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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问苍茫》令人遗憾，同时也不禁生出些思考：主流话剧要想在舞台上与时俱进地表现当代生活，抛弃老套的思想观念和表现手法是当务之急。否则，虚假的矛盾冲突和布尔乔亚道德观是绝难得到观众认可的。

1918年3月，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结束了他在斯摩棱斯克省的两年乡村行医生涯，风尘仆仆回到故乡基辅。那一年，德国人扶持的"全乌克兰统治者"盖特曼和右翼民族主义者、自封的"乌克兰共和国领袖"西蒙.彼得留拉正在争夺这个欧洲粮仓的首都。而不远处，苏维埃红军则正在向这里进发。

2011年9月10日至11日，北京朝阳文化馆TNT剧场，新版《小社会》将再次与北京观众见面。

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每篇有关日本共产党的报道在中国都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从小说《蟹工船》再版的销量，到日共月增15000名新党员，再到《赤旗报》的政论文章“永远的马克思”……自2009年起，笔者便开始筹划对于日本共产党的采访。

麦考密克带着对美国经济的最新判断和资本市场的演变，以及美国打算如何解决危机以及下一步将要采取的步骤和措施，向中国领导人提供最新的信息，并不排除同时也会寻求亚洲特别是中国的帮助。 在麦考密克临行前的17日凌晨，《21世纪经济报道》赵忆宁通过越洋电话，对他进行了独家专访。

汤用彤先生则率先注意到了黄老学向黄老道术演变的轨迹,而这正是道家向道教演进的关键环节。

从七月下旬到八月中旬，这一个月间国内影响最大的两件公共安全事件，一件是7月23日甬温铁路动车追尾事件，另一件是8月8日大连PX化工厂在建防波堤溃堤事件。 7月23日晚8时34分许，由北京开往福州的D301次列车在行驶至甬温铁路永嘉站至温州南站之间的一座高架桥上时，与由杭州开往福州的D3115次列车追尾，导致D301次的1－4车厢和D3115次的15、16车厢出轨，其中D301次1－3车厢从高架桥上掉落，4车厢则悬挂桥上。事故共造成40人死亡，200多人受伤。 尽管铁道部至今还未公布事故的正式调查结论，但是根据事故发生不久后流出的一份调度作业记录（其真实性已得到证实），以及记者在采访时所得到的进一步资料，事故的原因已经基本明晰：当日晚7时许，事故路段的地面信号出现故障（可能是由雷击导致），导致温州南站列控中心的计算机自动拒绝所有车辆进入事故路段。此时，温州南站转入"非常站控"，也就是由人工发布调度命令，代替自动发布调度命令的列控中心计算机。在调度人员的命令下，D3115次以20 km/h的低速进入事故路段。之后，调度人员又命令D301次进入事故路段。由于地面信号在此时又出现了其他故障，导致D301次的自动防护系统始终未接收到要求减速停车的红色信号，该车一直以约170 km/h的高速运行。当D301次司机发现前方的D3115次时，虽然采取紧急制动，但为时已晚，两车相撞，D301次司机也不幸殉职。 由上述事故原因来看，事故路段的信号系统存在严重问题，可能是信号系统本身存在设计缺陷，可能是电务部门平时对信号系统疏于排查，也可能是电务工人在当晚的维修过程中出现了低级失误。据记者调查，在事发之前，电务部门竟然向调度部门瞒报了信号系统的严重问题，因此电务部门要负主要责任。同时，调度部门也存在调度作业违反规程的问题，也要负一定责任。这些失误的叠加，导致原本有列控系统和自动防护系统双重保险的动车，最终发生了如此骇人听闻的特别重大事故。 在上述直接原因背后，自然也可以挖掘一些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今年2月，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因涉嫌严重违纪被免职。刘志军任职期间，大力主张铁路提速，甚至"跨越式"发展高速铁路，因而有了"刘跨越"的别名。铁路提速增加了运力，也降低了内陆地区因人流物流受限而形成的经济发展壁垒；高铁的发展还体现了中国科技的巨大进步，也使中国掌握了一种能够大规模向世界出口的高科技产品。尽管这种跨越式发展不可避免会带来"软件"相对落后（主要是相关技术人员的水平跟不上）的问题，但这种问题是可以在发展中逐渐解决的，所以在刘志军任职期间，中国铁路的进步是实实在在的，并不像"7•23事故"后某些媒体宣扬的那样，是什么"大跃进"。 但是，在刘志军下台之后，铁道部未能对中国铁路继续采取正面发展策略，而是迎合了某些意见（包括一部分民意），对未建的高铁项目束之高阁，对已建的高铁项目甚至一般的动车大搞"降速降价"。这种在根本上推翻之前的工作计划、甚至在人事上搞"清洗"的做法，不能不造成铁路系统人心惶惶，以至于使一些部门为求无过，不惜违反安全规章，甚至瞒报隐患。如果说在刘志军时代，技术问题是影响铁路运营安全性的主要问题，那么在后刘志军时代，原本问题不大的管理也上升为影响铁路安全性的主要问题之一了。像"7•23"事故，与其说是技术事故，还不如说是管理事故。 "7•23事故"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它导致了国际上对中国高铁技术先进性的怀疑，也导致了国内民众对高铁和动车安全性的怀疑。对于一般人而言，技术的安全性实际上是一种心理感受，既取决于这种技术本身的客观安全性，又取决于人们对技术安全性的主观期望，而客观安全性又取决于对不可抗风险的控制能力。对于动车而言，"7•23事故"恰恰暴露了铁路部门对信号系统故障这样的不可抗风险并没有足够的控制能力，由此导致的较低的客观安全性，连一般民众并不过分的主观期望（不要死人，尽量不要晚点）都不能满足。这种控制能力的缺乏应主要归咎于铁路部门高层因政策的不连续性而导致的管理混乱，相比之下，动车本身的技术并无太大问题，不是低客观安全性的源头。 至于大连PX化工厂溃堤事件，情况则很不相同。 8月7日，原本预计在华东沿海地区登陆的2011年第9号台风"梅花"，在中国东部近海海域向北转向后，开始影响大连。受其影响，8日凌晨，大连海岸风力达到8级。大风掀起的巨浪，导致位于大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由福佳大化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建设的70万吨PX工程（通常简称大连PX，PX是对-二甲苯的英文缩写）的在建防波堤决口，引发海水倒灌，危及距防波堤不远的化工储罐的安全。虽然经抢险人员奋力抢救，并没有造成任何化工原料泄漏，但这一事件引发了一部分大连市民强烈的不安全感和对政府的质疑，并最终在8月14日酿成了数千人上街游行冲击市政府的群体性事件。 在这一安全事故中，自然也存在明显的"人祸"因素。虽然福佳大化的防波堤工程是经过相关部门（包括大连市环保局）审批通过的合法工程，但由于环评有缺陷，其中并未将溃坝风险考虑进去。尽管这一缺陷似乎也有一定的客观原因--在历史上，辽宁省是较少受到台风影响的省份，在1949年以后，像"梅花"这样严重的台风威胁只有两次，分别发生在1985年和1997年--但终归是个重大疏忽。此外，无论是防波堤工程，还是70万吨PX工程本身，都存在"未批（指环保部门的批准）先建"，以及信息不透明问题。至于事发后该化工厂员工以暴力阻挠记者的正常采访，更体现了福佳大化落后的企业管理作风和危机公关意识。 然而，和动车事故不同的是，在大连PX化工厂溃堤事件中，虽然其客观安全性也不算太高，但是某些大连市民的主观期望却高到了不可接受的程度。巨大的落差，导致这起事故的后果虽然很轻微（未有人员伤亡、未有重大经济损失、未发生环境污染），却丝毫不能平息这些大连市民心中强烈的恐慌感。 为什么这些人会对大连PX的安全性有这么高的主观期望？第一个原因，在于对PX化工厂的性质和重要性缺乏理性认识。事实上，在各类化工厂里面，PX化工厂是相对来说较为安全的一种。以其产品的毒性为例，在副产品里只有苯具有较高毒性和致癌性，作为主要产品的PX本身则只具有低毒性，其致癌性和致畸性均无明确证据（但在网上的谣言中，PX却被说成是"高毒高危"）。此外，PX的沸点相对较高，挥发性相对较低，发生泄漏事故后虽然极易失火，却不太可能爆炸，所谓"PX储藏罐爆炸将毁掉整个大连城"是不折不扣的危言耸听。然而，对于那些脑子中已经形成"化工厂＝毒药库"定式的市民来说，他们是不容易相信这些化工常识的。 从重要性来说，PX化工厂是中国目前亟需的产业。PX的主要用途是生产聚酯，聚酯是十分重要的工业原料，可以生产涤纶（俗名"的确良"）纤维，是化纤中产量最大的品种，还可以制造聚酯瓶（为目前市场上主要的瓶装饮料用瓶）和聚酯薄膜等。中国目前每年都要从国外进口PX以填补需求缺口，将PX项目引入中国，既可以降低价格，又可以完善石化产业链。而在大连设立的PX化工厂，更是担负着"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任。然而对于眼光狭隘的小市民来说，他们能够意识到涤纶衣物和聚酯饮料瓶的重要性，却意识不到作为其原料的PX的重要性，能够意识到个人舒适生活的重要性，却意识不到化工企业贡献的税值对城乡建设、对低收入群体福利的重要性。 某些大连市民主观期望极高的第二个原因，在于他们把自己的理想生活质量拔高到了现实不可能满足的地步。在他们看来，大连是且只能是一座滨海的花园城市、旅游城市、宜居城市，他们的理想城市生活中因而也只允许有蓝天碧波、青山绿树，再来几名女骑警在街头点缀一下。然而在长期以来的城市功能定位中，大连从来就不是一座单纯的旅游胜地，它同时还是重要的工业基地。长期以来政府的偏颇宣传，使一部分市民无法容忍在自己的身边竟然有什么化工厂，更无法容忍这化工厂出一点点事故，这就造成了他们要求的权利过分膨胀，结果使大连市政府成了亨廷顿等人所谓的"超载政府"，因无法满足市民的过分权利要求，而不得不自作自受。 在大连PX等化工厂不高的客观安全性和某些大连市民极高的主观期望的张力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年多以来这些大连市民恐慌感发展的历程。 2010年7月16日，一艘外籍油轮在大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内的大连新港卸油时，引发输油管道爆炸和一个储油罐起火，并导致部分原油泄漏入海。正是这起和PX项目并无关系严重的安全事故，开始引发大连市民对大连新港附近的化工厂的恐慌。后来在这一工业园区，又先后发生了几次小事故，比如2010年10月24日，在拆卸"7•16事故"中起火的储油罐时，该储油罐再次起火；同年12月，大连新港一家宾馆失火，3人遇难；2011年7月16日，恰在"7•16事故"一周年之际，中石油大连石化分公司厂区失火。这些小事故的发生都是偶然的、可控的，但对于不懂工业安全技术的普通市民来说，他们会倾向于把这一切都视为必然，视为越来越大的隐患。 巧合的是，2011年6月4日，在渤海又发生了油气田泄漏事件，此次事故直到7月5日才向公众公布，引发了很多人对信息不透明的质疑。尽管这一事故和大连石化企业无关，但因为发生在大连周边海域，也被某些大连市民暗记在心。这样到了8月8日再发生溃堤事故时，这些大连市民的情绪便来了个总爆发，把对石化企业的不满，全都发泄在大连PX项目之上。 这时候，2007年6月1日发生在厦门的反PX游行便成了他们学习的榜样。那次游行的目的是要求迁走与厦门主城一水之隔的海沧区70万吨PX项目，最终，这一目的得到成功实现，厦门PX被迫迁建福建漳浦古雷半岛。受此鼓励，游行的大连市民也把"PX滚出大连"作为他们不可妥协的诉求。为了能够借上厦门游行的力，还有人编造"大连PX是从厦门迁来的"的谣言（事实上二者毫无关系，大连PX的建设方福佳大化是本地企业，而厦门PX的建设方是台湾企业），企图把大连反PX游行作为厦门反PX游行的不可分割的后续运动。而最令人不解的是，为了安抚这部分民意，大连市政府竟然在缺乏可行性论证的情况下，就草率地公开宣布会把PX项目搬离大连。这种对非理性民意的过分屈从，是近年来政府工作中日益严重的一种不良作风，不能不令人忧虑。 其实，世界的本质就是不安全的。生存在本质不安全的世界中，我们只能是尽量追求风险可控，并对这种控制风险的能力有理性认知。在风险控制上不失误，在主观期望上不失调，我们才能得到真正安全的感觉。风险控制上的失误让动车不安全，主观期望上的失调让PX不安全，这两件公共安全事故提醒我们，在安全感的缺席问题上，政府和民众都有各自不可推卸的责任。

