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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在类似布满了裂隙社会语境之中，90年代的中国都市悄然涌动着一种浓重的怀旧情调。而作为当下中国重要的文化现实之一，与其说，这是一种思潮或潜流，是对急剧推进的现代化、商业化进程的抗拒，不如说，它更多地作为一种时尚；与其说，它是来自精英知识分子的书写，不如说，它更多是一脉不无优雅的市声；怀旧的表象至为"恰当"地成为一种魅人的商品包装，成为一种流行文化。

几内亚总统阿尔法·孔戴在中国大连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时，接受了FT中文网总编辑张力奋的专访。他说，他和中国的双边关系，不是用几内亚丰富的矿产来换取中国的资金、技术和基础设施；就一些西方国家批评中国的非洲政策，他回应说，中国不是“新殖民主义”。

中国政策制定者在1960年代中期必须面对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创建高质量的教育系统，以此来提高人口素质，进而延长人均寿命并为经济的快速增长提供有技能的劳动力。第二则是教育公平。

这本书从1968年3月28日纯如出生，写到2004年11月9日她去世。初稿我写了20多万字，把所有我记得的事，以及她给我和她爸爸的重要信件都放进去。但出书无法那么长，所以我把它删到只有14万多字。即使如此，比起一般回忆录还是长了些。

