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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在近期《新左翼评论》发表了“去政治化的政治：从东方到西方”，注释中说明更完整的文本将发表于Intra-Asia Cultural Studies, 但我们没有找到相应的中文本。这里转发一份2004年的访谈，其中也提及“去政治化的政治”，共三页。发表在《新左翼评论》的英文版，论述更加周详，本站在英文分站提供, 地址为：http://en.humanities.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c1/11/p0 －－人文与社会

“专制中国”仍是西方惯用的一个词，这个概念究竟是描述还是偏见？它的历史根源又是什么？

今天的讲演，我讨论实现民主的四个"轮子"：选举、抽签、公众参与、群众路线。民主的实践方式其实比很多人想象的要丰富的多。现在的民主基本都是所谓"代议政府"，都有所谓"代表"...形式性代表可以承担实现民主的重任吗？也许一个四轮驱动的车比独轮车跑起来更快、更稳一些。

这篇文章的内容是今年美国学术界一件大事。两位作者今年三月在《伦敦书评》发表题为“The Isreal Lobby”的文章，遂引起一场大争论，两位作者被指责是反犹太主义者。《伦敦书评》因此于九月召开讨论会议，探讨以色列游说集团是否对美国中东政策影响过多，其视频见： http://www.scribemedia.org/2006/10/11/israel-lobby/ 。这篇文章为刘波根据《伦敦书评》文章译出，有添加删节。原文基本观点是美国的中东政策差不多完全基于国内政策的考虑和以色列游说集团的活动这两点。－－人文与社会

今天在台湾，「中国人」身分充满争议。

2011年3月31日，英国著名新左派理论家佩里•安德森在《伦敦书评》第33卷第7期上发表《卢拉的巴西》一文，评述了2010年年底卸任的巴西前总统卢拉所创造的政坛奇迹。【译文有所省略，第二页为原文供参考】

本文擬以吳介民的《第三種中國想像》為對象，論證其「中國因素」所包含的「想像」背後，以「帝國／民族國家」二元對立為前提所存在的理論困境和實踐難點。同時，在「中國想像」批判的基礎上，介紹近年來以擺脫民族國家論述而強調區域論述為任務的「亞洲想像」，並作為一種兩岸論述的思想前提。

中国崛起带动西方世界全面崛起，根本改变了工业产品和原物料之间的交换条件，加速全球财富的重新分配。我们过去所熟悉的一元现代性历史格局在消失。不同的历史背景、文化背景的国家，可能会以不同的路径走向现代化，而且它们成熟稳定的现代化社会的模样、组织原则中，有现代性成分，也有共通的成分，也有其特殊的成分。

　卡扎菲在与美欧联军抗衡中，坚持了许久终而不敌阵亡，他在利比亚的统治不得人心，他所借用的现代国家体制，在利比亚的部落文明脉络中也是格格不入。反对他的人，身在反压迫与反现代的矛盾之间，以至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和平，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民主自由机制，到了利比亚，都必须不断重新理解。

在传统时期，乡村具有相对自主的政治空间，从而可以阻止乡村内部边缘人群搭便车行为。随着国家权力向基层的全面渗入，乡村自主政治空间逐步消失，乡村社会由分配责任与义务的政治向分配权利的政治转变，之前被乡村主导力量所压制的边缘力量崛起。在乡村去政治背景下，不受约束边缘力量的崛起，对当前乡村治理构成重大挑战。

中国曾是世界上大豆生产量最高的国家，占据世界大豆产量的约90%。自国际资本于二十世纪初介入以后，源于中国的大豆一步步成为跨国粮食大鳄的赚钱工具。大豆的生产已移至美国、巴西、阿根廷，甚至印度也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比中国生产更多的大豆；而世界大豆出口量的60%都涌向中国市场，且进口的大豆都是转基因大豆。

群众路线的决策模式调转了参与的方向，要求决策者主动、持续地深入群众。公众参与模式强调参与是民众的权利，而群众路线模式则强调与民众打成一片是干部的责任。它们不是对立的，本可以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不幸的是，当公众参与模式开始吸引人们的眼球时，一份丰厚的遗产却被淡忘了。

