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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萨根:魔鬼出没的世界--科学,照亮黑暗的蜡烛(六)

The Demon-Haunted World: Science as a Candle in the Dark
我们不必相信许多人所说:唯有自由人才应得到教育。我们更应相信哲学家所言:唯有受过教育的人才是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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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自由之路

我们不必相信许多人所说:唯有自由人才应得到教育。

我们更应相信哲学家所言:唯有受过教育的人才是自由的。

《论文》爱比克泰德(罗马哲学家和前奴隶)

弗雷德里克。贝利是一个奴隶。1820年当他在马里兰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没有享受到父亲和母亲的照料。("这是很普遍的事情",他以后写道:"孩子们在未满12个月之前就和他们的母亲分离了......。")他正是那些不计其数的奴隶孩子中的一员。对于他们来说,未来理想生活的前景几乎是零。

在贝利成长历程中所经历和体验过的一些事情给他留下了永恒的印记。他说:"我常常在黎明时分被我的一个姑姑嘶心裂肺的尖叫声所惊醒,她过去常常被绑在一根地板的托梁上,鞭子打在她赤裸的背上直到她几乎被鲜血覆盖。......从日出到日落。她总是在奴隶们中间不停地恶咒、痛骂、鞭打、砍杀......似乎展示她的凶残与暴戾能使她获得了无穷的乐趣。"

无论是在种植园还是在教堂讲坛,无论是法庭到议会大厅,奴隶们被不停地灌输着一种观点,那就是,他们生来就低贱、他们遭受苦难是上帝的旨意。《圣经》中的许多章节都确认了宽容的奴隶制。尽管奴隶制有其可怕的本质,甚至奴隶制度的执行者也肯定注意到了这种可怕的本质,但是,这种"特殊制度"却以其自有的方式依然得以维持。

最能揭露奴隶制度本质的一个规则是:奴隶们总是被迫保持文盲状态。在奴隶制时期的南部,教奴隶读书的白人将受到严厉的惩罚。为"使奴隶变得令人满意",贝利后来写道:"使他们变成没有思想的人是必要的。将他们的道德和精神变成一片空白也是必要的,并且尽最大可能彻底消除他们理性思维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奴隶主一定要防止奴隶们听、看和思考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说在非正义的社会里,读书和批判性的思考是危险的,甚至会导致这个社会的崩溃。

现在来看看弗雷德里克。贝利在1828年时的情景。那时他是一个十岁的非裔美国儿童,身为奴隶,他没有任何合法律的权力,自从他被人从母亲的怀抱中夺走后,长时间自己生存。他像小牛犊或小马驹一样从破烂的贫民窟的家中被卖到一个陌生城市巴尔的摩一个他并不认识的人家,从此开始了他永无止境的苦难生活。

贝利被安排为休。奥尔特上校和其妻索菲娅干活,他奔波于农场和城镇之间,不仅要干农活还要干家务活。在这个新环境中,他每天都能接触到信件、书和一些能够读书的人。他发现了他称之为读书的"秘密":在那些书页上的字母和读书人的嘴唇运动之间存在某种联系,那些黑字的笔画和发出的声音似乎是一种一一对应的关系。于是。他在别人无法察觉的情况下,偷偷地学习小汤姆。奥尔特的《韦伯斯特拼写书》。他记住了字母表上的字母,并尝试着体会它们发音所代表的意义。最后,他请求索菲娅。奥尔特教他学习。索菲娅被这个孩子的智力与勤奋精神所打动,或许她并不知道这样做会有什么禁忌,于是她答应了教他学习。

就在弗雷德里克开始拼写三四个字母的单词时,奥尔特上校发现了这件事,狂怒之下,他命令索菲娅停止这种教育。当着弗雷德里克的面他解释道:"黑人除了孝忠主人做他所吩咐的事情以外应该一无所知。学习会使世界上最好的黑人变坏。现在,如果你教这个黑鬼读书,那就不能再让他留下来,学习对于黑鬼来说是永远都不该做的事。"奥尔特就是这样严厉地责备索菲娅,好像弗雷德里克根本不在场或者是根木头。

但是,奥尔特向贝利揭示了一个大秘密:"我现在明白了......什么是白人奴役黑人的权力。从那一刻起,我明白了什么是从奴隶通往自由的道路。"

索菲娅变得沉默寡言并受到威胁,弗雷德里克再也得不到她的帮助,只得另外寻找读书的方法,包括请教放学走在大街上的白人学生。然后,他将学会的东西教给他的黑奴伙伴们,他说:"他们的头脑如此饥渴,......他们的精神被禁锢在黑暗之中。我教他们,因为这是我精神上的快乐。"

读书获得的知识在贝利的逃亡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逃到了新英格兰,在这个国家奴隶制度是非法的,黑人是自由的。他改名为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这是沃尔特。斯科特的《湖畔夫人》中一个人物的名字),以逃避对逃亡奴隶的悬赏追捕。后来他成为美国历史上一名杰出的演说家、作家和政治领袖。在他整个一生中,他认为受教育是奔向自由的出路。

在人类生存于地球上的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内,没有人能够读书写字。那时没有伟大的发明。除了第一手经验以外,我们所知道的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通过口头语言流传下来的,就像孩子们玩的游戏"打电话"。经过几十代和数百代的流传,信息逐渐偏离了原意和丢失了。

书改变了这一切。价格低廉的书籍使我们有能力购买,使我们能够准确地了解过去,汲取我们人类的智慧,了解其他人的,而不仅仅是那些统治者的观点;与最好的老师们一起深刻地思考人类历经辛苦从自然中得出的深刻思想。深刻思考我们全球的和整个人类历史中所得出的伟大思想。书籍能够让那些早已长眠于地下的先人在我们的头脑中与我们谈话。无论我们身处何处,书可以伴随我们。当我们理解速度很慢时,书会耐心地等待我们。书可以让我们随心所欲地反复阅读那些难懂的部分,从不批评我们的疏忽。书是我们理解世界并参与民主社会的钥匙。

用某些标准衡量,非裔美国人自从解放以来在接受文化教育方面获得了重大发展。1860年,估计仅有5%的非裔美国人能够读书写字。1890年,据美国统计,有39%的非裔美国人识字。1969年这个数字已经达到96%。从1940年到1992年间,完成高中学业的非裔美国人的比例从7%上升到82%。当然还需要考察教育的质量和文化水准的测试方法。考察标准应该根据每个种族群体的不同情况设定。

美国教育部的一项全国调查结果显示,整个国家有4000万成年人仅具读书写字的文化水平。其它调查结果更糟。年轻人的文化水平近十年来惊人地下降,仅有3%到4%的人在五级阅读水平测试中得到最高分(而这组每个人都上过大学)。大多数人不知道自己的阅读能力很差。得分最高的人中只有4%的人生活贫困,这些人中有43%的比例处于阅读能力最低水平。当然导致它们阅读水平低下不是仅有一种因素,但总的来说,读书量与收入是成正比的,这些阅读水平最低的人平均年收入为1.2万美元,而阅读水平最高的,平均年收入达3.4万美元。如果说阅读水平不一定是获得好收入的必备条件的话,但也似乎是很需要的。如果你是文盲或几乎不通文字,你就有更大的可能进监狱。(在评析这些事实时,我们必须注意不要从相关因素中不恰当地推理出起因。)

另外,没有文化的生活和更为穷困的人也不懂得投票机构会对他们本人和他们的孩子们可能会有帮助作用,令人惊讶的是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根本没有参与选举。这种状况从根本上损害了民主制度。

既然身为奴隶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能够自学成才、成就伟业,为什么在我们这个更为进步的时代的人却没有阅读能力?当然,事情并非那么简单,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中像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那样聪颖和具有那样大的勇气的人几乎不再有,但是也还有一些其它重要的原因:

如果你出生于书香门第,家里有很多书可供阅读,而你的父母、兄弟姐妹、叔叔、婶婶及表兄弟都以读书为乐,那么你自然也要学会读书。如果你身边没有人以读书为乐,那你怎么会认为在读书上花费工夫是值得的呢?如果你能得到的教育其质量不高,如果老师只让你死记硬背,而不教给你思维的方法,如果你刚开始读书就接触到几乎像天书一样的东西,那么,学会阅读就成了难以攀登的荆棘小路。

你必须使知识内在化,这样它们才能成为你自己的东西。你要记住几十个大小写字母、标志和标点符号,你还要逐个记住数以千计的固定拼写。要牢记许多硬性规定的绝不能违反的语法规则。如果你在没有开始学习之前就有了这样的想法,即

家庭不给你提供基本支持,会对你大发光火、对你的要求不予理睬、让你做其他的事情,你时时会感到处于危险之中,并具有自我仇恨的心理,你可能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读书太费劲,不值得如此劳心费神。如果有人不断地给你传递这样的信息:你太笨,不适合读书(或具有相当于功能障碍的疾病,对读书过于冷漠),如果你的身边没有人对你这样的看法提出相反的意见,你就很可能会接受这种有害的建议。但总是有像弗雷德里克。贝利一样的孩子能够战胜困难。而很多人却做不到。

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特别的潜在的方法,如果你很穷,你可能会在读书,甚至思维方式上,都遭受到另一种打击。安。德鲁彦和我都出生于饱受贫困折磨的家庭。但是我们的父母亲都是热爱读书的人。我们的一个祖母学会读书是因为她的父亲,一个以种地为生的农民,曾经卖过一袋洋葱给一位流动老师。在以后的长达一个世纪的岁月里她都一直坚持读书。我们的父母在纽约公立学校时接受了这个学校灌输给他们的个人卫生学和病菌理论。他们学会了美国农业部推荐的儿童营养配方,仿佛这些配方是从西奈半岛山上流传下来的一样。政府发行的儿童健康的官方书籍由于反复地翻阅,书页散落,他们就将书页粘合到一起。书的四边也都卷曲,主要的建议也都被划线加注。在每一次家人遇到治疗问题的时候,他们都会去查阅这本书。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的父母戒了烟,这是他们在大萧条时期所能享受的为数不多的快乐之一。这样他们的孩子就能得到维生素和矿物质的补充。安和我十分幸运。

最近研究表明,很多食物不足的孩子理解和学习能力也会减弱("认知损害")。孩子们并非要到濒临饥饿时才会发生这种损害。即使是在美国的穷人中最常见的一种情况,即,营养不良也会导致这种情况发生。如果母亲没有足够的食物,在婴儿出生之前,在幼儿时期和童年时期也会发生这种情况。当食物缺乏的时候,人的身体就要决定如何将有限的食物输送到身体最需要的地方去。生存第一,生长第二。在这种营养配比中,人体不得不将学习放在最后考虑。身体在想,愚蠢地活着总比聪明地死去要强一些。

与大多数健康的孩子对学习具有强烈的热情和兴趣不同,营养不良的孩子总是表现得厌倦、反感或者冷淡。更严重的营养不良将导致初生儿体重不足,最糟糕的形式表现为大脑变小。而且,即使看似健康的孩子也可能因缺铁而导致集中注意力的能力直接下降。缺铁症可能对美国四分之一的低收入家庭儿童造成了伤害。它损害了儿童的注意力和记忆力,其后果对其进入成人期以后也会造成直接的影响。

一度对相对营养不良会带来影响的考察,现在也得到了证实,相对营养不良对终生的认知损害具有潜在的联系。即使是在较短时期内营养不良的孩子都会造成学习能力的下降。每个星期有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儿童在忍饥挨饿。铅中毒,这种旧城区的常见病也会导致严重的学习能力缺乏。用许多种标准来衡量,从80年代初期以来,贫穷范围在美国逐步扩展。大约有四分之一的美国儿童目前生活在贫困之中,这是工业化国家中最高的儿童贫困率。根据另一项调查,仅仅是在1980年到1985年间,死于无法防治的疾病、营养不良和其它可怕的贫穷所造成的后果的美国婴儿和儿童,比死于越南战争中美国人的总数还要多。

联邦或州级机构普遍建立了解决营养不良问题的计划。妇女、婴儿和儿童特别补充食物计划、学校早餐和午餐计划、夏季食物供应计划,所有这些努力尽管还不能满足所有需要食物的人的要求,但确实起了作用。如此富裕的一个国家应该完全有能力为其儿童提供充足的食物。

有些营养不良所导致的有害影响是可以消除的,比如,铁补充疗法可以消除缺铁贫血症的后果,但并非所有的损害都可以挽救。阅读困难,即各种有损读书能力的不协调症状,可能使我们百分之十五甚至更多的人受到影响,无论你是穷人还是富人,同样都有可能受到影响。造成这种影响的原因(生理上的、心理上的或环境上的)通常无法确定。但是现在已有很多方法可以帮助那些有读书缺陷的人学习读书了。

应该说任何人只要接受教育都可能学会读书。但是,在美国的很多学校里,读书教育方法就像是在向学生教授一种无人知晓的文明时代中枯燥而又难以接受的象形文字。在很多教室里甚至找不到一本书。可悲的是,成年人对学习文化的需求远远超出供给。类似"从头开始"的高质量的早期教育计划在对孩子们进行的预备教育方面是极为成功的。但是这一计划只能顾及到1/4到1/3合格的学龄前儿童,其中很多措施皆因资金问题而在实施过程中受到影响。在我写本书的时候,该计划和我上面提到的营养计划遭到新组建的国会的攻击。

"从头开始"计划是1994年出版的,在理查德。J.赫恩斯坦和查尔斯。墨雷写的《钟形曲线》一书中遭到批判。罗切斯特大学的杰拉尔德。科尔斯将书中的观点简述如下:

首先,为贫穷儿童设立了一个资金不充分的计划,然后否认他们在面临巨大困难下所取得的任何成功,最后得出结论:因为这些儿童智力低下,因此,计划必须取消。

这本出人意料地在大众传播中获得了广泛关注的书认为,在黑人和白人之间存在着难以化解的遗传差异,这个差异在智商测试中相差10到15分。心理学家莱昂。J.卡明在一篇评论中指出:"作者在区分相互联系和因果关系之间的差别时屡屡出错。"这是在我们所考察出的胡言乱语中的谬误之一。

位于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的国家家庭文教中心已经实施了一系列针对低收入家庭和对这些家庭的孩子和父母们实施阅读教育的计划。这些计划是以这样的方式进行的:三到四岁的孩子与一位家长、祖父母或监护人一起每周三天去学校学习。上午成年人学习基本的文化技能,孩子在预科班学习。然后家长和孩子共进午餐,在下午的其余时间里,他们"学习如何共同学习"。

对三个州的14项此类计划的追踪研究表明:(1)虽然所有的孩子作为学前儿童都面临着学习失败的风险和挑战,但是仅有10%的人被他们目前的小学老师评定为是有这种危险的。(2)90%以上的孩子被他们目前的小学老师认为经过鼓励是可以继续学习的。(3)没有一个孩子在小学教育阶段是必须留级的。

父母亲的进步同样显著。当问到有关人员家庭文教计划的结果是否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时,我们得到这样几种具有代表性的回答:这种学习增强了他们的自信心(几乎每个参加学习的人都有这种感受)和自我控制力,通过了高等学校同等水平的考试、进了大学、找到了新工作以及与孩子们大大地改善了关系。孩子们的收获是:对父母更关心、更具有求知欲,在某些情况下我们第一次得到这样的回答:对未来充满信心。类似的计划也可以在高年级中实行,传授数学、科学及其它更多的知识。

暴君和独裁者总是认为文化、学习、书籍和报纸都具有潜在的危险。这些东西会把独立意识,甚至是反抗思想装到他们的统治对象的头脑中。弗吉尼亚殖民地的英国皇家总督在1671年写道:

感谢上帝这儿没有自由的学校也没有印刷制品。我希望在以后100年的时间内也不要出现这些东西。因为学习就会给这个世界带来不服从、异端邪说和各种宗派,而印刷品则会将它们带向公众并对最好的政府也要加以诽谤。感谢上帝使我们免受这两种东西给我们带来的麻烦。

但是美国的新殖民主义者们理解自由会产生于何处,并尽量避免它们的出现。

在早些年代,美国曾被吹嘘为是世界上文化程度最高(也许是最高)的国家(当然,当时奴隶和妇女不计在内)。早在1635年,在马萨诸塞已有了一些公立学校。1647年,所有的城镇的义务教育普及程度已达50%以上的"家庭"。在其后的一个半世纪中,教育民主制度已遍及全国。世界各国的政治理论家到美国来亲眼目睹这一国家奇迹:大量的普通从业人员都能读书写字。美国对教育的投入推动了发明创造,开创了具有活力的民主进程,并产生了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

今天,美国在文化普及程度方面已不在世界上占领先地位。很多人被评定为不具有阅读能力,他们不理解非常简单的文字材料,比如大大低于六年级教科书水平的书籍、使用说明书、公共汽车时间表、抵押协议或者选举计划。今天六年级的教科书已达不到几十年前的教育标准,而工作岗位对职工文化的要求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

贫穷、无知、失望和缺乏自尊等诸多因素混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永恒的失败机器。它碾碎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梦想。我们承受着这台机器运转所需偿付的代价。文化水平的低下是这台机器的主要组成部分。

即使我们可以铁石心肠地面对受害者所遭受的屈辱与苦难,然而,文化水平低下所付出的代价对其他每一个人来说也是惨重的:医疗费用和住房的费用、犯罪和监狱的费用、特殊教育上的费用、生产力丧失所造成的花费,以及那些具有潜在的聪明才智的头脑为解决这些困扰我们的难题所需要的费用。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指出:文化是从奴隶制度通向自由的必由之路。世上有各种各样的奴隶制度和自由,但是读书永远是寻求自由的道路。

逃亡之后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

在他将近20岁的时候,他逃向自由之路。他与新婚妻子安娜。缪莉在新贝德福德定居,开始过上了普通工人的生活。四年之后他应邀去参加一次会议。在那时的北方,想听到著名的演讲家,也就是白人演讲家,发表抗议奴隶制度的演讲是不太容易的。但是,即使是那些奴隶制度的反对者也有很多人认为奴隶本身是有点低人一等的。1841年8月16日的一个晚上,小小的楠塔基特岛上,大多数曼彻斯特反奴隶制学会的成员虔诚地聆听着一些新思想的传播:一个根据自身的苦难经历所发出的反对奴隶制度的声音。

他出色的举止和社交风度粉碎了当时流行的非裔美国人"天生卑怯"的神话。在所有的评论中他对于奴隶制度的罪恶的雄辩的分析被誉为美国演讲史上最辉煌的篇章之一。当时主张废除黑奴制度的领袖威廉。路易德。加雷逊就坐在前排。当道格拉斯演讲完毕,加雷逊站起身来,转向为道格拉斯的演讲所倾倒的听众,用高昂的声音发问道:"我们刚才听到的演讲是谁作出的?一个东西、一件财物、还是一个人?"

