓必须变成政治人，即公民，这是人类由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所必经的过程。由此，我们可以理解梁漱溟晚年在《这个世界会好吗？》里对自己在建国之初挑战毛泽东的自我批评。梁漱溟以及他同时代的乡建派所进行的乡村建设，其取向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历史要求他们做的，不是让农民回归传统，而是让农民参与国家建构的进程，成为现代社会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在农村所面对的任务仍然没有改变，而以村庄民主为核心的组织建设是重建乡村社会的最佳选择。 　　平等的社会结构和民众能力的提高，为人民共和国后三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提供了基础。民众能力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容易理解，我这里着重讨论一下平等的社会结构和高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平等的社会结构意味着中国没有强大的利益集团，政府的经济政策因此更可能着眼于国家的长期经济发展，而不是某些人群的短期利益。我们可以做一个思想实验，假想你是一个国家的统治者，面对一个平等的社会，你会如何选择，而面对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你又会如何选择。在一个平等的社会里，没有哪个社会集团有足够大的力量挑战你的统治，也没有哪个社会集团有足够多的财富来贿赂你，因此，你的理性选择是不迎合任何集团的利益，也不和任何集团结盟。我把这样的政府称为中性政府。因为它对社会集团保持中性态度，这样的政府才会放开手脚采取鼓励经济增长的政策，哪怕这些政策会伤及一些集团的利益。相反，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里，一些集团强大到足以推翻你的统治，或者富裕到足以用金钱把你收买了，你的理性选择就是做一个有偏的政府，更多地照顾强势集团的利益，而不是社会的整体经济发展。由于中国社会不存在强势利益集团，中国政府在过去三十年里成为一个中性政府。回顾一下过去三十年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政府的经济政策都是有选择的，经济特区、对外开放、企业改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等，无不是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但又伤及一部分人利益的举措。但是，政府政策没有长期偏向某些人群的利益，也没有长期伤害某些人群的利益；长期而言，即使是在政策层面上，各个人群得到的待遇也大体相当。 　　因此，在我看来，中国过去三十年不是对1956年之前简单的回归，而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但是，我相信，祖父不会完全满意我给出的答案。也许他会赞同我对中国革命的总体评价，尽管他可能仍然认为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之争是重要的；也许他会赞成我对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的评价，尽管他可能仍然认为社会主义改造是必要的；但是，他肯定会继续问：“为什么现在的贫富差距比1956年之前大得多？为什么城乡差别在扩大？”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当然可以把责任推给市场。的确，市场天然地扩大贫富差距。但是，我知道这没有回答祖父的问题。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本可以做得更好。我没有把这个问题想清楚；然而，我可以确切地告诉祖父的是，自二十六年前我面对他的遗像开始认真思考他短暂的生命的意义以及我即将开始的成年生命的意义之后，我已经获得了关于中国革命以及当代中国得失的一些答案。 　　六十年前，毛泽东在为人民英雄纪念碑所题写的碑文里写道：“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人民英雄纪念碑因为这个碑文将流芳万世，祖父因为是无数知名和不知名的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当中的一员而永垂不朽。 　　一个初秋的傍晚，我和妻子在后海散步。我们避开繁华的商业路段，沿着湖边小道走到大杂院聚集的地段，这里更安静，也更自然。忽然闻听动人的合唱和配乐从不远处传来，循声行至一座亭子下，见一群由中老年男女组成的合唱和伴奏队伍在忘情地表演，周围观众云集。我们走到的时候，他们正在唱《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演唱的是十来个五六十岁的妇女，领唱者是一位打扮鲜艳的老太太，嗓音高亢嘹亮，唱到最高音仍然底气十足；伴奏者是六七个同样岁数的男人，配器各式各样，中式的、西洋的，什么样的都有，但人人激情澎湃。演唱者、伴奏者、观众，所有人都如痴如醉，好一派祥和景象！我禁不住热泪盈眶。祖父九泉之下若有知，当感欣慰。 　　谨以此文献给人民共和国六十华诞。2009年6月9日初稿于北京至纽约的航班上 2009年6月25日定稿于世纪城家中