&nbsp;她想回家，但那意味着必须先越过20 万拥挤的人潮以及近万军警组成的多道防线。2 月1 日，距离在这个国家已延续千年的农历春节还有5 天，阴雨蒙蒙的广州火车站此时几乎是这个星球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地方，一清早就来到车站的李红霞艰难地寸进着，面对人潮，车票更像是一张废纸。十多个小时后，李红霞似乎离车站越来越远……，又几个小时后，晚上8 点，李红霞距离满载自己希望的列车更远了，因为开车时间已过。再过了一个小时，李红霞被盲从、汹涌的人潮踩在了脚下再也无法发出任何声音，正如她和她的农民工同伴们一直以来所表现的那样，辛苦而沉默。&nbsp; ——摘自《被踩踏者李红霞的短暂人生》 一、引言 2008 年初雪灾来袭的时候，距离中国的农历春节还剩下一个星期，成百上千万的农民工带着回家的渴望和焦灼，滞留在火车站，进退两难。他们为何要背井离乡？又为何每至年关“死也要回家”？ 李红霞，一位来自湖北农村的打工妹，便是在广州火车站这个连接着家乡与工厂的枢纽上，被汹涌的人潮挤倒后再也没能起来。带走她生命的，到底是百年不遇的雪灾？还是这巨大人群进退两难的无力与恐慌？李红霞的短暂人生，为当下中国城乡二元体制提供了一个小小的缩影。火车站，既承载着他们的希望和梦想，又诉说着他们痛楚与创伤，让他们既想离开，又渴望回来。在这个浓缩的空间里，一个新兴工人阶级破茧而出的痛苦与挣扎，被如此真实地呈现出来，这并非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就好像这个阶级的形成过程一样，一早便已开始，却似乎永远不能结束——一个永远无法完成的无产阶级化过程。 伴随着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世界工厂”，世界上最庞大的新工人阶级也正在这里形成。2000 年中国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城市中来自农村的打工者数量已经超过1 亿2 千万。根据国务院政策研究室2006 年的报告，如果再加上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农民工总数约为2 亿人。2008 年初的雪灾将成百上千万渴望回家过年的农民工阻隔在陷入瘫痪状态的车站、铁路和公路上，中央以及地方政府不得不紧急号召农民工留在其打工的城市过年，在这个时候，人们似乎才忽然意识到，对于这个已经在城市中劳动和生活了三十年的巨大群体，这里竟然没有一个地方是真正属于他们的家。城市需要的不是作为公民和劳动者的他们，而是作为商品和劳动力的他们。在本文中，我们将对农民工的社会身份提出疑问并就这一群体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独特经验与状态进行分析。 从全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来看，就进行改革开放，主动引进全球资本主义要素，与世界经济接轨而成为“世界工厂”，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实践来看，中国并非独一无二的先例。因此，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所出现的大量城乡人口流动也并非史无前例。18 世纪的英国，20 世纪的亚洲四小龙，以及现在的南亚与拉丁美洲，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在其工业化历史中的某个阶段出现过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大量转移的现象。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说，这就是无产阶级化过程，这一过程是贯穿在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之中的。换句话说，所谓无产阶级化，是指伴随着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往往会同时出现一个急剧的城市化过程，即劳动力由农业向工业转移，农业人口不断地转化成为城市人口，并在城市中逐渐扎根，形成自己的社区，成为新的工人阶级。这一过程通常是由市场力量所决定的。而中国工业化过程的最独特之处便在于其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之后的无产阶级化过程，除了受到市场力量影响之外，更受到国家政治和行政力量的干预。如果说，毛泽东时代的工人主体是被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询唤到“阶级地位”之中，其政治象征与阶级主体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恣意的话，那么，对于正在当今中国的“世界工厂”中打工的真正的工人主体——农民工——来说，其阶级的命运却在国家与资本的共同作用之下，从一诞生开始便面临着各种结构性力量的压制②和破坏，使其只能维持在“半无产阶级”的尴尬状态之中。 于是我们看到，当代中国的农民工群体无论在空间的意义上抑或是社会的意义上都呈现出“边缘性”的特点，他们大多进入城市的“次级劳动市场”，在工业与服务业中从事着高强度、低工资、低保障的非技术性劳动③，工资收入多半只能维持他们自身的劳动力再生产。赡养老人，抚养后代、居住、教育甚至医疗等的费用，大多并未计算在他们的工资收入之内④。背井离乡的他们只能聚居于控制严密的工厂宿舍⑤或者城中村中的拥挤狭窄的出租屋；他们的子女进入当地学校必须交付昂贵的赞助费。大部分的农民工不能享受社会保障，他们工作的绝大部分工厂缺乏必要的劳动保护设施，造成大量的工业伤害和职业病。而每当意外出现时，没有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他们很难通过正规渠道获得赔偿，而依靠他们养活的家庭会马上陷入崩溃的境地⑥。城市不是他们可以长久居留的地方，农村才是他们最后的归宿。除了出卖劳动力换取工资，他们并没有清楚的身份认同，从文化上无从知晓现代社会的运作，无法以公民的身份参与政治与社会生活。面对这个已经在城市中真实地存在了三十年却依然没有获得明确身份的群体，我们必须对以下问题作出讨论和回答：农民工的无产阶级化的过程为何无法在城市中完成？农民工这一语词所暗含的劳动力使用与再生产之间的辩证关系将成为本文展开讨论的重要线索。在全球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特定背景之下，中国亿万农民工的劳动力再生产状态的匮乏，及其与劳动力使用之间关系的割裂，不仅反映了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之间的高度不一致，同时决定了这一劳动主体无法在城市中完成其无产阶级化过程。这个过程不仅塑造了农民工模糊而残缺的身份认同，同时也在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层面造成了巨大的结构性张力。 二、无法形成的阶级：劳动力使用与再生产的实践 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维持和再生产工人阶级始终是资本再生产的一个必要条件”⑦。劳动力的生产是以活的个人的存在为前提。活的个人要维持自己，需要有一定量的生活资料，劳动力所有者今天进行了劳动，它必须明天也能够在同样的精力和健康条件下重复同样的过程。因此，生活资料的总和应当足以使劳动者个人能够在正常生活状况下维持自己⑧。一方面，马克思指出了对于劳动个体来说基本身体再生产的必要性：“用来交换劳动力的资本转变为生活资料，这种生活资料的消费是为了再生产现在工人的肌肉、神经、骨骼、脑髓和出生新的工人。因此，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在绝对必要的限度内，只是把资本用来交换劳动力的生活资料再转化为可供资本重新剥夺的劳动力。这种消费是资本家最不可少的生产资料即工人本身的生产与再生产。”⑨另一方面，他又强调了劳动个体的精神与社会需要的同等重要性：“每天必须有一部分时间休息、睡觉，人还必须有一部分时间满足身体的其他需要，如吃饭、盥洗、穿衣等等。除了这种纯身体的界限之外，工作日的延长还碰到道德界限，工人必须有时间满足精神的和社会的需要，这种需要的范围和数量由一般的文化状况决定，因此，工作日是在身体界限和社会界限之内变动的。”⑩ 劳动力再生产包括生产资料以及使生产资料得以实现的劳动力的日常生活以及长期的再生产。从最根本上来说，社会再生产主要依赖于以代际以及日常生活为基础的生物性的劳动力再生产，通过衣食住行以及医疗照顾等方式。除了保障生存的手段之外，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还要求一套文化形态与实践。在西方的工业化过程中，许多工人斗争都是围绕着劳动力再生产的内容和边界而展开的，在福特主义之下，工人阶级的这类斗争取得很大进展，不仅仅表现在经济上，同时也表现在教育获得机会、福利、以及有益于工人的社会与文化的服务的增加。这些进展都是对工人社会再生产的边界与内容的重新界定，而每一个进步都意味着资本主义中劳动力成本的相对增加。除了工人斗争之外，政府、家庭、资本以及市民社会等都是对劳动力再生产进行重构的重要来源。 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十多年社会主义实践中，中国的“工人”在社会中享有农民望尘莫及的高度特权地位，工人无产阶级是国家的主人，工人为国家工作，国家通过“单位”制度不仅发给工人工资，更是全面介入并且承担着工人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即终身雇佣、住房、医疗保障以及子女教育等福利保障11。总而言之，“单位”制度曾经是中国改变资本主义劳资关系而创造出来的一种特殊类型的社会主义劳动关系，在这种制度中，国家全面控制着劳动力再生产资料的生产、分配与管理。 伴随着市场化、工业化和全球化的发展，中国的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央政府将发展经济的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于是各地政府纷纷将发展经济设定为首要的社会目标，尝试将城市规划和发展成为“世界工厂”。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地方政府纷纷投资兴建大量工业区和经济开发区，而这恰好为全球资本利用中国廉价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提供了基础。政府通过户籍制度将城市中的人口分为常住人口和暂住人口，对于在城市中打工的暂住人口——即农民工，城市无须承担其住房、教育、工作保障以及其他环境基础设施及福利等集体性消费资料以维持其长期的劳动力再生产。而且，一旦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带来的产业结构升级不再需要他们的非技术性劳动，一旦他们与某个具体企业之间的合约期满，这些农民工就不得不返回农村老家或者去别的地方寻找另一份临时性工作。 我们从“农民工”这个语词的构成便可以看到这一劳动主体的劳动力使用与再生产之间的关系的扭曲和错位。而这也正是中国农民工无产阶级化过程的独特之处。“工”是指职业身份，它意味着一种新型的工业劳动力的出现及其使用方式，而其前缀的“农民”则是指正式的制度性身份，它一方面表明这一劳动主体的职业和身份转化都受到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二元体制的约束；而另一方面，更加重要的是，它暗含着这一主体的劳动力再生产形式、内容以及本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农民工作为一个劳动的主体，其劳动力的出现和使用与其劳动力的再生产——劳动过程中辩证统一的两个方面——在空间和社会的意义上被割裂和拆分开来，前者发生在城市，其身份是工人，后者却只有回到农村社会才能进行；其身份是农民。“农民工”这个语词的内涵充分标明其无产阶级化过程中存在着无法逾越的结构性障碍，因此这一群体在城市中缺乏长期劳动力再生产的条件，只能长期处于“半无产阶级化”的尴尬状态之下。无法完成其无产阶级化过程。 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农民工问题引起了政府部门、公众、媒体以及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尤其在学界，农民工问题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有关农民工问题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这种特殊劳动力形态的出现以及使用上，例如农民工的劳动力转移、职业流动、劳动状况、社会网络、城市适应以及社会融合与冲突等12，这些讨论往往暗含着这样一个前提假设，即这种劳动主体的真实社会身份是“农民”，这就意味着他们与其打工的城市之间的联系是暂时性的，他们迟早要回到农村社会完成其长期劳动力再生产以及代际再生产。这无疑模糊甚至忽略了这一从农民向工人转化的新兴工人阶级已经真实存在了近三十年的事实。 由于国家从政治的考虑出发而试图用开放社会的概念来取代阶级社会13，因此在农民工的研究中可以看到的另一种倾向是用“阶层化”、“市民化”等概念来对农民工与城市人之间的差距和分化问题进行讨论14。这些研究已经开始关注到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劳动力再生产资源的匮乏状态以及这种状态所带来的更深的社会不平等。2005 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研究部提出了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创造将农民工转化为稳定城市产业工人和市民的制度环境，促进流动人口产业工人化和市民化的建议15。但是这些讨论并未明确地将农民工的劳动身份与社会身份辩证统一起来，因此农民工的工业化过程（产业工人化）和城市化过程（市民化）依旧被设定为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然而我们认为，农民工的公民身份或者市民化问题的实质其实便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实现途径和形式，因此与产业工人化其实是同一个问题。在中国，公民或者市民身份代表着在城市中获得集体性消费资料——住房、教育、医疗健康、社会福利以及其他环境设施等——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当我们将农民工视为城市的劳动者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面临它的劳动力再生产问题，“产业工人化”和“市民化”实际上不是两个问题，而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共同决定了农民工“无产阶级化”的进程、方向以及特点。 尽管中国正在进行迅速的城市化，然而中国的城市化主要依靠的是产权资本而非工业资本，工业资本的角色仅仅体现在它将中国变成了一个“世界工厂”。因此对于从中国农村地区到沿海发达地区打工的亿万农民工来说，虽然他们已经进城打工整整三十年，然而他们依然无法获得定居城市的法律和社会权利。他们没有权利在城市中形成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工人社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一直在依靠政治与行政力量积极左右和推动着生产与消费这两大领域的发展16，例如为了促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而通过户籍制度保障丰富而廉价的农村劳动力可以非常富有弹性地供给给资本与市场。然而，对于劳动力再生产，国家却在三十多年的“单位制”实践之后，不再主动地对其进行具有决定性和前瞻性的干预，而是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的话语力量推动下，主动让位给缺乏管制和规范的资本与社会非正式部门，由它们替代国家并借助市场使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简单日常再生产得以勉强维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为中国城市中只有劳动身份而没有公民身份的农民工，他们所面临的是双重的压迫，一重压迫来自控制其生产过程的资本；另一重则来自缺位于其劳动力再生产的国家。正是由此而导致对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模式17不仅使得社会不平等的制度安排在市场转型期得到延续18，同时使农民工的无产阶级化过程永远无法完成。我们认为，农民工这一劳动主体在城市中所呈现出的模糊性、边缘性与流动性，以及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等不同层面上存在的各种矛盾和冲突，都可以在这个理解框架之下找到充分的解释。 三、劳动力再生产中的国家缺位：资本主导与社会主导 在全球化的社会背景之下，当生产是高度流动的，劳动力的社会再生产必然在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对“地方”的依赖。Harvey 对跨国生产政治经济的空间性分析中指出了全球资本的一个核心悖论：资本流动的需要是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生产的去地域化；但当资本进行全球化的时候，生产总是会发生在“某地”。这就意味着必须在特定空间里拥有安置劳动者的临时性设施19。于是，具体的雇主、管理者以及劳动者为了“生产”这个目标而汇集到特定的空间里，要想让积累发生，资本必须保证工人可以按时去工作，保证原材料到达工厂，保证成品抵达消费者。所有这些都需要在工厂、基础设施以及环境中投资一定的空间设置。可以说，全球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是同时嵌入于制度与地方实践之中的20。在不同地方实现的不同身体特性和价值模式（包括对身体完整性和劳动者尊严所保持的尊重程度）通过资本循环被带入到空间上竞争的环境之中。那些出卖劳动力的人，他们在身体实践和敏感性方面的不平衡地理发展成为由资本和劳动所共同发起的阶级斗争的确定特征之一。生产过程的地方化策略、对地方社会以及劳动控制的影响，这些都是全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过程中，国家的调节行为（通过税收的循环和国家支持的债务表示出来）在确定社会工资和规定“文明的”及“道德上可以接受的”教育、健康、住房等水平方面发挥着关键的作用21。 然而我们在中国所看到的事实却是另外一番景象，中国的产业劳动者大多来自跨地区之间流动的农民工，国家通过控制人口的僵化的户籍制度以及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安排使得农民工在制度层面上（而不仅是在事实层面上）就被设置了在城市安家的障碍，保持农民工身份的模糊性，使社会主义国家和全球资本在其劳动身份上获益的同时，可以名正言顺地逃避任何有利于其劳动力再生产的福利支出和成本。我们可以从Buroway 的理论一些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农民工特殊状态的洞见。Buroway 从生产政治的分析范式出发，对劳动过程理论进行的批判，恢复了对生产体制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结果的分析，根据他的观点，生产体制概念共包括四个基本维度：即劳动过程和劳动力再生产模式等两个微观层面的维度，以及市场竞争和国家干预等两个外部的宏观层面的维度。他将劳动力再生产作为生产体制的重要维度之一，并强调工人用以维持自身劳动能力的再生产和其家庭生存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必然受到国家提供的各种制度安排（产业制度、福利制度、就业保障制度等），在某些条件下甚至还包括国家的直接治理手段等国家干预的影响。他认为，针对工业化过程中存在的大量移民劳动的不合理再生产模式，国家权力的有意识的运作和安排不仅没有对其进行削弱和改变，反而将其加固，从而有效降低工业生产成本，减少城市化的压力22。 Castells 也强调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国家、工业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工业资本总是尽量将劳动力的使用最大化，而国家有时出于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目的亦通过有意识的权力运作与安排帮助工业资本强化对劳动力的不合理剥削和使用。然而随着资本的技术和经济需求的变化，以及于大众需求的发展，Castells 提出为了避免或者解决城市危机的出现，国家必须通过集体性消费资料的生产、分配与管理，介入劳动力再生产的过程，对工业资本进行直接（通过预算和行政手段）或者间接的干预（通过经济和社会机制调节劳动力再生产）23。Castells 从建立在所有社会群体日常生活基础之上的集体性消费（住房、教育、健康、文化、商业、交通以及集体性设施等）与发达资本主义阶段的城市危机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出发，分析了集体性消费对于解决劳动力再生产问题的政治经济学意义，提出国家的直接或间接干预对于化解由于工业资本发展的内在逻辑所导致的社会不平等、城市问题以及政治危机等具有重要意义。他指出，资本集中所带来的结果是生产组织、生产资料以及劳动力的集中，因此也就导致了劳动力再生产资料的集中化趋势，这些消费资料一部分供个人使用，一部分供集体使用。而从国家进步的视角来看，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的基本角色是要保证劳动力再生产过程的基本要素，具体来说即集体性消费的领域24。 对于中国农民工群体中的大多数来说，无论他们在打工中表现如何出色，都不可能在城市定居下来，并且与那些和他们相当的城市人一样有尊严地生活。对自我尊严的否定是深深嵌入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的。无产阶级化无法完成的一个最直接的后果是，主体无法变得完整，于是只能永远停留在农民工的状态之下。这个未完成的主体是残缺的，匮乏的，不满足的，只能处于流浪的状态，不知道何去何从。农民工，不是农民，也不是工人，他们什么也不是，这个主体处于农民与工人之间，这种主体永远是残缺的，无法完整的，而这一主体的残缺往往被他们归咎于其自己的能力和“命”，这种归咎使得其产生出更大的动力来克服这种转变中的种种困难。他们在大城市中工作的时间越长，就会越清楚自己是被城市排除在外的。我们不是说农民工经过几年的工厂经历之后不可能成为城市中的一个小店主，一个小贩或者一个捡垃圾的人，我们所说的是， .由农民工这个模糊而暂时性的主体所构成的新打工阶级不可能转化成真正的工人主体——拥有定居在城市的平等权利，哪怕是聚居在贫民窟或工人社区。在当代中国，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的匮乏状态的一个最明显标志是：城市连一个可以属于他们自己的劳动力再生产的空间都没有给予，他们没有在城市中安家的权利。 一方面，由于户口与城市福利之间的联系，因此没有当地户口的农民工不可能获得政府公房或者单位公房的使用权或所有权，同时更不可能承受城市商品房的市场价格25。另一方面，由于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都限制这个新兴的打工阶级在城市中建立自己的社区26。于是，维持这一无法在城市中生根的打工阶级的劳动力日常再生产的责任便落在了资本以及社会非正式部门的头上。农民工群体在城市中的社会空间分布状况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城市中以地缘为纽带的外来人口聚居区，如北京的“浙江村”27；二是在城市扩张时期外来人口聚集的“城中村”28；三是在城市工业区或经济开发区中常见的工厂宿舍，通常与当地社区形成分割的二元社区29。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的空间形态几乎全部是由资本和社会非正式部门主导和组织的。而国家，不仅逐渐退出了曾经在计划经济时代全面掌控的城市的劳动力再生产领域，而且从一开始便缺位于农民工这一特殊劳动主体的劳动力再生产过程。根据2006 年7-8 月“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研究”课题组对珠三角地区农民工进行的问卷调查数据显示，在正式就业的农民工中近60%的人居住在集体宿舍或者工作场所中，另外有35%住在出租屋，其他借住亲友的家中或者宿舍以及自购房等总共才占5%左右。