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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行民營化政策方面，陳水扁案讓整個社會目睹，毫無禁忌的政商往來，可能如何瓜分國家全民資產。

2012年3月29日上午，"庆祝《人民论坛》20周年暨《学术前沿》创刊理论研讨会"在人民日报社综合楼报告厅隆重召开，以"理论自觉自信自强：路径与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构"为主题。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主任王绍光教授发表题为"中式政道思维还是西式政体思维？"的演讲。

我所关心的不是个体的问题，不是解决一个又一个乞丐的问题​，而是问为什么会出现社会不公，如何可以从制度上消除社会不公。​社会主义不是要把所有人变成与最穷人一样穷，而是要让社会中绝大​多数、甚至全体人民都能过上安全、体面、有尊严、有意义的生活。

与自由主义拒绝本土化相反，新自由主义在中国被本土化了，这导致了很大的负面效果。中国公共事业的市场化改革之所以那么迅速，就是因为没有抑制新自由主义的力 量。

问：《经济观察》记者殷宴；答：北京外国语大学王炎；时间：2011年11月17日。（殷宴录音整理）问："占领华尔街"从九月到现在已经持续了两个多月，不但没有冷却，反而在迅速扩散到美国各大城市，声势和规模远远超出了多数美国媒体最初的预料。您认为这样一个草根运动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能量？答：与"占领华尔街"相比，让我更震撼的是"伦敦暴乱"。两个事件虽然发生在不同国家，主体也不同，伦敦主要是有色种族的青少年，华尔街则以平民大众和知识分子为主，但我觉得两者有内在的联系。两事件都表达出民众对现有制度的不服从，而且抗议采取了一种全新的方式。这方式无法在现有的意识形态或现成的概念框架中表达，因为它崭露头角的新东西。观察媒体对"占领华尔街"的反应，基本上都在用传统的概念表述：什么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运动；或极端主义、激进主义等。这些标签来自于过去的历史经验，而"占领"事件实际上与以往任何运动都不同，它挑战着我们的知识系统，让我们失语，表达不出它的新涵义，这才是最有意思的地方。当付诸极端主义、保守主义，乌托邦、无政府、或民权运动时，我们的想象空间应对的是十九世纪形成的工业时代的反抗形式。这些概念当时是有效的，但自伦敦暴乱，它们已显得词不达意。全球化网络时代，伦敦暴乱和"占领华尔街"在组织形式上、抗议方式和目标上与工业时代都不同。抗议者没有完整的政治主张，也没提出替代性制度，甚至没有要求政府颁布新政策，我们如何理解一个没有理论化政治诉求的运动？问：很多评论家以及一些示威者自己也指出了这一点，"占领华尔街"的一大弱点就是它缺乏明确的政治诉求。答：我们说它缺乏政治诉求时，又不自觉地套用"冷战"两大政治意识形态的模式：一是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的、小政府大自由市场的。另一是社会主义的、专制的、计划经济并缺乏民主的。这是"冷战"两大阵营二元对立思维的定式。但"占领"运动属于"后冷战"，其诉求不是这两元中的任何一个，"冷战"的政治对立已一去不返。可"冷战"的思维还在，对抗性的政治观念不过是摆出来的姿态。毕竟已经没有真正的列宁、斯大林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前社会主义国家也或多或少地资本化了。全球化一体化时代，无论你给一个国家戴什么帽子、贴什么标签，它实际上都是市场经济的，中国的市场不也很深入吗。我看媒体报道华尔街时，仍沿用传统的政治术语。齐泽克在华尔街发表一个情绪亢奋的演讲，他有个固定的思维模式，即从马克思的立场批判资本主义。他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人没有选择的空间，也没有选择的可能性，除了资本主义还能有什么社会方案呢？所以资本主义社会根本没有自由！齐泽克的东欧前社会主义背景，让脑子里只装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项选一。他昨天站在那一方，今天站在这一方，但始终没有意识到，"占领"并非要搞社会主义革命，这场运动不是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它属于年轻人和网络时代，是"后冷战"全球一体化背景下的新运动，不会提出齐泽克那一代人的社会整体方案。所以，描述这场运动须启用新词汇和新视角。说什么"预示着资本主义的灭亡"，装神弄鬼，把"十九世纪的幽灵"请回来，拿1848年革命附会华尔街穿凿敷衍。恐怕华尔街的年轻人脑子里压根就没有出现过马克思或者任何经典社会主义理论。问：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视频，著名金融家彼得•希夫自称代表"1%"去和华尔街示威现场的"99%"对话，试图向群众讲解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理论，然而群众只是质问他：为什么你挣得这么多，我们挣得这么少？尽管彼得•希夫的论点乍看之下很能自圆其说，但是群众根本不吃他那一套，他的逻辑在他们面前行不通。答：彼得•希夫的观点隐含一套思维模定式：如果你们想分配平等，那就得搞计划经济，大政府小社会，分配、税收制度依照社会主义模式；而历史经验已经证明，平均必然带来低效，政府介入经济会使市场无效、劳动力浪费，最终造成整个社会贫穷。这是一套陈词滥调！因为我们并非生活在十九世纪古典经济学时代。今天讨论经济必须要意识到，网络、IT等新技术让古典经济学失效了。传统经济理论无法解释比尔•盖茨、乔布斯以及他们所代表的经济现实。这才是今天我们谈话的核心：华尔街运动向我们预示着什么？美国目前的危机不是突发式的，从冷战结束那一刻就开始酝酿着。我在美国上学时还在克林顿时代，曾选修过一门政治学，阅读材料上说美国两党制越来越不能代表民意了。因为移民不断增加，美国的社会形态、经济模式趋向多元化，美国政治图谱像七色光一样，呈现多层次、多色调。曾代表大资本家的共和党与代表中下产的民主党所构成的两党代议制，无法代表如此多元的社会结构。尽管人们意识到两党制的缺陷，但美国大选仍由两党掌控，偶尔出现个独立竞选人也得票不多。"冷战"刚结束时，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普遍存在一种乐观情绪，国际大企业把劳动力密集型生产分配到第三世界国家，通过廉价劳动赚取巨额利润。特别是克林顿时代，美国经济飞速发展，就业率很高，经济出现奇迹。政治变革只是理论上谈谈而已，不会落到实处。但增长总有个限度：资本贪婪的本性使大企业转移资本到国外，在海外成立独立法人公司，这样盈利便不算美国收入，合理避税，为美国经济危机埋下伏笔。另外一方面是"911"，十年之后回望便很清楚，"911"激化了少数族裔与美国主流文化之间的冲突，被经济高速增长掩盖的社会矛盾现在表面化了，原本充沛的美国认同感，在事件后也出现危机。                             问：美国人过度膨胀的自信心被戳破了，他们突然看到这个世界其实并不那么崇拜、热爱美国模式。答：对，这个气球被戳破。同时，民主代议制蕴含的问题也再次以新的形式浮现。过去有独立竞选人抵抗两党制，现在却出现茶党运动。茶党的产生经历了漫长的酝酿过程。在新泽西开车时，我常听收音机，总选两个台，一个是AM820的WNYC，一个左倾的自由主义公共电台，另一个是AM710台的"林博秀"（Rush Limbaugh Show），极右翼的、有民粹倾向。"林博秀"已经有十几年了，非常受草根白人民众的欢迎。这台节目促生了茶党的兴起，如今已变成茶党的喉舌。主持人林博（Rush Limbaugh）代表美国最传统、最保守的价值观，反移民、反有色人种，白人至上。这股力量曾是共和党政治光谱的最右翼，但过去的十年间，林博不断表达对共和党的失望，认为两党一起朝中间靠拢，区别越来越小。原因很简单，这样得票最多。政治学者将这一现象归咎于美国选举"赢家全得"（The Winner Takes All）规则：一党在一个州获得较多选票，就拿到整个州的选票[编者注：美国有48个州实行这个原则]。党派如要尽量扩大票数，就不能表现极端，抢中间派。所以像林博这样极端的右翼会感到沮丧，认为共和党不可依靠。同样的逻辑，左翼自由派对民主党也很失望。这样的政治环境，会使社会力量摆脱政党政治，用其他方式表达自己。例如茶党用电台、电视节目，乃至给白宫寄茶包等，直接言说政治主张。"占领华尔街"的自由主义者则上街示威，伦敦黑人青少年干脆以暴力宣泄不满。而且，这种暴力是赤裸裸的，无须声明想要什么，就像绑架不要赎金一样，只要一个过程。19世纪的经典政党政治一定会有政治方案，党员经历多年斗争去实现这个方案。工人罢工、示威也经由工会与雇主谈判，提高多少工资，解决什么待遇。这是典型的代议制，毕竟人数太多了，不可能像希腊城邦那样直接表达政见，须有代表中介。希腊的直接民主是小国寡民的产物，现代社会则只能通过政党、议会等中介。而这个时代新变化出现了，伦敦暴乱、"占领华尔街"，即使美国改革两党制，转向欧洲多党议会制，也于事无补。显然，大家要抛弃政党、放弃组织、绕过合法程序。"占领华尔街"最重要的标识是什么？一场没有领导的运动。问：是的，"占领华尔街"有各种小组，分别负责食物、联络等工作，但仅仅是为了保障活动的正常进行，并没有出现一个或者一群政治领袖。示威者有各种各样的立场和诉求，各自为政。答：伦敦暴乱就更绝了，完全是暴力性质。通过短信、微博等方式联系，就像2008年国内抵制家乐福一样。这种联络网往往是一次性的，过去就过去了，下次大家通过其他方式再联系。这里有几个问题值得思考：第一是技术革命；网络技术、通信技术在新的民主表达中扮演特别重要的角色，不容忽视。整个十九和二十世纪大部分时期都不可能出现这样的聚会形式，当时人们需要传统的组织方式，因此，技术手段决定着运动形式。在今天，选举、开会都太麻烦、太庄重了，只要发个短信，大家去就行了。问：科技使人与人之间连接的能力增强了，个人的声音被放大了。答：正是。大家讨论活动方案时采取微博等网络方式，一两句话，特别快，很感性地交流，而不是把观点理论化、系统化，像马克思那样写成一部巨著。青年一代人不让系统化的理论再操纵生活：我们不需要政治演说家洗脑，我们只凭感觉去做想做的事。只有在网络时代，这种选择才是可能的。而几十年前，你只能呆在家里，无法与其他人直接互动；现在社群联系完全可以抛开组织者、煽动家或知识精英。