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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以来，“官场小说”颇为兴盛，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影响，但在文学界却很少被纳入研究的视野，

张猛导演的《钢的琴》有一个巧妙的构思：下岗工人陈桂林为了在离婚时挽留住女儿，需要一架钢琴，但是他既没有钱买，去偷又搬不动，最后他决定自己制造一架钢琴。于是他一一寻找铸造厂下岗的旧日同事，杀猪的，修锁的，打麻将的，做小买卖的，以及退休的“汪工”等，他将这些人联合起来，在废弃的工厂开始铸造一架“钢的琴”。影片以这一故事为核心，让我们看到了后社会主义时期的工人状况，如果说下岗之前，这些工人是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的，而在下岗之后，他们则分散地走向了各自的生活，他们不再作为一个集体而出现，而是散落在社会结构的不同层面，独自承担起了自己的生活。与以前相比，他们的生活不再有集体的保障，他们的精神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昂扬或自信，而是处于挣扎与困顿之中，在这个时候，“制造钢琴”这一事件将他们团结在一起，他们又相聚在旧日的厂房之中，开始为一件“共同的事业”而奋斗，但是时过境迁，他们这时团聚在一起，与以前已经有了极大的不同，破败的厂房，巨大的管道，废弃的烟囱，都在说明一个时代已经结束，而他们重聚的欢欣与劳作的快乐和这些场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一种近乎荒诞的喜剧效果。这可以是一种双重“错位”，他们在一个不属于他们的时空中仍然延续了旧日的行为，这是时空上的错位，而另一方面，他们“联合起来”的目的也和以前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在下岗之前他们铸造钢材是在为国家或社会主义事业做贡献，那么此次“联合起来”，则只是为了私人的目的，帮助陈桂林造一架钢琴，同时在这里，“钢琴”作为一种象征性的符号，则代表着另外一种生活方式——讲究格调或趣味的，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这样一种追求与他们“联合起来”的行为本身也构成了一种错位或反差，即在联合的过程中，他们并没有形成自身所处阶层的阶级意识，反而是另一阶层的阶级意识或主流的意识形态在向他们渗透，他们所努力的目标，不过是为陈桂林的小女儿提供另一社会阶层生活方式的象征性符号。在这里，他们所认同的价值观念与陈桂林前妻并无太大的不同，所不同的只是他们提供的方式更加艰难曲折而已。在此处我们也可以看出，昔日的“工人阶级”在经历了沧桑巨变之后，仍然没有生成自己的“主体性”，在思想意识上仍然为另一阶层的主流意识所主导，而并没有发掘出自己生活方式与思想意识的真正价值。但是另一方面，这些下岗工人毕竟联合起来了，那么是什么促使他们联合起来的呢？除了与陈桂林的私人友谊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另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对集体的渴望与对昔日生活的美好情感，他们共同保有着对那一段生活的温暖回忆，那是他们生活中最值得珍惜与骄傲的日子。那不仅属于他们个人，也是属于钢铁产业乃至“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辉煌。正是这些美好的回忆，以及他们在过往生活中所形成的彼此之间的情感，让他们以一种新的方式走到了一起。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情感联系，这些工人在下岗后散落各处，从事着不同的行业，但是一旦遇到某一件事，他们还是可以重新凝聚在一起，可见他们之间的情感联系是那么坚固。而这样一种关系，既来自于现代化大产业在运行中所产生的协作需要，也来自于同一社区“熟人社会”所凝聚起来的情感，可以说是一种既现代又传统的关系。