赵园2004年在上海大学的讲座，谈及她从事研究中的具体策略：第一，尽可能地搜集、整理既有的思想史的架构之外的思想。第二，梳理思想的传承，同时不放过“非常异义可怪之论”。第三，同时关注不谋之合与思路多歧。最后，面对传统的命题，也要尝试着找回它的经验内容。赵园在学术著作之外写的散文也都很耐读，总是谦逊温和。

这是一篇两年前的文章了，但是在这个数据库横行的年代，我们尤其应该向老一辈学人的治学经验学习，特意刊载。－－人文与社会

后来读黄宗羲的《思旧录》，其中写陈龙正投书刘宗周，黄宗羲看了后，说：“迂论。”刘宗周却说：“今之人谁肯迂者！”“今之人谁肯迂者”，这句话正可用于樊骏。

将担任中国全国政协会议发言人的国务院新闻办前主任赵启正日前为香港天大研究院网站撰文，回忆他在上海的经历，尤其是浦东开发的启示。他认为，上海浦东开发，除了一系列的硬成果之外，更重要的是获得了经验，得到了更加重要的软成果，为未来中国其他地方的开发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借鉴，而现在是对这些软成果进行总结提高的时候了。

国有经济主要从事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利润较低的采矿、能源、原材料等重工业和基础设施，为非公有制经济提供大量廉价的燃料、动力、原材料以及基础设施的服务，实际上把巨额利润让渡给私营企业（浙江、江苏、广东省更是如此）。私营企业还享受鼓励出口的税收优惠政策

我曾经写过一些关于煤矿的记忆。我家乡的煤矿最为人知是引发全国小煤矿整治的2001 年的矿难，那次死亡百人的矿难发生的地方就在我母亲的一个亲戚那里，我熟悉那个地方。在我的记忆中，那个地方是很幸福的地方，因为有煤矿，那里的村民的生活比周边的村落要好许多，所以他们的幸福感很强，后来随着小煤窑的查封，那里利用积累的资金很快的实现了其他经济方式的增长，依然是我们那里的示范村。人们好像已经淡忘了矿难，但是矿难却真是的存在过，请不要责备人们的健忘，生活在痛苦中的人恐怕很难继续的生活下去。

陳映真的文學不只是台灣文學與思想的資產，甚至也不只是中國文學與思想的資產，而是整個第三世界文學與思想的資產，因為它是建立在一種具體的地方感與時間感的對真實歷史與具體問題的反思。對我而言，這也包括了兩岸一起重新閱讀魯迅以及其他的歷史中的思想，一起思索如何走出最適合自身歷史背景與社會條件的路徑。

我很庆幸自己因为偶然的原因再度接触了陈映真，进入到他的小说的大世界。陈映真的小说世界有一种品质，即小说思想的复杂性与矛盾性虽是都经他深刻思考过，但又生发出一种超乎小说家自己所能意想得到的深度和广度，这种深广向读者展示出了历史与可能。

