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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资本主义的长期发展进程由过渡期、成熟期和衰落期三个阶段构成。自19世纪末进入衰落期以来,先后出现两次长期的结构性危机。在应对20世纪70年代后第二波长期性危机的过程中,资本主义体系转型为"泛垄断资本主义"。当代西方的各种马克思主义流派和"后"话语学派忽视了这种决定性转型。当前,反对集体帝国主义统治的外围地区人民觉醒的第二波浪潮已经开启。真正有效的马克思主义,必须要在亚非拉三大洲承载起具有决定意义的历史使命。

本文将讨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思想和观点，即他们关于国家和国家机构的观点，以及他们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政治方面——阶级斗争、革命、社会主义的组织方式、战略和策略等问题——看法。

民智是实践民主的基本条件，制造集体愚蠢的人，才是民主真正的和最大的敌人。

在推行民營化政策方面，陳水扁案讓整個社會目睹，毫無禁忌的政商往來，可能如何瓜分國家全民資產。

我所关心的不是个体的问题，不是解决一个又一个乞丐的问题​，而是问为什么会出现社会不公，如何可以从制度上消除社会不公。​社会主义不是要把所有人变成与最穷人一样穷，而是要让社会中绝大​多数、甚至全体人民都能过上安全、体面、有尊严、有意义的生活。

在传统时期，乡村具有相对自主的政治空间，从而可以阻止乡村内部边缘人群搭便车行为。随着国家权力向基层的全面渗入，乡村自主政治空间逐步消失，乡村社会由分配责任与义务的政治向分配权利的政治转变，之前被乡村主导力量所压制的边缘力量崛起。在乡村去政治背景下，不受约束边缘力量的崛起，对当前乡村治理构成重大挑战。

把这一地区泛称为“阿拉伯世界”而无视各国客观条件的差异是非常不合适的。所以，我以下的思考主要针对埃及——不可否认，它一直都在该地区的发展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卡扎菲在与美欧联军抗衡中，坚持了许久终而不敌阵亡，他在利比亚的统治不得人心，他所借用的现代国家体制，在利比亚的部落文明脉络中也是格格不入。反对他的人，身在反压迫与反现代的矛盾之间，以至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和平，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民主自由机制，到了利比亚，都必须不断重新理解。

索马里有优越地理条件、石油、矿产，国境内只有单一宗教与单一语言；这在非洲是少有的现象。它原本可成为区域内的强国，但实际上却完全不同：饥荒、内战、掳掠、海盗、炸弹攻击。这个国家是如何沈沦的？为什么索马利亚将近20年没有政府？这些劫持勒赎我们船只的海盗背后的丑闻有哪些？

阿拉伯世界的动荡让许多人——不管是区域内还是区域外——目瞪口呆，并至少颠覆了对阿拉伯世界的五大传统观点。Marwan Muasher是约旦前外长和副总理，现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主席、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