这一关系不同于传统农业社会的熟人关系，因为他们所从事的是现代化的钢铁产业，也不同于现代私人企业工人之间的彼此隔离，因为他们在生活之中也形成了紧密的联系，同时他们也不同于传统的以“义”为核心的江湖兄弟的关系，因为他们所从事的是一种以现代化与社会主义为目标的大业。但是这一关系也带有上述三种关系的某些特点，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有传统中国特色的阶级或同志关系，或者说是一种“阶级兄弟”关系，他们在阶级关系上叠加了“兄弟”关系，形成了一种独特而密切的现代人际关系。影片中对这种关系有着细致的把握，但也没有回避其内在的复杂性，人与人之间性格的差异，彼此之间的矛盾与纠葛，现在生活处境的不同，等等，但是这些内在的差异并没有成为他们彼此合作的障碍，反而更加丰富了他们之间的情感，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多面性及其内在的一致性。影片的整个故事逻辑正是建立在这种“阶级兄弟”关系之上，不过这是一种迟到的表演，是沧桑巨变之后的缅怀与追忆，也是一种深情的告别或对未来的期盼。在结构上，影片采取了类似《七武士》、《海角七号》的组织方式，不同的人物在面临一件大事时，经历种种波折、矛盾与纠葛，最后凝聚在一起，共同面对与解决了这一问题。在《七武士》中，这一事件是对付外来的强盗，在《海角七号》中，这一问题是组织一场音乐会，而在《钢的琴》中，这一事件则是制造一架钢琴。这样的组织方式的长处在于其丰富性与曲折性，如《七武士》便塑造了七位性格迥然不同的武士，《海角七号》也呈现了不同阶层的人物在组织音乐会这一事件上态度的差异，这一结构不易把握，如果处理不好，很容易散漫或散乱，是对主创人员结构能力的一个重要考验。《钢的琴》对这一结构有着较为出色的把握，影片中的陈桂林、淑娴、王抗美、大刘、胖头、二姐夫、汪工、季哥、“快手”等人，形象鲜明，个性突出，他们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故事，最终融汇到“造钢琴”这一大故事之中，在一个“集体”之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们既分工又协作，既有矛盾，又统一在一起。相比《七武士》、《海角七号》，由于《钢的琴》的结构方式与主题呈现相关，因而别具一番深意，他们的“组织起来”，是在下岗分散之后的重新“组织起来”，所以这一组织的过程也就更加引人深思，所以当影片中荒废的厂房中再度响起他们的欢声笑语，再度迸溅起钢花，再度充满忙碌的身影，他们所勾起的，不仅是历史的温情记忆，也是对现实的批判性反思。或者说，影片向我们展示了历史的另外一种可能性，让我们去想象：如果没有下岗或国企改制，他们的生活是否会更好一些？我们的国家是否可以更好一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将这部影片与库斯图里卡的《地下》（《没有天空的城市》）、沃尔夫冈-贝克的《再见，列宁》加以比较，这两部影片也提供了反思历史的一种新视角，以轻盈的艺术构思让我们看到了历史的厚重。在库斯图里卡的《地下》中，革命已经结束，而被骗的革命领袖与他的同志转入“地下”，在那里继续坚持革命理想与斗志达20年之久，等他们终于发现这一骗局时，南斯拉夫已经沧桑巨变，面目全非，库斯图里卡以此来反思南斯拉夫的历史，而在《再见，列宁》中，儿子阿历克斯为了不刺激病中的母亲，隐瞒柏林墙倒塌，假装东德依然存在，于是在那间小公寓里，阿历克斯尽力描述着一场东德仍然繁荣昌盛的场面，从食品到服饰，甚至伪造电视新闻，最后他甚至导演了一出西德为东德统一的“戏剧”。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历史的另外一种可能性。在《钢的琴》中，虽然没有南斯拉夫、东德那样天翻地覆的巨变，但是中国的发展与时代的巨大转折，也让我们对另外一种生活与生产方式感到陌生，——那种集体的、“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被冠以“大锅饭”、“铁饭碗”的命名受到批判与否定，在市场经济时期已经失去了其“合法性”，影片则以一种新的方式将我们带到了那样的生活方式之中，让我们看到了那种生活方式曾有的温暖与美好回忆。但是这样的反思，是在双重隔离的效果之中达到的。