可见，资本主导的宿舍劳动体制30与社会非正式部门所主导的社会自我消化模式31是农民工在城市中的两种最主要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 在计划经济时代，作为“全能机构”的国有企业也曾经普遍向员工提供宿舍、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全面的、长期的福利性设施和保障。可以说，在计划经济时代，宿舍是国家全面负担劳动力再生产的一个重要例证。然而，市场经济时代在中国普遍重现的宿舍劳动形态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政治经济学意义，它可以说是全球化生产的系统生成物。尽管它依然承担着劳动力日常生活再生产的功能，但却与计划经济时代的国企宿舍有着本质的区别：它主要提供给短期雇佣的农民工，不具备长期居住的功能，排除了具体企业与具体个人之间的关系延续之可能。企业为外来工提供宿舍并不是为了建立一支对企业忠诚或者技术熟练的劳动力队伍，而是为了可以确保短期地、临时性地、大规模地对跨地区流动的廉价而年轻的外来工加以使用，并将其工作日的劳动产出最大化32。 我们认为，空间的重要意义只有在它使劳动流动和资本流动成为可能的时候才变得尤其重要。从当代中国农民工的日常劳动力再生产空间来看，无论是资本主导的工厂宿舍还是社会非正式部门所主导的出租屋(民工村)，其实质都是通过有意识的微观空间技术使城市对农村劳动力进行集中并且暂时性使用的同时无需承担其城市化以及无产阶级化的成本，导致这一群体的无产阶级化过程无法在城市中完成。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的确给中国社会带来了Polanyi 所谓的“大转变”。 然而对于农民工来说，作为一种临时性的劳动力，一个暂时的逗留者，即使他们在从一个工厂转向另一个工厂打工的过程中已经真实地生活在城市，但是他们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在城市政府和城市人眼中只是二等公民，自己不属于城市，城市不断推卸和否定他们对于农民工的住房、医疗以及子女教育的责任。而他们在城市打工的工资中，并没有被计入可以维持其在城市中长期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再加上就业、教育培训、医疗健康、居住等方面的社会保障制度与资源的供给匮乏，因此在空间与社会的意义上劳动力的使用与再生产过程长期割裂状态下的农民工，只能不断游走于城市的边缘，无法积累出可以支持其在城市中生根的资本和技能。显而易见，对于他们来说，工业化并没有带来城市化，因此他们被召唤到工厂中打工却不被允许在其工作的城市中定居。然而，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发展，一方面，工业化对产业发展模式以及劳动力素质的需求发生了转变；而另一方面，城市化所带来的城市生活成本提高，引发了农民工对工资以及集体性消费资料的需求增长。在这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之下，无论是资本主导，抑或是社会主导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都因其自身所固有的局限性而无法填补劳动力使用与再生产之间的日益加深的裂痕。在国家和资本的共同作用之下，无产阶级化过程的无法完成给中国农民工的打工生涯制造出更大的张力和更深层的矛盾，而这些张力和矛盾反过来又使中国新工人阶级的形成过程变得更加复杂。 四、进退两难：双重异化与精神圈地 马克思曾经指出，劳动者的“free”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作为一个自由的人，他可以将自己的劳动力变成自己的商品；而另一方面，他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没有其他可以出卖的东西，并缺乏一切可以将其劳动力实现的生产资料33。换句话说，工人可以“自由地”出卖他或她的劳动力（不会受到政府、习俗或者其他力量的限制，同时他/她们也仅限于拥有将自己的劳动力变成商品的自由）。由于他/她不拥有其他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或者获得途径（土地、租金、福利以及家庭收入），因此只能通过出卖劳动力来获得经济资源。对于农民工这个在改革开放年代由工业资本所创造出来的崭新主体来说，他们必须改变自己，成为适合并愿意进入工厂工作，并且具有弹性的劳动力。这意味他们除了要经历不拥有生产资料，不能控制劳动过程，只能出卖劳动力换取微薄工资的劳动异化之外，还要经历城市生活的异化。农民工往往独自背井离乡进入城市打工，他们必须告别了以往熟悉的生活习惯、礼俗以及文化传统以及历史（家乡的食物、语言和周围环境等）并聚集在工厂，经历工厂规训对其身体、意志以及行为的同质化重塑34。他们必须生活在一个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环境里，陷入陌生的人群、语言、生活方式以及消费方式的全面支配之中。我们将这种劳动异化又叠加了另一重生活异化的状态称之为“双重异化”。而且，作为可以被任意处置的临时性劳动力，城市一旦不再需要他们的劳动力，便会要求他们离开城市返乡。农民身份便将他们与城市和全球现代性永远地区隔开来。 改革开放，使农民工可以自由流动，使他们可以自由地进厂打工，这是一种离开家乡地自由，释放着他们渴望改变的欲望，而伴随着这种自由的，则是向城市资本出卖劳动力的自由，而一旦他们获得这种自由，他们很快便发现自己只能从一间厂跳向另一间厂，除此之外，一方面，他们失去了继续前进——成为真正的城市人或者工人——的自由，因为他们的正式社会身份是农民，无论是在法理意义还是事实意义上，他们都不可能合法而永久性地迁入城市；另一方面，他们也同时失去了回头的自由，尽管种种结构性限制使得农民工无法在城市中生根，但是他们与其农村社区之间的实质性的分离却已经开始发生，对于第二代的农民工们来说尤其如此。“农民”这个前缀，除了仍然清楚地标示着这一劳动主体的正式身份及其在城市中的次等属民身份，它原本所暗含的劳动力再生产的形式、内容以及本质的意义正在发生改变。农村劳作方式的贬值、农业生产技能的缺失，使土地实际上已经不能再在物质与精神的层面上继续支持他们的长期劳动力再生产。 在以往关于农民工的研究中，土地被认为是承担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的最重要的依托，并被视为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亿万农民涌入城市打工却没有引起巨大社会震荡的一个重要的“减压阀”，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以及代际更替，农民工群体内部也出现了代际的更替和分野。“新生代的农民工”相比“第一代农民工”不仅对现代城市及其生活方式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心理认同，其融入城市的欲望比第一代农民工更加强烈。而且由于他们与农业劳动的实质性脱离，导致他们对于为其祖辈父辈所珍惜的土地也已经产生了不可挽回的分离。从农民工对待土地的态度上，已经可以看到明显的转变。很多年轻的打工者根本无法说出家中具体有多少土地。孙立平曾指出在农民工的意识中，土地与劳动权力之间没有确切的关系。年轻的农民工们几乎不知道自己的家庭所拥有的土地数量35。将近一半左右的农民工表现出愿意放弃或者无所谓他们在农村的“根”36。对于依然贴着“农民”标签的新生代的农民工来说，尽管名义上他们或许仍然拥有在农村的一亩三分地，但是他们已经远离乡土，并且不再拥有农业生产所需的技能。而土地曾经的重要价值在他们的意识中已经开始变得模糊甚至消失了。换句话说，在农民工的土地尚未发生的“圈地”，在他们的精神和生活的意义上却已经发生了。这种“精神圈地”无疑令他们逐渐丧失了返乡的欲望和本能。中国的改革开放虽然一直强调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然而双重的结构性限制令他们并没有被真正解放，前进或者后退都是死路。于是，一旦成为农民工，便意味着将被束缚在一个并不真正属于自己的工厂世界，成为城市中的陌生人，成为一个永远的流浪者，无家可归，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不仅仅被扭曲，甚至被割裂。如果短暂和无常是通常不会在城市打工超过4－5 年的第一代农民工的主要特点37, 那么在第二代农民工身上，这种短暂将被打破，他们通常倾向于在城市中停留更长的时间。而这种打破恰恰使他们的生命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既不可能从农民变成真正的工人或者说城市人，也不可能再回到过去，回到农村社会。 作为一个劳动主体，从劳动力的使用方面来说，流离于城市边缘处于半无产阶级状态的农民工们在打工过程中经历着劳动与生活的双重异化；而从劳动力的再生产方面来说，“精神圈地”意味着他们与土地的实质性分离，然而城市对于他们来说依然遥不可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一劳动主体的劳动力使用与再生产不仅在空间和社会的意义上被拆分，使其成为在城市与农村之间不断来来回回的一群候鸟。甚至可以说，他们正在逐渐变成一群无“家”可归、踏上不归路的流浪者，其身份认同更加模糊和混乱。无产阶级化过程的无法完成给中国农民工的命运带来了巨大的创伤，并引发了经济、政治、社会以及文化等各个层面的矛盾和冲突。如果说，90 年代以阿英为代表的第一代农民工曾经用自己的身体作为属民的武器，以疼痛、梦魇和尖叫的方式开创了一种抗争的次文体，对社会主义国家、全球资本与父权制文化进行了谴责和控诉38。那么在21 世纪，第二代的农民工们已经开始将沉默化作愤怒，将疼痛转为行动，通过公开的集体行动来展开争取主体完整的斗争，戳穿“中国制造”的神话。以广东省为例，农民工群体反抗与挣扎的各种集体行动开始出现并呈现上升趋势。从2001 年到2004 年，政府有记载的群体性突发事件从2358 起增加到4008 起39。农民工已经开始普遍表现出明确的集体性抗争情绪和意识，尤其是年轻的农民工表现出更加强烈的集体行动意愿40。这些集体行动无疑是具有政治性的，它们是这一群体其自身无产阶级化过程无法完成所发出的强烈抗议。 五、结语 毫无疑问，中国的工业化和全球化进程必须依靠对农民工这一劳动大军的使用，然而这一群体的公民地位或者阶级地位却一直被有意无意地否定和忽略。农民工一方面为城市提供着廉价、新鲜而丰富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却无法在城市中“生根”，我们认为，“阶级”不仅是一组流动的历史性关系，而且也是由无数的张力、多重的结构性矛盾以及各种冲突因素等共同构成的一组特殊关系。中国进入全球经济体系之际所出现的主要由农民工所构成的打工阶级的命运实际上是国家和资本的力量所共同决定的。作为一个劳动主体，农民工身份中本应辩证统一的两个过程，即劳动力使用与劳动力再生产，在全球资本的经济逻辑（最大限度获取劳动剩余价值，迅速进行资本积累）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逻辑（通过控制劳动者的流动和使用方式以尽快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目标）的共同作用之下，在空间和社会的意义上表现出严重的分裂状态，国家一边允许农村外来人口进入城市参与经济活动满足全球资本与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一边却拒绝（或者说无力）承担他们无产阶级化及其世代再生产的成本。城市政府不向农民工提供住房、医疗、子女教育以及其他社会福利，以代际再生产为基础的劳动力长期再生产的责任依然被留给农村社会来承担。换句话说，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二者之间明显脱节，农民只能进入城市打工，却不可能在城市永久定居。换句话说，在农民工劳动力使用机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劳动力再生产——被国家有意无意地忽略，城市政府缺乏动机去承担提供集体性消费资料的角色以解决劳动力的长期再生产需要。而资本和社会非正式部门所主导的劳动力再生产解决机制各自由于其内在的局限性而无法在很大程度上弥补这种割裂。因此，尽管农民工的劳动力推动了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但是对于农民工群体自身来说，他们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却由于其劳动力使用与再生产的割裂状态而无法统一起来，这种劳动身份的公民主体——农民——始终无法被真正“城市化”，这边使得其无产阶级化过程在城市中难以完成，而这一劳动主体便只能永远停留（更确切地说是流动）在“半无产阶级化”的特殊状态之下。 1《南方周末》，2008 年2 月21 日。 2 Pun Ngai, Made in China: 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a Global Workplace (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25-30. 3 谭深：<打工妹的内部话题——对深圳原致丽玩具厂百余封书信的分析>，《社会学研究》，1998 年第6 期，页63-73。 4 沈原：<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社会学研究》，2006 年第2 期，页31。 5 任焰、潘毅：<跨国劳动过程的空间政治：全球化时代的宿舍劳动体制>，《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4 期，页21-33；任焰、潘毅：<宿舍劳动体制：劳动控制与抗争的另类空间>，《开放时代》，2006年第3 期，页124-135。 6 郑广怀：<伤残农民工：无法被赋权的群体>，《社会学研究》，2005 年第3 期，页99-118。 7 马克思，中共中央编译局译，《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页660。 8 马克思，中共中央编译局译，《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页198。 9 马克思，中共中央编译局译，《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页660。 10 马克思，中共中央编译局译，《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页269。 11 相关研究请参见李培林、张翼：《国有企业社会成本分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杨晓民、周翼虎：《中国单位制度》（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Walder, Andrew G.,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 12 相关文章请参见杜鹰、白南生：《走出乡村：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实证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黄平：《寻求生存：当代中国农村外出人口的社会学研究》（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谭深：<打工妹的内部话题——对深圳原致丽玩具厂百余封书信的分析>，《社会学研究》，1998 年第6 期，页63－73。文军：<从生存理性到社会理性的选择：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业动因的社会学分析>，《社会学研究》，2001 年第6 期，页19-30。李强：<关于城市农民工的情绪倾向及社会冲突问题>，《社会学研究》，1995 年第4 期，页63-67。刘林平：<外来人群体中的关系运用——以深圳“平江村”为个案>，《中国社会科学》，2001 年第5 期，页112-124。周大鸣：<渴望生存：农民工流动的人类学考察>（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 13 潘毅：<阶级的失语与发声——中国打工妹研究的一种理论视角>，《开放时代》，2005 年第2 期，页95-107。 14 相关文章请参见陈映芳：<“农民工”：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社会学研究》，2005 年第3 期，页119-132。文军，<农民市民化：从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6 卷第3 期，2004 年5 月，页55-61。项飚：《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北京：北京三联书店，2000）。王元璋，盛喜真：<农民工待遇市民化探析>，《人口与经济》，2004 年第2 期，页7-13。 15 此报告所提出具体建议主要包括：1，改革户籍管理制度；2 改革现行就业制度；3 改革社会保障制度；4做好农民工子女教育培训。 16 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 年10 月15 日）上明确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即“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http://www.china.com.cn/news/txt/2007-10/16/content_9064770.htm. 17 Burawoy, M.,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 (London: Verso,1985),102-105. Buroway 曾经专门对帝俄工业化时代的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模式进行讨论，他指出问题并不仅在于出现了这种“循环往复”流动着的移民工人：他们像候鸟一样定期的从农村迁徙到城镇，又从城镇返回到村社。在这种“拆分型”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中，本来应该完整统一的劳动力再生产过程被肢解开来，其中的一个部分（劳动者个人体力和脑力的再生产过程）是在工厂-城镇中实现的，而另外一个部分（抚养子嗣、老弱等）则是在这些移民工人的来源即乡土村社中实现的。 18 沈原：<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社会学研究》，2006 年第2 期，页32。 19 Harvey, D., The Limits to Capital (Oxford: Blackwell, 1982), 31. 20 Peck, J., Work-Place: the Social Regulation of Labor Markets( New York: Guilford, 1996),232. 21 Harvey, D., The Limits to Capital (Oxford: Blackwell, 1982), 111. 22 沈原：<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社会学研究》，2006 年第2 期，页32。. 23 Castells,Manuel, City, Class and Power (London and Basingstoke: 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78), 42. 24 Castells,Manuel, City, Class and Power (London and Basingstoke: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78), 3. 25 吴维平，王汉生：<寄居大都市：京沪两地流动人口住房现状分析>，《社会学研究》，2002 年第3 期，页92-110。 26 潘毅：<阶级的失语与发声——中国打工妹研究的一种理论视角>，《开放时代》，2005 年第2 期，页95-107。 27 相关研究请参见王春光：《社会流动与社会重构：京城“浙江村”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项飚：《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北京：北京三联书店，2000）。 28 相关研究请参见李培林：《巨变：村落的终结——都市里的村庄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29 相关研究可以参见周大鸣：<外来工与“二元社区”——珠江三角洲的考察>，《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 年第2 期，页107-112。 30 在中国，无论工厂的产业类型、所在地区或者资本性质如何，农民工们——无论男性还是女性，无论已婚还是未婚——通常都居住在工厂内或者工厂附近的宿舍之中。工厂宿舍大多是楼房，每栋宿舍楼可以容纳数百名工人居住。宿舍房间都是共用的，比较典型的是每间房住8-12 个工人，位于每个房间、每层楼或者每个单元的厕所和洗漱间都是公用的。在工人宿舍里，除了床铺之外，没有任何可以允许个人隐私存在的空间，生活空间都是集体共用的。我们将工厂大量使用农民工，并利用工厂宿舍暂时性安置外来劳动力、承担其劳动力日常再生产的现象概念化为“宿舍劳动体制”。详参见任焰、潘毅：<跨国劳动过程的空间政治：全球化时代的宿舍劳动体制>，《社会学研究》，2006 年第4 期，页21-33。 31 社会自我消化模式是指由社会非正式部门通过房屋租赁市场对来解决农民工在城市的日常生活再生产，主要形式是出租屋和民工村等。这种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农民工在城市中的打工生涯成为可能，但是这种模式的特点一方面存在治安、安全、居住环境恶劣等问题，另一方面，这些聚居区往往是政府经由市场和区域政策的中介重塑城市空间的首选之地，因此难以成为农民工在城市中的长久、稳定的安居之所。 32 任焰、潘毅：<跨国劳动过程的空间政治：全球化时代的宿舍劳动体制>，《社会学研究》，2006 年第4 期，页21-33。 33 Marx, K.(1954,1965). Capital Vol. 1( Moscow: Press Publishers), 169－170. 34 潘毅：<阶级的失语与发声——中国打工妹研究的一种理论视角>，《开放时代》，2005 年第2 期，页95-107。 35 孙立平：<关于农民问题的几点基本看法>，载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编，《农民工研究选编》， 2001年。 36 任焰，潘毅：<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中的政府缺位>，《中国社会科学内刊》，2007 年4 月，页105-120。37 Pun Ngai, Made in China: 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a Global Workplace (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 5. 38 Pun Ngai, Made in China: 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a Global Workplace (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165-187. 39 蔡禾：《全面关注农民工的生存状况排除“群体性抗争”情绪、化解群体性社会冲突》（研究报告，未出版，2007）。 40 任焰，潘毅：<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中的政府缺位>，《中国社会科学内刊》，2007 年4 月，页105-120。 潘毅，现于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任教，《中国女工》的作者。潘毅主要研究中国劳工、性别及文化政治、全球化及跨境研究等。除学术活动外，潘毅亦活跃于社会运动。现为「女工关怀」（The Chinese Working Women Network）执行委员会主席。 任焰，任教于广州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从事医疗与健康社会学及劳工研究, 著有（与潘毅合著）《跨国劳动过程的空间政治：全球化时代的宿舍劳动体制》，《社会学研究》2006第4期 &nbsp;