上世纪三十年代，陈寅恪先生在论及古典解读方法时，曾强调指出："夫解释古书，其谨严方法，在不改原有之字，仍用习见之义，故解释之愈简易，亦愈近真谛。并须旁采史实人情，以为参证，不可仅于文句之间，反覆研求，遂谓已尽其含义也。"不过，作为二十世纪一位与主流思潮和时代变迁始终有意识地保持距离的学术大师，他对当日中国学术的变迁，尽管有着鞭辟入里的观察和思考，但在许多场合，却都采用委婉的方式表达出来，常赋予寻常的字句以不寻常的含义。其思想的深刻和表述的含蓄，使得后来的研究者在解读他的著作时，常常情不自禁地往深处想，从深处解。这样的解释路径，为余英时先生的《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发挥到极致，就其对陈寅恪先生晚年诗作的诠释看，无疑是非常成功的。不过，陈寅恪留下的诗作中，是否每一首都意旨遥深，非要曲折推究，才能明其所指呢？其实未必。忽略了这一点，过于求深，反倒难免牵强之嫌。时下对陈寅恪先生1927年《寄傅斯年》一诗的解释，似乎就存在这个问题。  先看原诗，"不伤春去不论文，北海南溟对夕曛。正始遗音真绝响，元和新脚未成军。今生事业余田舍，天下英雄独使君。解识玉珰缄札意，梅花亭畔吊朝云。"这首诗首见于1927年7月6日的《吴宓日记》之中。因其中"正始遗音真绝响，元和新脚未成军"包含陈氏不多的对二十年代学术流变的整体观察，引起民国学术史研究者的重视和讨论。关注的焦点就集中于中间四句，特别是"元和新脚"的所指。王晴佳认为，"元和新脚"意指傅斯年及其组建的史语所（详参氏著《陈寅恪、傅斯年之关系及其他--以台湾中研院所见档案为中心》，《学术研究》2005年第11期，页91）。至于"天下英雄独使君"一句，余英时先生认为实暗指陈和傅斯年的分歧。"盖傅陈虽为好友，但学术上各有不同，真正为陈学术知音的是王国维。王国维死后，陈知音难觅，借此诗抒发四顾茫然的孤独感。这种孤独之感成为陈逐步脱离与西方日本东方学关系殊深的'塞表殊族之史事'学术理路倾向的契机和原因之一。" 他从陈寅恪为文含蓄的角度，认为陈诗"天下英雄独使君"一句中的用典，"是反讽之词，即否定'唯使君与操耳'一语的下半截，以示其立场实与傅氏有别"。还认为"透过这首诗看出陈寅恪此际陷入了四顾茫然的境地"（余英时：《陈寅恪史学三变化》，《中国文化》第十五、十六期页六）。最近，有学者注意到"梅花亭畔吊朝云"一句的重要性，认为其中确有"知音难觅"之感，但认为这句诗是陈寅恪夫子自道，是说"'我[陈]亦乖时不合宜'，而世无知己"。该论者进而引申到下列推论，"也许正是1927年开始，陈寅恪从王国维之死一事中下了决断，一面'吊朝云'以结算过往，一面走他的'既负元和脚'的'不古不今'之路"（李海默：《陈寅恪"梅花亭畔吊朝云"句新解》，《学灯》2011年第一期）。简言之，上述论者的核心观点不外如此，一是认为陈氏诗作与傅氏史语所有关，二是强调陈寅恪与傅斯年的差异乃至隔膜以及陈对傅的不满（如言陈诗中有对傅反讽之意）。但是，如果我们按陈先生所说的"用习见之义"，"考诸史实人情"，就不难发现上述论述实际上均不成立。  先看所谓"元和新脚"实指"傅氏的史语所"。根据杜正胜先生有关傅斯年创办史语所经过的名文《无中生有的志业--傅斯年与史语所的创立》所依据的一手档案史料及其相关考证，国民政府于1927年5月讨论决定建立中央研究院的动议，同年11月通过《中华民国大学院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傅是1927年年底才知道这个消息，1928年1月左右开始游说蔡元培建立史语所的。而陈赠傅斯年诗是在1927年7月6日的日记中出现的。易言之，即使假定陈寅恪直到7月初才作此诗，他写这首诗时，不用说史语所不存在，就连中央研究院的具体架构还没有成形，陈寅恪如何可能在诗中道及史语所呢？因此，说"元和新脚"实指他后来创办的史语所，显然是错误的。 其二，忽略陈诗写作的初衷，无视它本是寄赠友人之作。先看陈诗的写作初衷，这在诗的标题《寄傅斯年》已经表达得很清楚。诗中第七句"解识玉珰缄札意"，据胡文辉先生考证，典出李商隐《春雨》诗中 "玉珰缄札何由达" 。"解识"者，当然是陈寅恪先生。限于诗体，作者省略了主语，翻译成白话，不外是我拜读大函，这清楚无误地说明这首诗是因傅斯年来信而写的赠答之作。作为赠答之作的诗文，恐怕至少有两种，一种是双方反目成仇，相互讥讽乃至彼此恶言相加。南北朝时孔稚珪的《北山移文》，清代康熙年间陈梦雷因痛斥李光地卖友而写的《绝交书》，都是这方面的先例。另一种是朋友知己之间的相互劝慰，彼此鼓励。在这类赠答中，委婉含蓄善意的批评固然常见，冷嘲热讽倒是不符人情的反常之举。作为精于诗文的陈寅恪，对此自然了然于心。而且，从1926年、1927年陈傅之间的关系看，两人不仅无任何过节，而且正互相引为奥援。傅斯年当时正在广州，主掌新成立的中山大学历史系，并广泛网罗人才，以实践自己的史学理想。而陈寅恪对傅斯年推崇备至，据《吴宓日记》载，陈还同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讨论过聘请傅斯年之事。或许有人会从陈傅史学之异来解释。不错，陈强调史中求史识，而傅则有史料即史学的看法，二者确有不同。但是，陈的史识是建立在对史料严密考证基础上的，与傅的观点并非水火不容。因此，1927年陈写寄傅斯年诗时，没有任何必要对好友冷语相加。从这个背景看，说陈诗是要表露自己的 "世无知己"之感，要和傅拉开距离，对他暗示反讽，既不符合多数赠答诗的体例，也大大背离当日的人情史实了。胡文辉在他的著作《陈寅恪诗笺释》就指出这一点（详氏著页50）。  持陈诗含有对傅反讽之意的论者的又一个证据是，陈诗"天下英雄独使君"一句中的用典 "是反讽之词"。这种分析看似精致，实则经不起推敲。首先，陈所用的"天下使君"亦非僻典，不用说陈寅恪、傅斯年这样的文史大师，就是一般读过《三国志》、《三国演义》的读者，也能看出其用意。说陈寅恪用这样一个极其常识化的典故，在赠傅斯年的诗中，来含蓄地表达对他的反讽之意，这未免太低看了傅陈的交情和傅斯年的文史造诣。