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王晓明：新的国家认同及其未来

【编者按:此文以《中国认同之现状与希望》刊登于天涯6期，但有较大删节，此为全文。】

电视机一遍一遍地放映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上“夺金”的景象，收音机从早到晚回荡着播音员欣喜的声音，报纸一律套红，各种奖牌获得者的故事几乎要溢出版面…… 就在这“举国欢庆”的时候，我看到某报的一则消息：据权威的委员会估计，“四川地震”灾区的重建需要“一万亿元”。消息后面跟了两行文字：“截至8月12日为止，四川地震造成死亡69225人，受伤374643人，失踪17923人。”整段消息都缩在报纸国内新闻版的右下角，标题的字体细细的，最后那两行连标题也没有，只以一条横线与消息隔开，仿佛存心不让人看见。

我忽然意识到，川陕甘地震，已经过去三个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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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踪17923人”，单这一句，足以让你意识到灾情的惨重，三个月过去了，依然有那么多尸体埋在废墟里，没有挖出来！ 可以从多方面解释这份惨重。本来就是巨大的天灾嘛：八级强震，从川北一路震到甘南；余震接连不断，好几次都超过了五级；震中地区山峦密布，地形复杂，援救起来非常困难…… 但有一个方面不能不说：历年积累的各种社会弊病，也明显加重了灾情。这次灾区的死伤者，既是死伤于地震，也是死伤于毫无防备，死伤于“豆腐渣工程”，死伤于长期的贫穷，死伤于通讯、交通、医疗设施的不足，死伤于从日常管理到紧急救援的各种体制的僵硬和脆弱……

这不奇怪。现代社会，纯然受害于天灾的事情是很少的，绝大多数天灾，都有人祸掺杂其中。这些人祸并非只在天灾爆发时才显形，也绝非只作祟于爆发天灾的地方，但因其持续、分散，后果缓慢，更因受害者尚有他途可避，它们往往不会引起剧烈的反应。

但是，天灾却以震撼的方式，将这些人祸集中暴露，令人无法如平日那样漠然置之。“豆腐渣工程”遍布国中，上上下下说了多少年，好像都没有什么用。可这一次，成千上万的学生被那些偷工减料的校舍活埋了，谁还能继续木着张脸、不为所动？当要求被害学生的家长停止游行的时候，灾区的那位书记只能下跪了，惨烈的灾情已经将人祸暴露得那么触目，再铁石心肠的官员，怕也难如往日那样一脸威严吧。

这可能就是天灾最大的社会意义之所在了。人类现在还不能根除天灾，甚至也很难减少天灾，但一个有出息的民族，却能因天灾而反躬自省：一，管住自己，不要为了愚蠢和贪婪引发天灾；二，尽量将房子造得结实一点，让社会公平一点、民主一点、穷人更自主一点，人祸因此能少一点，社会抗灾的能力也大一点……天威固然每每难测，人生却并不一定因此无常，如果能将遭受天灾的惨痛，转化为革除社会积弊的意志，不但抵抗天灾，更奋起打击那些助天灾为疟的人祸，那么，当下一次天灾突降的时候，我们就能应付得比这一次好。

川陕甘地震似乎就给了我们这样的可能。它刺激民众重新睁大警惕人祸的眼睛，也令许多人祸的制造者气短神靡，至少在一段时间里，自觉不自觉地收敛和退缩。当灾民群起围攻那些利用职权、私取救灾物资的不良官商的时候，当抗议者面对警察，忿激地说：“这个时候还这么搞，太不像话！”的时候，当举国上下强烈要求监督捐款流向的时候，甚至当贵州某地民怨爆发、网上议论滔滔、中央领导直接介入、肇事官员即遭革职的时候，你都能清楚地感觉到，惨烈的灾难已经打破了萎靡消沉的社会气氛，并且在这个意义上，开始改变现实的力量对比。

当然，我也看到另一种相反的可能。三个月来，一些主流媒体始终只讲天灾、讳言人祸。就连那些活埋学生的校舍，都有负责部门的官员站出来，公然否认其建筑质量有问题。不要觉得这很荒唐，1950年代末的那一场大饥饿，不就一直被冠名曰“自然灾害”，并且以社论、历史著作、教科书等等方式，让广大非亲历者相信了么？就是今天，也还有许多年轻人对那饿死者的天文数字半信半疑：“有这种事？夸大了吧？”

正因为过去许多助天灾为疟的人祸未能被及时揭露，甚至反被成功地隐瞒，今天的各种天灾，包括川陕甘地震，才得到这么多人祸的推助而恶威大增。倘若这一次还是如此，几年之后，人们除了天威莫测、举国同哀，对这一场灾难就没有别的印象了，那么，灾区的十多万死者、数十万伤残者和更多的无家可归者，真可以说是白死、白伤、白受难了。 一定要打破这个恶性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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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能打破么？