基于十九和二十世纪初技术与通讯方式构建的政治体系，什么代议民主、政党政治、国会选举等，我们耳熟能详，可以自如地分析和阐述。但是，新的现实正逼迫我们重新思考：那些无须反思、自然而然的政治制度，真是普遍永恒的吗？还会像以前那样统治我们的未来吗？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民选代表上台之后便不兑现承诺，是代议制走向沉滞、腐朽的主要原因，政客一词也因此带有贬义。我们谈网络民主，以博客、微博或其它互联网为依托的新民主，或许在技术上宣布了传统议会的过时。未来民主也许会采取更加直观的形式，如点击率、回帖、热议等，而不需要议会代表中介。回顾药家鑫案，辩方一直走司法程序争取死缓，而网民在互联网的热议中让高法判了死刑。有人说这是多数人的暴政，以传统的政治民主思想批评这一现象。但曾未全民公决，也没有严格的统计，网民是多数还是少数无从知晓。这不是数字量化的民主，网络以往不同的方式挑战了程序正义。当然，我不相信经典政治制度会几年之内被取代，这应该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或者上百年甚至更长。要知道，现代制度的更迭体现在权力的微观层面上，细枝末节的升级与调节，最后会产生宏观巨变。问：我最近重读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感到他在这书里描述的理想化的、与欧洲完全不同的美国民主并不符合今天的实际情况，美国大众根本不能像他所说的那样充分行使权力。这种民主制度在发展的过程中是否发生了变质？答：托克维尔是敏感的预言家，在十九世纪美国民主尚未成熟时，便预见了未来发展的走向，他的预言启发了一代代美国政治家的智慧。一个社会制度初生阶段往往有极强盛的生命力，但任何制度都会从盛到衰、从鲜活到僵死。经历两百多年后，美国两党政治越来越低效，缺乏明确的政治主张。最近的例子便是奥巴马竞选时做出的种种许诺，上台后无力兑现，特别是对于中下层民众至关重要的医保改革。不兑现承诺的原因是两党之间勾心斗角、相互掣肘。问：今年春天的债务危机也是一个例子，两党之争已经到了荒唐的地步，双方为打击政敌甚至不惜让整个国家陷入困境。答：我们这个时代恰好见证了美国民主制度走向僵死的过程，这个制度已经没有托克维尔所预言的活力。那么，我们有没有新的可能来讲述这场革命与社会转型呢？我觉得有，福柯早在七十年代便提供了这种可能性。他敏锐地洞察到，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控制不仅停留在国家机器、法律制度等宏观权力层面，而且已进入到微观权力网络中。在《规训与惩罚》里他分析道，资本主义对人的异化从出生便开始了，通过义务教育、技能教育、职业教育，以及保险、税收等制度，将一整套微观控制机制落实到每个人身上，把个体规约为工具，服务于资本主义庞大的机器生产。这种工具没有主体，也没有个人意志，他被肢体的规训异化，只服从于资本意志。你看今天无论是学外语的、学会计的、还是学管理的，只专注于专业技能，不让你质疑制度本身。学校教你如何做最好的职员，在体制内成为一颗优秀的螺丝钉。学会计的不会质疑税收制度，学外语的不会质疑全球化，学会正确地记账、信达雅地翻译就好了。当代规训机制原本脱胎于冷战的宏观意识形态，逐渐进化成一套精微的系统，"占领华尔街"或许可以理解为对微观权力的抵抗。它的目标不再是替换总统或重选议会，总统、议会乃周期性选举产生，人事变动对美国政治影响甚微。这便是现代国家的特征，社会由巨大的无人科层机器管理，它不需要领导者，只需普通的、平庸的行政管理者在职位上恪尽职守。维系这个体系的代价是不断泯灭人性。所以，"占领"运动的特点是技术革命的前提下，抛开一切现成理论，以纯粹个人化的、最简单、直接的方式，呐喊出人最基本的生存愿望：我为什么活不好？为何会有如此大的不平等？这是初露端倪的政治方式，知识界如何认识和理解这个新东西，而不是把它引回传统、重读经典，以陈词滥调去遮蔽喷薄欲出的新事物。问：除了"占领华尔街"和伦敦暴乱，今年年初的"阿拉伯之春"也引起了广泛关注，有人因此把"占领华尔街"比作"华尔街之秋"。"阿拉伯之春"反对的是专制统治，而"占领华尔街"实际上反对的是美国的代议民主。"阿拉伯之春"引起了一场快速的大规模变革，您认为"占领华尔街"能否给美国的政治体制带来类似的冲击？答："阿拉伯之春"的形式跟伦敦暴乱、"占领华尔街"有相似之处，只是它仍然戴了顶"冷战"的旧帽子--反专制。这个标签得到西方广泛的认可与支持。尽管戴着旧帽子，阿拉伯世界发展走向可能并不符合西方世界的预期，它不一定会走上美式民主的道路。我们头脑中的固定模式：社会主义专制vs.资本主义民主，没有其他选项。二元对立的想象中，阿拉伯世界既摆脱了专制，就必然走向资本主义民主。而我认为"阿拉伯之春"与"华尔街之秋"都在反二元意识形态。我们谈论"阿拉伯之春"似乎更容易一些，它属于我们熟悉的知识范畴--推翻独裁的旧制度，可是迎来什么样的新制度却未必顺理成章。很可能既非美国的两党制也非欧洲的议会制，而是现有政治概念无力描述的新形式。反之亦然，也不该给"华尔街"贴上共产主义的标签。问：目前"占领华尔街"尚未获得任何标志性的成果，茶党指责他们是乌合之众。您认为这场运动最后会走向何方？答：确实，这种运动形式可能不会取得很大成果，因为新形式的抵抗在当下还没有足够的空间展开。比如伦敦暴乱，当局冠以恐怖、暴乱的罪名，抓几个人杀一儆百，以传统司法程序起诉、监禁，运动也就平息了，似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同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华尔街"也可能不了了之，因为没有领导、缺乏诉求的抗议，在现存制度中无法赢得胜利。但"占领"的意义不在于其直接的效果，而是它留下了文化和思想遗产。这遗产让我们重新认识和理解现代政治体制，反思经典的民主与自由观念。茶党指责"占领华尔街"可以理解，因为那是美国最保守的力量。但有意思的是，茶党的运动偏偏采取类似"华尔街"的无组织的激进形式。从传统的政治学角度，茶党组建政党并赢得选举才算修得"正果"，但这恰是他们要避免的。这条路只会让茶党重蹈民主党、共和党的覆辙，蜕变为一个没有活力的党派。茶党的草根性--中下层白人、以及它的活力，都来源于对精英的抵制。一但茶党选出一个主席，比如那位林博先生，便会陷入传统政党政治的泥潭，林博堕落成一个腐败的、利欲熏心的政客。茶党拒斥从地方到中央的组织科层，提倡直接行动，如给白宫写信等。但无组织、直接性在当下社会里肯定缺乏效率。"华尔街"的困境也是如此：没有共同观点，没有人能代表大家谈判，所以也达不到效果或取得妥协。因为非政党组织与现有权力体制不匹配，才可能会骚乱。新事物毕竟出现了，旧机制强迫它遵循传统的游戏规则，博弈的结果，从长远来看，旧制度最终会退出舞台。从伦敦暴乱、阿拉伯之春到"占领华尔街"，一系列的连动与十九、二十世纪的革命相似，新的变革形式暗流涌动，从点到面，不断扩展，最后形成一个全球性的总趋势。这是一个信号，它呼唤着现体制的认可、知识界的认知。其实，最困难的就是认知。我们的知识总是回溯性的，而非预见性的，当"占领华尔街"等形成新的知识型时，我们才能言说它。难道现在不是促生新知识产生的时候吗？ 问：我感觉"占领华尔街"不像一场革命，倒更像现在流行的"快闪"游戏：一群人通过网络约好时间、地点，同时出现在指定的地方做指定的动作，然后立刻散去，不留下任何痕迹。"华尔街"就像这个游戏一样，看似毫无意义，但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 答：确实很像一场游戏。过去革命者动不动为主义慷慨赴死，抛头颅、洒热血，但现在的示威者却悠然而至，悄然而去，游戏性特别强。 问：我觉得"占领华尔街"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就是特别平和。他们从来不硬拼，而是用各种方法绕过限制性的规定，例如法律规定不能任意使用扩音器，示威者就发明"人肉扩音器"，用传话的方式来传达信息。他们不和现行体制对着干，但同时又摆出了不妥协的姿态。 答：他们的不妥协表现在不接受现有政治方案上。与六十年代民权运动和1968年学生运动相比，会发现六十年代的示威者默认了一个大的前提：即"冷战"意识形态对垒背景下的资本主义制度。他们只是不接受制度框架内的一些具体法律、以及法律所指涉的道德含义。例如黑人要求修改选举法，让人人都有一票，抗争是资本主义选举法的不平等和不道德。而"华尔街"、伦敦暴乱不要求提高补助、增加社保或公费医疗，他们对整个制度藐视与不服从，却不提出一套替换性方案。黑人民权运动有一揽子计划，像罢工示威要求涨工资一样，可以谈判，也可以妥协；而"占领"却没有。在我看来，没有方案不说明示威者混乱、无知或不严肃，而是抗议的性质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范式，甚至也超出了示威者自己的认知力，因此他们才无法清晰地言说主张。但是，我们应该努力去认识新生的运动，澄清流俗观点的遮蔽，因为这样的抗议还会不断发生。 问：这新的运动会不会被老的体制所利用？2010年中期选举的时候，共和党就利用茶党运动争取了相当一部分选票。目前"占领华尔街"受到了民主党人的普遍同情与支持，很多观察家都认为这个运动有可能在明年大选中助民主党人一臂之力。您对此怎么看？ 答：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大。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光谱上，凡是偏右的就会被共和党收编，偏左、偏自由的便被民主党收编，而"占领"运动与民主党在谱系上有亲缘性。所以，真正能让政坛运转的还是已确立的体制，政党仍足够强大、足够稳固。如果新生力量想让自己的主张付诸实施，恐怕还得暂且委身于两大政党。可吊诡的是，就像之前我们谈茶党运动时提到的，一旦草根运动被共和党收编，它也就失去了活力和生命力，这是一个无解的悖论。问：换句话说，任何一种新的政治力量要在已有体制内部取得地位就必须服从体制的规则，而一旦服从，它的反抗性也就被取消了。答：这就是为什么政治运动的新形式在现体制中脆弱、无效。从这个意义讲，"华尔街"最可能产生的短期效果是推动民主党的选票，而民主党地位的稳固之后，却不能满足这场运动本身的政治诉求，至多给些间接的帮助、或有所顾及罢了。人类历史不断重复，一次次面临转折点。每个拐点出现时，人们开始可能不理解，甚至无端诋毁，但历史创新最终会被接受。目前国内对"占领华尔街"的态度分成两派，有夸的、有骂的，双方还是以二元思维认识它。我认为，无论欢呼还是批判，没有新观察，就是在遮蔽，因为你拒绝了新的政治的可能性。我们生活在历史转折的时刻，如何从观念上拥抱新事物，不带成见，也不急于评判其优劣。"占领华尔街"测试着我们审视历史的目光，这目光是否敏锐，心态是否真正开放。 