2011年9月7日：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的最新调查发现：乐购、卜蜂莲花，联华超市所出售的散装大米上含有多种微量的农药残留，在草莓、空心菜、韭菜等生鲜蔬果上也含有多种农药残留，其中包括多菌灵等内分泌干扰素类农药，以及违禁农药甲胺磷。

在国际贸易一体化形势下，食品市场更加注重食品的安全与质量。近年来，发达国家和地区通过制定农药最高残留限量标准设置食品贸易技术性壁垒，使我国食品出口连连受阻，导致我国食品贸易损失巨大。为此，通过我国与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欧盟、美国和加拿大食品安全限量标准对比分析研究，从比较中发现差距，从比较中吸收经验，对于制定和修订我国农药残留限量标准，提高我国食品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1&nbsp; CAC、美国、加拿大、欧盟食品中农药残留限量标准状况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下设农药残留专家委员会联席会议（JMPR）和农药残留法典委员会（CCPR）两个组织专门负责制定和协调食品中农药最高残留限量。JMPR负责农药安全性毒理学学术评价，修订农药每日允许摄入量ADI，仅从学术上评价各国政府、农药企业、公司提交的农药残留试验数据和市场监测数据，提出MRL推荐值。CCPR负责提交进行农药残留和毒理学评价的农药评议优先表，审议JMPR提交的农药最高残留限量草案，制定食品中农药最高残留限量标准［1］。协调制定农药残留标准是CAC的重要职责，目前已形成了包括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农药残留分析采样方法、农药残留分析方法标准以及农药残留分析的实验室操作规程等较为完善的农药残留限量标准体系。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制定的农药残留最大限量标准收录在食品法典委员会MRL1内，目前，共制定了197种农药在农产品及食品中的2374个农药残留最大限量值［2］。欧盟的农药残留立法始于欧共体在1976年11月制定的理事会指令76／895／EEC，该指令确定了43种农药活性物质在部分水果和蔬菜上的MRL标准。1986～1990年又先后发布了3个有关农药MRL标准的理事会指令86／362／EEC、86／363／EEC和90／642／EEC，为植物（包括水果和蔬菜）产品、谷物、动物产品表面和内部农药含量设定了MRL标准。在1997年前的理事会指令中制定的农药MRL标准仅仅限于未加工的食品，从1997年的97／41／EEC指令开始有3个方面的重要变化：一是规定了建立加工食品和复合食品的农药MRL标准体系；二是建立了欧盟内部国家间农药MRL标准差异的协调程序，以解决由于这种差异而导致的贸易障碍；三是将制定农药MRL标准的职能从欧盟理事会转到欧盟委员会［3］。目前，欧盟共制定出了200多种农药活性物质在食品中的30000多项农药MRL标准，其中有3／4以上的MRL标准设定在检测限上。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家也在加紧制定和修订本国的农药残留限量标准，美国政府由农业部负责制定农产品的农药残留限量标准，由卫生部负责食品、动物饲料在生产和注册环节的农药残留管理，包括生产过程中的残留监测和产品注册时的残留检测，制定相应的残留检测程序和实验方法。目前，美国共制定320多种农药的9600多项最高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并计划在10年内完成对现有残留限量的再评价。加拿大由卫生部负责制定农药残留的标准，由食品检验局负责农药的残留监控。到目前为止，加拿大制定了150多种农药的农药残留限量标准。2&nbsp; 我国食品中农药残留限量标准状况为了与国际标准接轨，我国政府和有关部门非常重视农药残留限量标准的制定修订工作。我国现行的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是GB2763-2005《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该标准包括136种我国正在使用的农药［4］，基本涵盖了获得农药登记、允许使用的农药和禁止在水果、蔬菜、茶叶等经济作物上使用的高毒农药。该标准依据安全性毒理学评价以及根据我国居民食物消费量估算摄入计量和实际污染水平的监测结果，并参考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美国、欧盟等制定的标准。目前我国国家标准对农药限量的规定涉及136种农药的480项农药残留限量指标数量。3&nbsp; 我国与CAC、美国、加拿大、欧盟食品中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存在的差异CAC、欧盟、美国、加拿大等国际组织和国家的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几乎涉及所有的农产品及食品，且各项指标分类较细，往往一种农药在不同的作物和食品中均有详细规定。特别是近年来，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农药残留限量标准不断修订，限量指标数量不断增加，甚至很多低毒、低残留的农药也制定了很严格的限量，其中大部分是以最先进的仪器检测限作为限量标准值，这就给我国农产品和食品出口造成了很大的贸易技术壁垒。3.1&nbsp; 我国标准中农药残留限量指标数量偏少目前，CAC共制定了210多种农药在农产品及食品中的3000多个农药残留最大限量值；欧盟共制定出了200多种农药活性物质在食品中的30000多项农药MRL标准；美国共制定320多种农药的9600多项最高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加拿大也制定了150多种农药的2000多项农药残留限量标准。而我国国家标准对农药限量的规定仅涉及136种农药的480项农药残留限量指标，相比这些国家或地区，我国在这方面无论是标准数量，还是指标数量都较少。3.2&nbsp; 我国农药残留限量指标过于单一，食品限定过于笼统我国农药残留标准对粮食、蔬菜和水果等食品的限定不如CAC、欧盟、美国和加拿大标准中那样具体。我国现行的农药残留限量标准中规定的食品分类比较笼统，而CAC、欧盟、美国和加拿大在农药残留限量标准中规定的食品详细划分到具体的每一种粮食、蔬菜、水果品种。例如在我国国家标准中乐果在蔬菜上的MRL值统一限定为1mg／kg，而CAC国际标准中针对菠菜、番茄、胡萝卜、芹菜等蔬菜品种制定农药乐果的MRL值。欧盟食品分类更细，我国的粮食是指原粮产品，而欧盟进一步细分为大麦、小麦、黑麦、燕麦、大米；我国蔬菜包括叶菜、果菜和根块类菜，而欧盟蔬菜进一步细分为黄瓜、菜花、甘蓝等；我国水果只是一大类，而欧盟分为干果、鲜果、硬果和软果等，其中鲜果又分苹果、香蕉、葡萄、柑橘等，并且每一种农产品都对应各自不同种农药的限量标准。美国食品标准中，苹果中有160多种、梨中有80多种、白菜中有60多种、芹菜中有30多种、菠菜中有30多种的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加拿大农药残留限量规定也比较细化，例如畜禽产品中农药残留限量，我国只是对肉及其制品统一进行限定，而加拿大详细规定了牛肉、山羊肉、绵羊肉、马肉、猪肉及其副产品中的农药残留含量；我国豆类蔬菜作为一类进行农药最大残留限量限定，而加拿大的豆类蔬菜包括四季豆、菜豆、红花菜豆、食荚菜豆、红菜豆等品种。3.3&nbsp; 限量标准中农药品种间存在差异发达国家和地区根据各自农药使用情况，结合农产品原料质量安全现状和食品生产方式，对相应的农药进行了限定。国际组织或发达国家标准已制定限量标准，而我国未制定限量指标的农药品种包括2-苯基苯酚、甲基谷硫磷、苯霜灵、恶虫威、苯菌灵、苄呋菊酯、联苯三唑醇、溴离子、灭螨猛、毒虫畏、噻草酮、三环锡、甲基内吸磷、抑菌灵、氯硝胺、落长灵、乙拌磷、二噻农、二硫代氨基甲酸盐类、多果定等。另外，我国国家标准已制定，而CAC、欧盟、美国和加拿大也有一部分农药未制定相应的残留限量标准。CAC未制定限量标准的农药品种包括三氟羧草醚、甲草胺、涕灭威、磷化铝、莠去津、丙硫克百威、苄嘧磺隆、杀虫双、丁草胺、丁硫克百威、杀螟丹、灭幼脲、矮壮素、氯化苦、绿麦隆、氰化物、野燕枯、烯唑醇、敌瘟磷等。与我国国家标准相比，欧盟标准中未规定多效唑、辛硫磷、恶草酮、异丙甲草胺、氟乐灵、蚜灭磷、稻丰散、甲基对硫磷等农药品种限量；美国标准中未规定三唑酮、二唑醇、特丁磷、戊唑醇、稀禾定、五氯硝基苯、咪鲜胺、抗蚜威、辛硫磷、磷胺等农药品种；加拿大农药限量标准中没有规定甲基对硫磷、百草枯、多效唑、恶草酮、禾草敌、异丙甲草胺、代森锰锌、咪酰胺、稻丰散、辛硫磷、敌百虫、甲拌磷、三唑酮、蚜灭磷等农药品种。3.4&nbsp; 农药残留限量标准中限量指标存在的差异3.4.1&nbsp; 农药残留限量标准中部分限量指标一致通过比较，发现我国农药残留限量标准中有部分限量指标和CAC、欧盟、美国或加拿大规定的农药残留限量指标相同。新制定的农药残留限量标准中有80多种农药的270多项标准采用CAC标准或与CAC一致。如葡萄中四螨嗪、乐果、杀螟硫磷等农药限量，苹果中克菌丹、甲萘威、倍硫磷、马拉硫磷、对硫磷、亚胺硫磷、敌百虫和三唑锡等农药限量，胡萝卜、叶球甘蓝和花椰菜上的白菌清限量与我国限定其含量相同，溴氰菊酯在果菜中的限量值一致。欧盟标准中双甲脒在梨中的限量和我国梨果类水果中的限量均为0.5mg／kg，在大豆、番茄、芦笋中的多菌灵、葡萄中腐霉利、黄瓜中乙烯菌核利、棉籽中氯氰菊酯等农药限定于我国对其限量规定相同。美国农药MRL标准中大豆中的氟乐灵和灭多威、葡萄中的腐霉利、花生和棉籽中甲拌磷等农药残留限量指标与我国国家标准相应的限定指标一致。加拿大标准中柑橘中灭多威、葡萄中甲霜灵、芹菜和葡萄中的马拉硫磷，黄瓜、番茄中的乙烯菌核利等农药限量指标与我国国家标准限定值相同。3.4.2&nbsp; 农药残留限量标准中部分限量指标低于国际或发达国家标准某些粮食、蔬菜等食品，因我国居民的食用量较大，其农药残留指标严于CAC标准，如国家标准中规定马拉硫磷、对硫磷、甲拌磷、甲胺磷、久效磷、氧化乐果、克百威和涕灭威8种高毒、高残留农约为不得检出品种。这项规定严于CAC、欧盟、美国、加拿大等农药残留限量标准。此外，我国农药残留限量标准中某些农药在某个蔬菜品种上的MRL值低于CAC、欧盟、美国或加拿大，如CAC标准芜菁甘蓝中多菌灵、莴苣头中五氯硝基苯、结球甘蓝中的乙酰甲胺磷等农药限量值均高于我国；我国标准中小麦和香蕉中丙环唑、小麦粉中甲基嘧啶磷、大麦中溴甲烷、棉籽中亚胺硫磷等农药限量严于美国；加拿大标准中黄瓜的甲霜灵、肉及肉制品与乳及其制品中林丹等农药限量指标比我国高；欧盟标准中黄瓜、茄子中敌百虫，芒果中咪酰胺等农药限量要求松于我国。3.4.3&nbsp; 农药残留限量标准中限量指标高于国际和发达国家标准我国食品中限定的个别农药品种的MRL值大于CAC、欧盟、美国、加拿大等标准，已不适应现在的食品质量安全要求，按这种标准检测判断，是食品安全的潜在威胁。例如果菜类蔬菜中甲氰菊酯的残留标准，国家标准是1mg／kg，而CAC、美国、欧盟的标准均为0.2mg/kg；我国蔬菜中毒死蜱残留标准为1mg／kg，而CAC根据不同蔬菜品种制定标准，除叶菜类为1mg／kg外，其它类蔬菜的MRL值都很低，青菜和花椰菜仅为0.05mg／kg。加拿大苹果中灭多威，甘蓝、黄瓜、番茄中氯菊酯，美国大豆中异丙甲草胺，欧盟苹果、梨中的三唑酮，柑橘中噻菌灵，番茄中乙烯菌核利等农药限量值均低于我国相应的残留限量值。4&nbsp; 小结我国食品中农药残留限量标准与CAC、欧盟、美国和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农残留限量标准在农药限量指标数量、食品限定范围、农药种类限定、限量指标值等各方面存在很大差距，主要是农药残留限量指标较少、食品限定过于笼统、限定的农药品种较少、有些限量指标高等问题。因此，为了尽快使我国食品农药残留限量标准适应国内外食品市场发展需要，打破国际贸易技术壁垒，应加速农药残留限量标准的制定修订工作，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应加强风险评估等科学方法在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制定中的应用，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同时应积极采用国际标准和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提高我国农药残留限量标准水平，使我国农药残留限量标准既适应国内食品工业发展需要，又适应经济全球化和科技经济一体化进程的需要。◇参考文献［1］耿天霖.中国农药残留领域采用CAC标准研究.世界农业，2005，10：39-42.［2］高景红，肖志勇.我国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存在的问题探讨.农业环境与发展，2002，4：32-33.［3］张志恒，陈丽萍.欧盟农药MRL标准及中国的主要差距.世界农业，2004，10：47-48.［4］张莹，王绪卿，赵丹宁，等.GB2763-2005《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05.

在食品安全问题突出的当下，所谓的"有机食品"让惶惶不安的消费者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但这根稻草并不那么可靠。

