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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园:“今之人谁肯迂者!”

后来读黄宗羲的《思旧录》,其中写陈龙正投书刘宗周,黄宗羲看了后,说:“迂论。”刘宗周却说:“今之人谁肯迂者!”“今之人谁肯迂者”,这句话正可用于樊骏。
赵园 樊骏
我有时会想,倘若活在另一时期,樊骏会是个“贵族知识分子”的吧。他出生在上海,家道殷实,早年读过教会学校。但当他1950年由北大毕业时,已是“新社会”、“新时代”;此后所从事者,是与政治史、革命史撕掳不开的“中国现代文学”;职业生涯之初适逢“知识分子改造”,又长期生活在风沙弥漫的北京(这一点在我看来并非无关紧要),也因此就成了我所认识的樊骏。如果我没有记错,他似乎也有过回上海养老的念头,却终老于斯,且在那座敝旧的宿舍楼,隘、陋、阳光不充足的住所。你只能由某些细微处,比如着装习惯,看出一点他早年生活的痕迹。去世前的樊骏,已是社科院文学所“元老级”的人物,经历过文学所的“何其芳时代”,被认为有那个时代的流风余韵。只是在我看来,他待己之苛不免于过,略近于不情,“严格要求”中少了一点馀裕,更像某一种古人。 
我会随时意识到樊骏属于另一时代,尤其1990年代之后。他应当是自己所属的一代中较为经得起潮水冲刷、不大容易被“时代”坚硬的胃消化掉的人物。我曾一再暗中比较他们和我们——“他们”指我所熟悉的樊骏、王信等几个人,“我们”则是我自己和二三好友。我们远不及他们的“粹”。“粹”自然指的是“纯度”。我所研究的明代人物,有对“纯度”的苛刻要求,拟之于金子的成色,所谓“淋漓足色”。我们因早年生长的环境,以及此后阅历的人生,有了种种沾染,其不能“粹”,亦属自然;而他们的罕见稀有,则因虽后来亦经历了种种(如“文革”),却能保存本有的纯净质地。这似乎又要归因于早年的生活环境与成长期的社会氛围。我对他们的“粹”怀了复杂的感情,有时甚至有几分怜悯,以为经历、经验过于单纯,如毛泽东所说的“三门干部”,不能不限制了涉世的深度,而研究文学也即研究人性、人生、人事,那种“粹”是否预先决定了所能到达的境界?但对那“粹”仍然怀了羡慕。如果不过分注重事功(即所谓的“学术成就”),那种境界应当更有益于生存。上面的意思,不曾在樊骏生前对他说过。倘若他在九泉下有知,会否是一脸我所熟悉的不大以为然的轻嘲的神情? 
2009年文学所为樊骏举办八十寿庆,其时这单位刚发生了一些在我看来极荒唐的事,于是我的发言不免含了愤激,说樊骏是幸运的,他经历了为人艳称的“何其芳时代”,又经历了改革开放之初学科的崛起;待到所内空气渐趋污浊(我当时用的是较“污浊”更刺激的字眼),他退出了文学所的事务;待到这里的环境更加污浊,他对周边发生的事已失去了理解能力……事后王信对我说,“何其芳时代”没有那样美好。其实我何尝真的不知道,只不过在借寿庆这场合“说事儿”,说我对近事的感受罢了。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精神”,部分地承自其对象,尤其五四新文化运动。践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某种精神,或许可以作为学术工作者与其对象间关系的特殊一例,是学术史考察的好题目。几代学人——由朱自清至王瑶先生的一代,与樊骏所属的一代,使这个时间跨度仅三十年的学科,一度显示出恢宏的气度与生气勃勃的面貌,在我看来,较之同一时期的其他某些学科,更能体现1980年代的学术文化精神。被这种精神所滋养,我是自以为幸运的。我自己得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专业背景,得益于1980年代的学科环境,回首自己的学术经历时怀了感激。当然也不妨承认,“我们”也参与了这学科环境的营造,与“他们”有精神上的相承,对此不必过于自谦。 
19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两次“创新座谈会”,第二次已见出衰飒,却在变化着的环境中,依然坚持着发现、鼓励年轻一代学人。“文革”大破坏之余培植元气也培植正气,被认为学科的急务。以“兴起人才”为己任,对后起者奖掖、鼓励不遗余力,以此造成的健康的学科风气,至少延续了十余年之久。“我们”是最直接的受益者。当着“我们”中的一些人走向了更宽广的学术空间,目送“我们”的,仍然是这种鼓励、欣赏的目光。转向了“明清之际”之后,樊骏对我的学术工作已不能了解。知识基础的狭窄,也是我所以为的“他们”的缺陷,为“他们”学术成长的环境所造成,无关乎个人的才智。而“我们”只不过起步稍晚,尚来得及做一点有限的弥补而已。以樊骏自省的冷静,自我评价的清醒,对此一定看得很明白,却乐见较他年轻者的学术拓展,没有表现出任何褊狭固陋的“专业意识”。在这一点上,无论王瑶先生还是樊骏,都是鲁迅的真正传人。 
我不曾在樊骏生前称他为“老师”或“先生”,樊骏则常常以我为例,要年轻同事不要称“老师”,说赵园就是自始直呼其名的。其实在北大读研期间,曾听过他一次课,内容已不记得。后来他参与了我的学位论文答辩,因了关于他如何苛刻的传闻,事先受了一点惊吓。之后成了同事,稍多了一点交谈,谈过些什么也全不记得。待到他退休之后,每年在固定的日子登门探望,却更是在与他的友人交流。后来因中风后遗症,对我们的谈话,他能听懂的越来越少。他当然是希望懂得的。他仍关心着他供职过的惟一的单位。但听不懂于他,未尝不是好事——何必用那些烂事儿增加他衰病中的负担? 