"一个人,一个人!"听众异口同声地呼应着。

"这样的一个人在信奉基督的国度难道还要作为奴隶吗?"加雷逊大声呼喊着。

"不!不!"听众们再次高呼。

加雷逊又一次提高音调:"这样的人物难道还要从古老的曼彻斯特的自由土地上被送回受奴役的境地吗?"

现在,听众们已激昂地站立起来,大声答道:"不!不!不!"

他的确没有再回到奴隶制度之下。而后他当过作家、编辑、杂志出版商,在美国和国外进行演讲,并且成为第一个在美国政府获得高级顾问职位的非裔美国人。他在以后的日子里,一直在为人权而奋斗。内战期间,他担任林肯总统的顾问。道格拉斯还成功地倡导将以前的奴隶武装起来为北方而战。组织了为被处死的非裔美国战俘而进行的对联邦战俘的复仇行动,并主张将为奴隶获得自由作为战争的一个主要目标。

他的很多观点十分严厉,而且没有任何矫揉造作,这为他赢得了很多高层次的朋友:

我毫不迟疑地宣称:南方的宗教不过是对其残酷罪行的一种遮掩,是对其极端可怕的残暴行为的一种辩护;是一种将其最可憎的欺骗行为加以神圣化的工具,一个黑暗的庇护所,使得奴隶主最阴暗、最肮脏、最卑鄙、最可恶的行径都能在此找到最强有力的保障。如果我将再次被置于奴隶制度的枷锁之下受奴役之苦,我将考虑做这个宗教教主的奴隶,让最大的灾难都降临到我的头上。......我......憎恨这个国家的腐败、奴役、虐待妇女、掠抢婴儿和偏执伪善的基督教。

与那个时代及以后一些受宗教鼓舞的种族主义者的言行相比,道格拉斯的说法似乎并没有夸大其词。黑奴时代,他们常说"奴隶制是上帝安排的"。作为那些令人生厌的内战之后的例子之一,查尔斯。卡罗尔在《黑人即野兽》一书中教导他虔诚的读者"《圣经》和《圣约翰启示录》以及常理都告诉人们:黑人不是人"。更近一段时间以来,一些种族主义者仍然反对DNA中物质所明白无误地证明的,即,所有种族不仅都是人,而且几乎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人。他们视《圣经》为"不可攻克的堡垒",反对进行证据考证。

然而,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废奴制中的许多思想正是出自基督教中,特别是北方的教友派教徒和其他团体。传统的南方黑人基督教团体在60年代富有历史意义的美国民权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很多领导人,如最负盛名的小马丁。路德。金就曾在那些教会中被立为神父。

道格拉斯对白人团体说了如下的话:

奴隶制度成为你们进步的羁绊,它是人类发展的敌人,是教育的死对头;它滋生傲慢、培养惰性、助长恶习、掩盖罪行,是使其得以生存的地球的祸源;而你们还死死地抓住它不放,仿佛它是你们所有希望的最后依靠。

1843,在马铃薯饥荒发生之前不久的一次在爱尔兰的巡回演讲中,他被那里可怕的贫穷深深震憾。他写信给加雷逊说:"我在这儿所见到的许多事情使我回想自己从前的境遇,我承认,我为自己不再反对美国奴隶制度而感到羞愧。但我知道仁慈是全世界追求和支持的目标。"他直言不讳地反对消灭土著人的政策。在1848年的塞尼卡秋季会议上,当伊丽莎白。凯迪。斯坦婷号召大家为争取妇女选举权而努力时,他是所有人种组织中表示大力支持的唯一的男性。

1895年2月20日夜里,在黑奴解放30多年之后,在一次与苏珊。B.安东尼共同参加的妇女权利集会中,他倒下了,从此长眠不醒。

第二十二章 概率与运气

我们也知道真理通常是很残酷的,然而,我们却不知道幻觉是否更能令人身心宽慰。

--亨利。庞加莱(1854-1912)

如果我能把收视率最高的商业和大众电视节目制作中较好的模式简单地概括为一句话,那么这句话就是:金钱第一。我说这样的话希望没有人会认为我过于愤世嫉俗。在黄金时间段内,单是收视率的差别在广告上就相差几百万美元。特别是自80年代早期以来,电视几乎完全受利润驱使。比如,新闻联播和特别新闻节目在减少,这是电视网为推脱联邦通讯委员会提高儿童节目水平的命令而找出的可悲的借口。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一趋势。(比如,在一个卡通系列片中教育的典范作用得到重要的体现,这个系列片用系统的手法错误地表现了我们更新世时期的祖先的技能和生活方式,将恐龙描绘成宠物。)在我撰写本书的时候,美国的大众电视正处于失去政府支持的真正的危险之中。商业节目内容也正处于险峻的、长期下滑的过程中。

在这种情势下,要求电视播放更多的真正的科学节目似乎是天真而希望渺茫的事情。但是电视网的拥有者和节目制作人却拥有为数众多的小观众,人们在为他们的未来而忧心忡忡。电视台必须意识到他们对这个国家的未来肩负着某些责任。有证据表明,科学节目可以获得成功,人们渴望更多的科学节目。我仍然希望,终究有一天在世界各大电视网中,我们能看到大量制作精良、引人入胜的真正的科技节目。

棒球和足球有其阿兹台克祖先,橄榄球实质上是狩猎的一种稍加改变的再创造的运动形式。在我们尚未进化成人类之前,我们就已开始玩这种游戏了。长曲棍球是古代土著美洲人进行的一种运动,曲棍球是从这种游戏演变而成的。但是篮球却是一种新运动。远在人类开始篮球运动之前,人类已经在制作电影了。

起初,他们没有想到要在桃形的蓝子下面挖一个洞,这样就不用再爬一段楼梯去拿回球了。但是从那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这种运动就有所发展变化了。这种发展过程主要是在非裔美国人运动员的手中完成的。篮球最终发展成为最完美的形式,它是才智、精确、勇气、胆量、预见性、技巧、团体合作、优美与文雅的一种最佳组合的运动形式。

五英尺三英寸高的马格西。博格组织了一帮巨人。迈克尔。乔丹在自由投掷线之外从外围冲进场内;拉里。伯德(外号"大鹏鸟"--译注)准确而出奇不意地带球闪过对手;卡内姆。亚伯达杰巴投出一个又高又飘的远投。篮球完全不像足球那种身体接触性很强的运动,它是一种技巧的较量。这是一种全场的人员紧逼的运动,两队攻防转换迅速、接运球、在空中截球、将不知从何处高高飘飞过来的球从空中塞进篮筐,这一切构成了智慧和健美的结合,是头脑和身体的和谐与统一。难怪这项运动令人如痴如醉。

自从国家篮球协会的比赛成为电视中的重要节目,我就觉得可以利用它来传授科学和数学。要欣赏一个平均为O.926的自由投篮,你就必须要知道将分数转化为十进制的问题。定点投是牛顿第一运动定律的应用。篮球中的每一投都反映出球在一条抛物线上的运动,这条曲线是由同一个物理学上的引力作用决定的,这种作用定义了一个弹道导弹的飞行线,或者地球围绕太阳转的轨道,或者一艘宇宙飞船在遥远的世界的某一点相会合时的运动曲线。在运动员大灌篮时身体的质量重心的变化与围绕地球中心做轨道旋转的飞船运行的变化几乎是一样的。

为了将球投入篮筐中,你必须以十分准确的速度起跳,百分之一的错误和引力作用都会使你坐失良机。想获三分球的投手,无论他们自己知道与否,都要对气体形成的阻力进行矫正。落地篮球在连续弹跳中每一次都更接近地面,这是因为热力学第二定律的作用。达立。道金斯或夏奎尔。奥尼尔击碎篮板也是很好地传授科学的机会,这是冲击波的传导所造成的结果。摩擦篮板而使篮球不断旋转是因为斜角所产生的动力仍然在起作用。在篮筐上的"圆柱体"范围内触球属于犯规动作。但是,我们现在讨论的一个重要数学思想是:通过移动n-1维的物体产生n维的物体。

在教室里、在报纸上、在电视中,我们为何不利用体育运动来传授科学呢?

在我年少的时候,父亲总是带一张当天的报纸回家,然后兴致勃勃地研究(经常兴致勃勃地)报上的棒球得分。在我看来,那些东西不过是些干巴巴的不明其意的缩写(W、SS、K、W-L、AB、RBI),但它们似乎能与父亲交谈。各处报纸都印着这些东西。我猜想它们对我来说也许并不太难。于是,我也被棒球得分统计迷住了。(我知道这些数据有助于我学习小数。但是,每当棒球赛季开始时,我一听到有人说"未出一个一千",我还是有点感到惶恐和疑惑。但是"1,000"不等于"1.000",幸运的球手击一球为1.)

我们还可以看看报纸上的金融专版。在这些报道中,是否有一些介绍性的材料?解释注脚?缩略语的意思?几乎没有。能否看懂全看你自己的本事了。看看那些浩如烟海的统计数字!难道还会有人愿意读这些东西吗?不是他们的阅读能力不够,而是报纸内容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我们为什么不能在数学、科学和技术报道中做同样的改进呢?

在所有运动中运动员似乎都是在非常顺手的状态下才会有出色的表现。在篮球运动中,这被称做神投手。这时你很少出错。我记得在一场加时赛中,通常并不擅长远距离投球的迈克尔。乔丹从场上各个角度毫不费力地连续投中许多三分球,他自己也惊讶地耸了耸肩。相反,当你还没有进人热身状态时,成绩就很不理想。当运动员进入最佳状态时,他似乎被注入了一种神奇的力量。当他没有进入状态的时候,他似乎被一种不祥之兆或咒语所控制。当然,这是一种魔力的说法,不是科学角度的思考。

好运气不是经常遇到的,即使是在并非特定的事情中也是不会经常出现的。运气会造成一些令人疑惑的事情。如果我将一个硬币连续用手弹十次,硬币正反面出现的顺序是:正正正反正反正正正正。10次中有8次正面,其中连续出现4个正面!难道我对硬币施加了某种心灵控制吗?我的大脑是否正处于热身状态?似乎其中有一种不可能改变的规律性。

但是后来我想到,当我连续得到硬币的正面之前和之后,如果我继续弹这枚硬币,在一个排列更长,而且稍微令人感到有些乏味的顺序中隐含了这样一种规律:正正反正反反正正正反正反正正正正反正反反正反正反反。如果允许我只注重某些结果,而不管其它结果,那么我总是能够"证实"我的运气中有意外情况。这是谎言探测装置所探测出的一个错误结论,运气仅仅是你最喜欢的状态而已。我们仅记住了自己过五关斩六将,却忘记了走麦城。如果你远投命中率为50%,你又不能靠意志控制力来提高命中率,那么,你在篮球场上的投中率与我掷硬币所获正反的比例是一样的。我获得硬币正面的比例如果是8/10,那么你的投中率也是8/10.篮球告诉了我们一些概率和统计的知识以及严谨的思维方法。

我的同事,康奈尔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汤姆。吉罗维奇作的一个研究表明,我们对篮球比赛中运气的理解是错误的。吉罗维奇研究国家篮球协会是否是按球迷们想象的那样是由于运气好而得分较多。在投中了一个、两个或三个球,在有一个球没有投中之后,队员们不能连续投中的可能性增大。这一点无论是对名气大的球员还是名气不太大的球员,无论远投还是在无人盯守的情况下的投篮(在无人阻挡时候的投篮)都是同样的(当然,得分率会由于对方对本队"神投手"的加强防守而有所下降)。在棒球运动中也有这种既相关但又不同的神话,某人击中球的次数低于平均比例是他"按计划"击中了一次。这种说法与下面这种说法没有什么差别,即,掷硬币所获正反面的比例不是50%,而是在连续掷硬币中如果获得正面次数不多,下次就有可能获得反面。如果好运出现的次数超出你的预料范围,那么,这种几率你就很难发现。

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样的回答并不能令人满意。它使人感到这似乎并不是真实的情况。如果你去问问队员、教练或者球迷们,他们会说,我们希望能找出其中隐含的意义,即使是在随机的数字中也希望能够有些结果。我们是迷恋数字含义的一族。当著名教练雷德。奥尔巴赫听说吉罗维奇正在进行的研究时,他的反应是:"这家伙是谁?他作这样的研究,我不能袖手旁观。"你可以准确地知道他对这事是如何看的。如果篮球赛中的好运出现的次数不比掷硬币时正面或反面出现的频率更高,那就没什么神奇之处。这是否意味着运动员只是仅由机会法则所操纵的活动木偶呢?当然不是。他们的平均投中率确实是他们个人技巧的真实反映,这只是与最佳状态出现的频率和持续的时间长短有关。

当然,如果认为是神灵使某些队员具有最佳状态,而冷落了那些状态欠佳的队员,那可就太有趣了。这意味着什么呢?一点故弄玄虚有什么坏处吗?这当然涉及到繁琐的统计分析。但对篮球和其他运动无害。但是,作为一种习惯性的思维方式,它将使我们在其它一些我们所喜爱的比赛中陷入困境。

那位疯狂的科学家在"吉里甘岛"上,边调试一个能够控制别人的思想按照他的罪恶的目的行事的电动装置,边嘻笑着说:"科学家,是的!疯子,不是的!"

"很抱歉,纳德尼克博士!地球上的人不愿意被压缩成3英寸高,虽然这样可以节省很多空间和能量......。"在星期六上午儿童电视节目中,卡通片中的超级英雄正在向一位正宗的科学家耐心地解释这种伦理上的困境。

从我所看到的电视节目中,我觉得人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判断(以及从有些我没有看见过的节目中,如"疯狂科学家的城市俱乐部"等中得出似乎正确的推断),许多所谓"科学家"都不过是一群道德败坏的家伙,他们的行为受到一种权力欲望的驱使,或者对他人的感情麻木不仁。这样的信息传授给儿童观众无异于告诉他们:科学是危险的,科学家比妖怪更可怕,他们是一群疯子。

由此推断,科学的应用也可能是很危险的,我一直在强调,几乎人类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的科技进步--远至石器工具的发明和火的使用--都具有伦理上的两重意义。这些进步可能被无知或邪恶的人用于危险的目的,也可能被有智慧的人和善良的人为人类谋利益。但是在提供给孩子们的那些节目中似乎只反映了这种两面性中的一个方面。

在所有这些节目中科学的乐趣何在?发现宇宙是如何形成的给他们带来了愉悦吗?了解了一件深奥的事情使你体验到了乐趣?当你了解了科学技术给人类的幸福做出了特别的贡献,或者医学和农业技术拯救或创造出了数以十亿计的生命,你会有何种感受。(尽管,平心而论,我应该提到吉里甘岛上的那位教授时常利用其科学知识为流浪汉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我们生活在一个复杂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我们面对着许多问题,无论这些问题是如何产生的,都需要对科学技术具有深刻理解才能找到解决的办法。现代社会迫切需要能够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最聪明的头脑。我认为,靠给孩子们看这种星期六早晨电视节目或者其他美国录像片是不可能鼓励许多有才华的年轻人走上科学或工程技术的道路的。

多年以来,大量的、容易使人轻信的、使人丧失批判能力的电视系列片和"特别节目"--如特异功能、心灵感应、百慕大三角区、UFO、古代宇航员、大脚兽等等--层出不穷。具有固定风格的电视系列片"我们在探索"一开始就宣称绝不对各种观点作任何评价。在这个节目中,你可以看到对奇迹的急切表达的愿望,尽管它们根本就经受不起即使是最基本的科学怀疑精神的检验。不管什么人,只要面对摄像机,随便说些什么都是对的。在这些节目中,任何可能的解释都需要有充足的证据来证实的思想从未表露过。"观点与不解之谜"的情况也是同样,正如片名所示,平淡无奇的谜底不受欢迎,数不清的离奇结果被炒来炒去。

"我们在探索"频繁地采用本质上有趣的主题,系统地歪曲证据。如果现在有一个平淡无奇的科学解释,还有一个特别非同一般的超自然的或从特异功能角度所作出的解释,你可能会相信被详细描述的那个解释。我们可以信手拈来一例:有一个作者在其书中说,比冥王星更远的地方有一个很重要的行星。他的证据来自古代苏美尔时代流传下来的一个圆柱形印章,这方印章篆刻于望远镜发明之前。他说,他的观点逐渐被专业天文学家们所接受。在他的书中,只字未提天文学家在研究海王星、冥王星的移动规律以及宇宙飞船在更远的距离进行的四次探险,试图发现他所说的那颗行星的过程中所遭受的失败。

电视节目中的画面也没有经过鉴定和甄别。幕外解说员在讲解恐龙,我们看到的却是一只毛绒绒的猛犸象;解说员在讲解气垫船,屏幕上显示的却是一架正在起飞的直升机;我们听到的是湖泊和洪水泛褴的声音,看到的却是大山。他们认为这些都无关紧要。视觉效果与事实无关,就像解说与事实无关一样。

有一个系列片叫做"超级档案"。这个片子口口声声说欢迎对超自然现象从怀疑角度进行审查,但是,事实上却编造了外星人绑架、特异功能和政府在掩盖所有公民感兴趣的事实的阴谋等故事。几乎没有一个超自然的解释是揭露骗人的把戏、心理错乱或对自然世界的误解的。更接近现实和更符合大众利益的系列片应该是在片中对超自然的说法进行系统的剖析,每一个事件都应该用人人都能够听得懂的语言进行解释。在揭露出误解和哄骗是如何产生于看起来是真实的超自然现象时,将会产生戏剧性的紧张效果。也许某个调查人员总是会感到失望,希望下一次能够出现一个能够经受怀疑者详细审查的真正的超自然事件。

在电视科幻片中还有一些明显的缺陷。比如"星际旅行",尽管这个片子很吸引人,其画面展示了动人的国际和星际间大战的宏伟场面,却在许多地方缺乏最基本的科学事实根据。斯波克先生是人类与一种在火神星上独立进化的生命形式的杂交生物,一般来讲,这种杂交成功的可能性不会比人与洋蓟之间杂交更大。但是,这种思想却在大众文化中开创了外星人与人类杂交的先例,这种思想后来变成了外星人绑架传说中的重要内容。随后在各种"星际旅行"的电视系列片和电影中出现大量的外星人种也是必然的。我们耗费了大量的时间看的只是那些矮小的人类变种。这种现象是受经济利益驱使而形成的。这种影片的拍摄费用仅仅是一个演员的工资和一个乳胶面具的成本,但却完全背离了进化过程的随机的本质。如果真有外星人,我想他们中的大多数看上去比克林根和罗姆兰更不像人类(而且由于相差极大的技术水平而想象的水平差距更大)。"星际旅行"一直没有认真地看待进化论问题。

在很多电视节目和电影中,甚至是很肤浅的科学内容(对情节并不重要的漫不经心的台词与科学基本无关)也是有很大缺陷的。制作组仅需花很少的钱就可以雇一个研究生读一下脚本草稿,检查一下其科学内容的准确程度。但是,就我所知,他们几乎从来没有这样做过。这使在其它很多方面堪称楷模的电影"星球大战"出现把"秒差距"说成是速度单位而不是距离单位的简单而愚蠢的笑话。如果在这方面稍加留意,他们甚至还能够改进情节。当然,他们也可能通过电影向广大观众传授一点科学知识。

电视给轻信者提供了大量的伪科学。电视节目中有许多内容涉及到医药和技术,但却难以找到科学的内容。特别是在大型商业电视网中,在那些经理们的眼中,科学节目就意味着收视率降低,利润的减少。除了钱任何东西都不重要。在电视雇员中也有拥有"科学记者"头衔的人,偶尔也听说有一部新闻影片是专门讲科学的。但我们从这些影片中几乎从来没有看到科学,而只是医学和技术。我怀疑在所有的电视网中是否有主要工作就是阅读每周的《自然》或《科学》的雇员,看看是否有具有新闻价值的科学发现。当每年秋季宣布诺贝尔科学奖的时候就是"播送"科学超级新闻的时候,这是向公众解释授奖意义的机会。但是,我们听到的几乎总是这样的话:"......希望有一天人类能够战胜癌症。今天在贝尔格莱德......"