今日中国，政府独大，能不能打破那个恶性循环，先得看它。

这一次救灾，中央政府表现不俗，反应之快，调动其行政、军事和象征资源之有力，都是1949年建国以来没有过的。

大凡集权程度比较高的政府，一遇到紧急情况，都会本能地加强控制，最好把什么都捏在手里。但这一次，中央政府明显克制了这种本能：允许大批志愿者进入灾区，允许若干境外的救援队参与搜救，还允许“牛博网”这样的非官方募捐渠道继续运行…… 这更是1949年以来没有见过的。

“党和政府”的“喉舌”，以中央电视台为首的电视媒体，这一次也表现不凡：24小时滚动播出；逐日公告死伤数据；震后第二天就宣布：死亡人数将在5万以上——其时能核实的死亡人数还不到2万，紧接着更直播民政部对中外记者的报告：已经向灾区运去了7万条尸袋…… 要到多年以后，人民才知道唐山地震死了24万人，而非当时政府公布的10万人，两相对照，这一次官方媒体对大规模民事灾情的实报程度，也是1949年以来没有见过的吧。

从道理上讲，政府救灾，是应该的，这是它必须履行的公共责任，没什么可夸耀的，人民更不必惊喜和感激。如果太多这样的夸耀、惊喜和感激，那只能说明，我们的——不仅仅是对本国的——记忆太黑暗了。

但是，光用“理当如何”这一把尺，并不足以测量现实的世界。人民之所以对中央政府翘起大拇指，心情其实相当复杂。有切身的感激，一位灾区小镇的下岗女工就明确对我说：“这一次要不是解放军，老百姓就苦了！”也有不自觉的无奈：升斗小民，无物可恃，不靠政府，靠谁？有追昔抚今的感慨：不管过去怎么样，这一回终究进步了嘛。更有着眼于将来的期盼：请往这个方向努力吧！恰似智慧的老母，鼓励和引导儿郎继续走正道……

“政府”并非两个字，也不是一块板。它当然有强大的逐利本能，但“利益”却是多种多样：地区、部门的利益，还是政府总体的利益？近在眼前的诱惑，还是将来的长远的效应？它的头脑也不单一：机关里长久养成的惯性，决策者个人的品质，赤裸裸的功利权衡，不只是一时冲动的道德自许…… 一旦权衡利益，这些都会跑出来打架。它更受缚于各种历史和现实条件：从解放军露宿街头、不扰上海市民的照片，到“准备死两亿五千万人，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狂言，从“三年自然灾害”和“四·五天安门事件”，到“以民为本”和“为人民服务”…… 都是它的施政传统的一部分；今年初春的大雪，奥运会的火炬，拉萨骚乱，“东突”爆炸，二十年财富总量的急剧增长和分配欠公，社会内部各种矛盾的缓慢激化，“与世界接轨”的既定国策，缅甸军政府拒绝外援的恶劣影响…… 国内外各种现实情况，也都在它这次的救灾行动中显出了影响。

倘说，它过去就不是只有一个意志，也并不都能一意孤行，那现在，它就更不是这样了。

看一个具体的例子：它这一次如何管制舆论。地震一来，宣传部门习惯性地收紧缰绳，电话指令一个接一个往下发。但是，大批记者蜂拥入川，其中许多人是自发前往，惨烈的灾情通过他们发回的图像和文字，迅猛震撼了各类媒体的编辑和播放室，由此激发的报道冲动，显然不是那些电话能够完全约束的。时值奥运会前夕，境外记者早已云集国内；互联网时代了，灾区内外的热心网民，谁都能够用手机和电脑上传真真假假的见闻：在这情形之下，也不会有谁还想全面封锁信息，自陷被动吧？“收”“放”结合，“放”中求“收”，差不多成了唯一的可行之策。

正是这多种因素的合力，成就了一套管制信息、引导舆论的新做法：放松对民事灾况报道的限制，但要求侧重天灾，避谈人祸；允许介绍民间的救助，更要求突出宣传政府…… 也正是这套新做法，形就了一个凸显民事灾情的新空间，它足以容纳传媒人员最初的大部分情感反应，短短一两天里，一个以“24小时直播”、“如实报道民事灾况”、“高强度渲染悲情”和“突出政府领导人亲民形象”为主要特征的新的传播模式，就在其中迅速形成，并在最初的一周里，引获观众的广泛共鸣。

惟其一定程度地放了，让“震惊”、“悲情”和“爱心”有了宣泄的渠道，其后的逐步收紧，才能一路顺行。总体来看，这一次政府对舆论的管制相当成功，主要电视台、报刊和门户网站的信息发布基本一致，言论上的差异空间也很窄小。

但惟其放得有限，夺人眼目的新的报道空间，又很快暴露出边界太清晰、幅度有限的弱点，整个传媒的运作，随之显现疲态。十余年畸形“市场化”养成的传媒习性：过分依赖电脑技术、为争夺眼球不顾其余、多数业者缺乏必要的知识和思考能力…… 更放大了主流媒体在这逼仄空间里成败相随的窘境：它们的确显示了煽引民情、聚集人心的巨大能量，但它们同样显示了，如果没有其他补充——例如多样的公共信息和深度分析，这种能量会很快耗尽。公众因此四散的信息需求，犹如顺流直泻的河水，会随时在遭遇阻碍的地方，酿成新的紧张。瓮安民变之后的网上反应，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中国的“政府”，真是比其他地方的“大”很多。要是政府垮了，宪法、国旗、政治和经济制度，乃至疆域，都势必随之改变：政府和国家，事实上已经混为一体。最近半个多世纪，先是“社会主义”，接着是“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将社会原有的各种经络扫荡一空，政府也就成了唯一的整合系统，你看这次灾区，哪里政府散了，哪里就会大乱：这个已经和国家混为一体的政府，差不多又和社会混为一体了。