2008年2月2日世纪大讲堂文字稿。阎学通，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成长在知识分子家庭的他，曾在黑龙江建设兵团度过九年劳动岁月，也曾在美国加州伯克莱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中倡导科学方法论和预测国际形势的著名学者。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他曾成功预测2000年国民党下台和陈水扁当选，以及2004年陈水扁连任等。

阿拉伯世界发生了被称之为“茉莉花革命”的一连串事件。西方世界在关切阿拉伯世界的同时，似乎并没有忘记中国。实际上，从媒体聚焦的深度和力度来看，对中国的关切甚至甚于对阿拉伯世界的关切。为什么会这样？ 　　人们那么关切中国，但没有一个一致的理由。不同的人对中国的关注出于不同的背景。一些人关注的是这样一种假设：阿拉伯世界所发生的事，已经对外在世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果中国发生了类似的情况，会产生怎样的外在影响呢？无疑，较之阿拉伯世界，中国在世界事务上的影响更大。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经济体的内在一部分，甚至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其中一个最大的驱动力。在中国事务上，外在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不再是旁观者，而是利益相关者。出于对自己利益的关怀，他们来关心中国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人并不希望中国发生类似阿拉伯世界的事情。 　　不过，也的确有些人希望中国发生类似的事情，并且要尽力推动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苏联东欧剧变之后，很多人一直在关切中国，期待着类似的事情发生在中国。前些年，每当有国家发生“颜色革命”的时候，他们都会把中国带入其思考的空间。一些人甚至总是在预测中国什么时候会发生类似的事情。在这个群体中，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动机：一些人希望中国的政治变革和民主化，一些人对现状极度不满，一些人恐惧于中国的继续崛起。 中国有不同的制度背景 　　不过，中国不是阿拉伯世界。如果光从一些社会现象来看，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的确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例如社会不公平问题、收入差异、腐败、大学生失业或就业不足等等。（应当说，所有这些现象都值得中国关注。如果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就会面临不稳定的严峻挑战。）但是，做这样简单的比较，并不能回答为什么中国不是阿拉伯世界。要回答“中国为什么不是”的问题，就要看中国本身所具有的制度性因素。中国和阿拉伯世界存在一些类似的社会现象，但因为中国和阿拉伯世界具有不同的制度背景，因此尽管有类似的社会现象，它们所能导向的结果是很不相同的。 　　首先应当指出的是，那些相信中国会步阿拉伯世界后尘的人，大都是从简单的意识形态来看问题。这个意识形态的核心就是民主，并且是西方式的多党制民主。民主先发生在西方，也早就成为西方意识形态领域的核心。西方社会在很多方面都特别强调“多元”，例如经济多元、社会多元、宗教多元和文化多元等等，但就是在政治制度问题上只容许“单元”，就是单线的历史发展观，即所有政治制度都必然走向西方式民主。早就有学者宣称西方式民主是“历史的终结”，尽管历史的现实并非如此。客观地看，现实世界上所存在的众多政治制度，并不能用简单的“民主”与“专制”或“非民主”所能概括的。那种把世界简单地划分为“民主”和“专制”，并且进一步简单地认为“专制”必然向“民主”发展的理论，已经远远不能解释现实世界了。 　　西方过度地从西方的观点来看中国，也希望中国朝着西方所期望的方向发展。这导致了很多人忽视中国本身到底在怎样发展，以及发展出了什么样的制度。决定中国命运的正是中国本身的发展，和其所发展出来的制度模式，而非外力。要理解中国为什么不是阿拉伯世界，就是要看这些方面，而不是从任何西方的概念和理论。 　　说到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的不同，很多人都会强调中国在过去30多年的高速经济发展和其关联的社会发展。这些因素当然很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政治制度因素。阿拉伯世界也曾经有很不错的经济发展成就，一些社会远较中国富裕，但是其政治制度僵硬不变，很难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最终导致今日的局面。一些相信中国会阿拉伯世界化的人，其错误也就在于把中国的政治制度，和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制度等同起来。这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上面提到的，这些人简单地把世界划分会（西方式）“民主”和“专制”两个阵营。实际上，正是中国的政治制度使得中国和阿拉伯世界区分开来，也使得中国不会出现阿拉伯世界所出现的情况。 　　很显然，如果从西方多党民主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政治制度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应当指出的是，正是从这一西方观点出发，很多观察家并不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有过任何有意义的政治改革。 中国政治制度的巨大变化 　　事实上又怎样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只不过是这些变化并不是西方式的。不管人们评价如何，正是这些政治制度上的变化，使得中国有能力适应和消化社会经济变革，以及转型所带来的各种变化。 　　那么，中国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呢？官方的意识形态，并不能帮助人们获得有关中国政治制度实质性的知识，一切要从中国政治制度的实际行为出发。因为政党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核心，人们又进而要从认识这一政党制度入手。 　　