《现代中国》杂志2009年7月号刊登了英国谢菲尔德大学中国政治经济学教授克里斯·布拉莫尔（Chris Bramall）题为《走出黑暗--中国转型之路》的文章。作者指出，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确实一直在快速增长，然而，中国也错失了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即没有继续发展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医疗和教育方面的福利制度，而是转向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过于一味地追求增长，这造成了很多问题。而2008-2009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使这一模式遭到了质疑，这同时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建立小康社会主义的机会，而中国目前的领导人也认识到了另外一种现代性的可能性。文章内容如下：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异常迅速。可以肯定，其前景比它在2008年夏季全球化的"高潮"时期要暗淡，但30年来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的经济增长依然强劲。全球经济衰退使增长率削减了几个百分点，但依照世界标准，这一比率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事实上，如果国内生产总值根据购买力等价来衡量（这种评价标准赋予非贸易部门较高的权重，从而降低了外部冲击对统计数据的影响），那么，经济放缓甚至不太明显。樊纲和胡永泰认为，中国的成功归功于他们所谓的"平行推进"（parallel partial progression）。中国如此成功是因为它没有遵循循序渐进的方式，而是很早就开始在几乎每一个部门进行改革。在每一个领域都很快进行彻底的转型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一进程在每一个领域都开始了，并且推进迅速。一个部门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即改革由此在某些领域而不是其他领域开始并被推进到得出一种结论）将不可能十分有效。然而，中国的改革在某些领域确实太慢；樊纲和胡永泰特别指出了金融自由化步伐缓慢。其结果是，中国无法利用获得外国资本所提供的机会。王绍光有着与樊纲和胡永泰相同的乐观评价。他批评了农村医疗改革的诸多方面，但他仍然得出结论认为，中国政府已显示出它自身既有非常强的适应能力，又是善于学习的。黄宗智对中国的转型道路有着更多的批评。他的很多文章为中国的"非正规部门的社会公平"进行了呼吁，实际上就是要创建体制和机构以改善非正规部门的大量雇员的待遇，包括工厂内部的待遇（就工资和工作条件而言）和工厂外部的待遇（就非正规部门工人的孩子所能获得的医疗和教育而言）。但黄宗智认为，不存在一种简单的新古典主义的补救办法。相反，中国需要同时拒绝过去30年里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毛主义时代的国家社会主义。这不仅对于非正规部门是如此：更一般地讲，中国需要在极左和极右两极之间开拓出第三条道路。所有这些作者都在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解决关于中国转型之路的两个基本问题：它是成功的吗？中国现在应该走什么路？ 局部改革的局限我发现樊纲和胡永泰为跨越所有部门同时进行改革而举出的例证是很难令人信服的。我对这一证据的解读是，中国在那些改革既是必要的又进行得彻底的领域（如农业和农村的工业化）做得较好，而在改革或者是不必要的或者改革只是局部的领域就做得较差。有许多失败的局部改革的例证。中国的双轨制价格体系被一些人看作是帕累托改进型的"没有输家的改革"的一个例子。但是这忽视了双轨制所带来的价格套利（price arbitrage）的各种可能性。它可能增加了产量，但它形成了一个食利者阶层，这一阶层通过在国有部门低价买进商品并以高得多的价格在市场卖出而致富。当今中国存在的大部分的不平等，尤其是财富的不平等，都根源于双轨制价格体系。开放政策也说明了樊纲和胡永泰倡导的局部改革的危险。中国严格遵循着自己的改革方案，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最初的4个经济特区的建立到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之间过去了很多年。局部开放政策背后存在着这样的逻辑，通过把开放区域限制在工业相对欠发达的广东、福建，中国的工业中心（上海和辽宁）避免了"资本主义污染"。然而，这一做法导致了切实的代价。上海的再次发展被耽搁，邓小平自己后来承认，没有及早给予这座大都市经济特区的地位是错误的。更重要的是，由局部开放造成的不公平竞争加剧了地区间的不平等，这已成为目前中国最大的问题之一。中国非正规部门提供了局部改革固有危险的第三个例证。在许多方面，中国的非正规经济部门的发展，如黄宗智所记录的，遵循了樊纲和胡永泰所提出来的进程。改革是局部的：中国只是缓慢放宽了对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限制，同时很少关注劳动条件。其结果是经济得到了快速增长，但劳动力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黄宗智恰恰对这一结果提出了异议。沿着这些思路展开争论本身并没有什么难以令人置信的，而且中国越早改善它的非正规部门的工人所面临的条件，其情况会越好。此外，提高工资几乎肯定会提高效率。通过减少由小型企业对中国的大公司所形成的竞争性的、基于价格方面的威胁，它将使中国的大公司能够更加注重产品的开发和售后服务，这对于打入全球出口市场是必不可少的。对全球出口市场而言，是质量而不是价格决定成败。在非正规部门中，劳动力成本的增加也将提高效率，因为这将迫使小规模的公司变得更加趋向资本密集和创新。所以，与樊纲和胡永泰认为的相反，真正的教训是这样的：如果改革（私有化、自由化、民主化）是值得实施的，就应该迅速和彻底。 莱茵型资本主义与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由樊纲和胡永泰提出的关于中国转型分析的更根本的问题是，他们关注的焦点是转型道路的问题而不是最终目标的问题。真正重要的不是"所走过的路"是循序渐进的或连贯的，而是对任何转型进程最佳终点（optimal end-point）的确定。樊纲和胡永泰含蓄地提出，中国的目标应该是复制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的制度和机构--不受管制的金融业、自由贸易、最小福利政府，以及关注于技能和基础设施的发展而不是特定行业的补贴的非选择性产业政策。这是美国、英国、新西兰的经济的特点，而自1990年以来，这种类型的许多政策已经日益被西欧、日本和韩国采用。然而，显然存在另外一种选择--莱茵型资本主义，它在日本（80年代末以前）、韩国（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以前）以及创建欧元区之前的法国和德国得到实行。尽管大多数莱茵型资本主义国家也强调了高工资和一个发展成熟的福利政府（在日本和韩国）的可取性，但选择性的产业政策和政府对银行部门的控制都是莱茵型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 金融暴政樊纲和胡永泰深信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优越性。然而，证据并不那么充分。以金融为例，关于中国应该做什么，樊纲和胡永泰提出了相当明确的观点。他们大胆地断言："在经济领域最大的瓶颈是私营金融机构的发展非常缓慢......整个金融体系仍由国有部门所控制，市场竞争基本上缺失。"但是他们像大多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一样，还是不明白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反映了根本性的体制缺陷。金融市场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唯一避免的方法是关闭市场并引入对银行部门的政府控制。当然，这将阻碍金融创新的步伐，但由于正是"创新"首先引起了危机，所以很难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因而中国是幸运的，它没有沿着美国的道路走下去。此外，在盎格鲁-撒克逊经济体（例如英国和美国）中金融部门产生的周期性泡沫仅仅是金融自由化所固有的不足的例证之一。更严重的问题是对长期风险投资项目和新兴产业资金供应不足。英国提供了一个说明这一金融偏斜（finance bias）的明显例子。部分地说，英国的问题是政治方面的问题。金融（"伦敦城"[英国最古老的金融服务区。--译者注]）对英国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影响，这方面的一个证据是，因投机和完全不称职而接受调查的银行家们仍然被指派到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属中央管理机构），成为政府顾问。更普遍的情况是，宏观经济政策方面呈现出一种持续的通货紧缩偏向。即使在英国的跨世纪蓬勃发展的鼎盛时期，失业率仍然长期居高不下，因为"伦敦城"（作为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代表）对通胀的害怕更甚于对失业的害怕。在实行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中国经历着同样的风险；它所导致的不平等螺旋（spiral of inequality）将强化金融资本，并且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会弱化中国政府。在盎格鲁-撒克逊经济体中，工业投资不足的另一个原因是银行借贷所特有的短期盈利主义，其导致的结果就是很少会有长期贷款，并迫切要求快速偿还贷款。结果，英国经济已经变得依赖于金融服务，所有这些意味着它容易受到冲击以及技术进步的长期过程将放缓。从这方面看，英国的问题很多年来已经众所周知（它们在麦克米兰委员会1931年的报告中就被提到过），但是因为金融资本的政治权力，所以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相比之下，德国和其他莱茵经济体创立了国有开发银行（如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它们在为小型公司和中等规模企业，即德国著名的中小型企业（Mittelstand）扩大长期融资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因此，由樊纲和胡永泰倡导的金融自由化造成的问题将比其所能解决的问题更多--正如在韩国所发生的那样，韩国1997-1998年的危机不是由于监管失败而是由于放弃了产业政策。在盎格鲁-撒克逊经济体中，资本市场失灵现象很普遍，并且只能通过政府干预才能避免。它是一个这样的领域，在其中中国经济需要一些更具社会主义性质的东西--摆脱其赌场般的股市将是一个开始--和许多较少进行改革的东西。 福利资本主义和动态效率反对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的理由不只限于金融市场的失灵。关于美国经济的一个更加不同寻常的事实是，尽管自1973年以来生产率迅速增长，但每小时实际工资的中值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而且，工资差量（dispersion of wages）和相对贫困程度比其他任何富裕国家都大。美国的工作时间长度应该与法国的情况加以对比，法国人选择了以减缓GDP的增长为代价，从而促进闲暇时间的增加。一些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像奥利维尔·布兰查德）试图证明，因为其经济被过度征税以及被过度管制，法国"错误"地选择了闲暇，但是这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绝望（ideological desperation）：正是对闲暇的偏好决定了税收和管制制度，而不是相反。同时也需要我们提醒自己注意的是，美国以保险为基础的医疗保健系统在20世纪80年代让中国的政策决策者羡慕不已，其开支超过了富裕国家平均水平的90%左右。然而其预期寿命并没有超过平均水平，并且5000万左右的美国人没有保险。虽然对莱茵型资本主义而言，在福利基础方面有了清晰的初步发展势头，但是在动态效率方面情况似乎不太明显。皮奥里（Piore）和萨贝尔（Sabel）（1984年）盛赞小规模手工业的优点，这些也都是日本资本主义的特点。而日本非正规部门的表现中断了所有关于小规模工业和服务企业的争论。日本制造业中最先进的部门（比如：汽车行业）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但这种双元经济（dual economy）中的"传统"因素显然是不具有生产性的。小规模农业的情况也是如此。服务部门更是如此。有个例子说明了这一点：在1999年，日本超市的平均面积只有832平方米，与美国超市的4200平方米形成了鲜明对比。更普遍地说，从1995年起日本、德国和法国的生产率增长要慢于美国和英国（表1）。这一特点的对比在服务行业表现得尤其明显，这显然是因为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在零售和批发分销部门被采纳的速度十分缓慢。在日本，劳动生产率在服务部门的增长从1976-1989年间的每年3.5%下降到1999-2004年间的每年仅0.9%。此外，日本服务行业的生产率增长在1999-2004年间仅相当于制造业的1/4；在英国和美国这种差距就小得多。表1 劳动生产率增长表 1958-2008年（每小时生产的GDP，每一年的百分比） &nbsp; 1959-1973 1973-1989 1989-1995 1995-2008 德国 5.3 2.7 1.9 1.5 法国 4.9 3 1.9 1.6 日本 8.6 2.8 2.6 1.9 英国 3.6 2.7 3 2.2 美国 2.6 1.3 1.3 2.1资料： 出自格罗宁根大学数据库 www.conference-board.org/ economics/database.chm备注：德国指1989年前的西德然而，对于莱茵型资本主义这种看起来逃避不了的指控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日本、德国与法国的经济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抛弃了莱茵型资本主义，这些国家近期经济的平庸表现也刚好反映了这一点。以日本为例，"失去的十年"部分地反映出20世纪80年代晚期房地产泡沫所带来的一系列后果，这一事件自身的爆发仅仅是因为日本屈于美国的压力，降低利率使美元升值。更重要的是，正如废除国际贸易工业部和提高中央银行的权力所暗示的一样，它反映了华盛顿共识在日本政治圈中的影响在日益增长，以致于莱茵型资本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就已经被抛弃了。当莱茵型的工业政策（从战后至1989年以前）得到切实实施的时候，莱茵型经济体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明显高于英国和美国所达到的增长。根据每小时生产的GDP，法国和（西）德国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已经赶上了英国，在90年代赶上了美国。 第二，即使认可1989年以后日本、德国和法国的经济仍然是莱茵型的，但它们过去20多年的糟糕表现更多的是因为这些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失误（确切地说，是需求增长缓慢），而不是供给方面的失败。这一通货紧缩偏向是重要的，就像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多年前就已经认识到的那样，生产率的增长首先依赖于需求的增长率。以法国和西德为例，根本问题是欧盟中央银行在欧洲地区所推崇的保守的宏观经济政策。德国的问题则因为要把东德并入而更加严重。日本方面，日渐增长的中央银行的权力使得需求方面在应对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的问题时表现软弱和疲软。当然，日本也有供给方面的问题，但是最基本的问题是需求方面的。因此，莱茵型经济在1989年之前的黄金时期引人注目的表现为支持中国基于福利和效率而采用这一模式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正如我前面所提到的，依然有比较坚实的证据支持人们相信，在盎格鲁-撒克逊经济体中，金融部门的政治影响威胁到经济增长的持久稳定。 建设小康社会主义：还没有实现的道路在许多方面，中国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所实施的发展之路暗示着对莱茵型资本主义的可行性的认可。在邓小平逝世之前的岁月里，中国通过寻求一种积极有效的工业政策以保持和莱茵型模式的高度一致，这一情形在农村地区尤其突出，在那里，乡镇企业的发展是由当地政府所驱动的。中国与世界经济有战略的一体化限制了来自进口方面的竞争，并使得政府能够开始建立一个在全球具有竞争力的工业部门。这一莱茵型模式在1996年以后的十年里被抛弃了。将城市和乡镇的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的决定以及中国加入WTO的决定，都表明了对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的转型。所以过去十年广东非熟练工人的实际工资处于停滞状态的情况也被人们接受了，这促使我们将其与美国中等薪资的发展轨迹进行对比。然而即使是在1996年之前，中国政府--当时为了促进增长遵循着莱茵型发展方案--在关键的教育和健康领域也忽视了莱茵型资本主义的福利维度。在这方面，邓小平执政的时代曾错失了机遇。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竭力想要建立一个独一无二的福利资本主义的中国模式--因缺少更好的表述，他们将其称为小康社会主义（"中等富裕"社会）。毛泽东遗留给中国的是一个福利政府的胚胎。就像王绍光所指出的那样，1967-1977年大约有90%的儿童进入了初中就读，超过90%的乡村建立了合作医疗体系（CMS）。那么扩大中等教育，改善农村医疗质量，提高闻名的赤脚医生的培训，为受雇于非正规部门的员工提供医疗服务，是不是一定极其困难呢？相反，中国转型之路并没有为小康社会主义的发展留下任何空间。没有人关心高中的入学率，甚至初中教育也被视为对中国农民而言是一种不必要的奢侈，注册入学率也大大降低了。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达最低点之前，小学升初中的升学比例降至70%，关于农村医疗保健的数据也显示了同样的下降过程。公社的消失无情地导致了合作医疗体系的瓦解；到了1983年，它仅在中国11%的农村中运作了。王绍光认为我们应该承认，中国的政府是特别擅长学习和具有很强适应性的。然而他关于农村医疗保健的论文中经验事实的部分体现的是相反的一面。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已经有了一个低成本高效率的医疗保健体系，这一体系在农村地区几乎实现了普遍覆盖。不是提高它的质量和扩展它的覆盖面，而是这一体系被废除了。取而代之的是出现了一种"即买即付"的付费体系（a system of payment at point of delivery），这一体系在1949年之前就已被不完整地实行过，并且使得大批的中国农村人口被抛弃在医疗保健的大门之外。这一事例说明了政府既不善于学习，又缺少实用主义精神。就邓小平时代对"白猫黑猫"论的大肆宣扬而言，它表明了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思想体系充满着命令的十年。可以肯定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还是一个贫穷的国家。根据麦迪逊估计，中国1978年的人均GDP只是同时期古巴的一半，相当于1700年时英格兰的水平。这一因素无疑限制了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的视野。然而，回头看到共产党是那么急切地想要抛弃毛主义的福利维度，这一点很奇怪。这样做没有政治动机，在毛时代的后期，扩大医疗保健和教育是很受欢迎的。更有意义的是，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就已经建立了这种类型的福利政府，这一事实正好暗示它是能够在80年代继续推行下去的。实际上，由农业产量和农村工业极快的发展所产生的红利的增长，原本会使得支撑和扩展中国处于胚胎状态的福利政府变得更容易。而且，尽管中国的转型常常拿来和俄罗斯的转型相比较，然而比较好的对比应该是与战后的英国进行比较。英国在"二战"胜利时期的经济处在一种危险状态。它在很多方面都是一种典型的计划经济：国防开支非常高，消费品实行定量配给（面包在1946年7月加入到了配给名单里，以保证足够的谷物提供给德国人），住宅在轰炸中被大量摧毁，国家同时面临着遣散500万男女军人的难题。毫不奇怪，科雷利·巴内特（Corelli Barnett）将20世纪40年代晚期的英国与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俄罗斯相比。英国还存在的其他问题是，它是一个小规模开放的经济体，因而依赖出口和资本项目的剩余满足它的消费需求。但是它的出口产业已被毁灭，并且它的海外资产已经被卖掉了。因而英国面临着如下严峻的挑战，即再次变为通过制造业出口从而能满足它的进口需求的工厂经济。然而，尽管存在着所有这些问题，英国政府还是承诺要建设一个"理想社会"，这一"理想社会"建立在普遍医疗基础之上，继续实行基础设施国家所有，继续实行为养老金和其他福利支出筹措资金的国家保障体系；除此之外，一个庞大的住宅建设工程也已经启动。当然，战争时期的毁坏依旧存在，但1945年的英国已并不贫穷；如果英国放弃它一直以来的帝国迷梦，为"理想社会"的建设筹措资金将会轻而易举。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被英国战后庄严宏大的图景而打动，被许多已经实现的和长久存在的卓越的事件所打动。比较而言，毛主义时代晚期的中国存在的问题并不突出。必须为那些从农村返城的人找到工作，但这一挑战与1945年的英国相比不算激烈。和文献中所表达的观点相反，中国的经济并没有处在崩溃的边缘；农业危机是由气候引发的，工业产量的短暂下降是因为1976年政治上的分裂状况造成的。事实上，中国经济长期增长道路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趋向好转，其原因是绿色革命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农村产业的日渐成熟，以及生产资料的进口。而且，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享受了这种巨大的优势。从而它可以以一种战略性的方式加入到世界经济中，寻求一种对其尚在襁褓中的工业实行选择性保护的政策，并且只是逐渐扩展其出口行业。英国就没有这样优厚的条件可以享受。然而，尽管拥有所有这一切的优势，20世纪70年代晚期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的眼光还是受到了限制。对建设小康社会主义所思甚少，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对增长的几乎盲目的崇拜。回顾过去，他们要克服贫穷的雄心是极端的。中国因而错失了建设一个可以真正代替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的方案的历史机遇。这样的选择依然是可能的，因为美国模式以及那些主张整体采用这一模式的中国经济学家们因为2009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而遭到了质疑。最近有迹象表明，胡锦涛与温家宝认识到了另外一种可选择的现代性对他们而言是可能的。果断地迈向小康社会主义的时机现在已经成熟。云南师大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 译