正是这个“大”，给了政府动员和管制中国的巨大力量，但也是这个“大”，让它常常不大像一个整一的运转灵敏的有机体，零件四散，各转各的；甚至不大像一个稳定的轮廓清晰的固体物，体制内外、乃至中国内外的许多界限，日益模糊。

因此，从“政府”这个角度，我们就看到这样一幅图景：庞大的行政和体制性力量，在深广的社会巨变中扑腾起伏。它常常固执己意，有时也不得不顺从时势。当积习发作的时候，它好像要拉着社会退回过去，实际上却不可能，总有一些打开的门窗锁不回去，一些新的空间抹不掉了。它现在内蓄多种势能，其中几乎每一种，都与体制——乃至国境——外的同类互相呼应，这些势能之间的聚合冲突，就势必越搅越大。虽然看上去波浪不高，大多还只在水面下暗涌，其漩涡却日渐深广，已经将整个社会，甚至很大一部分世界，都卷入了其中。这些势能当中，有一股特别气势汹汹，它左手弄权，右手拢钱，一心将中国推入“权贵资本主义”的轨道，以便独吞经济增长的成果。但它越是接近目标，社会越颠簸得厉害，其他势能的反弹，也就随之而起。这些反弹并不能完全挡住它，但却足以震响警报器，让更多的人意识到，社会的倾斜已经到了危险的地步，那庞大的行政和体制性力量，也不再仅仅显形为我们熟悉的那个“政府”了。

这就是说，即便在最为狭窄的意义上，“政治”一直在变化之中。在这片领域里，过去是我们熟悉的那个政府，围起栅栏、划定方圆，居高临下、监管一切；但现在不同了，栅栏毁了一大半，地上的划线横七竖八，监管者依然攥着最多的工具和资源，其面目和身形却日渐模糊，有时候你甚至会觉得，这地界上好像没有“监管”了，什么势力都可以进来捞一把…… 目睹这样的现实，一个对政治抱有理想的人，多半很泄气吧？但如果仔细分析，你多半又会觉得，事情并不是那么无望。这一次灾情对上下各界的冲击，就给了我们许多对政治的正面感受，尽管我们都明白，一旦情况变化，别样的感受一定袭来。因此，当我说“先得要看政府”的时候，不是说大家只能仰头等待，看它给我们多大信心，而是说要从“政府”这一扇窗口，去了解行政和体制性力量的变化，看清其活动领域的新的状况。这领域现在扩展了许多，边界也不再如昔日那么封闭，这一次的救灾更确实显示了，不但恶性的因素纷纷介入，良性的因素也能够介入，并且发挥相当的影响。当意识到政治变化所蕴含的种种不良趋向的时候，也要充分看到，良性的趋向同样存在。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愿意说，打破那个恶性循环是可能的，我们应该进一步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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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最给人信心的，还是民众。民间捐款和捐血之快、数额之高，均为近年所无；大批远地的志愿者——主要来自经济发达地区的中等收入阶层，也有其他地区的工人和农民——入川救灾，更是前所未有。比起官员、资本家和其他公众人物，普通民众的救灾热忱本色得多，也积极得多。

这热忱的背后，是某种模糊的共命运感。虽然还是内外有别，对川陕甘灾民的巨大同情，并没有扩展到缅甸灾民的头上，你甚至可以预料，今后对于邻国的灾难，大多数中国人依然会很冷淡，但是，确有越来越多的人，表现出了对一己之私的超越。“别的都让开，救人要紧！”“人人都会遭难，这时候就别分你我啦！”“太惨了！我得做点什么！”“平安就好，今后要珍惜生活啊！”…… 三个月来, 这些遍布灾区内外的言行，无论其为积极还是消极，都让你强烈地感觉到，灾难时刻的人民，真是打开了心胸，和平时大不一样。

不必把这热忱归因于某段历史时期，无论“毛泽东时代”，还是“改革开放”。它当然从这些时期得到滋养，1950年代形成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传统，1980年代的“人道主义”思潮，都在它这一次的爆发中闪耀光彩；但它也在这些时期遭受损害，“文革”造成的至少两代人对“人心”的疑惧，1989年以后民众公共意识的普遍消退，至今还很深刻。我觉得，这一次人民的热忱其实有更长远的历史根源。至少晚清以来，每当中国发生大难，民众都会表现出巨大的救援热忱和共命运感，每一个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不会忘记那些可歌可泣的往事。