在广播节目中或电视脱口秀节目中,在那些无聊的星期日早间节目中,中年白人围坐在一起彼此附和,这其中到底有多少科学内容呢?你最后一次听到美国总统发表对科学的明智的评论是什么时候?为什么在全美国所有的电视剧中都没有一个讲述献身于探索宇宙运行规律的英雄?当一桩轰动的谋杀审判案使得人人都在随意地谈论DNA测试的时候,电视台是否在黄金时间特别节目中专门报道过核酸和遗传问题?我甚至记不得是否在电视上看过有关电视工作原理的准确而细致的描述。

迄今为止,能够引起人们科学兴趣的最有效手段就是电视了。但是这个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媒体在传播科学给人们带来的愉悦和教给人们科学方法方面却几乎没有做什么工作,然而"疯狂的科学家"这架机器却在呼呼地喘息着继续向前开着。

在美国90年代初的一次民意调查中,2/3的成年人对"信息高速公路"一无所知;42%的人不知道日本位于何处;38%的人没听说过"大屠杀"一词。但是听说过门内德斯、博比特以及O.J.辛普森谋杀案的比例却高达90%以上;99%的人听说过歌星迈克尔。杰克逊对一男孩进行性骚扰的事情。美国可能是全世界娱乐最多的国家,但是它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在加拿大和美国同时进行的调查表明,电视观众希望能看到更多的科学节目。在北美的公共广播系统中有一个叫做"新星"的很好的科学系列节目。有时候在"发现"或"学习"频道,或者加拿大广播公司的广播节目中也有很好的节目。比尔。奈在公众广播服务中心开办"科学小子"节目发展迅速,其特点是节目引人入胜,涵盖了科学的很多领域,有时甚至还对发明的过程进行讲解。这些媒体对公众非常感兴趣的科学知识无论是在广度还是在深度的传播上都还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更不用说从公众对于科学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中获得巨大益处了。

我们怎样让更多的科学知识上电视呢?以下是一些可能的办法:

* 在新闻和评论节目中定期播出科学奇观和科学方法,在发明的过程中展示人类真正的激动人心的成果。

* 拍摄一个"揭示秘密"的系列片,告诉观众人类长期以来重大的思考和困惑不解的问题是如何从理性的角度得到解决的,其中包括法医学和流行病学中长期没有解决的案例。

* 警钟再次响起:拍摄一个系列片,在这部片子中,我们将再现媒介和公众对政府联合编造的谎言完全信以为真的过程。前两集可以是东京湾"事件"和在1945年以来不加怀疑和未受保护的美国普通公众和军队人员对"国防"的各项要求的详细看法。

* 拍摄每集有独立内容的系列片,表现著名科学家、国家领导人和宗教人士所犯的重大错误和对某些重大事情的误解。

* 对那些有害的伪科学和让观众参与的"试试看"(用意念扭弯勺子、意念感应、预测未来、特异功能治病、不用眼睛的阅读以及用什么功能按动观众家中的电视按钮)节目进行及时暴光。告诉观众他们是如何骗人的:尝试着自己做一做便可知道。

* 采用比较先进的电脑绘画设备,事先准备好科学可视资料,以便在各种新闻节目中穿插使用。

* 制作成本不需要很高的热点问题的讨论,这种现场拍摄的节目每集一小时。制片人要作出计算机绘画的预算,争论的评判人要对持不同意见的双方制订严格的提供论据的标准,讨论的范围应该十分广泛。讨论的话题可以包括已经得到科学证实的地球的形成过程等问题。也可以包括没有得出确切结果的有争议的问题,比如人死后其精神是否还存在的问题。堕胎问题、动物权力问题、遗传工程问题和本书中所提到的可能存在的伪科学问题。

公众掌握更多的科学知识已成为国家越来越紧迫的需求。单靠电视不可能为公众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所有的科学知识。但是,如果我们要在公众理解科学方面在短期见效,电视应该是我们的起点。

第二十三章 麦克斯韦和 "科学呆子"

我们应该为满足人们对知识的好奇心而进行投资。

罗纳德。里根1980年竞选演说没有任何事情比提高公众的科学和文化水平更值得我们去给予支持。在每一个国家,知识都是公众获得幸福的最坚实的基础。

乔治。华盛顿1790年1月8日国会致词

思维模式化种类繁多。种族群体思维模式化,各个国家的国民和宗教的思维模式化,性别和对男女优先权的认识模式化,对在一年中各个出生时间的看法模式化(太阳征兆占星术),对职业看法模式化。对这些模式化的最宽容的解释将其归咎于一种思维惰性:不是根据人的优点或缺点对人进行评价,而是将注意力集中于对人的零星信息,然后将这些零星信息归入到以前建立的数量本来就不多的认识框架中。

这样做省去了思考的麻烦,但却造成了由于在许多问题上的深刻的偏见所付出的代价。思维懒惰也使人不与大多数人进行接触,思维方式与人的思维多样性格格不入。即便在许多情况下模式化的思维方式有效,但肯定在很多个别情况下是要失败的。人的类型呈钟形曲线。平均值上显示的是每种不同特性的人,而极特殊的少数人分布在曲线的两个极端。

有些模式化的形成是没有控制各种变量,忘记了其它可能起作用的因素所造成的结果。例如,模式化的思维方式通常认为,在科学领域内几乎没有女性。很多男科学家对此态度十分明确:这种情况证明女性缺乏从事科学工作的能力。从气质上讲,科学不适合她们,对她们来说科学太难了,科学要求具有一种女性所不具有的才智,她们太容易感情用事而难以探求客观事物。你能想象得出有什么伟大的女理论物理学家吗?......等等诸如此类的言论。但从那以后,这种错误认识不攻自破。今天的女性已在科学的大多数领域占据了一席之地。在我所从事的天文和行星研究领域,女性近来异军突起,做出了一次又一次的发现,为天文学吹来了一股急切需要的清新空气。

在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及更早一些时候,所有的著名男科学家都那么权威性地宣称女性在智力上有缺欠,他们遗漏了什么信息呢?坦率地讲,是社会使妇女们不能进入科学领域,然后指责她们不能从事科学。他们混淆了原因和结果:

你想成为天文学家吗?小姐?对不起。

为什么你不能呢?因为你不合适。

我们怎么知道你不合适?因为从来没有女人成为天文学家。

如此直截了当,这些话听起来实在荒谬。偏见的计谋真是狡诈。受鄙视的群体被站不住脚的证据拒之门外,有时候他们的这种自信和蔑视使得我们中的一些人,包括一些受害者本人都未能分辨出这些自编自演的骗人把戏。

对怀疑论者召开的会议作一个简单的观察,随便瞥一眼"超常现象科学研究委员会"成员的名单,你就会发现男性所占据的巨大优势。其他人宣称在妇女中有比男人多得多的人数相信占星术(在大多数"女人"的杂志中有用占星术算命的内容,而在"男人"的杂志中却基本没有)、水晶球算命、超感知觉等等。一些评论人员认为,男人特别具有怀疑精神。男人富有进取精神、竞争意识、勇于面对任何事情,而且思维严谨。他们说,女人很容易接受各种观点、看法容易取得一致、对于挑战常规知识缺乏兴趣。但是从我的经验来看,女科学家和她们的男性对手们一样具有敏锐的怀疑精神。这正是科学家素质的组成部分。这种对女性的批评如果确实存在的话,那么,它也是以一种司空见惯的拙劣的掩盖方式告诉世界:如果你不激励女人了解什么是怀疑精神,不教给她们怀疑论的基本观点和思维方法,那么,毫无疑问,女人是不可能具备怀疑精神的。打开大门让她们进来,她们也会和其他人一样具备怀疑精神。

对职业形成模式化认识的各种职业中包括科学。科学家都是木讷的"书呆子",社会交往笨拙,钻研晦涩难懂的问题,这些问题正常人不会有任何感兴趣之处(即使他们愿意花费所需要的时间),理智健全的人也不会去做这样的工作。你也可能对科学家们说:"过正常的生活吧!"

我曾经要求一位我认识了11年的专家对"科学呆子"的当代特点进行一个详细的描述。我要强调的是,她仅仅是对她自己的感受进行叙述,她没有必要赞同传统的偏见。

"呆子"们把皮带系在紧靠胸廓的下边。他们的短袖衫上配带的防护罩中插满令人敬畏的五颜六色的钢笔和铅笔。能编程的计算器装在一个特制皮套中。他们都戴着厚厚的眼镜,折断了的鼻梁架用邦迪胶带粘着。他们缺乏社会交往的基本技能,对这种技能的缺乏他们毫不在意、漠不关心。他们笑时,会发出一种哼鼻声。他们彼此用一种晦涩难懂的语言交谈。他们会抓住机会在除了体育课以外的所有课堂上赢得更多的赞扬。他们对普通人不屑一顾,普通人也嘲笑他们。许多"科学呆子"都叫类似诺曼的名字(诺曼征服就是一群高束皮带、穿着保护罩、拿着计算器、戴着破眼镜的"呆子"入侵英格兰)。男"呆子"多于女"呆子",但是两者中都不少。"呆子"们从不约会。如果你是一个"呆子",你就不会太潇洒,反之亦然。

这当然是一种模式化的认识。也有许多科学家穿着典雅,举止风度也相当潇洒,很多人都渴望和他们约会,他们也不会怀揣计算器去参加社交活动。如果你邀请他们去你家做客,你不会想到他们是科学家。

但是有的科学家或多或少的确适合这种模式。他们在社交方面相当笨拙。与掘土机驾驶员、时装设计师或者高速公路巡逻警察相比,科学家中的"呆子"比例会更高些。可能科学家比起酒吧男招待、外科医生或快餐厨师来更木讷。为什么会这样呢?也许在与他人交往中没有天赋的人就到那些无需与人打交道的事业,特别是数学和物理学中去寻求自己的天地;也许对艰深难题的刻苦研究需要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使得他们难有闲暇去学习社会处世方面的知识。或许两方面原因兼而有之。

与人们心目中近乎疯癫的科学家形象一样,"呆子"科学家的模式化认识在我们这个社会也十分普遍。对科学家"书呆子"似的举止开一些善意的玩笑有什么不妥之处吗?不论什么原因,如果人们不喜欢人们心目中的"书呆子"科学家,那么,他们就不会更好地支持科学事业。为什么要资助怪人们去进行那些愚蠢而又令人费解的研究计划呢?我们所能够给予的答案是,科学之所以得到支持是因为科学为整个社会各阶层的人带来了特别的利益。这点,在本书的前面部分我已经谈到。因此,那些认为"呆子"有些令人讨厌的人,同时却又渴求科学成果。他们处于矛盾之中。一个吸引人的解决办法就是直接指导科学家的行为,不要只给他们钱,让他们用钱做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应该告诉他们我们需要的东西,如进行这个发明或进行那方面的研究。钱不要仅用来满足"呆子"们的好奇心,而要用来造福社会。这道理似乎很简单。

我们遇到的麻烦是你不可能安排某人从事一项特定的发明,即使是花费多少并没有人反对,你也很难保证能够获得发明结果。没有对知识的整体了解,在你的头脑中就无法形成发明的思想。科学史告诉我们,一个人通常很难在某一个确定的方向中按社会的总体需要进行发明和创造。发明的想法可能会出自那些穷乡僻壤中的孤寂的年轻人的无聊遐想。它们甚至被其他科学家忽略或轻视,有时直到新一代的科学家成长起来,才发现这些新思想。激励大量的现实中的发明而抹杀了出于好奇心的研究经常得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假设:在上帝的恩赐之下,你成为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维多利亚女王,也是在英帝国最为兴盛辉煌的年代中信仰的捍卫者。你的管辖领地延伸到这个星球的每一个角落。世界版图上到处可见英国的红舰队。你掌管着世界一流的技术力量。蒸汽机是在大不列颠得以完善的,这主要归功于苏格兰的工程师们,是他们在火车和蒸汽船方面所发挥的技术专长使英帝国紧密地连接为一体。

假如1860年你有一个富有远见的想法,你的这个大胆的想法假如被儒勒。凡尔纳的出版商所驳回。你想有一种机器能传达你的声音,能将描绘帝国的辉煌图景传输到这个帝国的每个家庭。另外,声音和图像不是从管道或电线中传输出来的,而是以某种方式通过空气传播,这样,在工作中和在某一场地的人们就能马上收到旨在确保忠诚和职业道德的鼓舞性的致辞。福音也通过同样的方式传送到所有人的耳朵中。其它社会所需要的电器设备也可毫不费力地得到。

这样,在总理的支持之下,你召集内阁、帝国司令部的全体参谋和帝国最杰出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你将拨款100万英镑并告诉他们,在1860年这是一笔大钱,如果他们需要更多的钱,尽管向你伸手,你并不在乎他们怎样做。啊,是的,这个工程叫做威斯敏斯特计划。

通过这样大的投入可能会出现一些有用的发明--"派生物"。它们总是当你在技术上投入了大量资金的时候才会出现。但是威斯敏斯特计划几乎功亏一篑,为什么?因为基础性的科学工作还没有做。1860年电报已经存在了。但是,你可以想象在每个家庭安装电报设备需要花费多大的财力,只有用电报设备的人才能用莫尔斯电码滴滴哒哒地传递信息。但这并不是女王所要求的。她头脑中想的是收音机和电视机,但是这些东西还远远不可能出现。

在现实世界中,发明收音机和电视机所需要的物理学来自一个没有人能预想到的方向。

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于1831年出生于苏格兰的爱丁堡。两岁的时候,他发现能用一个镀锡铁皮将太阳光反照到家具上并使太阳光在墙壁上跳舞。当他的爸爸妈妈走过来时,他大声叫道:"快看太阳,我用铁皮抓住了它!"在童年时代,他深深地迷上了臭虫、蛹、石头、鲜花、镜片和机器。他的姑姑简后来回忆说:"回答不出那么小的孩子提出的那么多的问题真是有些让人下不来台。"

他上学时很自然地被大家称做"小傻瓜"--英国英语中的"daft"(傻瓜--译注)一词是用来形容头脑有些呆痴的人。他是个十分英俊的小伙子,但他总是穿着随便,要舒适而不求样式。他的言谈举止中所带的苏格兰式的偏狭守旧也是他遭到讥笑的一个原因。特别是当他进入大学以后,就更经常地受到讥笑。此外,他还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兴趣。

麦克斯韦就是一个"呆子"。

他与老师的关系比与同学的关系要好些。那时,他写过这样一首略带伤感的两行诗:

岁月流逝,期盼的日子飞速而过。

遭鞭挞的男孩将被指控犯罪。

很多年过去了,在他1872年接受剑桥大学实验物理学教授一职的就任演说上,他还提到了这种"呆子"的模式:

就在不久以前,那些献身于几何学的人,或者从事具有持续的应用价值科学研究的人,还被看成是不愿进行社会交往的人,他们被看成是必定会放弃人类利益的人。他们沉湎于来自生命世界的抽象之中,他们的所作所为沉没于对他们具有巨大吸引力的并给他们带来快乐的事情和肩负的责任之中。

我怀疑"不久以前"是指麦克斯韦回忆他年轻时经历的说法,他接着说道:

现在,从事科学的人已经不再被人们用敬畏的或怀疑的眼光看待。他们可能被看成已经与这个时代的物质精神达到某种和谐统一,他们形成了知识分子中超前的激进一派。

我们生活的时代已经不再是对科学技术的益处持无拘无束的乐观态度的时代了。我们感觉到人们对科学的期望值在下降。今天的情况更像麦克斯韦所记得的他儿时的情况。

他对天文学和物理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贡献从令人信服地说明了土星环由微小粒子组成、固体的弹性特性,到现在所说的气体和统计力学中的分子运动论的基本原理。是他第一个显示了无数的微小分子各自处于永不停息的运动之中,不断地相互碰撞,并有弹性地弹跳,并非混乱无序,而是遵循着精确的统计定律。这种气体的特性是可预知和了解的(说明气体中分子运动速度的钟型曲线现在被称做麦克斯韦-玻耳兹曼分布率)。他提出了一种假想的物体,现在这种物体被称做"麦克斯韦妖"(Maxwell's demon),这个精灵的运动产生了一个难题留待现代信总理论和量子力学去解决。