陈寅恪先生在谈及诠释诗文时，认为不仅要明其中的"古典"，更要注意内含的"今典"。上述论者在陈诗此句的古典上刻意求深，却忘记了陈傅两人当时在学术上相互倚重、英雄惺惺相惜的今典，才会得出陈的这首赠诗存反讽傅斯年的说法。造成这些过于求深之论的关键，就是忽略陈诗是一首答友人诗，不是自述胸臆之作。  如果从赠答诗的角度来看陈寅恪的《寄傅斯年》，不需要任何曲折的分析和复杂的解释，只要按陈寅恪所示的"习见之意"来看，其本身的主旨其实非常清楚。第一、二句"不伤春去不论文，北海南溟对夕曛"中的"不伤春去"点明了写作日期，是春夏之交。"北海"者，陈氏人在北平，故以北海自况。"南溟"者，典出《庄子》"海运则将徙于南溟",意指身在南国的傅斯年。这两句可与同年春天陈写的《春日独游玉泉静明园》"园林故国春芜早，景物空山夕照昏"、"人间不会孤游意"详参看，暗示两人虽然一南一北，远隔天涯，却同有孤独失意之感。这是陈寅恪自况，如下所述，也是对烦恼连连的傅斯年的宽慰。 "正始遗音真绝响，元和新脚未成军"这两句承上启下，字面上是说当日中国学术界旧传统已去，新学术尚未成形，正等待有为者重新整合。当然，从傅本人才华见识和主掌中山大学的语境看，这两句实际上是说，当日中国学术界急需重新整合，傅的努力适逢其时，正好为傅实现自己的史学理想提供了用武之地，这是对他高度肯定和鼓舞之词，同时为第五、六句"今生事业余田舍，天下英雄独使君"作铺垫。当然，其中"正始遗音"、"元和新脚"，或许如余英时先生所言，实指胡适代表的新派史学，但如下所述，也许只是泛泛而论，未必有更具体的所指，我们也无需刻意求深。  这首诗真正有陈寅恪"夫子自道"之意的是第五句"今生事业余田舍"，这句话既是谦词，也透露出王国维去世后陈寅恪先生对时局的失望之意，同时又为下半句"天下英雄独使君"中的"独"字做铺垫。后半句使用了三国曹操称赞刘备"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的典故。当日傅斯年虽雄心勃勃，但出掌中大历史系那样重要的学术机构，与刘备同曹操会面时刚刚崛起的局面相似，因此，用"使君"比喻傅斯年，真是恰到好处。至于句中的"独"字，与其说是反讽之意，不如说如王汎森、杜正胜、胡文辉所言，表达的是钦佩之情（详参《陈寅恪诗笺释》页50-51）。盖出掌中大历史系，虽不及后来创建史语所功业恢弘，同样需要宏阔超前的学术眼光和纵横上下的非凡行政才干。从当日学界看，可把这两方面完美结合在一体的学人，也就傅斯年一人而已。就此而言，"独"之一字， 虽是对傅的赞美之辞，但揆诸当日情形和傅氏的贡献，并非过誉之词。  第七句，"解识玉珰缄札意"如前所述，说明寄诗的由来。全诗稍嫌费解的是最后一句"梅花亭畔吊朝云"。朝云是东坡侍女。据《梁溪漫志》卷四"侍儿对东坡语"条："东坡一日退朝，食罢，扪腹徐行，顾谓侍儿曰：'汝辈且道是中有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为然。又一人曰：'满腹都是识见。'坡亦未以为当。至朝云，乃曰：'学士一肚皮不入时宜。'坡捧腹大笑。"这句确如一位论者所言，有"知音难觅"之意。那么，这里说的是谁知音难觅呢？如果与上一句"解识玉珰缄札意"合起来读，答案就很清楚了，是宽慰来信中牢骚满腹、痛感缺乏知己的傅斯年。这一点，如果从1927年上半年傅在南国广东的处境看，就不难想象了。据杜正胜先生所引朱家骅的回忆，1927年春，傅到达广州不久，就担任中大院长和系主任。同年8月，又担任新成立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之职。看上去，傅春风得意，风光无限，但实际上则是暗流汹涌。首先是广东地方派和傅氏这样的外来户的冲突，搞得傅痛骂当地人士为"野蛮人士"。这类苦楚，固然不足为外人道，但对自己留学德国时就倾心相交的好友陈寅恪先生，傅就无需欲说还休。因此，他在陈称为"玉珰缄札"的信中畅言自己的艰难处境，而陈寅恪以诗相答劝慰，是再正常不过的。但是，陈用"朝云亡"一典，也许含有对傅氏委婉的批评，暗示他对广东的形势过于乐观，实际上，在他周围并没有像朝云之于苏东坡那样的知己，借以提醒他不要对学术界期望太高，孤军奋战是他必须面对的现实，这或许是陈诗中"梅花亭畔吊朝云"一句的真实用意吧。不过，陈以朝云指傅缺乏知音，也是暗以东坡喻傅斯年本人，既有推重之意，更有劝解宽慰之情，希望他如东坡先生那样对眼前的艰难达观以处之，豁达以应之。陈寅恪先生为诗行文之严谨，用典之妥帖，待友之敦厚，于此可见一斑。  这样从浅近处解释也许太过平淡，让那些试图从这首诗中读出陈寅恪本人对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学术观察的学者感到失望。不过，类似的解释路数，不仅为陈先生在本文开始引用的文中所倡导，而且还运用到其有关诗歌的解释中。如他著名的《王观堂先生挽词》中"总持学部揽名流，朴学高文一例收。图籍艺风充馆长，名词愈野领编修。校雠鞮译凭谁助，海宁大隐潜郎署"之句，诗中论及的缪荃孙、严复，都是当日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风云人物。以陈先生的大家身份，作这样的叙述，让人不由得会往深处思考。当初该诗一问世，就引发罗振玉的非议。也许陈寅恪先生本人担心类似误解或求深之论再现，故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对蒋天枢先生就此诗大意逐句作了明确的解说。论及此句时，强调其中并无深意， "王先生当日虽颇译外国书，其实并与缪、严无关涉，此诗句不过承上文'揽名流'之语"（《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寅恪先生诗存，页8）。易言之，陈先生这里不过是泛论当日学界之盛，并无什么高深意涵。幸亏有陈先生的解说，如果任由时下求深式的诠释方式随意发挥，还不知会出现何等花俏曲折的解释。既然陈先生自己都认为自己诗作中有凭"习见之义"就可解释明白的地方，那么，本文从"习见之义"处剖析《赠傅斯年》，或许不能看作于典无据，自我作古了。 ■