《新丝绸之路：阿拉伯世界如何重新发现中国》一书节选

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对1911－1917"旧邦新造"的历程进行分析：第一，主权连续性：既然是"旧邦新造"，在国际法意义上，革命后的中国与革命前的中国保持着同一性。第二，政治正当性话语：在政府、天与民三者之间，"天"从政治正当性话语中淡出，政府正当性的来源日益被直接归诸于民。第三，政体形式：政府的组织方式被要求体现新时代的政治正当性观念。

談伊斯兰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千年之争与当前中东危局，作者历任中国驻利比亚、沙特阿拉伯、伊拉克、伊朗大使馆外交官，现已退休。

从历史上看，不管是社会危机还是经济危机，最终必然转化成为政治危机。从欧美社会抗议的状况来看，经济危机已经开始政治化。然而，这也未必不是好事，因为危机最终必须通过政治方式来得以控制或解决。如果政府受制于方方面面的压力，无论是来自资本还是社会，那么政府会继续弱化，直到更大的危机发生。

在传统时期，乡村具有相对自主的政治空间，从而可以阻止乡村内部边缘人群搭便车行为。随着国家权力向基层的全面渗入，乡村自主政治空间逐步消失，乡村社会由分配责任与义务的政治向分配权利的政治转变，之前被乡村主导力量所压制的边缘力量崛起。在乡村去政治背景下，不受约束边缘力量的崛起，对当前乡村治理构成重大挑战。

伊朗的核强硬政策浮出水面。作为一项应对民族危机的外交决策，它不仅是伊朗对其核态度的明确表述，也是后冷战时代伊朗对自身安全态势的担忧及其对中东地区安全构想的实践。

军队、宗教力量、教派、部落、民族

在香港问题上，罗斯福的行动给予中国很多舆论支持。但罗斯福提出归还香港建议的真实目的是以下三点：拢络中国，寻求合作伙伴；打击英法殖民势力，扩大美国的影响；实现"门户开放"，维护美国的利益。面对中英双方，美国政府实行双重香港政策。

"阿拉伯之春"在突尼斯爆发的时候，人们还可以天真地认为这是人民群众自发的反暴政行为，那么当这场运动发展至利比亚、叙利亚的时候，我们就必须看到，其背后隐藏的影响所有阿拉伯世界的深层次的宗教与社会动因。