光的性质自古以来就是个难解之谜。它是一种粒子还是一种波,对这个问题长期存在着尖锐的争论。普遍的各种定义形成了一种定式:"光就是将黑暗照亮的东西。"麦克斯韦最伟大的贡献在于他确立了经典的电磁理论,电与磁的结合产生光。现在人们普遍承认的电磁波谱--各种电磁波按照波长或频率的顺序所组成的排列,其波段包括Y射线到X射线、紫外线、可见光、红外线以及无线电波,这一切都归功于麦克斯韦。有了他的发明,我们才会有收音机、电视和雷达。

但是麦克斯韦所追求的并不是这些。他感兴趣的是电与磁之间相互转化的问题。我很想描述一下麦克斯韦所做的研究,但是他的历史成就是建立在高深的数学理论基础上的。在这么短短的几页内,我充其量只能给你们介绍一些皮毛。如果你不能完全理解我所说的东西,敬希原谅。如果我们不使用一点数学,我们就无法体味麦克斯韦所做的一切。

"催眠术"的发明人麦斯迈认为他发现了一种磁流。"几乎与电流一样",这种磁流可渗透到所有的物体之中。就这点来说,他的观点是错误的。我们现在知道其实并不存在什么特殊的磁流,所有的磁性--包括存在于条形磁铁或马蹄形磁铁中的磁性--都产生于运动中的电。丹麦物理学家汉斯。奥斯特曾做过一个小小的试验,电流通过线圈时引起了附近小磁针偏转、摇摆,而线圈和磁针实际上并没有连接。伟大的英国物理学家麦克尔。法拉第又做了一个曾获得高度评价的实验:通过切割磁力线的运动导致在附近的电线中产生了电流。变化的电流似乎可以产生磁而变化的磁似乎又可以产生电,这就是所谓的"电磁感应"。听起来似乎同魔术一样深不可测。

法拉第指出磁体有一种看不见的力的"场"延伸到附近空间,离磁体越近这种场越强,离得越远,则越弱。你在一张纸上放一些小铁屑,然后在底下挥动一块磁铁,就会发现磁场的存在。同样,在干燥的天气梳理头发通常也会产生一种电场,这种电场在无法看到的状态下从你的头发中产生出来,它甚至能使小纸屑自己移动。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电线中的电是因为一种叫做电子的亚微观带电粒子随着对电场的反应发生移动而产生的。电线是由铜一类的材料制成,因为铜含有大量的不受原子束缚、可以移动的自由电子。然而,大多数物质与铜不同,比如木头,它们不是良导体,它们被称为绝缘体或"电介质"。在这些物质中,只有相对极少数的电子可以在外界电场或磁场的作用下自由移动,不足以产生电流。当然,电子也会发生一些移动或"移位",电场越强,这种移位也越频繁。

麦克斯韦设计了一种方法记载那个时代他对电和磁的认识,这种方法精确地总结了电线、电流、磁性的实验结果。最后得出了关于电和磁的行为的四个麦克斯韦方程式:

▽。E=ρ/ε0▽。B=O▽×E=-B▽×B=μ0j+μ0ε0E

真正地理解这些方程式需要到大学学习几年物理学。这些方程式是运用了数学的一个分支--矢量积分的方法而写出来的。用大写形式写的量是既有大小又有方向的量--矢量。一小时60英里不是一个矢量,但一小时60英里在1号高速公路上向正北方就是一个矢量。E和B分别代表电场和磁场。倒三角被称做"纳布拉"(因为它与古代中东的叫做纳布拉的坚琴很相似),它表示电场或磁场在三维空间的变化。纳布拉后面的"点乘"和"叉乘"表示两种不同的空间变化。

E和B代表电场和磁场的时间变化率。j代表电流。小写的希腊字母ρ表示电荷体密度,ε0(念作"依普希隆零")和μ0(念作"缪零")不是变量,而是在其中测得的E和B的物质特性量。真空中的ε0和μ0是自然界的两个常量。

考虑到有多种不同的量被聚合到这些方程式中,其简单明了令人吃惊。表达这些意思本来需要几页纸才行,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麦克斯韦方程组中的第一个方程式阐明了电场随距离的变化与电荷(如电子)密度的关系。距离越远电场越弱,但是电荷密度越大(也就是说在给定空间内电子数越多),电场就越强。

第二个方程式告诉我们磁理论中没有类似的观点,因为麦斯迈所称的磁"量"(或称磁"单极子")是不存在的:将一块磁铁锯成两半你也不可能得到一个孤立的"南"极和一个孤立的"北"极,每一块磁铁都有自己的"南"极和"北"极。

第三个方程告诉我们变化的磁场如何产生电场。

第四个方程所描述的正好相反,即变化的电场(或者说电流)如何产生磁场。

这四个方程是几代人的实验室实验的结晶,这些实验主要是由法国和英国的科学家完成的。我这里只是粗略地、定性地描述一下,但方程式本身是精确地和定量地描述的。

麦克斯韦接着又问了自己一个奇怪的问题:这些方程在没有介质的空间中、在真空中、在一个没有电荷也没有电流的地方是什么样的形式呢?我们很可能认为在真空中没有电场也没有磁场。然而,麦克斯韦认为真空中的电磁行为所具有的方程组形式应该是:

▽。E=0▽。B=O▽×E=-B▽×B=μ0ε0E他将p设为零,表明没有电荷,他将j也设为零,表明没有电流。但是他没有去掉第四个方程式中的最后一项μ0ε0E,它表示绝缘体中微弱的位移电流。

为什么没有去掉呢?从方程组中你可以看出,麦克斯韦的直觉保持了电场和磁场之间的对称性。他认为:即使是在真空状态下,在完全没有电的情况下,变化的磁场亦能够产生出电场,反过来也是如此。方程组代表着自然的属性,而麦克斯韦相信,自然是美丽而精致的。(用更技术些的语言表述,另外还有一个在真空中保留的位移电流,这里就略而不谈了。)这种部分地取决于"呆子"科学家的感觉而作出的判断,除了其他少数专业科学家外,几乎无人知晓,但它对我们的文明所做的贡献比十个近年来的总统和首相们的贡献还要大。

简单地说,真空中的麦克斯韦方程组说明:(1)真空中没有电荷分布;(2)真空中没有磁单极子;(3)变化的磁场产生出电场;(4)反过来也成立。

当麦克斯韦将方程组以这种形式表述时,他就很容易说明电场和磁场在空间中的传播就像波一样。更进一步的是,他还能计算出波速,也就是μ0和ε0的乘积的平方根的倒数。但是uo和Eo已经由实验测得。如果你把数字代进去,你会惊奇地发现,真空中的电场和磁场竟然以与已经测得的光速同等的速度传播。这种速度的如此一致,以至于不可能纯属巧合。电和磁突然不露声色地与光的属性紧密地结合到一起。

既然现在已知光的行为就像波动一样而且是从电磁场中衍生出来的,麦克斯韦就将之称之"电磁的"。那些用电池和电线所做的不太清楚的实验都与太阳的亮度、与我们所看的方式以及是什么样的光有关。很多年以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反思麦克斯韦的发现时写道:"在这个世界上很少有人能够获得这种经历。"

麦克斯韦自已被这些结论困扰着。真空的作用似乎就像电介质一样,他说它能够被"电极化"。生活在一个机械化时代,麦克斯韦总是感觉有责任为电磁波在纯真空中的传播提供某种机械模式。因此,他设想空间充满着一种叫做"以太"的神秘物质,它支撑并包含着随时间变化的电磁场,就像是一种振动但却看不见的极乐渗透在宇宙之中。以太的振动就是使光穿过它的原因,正如水波通过水来传播、声波通过空气传播。

但是这种以太一定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物质。它非常稀薄,像幽灵一样,几乎没有确定的形状。太阳和月亮、行星和恒星在不减速和不被注意的情况下在它中间穿行。同时,它又必须十分坚固使得足以支持所有这些波以惊人的速度传播。

"以太"一词表示出以一种散漫的形式静止存在。在使用上,英文中主要表示存在于以太中的比较惰性的物质。它与更现代意义上的"太空的"、"空间外的"有某种类似的含义。在无线电广播的早期阶段,当人们说正在播出时,常用"通过空气"(on the air)一词来表达,他们头脑中所想的就是以太(俄语的用词在词源上更接近于"在以太中", vefir)。但实际上无线电波更易在真空中传播,这是麦克斯韦的重要结论之一。无线电波的传播不需要空气。如果在空气中传播的话,反而有所阻碍。

整个关于光和物质通过以太运动的思想引发了另外长达40年的研究,出现了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即E=mc2以及其它的一些重要成就。相对性以及得出有关理论的实验都表明了并没有以太在支持电磁波的传播,爱因斯坦在他的著名论文的摘录中阐明了这一结论,我在第二章中对他的这个理论已经进行了阐述。波是自行传播的。变化的磁场产生电场,变化的电场产生磁场,它们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互相关联着。

很多物理学家被这种"传播光的"以太的作用的被否定而感到深深的困扰,他们需要某种机械模式以使得整个"光在真空中传播"的概念变得合情合理、令人信服而且易于理解。但是这是一个为自己的理论寻找支持而出现的东西,是对我们面临的困难所作出的一个反应,它表明在探索的领域内,普通的感觉再也不管用了。物理学家理查德。费因曼这样描述道:

今天,我们已经更深刻地理解了这些方程式本身,而不是那些用来推导出方程式的模式。我们可能只需问这些方程式是否正确。这可以通过实验来回答,无数的实验已经证实了麦克斯韦方程组。如果我们移走那些地建立这些方程时所使用的支架,我们发现麦克斯韦高大而宏伟的大厦依靠自己的力量仍高高耸立。

但是这些穿透整个空间的随时间而变化的电场和磁场究竟是什么呢?意义何在?我们对于诸如接触、摇晃、推、拉的概念比起通过"场"神奇地移动一定距离之外的物体或者纯粹的抽象数学概念要感觉舒服得多。但是,正如费因曼所指出的,我们通过至少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依赖固体的、可以感觉到的物理接触所获得的感觉,用来解释当你拿起切黄油的刀时它就到了你手中之类的问题,但这种感觉只是一种误解。物理接触意味着什么?当你拿起一把刀、推秋千,或者有节奏地拍打水床形成水波的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现象?当我们深入研究时,我们发现这里并没有什么物理接触。实际上,是你手上的电荷影响了刀、秋千或者水床中的电荷,反之亦然。不论日常经验或一般的感觉如何,这里其实只有电场的相互作用,并没有什么物体实际接触。

没有哪个物理学家起初就对通常意义下的概念表示厌烦,并期望用某种只能被极少数高深的理论物理学家才能理解的数学抽象概念来代替它们。实际上,他们一开始也和我们大家一样,有着感觉舒服的、标准的、通常的概念。问题在于自然并不遵从人们的愿望。如果我们不再坚持我们认为自然应该怎样去行为的观点,而是以一种开放和接纳的思想去面对自然,我们就发现通常的感觉是错误的。为什么是错误的呢?因为我们关于自然规律的认识,不论是先天的还是学来的,都是在数百万年中当我们的祖先还过着群居的狩猎生活时所形成的。在这种情况下通常的感觉就是一种不可信赖的导引,因为狩猎的群居者不是靠对变化的电磁场的理解来指导自己的生活的。不了解麦克斯韦方程组也不会受到进化过程中的任何惩罚。但在我们今天的时代,情况就不同了。

麦克斯韦方程组表明了快速变化的电场应能产生电磁波。1888年,德国物理学家海因里希。赫兹在实验中发现了一种新的辐射波--无线电波。七年以后,英国剑桥的科学家在1000米的距离之外传输了无线电信号。到1901年,意大利的马可尼用无线电波进行穿越大西洋的通讯。

现代社会通过广播塔、微波转播和通讯卫星建立起来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上的广泛联系都直接产生于麦克斯韦在他的真空状态下的方程组中包含位移电流的判断。电视也是源自他的发现,它并不十分完美地指引着我们的生活并提供娱乐。雷达成为英国在二战时反击侵略和粉碎纳粹的战斗中的决定性因素(我们所认为的那个与社会总是感到不和谐的人的发明影响到未来,并且拯救了那些使他感到十分不舒服的人的后代)。飞机、船舶和宇宙飞船的控制与导航,射电天文学和探索外星智能以及电力和微电子工业的重要作用都要归功于麦克斯韦。

另外,法拉第和麦克斯韦关于场的概念对于理解原子核、量子力学和物质的精细结构都具有重大的影响。他将电、磁、光统一成为一种连续的数学整体形式的思想促使后人为此作出了最后的尝试--有的获得了成功,有的还处于初试阶段--将物理世界的各个方面,包括引力和核力,统一为一个宏大的理论。我们可以毫无夸张地说,麦克斯韦引导我们进入了现代物理的时代。

理查德。费因曼用下面的文字阐述了我们关于麦克斯韦的变化的电磁矢量的寂静的世界的观点:

让我们尝试着想象一下电磁场在这个讲演厅的空间中是个什么样子。首先,这里有一个固定的磁场,它来自地球内部的流体--即地球本身固有的磁场。还有不规则的基本上属于静电场的场,它们可能是由于许多人在他们的椅子上挪动或将衣袖在椅子扶手上磨擦而产生的。还有一些通过电线中的振荡电流而产生的磁场,这些场以每秒60个周期的频率变化,与博尔德水坝的发电机同步。更有趣的是电磁场以更高的频率变化。比如,当光从窗户到地板,从一面墙到另一面墙时,就有以每秒18.6万英里的速度运动的电磁场的振荡。此外还有从温暖的前额传输到冰冷的黑板的红外波。我们还忘记了穿过这个房间的紫外光、X射线和无线电波。

飞越这个房间的是携带着爵士乐队的音乐的电磁波。有很多波被一系列表达在世界其它地方所发生事件的场景的脉冲所调制,或者我们想象的阿斯匹林溶解在胃中的脉冲。为了证实这些波动的存在,只需打开电子设备将这些波动转化为声音和图像。

如果我们更细致地分析那些甚至最小的振荡,就会发现那些从十分遥远的地方传到这个房间的很小的微电磁波。现在就有了电场的微弱振荡,其波峰相隔有一英尺的距离,它们是从百万英里之外的刚刚经过金星的"水手2号"宇宙飞船上传输给地球的。它的信号装置中装载着关于各个行星的大量信息(这些信息是通过从行星向宇宙飞船传播的电磁波而收集获得的)。

有些非常微弱的电磁场的振动是来源于亿万光年以外--来自宇宙中最遥远的角落里的星系--的波动。现在这一事实已通过"将房间里装满电线"的方法得以证明,即建立一个像房间一样大的天线。这种无线电波已经从空间中的不同位置被探测出来,而这种太空空间即使用最大的光学望远镜也难以观察到。即使是这些光学望远镜也仅仅是电磁波的收集器。我们所说的恒星仅仅是一种推测,通过我们从它们那儿得来的物理事实,通过对到达我们地球的电磁场的永无止境的复杂波动的细致研究而推断出来的。

当然,更多的是通过数英里之外的闪电产生的场,当带电的宇宙射线微粒快速穿过房间时会产生场并发生其它变化。在你周围的空间中的电场是一个多么复杂的东西啊!

如果维多利亚女王曾经召集她的顾问们开一个紧急会议,命令他们发明一种类似于收音机或电视之类的东西,他们中间任何人都不太可能会想象到通过安培、毕奥、奥斯特、法拉第的实验、四个矢量微分方程、在真空中保留位移电流项的判断等途径去实现。我想,他们可能会一无所获。然而,仅仅是出于好奇,几乎不需要政府的任何资助,甚至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正在为威斯敏斯特工程打基础,"书呆子"胡涂乱写出了一个发明。甚至自认无足轻重的、不善交际的麦克斯韦先生是否曾经想到自己正在进行的研究都是值得怀疑的。如果他曾经这样想过,那么,政府很可能会告诉他该思考些什么、不该思考什么,而这不仅无助于反而会阻碍他的伟大发明。

在他的晚年时期,麦克斯韦还真的和维多利亚女王有过一次会晤。在会面之前他还有点担心--主要是担心他是否能够让一个对其专业一窍不通的人了解科学--但是女王似乎有些烦乱,所以会晤没有持续很长时间。与英国近代史上其他四位杰出的科学家麦克尔。法拉第、查尔斯。达尔文、P.A.M.狄拉克和弗朗西斯。克里克一样,麦克斯韦从未被授予爵士称号(虽然莱尔、开尔文、J.J.汤姆逊、卢瑟福、艾丁顿、霍伊尔等下一层次的科学家却都被授予爵士头衔)。对于麦克斯韦来说,甚至都找不到什么理由能够认为他可能持有与英国教会不一致的观点,他是那个时代绝对正规的基督教徒,比大多数人都要虔诚。或许这正是他迟钝而不通世故的一面。

传播媒体--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使其成为现实的教育和娱乐工具--从来没有,据我所知--为它的恩人和创立者拍摄过一部短短的系列剧以表现他的生活和思想。换个角度想一下,假如没有电视告诉你,比如戴维。克罗克特、小子皮莱或阿方斯。卡彭的生活和所处的年代,在美国的成长过程中将会遇到多少困难。

麦克斯韦很年轻时就结了婚,但是他的婚姻中似乎既缺少激情也没有孩子。他的热情全都留给了科学。这位现代文明的奠基者死于1879年,死时年仅47岁。就在大众文化几乎将他完全忘记的时候,其它国家知名的射电天文学家们记起了他:他们从地球上发射无线电波,然后从金星上反射回来并探测出微弱的回应,从而发现了金星上的巨型山脉,这些天文学家们以他名字命名了金星上的这个山脉。

在麦克斯韦预言无线电波之后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人类开始了第一次对于外星球中可能存在的文明世界的探索。从那时起,人类进行了多次太空探索,其中有些探索我已在前面提到过,这些探索主要通过探测星际空间的电磁场来研究与我们完全不同的生物。在他们的历史中,他们有时也从他们自己的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的深刻理解中受益。