如我们上述所言，小说在荒凉的厂房中再现了火热的劳作场面，具有一种强烈的时代对比，这种对比具有一种反讽性的戏剧效果，这可以说是一重“隔离”，另一重隔离则来自影片的艺术效果，影片在呈现上述场景时，配以欢快或怀旧的音乐，这些音乐的巧妙运用使我们在接近这一场景时又远离了“现实”，可以从一种有距离的高度面对这一切。这双重的隔离，将一种更加丰富的历史与艺术意蕴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不得不思考历史的另外一种可能性，在时代巨变之后，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工人曾经有过的历史，如何面对工人当下的现实？影片对“转折”的戏剧性呈现，及巧妙的艺术构思，让我们可以像《地下》、《再见，列宁》一样，面对与思考这一历史转变对国家发展所带来的种种后果，并探索新的可能性。再见列宁中的母子另一方面，如果与描述工人生活的电视剧如《大工匠》、《钢铁年代》、《金婚》等作品相比，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电视剧几乎都以编年的形式讲述工人生活数十年的演变，它们所表现的是历史的“延续”，这一“延续”又因为故事的家族结构与个人成长史的讲述方式而得到加强，于是其中呈现出来的工人生活的故事便似乎是“自然而然”的变化，在其中我们很少能够看到历史的“转折”与“断裂”，在这里，“工人阶级”的故事便不是一个阶级的故事，而表现为“家务事，儿女情”，“工人阶级”命运的转折也不是一个整体性的叙述，而表现为家庭与个人命运的沉浮。这样讲述故事的方式虽然为电视观众所喜闻乐见，却缺乏对历史的一种总体性的认识和把握。而《钢的琴》不同，它所讲述的是历史的“断裂”与“转折”，将不同时代工人的生活方式，以艺术的方式“叠加”在一起，在巧妙的对比中，让我们看到了历史转折在每个人的生活与心中留下的印痕，这样的方式虽然不像上述电视剧那么面面俱到，但却从总体上让我们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处境。在他们作为一个“阶级”瓦解之后，他们只能以个体的方式进入“历史”，因而是无力的，他们所拥有的只是个人技艺，但这种技艺在离开工厂之后又无用武之地，只能成为小生产者式的谋生的饭碗。在影片中，我们可以从不同的地方看到这一对比，在影片所营造的氛围中，我们可以看到“集体”时的火热与现在厂房的凋敝，“钢”这一意象，在过去的时代是“铁水奔流”的象征，而现在则是冰冷的，甚至是“废铁”，只有在“造钢琴”的过程中，才回光返照似的重现了昔日的火热与激情，而这只不过是转瞬即逝，在影片的结尾处，陈桂林的父亲去世，或许这真正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钢铁年代剧照张猛导演的《大耳朵有福》曾经引起电影界的广泛关注与好评，这部影片描写一个退休工人一天的生活，他生病的老伴，被羞辱的女儿，在外惹事的儿子，无人照顾的老父亲，以及他漫长而艰辛的寻找新工作的过程。影片以生活流的方式展现了他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底层小人物的现实处境及其喜怒哀乐，这部影片深入到人物的生活与内心深处，较之某些描述底层生活的纪录片与故事片，更深刻细腻地表现了这一阶层的生活世界。而作为他的第二部作品，《钢的琴》与《大耳朵有福》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两者的相同之处在于它们所关注的都是底层小人物或“工人阶级”的历史与现实处境，甚至《大耳朵有福》中的主人公王抗美，在《钢的琴》也作为一个次要人物出现，更是将两部影片联系在一起，也显示出创作者创作“系列影片”的艺术雄心。两者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艺术表现方式，《大耳朵有福》是以接近纪录风格的“生活流”表现主人公的生活，而《钢的琴》则更体现了创作者艺术上的精巧构思，但是这一艺术化的表现不仅没有削弱对生活的深入，反而以新的方式让我们从一个更加开阔的视野去看待工人生活的变化。在艺术表现上，二者也有相似之处，那就是音乐元素的出色运用，这些革命歌曲、通俗歌曲与钢琴曲，不仅象征着不同时代的风格与文化理想，而且也将我们带到了历史与时代的深处，让我们可以从总体上思考工人生活的变化，历史的转折，以及新的可能性。