中国这么巨大，有这么悠久的文明历史，民间积蓄的这种爆发式的精神能量，是无论遭遇怎样的恶劣状况，都不会完全消灭的。即便一时遭受重创，只要有几十年的和平，一般社会状况不那么紧张，它就会逐渐恢复，重新滋长。“文革”结束至今，三十多年没有大的战争和社会动乱了，社会财富的总量快速增长，一般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比过去有所提高，不说中上阶层，就是许多普通人家，也有了援助他人的经济能力，再加上这一次的视觉媒体，以空前规模和频率实报灾况、渲染悲情：在这种种情形之下，民众怎么会不奋起救援呢？

当然，再可观的能量，只要是因灾难而骤起的，多半随着灾难的平复而疾退，不能期望人民的“不一样”，在灾后还能长久延续，那些被压抑的精神陋习，难免卷土重来。

但是，这一次的情形似乎又不同。地震之前，拉萨骚乱和奥运火炬事件，已经强烈刺激了民众，地震再一来，民众——特别是大中城市的白领青年和大学生——的情感爆发，就必然不止是针对腹地的灾难，也同时指向海外的压力。对受灾者的深切同情、对西方媒体的无知和傲慢的反感、对逆境中的弱者的感同身受和共命运感、要战胜所有压到我们头上的困难的强烈愿望…… 前几个月已经被激起的爱国情绪，迅速聚化为对“中国”及其“一定会强大”的激情认同。5月19日全国哀悼日，数万人聚集于天安门广场，眼泪和拳头交相辉映：“四川，挺住！”“中国，挺住！”“中国一定会强大！”差不多十年没见过这样大规模的爱国热情的自发表现了。置身这些口号、标语和旗帜之海，大概谁都觉得，人心不会再冷下去，历史应该翻开新的一页了？

不难看出这情形的正面意义。它至少说明，无论中国人参与公共生活的热情和信心如何受挫，也无论“市场经济改革”如何软硬兼施，诱迫人们聚焦于个人的物质生活，更无论媒体如何教导人们远离“崇高”，到“消费”中去体会“人生”、“成功”的意义，许许多多的中国人，依然需要认同某种（些）精神的价值，某种（些）个人物质生活之外的更大的事物。至少现在，中国人还不是一个甘当“经济动物”的民族。

不过，和社会各阶层普遍同情灾民不一样，到目前为止，只有部分民众明显表现出对“中国”及其“强大”的认同。这也正常。通讯再发达的社会，总是只有一部分人有条件表达自己，其他人——往往是多数——默不做声。当电视、主流报刊和网络让你觉得，是那些经济发达地区——尤其大中城市里——的、1980年代及以后出生的、属于中等收入阶层或还在大学读书的、多半没有直接受灾或目睹灾况的人，充当了这一波爱国热潮的主体人群，我们一定得记住，大多数人还没有说话，不知道他们怎么想。

这些沉默者当中，一定有许多人不赞同、甚至并不在意这一波爱国热潮吧，尽管他们亲近自己生活的这一片土地，且根据不同的定义，都觉得自己是爱国的。但我相信，媒体呈现的这个高呼“中国”的主体人群，并非全是虚幻，即便在那无声的大多数人中间，它也有若干代表性。

如果这两个假定大体不错，那我就有一连串问题，要在这里提出来：

首先，这个主体人群认同的是什么“中国”？

前面说过，现代中国革命的政治结果之一，就是形成了与譬如现代西方明显不同的政府/国家/社会状态，不但政府和国家很难分开，社会也和它们深度结合。与此相应，现代汉语对这些政治概念的命名和使用，也是笼而统之，譬如英文的country和 state，差别甚大，我们却都称为“国家”，甚至government，政府，也常常自称“国家”，以致一般人在表达——亦在认识——上，并不习惯区分不同涵义的“国家”，甚至不习惯区分“政府”与“国家”。

正是这种现实的混杂和命名的笼统，给了“国家”一个充当顶级价值名目的可能。至少这大半年里，它就表现了极大的聚合力，将“民族”、“中华文明”、“现代化”、“全球化”等等，都含糊地吸收为自己的一部分。它俨然成了许多中国人公共认同的首要对象，其他风云一时的概念：“人类”、“世界”、“个人”、“人民”、“社会主义”、“阶级”…… 好像都无力与之抗衡了。

但也正是这样的现实和命名，让我们实际上对“国家”又很困惑。一个对政府和基本制度有较大反感的人，很容易冷淡国家和社会，觉得这些和自己没什么关系。我们看看四周就知道，这样的人真是不少。也有许多人不想走得这么远，他们依然愿意——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爱这个国家，但其所爱之“国”，通常偏于抽象：“中华文明”啦、“吾土吾民”啦，似乎只有避开具体存在的政府和政治制度，他们才能安心爱国。另外还有一些人，是主要到与别国的交涉——包括现代史上对这交涉的屈辱记忆——中，去体会“国家”的意义的：护照、关税、领土、能源短缺、南京大屠杀…… 但是，这样的体会往往需要一段与国内实际政治生活的距离作为保障，一旦这个距离缩短、消失了，就很容易被冲散。单靠“鸦片战争”和“南京大屠杀”那样的历史知识，很难长久维持一个人的爱国之心。