《顾颉刚日记》起於1913 年，终於1980
年，其间经历六十余年。

说到山西，这是一个和我们颇有缘份的地方。在课题组中，有一个是山西人；有一个曾在山西插队6年，当过生产队长；有两个曾于1983年前后在山西做过户包小流域（千家万户治理千沟万壑）和区域发展重点的调研。

都说传统重要，但我们认为重要的是否真的就是传统？比如"笔墨"问题，它的重大蕴含我们到底掌握了多少？能不能真看明白？真讲清楚？所以，我的看法，还是"两端深入"，一方面立足当代处境打开全球视域；一方面回到传统文脉切近本真叙述。在这两个方面获取滋养，开掘潜力，最终寻求价值重构。我和汉斯·贝尔廷先生多次交换过意见，并达成一致的看法：面向自身的传统，我们要有"互文"的追求；面对他者的经验，我们要有"互看"的能力。

近代普遍感到两难的学术与政治的新旧关系，并非如常人所见那般非此即彼，势如水火。

当年，傅山掷地有声的新书法宣言：“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足以回临池既倒之狂澜矣。”如今早已变成了人人皆知的口头禅，可很少有人知道，这简洁有力直逼人心的四宁四毋，是从什么样的精神困境中一点一滴地煎熬出来的。

记者：你跟傅聪先生是哪一年认识的？李春光：应该是一九八0年。记：你们是怎么认识的？他这个人好象不太容易接近吧？李：我们相识，是因为李德伦。他建议我同傅聪见面，谈谈。我就要他和我一块儿去--我和傅聪素不相识，万一谈不来，没话可说，那怎么办？事后证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见面后没过多久，我就知道，这是一个热情、诚挚、坦率、透明的人，一个可以推心置腹的人。那天晚上谈了好几个小时，分手时天都快亮了。记：你们谈些什么？李：地北天南，海阔天空。无非是音乐、艺术、社会、政治......也谈到他当年怎样出走，这么多年在外面的各种经历、波折，等等--也许是这次谈的，也许是后来谈的。记不得了。我不会去打听这些事，也不知道他愿不愿意讲。但他坦率地、详细地说起这些故事，其中自然透着许多感慨。记：后来，你给胡耀邦写信，告诉他这些事？李：对。那是一九八一年。傅聪回国后第一次举办公开音乐会。《北京日报》登了一个很大的广告："著名英籍钢琴家傅聪先生钢琴独奏会"。对这个广告，傅聪本人不大高兴。他说：什么"英籍钢琴家"？我是个中国人。什么"傅聪先生"？哪一天才能叫我一声"同志"啊。可是，没过两天，这广告停掉了，不登了。原先还要发新闻，安排记者"专访"，等等，也没有了下文。傅聪是个非常敏感的人，他觉得不安，问：这是怎么回事？我也纳闷，一无所知。恰在这个时候，遇见在中宣部理论局工作的好朋友郑仲兵，他说：这个事情我知道呀！音乐会广告登出以后，中央党校高级班有一位学员给胡耀邦写信，对报纸登这样大的一个广告，而且把一个"叛逃者"尊之为"先生"表示愤慨。胡对这封信写了一个批语，大意是说，音乐会开了也就开了，还要这样"大肆宣扬，真是荒唐"！末尾这八个字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可以去查查档案。我想这个记忆应当是比较可靠的。第二天，傅聪要去上海。可以想见，上海报纸不会发广告更不会发新闻了。他将遭到冷遇。这不是仅仅关系傅聪一个人的事。此后，类似之事可能一律照此办理。那就会引起很多问题。当晚，我一夜没睡，给耀邦写了封信，写得很长，也许有三四千字，把我知道的有关傅聪的情况，包括他怎样从波兰出走英国，这么多年在国外做些什么，回来后怎么样......详详细细叙述一番。信里写到：听说你那个批示之后，我非常不安。我想，你如果知道这些情况，就不会那样批了。第二天早晨，我把信稿送给赵沨同志（时任中央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去看,想请他帮助核实一些材料。赵沨同志说：你信里的材料是准确的，但不要提耀邦批示，那是个"内部" 的东西，人家会问：你怎么知道的？（就是说，你不应该知道你不应该知道的东西。）更不要去批评胡耀邦同志。你把这些话都删掉吧。 