2011年12月30日，甘阳《文明•国家•大学》新书发布会暨研讨会由三联和北大联合主办，发言记录稿由观察者网提供

摘要：史天健在他突然意外中断的学术生涯中，致力于探讨有关中国公民和中国政治发展的几个重要问题：第一，公民怎样来看待合理的政治格局以及制度的问题（合法性与政治信任）；第二， 公民如何看待自己在政治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政治参与）；第三，公民如何界定政府与公民之间、以及在不同类型的公民之间的权力划分（民主观念）。他发现中国和东亚社会的公民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与西方的公民是截然不同的。在公民与政府的关系上，中国（和东亚）公民大体上采纳一种垂直权力关系的政治价值。在个人利益单元的界定上，中国（和东亚）公民比西方公民更接受范围更大的利益单元。史天健反对盲目追捧西方政治理念和制度设计，而一直致力于从实证上理解中国政治文化的特质，作为建立中国民主政的客观基础。－－史天健[1]的整个学术生涯都致力于中国的公民价值观以及行为模式的研究。他凭借着自身在调查设计与分析方面的非凡能力，旨在解析公民如何在中国文化和制度的框架内去理解政治并与之产生相互作用。他同时将中国状况的研究与社会科学中有关政治文化及制度的讨论紧密结合。在其整个学术生涯当中，史天健的工作内容都与比较政治研究以及综合社会科学方面的重要概念和理论范式密不可分。这样，他的研究一直为学术辩论与进一步的发展提供了并且还将继续提供巨大的空间。他所有关心的问题，最终都指向公民如何看待他们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公民怎样来看待合理的政治格局以及制度的问题（合法性与政治信任）；第二， 公民如何看待自己在政治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政治参与）；第三，公民如何界定政府与公民之间、以及在不同类型的公民之间的权力划分（民主观念）。自他开始成为一名政治学者以来，史天健在这些方面的认识似乎经历了较大的变化。在他学术生涯突然意外地终结之前，他似乎已经在对中国及东亚公民的研究上得出了一组结论。他发现中国和东亚社会的公民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与西方的公民是截然不同的。从而，在东亚社会中，政治制度的设计就需要采取不同的形式。这样的政治制度才能获得公民的真正支持，并容纳和输送公民的参与热情。史天健的研究也因此总将我们引回到政治学的首要问题：什么才是恰当的政治制度？一、政治参与史天健在其首部著作《北京的政治参与》（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Beijing）中就打算处理那个时候存在于该领域的一项重要缺陷，即对中国公民如何与中国政府各层级和各部门进行互动缺乏基本的了解。[2] 在这本书中，他开启了贯穿他后来整个学术生涯的一个特点，那便是，史天健总是在他的研究中挑战一些被普遍接受的认识。当时，学术界认为威权社会里的公民对待政治态度消极并且愚昧无知，而处于一党制政体之下的中国公民则被认为是与政治相脱离的。根据在1988年至1989年间对757位北京居民所做的一份问卷调查， 史天健发现，仅有略高于10%比例的北京居民符合上述偏见。事实上，为了追求自身利益，公民通常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政治行为。当然，他首先认识到中国公民还没有自由的选举，而且公民也还不能影响中央政府的政策。以工作单位体制为基础的组织结构决定了政治行为只在基层产生效用。由于公民所在的工作单位承担着各种各样社会、经济、政治方面的功能，因而占据了公民生活的中心位置。单位垄断了教育及卫生服务的供应、住房的分配、社会秩序的维护，乃至家庭纠纷的仲裁等等事务。只有通过工作单位层面，公民才能直接体验到政策的实施。也只有在工作单位的层面，公民才能找到采取政治行为的动能。史天健因而将政治参与定义为"普通公民旨在影响政府政策的实际效果所采取的行动。"[3] 他找出了北京居民28种政治行为的方式，并将它们分成七组独特的参与模式：投票、竞选活动、申诉、对抗性活动、朋党主义、反抗、抵制。这些数据显示，由于受到政治体制的结构束缚，北京居民更可能依靠申诉、对抗性活动、反抗以及朋党主义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90%的调查对象曾经做出过某种政治行为，而57%的人则在该次调查执行前五年内有两次或多次付诸行动。这次发现有几分令人惊讶。一篇书评里就说，该研究让人认识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政治参与其实方兴未艾！"[4]通过这部著作，史天健不仅对动员理论做了一次具有说服力的批判，而且还引入了理性选择、文化和制度方面的理论。该项研究时常提及从自由民主国家和前苏联得出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比较视域，但同时紧扣数据，对当时以单位为中心的生活和政治情况做了详细描述。在后来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史天健表明，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发展致使北京居民在政治参与方面的频率和强度均有所增加。在同一时期，公民也从受限于工作单位的参与转换到在更为广阔的制度环境中发挥作用。[5] 这种对经济发展如何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文化，尤其是对公民的政治价值观念和行为的关注，从此后一直是他大部分研究工作的焦点核心。二、乡村治理与村民选举在其1999年发表于《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上的一篇文章中，史天健介绍了中国村民选举的实施步骤。[6] 他指出，这一民主化进程对民主化的传统理论构成了严峻挑战。无论是主张经济发展导致民主开放的现代化理论，[7] 还是策略性选择学派，[8] 抑或是"公民社会再度复兴"的论点[9]均无法解释中国的这项发展。通过关注制度环境以及中国政府内部那些对于半竞争选举的主要支持者，史天健举出的实例指出了中层精英在设计制度策略以推进改革向前发展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民政部中具有改革思维的官员意识到了在思想和制度上受到的种种约束，他们凭借着对制度环节的娴熟操作，巧妙地避开了保守势力的反对声浪。[10] 对中国政府的中层精英作为政治过程中的战略性角色的关注因而成为分析中国政治的一个重要视角。后来的学者会发现，在中国城市及乡村里的社会行动者可以对国家决策者进行"渗透"、"嵌入"、"分解"或是"转化" 来实现社会成员的目标。 [11]史天健将大量的注意力投在农村居民如何参与自治的过程之上。和基于对其他非民主国家存在的投票行为所做的研究得出的一般发现相反，史天健发现中国的选举确实能够将拥有较高层次政治资本的选民以及那些对政权不甚满意的人动员起来。[12] 史天健的模型显示，中国选民倾向于在有限的竞争选举中进行投票，以便追求他们的政治利益，而不是以不参加投票来表达对选举的不充分竞争的不满。[13] 他们乐意抓住机会惩罚腐败官僚，或者是推动民主变革。尽管半竞争选举时常因为不允许多党竞争以及很容易落入当局的操纵之中而不被选民所接受，但史天健的研究表明，即使选举程序存在如此这般的缺陷，但还是受到了中国农民以及支持地方代表大会的城市选民的欢迎，期望能够表达出他们的利益诉求。因此，即便是处于一种专制和受到操纵的背景之下，这类选举还依然是有意义的制度机制。虽然它不一定能引向完全的民主体制，但史天健还是表明它对社会政治进程具有重大影响，指出"在专制阶段获得相关经验或许对于以后的政治制度过渡来说至关重要。"[14]村民为什么会在被一些观察者认为是被执政党严格控制着的选举中投票呢？不同的学者对调查数据所做的分析得出了极为矛盾的结果。史天健的研究表明农民的确愿意参加半竞争的选举，但其他学者却发现农民选择将不进行投票作为一种抗议方式，以此来反对选举的非民主性质。[15] 为解决这一难题，在后来一项研究中，史天健在研究设计中引入了一个学习变量，那便是政治经验方面的问题。[16] 他主张目前的调查研究是基于一种假设--一旦选举被介绍给了人民，那么他们就会立即抓住机会进行投票。事实上，潜在的选民需要花时间来了解选举所提供的这些机会。这里会有一个政治学习的过程。在第一阶段，选民需要花些时间来评估选举能否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在第二阶段，他们也还需要花时间来判断如何有效地利用选举来追求自身的利益。因此，这个学习变量促使研究者从历史的视角去理解乡村选举。三、政治信任史天健将政治信任看作是理解当代中国政治的关键所在。政治信任指的是公民个人相信政治制度或是其某部分会产生良好的结果，即便是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之下亦是如此。[17] 如果公民对他们的政府或体制拥有足够的政治信任，"在执行比较紧迫的政治任务中面临困难时，该政治体制就能够有足够的空间，能够应对局势。"政治信任还可以让"政权可以施行可能会涉及社会当中权力和资源的重新分配的改革。"[18] 调查数据不断发现，在中国公民中存在着高水平的政治信任感。为了找到这种高度政治信任产生的原因或者根源，史天健在其研究中投入了大量的工作。他首先查探了中国政治文化对于政治信任的影响。[19] 文化理论认为，政治信任是受特定政治文化影响的。学者们从制度与结构方面提出不同的解释，制度环境和变化中的机会结构可以影响公民对于政府的政治信任程度。同时，公民的社会经济背景也会对政治信任产生影响。史天健将在1993年和1994年间取自中国大陆与台湾的调查结果进行比较研究。这两处社会的政治文化接近，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政体类型迥然不同，正好可以用来检验这些理论。史天健认为，文化主义的研究方式存在着概念性缺陷。为此，他将"文化"区分为两个层次：规范（norms）和价值观（values）是一个层次，态度(attitudes)和观念(beliefs)是另一个层次。前者指的是单个公民在早期社会化阶段所形成的道德和价值标准，后者则是因单个公民将他或她的道德、价值标准用来分析现实生活的结果。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往往比较持久，而态度和观念则更容易受到外部影响。[20] 制度发生变化后，态度和观念有可能随之发生变化。但是，道德标准和价值观才是政治文化中具有持久影响的因素。史天健对中国政治文化的两项特性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一是公民和政府之间的层级型关系：即接受政府的权力大于公民的权力，公民需要从属于政府。二是倾向于避免冲突发生，即使这意味着一方将会牺牲其个人利益。史天健的确发现政治文化在解释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政治信任程度方面具有相当的说服力，因为政治文化为公民"评价当局以及处理冲突提供了参照标准系。"[21] 不过，史天健还发现，相比中国大陆，在台湾，政府对公众的回应性对政治信任的作用更明显。这一发现表明，制度变迁能够对人民的政治倾向产生影响。史天健的研究也对文化与政治信任之间的关系给予了进一步的洞悉。在中国，公民对政治体制的信任度要高于对特定官员的信任。这和在西方国家的调查结果是一致的。在西方，公众对于制度的信任不会立即受到特定领导人的行为的影响。公众对个别领导人的信任和支持可能在短时间发生变化，但对制度的信任却极少会产生巨大的波动。不过，史天健认为至少部分原因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上，并且指出中国农民通常反对腐败的贪官污吏，但却很少愿意去挑战皇帝。[22] 加上可圈可点的制度绩效，这种文化属性足以解释为何有94%的中国人信任他们的国家，有93%的中国人信任中国的执政党，以及还有92%的中国人相信国家政府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23]史天健对中国高水平的政治信任度（高于一些实行民主政治的亚洲国家）所做的经验主义证明令许多倡导民主化的理论家感到不可思议并表示怀疑。一般认为，专制政权不为公民所信任，而且也缺乏大众的支持。[24] 史天健的研究对政治信任的起源提供了一个与传统研究截然不同的解释。实际上，一般的政治信任研究通常将制度或者社会信任看作是政治信任的源头。[25] 然而，对于中国来说，中国政权的表现通常才是令公众支持政府的决定性因素。[26] 他还挑战了媒体在专制政权中所起作用的经典理论。该理论认为，专制政体中受到严格控制、具备宣传功能的媒体在赢得民众支持方面取得了成功。事实上，就调查数据所做的分析显示，中国公民对于政府的态度和他们接触媒体的程度是负相关的：接受媒体信息越多的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度越低。[27]四、中国的民主价值与其他很多国家一样，中国人认同"拥有民主政体不错或者是非常好"的比例可以占到80%至90%。[28] 史天健在1993年所做的调查以及2002年和2008年亚洲民主动态调查（Asian Barometer）的中国部分也显示了类似的结果。[29] 公众高度支持民主又引向了一个让人真正感到困惑的难题，那就是中国公民同时也显示出对该国的非民主政体给予极高的支持。史天健提出，公民并不像政治学者一样，总能弄清民主政体与专制政体之间的界限。实际上，相比那些所在国已确定民主政体的公民对其制度的看法而言，许多中国人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要更为民主。其实，公民对民主的认知方式需要从实证数据中来理解。当2002年的亚洲民主动态调查（由史天健帮助建立并负责协调）在访问中询问"民主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时，调查对象给出了众多回答。在仔细对这些答案进行编码之后，史天健找到了中国公民为什么会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就是民主式样的原因。仅有一小部分调查对象是按照自由主义传统的对民主的程序性定义来理解民主的。也就是说，只有大约四分之一的中国人认为民主应当关乎选举以及其他的民主制度。更为重要的是，"儒家思想的影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公民对于民主的理解。从文化的角度来讲，人们有依照儒家模式中的民本主义来思考民主的倾向。根据民本主义的理解方式，具备出众学识和优秀美德的精英才拥有统治的权力。政府的合法性取决于其能否提供福利以及善治。另外，人民也不期望在政治中扮演直接参与的角色。因此，民本主义的民主观念就具有被动的公民权以及政府与人民之间存在着等级关系的特征；比起怎样来组建政府，人民更关心的则是政府的表现如何。[30] 按照这样的思维方式，大多数中国人觉得他们的政治制度已经足够民主也就不足为奇了。除此之外，大部分中国公民还认为他们的政治体制的某些部分具有较高的回应性。大多数公民还认为自1978年以来，该体制在朝着"民主"的发展方向上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有将近三分之二的调查对象认为现行政治制度已经实现了民主，大多数人则认为现行制度比过去更加民主。大部分人也期望现今的制度能够保持民主的方式或正在变得更加民主。[31] 同时，大多数的中国人都认为民主是令人满意的、合适有效的以及更为可取的。只不过，他们认为经济发展是当前更重要的问题。以上这些综合起来，或许就能解决有关中国人为何同时支持民主和一党制政体的谜题了。就此，史天健分析在中国实现西式民主化的前景。虽然支持民主的中国人的数量在不断地增加，但这"未必就指向在任何可预见到的时间范围内会产生政权更迭"。尽管在经济和政治表现方面出现变化会对一个政权形成压力，但是文化根源可以为其提供一副安全网，即便该个政权的表现乏善可陈。在较新的一篇文章中，史天健和楼迪清（音译--译者注）根据以往经验肯定了中国的自由化趋势。他们调查了官方话语在民主和人权问题上所发生的变化，以及公民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根据2002年亚洲民主动态调查的数据显示，54%的人认为他们的政治权利在1979年到2002年间得到了增加。这一比例颇为引人瞩目。还有将近47%的人认为言论自由以及居住自由也有所改进。害怕批评政府所占的比例已经从1993年的40%以上显著下降到了22%和27%之间。在另一方面，仅有接近半数的调查对象认为政府对待他们比以往更加公平，只有35%的人觉得中国的法律体系已经变得更为独立。在这种大背景之下，中国农村居民更有可能报告他们比过去享受到了更多的政治权利。这或许能够表明中国的村民自治机制取得了成功。有些令人惊讶的是，那些与政府交往甚密的人则更有可能会认为公民自由和政治权利相比其他权利发生了改变。公民因而似乎认为在中国的一党制框架内产生了民主化或者是自由化。他们对在1993年至2001年间发行的《人民日报》进行了集中式内容分析，结果显示这股趋势实际上已经明显地在朝着自由化的方向发展。[32]因此，史天健在这方面的研究主张，公众对于民主的支持需要用两种方式来加以理解。第一，对民主的看法是可以发生变化的：如果人们判断这种制度至少最近在某些方面显示出了自由化或者民主化的迹象，那么他们就可能会认为这种制度就是民主式的。第二，不同人对于民主实质的理解是会有较大差异的。要是学者没有将这一点考虑进去，那么在比较民主研究方面得出的概念也就没有多大意义。实际上，这第二项主张在史天健对于民主的思索当中占据了主要地位。他的最后一部分工作就是打算解决这个在政治文化以及规范的学术理解方面存在着的重要问题。五、政治文化：迈向一个理解政治行为的新框架在其早期研究中，史天健探索了将传统文化作为针对中国的政治信任以及公民的参与行为的一项重要解释变量。[33] 他倾注毕生精力研究这个主题，最终形成了一个整体性的思路，以此来解释东西方的政治传统如何导致了两种差异明显的政治文化，而不同的政治文化又相应地规定和禁止了公民的不同的政治态度及行为。这一政治文化对比研究的综合性理论框架由他突然离世之前写就的一部著作详细阐明。在这本书中，他将东方政治文化（儒家思想）和西方政治文化做了一个对比，并在四个方面对二者进行了区分。这四方面是关于个人利益应该如何定义，与当局的关系应该怎样来界定，应该如何处理冲突，以及应该怎样来定义公正。从1993年和2002年取自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代表样本所得出的经验数据显示，在这两个地区，结构上的差异和制度上的不同并未使公民从文化传统中继承而来的规范产生变化。尤其是，有两项标准在界定公民的取向和行为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权威的定位（Orientation Toward Authority，简称OTA）指的是调节个人与权力当局之间正确关系的基准，而自身利益的定义（Definition of Self Interest，简称DSI）则是告诉参与者对其利益进行计算的适当分析单位是什么。他主张中国的传统以及儒家的传统在公民中间形成了一种对于权威的等级定位（Hierarchical Orientation Toward Authority，简称HOTA），而西方传统则产生了一种互惠性定位（Reciprocal Orientation Toward Authority，简称ROTA）。互惠性定位将政府的权威视作经由公民的同意所赋予。这样，公民认可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在于它是以何种方式取得权力的。相比之下，认同等级定位的人则将政府的权威看作是由天命所赋予的。这样的公民在判断一个政权的合法性时，该政权所施行政策的实质才是其关注的焦点。另一方面，以异我中心的方式定义自身利益（Allocentric Definition of Self Interest，简称ADSI）指的是一种由儒家思想发展而来的规范，以自我中心的方式定义自身利益（Idiocentric Definition of Self Interest，简称IDSI）则是源自西方的霍布斯哲学传统。这两种方式不同于人类心理学对于集体主义者与个人主义者的传统分类，尽管它们与之有所关联。当在评价政府的政策之时，IDSI令公民将焦点集中到它对自身利益的影响上，而ADSI则让个人把重点放在政策是如何影响个人所在群体的利益的。DSI塑造了公民用以评价政府表现的标准，而且还确定了公民所拥有的"对同胞以及政府当局的好感"。在政治行为方面，具有ADSI方式的人不大可能与其政府产生问题，也不大容易参与反对政府的对抗性行动。[34]由于一个社会里的政治文化是由这类标准决定的，所以社会在结构和制度上发生的变化不一定就能引起文化的变迁，而是可能带来一些维持原有模式的变化，或者是文化的柔性。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的转型所引发的社会变迁还可能会使一些公民回归到传统文化规范上来，也即是一种文化反弹。实际上，与那些现代化理论者提出的主张相反，史天健发现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更有可能会回归并且巩固其传统取向，而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的人则更有可能变更他们的规范取向。原因就在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就更少受到传统规范的影响，因而从文化的角度来讲，就更少产生偏见。通过一个基于OTA和DSI标准的框架来检测政治行为，史天健亦对有关政治参与的传统理论提出了质疑。他发现规范合理性要比工具合理性更能决定人们参与政治的各种行为。这些规范告诉政治行为者，哪些目标是正义的、可以去努力追求的，应当运用哪些手段来表达个体利益，以及公民如何评估政治权威的表现等等。因此，政治行为人具有的工具合理性即使不是由规范合理性所决定，也是受到它的巨大影响的。简言之，政治行为人并不是参照对个人合理的成本效益进行简单计算来采取行动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影响广泛的文化规范所左右。六、构建学术的基础设施作为对这篇评论所做的一个总结，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史天健在为中国政治研究建立基础设施方面所做的贡献。