为什么老百姓感到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多？

有人把张中行与张爱玲的遭遇进行比较，这两个人都是作家中的极端。一个少年成大名，二十五岁之前，差不多把一生该写的好文章都写了。一个是文坛老旋风，快到八十岁才突然成功。小时了了，大未必佳，与其先甜后苦，还不如好日子留在后面。

青年时代，我在学生运动的大潮中与鲁迅相遇。读到鲁迅的《写于深夜里》，知道了珂勒惠支，这篇文章由《珂勒惠之教授的版画之入中国》和描写学生们因为受到法西斯权力无情拷问而身心俱损的当时中国的现实的四个短章构成。鲁迅写道，年轻同路人柔石因为国民党"猎赤"而遭枪杀，为了献上自己无言的祈念，把凯綏·珂勒惠支的作品《牺牲》刊登在杂志《北斗》上之后，许多人都感到了其中的含义。文章的最后,以"作者虽然现在（在希特勒政权之下）也只能守着沉默，但她的作品，却更多的在远东的天下出现了。是的，为了人类的艺术，别的力量是阻挡不住的"结尾，表达了为了人类而创作的艺术无论在何种绝望的状况之中，都和人们的灵魂紧贴在一起，并激励着人们。在木刻运动中孕育的众多版画家的作品正是做了最好的实践。由此，我渴望看到珂勒惠支的作品。但是，在当时的日本，还很难有看到珂勒惠支作品的机会。我听说石母田正的书《历史和民族的发现》中使用了珂勒惠支的《牺牲》，就去把书买回来。但是，印在书上的作品照片很小，虽然可以看到大致的轮廓，但远远谈不上作品的鉴赏。我第一次面对珂勒惠支作品，是在东京银座的画廊见到的《女人和死去的孩子》。母亲太过悲伤，死死地抱着孩子，下颚紧紧抵着已经死去的孩子的胸。有那么一瞬间，恍惚觉得母亲几乎要把孩子吞噬。一时错愕无语，静静过了一阵，眼前好像浮现出圣母像。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深沉的哀叹和爱意四溢的母子像。越过简洁的构图，我感受到表现失去世界般的母亲的悲伤，我痛感鲁迅的思绪。1903 蚀刻 女人与死去的孩子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作为志愿兵的18岁儿子皮特的战死，珂勒惠支夫妇沉浸在绵长的悲苦之中，然后决议创作包含了青年们对战争的狂热、母与子、家庭等所有问题的皮特的悼念雕塑。名为《双亲》的石像历时18年的岁月完成。睁着双眼的僵直的父亲的雕像，和勾着背透着难以言传的深沉悲哀的母亲的雕像。父母二人的雕像之间没有皮特的像。但反而更向人们倾诉失去儿子的感受。每个战死的年轻人的背后，都有遭灭顶打击的双亲和家族。珂勒惠支就是这样诉说着战争。石雕 双亲我一直想在遭受过战争重创的冲绳土地上建立能整合内心的"思考空间"，于是在1994年开设了佐喜真美术馆。主要的收藏包括丸木位里、丸木俊的《冲绳战之图》系列14副作品、乔治·鲁奥的版画、凯綏·珂勒惠支的版画、上野诚的木刻版画、浮世绘等等。这些都是竭力向民众传达艺术力量的艺术家的作品。珂勒惠支的作品充满了对人的深刻洞察和爱意，富于激励的力量，和冲绳人的灵魂相连。我直觉到"珂勒惠支正是冲绳所需要的"，于是开始义无反顾地收集她的作品。现在时隔40年我重读鲁迅的文章。没有真正关于美术的研究和准备，仅凭着对艺术的强烈憧憬，就开设了美术馆，这是因为学生时代读过的鲁迅的语言赋予我巨大的力量。我再次意识到从鲁迅的思想汲取了诸多行动的指针，暗暗地感动。我由衷地感谢此次自己收藏的珂勒惠支作品能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和浙江美术馆展出。感谢浙江美术馆马锋辉馆长基于对鲁迅和珂勒惠支深厚理解的诚挚邀请，感谢展览编辑刘颖女士，画册设计师章利民先生等浙江美术馆工作人员的细致入微的工作。同时感谢鲁迅博物馆的肖振鸣主任，展览的提案者清华大学文学院汪晖教授，展览策划人胡冬竹女士，顾问横地刚先生，奈良和夫先生。孙郁老师（原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曾说"我们珍视不是从德国而是从琉球借展（珂勒惠支作品）"。但愿，来自琉球的小小的收藏，能成为载负鲁迅和珂勒惠支思想的磁场，化为创造东亚新的和平的博大想象的第一步。佐喜真美术馆长 佐喜真道夫&nbsp;2011年8月&nbsp;