左岸文化特稿。1991年陈东捷到1978年创刊的《十月》做编辑，至今已过20年，谈文学期刊的变化等

“乡土文学”的说法最早来自鲁迅先生，1935年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指出：“蹇先艾叙述过贵州，斐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之方面来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讲述的所有故事也都是当代经验与想象的投射，在整体上可以看到，这个时代的价值观是支离破碎的，在历史与现实的剧烈变动中，尚未形成一种能被普遍接受的具有恒定性的新型价值观，仍然处在历史的巨大转型之中，仍然需要继续探索

新小资是否掌握了"文化领导权"，或者掌握了什么样的"文化领导权"；"小资"在当前社会结构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小资文化具有什么样的特色；在未来中国文化的发展中，"小资"将会起到怎样的作用？

2009年9月18日，由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和中国作家协会联合主办的“陈映真先生创作50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附录李云雷札记一篇：从排斥到认同——大陆作家对陈映真20年的“接受史”

10月9日，世界媒体峰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峰会执行主席、新华通讯社社长李从军在致辞。

至少是从明代后期以来，明清江南的精英教育，已不只限于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的学习。"经世致用"之学，在精英教育中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除了历史、地理、法律等方面的知识外，实用数学也是这种"经世致用"之学的一个基础。

能源对GDP的贡献率至多是10%；新能源现在在能源中的比例还不到10%，即占经济总量的比例还不到1%，靠此来引领未来发展、引领经济走出低谷，可能性极小。今天的中国，新能源产业一哄而起，正在变成一个高风险、过度竞争的产业。能源是垄断性的行业，新能源盘子较小，十几家至多几十家公司就够了。国家应发挥建立有限、有控制新能源市场的主导作用。

从2007年到2011年五年间，俄共党内斗争不断，以久加诺夫为首的主流派与反对派展开了激烈交锋，如2007年反对"新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2008-2010年先后改组了圣彼得堡市和莫斯科市的俄共分部领导机构，撤换了市委主要负责人。双方除了在干部和组织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外，还在思想理论上围绕久加诺夫提出的"俄罗斯问题"和"俄罗斯社会主义"展开了激烈争论

早期道教虽然相信人死为 “鬼”，“鬼”能祸人，可是却反对张兴祭祀，认为死人阴也，事阴不得过阳，事死不得过生，否则便是“逆气”、“逆政”，其害使阴气胜阳，鬼神邪物大兴，行病害人，怪变纷纷。

1991年意大利共产党更名易帜后，后继的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人党都经历了数次的分化、组合、再分化、再组合的过程。目前两党的队伍力量与上世纪90年代比可谓急剧衰落，在工会中的影响力微弱，同时还面临着阶级基础变化，政党政治趋于中间化，党内矛盾悬而未决等诸多问题。虽然当前意大利深陷经济危机，处于政治过渡期，但生存于自由人民党、民主党和北方联盟夹缝之间、备受制约的两支共产党，要进入意大利政治中心依然困难重重。

上下篇

对于公众而言，要真正搞清哪些属于专家的能力问题，哪些属于专家的职业操守问题，恐怕还有相当难度，这主要是由医患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医学本身就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科学，16世纪到18世纪经验医学和理性医学的齐头并进，19世纪临床医学的诞生以及实验医学的飞速发展，20世纪公共卫生事业的显著进步，都使得医学的专业化不断加强。

另据称，“世行报告”世行方面的负责人私下透露，世行观点为：中国无需重复俄罗斯的失败道路，国企私有化的建议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执意添加