1992年10月,在莫哈韦沙漠,在波多黎各喀斯特岩溶洞谷,我们开始了一项迄今为止最有希望、最强有力并最全面的对外星智能生命的搜索计划。美国航空航天局第一次组织并参与这项计划。我们将在长达十年的时间内,使用最为敏感的仪器和最高的频率对整个太空进行探测。如果在组成银河系的4000亿颗恒星中有一颗星上有生命给我们发射无线电信号,我们将有极大的可能接收到。

仅一年后,国会毁掉了这项计划。外星智能生命搜索计划并非十分重要,利益有限,代价过高。但是人类历史上每一次文明的进步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用于研究宇宙深层次的问题,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比"我们是否是孤独的文明形式"更为深刻的问题。即使我们永远破译不了那些信息内容,但是,收到这样的信号也能够传送出我们关于宇宙和我们自身的观点。如果我们能够理解来自先进技术文明世界的信息,那么,其现实益处将是前所未有的。外星智能生命搜索计划并非基础薄弱,它受到了科学界的热烈支持,也根植于大众文化之中。公众对于这项事业的热情是广泛而持久的,而且认为开展这项研究是值得的。此外,这一计划也并非代价昂贵,其费用每年仅约一架军用直升机。

我感到奇怪的是,那些关心费用的国会议员们为何不更多地关注一下国防部。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所有的费用应该符合和平时期的要求,而国防部每年仍要花掉3000多亿美元的费用(政府内的其它机构还要为改善生活增加福利而实施的计划)。当我们的后代回顾我们这个时代时可能会对我们的所作所为感到惊异--我们拥有探测其它生命的技术,但是我们对许多有益建议却充耳不闻,反而一味坚持花费大量的国家财富来使我们免于遭受到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敌人的袭击。

加利福尼亚工科大学的物理学家戴维。古德斯坦指出,几个世纪以来科学几乎一直呈指数增长,它不可能继续保持这种增长,因为到那时候地球上每一个人都将成为科学家,那时增长就不得不停止。他作出推测是基于这个原因,而不是因为对科学本身的冷淡与疏远,但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科学经费的增加已大大减缓。

尽管如此,我关心的是,研究经费是如何分配的。我担心取消对外星智能生命搜索计划的政府资助仅仅是这种对科学研究削减经费的发展趋势的一个组成部分。政府一直对国家科学基金会施加压力,迫使其将经费支持重点从基础科学研究转向支持技术、工程及应用。国会建议取消美国地理勘查局,削减对于地球易受损害的环境研究的财政支持。国家航空航天局对于已获数据进行研究和分析所需的财政支持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很多青年科学家不仅找不到经费开展研究,他们甚至连工作都找不到。

近年来,美国各公司的工业研究和开发经费全面削减。政府用于研究和开发的经费同期也在下降(80年代,只有军事研究和开发经费在增长)。在年度支出中,日本是世界上对民用研究和开发投资最多的国家。在计算机、通讯设备、航空航天、机器人、科学精密设备等领域,美国在全球出口份额的比例下降,日本的份额在上升。同一时期,美国在大多数半导体技术中的领先地位让位给了日本。美国的彩电、录音机、电唱机、电话机及机械工具的市场份额也急剧下降。

基础研究领域是科学家自由追随其好奇心和探索自然的地方,不要求在短期内获得可见的实际效果,而是探索知识本身的真谛。科学家当然对基础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这是他们乐于从事的事业,从许多方面来说,这也是使他们成为科学家的首要因素。但是支持基础研究是为了社会的利益。这也是为什么有利于人类的重大发明大量涌现的原因。少数规模宏大的、野心勃勃的科学研究计划是否就应该获得比数量众多的小型研究计划更多的投资,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我们在开展以促进经济和保卫我们的生活为目的的发明研究时深感力不从心。这是由于我们历来缺乏基础研宪。事实上,我们对自然的广泛探索,产生了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可应用成果。当然这种成果并不经常出现,但出现的次数已经足够。

把钱给麦克斯韦这样的人似乎是对纯属"靠好奇心驱动的科学"所进行的最荒唐的鼓励行为,也被认为是实际立法者的草率判断。为什么现在要把钱送给那些只会讲普通人难以理解的胡言乱语的"书呆子"科学家,让他们满足其嗜好,而同时却有许多国家急需却得不到解决的问题无人理睬?根据这一观点,我们可以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将科学放置到另一个地位的原因。科学团体只不过是另一种压力集团,他们急切地希望保持资金不断投入,这样,科学家不必整天去艰苦工作就可以领到工资。

当麦克斯韦第一次得出四个基本电磁方程式时,他并没有想到收音机、雷达和电视;当牛顿首先了解了月球的运动规律时,他从没梦想到过太空飞行或通讯卫星;当伦琴研究一种被他称为X射线的神奇的穿透性辐射时,他并未打算用于医疗诊断;当居里夫人辛苦地从数以吨计的沥青铀矿中提炼出含量极少的镭时她没有想到过癌症的治疗;当弗莱明注意到一株细菌菌落周围长满霉菌的现象时,他没有打算用抗生素来拯救无数人的性命;当沃森和克里克对X射线对DNA衍射产生的结果感到迷惑不解时,他们没有想到过这个发现可用于遗传疾病的治疗;当罗兰和莫里纳开始研究卤素在平流层光化学中的作用时,他们并没有指出氟利昂对臭氧层的破坏作用。

国会议员和其他政治领导人不时忍不住对那些要求政府资助的看起来很费解的科学研究建议进行嘲笑。甚至于像哈佛大学的毕业生--威廉。普鲁克斯米尔这样有才华的议员也有偶尔颁发"金毛羊"奖的习惯--很多是为了纪念一些表面看起来毫无用处的科学工程的奖--包括外星智能生命搜索计划。我猜想以前的政府可能也有同样的想法:弗莱明先生只是希望研究发臭乳酪中的虫子;一位波兰妇女只是想从数以吨计的中非矿石中筛炼出极少量的她说能在黑暗中发光的物质;开普勒先生也只是想听听行星们所唱的歌。

这些发现以及其它大量的发现为我们这个时代增添了光彩并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我们应该感谢这些发现,是这些发现使我们过上现在的生活。这些发现完全是那些有机会按照自己的思考进行研究的科学家创造的,是在他们的同行们严格的检验下进行的,是对自然进行基础研究获得的结果。在最近20年中,日本在工业可应用的发明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就。但是可应用的发明是如何获得的?它们来自基础研究,来自对自然本质问题的研究。只有通过这些基础研究,我们才能获得用于发明实用技术的新知识。

科学家们有义务,特别是当他们要申请大笔经费的时候,就更需要非常明确而诚实地说明他们要进行的研究。超导超级对撞机(SSC)可能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探究物质的细微结构和早期宇宙本质的重要工具。它的造价估计在100亿到150亿美元之间。1993年,这个工程在花费了近20亿美元之后被国会取消了,这个结果无论对科学家还是对政府来说都是最糟糕的。但是这场争论的结果却不是最糟糕的。我认为,争论主要告诉了我们政府对科学支持的兴趣日益降低。国会中几乎无人

知道现代高能加速器的作用。它们不是用来制造武器的。它们没有实际应用价值。在很多人看来,它们是用来产生令人担忧的称做"阐释万物的理论"的东西。这种理论包括各种对夸克、吸引力、气味、颜色等物质存在形态的说有,听起来物理学家似乎很聪明。至少是在那些我曾与之交谈过的国会议员们看来,整个事情说明"一帮'书呆子'在发疯"。我想这是一种描述建立在探究精神基础上的科学的不大宽容的方式。如果没有人知道什么是希格斯玻色子,也就不可能有人会为此而掏钱。我曾经读过一些试图说明建造超导超级对撞机必要性的材料。在说明其最终用途上,有些材料写得还不错,但是没有任何文章是真正为那些具有相当高的知识水平、虽然不是物理学家但却不乏怀疑精神的人写的。如果物理学家们申请100到150亿美元去建造一个毫无实用价值的机器,那么他们至少应该花大力气,用复杂的图形、术语和可以使用的英语来说明他们的建议的合理性。我想,资金管理不善,财政有限和政治上的不称职,这些都是导致超导超级对撞机计划失败的关键因素。

现在越来越多地出现了有一种关于人类知识自由市场化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基础研究不应该依靠政府资助,而应与社会其它机构和寻求资金的人展开竞争。如果他们的研究得不到政府资助,必须参与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自由市场经济的竞争。那么,在我的名单上罗列的任何科学家都不可能进行其基础性研究。现在基础研究的费用要比麦克斯韦时代大得多,这些费用不仅用在理论研究上,尤其用在实验研究中。

即使是基础研究要参与自由市场竞争,但是自由市场的力量是否能支持基础研究?如今仅有10%的值得称赞的医学研究申请课题获得了经费。花在庸医上的钱比用于所有的真正医学研究上的钱却要多得多。如果政府不支持医学研究将会出现什么结果?

基础研究的必要性就在于它在未来将产生其应用效果,这种应用价值在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之后才会显示出来。另外,没人知道基础研究的哪些领域会具有或不具有实用价值。如果科学家都不能作出这种预测的话,政治家或实业家们可能作出吗?如果自由市场的力量只注重于短期效益--正如美国的公司中进行的大部分研究必然会大幅度衰退一样--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就等于放弃了基础研究吗?

砍掉基础性的、按照科学家的兴趣所进行的科学研究无异于吃掉玉米种子。今年冬天我们可能还会有一点吃的,但是明年我们将拿什么去种植,以使我们和子孙后代们能有足够的玉米以度过下一个冬天呢?

当然,我们的国家和人类正面临着许多急需解决的难题。但是减少基础科学研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科学家并不构成一个选举集团,他们也没有可以有效地向议员进行游说的团体。然而,他们的许多工作都是为所有人谋福利的。放弃基础研究将会对科学家的勇气、想象力造成挫折,使我们未竟的美好研究项目毁于一旦。它还可能会沉重地打击那些我们曾描绘过的假设的外星生命,它们再也看不到未来。

当然我们需要扫除文盲的工作、教育、就业、足够的医疗和国防力量、环境保护、老年人的保障、预算平衡以及许许多多其它的事情。但是,我们的社会是富足的,难道我们不能培养出我们这个时代的麦克斯韦吗?举一个具有象征性的例子,我们难道真的无力支付仅值一架进攻性直升机的钱(相当于购买玉米种子)用于倾听来自外星生命的声音吗?

第二十四章 科学与巫术

哪里有怀疑,哪里就有自由。

--拉丁谚语

1939年纽约世界博览会题目为"未来世界",这个展览使我这个来自最封闭的布鲁克林市的小观众目瞪口呆。仅从这个主题上看,它在向我们说明我们会拥有一个未来的世界,即使是最不经意的一瞥也足以证明它将比1939年的世界更加美好。尽管我没有注意到那些细微的异常情况,但是许多人在人类历史上最残暴、最不幸的战争开始前夕仍渴望着能消除对战争的恐惧和疑虑。我知道至少我将在未来的世界中成长。博览会所展示的明亮而光辉的"未来"令人向往、充满希望。而被称做科学的东西显然是实现美好未来的手段。

但是如果博览会的活动稍稍有所不同,那么,它给我的教益可能就会大得多。光彩的场景后面是残酷的争斗。大出风头的是博览会主席和主要发言人格罗弗。惠伦,他曾是公司董事,后来在前所未有的警察残暴统治时期任纽约市警察局局长,还是公共关系的改革派。正是他希望博览会大厦主要用于商业性、工业性,特别是消费品的展览,也正是他使斯大林和墨索里尼坚定不移地认为应该建造奢侈的国家级的豪华建筑(后来他还抱怨他经常不得不敬法西斯式的礼)。据一位设计师说,展览会的层次只适应12岁儿童的智力。

然而,正如美国大学的历史学家彼得。库兹尼克所描述的那样,包括哈罗德。尤里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内的一群杰出的科学家认为,将科学介绍给公众是为了科学本身的发展,而不是仅仅为了出售一点科学小成品。传播科学的重点在于科学的思维方法,而不仅是介绍科学的成果。他们坚信广大公众对科学的理解是抵制迷信,防止执拗偏狭思维方式的有效手段。正如科普专家沃森。戴维斯所言:"科学之路即民主之路。"另一位科学家甚至认为,公众对科学方法的理解将会起到"最终战胜愚昧"的作用。这是一个很重要,但也很难实现的目标。

事情很明显,尽管科学家不断地提出抗议和要求按严格的科学原则办科学博览会,但是,博览会的展品中基本上没有真正的科学内容。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细微的科学思想渗透到我的脑海之中,对我童年时期的思想进步具有帮助作用。公司和消费者仍是博览会关心的重点,而且基本上没有涉及到科学思维方式的展览内容,也没有起到保障自由社会发展的作用。

半个世纪后,恰值苏联解体前夕,安。德鲁彦和我在莫斯科城外一个叫做佩里德尔基诺的小村庄里参加一次宴会。这个

小村庄是共产党官员、退休将军及一些受宠知识分子的消夏之地。这里充满着对新自由--特别是表达自己思想,即使是政府不喜欢听的思想的权利--的渴望的气氛。蕴藏在公众中的日益增长的期望正在迅速发展。

但是,尽管苏联已经开始提倡开言路(glasnost),但是在人们中间还是广泛存在着许多疑惑。当权者真的允许自由开展对他们的批评吗?言论、集会、新闻、宗教信仰的自由真的会被允许吗?从未体验过自由的人能够承受这种压力吗?

在宴会中,有些苏联公民表达了他们不畏艰辛奋斗了几十年的对自由的向往之情,而这种自由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他们确实受到美国民主实验的鼓舞。在这个现实世界中所做的实验告诉人们,任何一个民族,甚至是多元文化和多种族的民族,只要这些自由受到理性的保护,那么,这个民族就必定能够生存和繁荣。他们的话题甚至谈到自由会使一个国家获得越来越多的繁荣昌盛的机会,尤其在高技术和飞速发展的年代中,自由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二者总是同起同落。科学和民主的开放性、它们要实现的目标,都要经过实验进行判断,而实验则与思维方式密切相关。

宴会上人们频繁祝酒,就像在苏联这种国家人们吃饭时的习惯一样。给我留下了最深印象的是一位世界著名的苏联小说家。他站起身来,举起酒杯,凝视着我们说:"这杯酒献给美国人。他们享受到一点自由。"他停顿了一下又补充道:"而且他们知道如何保护自由。"

果真如此吗?

《人权法案》墨迹未干之时,政治家们就找到了推翻它的途径--利用恐惧和爱国热情。1798年,在朝的联邦党知道,种族和文化偏见是容易激发的民族情绪。联邦党利用法国和美国的紧张关系以及人们普遍存在的法国和爱尔兰移民天生就不适合成为美国人的忧虑,通过了一套法案,即众所周知的《客籍法和镇压叛乱法》。

一个法律将公民居留权增加了5-14年(法国和爱尔兰血统公民通常投票支持其反对派,即托马斯。杰斐逊的民主共和党)。《客籍法》赋予约翰。亚当斯总统可以驱逐任何他认为可疑的外国人的权力。一个国会议员说:"令总统不安的是新犯罪。"杰斐逊认为,制订《客籍法》的目的就是为了驱逐法国历史学家和哲学家C.F.沃尔尼、著名的化学家族的权威皮埃尔。塞缪尔。杜邦。德尼莫尔、氧的发现者、英国科学家约瑟夫。普里斯特烈以及天才的先知先觉者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这样的科学家的。在杰斐逊看来,这正是美国所需要的人才。

《镇压叛乱法》将出版对政府所进行的"错误的或恶意的"批评的文字或者鼓动反对该法中的任何条款都视为非法。20多人被捕,10多人被判有罪,更多的人受到搜查或者受到必须保持沉默的威胁。杰斐逊说:这个法令试图"通过确定所有对于联邦党官员和政策的批评都为犯罪,来打击所有政治上的反对势力"。

杰斐逊刚刚当选总统后,即1801年刚开始总统任期的第一个星期,就对《镇压叛乱法》的所有受害者实行大赦。他说,因为该法违反美国的自由精神,这好比国会命令我们所有人都俯下身五拜祭一头金牛。1802年,《客籍法和镇压叛乱法》的内容被从各种书籍中删除。

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内,使法国人变得疯狂的情绪和"疯狂的爱尔兰人"对我们形成了一种严重的威胁,好像我们愿意放弃最为宝贵的自由,彼情彼景,不堪回首。赞赏法国和爱兰尔的文化成就,主张赋予他们同等的权利,在实践中就会被保守人士诋毁为温良恭俭让--不现实的政治改良,但正是这种主张在管理社会中总是有效的。后来似乎出现了偏差。到出现偏差时,我们就必定被卷入新的一股狂热之中。

那些不惜一切代价谋求权力的人总是在寻找社会弱点,唯恐不能实现权力的梦想。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当时的种族差异造成的,也可能是皮肤中色素含量不同,哲学或宗教信仰不同,也可能是吸毒、暴力犯罪、经济危机、学校祷告或者"亵渎"(书面语,意指侮辱神圣的东西)国旗。

无论遇到什么问题,快速的解决方法就是从《人权法案》中减掉一些有关自由的内容。确实如此,1942年,日裔美国人受《人权法案》保护,但是我们却随随便便地就将他们抓起来,毕竟这是战争时期嘛。宪法中也确实有禁止无证据搜查和拘禁的条款,但是我们正在打击贩毒吸毒的战斗,而且,暴力犯罪已经超出控制范围。言论自由也是不假,但是我们不想让外国作家在美国大肆传播外国的意识形态,难道我们不是这样做的吗?每年我们都会有不同的借口,但是结果都是一样的:更多的权力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并压制各种不同的观点--尽管经验已经明确地告诉我们这种做法是多么危险。

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就无法评价保护我们自己免受别人迫害的措施。我在谈论外星人绑架地球人问题时曾谈过欧洲搜捕女巫的狂热行为。我希望读者能够谅解我重谈这个问题的政治背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问题管窥人类的自我认识能力。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下15世纪到17世纪搜捕女巫时,那些宗教和政权机构所提供的被认为是可接受的证据和审判的公正性,我们就可以看出,18世纪的美国宪法和《人权法案》中许多新鲜而独特的特点就清晰可见了:陪审团的判决、反自陷法网禁令、反对酷刑和非正常惩罚禁令、言论和出版自由、审讯正当程序、权力制衡以及教会与国家分立。