简单地说，中国已经演变成为一个一党主导下的开放型政党制度。 　　第一是开放。开放最重要。任何一个政治制度，如果不开放，就必然表现为排他性和封闭性。只有开放，政治才具有包容性。政治上的开放性，在西方是通过外部多元主义，即多党政治来实现。理论上说，每一种利益都能够找到能够代表其利益的政党。在中国，因为没有多党政治，依靠的是内部多元主义来实现。内部多元主义表明政党的开放性。社会上产生了不同的利益，执政党就向它们开放，把他们吸纳到政权里面，通过利益的协调来实现利益代表。 　　中共多年来致力于从一个革命性政党转型成为执政党。在革命期间，政党要强调依靠一些特定的阶级和阶层，但作为执政党，其必须依靠所有的阶级和阶层，才能拥有最广泛的社会基础。中共的转型不可说不快。上个世纪90年代，随着民营企业的崛起，成功地解决了民营企业家加入执政党、进入政治过程的问题。面临迅速崛起的社会组织和新兴社会力量，执政党现在又开始强调社会管理，致力于通过吸纳更多的社会力量来扩展执政的基础。随着社会基础的扩大，党内民主的需求也日益增长。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年来执政党在不断强调党内民主重要性，并寻找多种形式的党内民主的原因。 　　这种内部多元主义基础上的政治开放性，其有效性并不比其它任何制度低。阿拉伯世界基本上既无外部多元主义，也无内部多元主义，多数政权表现为封闭性，有一个家族（君主政权）或者少数几个家族长期垄断政权，统治国家。即使在民主国家，例如英国、美国和日本，国家政权也经常被几个政治大家族所垄断。从统计学角度来看，从社会底层进入政治领域的人数，中国远远超过民主国家。共产党统治不是家族统治，这使得共产党更具有群众性。 　　第二，同样重要的是中国解决了精英阶层更替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说，西方民主的本质是通过定期的选举，解决政治精英的变更。在民主政治产生之前，暴力往往在政权更替过程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这种情形也在中国传统社会存在数千年，所谓的“革命”就是“改朝换代”的意思。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拒绝走西方式的民主道路，但已经发展出非常有效的精英更替制度。 　　这要归功于邓小平。邓小平确立了两种相关的制度，一是领导人退出制度，即退休制度；二是人才录用制度，从社会的各个领域录用人才。现在这个制度从基层到最高领导层已经高度制度化。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年龄的限制（即任何一个领导人一旦到了规定的年龄，就必须从相应的职位上退下来），各个阶层精英更替的速度，是没有其它任何一个制度所能比拟的，包括民主制度。尽管年龄规定的“一刀切”制度在外界看来，甚至已经到了不合情理的程度，但的确产生了诸多积极的政治效果。 　　这个体制的优势是很显然的。首先，它避免了个人专制。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内部多元主义所形成的“党内民主”，或者党内集体领导制度。中共党内高层之间的制衡，远比民主国家的多。例如在美国，一旦当选总统，其经常拥有“帝王般”的权力。而中国领导层中，在强人政治时代过去之后，再也难出现这种“帝王般”的权力者了。二是限任制。现在一般上，领导层包括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和其它重要职位，至多是两个任期，即十年。这和西方的总统制并没有什么区别。很显然，限任制是对个人专制的一种有效制度制约。就是说，中国尽管没有西方式民主，但也找到了同样的甚至更有效的方式，来保证不会出现个人专制。但在阿拉伯世界，普遍的现象就是个人专制，无论是君主制国家还是具有现代政党制度的国家。当一个人或者一个家族统治一个国家数十年的时候，就会弊端丛生，令社会不可忍受。 中国政治制度具强大动员能力 　　其次，中国的政治体制使得政治更新异常地迅速，政治能够有效反映代际变化，因此也是利益的变化。较之其它任何政体，中国政治体系的一个显著现象就是官员流动速度非常之快。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官员离开其任职的岗位，也有同样多的官员进入这些岗位。这种快速的流动尽管也出现了一些弊端，但不可否认的是它能够更加有效地反映时代的变化。 　　第三，中国的政治制度具有强大的政策动员能力，从而促成政策的及时变化。从理论上说，多党制国家的政策变化的阻力应当比一党制的为少，因为政策可以随着政党的轮替而变化。但事实上则不然。越来越多的民主国家，无论是西方发达的民主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反对党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忠诚”的反对党，而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在这样的情况下，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政策变化变得非常困难。 　　中国则不然。如果西方式民主更多地表现为政权轮替，中国更多地表现为政策“轮替”。尽管中国社会经常抱怨执政党政策变化缓慢，但较之其它政体，中国的政策变革速度还是相当地快。只不过，在民主国家，人们可以互相推卸责任，而在中国，执政党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再到本世纪，中国实现了数次重大的政策转型。看不到执政党的政策动员能力，就很难理解中国这些年来的巨大变化。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的制度不存在问题。相反，中国的制度面临很多非常严峻的挑战。想说明的一点是，包括西方式民主制度在内，所有制度都在面临挑战。任何一个制度，如果不能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而变化，就会发生危机。没有一个制度是终极的，可以终结世界历史。所有制度都要在变化中求生存和发展。 　　尽管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在很多方面仍然有巨大的改进和改善空间。但是要认识中国，并不能用任何西方的或者其它别的概念和理论来理解中国，用西方或者其它的价值来评判中国。如果这样，既无助于理解已经发生的变化，更无助于看到所存在问题的本质，要谈解决问题更不可能了。这一最简单不过的道理，却往往被人们有意无意地漠视。 　　作者为国大东亚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看法