在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对未来道路的选择上，几乎难以找到可以被共享的思想资源。本文试图以新启蒙思想为坐标，对当下的诸种理念做一个简要的梳理和剖析。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将永恒地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陈平原评价章太炎为“有思想的学问家”，一语中的。学者学术根基扎实，又能对社会有所担当，实在寥寥。当今，其实也可以发现许多学者当得起这个称号，比如乔姆斯基，再比如佩里·安德森。安德森以历史学家名世，为西方近代绝对主义政体研究头号权威。但是他更为人所熟悉的是知名的西方左翼杂志《新左翼评论》的主编，知名的左翼思想的捍卫者。中国已经翻译引进了很多安德森的著作，奠定其一流历史学家地位的《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均已翻译成中文。在中文学术界，特别是世界史和社会史研究界有巨大的影响。作为思想领袖安德森的著作也被引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交锋地带》之后，社科文献出版社新近又出版了《思想的谱系》。对保守主义的批评虽然同为“系谱”，但是《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和《思想的谱系》是两类著作。前者是历史学问之作，后者则是思想论辩之作。就中国的现实而言，前者的意义要远远高于后者。《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对中国人认识西方近代转型、民族国家的兴起，有极大的开拓性意义。对于深陷现代化困境的中国而言，是能提供具体的知识解惑的。后者则是作者参与西方当代思想论辩的论集，因为时空不同，所针对的问题对于中国的读者而言是带有隔阂的。其论辩的对手，欧克肖特、芒特、阿什对于中国而言都是相对陌生的人物，更不要说布伦纳、博比奥这样的学者了。而作为思想史研究，本书又不那么专业。故而，这本《交锋地带》的姊妹篇会和《交锋地带》一样，大约能给专业思想史学者提供一些思想火花，但达不到《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的影响力。不过，缺陷并不能掩饰安德森思想论辩的意义。比之于《交锋地带》主要与专业的社会史学者论辩，在《思想的谱系》一书中，更能发现安德森的立场与观点。安德森从不讳言其左翼身份。《思想的谱系》所要捍卫的，是自启蒙运动以来左翼的进步观念：平等、民主、人权，以及社会发展进步的基本信念。他首先将论辩矛头指向“顽固右翼”：欧克肖特、施密特、施特劳斯和哈耶克。虽然这四位思想家并不一致，但是安德森清楚地梳理了他们的统一特征：反现代。无论是欧克肖特的英国式保守主义，还是施特劳斯的古典保守主义，以及哈耶克所谓的反理性构建，施密特的决断政治。安德森都毫不客气地斥其为“巫术”，通过各种形而上学的话语，欺瞒蒙蔽大众，用所谓的传统和德行否定自由平等和民主等最基本的现代理念。同样安德森也毫不客气地批判政治学家芒特和历史学家阿什这样的当代思想家，却是另有一番原因。