阿拉伯世界发生了被称之为“茉莉花革命”的一连串事件。西方世界在关切阿拉伯世界的同时，似乎并没有忘记中国。实际上，从媒体聚焦的深度和力度来看，对中国的关切甚至甚于对阿拉伯世界的关切。为什么会这样？ 　　人们那么关切中国，但没有一个一致的理由。不同的人对中国的关注出于不同的背景。一些人关注的是这样一种假设：阿拉伯世界所发生的事，已经对外在世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果中国发生了类似的情况，会产生怎样的外在影响呢？无疑，较之阿拉伯世界，中国在世界事务上的影响更大。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经济体的内在一部分，甚至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其中一个最大的驱动力。在中国事务上，外在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不再是旁观者，而是利益相关者。出于对自己利益的关怀，他们来关心中国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人并不希望中国发生类似阿拉伯世界的事情。 　　不过，也的确有些人希望中国发生类似的事情，并且要尽力推动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苏联东欧剧变之后，很多人一直在关切中国，期待着类似的事情发生在中国。前些年，每当有国家发生“颜色革命”的时候，他们都会把中国带入其思考的空间。一些人甚至总是在预测中国什么时候会发生类似的事情。在这个群体中，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动机：一些人希望中国的政治变革和民主化，一些人对现状极度不满，一些人恐惧于中国的继续崛起。 中国有不同的制度背景 　　不过，中国不是阿拉伯世界。如果光从一些社会现象来看，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的确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例如社会不公平问题、收入差异、腐败、大学生失业或就业不足等等。（应当说，所有这些现象都值得中国关注。如果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就会面临不稳定的严峻挑战。）但是，做这样简单的比较，并不能回答为什么中国不是阿拉伯世界。要回答“中国为什么不是”的问题，就要看中国本身所具有的制度性因素。中国和阿拉伯世界存在一些类似的社会现象，但因为中国和阿拉伯世界具有不同的制度背景，因此尽管有类似的社会现象，它们所能导向的结果是很不相同的。 　　首先应当指出的是，那些相信中国会步阿拉伯世界后尘的人，大都是从简单的意识形态来看问题。这个意识形态的核心就是民主，并且是西方式的多党制民主。民主先发生在西方，也早就成为西方意识形态领域的核心。西方社会在很多方面都特别强调“多元”，例如经济多元、社会多元、宗教多元和文化多元等等，但就是在政治制度问题上只容许“单元”，就是单线的历史发展观，即所有政治制度都必然走向西方式民主。早就有学者宣称西方式民主是“历史的终结”，尽管历史的现实并非如此。客观地看，现实世界上所存在的众多政治制度，并不能用简单的“民主”与“专制”或“非民主”所能概括的。那种把世界简单地划分为“民主”和“专制”，并且进一步简单地认为“专制”必然向“民主”发展的理论，已经远远不能解释现实世界了。 　　西方过度地从西方的观点来看中国，也希望中国朝着西方所期望的方向发展。这导致了很多人忽视中国本身到底在怎样发展，以及发展出了什么样的制度。决定中国命运的正是中国本身的发展，和其所发展出来的制度模式，而非外力。要理解中国为什么不是阿拉伯世界，就是要看这些方面，而不是从任何西方的概念和理论。 　　说到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的不同，很多人都会强调中国在过去30多年的高速经济发展和其关联的社会发展。这些因素当然很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政治制度因素。阿拉伯世界也曾经有很不错的经济发展成就，一些社会远较中国富裕，但是其政治制度僵硬不变，很难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最终导致今日的局面。一些相信中国会阿拉伯世界化的人，其错误也就在于把中国的政治制度，和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制度等同起来。这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上面提到的，这些人简单地把世界划分会（西方式）“民主”和“专制”两个阵营。实际上，正是中国的政治制度使得中国和阿拉伯世界区分开来，也使得中国不会出现阿拉伯世界所出现的情况。 　　很显然，如果从西方多党民主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政治制度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应当指出的是，正是从这一西方观点出发，很多观察家并不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有过任何有意义的政治改革。 中国政治制度的巨大变化 　　事实上又怎样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只不过是这些变化并不是西方式的。不管人们评价如何，正是这些政治制度上的变化，使得中国有能力适应和消化社会经济变革，以及转型所带来的各种变化。 　　那么，中国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呢？官方的意识形态，并不能帮助人们获得有关中国政治制度实质性的知识，一切要从中国政治制度的实际行为出发。因为政党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核心，人们又进而要从认识这一政党制度入手。 　　简单地说，中国已经演变成为一个一党主导下的开放型政党制度。 　　第一是开放。开放最重要。任何一个政治制度，如果不开放，就必然表现为排他性和封闭性。只有开放，政治才具有包容性。政治上的开放性，在西方是通过外部多元主义，即多党政治来实现。