一群人坐在一起，每个都说自己是爱国者，可你仔细问一遍，大家所爱之“国”，十之八九都不一样：这样的情形，见得还少吗？

中国的现代之路，走得和许多别国都不一样，中国人对“国家”的体认，就一定和许多别国人不同。这一波爱国热潮的主体人群，所爱的究竟是什么呢？应该不再是上面所列的几种了吧？那是什么呢？是由制度、疆域、人口及其符号系统构成的现实的“国家”？是中央政府所握执的日益壮大的“国力”？或者比上列的几种更模糊，只是一个与政治/语言现实一样笼而统之、难以明确的情感的“中国”？

其次，这个主体人群是经由何种精神或物质途径，体会到“中国”之值得认同的？

我首先想到这一些途径：这一次中央政府全力救灾，充分显示了“国家”的实力和重要；身为人口和疆域大国的知识国民，却在最近三十年深切感受到与西方相比的“落后”的自卑，再加上悠久文明的历史记忆，自然激聚成对中国之强大的由衷渴望；最近二十年GDP持续增长，中等收入阶层的物质生活明显改善，可以买公寓、买汽车、出国旅游、到第五大道和Lafayette百货公司去购物，北京、上海与伦敦、东京的 “硬件”差距，更是快速缩小：这些似乎都确证了中国的“崛起”，令人很容易对陪伴——乃至主导——这一切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发生好感……

当然还有别的途径；就是上列的这一些，也都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核实。但我们不妨就沿着这些途径所凸显的方向，继续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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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中国各种思想的一个交锋点，是如何评价最近25年——特别是1992年以来——的“改革”。这一波爱国热潮是从怎样的角度加入这个交锋的？从我上面列出的那些途径来看，它的至少一个重要来源，是其主体人群对经济持续发展、消费水平逐渐提高、国家诸种硬实力明显壮大等物质状况的切身体会。这是不是意味着，这个人群所代表的对于“中国”的新认同，正内含了一种对于“改革”的总体的肯定？

自1990年代中期开始，一种与“毛泽东思想”明显不同的新的主流意识形态日渐成形。作为1992年再次发力的“市场经济改革”的孪生兄弟，它很自然地充当了这场“改革”的首席宣讲师，我也因此暂名其曰“改革主义”。倘说这一波爱国热潮在事实上增强了肯定“改革”的声浪，那它和“改革主义”是什么关系？是提供了对“改革”的另一种认识，虽然也是正面的，但角度不同，因而形成了对“改革主义”的某种突破？或者相反，它正是“改革主义”的衍生物，标志着其国际面向的初步成形？用“改革主义”的一个流行符号来说，21世纪的“成功人士”不但依旧满口英文，而且开始鼓噪“大国”的“崛起”了。和对“美国模式”的崇拜相比，也许这样的鼓噪声，才更能表现“成功人士”的成熟的政治意识和全球关怀，令它的形象趋于完整？

人们常说，1989年之后的政治和经济状况，迫使中国人主要从“个人”和“物质”——而非也从“社会”和“精神”——的角度去确定自己的生活意义。最近二十年的社会现实，基本上是印证了这个说法的。那么，这一波爱国热潮是否改变了这个现实？如果有改变，程度如何呢？从民众对一己之私的相当普遍的超越，可以说它确实促成了那个被“个人”角度遮蔽的“社会”——或“公共”——角度的部分的重现；我们能不能说，它也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那个被“物质”角度扭曲了的“精神”角度的重现呢？

倘若回答是肯定的，那是什么样的精神的角度呢？是前面谈到过的那种对抽象“逆境”的体认么？当人们将“地震”和“西方”归为一类，高呼“四川”和“中国”一同“挺住”的时候，你确实能感受到这种体认在沸腾：对灾难的震惊、对“西方”的失望、屈辱的历史记忆、现实生活的压抑感、不甘心“就这么算了”的冲动、怎么也难灭绝的好胜和自尊心…… 一旦某个突发事件将所有这些吸聚到一起，形成一个“陷身逆境、自强不息”的想象的位置，许多还对人生和世界抱有希望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就很容易被它吸引，要站进其中，领受鼓舞。晚清以来，这样的情景一再发生。我甚至觉得，在今天，这样的搭建在逆境之自觉上面的精神位置，可能比“传统文化”或“黄皮肤黑眼睛”更有感召力，更能将实际分立于不同社会位置的人联系到一起，令其觉得“都是中国人”。

倘否回答是否定的，那又是为什么？是因为这一波爱国热潮，至少是其若干关键的构成因素，例如前面谈到的那个主体人群体认“中国”之可爱的途径，依然表现出深刻的唯经济——甚至是唯物质——倾向，因此并没有脱出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消费”的如来之手？就像公寓和汽车有力地塑造了我们对于“个人”的体认一样，薪水、中央商务区、出国旅游的机票等等，也开始有力地牵引我们对“国家”的体认了。从这个角度看，这一波的爱国热潮，是否正从一个方面，诡异地体现了“消费＝人生”这一全球性价值确立模式的巨大的扩散力？