1. 分断下的断不了六、七０年代的台湾，有几部好莱坞片子以「违反善良风俗」之类的理由被当局禁了，其中有一部叫做《午夜牛郎》（Midnight Cowboy）。电影说的是一个从美国南方乡下跑到纽约来闯荡的牛仔，遭受重重打击的故事。这个乡巴佬青年在经历了对大都会天际线的短暂的目眩神迷之后，就开始遭遇大都会的异己与野蛮，一再受到挫辱。穷困潦倒之际，做了「牛郎」，但挫败更为巨大。最后，这个「午夜牛郎」搀扶着一个贫病之交，坐着大巴士逃离冰冷的都市，结伴南行寻求阳光.....。由强?渥特所饰演的「午夜牛郎」，乐观、憨直、强韧，但也有血泪交淌的男儿伤心处。尤其让我印象深刻的一幕，是当他在进行那被生活所迫的、经常令他屈辱的、没有一丝感情含量的「性工作」时，他故乡情人的那深情低唤着他名字的缠绵情爱景象，就会倏然地、幽忽地从他记忆深处浮跳出来。这大概是午夜牛郎最催折心肝的时刻罢。这里有一个今与昔、假与真、异己与亲密、都会与家乡、死与生的鸿沟分断。强迫性回忆里的那贲张生命与亲密的性，不但无法安慰牛郎，反而是冷酷地向主人公提示他今日的真实：疏离与死亡。对「午夜牛郎」而言，今日，虽生犹死。读发表于1979年，但实际上「约为1967年之作」的〈累累〉，让我想起电影《午夜牛郎》里异乡人的死生爱欲，特别是小说里说到，当看起来轻佻寡情、嗜说荤腥的钱通讯官，在独白般地忆及那参商不见生死未卜的二表姊与当时年少的他的一段情欲纠缠时：「......那时伊只是说，大弟，大弟！但却一恁我死死地抱着......」（3：71）把这个二表姊的「故事」当作钱某的众多猥谈之一听耍的其它军官，起先「尚有人猥琐地笑起来，但后来都沉默了」。这是因为听者立即察觉到这个「善于猥谈」的钱，在说着这一段话的时候，「眉宇之际浮现着一种很是辽远的疼苦」（3：71）。〈累累〉描写的是1960年代初的某一个上午，在某一个僻静的小军营里，三个行伍出身的低阶青年军官的芜杂的生活片段，以及其中所展现的浮躁悸动，与交织今昔的伤痛忆往。我们知道，1960年代初陈映真入伍服役，在部队里，他首度接触到众多原先出身农民的外省低阶官士兵。他同情甚至共感他们在对日抗战，紧接而来的内战，以及之后的两岸长期分断中，被这个大时代所播弄的转蓬人生；他们的家破人亡、生离死别、流离无告、举目无亲的巨大伤痛。青年陈映真鼻酸地凝视着在这些如草离了土、枝离了树般的荒凉的肉体，以及挂在这个身躯上的枯槁扭曲甚至变态的，但却完全可以理解值得同情的，道德与精神状态。2. 活在死上头这三个军官「都是走出了三十若干年的行伍军官」（3：67）。这么算来，当初他们被国民党军队拿枪抵着，蒙、拐、坑、骗给拉夫入伍，加入国共内战之时，也不过是十六七岁的农村小伙子。鲁排长蓦然想起了那一年在上海的一张募兵招贴，上面说：「......结训后一律中尉任用。」如果真的是那样，如果十数年前结训时自己便是个中尉，到现在早已掮上星星了。（3：69）懵懵懂懂地来到台湾，却还不知从此与家乡亲人阴阳两断；明明是此世的亲人爱侣，一下子变成了永诀的前世。将「互相扎根的」（3：72）生命与生命，硬是斩断的后果，是一种永远难以从一种宛如隔世的恍惚与不真实感中康复的慢性痛苦。鲁排长总是「又想起了他的妻」──那个年长于他四五岁，对还是少年的新婚的他，有着如姊如母如妻的深情眷顾，对他的少年的决堤的需索有着「古风的从顺中的仓惶和痛苦的表情」（3：72）的女子。新婚不到一个月，他就「因战火和少年的不更事」离开了故乡。到今天，鲁排长虽然连「那个女子」的名字都记不得了，但漂泊半生，这个苦苦记不起来名字的女子，却成了唯一爱过他的女性，那么仓惶而痛苦地爱过他。从来再也没有一只女人的手曾那么悲楚而驯顺地探进他的寂寞的男子的心了。（3：72）虽然已是步入青春的尾巴，但无论如何还是有着年轻紧实的躯体的小军官们，一直是处在一种恍惚的、逆光的、不安的生命状态中。在一种逆光的不真实感中，他们的身体渴求着异性，但对异性的渴求又哪里只是性欲而已，后头其实更是一种对抚慰的渴求。性欲的命令与回忆的驱使更相作主，让「鲁排长总是拂不去那种荒芜的心悸的感觉」（3：69）。陈映真想要捕捉的是两岸分断下，底层外省官士兵「活着」的真实状态。他们的言语总是往下流，流到猥谈亵语；他们没有志向，没有未来，甚至没有什么主义领袖责任荣誉之类。这些体面的正经话语还是留给那一心往上攀的人──好比「胖子连长」──好好使罢。「胖子连长」想必拿着一种做派，不愿加入他们的猥谈，更不可能和他们结伙嫖妓，只因他有前程──「为升上一个梅花的事，奔跑了将近半年」。因为有这个「前程」寄托，胖子连长和他们不是一类人，他能靠这个体制的游戏（逢迎、运作、关系、竞争、升迁）压抑并转化性欲的躁动，以及回忆的浮起。陈映真应该无意歧视胖人，但「胖子」的确传达了一种安定滑腻之感。发福的连长应已届中年，对于体制已经有了因年资、权力与利益而来的认同感。发福的身体意味了对生命的、性的悸动，以及对分离的创伤感受，已趋平静和缓，甚至麻木。那个曾经不安定的起伏，已经随着日益安定的生活与可期待的未来，而拉成了一条平滑的直线。这种肉体与心灵的如脂如韦，和那正在一种性的节日欢愉心情中揽镜剃须的钱通讯官的「壮年的男体」──「每一线轮廓每一块肉板都发散着某一种力量。他们都一样地强壮，一样地像刚刚充过电的蓄电池那样的不安定」(3:67-68)，形成一种意味深长的对照。他们活得像「虫豸」，没事打个百分牌戏，赌注则是次日关饷同去嫖妓的花费。没错，他们在这种与故乡、与亲人切断，在异乡中一吋吋衰老，却没有前途、没有意义的人生中，唯一能抓住的就是短暂的性的刺激，让他们忘却生命的荒芜，并聊胜于无地感觉到他们竟还被接受、被需要──虽然不辨真假，让他们知道他们还「活着」。他们唯有把自己降低到一种生物性的存在，才能把生命活下去。他们甚至有些怔怔然地陶醉在野狗交配的大自然欢愉中。在一种逆光的、超现实的「一幕生之喜剧」中，「听得见一种生命和情热的声音，使得人、兽、阳光和草木都凑合为一了」（3：69）。这样一种动物性的「活着」，也是难得的罢，因为还是活着，毕竟又有什么比活着还重要呢？鲁排长在部队澡堂中尖锐地感受到这样的一种「活着」的况味：忽然间，鲁排长对于满澡堂裸露的男体感到一种不可思议的稀奇。他从来没有注意到这种毫无顾忌的裸露的意义。不论是年轻的充员兵，年壮的甚至于近乎衰老的老兵，不论是硕大的北方人或者嶙嶙的瘦子，都活生生地蠕动着，甚至因为在澡室里都显出孩提戏水时那样的单纯的欢悦。这种欢悦是令人酸鼻的，然而也令人赞美，因为他们都活着，我也活着，鲁排长想。而对于这些人，活着的证据，莫大于他们那累累然的男性的象征、感觉和存在。（3：74-75）这其实和陈映真在小说创作中经常似有似无地显现的一种「女性可畏，男性可怜」的信念有关。男性对是否活着向来是焦虑的，而用以证明的也常是性，那可笑复可悯的「累累」。但隐藏在这个荒诞的、没有意义可追寻的「生之喜剧」之后，却是一种深层的、拂之不去的悲哀，因为他们欲成为草木畜类而不可得，因为他们，幸或不幸，有记忆。他们老是不由自主地陷入回忆，忆起相处不到一个月的多情愁苦的新婚妻子，忆起慌乱哀怜任他求爱的二表姊，忆起扶着幼童的他站上木櫈远眺「一线淡青色的，不安定的起伏」的山脉的那个着「暗花棉袄的初初发育的身影」的姊姊（3：66）。幸，是因为，如此他们的「活着」就不仅仅如草木野狗般了，他们记得他们曾爱过也被爱过。不幸，而且是深刻的不幸，是因为这些永远地只是记忆罢了。他们和这一切，都如树叶离了树、花草离了土般地永别了。他们的生命只是一种在无尽的黑上头的「漂浮」、「漂流」、「浮沈」（3：73）；前头是黑的，后头也是黑的，黑得像黑夜中的台湾海峡一般。他们在一片寂灭上活着，活在死上头。这种完全缺乏真实感的「活着」，是很多很多底层外省官士兵的一种真实人生状态。但我想也是所有底层的、流离的男性──不分省籍──的共同经验罢。这些飘零如转蓬的底层官士兵，于是常常白日颠倒，神游故里或是亲亲如晤。杂揉今昔的结果就是老会产生一种似曾相识的恍惚感。好比，这天一大早，鲁排长就觉得，而且是许多日以来都如此觉得，兵营的操场还有清晨的雾霭，「竟很像那已然极其朦胧了的北中国的故乡」(3:65)。到了日头近中时，鲁排长「注视着那散落着兵士的草地，很稀奇地又复觉得它何以能给他一种熟悉的感觉」(3:73)。这个前世今生之间的草蛇灰线，终于在几个军官于午睡时分坐上吉普车，出营寻欢的路上，得到了印契。鲁排长记起了「一个空旷的野地」，那是在「兵乱的大浊流中」，在一个仍然带着春寒，但阳光已然美丽的暮春时节中，在山区跋涉数日之后，所蓦然惊遇的「一小片圆圆的旷地」，其上死尸横陈。这并不稀奇──在那个年代。稀奇的是，这些死尸都裸露着。更稀奇的是：那些腐朽的死尸，那些累累然的男性的标志，却都依旧很愤立着。（3：75）这当然不是「事实」，死尸的那个不会勃起，或愤立。这仅仅只能说是鲁排长不辨今昔、觉梦不分的「回忆」。但是，与其说是回忆，还不如说是一种因巨大创痛而生的超现实幻想。但问题是，鲁排长为什么会如此「破解」了那萦绕于他的对营区操场风景的似曾相识感？为何那个「愤立着」的「累累然的男性」的超现实空间场景，让他觉得找到了他的似曾相识感的对应符契？六０年代初台湾的国民党军营的风景，和愤立着阳具的腐尸能有何关连，让鲁排长「正确地想起了和兵营的操场相关的风景」（3：75）？我的回答是：如果说，这些底层外省官士兵在这个岛屿上、在这个政权下的「活着」，是活在死上头、活在一片寂灭上头，那么要直指这个巨大悲剧以及提问「孰令致之」的文学书写，又有什么方式比创造出一群死尸，尸身上插着一根根愤怒的阳具的意象，来得更惊耸地「合理」呢？