他这样说，自然是一片好心--怕我惹事招祸。我说：为什么要删呢？耀邦不能批评吗？据我了解，耀邦是可以批评的，而且是欢迎批评的，你可以同他当面争论，面红耳赤，如果你的话合事实、有道理，他不会生气，反而会高兴。这封信一个字也没有删。中午十二点半，我骑着自行车到中南海东门，把信交给书记处一位秘书，我说：这个事情比较急，恐怕要尽快交给收件人。后来，书记处一位同志在电话里告诉我：当天下午两点，一上班，胡就读了那封信，随即表示：这件事，要尽快想个办法妥善处理。当天或者次日，他写了很长一段批语，大意说：傅聪的出走是情有可原的。出走之后没有做损害祖国的事。他在国外刻苦钻研业务，回国演出讲学受到欢迎。对他，要谅解，要爱护，要关心。他在国外生活似不很富裕，回来演出讲学应该给一点报酬。要派个人去同他谈一谈，以表示社会主义祖国的慈母心肠。当然，出走毕竟不是好事，对他是一个污点，如果（他本人对此）没有一个公开的态度，不能宣传他。这个信送出大约三五天后，周巍峙同志（时任代理文化部长）要秘书在电话里把胡写的批语读给我听。又告诉我，已经决定派吴祖强同志（时任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到上海去见傅聪。后来周巍峙同志以代理文化部长的身份请傅聪吃了一顿饭，询问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助。傅聪说，黄宾虹先生送给他父亲很多字、画，他想带几幅到英国去，海关不准。周巍峙同志于是跟外事部门商量，使傅聪得到了一个免检签证，就是出入境无须接受检查。以后，这信传到了《人民日报》社，王若水（《人民日报》付总编辑）把它摘要编发了一期大字"内参" （《情况汇编》。见本文[附录]）。这样，看到的人就比较多了。不久，戈扬（《新观察》半月刊主编）找我，说胡绩伟（《人民日报》社长）和韦君宜（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先后分别建议她向我约稿，要我就傅聪的事情写篇文章。戈扬很热情(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她说：你的信写得好。只有党性很强的人才会写这样一封信。我说：我不是党员啊。她说：你该算一个党外布尔什维克。但是，耀邦批示末句说若傅（对出走事）没有一个公开的态度，不能宣传他。这就难了。我因此没有动笔。不久，发现《中国建设》（英文版）一篇访谈录里报道了傅一段话，大意是：粉碎"四人帮"后不久，一天，忽从汽车收音机里听到李德伦指挥中央乐团演奏贝多芬第五交响曲，我不禁感慨万千，泪如雨下......这么多年来，朋友们留在国内，受了许多苦，我却躲开了。我觉得内疚......我把这材料送戈扬，对她说:这可以算一个"公开的态度"了吧？戈将这材料报中宣部，附一短信，请示可不可以写文章。几个星期过去了，没有一点回音。戈扬说：没说"不可以"，那就是"可以"，你写吧！我于是写了一篇《雪泥鸿爪话傅聪》，在《新观察》发表了。这文章没有引起批评。我收到一些读者来信。有位素不相识的中学老师在信中写道：听说傅聪打算回国任教，你一定要劝劝他，还是象现在这样常来常往为好，千万不要回国定居。记：给胡耀邦同志写信，你当时有把握他会及时处理吗？ 李：是的。我给他写（或者替别人转）过不止一封信，无一例外得到及时、妥善的处理。这些，今天没法多说。不过我倒想给你讲一个故事，它使我知道，胡耀邦同志确能听取不同意见。这事发生在为傅聪事写信之前一两年......我说这些，是不是离题太远了？记：不，不，你讲吧。我挺想听呢。李：那是一九七九年或者八零年，中国音协召开常务理事会。我建议就两件事做一个"常务理事会决议"：第一，恢复《国歌》原词。《国歌》原本是《义勇军进行曲》，田汉作词。"文革"打倒田汉，《国歌》不准唱了，只由军乐队演奏曲子，变成了一首"无言歌"。"文革"结束两三年了，仍旧不唱，还弄了一个新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我希望以"中国音协常务理事会决议" 的方式郑重建议恢复《国歌》原词。