这一波爱国热潮的主体人群，基本是由接受了系统学校教育的年轻人构成的。1990年代中期以后，学校教育倾斜得越来越厉害，应试教育模式实际上覆盖了整个中小学阶段，大学教育日渐偏往轻文理、重应用、薪酬导向的轨道，历史和文化教育的空白点，更是有增无减……照一般的理解，这样教育出来的人，多半脑子比较简单、机械，不关心社会，只在乎个人的物质生活和成功。可是，这一次分明有许多平常似乎正是如此的年轻人，积极投身救灾热潮，为“中国”呐喊和落泪。这该如何理解？今天这样的学校教育，究竟在中等收入的年轻一代及其候补人群身上打下了怎样的烙印？它是如何作用于他们的社会/精神视野、政治态度和思维能力的？又是如何与同样作用于他们这些方面的其他社会“教育”——例如传媒和职场教育——互相呼应或冲突？一个大学毕业的白领，Time Out的订户，对街头乞讨的老妇看都不看一眼，每日孜孜于赚取偿还按揭之款，这一次却对着电视机里的国旗泫然泪下，还冲动地报名去北川当志愿者——尽管后来没去成：如果你和他面对面，你怎么理解他？是觉得他内心分裂？还是觉得很正常，种种看似矛盾的心理和行为底下，其实有更深的相通，而这相通的奠基者之一，正是他从7岁开始接受的16年的学校教育。

5月19日天安门广场上群情激奋的年轻人，似乎再一次证实了：第三世界人民的社会或集体认同，通常是从对第一世界的抵抗中获得动力。自晚清以来，几乎所有政治人物、军人和文化人，只要谈到“新中国”——无论那是什么颜色的，都认定它应该“强大”，似乎不“崛起”，就没有中国之“新”。而这“强大”或“崛起”的具体内容，则每每因时而异，有时候说得相当清晰，有时候一团模糊，只是一句口号。那么，这一波爱国热潮祭出的“强大”二字，是怎样的涵义呢？是世界首富？军威最盛？或者民权发达？精神文化阔步全球？还是又和以前多次出现的那样，并无清晰内涵，只是一团模糊？

目前来看，答案好像是后者，大半年来，政治人物和文化人，更不要说那些激动的年轻人了，对国家未来的描绘，线条依然极粗。这也自然。如今整个世界，大凡有点头脑的，都对人类的未来深感迷惘。资本主义之外的道路，好像都断了，资本主义自己的毛病，却越来越重，各种现成的政治和社会理论，又都给不出足够的光亮，在现实的黑暗中四面摸索，就成了大家共同的命运。我们当然也不例外。

这是一般而言，中国更有特殊之处。今日中国大地上，支配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实践，已经远远超出现有理论能够照亮的范围，也明显偏离了西方主流现实指示的方向，因此，无论今后实际的国家形态，还是人民对这国家的体认，也无论从一般的立场来看，它们是令人欣慰，还是引人担忧，都势必与二十世纪见惯的不同，是新的面目，也是新的路径，更是新的紧张。在没有路标的荒地上走，再顺当也快不了，何况一定常常迷路，进一步绕两步的，更加费时。从这个角度看，这一波爱国热潮在国家认同上的空洞和模糊，正是不可避免的吧。甚至还可以因此乐观：它们是不是也为新的社会思想和实践，腾出了不断填充“国家”认同的宽大的空间？

社会气氛明显转变的时候，知识分子总是特别敏感。中央政府和民众的积极救灾，引起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激赏，他们由此反省新文化运动以来知识界的言行传统，例如总是从批判的立场看待现实，觉得民众容易受蒙蔽，等等。倘说整个1990年代，知识界区分“翼”别的主要界限，是看你尊崇“个人”自由，还是强调“阶级”——或者温和一点，“阶层”——冲突，现在却有第三个基点浮升上来：“国家”的“崛起”。尽管这“国家”的涵义，似乎众说纷纭，其中有一个倾向，却相当清晰：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局势，现实的“国家利益”，应该成为权衡取舍的主要标杆。无论三、四十岁，还是五、六十岁，也无论以前常被人目为何种“主义”，似乎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都开始谈论“国家”，在那新一波爱国热潮的汹涌中，不乏知识分子的弄潮身影。

总体来看，这自然是表现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历史敏感。从康有为的时代起，中国人就一直盼望自己的国家“站起来”。政治人物多次宣布已经“站起来了”，但人民最后却每每失望，因为发现还是站得远不够挺直。但是，这一次似乎不同，一百五十年来，中国第一次在GDP的绝对数值上持续飙升，接近世界的前几位，以至西方都有人预测，五十年后中国在经济上世界第一。正是这个新的情况，让许多人相信，中国这一次真是临近了“大国崛起”的历史转折点，知识分子必须拿出新的思路，展开更为积极的行动。