理论上说，每一种利益都能够找到能够代表其利益的政党。在中国，因为没有多党政治，依靠的是内部多元主义来实现。内部多元主义表明政党的开放性。社会上产生了不同的利益，执政党就向它们开放，把他们吸纳到政权里面，通过利益的协调来实现利益代表。 　　中共多年来致力于从一个革命性政党转型成为执政党。在革命期间，政党要强调依靠一些特定的阶级和阶层，但作为执政党，其必须依靠所有的阶级和阶层，才能拥有最广泛的社会基础。中共的转型不可说不快。上个世纪90年代，随着民营企业的崛起，成功地解决了民营企业家加入执政党、进入政治过程的问题。面临迅速崛起的社会组织和新兴社会力量，执政党现在又开始强调社会管理，致力于通过吸纳更多的社会力量来扩展执政的基础。随着社会基础的扩大，党内民主的需求也日益增长。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年来执政党在不断强调党内民主重要性，并寻找多种形式的党内民主的原因。 　　这种内部多元主义基础上的政治开放性，其有效性并不比其它任何制度低。阿拉伯世界基本上既无外部多元主义，也无内部多元主义，多数政权表现为封闭性，有一个家族（君主政权）或者少数几个家族长期垄断政权，统治国家。即使在民主国家，例如英国、美国和日本，国家政权也经常被几个政治大家族所垄断。从统计学角度来看，从社会底层进入政治领域的人数，中国远远超过民主国家。共产党统治不是家族统治，这使得共产党更具有群众性。 　　第二，同样重要的是中国解决了精英阶层更替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说，西方民主的本质是通过定期的选举，解决政治精英的变更。在民主政治产生之前，暴力往往在政权更替过程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这种情形也在中国传统社会存在数千年，所谓的“革命”就是“改朝换代”的意思。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拒绝走西方式的民主道路，但已经发展出非常有效的精英更替制度。 　　这要归功于邓小平。邓小平确立了两种相关的制度，一是领导人退出制度，即退休制度；二是人才录用制度，从社会的各个领域录用人才。现在这个制度从基层到最高领导层已经高度制度化。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年龄的限制（即任何一个领导人一旦到了规定的年龄，就必须从相应的职位上退下来），各个阶层精英更替的速度，是没有其它任何一个制度所能比拟的，包括民主制度。尽管年龄规定的“一刀切”制度在外界看来，甚至已经到了不合情理的程度，但的确产生了诸多积极的政治效果。 　　这个体制的优势是很显然的。首先，它避免了个人专制。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内部多元主义所形成的“党内民主”，或者党内集体领导制度。中共党内高层之间的制衡，远比民主国家的多。例如在美国，一旦当选总统，其经常拥有“帝王般”的权力。而中国领导层中，在强人政治时代过去之后，再也难出现这种“帝王般”的权力者了。二是限任制。现在一般上，领导层包括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和其它重要职位，至多是两个任期，即十年。这和西方的总统制并没有什么区别。很显然，限任制是对个人专制的一种有效制度制约。就是说，中国尽管没有西方式民主，但也找到了同样的甚至更有效的方式，来保证不会出现个人专制。但在阿拉伯世界，普遍的现象就是个人专制，无论是君主制国家还是具有现代政党制度的国家。当一个人或者一个家族统治一个国家数十年的时候，就会弊端丛生，令社会不可忍受。 中国政治制度具强大动员能力 　　其次，中国的政治体制使得政治更新异常地迅速，政治能够有效反映代际变化，因此也是利益的变化。较之其它任何政体，中国政治体系的一个显著现象就是官员流动速度非常之快。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官员离开其任职的岗位，也有同样多的官员进入这些岗位。这种快速的流动尽管也出现了一些弊端，但不可否认的是它能够更加有效地反映时代的变化。 　　第三，中国的政治制度具有强大的政策动员能力，从而促成政策的及时变化。从理论上说，多党制国家的政策变化的阻力应当比一党制的为少，因为政策可以随着政党的轮替而变化。但事实上则不然。越来越多的民主国家，无论是西方发达的民主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反对党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忠诚”的反对党，而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在这样的情况下，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政策变化变得非常困难。 　　中国则不然。如果西方式民主更多地表现为政权轮替，中国更多地表现为政策“轮替”。尽管中国社会经常抱怨执政党政策变化缓慢，但较之其它政体，中国的政策变革速度还是相当地快。只不过，在民主国家，人们可以互相推卸责任，而在中国，执政党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再到本世纪，中国实现了数次重大的政策转型。看不到执政党的政策动员能力，就很难理解中国这些年来的巨大变化。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的制度不存在问题。相反，中国的制度面临很多非常严峻的挑战。想说明的一点是，包括西方式民主制度在内，所有制度都在面临挑战。任何一个制度，如果不能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而变化，就会发生危机。没有一个制度是终极的，可以终结世界历史。所有制度都要在变化中求生存和发展。 　　尽管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在很多方面仍然有巨大的改进和改善空间。但是要认识中国，并不能用任何西方的或者其它别的概念和理论来理解中国，用西方或者其它的价值来评判中国。如果这样，既无助于理解已经发生的变化，更无助于看到所存在问题的本质，要谈解决问题更不可能了。这一最简单不过的道理，却往往被人们有意无意地漠视。 　　作者为国大东亚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看法