弗里德利希。冯。希培(发音"Shpay")是一个耶稣会牧师,他不幸听到了那些在德国维尔茨堡市被指控为从事巫术活动的人的忏悔(见本书第7章)。1631年,他出版了《谨防控告人》(Cautio Criminalis)一书,书中揭露了教会和国会联手制造的对无辜大众实行的恐怖主义的实质。他在未受处罚之前死于瘟疫,死时仍是一个普渡众生的教区牧师。以下是他的具有警示意义的书中的一段摘录:

1.令人难以置信,在我们德国人中,特别是(说到此,我感到羞耻)在天主教徒之中普遍存在着迷信、妒忌、污蔑、中伤、含沙射影等等做法,这些做法既不受惩罚也不遭到排斥,却开始了对巫术的怀疑。对所有的一切负责的不再是上帝或自然,而是巫师们。

2.因此人人都叫嚷着要地方法官对巫师们进行调查--只有公众的闲言碎语才会说出这么多的巫师来。

3.于是,君主们就命令法官和律师们对巫婆提起诉讼。

4. 因为法官们没有证据或证明,因此,他们不知以什么理由提起诉讼。

5.与此同时,人们又说这种拖延值得怀疑,一些告发者一个接一个地对君王们陈述他们的怀疑,使得君王们也认为如此。

6.在德国,触犯君王是大罪,甚至连牧师都赞成尽可能地取悦他们,至于是谁唆使了这些君王(但是出于好意)倒不必在意。

7.因此,法官最后只得屈从于他们的愿望并谋划如何开始审判。

8.由于还有拖延办案的法官害怕卷入这件棘手的事情,因此为他们派来了一个特别调查员。在调量方面,不论他在工作中是何等傲慢和缺乏经验,都得被视为对正义的高度热忱。这种热忱在希望有利可图的时候会更加强烈,特别是如果这个调查员既穷又贪心而且还拖家带口,那么,除了调查的附加费用和津贴之外,这个调查员还按每个被烧死的巫婆抽取人头费等许多薪俸,这些费用都是调查员们获准向其传唤者随意勒索所得。

9.如果一个疯子胡言乱语和一些恶毒的、无聊的谣言(因为不需要任何诽谤的证据)针对的是某个无助的老妇人,那么她将成为第一个受害者。

10.然而,为了避免表面上看来起诉她的理由仅仅是依据谣言而没有任何证据,他们就通过提出以下两种情况来得出某种有罪推定:她是过着一种邪恶的、不正当的生活还是过着一种善良的、正当的生活。如果是邪恶的生活,那么她将被认为有罪。另外,如果她过的是善良的生活,对她同样不利,因为巫师们总是会掩饰自己的过失并竭力使自己看上去特别高尚。

11.这样,老妇人就被投入监狱。他们通过第二次判断找到新的证据:她害怕还是不害怕。如果害怕(当她听到对巫婆使用的那些可怕的用刑声音时),这就是确凿的证据。因为她的良心受到了谴责。如果她并未表现出恐惧(相信她自己是清白的),同样也是证据。因为巫师就善于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竭力表现出勇敢和快乐以掩盖自己真实的感情。

12.由于对这些仅有的证据感到心虚,调查者还委派通常都是些堕落分子和邪恶人士的密探,去调查她过去的生活。当然,这样就必须查出她的某些说法或做法,以使得那些随意办案的人能够轻易地将事实真相进行歪曲或捏造出她从事巫师活动的证据。

13.任何认为她是邪恶的人现在都有充足的机会对她提出他们所喜欢的任何指控。每个人都说控诉她的证据是充分的。

14.这样,她很快就开始被施以酷刑。这些巫师在被捕的当天就要遭受酷刑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15.在这些审判的过程中,任何人都不允许请律师或通过其它方式为自己做公正的辩护,因为巫术被认为是一种非同一般的罪行(所有的法律程序规则对这种罪行都可以延缓使用),任何想要冒险去为犯人辩护的人,最终的下场是连自己也被怀疑为从事巫术活动。那些敢于为这些案件的判决方式表示抗议,而且敦促法官谨慎行事的人后果也将是同样,因为他们将立刻被定罪为巫术的支持者。这样所有的人都由于恐惧而三缄其口。

16.这样看来这个女人似乎还有一点机会可以自我辩护。她被带到法庭,法官宣读对她罪行的指控,并开始进行庭审--如果这可以被称为庭审的话。

17.即使她否认这些起诉,并且圆满地回答了每一项起诉所提出的问题,但没有人会理会她的话,甚至她的答辩都不会被记录在案。无论她的回答多么完美无缺,但所有的指控仍然具有原来的效力,其有效性没有受到任何损害。她又被下令押送回狱,再仔细想想她是否还要固执己见--因为,她已经否认了她的罪行,所以她被视为是顽固的。

18.第二天她又被带了出来,听取一条关于酷刑的法令,就好像她从来没有反驳过起诉一样。

19.然而,在被施以刑罚之前,法庭人员在她身上搜查护身符:她全身的毛发都被刮光,甚至隐私部位也不放过,这种做法表明,女性可以被随心所欲地检查。

20.什么事情会是如此令人震惊?连神父也会遭到同样对待。

21.当这个女人被刮光并搜身之后,她被施以酷刑以使得她坦白真相,也就是要说出他们所希望得到的,因为在正常状态下所说出的任何事都不会是,也不可能是事实真相。

22.他们开始施用酷刑的第一步,这是相比较不太严酷的刑罚。虽然这实际上已经相当严酷了,但是比起后边的刑罚还算是轻的。如果她因此而坦白,他们就会说这个女人未经过酷刑就坦白了!

23.现在,当他们告诉君王这个女人未经过酷刑就主动坦白了罪行时,她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24.然后她就毫不迟延地被处死了。但是,即使她没有承认,她也可能被处死。因为一旦开始实施酷刑,她就注定要死,她无法逃脱,她必定要死。

25.不论她承认与否,结果都是一样的。如果她承认,她的罪过就是明确无误的:她将被判死刑。无论她如何表示其忏悔之情都徒劳无益。如果她不承认,将被不断地拷打,二次、三次、四次。对待特别罪行,拷打持续的时间、严酷程度及施用频率都是不受限制的。

26.在拷打过程中,如果老妇人因为痛苦而面容扭曲,他们就说她在笑;如果她昏了过去,那么她就是睡着了或者施了巫术使自己变得沉默。如果她始终沉默不语,她必定会被用火烧得重新苏醒过来,正如在虽然经过多次酷刑之后仍然不说出调查者所希望听到的话,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人将被施以一种火烧的酷刑。

27.甚至告解神父和牧师们都认为她是由于顽固和毫无悔恨之心而死;她不可能改变信仰,也不可能放弃自己邪恶的念头,除非她忠实于他们。

28.然而,如果她死于这种酷刑之下,他们就说是魔鬼掐断了她的脖子。

29.因此她的尸体被埋在绞刑架下。

30.换一个角度讲,假使她没有死于酷刑,假使有一些特别正直的法官在没有获得更多的证据时不想对她再施酷刑,也不想在她还没有坦白时就烧死她,那么,她将继续被关押在监狱内,并被更加残酷地用链子锁住,除非她最后认错坦白,否则,即使是锁上整整一年也不会放开她,直至她在监狱里饿死、腐烂。

31.她永远也无法为自己洗脱罪名。如果调查委员会宣告一个女人无罪,他们会觉得这是一种耻辱。只要将这个女人逮捕并用锁链将其锁住,那么,她就必定是有罪的,不管用公正的手段还是恶毒的方法都要证明这一点。

32.同时,任性无知的教士们折磨这个可怜的女人,使得她无论事实真相如何,只能承认自己有罪。他们说,如果她不这么做,她就是不可救药之人,就不能领取圣餐。

33.更博学多识的牧师们不能去监狱探望她,以免被人认为他们是给她出主意的,或者通告君王事情的真相。没有任何事情比揭发和证明被指控人是无辜的更为可怕,任何试图这样做的人都会被认为是惹是生非之人。

34.在她被囚禁并经受拷打时,法官们想出多条妙计,编制出可以指控她有罪的新证据,这样,在审查这个判决结果时,某些大学教师就能确认将她活活烧死的判决是正确无误的。

35.一些看似极为正直的法官,逼迫这个女人施法驱邪,将她转移到别处,不断地拷打她让她坦白。如果她坚持不承认罪行,那么他们最后就会烧死她。我现在以上帝的名义,想要知道,既然她坦白或者不坦白都是一样地死,那么这些人,不论多么清白无辜,又怎能逃脱这种可怕的惩罚呢?可怜的女人啊,你又为何竟然不知其后果而对法庭怀有希望呢?你为何不在最初入狱时就按他们想知道的承认一切呢?愚蠢而痴狂的女人啊,为什么当你可以死一次时,却要死许多次呢?听从我的劝告吧,在经受所有的皮肉之苦之前就承认你是有罪的,然后死去。你是无法逃脱的,因为这对于德国人的狂热来说会是一种灾难性的耻辱。

36.当这个巫婆在巨大痛苦的压力之下承认罪行之后,她的处境将是难以形容的。不仅她自己无法逃脱,而且她会被迫指控那些她根本都不认识的人,调查员不断地提起这些人的名字并逼迫她说出来,或者行刑人引诱她说,这些名字也有可能是她听到的一些被怀疑或被起诉的人的。这些人又被迫指控其他人,其他人又被迫指控另一些人。如此进行下去:既然这种事情必须要继续下去,谁又能阻止得了呢?

37.法官的所作所为必定是延缓审判(这样就会归罪于它们的合法性)或烧死他们自己的亲戚朋友、他们自己,或者其他人。因为所有这些早晚都要被错误地指控,而且如果受拷打,一切都将被证明有罪。

38.这样,那些起初叫嚷得最厉害的煽风点火的人自己最终也被卷了进去,因为他们草率得没有发觉自己的厄运也将到来。这样上帝公正地惩罚了那些用自己讨厌的舌头编造出那么多巫婆,而将那么多无辜者送上了火刑柱的人......

冯。希培对于酷刑中所用的那些残暴的方法并不十分清楚。以下是从罗塞尔。霍普。罗宾斯(1959)所编的一本宝贵的汇编《巫术魔法大全)中摘录的一段话:

你可以看一看在班贝格地区人们使用的一些特殊刑罚,比如,强迫犯人吃下用盐烹制的鲜鱼,但此后不给他水喝。还有一种类似的精心设计的做法,将犯人侵入加了石灰的沸水。对付巫师的方法还有木马、各种刑架、烧红的铁椅、腿钳(西班牙靴),还有将滚烫的沸水或溶化的铅倒入其中的用皮制的或金属制的大靴子(当然,要把脚放在里面)。在对犯人使用水刑时(即question de l'eau),要将水连同一块软布塞入犯人的喉咙使其窒息。然后,迅速地将这块布抽出来,这样,内脏及肠子就会断裂破碎。拇指夹(gresillons)是一种专门设计的老虎钳,它将大拇指或大脚趾压到钉子的根部,巨大的对手指或脚趾的压力会产生无比剧烈的疼痛。

除此之外,更常使用的吊坠刑以及其它更可怕的酷刑,我不想再对其进行描述了。使用酷刑之后,以及使用了被看做是很平常的酷刑工具之后,受害者就要在一个坦白书上签字。这个坦白书被称为是一种自愿承认的"自由忏悔"。

冯。希培冒着巨大的个人风险,反对迫害巫师热。反对这种狂热的还有其他一些人,他们主要是亲眼目睹过这种罪行的天主教和新教的教士们--包括16世纪意大利齐安弗朗希斯克。庞兹尼比奥、德国的科尼利厄斯。路斯和英国的雷金纳德。斯科特以及17世纪德国的约翰尼。梅福斯("听,你们这些嗜财如命的法官和嗜杀成性的起诉人,魔鬼显现的都是谎言")和西班牙的阿隆卓。萨那查。德。福爱斯。他们和冯。希培与公谊会会友一样是我们人类的英雄,为什么他们不能更加知名一些呢?

在《黑暗中的蜡烛》(1656)一书中,托马斯。艾迪阐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

有些人又会出来反对,并且说,如果巫婆不能杀,而且还用巫术做出一些怪事来,为什么那么多巫婆都承认她们做了谋杀之类的事情和其它一些她们被指控的怪事呢?

对于这一点我的回答是,如果亚当和夏娃都那么容易上当并被引诱去犯罪,那些身陷困境的可怜人经过劝诱、许诺和威胁、不允许睡觉以及持续遭受拷打又怎能不被迫承认那些虚假的、根本不可能的、有悖于基督徒信仰的事情呢?

直到18世纪在对巫师的迫害中幻觉成分的可能性才被认真考虑。毕晓普。弗朗西斯。哈齐森在他的《关于巫术的历史文章》(1718)写道:

很多人确信自己看见了外在的鬼魂,而实际上这只不过是活跃在他头脑中的一种内在的幻影。

由于巫术狂热反对者的勇气感染了特权阶层,同时资本主义体制正走向确立,尤其是欧洲启蒙思想的广泛传播,致使焚烧巫婆的行为最终消失了。在荷兰,这个启蒙时代的发源地,最后对巫师执行死刑是在1610年;英国是在1684年;美国是在1692年;法国是在1745年;德国是在1775年;波兰是在1793年。在意大利,直到18世纪末审判中还将人处以死刑,而在天主教会中直到1816年才废除了在审讯中使用酷刑的惯例。基督教会是巫术的现实性和处罚的必要性的最后支持者。

对巫术的迫害狂热是可耻的。我们怎么能这么做呢?我们怎么会对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弱点如此无知而愚昧?这种现象怎么会发生在当时地球上最"发达"、最"文明"的国家?它为什么会受到保守党人、君主主义者和宗教原教旨主义者的坚决支持?这种现象为什么会受到自由主义者、公谊会会员和启蒙思想的追随者的反对?如果我们坚定不移地认为我们的信仰是正确的,而别人的观点是错误的;我们的动机是善良的,而别人的动机则是邪恶的;宇宙之王只对我们说话,而不理会其他不同信仰的信徒;对传统信念提出挑战或提出一些探索性的问题是邪恶的;我们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相信和服从;这样的话,对巫师的迫害狂热就会以各种各样的不同形式继续下去,直至最后一个人。请注意一下弗里德里希。冯。希培提出的第一个观点以及提高公众对于迷信和怀疑论的理解的意义可能有助于我们在整个因果关系中迅速地找到答案。如果我们不知道事情在最后一环上的发展情况,那么,当它再次出现的时候我们就无法认识它的本来面貌了。

纳粹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说:"对公众舆论的形成实行监督是政府的绝对权利。"在乔治。奥维尔的小说《1984》中,"老大哥"国家雇佣了大量的官僚人员,专门从事篡改历史记录以迎合当权者的利益。《1984》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引人注目的政治虚构小说,它是根据斯大林主义苏维埃联盟的真实事实写成的。在这个国家,篡改历史已经形成了制度。斯大林当权不久,他的对手列昂。托洛斯基--一个在1905和1917年革命中的伟大人物--的肖像就开始消失了。

新一代人成长起来了,他们确信这就是他们的历史。而老一辈的人却开始感觉到他们想起了某些事情,这是一种政治错误记忆综合症。奥维尔把他们的真实记忆与领导人希望他们相信的事情之间取得一致的思维方式描述为"双重思维"。那些不肯顺从的人,那些还能记得斯大林在革命中的次要作用,而托洛斯基实际上起主要作用的老布尔什维克们,都被指责为叛徒、无法改造的资产阶级或"托洛斯基分子"或"托洛斯基法西斯",他们被逮捕入狱、遭受酷刑、被迫当众承认他们的叛国罪行,然后被处决。如果你绝对控制了媒体和警察,如果你拥有一代人的时间去实现你的目标,要改写千百万人的记忆是可能的。几乎在任何时候,这种方法都是用来满足掌权者加强控制,满足国家领导人的自我陶醉、妄自尊大、偏执多疑的需求的。它使改正错误的机制完全变成人为的控制过程。其作用是使公众忘记他们所犯的重大政治错误,这样就能够保证他们最后再犯同样的错误。

在我们这个时代,对真实静物、活动图片和录音带进行全盘伪造,从技术上讲毫无问题。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个家庭都有电视机,批判的思维能力在日渐下降,重新编造新的社会记忆似乎是可能的,甚至用不着秘密警察的过多关注。我这里所设想的并不是指由国家指定的精神病医生在特殊治疗室中在我们每个人的头脑中置人事先设计好的记忆。我所说的是,对新闻报道、历史书籍具有强大控制权力的少数人,他们对舆论的控制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心中的各种形象,甚至对公众的整体态度产生重大的变化。

我们所说的这一切在1990-1991年间的现实事件中得到了微弱的证实。就在那段时间内,伊拉克的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在美国人的心目中有了一个突然的转变,他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亲近同盟--能够生产好商品、拥有高技术、武器精良,甚至拥有卫星智能数据--变成了一个危害世界的、对邻国财富垂涎欲滴的魔鬼。我本人不是侯赛因先生的崇拜者,但是他如此迅速地就从一个美国人几乎没有怎么听说过的人变成了邪恶的化身,这确实令人感到惊奇。这些天以来,令人愤怒的政府机构正忙于其它事情。我们对于那些策动和控制公众舆论的权力将永远掌握在有责任心的人之手这一点是否有信心呢?