伯尔特·奥尔曼（Bertell Ollman）是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纽约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自1970年以来，他先后在十几个国家做了数百场学术讲座，从不同视角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诸多问题。他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领域出版了15本著作，其中，《异化：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概念》、《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和《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已有中译本。他的大部分研究成果载于其个人网站：www.dialecticalmarxism.com。近期，受中央编译局《国外理论动态》杂志委托，武汉大学颜鹏飞、石云霞、孙来斌、邵秋芬等四位教授在访美期间对奥尔曼教授进行了学术专访。本文为专访实录译文。 原文地址：http://www.cctb.net/xszm/200911200020.htm　颜鹏飞：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市场经济必然带来异化。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市场经济，如何克服异化现象，是一个非常艰难但也非常重要的问题。美国学者劳勒强调市场社会主义是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发展六大阶段中的一个“长期的‘市场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并认为马克思本人实际上承认“一个处于中间的市场方向的社会主义阶段”的存在。穆尔则把马克思说成是半截子市场社会主义者，即在《共产党宣言》中是赞成市场社会主义的，但后来在《资本论》和《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了非市场社会主义思想。在您看来，马克思是市场社会主义者或者半个市场社会主义者吗？　　奥尔曼：马克思从来都不是一个市场社会主义者。我们从他提出的“生产方式”概念就足以得出这一结论。根据这个概念，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是内在地相互关联的，这意味着它们以各种方式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在这些过程尚未实现社会主义的平等要求之前，它们都不可能表现为社会主义的形式，更不用说共产主义的形式了。市场社会主义者认为，把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与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分配和交换关系结合起来是可能的。然而，在把市场社会主义付诸实践的种种努力当中，出现了我们熟知的各种社会、经济以及心理的问题。中国的读者如果对此感兴趣，可以阅读《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争论》一书中我对劳勒的批评部分。事实上，大部分市场社会主义者都不太能理解辩证法以及它的真正含义。对马克思而言，经济的主要过程都是内在地互相关联的。我在《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一书中对此有比较集中的论述。　　孙来斌：多年来，国际学术界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一直存有不同的解读倾向。在您看来，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否意味着他对市场经济的认可？列宁是市场社会主义者吗？　　奥尔曼：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一次实用主义的行动，目的是为了重新启动被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内战摧毁的俄罗斯经济。换言之，在当时的条件下，社会主义看起来是不可能的。列宁从来也没有把新经济政策看成是市场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　　颜鹏飞：市场与社会主义公有制到底能不能结合，这个问题被称为“斯芬克斯”之谜。关于这个问题，近期有三个新动态。（1）美国主流派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总结了市场社会主义六大缺陷即六大神话，即定价神话、社会化工业神话、计划神话、集中化神话、产权神话以及两条道路的神话。（2）著名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家科奈指出，“实现市场社会主义的企图产生出一种不自治的体制：公有制的统治与市场的运作是不兼容的”，并在《大路与小路》一书中明确宣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是水火不能相容的。（3）必须看到市场社会主义者的一个新的动向——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有一个从注重公有制到淡化乃至否定公有制的衰变过程，不仅把公有制从社会主义本质中剔除出来（罗默把社会主义的本质视为平等），甚至把公有制视为“阿喀琉斯（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踵”，因而现阶段市场社会主义被称为“修正的市场社会主义”。如何评价上述三大动态？市场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究竟能不能结合？　　奥尔曼：对于这个问题，我不能谈得很具体。不过我很想说，确实存在一种所谓“大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一种改良的马克思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总是试图把社会主义的“最好的一面”和资本主义“最好的一面”结合起来，它往往在资本主义体系看起来运行良好的时候出现。它最早由19世纪晚期的爱德华·伯恩斯坦提出，市场社会主义不过是它的最近版本。在资本主义出现危机、整个经济体系处于崩溃的过程之中时，各种形式的“大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便开始消退。　　颜鹏飞：美国市场社会主义者施韦卡特是“特色市场社会主义”的倡导者。他不仅认为东欧各国而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也力图建立本国特色的市场社会主义，并认为：“如果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社会主义的大胆创新实验是成功的，那么21世纪必将是中国的世纪”。您同意这种观点吗？中国是在搞市场社会主义大实验吗？　　奥尔曼：如果资本主义的竞赛永远持续下去的话，中国是有可能在这场竞赛中获胜的。毫无疑问，中国人非常擅长把他们决定要做的事情做好。　　邵秋芬：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异化理论，但是在《资本论》中只有个别地方使用“异化”这个名词，马克思有没有摒弃异化理论？在您看来，市场社会主义有无可能避免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现象呢？　　奥尔曼：查阅一下三卷本的《资本论》、《剩余价值理论》以及《经济学手稿》中有关异化的主题，您将会发现有几十处提及了“异化”概念，虽然它们大多数的含义都要比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开始使用这个概念时更加狭窄，但是，他所关注的核心意思仍然保留着。例如，创造价值的劳动是异化劳动，这层含义一直没有变。马克思通常把它看作“抽象劳动”，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其异化特性与他在政治经济学中所要解决的问题关系最大。　　市场社会主义几乎复制了与资本主义相关的一切异化现象。您上面已提及的大卫·施韦卡特版的市场社会主义，包含着由工人来经营他们的企业的思路，这也许有可能产生较少的异化现象。然而在中国版的市场社会主义中，工人并没有经营企业的权力，则很有可能产生更多的异化。　　关于这个重要问题的更多细节，可以阅读我的著作《异化：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概念》，以及我的文章《资本主义以及市场社会主义社会的市场迷惑》，见于我主编的《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争论》。　　石云霞：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道路、体系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在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存在不同看法，诸如有人说中国走了资本主义道路、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等。您对中国改革开放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何看法？　　奥尔曼：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比较复杂。从实用主义的角度看，改革在当时是建立一个更加强大的经济基础的需要（我对此并不是非常确信，但是，一旦事实确会如此的话，我还是愿意这样理解），然而它和社会主义没有任何关系，况且与现在更为相关的是，造成利大于弊的阶段也已经过去。中国现在面临许多问题，包括日益增长的不平等，就业状况恶化，糟糕的教育和卫生设施，大范围的环境破坏，制造大量多数中国人并不想要或需要的“垃圾”商品（同时无法提供许多必需的商品），经济危机的不断威胁和周期性的发作，贪婪心理的扩散和随之产生的腐败现象，社会不稳定现象的增加，对世道和政治不满者人数的增长，以及以其他方式出现的普遍性的异化现象等。必须强调的是，所有这一切都出现在当前发生了危机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在这个体系中，中国已成为一个主要的并且完全一体化的成员——危机必定会像潮汐一样冲击中国。　　作为一个大师级的务实主义者，邓小平如果健在的话，他将会第一个认识到这种可怕的形势，并为之作出大的改变（近年来的经济发展能够为这种改变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作出这种改变提供了组织机制和官方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我唯一的希望是邓小平在党内的继承者能够在时机不算太晚的时候作出这种改变。　　孙来斌：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多数正在进行改革。随着改革的推进，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不断被突破。在您看来，哪些东西是社会主义必须始终坚守的基本原则？　　奥尔曼：简单地说，就是目标，具体包括以下方面。　　（1）（通过制度、规章以及使其发挥作用的实践来实现）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平等；（2）公有制以及对一切生产和分配手段实行国家控制；（3）在一切层面上通过民主计划来进行物品和服务的生产和分配——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允许每一个人根据自己的能力作贡献，并且根据自己的需要向社会索取，同时开展各种必要的活动来保护环境（这一点在今天显得尤为重要）；（4）为每一个人提供最好的教育和现代科学能够实现的卫生保健；（5）依据法律平等的原则对待所有公民，包括那些现在占据执法地位的人（任何人都不应长期占据执法者的地位）；（6）提供必要的组织服务工作，以使每个人有更多的自由时间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去发挥他们在各个方面的兴趣和才能；（7）给予人民个人生活上最大的自由。与这个计划相应的是，首先得让人民享有参与制定和执行计划的自由。例如，社会主义民主应该包括人民在决定各种层面上的经济计划的优先顺序的投票权，甚至还应该包括决定由谁来执行这些经济计划的投票权。　　此外，还有一些方面也必须做到。简单说来，应该终止异化很可能就是对其最好的概括。要把这个问题阐述清楚，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我的专著《异化：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概念》对此有更为深入的讨论。　　颜鹏飞：国际学术界对市场配置与政府调控两者的关系争论由来已久。您如何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　　奥尔曼：政府调控当然能够对市场配置产生一些影响，但是留给我们的问题是：产生的影响到底能有多大？这些影响是在什么条件之下产生的？最重要的问题是：能够采取什么措施来解决您前面提到的那些与市场资本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有关的可怕问题？　　颜鹏飞：您如何看待当前经济危机的历史走向和资本主义死亡问题？　　奥尔曼：在世界历史当中，资本主义是一个相当近期的发展，尽管它的一些星星之火在以前就已经出现。它已经历了几个阶段，并且注定会消亡。资本主义此前也遇到过其他经济危机，迄今为止它还总能从中摆脱出来。但这一次危机不同于以前，原因不仅在于它的全球性特点，也不仅在于它很快会比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来得更为严重，而且还在于那些曾使资本主义从它以前的那些危机中恢复过来的机制不再有效。　　简单地说，以前资本主义衰退达到一定程度时，机器和劳动力的成本就会降到一个足够低的水平，从而使得新的投资变得有利可图。这些投资能够雇用新的工人，而这些人又能成为更好的消费者，而这也会导致更多的投资。然后，整个经济状况开始好转。然而，当第一组新投资出现在高技术领域时，投资者即使不增加工人或者说只增加少量的工人（并且这些工人大多数生活在那些工资水平较低的国家），也能生产出更多的商品。在这种情况下将发生什么现象呢？其结果就是，投资者将不能够销售足够的商品来实现扩张，甚至会使生意停滞不前。过去资本家用来填补价值“实现”缺口的各种“神奇”手段，诸如帝国主义、战争、信用卡等等，已不再有效，或者说不足以解决当前如此规模的危机。　　孙来斌：我注意到，美国有一些学者认为，如果美国按照市场社会主义的框架设计不断进行改革的话，它将超越资本主义。您认为这有可能吗？　　奥尔曼：就这种观点而言，最好的陈述可参见戈·艾尔坡罗维兹的《超越资本主义的美国》。我曾经在《超越资本主义的美国：一道为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准备的社会主义炖菜》一文中对此作过批评。这篇文章在我的网站上可以看到。在这里我只想说，我不相信任何形式的市场社会主义改革能够带领美国超越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不会通过引入连续性的改革而逐渐离去，尽管未来的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社会的许多基本因素（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叫“种子”）都能够在资本主义当中找到它们的起源，例如，工人的合作、“社会化医疗制度”、公共教育、特殊行业的国家所有制等。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背景下，它们只能够以一种极度扭曲的形式存在，并不能获得长远的发展，而且通常将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置于首要地位。　　石云霞：据说，当前的经济危机使很多西方人对《资本论》重新产生了兴趣，马克思正在复归。您能简要介绍美国这方面的情况吗？　　奥尔曼：总的来看情况的确如此，不仅仅在美国，在世界的每一个地方都是这样。这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以至于现在还难以判断结果将会怎样。可以明确的是，尽管西方的主流媒体继续它们的一贯做法，拒斥我们为这个主题撰写的专栏文章或从这个视角给当前经济危机所写的文章，但是，我们这些马克思主义者现在能够享受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获得的机会来谈论马克思主义。　　孙来斌：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任务是唤醒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在当前西方，这个任务还有无实现的可能？这里讲的工人阶级包括“蓝领”，但是，包括“白领”吗？　　奥尔曼：工人阶级由那些只有靠出卖劳动力才能生存下去的人组成，这决定了他们同其他处于同样位置的人以及另外一些人即资产阶级（工人阶级被迫出卖劳动力给他们）之间的特定关系。这些关系导致了特定的客观利益、特定的需求或者压力，使得他们的思考和行动能够促进本阶级的利益。所有这些，既适用于蓝领，也适用于白领，仅仅在形式上稍有不同。然而，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包括它的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等，都是用来对抗这些需求的，并且迫使工人以其他的方式即有利于资产阶级利益的方式去思考和行动。在经济危机期间，所有的压力都因工人作为被雇佣者的状况——包括工作节奏加快、工资下降、工作不安定以及失业——而加剧。同时，危机也造成资本主义体系的运行更加透明，使资本家为隐藏和掩盖而作的努力难以见效。　　这些方面造成的显而易见的结果就是，越来越多的工人特别是那些尚未完全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灌输的年轻工人，更容易形成自己的阶级意识。虽然这种变化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是它正在发生。马克思主义者的作用就是尽其所能，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场合，通过教育、组织和政治活动来推动这个过程。　　石云霞：现在美国大学教授开设马克思主义课程的情况如何？据我们所知，您开设的有关课程很受人欢迎，您在保持这些课程对年轻学生的吸引力方面有哪些经验？　　奥尔曼：思考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特别是对于我们现在讨论的、涉及改变一个人根本观念的问题来说，更是如此。马克思主义教授开设的课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在当前资本主义危机条件下更为明显。美国大学中的绝大多数学生，要么现在就是工人，要么来自工人家庭，要么毕业之后会成为工人。然而，由于已经习惯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社会生活，他们当中很少有人把自己视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能够弄清楚阶级含义的人则更少。　　因此，马克思主义教授的首要工作是帮助学生理解他们是“谁”或者说他们是“什么”（最好是让他们弄明白自己属于前面我们定义的工人阶级）。确切地说，就是帮助他们根据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位置和功能来准确理解它的含义，以及属于一个阶级之后会带来什么——特别是有关阶级斗争和他们自身的阶级利益。一般情况下，学生们对他们是谁以及他们在社会中处于何种位置很感兴趣，在当前社会出现极不确定情况下更是如此。如果教授以讨论他的学生（或者大部分学生）的工人阶级成员的身份（当然，并不否认他们具有其他身份，比如男性、美国人、天主教徒等）的形式来开始课程，并且确保把他们的阶级身份和后面课程的主题联系起来，那么就很有可能让学生在课程中始终保持兴趣。　　如何向学生讲解社会主义的概念，是我半个世纪的教学生涯中一个主要的关注点。我关于这个主题的研究著述，主要参见《如何参加考试和如何改造世界》、《社会主义教学法研究》（合编）、《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棋盘游戏）以及我的个人网站中关于教育问题的文章。　　孙来斌：我对前不久在纽约召开的2009年左翼论坛很感兴趣，论坛规模较大，议题设计也很有意思。您能简单介绍一下纽约地区马克思主义论坛的活动情况吗？　　奥尔曼：如果你只是问它是什么，那么它就是一个在每年春季举行的参加者大部分为社会主义学者的、有不同的名义和发起人、差不多有40年历史的年度学术会议。出席人数一般在1500到2000人之间，其中包括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这么多年以来，这个会议为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机会，使其得以超越学科、党派、地位和年龄的界限来互相讨论各种重要的话题。近年来，附近地区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如《反思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组织了类似的但规模较小、重在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术会议，基本上每两年举办一次，其中，前者地点设在马萨诸塞州的阿姆赫斯特，后者设在多伦多。　　颜鹏飞：当前，探讨资本主义发展前景问题，已经成了一个国际热门话题。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奥尔曼：这个问题可以参考我前面的回答。如果将我所说的内容用更加马克思主义化的语言来表述，即全球化资本主义已经不能再生产出必要的条件来实现其发展，因而也不能再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来发挥作用。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它已经死亡，但是，它已经走上死亡之路。这很可能是一种缓慢的、拖延的死亡过程（这里或者那里会偶尔表现出短暂的恢复迹象），然而，没有什么能够拯救它。当然，那些管理这个制度并且从中获利的人是看不到这一点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并不想看到。同时，他们中的很多人会不择手段地阻止我们看到这一切和为之采取行动。事实上，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生产，只会使我们遭受“连带的祸害”，从而使生活在地球上的所有人都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　　颜鹏飞：与此相联系，您能简单描述一下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吗？　　奥尔曼：遗憾的是，资本主义的死亡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实际的转型过程要复杂得多。即便就马克思而言，尽管他曾经对社会主义的发展非常乐观（可能是由于当时的条件所限），也意识到存在着另一种非常暗淡的可能。后来罗莎·卢森堡将其表述为：人类面对“社会主义或者野蛮时代”之间的一个选择。这里的“野蛮时代”，并非某些人所认为的法西斯主义，而是指高度文明的中断（没有学校、医院、电力、道路、政府，还有饥荒、疾病和内战的扩散），就像一些非洲国家已经经历过的状况。　　简单说来，我的观点如下。　　（1）资本主义已开始死亡。对于这一点，我确信无疑。　　（2）但是，社会主义如果要替代资本主义，就必须发动一场社会主义革命。这场革命只能由工人阶级领导，目的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这场革命——在某些条件允许的地方可以以民主的方式进行——一定要快速地扩散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所有的一切必须在资本主义崩溃后进入“野蛮时代”之前发生。显而易见，当前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人阶级距离承担这个任务的要求还很遥远，尽管在未来的几年中，由于最近的危机和萧条，这种状况可能很快得以改变。　　此外，尽管资本主义会出现快速崩溃，但工人阶级能否在“野蛮时代”开始之前形成发动革命所必需的一定程度的阶级意识，对此我们还不能确定。因此，尽管我认为资本主义的崩溃具有确定性，然而却只把社会主义革命（它是社会主义到来的一个绝对的先决条件）当作一种可能性（这使得我们这些理解其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工作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重要）。　　（3）然后，即使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也不能确定工人阶级和它的同盟一定能获胜。总而言之，可能要经过多次的社会主义革命努力，要经历多次的失败。由于资产阶级拥有政治、军事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力量，工人阶级获胜只是一种“可能”。当然，我们在人数上的优势使得资产阶级很难用其传统的统治工具在革命中进行对抗，因此使得我们“很有可能”获胜。　　（4）最后，假设资本主义已经崩溃，社会主义革命也已经发生，并且工人阶级也已经获胜，新的问题也随之产生：新的统治阶级是否能够建立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且最终建立起共产主义社会呢？我的回答是“能”，对此我毫不怀疑。主要原因在于：首先，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最重要的产业、科学、组织、教育以及其他条件都已经由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尽管被现在的统治阶级扭曲和滥用）。换言之，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客观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具备。　　其次，就客观阶级利益（如实质性的社会和经济平等）而言，工人阶级是唯一与整个人类的长期利益相一致的阶级。在历史上，每一个统治阶级所做的一切，莫不是为其最重要的阶级利益服务的。当工人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时候，同样也会这么做。然而，与此前不同的是，作为统治阶级，它代表的是绝大多数人而不是极少数人的利益，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如果不能为人类的每一成员的利益服务，工人阶级就无法为其自己的成员的利益服务。　　再次，参与到一场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之中的工人，将能够以多种方式来改变自身，将会显示出比我们当前更大的优势（事实上我们现在全都陷在全球资本主义文明的泥潭中），将使社会主义的建立变得容易。例如，如果工人阶级能够赢得这场革命，他们将变得更加具有合作精神，更加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更加富有组织性，对不同的种族、性别、国家和宗教信仰等更加宽容。他们还将因此变得更加自立、更加强大、更加勇敢和自信。此外，相对于当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大部分工人而言，他们将变得更有责任感、更有能力去执行他们给自己设定的任务。　　马克思很早就形成了一种认识：参加到一场社会主义革命中去，是一个人能够接受的最伟大的教育。当然，工人阶级的这些品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能得到更大的发展。通过参加一场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大多数工人已经将其变成了自己个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只有借助于这些品质的发展，工人阶级的革命才能最终获得成功。　　前途到底是社会主义还是野蛮时代？站在当前世界历史的节点，从我前面所讲的一切来看，未来似乎将属于野蛮时代。然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都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同时考虑到它关涉我们的阶级、我们的人类、我们的世界以及我们自身的利害关系，这只会激发我们，无论身处何地，都要尽其所能地去为之奋斗。

英刊《新左翼评论》第56期(2009年3－4月号)刊登了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对著名经济学家乔万尼·阿瑞吉(Giovanni Arfighi)的访谈录，当时癌症晚期的阿瑞吉对自己的一生进行了回顾，也阐述了他对资本主义发展和资本主义危机的看法。谨以此文纪念2009年6月18日刚刚去世的阿瑞吉先生。