在利比亚战火蔓延之际，《新国际》特别翻译比利时合作媒体「调查行动」（Ivesstig'Action）网络的这篇访谈稿。本文受访者莫哈梅德．哈珊（Mohamed Hassan）生于非洲衣索比亚，是当今国际知名的阿拉伯世界地缘政治专家。

1979年10月10日和16日，福柯应邀至斯坦福大学Tanner人类价值讲座发表演讲。“Omnes et Singulatim：Towards a Criticism of Political Reason”（整全与单一：对政治理性的批判）全文发表了这两篇演讲。福柯在这次演讲里考察了理性化和权力的过分使用之间的关系。他提出了一种从“个体化权力”的观念、一种他称为牧领（pastorship）的现象发散出来的关系的转变。（英文本及赵晓力译文）

中国包括经济和军事在内各方面的力量都在崛起，不仅其在国际政治所起的实际作用越来越大，而且国际社会也是这么期望的。但令人不解的是，中国的外交格局似乎是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尤其是今年年初以来，外交全方位面临很大的连锁压力。在压力之下，中国大多表现为抱怨和愤怒，处于消极的防御状态。尽管在一些领域也表现为强硬，但这些强硬的举措往往引出相关国家更为强硬的反应。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如果外交处理不好，更有可能演变成为深度外交危机。 连锁压力发生在中国和东亚、东南亚和美国的关系中。东亚和东南亚是中国睦邻政策的重点，但是现在可能很少会有人真的相信，中国和邻居的关系是和睦的了。今天，尽管中国和邻居的经贸关系越来越紧密，但邻居对中国的戒心和怀疑也与日俱增。一些国家担忧中国崛起对他们负面的影响，另一些甚至恐惧于中国的崛起。于是，这些国家在努力和中国发展经贸关系的同时，就开始想方设法来预防中国崛起对他们所能造成的“威胁”。而中国各方面并没有意识到邻居的这种心态，因此没有能够从邻居心理的角度，来考虑自己的外交关系和外交行为。结果，一些外交结局刚好和自己原来的设想相反。 从朝鲜半岛“天安号”事件发生之后，中国和亚洲的关系几乎是一泻千里，每况愈下。首先是和韩国的关系。在朝鲜问题上，世界上所有国家视中国站在朝鲜一边。韩国和日本视朝鲜为威胁，对美国来说，这个威胁并非坏事，因为刚好论证了美国力量在亚洲存在的合理性。“天安号”事件之后，美、日、韩同盟的军事战略关系变得更加密切。之后，南中国海问题出乎中国意料地浮上台面。因为南中国海问题不容易解决，在今后的日子里一直会牵涉中国诸多外交精力。和南中国海问题一样，东海钓鱼岛事件是个老问题，同样具有主权纠纷的性质。随着日本国内民族主义的崛起，日本政府在处理这个问题时会面临巨大的挑战，这反过来又会影响中日关系。 中美关系对立加剧 不过，最关键的还是和美国的关系。在一个实际上的G2结构之内，中美之间的关系有合作也有冲突，但保持合作至为关键，一旦发生重大的冲突，整个世界就要遭殃。但是，中美两国尽管同处一个结构，但行动共识则很少。美国也开始把重点转移到如何遏制中国对美国的“挑战”和“威胁”了。从战略到经济各个层面，美国已经摆好了和中国较劲的姿态。在小布什时期已经形成的亚洲“小北约”因为“天安号”事件而得到强化。如果南中国海问题解决不好，这个小北约也有可能扩展开来。同时，小布什时期已经提出来的“民主同盟”现在也有了形成之势。美国和民主国家包括日本、韩国和印度等的关系发展迅速，发展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是美国遏制中国“挑战”和“威胁”的重点。在汇率问题上，“货币战”有一触即发之势，而货币战就其本质来说，就是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较量。 中国当然已经不是从前的弱国，具有相当的能力来抵御外交压力。比如在经济上，中国可以做“稀土”文章或者使用其它的具有“经济制裁”味道的手段。因为中国经济已经是全球经济的一部分，中国的确可以利用经济杠杆向一些国家施加压力。美国和西方也一直是这样做的。正因为这样，在美国向人民币施压的时候，美国就显得比较孤独。因为各国和中国经济的关联度不一样，各国的立场就不同，美国很难协调。例如美国的传统盟友欧盟，在人民币问题上就和美国的立场不尽相同。