身为一名对中国进行调查研究的顶尖学者，除了发表有关方法论问题的文章之外，[35] 他还在调查的技巧和方法上指导了大批年轻学者。从最初的一段时期起（1988年），他便在中国开始进行大规模的代表性抽样调查。在1990年至1991年间，他与台湾及美国的同行合作，完成了一项调查对象超过2000名的全国性抽样调查。随后在1993年进行的调查中，被调查者人数超过了3000名。1993年的调查也成为了一项比较调查计划的组成部分，该项计划的调查范围首次涵盖了中国大陆、香港以及台湾地区。此后，他成为了东亚民主动态调查（East Asian Barometer）的重要成员。该项调查于2002年起在七个东亚国家和地区实施，继而在2007年发展成为一项覆盖13个东亚国家和地区，真正意义上的亚洲民主动态调查。史天健亲自监督项目的中国部分。该部分已经发展成为具有超过5000人之多的抽样规模。所有这些数据在收集完成后不久都实现了面向大众公开，而众多学者也从分析这些数据当中获益良多。所有这些工作，也帮助确立了问卷调查为研究中国政治的一种主流方法。他还将投入巨大的精力帮助国内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界进行能力建设。尤其是，他积极地参与、推动清华大学政治学系的重建工作，担任该系教授、副系主任，这表明他的工作得到中国、美国学术界的共同认可，也表明他坚信东西方可以通过严谨的学术平等地结合在一起。他对于学术问题及其严谨的态度，影响了很多学术界的同仁。台湾大学的朱云汉就指出，在感觉到中国知识界在面对社会的剧烈变动时，出现高度的思想混淆与意识型态分歧的情况下，史天健认为很多学者立场鲜明，但却缺乏对中国基层扎实的实证研究，对于西方民主政治实践经验的理解也仅仅触及皮毛，在这两种缺乏下，他们对中国政治体制设计提出的各种尖锐意见，只会造成舆论的混淆。朱云汉认为，史天健"刻意不让自己站在意识型态争论的第一线，或做哪一派的尖兵。他把自己的社会关怀建立在自己的经验研究、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所有这些，是这篇以分析他已发表的学术成果为目的的文章所未涉及的，但是相信在各位同仁当中早已经有口皆碑了。作者简介：王正绪：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研究学院；德拉干·帕夫利切维奇（Dragan Pavlicevic）：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研究学院--------------------------------------------------------------------------------[1] 史天健(1951～2010)，北京人。1982年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本科毕业，1992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曾任美国杜克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2] Tianjian Shi,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Beijing,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3] Tianjian Shi,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Beijing, p. 11.[4] Arthur H. Miller, "Review: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Beijing. By Tianjin Shi,"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1, no. 1 (1999), p. 271. .[5] Tianjian Shi, "Mass Political Behavior in Beijing," in Merle Goldman and Roderick MacFarquhar(eds. ) The Paradox of Post-Mao Refor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6] Tianjian Shi, "Village Committee Elections in China: Institutionalist Tactics for Democracy," World Politics,vol. 51, no. 3(1999).[7] Seymour Martin Lipset,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53, no. 1(1959).[8] Guillermo O'Donnell, Philippe C. Schmitter and Laurence Whitehead(eds.),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Prospect for Democracy, Baltimore, M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6.[9] Larry Diamond, Juan J. Linz and Seymour Martin Lipset (eds.), Politic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1995., as cited in Shi, "Village Committee Elections in China: Institutionalist Tactics for Democracy".[10] 随着1987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通过，中国村民参与政治的大门就此打开。由于意识到这项试验所具有的开创性意义，改革者们从一开始就乐意满足于举行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操纵的选举，而非坚持要求立即开展竞争激烈干净清白的选举。然后，他们将焦点集中于在第二阶段确保提高选举的质量方面。一旦选举得以开始，并且出现腐败官员在投票中落败的情况，这样的消息就会在农村广大区域传开。这时，改革者们就会期待有广泛的民众支持及参与。唯有在进行了第一波选举之后，他们才会设计更加深入的法制建设，以及在实施过程中处理不足之处，将它们当作是"在初步改革中对无法预见之后果的自然反应。"　见史天健"Village Committee Elections in China" 第398页。[11] Fayong Shi and Yongshun Cai, "Disaggregating the State: Networks and Collective Resistance in Shanghai,"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86 (2006); Peter Ho and Richard Louis Edmonds (eds. ), China's Embedded Activism: Opportunities and Constraints of a Social Movement, London: Routledge,2008; Xi Chen, "Collective Petitioning and Institutional Conversion," in Kevin J. O'Brien (eds. ) Popular Protest in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Guobin Yang, "Environmental Ngos and Institutional Dynamics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81 (2005).[12] 这项研究对农村和城市中的地方选举中的投票行为都进行了分析。Tianjian Shi, "Voting and Non-Voting in China: Voting Behaviour in Plebiscitary and Limited_Choice Election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1, no. 4 (1999).[13] Yang Zhong and Jie Chen, "To Vote or Not to Vot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35, no. 6 (2002).[14] Tianjian Shi, "Voting and Non-Voting in China: Voting Behaviour in Plebiscitary and Limited_Choice Election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1, no. 4, p. 1139. For other positive impacts of village elections on village's governance, see Melanie Manion, "The Electoral Connection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0, no. 4 (1996); Lianjiang Li, "The Empowering Effect of Village Elections in China," Asian Survey, vol. 43, no. 4 (2003); Fubing Su and Dali Yang, "Elections, Governance, and Accountability in Rural China," Asian Perspective, vol. 29, no. 4 (2005).另一种评价参见 Qingshan Tan, "Why Village Election Has Not Much Improved Village Governance,"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 15, no. 2 (2010).[15] Zhong and Chen, "To Vote or Not to Vote". 墨宁（Manion）在最近一篇文章里，比较全面地总结了中农村选举研究中的这一重要问题 debate in Melanie Manion, "A Survey of Survey Research on Chinese Politics," in Allen Carlson, et al.(eds. )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New Sources Methods, and Field Strategi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A recent study show villagers do go to vote if they believe the election gives them a meaningful choice: Pierre F. Landry, Deborah Davis and Shiru Wang, "Elections in Rural China: Competition without Parti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43, no. 6 (2010).[16] Tianjian Shi and Jie Lu, "Political Experience: A Missing Variable in the Study of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42, no. 1 (2009)..[17] Tianjian Shi, "Cultural Values and Political Trust: A Comparis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aiwan,"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33, no. 4 (2001), 第401页.[18] Xueyi Chen and Tianjian Shi, "Media Effects on Political Confidence and Trus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Post-Tiananmen Period," East Asia, vol. 19, no. 3 (2001), pp. 84-118.[19] Tianjian Shi, "Cultural Values and Political Trust: A Comparis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aiwan".[20] 同上第402页。[21] 同上，第415页。[22] Chen and Shi, "Media Effects on Political Confidence and Trus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Post-Tiananmen Period.": 97; Tianjian Shi, "Democratic Values Supporting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in Yun-han Chu, et al.(eds. ) How East Asians View Democrac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228.[23] Shi, "Democratic Values Supporting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in How East Asians View Democracy, pp. 229-231.[24] 同上，第231页。[25] William Mishler and Richard Rose, "What Are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Trust? Testing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Theories in Post-Communist Societi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34, no. 1 (2001); Kenneth Newton, "Social and Political Trust in Established Democracies," in Pippa Norris (ed. ) Critical Citizens: Global Support for Democratic Govern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26] Zhengxu Wang, "Before the Emergence of Critical Citizen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Trust in China,"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15, no. 1 (2005); Lianjiang Li, "Political Trust in Rural China," Modern China, vol. 30, no. 2 (2004); Jie Chen, Popular Political Support in Urban China, Washington, DC; Stanford, CA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27] Chen and Shi, "Media Effects on Political Confidence and Trus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Post-Tiananmen Period." 作者发现，中国政府统一的新闻政策对政治信任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一如政治信息的强度所带来的后果。换言之，这项研究发现，中国的新闻媒体使人们不相信政府。中国的政权宣传因而无法操控人民的看法，也无法争取到他们的支持。[28] Ronald Inglehart, "How Solid Is Mass Support for Democracy--and How Can We Measure It?" PS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vol. 36 no.1 (2003)：, Zhengxu Wang, "Public Support for Democracy in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6, no. 53 (2007).[29] Shi, "Democratic Values Supporting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他还发现，拥有较高收入、受过良好教育、生活在城区的中国人更有可能成为民主的支持者，这明显是对现代化理论的一种认可。在其他一些差不多同时出现的文章里，史天健还研究了中国公民的政治价值观的其他一些方面，包括: Andrew J. Nathan and Tianjian Shi, "Cultural Requisites for Democracy in China: Some Findings from a Survey," Daedalus, vol. 122, no. 2 (1993); Andrew J. Nathan and Tianjian Shi, "Left and Righ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sues and Alignments in Deng Xiaoping's China," World Politics, vol. 48, no. 4 (1996); Tianjian Shi, "Cultural Values and Democrac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62 (2000).[30] Tianjian Shi and Jie Lu, "The Shadow of Confucian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21, no. 4 (2010). 除了对民主的民本主义和程序性的理解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的被调查者对民主的态度尚不明朗或者是没有什么了解。[31] Shi, "Democratic Values Supporting an Authoritarian Regime."[32] 针对政府且在数量上稳步增长的批评文章证明了报纸媒体的自由化趋势。最早刊登的批评文章只是出现在1978年，但其数量在1988年和2001年都处于逐渐增加的状态。在2001年，《人民日报》每天都会刊登一篇批评性文章。而且，批评的矛头也逐渐地指向了中央政府及其奉行的基本策略。此外，史天健和楼还发现《人民日报》逐渐以正面的态度对待一些敏感的词汇，如民主、自由、人权、宗教信仰等。例如，2001年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中有超过60%都将民主表述为正面的概念。人权这个在上世纪80年代才开始出现在《人民日报》上的词汇，2001年的时候已经在50%以上的文章中被正面提及。[33] Shi, "Cultural Values and Political Trust: A Comparis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aiwan.", also For example: Shi, "Democratic Values Supporting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Shi and Lu, "The Shadow of Confucianism.".[34]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方面的确也鼓励民众参与政治来追求他们的目标。如果政权未能满足人民的意愿，那么这一规范就允许人民使用更具对抗性的手段以及开展非常规的政治活动来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和不满情绪。[35] Tianjian Shi, "Survey Research in China," in Michael Delli-Carpini, Leonie Huddy and Robert Y. Shapiro (eds. ) Research in Micropolitics, Greenwich, CT: JAI Press, 1996.-------------------------------------------------------------------------------- [*]本文撰写过程中，得到郑永年、王赓武、吴重庆、刘亚伟、黎安友（Andy Nathan）、吕杰、赵立涛等人的大力支持，黎安友教授并对本文初稿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特此致谢。郭承斌 译