这不是那六０年代初千千万万青壮年的离乡无告的底层外省官士兵的真实生存状态的超现实写照吗？除了阳具的愤立，他们的人生几乎已经全倒下来了。当然也不是不可以这么说，那个「愤立」是指向国民党──「我日你祖宗八代」。但那个愤立，更是一种对于异性慰藉的执拗的、可怜见的需索。吉普车上，暮春的风拂着面的鲁排长，于是把自己从这个荒山死尸的浮想抽离开来，拉回到对于故乡的山、「小姊姊的山」的回忆，回到那个留在故乡的女人的回忆。这么想着，他突然寂寞起来，把烟丢到车外，「满满地感觉到需要被安慰的情绪」。于是他有些开心起来：「活着总是好的」（3：76）。于是他们一行人在一种节日的漂浮中、在一种性的兴奋中、在「秽下的笑声中」，驶向他们短暂欢乐的目的地。3. 关于娼妓或性产业鲁排长等三名军官嫖妓去了。「恶心的男人！」──某些都会中产卫道者在看完这篇小说之后，也许会皱着眉头丢下这么一句话。「男人」，当然；「恶心」？也许罢──如果我们只看到他们的青壮身影、听到他们的秽下言语、看到他们的嫖妓行止，就把他们想当然尔地视为有钱有权有闲的男性嫖客。而掷石者谴责之余，也许还会「为他们」提出一个出路：尔等应成立家庭，以解决性或感情之需。这个建议，虽然真诚地符合他们自己的阶级立场，但听者当不免顿生「何不食肉糜？」之感。此外，卫道者从左翼「拿来」的商品拜物教批判，其实也是建立在一个被抽空历史的主体的前提上。「性交易」，对这些流离的底层外省官士兵而言，远远不是用「将性商品化」、「不尊重女性」，或是「男性的淫乱」这些便宜的指责，就可以定性的。这些底层民众在永远地失去所爱与慰藉的世界里，也只有飞蛾般地奔赴这令人鼻酸的，短暂、虚空的慰藉。理解了他们的背景，我们就会知道他们对「性」的需求，不是「出自纯粹邪淫的需要」（1：75）──如陈映真在早期的另一篇小说〈死者〉所检讨的，而是铭刻着大时代的印记的。他们作为内战/冷战双重结构下的落叶转蓬，对女体的需求，骨子里是一种对自己还活着的证实，对慰藉的渴望；「娼妓」是在一个没有人真正需要他们、爱他们的世界中的一双暂时的温暖臂膀。诚然，这种慰藉有其片刻性与交易性，但这又哪待乎不需要这种证实与慰藉的卫道者来提醒呢？或许人们更应该追问与理解的是，这种悲剧的情色是建立在一种什么样的悲剧的主体上？而这个主体又是镶嵌在一个什么样的大历史中？但陈映真也并没有因此而歌颂性产业，因为在小说的结尾，在兴奋的路上的军官们之间，有一个「关于近来的雏妓们的年龄越来越小的事」的笑话在讲着，而且笑声很是秽下（3：76）。这个突兀的交代，表现了陈映真对于性产业的两难，一方面他绝不会如中产卫道者那般的伪善冷酷，但另一方面他也无法敞开地歌颂性产业，因为对他而言，性工作原则上预设了一个不义的阶级社会。陈映真在小说〈上班族的一日〉里，藉由某学者对电影《单车失窃记》的评论，认为该电影精准地展现出一个道理：「穷人为了生存，就必须相互偷窃」（3：198）。因此，他大概也会认为，绝大多数的性工作者是在一种苦难的人压迫苦难的人的世界中工作。娼妓的苦难不被理解，就像是这些嫖客军官的苦难不被理解一般，反而被后者拿来衬垫他们的苦难。我想起陈映真的另一篇小说〈凄惨的无言的嘴〉里的那被一刀刀捅死，每一个伤口都是一张嘴的雏妓尸身。对这个如电影《午夜牛郎》般的「午日牛郎」的飘零主体，我们有理解的道德义务。对于那被分断的故乡的亲密女性的爱与性的那无法分断的身体回忆，以及现实上对一种替代慰藉的渺茫的追寻的历史悲剧，我们不应只是站在一个简单的道德高点上俯瞰，更遑论鄙视，反而是要在一个更大的结构与更长的历史中思考：孰令致之。4. 抵抗「遗忘的历史」〈累累〉之后二十年，像鲁排长、钱通讯官这般的底层外省官士兵虽然鬓毛已衰，但仍乡音未改地在台湾各个角落的底层活着，孤独地拾荒孤独地门房孤独地烟酒，被富裕的、寡情的台湾社会谑称「老芋仔」。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港台之间的航班还经常看到他们的寂寞的身影、怔忡的面容，以及和整个文明机场格格不入的装扮行囊；再注意看，他们劳动者的手臂上，有着极粗劣的外科手术所留下的一团红黑新肉，硬是剜磨掉臂上「杀朱拔毛」之类的刺青。再三十年后的今日，他们已经凋零殆尽，就算是在石牌荣总也难得听到他们粗粗咧咧大声嚷嚷的异客乡音了。那是真正的绝响。他们行将被本来就什么也不想记得的台湾社会更为彻底地遗忘。或许，还是有人会记得他们的罢。有人会怨恨地记得他们是「国民党的死忠」、「国民党的投票部队」。有人会童騃地记得他们是「宝岛某村」的「伯伯」（音「悲悲」）们。有人会考古地记得那个轰动一时的李师科案的主角就是一个老芋仔。当然，也有高级文化人会记得他们是「失败者」，而如此记得的女士先生，则是要挺起胸膛表彰自己是失败者的「光荣的后代」──因为1949年被共党击溃的大逃亡一代在台湾所建立的政权，在后来的历史中被证明是更合乎「现代化」的文明准则，以及更继承着优秀的中国传统；论者状似怡然「让历史说话」，但其实是呕着气地、刺猬般地护卫着自己的认同。但这些「记得」其实都是建立在一个巨大扭曲或偏见上。人们常常拿都会的、家业有成的外省中高级军官的体面形象，遮盖住外省低阶官士兵的佝偻身影，只因为他们都是1949年左右来台的「外省人」；这里有一个明显的阶级盲与城乡盲。在这种社会的与历史的盲目下，人们常把国民党当个大盖子把外省低阶官士兵和上等外省人一并扣住，好像「他们」是一体的，都是「共犯结构」的部分。而这样做，恰恰是让李师科与李焕比翼，让王迎先与王升齐飞。把殉葬者当成体制的一部份，这，不荒唐吗？这里有一个「阶级」的分疏：有进入到这个党国体制从而与党国利害荣辱紧紧地绑在一起的国民党中上层外省军公教，以及那些从来被党国欺骗绑架、为历史遗忘、为机场的绅士淑女礼貌地视而不见的「老芋仔」。四十余年后，我们读〈累累〉，应该可以得到这么一种理解：这个「愤立」的「累累」，是青年陈映真对底层外省官士兵的生命状态的最深切的同情，以及对国民党政权最严厉的控诉、谴责与抗议。这篇小说不是孤例。在1966-67年之际，陈映真写了包括了〈最后的夏日〉、〈唐倩的喜剧〉、〈第一件差事〉、〈六月里的玫瑰花〉、〈永恒的大地〉、〈某一个日午〉以及〈累累〉等多篇小说。根据作者自称，这些小说脱落了过去的「感伤主义和悲观主义色彩」，「增添了嘲弄、讽刺和批判的颜色」。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小说中，有三篇当时没有发表，而是入狱之后由友人代发的，它们是〈永恒的大地〉、〈某一个日午〉与〈累累〉。我认为，这三篇小说有一共同特点：都指向国民党，对它作了不得不形式隐晦但内容异常严厉的批判。〈永恒的大地〉指出了国民党统治阶级的虚妄、胆怯与买办特质；〈某一个日午〉指出国民党完全抛弃了它五四时期曾有的理想，为青年所唾弃是理所当然；而〈累累〉则是继〈将军族〉之后，讨论了一两百万之众的底层外省官士兵的离散生涯，并直接指向现役军人。直到上个世纪末，已经步入老境的陈映真，对于这些底层外省官士兵的身世，仍然是揪着心地关心着。小说〈归乡〉就写了一个卖早点的老兵老朱对着台籍国民党老兵杨斌说着当年的痛：「......民国四十五年以后，我们才知道『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全是骗人的，」老朱说，「就那年，天天夜里蒙着被头哭。许多人，一下子白了头。」[......]「那年以后，逢年过节，我们老兵就想家，部队里加菜，劝酒，老兵哭，骂娘......」老朱说，「有些人因骂娘、发牢骚，抓去坐政治牢。一坐就是七年十年。」(6:45-6)这个当年的痛当然还是今天的痛──假如能痛的身体还在的话，因为这个痛并没有被真正地面对过，遑论好好处理过。老兵的痛无处可告，他们没有「二二八」，也没有「白色恐怖」，这些名义来称谓他们的痛。有一阵子，正义的学者纷纷地谈「转型正义」，但没有人曾经一念飘过脑际，想到这些老兵也是任何「转型正义」的思考也必须面对的。我们文明的、可敬的「台湾人」、「中华民国人」，不分蓝绿，在「老芋仔」还年轻时，对他们的苦痛无从理解，在部队里随人叫他们「米虫」，在他们老时，则管他们「老芋仔」。不少学者研究他们或拍他们的纪录片，目的只是要解释他们何以这么难以被「融合」、何以如此反台独，于是就方便地指出他们有「大中国情结」，或是他们有蒋介石「图腾崇拜」，或峰回路转地证明他们「见山又是山」的最终认同还是「台湾」，等等......。只有极少数人，如陈映真，从兵燓的、丧乱的大时代中，看到这些无告之民的踉跄之影与离乱之悲，并为这些荒芜的生命一掬同情之泪。陈映真为已经永远逝去的那个六０年代的底层外省官士兵的青春，做了一个伟大的补白。没有陈映真这篇小说，作为苦难中国现当代史一章的这些人，他们的青春、他们的梦呓、他们的失落、他们的荒纵，与他们的空无，将永远从这个人世间消失。这是一篇救赎性写作，所救赎的是被历来的文人或史家的历史书写中的遗忘。能不说，「还好，有陈映真，为这些人留下一个侧影，为不久之前的当代历史留下一个见证」吗？当然，也许会有严肃的学者问：这个以小说为形式的救赎性写作，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我有资格回答的话，我只能这么说，陈映真至少是如鲁迅一样「路见不平，挥了两拳」吧！其次，它至少让我们看到1949年来台，作为历史的殉葬者的底层外省官士兵，的一个精神面貌吧！再其次，它至少也让我们知道那个「光荣的失败」也并不见得那么光荣罢！