这次G20峰会的结果很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再者，连锁的压力对中国来说也不是世界末日，中国也有其他的选择。中国可以选择和其他一些国家的结盟来应付美国的压力。当然，这只是一个假设。不过，一旦这个局面形成，将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所追求的国际关系局面大相径庭。 改变大资源、小外交的局面 要改变目前被动的局面，开创外交大局，提高外交影响力，中国还是要诉诸于理性。理性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往往被视为是软弱和屈服。实际上，理性并非软弱，更非屈服，理性是为了更加有效地利用和使用中国日益增加的外交资源，改变大资源、小外交的局面。如何达成这个目标?这是个思维问题。如果思想不能解放，被老教条所框，那么就会白白浪费外交资源，不仅不能使国家利益最大化，反而会不明不白地损害国家利益。 首先要克服的就是“左”的思维定式。外交中“左”的倾向似乎各国都有，表现在强硬、民粹、爱国等等话语中。中国近来也有这种左的倾向性，并且是越来越明显。对“左”的思维来说，外交上就是“对抗有理”。和自己的对手(如美国和日本)对抗就是“爱国”，强硬的外交行为总能赢得社会的一片叫好声。相反，理性一些就被视为是不爱国，甚至卖国。在这样的情景下，到头来，强硬立场总是赢得“胜利”。尽管非理性的强硬往往是损害和破坏国家利益，但各方总可以找到很好的理由，一句“敌对势力”就可以向社会交代。在国际政治中，“敌对势力”当然存在，没有人会幻想一个没有“敌人”的国际关系。但“敌对势力”的存在不能成为外交小格局的借口，更不能成为外交恶化的理由。 有很多问题需要人们做理性的反思。例如朝鲜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外界的感觉是中国已经被朝鲜深度“绑架”。在他国看来，中国一直在“纵容”朝鲜，因为每一次朝鲜制造事端之后，总有中国站在背后，为其“撑腰”。而每次危机之后，中朝的关系似乎更进一步。但与此同时，中国和其他不认同朝鲜的国家则越走越远。中国在这方面的现状表明，其距离区域领导权还远得很，更不用说是主导全球事务了。要在区域外交事务上扮演领导角色，中国的行为必须得到区域大部分国家的接受。这不是说中国要放弃朝鲜，因为地缘政治关系和稳定的考量，中国是不能放弃朝鲜的。但中国在支持朝鲜的同时，也必须施加足够的压力，促使其实行改革开放，和国际社会融合，至少要遵守一些国际规则。 处理南中国海问题要更灵活 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似乎已经迷失在双边和多边的关系上。因为搞不清陆地主权和海洋主权的区别，比较机械地固守着传统的双边主义。因为中国和很多周边国家解决了陆地边界问题，很多人也天真地相信中国可以通过类似的双边关系来解决海洋主权纠纷。这就引出了人们今天看到的很多麻烦。较之中国，东南亚都是小国，都不希望直接面对中国这个大国。因此，它们欢迎美国的“回来”，即使美国不愿意回来，它们也会邀请美国回来的。这一点不难理解。但中国的有关方面似乎不理解这一点，因此视美国的“回来”是对中国的威胁。而中国的“拒绝”美国不仅被美国视为是中国搞亚洲版“门罗主义”，也使得东南亚国家非常担心中国的“霸权”，因此更需要美国力量的存在来平衡中国。因此，有观察家指出，是中国本身“引狼入室”。这话说得过分，但中国对此也可以作些思考。 在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上，中国在经济多边主义上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在海洋主权问题上过于死板。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早些时候做多边主义的文章，愿意和有关国家在多边构架内讨论双边问题，那么情况也不至于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主权问题上的多边不是说中国和东南亚;在多边的构架内，和中国没有主权纠纷的国家，根本不会站在越南或者马来西亚或者菲律宾一边，最多只是个观察者。现在固守双边，就导致美国力量的介入，即大国政治化。