作为英国保守党重要智囊的芒特，犹如18世纪的威灵顿公爵，一心想要保护一个“堪为完美”的政体，而对其问题视而不见。而研究苏东问题的阿什，则像威灵顿的对手拿破仑，一心想把西方的政治体制完全推广到全世界，缔造一个民主资本主义的世界。这两种趋向，对于左翼的安德森来讲，都是不可容忍的。我们可以发现他并没有把矛头指向以赛亚·伯林、雷蒙·阿隆等更有影响力的自由主义思想家，而专挑这些以保守主义面目出现或者以反思启蒙面目出现的右翼思想家，以及那些抱残守缺和胆大妄为的学者为论辩对手。这充分显示了安德森作为一个左翼的思想领袖，对于现代价值的坚守以及关怀。对同一阵营的批评与右翼论战是一回事，对自己同一阵营的批判又是另一回事。安德森毫不客气地将罗尔斯以及一直以马克思主义自居的哈贝马斯归到中间骑墙派，长期被认为偏左的，倡导调合冲突的思想家博比奥也被安德森划在骑墙派的范畴。安德森的态度始终如一，这些政治哲学家并没有尽全力捍卫启蒙运动以来的进步观念，在现实中有着调和妥协的倾向，特别是向他所批判的哈耶克、施特劳斯等人所勾画的方向妥协。对资本主义本身的不平等性，对市民社会和民主的排他性，对资本主义历史性认识不够，这些都是安德森所不满的。理论体系的欠缺不是安德森批判的最核心内容，他要探讨的是这几位政治哲学家为什么会走向支持帝国主义扩张——赞成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其理论体系的缺陷，自然会导致学者的选择，但在历史学家安德森看来，这里更重要的是当代政治哲学家更多的问题背景是二战，以至于他们无法论述当前所面临的问题。这种历史性的匮乏，大约只能让历史的进程来处理了。作为英国左翼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人物，安德森和E·P·汤普森以及布伦纳、霍布斯鲍姆等人都有多年的友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批判的笔不会指向自己的朋友。安德森对于左翼阵营的批判更多的是恨铁不成钢。他对躲在书斋里的自我安慰和积极参与政党政治都没有好评。学术的进步和胜利不能代表现实政治观念的胜利以及社会进步。安德森含蓄地批评了好友汤普森沉迷书斋，但却在文章的结尾提到晚年的汤普森对欧克肖特的警惕。毫无疑问安德森是好辩的，但是他更在乎的不是个人论辩的胜负，而是价值理念的捍卫。安德森遗憾地指出拉美文学巨匠马尔克斯的自传未能清楚地写明哥伦比亚内战的过程，太过于讲个人的故事了；而霍布斯鲍姆的回忆录则避开反思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斯大林主义。安德森毫不客气地称略萨是政治动物，而马尔克斯并没有认真对待印第安文化。而对于霍布斯鲍姆积极参与英国工党政治，安德森则是另一种不满，因为不是霍布斯鲍姆改造了工党，而是工党改造了他，纵然工党重新执政，但是英国左翼社会主义理念已经丧失了。这便是佩里·安德森在《思想的谱系》中所大致勾画的现代思潮的画面，但是我却觉得更多的是这位杰出的历史学、左翼进步思潮的领袖个人肖像。对不平等、对霸权的不妥协，对于自由、民主、进步观念的捍卫。不管我们赞同他的批判与否，但是无可质疑的是当代的世界是需要这样的左派的。