《现代中国》杂志2009年7月号刊登了英国谢菲尔德大学中国政治经济学教授克里斯·布拉莫尔（Chris Bramall）题为《走出黑暗--中国转型之路》的文章。作者指出，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确实一直在快速增长，然而，中国也错失了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即没有继续发展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医疗和教育方面的福利制度，而是转向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过于一味地追求增长，这造成了很多问题。而2008-2009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使这一模式遭到了质疑，这同时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建立小康社会主义的机会，而中国目前的领导人也认识到了另外一种现代性的可能性。文章内容如下：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异常迅速。可以肯定，其前景比它在2008年夏季全球化的"高潮"时期要暗淡，但30年来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的经济增长依然强劲。全球经济衰退使增长率削减了几个百分点，但依照世界标准，这一比率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事实上，如果国内生产总值根据购买力等价来衡量（这种评价标准赋予非贸易部门较高的权重，从而降低了外部冲击对统计数据的影响），那么，经济放缓甚至不太明显。樊纲和胡永泰认为，中国的成功归功于他们所谓的"平行推进"（parallel partial progression）。中国如此成功是因为它没有遵循循序渐进的方式，而是很早就开始在几乎每一个部门进行改革。在每一个领域都很快进行彻底的转型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一进程在每一个领域都开始了，并且推进迅速。一个部门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即改革由此在某些领域而不是其他领域开始并被推进到得出一种结论）将不可能十分有效。然而，中国的改革在某些领域确实太慢；樊纲和胡永泰特别指出了金融自由化步伐缓慢。其结果是，中国无法利用获得外国资本所提供的机会。王绍光有着与樊纲和胡永泰相同的乐观评价。他批评了农村医疗改革的诸多方面，但他仍然得出结论认为，中国政府已显示出它自身既有非常强的适应能力，又是善于学习的。黄宗智对中国的转型道路有着更多的批评。他的很多文章为中国的"非正规部门的社会公平"进行了呼吁，实际上就是要创建体制和机构以改善非正规部门的大量雇员的待遇，包括工厂内部的待遇（就工资和工作条件而言）和工厂外部的待遇（就非正规部门工人的孩子所能获得的医疗和教育而言）。但黄宗智认为，不存在一种简单的新古典主义的补救办法。相反，中国需要同时拒绝过去30年里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毛主义时代的国家社会主义。这不仅对于非正规部门是如此：更一般地讲，中国需要在极左和极右两极之间开拓出第三条道路。所有这些作者都在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解决关于中国转型之路的两个基本问题：它是成功的吗？中国现在应该走什么路？ 局部改革的局限我发现樊纲和胡永泰为跨越所有部门同时进行改革而举出的例证是很难令人信服的。我对这一证据的解读是，中国在那些改革既是必要的又进行得彻底的领域（如农业和农村的工业化）做得较好，而在改革或者是不必要的或者改革只是局部的领域就做得较差。有许多失败的局部改革的例证。中国的双轨制价格体系被一些人看作是帕累托改进型的"没有输家的改革"的一个例子。但是这忽视了双轨制所带来的价格套利（price arbitrage）的各种可能性。它可能增加了产量，但它形成了一个食利者阶层，这一阶层通过在国有部门低价买进商品并以高得多的价格在市场卖出而致富。当今中国存在的大部分的不平等，尤其是财富的不平等，都根源于双轨制价格体系。开放政策也说明了樊纲和胡永泰倡导的局部改革的危险。中国严格遵循着自己的改革方案，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最初的4个经济特区的建立到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之间过去了很多年。局部开放政策背后存在着这样的逻辑，通过把开放区域限制在工业相对欠发达的广东、福建，中国的工业中心（上海和辽宁）避免了"资本主义污染"。然而，这一做法导致了切实的代价。上海的再次发展被耽搁，邓小平自己后来承认，没有及早给予这座大都市经济特区的地位是错误的。更重要的是，由局部开放造成的不公平竞争加剧了地区间的不平等，这已成为目前中国最大的问题之一。中国非正规部门提供了局部改革固有危险的第三个例证。在许多方面，中国的非正规经济部门的发展，如黄宗智所记录的，遵循了樊纲和胡永泰所提出来的进程。改革是局部的：中国只是缓慢放宽了对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限制，同时很少关注劳动条件。其结果是经济得到了快速增长，但劳动力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黄宗智恰恰对这一结果提出了异议。沿着这些思路展开争论本身并没有什么难以令人置信的，而且中国越早改善它的非正规部门的工人所面临的条件，其情况会越好。此外，提高工资几乎肯定会提高效率。通过减少由小型企业对中国的大公司所形成的竞争性的、基于价格方面的威胁，它将使中国的大公司能够更加注重产品的开发和售后服务，这对于打入全球出口市场是必不可少的。对全球出口市场而言，是质量而不是价格决定成败。在非正规部门中，劳动力成本的增加也将提高效率，因为这将迫使小规模的公司变得更加趋向资本密集和创新。所以，与樊纲和胡永泰认为的相反，真正的教训是这样的：如果改革（私有化、自由化、民主化）是值得实施的，就应该迅速和彻底。 莱茵型资本主义与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由樊纲和胡永泰提出的关于中国转型分析的更根本的问题是，他们关注的焦点是转型道路的问题而不是最终目标的问题。真正重要的不是"所走过的路"是循序渐进的或连贯的，而是对任何转型进程最佳终点（optimal end-point）的确定。樊纲和胡永泰含蓄地提出，中国的目标应该是复制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的制度和机构--不受管制的金融业、自由贸易、最小福利政府，以及关注于技能和基础设施的发展而不是特定行业的补贴的非选择性产业政策。这是美国、英国、新西兰的经济的特点，而自1990年以来，这种类型的许多政策已经日益被西欧、日本和韩国采用。然而，显然存在另外一种选择--莱茵型资本主义，它在日本（80年代末以前）、韩国（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以前）以及创建欧元区之前的法国和德国得到实行。尽管大多数莱茵型资本主义国家也强调了高工资和一个发展成熟的福利政府（在日本和韩国）的可取性，但选择性的产业政策和政府对银行部门的控制都是莱茵型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 金融暴政樊纲和胡永泰深信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优越性。然而，证据并不那么充分。以金融为例，关于中国应该做什么，樊纲和胡永泰提出了相当明确的观点。他们大胆地断言："在经济领域最大的瓶颈是私营金融机构的发展非常缓慢......整个金融体系仍由国有部门所控制，市场竞争基本上缺失。"但是他们像大多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一样，还是不明白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反映了根本性的体制缺陷。金融市场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唯一避免的方法是关闭市场并引入对银行部门的政府控制。当然，这将阻碍金融创新的步伐，但由于正是"创新"首先引起了危机，所以很难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因而中国是幸运的，它没有沿着美国的道路走下去。此外，在盎格鲁-撒克逊经济体（例如英国和美国）中金融部门产生的周期性泡沫仅仅是金融自由化所固有的不足的例证之一。更严重的问题是对长期风险投资项目和新兴产业资金供应不足。英国提供了一个说明这一金融偏斜（finance bias）的明显例子。部分地说，英国的问题是政治方面的问题。金融（"伦敦城"[英国最古老的金融服务区。--译者注]）对英国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影响，这方面的一个证据是，因投机和完全不称职而接受调查的银行家们仍然被指派到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属中央管理机构），成为政府顾问。更普遍的情况是，宏观经济政策方面呈现出一种持续的通货紧缩偏向。即使在英国的跨世纪蓬勃发展的鼎盛时期，失业率仍然长期居高不下，因为"伦敦城"（作为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代表）对通胀的害怕更甚于对失业的害怕。在实行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中国经历着同样的风险；它所导致的不平等螺旋（spiral of inequality）将强化金融资本，并且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会弱化中国政府。在盎格鲁-撒克逊经济体中，工业投资不足的另一个原因是银行借贷所特有的短期盈利主义，其导致的结果就是很少会有长期贷款，并迫切要求快速偿还贷款。结果，英国经济已经变得依赖于金融服务，所有这些意味着它容易受到冲击以及技术进步的长期过程将放缓。从这方面看，英国的问题很多年来已经众所周知（它们在麦克米兰委员会1931年的报告中就被提到过），但是因为金融资本的政治权力，所以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相比之下，德国和其他莱茵经济体创立了国有开发银行（如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它们在为小型公司和中等规模企业，即德国著名的中小型企业（Mittelstand）扩大长期融资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因此，由樊纲和胡永泰倡导的金融自由化造成的问题将比其所能解决的问题更多--正如在韩国所发生的那样，韩国1997-1998年的危机不是由于监管失败而是由于放弃了产业政策。在盎格鲁-撒克逊经济体中，资本市场失灵现象很普遍，并且只能通过政府干预才能避免。它是一个这样的领域，在其中中国经济需要一些更具社会主义性质的东西--摆脱其赌场般的股市将是一个开始--和许多较少进行改革的东西。 福利资本主义和动态效率反对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的理由不只限于金融市场的失灵。关于美国经济的一个更加不同寻常的事实是，尽管自1973年以来生产率迅速增长，但每小时实际工资的中值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而且，工资差量（dispersion of wages）和相对贫困程度比其他任何富裕国家都大。美国的工作时间长度应该与法国的情况加以对比，法国人选择了以减缓GDP的增长为代价，从而促进闲暇时间的增加。一些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像奥利维尔·布兰查德）试图证明，因为其经济被过度征税以及被过度管制，法国"错误"地选择了闲暇，但是这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绝望（ideological desperation）：正是对闲暇的偏好决定了税收和管制制度，而不是相反。同时也需要我们提醒自己注意的是，美国以保险为基础的医疗保健系统在20世纪80年代让中国的政策决策者羡慕不已，其开支超过了富裕国家平均水平的90%左右。然而其预期寿命并没有超过平均水平，并且5000万左右的美国人没有保险。虽然对莱茵型资本主义而言，在福利基础方面有了清晰的初步发展势头，但是在动态效率方面情况似乎不太明显。皮奥里（Piore）和萨贝尔（Sabel）（1984年）盛赞小规模手工业的优点，这些也都是日本资本主义的特点。而日本非正规部门的表现中断了所有关于小规模工业和服务企业的争论。日本制造业中最先进的部门（比如：汽车行业）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但这种双元经济（dual economy）中的"传统"因素显然是不具有生产性的。小规模农业的情况也是如此。服务部门更是如此。有个例子说明了这一点：在1999年，日本超市的平均面积只有832平方米，与美国超市的4200平方米形成了鲜明对比。更普遍地说，从1995年起日本、德国和法国的生产率增长要慢于美国和英国（表1）。这一特点的对比在服务行业表现得尤其明显，这显然是因为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在零售和批发分销部门被采纳的速度十分缓慢。在日本，劳动生产率在服务部门的增长从1976-1989年间的每年3.5%下降到1999-2004年间的每年仅0.9%。此外，日本服务行业的生产率增长在1999-2004年间仅相当于制造业的1/4；在英国和美国这种差距就小得多。表1 劳动生产率增长表 1958-2008年（每小时生产的GDP，每一年的百分比）   1959-1973 1973-1989 1989-1995 1995-2008 德国 5.3 2.7 1.9 1.5 法国 4.9 3 1.9 1.6 日本 8.6 2.8 2.6 1.9 英国 3.6 2.7 3 2.2 美国 2.6 1.3 1.3 2.1资料： 出自格罗宁根大学数据库 www.conference-board.org/ economics/database.chm备注：德国指1989年前的西德然而，对于莱茵型资本主义这种看起来逃避不了的指控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日本、德国与法国的经济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抛弃了莱茵型资本主义，这些国家近期经济的平庸表现也刚好反映了这一点。以日本为例，"失去的十年"部分地反映出20世纪80年代晚期房地产泡沫所带来的一系列后果，这一事件自身的爆发仅仅是因为日本屈于美国的压力，降低利率使美元升值。更重要的是，正如废除国际贸易工业部和提高中央银行的权力所暗示的一样，它反映了华盛顿共识在日本政治圈中的影响在日益增长，以致于莱茵型资本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就已经被抛弃了。当莱茵型的工业政策（从战后至1989年以前）得到切实实施的时候，莱茵型经济体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明显高于英国和美国所达到的增长。根据每小时生产的GDP，法国和（西）德国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已经赶上了英国，在90年代赶上了美国。 第二，即使认可1989年以后日本、德国和法国的经济仍然是莱茵型的，但它们过去20多年的糟糕表现更多的是因为这些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失误（确切地说，是需求增长缓慢），而不是供给方面的失败。这一通货紧缩偏向是重要的，就像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多年前就已经认识到的那样，生产率的增长首先依赖于需求的增长率。以法国和西德为例，根本问题是欧盟中央银行在欧洲地区所推崇的保守的宏观经济政策。德国的问题则因为要把东德并入而更加严重。日本方面，日渐增长的中央银行的权力使得需求方面在应对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的问题时表现软弱和疲软。当然，日本也有供给方面的问题，但是最基本的问题是需求方面的。因此，莱茵型经济在1989年之前的黄金时期引人注目的表现为支持中国基于福利和效率而采用这一模式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正如我前面所提到的，依然有比较坚实的证据支持人们相信，在盎格鲁-撒克逊经济体中，金融部门的政治影响威胁到经济增长的持久稳定。 建设小康社会主义：还没有实现的道路在许多方面，中国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所实施的发展之路暗示着对莱茵型资本主义的可行性的认可。在邓小平逝世之前的岁月里，中国通过寻求一种积极有效的工业政策以保持和莱茵型模式的高度一致，这一情形在农村地区尤其突出，在那里，乡镇企业的发展是由当地政府所驱动的。中国与世界经济有战略的一体化限制了来自进口方面的竞争，并使得政府能够开始建立一个在全球具有竞争力的工业部门。这一莱茵型模式在1996年以后的十年里被抛弃了。将城市和乡镇的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的决定以及中国加入WTO的决定，都表明了对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的转型。所以过去十年广东非熟练工人的实际工资处于停滞状态的情况也被人们接受了，这促使我们将其与美国中等薪资的发展轨迹进行对比。然而即使是在1996年之前，中国政府--当时为了促进增长遵循着莱茵型发展方案--在关键的教育和健康领域也忽视了莱茵型资本主义的福利维度。在这方面，邓小平执政的时代曾错失了机遇。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竭力想要建立一个独一无二的福利资本主义的中国模式--因缺少更好的表述，他们将其称为小康社会主义（"中等富裕"社会）。毛泽东遗留给中国的是一个福利政府的胚胎。就像王绍光所指出的那样，1967-1977年大约有90%的儿童进入了初中就读，超过90%的乡村建立了合作医疗体系（CMS）。那么扩大中等教育，改善农村医疗质量，提高闻名的赤脚医生的培训，为受雇于非正规部门的员工提供医疗服务，是不是一定极其困难呢？相反，中国转型之路并没有为小康社会主义的发展留下任何空间。没有人关心高中的入学率，甚至初中教育也被视为对中国农民而言是一种不必要的奢侈，注册入学率也大大降低了。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达最低点之前，小学升初中的升学比例降至70%，关于农村医疗保健的数据也显示了同样的下降过程。公社的消失无情地导致了合作医疗体系的瓦解；到了1983年，它仅在中国11%的农村中运作了。王绍光认为我们应该承认，中国的政府是特别擅长学习和具有很强适应性的。然而他关于农村医疗保健的论文中经验事实的部分体现的是相反的一面。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已经有了一个低成本高效率的医疗保健体系，这一体系在农村地区几乎实现了普遍覆盖。不是提高它的质量和扩展它的覆盖面，而是这一体系被废除了。取而代之的是出现了一种"即买即付"的付费体系（a system of payment at point of delivery），这一体系在1949年之前就已被不完整地实行过，并且使得大批的中国农村人口被抛弃在医疗保健的大门之外。这一事例说明了政府既不善于学习，又缺少实用主义精神。就邓小平时代对"白猫黑猫"论的大肆宣扬而言，它表明了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思想体系充满着命令的十年。可以肯定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还是一个贫穷的国家。根据麦迪逊估计，中国1978年的人均GDP只是同时期古巴的一半，相当于1700年时英格兰的水平。这一因素无疑限制了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的视野。然而，回头看到共产党是那么急切地想要抛弃毛主义的福利维度，这一点很奇怪。这样做没有政治动机，在毛时代的后期，扩大医疗保健和教育是很受欢迎的。更有意义的是，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就已经建立了这种类型的福利政府，这一事实正好暗示它是能够在80年代继续推行下去的。实际上，由农业产量和农村工业极快的发展所产生的红利的增长，原本会使得支撑和扩展中国处于胚胎状态的福利政府变得更容易。而且，尽管中国的转型常常拿来和俄罗斯的转型相比较，然而比较好的对比应该是与战后的英国进行比较。英国在"二战"胜利时期的经济处在一种危险状态。它在很多方面都是一种典型的计划经济：国防开支非常高，消费品实行定量配给（面包在1946年7月加入到了配给名单里，以保证足够的谷物提供给德国人），住宅在轰炸中被大量摧毁，国家同时面临着遣散500万男女军人的难题。毫不奇怪，科雷利·巴内特（Corelli Barnett）将20世纪40年代晚期的英国与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俄罗斯相比。英国还存在的其他问题是，它是一个小规模开放的经济体，因而依赖出口和资本项目的剩余满足它的消费需求。但是它的出口产业已被毁灭，并且它的海外资产已经被卖掉了。因而英国面临着如下严峻的挑战，即再次变为通过制造业出口从而能满足它的进口需求的工厂经济。然而，尽管存在着所有这些问题，英国政府还是承诺要建设一个"理想社会"，这一"理想社会"建立在普遍医疗基础之上，继续实行基础设施国家所有，继续实行为养老金和其他福利支出筹措资金的国家保障体系；除此之外，一个庞大的住宅建设工程也已经启动。当然，战争时期的毁坏依旧存在，但1945年的英国已并不贫穷；如果英国放弃它一直以来的帝国迷梦，为"理想社会"的建设筹措资金将会轻而易举。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被英国战后庄严宏大的图景而打动，被许多已经实现的和长久存在的卓越的事件所打动。比较而言，毛主义时代晚期的中国存在的问题并不突出。必须为那些从农村返城的人找到工作，但这一挑战与1945年的英国相比不算激烈。和文献中所表达的观点相反，中国的经济并没有处在崩溃的边缘；农业危机是由气候引发的，工业产量的短暂下降是因为1976年政治上的分裂状况造成的。事实上，中国经济长期增长道路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趋向好转，其原因是绿色革命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农村产业的日渐成熟，以及生产资料的进口。而且，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享受了这种巨大的优势。从而它可以以一种战略性的方式加入到世界经济中，寻求一种对其尚在襁褓中的工业实行选择性保护的政策，并且只是逐渐扩展其出口行业。英国就没有这样优厚的条件可以享受。然而，尽管拥有所有这一切的优势，20世纪70年代晚期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的眼光还是受到了限制。对建设小康社会主义所思甚少，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对增长的几乎盲目的崇拜。回顾过去，他们要克服贫穷的雄心是极端的。中国因而错失了建设一个可以真正代替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的方案的历史机遇。这样的选择依然是可能的，因为美国模式以及那些主张整体采用这一模式的中国经济学家们因为2009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而遭到了质疑。最近有迹象表明，胡锦涛与温家宝认识到了另外一种可选择的现代性对他们而言是可能的。果断地迈向小康社会主义的时机现在已经成熟。云南师大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 译