第二，建议电视台停止播送歌曲《社会主义好》。这首歌的主题就是"反右"："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一九七九年，邓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耀邦于是号召唱《社会主义好》。你们中央电视台就不停地播这首歌，天天播，黄金时段，"新闻联播"之后。改了一句词："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改成"反动分子想反也反不了"。因为那时右派都"改正"了。我有个少年时代的恩师，一个我终生不能忘记的可敬可亲的学者，当年被打成右派，那时"改正"了。他对我说：一听这歌就受刺激。一听就是"反动分子想翻也翻不了"--当年叫"右派分子"，算"敌我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现在，"右派分子"反倒升级为"反动分子"了，而且，你想"翻（案）"吗？你"翻不了"！我发言时讲了这故事。我说：这首歌特定的历史印记是改不掉的。它就是"反右战歌"，政治上不好；艺术上也不高明，词、曲都显得空洞、粗糙。不必提倡这首歌了，不应去向那些难以愈合的伤口撒盐了。电视台天天播放，源自耀邦提倡。我们应该把这些情况告诉他，以期有所改变。我建议就这两件事做一个"常务理事会决议"，报送胡耀邦同志，并交《人民音乐》杂志发表。我发言之后，全场鸦雀无声。只有一位张权女士，默默坐在角落里，泪流满面。（她于五十年代初从美国回来，是当时全国最好的花腔女高音。五七年成了"右派"，发配黑龙江。七九年被"改正"，回到北京。大家选举她做音协常务理事）。这件事似乎就这样不了了之。  但是，没过多久，你们电视台停止播放《社会主义好》了。据我所知，"理事会决议"虽然没有做成，但是那个意见报告上去了。停播《社会主义好》的决定是由胡耀邦作出的。他那时任中宣部长。人人皆知，是他号召唱《社会主义好》，现在不唱了，不经他批准（也许由他直接决定），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改变。这个改变当时很引人注目啊。这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由此知道，耀邦同志是善听不同意见的。记：对于傅聪出走这件事，你怎么看？李：他当然是被逼走的。"逼上梁山"。如果不走，他无论如何过不了"文革"一关。照他的性格，多半会被毁灭。世上就不会有这么一个性格独特成就斐然的钢琴家了。在那个时候，一九五八年，做这样一件事，要有点勇气啊！记：据你看，傅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李：诚实。有一次，我随便跟他说起：你为什么不弹柴可夫斯基？因为那时候刚刚"开放"，柴可夫斯基比较通俗，容易听，容易有"剧场效果"。我建议他弹一点柴可夫斯基。他很坦率，他说：（弹）柴可夫斯基需要非常辉煌的技巧，我没有。这就是傅聪！他的技术不是很好。抗战期间，颠沛流离，有时，一两年时间没机会弹琴。他没有很好的"童子功"。他并不忌讳谈这个事情。他从不自我粉饰。但是他在艺术上有自己的无可取代的特点。有一次独奏会，听众很热情，他几次返场加演，最后弹了一首肖邦夜曲，一首非常深情的曲子，弹得很精彩。大家拼命鼓掌，他就是不肯再加演。后来我问他：为什么不再弹一首呢？他说：不行，我的眼泪已经快要掉到琴上了。他弹琴，不是用手指头在键盘上扒拉，他是用心在弹琴，把内心的热情倾吐出来。一个艺术家，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诚实。艺术不是"做"出来的。"言为心声"，"唯乐不可以为伪"。好的艺术，好的音乐，一定是从心底自然地流出来，涌出来的。记：傅聪的性格同他父亲有许多共同点。李：你说得对。他从他父亲那里接受的东西太多了。这是我后来读到《傅雷家书》时感触很深的一点。傅聪何以成为这样一个钢琴家？可以从《傅雷家书》得到解释。这本书应该重印。这是一本很重要很重要的书。