但也还有一些具体的原因，要分开来讲。

近年来，一方面是社会矛盾的膨胀，现实愈益严峻，另一方面是知识界和整个社会情绪的低落，萎靡不振，这两方面的汇合，激起人——特别是年轻人——的强烈不满，他们迫切地想抓住某种坚实可靠的东西，自我激励。而无论“国家”还是“人民”，此时都比那些福柯式的、每每致人无处立足的激进理论实用得多，他们当然要转向它了。1990年代以来，中国大学校园内外，福柯、德里达等等领头的西方批判理论，一直影响巨大。但今天，如果知识分子的这一堪称激烈的转变持续蔓延，西方批判理论还能保持这样的影响力吗？更重要的是，转变中的知识分子，如何处理已经堆积在自己思想中的那些激进的理论片段？

由于严格的信息管制，今天三十岁以下的人，普遍不了解1989年的巨大风波，今天四十岁以下的人，普遍不了解“文革”和1950年代中期以后的政治和社会状况。这些历史记忆的欠缺，显然也影响了许多人对“国家”的现实形态的判断。

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一直是在全球视野中把握中国问题的，尽管从不同的眼睛看过去，看到的景象完全不同。今日世界，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独大。你越是不愿接受这个现实，越是关注如何制衡美国之独大，就越会觉得，中国必须强大，中国的发展，应该以“强大”为首要目标。而越是了解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现实，你可能又会觉得，别无选择，只能寄希望于中央政府。只有一个强有力、同时比较开明的中央政府，才能遏制吏治之腐败、保持社会之稳定、国家之统一，进而达致中国之强大……在这样的思路中，现实行动的可能性似乎成了思考的第一要义，对世界大局的关注，也很容易令人忽略中国社会内部那些不能被“强大”代表的问题。

有意思的是，正是对中国在中美或中西方关系中被压抑的弱者位置的充分自觉，导致了应该在自己国内尊崇强者——“国家”——的思路。在国际上是这样，到了国内却那样，二者的种种不一致，是否正体现了现代中国的左翼思想和革命实践的某种悖论式的宿命？

……

一连串问题。至少此刻还难有完整的答案。但我因此明白了：潮水势将退去，地形却已经改变。当人民的救灾热忱和爱国激情逐渐消散的时候，它们冲开的那些社会和人心的空间，它们对新的思想、精神和行动的召唤，却继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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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很快地列出一系列川陕甘地震后的新气象：

中央和灾区各级政府顺应民意而打开的若干空间，特别是“志愿者”的大规模行动模式及空间；

在各界踊跃救灾中凸显的“人民”、“80年代生人”等等的正面形象，它们能部分地消除积久形成的普遍的沮丧和放弃感；

全民救灾和爱国热潮所显示的人民内在的公共认同的需求，将近20年里，它是第一次以如此规模释放出来；

民众因非常局势形成的对官僚腐败等等不愿麻木对待、奋起斗争的热忱，这开始主要是表现在灾区，但也在向其他地方扩展；

民众实际救灾获得的在现实条件下开展公共行动的经验，其中当然不只有积极的部分，但就是其消极部分，亦有相当的正面意义；

地震及其前后事件所提供的新的观察点和分析角度，知识界如能及时抓住这些新的思考条件，当可对现实做出有力的分析……

但是，另一面的情况也不容小觑：

就灾区而言，一旦渡过最初的失序状态，新的政府管制体系重建起来，在救灾过程中开放的各种空间，有可能被缩小以至关闭；

如果灾后重建的巨额投资，依然由地方政府一手分配，如果住房和生计被严重毁坏的当地民众，不得不比灾前更依赖政府，新的贪污腐败就很容易滋生，而且比灾前更少阻碍……

事实上，现实社会的各种负面状况，若干政府和国家机器的积久形成的运作惯性，正在以各种方式，将激动起来的社会——不止是灾区——拽回过去的萎靡状态。要想保持和扩展上列的各种新气象，顺势推进社会的良性改造，并非易事。

在这两面混杂的情形中，像我这样的学院知识分子，能做什么？

可以努力了解和传播多样的灾况和救灾信息，揭发那些总是有人想要捂住的人祸，持续追究其制造者的责任。

可以持续关注救灾和重建的资金问题，从“如何使用400多亿社会募捐”，到“如何使用所有公共资金”，从增加各级财政预算的透明和公平度，到建立一套可有效监督的公共资金分配制度，将因非常状态而起的对于各类制度建设的关注，扩展为对平时的更大范围的同类现象的干预。

可以用言论支持和亲身参与等等方式，扩大在救灾中打开的民主参与的实践空间。这样的空间并不意味着与国家机器的必然对立，恰恰相反，就实情而言，它几乎必然要与那机器的运作结成多样的非对抗的关系，这也常常正是它得以成形的前提条件。不过，我还是要说：这样的空间应该逐步扩大它的“民间”意味，而不是最后被收编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如果那样了，无论对社会、国家还是政府，都不是好事情。

更可以瞪大眼睛，密切关注灾后重建的整个进程，警惕一部分官僚和国内外资产阶级联手攫利，加重灾民、中央政府和各地捐助者的负担。如果各方努力，因抗灾而激发的勃勃民气，能够转化为持续参与和监督重建事宜的正面力量，那就有可能将灾后重建发展为某种良性建设的“试验”项目，为整个社会的全面改善提供经验和教训。