在利比亚战火蔓延之际，《新国际》特别翻译比利时合作媒体「调查行动」（Ivesstig'Action）网络的这篇访谈稿。本文受访者莫哈梅德．哈珊（Mohamed Hassan）生于非洲衣索比亚，是当今国际知名的阿拉伯世界地缘政治专家。

在8月30日举行的日本众议院大选中，日本最大在野党民主党击败执政长达半个世纪的自民党，获胜后的民主党党代表鸠山由纪夫在31日凌晨宣读大选胜利的宣言时，热情地宣称此次大选在日本宪政史上首次实现了“政权更迭”，30日这一天已“成为历史性的一天”。美国《纽约时报》8月27日刊登他的一篇题为《日本的新道路》的文章，中文要点见内，附英文原文及鸠山简介，包括鸠山家族自北洋海军起与中国打的交道等等。

把这一地区泛称为“阿拉伯世界”而无视各国客观条件的差异是非常不合适的。所以，我以下的思考主要针对埃及——不可否认，它一直都在该地区的发展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1992年初，我随耶鲁大学代表团去俄罗斯推广民主，但在俄罗斯目睹的惨状更使我坚定了自己的看法：国家能力是实现民主的前提条件之一。 市场经济只是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手段之一，绝不能把市场本身变成目的，绝不能让市场原则渗透到社会生活中去。所谓代议制民主是金丝鸟笼式民主，正面临严重危机；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可以超越它，实现真正让人民当家作主的大众民主。

2012年2月23日英国各大媒体报道玛丽•科尔文在叙利亚反政府武装临时媒体中心遭迫击炮袭击身亡后，西方主流媒体哗然。美、法、英领导人借此要求武力干涉叙利亚内乱。该事件为24日在突尼斯举行的"叙利亚之友"大会造成了更大规模舆论影响。

古希腊的雅典民主制最重要的一个制度叫五百人议事会，其成员不是选举出来，是抽选出来的。希罗多德《历史》强调抽选是民主的试金石。抽选的民主性有五个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