综述

春节刚过，就传来铁道部长刘志军因严重违纪被审查的消息。一时间，刘志军任部长8年中最耀眼的政绩，即中国高铁的飞速发展，也陷入舆论的漩涡。 目前媒体对中国高铁的批评主要有三：第一，高铁建设负债已经造成沉重的财务负担。2009年底铁道部总资产2.46万亿元，负债达1.3万亿元。大举上马高铁项目是造成债务急剧攀升的主要原因；第二，各地盲目上马高铁导致其布局的不合理。部分欠发达省市上马高铁没有道理；第三，即使高铁进入运营期也将入不敷出。随着2012年后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项目陆续投入运营，初期亏损额度势必扩大。 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认识高铁？是把它视为单纯的交通工具或是一个应该自负盈亏的单一产业，还是视为一个具有全局意义应该得到大力扶植的战略产业？ 无须赘言，目前高铁的融资招标方式、对速度的追求、质量保证以及票价政策存在很多问题，但是，我们首先要讨论的是中国发展高铁到底值不值，至于如何发展好高铁则是第二位的问题。高铁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出来的唯一的可以改变整个21世纪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基本格局的战略产业，它的建设可以对中国的命运产生深远影响。 本文主要从战略的角度讨论高铁潜在的意义，而不是提出一个如何建高铁的操作方案。刘志军被审查后高铁还要不要建？目前的反对意见重视的都是些技术性问题，有些问题可能要付出极大努力才能解决。我们应该先想清楚解决这些技术问题，尤其代价很高的问题，到底值不值。衡量标准就在于其战略意义，而不是这些技术性问题本身。本文目的就在于抛砖引玉，引起各方有识之士对高铁战略意义的关注和辩论。 为什么要发展高铁？因为它能使中国在应对未来的重大国际国内挑战时有一个新的选择。 蓝海战略的限界 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依赖的是蓝海战略，但在今后10年里面临的最大外部挑战将来自于蓝海战略的限界。 蓝海在当代中国人的意识里意味着先进文明、自由贸易和国家富强。通过蓝海战略，中国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世界经济贸易体系，参与国际分工，依靠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促进出口，并以国际贸易带动国内经济增长。蓝海战略导致中国经济的重心向沿海地区转移，为中国经济带来了30年的大发展。 然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从根本上动摇了战后几十年世界经济运转的基本机制，中国传统的出口市场受到了严重影响。 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美元为关键货币，美国通过其国际收支的赤字为世界经济提供流动性，美国不必承担其他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必须承担的维持本国国际收支平衡与固定汇率的义务。这使美国在战后可以长期保持国际收支的巨额赤字，通过发行巨额国债来维持其政策的自主性。 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于上世纪70年代初崩溃，但取而代之的美元本位制并没有改变倚赖美元的做法。由于美元不再有黄金的支持，美国可以放手举债，美国的国际收支全面恶化，政府预算赤字大幅上升。减少债务将成为2012总统大选中的一个重要议题。次贷危机后，美国经济开始的去杠杆化过程将在广泛的范围内影响美国的投资与需求。离岸生产、外包以及全球生产导致的美国制造业提供就业能力的减退也将影响美国的消费能力。短期内美国很难再作为世界上最后的消费者来带动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 欧洲面临的是另一种困境。欧洲统一的货币政策使各成员国只能依靠财政政策来发展经济。欧元区内没有统一严格的财政政策。虽然《稳定与发展公约》规定欧元区国家的财政赤字不得超过本国GDP的3%，主权债务不得超过本国GDP的60%，但大多数国家早已突破这两条警戒线。一些欧盟成员国多年来在政府公共开支和私人消费方面超前挥霍，主权债务的风险大大增加。战后欧洲各国相继建立了高税收、高福利的福利国家体制。这虽然使社会成员更平均地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但也不可避免地削弱了欧洲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随着危机后的欧洲各国不得不大规模削减社会开支和减少各种公共福利，保护主义很有可能在欧洲率先东山再起。 日本的问题更为严重。上世纪90年代初经济泡沫破灭后，日本一直没有能够发展出新的产业竞争优势。日本政府的债务已经超过GDP的200%。尽管日本的债务主要由国内购买者来消化，外资突然撤资导致危机的风险很小，但在人口迅速老化的背景下这个债务仍然显得十分沉重。小泉当首相时推动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打破了日本经济体制里原有的社会保护机制和平等机制，催生了一个“下层社会”。今日的日本社会变得日趋保守，年轻人普遍不愿意出国留学，公司的雇员也普遍不愿意被派往国外工作。日本管理学家大前研一惊呼，日本已经变成了一个集体不学习、集体不思考、集体不负责任的“低智商社会”。目前的日本社会充满了一种看不到希望的“时代闭塞感”。 与东亚东南亚地域经济一体化是中国蓝海战略的重要一环。然而，美国积极重返亚洲的努力开始改变这里的力量平衡。美国不仅开始加强与亚洲国家在安全保障方面的联系，也开始积极参与并推动环太平洋(601099,股吧)经济合作协定。这个协定原则上要求废除所有关税。与自由贸易协定相比，环太平洋经济合作协定的内容更为广泛，自由化程度更高。对东亚、东南亚国家而言，美国积极重返亚太为它们与中国打交道时提供了一个筹码。环太平洋经济合作协定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对10加3的另外选择。有了这个新的选择，东亚、东南亚国家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就可以既增加地缘政治的考量，又不失地缘经济的利益。尽管中国推动的与东亚东南亚的经济整合今后仍然会继续进行，这一地缘经济的进程将受到日益增加的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 向内需驱动转型是中国蓝海战略受阻时的应对措施。从2003年西方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时起，中国政府就提出自主创新与和谐社会的新政策范式，并一直在采取各种措施促进转型。然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改变了转型过程的动力机制。一场空前的世界性危机使中国政府施策的重点从转型向救市倾斜。中央政府的4万亿元加上地方政府跟进的7万-8万亿元的公共投资一方面使得中国在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在世界上独占鳌头，综合国力突飞猛进，另一方面也由于大量流动性的注入带来以房地产为代表的各种资产价格迅速膨胀。这不能不限制人们在其他方面的消费，干扰向内需驱动的转型。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速度远远跟不上外部环境的变化，外界对人民币升值的政治压力也进一步增加。 正是因为长期奉行的蓝海战略开始面临严峻的局面，中国必须为未来寻找新的发展道路。 高铁可以推动欧亚大陆的经济整合 高铁的迅猛发展为中国突破目前的困境带来了一个新的希望。 在短短几年里，中国把从几个国家引进的高铁技术经过系统整合，将运行速度提高到每小时350公里。除了在国内加速建设之外，中国还就高铁与美国、俄国、英国、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保加利亚、老挝、泰国、马来西亚以及数个中亚国家就高铁建设进行谈判或者签约。据《金融时报》报道，中国计划在15年内把北京与伦敦用高铁连在一起，两地间的旅行时间将被缩小到48小时以内。 建设由中国通往中亚、南亚、中东、东欧、俄国最后直至西欧的各条高铁路线将有力地带动欧亚大陆的经济整合。贯通欧亚大陆的交通大动脉将把沿线各国的生产要素重新组合，在各国制造出新需求，吸引来新投资。这将为地域经济一体化打下一个基础。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的过程中，中国可以成为东部推动力，欧盟为西部推动力，俄国为北部推动力，印度为南部推动力，各个方向的进展在中东汇合。 欧亚大陆区域整合的基础已经部分存在。上海合作组织可以注入经济内容，欧盟则可以把高铁向东推进到保加利亚，只要再打通伊朗与土耳其就等于打通整个欧亚大陆。目前伊朗已经是上合组织的观察员国家，而土耳其与欧洲一直有较强的联系。此外，中东北非地区还有一些重叠的合作组织，比如欧盟与北非的环地中海合作组织，以及土耳其与叙利亚、约旦、黎巴嫩签订的地区高铁合作协议等。中国已经与巴基斯坦和伊朗就高铁合作签约。俄罗斯、印度、以及中亚国家也都对欧亚高铁表示出极大的兴趣。 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将进一步加速过去已经出现的一个国际大趋势：即发展中国家中的人口大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推动者。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是上述大趋势因果链条的起点。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由于经济发展对能源与资源需求量的大幅度提高为出口能源和资源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由于许多能源与资源的出口大国同时也是人口大国，这就带动了更多的世界人口进入经济发展的过程。在过去的10年里，这种滚雪球的效应越来越明显。当中国和印度满世界找能源资源时，连非洲大陆都实现了年平均4%-5%的经济增长率。这在世界经济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欧亚大陆的经济整合将使中亚与中东一些至今被隔离在世界经济发展潮流之外的发展中国家获得加入全球化过程的机会。欧亚大陆的经济整合也必然进一步带动非洲大陆的经济发展。一条贯通欧亚大陆的高铁带来的将不仅仅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复兴，它也将使几个像伊朗、土耳其，甚至埃及这样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辉煌过去的古代文明大国有机会再现当年的繁荣。 对中国而言，推动以高铁为基础的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具有如下意义： 首先，它有助于防止全球化的逆转，并为自由贸易的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如前所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战后的国际经济增长机制失灵，如果中国继续向发达国家市场增加出口，很可能招致强大的政治反弹。推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等于是为全球化开辟一个第二战场。它可以为国际经济创造新的需求，为目前正在减速的全球化注入新的动力。它不仅可以把目前被排除在全球化进程之外的中亚和中东国家带进全球化进程，也可以为正在经历人口下降的俄国和西欧提供新的活力。 其次，它将为中国向内需转型赢得宝贵的缓冲时间。目前对中国而言最佳的选择是既不用马上转向完全依赖内需，又不给已经很虚弱的西方市场再增加新的压力。推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恰恰可以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这个新经济圈将为中国提供新的外部需求，原料能源来源和出口市场。欧亚大陆经济整合与蓝海战略属于同一对外开放的大方向。同时，它又明显地有别于蓝海战略代表的既存市场。这种新的外需将减少中国经济在短期内向内需驱动彻底转型的政治压力。   高铁可以为中国带来一个陆权战略 高铁的发展前景对于21世纪的世界政治经济和中国的国际战略有十分深远的影响。 重要交通工具的发展可以改变国际政治经济的基本格局。以蒸汽机为动力的近代海洋交通技术曾经把这个世界从“陆权时代”变为“海权时代”。西欧、美国和日本在历史上均处于权力的边缘。直到哥伦布航海发现了美洲新大陆，特别是蒸汽机轮船使以海运为基础的大规模国际贸易成为可能以后，世界才进入海权时代。这个转变改变了许多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西方国家利用其独特的地理优势提供的机会引领时代潮流，建立起一整套的国际政治经济制度，把海权大国的利益固定化。我们至今仍然生活在这些制度下。 当中国高铁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开始颠覆人们关于空间和距离的观念时，陆权时代的回归变成一种现实可能性。当高铁经过欧亚大陆的能源、资源、人口、资本和技术大国时，这些生产要素必然开始具有高度的流动性。这将改变这些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而国家地位的改变最终会导致整个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改变。这就是当年西方崛起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陆权时代的回归将凸显中国的地缘战略优势。中国既有漫长的海岸线，又有广阔的陆地战略纵深。中国的西部与中亚相连，距中东的陆上距离也不远。那里是世界上石油、天然气，以及其他各种矿物的主要产地。早在100多年前，地缘政治学的鼻祖，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把欧亚大陆加上非洲大陆称为世界岛，把涵盖俄国、东欧、中东、中亚、以及中国新疆称为世界岛的中枢。在他看来，谁能占据这个世界岛的中枢，谁就可以称霸世界岛。而谁占据世界岛，谁就可以称霸世界。麦金德认为中国的地理位置具有十分优越的战略优势，它十分有利于力量的投放。 尽管本文关于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的立意以麦金德关于中国地理战略优势的地缘政治讨论为起点，但是笔者看问题的角度却与麦金德有根本的不同。今天的这个世界与100多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在过去30年中在与外部世界打交道时展现出来的新智慧是用地缘经济学的观点来取代地缘政治学的观点。 