美国和东南亚国家各方面的关系已经高度制度化，并且美国是唯一一个经过考验的大国。美国和东南亚国家如果感觉到中国在排挤美国，东南亚和美国的关系会变得更加紧密。 南中国海问题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很难找到各方可以认同的解决方式(例如提交国际法庭仲裁)，但控制和管理是可以的，就是不要让问题暴露出来，影响各国间正常的外交关系。没有人感觉得到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有能力通过双边来解决南中国海问题。那么，多边有何不可呢?即使在钓鱼岛事件上，现在美国提出要设立“中、美、日”的多边机制来讨论，这也不见得对中国不利。多边当然有它的风险，也不见得是能够解决主权争议，但从控制和管理的角度，多边主义就变得有效。 封闭性军事思维需改变 与此相关的是中国军事现代化问题。这方面对邻国和美国最为敏感。随着经济的发展，军事现代化变得不可避免。中国又是进出口贸易大国，对海洋航道安全非常敏感，同时也要保护自己“走出去”的利益。中国因此有充分的理由来论证军事现代化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是，每当中国在军事现代化上有所举动，就引出一片怀疑和质疑。在这方面，中国一方面需要提高透明度，另一方面也必须加紧和各国展开军事方面的合作。对很多国家来说，中国的军队还是个谜，在不知道中国军事现代化是何物的情况下而怀疑，并且对未来感受到极大的不确定性。中国尽管对外作了很多解释，但这些解释都无济于事。如果目前封闭性的军事思维不改变，中国军事合作的国际空间会变得越来越小。同时，中国的亚洲邻居和美国等大国的军事合作也会越来越紧密。 甚至在经济贸易和人民币问题上，中国也欠缺考虑到国际因素。金融危机是全球经济失衡的产物，各国都有责任，但目前各国已经陷入了互相指责的状态。中国实际上为挽救金融危机尽心尽力，是这些年来世界经济走出深度危机的主要因素。但美国等国把矛头指向中国，好像中国是危机的主要责任者。变相的“货币战争”已经开始。当然，美国也不见得能赢得这场战争。不过，这场战争对于握有大量美元的中国绝非好事。中国的人民币汇率问题已经存在很多年，一直得不到解决。美国等国指责人民币汇率主要是基于中国的出口盈余。 在这方面，中国应当尽什么国际责任呢?中国坚持人民币不升值有自己的理由，那么就要用其他途径减少出口和增加进口。不难理解，提高劳动者工资要比提高人民币汇率会有效得多。提高劳工工资是利己利人。对己，它意味着增加劳动者收入，从而减少社会群体的收入差异，有助于消费社会的建设。同时也会对企业产生压力，要求企业转型，通过技术创新而增加利润等等。因为劳动力成本过于低廉，企业没有动机来做投资于技术，中国的产业迟迟不能升级。对外，提高劳动者收入意味着可以减少出口，实现贸易平衡。但在这方面，有关方面一味地屈服于一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压力，劳动者工资仍然维持在一个最低的限度。人民币升值不一样，能够从人民币升值获得好处的仍然是富人，而非劳动大众。如果劳动者工资不能很快提高，又坚持人民币不升值，那么贸易失衡问题会恶化下去，国际压力也会越来越高。 无论从哪一方面说，今天的中国外交处于一个转折点。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尤其显著。西方仍然深陷经济危机，经济复苏缓慢。面临结构性问题，西方需要很长的时间来调整。中国经济尽管也有结构性问题，但受危机影响程度轻，并且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西方自己无力回天，希望中国多承担责任，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国际社会的这种呼声表明的是中国外交资源的增加。不过，很显然，越来越庞大的外交资源不会自动转化成外交空间。如果搞不好，反而会走向反面。一旦中国的成长被其他国家视为是威胁，那么它们就要用各种方式来挤压中国的外交空间。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外交如果没有新思维，不仅会浪费巨大的外交资源，而且也使得外交难有大局面。