据说当初樊骏为唐弢先生作助手时,对研究生相当严格,以至因此结怨。他的坚持不招研究生,或许与此种经验有关?由我看来,樊骏无意于让人怕,倒是有点怕人,与不相熟的人打交道时心理紧张,有社交方面的障碍,却又偏有古人所谓的“金石交”。但对触犯了他所以为的道德底线的,却不肯宽假,会形之于颜色,确也是真的。他始终未脱出五六十年代的“清教”(这里系借用)传统,惯于自我抑制,与古代中国的道学一脉相近;却又率性,不掩饰好恶喜怒,偶或令人不堪,又略近于以青白眼对人的古代名士。尽管早已被“改造”为“平民知识分子”,在我看来,仍保留了骨子里的“贵族气”,不苟且,不追随时尚,对“潮流”反应迟钝。流行过“最后的……”这种修辞,比如“最后的士大夫”、“最后的贵族”等,我常常会想,樊骏也应当是某种孑遗,某种“最后的”,却又怀疑自己经验的广度,且一时不能断定他是“最后的”什么。 
与樊骏同代的不少人有顺应时势的调整,他则属于不合时宜、缺乏“灵活性”的那种。我曾当面说他的“迂”。后来读黄宗羲的《思旧录》,其中写陈龙正投书刘宗周,黄宗羲看了后,说:“迂论。”刘宗周却说:“今之人谁肯迂者!”“今之人谁肯迂者”,这句话正可用于樊骏。其实处如此复杂的环境,他也并非真的迂阔不通世务。“文革”中曾卷入派仗;“文革”后在不那么正常的单位环境中,也曾勉为其难地“干预”,难免有不得已的妥协。我听到过他使用“痛苦”这个词,自以为很理解他的感受。他真能做到的,大概只是守住书斋里的宁静,不因利害的考量而放弃操守,不为单位人事所裹胁绑架,如此而已。而“我们”较“他们”皮实,对“不洁”的承受力稍强,虽“痛苦”而不那么难以承受——不知这在“我们”,是幸抑不幸。 
洁癖从来是要抑制活力的,不但有可能限制对文学对人生的感受能力,甚至会限制了人性的深度。对此古人看得很明白,如每被引用的张岱的说“癖”说“疵”。这也是“美德”的一种代价。对樊骏,我不取“无私”、“淡泊名利”一类道学气的说法,更愿意相信他只是将学科发展置于个人名位之上,少了一点私利的计较,如此而已。1980年代眼见他花费了那样多的时间,用于每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述评”,以为近于精力的虚耗;他显然没有这一种关于“投入—产出”的精明算计。那种对学科的责任感是我所没有的。单位所拟“讣告”提到了他为了设立学术奖项的“慷慨捐赠”。我其实不大以为然于他的这种“慷慨”,以此作为他的“迂”之一证:何不用于改善自己的居住条件,或做一点其他更有益的事,比如慈善救助?他早已不明白目下的“评奖”是何种“操作”,想到的却只是用这种在我看来古老的方式“鼓励学术”。 
我的导师王瑶先生对樊骏不但欣赏且极为信任,更是对同行而非晚辈的态度。樊骏对王先生,就我见所及,似乎也是虽有对前辈的尊重,而更以之为同行。中国现代文学界的几代学人,就在这种融洽且澄明的气氛中。融洽固不易,澄明更难得。我怕这一切已不能复现,怕他们真的成了上文所说的“古人”。 
由樊骏想到了一代人的际遇。在我看来,樊骏在精神气质上,更与其前的一代学人相近,却不能不受制于1950—60年代的学术环境、学科状况。相信那一代有未充分实现的可能性,未尽之才、之能,未及激发的潜能,亦所谓造化弄人。这些年来,出现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人——所谓的“民国知识分子”——吸引了较多的关注,却多少冷落了距我们最近的这一代,即五六十年代涉足学界的学人、知识人。作为学生辈,我们也不免于势利,不能免于以学术成就取人,妨碍了对于他们探究的热情。 
我对樊骏其实了解有限,比如全不了解他的早年经历,不了解他的北大年代,不了解他的“学部”岁月。1981年底我进入文学所时,“学部”的“文革”像是还没有过去,那段历史却至今未曾被真正面对。有上述诸种“不了解”,就只能说一点浮光掠影的印象。我相信校园、科研院所的气象系于“人物”。对于系于何种人物,却从来见仁见智。尽管对樊骏的人格一直有称美,对此不认可的想必另有其人。而且应当说,那“人格”在其人生前,未见得发生过怎样的影响,也未见得真的为他所在的单位看重。 
最后还应当说,樊骏并非学界中人所共知的名字。限于工作领域,他的学术影响更在一个具体学科内部。但所谓知识界、学术界,岂非正由这样的知识人、学人支撑,且决定着这种“界”的品质?倘若我们这里真的形成了“学术共同体”,他们则是这“体”的骨骼。至于樊骏的学术贡献,有钱理群的长文(刊《文学评论》2011年第1期),无需我再妄评。看到周围的年轻学人因了他的去世而更加关注学术史、学科史,相信他在九泉之下会感到欣慰的吧。 

2011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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