2011年9月17-18日，武汉大学珞珈山麓，桂子飘香，第三届中日学者中国古代史论坛隆重召开。此次论坛由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日本东方学会、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共同主办，论坛主题是“朝野之间——中国中古国家秩序与地方社会”，下设三个议题，分别是：中古国家秩序的构成；中古地方社会的内部构造；中古国家与地方间的权力互动及文化关系。来自中、日两国的五十余位学者出席会议，围绕主题，与会学者发布了近三十篇研究成果，代表了相关问题研究的最新进展。 一些论文以较为宏观的视野，探讨国家秩序与地方社会之关系。比如卜宪群先生《“乡论”与秦汉国家秩序》一文，将秦汉时期的“乡论”设定为一个特定概念，对其内涵、范围、演变等重新加以诠释，认为从长时段的历史进程看，社会秩序终究决定着国家秩序，而非相反。王彦辉先生《秦汉时期邑聚变迁下的乡里控制》认为秦及西汉初年以“邑居”为主，西汉中期后以“散居”为主，中国城乡分离发生较早，最迟在西汉末年，乡村人口已超过城市人口。林文勋、田晓忠、黎志刚三位先生《从“豪民”到“田主”：汉唐间的社会变迁》一文，论述了顾炎武所说的由汉至宋、“豪民”演化为“田主”的过程，认为这一演变正是中国古代土地所有制关系和社会经济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过程。鲁西奇先生《汉晋间浙南濒海地域的历史进程》借用陈寅恪先生“濒海地域”概念，研究浙南濒海地区的历史演进，认为在六百余年中，实际控制浙南濒海地域并主导其地方社会建构与发展的，大抵主要是各种类型的地方势力。渡边义浩先生《西晋的五等爵制与贵族制的确立》对西晋的五等爵制进行了细致剖析，认为其与州大中正之制相结合，形成了带有世袭性的中国贵族体制。陆扬先生《晚唐清流文化与唐宋社会之转型》讨论了晚唐清流文化的内涵、特性、作用等，认为清流文化系统在唐末五代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为北宋初年的政治文化格局的奠定起到了关键作用。 除了宏观视野的研究之外，更多论文是从微观解析入手，讨论具体问题。比如池田知久先生《〈老子〉的政治思想与自然》利用近年出土文献，论述“自然”的意义并非“自然而然”，而是“自己”，并阐明《老子》一书中的政治思想。楼劲先生《北朝的法律体系与唐〈格〉、〈式〉之源》把唐《格》、《式》之源放在北魏以来法律体系变迁的背景下考察，认为条制的盛行及其所促成的敕例编纂法典化趋势，是贯穿《格》、《式》形成史的一条重要脉络。妹尾达彦先生《隋唐长安城与郊外社会的诞生》对隋唐长安郊外的社会空间加以研究，探讨了这一郊外生活的形成过程及其历史意义，认为崔护的小说《人面桃花》正是当时都城与郊外关系的写照。王承文先生《唐代房千里〈投荒杂录〉与岭南南部沿海的雷神崇拜》细致描述了岭南沿海雷神崇拜之起源及演变，从一个新颖的视角，富于启发性地展现了古代中央王朝与边远地区的权力和文化互动关系。冻国栋先生《再论唐宋历史变迁中的“四民分业”问题》以敦煌唐写本《二十五等人图》为中心，研究了“庶人”之含义，认为其内涵同于编户，而当时“士”、“庶”界限之模糊，从一个侧面，标识着士族制时代的终结。兴膳宏先生《宋代人如何看魏晋南北朝诗文》一文重点讨论六朝文学对于宋人的意义，认为除了对于少数著名诗人外，宋人不太关注六朝诗人，这与宋人对唐诗的关注形成鲜明对照。梁建国先生《朝野之间：宋代父老与国家秩序》从“父老”的视角，探讨朝廷与基层社会间的关系，认为父老及其代表的庶民时常处于被操控的弱势地位。岸本美绪女士《清初上海人士的国家观——以〈历年记〉为例》以姚廷遴的《历年记》为核心，考察清初地方人士对清朝的看法，认为不同于读书人，底层人士对于满汉之别并不十分在意。 上述论文以外，其他论文也在史料或观点上，有新的发现或提出有价值的见解。比如牧角悦子女士《曹植乐府的变样——围绕“兴”的表达》、福原启郎先生《“中正”的特殊性——关于魏晋时代国家与社会之一侧面的考察》、石井仁先生《六朝时代之都督制与地方社会》、牛来颖女士《〈天圣令〉唐食封制令文献疑》、李治安先生《元中叶西北军队“入川”“过川”考》、阿风先生《明代徽州宗族墓产的管理与拟制黄册户名的设立——以〈歙西溪南吴氏先茔志〉为中心》、王启发先生《明代方孝孺以个体和家族礼仪为核心的修身齐家思想》、汪学群先生《明末地方社会自治的一次尝试——读陆世仪〈治乡三约〉札记》、李华川先生《国际秩序与个人信仰——18世纪一位底层传教士的困境与策略》等。 在此次论坛上，中、日学者所提交的论文，整体水平达到较高的层次，对于“中国古代国家秩序与地方社会”问题的深入研究，将会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这次论坛也促进了中、日两国学者间的学术交流，为两国史学界的进一步交往，打下了更牢固的基础。据悉，第四届中日学者中国古代史论坛，将于2012年上半年在日本举行。