2010年7月的一个早上，在热闹非常的北京首都机场前往台北的国航候机楼一角，我无聊地坐着，浮想着这几天来北京开会、访友、旅游的一些声音画面。此时，通道对面一个稍微高亢的声音吸引了我──是一位年轻导游正向他所带领的老少团员们作行前说明，介绍"宝岛台湾"，并提出一些注意事项。这个北京小伙子很能说，而他所说的，虽不免稍带他这个专业所特有的趣味性夸张，但还都是有凭有据，不是那种辛巴达式的"水手见闻"。我想，导游要是有一个敏感的心眼儿，而且一直保持肯听乐看的心情，那他的职业还不就把他锻炼为一个优秀的业余人类学家吗！于是我也移座趋前，乐滋滋地听这个小伙子神侃。我还记得他的发言有几个要点。我尽量保留他的口吻，略作整理如下：首先，人家台湾那儿的蚊子特大，一叮一个包，防蚊药得随身带着。其次，台湾特热。咱这会儿不是也热吗，但只要下场雨暑气就消了，人家台湾那儿，雨后，嘿，还更热。第三，您不要以为台湾怎么发达怎么先进，要有这个设想，去了准失望。台湾的城市建设落后，也就跟咱的比较发达的农村差不多。为什么？还不是让李登辉跟陈水扁给整的，搞了十多年意识形态，政治一来劲儿，经济当然就下去了。第四，最重要的，咱们去了台湾，不要跟人家台湾人讲政治。台湾人政治特──别狂热，不得已，就听呗，但您甭发表意见。我亲眼看见两个台湾导游蓝绿意见不合，打得鼻青脸肿，进了派出所。这位导游先生的解释部分暂且不谈，他的事实陈述部分（蚊子、热、政治狂热）基本上都是成立的。虽然如果细究的话，那么得说，台湾的蚊子真正厉害的还不是那大个儿的，而是"小黑蚊"，一叮一大片。至于雨后更热，那得看什么雨，如近年越来越频繁的豪雨大雨台风雨还是能让人发凉的。至于台湾的城市是否比较老旧，我想是的。因为台湾大城市的大部分区域，发展得比较早，大约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或更早就形成的，比起大陆大城市的现代部分，都要年长个好几十岁。老文明有可爱之处，老旧城市自也有吸引人的老旧味道，那种人的、岁月的痕迹与记忆，我是敝帚自珍的。发展主义导游小伙子喜欢树小墙新锃光瓦亮，那我"就听呗，甭发表意见"。蚊子与气温还是留给专家吧。我比较有兴趣琢磨的，还是导游小伙子也观察到的"政治狂热"现象。我自己的经验是支持他的观察的。无论清晨或是黄昏，走在公园里，迎面而来的超过两人的群体，在擦肩而过时--虽非总是，但肯定经常--在你耳边留下什么"马英九"、"国民党"、"民进党"、"阿扁"、"中国"、"台湾"⋯⋯这些关键词之一二。说"绿一套"的走过了，下一拨人又可能是讲"蓝一套"，不停地"各自表述"，也算是台式的薪火相传吧。因此，说台湾人有"政治狂热"不是不行，但似乎是一种比较特别的狂热，热多而狂少，总是"有节"的，是发乎情止乎语的。就算是有口角不止，继之以老拳的，但毕竟是极少数。若问，电视不是常有吗？但我估计电视上播出来的议会全武行，比真正发生在"市民社会"的总数还要多--虽然这类高层动作派却又不是发乎情，而是发乎利的。一般民众绝大多数是在自己的认同圈内、"自己人"的电视或广播频道里，党同伐异、大放厥词。口水喷完，也就完事了，明日续喷。就算是有少数夫妻兄弟朋友因"狂热"而脸红闹架，但"人民"也从没把这个"勇于私斗"扩及于"公战"。整个台湾，从1970年代中"党外"运动以来，为了不管是哪一种理想或信念，终至于为"大义"捐躯的应该是绝无仅有。台湾的"狂热"远远比不上我们所熟知的很多现代历史上的因信念或因偏见而来的或好或坏的"狂热"──从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法西斯主义到社会主义革命，当然还有当代的各种宗教基本教义派。"狂热"其实可说是现代性论述里被压抑的核心现象之一，因为人们总是喜欢将"现代性"以理性、冷淡、和平、宪政、市场来标榜。"狂热"于是被赋予一种自明的贬义，凡是有为一个理想目标热情进取的，都是发着"乌托邦"或"道德理想国"的大头病，而要"告别"之。我不是"为本土讳"，而说台湾不算有"真正的"狂热。如何才算真正的狂热，老实说我也说不清，可能得个案论之。但二十年来，我的确目睹台湾渐次发展出一种颇特别的政治热病，既"不进取"也非"有所不为"，而是在一种慢性的口角热病中闷烧、昏聩、消耗。而台湾人的政治热病，也不能以全称来叙述。基本上，年轻人对任何政治都比较淡漠；相对男性，女性一般和真实生活比较贴近，对政治其实不算热衷；真正称得上发着政治热病的，大多是中年与老年男性，不分省籍。当然这也是一般而言，这里还有城乡与阶级的差异，但我认为，这些差异比因年龄或性别而来的差异要来得小。为什么台湾有那么多成年男性公民变得喜欢喷政治口水，把身家谋之外的热情，大把大把地抛掷到那个狭义的"政治"上头──这个现象哪来的？而这样一种特别的政治热病又有什么样的后果？最醒目的后果是，经济就下来了──这一点导游小伙子也说了。但下来的不只是经济，而是全面。因为一个社会要"不下来"，或至少说，要能解决它的问题，必须要实事求是，不可以什么事都一刀切。台湾的政治狂热，让几乎所有的重要议题（当然更包括政治议题）都无法实事求是地讨论、解决。所有的问题，在崭露头角的那一刹那，就被箍上了蓝绿、统独的话语枷锁。然后纠缠无已，与汝偕亡。无法往前看，也无法回头看。因此，对台湾的很多重要议题，包括人民的重大抗争、政策的重大失败，大家已失去了回头检省的能力。四年前的红衫军运动（以此而言，或更早的"保钓运动"、"高雄事件"、"五二O事件"），现在早已船过水无痕，好像是大宋年间的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从蓝到绿，所记得的只有1947年的"悲怆二二八"，就连马英九在儿童节的讲话里还提到"二二八"。台湾人的历史观好像只有一个"二二八"作参照，然后，就是现在了。讲到政策，台湾的教改全面失败已是怨声载道有目共睹的了，教改后，学子的负担煎熬比之前更为变本加厉！台湾人也都爱儿女，视作心头肉，但就是无法往前走，一走就牵涉到统独蓝绿，也无法回顾检讨责任，一检讨就牵涉到统独蓝绿。简而言之，这个所谓的"政治热病"，反映的其实是整个社会缺乏一个基础共识的状况--有共识，那多无聊，如何还能喷口水？这于是联系到头一个问题：这个现象哪来的？对这个问题，我诚然无力完整而深入地回答。但我至少确信有一点是任何的回答都绕不过的：台湾的民主化历程。这是一个难以讨论的问题。为何呢？一模一样的原因，一讨论就牵涉到统独蓝绿。在台湾，不分蓝绿，都对台湾的"民主化"颇表满意与自得。稍微不同的是，绿拿着扩音器宣称是自己的功劳；蓝营慈眉善目低调感恩："都是全民的努力"。因此，要把台湾的"民主化"当作一个问题来反思来讨论的，那就有机会获得蓝绿沆瀣一疑，几乎就是"全民公敌"了，因为这又牵涉到"国家认同"了。这里有一个二元对立："民主的台湾"相对于"不民主的中国大陆"，在这个二元对立的信念或"心气"上，耸立了蓝绿共识──台独或独台。"民主"，因此与其是一个制度性、历史性、理论性的概念，还不如说是一个鼓动认同的符号。当然，要公正地理解与评价台湾的民主化，并不容易。我始终认为，台湾这些年来毕竟是没有军用吉普车夜半下来抓人的事了，而人们也不会因为意见的表达而罹罪⋯⋯这些都是可贵的。但台湾的民主化，像是个半月或月牙，我们必须要看到它的阴缺之面：那就是诉诸省籍、族群乃至上纲到民族的动员方式，以及更重要的，这种方式路径所形成的主体的状态。没有这个动员方式，是否会有他种的民主化，或是根本无法民主化，这是一个反事实的揣度，难以有令人信服的结论。但如果保守地说，那则没有台湾今日这样的民主化，则应是可信的。这样的民主化，我曾在他处简称为"省籍路径民主化"；它绕过理论和路线辩论、现实思考，与未来制度的设想，直接诉诸最情感化的身份政治：悲情的台湾人出头天。以一种"我族"的悲情为燃料，区隔其心必异的"他族"。以这个对立为心理动能，进行选举动员。这样一种动员路径的思路，始于1970年代中期，经过大大小小的各种选举操作演练，逐渐成形，蔚然成为"路径依赖"。而李登辉由上而下进行如此的动员，更造成了这一动员模式的跳跃成长，到2000年陈水扁上台时达到最高峰。这种动员模式，一直继续到2008年的大选。直到今日，仍然可以说是找不到别种出路。我们所关心的还不是这个政治故事本身，而是它的效果。它的效果即是台湾人今日的政治热病的高烧不退。30多年来的政治动员，所动员的正是人们最敏感、最脆弱、也最容易亢奋起来的那条"身份"神经。这让我想起了鲁迅的一篇杂文《春末闲谈》里的细腰蜂的毒针，它只要往它的猎物青虫的运动神经球上一螫，青虫便"麻痹为不死不活状态"，为统治者、加害者提供养分传宗接代。