对于教育尤有价值。傅雷先生强调再三的"先为人，次为艺术家，再为音乐家......"，就像是针对现今中国教育的种种弊端而说的。我们现在许许多多学校，大、中、小学，教这个教那个，唯独不注意教怎样做人。什么是音乐？什么是艺术？这类问题也很少讨论。似乎这都是些空洞无用的话题。"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了，教育方面不能说一无所得；但是，总体而言，所谓"教育改革"，究竟有多少成绩？《傅雷家书》里许多话看似老生常谈，但它们包涵着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教育中一些最有价值的东西。中国人历来讲究"尊师重教"。何为"师"？何为"教"？韩愈讲"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道"，大概就是道德，义理，信仰，修养，价值观念，人生哲学这一类东西吧。韩愈把它置于教育的首位。孔子最赞赏颜回，不是因为他门门一百分，年年考第一。他看重颜回安贫乐道："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黄宗羲记东林士子"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这种动人的气象，今天离我们很遥远了。我并不赞成"尊孔读经"，那里面有许多陈旧迂腐的东西。其实，不独儒者，古今中外，无论何门何派，凡有点真才实学的人，没有一个把知识、技术置于教育的首位或中心。教育的职责在于塑造人格，启迪智慧。我们现在许多地方是有意无意地扭曲人格，窒息智慧。你们中央电视台有个节目，好象是个"公益广告"，叫做"知识改变命运"。大意是说小孩子家境贫寒，后来上学苦读，得了知识，于是变为"成功人士"......对这个口号，对这个节目，我十分怀疑：这究竟是个"公益广告"，还是个"公害广告"？据我所知，有些（可不是"个别"啊！）穷困学生，"学成"之后就是一门心思拼命搞钱，甚至不择手段，穷凶极恶，伤天害理，无所忌惮。有些贪官污吏就是这样培养造就出来的。这是谁之罪？同我们这些年的教育，这教育所倡导的理念、价值......有没有一点关系？事情往往是这样：所谓"不提倡"，必是另一种"提倡"。不谈做人之正道，很可能在不知不觉倡导做人之邪道。不讨论何为艺术、何为音乐，往往有意无意导向非艺术、非音乐，反艺术、反音乐。鼓吹知识第一，技术第一，学而优则富......这样过分功利化的教育，必是病态的。几年前，开一个研讨会，于光远同志说：教育制度如不改变，一百年后，中国人就成为劣等民族。这是危言耸听吗？在这些问题上，《傅雷家书》可以给我们很多有意义的启示。         （李春光据录音记录整理。 二OO五年九月）（CCTV-10采访   2004.12.11.）

与自由主义拒绝本土化相反，新自由主义在中国被本土化了，这导致了很大的负面效果。中国公共事业的市场化改革之所以那么迅速，就是因为没有抑制新自由主义的力 量。

日本佛教各派在进入近代，特别在中日甲午战争（１８９４年）之后积极对中国开展传教活动，其中以净土真宗最为活跃，它在中国南方以上海为中心，在苏州、杭州、南京等地设立据点开展传教活动。杨文会站在中国传统佛教的立场和自己对于佛教的理解，曾著《阐教刍言》、《评真宗教旨》等对日本真宗的教义进行批评。

早晨，到清华散步，站在王国维的纪念碑前，我常常想，陈寅恪说的"自由"到底是什么意思--"自由"不是白来的（The freedom is not free）。我请人刻过一方印，印文是"小字白劳"。"零"的意思就是"白劳"。

元昊建国称帝，为求独立而有意排斥汉文化，另立年号，制小蕃文字，改大汉衣冠，等等，但他称帝号为"世祖始文本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又改年号为"天授礼法延祚"，却全都充满着汉文化的意味。所设官属皆仿唐宋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