当然，和以上四件事相比，我们更该做、也可能做得较好的，是第五件事：发展新的公共认同，推动社会形成促其良性改变的精神依据。

一个现代社会，要想长治久安，就不能只靠各阶层之间——以及其内——的利益平衡。它必须建立公共的价值认同，来充当自己的精神依据。倘说在今天，“如何看待‘国家’”，已经成了一张反映今日中国人公共认同之普遍状况的最有效的测纸，甚至在一定范围内，“国家”已经成了公共认同的一个新焦点，知识分子建设良性公共认同的首选的着力点，就应该也是“国家”。

即便“社会主义”时期和“改革”的前二十年，常常有别的流行词汇盖住了“国家”，中国人也一直是很爱国的。正因此，从前面的描述可以看出——如果其中的那些假定和估计能被证实，这一波爱国热潮确实显示了中国人认同“国家”的若干新形式：对个人物质生活的“正面”体验，对中央政府的行政、资金和军事力量的“正面”感受…… 并不是说人民过去就没有这类体验和感受，但至少最近30年里，这类体验和感受好像是第一次这么普遍而强烈地表现出来。

这些年，不断有雄辩者告诉我们，全球化时代了，“国家”不重要了。像我这样读着鲁迅长大、后来又读过一些马克思的人，也不会真觉得“国家”有多么神圣。但是，我看重这一次全民救灾，也看重这一波爱国热潮，因为它们表现了人民公共认同的深厚潜能，如今的中国，是太需要这潜能的勃发了。我们被各种各样的事情弄得獐头鼠目、四分五裂，现在是太需要舒展身心，抖擞精神，堂堂正正做一回中国人了！

但唯其如此，中国人的公共认同，就不能只是被一个“国家”圈住；我们对于“国家”的热爱，也不能都——甚至不能主要——依靠对个人收入和物质国力的自得。这些都是不稳定的，也多半不持久的，一段时间的经济停滞，到处可能发生的负面的政治感受，会极大地破坏它们，进而挫败那宝贵的、正借它们以显形的社会——不只是心理——能量。

所以，知识分子应该更大声地、也更多样、更辩证地来讨论“国家”。不只是赞叹那些新的爱国体验和感受，更是接着它们往下讲，往前讲，扩展和丰富它们，创造人民公共认同的更宽阔的前景：

——勾勒人的生活世界的完整轮廓，特别是描述那些被日常物质消费所遮蔽的生活内容：人们越是发现自己意识到的生活经验是片面的，就越不会满足于经济发展之类的单项目标，而会转而要求人的生活的全面改善；

——进一步扩展人们对“现实”的理解，深入分析个人、社会、国家、地方、阶层等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人们一旦认识到“政府独大的政治状况”与“实际社会生活的多样关系和潜在能量”之间的深刻矛盾，就不会再让“政府/国家”挡住自己的全部视野，而随着对别的那些至少和“国家”同样重要的社会层面的体察不断深入，人们对“现实”的范围的理解，势必大大拓展；

——深入描述150年来中国被动现代化的曲折历史，特别是描述“国家”、“民族”、“社会主义”等等在此段历史中形成和变迁的丰富过程，打破现行教育和传媒体制对这一段历史之论述的深刻限制：正是对中国现代历史的基本了解，能让国人在现实刺激面前保持清醒，在深切体验的同时，不丧失鸟瞰式的判断能力；

——深化国人对国际和全球问题的理解，特别是强调中国对于全球应负的历史责任：只有充分意识到西方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的严重倾斜和难以为继，同时意识到中国对于探寻合乎道义的全球秩序能起的作用，人们才不会只是一门心思要与现行“世界”“接轨”，也不会两眼只盯住国际竞争、将道义丢诸脑后，而愿意发展真正有气度、担责任的大国之国民/政府的精神和风度；

——展开对于“我们所希望的国家”的充分讨论，由此展开国家认同的“未来”面向，事实上，这个面向正是被动现代化的社会在国家认同上与英国那样的先发现代化社会的最大区别所在；如果这个面向能充分展开，就可以破解今日的基本政治现实——政府、国家和社会混成一团——给国人造成的困惑，避免“国家”成为权贵阶级的令旗，将其转化成推动政府和社会良性变革的一项重要的正面依据。

……

一句话，要努力拓宽“国家”和国家认同的涵义。这也就是从一个关键的方面，拓宽中国人的公共认同的涵义。

无论是一个冷酷的、差不多完全被逐利逻辑支配的政府，还是一个短视的、缺乏政治头脑的资产阶级，它们都会竭力缩小“国家”和国家认同的涵义，抹杀人民公共认同的需要。知识分子要做的正是相反。在某种意义上，只有当“国家”成为一种包含了多样侧面的指向未来的价值目标，能将我们的视线引入远远比“国家”广阔得多的世界，我们对它的热爱才能经得起打击，我们也才不至于动不动就跌回冷漠和空虚。


2008年8月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