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看问题，人们看到的是邻国之间的冲突和博弈。从地缘经济学的角度看问题，人们看到的则是邻国之间的合作能给各方带来的利益。越是合作，市场规模才能越做越大。越是有了大市场，各方发展的机会才越多。中国有17个邻国，从地缘政治学的观点看问题，其中的每一个与其他外部因素结合都可以构成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从地缘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众多的邻国则为中国提供了从各个方向推进地域经济整合的机会。 然而，中国在东亚、东南亚的地缘经济战略因美国积极重返亚太开始面临阻力，今日中国需要一种把地缘政治学与地缘经济学融合的新观点。这种新观点继承麦金德关于地球岛中枢的重要性以及中国的特殊战略地理位置优势等地缘政治的讨论，但是辅以地缘经济的手段。它从中国的地理位置出发，不把与蓝海的联系视为唯一的自然禀赋，而是从地缘政治的目标着眼，强调中国在给定地理条件下进行战略选择的主观能动性。既然中国紧靠世界岛中枢，它可以靠推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建立陆权。以中国目前具备的资本与制造业的优势，这种整合将使中国经济受益无穷。这种陆权地缘经济将会化解中国在海权地缘政治上面临的压力。 高铁将为中国建立一个全球战略的对冲态势 在21世纪，环太平洋经济整合代表着海权时代的发展方向。而推动以高铁为支柱的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将带来一个陆权时代。当海权与陆权并存时，中国就可以在其全球战略态势上建立起一个对冲的局面。 对冲这个词来自金融领域，是两边下注的意思，目的是防止不利局面出现而采取防范手段。对冲是外交中常见的战略与策略。从春秋战国时的纵横捭阖，到俾斯麦时期欧洲的均衡外交莫不如此。2010年中国遇到的种种外部矛盾与冲突都与其他国家针对中国崛起采取的对冲措施有直接联系。美国虽然在经济方面与中国深度融合，但是它仍担心中国在战略与军事上挑战其霸权地位。因此，它不仅加强与亚洲盟国的军事联系，同时也开始主导环太平洋经济协作体系，以对冲中国主导的东亚东南亚经济一体化。日本、韩国、印度、越南以及新加坡等国也都一边加强与中国的经济联系，一边想方设法在安全保障上防范中国。 中国自己也搞对冲。每当中美关系紧张时，中国就派人去趟欧洲发点订单。每当中欧关系紧张时，就给美国多下点订单。但中国缺少一个全球战略格局层面上的对冲机制。 利用建设高铁来推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将帮助中国用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建立一个与环太平洋经济整合之间的对冲，这将使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的大格局中处于一个十分有利的战略地位。对中国而言，21世纪既可以是一个太平洋世纪，也可以是一个欧亚大陆的世纪，更可以是二者并存的世纪。如果环太平洋国家对中国有敌意，中国就西进，致力于欧亚大陆的经济整合；如果欧亚大陆国家对中国有敌意，中国就东进，致力于环太平洋的经济整合。如果两边都对中国展现善意，中国可以同时推动两边的发展。 由于世界上的其他大国很少有中国这样的地缘优势，很难会出现两个经济圈同时对中国展现敌意的局面。在环太平洋经济整合中，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韩国可以发挥十分重要的影响，印度也可以加入进来。然而，俄罗斯和欧洲可以施展的空间就很有限。相反，在欧亚大陆经济圈中，欧洲是重要的一极，俄国也是重要的行动主体。美国虽然仍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但是肯定不如它在环太平洋经济圈的地位。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则将变得无关紧要。印度有何种地位将取决于它与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处得如何。这些国家的地理位置在不同的地域经济整合过程中相互排斥，而中国由于其战略地理位置却可以二者通吃。 当中国彻底打开与南亚、中亚、西亚、中东、北非以及东欧的陆上通道时，东亚和东南亚以及环太平洋地区对中国的战略意义必然将随着马六甲海峡一起下降。中国既可以与东亚东南亚实现进一步的经济整合，也可以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欧亚大陆。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将改变印度对中国的看法。与其天天担心中国是否建立经缅甸与巴基斯坦往印度洋的通道而对它形成包围，印度更应该操心自己如何加入到欧亚大陆的经济整合中来。如果它仍然对中国和巴基斯坦持敌视态度，这两个国家就会成为把它隔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这一21世纪大趋势之外的天然地理凭障。俄罗斯既能由于周边国家的市场扩大获得经济发展的机会，同时它在能源方面对中国的讨价还价的能力也将进一步下降。 对冲绝不是对抗。推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决不意味着中国放弃在环太平洋地区的巨大利益。中国仍然要成为一个海权大国，在太平洋地区发挥重要作用。中国没有必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彻底的陆权大国，因为中国既是一个海权大国，也是一个陆权大国。中国这种独特的战略地理位置允许它在这二者间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国际条件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战略。中国之所以应该发展成一个陆权大国，是为了给自己向海权大国的发展上一个保险。 中国一直在追求海权。由于欠缺对冲机制，经常被人家制衡而无力反制。2010年中国外交遇到的种种麻烦清楚地证明了这点。发展军事力量是一种以冲突为威慑方式的对冲，中国应该发展强大的海军以保证自己的海权。但是，如果能发展出一个强大的陆权经济圈，中国则可以依靠对冲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是更加有效的保护自身利益的方法。当有了陆权这个对冲的机制后，中国与太平洋国家的经济整合将会更加顺利。这是因为以中国目前在资本和技术方面的优势以及经济规模，只要中国下决心去推动，中国不论与哪个地区进行经济整合都可以给那个地区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 中国崛起的具体路径之一 中国要和平崛起，要有所作为。但是，崛起的标志到底是什么？有所作为到底干什么？通过高铁推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将为中国加强在未来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地位带来重要的机遇。 首先，中国在欧亚大陆的高铁建设过程中以及随后的经济整合过程中可以发挥重要的金融中介的作用。 中国可以像美国那样借入短期资本，输出长期资本。目前，世界上的流动性向发展中国家集中，中国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面临着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对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形成威胁。如果中国能发展出合适的金融工具，吸纳这种流动资本，为建设高铁所用，就既可以减少过剩流动性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又可以把这种流动性引向最需要投资的对中国有巨大利益的地域与国家。中国可以输出长期资本，向其他国家提供建设高铁的资金。通过这种金融中介的作用，中国可能获得对其他国家高铁的参股权或者通过对方以能源资源作为贷款偿还获得对能源与资源的控制。在向外贷款的时候如果能以人民币为结算单位，中国还将扩大本国货币在国际上的影响，并在人民币的升值预期下，为贷款获得潜在的增值机会。 其次，中国在欧亚大陆高铁制式的制定，跨国高铁管理体制的建立，和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确立自己在未来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地位。 陆权时代欧亚大陆高铁管理体制的重要性类似于世界上的海洋法。制定这个管理体制就是在为未来的国际经济秩序制定新的游戏规则。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的过程中，还将出现一系列的国际协调机制。在目前欧亚大陆各个地区已经出现的各种合作组织之间必然要建立协调机制。上合组织与中东地区合作组织，以及欧盟就地域经济合作各方面事宜进行磋商的部长级会谈甚至首脑会谈都有可能。这些机制本身就是未来世界政治经济中的重要制度。不用10年，发展中国家的G-8就可能成为现实。届时，金砖四国加上南非，以及未来的候选国土耳其，印尼，阿根廷，智利，以及埃及中，与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直接相关的就要超过半数。通过主导境外高铁建设与欧亚大陆经济整合，中国在未来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的地位将大大加强。 最后，在修通高铁后中国将可以向中亚、西亚、中东、北非投资制造业，建立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生产体系。在海权时代的全球化过程中，中国自己是一个位于价值链低端的世界工厂。它的对外投资以确保能源资源为主。而在由高铁推动的陆权时代全球化过程中，中国的角色将发生重大的变化。它将建立本国资本对国际产品链的控制，发展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生产体系。中国的对外投资已经到了依靠自身的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或者利用跨国采购的优势赚钱的时候了。据高盛的预测，到2050年，目前的发达国家将只有美国还能继续保持世界上前十大经济体的地位。因此，现在就在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产业分工中建立自己的优势对未来有极端重要的意义。 综上所述，高铁作为一个革命性的新型交通工具对中国潜在的意义还远远没有被充分认识。笔者将另文论述高铁与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对中国国内发展战略的意义。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作为世界工厂虽然向国际市场出口了无数的产品，但是从西方媒体的反应来看还没有哪个产品像高铁这样成为代表中国工业实力的一个符号。当很多国家已经在讨论要不要用中国的高铁技术，许多谈判正在进行的关键时刻，如果中国人自己在投资了1.3亿元之后却突然要叫停，这岂不是自废武功！目前关于高铁的财务分析完全没有考虑当它作为中国具有高技术含量的拳头产品向多国出口时的收益。当年的两弹一星如果只考虑赔不赔本的话恐怕永远也不会问世。同理，如果只从财务的角度来决定高铁的命运，中国危矣。 （作者为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地缘政治总是牵涉到整个区域。伊拉克已经是地区霸主沙特和伊朗争雄的代理战场，而如何避免在美军离去后爆发全面内战也是对该地区的重大挑战。同样，局势严峻的叙利亚也是中东强国的博弈场，牵涉到伊朗、沙特和土耳其。 土耳其和伊朗同为叙利亚最重要的盟友，但这两个国家与后者的关系却迥然不同。德黑兰与大马士革长期保持战略同盟关系，而安卡拉仅在最近才因为为叙利亚的发展提供了关键的贸易和投资变得重要起来。同时，尽管土耳其与美国因伊朗核计划对其孤立、打压的策略保持了距离，土耳其和伊朗在大中东仍是竞争对手。沙特的情况也很复杂：该国对阿拉伯民主绝无好感，也是阿萨德政权的潜在庇护者，但亦乐见叙利亚摆脱伊朗的控制。这就不难理解，为何沙特强力镇压巴林的民主抗议，却谴责阿萨德同样的行为：巴林的抗议者是什叶派，被沙特看作伊朗代言人；叙利亚的抗议者是和大多数沙特人一样的逊尼派，而阿萨德政权则基于什叶派分支阿拉维特派。 土耳其在逊尼－什叶之争中并不一边倒。其外交政策是整合各方，照顾各方的关键利益，以此平息冲突。土耳其政府自认为是西方与阿拉伯世界的桥梁，甚至是西方和伊朗的桥梁，支持阿拉伯民主，秉承矛盾应通过反映民意的政治方案解决的原则，这在其利比亚政策中有明确体现。土耳其对叙利亚也是一样，敦促政权推行民主改革，批评对抗议者使用暴力，并允许反对派以伊斯坦布尔为基地活动。 土耳其的举措与其国内政局有关。埃尔多安政府对国内民意的重视，在土耳其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正如2009年早期对以色列摧毁加沙的暴怒，以逊尼派为主的土耳其民众对叙利亚的逊尼派群众因挑战政权被镇压亦十分愤怒，进而反对大马士革。但占土耳其穆斯林数量约20%的阿勒维派，则亲近执掌叙利亚的阿拉维特人。此外，叙利亚难民正在陆续涌入土耳其。这使得埃尔多安将叙利亚看作一个国内问题，而不简单是对外交政策的挑战。 这与伊朗的态度有天壤之别。伊朗采纳了阿萨德的说法，即抗议的背后是西方和以色列的阴谋。据称，伊朗为阿萨德政权提供了50亿美元紧急援助。阿萨德的强硬态度可能会使土耳其在这个问题上倒向西方和沙特。土耳其担心叙利亚变成伊拉克式的教派冲突泥潭，但不同意金砖四国反对任何形式干涉的建议。土耳其反对一切武装干涉，但同时认为阿萨德的轻蔑才是最危险的。 以色列媒体暗示，华盛顿方面有人认为土耳其和伊朗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分歧是把安卡拉拖回西方-以色列阵营的契机。但这种想法缺乏远见。首先，德黑兰对阿萨德政权的支持并非不可动摇，如果局面不可收拾，德黑兰也可能抛弃阿萨德，寻求与新政权建立某种良好关系。其次，尽管叙利亚是伊朗在阿拉伯世界的坚实根据地，但伊朗也非常需要土耳其的友谊，尤其是后者在伊朗核问题上对美国路线的坚决反对。 需要注意土耳其外交政策的独立性。土耳其在应对伊朗核问题时与美国分道扬镳，并不是因为在意识形态上亲近伊朗，或准备任由其获取核武器，而是因为土耳其相信美国的策略正在走向失败，不能促进地区稳定，而会把整个地区拖入灾难性冲突。无论叙利亚局势如何演变，这个判断都不太可能演变。同样基于对地区稳定的关注，土耳其可能会不顾伊朗的态度，在未来一段时间对大马士革施加更多压力。（南渝霜华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