应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邀请，笔者自2009年9月23日至10月4日赴德国进行学术访问暨考察德国联邦议会大选。9月27日，德国第17届联邦议会大选落下帷幕，对各参选政党的考验也随之落幕。结果，执政4年的大联合政府走向终结，此前被不少学者看好的第二届大联合政府未能出现，由联盟党和自民党组成的新一届黑黄政府浮出水面。　　德国社会民主党惨遭滑铁卢　　在此次大选中，德国社会民主党得票率仅为23%，是该党自1949年以来最糟糕的选举记录（社民党此前的最差记录是1953年的28.8%）。选举日当晚，初步统计结果公布之时，时任联邦外长的社民党候选人施泰因迈尔面对镜头，不得不承认，“对于社民党来说，这是一个痛苦的日子”。许多德国学者都用了“灾难”一词来形容这一结果。23%的支持率，使得社民党似乎无论如何也称不上是全民党了。　　那么，这个自19世纪60年代起发展至今的德国最古老的政党，这个曾经的德国最大政党，这个自新世纪更迭之际起连续执政11年的政党到底怎么了？是什么原因使德国社民党沦落至此？社民党该如何面对如此惨痛的失败？　　政策右转是失利主因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德国社民党走到今天这一步，绝非一时一事之结果。追根寻源，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因素：　　首先，德国社民党的指导思想在20世纪90年代起向右转，提出“新中间”路线。二战以后，德国的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伴随着经济腾飞和信息化时代的发展，传统产业工人的队伍逐渐萎缩，服务行业等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逐渐成为雇员队伍的主体。从前工人阶级子弟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因为20世纪70年代的教育改革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社会地位得以提升，进而脱离了工人阶级的环境，进入主流社会，成为所谓新中间阶层的主体，传统的阶级界限变得愈来愈模糊。　　1999年6月，时任德国总理的施罗德和英国首相布莱尔联合发表的纲领性文件，即被广泛宣扬的第三条道路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产生的。第三条道路在德国则被更多地称为“新中间道路”。“新中间道路”的最大特点是具有务实性，淡化意识形态色彩。施罗德自称既非左亦非右，认为什么政策能产生最佳效果就用什么政策。“新中间”就是将社民党的选民重点定位于所谓的新中间阶层，不再完全依赖传统的产业工人。这种调整部分适应了德国社会的发展现实，但重心的转移也在事实上抛弃了社会最下层的民众，致使这部分民众或是退出政治生活，不参加选举投票，或是转而支持其他政党。　　其次，施罗德在第二次总理任期内实施了较为激进的社会福利改革——“2010规划”。谈到社民党此次大选失利的原因，似乎不能不提“2010规划”。这是施罗德领导的红绿政府于2003年提出的社会福利改革方案，涉及劳动力市场、税收、医疗、科研和养老金等各个方面，其核心是大幅削减社会福利支出，并辅之以一系列强力措施。其中，削减养老金和失业补贴、削减失业者的福利、拒绝接受就业指导中心提供的工作机会的失业者将受到惩罚等等改革措施，触动了社会福利国家的一些根本特性，在社民党内部及全德国都引起了强烈反响。这是一场右翼政党长期想做而不敢做，最终由左翼政党推行的带有新自由主义色彩的改革，许多改革措施比德国传统保守派的主张更加自由化，因而遭到公众的抗议和来自党内的批评，并引发了社民党内改革派精英与基层党员、传统选民的分裂，使社民党深陷于身份认同的危机。　　“2010规划”改革方案遭到的最强烈反抗来自工会。2005年1月22日，反对“2010规划”的德国西部工会人士和社民党人在哥廷根成立了一个“站在社民党左侧”的新的左翼组织——“选举替代—劳动与社会公正”（WASG）。2005年大选前夕，“选举替代”和民社党组成参选的共同名单，最终获得8.7%的得票率。2007年6月16日，德国民社党和“选举替代”合并，成立了德国左翼党，彻底改变了德国的政治版图，对德国政治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2010规划”对社民党的影响可以概括为：18万名党员退党，左翼党成立，大选得票下降几乎一半。　　德国社民党在理论和政策等方面进行的一系列调整和变革，在力图适应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的同时，也产生了自身定位和身份认同危机。结果，在此次大选中，数百万社民党的传统选民在9月27日大选当天选择了呆在家里，而没有选择去投票给社民党。此外，还有200多万人选择投票给其他政党。这样，大选结果就有利于出现黑黄联盟。社民党此次共减少选票640万张，其中有280万是未投票的选民，另有161万张选票流向绿党，96万张流向左翼党，56万张流向自民党，42万张流向联盟党。　　在这个意义上说，给社民党造成重创的是众多传统选民选择了沉默。所以，社民党目前所遭遇的前所未有的危机是社会转型、阶级结构转型导致的方向危机，进而引发了认同危机、信任危机和领袖危机。　　“重孙一代”何去何从　　毫无疑问，在遭受重创之后，德国社民党必须重新定位，重新找寻自己，需要更换领袖。如何总结、评价、反思过去11年的执政经验，是社民党从现在起就需要认真讨论的问题。这一过程可能会持续较长一段时间。　　社民党此次大选失败，标志着联邦德国前总理社民党人勃兰特的“孙子一代”曲终人散、“重孙一代”粉墨登场。20世纪90年代初，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社民党人开始进入党的领导层，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奥斯卡·拉封丹、鲁道夫·沙尔平、格哈德·施罗德等。这些人曾被称作勃兰特的“孙子一代”，他们主导了社民党最近20年的发展历程。而拉封丹和施罗德两人因为政治理念的不同——前者更强调传统价值和传统选民基础，而后者则强调现代化和新中间——最终分道扬镳，拉封丹于2005年6月宣布退出社民党，并在后来成为德国左翼党的主席之一。“2010规划”是施罗德所领导的社民党进行改革的最终成果，它在部分解决就业问题的同时，也加剧了德国的贫富分化，增强了中下层民众的不安定感。虽然施罗德自2005年大选之后就淡出政治舞台，但他的政策仍在延续，直到此次大选之后，社民党丧失执政地位，施罗德时代才真正终结。　　目前，社民党已经提名西格马尔·加布里尔担任社民党主席，安德丽亚·纳勒斯担任社民党总书记，这两人都是新生代，被视为勃兰特的“重孙一代”。领导人的代际更替之后，重孙一代能否率领社民党收拾残局，重塑形象，提振信心，找回迷失的自我，是一个非常令人关注的问题。候任总书记纳勒斯是社民党内左翼力量的领袖，她曾于今年春天提出一个旨在替代第三条道路的新纲领性文件——《美好社会》。纳勒斯即将出任总书记自然使各方对社民党的路线向左转、回归传统有所期待。　　是否能够打破禁忌，同左翼党合作，也关系到社民党未来的发展。德国左翼党对于社民党来说是一个禁忌。自从左翼党成立以来，社民党内就在争论如何处理与左翼党的关系：是针锋相对地与其进行斗争，抑或考虑与其合作，共同对抗联盟党。如果选择与左翼党进行合作，就意味着承认社民党以往政策的失误，可能使左翼党更加壮大，结果反而伤及社民党自身；如果选择与左翼党进行斗争，则意味着可能永远失去从前支持社民党、现在支持左翼党的那部分选民，从而削弱社民党自身的选民基础，进一步丧失其全民党的地位。可以说，如何处理同左翼党的关系问题一直困扰着社民党。在实践上，社民党只允许该党在德国东部与左翼党进行合作，因为左翼党在德国东部是主流政党，离开左翼党，社民党很可能无法在东部各州执政。但在德国西部，社民党一直拒绝与左翼党发生关系。　　本次大选之后，这种状况很可能发生改变——执政11年之后，社民党再度成为反对党，若想重整旗鼓，就不能忽视左翼党，而左翼党若想扩大活动空间，也必须向社民党妥协，所以双方在未来接近的可能性很大。

野地上有一堆烧过的纸灰，旧墙上有几个划出的图画，经过的人是大抵未必注意的，然而这些里面，各各藏着一些意义，是爱，是悲哀，是愤怒，......而且往往比叫了出来的更猛烈。

中国在全球危机中的两难

文章比较短，附录加个韩国中央日报2011.7.14的采访："在过去，所有者认为公司是自己的，而现在他们好像只是把公司看成是单纯的资产增值手段。" 他们能够过上舒服的生活，不再进行长期投资了。我觉得这是一大问题所在。"

谈公共投资和经济发展，私有化并非解决国有企业问题的出路，三类可以替代私有化的政策方案：组织改革、增加竞争、政治／行政管理改革。

2011年8月2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两党领袖达成的债务上限协议，将美国债务上限从14.3万亿美元提高至16.7万亿美元；未来10年内削减2.1万亿美元支出；并且将建立一个12人国会特别委员会，负责在11月23日前制定出一个削减赤字1.5万亿美元的具体方案。奥巴马签署该协议后，美国财政部获得了4000亿美元的国债发行额度。 不过，协议的达成反而造成了美国股市的连续暴跌。8月3日道琼斯指数跌破12000点重要心理关口，此后多个交易日连续暴跌，至8月末在11000点上下拉锯。而国际市场黄金价格8月3日后则连续上涨，三周时间从1680美元直冲1900美元。这些现象表明美元正在大规模流出美国。但至少在表面上，美国在8月2日这个时限点避免了债务违约。 美债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危害 在美国的生产能力早已无力支撑庞大的美元数字，美元却依然是世界货币的情况下，美元从美国的大规模流出／回流会对全球经济产生重大影响。而美国债务上限协议实质上导致美国明确的未来国债－美元释放计划的难产，这就给美元在最终减赤方案"难产"期间的流出及回流造成极大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将严重打击全球经济，甚至威胁全球局势稳定。 根据8月2日通过的协议，12人国会特别委员会将在11月23日之前提交未来10年减赤1.5万亿美元的具体方案，而该方案将在12月23日由众议院表决。此外，国会还必须在10月1日到年底之间就平衡预算修正案进行表决。这些其实都是美债危机的时限上抻长而烈度上人为抑制。从现在到年底之前，多个时点上发生的与减赤或国债有关的美国政治动作，都会对美元的流出／回流产生方向性的影响。 到年底之前，美国财政部没有推出大规模国债发行计划的情况下，美元将流出美国。 首先，由于在先前的QE2过程中，资金被大规模以再融资等方式注入到美国大企业的账户上，因此，美元流出的方式将表现为美国大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抢购大宗商品等原材料。这就会对原油、铁矿石、棉花等原材料产生巨大的推涨作用。近几日的原油价格连续下跌情况，并不符合全球美元流动的趋势，必须警惕原油在年底之前随时可能出现的突然暴涨情况，尤其是在原油产地如果出现局势突变的情况下（如利比亚或中东局势变化）。 其次，美元流出的过程中，会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产生热钱流入压力，推高利率及物价。这些国家将在经济增长放缓（由于利率高）的同时面对通胀压力。 第三，美元流出将造成国际粮食价格上涨，而且在当前的全球谷物贸易体制下，粮食价格变化会比货币数量变化更为敏感，可能突然出现暴涨。这就有可能造成类似今年上半年中东危机这样的危机局势扩大化。而这种扩大化的危机，有可能被引导到中亚和东南亚这样的中国周边地区。 最后，美元流出本身意味着美元贬值，这就意味着美元将不适合作为可持有的储备货币。除了美元，其他可选择的货币最主要的是欧元。然而，美国绝不希望欧元成为美元的"替代性货币"，因此，美国会动用各种手段打击欧元。美国绝不会在欧元区面临的主权债务危机中成为施救者，只会利用各种可能的手段造成欧债危机的持续，并在需要的时机恰到好处地恶化一下。美国刚刚通过债务上限协议，美元流出，这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主权债务评级就被下调，这巧合未免太巧了些。 年底之前，如果美国财政部推出大规模的国债发行计划，或者出现一些意外情况（如美联储上调利率），美元将大规模回流。在美元回流的情况下，将产生的后果为： 首先，美元的大规模回流将造成全球通货紧缩。在先期发生通胀的情况下再发生迅速的通缩，是经济所可能遭受的最严重灾难之一。 其次，全球通缩无异于美国对全球财富的大规模洗劫。这是杀鸡取卵式的洗劫，这是美国政府也无法控制的，关键是这种洗劫将会把世界很多地方的财富清零，造成大规模动乱。 最后，由于美元的流出－回流是受到美国减赤问题两党博弈状况影响的，而这种状况可能出现反复，因此全球可能将面临多次美元的"冲击－回流－再冲击－再回流"过程，这无疑是各种原有矛盾和危机的催化剂和爆炸引信！ 对亚洲及中国的影响 美债危机对中国周边局势的影响将体现为两个方面： 首先，对东南亚安全的影响。美元的进一步涌入将把越南、泰国等国的利率和物价推向更高水平。这就会引发其他社会问题。越南在面临社会问题的情况下，可能会把祸水引向南海，增加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摩擦。而泰国的社会矛盾可能再次爆发。 其次，对中亚安全的影响。全球粮食涨价可能会造成中亚发生中东式的危机。如果美国势力渗透很深的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局势发生变乱，就可能影响到中国的中亚能源通道安全。 美债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需要警惕的也有两方面： 首先，美元→玉米价格→猪肉价格的传导链条将造成中国通胀压力。玉米是国际谷物贸易中最主要的交易品种，受到美元数量的高度影响。所以，美元大规模流出美国将使中国CPI面临巨大压力。其次，美元的流入再回流过程，将使得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资金链面临巨大挑战。目前中国银行体系中约47%的贷款是房地产及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美元数量增加将导致外汇占款增加，从而推高人民币供给量。这样，在总的人民币供应量面临增加压力的情况下，房地产资金也相应充裕，这种情况下房价上涨势头实际上很难遏制。然而，美元的突然大规模回流却可能造成房地产资金链突然断裂，在目前房价高企成交量却低迷的情况下，资金的突然撤出就意味着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日本1990年遭遇的正是这样的情况。这是必须严正面对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