今天在台湾，「中国人」身分充满争议。

在8月30日举行的日本众议院大选中，日本最大在野党民主党击败执政长达半个世纪的自民党，获胜后的民主党党代表鸠山由纪夫在31日凌晨宣读大选胜利的宣言时，热情地宣称此次大选在日本宪政史上首次实现了“政权更迭”，30日这一天已“成为历史性的一天”。美国《纽约时报》8月27日刊登他的一篇题为《日本的新道路》的文章，中文要点见内，附英文原文及鸠山简介，包括鸠山家族自北洋海军起与中国打的交道等等。

对通过资本、权力的介入而进入流通的所有的言论，对资本、权力衍生出的语言表达去表示怀疑，用自己的力量去进行分析，并且把这个分析的原理理论化，我想，这是生活在21 世纪的我们今后生存下去的能量，是可以驾驭语言的我们力所能及的事。小泉纯一郎上台以后每天一定要会见电视记者，乐此不疲地接受他们的采访，而且他的发言一定只使用用时仅15秒钟左右的语句，换言之，他使用了类似广告的手法表述自己，并有效地利用此种手法来控制国民大众。

2009年8月4日，日本横滨市教育委员会投票通过，当地公立中学可以采用一本右翼历史教科书。 这本由"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主导编撰的教科书，本由扶桑社出版，但因用量太小，出版社与编撰方产生纠纷，此次改由自由社出版，横滨市教育委员会通过决定，从2010年4月开始的两个学年内，在8个区共71所公立初中可采用这本名为《新编新历史教科书》的教材，涉及学生大约3.9万人。这是日本历史教科书争议中的一次重要事件。该教科书在慰安妇和中日战争等问题上，采取右翼观点，粉饰侵略。特此介绍这个事件中的一些关键词。

当前大部分关于地缘政治的讨论，均设想我们只能在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这两种维持全球秩序的策略之间作出抉择。

原编者按:此文以《中国认同之现状与希望》刊登于天涯6期，但有较大删节，此为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