另一个现实的例子是毒品之"战"。政府和受到慷慨资助的市民团体有计划地歪曲,甚至还捏造出毒品有害的副作用的科学证据(特别是大麻),在这方面,没有任何一个公共官员获准将这个话题让公众进行公开讨论。

但是想把令人信服的历史真相永远封锁是十分困难的。新的资料库不断地被公开。具有新思想的、受意识形态影响较少的一代历史学家成长起来了。80年代后期和在此以前,安。德鲁彦和我还定期地非法携带一些托洛斯基的书--《俄国革命史》到苏联,这样我们的同事就能知道一些他们自己的政治起源的真相。在托络斯基遇害(斯大林的刺客用锤子砸碎了托洛斯基的头)50周年纪念日时,《消息报》就能称赞托洛斯基是"伟大的、无可指责的"革命家。一个德国共产党的刊物更将他描述为:

他为我们热爱人类文明的人而战,对这些热爱人类文明的人来说,文明就是我们的民族精神。谋杀他的刽子手......试图杀害他,扼杀我们的文明......。他的头脑中有着最具价值的思想,他具有最为清晰的头脑,这些用锤子是永远也打不碎的。

现在正在出现一种向公众灌输仅由少数人确定的看法、历史事件和舆论的倾向,包括由少数有实力的具有同样动机的公司和个人控制主要电视网络和报纸的趋势。在很多城市中,有竞争力的报纸已经消失,独立力量的争论被政治运动中的倒退所取代,权力分离的原则被逐渐削弱。据美国媒体专家本。巴格狄金进行的调查显示,不超过24家公司控制了一半以上的"全球商业性日报、杂志、电视、书籍和电影"。有线电视频道、廉价长途电话、传真机、便宜的电脑布告牌和计算机网络的猛增、只需花很少的钱就可以利用电脑自己出版作品,以及现存的传统自由主义艺术大学课程却展现出完全相反的发展方向。

很难确定其发展方向。

怀疑主义者所从事的事业是危险的事业。怀疑主义对现有制度提出了挑战。如果我们教育包括高中学生在内的所有人要具备怀疑的思维方式,那么,他们可能就不会仅仅用怀疑的思维方式来思考UFO、阿斯匹林的商业广告和年龄达3.5万岁的可与上帝交谈的大师了。也许他们将开始问一些有关经济、社会、政治或宗教制度的令人感到尴尬的问题。也许他们将对那些当权者的观点提出挑战。到那时,我们的社会将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最近,在世界各地流行着人类中心主义、盲目排外意识和民族主义。政府对于他们不喜欢的观点进行压制的做法仍广泛存在。错误的或误导性的历史事件被强行灌输给广大公众。对于维护这种观点的人来说,科学是一个专门捣乱的东西。它主张追求在极大程度上独立于种族和文化偏见的真理。科学的最根本的本质就是不受国界的限制。若把同一研究领域的科学家放在一个屋子里,即使他们在语言上并不相通,他们也会找到交流的方法。科学本身就是一种跨国界的语言。科学家本能地就有四海皆一家的理想,他们不可能通过研究将人类大家庭划分为许多小的、敌对的团体。俄国剧作家安东。契诃夫说:"不存在属于哪个国家的科学,就像不存在属于哪个国家的乘法表一样。"(其它很多东西也是如此,比如虽然民族主义的宗教有成千上万的信徒,却并不存在一种类似国家宗教的东西。)

科学家在社会批评家(或者用不太宽容的说法,叫做"持不同政见者")的队伍中占有不成比例的数量。他们对自己国家的政策和神话提出挑战。前苏联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美国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利奥。西拉特这些勇敢者的名字很容易出现在人们的脑海中,他们是始终一贯地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的人。特别是在由于核武器的发明而给人类带来灾难后,科学家们被描绘成道德白痴。当你考虑到所有那些有时要冒着巨大的个人风险,说出反对自己国家错误使用科学技术的言论的人们,这种说法是不公正的。

比如,化学家莱纳斯。鲍林(1901-1994)在1963年签署《禁止核武器实验条约》的工作中比其他任何人都承担了更大的责任。该条约阻止了美国、苏联和英国在地面进行核武器爆炸试验。他将反核试验运动逐步推向深入,直至演变成谴责对道德的残暴践踏的运动。由于他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因此,他提供的科学数据使人们感到更为可信。他由于对核试验的阻拦,使得美国新闻界在有关他的报道中有意地进行了贬低。50年代,美国国务院取消了他的护照,因为他没有全力反对共产主义。由于他在量子力学应用方面的研究成果而获得了诺贝尔奖。他的研究成果包括共振态以及所谓杂化轨道等,他说明了化学键与原子结合人分子的化学键的本质,这些思想已经成为现代化学的基石。但是,在苏联,鲍林在结构化学方面的研究工作被指责为与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相违背,并宣布苏联化学家禁止研究他的理论。

鲍林并没有被这些来自东方或西方的批评所吓倒--实际上,对他的批评一直没有减弱--他继续进行麻醉剂作用的不懈研究,他证明了镰形红细胞贫血症的病因(DNA中唯一核苷酸被其它核酸所取代),并且说明了如何通过对各种有机体的DNA的比较来了解生命进化的历史。他竭尽全力研究DNA结构并取得了重要的进展;沃森和克里克有意地加快研究步伐,在鲍林获得最终结果之前取得成功。他对维生素C的评价至今仍然有效、爱因斯坦在评价他时说:"那个人是个真正的天才。"

与此同时,他继续为和平与友好而努力工作。当安和我问鲍林他为什么如此热心社会问题的时,他给了我们一个难忘的回答:"我做这些事的目的是出于我对妻子的尊重。"也就是海伦。艾娃。鲍林。他获得了第二个诺贝尔奖,这次是和平奖,表彰他在禁止核试验方面所做的贡献。他成为历史上唯一两次独立获得诺贝尔奖的人。

有人将鲍林看做是爱惹是生非的人。那些不喜欢社会变化的人可能很容易接受对科学所持的怀疑态度。他们认为,技术是安全的,容易受企业和政府的引导和控制。但是,纯科学,为科学本身而进行的科学研究,为满足科学家的好奇心而进行的科学研究,对科学不加任何限制,任由科学随意发展,用科学挑战所有的事物,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纯科学的某些领域是未来技术得以开发的唯一途径,这是千真万确的。如果技术得到广泛的应用,那么,对科学的这种态度应该被看做是危险的。社会利用工资、社会压力和名誉与报酬的分配等手段,竭力将科学家驱赶到比较安全的中间地带,这个中间地带介于收获很小的长期技术进步和过多的短期社会批评之间。

很多科学家不像鲍林那样,将他们的研究工作看成狭义的科学。他们认为,参与政治或参与社会批评不是脱离科学生活,而是科学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正如我在前面所提到的,在执行曼哈顿计划时,二战中美国成功地赶在纳粹之前研制出了核武器。一些参与研究的科学家们开始有了保留意见,当这些武器的巨大威力清楚地显示出来的时候,对这种武器的保留意见也就越来越多。有些科学家,如,利奥。西拉特、詹姆斯。弗兰克、哈罗德。尤里和罗伯特。R.威尔逊等,竭力引起政治领导人和公众(特别是在粉碎纳粹之后)对即将出现的军备竞赛的危险的注意。他们非常清楚地预见到这种军备竞赛将在美国和苏联之间展开。其他人认为,政策问题不是他们应该管的事情。恩里克。费米说:"我是为了作出一些发现才来到这个地球上的,政治领导人的所作所为与我无关。"但是尽管如此,费米还是被爱德华。泰勒所鼓吹的热核武器的危险所震惊,他与其它科学家联合签署了一份著名的文件,敦促美国不要制造核武器,他将这种武器说成是"罪恶的"东西。

在前一章我已讲过泰勒总是为热核武器辩护,美国科学家联合会主席杰里米。斯通用下面的话来描述他:

爱德华。泰勒......起初是由于个人才智的原因,后来则是由于地缘政治的原因而坚持要制造氢弹的主张。他使用夸大其辞,甚至诽谤的手法,成功地操纵着政策制定过程达50年之久,斥责所有形式的军备控制措施,并且促进各种加强军备竞赛的计划。苏联听说了他的氢弹制造计划后,也制造了自己的氢弹。由这个特别人物的不寻常的个性和氢弹的巨大威力所产生的直接后果是,这个世界将面临着被毁灭的危险。这种毁灭的命运要么降临到人类,要么推迟降临,或许能置于更好的政治控制之下。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没有哪一个科学家比爱德华。泰勒更能使整个人类承担风险,泰勒在整个军备竞赛过程中的行为是应受到谴责的。

爱德华。泰勒对于氢弹的执着可能使他比我们人类中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做出更多危害这个星球的事情......

与泰勒相比,西方原子科学的领头人经常在政治困境中受人左右。在这方面,他们的领导能力应该由他们的专业技能而不是由政治技巧所决定。

我在此并不是想指责某位科学家屈服于人类的某些激情,而是想重申这种新的责任:握有权力的人必须与科学团体的道德关注和关心程度相辅相成,必须建立在最广泛的对公众进行的科学与民主重要性的教育基础之上。

科学使前所未有的巨大能量成为现实,这就要求科学共同体对道德的关注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而且还要把科学和民主的重要性最广泛地贯注到公共教育中去。

第二十五章 真正的爱国者应该提问题

防止民众犯错误不是政府的功能,而阻止政府犯错误才是民众的作用。

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罗伯特。H.杰克逊(1950)

在我们这颗饱受烦扰的小星球上,人类生活中的一个事实是,发生在专制政府管理下的国家广泛存在的滥用酷刑、饥荒,而且政府本身的渎职罪远比民主国家为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在出现错误行为时,前者的统治者下野的可能性远比后者要小。这就是政治中的错误修正机制。

科学的方法--与其所有缺陷--可以用来改进社会、政治和经济体系。我想不管采用什么样的改进标准,这一点都是正确的。如果说科学离不开实验,那么,社会和政治的改进的实验怎样进行呢?人类不是电子,也不是实验用老鼠。但是,国会的每一项法案、最高法院的每一项裁决,每一个总统发布的国家安全命令、每一个最优惠利率的变化都是一种实验。经济政策中的每次变化、优先发展项目基金的每次增加或减少、每一次对犯罪判刑的加强都是一种实验。更换针头、使公众免费使用避孕套、使用大麻烟为非刑事案件,这些都是实验。不支持阿比希尼亚反对意大利,阻止纳粹德国入侵莱茵兰地区是一种实验。东欧、苏联和中国的共产主义是一种实验。精神病医疗或监狱的私有化是一种实验。日本和西德在科学技术上大量投入,但在防务上不进行投入--结果导致经济的迅速增长--是一种实验。西雅图允许公民可以持枪用来自卫,而其邻居加拿大的温哥华却不允许,因而西雅图的枪杀犯罪率高于温哥华5倍,使用手枪自杀的比例高于温哥华10倍。枪支使得人们由冲动而造成的杀人变得容易,这也是一种实验。在所有的这些事例中,都没有进行足够的控制实验,或者说变量没有完全分离。然而,政策思想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和经常有用的程度上进行实验。由于社会实验的结果似乎在意识形态上无法鉴定,实验所造成的巨大浪费经常被人们忽视。

现今地球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21世纪中叶感到乐观。我们面对着大量细微而复杂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巧妙而精细的解决办法。由于不存在社会组织结构的演绎理论,因此,我们唯一的求助对象就是科学试验--在小范围内(如社区、城市和州)用多种方式进行试验。在公元前5世纪的中国,获得总理大臣特权的一个方法是你必须在你家所在地或省建构一个政府模式。这正是孔子一生中的重大失误,他从未进行过尝试,对此他感到悲哀。

即使我们对历史进行一次随意审视,便会发现我们人类有一种不断地犯同一种错误的悲哀倾向。我们害怕与我们稍有差别的陌生人或其他人。当我们害怕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摆布别人。我们有随时可以被利用的情感系统,当这些系统被触动时,强烈的感情就会被释放出来。我们会被聪明的政治家操纵得毫无察觉。当我们有了我们感觉好的领导,我们就像催眠师最易摆布的受试者一样,我们乐意去做他想让我们做的任何一件事情--即使有些事情我们明知是错误的。联邦宪法的制订者是历史的学生。他们在认识到人类处境的前提下,一直力图发明一种手段,以保证我们的自由,来自自己的限制另当别论。

一些美国联邦宪法的反对者坚持认为,联邦宪法从没有起过作用。纽约州州长乔治。克林顿认为,在这种"气候、经济、道德、政治和人都不同"的国家实行共和政府形式是不可能的。弗吉尼亚的帕特里克。亨利宣称,这样的政府,这样的联邦宪法,"与世界各国的实践相违背"。即使如此,人类还是进行了这种实验。

创建美利坚合众国的人中从事科学发现的人很多,他们对问题的看法也是基本相同的。超越于任何个人观点的,任何著述、任何启示的最高权威--正如《独立宣言》中所说--是"自然的法则和自然的上帝"。本杰明。富兰克林在欧洲和美国被推崇为电物理学新领域的奠基者。在1789年的联邦制宪会议上,约翰。亚当斯反复求助于机械平衡模拟,其它人则对威廉。哈维的血液循环的发现感兴趣。在以后的岁月中,亚当斯写道:"所有人从出生到死亡都是化学家......。物质世界就是化学实验。"詹姆斯。麦迪逊在他的《联邦主义者论文集》(The Federlist Papers)中使用了化学和生物的隐喻手法。美国革命家是深受欧洲启蒙运动精神影响的人,欧洲启蒙运动为人们理解美国的起源和目标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美国历史学家克林顿。罗西特写道:"科学及其哲学推论可能是决定18世纪美国命运最重要的知识力量......。富兰克林仅是一批已经认识了科学方法和民主进程密切关系的目光远大的殖民主义者之一。自由的研究、信息的自由交流、乐观主义、自我批评主义、实用主义、客观性--所有这些形成未来共和国的因素在18世纪即已繁荣的科学界就已经形成并生机勃勃,充满活力了。"

托马斯。杰斐逊是科学家。这是他对自己的描述。当你参观他在弗吉尼亚蒙特塞罗市的家时,一进家门你便会发现他对科学巨大兴趣的足够证据--不仅仅是他拥有的数量巨大、种类多样的图书,还有复印机、自动门、望远镜以及其他一些装置,有些还是19世纪早期的尖端技术制造的。其中有些是他的发明,有些是他复制的,有些则是他买来的。他进行过美国和欧洲植物和动物的比较研究,挖掘过化石,还用微积分来设计一种新型的犁。他精通牛顿物理学原理。他说他命中注定要成为一个科学家,但是在独立战争前的弗吉尼亚没有机会成为科学家。有更紧急的事情需要他去做,于是他投身到发生在那个时代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中。他说,独立战争胜利后,后代人就可以全身心地投身于科学和学术中了。

杰斐逊是我早期崇拜的英雄之一,不仅是因为他有深厚的科学造诣(尽管科学知识对他政治哲学观的形成具有很大的帮助作用),而且是因为他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民主制度中比其他所有人都贡献更大。这种思想--那时令人兴奋、激进和革命的(在现今世界的许多地区也还是如此)--指出,不是国王、牧师、大城市老板、独裁者、军队集团,有钱人组成的事实上的阴谋集团,而是普通的民众,共同努力管理国家。杰斐逊不仅是这场革命主要的理论家,而且他也以最现实的方式投身于其中,同他人一道开始了从那时起即令世界钦佩和效仿的政治大实验。

杰斐逊于1826年7月4日死于蒙特塞罗。刚好是美国发布由他起草的激动人心的文件--《独立宣言》50周年的日子。这个宣言曾受到独裁统治、贵族统治和国家支持的宗教势力所统治的各国的保守主义者的痛骂,这些统治势力正是当时的保守派所极力维护的。在他临死前几天写的一封信中,他写道,正是"科学的光芒"告诉了我们"并不是人类大众生来便背着枷锁",也不是少数被偏爱的人生来便"高官显赫,荣华富贵"。他在《独立宣言》中写道:我们所有的人都毫无疑问地拥有同样的机会,拥有同样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假如1776年对于"所有人"的定义是令人感到可耻地不完全的话,那么《独立宣言》的精神就不可能如此高尚,以至于今天"所有人"的含义更为广泛。

杰斐逊是个向历史讨教的学生。这个历史不仅是那个颂扬我们自己的时代、国家或种族的既抱怨又不对其有任何伤害的历史,而且也是那个说明我们真实的人类、我们的弱点以及我们的力量的真实历史。历史告诉他,如果给予富人和权贵一半的机会,那他们就会去偷、就会去压迫别人。在他任美国驻法国大使期间,他用自己的所见所闻描述了欧洲国家的各个政府。他说,在政府的主张下,它们的国家已经被分成两个阶级:狼和绵羊。杰斐逊说,当一个政府将所有的权力交于统治者而无人监督时,那么这个政府就将堕落。因为统治者--真正实行统治行为的人--将会滥用民众的信任。他说,民众本身是唯一具有远见卓识的可信赖的力量。

但是他担心,民众--这个观点可以追溯到修昔底斯和亚里士多德──是很容易被误导的。所以他提倡保护性措施和保险性政策。其中一个措施是在联邦宪法上确定权力分离。与此相适应,各个追求各自利益的利益集团,要相互制衡,防止国家机构失去控制,损害国家利益。这些机构包括行政、立法和司法,众议院和参议院,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同时他还充满激情地不断强调,对民众来说,理解政府所承担的风险和利益、教育自己以及参与政治过程是很重要的。他说,没有这些措施,狼将控制整个国家。下面这段搞自《弗吉尼亚笔录》的文字,强调指出那些手中握有大权的无耻之徒如何寻找他们可以利用的软弱区域:

地球上的每个政府都具有某些人类弱点的形迹,都有一些腐败、堕落的蛀虫。他们的狡诈迟早会被发现,他们的道德堕落会在他们没有察觉的情况下被公众所了解、所探察、所深究。当政府效忠无人监督的统治者时,这个政府便开始堕落。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只有自己保护自己。即使他们是安全的,他们也仍然处于这种状况,他们的思想必须得以升华......。

杰斐逊没有参与美国联邦宪法的实际起草工作。当联邦宪法正式确立的过程中,他正出任美国驻法国的大使。当看到联邦宪法条款时,他非常高兴,但提出了两点意见。他认为,联邦宪法的一个缺陷是没有限定总统任期期限。杰斐逊担心,如果这一点不在联邦宪法中确定下来,将会使得总统变成国王。另一个重要的缺陷是缺少一个人权法案。杰斐逊认为,如果缺少这个法案,那么,公民--每一个个人--被当权者无可避免地滥用权力时,将不能得到充分的保护。

他主张言论自由,只有言论自由才能使与众不同的观点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自由表达,只有言论自由,不同于传统常识的意见才能得到认真考虑。从个人来讲,他是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甚至不愿意批评他不共戴天的敌人。他对其主要对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蒙特塞罗戏院大厅里的攻击泰然处之。但是,他认为用怀疑的态度看待所有事情的习惯是有责任心的公民所应该具备的诸种条件中的首要条件。他认为,与愚昧和将政府拱手交与饿狼所付出的代价相比,教育的费用是无足轻重的。他告诫说,只有国家是由民众来管理的时候,这个国家才是安全的。

亲近政府、按长官意志办事不是公民资格中应尽的义务。我希望最近的移民公民权利宣言和学生反复背诵的誓词中应包括"我保证对我上司让我做的任何事情提出疑问"之类的话。那将真正体现托马斯。杰斐逊的观点。"我保证使用我的批评才能。我保证发展我的独立思想。我保证接受教育,从而使自己能够自作判断"。

我同时希望当总统宣誓就职时,对美国的效忠宣誓的内容应该是对联邦宪法和人权法案的效忠,而不是对国旗和国家的效忠。

当我们想起我们国家的创建人--杰斐逊、华盛顿、塞缪尔、约翰。亚当斯、麦迪逊、门罗、本杰明。富兰克林、汤姆。佩恩以及其他许多人(我们至少有十个,甚至可能有几十个伟大的政治领袖),我们就会想起,他们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产物,他们也是向历史学习的学生。他们深谙人类的易犯错误的本质、弱点以及易于趋向腐败的特性。他们的英语准确流利。他们自己撰写演讲稿。他们既现实又实际。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又有高尚的行为准则。他们不需要询问民意测验专家这个星期要思考什么。他们知道应该思考什么。他们乐于进行长远思考、作出比下一届总统选举更长远的计划。他们满足于自己的所作所为,并不要求以政治家或游说议员者为谋生职业。他们是我们人类中最出色的人。他们对科学很感兴趣,他们中至少有两个人精通科学。他们试图为美国长远未来描绘出一种方向--不是建立法律,而是为什么样的法律应该得以通过设定限制。在什么样的法律应允许通过的问题上采用制定法律的方式不如采用设置限制的方式那么广泛。

《联邦宪法》和《人权法案》在这方面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人类固然有其自身的弱点,但是,这些法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效地建立起了能够对自己的方向进行校正的机制。

建立这两个法案的时候,美国大约只有250万公民。而今天公民人数则增长了约100倍。假如那时有10个托马斯。杰斐逊那样的人,那么,今天应该有10×100=1000个杰斐逊。

这些人在何处?