对人而言，身份神经一旦被螫到，那就只有这一条神经亢奋起来，其他的则都驽钝了。本来，同在一个社会空间中生活为人，你、我与他都得共同遵守或至少参照一种抽象的、概括化的"他"，也就是社会思想家米德（Mead, G. H.）所谓的"概括化他者"(generalized others)的意义。所指的其实就是社会生活所必须参照或遵守的道德底线，没有这个，社会的道德肌理就会溶解，而社会不复存焉。但在这种省籍的、民粹的动员下，这个"概括化他者"被挤到边缘，几乎要被推下悬崖。于是，社会变成了"我们"和"你们"的敌对性，每一方的"自我"都很脆弱；简单而敏感。每一方都敏感到自己的身份，以及建立在身份上的"权利"，动辄举手握拳比中指，忿忿然曰：这是我的权利！但恰恰因为"权利"后头的根本共识已经被否认了，所以所谓"权利"就是只要有利于"我（们）的"，就都是"对的"，就都是"权利"。还是英文比较精省，一个right就解决了。平时暇日还好，社会总是根据惯性而非某种神经在运行的，因此台北街头熙熙攘攘。但是，一旦新的、模糊的、不确定的情势浮出，台湾人的自我意识与"权利意识"就立刻变得很尖锐，很忿忿。台湾人过去在威权体制下，容忍、害羞、怕丢面子、不好冲突，宁可息事宁人，这些"中国文化"老底都为体制所运用，给强固下来。这固然不是好事，但是旧的不好，不必然推论出新的就必定好。"民主化"以降，台湾人变得得理不饶人，一定得争个"权利"，而且是以道德的、义愤的姿态，以高亢的、气得发抖的感觉来争取。记得几年前，台湾人坐飞机回国的时候，若遇到航空公司的行程或服务出了问题，就常常会"霸机"，不肯下来。到后来，霸得太过火了，遭遇到官方祭出法律来严惩，这才又不霸了。但我有个观察，个人意识或权利意识极强的洋人，在碰到飞机延误或是其他不甚得已的状况，却一般都反而比较体谅，也能配合。这么说，不知道算不算"崇洋"？我曾在大陆旅游，碰到旅游巴士抛锚，大家也都还笑嘻嘻地共体时艰，下车帮忙推，也没有非要"较真"，或是非要司机给个"说法"。这么说，不知道算不算"媚共"？但台湾人霸机的英勇行为好像又不曾在国外听说过，好像是只发生在返台的航班上。这大概是因为"入境"随俗罢。但这个"为己甚"的台湾人新形象，似乎又和我们一般人（包括大陆观光客）常看到的台湾人形象颇不浃洽。台湾人轻声细语、举止文气、礼貌周到，似乎是很多细心的大陆游客所看到的"文明"景观。由此甚至恭维台湾人，说我们保持了中华文化的优点云云。这不假，但这是月牙的光亮一面。在日常的、惯性的生活中，台湾人很文气、算平和，但只要出现了一种不确定的紧张情势，通常蕴含了是非对错权利争议的时候，台湾人的"气"会突然爆裂，变得很神经质，甚至歇斯底里；那条很脆弱、简单而敏感的身份神经被螫到了。台湾人似乎缺少一种以倾听与表达为基础的"解决冲突"的能力。这样一来，我们或许就能以一种新的视角理解前段时间才发生的一条众所瞩目的新闻。一个台湾清华大学的学生，坐在台湾大众运输工具经常备有的"博爱座"（老弱妇孺优先座）上，被一个73岁的老人要求让位。但老人没有得到座位，得到的是愤怒的青年的老拳。据说，"将长者打成嘴破唇肿，合并脸颊骨折"。社会的一般反应是："太不可思议了！"于是有人问：我们不是经常看到很多人就算不是坐在博爱座，也会主动起立让座的吗？言下之意，这个学生是个特例，怪之可也，反省不必。一般情形的确是如此，但评论者都没想到一个可能性吗？那就是这位大学生，如果在另一个情境中，在一个自我没有被骤然挑战的情境中，他有可能也是芸芸礼貌众生之一吧。关键在于他的"自我"被挑战了，他的"权利"被质疑了，他面子挂不住了。他无法处理这个纠结着自我与身份的冲突情境。他虽是"知识分子"、是精英，但他这方面是低能--但台湾人，包括我，却没有资格看不起他。虽说这是个案，但个案并非一定没有指标意义。而我怀疑，越是精英越是男性，一旦牵涉到了自我（个体的或是群体的），那种情绪就一发不可收拾，乃至于理法皆废。去年还是前年，台湾的一个跆拳道教练兼裁判，因为在一场国际跆拳道比赛中，被国人怀疑曲护韩国选手，造成台湾选手落败。他回来后，竟然被政治人物众口同声曰该杀，于是被永久取消了教练与裁判资格。个案不免是片面的，而且一定可以举出相反的案例。那么，我继续要说的就是，这些个案，其实是和整体的台湾政治热病有密切关联的。在这个热病之下，人们的自我一碰到挑战危机，就异常脆弱，弹指即破，因此保护起来异常焦虑促迫。但没有危机时，台湾人又异常平和煦然。那种平和形象，很多台湾人，特别是都市的中产台湾人，是引以为傲的。因此，很多台湾人总是好心地建议外来访客去参观诚品书店或是101大楼。但这种"诚品"的幽雅与精英的压抑，却又为人们私心所不餍足。人们要喧闹、要对立、要委屈、要报复、要胜利，或失败也好。"诚品"象征的只是这些折腾的暂时消停。总之，要有一种热度感，来驱逐这种日常的"诚品感"。于是台湾社会将选举政治，以台湾人特殊的心理需求，发扬光大之，成为一种节日、一种庆典，人们身处其中，每天看电视是"政治"，翻开报纸是"政治"，走在马路上看到的是"政治"，耳边所闻的是"政治"，而其中各种攻讦的、挖底的、爆破的政治语言，其耸动腥膻麻辣程度逐次逐年升级，乃至几乎让台湾人到了五色令人目盲、五味令人口爽的地步了。尽管如此，选举毕竟提示了"我"的真正存在：选举是台湾人的宗教，而其他日子是日常。而我们又观察到，"宗教化"的趋势有增无减，几乎到了每年都有大规模选举的地步，最近又端出更让全民惊骇的新戏码：五都选举。常常是，这个选举刚结束，媒体已经开始谈论下一个选举了，几乎已经分不清"宗教"和"世俗"的区隔了。台湾人对此应有某种深层的不安，因此，老是要大陆人参观那个不那么像自己的压抑幽雅的"诚品"，而不是把最像自己的麻辣咸重的选举当作观光资源。这倒是符合古训："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说了这么久的自己的故事，对大陆人的意义在哪儿呢？是不是感觉陌生但又熟悉？对我来说，两岸的交流不在各自推销自己夸耀自己，因此台湾而今的好处我就不多说了（事实上我也说了几点，例如城市老旧有老旧的美，情治系统不敢开吉普车乱抓人，知识分子不至于以言论贾祸），而是应该各自透过自我批评，将比较真实的，或至少比较受压抑的观点表达出来。透过批判，找出前进的方向，而恰恰在这个过程中，自己有可能成为他者的一个经验参照。台湾的民主化诚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成就了一些制度面，但却把主体的状态给扭曲了。而这个没有长足气力的、自怜自爱的主体，又如何能面对新的现实、新的挑战，又怎能保住既有的制度成果呢？这是一个大问号。民主是人走出来的，台湾的民主有可能走入死胡同，但也可能有转机。关于未来，谁又知道得那么确凿呢？但台湾的经验也许可以给大陆作一个参照，那就是现存的台湾式选举政治，如果输出到大陆──一如不少台湾人的一厢情愿，那将极可能是一场灾难。因为大陆虽然没有台湾式的省籍或族群问题，但更多的更深的其他切线，一旦被台式的选举政治所动员，它的后果将不堪设想，而遭难的首先是这些"选民"，也就是细腰蜂的青虫。这些"切线"不是不要面对，是要如何面对。而问题的核心，是民主体制里的主体状态问题。这样讲，首先就会遭到来自岛内外某一派朋友的拍案决眦：你竟然反对民主！我要说，我不但不反对民主，还很愿意支持民主。我只是提出一个问题：面对台湾的"省籍路径民主化"以及这样的民主化的结果之一--政治热病，以及主体的无穷消耗，我们该当怎么办？我的基本立场是："选举"甚或"民主"，都是世俗化概念，都是可以言语化的对象。这点共识大家应该有。如果没有，那真是什么都甭谈了。（作者单位：台湾东海大学社会学系） 

虽然我在两岸中说话，我还是在解决我所面对的问题（虽然这些问题[例如两岸的和平和解]最终也必然是您的问题――这是「区域」存在的理由），如果我的言说让您感觉轻松释然：「啊，台湾情况是这样啊，那我们….」，而非一个区域批判知识界大家一起来承担（而非卸下）的工作邀请，那我就必须深自反省那脱离於我所掌握的那个论述效果。而看来这的确是区域批判知识界的一个重要的、等待克服的问题

孫歌的真正的結論是她要和我們一起當「台社人」，共同在這個沒有機會看到立即成果的知識實踐中，沒有終極保證，甚至沒有安慰地，一步一步前行，徬徨地前行。當然，在這個前行的隊伍中，我們還可以辨認出魯迅與陳映真的身影。

回应刘纪蕙教授《与赵刚商榷：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中国”理念》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