《联邦宪法》之所以是一部大胆而敢于创新的文件,一个原因是它能够保障社会不断地发展变化,只要人们愿意,甚至可以改变政府本身的形式。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英明到预见到解决社会最紧迫的问题时究竟需要什么观念--即使某些观点与我们的直感明显相冲突,而且在过去曾带来一些麻烦--这个文件能够保证它有权得到最充分和最自由的表达。

当然,这需要付出代价。当我们的个人观点面临着被压制的危险时,大多数人是赞成言论自由的。然而,当我们不喜欢的观点在各处遭到查禁的时候,我们并没有不高兴的感觉。但是在一定的狭小限制范围内--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的著名例子是在拥挤的剧院前谎称"着火了"并引起恐慌不应算作犯罪--美国允许公民享受很大的自由。

* 枪支拥有者有使用首席大法官、白宫发言人或联邦调查局局长的肖像作为练习射击的靶子的自由;受到伤害的普通市民有烧掉美国总统肖像的自由。

* 即使是鬼神的崇拜者讥讽了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价值观,嘲笑了我们视为亲切可爱的所有东西,但是,只要他们不违反联邦宪法规定有效的法律条款,他们就有权进行他们的宗教活动。

* 断言一个人种比另一个人种"优越"的声称具有科学性的文章或很流行的书,不管它们多么有害,政府都不应该查禁。对付谬误论点的最好方法是更好的论点,而不是对思想的压制。

* 个人或者团体都有权自由谈论犹太或共济会的阴谋正遍及整个世界,或联邦政府与撒旦结盟。

* 只要他们愿意,任何个人都有权赞美如阿道夫。希特勒、约瑟夫。斯大林之类的有无可争议的恶名的人的生活和政治活动。甚至可恶的观点也有发表的自由。

由杰斐逊、麦迪逊及他们的同伴所建立的制度为那些不理解这个制度的起源,并希望用另外的制度替换它的人表达自己的意愿提供了途径。例如,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和主要法律的执行官汤姆。克拉克在1948年提出以下建议:"那些不赞同美国意识形态的人不应被允许留在美国。"但是如果存在一种主要的和有代表性的美国意识形态,那么就不存在强制性的和被禁止的意识形态。我们看一下最近90年代的案例:约翰。布洛克霍夫特,因为炸掉了一个位于辛辛那提的堕胎诊所而入狱,在一篇《回味生活》的时事通讯中写道:

我是一个思想非常狭隘、没有宽容心、反对改革和进步、维护《圣经》教义的原教旨主义者,......一个狂热分子和盲信者。......美国从前之所以曾是个伟大国家,其原因除了上帝保佑外,是因为她是建立在真理、公正和博大的基础上的。

兰德尔。特丽是"手术营救"(Operation Rescue)组织的创始人,这个组织专门封锁堕胎诊所。她在1993年8月的一个集会上讲道:"让不宽容的思想冲击你们吧。......是的,憎恨很好,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基督教国家,上帝召唤我们去控制这个国家。......我们不想要多元论。"

这些言论的表达是受到保护的,按照《人权法案》的条款,这种言论的表达确实受到了保护。即使是在获得了机会的时候,这些受到保护的言论甚至会废除《人权法案》。而对于我们其他人来说,保护我们的人权的方法就是利用这部《人权法案》所允许我们的言论自由,使每个公民都知道《人权法案》是必不可少的。

用什么方法防止人类自己少犯错误?其它学说和机构是否为我们提供了防止错误的机制?是不犯错误的领袖?是人种?是民族主义?还是除了炸药和自动化武器,所有一切都与文明相分离?特别是在20世纪的黑暗之中,他们又如何能保证自己不会屡犯错误?他们不需要蜡烛吗?

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他写的著名的小册子《论自由》中认为,对一种观点沉默不语是"一种特别的罪恶"。如果这个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被剥夺了"将谬误转变为真理的机会";但是,如果观点是错误的,我们同样丧失了在"真理与谬误发生冲突"时对真理加深理解的机会。如果我们只知道我们这面的论点,那便很难知道另一面,这样,这个观点就会变得陈旧落后,不久,人们就靠死记硬背学习这种没有经过证明的、苍白无力和毫无生命力的真理。

穆勒还写道:"如果社会让相当数量的成员仅仅像小孩子般地成长,使他们不能在对长远目标进行理性思考的基础上决定行动的话,那么这个社会本身应当受到谴责。"杰斐逊曾用更强烈的语言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如果一个国家想在文明状态下使愚昧与自由共存,那么,过去做不到,今后也做不到。"在给麦迪逊的一封信中他进一步阐述了这种想法:"一个社会想用少量的自由换取少量秩序,那它将一无所得,它也不应该有所获得。"

当人们获准倾听其它观点并参加实际的争论时,他们往往会改变自己的主意。这种事情是可能发生的。例如雨果。布莱克,年轻时是三K党党员,后来成了最高法院法官,也是历史上重大的最高法院裁决的重要人物。之所以如此,部分是依据联邦宪法第14条修正案。该法案确保所有美国人的公民权:也就是说,当他年轻时,他穿上白袍子恐吓黑人,老了时,穿上黑袍子恐吓白人,据说,这是法律允许的。

在一些刑事犯罪审判方面,《人权法案》还认识到威胁证人,加快审判进度对警察、检察官和法官所产生的诱惑。刑事犯罪审判系统容易发生错判:无辜的人们可能会因为他们并没有从事刑事犯罪,却被判刑;而政府特别善于蓄意编造理由,给那些与蓄意犯罪毫无关系、但是他们不喜欢的人罗织罪名。因此,《人权法案》制订了保护被告的条款。这是一种成本-利益分析方法。罪犯可能偶尔因此获释,但这样可以保证无辜者不受惩罚。这不仅仅是个道德美问题,同时也禁止犯罪审判系统出现压制不受欢迎的观点或受鄙视的少数派等方面的误用。这是错误修正机制的一部分。

新思想、新发明、新创造通常总是充当自由的先锋,它们从束缚人类思想的羁绊中挣脱而出。自由是进行精确科学实验的先决条件,这就是为什么苏联无法维持极权主义政府和展开技术竞争的一个原因。同时,科学--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开放与怀疑主义的巧妙结合,以及对多种观点和争论的鼓励--是在工业化和高度技术化的社会中进行精确的、自由的实验的前提。

从前当你对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这个宗教始终坚持的流行的观点提出质疑时,你为什么会接受"上帝派国王来统治我们"这些被教会领袖们反复强调并确信无疑的观点呢?在17世纪,如果你提出这种问题,你很有可能引起英国和殖民地陪审团对你的极大愤怒,会指责你对上帝的不忠,或被认为是异端邪说。他们可以随意因为你有自己的信仰而将你折磨至死。但到了18世纪,他们却不敢这样做。

罗赛特又写道(摘自《共和国的萌芽时期》1953):

在美国社会环境压力下,基督教变得更加仁慈和温柔,对宗派间的争斗也更宽容,对乐观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发展也给予更多自由,对科学的兴起给予了更多的实验机会,对民主的到来持更为放任的态度。同样重要的是,正如大量传教士所高声哀叹的那样,越来越多的殖民主义者放弃了世俗的观念,开始对各种事物充满好奇心,逐渐开始用怀疑主义的眼光审视事物。

《人权法案》将宗教与政府分离开来,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因为许多宗教已经成为一种极端主义的思维方式,各个宗教视其自身为真理的化身,并急切地希望将这个真理强加于其他人。极端主义宗教的领导者和实行者通常不知道真理和谬误之间的差异,也没有意识到真理可能就是从表面上看起来完全相反的观点中产生出来的。

《人权法案》的制定者参照了英国的先例,那时的英国,基督教的叛教罪和世俗的叛国罪几乎没有任何区别。许多早期的移民是为了逃离宗教迫害而来到美国的,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非常乐于因为别人与他们自己的信仰不同而去迫害别人。我们国家的创始者认识到了政府与各个争吵不休的宗教之间的密切关系对自由将招成致命的威胁,对宗教自身也同样有害。法官布莱克在1962年恩格尔诉维塔尔一案的最高法院判决中对第一修正案的政府条款进行了这样的描述:

它的首要和最直接的目的是基于这样的观点而确立的,即,政府和宗教的联合将导致政府的毁灭和宗教的堕落。

而且,《人权法案》对权力的分离也具有制约力量。沃尔特。萨维奇。兰多曾经说过,每个教派和宗派都对其他教派是一种道德检验:"竞争在宗教中的作用就如同在商业中一样有益。"但是代价是高昂的:对于宗教团体来说,竞争对采取一致行动获得其共同利益是一个障碍。

罗赛特总结道:

教会与政府分离以及个人意识自由这对双胞胎是我们民主制度的精髓,这实际上是美国对于西方人获得自由的最伟大贡献。

现在,当人们获得了这些权利,却并不使用它,这可是件糟糕的事情--有言论自由权,但没有人提出与政府相反的意见;有新闻自由,却没有人愿意提出尖锐的问题;有集会的自由却无人举行抗议游行示威;有了普遍的选举权,参加投票选举的人却不够半数;有了教会与政府相分离的法案,却无人监督其分离的有效性和长期性。由于公众没有有效地使用他们的权力,因此,他们变成了还愿的供品和口头爱国者。权利与自由:要么使用它们,要么失去它们。

多谢《人权法案》制定者们的高瞻远瞩,更要感谢那些甘冒个人风险的人坚持施行这些权利。由于他们的努力,现在要压制言论自由是很困难的。学校图书馆委员会、移民局、警察局和联邦调查局以及那些寻求廉价选票的野心勃勃的政治家,可能会不时地尝试着去压制言论自由,但这种压制迟早会引起爆炸。尽管《联邦宪法》是这个国家的法律,公共官员都发誓要坚定不移地执行这部大法,但是,仍有一些活动家和法院偶尔也会以身试法。

然而,如果降低教育标准、放松知识竞争、削弱对重要问题的争论的热情,以及制定限制怀疑精神发展的社会约束法令,那么我们的自由的根基会慢慢地销蚀,我们的权利会被取消。宪法的创立者们深刻地理了解这一点:"我们的统治者变得诚实可信,我们团结坚如磐石之时,即是在法律的基础上每一个基本权利确立之日。"托马斯。杰斐逊这样说:

从这次(革命)战争结束时起,我们就在走下坡路。从那时起,每时每刻都寻求人们的支持没有必要。因此,人们会被遗忘,他们的权利也会被漠视。除了挣钱的唯一本能,人们忘记了他们自己所有的一切,他们从来没有想到团结一致,给予自己的权利以应有的重视。因此,在战争结束时仍未摆脱的锁链仍将长久地束缚着我们,而且将越来越紧,直至我们重新获得权利或在抽搐中死去。

接受言论自由和《人权法案》所规定的人们可以享受的其它自由的重要性的教育,了解当你丧失了这些权利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以及如何行使你的权利和维护这些权利,是成为一个美国公民的首要条件。当然,这也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民所必须知道的事情,除此而外,更应该了解这些权利随时有被人侵害的可能。如果我们不能为自身利益着想,如果我们不愿意给当局提出问题,那么我们就会任由那些有权势的人摆布。但是,如果人们接受了很好的教育并且有了自己的观点,那么这些有权势的人物将为我们工作。在每一个国家,我们都应当教育我们的孩子懂得科学的方法和设立《人权法案》的理由。与此同时,还应该教育我们的孩子要正派、谦逊并具有团队精神。在这个魔鬼出没的世界里,我们作为人而居住在这里,这可能便是我们与这个日益增长的黑暗势力之间的全部区别所在。致谢

在康奈尔大学给一个高级研讨班讲授批判性思维的课程的许多年里,我一直十分愉快。我一直可以在整个大学范围内,根据能力、文化和专业各个方面挑选学生。我们强调写作水平和口头表达能力。在课程结束时,学生们选择一些他们非常感兴趣的广泛争论的社会问题,两个为一组练习期末口头争论的整个过程。但是,在开始争论之前的几周中,我们告诉他们每个人的任务是以使对方满意的方式给对方提出观点。这样,对方会说:"对,那是对我的观点的很好的表达。"在编组的书面讨论中,他们探讨各自的不同观点,这种争论的过程已对他们更好地理解相反的观点有帮助作用。这本书中的一部分题目最初是给这些学生争论时使用的。我从他们接受或批评我的观点中学到了许多东西,在此我想表达对他们的感激之情。我还要感谢康奈尔大学天文系及其系主任耶温特。特兹安,感谢他们允许我教授这门课程,尽管它以天文学490命名,但实际内容只有很少一点天文学知识。

本书的部分内容已在《展示》杂志中刊出,这份杂志是全北美星期天报纸的一种补遗,读者达到每周8300万。读者给我的热情洋溢的反馈信息使我大大提高了对本书中讨论的问题的认识,也了解了公众的各种不同的看法。我在书中的一些地方摘录了部分《展示》读者给我的来信摘录,这些来信使我感觉到了美国公众的内心世界。《展示》的主编沃尔特。安德森和高级编辑戴维。柯里以及这份引人注目的杂志的编辑和研究人员在许多地方极大地改进了我的观念的表述方式。同时他们也允许我表达那些可能不会在大众出版物上发表的观点,因为这些大众刊物较少谈论《美国联邦宪法》"第一修正案"。书中的部分内容首先刊登在《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上。最后一章的部分内容是根据一次演讲写成的。那次演讲是1992年4月,在蒙特塞罗的东门廊--即"五分镍币的背面图案"--我有幸在有来自31个其他国家的人的美国公民宣誓仪式上作了演讲。

我的关于民主制度、科学方法和公共教育的观点在过去的许多年里,受到许多人的影响,在本书的正文中,我提到了他们中的许多人。但是在这儿我想指出给我带来启示的人是:马丁。加德纳、伊萨克。阿西莫夫、菲利普。莫里逊和亨利。斯蒂尔。康马杰。限于篇幅,其他许多给我提供了便于理解和清晰的事例的人、帮我改正由于疏忽所造成的错误的人,在这儿不一一列出了。但在此我要告诉他们,我十分感激他们。同时我必须明确地感谢下列朋友和同事,他们十分认真地审阅了本书最初草稿的全部内容或部分内容。他们是:比尔。奥尔里奇、苏姗。布莱克默、威廉。克罗默、弗雷德。弗兰克、肯德里克。弗兰泽、马丁。加德纳、艾拉。格拉则、弗雷德。戈尔登、库尔特。高特弗里德、莱斯特。格林斯波、菲利普。克拉斯、保罗。库尔茨、伊丽莎白。洛夫图斯、戴维。莫里林、理查德。奥弗舍、杰伊。奥雷亚、阿尔伯特。佩尼贝克、弗兰克。普雷斯、詹姆斯。兰迪、西奥多。罗扎克、多丽尔。萨根、戴维。萨皮斯坦、罗伯特。塞普、史蒂文。索特、杰里米。斯通、彼得。斯特罗克和耶文特。特泽。

我同样也感谢我的著作代理人莫顿。詹克罗和他的全体工作人员,他们给了我很明智的建议。安。戈多弗以及其他兰登书屋在出版过程中做出贡献的人--恩里卡。加得勒、J.K.兰伯特和罗森布卢姆;威廉。巴尼特审阅了手稿全文;出版过程也得到了安德烈。巴尼特、劳雷尔。帕克、凯伦。戈布莱希特、辛迪。维塔。沃格尔、吉尼。赖安和克里斯托弗。拉塞的帮助。还应该感谢的有康奈尔图书馆系统,包括神权和迷信稀有版本书籍收藏部门的人,这些书的收藏最初是由该大学第一任校长安德鲁。迪克逊。怀特进行的。

本书有四章中的某些是部分由我的妻子及长期合作者安。德鲁彦写的,她还是美国科学联合会的秘书。这个组织于1945年由曼哈顿计划最初的几位科学家创立,目的是检验科学和高技术在使用中的伦理问题。她还为我在过去10年中每个阶段的写作、本书的内容和风格提出了极富建设性的指导意见、建议和批评。我从她那儿学到的东西一言难尽。我知道,我能够找到一个既能给我提出建议,又能进行评论,既富幽默感又能给与鼓舞力量的人而感到十分荣幸。我对她身上所具备的这些特点深感钦佩。她还是我生活中最理想的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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